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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語言哲學觀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1889~l951)是“二十世紀六個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思想改變了哲學爭論的術語.在當代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中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維特根斯坦一生以1933年為界(44歲,開始向學生口述《藍色筆記本》,表明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前后發展了兩種哲學.即所謂“前期維特根斯坦哲學”和“后期維特根斯坦哲學”。前期以《邏輯哲學論》(1922)為代表.討論了弗雷格和羅素提出的一些問題,但同時也追求他自己在邏輯、語言及其哲學意義方面的獨特目標.對邏輯實證主義產生影響了后期以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學研究》(1953)為代表,對日常語言學派產生了影響。同一個維特根斯坦,其前后思想迥然有別.而且義分別對語言哲學的兩個不同流派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情況在哲學史上是罕見的。
除卻其哲學思想。維特根斯坦的個人生活在人們心中也有著許多傳奇色彩——與藝術界的若即若離,性格孤僻和作風怪異.渴望人類本真情感和追求近乎原始生活。筆者研讀了關于他的傳記和著作,試圖走近這位“西方哲學工周的雖后牛仔”。本文是在此基礎上的一些述評.著重闡釋其后期的語言哲學主張,并試圖深入分析言語行為理論與維氏觀點的思想淵源關系。
1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觀
維氏后期的語言哲學思想散見于《藍色和棕色筆記本》《哲學語法》《哲學研究》《論確定性》及其他的一些相關論述中,其中,《哲學研究》最為主要,它是后期維氏思想的總匯和代表。其實。維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學思想源于他對自己前期思想的反恩與批判。自20年代起.維特根斯坦就擯棄了《邏輯哲學論》中的觀點.從重視邏輯語言的研究轉向日常語言的分析.逐步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語言哲學觀。
“語言游戲(sprachspie1)觀”是維氏后期語言哲學的基礎。這一觀點的提出是出于對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傳統語言觀念的批判。在《哲學研究》的一開篇.奧古斯丁給我們描繪了“人類語言本質的一幅特定的圖畫,即:語言中的語詞是對象的名稱——句子是這樣一些名稱的聯系蚍。這就導致了這樣一種語言觀;“每個詞都有一個含義;含義與語詞一一對應;含義即語詞代表的對象。為了批判奧古斯丁的哲學圖廁,為了批判傳統的語言觀念.維特根斯坦提出了“語言游戲”觀。在《哲學研究》中。維氏像在后期的其他著作中一樣,并沒有給出“語言游戲”的一個明確定義。在他看來,“語言游戲”不可定義,只可描述。“我們會向他描述一些游戲,也許還會加上一句:“這個.以及諸如此類的,就叫‘游戲。”維氏正是這樣向我們描述的:“孩子們學習母語的諸種游戲”。“某種原始語言”.“跳皮筋時的唱詞‘小皮球,香蕉梨。馬蘭開花二十一”,“語言和活動所組成的整體”等相類似的事情就是語言游戲。
語言游戲具有復雜性.如同“迷宮蚍。]卸”,如同“老城”;語言游戲又是多種多樣的.例如:請求.感謝,問候.唱歌。報道一個事件,把一種語言翻成另一種語言等等。“這種多樣性決不是什么固定的東兩。一旦給定就一成不變i新的語言類型。新的語言游戲.我們可以說.會產生出來,而另一些則會變得陳舊。被人遺忘”。
在這些多種多樣的語言游戲之間并沒有什么共同的本質,“你睜著眼睛看.看不到所有這些活動有什么共同之處.但你會看到相似之處、親緣關系,看到一整系列這樣的東西。這種相似是“盤根錯節的復雜網絡——粗略精微的各種相似陽。維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來表達這些相似形的特征.因為家族成員之間的各式各樣的相似形就是這樣盤根錯節的;身材、面貌、眼睛的顏色、步態、脾性。等等.等等”.因此“各種‘游戲’構成了一個家族”。
在語言游戲觀的基礎上,維特根斯坦對于意義問題進行了重新理解。提出了“意義即用法”的口號。維特根斯坦問:“符號自身似乎都是死的。是什么給了它生命?”答日“它在使用中有了生命。”維特根斯坦呼吁:“請把句子視作上具,把句子的意義視作其使用!”一個詞的含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字詞的用法相同,它們的意義也相同.用法相同的句子就是意義相同的句子。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維特根斯坦并不是給‘意義’一詞下定義。也不是要提出任何關于意義的理論“盡管后人常把他的觀點稱為是意義的用法理論”。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他僅僅描述了“意義”。
意義即用法的觀點實際上是反對人們討論字詞、語句時抽象地討論它們的意義問題,要求人們深入生活,從豐富的日常生活中探討它們的具體意義。例如,“這是紅的”這句話.要了解其意義.只有將其放到使用這個句子的語言游戲中。這句話用于不同的語言游戲.就有不同的意義.它可以是一句臺詞、教師講課時的例句、一句澤文、某種特殊的“黑話”或口令……在每一種用法中都有不同的意義。正如游戲沒有統一的本質。只有一種家族相似一樣,語言也不存在一種共同的本質(如語言的邏輯形式),也沒有統一性意義.而只有意義的家族。總之.意義存在于語育游戲之中.由在語言游戲中的用法(使用、功能)決定。按照這種理解.語言有意義就是語言具有能在游戲中使用這種功能或性質.因此語言的意義不再是某種實體。也就避免了對應實體是否存在與意義之間的那些無法解決的困難。“無論是否具有承擔者,只要它仍能在交際中使用.就應該說是有意義的,而不必再去追問其意義是什么實體。
語言游戲說與“意義即用法”的理解離不開一個關鍵的概念。生活形式。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語言哲學》中先后僅僅出現過5次,但卻有著特別的意義。它是維特根斯坦語言游戲觀的基礎。從廣義上來說.人類的生活形式是“人類對待自己生存環境的特殊方式.“語言行為是人作為生物有機體的存在物對于環境的反應的自然延伸。維氏說:“命令、詢問、講述、聊天.這螳都和吃喝、走路、玩鬧一樣,屬于我們的自然歷史。”狹義的生活形式是指“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會群體等的生活形式釘”,在這樣意義上的生活形式是多樣的。“想象一種語言就叫做想象一種生活形式。語言游戲是生活形式的一個組成部分:“用語言來說話是某種行為舉止的一部分.或某種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由于語言游戲與生活形式的聯系.語言的意義也與生活形式緊密相連。因此理解意義。就要深人理解生活。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如果一頭獅子會說話.我們也不能理解它。這是因為它的生活形式(不管是廣義還是狹義的)對于我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即使它所說的是我們的話語,我們也無法理解它。
最后.我們還要注意到.作為游戲的語言活動具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沒有規則就沒有語言游戲.語言符號就失去了意義。語言游戲的規則具有實踐性,正如我們不是在岸邊學會了游泳規則再下水.而是在下水后才懂得如何遵守游戲的規則一樣,我們是從語言游戲活動中感受規則的存在,并在語言游戲中體現對規則的遵守的。語盲游戲的規則具有多樣性,不同的規則帶來不同的語言游戲。也會使語言符號具有不同的意義。語言游戲的規則也是易變的.在我們玩游戲時.“我們不是也有‘邊玩邊制訂規則’這樣的情況嗎?而且也有我們邊玩邊修改規則的情況。借助于語言與游戲的類比,維氏說明了語言使用規則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給語言制訂新的規則實際上就是使語言在新的情況下具有新的用法,而新的用法則意味著字詞具有新的意義。
有規則,就有遵守的問題。人們如何遵守規則呢?維特根斯坦在此提出了一個悖論在他看來.人們往往“盲目的遵從規則:因為語言游戲是在我們不了解規則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我們又只能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才能從事語言游戲遵守規則成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問題悖論如何消除呢?我們還需訴諸于上面提及的實踐。“遵守規則’是一種實踐”在生活形式的實踐中,在每個具體的語言游戲的活動中來顯示遵守或違反規則的情況。“規則悖論”只是脫離語言游戲,抽象的靜觀規則而產生的問題。總之.在其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語言哲學觀:語言游戲觀.否定了奧古斯丁關于語言與實在一一對應的精致的語言圖畫.擯棄了追問語占本質的企圖,而且在意義、規則等問題上提出了嶄新的觀點。與前期語哲觀相比,他從理想語言觀轉為后期的lt-常語言觀,從追求意義轉換為觀察用法.不求本質,但求相似.擯卉了《邏輯哲學論》中嚴格的埋輯形式而轉向流動的生活形式。
2后期維氏語言觀對言語行為理論的影響
言語行為理論由奧斯丁首創,他指出.“說話就是做事”,人們借助于語言表達式可以完成各種各樣的行為。其學生塞爾繼承了他的言語行為理論,并在分類等一系列問題上作了重大補充與修改,使理論進一步系統化、嚴褂化仔細分析這一理論,不免發現其與后期維氏語言哲學觀之問的相似之處。筆者擬在下文深入分析言語行為理論對后期維氏哲學的繼承與發展。
(1)日常語言分析。奧斯丁與塞爾屬于鼎盛一時的日常語言學派,他們的言語行為理論是關于日常語言的理論。奧斯丁說:“我們所擁有的日常詞匯體現了多少代人所發現的各種值得注意的區別與聯系。”。因此.他認為語言哲學的目的不是七制造“理想語言”。而應該從人們慣常使用的日常語言出發,研究現實語青現象.研究日常語言的功能。塞爾繼承了奧斯丁的日常語言分析法。
他們所持的這一日常語言觀是與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青觀一脈相承的。維特根斯坦說:“我們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沒有摩擦,因此往某種意義上條件是理想的.但我們也兇此無法前進。我們要前行;所以我們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呵上來吧!”從這里我們町以看出。后期的維特根斯坦茜定了“光滑”“沒有摩擦”的理想沿青.要求回到日常生活語言。他呼吁:“我們把語詞從形而上學的川法重新帶回到日常用法。”“他展示了對符合常識的日常語言的充分信任,認為日常語言不僅是合適的研究對象.而且是有效的表達手段:“我要對語言(詞、句等等)有所說.我就必須說日常語言。”維特根斯坦還認為,日常語言并非如羅素、邏輯經驗主義者、甚至他前期所言的那樣,全是混亂與迷障.阻礙了人們對世界對生活的正確認識#而是相反.由于它嵌進了我們各種各樣的“生活形式”中,因此更加接近,更加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生活。維氏的日常語言觀顛覆了索緒爾等人確立的“語言”的統治地位.將抽象的語言還原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具體的“言語”活動。奧斯丁與塞爾等人繼承了這些觀點.認為日常語言本身是完美的、正確的。奧斯丁相信:“對一種自然語言.比方說英語的某些表達式的日常使用方式進行艱苦的研究具有肯定的價值”正是在這種日常語言的分析上,奧斯丁才首創了后來卓有影響的言語行為理論。
不過.需要注意.維特根斯坦與奧斯丁、塞爾等人對日常語言分析在研究動機上是不同的。維特根斯坦“沒有而且也不希望對日常語言作出語言學或邏輯上的技術分析,他的日的只俏送ü吻寤蠣枋鋈粘s镅緣鬧谷酚梅ǎ瘟拼?a class=content_a href=lunwentianxia.com/class_free/21_1.shtml>哲學的語言疾病’,而言語行為理論則是描述某些語詞所能完成的各種不同的功能以及完成這些功能的條件。維氏也曾洞察到.日常語言學派的成員“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語言學家”。
(2)行為角度。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在于“說話就是做事”。“一段育語的發出正是一個動作的實施”。這一點從奧斯丁的著作名“howtodothingswithwords”即可見一斑。后人對這一“說話即做事”的角度評價極高。當代德國哲學家施太格纓勒在《當代哲學主流》一書中曾寫過:“說起來這正是荒唐。而且對于過去2500年問所有那些以任何一種方式研究語言的人來說這也是一件令他們感到麓恥的荒唐事,即他們竟然沒有遠在j.l.奧斯丁之前就作出這樣一種其本質可以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來表示的發現:我們借助與語言表達可以完成各種各樣的行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到有一位哲學家發現存在象言語行為這樣的東西時,已經是現代哲學中‘語言轉向’幾十年后的事了”。施太格繆勒充分肯定了奧斯丁在創立言語行為理論方面的功績,但對奧斯丁之前的哲學家和語言學家所做的批評卻不免偏頗其實。在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中就有與之相近且比較明確的“行為”論述。維特根斯坦說:“語言游戲’這個用語在這里是要強調.用語言來說話是某種行為舉止的一部分。“詞語就是行動”。他把語言與活動緊密相連.
將無主體的語言分析引向有語言主體的言語行為分析。把維氏與奧斯丁的思想對比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兩者莊主張方面的共同點.這充分說明了言語行為理論中的“維氏烙印”。當然,不可否認,奧斯丁、塞爾等人對言語行為的研究要比維特根斯坦在這方面的論述深入、全面和系統得多。.
(3)初步分類:述謂句與施事句。奧斯丁早期將日常語言的基本功能分為述謂式和施事式兩種。相應的,就有述渭句與施事句。述謂句的功用在于描述情況和報道事實.施事句則在交際過程中直接利來施行某種行為.例如:許諾、命令、命名、感謝等等。維特根斯坦雖來做明確的分類.其論述卻是與奧斯丁異曲同工。他要求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別認為語言始終以單一的方式起作用.始終服務于同樣的目的傳達思想。”這一決裂實際上是區分了語言的描述功能和其他功能。“我們稱之為‘符號’、‘語詞’、‘句子’的.所有這些都有無數種不同的用法”,略舉一些,各種各樣的語言游戲包括:下達命令以及服從命令、演戲、唱歌、講笑話、把一種語言翻澤成另一種誑言、請求、感謝、謾罵、問候、祈禱等等,這又是何其相似的論述。與奧斯丁不同的是。維特根斯坦以“多樣性”來指這各式各樣的功能,而“多樣性”是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對“語句描述事實”這個傳統觀念的沖擊不太明顯,而奧斯丁則明確提出了“施事”的概念,矛頭直指傳統。在此之后,他還作了更系統的分類:評判行為、施權行為、承諾行為、論理行為、表態行為;塞爾進一步修改,分為:指令行為、承諾行為、斷言行為、表情行為、宣告行為。言語行為由此得到廣泛關注與研究。
(4)言語行為三分法。奧斯丁在其言語行為理論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言語行為三分法.分別為“說話行為”(1ocutionaryact),。施事行為”(illoeutionaryact)和“取效行為”(perlocu-tionaryact)(也有學者把它們相應的譯為“言之行”、“言之的”、言之果”)。通俗的說,說話行為是指說出合乎語言習慣的、有意義的話語;施事行為指在特定的語境中賦:有意義的話語一種。言語行為力量”(illocutionaryforce)}墩效行為則指說話行為或施事行為在聽話者身上所產生的某種效果。例如:a說話行為——他對我說:“你不能做這件事。”;b施事行為一他抗議我做這件事;c墩效行為——他使我清醒過來,不讓我任性下去或他使我煩惱等等。如果我們把上述三分法與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對“板石!”的分析對比一下.便不難看出奧斯丁的三分法與后期維特根斯坦對具體交際中語言意義的分析的相通之處。維特根斯坦假設一個在建筑工地上建筑師和其助手的對話過程。a——建筑師對助手喊出;。板石!”“在喊‘板石!’時.我(建筑師)所要的卻是他(助手)拿給我(建筑師)一塊板石。阻助手把板石遞過來(“一方喊出語詞.另一方依照這些語詞來行動”可以說,相通之處。顯而易見。不過.維特根斯坦如此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提出語言游戲說.以反駁奧古斯丁為代表的傳統語言觀,也因此并未沿著行為這條線深入下去,而奧斯丁則志在從行為角度對日常語言的分析,三分法的提出,使其言語行為理論進一步趨于系統化和精確化。
中圖分類號:B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9-0035-02
異化理論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基礎內容。理論角度上,研究異化理論對于研究哲學深遠意義;現實角度上,它對于我國社會的發展也有著導向作用。我國學術界針對馬克思的異化內涵、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針對我國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筆者從異化的內涵、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這兩方面做如下綜述。
一、國內學者對異化概念的理解
黃楠森在《人的本質的異化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中提出,歷史上異化概念有三個用法,即“(1)黑格爾的用法指矛盾的轉化, 或矛盾。(2)費爾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認識上的錯誤而產生出與主體對擾的結果。(3)馬克思的用法, 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 即剝削剩余價值。”他認為,異化概念不能濫用,就如黃楠森提到的:“馬克思講的異化就是勞動異化,就是剝削剩余價值,他講的異化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一點是很明顯的。”[1]
孫英在《異化概念新議》中從兩個角度論述異化概念,即作為一般科學術語的異化和作為人道主義基本概念的異化。他認為作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為上的具體推演。他通過對國內國內學界異化的流行定義進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結論是,“異化也就相應地分為兩類: 一類是被自己活動及其結果所奴役的異化, 如工人的異化勞動, 另一類則是被自己的活動及其結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異化。”[2]
侯才在《有關“異化”概念的幾點辨析》中提到,“馬克思對異化概念的使用和對異化現象的研究大體經歷了由自然的異化到政治的異化再到經濟的異化的這一過程。”[3]文中從博士論文的“對自然的任何關系本身同時也就是自然的異化”,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政治國家的彼岸存在無非就是要確定它們這些特殊領域的異化”,再到《論猶太人問題》的“金錢是從人異化出來的人的勞動和存在的本質”進行了論述,充分展現了馬克思異化概念的變化過程。
葉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一文中,反對“社會主義異化論”對馬克思異化觀的曲解,認為它“故意舍去了‘異化’的條件性、暫時性, 把它變成了超社會、超歷史的永恒的范疇。”[4]他認為,對待異化概念要從的基本觀點出發去評價分析。
二、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現實意義
(一)對當代資本主義異化現象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現的異化現象的認識
沙光學在《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及當代意義探析》中提到:“新的異化現象在當代西方社會有繼續深化的趨勢,這與統治階級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他們更善于借助科學技術的‘中介’,將異化當作一種統治人民、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手段。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要獲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僅僅滿足于勞動條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須認清異化現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尋找解放自己的途徑。”[5]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決定了它的異化現象是不可能被消滅的,新的時代會以新的形式出現。正如沙光學所說的,工人要想“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從根源上認清異化現象本身及其危害,尋找到科學的途徑“解放自己”。
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也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但是與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是有著本質差別的。
葉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是有著本質區別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私有制的本質,而社會主義社會正是要廢除了私有制。他提到:“這種本質區別的基本表現恰恰在于社會主義廢除了私有制, 廢除了剝削和消滅勞動的異化性質。”[4]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就是要消滅異化,社會主義本身也具有克服異化的力量,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使命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為消滅異化創造條件,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主流”[6]。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出現的異化現象和資本主義出現的異化現象是有本質差別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會導致人的異化,而社會制度的本質就是消滅異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經驗,或由于不認識客觀規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誤;有的則是主觀主義大發作,根本違反自然規律和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所致。這些問題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雖然難以避免,但隨著人們的經驗的積累和對客觀規律認識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決。”葉汝賢在《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中這樣提道,“這些問題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的產物,它的性質也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異化的對抗性質。用經濟異化的觀點來對這些問題加以概括,就會混淆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界限。”[7]
(二)馬克思異化理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的指導作用
1.社會發展方面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我們周遭的現實, 我們驚異地發現, 這些在國際社會已被批評、拋棄的‘發展異化’問題仍在劇烈地困擾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所謂發展異化就是將發展的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將發展的目的與手段顛倒過來,割裂發展的本意并扭曲發展的本質,致使發展的重心錯位,發展的價值失衡,最后將發展變成‘無發展的增長’或‘惡性發展’。”[6]我國現階段出現的地區貧富差距、權力濫用、道德滑坡等問題,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異化現象的某些特點。由于我國現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外加國外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變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異化現象在我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存在的。
“我們必須消除‘發展異化’現象及其產生的思想根源,充實和完善自己的發展觀”,楊建華接著提到。我國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決異化問題的途徑。劉柱海也堅持這一觀點,他在《論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及現實導向意義》中提出:“我們既不能聽任異化現象在我國各個地方蔓延,也不能過于保守,我們應該大膽充分利用其積極的作用來建設我們社會主義。同時,我們也應該把經濟發展與科學發展觀結合起來,必須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內涵和基本要求,認真加以貫徹落實。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需求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實現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發展,避免走資本主義老路。”[8]由此看來,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人的發展。
2.人的發展方面
馬克思在《手稿》中解決異化問題的途徑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9]。這樣看來,人只有全面發展才能擺脫異化。
楊建華在《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發展的最終目標, 其他發展都是為人的發展創造條件或機會。而人的發展反過來能積極促進社會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獲得發展;人是發展的動力, 沒有人的參與, 發展是不可能的。社會的發展與否, 完全取決于人的素質和人的發展;人的發展程度成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根本標志。”[6]
從上述的總結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異化勞動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階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較廣,有許多獨特的思想觀點。筆者認為,《手稿》歷久彌新,雖然經過百年的洗禮,但并沒有失去其價值,對現代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越加強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學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經說過,哲學以人的解放為核心的批判性實踐哲學。對于《手稿》的研究,我們也更應該注重馬克思對異化理論的分析,通過揚棄異化,實現人的解放、全面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手稿》的研究,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我們都應該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對于這方面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發現異化、揚棄異化、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樣一個過程。
首先,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國民經濟學時,通過分析勞動者同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勞動者同他的人的類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無法成為實現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本質,由此結果導致了人的發展的歪曲和喪失,人的全面發展無從談起。
提出問題后,需要解決問題。馬克思解決異化問題的方式就是揚棄異化,恢復人的主體意識,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實現人得到全面發展。換句話說,揚棄異化的過程也就是人全面發展的過程。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發展也是存在異化現象的。
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盡管由于我們的商品經濟還不很發達,但仍然是存在異化現象的。商品經濟中的人們容易產生商品意識,用物的價值去衡量人的價值,但是卻失去了人的主體意識以及其存在的意義。人的本質應該是從事有意義的實踐活動,但是現在的很多人往往為了經濟利益、金錢的誘惑,在物質方面不知足地追求。這樣,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質享受,而不是通追求。這樣,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質享受,而不是通過發揚個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自身的價值以及為社會做出貢獻。個人應該將社會發展的目標和理想視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積極地以自己的本質力量投入到社會主義實踐中,在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同時促進社會和人類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黃楠森.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幾個問題[J].中國高等教育,1984, (1).
[2]孫英.異化概念新議[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2).
[3]侯才.有關“異化”概念的幾點辨析[J].哲學研究,2001,(10).
[4]葉汝賢.剖析“社會主義異化論”[J].學術研究,1984,(1).
[5]沙光學.馬克思勞動異化理論及當代意義探析[J].傳承,2009,(3).
[6]楊建華.發展的異化與異化的反思[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2,(1).
1.1張五常:要素契約替代產品契約
華人學者張五常認為,企業對市場的替代只不過是用要素市場取代產品市場, 或“一種合約取代另一種合約”。在1983年發表的《企業契約的性質》這篇論文中,張五常指出,“企業”取代“市場”是不十分確切的,而應該說一種契約形式取代另一種契約形式,或者說是用勞動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通常認為這一觀點是對科斯企業理論的重要發展。
1.2對科斯和張五常的企業理論的數學模型表達
楊小凱和黃有光在1993年用一個數學模型來表述和發展科斯和張五常的企業和產權結構理論。通過對模型的分析,他們認為,“企業是一種巧妙的交易方式,它可以把一些交易費用極高的活動卷人分工,但同時卻可能避免此類活動的直接定價和直接交易”。
2.中國學者所做的對企業契約理論的對比拓展研究
2.1企業契約理論的機會主義行為分析
中山大學的劉燕(2006)在《基于企業契約理論的機會主義行為分析》中指出:契約關系的“缺口或疏漏”與人的機會主義行為的互動, 是增加經濟活動交易費用的一個主要原因。有限理性、不完備與不對稱信息、機會主義行為的存在, 使契約的簽訂和實施不再是無代價的。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防范契約關系中各種形式的機會主義行為, 成為組織與合同中對經濟主體進行激勵、監督的出發點。
2.2與馬克思的企業契約理論的結合
何宇(2004)在《馬克思的企業契約理論:比較與借鑒》一文中首先分析了馬克思的企業契約理論,并將其與科斯等人的企業契約理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作了比較,得出了一些啟示:(1)企業作為一種以私人盈利為首要目標的契約組織,契約各方締約的首要目標是實現企業中個人特別是占優勢地位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加限制,企業的運行極有可能損害到社會、國家和公眾的利益。(2)在企業內部契約關系中,各產權主體的地位、權利、義務是不相同的,政府應注意規范和限制強勢產權主體的權利,加大對企業中弱勢群體的保護力度。
文中還特別提到在我國市場經濟建立初期,在各種制度法規都不太完善的階段,盡管企業內部成本較小,但企業運行的社會總成本可能很大,我們應警惕企業可能產生的外部成本。
2.3企業的契約理論與能力理論的比較
姚先國,朱海就(2003)在《企業的契約理論與能力理論比較》一文中比較了企業的契約理論和能力理論,指出了它們的差異,認為兩種理論各有所長,在研究企業內部的規治結構、激勵機制的設計時, 契約理論較為擅長;在研究企業的生產、技術創新、企業之間的網絡關系( Richardson,1972) 等問題時,能力理論有優勢。這兩個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 一個適當的內部激勵結構會促進人力資本的投資, 從而促進企業能力的積累,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3.中國學者對企業契約理論所做的批判以及反思
隨著時代的發展,任何理論都是在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的,這需要學者們能夠突破既有理論的局限,提出創新性的理論框架,發展新的理論。早在2002年,姚小濤、席酉民等就在《企業契約理論的局限性與企業邊界的重新界定》一文中指出:企業契約理論在分析企業邊界與規模時存在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對企業從生產角度的研究以及簡單的二分法,企業契約理論很難全面深入地解釋當前企業界的一系列重要現象。并提出企業的邊界決定于核心知識的利用、生產與組合特征,并以此為主要確定標準。
王建軍(2007)在他的研究中總結了現代企業理論的主流即契約理論三個分支: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和委托―理論。它們的共同主旨就是:將企業視為“一組契約關系的聯結”。在此基礎上,分別從科斯、張五常以及威廉姆森等人的觀點詳細介紹了交易費用理論。他對之前的經典理論和流派都作了系統的分析和研究,并在全文最后指出企業契約論者都犯了將交易概念泛化的錯誤,即將交易概念的外延加以過度擴展,超出了交易概念的內涵或本質規定性,由此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將企業外部的市場關系和企業組織內部關系同質化,造成了企業性質上的誤導。企業契約論者以泛化的交易概念為基礎,將企業的性質理解為“一組契約關系的聯結”,把契約關系本身看作是企業的性質,這對于人們認識企業的性質是一種嚴重的誤導。對節約交易費用的強調只是一種比較靜態分析,這種比較靜態方法不能很好地揭示企業組織演進的動態過程。用契約關系來定義企業本質的做法也是一種缺乏歷史感的靜態分析。
4.中國學者對企業契約理論的應用性研究
1 引言
根據教育部普通高校專業目錄(1998版)和(2003版),“英語語言學”屬外國語言文學類下英專本科高年級主要課程之一。但自1980年高校英專陸續開設該課程至今已有30余年,卻仍存在教與學效果不甚理想等問題。如潘之欣(2002)選取部分南開大學和上海交大在讀英專碩士研究生,采用問卷形式,對該課程開設情況的調查表明:該課程依然停留在以英語語言為主的語言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實際運用理論知識能力的培養,因此教學效果不佳;且學生普遍體會不到學習該課程所帶來的樂趣,主要原因有理論性太強、內容枯燥、教學方法不當等。吳格奇(2005)反思該課程時也提到,“教師不滿意教學效果學生學習目的很茫然”是主要問題。本文則從英專學生本科畢業論文的選題角度出發,試圖探討該課程較為有效的教學方法,從而緩解“教師不愿教,學生不愿學”的尷尬狀況。
2 調查研究
266位2010屆英專本科畢業論文是從湖北某高校外院教學科的電子數據庫中拷貝的。該調查屬于二手資料研究。筆者根據論文題目、摘要、提綱、主要內容按語言學方向、文學方向和翻譯方向進行歸類,其中運用語言學理論分析文學作品,如“The Feminist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Scarlet Letter”,分析文學文體語言特色,如“Textual Features of English Advertisements”、“An Analysis of Vagueness in EnglishAdvertisement”等都被歸納為語言學方向。結論是:58%的論文屬于英語文學方向,25%為語言學方向,17%為翻譯方向。
究其因,首先是作為基礎學科的“英語語言學”未能引起學生太多的關注和興趣;其次,語言學研究方法和內容未能引起師生足夠地注意;再次,教師在課程內容處理和安排中未能很好地將課程學習與畢業論文聯系起來。總之這個數據也從另一方面驗證了該課程教學效果不佳的描述。這與教學、引導不無關系。
3 對策分析
根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2000):“畢業論文是考查學生綜合能力,評估學業成績的一個重要方式。”學生通過撰寫畢業論文,對所學知識進行歸納、整理、分析,試圖在前人創造的知識的基礎上有自己新的認識與發現,并將這種認識與發現以一種可易時易地的方式與人進行交流。因而撰寫論文是學用結合的大好時機,從英專學生畢業論文的選題來看課程教學具有一定說服力。
3.1課程定位
語言學是一門新興學科。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其研究分類越來越細、分工越來越明確,正如王宗炎(1988:151形象地比喻:過去的語言學只是一家小商店,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家百貨公司。對于林林總總的學科分類和研究流派,結合教學大綱和英專學生本科階段知識體系的形成,對該課程定位是必要的。
白郁(2007)認為語言學目標是寬泛的而非具體的,即培養學生的理論修養和對語言的熱愛。而本文則認為既應有寬泛目標,也應有具體目標。“語言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語言及其相關對象的人文科學。它的研究領域分為共時的和歷時的,理論的和應用的,微觀的和宏觀的3個對立方面,其任務是描述語言事實,尋找并解釋語言發展的規律,發掘語言學理論,總結語言研究方法,并將其研究成果應用于語言研究和其他領域(楊自儉,2002)。”因此寬泛目標是培養理性思維,即對理論的理解、背景、歷史貢獻與發展不足及實踐運用。具體目標是提高學生對語言學理論的應用能力,掌握研究方法,并能提升語言技能。楊教授定義也明確了語言學研究方法和內容。學習理論知識時,學習和應用研究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語言學基礎理論,尤其是微觀方面的理論成果,對英專學生語言技能的提高有檢驗作用;在跨學科或橫向方面,將語言學相關理論用到英美文學和英漢翻譯中,提高文學作品鑒賞能力,提升英漢對譯技巧,形成論文即為具體目標。誠然,理論與實踐結合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撰寫論文乃一種嘗試。故在介紹理論時,必要補充對理論的應用與研究,適當拋磚引玉,可有效激發學生探索興趣。故,具體目標使學生看到學習成效,寬泛目標鍛煉了學生理性思維,既調動心靈又提高素質,教學效果也就不同了。
3.2教學內容
傳統課本基本上以微觀語言學為主,按結構語言學思路編排內容,從語音學、音系學、形式學、句法、語義學,一直到語用學和語篇分析。教學內容的改革是大多數學者的主張,如白郁(2007)認為應以語言哲學意義、語言與大腦及認知關系、語言學發展簡史、宏觀把握語言學真正意義等四方面為重。還有學者認為增加課外閱讀材料以改進教學內容,如王揚(2004)和吳格奇(2005)主張選用有助于學生理解基本理論、概念的材料、輔之以拓寬視野的補充材料。還有以宏觀還是微觀語言學內容作為教學重點的爭論:“微觀”派認為語言內部分支是語言學的基礎內容,課時分配比重要大;“宏觀”派認為基礎部分簡單,學生可自學,重點應是宏觀介紹;“中間”派是既注重基礎又考慮涉獵面。
但筆者認為,各高校層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統一規定教學內容不足取。近5年教學實踐告知以微觀語言學為主,即語言學內部分支的理論、研究、及應用。如在處理詞形學時,適當介紹詞的研究現狀,對象我校這種以師范專業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專學生而言,無論是提高職業技能還是英語水平都相當重要。我校地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適當添加西部少數民族語言的相關研究,如方言特點、語言遷移現象、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也應在緒論部分增加語言學史和語言哲學等內容,讓學生了解語言學理論和研究的發展趨勢及語言與哲學的密切關系。此外適當介紹結構、認知和功能語言學這三大學派的相關內容也有必要。總之,就像百貨商場的陳列員,教師將所有商品分門別類、有條有理地展示,學生自然會依據具體情況取舍。教師侍機提供論文命題,使學生的探索與發現隨著課堂內容的進行而深化。著名學者趙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級生》就曾列出了20個作為語言哲學研究對象的話題,且認為是“震撼靈魂”,不可能不為之心動的命題。
3.3教學方法
該課程多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學。有關研究一致認為必須改進該教學模式。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激發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教學全過程,變被動為主動,從而建構語言及語言學知識。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動典型例子,結合歸納法和演繹法講解理論要點和難點;王揚(2004)主張采用傳授型和討論型相結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張研究型教學模式,“設境”以激發學生興趣和強烈求知欲。
總之,避免教學方法的單一,努力激發學習動力。啟發式和發現式方法講解基礎知識和理論要難點;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務(個人任務和小組任務);大課堂講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與步驟;小課堂任務分配型方法,使教學達到“魚”、“漁”兼授效果。如語言學緒論之后,成立“Study&Research Group”,提供6個topics:11LanguageChanges;2)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PragmaticFailure,2周時間準備15分鐘ppt陳述,5分鐘小組同學共同回答相關問題,并建立QQ群,隨時聯系。教師僅為任務的布置者、監督者、幫助者和評定者,并鼓勵學生撰寫論文,或推薦給學術期刊,或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如一組學生在講“語用失誤”時,列舉了電影、小說、校園、網絡等許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夠透徹,教師可適時適當加以補充、提示和參加討論,既融洽了氣氛和師生關系,又學到了知識掌握了方法。
讓學生隨時記錄和關注身邊的語言現象和語言事情,并聯系到語言學理論,如,“山寨”、“x客”、“剩女”、“宅男”等新詞新語收集,以討論詞的構詞理據。雖在探索中有難度,可介紹期刊網、萬方數據庫等資源;也可大膽與相關領域的教授或專家電郵尋找答案。為形成質量較高的論文打下了基礎。這些都說明:語言學課程的終極目的不是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而是讓學生能意識到語言現象的存在,能對之產生興趣,并發表自己一定的見解,使自己作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語言研究的大環境中去。
4 結束語
從學科定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三方面,適當有效地聯系到學士畢業論文的選題,既能改善單一知識傳授型教學模式,又能真正做到研究型或探究型學習,也達到了教學大綱能力培養的要求。畢業論文的撰寫就是提供一次培養創新意識、實踐“做學問”的機會。將課程教學與論文寫作聯系起來,使學生在課程學習中就找到了畢業論文的素材,這也是學習思辨、提高語言運用能力的具體實踐,相對于借助他人的文章獲得二手資料而完成的畢業論文來講,學生的獲益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更能體現學生真正的理論與實踐水平。另外,這種踏踏實實做學問的態度更會為學生走向社會,誠信做人打下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1 白郁,英語本科語言學教學的重新定位[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7,(1):70—73
2 鞠玉梅,以多媒體網絡技術為基礎的語言學導論課程研究性教學模式的構建[J],外語電化教學,2007,(8):36
3 潘之欣,關于高校英語專業“語言學導論”類課程設置的調查[J]外語界,2002,(1):47—55
4 王宗炎,語言學:它的歷史、現狀和研究領域[J],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4):14-24
5 王揚,高校英語專業語言學課程教學初探[J],外語研究,2004,(5):57—60
1、教學內容傳統課本基本上以微觀語言學為主,按結構語言學思路編排內容,從語音學、音系學、形式學、句法、語義學,一直到語用學和語篇分析。教學內容的改革是大多數學者的主張,如白郁(2007)認為應以語言哲學意義、語言與大腦及認知關系、語言學發展簡史、宏觀把握語言學真正意義等四方面為重。還有學者認為增加課外閱讀材料以改進教學內容,如王揚(2004)和吳格奇(2005)主張選用有助于學生理解基本理論、概念的材料、輔之以拓寬視野的補充材料。還有以宏觀還是微觀語言學內容作為教學重點的爭論:“微觀”派認為語言內部分支是語言學的基礎內容,課時分配比重要大;“宏觀”派認為基礎部分簡單,學生可自學,重點應是宏觀介紹;“中間”派是既注重基礎又考慮涉獵面。但筆者認為,各高校層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統一規定教學內容不足取。近5年教學實踐告知以微觀語言學為主,即語言學內部分支的理論、研究、及應用。如在處理詞形學時,適當介紹詞的研究現狀,對象我校這種以師范專業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專學生而言,無論是提高職業技能還是英語水平都相當重要。我校地處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適當添加西部少數民族語言的相關研究,如方言特點、語言遷移現象、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也應在緒論部分增加語言學史和語言哲學等內容,讓學生了解語言學理論和研究的發展趨勢及語言與哲學的密切關系。此外適當介紹結構、認知和功能語言學這三大學派的相關內容也有必要。總之,就像百貨商場的陳列員,教師將所有商品分門別類、有條有理地展示,學生自然會依據具體情況取舍。教師侍機提供論文命題,使學生的探索與發現隨著課堂內容的進行而深化。著名學者趙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級生》就曾列出了20個作為語言哲學研究對象的話題,且認為是“震撼靈魂”,不可能不為之心動的命題。
2、教學方法該課程多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填鴨式教學。有關研究一致認為必須改進該教學模式。運用多種教學方法激發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教學全過程,變被動為主動,從而建構語言及語言學知識。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動典型例子,結合歸納法和演繹法講解理論要點和難點;王揚(2004)主張采用傳授型和討論型相結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張研究型教學模式,“設境”以激發學生興趣和強烈求知欲。總之,避免教學方法的單一,努力激發學習動力。啟發式和發現式方法講解基礎知識和理論要難點;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務(個人任務和小組任務);大課堂講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與步驟;小課堂任務分配型方法,使教學達到“魚”、“漁”兼授效果。如語言學緒論之后,成立 “Study & Research Group”,提供6個topics:1)Language Changes;2) 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 Pragmatic Failure.2周時間準備15分鐘ppt陳述,5分鐘小組同學共同回答相關問題,并建立QQ群,隨時聯系。教師僅為任務的布置者、監督者、幫助者和評定者,并鼓勵學生撰寫論文,或推薦給學術期刊,或為畢業論文的一部分。如一組學生在講“語用失誤”時,列舉了電影、小說、校園、網絡等許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夠透徹,教師可適時適當加以補充、提示和參加討論,既融洽了氣氛和師生關系,又學到了知識掌握了方法。讓學生隨時記錄和關注身邊的語言現象和語言事情,并聯系到語言學理論,如,“山寨”、“客”、“剩女”、“宅男”等新詞新語收集,以討論詞的構詞理據。雖在探索中有難度,可介紹期刊網、萬方數據庫等資源;也可大膽與相關領域的教授或專家電郵尋找答案。為形成質量較高的論文打下了基礎。這些都說明:語言學課程的終極目的不是講授具體的理論知識,而是讓學生能意識到語言現象的存在,能對之產生興趣,并發表自己一定的見解,使自己作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語言研究的大環境中去。
參考文獻:
[1]白郁.英語本科語言學教學的重新定位[J].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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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鞠玉梅.以多媒體網絡技術為基礎的語言學導論課程研究性教學模式的構建[J].外語電化教學.2007.
[4]王宗炎.語言學.它的歷史.現狀和研究領域 [J].外語教學與研究.1988.
從漢朝至今,王充的《論衡》引起了無數人的興趣,對它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20世紀以后,學術界對《論衡》中所顯露的求實精神、唯物哲學思想以及科學方面的識見,給予了較多關注,涌現出了許多專著與論文。章炳麟《國故論衡》、《王充的論衡》、錢穆《國學概論》等等,都給予其積極的評價。稍后,黃侃、任繼愈、徐復觀、周桂鈿、侯外廬、張岱年、李維武以及前蘇聯的阿·阿·彼得羅夫等很多學者,都陸續發表過對于王充及其《論衡》的高見。比較引人注目的是鄧紅的觀點,其《王充新八論》完全批判了王充,對于他的疾虛妄、頌漢、命論與氣論的唯物意識給予了否定,雖然有驚人之舉,但也有一些偏頗。通過分析近五年學術界對王充及其《論衡》的研究,本文擬從思想、文學兩方面對這些研究狀況做一些綜述。
一、王充思想研究
1.總的思想的研究。趙平安的《王充哲學思想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從人性論、政治觀等方面論述了王充的天道思想;李冬的《王充性、命思想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對王充的“用氣為性”和“命”的思想進行了解析;楊萍、王全權的《王充天體論、人性論、性命論中的倫理思想探析》(《淮海工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用倫理學思想解析了王充的天體論、人性論、性命論。
2.天人思想的研究。張立文的《王充的天人之間》(《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天道思想的兩重性;劉敬的《王充天道思想淺析》(《工業技術與職業教育》2010年第2期)論證的是天道的自然觀,對災異應政、福瑞說進行了貶斥;王先亮的《從“天人”處看董仲舒、王充哲學思想的內在趨同》(山東大學,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年)對王充和董仲舒的天人觀念做了對比,指出了二者的異同;王先亮的《論董仲舒、王充哲學天論思想的內在趨同》(《連云港高等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第3期)對王充的天論思想的各種表達做出了論證;王永哲、何麗君的《“自然”而“命不可勉”》(《溫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詳細論述了王充的命的觀念和自然的關系;宋志明的《批判思潮中的天人學》(《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對王充天人學批判中的困惑進行了論述;王先亮的《論董仲舒與王充哲學人性論思想的內在趨同》(《衡水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對王充的善惡以渥泊區分,通過教化改造善惡人性的觀點進行了論述,并和董仲舒的觀點作了區分。
3.其他方面。吳從祥的《從〈論衡〉看漢代孟學之發展》(《陰山學刊》2009年第5期)闡釋了王充對于孟子地位提升的貢獻;梁婭華的《王充〈論衡〉性、命論之倫理思想研究》(重慶師范大學,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年)運用倫理學闡釋了王充的性命學觀點,指出王充的哲學觀點是元氣自然論;陳未名的《淺析王充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論述了王充的唯物思想體現在對宇宙觀、認識論、歷史觀、性命論的理解上;趙恒偉的《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王充“命論”研究》(四川師范大學,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年)運用唯物史觀,對王充的命論進行了詳細的辯證分析;劉祝環、李永洪的《王充既批災異說又談瑞應矛盾的辨析》(《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6期)分析了王充批判災異說卻又談瑞應的矛盾;趙清文的《王充〈論衡〉中的惠民觀及其借鑒意義》(《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充分肯定了王充滿足人民正當需求的惠民觀,肯定了德治與教化;劉敬的《論王充對有神論的批判》(蘭州大學,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8年)批判了王充的天論、鬼神論的不合理因素,指出了王充對有神論批判的現實價值;史少博的《王充〈論衡〉對〈周易〉術數的貢獻》(《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指出王充對《周易》術數的貢獻,并論述了其對易學的重要價值;何杉的《王充的生死觀研究》(江西師范大學,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1年)對王充的自然生命觀、神鬼論、厚生薄死進行了探析;沈茹的《王充“天人相分”自然觀考論》(《江蘇大學學報》2011年第
6期)分析了王充的天人相分思想以及它的局限性和地位;魏義霞的《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孝感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論證了王充提出“萬物之生,皆稟元氣”的觀點。
二、《論衡》文學研究
1.《論衡》文學思想研究。周立明的《東漢前期士人心理與王充的文學思想》(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從東漢士人的心理入手分析王充的心理精神特質,并指出了真美實誠的文學觀及真美的關系;金鑫的《王充〈論衡〈與東漢文學思想》(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論述了王充與東漢文學的關系,并分析了王充文學思想的文質觀、語言觀等等;劉文勇的《王充及其文章觀重估》(《殷都學刊》2011年第4期)提出王充主張文章的創新,但卻忽略了以故為新;田茉莉的《〈論衡〉真美觀及文學傳承》(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從文學角度闡釋疾虛妄、立實誠的含義;鐘志翔的《王充文主實誠論平議》(《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分析并闡釋了王充為文合乎情理、精誠由中的理論;張恩普的《論王充“疾虛妄”“務實誠”的文學觀》(《東北師大學報》2009年第6期)論證了王充的文學理論即質文相稱、文學語言的通俗觀等;張春蕊的《王充的文藝思想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論證了王充文學思想的氣性、文質論等;李進超的《王充與劉勰的意象論之關系》(《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9期)將王充與劉勰的意象論進行了對比。
2.《論衡》文學表現研究。鄭二利的《王充的象征意象研究》(《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對王充的意象論及象征論進行了詳細的闡釋;韓夏的《簡析王充對夸飾的朦朧感悟》(《教育教學論壇》2010年第12期)指出了王充對于夸飾的兩面性;胡文文、張斌榮的《從〈自紀篇〉中的王充形象管窺〈論衡〉的情感力量》( 《魯東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揭示了《論衡》中的情感即對理想的執著和頑強的斗爭精神;董欽的《〈論衡〉與〈潛夫論〉之比較研究》(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指出了《論衡》與《潛夫論》在氣論、文學主張和文學風格等方面的異同;王濟民《〈文心雕龍〉與〈論衡〉》(《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指出了兩者在立意、體系上的相近;王治理的《〈論衡〉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指出《論衡》的文士博通、文質關系以及文氣對于劉勰的作品的影響;黃文雁《〈論衡〉中的空間敘事》(《西南農業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以一種新的角度對《論衡》進行探討,重構了王充的敘事空間結構;張長明、李后生《王充“論說”思想探析》(《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對王充的“論說”進行了闡釋;董曉可的《淺論漢代文質觀的重質傾向》(《青年文學家》2010年第3期)主要以王充的文質觀進行說明;郭永良《王充的論證邏輯及其社會功能》(《重慶工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探討了王充在邏輯論證方面的思想;祁長見《王充的邏輯思想探析》(西南大學,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9年)論說了王充的認識論思想、邏輯思想、論證思想以及它們的影響;李牡瓊的《論王充論證邏輯產生的淵源及其理論知識》(《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闡釋了王充的論證邏輯。
3.關于文學的其他方面。石慧《論王充文人觀與文人精神》(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對王充的文人觀進行了分析,并與氣相聯系,闡釋了王充的文人精神;凌繼堯《〈淮南子〉和〈論衡〉的藝術學思想》(《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對兩者的藝術思想進行了比較,并指出了優缺點;黃平《從〈論衡·龍虛篇〉解讀中國龍的形象》(《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闡釋了王充對龍的認識及其對后世小說的影響;楊闊的《王充〈論衡〉對孔子形象的重塑性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闡釋了孔子形象的演化,以及王充對孔子的認識;申向群的《王充〈論衡〉的實用文寫作理論研究》(廣西師范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分析了王充對于實用文理論、原則、語言的要求;吳從祥《王充神話觀探析》(《天中學刊》2011年第6期)指出了王充對于神話的矛盾性;吳從祥《〈論衡〉中的禹形象探析》(《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詳細分析了王充對于禹形象的理解,體現了王充的個性;張利群《論中國古代作者“超奇”說的批評學意義》(《廣西師范大
學學報》2012年第5期)論證了“超奇”對于作者的意義與要求;高有鵬的《漢代民間文學觀述略》(《天中學刊》2013年第1期)指出王充對于民間文學的重要性。
通過以上歸納,不難發現近五年來學術界對王充及其《論衡》文學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細化深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首先,王充的思想和文學觀點在許多方面存在矛盾,但目前的闡釋大部分是單方面的。王充文學和思想中的矛盾具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對這兩方面的聯系進行探討,對王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次,對王充與現代文學的意義聯系得很少,盡管王充反對文學色彩,但是他對于現代文學的意義也是巨大的。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4)11-0066-02
隨著中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深入發展,俄語專業也再次成為我國高校的熱門專業。目前,國內有近100所高校開設俄語專業,然而擁有俄語語言文學博士招生與培養資格的院校依然屈指可數。其中,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專業是國家級重點學科,擁有較為完善的本、碩、博培養體系。本文以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專業的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課程設置為例探究俄羅斯文學博士培養模式。
一、立體復合的課程體系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是分段式的教育體制,也即分為高等專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分為碩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是最高學歷,其教學目標是培養適應普通高等院校和其他各類科研機構、研究所的教學與研究崗位的專業化高層次人才。也就是說,博士學習階段旨在夯實和提高博士生的專業理論基礎、系統專深知識和科學研究方法。培養目標的實現首先與課程設置有著緊密聯系。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生課程設置體現出全面、立體的特點。
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課程主要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兩大類。必修課包括俄國文藝理論原著選讀、俄羅斯文學原著文本選讀、白銀時代作家專題研究、俄羅斯現代主義文學專題研究、俄羅斯文化專題研究、20世紀西方文論等課程。選修課包括俄國宗教哲學、洛謝夫美學理論等。
從授課語種角度看,課程設置體現了俄文授課與中文授課并重的思路。眾所周知,結束本科階段學習,進入碩士和博士階段學習時,學生的口語能力往往呈下降趨勢。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學習目標的改變,即從注重實踐能力鍛煉轉向側重于理論基礎的積淀,另一方面,這種現象與各個學習階段的課程設置不無關系。本科階段的專業主干課是俄語精讀,其注重培養學生的語言掌握和運用能力;碩、博階段理論課和專題課占據主要地位,這從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口語的訓練,從而可能導致口語出現一定程度的退化。開設俄國文藝理論原著選讀和俄羅斯文學原著文本選讀這兩門課有助于扭轉學生口語能力下降的趨勢,給學生提供掌握理論知識與鍛煉口語同步進行的機會。理論原著與原文文本的閱讀與研究是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生區別于其他類似專業博士生的最大特點和優勢,原著研習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由于翻譯過程中的誤譯而導致的錯誤理解,有助于學生準確地把握理論的精髓。
從課程內容角度看,課程設置體現了專業為主,相關內容適當拓展,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并舉,以及以俄為主,兼顧西方的特點。
“文學屬于那類所謂簡單的,或者稱之為單一成分的藝術……但與此同時,文學又與那些將若干種不同的形象載體集于一身的綜合(多成分的)藝術緊密關聯”[1]。文學名著不僅彰顯了作家對永恒命題的深沉哲思,還體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人文風貌,因而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才被公認為“俄國社會的百科全書”[2]。換言之,文學研究不僅僅需要文學理論基礎,還需要哲學、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知識。文學是思想和文化的載體,對文學作品進行深度闡釋必然涉及大量的文史哲知識。俄羅斯文化專題研究、俄國宗教哲學、洛謝夫美學理論等課程作為專業拓展課和選修課顯然十分必要和適宜。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有助于強化學生對于俄羅斯社會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宗教哲學和美學素養。顯然,宗教哲學與美學知識又會促使文學研究進入更深的層次。
文學理論是文學研究的指導,也是文學闡釋合法性的前提與依據,文本分析則是研究的實踐。理論與實踐是相輔相成、互為依存的關系。20世紀西方文論、俄國文藝理論原著選讀、俄羅斯文學原著文本選讀等課程不僅體現了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不可偏廢的原則,而且兼顧了西方文學理論與俄羅斯文學理論。不可否認,新批評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等許多文藝理論緣起于西方,其后才進入俄羅斯文學界,進而風靡全球。因此,將西方文論納入博士生課程之中顯然有助于拓展學生的理論視野,真正做到厘清文學理論的起源與流變。
從課程形式角度看,專題課與非專題課有機結合。如果說非專題課側重于對某一領域的知識做出高屋建瓴的引導,使學生對該領域擁有總體把握,那么專題課則就單個專題進行縱向深挖、開掘。博士階段的學習要求學生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鑒于此,對文學思潮與代表作家的泛泛了解顯然不符合博士生的培養目標,專題課有助于師生就某一專題展開較為深入的解析。同時,在各個專題準備階段,學生必然要大量涉獵與該專題相關的文獻。相關文獻的收集與橫向對比閱讀能力可以得到充分鍛煉,這些環節與論文寫作過程高度重合,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也為課業論文和學位論文寫作奠定了基礎。
二、互動演練的教學模式
俄羅斯文學博士教學目標是培養能勝任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教學與研究的高層次俄語專門人才。換言之,博士的就業渠道大多為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這就要求學生具備教學和科研兩大基本能力。
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博士授課采取教學互動的模式。學生根據老師預設的教學內容進行課前準備,形成較為完善的課堂發言稿,然而在課堂上發言,最后老師點評并總結。這種授課模式的突出優勢如下。
1.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課前準備環節要求學生廣泛涉獵相關領域的知識,經過獨立思考,寫作發言稿。所有這些步驟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和精力,都需要認認真真地準備。當結束該專題時,學生往往能收獲頗豐,獲得一種滿足感與成就感,這種情感會進一步激發學生對于科研工作的興趣。
2.科研能力顯著提高。課前準備的發言稿究其本質而言是一個論文提綱。也就是說,準備發言稿就是加強科研意識和科研思維訓練的過程,是在實踐中探尋適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過程。同時,發言稿作為論文提綱可以進一步充實、完善,形成獨立的小論文。目前,國內各高校的文科博士研究生必須以獨立作者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2-3篇學術論文才能取得論文答辯資格。準備課堂發言稿不僅為寫作博士學位論文奠定基礎,而且可以將小論文作為課業論文以獲得該課程的學分,甚至可以將其反復修改、完善,最終成為能夠發表的學術論文。
3.獲得教學技能提升。課堂發言是博士課的重要環節。它要求學生以最平素、簡潔的語言闡釋自己的觀點;同時,發言者作為臨時教師勢必要根據聽眾的反應對自己的發言內容和進度進行及時的調整,以求張弛有度、詳簡得當,且控制好時間。簡而言之,課堂發言不僅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而且強化了學生對于課堂的掌控能力,提高發言者的教師技能和素養。
4.加強師生溝通,不斷改善課堂氛圍。老師點評是課堂的重要環節。老師將會就發言中的某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看法,并與學生展開面對面的交流,而在這種學術爭鳴和觀點的對撞往往會擦出新的靈感火花,迸發出意想不到的創意。同時,較為自由的課堂氛圍突破了傳統課堂的沉悶,有助于師生之間進行隨心所欲的交流和溝通。
三、改進俄羅斯文學課程設置的建議
黑龍江大學俄語學院是我國俄語教學的“大本營”和俄語教學改革的“橋頭堡”。毋庸置疑的是,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博士生培養體系已經相當完善,課程設置呈現立體復合的特點,教學模式則注重互動,兼顧學生的科研能力與教學技能的培養。然而,與其他擁有俄語語言文學博士招生資格的外語類高校及綜合性大學一樣,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博士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一些瑕疵和被忽略的“死角”。
(一)強化獨立的文學批評立場
俄羅斯文學擁有無與倫比的獨特魅力,與此對應的俄羅斯學界對文學評論具有強大的傳統。中國學界對于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具有較好的基礎,卻依然較為薄弱。同時,“無論是專家論著還是一般的評論”,都容易陷入“俄羅斯學者的價值觀、理論和語調”的節奏。換言之,獨立的文學批評立場的強化與凸顯顯得必要且緊迫。這種獨立的文學批評立場根植于傳統的中華文化,也就是說,加強文化國粹的吸收與運用是形成獨立文學批評立場的必由之路。鑒于此,俄羅斯文學博士課程中加入有關中國文化的選修課似乎不失為是一個可行的選擇。相比較而言,各高校的文學院更為注重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吸收,且往往開設相關的課程。因而允許包括俄羅斯文學博士生在內的外國文學博士生選修文學院的相應課程必然有助于加強學生的國學素養,進而有助于培養立足于本民族的獨立文學批評立場。
(二)拓寬文化視野與文學背景
俄羅斯是西方文明還是歐亞文明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且至今尚無定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俄羅斯文明與西方文明有著難以隔斷的聯系。俄羅斯從來就不是文化孤島,而更像是文化溝通的橋梁和各種文化的匯集之所。換言之,研究俄羅斯文學而繞開西方的文學和文化背景是不明智,也是不可取的。俄羅斯的東正教來源于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而宗教與俄羅斯文學的關系極其密切。同時,俄羅斯文學與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俄羅斯的哲學思潮大多由西方傳入,借助于文學作品闡釋哲學思想又是俄羅斯文學的顯著標簽,乃至于很多著名的俄羅斯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哲學家和思想家。換言之,將俄羅斯文學置于歐洲文學和文化視域下研究是必然選擇。加強歐洲文化與文學知識的儲備對于俄羅斯文學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因此,增設和強化歐洲文化與文學相關的課程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建議。
參考文獻:
[1][俄]瓦?葉?哈利澤夫;周啟超等譯.文學學導論[M].北
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是中國古典散文名篇之一。中國古典散文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這不僅體現在散文的內容上,也體現在文字本身所蘊含的美上。《醉翁亭記》的英譯本很多,本文主要對比分析最具代表性的兩譯本:即楊憲益夫婦和英國著名漢學家Giles 的英譯本。
一、從原語文本類型及語言層面
從原語文本類型及語言層面看,二篇譯文風格迥異、但各有所長。楊憲益夫婦的譯文注重“忠實于原文文本”的原則,語言貼切譯者主體性,表詞達意方面也是既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又能為西方讀者所接受。這樣高質量、高水準的譯文,千百年來古往今來譯者大都望而卻步。相比之下,英國漢學家Giles的譯文則更注重于傳達原文的“雅致”,給人以美的享受論文開題報告范文。他譯文的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語言文體上,采用逐層脫卸的方法,把所描述的對象由遠及近,由外到內,漸進地點出描述的中心對象;在語言風格上運用古典詞匯和現代表達方式相結合的手段;在韻律中大量使用習語,使得譯文有著音樂和詩一般的韻味。例如,二篇譯文對亭子周圍四季更替不同景致的描繪。
原文: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譯者主體性,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楊譯文:Then in the course of the four seasons,You find wild flowers burgeoning and blooming with asecret fragrance,the stately trees put on their mantle ofleaves and give a goodly shade,until wind and frost touchall with austerity,the water sinks low and the rocks at thebottom of the stream emerge.
Giles 譯文:The wild flowers that exhale their perfume from thedarkness of some shady dell; the luxuriant foliage of the dense forest ofbeautiful trees; the clear frosty wind; and the naked boulders of the lesseningtorrent;—these are the indications of spring,summer,autumn,and winter.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可見,楊的譯文于屬于原文的忠實再現;而Giles 的譯文在語言的文體、風格和韻律方面見長,用語地道譯者主體性,形象生動巧妙,活靈活現了原文的美感。但他的譯文相比于前者,有誤譯之處。如:
原文: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
楊譯文:In the distance,densely wooded and possessed of a rugged beauty,is Mt. Langya.
Giles譯文:…over which the eye wanders in rapture away to theconfines of Shantung.(瑯琊山在滁州而非山東)
譯文中還出現多處漏譯誤譯現象,如“水聲潺潺”(gurgling)沒有譯出涓涓流水之聲;“釀泉”譯作“Wine-Fountain”不如“Brewer's Spring(楊憲益)”、恰當,因為釀泉非泉名(泉名實為讓泉),而是釀酒之泉;“云歸而巖穴暝”一句“巖穴”漏譯;“非絲非竹”誤譯為“there is no thought of toil or trouble(忘卻辛勞和煩惱)”;“頹然乎其間者”翻譯成“bald at the top of his head(禿頂)”等等。
二、從非語言層面剖析原因
賴斯在《翻譯批評:潛力與制約》一書中指出:翻譯最初開始于譯者對源語文本的理解和闡釋。不同的譯者對源語的闡釋過程一定是不同的。譯者對源語文本的解碼就從主觀上影響了翻譯批評。因此譯者詮釋這個主觀因素影響了不同譯本的產出。漢學家翟理斯雖然擁有文學天賦,能寫非常流暢的英文,但他缺乏哲學家的洞察力。他能夠翻譯中國的句文,卻不能理解和闡釋中國思想。對中國文化底蘊的缺乏和文化缺失使他在理解原文上出現了以上等處失誤論文開題報告范文。因此譯者主體性,在肯定他的音、形、義以及表達方面長處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他譯文的不足。因為對古漢語散文的理解,需要譯者具有古漢語能力、文化解讀能力、同質文化生活經歷和審美情趣等。由此可見,典籍英譯的主體應該是漢語譯者,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由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對所譯完的作品進行語言文字方面的潤色和加工。
三、總結
翻譯批評有無規律、模式可循。通過以上二篇譯文的對比分析,正如賴斯指出:翻譯批評既具有潛力又有其局限性。即既要看到語言層面(如語義、詞匯、語法和語體)又要看到非語言層面(如語境、主題、時間、地點、源語環境的讀者群、源語作者和感知因素 );譯本既受到譯者的主觀因素(如譯者詮釋、譯者個性),又受到非主觀因素(如翻譯目的、讀者群)的制約。因此只有綜合考慮各個層面和各項因素,才能提出一個更為客觀、合理的翻譯批評標準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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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狀分析日前,學界就本科畢業論文的存廢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本科畢業論文只是一個“美麗的擺設”;,達到了 “人神共憤”;的境地,勞民傷財,應該廢除;有人認為如果因為質量差就取消是因噎廢食,不僅不能取消,而應找到問題的癥結和解決辦法。筆者認為,語言學習的重要技能除了口頭表達,還有書面表達,取消畢業論文的這種“瘦身運動”;不可取,況且英語專業生的畢業論文更擔負著提高學生思辨能力的重任,不可廢除。業界專家在教學評估和調研過程中發現了英語專業本科生思辨能力欠缺的問題,特別突出體現在畢業論文的寫作上。如黃源深教授在論文“思辨缺席”;[4]18-19,和“英語專業課程必須徹底改革———再論‘思辨缺席’”;[5]1中進行的跨度十余年的考察的結果仍然是“思辨缺席”;,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黃教授指出目前“思辨缺席”;不僅是英語專業生的痼疾,甚至是一部分英語專業教師的痼疾,并探討了一些解決方案。王寧教授針對中國的語言文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處于“失語”;狀態的說法,指出“這絕不是一個語言表達的問題,而是我們學會了如何說話和寫作,但卻不知道說什么和寫什么的問題。……所以,我們決不能滿足淺層次的教學工作,而應致力于培養創新人才。”;[6]1-2
目前對本科畢業論文的研究多圍繞形式展開,針對如何提高論文的思想含量的研究較少,而針對地方院校英語專業本科生畢業論文體現出來的思辨缺席現狀的實證研究和相應的教學改革措施的研究就更少了。探究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源,發現存在著中學與大學英語教學銜接不當,英語教育理論與實踐斷裂的現象。隨著英語學習起始年齡的降低和對英語學習的重視,大部分學生在小學甚至是幼兒園就開始學習英語,經過十多年的英語學習,進入大學后可以說基本解決了英語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特別是英語專業生,入學的口語測試要達到一定水平才能錄取。那么,大學階段的培養目標還是僅僅定位于語言技能的訓練,那豈不是重復勞動?無形地延長了學生的學習周期。大學生英語學習和中學的根本區別不是聽說讀寫的流利和準確的程度差別,而是如何表達更深層的思想和更廣闊的視野,所以大學英語教育應該把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和創新思維放在首要的位置。
受主流語言學的影響,目前我國的外語教學仍以語言形式為主。主流語言學強調對能指,即語言形式的研究,而忽略了對具有豐富內涵的所指,即意義的研究。“語言意識”; (即關注語言形式的意識)已得到充分的重視,而對“批評語言意識”;(即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和思想性)的強調不夠[7]3。在大學階段,學生外語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就體現在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在這種狀況之下,學生的思辨性寫作問題就凸現出來。目前通過一系列有效措施,基本解決了學生的論文格式和規范方面的問題,大部分學生的論文語言流暢,沒有語法錯誤,符合格式,但都是一些綜述性的文章,沒有新意,整齊劃一,給人一種新八股文的印象,走向了以文害意的極端。語言哲學家塞爾說過:“沒有感受性的嚴格是空洞的,沒有嚴格性的情感只是浮華的廢話”;[8]155。如何把標準和客觀與批評意識有效地結合起來,如何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和學術意識成了問題的焦點。
我國大學生的年齡一般在17—22歲之間,這個年齡階段的個體,已經具有比較穩定的知識結構,邏輯思維達到成熟的程度,語言和思維習慣都已經較為固定,固有記憶能力在減退,已經過了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所以大學生這個成人前期的階段的語言可塑性方面已不如低年齡的學習者。正因為這個特點,大學生的英語所犯的錯誤多是思維的錯誤。曾經有人做過粗略的統計,高考30年來,考生所犯的錯誤中80%左右都是邏輯錯誤而非語法錯誤。我們的大學生處在漢語的文化里面,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漢語的思維模式,當另一種語言進入他們腦中的時候,他們依然習慣性的用漢語的思維表達和理解。這樣一來,大量的漢語式英語出現,造成了許多笑話,甚至被人拿來調侃。例如:We two who and who.(我們倆誰跟誰) ; Go past no mistake past.(走過路過,不要錯過。) 思維作為語言的指導者、決定者在語言學習中至關重要。下面我們從漢英的思維差異方面具體分析大學生在英語學習中出現的問題。
1.詞義理解問題
英語注重抽象思維語言,英文中有大量的抽象名詞,而漢語重形象思維,抽象名詞少。英語眾多的抽象名詞讓大學生學習時感到困惑不解。有的抽象名詞譯成漢語時難以在漢語里找到完全對應的的漢語表達。另外,英語有大約286個介詞和介詞短語,而漢語的介詞較少,大學生們無法靈活的掌握、運用介詞,有的時候,英語的介詞規律讓他們感到很是頭痛,甚至煩于記憶這些介詞用法。單單說turn這個單詞后面分別跟介詞up,down,on,off,表示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分別是“關大,關小,打開,關掉”論文開題報告范文。針對上述狀況,大學生們只能通過重復背誦,重復練習的方式記住。
2.句型掌握不牢
兩千年前,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思想家老子曾經說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種哲學思想具有濃厚的“人是萬物的主體”“天人合一”的主觀色彩。[1]受這種哲學因素的影響,漢語的思維強調抒發個人感受和意念,注重自我感悟,將理性、功能和交流的目的融于直覺。李商隱的《樂游原》寫道:“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全詩把作者本人無奈和感傷寄予景物,看似寫夕陽,實則寫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漢語民族這種主體思維模式的特點,在句子上的表現往往是沒有主語,確切的說是主語隱去了,因為人們認為任何行為都可能是人來完成的,所以不用明確,自然都會知道。例如:“當面對心愛的人的時候,你的心跳加快。”“昨天感冒了。”這兩個句子的主語都不須點明。不僅主語經常省略,漢語的主語和賓語的位置有的時候可以互換,依然不影響整句話的意思。例如:“一瓶水三個人喝”和“三個人喝一瓶水”是一個意思。“兩個人穿一條褲子”和“一條褲子穿兩個人”是一個意思。還有“房子建成了”這句話看似主語是房子,事實是人語言,也是屬于主語和賓語顛倒位置的情況,并且省略掉了主語。
西方傳統哲學從一開始便以探究宇宙自然的終極原因為己任,他們的思想武器不是情緒化的直覺、頓悟,而是理智化的思辨,以及為思辨提供證據的經驗觀察。西方哲學通常和邏輯學,自然科學相結合。[2]受這種哲學因素的影響,英語的思維是客體思維模式。主語和賓語的關系非常明確,并且不能省略。上例提到的“當面對心愛的人的時候,你的心跳加快。”我在大學生作文里就找到了這樣的表達:“When faced with your beloved, your heartbeat fast.”這樣的表達把主語you省略了,是錯誤的句子。在英語句子中,明確主語和賓語的關系靠動詞來完成。當主語是動作的執行者就用動詞的主動形式,當它是動做的執行對象就用動詞的被動形式。受客體思維模式的影響,英語里被動語態比較多。例如:有人建議明天修改我們的工作計劃。用英語表達是:It is recommended that our work planmodified tomorrow. 大學生們習慣把這樣的話譯成Someone recommended that our work planmodified tomorrow. 這樣表達雖然意思上是正確的,卻不是英語習慣的表達,地道的表達。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正是由于大學生們的漢語的思維在起干擾作用論文開題報告范文。
其次,英語是重形合的語言,它的語法結構是每個句子以主謂結構為主干,以謂語動詞為中心,在此基礎上用大量的關聯詞把短語與短語或分句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來,呈現出一種空間性樹型構造。有的大學生在面對一些英語長句時往往摸不到頭腦,這個時候先找出句子的主干,即主語和謂語,再通過介詞和連詞找出支桿,整個句子的總體結構就很明顯了。相比而言,漢語是重意合的語言,句子結構松散,它不像英文有很多介詞、連詞把短語與短語之間結合起來,它多是直接結合,不強調外顯得粘連性,但可以通過邏輯推理或間接判斷得出其意。漢語是一種高語境的語言,有的大學生把這種高語境的思維模式用在了英文里面,寫出的英文是一個一個的短句,看起來結構松散,重點不明。應該把漢語短句合并寫成英語長句,并適當加入英語短句,這樣的文章結構才豐富。
3.對語篇結構的掌握不牢
由于英語是直線型思維,果在前語言,因在后,這是分析性邏輯思維的典型特點。漢語是曲線思維,前因后果,漢語民族按照他們對世界感知的先后順序描述事情,因此重點在后。有的大學生帶著漢語的思維讀英語文章,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最后,造成了閱讀能力的停止不前。事實上,英語的行文,重主體,輕客體,先抒發己見,后陳述事實。了解了英語這一特點,我們在閱讀或做閱讀理解題型的時候就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文章的開頭,每一段落的開頭。
綜上所述,每一個民族的語言都與本民族的思維模式息息相關。通過對中英思維的對比,我們得出結論,我們要轉變傳統觀念,意識到不懂英語思維模式和準則,就不可能真正學到語言。我們要了解兩個民族不同的思維模式,做到一講英語就能用英語的思維進行思考,[3]從而提高跨文化的溝通能力。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hinkingMode onEnglish Lear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CHEN Jing
( Foreign LanguageSchool, Shangqiu Normal College, Shangqiu Henan 476000)
Abstract:The thinking mode differences betweenChinese and English lie i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ubjective thinking andobjective thinking, visual thinking and abstract thinking, indirect thinkingand direct thinking. The thinking differences represent in words, sentences andarticles, which confuse college student. The essay analyse the reasons ofmistakes made by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English, in the hope of help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level.
Key words: thinking mode; college students; languagelearning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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