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邊貿易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雙邊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二）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三）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

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四）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

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五）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

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六）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

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

三、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一）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二）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三）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篇2

本文運用貿易引力模型，考慮到中韓兩國的貿易現狀，加入人口規模、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韓FTA等變量，建立模型如下：lnTij=α+κln（Yj）+γln（PiPj）+δln Dij +ρln CPIj+ηEA+λAPEC+μij（1）。其中，Tij表示兩國雙邊貿易總額，Yj 代表伙伴國的GDP總量，其越大，該國潛在的進口需求量越大，從而促進兩國雙邊貿易流量的增長。PiPj代表人口總量，即一國國內的市場規模，以往研究表明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與人口規模呈負相關關系。Dij代表兩國間的距離，即兩國的運輸成本，兩國間的距離與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呈負相關關系。CPIj代表消費者物價指數，即一國市場價格的基本動態，與居民的購買力相關。伙伴國的CPI越大，居民的購買力越小，需求降低，從而影響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EA代表中韓兩國的一體化組織，理論上認為制度安排會促進兩國的雙邊貿易流量。由于中韓兩國的貿易伙伴國主要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成員（APEC），所以APEC必定對中韓兩國各自的貿易流量產生積極影響。

二、回歸結果及分析

（一）中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

中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見方程1、2）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見方程3、4）

由方程1的結果顯示，該方程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調整后的R2值為0.64，對于截面數據來說，擬合優度尚好。D-W值為1.988，說明不存在自相關。就各個變量具體來看，回歸系數符號均與預期符號相同。除伙伴國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兩國的人口規模未通過檢驗之外，其他變量都達到了5%的顯著性水平。部分原因在于，影響一國國內居民對商品需求大小的因素有很多，CPI不能完全反映出伙伴國對進出口商品的需求狀況。鑒于此，本文依次對方程1中不顯著的變量進行剔除。為了分析EA變量對中國貿易流量的影響，最后在回歸中加入EA變量進行測量，得到方程2。從方程2可以看出，伙伴國的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中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雙邊貿易流量將增加0.44%。APEC的促進作用較大，系數達到0.74。同時，EA變量的影響系數超過APEC，達到0.87。而兩國的人口規模、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影響卻不顯著。也就是說，如果中韓兩國建立FTA，將對中國的雙邊貿易流量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并可能會大大超過APEC對中韓貿易影響的力度。這進一步說明，中韓兩國間區域貿易協定簽訂的必要性和簽訂的長遠意義。

（二）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伙伴國的貿易引力模型回歸結果

利用同樣的方法，對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國的相關數據進行逐步回歸，得到表1中方程3、4。由方程4可知，韓國與其主要出口貿易國的雙邊貿易流量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伙伴國的GDP總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雙邊貿易流量將增加0.41%；兩國的人口規模乘積每上升一個百分點，雙邊貿易流量將減少0.38%；兩國間距離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雙邊貿易量將減少0.61個百分點。這說明中韓兩國對距離變化反應敏感。值得注意的是，變量EA的引入，使得距離系數的絕對值下降0.1個百分點。同時，回歸結果顯示，EA變量對韓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非常顯著，系數達到1.78，說明中韓簽訂區域貿易協定后，會大大增加韓國的對外貿易量，促進其對外貿易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3

一、引言

本文主要從定量的角度，運用中國與歐盟GDP的相關系數分析，考察二者相關性不斷演進的歷史路徑；通過橫向相關關系對中國與歐盟經濟的持續性、波動性以及領先滯后關系進行比較；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二者是否存在偽相關；并通過VAR模型中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描述二者通過國際貿易渠道相互作用的路徑。

二、數據說明

三、實證研究

(一)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關系

相關分析是為了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分析中國與整個歐盟經濟波動相關性強弱演進的歷史路徑，中國與歐盟GDP增長率的橫向相關關系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同步性(syn—chronization)的強弱。

(二)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因果關系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與歐盟GDP增長率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并不代表因果關系，因此需要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進一步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變量間的相關性是否屬于偽相關問題。

在考察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我們對中國和歐盟各國GDP增長率時間序列進行了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結果顯示，所有序列都二階平穩(鑒于篇幅，檢驗過程從略)。格蘭杰因果檢驗滯后項的選擇參照SIC(schwarz lnfo Criterion)值，檢驗結果見表3顯示，中國GDP與歐盟整體GDP相互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中國GDP是英國、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認為中國GDP是英國和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認為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其他國家的GDP與中國GDP增長之間的格蘭杰原因不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

(三)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傳導機制

由于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協整檢驗僅反映中國和歐盟GDP波動的因果和長期均衡關系，為了更好地考察二者相互影響的路徑，本文采用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來考察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相互傳導的動態路徑。VAR模型考察變量間的關系時，其最大優點是不受先驗經濟理論的限制，直接通過時間序列數據本身的特性進行研究，先驗知識只用來考慮及選用納入模型的經濟變量。

1，脈沖響應函數

在上述VAR模型基礎上，再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若e發生變化，不僅導致各變量的當前值發生變化，而且還會通過當前值影響其未來取值。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描述這些影響的動態軌跡，顯示任意一個變量的擾動怎樣通過模型影響到所有其它變量，最終又反饋到自身的過程。

圖2顯示，歐盟GDP對其本身的新息沖擊即刻就有反應并不斷減弱，從第四年后沖擊產生的影響為負，隨后逐漸衰減直至消失。歐盟GDP對來自其他因素的新息沖擊反應不明顯，表明歐盟經濟的運行更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歐盟GDP對來自中國GDP的新息沖擊，剛開始為負向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四年后達到最大，隨后不斷衰減并逐步消失；歐盟GDP對來自雙邊貿易新息沖擊剛開始呈微弱的負向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六期后逐步衰減直至消失。

中國GDP對其自身的新息沖擊當期就有明顯的正向反應，在第二年結束時變為負向反應，此后不斷波動衰減；對來自雙邊貿易新息的沖擊剛開始沒有反應，隨后不斷增強，在第三年達到最大，表明中國GDP受雙邊貿易的影響是逐步增強的；對來自歐盟GDP新息沖擊剛開始沒有反應，隨后變為負向反應，到第五年后才變為正向反應，這與中歐經濟的競爭性有關。

雙邊貿易對來自自身新息沖擊在第一年表現為正向反應，隨后不斷衰減直至消失；對來自歐盟GDP新息沖擊在前四年都表現為負向反應，隨后才轉變為正向反應并逐步衰減，表明雙邊貿易受到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大；對來自中國GDP新息沖擊的反應剛開始為負，隨后不斷增強，在第一年結束時達到最大，隨后不斷衰減。表明中國經濟對雙邊貿易的拉動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期。

由此可見，歐盟GDP增長主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歐盟GDP對中國GDP增長有較強的影響，但反向的影響則較弱；歐盟GDP對雙邊貿易的更多的表現為負向影響，這與歐盟近年來經濟增長疲弱有關；中國GDP對雙邊貿易的拉動作用存在一年的滯后期。

2，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時，還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動態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共m個)的波動(k步預測均方誤差)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方程新息相關聯的m個組成部分，從而揭示對VAR模型變量產生影響的各隨機干擾的相對重要程度。

根據估計得到VAR模型，我們分別對歐盟、中國和雙邊貿易的變化進行方差分解(見圖3)。對歐盟GDP的方差分解顯示，各因素的影響力在四年后逐步穩定，有大約85％的變化可以由其自身因素來解釋；歐盟GDP的變化中，可以由雙邊貿易解釋的部分很小，可見雙邊貿易對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弱。歐盟經濟增長中，中國GDP的影響隨時間推移而逐步增強，能由中國GDP解釋的部分約為10％。這表明歐盟經濟更多地是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中國GDP和雙邊貿易對歐盟經濟的影響較小。

中國GDP的方差分解中，約為55％的影響可由自身因素來解釋，由歐盟和雙邊貿易因素解釋的部分別為30％和15％。中國經濟增長來自歐盟自由貿易區GDP和雙邊貿易的影響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增強。

雙邊貿易的方差分解中，可由歐盟GDP解釋的部分不斷上升，最后約為45％，由中國GDP所解釋的部分保持穩定，約占20％，雙邊貿易來自其自身的影響不斷衰減，最后約為35％。表明雙邊貿易的增長受歐盟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這與歐盟需求對雙邊貿易的巨大影響密切相關；

四、結論

隨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歐盟經濟的波動顯著影響了中國經濟的運行，同時，中國因素對歐盟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在逐漸加大。本文運用一系列的計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國與歐盟經濟增長的同步性。主要結論如下：

1，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階段性的影響，中國與歐盟經濟的相關性經歷了先增強再減弱，到再增強的過程，兩者的相關系數在整個時段仍為負，表明相互間的經濟影響依然不強。但從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與歐盟經濟波動的相關性逐步增強，這既是雙邊經貿聯系深化的結果，也是中國因素重要性日益凸現的明證。

2，與歐盟各國經濟相比，中國經濟波動的持續性較強、波動性較大；中國經濟波動滯后于歐盟經濟的波動三年，表明中國經濟對歐盟經濟存在較強的依賴性。

3，中國GDP與整個歐盟GDP增長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但中國GDP是英國、荷蘭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希臘、葡萄牙GDP是中國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能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中國經濟與歐盟經濟的相互影響依然較弱，但這一影響將隨著相互間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而不斷增強。

篇4

 

（一）中韓貿易現狀。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中日韓三國學者就提出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但是由于三國之間的 歷史 遺留問題的影響，使得這一構想遲遲未付諸行動。在此情況下，

（二）原因分析。中韓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這種不平衡持續存在并一味地擴大下去，終將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健康 發展 。在發展中韓 經濟 關系的過程中，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東北亞地區存在安全隱患，這對中韓經濟關系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環境的形成和維持構成威脅。美國因素和朝鮮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對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經濟上，中韓經濟關系中諸多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韓國 金融 危機對中韓經濟關系造成了負面影響； 歷史 、思想文化上，中韓在冷戰時期形成的歷史隔閡成為兩國經濟關系順利發展的障礙性因素。中韓在文化上的某些差異也對中韓經濟關系的健康發展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在近期整個國際經濟走軟的形勢下，大量韓企的駐華分支機構、商社等紛紛撤離。由于中韓雙邊貿易中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在華的韓資 企業 承擔的，投資的大規模“縮水”勢必會影響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雙邊貿易的發展。此外，中韓兩國的貿易依賴度及競爭度急劇深化，這將成為中韓兩國未來貿易發展的極大障礙，進而對兩國產業及經濟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 

 

篇5

進入新世紀，隨著中歐貿易的迅猛發展，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快速增加，從2001年的51.7億美元劇增至2007年的1342.3億美元，年均增幅達到59.3%。其中，2002—2005年的增幅一直保持在90%左右。雖然2006年、2007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增幅明顯回落，僅為30.7%和46.4%，但由于基數很大(2005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為701.2億美元)，這兩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分別增加了215.4億美元和425.7億美元。歐盟的統計數據更為驚人。2005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為1 085億歐元(約合1349.7億美元)，甚至超過了中國2007年的統計數據，1 342.3億美元。嚴重的貿易失衡大大地刺激了歐盟本就敏感的神經，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公開指責對華貿易赤字“不可容忍”，強烈要求中國采取措施扭轉貿易失衡局面。中國也注意到貿易失衡給雙邊經貿關系帶來的消極影響，正在積極想辦法緩解雙邊貿易嚴重失衡的局面。目前，中歐貿易失衡已經成為雙方經貿博弈的焦點。

一、中國和歐盟對貿易失衡原因的認識

1.中國對貿易失衡原因的認識

中方認為，中歐貿易失衡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大背景下包括歐盟在內的發達國家/地區對華產業轉移的必然結果。歐盟對華產業轉移使得中國對歐盟的出口盈余，有很大一部分是中歐貿易轉移的結果。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及東盟成員國也加快了對華產業轉移的步伐，在中國組裝、加工產品，然后再出口歐美，這樣歐美對這些國家的部分貿易赤字也轉變成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這些逆差始于2000年(約400億美元)，并一直呈現出不斷擴大的態勢;至2006年，中國對上述貿易伙伴的逆差總額已達1 539億美元，而同期中國對歐盟與美國的順差總額約為2 359 億美元”。中方還認為，中歐貿易失衡與歐盟歧視性的對華軍售禁令有關。

2.歐盟對貿易失衡原因的認識

歐盟承認在貿易失衡方面中國是“代人受過”，中國的順差部分是其他國家的順差。2006年10月，歐盟發表了《競爭與伙伴關系:歐中貿易與投資政策》文件，明確指出，“近十年來，亞洲國家在歐盟進口中的比例相對穩定在20%～25%。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中國已經部分取代了亞洲其他國家成為出口來源國的事實”。歐盟也承認，“產生這一逆差的部分原因是結構性的，因而這一現象還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但歐盟更加強調貿易逆差反映了中國嚴重的市場準入問題以及中國未能履行世貿義務，強烈要求中國“完全履行WTO成員的義務，全方位地向其他成員開放貨物和服務業市場、放松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和保護外國公司權利”。同時，歐盟還認為，中國不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特殊的經濟增長鼓勵機制強化了中國的競爭優勢，抑制了進口需求，加劇了貿易不平衡。另外，歐盟還認為貿易失衡同中國充分利用了歐盟的普惠制有關。

二、中國和歐盟對貿易失衡原因認識的比較分析

第一，雙方均認同貿易失衡與國際產業轉移和隨之出現的貿易轉移有關，具有一定的長期性。但是中方認為，這是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而歐方則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市場準入問題上。入世后，中國努力兌現承諾，將關稅總水平下調至9.9%，取消了包括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和特定產品招標等在內的所有非關稅措施，并加大了服務貿易領域開放的力度。2001年，歐盟對華出口為357.2億美元，2007年猛增至1 109.6億美元，在7年內增長了3倍多，是歐盟所有貿易伙伴中增長最快的，這表明中國市場的開放程度顯著提高。但是，中國確實保留了一些限制條件，如資本要求帶來的設立成本、限制投資規則、所有權上限，以及當地含量要求等。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只有堅持循序漸進的開放，才能有效地保護和扶植我國的戰略性產業，降低經濟運行風險，推動國民經濟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進而持續擴大從歐盟的進口，才能實現雙贏。

第二，歐盟認為，中國不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特殊的鼓勵機制加劇了貿易失衡。近年來，盡管我國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國內消費需求有限的狀況一直未有明顯地改善。目前，國內經濟增長一半以上都靠進出口拉動。對中國來說，過度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續的。不僅如此，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把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最主要評價指標。由于紡織、制造、生產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稅收以及就業的拉動作用較為明顯，一些地方政府對這些行業的出口企業一直持鼓勵的態度，給予它們各種優惠政策和補貼，造成這些行業投資過度，產能大幅度提高。而且由于大部分出口產品差別不大、種類重復，壓價競銷的現象十分普遍，有些產品的利潤甚至只有2%～5%。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不合理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特殊的鼓勵機制確實給歐盟同類企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貿易失衡。

第三，中國認為，歐盟歧視性的對華軍售禁令加劇了貿易失衡。入世后，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潛力被釋放出來，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產品涌入歐盟市場，深受歐盟消費者的歡迎。同時，中國急需的高技術產品、軍民兩用產品卻因歐盟對華軍售禁令而無法進行貿易，而歐盟的其他產品又因為價格太高無法獲得中國老百姓的青睞。在此情況下，歐盟對中國的很大一部分出口能力被擱置，自然會加劇雙邊貿易失衡。

三、貿易失衡對中國、歐盟影響分析

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產業的國際轉移和產業鏈條的全球配置使得貿易順逆差的原有內涵和經濟意義發生了改變，以國界劃分的貿易順逆差已經不能真實地反映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得失。因此，不能僅僅因為中國對歐盟存在巨額的貿易順差就認定中國在雙邊貿易中獲益，歐盟在雙邊貿易中受損。事實上，中歐貿易失衡給雙方帶來的影響各有利弊，必須要理性看待。

對中國來說，巨額的貿易順差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從好的一面來看，巨額的貿易順差使得我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到2007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已高達1.5萬億美元，居全球首位。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支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為日后服務貿易領域的全方位開放、匯率的更加彈性以及未來資本項目的更加開放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外，我國對歐出口企業大都集中在紡織、制造、生產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企業對勞動者素質要求不高，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中等技術專業人員提供了寶貴的就業機會，有效地緩解了低層次就業的壓力。從不好的一面來看，首先，巨額的貿易順差為歐盟對華實施貿易保護措施提供了借口，加劇了雙邊貿易摩擦。歐盟認為，歐盟的相關產業和就業受到了來自中國的沖擊，為了改善國際收支狀況，保護國內產業和就業的健康發展，歐盟有必要對中國進口商品設限。近年來，歐盟大幅度的削弱對華普惠制待遇，加強對華反傾銷調查，并設置了一些針對中國產品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打火機CR標準。其次，巨額的貿易順差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2007年10月，歐元區13國財長發表聲明，首次把人民幣匯率水平認定為“比美元和日元匯率更讓歐洲關切的事情”。歐盟一改在這一問題上較為謹慎、溫和的態度，積極仿效美國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使得人民幣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最后，巨額的貿易順差還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方面，巨額貿易順差加大了國內市場人民幣的投放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內經濟發展過熱，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中國對歐盟出口的產品大都屬于需求價格缺乏彈性的產品，只能依靠不斷的降低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極易使我國對歐出口陷入“豐產不豐收”的尷尬局面。更為不利的是，由于這些產品的大量出口對國內經濟增長、稅收增長、就業的推動作用明顯，某些地方政府對這些產業的發展持鼓勵態度，導致這些行業不斷擴充，影響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對歐盟來說，盡管存在著巨額的貿易逆差，但歐盟仍然從雙邊貿易中獲益。第一，通過將產業轉移到中國，歐盟企業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在中國生產產品，然后再返銷歐洲市場，獲取高額的利潤。就此而論，“中國的出口盈余，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在歐洲人的口袋里”。而且，對華產業轉移還有利于歐盟集中盟內資源，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第二，歐盟從中國進口大量物美價廉的產品使得消費者、中間商、銷售商獲得了巨大的實惠，不僅增加了消費者剩余，而且還提高了中間商、銷售商的利潤。第三，歐盟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歐盟相關產業的不足，提高了歐盟市場的有效供給，彌補了消費缺口，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的發生，為物價的穩定做出了貢獻。據OECD統計，2001—2005年歐元區的通貨膨脹率為-0.2%。從不利的一面看，巨額的貿易逆差引發了歐盟內部對其就業、工資以及一些傳統產業能否實現健康發展的擔憂。而且，中國產品在歐盟市場份額的快速擴大，也打破了歐盟市場上原有的均衡。“進口集中化的趨勢令歐盟感覺到自身的經濟安全受到了威脅”。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中歐雙方應該理性的看待貿易失衡問題，積極地做出互惠互利的讓步:一方面，中國政府應該積極采取措施拉動內需，分擔出口壓力，盡量減少對歐的貿易順差;另一方面，歐盟也應該保持冷靜，改變動輒拿貿易逆差說事的態度，不能只是一味強調逆差的數額，也要正視雙方在雙邊貿易中獲利能力的差距，突出雙邊貿易的互補性和互利性。而且，由于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因素，解決貿易失衡問題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只能寄望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努力之后有所突破。因此，雙方應該從戰略伙伴的高度看待這一問題，切忌因為急于求成而激化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矛盾，毒害雙邊貿易的良好氛圍，努力將這一問題對雙邊經貿關系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點。

參考文獻

篇6

最早將引力模型應用于國際貿易領域的是丁inberge(1962 )，該模型預言兩個國家的雙邊貿易流是兩國經濟規模和國家距離的函數，對數表達形式為:

    

    feenstra ( 2004)通過理論研究發現引力模型由于沒有考慮相對價格導致了估計的遺漏變量偏誤。anderson (2003)指出雙邊貿易量不僅取決于雙邊貿易成本，同時以gdp比重加權的“多變抵抗因子”也會對貿易造成影響，因為它反應了進口國進口競爭產品價格與出口國的出口機會。

    引力模型假設國家對之間的貿易流是對稱的，即國家之間貿易每一種產品。但是有學者研究貿易數據發現這個假設與數據不相符，即實際上絕大多數國家對之間的貿易量為零。

    傳統上解決零貿易問題的兩種方法一忽略所有雙邊貿易量為零的國家對以及給零貿易數據加上一個非常小的正數后將它們一起放入模型估計一都存在缺陷。linders and de groot(2006)改變樣本數據是武斷的，且沒有理論和經驗的支持。

    一、tobit模型以及樣本選擇模型

    當某個范圍內的結果無法觀測、實際結果無法反應需要的結果(實際貿易不能為零、或衡量的不準確性(如四舍五入)時用丁obi下模型更合適。該模型由james丁。bin1958提出，用來描述非負因變量y}和自變量xi之間的關系。模型假設有一個潛變量(無法觀測的變量)y,。該潛變量通過參數聲來決定其與xs的線性關系。當潛變量大于零時，因變量等于潛變量，否則等于零:

    由于丁obit模型強行給樣本加入一個審計限值(censoringlimit)后損失了被截數據包含的信息，因此其分析結果存在偏誤。

    有學者指出零貿易流來源于二步決策而不是審計過程(censoring)，因此合適的方法是模擬產生零觀測值的決策過程而不是機械的使用丁obi丁模型。利用pro日it模型可以模擬是否進行貿易的決策過程。決策的結果決定了是否觀察樣本中的實際貿易流或者貿易是否為零，而潛在貿易規模由引力模型決定。因此樣本選擇模型由選擇方程和回歸方程構成。

    樣本選擇模型將零貿易量作為貿易者獨立決策的結果，并允許對其分開解釋，充分考慮了零觀測值所提供的信息。但是樣本選擇模型要求隨機干擾項嚴格服從的正態分布，且第二步回歸是要找到一個影響貿易缺失但是與貿易量無關的工具變量，實際操作中很難實現。

    二、泊松模型及擴展的泊松模型族

    假定雙邊貿易量la是自變量的指數函數，將引力模型設定為泊松形式，即國家間可觀測的貿易量服從泊松分布:

 

  其中，為自變量向量和考，分別為進、出口國固定效應。泊松模型的一個重要假定是即。的條件均值恒等于條件方差。從式可以看出，對進行估計無需對數轉換，有學者證明了存在異方差的情形下，泊松極大似然估計是一致而合理有效的。

    使用泊松模型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條件均值恒等于條件方差，但大多數情況下方差大于均值，即因變量過度分散。過度分散源于未觀測到的個體異質性(均值不等于方差卜若不予以修正將導致對因變量一致卻無效的估計。擴展泊松模型族中的負二項分布模型通過設定方差為均值和分布參數的函數，將未觀測的異質性納入條件均值中，常用于解決過度分散問題。然而泊松模型和nb模型卻無法解決觀測到的零計數過多現象。

篇7

一、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現狀分析

(一)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

進入21世紀以后,雙邊貿易進入了迅速增長的時期。2000年兩國貿易額突破10億美元,猛增至18.24億美元。2006年兩國貿易額達到了114.31億美元,突破了100億美元大關。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雙邊貿易額出現了下降,但隨著兩國經濟的復蘇,雙邊貿易規模繼續擴大。2010年雙邊貿易額迅速增加到247.48億美元,突破了200億美元大關。2011年更是突破300億美元大關達到了333.53億美元,11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是36.7%,高于中國和墨西哥同期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長率。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1-3月中墨雙邊貿易額為139.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6%。目前中國是墨西哥第二大貿易伙伴國,而墨西哥是中國在拉美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

(二)雙邊貿易結構得到改善

1、出口結構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進出口數據得出,2000年以后中國對墨西哥主要出口SITC6、SITC7和SITC8,2011年這三類產品的出口額占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總額的92%。尤其是近十多年來,SITC7類始終居于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產品的首位;2002-2008年期間SITC8類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盡管2010年和2011年這兩年的比重有所增加,但趨勢仍然是下降的;SITC6類出口總額逐年增加,但所占比重波動幅度較大,說明此類產品的出口不穩定。可見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出口相對減少,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出口相對增加,出口結構得到改善。

2、進口結構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進出口數據得出,2000年以后中國從墨西哥進口的前三類產品是SITC7、SITC2和SITC5,雖然SITC7類是近12年來進口額最多的產品,但其份額呈現降低的趨勢;SITC2類進口額所占比重大幅度的上升,并且其增長速度最快,年均增長53.9%;SITC5類所占比重基本在5%上下波動,說明此類產品進口較穩定。值得注意的是,SITC3類由2000-2009年期間不足1%的進口比重迅速增長到2010年的8.9%,2011年更是達到了12.5%。通過分析,我們看到中國在以SITC2、SITC3類為主的資源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的進口相對增加,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進口相對減少,進口結構得到改善。

(三)貿易雙方相互依賴程度增加

本文利用貿易結合度指數(TCD)來分析中墨在貿易方面的相互依賴程度,其數值越大,表明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越緊密,反之聯系越松散。

表1998-2010年中墨貿易結合度

年份中國-墨西哥墨西哥-中國年份中國-墨西哥墨西哥-中國

19980.160.0620050.360.09

19990.160.0320060.440.11

20000.200.0620070.490.10

20010.260.0620080.520.11

20020.350.0920090.550.12

20030.340.1120100.690.18

20040.400.04

資料來源: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的數據

從表中可以看到,在1998-2010年期間,中墨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說明中國與墨西哥兩國之間貿易聯系的相互依賴程度不高。但會發現,中墨兩國間的貿易結合度,除了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二者總的趨勢仍是上升的,說明中墨雙邊貿易關系是不斷增強的。

二、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競爭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來計算中墨兩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當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時,表明該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該國在該類產品上缺乏比較優勢,RCA指數越大意味著該類產品越有競爭力。

(一)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一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2非食用原料、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其中SITC7和SITC5一直是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比較優勢產品,而SITC2和SITC6的比較優勢是近幾年來才顯現出來的。

2、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另外SITC3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的比較優勢自2010年以來正在逐漸擴大。

綜上所述,在雙邊貿易中中墨兩國都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集中在SITC2、SITC5、SITC6這三類上,說明中墨兩國在這三類產品上存在著競爭。

(二)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兩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18章,分別是03章(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07章(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其制品)、26章(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9章(其他動植物原料)、43章(已經加工的動植物油,脂及蠟)、53章(染料及著色料)、54章(醫藥品)、56章(制成肥料)、58章(非初級形狀塑料)、62章(橡膠制品)、65章(紡紗及制成品)、68章(有色金屬)、73章(金屬加工機械)、74章(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及零件)、75章(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76章(電信及聲音的錄制及重放裝置設備)、78章(陸用車輛)、87章(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和器具),其中具有極強比較優勢的是29章、68章、87章這三章。

2、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14章,分別是03章(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08章(飼料)、21章(生皮及生毛皮)、23章(生橡膠)、24章(軟木及木材)、25章(紙漿及廢紙)、26章(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8章(金屬礦砂及金屬廢料)、33章(石油及其產品和原料)、51章(有機化學品)、53章(染料及著色料)、57章(初級形狀的塑料)、61章(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68章(有色金屬),其中具有極強比較優勢的是33章、61章這兩章。

由此可見,中墨兩國貿易之間并不存在實質性的競爭,而且雙方存在競爭的產品只有SITC2、SITC5、SITC6這三大類,占總數的30%,26、53、68、03這四章,占總數的6.0%,這也充分說明了中墨兩國貿易的競爭范圍不大,雙方還有進一步發展貿易的潛力。

三、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互補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貿易互補性指數(TCI)來比較中墨兩國在各類產品上的互補性,當某國出口產品種類與另一國進口產品種類重疊程度越高時,兩國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就越大,反之互補性指數就越小。

(一)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一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出口而墨西哥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主要是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8雜項制品;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的互補性雖然目前還不明顯,但趨勢正在增強。

2、墨西哥出口而中國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3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的互補程度正在加強。

(二)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兩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出口而墨西哥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15章,占總數的22.4%,其中初級產品有2章,制成品有13章,而53章(染料及著色料)、56章(制成肥料)、74章(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及零件)和82章(家具及零件,床上用品及填充制品)的互補性指數非常接近1,說明已經擁有了一定的互補性。墨西哥出口而中國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14章,占總數的20.9%,其中初級產品有8章,制成品有6章。說明了在初級產品領域,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互補性不如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互補性,而在制成品領域情況恰恰相反。

2、從整體上看,中墨雙方共有26章產品具有互補性,占總數的38.8%,說明中墨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還是很大的。其中產業內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3章,占互補性產品的11.5%,產業間互補的產品有23章,占互補性產品的88.5%,說明了目前兩國間的貿易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四、結論

綜上所述,中墨雙邊貿易規模在迅速增長的同時,雙邊貿易結構也在不斷地改善,雖然中墨兩國在紡織品、魚及甲殼類軟體動物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但是雙邊的互補性遠遠大于競爭性。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對初級產品和能源類產品的需求會繼續增加,恰恰墨西哥在這些方面存在著優勢,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這種比較強的互補性,那么中墨雙方的合作空間將十分廣闊。(作者單位:河北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劉曉惠.中國和墨西哥貿易關系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7,(07)

篇8

中澳自貿協定（ChAFTA）是主席在澳大利亞出席G20峰會時宣布的。在那次訪問中，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廣受好評。兩國的外交關系上升到“全面戰略合作伙伴”。中澳自貿協定令各方滿意。關稅大幅削減。到全面執行之時，所有中國商品進入澳大利亞將免稅，而95%的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商品將免稅。

自貿協定還涉及到服務業。出乎所有人意料，澳大利亞養老業獲得尚無先例的進入中國這一利潤豐厚市場的機會。

別忘了，還有金融業。悉尼成為處理人民幣清算地點。澳大利亞對來自中國的私營企業投資審查門檻由原來的2.48億澳元，放寬到10.08億澳元。

雙邊貿易協定的利與弊

但是，所有中澳享受的便利，都不包括其他地區。這就是雙邊貿易協定的本質，最好的協定也不過如此。

成功結束的世貿組織（WTO）最后一輪貿易談判已經過去20余年了，多邊貿易領域仍然沒有進展跡象，亞太地區國家只好采取雙邊行動。如果簽署協議的數量是衡量表現的指標，亞太地區的確走在前列。根據亞開行（ADB）數據，2014年，119個FTA 簽署并生效，這是10年前的一倍還多。還有25個已經簽署，有待生效。另外還有69個正在談判中。

但是密集的貿易外交帶來的并不全是好事。《經濟學人》和匯豐銀行就50個FTA的利用情況，對80個國家的公司進行了調查，平均只有1/4的出口商能利用亞洲簽署的FTA。低利用率并不是因為FTA 沒有帶來實質利益。事實上，那些利用了FTA的被調查者中，85%表示其對協議覆蓋市場的出口，要么是有相當的增長（23%），要么有顯著的增長（63%）。

雙邊貿易協定也有負面效應。這個地區已經成為貿易條款的意大利面碗。弄明白層出不窮的貿易條款的成本之高，使商業機構只好放棄FTA。

亞太自貿區對全球經濟的促進大于TPP

所以，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提議很有意義。當然，要討論的不僅僅是貿易。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最近幾年備受關注，但只有12個參與國，TPP 不過是又給面碗里加了量。而亞太自由貿易區卻正相反：包括了21個APEC成員國。

考量經濟效益很清楚：要取得豐厚成果，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就應該同時包括美國和中國。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去年一份論文模型顯示，FTAAP對全球經濟的促進作用是TPP 八倍有余。

這不奇怪。WTO 認為中國已經在2013年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且中國一直驅動著世界貿易的增長。2010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中國的進口增長了27.8%，7026億美元； 而美國增長了7.6%，4083億美元；日本增長8.8%，1637億美元；印度增長15.8%，1210億美元。

有人認為中國力推FTAAP意在攫取權力，試圖制定地區規則。這種判斷其實不符合基本常識。FTAAP 是唯一包括了地區全部重量級勢力的談判。中國的全力推動，使這一宏大議程更加有吸引力。至于降低貿易壁壘，中國能夠貢獻更多。WTO指出中國的平均關稅在10%左右，而美國僅3.4%。盡管經濟增長放緩，政府更加重質而非量，中國仍然會比其他經濟體表現出色。

篇9

    一、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的發展現狀

    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國已經與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同時正在協商的自貿協定有5個，涵蓋了28個國家和地區。《亞太貿易協定》是一個具有實質性優惠的貿易安排計劃，其宗旨是通過成員國對進口商品相互給予關稅和非關稅優惠，實現貿易便利化及擴大貿易，不斷擴大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與共同發展。亞太貿易協定正式成員包括孟加拉國、中國、印度、韓國、老撾和斯里蘭卡6個國家。到2006年9月，中國已經根據協定實施了3輪關稅減讓，已向其他成員國的1717項8位稅目產品提供優惠關稅，中國也享受了同樣的優惠關稅。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按人口算，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在經濟規模上是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是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規定，中國和東盟雙方從2005年7月20日開始實施降稅計劃，中國和東盟的7000種產品大幅降低關稅、取消配額以及其他市場準入條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自2010年1月1日已經全面啟動，標志著由中國和東盟10國組成、接近6萬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4.5萬億美元貿易額的區域，開始步入零關稅時代。自貿區建成啟動后，中國與文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6個東盟成員國間，有超過90%的產品實行零關稅，中國對東盟的平均關稅從原來的9.8%降至0.1%，上述東盟成員國對中國的平均關稅從12.8%降至0.6%。越南、老撾、柬埔寨和緬甸4個東盟新成員將在2015年對90%的中國產品實現零關稅的目標。

    CEPA是中國國家主體與單獨關稅區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主要目的是逐漸取消相互間貨物貿易中關稅和非關稅措施，逐步消除服務貿易中的各種限制，實現貿易投資便利化，促進相互間貿易投資的增長。

    自2004年11月18日起，經過10個月的磋商，最終在2005年11月18日簽署了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這是繼中國—東盟自貿協定之后，中國對外簽署的第二個自貿協定，也是中國與拉美國家簽署的第一個自貿協定。雙方就市場準入、原產地規則、技術貿易壁壘、動植物檢驗檢疫、貿易救濟和爭端解決機制以及相關法律和技術問題達成一致協定。根據兩國協定，占兩國稅目總數97%的產品將于10年內分階段降為零關稅。從2006年10月1日起，智利對原產于中國的5891種產品的關稅將立即取消，中國對原產于智利的2806種產品的關稅也將降為零。

    2005年4月，中國與巴基斯坦共同宣布啟動中巴談判，12月9日雙方正式簽署《中巴自由貿易協定早期收獲協議》（即先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投資等協定之前的計劃）。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根據協定，中國從2006年對原產于巴基斯坦的1671個8位稅目產品實施優惠關稅，平均優惠幅度為27%；巴方也將對原產于中國的575項6位稅目產品實施優惠關稅，平均優惠幅度為22%①。根據協議，雙方在WTO服務貿易承諾表和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市場準入承諾清單的基礎上，在服務貿易方面中國和巴基斯坦進一步相互擴大市場準入范圍。

    2008年4月，中國與新西蘭簽署了《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根據協定內容，新西蘭承諾將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中國進口產品關稅，其中63.6%的產品從《協定》生效時即實現零關稅；中方承諾將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蘭進口產品關稅，其中24.3%的產品從《協定》生效起實現零關稅②。另外，雙方就服務貿易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并對包括技術工人在內的人員流動做出了具體規定。

    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區談判啟動于2006年8月，經過8輪艱苦而坦誠的磋商，于2008年9月圓滿結束談判。雙方在2008年10月正式簽署了協議。《協定》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人員流動、海關程序等諸多領域，是一份內容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根據《協定》，新方承諾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中國進口產品關稅；中方承諾在2010年1月1日前對97.1%的自新進口產品實現零關稅，其中87.5%的產品從《協定》生效時起即實現零關稅。雙方還在醫療、教育、會計等服務貿易領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諾。在服務貿易方面，雙方在WTO服務貿易承諾表和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市場準入承諾清單的基礎上，進一步相互擴大市場準入范圍。

    在2009年4月28日簽署的《中國—秘魯自由貿易協定》于2010年3月1日正式實施。在貨物貿易方面，中秘雙方對各自90%以上的產品分階段實施零關稅，同時雙方還在知識產權、貿易救濟、原產地規則、海關程序、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等眾多領域達成廣泛共識。截至2011年2月，中國正在談判的自由貿易區還有中國—海合會、中國—澳大利亞、中國—冰島、中國—挪威、中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可見，我國在全球不同地區都將通過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建立生產網絡，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和哥斯達黎加自貿協定談判于2008年11月啟動，經過6輪談判，于2010年4月8日正式簽訂了《中國—哥斯達黎加自由貿易協定》，雙方同意在下半年正式實施協定。協定涵蓋貨物貿易、技術貿易、技術壁壘和知識產權領域，是我國與中美洲國家簽署的一攬子協定。

    

    二、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的主要特征

    以中國為輪軸建立的自由貿易區由于合作對象的不同，所確定的原產地規則內容也有較大的差異。原產地規則按照適用 的范圍可以分為優惠原產地規則和非優惠原產地規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是指任一成員為確定貨物是否具有資格根據契約或自治貿易的規定享受優惠待遇而實行的普遍適用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決定。該契約或自治貿易的規定可使貨物享受超出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一條第一款實施范圍的關稅優惠待遇。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應用于互惠的優惠性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和關稅同盟。東亞主要的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大體包含3個方面：（1）區域價值含量標準（RVA）；（2）關稅目錄改變原則（CTC）；（3）特定加工工序標準（SP）。下面按照東亞成員國家與區域內部國家或地區建立的自由貿易區、與區域外部國家或地區建立的自由貿易區兩部分，單獨描述各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進一步分析其呈現的特征。

    

    首先，以中國為輪軸形成自由貿易區的原產地規則主要以東盟的優惠原產地規則為模板。即以關稅目錄的改變為基礎，區域價值含量標準約為40%左右，累積方式除了東盟—中國以對角累積外，其他的自由貿易區為雙邊累積③。這些優惠原產地規則的主要內容都體現了東盟的原產地規則④。其次，累積規則處于初級階段。國際上一般將累積規則解釋為，允許國家使用特定第三國生產的部件而不用遵守通常的原產地要求，只要這種部件在享受優惠的出口國進行了進一步加工⑤。累積規則通常分為3類，一是雙邊累積，二是對角累積，三是完全累積或充分累積。對角累積（diagonal cumulation）：既相互訂有優惠原產地規則的國家之間可以使用任何成員國的材料與中間產品加工本國產品，并獲得原產地資格。雙邊累積（bilateral cumulation）：即兩個定有優惠貿易安排的成員允許使用雙方各自的原材料加工產品仍能獲得原產地資格。充分累積（full cumulation），即對等累積的延伸。一些國家和實行“優惠原產地規則”國家有聯系，其生產的產品在加工為最終產品后仍能獲得原產地資格。從累積的方式看，從雙邊累積到對角累積、充分累積，原材料和中間品的選擇范圍逐漸擴大，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也在不斷降低，由于原產地規則導致的貿易轉移效應在逐漸減少。目前，只有歐盟與南非自由貿易區采用充分累積標準，南非產品中可以包含來自南非關稅同盟中任何國家的原材料，其產品仍能被歐盟確定為原產于南非。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主要采用了雙邊累積方式，是一種最初級的方式，也使優惠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比較高。

    三、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的經濟效應

    1.輪輻國加大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已經與32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其中8個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生效，并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冰島、澳大利亞等國正在進行談判。很顯然，中國已經成為輪軸國，而其他國家成為輪輻國。

    從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開始，越來越多的國家看中了中國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也就開始與中國建立區域經濟合作關系。隨之，伙伴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更加緊密，對中國市場更加依賴。

    從表3計算出的數據來看，除去2009年新西蘭對中國的進出口額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低于2001年的數據外，其他數據均高于2001年。因為新西蘭與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是在2008年4月7日簽訂，因此影響不大。

    

    2.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貿易額的影響

    根據前面關于原產地規則對自由貿易區經濟效應的理論分析，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不同對區域內公司的生產決策將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在分析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的經濟效應時，以不同的自由貿易區為研究對象，采用引力模型進行了計量分析。

    （1）引力模型的構建

    引力模型最初來源于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二位學者最早將引力模型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他們認為兩個國家間雙邊貿易規模的大小與萬有引力有類似的規律，即兩國的貿易規模與兩國間的空間距離成反比關系，而兩國的貿易規模與兩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呈正比。后來，許多學者對其進行了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在模型中增加了許多新的變量。Linnemann（1966）首次引入了人口和貿易政策兩個新的變量。1985年Bergstrand將人均GDP變量引入到貿易引力模型中來，表明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要素稟賦差異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巍巍（2008）等從中國雙邊貿易的實際出發，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擴展和修正。他假設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GDP、兩國間的距離以及雙邊自由貿易安排狀況4個變量是影響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雙邊貿易大小的因素，修正后的引力模型為：

    

    本節的分析在借用巍巍修正后的模型基礎上，把原產地規則限制指數作為虛擬變量引入模型中，代替FTA變量。

    （2）選取數據與回歸結果

    1）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影響

    本節選取的樣本數據是我國與東盟（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智利、巴基斯坦、新西蘭等伙伴國2000-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數據整理如表4、表5所示。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4中的中國與東盟（ASEAN）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99，F值為446.82，DW為2.5789，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東盟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東盟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會增加0.85個百分點；通過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將2002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優惠原產地規則的限制程度為0，2003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說明在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后，優惠原產地規則開始起作用。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與東盟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額增加0.33個百分點，原產地規則起到了保護區域內貿易的作用。

    

    

    2）優惠原產地規則對中國—智利、中國—新西蘭、中國—巴基斯坦的影響

    ①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 0對表5中的中國與智利（CL）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R2值為0.98，F值為155.63，DW為1.87，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智利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智利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智利的貿易額會增加1.29個百分點；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與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將2006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7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智利的雙邊貿易額成正向變化。

    ②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5中的中國與新西蘭（NZ）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98，F值為156.96，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新西蘭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智利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新西蘭的貿易額會增加0.94個百分點。

    另外，該方程雖然能夠說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新西蘭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本研究將2008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9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與新西蘭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新西蘭的雙邊貿易額成反向變化。這個結果不具有解釋力，因為中國和新西蘭在2008年4月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到2009年底，實施的時間很短，而且關稅優惠的幅度以及覆蓋的范圍都很小。另外，統計值中的DW為0.896，這個值太小，可能存在自相關。

    ③中國—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區的回歸結果

    借助于計量經濟軟件Eviews5.0對表5中的中國與巴基斯坦（PK）的數據進行分析，采用回歸的方法得到的方程為：

    

    其中，括號內的數字表示各個變量中t統計量的檢驗值，根據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系數為0的概率比較低，t統計量均能通過檢驗。另外，從方程的整體情況來看，值為0.89，F值為29.10，均能通過檢驗，表明方程的擬合度較好，用該方程對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貿易情況進行分析是比較準確的。

    具體來講，方程的結果說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中國和巴基斯坦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有關系。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貿易額會增加0.85個百分點。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巴基斯坦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指數虛擬變量，本研究將2005年以前的數據設置為0，表明沒有限制規則，2006年以后的數據設置為1，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與巴基斯坦原產地限制指數有關系，引入原產地限制規則以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雙邊貿易額成正向變化。

    四、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法規體系由1986年海關總署頒布的《關于進口貨物原產地的暫行規定》、1992年外經貿部頒布的《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實施方法》和《含有進口成分出口貨物原產地標準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單》等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及配套法規的出臺及實施在緩解貿易摩擦、保護外商投資環境、加強原產地證書的簽發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標志著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原產地制度。它的頒布和實施對規范我國進出口產品的原產地管理工作、推動我國外經貿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1.我國優惠原產地規則不能起到充分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的目的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日益明顯，多邊貿易關稅逐漸降低，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各國能夠使用的貿易保護工具非常有限，原產地規則就開始成為各國保護本國利益的工具。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進口貨物的判定標準是“實質性加工”標準，但沒有明確說明在何種情況下適用何種標準，并且對如何計算增值比例也沒有規定方法，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定，如果采用增值比例標準，必須明確列出計算公式。這種籠統的規定容易造成原產地認定的隨意性，使原產地規則根本不能實現它的設置目標。

    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加工產品的原產地認定采取以制造、加工工序為主，輔以構成比例的原則。對加工產品的原產地認定更多地注重“最終組裝工序”，而忽視了其中核心部件在原產地認定中的作用。這種較低的原產地標準造成在我國只進行簡單加工的產品輕易就可以取得中國原產地證書，也使外商更傾向于只將最終簡單加工環節放在中國境內，原材料、零部件更多的是進口，而不注重從本地采購，這對中間品產業的發展顯然是極為不利的。另外，我國規定的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標準主要缺陷在于沒有針對不同類別的產品實行差別化判定標準，這對合理引導外資投向、引進技術、提高加工貿易的層次以及改善加工貿易的產品結構是極為不利的。

    2.原產地標準過于寬松和籠統

    判斷標準不具體，容易造成“隨意”的現象。這種寬松的原產地規則容易使他國搭便車，不僅起不到保護我國經濟利益的目的，還容易引起貿易摩擦。比如，我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對華反傾銷訴訟逐年增多，這都是源于中美的高額貿易順差。事實上，很多商品都是在我國進行加工，附加值很小，但由于我國原產地規則過于寬泛和模糊，導致很多加工品都打上了中國制造。比如，我國原產地標準是以HS稅目號改變作為實質性改變的標準，但在《出口貨物原產地規則》中，沒有“以稅目號改變”的規定，由此使簽證人員在實際操作中缺乏統一的標準；《加工清單》規定的主要加工工序較簡單，要求的增值百分比標準較寬松，幾乎含有進口成分的產品都能取得中國原產地資格。寬松的原產地規則造成我國加工貿易的中間品進口 替代率低，從而使加工貿易與我國其他產業尤其是中間品產業關聯性弱，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不高。

    對原產地標識的管理比較松散。目前，我國具有原產地作用的證明主要有原產地證書、出口許可證、普惠制原產地證和原產地標識。前3種證明的管理工作相對較為規范，而對原產地標識的使用和管理則較為隨意。許多加工貿易企業對使用原產地標識的意義及相關國際慣例認識不足，往往出于民族自豪感而將只進行簡單裝配的產品隨意打上“中國制造”這一原產地標識，這不僅使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信譽受到影響，引起貿易摩擦，而且也會承擔不必要的法律后果。

    3.原產地認定標準不統一導致管理成本提高

    圍繞中國建立的重疊自由貿易區中，不同自由貿易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有所差異。CAFTA模式采取了單一的從價百分比標準，CEPA模式采取了以加工工序標準為主、以稅目改變標準為輔的標準；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制定了產品特定清單；CNFTA模式采取了稅目改變標準和加工工序標準以及從價百分比標準相混合的標準。與其他國家建立的自由貿易區也都側重不同的原產地標準。這種原產地標準不統一使一個國家同時適用多個原產地規則，相關出口企業將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適應這些原產地規則。另外，海關的行政管理部門也需要深入了解這些規則，增加了海關的管理成本。

    五、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優惠原產地規則進一步改進的方向

    1.制定協調統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

    我國與不同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由于國情不同，自由貿易區的優惠原產地規則內容也有所差異。這在貿易往來過程中帶來很多問題。為了能夠降低貿易成本，在中國為輪軸的重疊自由貿易區建立統一協調的優惠原產地規則變得非常重要，盡量對同一產品適用相同的原產地規則。烏拉圭回合所達成的《原產地規則協定》第九章第二款規定稅則分類變化使實質性改變作為基本標準，同時“對特定產品或一個產品部門制定原產地規則時，應以補充或例外方式考慮，包括從價百分比和在為某些特定產品或一個產品部門制定原產地規則式的生產和加工的操作過程”。稅目改變標準相對于其他標準透明度高，客觀性和預見性較強，避免多種原產地規則之間的錯綜和混亂，使出口商或生產商更容易了解出口目的地的原產地規則。

    在非優惠原產地規則方面，需要在中國重疊式自由貿易區內進行協調統一。按照世貿組織《原產地規則協議》的要求，原產地規則應適用于所有非優惠性原產地目的，所以，應該把原產地規則的適用范圍擴大，制定協調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貨物原產地規則》，將其適用范圍由單純的“簽證管理”及進口貨物征稅稅率確定擴大到包括最惠國待遇的實施，反傾銷、反補貼及保障措施的實施，原產地標記的監管，其實行的進口數量限制的實施，國別進口貿易的統計等在內的所有領域。我國現有的原產地規則包括進口貨物的原產地規定和出口貨物的原產地規定，對那些僅在中國組裝、加工成品但不出中國海關的產品如何判定其屬于進口產品還是中國產品，沒有具體規定。鑒于原產地不單純是海關的“技術性問題”，而是背后隱藏著巨大經濟利益的“政策問題”，因此，原產地問題已經成為貿易政策領域的問題。所以，應該建立一套結構完整（包括原則、標準和程序）、定義清晰、商品分類詳細的更為系統、具體的貨物原產地規則，同時應成為我國反傾銷和反規避有力的工具，符合多邊貿易體系的原產地規則協議。

    2.構建合理、細化的原產地認定標準

    目前在世界上有NAFTA和PANEURO兩種代表性優惠原產地規則模式，兩種模式都具有比較合理、完善的標準。它們都是在以稅目標準為主的基礎上，以從價百分比和加工工序為補充的體系。3種標準各有優缺點，可以針對不同的產業特點進行不同的組合配套，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原產地規則的積極作用。而我國現行的原產地規則未能對敏感程度不同的產品制定寬嚴程度不等的原產地標準，從而未能有效地利用原產地規則來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另外，應該結合不同貿易伙伴的產業結構制定有梯度的原產地標準，以便引導區內產業的發展和投資流向。通過制定有梯度、有差異的原產地規則，提高原產地規則中當地成分標準，使外資企業采用更多本地產的相關的零配件和原材料，擴大內需，扶持本地企業的發展，促進就業。為維護企業利益，政府應針對不同情況，分別制定高低不等的原產地標準，提高出口貨物中的中國成分。比如，嚴格審查落實現行的原產地規則；對那些我國已有較強生產能力的被動配額產品，可針對不同情況，制訂較高的原產地標準，合理保護國內相關產業。

    就完全原產地標準、原產地積累規則及監督管理規則來講，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原產地規則的相關規定比較符合多邊貿易談判中原產地規則的國際協調。部分原產地標準是對自由貿易區貿易往來影響最大的標準，也是分歧最大的標準，成員國之間的較量經常在這個領域。但以從價百分比標準看，對于進口商非常復雜，計算公式中涉及成本負擔、貨幣匯率的波動、主要原材料價格的變動以及銷售價格的變化等，在計算公式中的變量可變性非常大，這不僅給行政管理部門帶來了較大的工作負擔，而且在判斷原產地時也容易出現分歧，產生爭端，而且公式中40%的增加也不適用于所有產品。從促進區域整體貿易合作來看，此標準過于復雜。所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應以稅目改變標準為主，以從價百分比或加工工序標準為輔助標準，以增強原產地標準的合理性，使之更加符合自由貿易區各成員方的狀況，便于區域的經濟合作。

    3.用漸進性原產地規則和積累性原產地規則解決原產地規則的非對稱性

    同一個原產地規則對不同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這種影響程度與一國擁有的要素稟賦池有密切的關系。要素稟賦池是指一國在一段時期擁有的資源稟賦的量。擁有要素稟賦池較豐富的國家，在生產一種產品時所需要從區域外進口的資源越少，原產地規則對其約束程度越低，原產地規則對此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越小；反之，對于要素稟賦池較小的國家，在生產某種產品時需要從其他的國家進口多種中間投入品，原產地規則對該國企業的生產影響較大，對它的經濟和政治影響較大。為了能夠保證原產地規則的中性化影響，需要減少原產地規則對不同成員國產生的非對稱性影響，采用漸進性和積累性原產 地規則。

    （1）漸進性原產地規則。漸進性原產地規則是解決原產地規則非對稱性問題的一種方法。具體的方法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每一個區域具體的每一件產品指定不同的原產地規則；二是對不同的區域制定不同的原產地規則。比如，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自由貿易區都采用關稅目錄的改變，同時對每個自由貿易區具體的產品制定針對性的原產地規則。對某種要素稟賦豐富的產品制定比較嚴格的原產地規則，對某種要素稟賦稀缺的產品制定寬松的原產地規則，以使原產地規則對它們的影響相等。對不同的區域之間制定“容忍原則”，對不同的區域制定一定參考性的含量標準，如歐盟為10%，澳大利亞—新西蘭為2%等。

    （2）積累性原產地規則。積累性原產地規則是解決非對稱性的另一種方法。一方面，可以通過擴大原有的區域，擴大成員國單個的要素稟賦池，相當于成員國之間稟賦池的合并；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區域之間的積累機制，即可以對不同的自由貿易區制定相互認可的積累原產地規則，以彌補區域之間的要素稟賦差異。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機制可以使區域之間的要素稟賦共享，但在實踐中，如果要素差異較大，雙邊積累機制依然不能解決非對稱性的問題。

    注釋：

    ①馮冕：《中外自由貿易區發展研究》，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6頁。

篇10

一、中韓雙邊貿易現狀和特點 1.雙邊貿易額增速呈放緩趨勢 中韓兩國自1992年建交以來，經貿合作關系發展迅速。2007年，中韓雙邊進出口總額達1599.0億美元，同比增長19.1%，其中中國出口561.4億美元，進口1037.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1%和15.6%。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2008上半年，中韓貿易額仍高達816.5億美元，同比增長28.1%。韓對華出口450.94億美元，同比增長27.2%，占韓出口比重22.7%，中國繼續保持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國地位。韓國則是中國第六大貿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場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地。 據中方統計，2003年中韓雙邊貿易總額632.3億美元，同比增長43.4%，2011年雙邊貿易總額900.7億美元，同比增長42.5%，2005年雙邊貿易總額1119.3億美元，同比增長24.3%，2006年，雙邊進出口總額1343.1億美元，同比增長20%;從韓方統計資料看，四年來的貿易總和分別為570.2、793.5、1005.6、1073.9億美元，經過測算，年增長率為38.6%、39.2%、26.7%和17.1%;雖然中韓雙方由于統計方法或統計范圍不同，在具體數值上有所差異，但是從總體看，中韓貿易雖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但受國際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增速逐步趨緩。

2.產業內貿易成為貿易的主要形式 產業內貿易(Intra-industrytrade，簡稱IIT)是指一個國家在出口的同時又進口某種同類產品的現象。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商品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標準，SITC中前三位數相同的產品，即至少屬于同類、同章、同組的商品，都屬于同一產業。 早在本世紀初，韓國學者李準曄等人就曾對中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進行了測算，數據表明：在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涉及所有部門的產業內貿易指數，還是工業制成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 ，都是處于不斷上升的態勢。這說明，中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發展非常迅速，其地位不斷提高。而中國學者曹子瑛、梁果(2006)根據1995年～2005年韓國海關貿易數據測算的10年間兩國的產業內貿易指數平均達到0.68，產業內貿易已經成為中韓貿易的主要形式。

3.中韓雙方貿易結構不同，中國處于低端層次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不同，中國在雙邊貿易結構中處于低端位置，這可以體現在產業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兩個層次。 從產業間貿易結構看，中國出口到韓國的商品中，雖然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逐年遞減，但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農副產品的比重仍然較大，一直在38%左右浮動。同期，韓國對華商品出口仍是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

化工、機械、塑料等資本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穩定，始終保持在60%以上。 從產業內貿易結構 看，中韓兩國處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階段。根據李準曄等人的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韓貿易中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比重沒有明顯提高，相反，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在中韓貿易中起主導作用，而且同類商品的相互貿易中所獲得的收益差距較大。以中國商務部統計的數據為例，在集成電路及微電子組件(HS8542)的產業內貿易中，2006年中國向韓國出口17.4億美元，同時韓國向中國出口額達到187.7億美元，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差距明顯。在垂直型產業內貿易中，中國依舊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另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例如在鋼材類進出口貿易中，韓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是不銹鋼板材，而中國對韓國出口的主要是普通鋼板;礦物燃料的產業內貿易中，中國對韓國出口中主要是煤及其制品，而韓國對中國出口主要是石油及瀝青提取的油類及制品。 綜上可見，產業間貿易中，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等低端產業具有比較優勢;在產業內貿易中，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占主導地位，中國由于技術的差距，同一產業內依然處于產品鏈的低端。

4.貿易發展不平衡，中方逆差缺口較大 自建交以來，中韓雙邊貿易迅速發 展，韓國對華出口額成倍增長，而中國則連年嚴重逆差，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2003年以來，中國貿易逆差額連年超過當年中國對韓出口總額 ，2011年，中韓貿易逆差增幅達49.5%，2005年則突破增幅400億美元大關;2007年，逆差增幅雖有所下降，但是絕對數額也創下476.2億美元的新高，至2007年底，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額累計額已達到近2500億美元。除去韓方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限制，對韓貿易逆差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韓國企業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增加，中國從韓國的進口迅速擴大，中國出口產品增長潛力不大;二是在雙邊貿易中垂直產業內貿易起主導作用，中國從韓國進口的原材料部分被加工成制成品后返銷韓國或銷往第三國。這都嚴重影響了中國商品進入韓國市場，阻礙了兩國貿易正常均衡的發展。

二、中韓貿易現狀深度分析

1.中韓分處國際產業分工不同層次，互補性強 韓國自上世紀60年代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來，整個產業結構以重、化工工業為主，造船、汽車、半導體、石油化工、IT等產業均在世界上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農林漁業由于成本過高，競爭力較差，是韓政府重點保護的產業。近年來，韓國經濟中服務業和制造業比重不斷上升、農林漁業比重日益降低。 中國方面則由于在新技術新產品研發能力上的差距，現階段只能以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產品和加工組裝型的家電及電子通信產品工業成為世界的工廠，技術密集型產業還不具備成為世界工廠的水平。結合中韓兩國的國情，同時考察中韓兩國進出口商品的主要類別，不難看出，中國處于國際產業分工的勞動密集型，但同時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階段;韓國則處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同時向高新技術產業升級的階段。從整體看，韓中分屬產業分工的第二、第三層次，這種互補性的產業結構，為兩國的貿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2.中韓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存在疊代態勢 改革開放近30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及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中國的產業結構逐步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方向演進。從產業演進路徑看，在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較低的階段，產品需求主要集中在以農產品和輕工業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產業結構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品逐步向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耐用工業消費品方向轉移。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主要以重工業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為基礎，到2010年，中國的居民平均收入要達到中等國家的收入水平，需求結構的升級必將拉動產業結構的變化。從投資結構來看，中國的政府投資及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這些都加速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而同期，韓國由于技術水平、研發能力、基礎科學方面的限制，韓國產業結構轉換和新技術自主性開發滯后，結構轉變指數持續呈下降態勢。 可以說，在制造業領域，中韓的部分產業都具備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特征，這也是中韓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強化導致了中韓兩國間貿易競爭的加劇。

3.兩國產業市場結構差異明顯 韓國產業市場結構呈現規模有余，競爭不足的態勢。由于長期實行大企業主導型經濟發展戰略，韓國三星、現代、SK等大企業集團數量雖少，但創造的價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超過60%。中小企業則相對較弱，1993年韓國中小企業的銷售額占當年韓國GNP的比重不足5%，韓國產業形成的是規模有余、競爭不足的二元市場結構，以具備發達國家水準的大企業為龍頭是韓國經濟的騰飛和產業市場結構的重要特點。 中國產業市場結構恰恰相反，呈現分散化的特點，規模效應不強。眾多中小規模、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無法抵御實力雄厚的國際競爭對手。尤其在工業生產領域中，同韓國相比，中國許多重要產業的整體規模與技術水平嚴重不對稱，產量增長迅速而與先進水平相比的技術差距并沒有縮短，屬于粗放型增長，資源利用效率較低，重復建設嚴重，形不成規模經濟，國際競爭力較弱。

三、中韓貿易的前景展望

1.貿易總額和貿易規模將持續快速發展 中韓兩國同處東亞地區，區位合作優勢明顯，分處國際產業分工的不同層次，產業結構互補性強，因此，雙方雙邊經貿關系發展具有巨大潛力和良好前景。同時，中韓兩國都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WTO框架下，中國資本市場逐步開放，市場潛力巨大。隨著中韓兩國合作領域的不斷延伸和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韓兩國元首確定的爭取2012年雙 邊貿易額達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完全可以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