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發展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傳播學發展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篇2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 個。在這15 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 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 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 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 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 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 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篇3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5

1總體發展不穩定

目前，我國教育傳播學的研究雖總體上處于上升勢態，但十年來教育傳播的研究發展很不穩定。據統計顯示，1998年發展呈上升趨勢，但隨后又趨于平緩；2002年發表的文章是2003年開始上升，后面幾年又有回落；同時研究的人員少，直到2006年到2007年間才出現了一個研究的。這期間，我國的電教工作者發表了大量教育傳播學方面的學術論文和一些重要的教育傳播學教材。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這一時期教育技術理論研究的熱點是圍繞著教育技術的定義和定位問題展開的，人們熱衷于對教育技術定義的討論和研究，而無暇顧及教育傳播學，教育傳播學的研究便沒有大的進展。

由于美國AECT94教育技術定義的引入和我國學者對建構主義研究的關注，以及以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網絡技本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猛速發展，使得我國教育技術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領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無暇去研究作為教育技術理論基礎的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從而導致我國的教育傳播學出現了研究的缺失。

2對教育傳播學理論研究相對重視，缺乏系統性、深入性的研究

縱觀整個教育傳播學研究的現狀，學科理論體系建構嚴重滯后，理論研究的持續性不強是主要問題之一。我國理論研究的持續性不足，理論指導教與學的研究就顯得薄弱，這說明理論體系建構相對滯后，因此不能形成學科強有力的基礎。與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的學科理論編著的繁榮景象對比，我國教育傳播學的理論編著基本上屬于停滯不前的狀態。

從教育傳播學的理論編著來看，目前擁有的教材指導書還是上世紀90年代的作品，如宣偉伯、余也魯著的《傳媒·教育·現代化--教育傳播的理論與實踐》，高蘊琦、林克誠等編著的《教育傳播學》，魏奇、鐘志賢著的《教育傳播學》，邵培仁編著的《教育傳播學》以及南國農、李運林編著的《教育傳播學》等。這些著作中即便近年來有的進行了修訂，但內容更新仍然比較少，新的理論著作就更少。

2003年金振坤主編的《遠程教育傳播學基礎》一書，從某種層度上講也只是教育傳播學的一個子系列研究———遠程教育傳播研究，但已經是新世紀以來少有的與教育傳播學相關的論著了。

還有，教育傳播學理論指導教與學的深度、廣度也明顯不足。這些都必然導致學科研究的推廣度不夠大，從而無法使教育傳播學作為教育工作者有效應用的工具與方法。

3研究作者所屬機構集中在高等學校

由于基礎教育一線的教師未對教育傳播的研究足夠重視，研究作者所屬機構幾乎集中在高等學校。資料顯示，教育傳播學研究論文的作者85％來自高等院校，小學教師卻只有5％。這說明在我國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對教育傳播學的理論及實踐應用相對重視，其他部分則相對疏忽。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傳播，教育傳播理論的研究，迫切需要在實踐中去驗證，并且鮮活的教學實踐也孕育著新的傳播模式和理論。不僅高校的研究者需要走向教學實踐，一線教師也需要通過研究教育傳播的理論以改進自己的教學。

4教育學界專門就教育傳播學的研究較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作為教育學、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的教育傳播學，在有些論文中只是做很少的描述。此外，專門供教育傳播研究的文獻也較少。而教育技術專業作為教育傳播學研究的重要領域，長期以來受研究領域界定的困擾，尤其是AECT94定義的出現，使得教育傳播學這一基礎理論的研究時興時弱，還曾出現過研究斷層現象。

從發表的文獻類型看，我國理論探討類文章較多，占45％，因而教學實踐類較少；從發表的刊物級別看，一般刊物居占54％，國家核心刊物僅占45％，說明論文總體發表層次較低，總體質量有待提高；從期刊論文分布情況來看，教育界的一些研究較為關注大眾傳播領域，有跟著市場打轉之嫌，對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偏少。就算是教育技術界，目前專門研究教育傳播學的學者也很少。

20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技術界主要的任務是開發技術，再加上網絡技術的挑戰，教育技術界顧及不到教育傳播學的研究，這也造成對教育傳播學的忽視。而目前，研究也大都專注于技術、認知、技術哲學等領域，水平有待提高。

5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兩個學科的互動和合作偏少

從上面提到的專著編著者的學科背景來看，國內學者中以傳播學作為學科背景的較少，大多屬于教育技術學的學科背景。縱觀傳播學的刊物，傳播學界對教育傳播的研究處于相對缺失的狀態，而且傳播學和教育技術學兩個學科的學者的合作很少。

在期刊論文方面，教育傳播理論的研究者中，大多數研究者來自于教育技術學，傳播學領域的學者介入的較少，即便有也多是一時的關注，缺乏持續性，成果偏少。另外，從的期刊分布來看，教育傳播學方面的論文大多發表在電化教育、信息技術與遠程教育、科技教育類期刊以及高等院校的學報上，在傳播類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較少。

6過多專注于學科的界定劃分，對教育傳播學的地位不夠重視

就目前我國教育傳播學研究現狀來看，很多學者過多專注學科界定劃分。基于某種教學媒體的單一教育傳播現象研究有所重視，而理論層面研究太少。而且缺乏研究的持久性、深人性和系統性，未能形成良好的氛圍，致使我國的教育傳播學研究多停留在表面，沒有體現其作為教育技術基礎理論的地位。在廣大從事教育傳播活動的一線人員中，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較少，地位凸顯不夠。再加上基礎理論研究以及教育傳播史學研究的缺失，使得教育傳播學的研究大而空，顯得枝葉不全、縱深度小，指導教育傳播活動的效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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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研究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它的研究范圍十分廣泛，而且隨著新媒體的不斷出現，仍在不斷擴大，可以說人類任何的信息傳播都是傳播學的研究范圍。美國傳播學者、傳播學奠基人威爾伯?施拉姆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指的就是在傳播途徑上用以復制和傳播信息符號的機械和有編輯人員的報刊、電臺之類的傳播組織和渠道，具體分為印刷媒介（報紙、雜志、書籍）和電子媒介（電影、廣播、電視）以及現在的新興媒介――互聯網。高校學報是以反映高校教學、科研和學術最新成果為主要內容的學術期刊，這就決定了期刊是傳播思想、知識及信息的媒介特性。

傳播學是關于信息傳播規律以及人與信息、媒介之間關系的學問。我國傳播學家張隆棟教授較早對傳播學進行定義：“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信息傳播活動的學科。”郭慶光教授認為：“傳播學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

自從傳播學建立以來，傳播學研究者就對傳播過程及其要素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分析，基本認為傳播者、信息、媒介、受眾、反饋是每一個傳播過程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是傳播過程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組成部分。高校學報作為一種媒介，為受眾提供的是科學的、系統的、專業的、深層次的知識和信息，作為一種信息傳播行為，學報也遵循傳播學過程及規律。

一、傳播者

傳播者是傳播活動得以開展的首要因素，是傳播內容的發出者，主要起著一種交流社會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傳播者決定著傳播內容的質量與數量以及形式與方式。從學報的傳播過程來看，學報的傳播者包括提供原始稿件的作者、對文稿進行加工的學報編輯、學報編輯部或期刊社等幾個方面，他們是傳播行為的引發者，是學報傳播過程的開端。高校學報是由高校主辦的、以反映高校教學與科研成果為主的學術理論刊物，是反映高校教師整體學術水平、科研成果的一個窗口，擔負著反映和交流高校科研成果、活躍高校學術思想的重任。學報價值的大小，是評價和衡量學報質量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標準，而學術價值的大小取決于學報的主體，也即學報的傳播者。學報質量和作者及編輯是密不可分的，學報質量的高低不僅取決于作者的學術理論水平、專業水平、寫作水平，同樣取決于編輯水平的高低，只有高水平的作者，較高修養、學識、才能的高素質編輯才能有高質量的學報。邵培仁教授認為，傳播者的特點之一是代表性，“職業傳播者特別是新聞記者雖然也是社會大眾中的一員，但是，他一旦從事職業傳播（進行采、寫、編、導、傳等），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代表一定的傳播部門、傳播組織、政黨和階級進行新聞傳播活動。”［1］74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高校學術水平、科研成果交流窗口的學報也代表了高校的整體教學、科研水平。

二、信息

信息，也就是傳播的內容，是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互動的介質。從學報的內容上看，科技信息是學報的主要傳播內容。高校學報的根本特點是學術性，如果沒有學術性，學報就不能反映本校的教學與科研水平，也就失去了學報的價值，而學術性主要表現在所刊發的論文上，所刊發的論文就是傳播的內容。質量是期刊的生命，而論文的質量是學報質量的關鍵所在，只有高質量的稿件才能夠吸引更多的受眾。質量的高低反映出高校教師整體的學術水平，取決于編輯水平的高低，編輯要運用所學知識，將作者稿件信息條理化、規范化、有序化，通過編輯、整理、加工和再創造，使信息得到調整、重組與最佳組合，從而提升論文質量，并且要嚴格把好政治關、學術關、編輯質量關，才能保證學報的質量。一份學報受到讀者認可，不但要有較強的學術性，還要有高的質量。為了提高學報在社會上的知名度、權威性，那么在內容上就要盡可能的傳遞學術性、專業性強的信息。

三、受眾

受眾是信息傳播的對象或者“目的地”，是傳播過程得以開展的前提，同時也是積極的信息尋求者和信息反饋者。傳播學的受眾理論表明，任何傳播活動，都是針對受眾進行的，信息傳播者的主觀意圖，信息內容的價值，最終都要通過受眾得以體現的。受眾是信息傳播的目的地，也是傳播活動的源動力。學報的受眾，也就是讀者，即大中專院校的師生、高校的科研人員、部分行政人員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而且較大部分是論文的作者，作者在創作之前首先是讀者，所以作者會以讀者的角度向學報反饋信息。從這個層次來講，學報的學術質量和發行量是與學報的受眾（讀者、作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傳播學使用與滿足理論來看，“‘使用與滿足’研究把受眾成員看作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2］從這個意義上看，學報的受眾，也即很多讀者參與學報傳播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最新的科技動態信息，增加知識，更新知識結構；為了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事物用文字符號在學報上表述出來，從而體現自己的價值，取得晉職資格；也是為了提高和鍛煉自己的專業水平、知識結構、文字修養和寫作能力。但是從目前來看，很多高校學報都是綜合性期刊，沒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欄目，這種千刊一面的現象，忽視了讀者需求，對讀者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很多學報甚至不考慮讀者群體，僅僅從編輯、作者出發，很多學報成了教師職稱評定、學生畢業的工具，從而弱化了學報的學術性。“開展受眾研究有利于推動高校學報確立‘以人為本’的辦刊理念，營造良好的學術爭鳴的氛圍。所謂‘以人為本’的辦刊理念，是指高校學報通過刊載學術創新的研究論文，服務于相關專業領域內具有一定學術素養的作者及讀者群。換言之，在學報的服務對象中，不僅包括作者，還包括讀者（受眾）。”［3］

四、媒介

“傳播媒介是介于傳者和受者之間，用以負載、擴大、延伸、傳遞特定符號的物質實體，具有實體性、中介性、負載性、還原性和擴張性等特點。”［1］148也就是說傳播媒介是傳播過程中借以傳遞信息的物質載體，是信息傳遞、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學報是傳播思想、知識及信息的媒介。實體性，也就是學報的開本大小；中介性，也即介于編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梁；負載性，也就是學報作為媒介負載的符號以及通過符號所表達的信息、內容和意義；還原性，也就是學報的傳播者――編輯、作者，尤其是編輯將通過編碼后的符號在受眾――讀者那里能夠還原為傳播者所編碼的符號；擴張性，即學報通過信息傳遞將作者、編輯的思想、知識擴張后為許多人所共享。“目前，圍繞科技期刊所進行的學術評價，一般表現在3個層面上：對科技期刊本身的評價；對科技期刊所載的論文的評價；對科技論文作者的評價。”［4］從這個意義上講，學報反映了學校的科研水平，學報本身、學報所載論文、學報作者都代表了高校的教學與科研水平，所以高校必須注意學報在高校改革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五、反饋

反饋，指受者對接收到的信息的反應或回應，也是受眾對傳播者的反作用。在傳播過程中，受眾是傳播活動中的反饋信息源。任何一種傳播活動都有反饋的發生，學報作為一種信息傳播，同樣也有反饋的發生。反饋是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信息，有積極反饋和消極反饋兩種。積極反饋是鼓勵傳播行為繼續進行的反饋，而消極反饋是影響或制約傳播行為。“雖然受傳者所發出的信息是在原來信息基礎上產生的‘再生信息’，但它卻可以決定某一傳播過程或繼續、或轉向、或中止，是一種很具權威性的信息。”［5］學報的受眾，即讀者向傳播者反饋信息，通過學報或者直接向作者反饋信息，或者向編輯反饋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學報的傳播者編輯、作者、學報編輯部或期刊社必須重視讀者的反饋信息，從而提高學報的質量以及在同類期刊中的影響力，從而促進高校科研成果的社會認知。

六、結語

從以上對于學報傳播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學報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從事學術信息傳播的職業媒介，是反映高校學術研究、教學改革與科研成果的重要媒體。

但是由于高校是以教學為主，很多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長期以來忽視了學報在高校改革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學報在學校中的地位還是教學輔助單位；另一方面，很多高校在學術成果評價和職稱評定中往往單純依據論文是否發表在核心期刊上來判斷論文的學術價值，而對于在本校學報的作者在學術成果評價和職稱評定中給予較低的獎勵和分值，這在教師中難免會產生誤導作用，導致學術上的功利性，這也限制了教師對本校學報投稿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本校一些優秀稿件外流。很多教師因為職稱評定、年終獎勵而將優秀的稿件投到核心期刊，而將水平一般甚至質量很差的稿件投到本校學報，從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本校學報的質量，那么作為反映本校教學和科研水平的學報就不能正確地反映本校的水平，從而也導致外界對于本校教學科研能力的認知。國家教育部也曾多次發文要求各高校必須把學報工作列入學校工作的議事日程，要將學報工作置于同教學、科研和學科建設工作同等的地位，“學報編輯人員是學校教學科研隊伍的一部分，應列入教學科研編制，享受與教學科研人員同等的待遇。”［6］著名教育家王亞南曾指出：“要辦好大學，必須抓好兩件事，一是教學，二是學報。”而古建筑、古園林專家陳從周教授更是強調，“沒有學報就沒有學報最高的學術代表性刊物。沒有學報便沒有學校。”［7］因此，高校應該把學報作為科研單位來建設，把學報當作學校的重要工作之一，重視學報在學校建設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 邵培仁.傳播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80.

［3］ 虞曉駿.高校學報受眾研究初探［D］.學報編輯論叢，2006：267-270.

［4］ 閆玉璽.科技期刊出版的傳播學特征［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29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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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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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傳媒大學、南京藝術學院主辦，中國音協音樂傳播學會、南京藝術學院流行音樂學院承辦的“2007第三屆全國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于10月27-28日在南京藝術學院舉行，來自全國各地音樂傳播領域專家學者、師生與新聞出版單位文化傳播人士10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提交大會論文60余篇。

音樂傳播教育之現狀

在26日上午舉辦的新聞會上，音樂傳播學會會長曾遂今介紹了前兩屆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情況，及其教學與科研在各地院校的發展，指出從本科到博士的音樂傳播專業教育平臺在中國傳媒大學已經形成，目前已有5屆學生畢業。南京藝術學院流行音樂學院院長王建元在介紹本院音樂傳播專業本科畢業生分配與就業情況時指出，音樂傳播專業本科就業率高達97%，以廣播電視和文化傳播公司為主，在目前高校畢業生就業舉步維艱的局面下，已成為本院音樂類畢業生就業率最高的專業。記者從會議了解到，近十年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漢等城市的高等院校相繼開辦了音樂傳播專業，一個音樂傳播專業教育平臺蔚然形成。

音樂傳播理論之思考

音樂傳播（Music Communication） 究竟為何物？是學科、是專業、是研究方向、論文題目，還是職業方向，或者公司運營項目？從第一屆音樂傳播研討會開始，這就是一個爭論激烈的話題。這個爭論也延續到本屆研討會。與會代表除開對音樂傳播學的音樂學歸屬、傳播學歸屬等學科性質地位的討論繼續深入而外，許多研究者跳出各執己見的爭論，直接進入學科主體理論與方法的研究。曾遂今教授《音樂傳播的時空關系研究》與薛藝兵教授《流動的聲音景觀――音樂傳播與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論文是這方面研究的代表。前者提出音樂傳播“零信道、信道、盲信道、網絡信道”四種模式，探討其時空規律，解釋音樂生命力形成的時空原因；后者以論文為基礎進一步提出音樂傳播“狹域、廣域、泛域、異域”和“即時、共時、歷時、待時”時空傳播各自四種不同的模式。王建元教授則根據音樂傳播專業在本院建立10周年的教學經驗提出學科建設“音樂編導策劃、音樂商務、音樂傳播研究、音樂治療”四個發展方向；莊元教授“試論數字化傳播新技術媒體對音樂傳播的影響”論文集中討論了數字化傳播對音樂傳播的影響。馮光鈺先生“音樂傳播視野中的曲牌考釋研究”和伍國棟教授“江南絲竹的傳播”等論文則集中研究中國傳統音樂的傳播與流變情況。

音樂傳播實踐之研究

音樂傳播作為實踐性很強的專業學科，必然介入新聞出版、傳媒工作的實踐活動中去，會議一大批論文集中于各種不同的音樂傳播實踐活動研究。音樂傳播，自然是傳播音樂，從理論上講不是一個問題，而面對實踐卻成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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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隨著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人類已進入了信息傳播全球化的時代。傳播學專業也已經列入高校本科生專業目錄，成為國內多所大學的新辦專業。目前。中國高校本科生傳播學專業在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時，大多平衡和兼顧了學術界與業界兩個方面，力圖為社會培養兩類畢業生：第一類是新聞傳播從業人員：要使未來的從業人員在當代傳媒中有效地傳遞信息和表達思想，理解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以及大眾傳媒和社會、政治、法律和經濟體制之間的關系，能夠以戰略性、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思考和解決專業領域中的各種問題，應對專業領域中的變化；第二類是科研人員：要讓未來的科研人員在大學就讀期間，從理論觀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得到熏陶，畢業后能夠致力于對媒體內容、表現和受眾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增加這個領域中的基礎和應用知識，使他們具有批判性和規范性的分析角度，在學界和業界都能出類拔萃，在國內外擔任領軍人物。

經調查分析，中國的傳播學本科教育與美國的大眾傳播學教育相仿。因此，課程設置要考慮到大眾傳播學專業的特點，增加學生對大眾傳媒的認知，注重傳媒實踐，同時提高傳播學理論素養。傳播學專業英語正是適應上述人才培養目標而設立的本科生課程，理論與實踐并重。

概念界定

在探討傳播學專業英語的教學內容與方法之前，有必要對其概念進行界定。傳播學專業英語不完全等同于新聞專業英語，但與新聞專業英語存在著部分交叉。傳播學專業英語應界定為“以英語為唯一的語言載體，既涵蓋英語傳媒實踐，即英語新聞的采訪、寫作、編輯、評論、翻譯、攝影攝像等業務技能，又包括大眾傳媒歷史與現實方面的專業術語、傳播學經典著作賞析及前沿思潮研讀的專業知識體系”。

基于上述概念。傳播學專業英語課程應該包括兩大類課程：以英語新聞實踐為內容的課程，是通過對英美電視新聞的分析，讓學生了解英語電視新聞主持人、記者、編輯和技術人員的工作方法和特點，掌握英語電視新聞文本的結構、語法、詞匯等方面的特色，掌握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體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英語新聞術語。而以傳播學專業文章為核心內容的課程，則是通過閱讀英語專業論文和著作，在了解傳播學專業知識的同時提高英語水平，為學生獨立閱讀專業英文著作、撰寫英文論文奠定良好的基礎。

特色探索

根據傳播學專業英語本科生的教學實踐，筆者對傳播學專業英語在教學內容構成和教學方法層面的一些特點予以探究。《新聞英語視聽說》和《傳媒專業英語》兩門課程共同構成傳播學專業英語課程。借鑒美國大學的做法，前者是后者的預備課程，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礎上的高級課程。第一門課程在二年級下半學期開設，第二門課程貫穿于三年級整個學年。

《新聞英語視聽說》。《新聞英語視聽說》有針對性地引導學生接觸美、英和中國知名媒體的經典新聞作品或最新要聞；鼓勵學生分析和借鑒美英電視新聞在采訪、寫作、攝影、播報等新聞業務中體現的特點，初步培養傳媒職業精神和跨文化傳播的視野；通過生動直觀的案例賞析和專業知識講解，幫助學生逐步掌握必備的電視新聞學術語，如新聞價值、電視文稿、主持人、標題、導人等，同時培養良好的英語新聞語感以及擴大新聞英語詞匯量。另一方面。精要、簡潔、辯證地指出中西方新聞媒體在議程設置、平衡報道、新聞與宣傳、新聞與法律等方面的異同。

教學內容。課堂教學以CNN、NBC、CBS和BBC的新聞作品為主要視聽材料。課后，學生閱讀英文報紙，收聽英文廣播，收看英語節目，登錄知名媒體的英文網站進行在線學習。熟悉主要新聞事件，了解其背景和最新進展。

《新聞英語視聽說》包含英語和新聞視聽說，其中英語是“外殼”，新聞視聽說是“內核”。從“外殼”進人“內核”務必首先突破“外殼”。因此，課堂教學應引人視聽跟讀播報的循序漸進的學習方法。知識和技巧包括：練習跟讀和復述，了解英語電視新聞結構，識記專有名詞，聽記數字，辨析和熟悉美式英語和英式英語的發音特點，提高辨識新詞的能力，領悟新聞導人部分的核心作用，利用句型結構理解大意，學習并掌握英語速記法等。

教學方法。《新聞英語視聽說》課程為全英文教學，對學生的英語水平綜合要求較高。而且，二年級本科生的英語水平大多為公共英語四級，建議采取以下教學方法：

課前問卷調查，了解學生需求。正式授課前的課堂調查，讓學生介紹自己的興趣愛好，對聽說水平作出自我評價，提出對課程的期望。設立學習目標。教師可根據學生的總體水平，控制課程難度和進度，也可依據學生各自的特點，因材施教。

課上精心引導，消除焦慮情緒。初次接觸本課程的學生因聽不懂，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焦慮和緊張。因此，教師應耐心引導學生放松心情，介紹英語電視新聞結構和聽力技巧，鼓勵他們進行跟讀練習，模仿純正的發音；了解英美新聞播報時的弱讀、連讀等語音習慣，熟悉不同民族和種族人士的口音，做到泛聽與精聽相結合；通過模仿正確發音，學生逐漸培養起對原汁原味英語的敏感和適應；針對新聞作品中涉及的專業話題向學生提問，啟發學生從中借鑒其獨特的采、寫、編、評、攝等技巧。每課練習前介紹相關的新聞背景和新聞人物，幫助學生迅速增加新聞知識，消除在理解時的不確定性。

互動式教學，個性化輔導。在教學中，努力向互動式教學和個別化學習模式轉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以學生的新聞實踐作為傳播學專業英語的“模擬演練”。

如每課開始時，學生播報英語新聞，以求掌握并應用英語新聞中的常見詞匯。隨后，教師會對每名學生的語音、語調、非語言交流等方面予以個性化的即興點評和指導。

在此基礎上，教師“模擬”英語電視新聞策劃、采集、編輯、制作和播出的全過程。學生自愿分組，召開選題策劃討論會，實施采訪，制作英語新聞。此教學實踐強調原創性和團隊合作精神，學生可根據各自的興趣和特長確定分工。教師不斷關注學生的作業進展，按專題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建議。最終對學生的作品依次給予個性化的指導，巧妙地把新聞價值、倒金字塔結構、平衡報道等內容融入練習。

通過學習，學生既可系統地掌握熱點新聞及其新聞背景和發展趨勢，也可熟悉英語新聞的詞匯、語法和文體特色，并逐漸適應電視英語新聞的語音語調、語速和語氣，最終理論聯系實際，合作完成電視英語新聞作品，全面提升對英語新聞的理解力和掌控力。學生樹立了自信心，發揮

了最大潛能，沉著應對社會現實對新聞工作者的挑戰，

《傳媒專業英語》。《傳媒專業英語》課程跨越一個學年，分成Ⅰ和Ⅱ兩個梯度。教學目的在于：滿足全球化對英語教學在廣度和深度上的要求，引導傳播學專業的高年級本科學生直接閱讀專業原著，在專業學習中鞏固和提高英語水平，在英語學習中了解和研究專業知識。

教學內容。課程內容大致涵蓋各類大眾傳播媒介和大眾傳播學的主要領域，點面結合，深淺有致。形成梯次。每個單元一般包括綜述文章、個案研究和著名學者關于該主題的經典論述。教師根據難易程度，靈活選取精講和泛讀的文章。

第一學期，課程以新聞學和傳播學教育開篇。導論中首先界定“傳播”的概念。隨后，以大眾傳媒出現的先后為序，選取印刷媒介、電子媒介和新媒體的相關文章。第二學期，學習內容更加傾向于學術性較強的文章，其中涉及廣告、公共關系、傳媒經濟、文化產業與文化研究、大眾傳播過程和效果、大眾傳播與社會、大眾傳播法律與道德等方面。

教學方法。《傳媒專業英語》課程是重要的高年級專業課程之一，對學生的綜合能力要求較高。由于該課程的講授跨越一個學年，教師在教學中體現的側重點也不同：第一學期強調聽力、口語、閱讀和翻譯訓練，第二學期則突出概括文章大意、收集素材、撰寫學術文章的練習。具體采取的是以下三種教學方法：

研討式教學。課前，學生預習指定文章，查閱相關材料，大膽提出疑問。課上，通過學生口譯與教師點評相結合、對文章重點和難點的師生互動分組研討、相關紀錄片的播放等方式，著重培養學生對文章的精準理解、準確翻譯、正確歸納作者觀點的能力。在翻譯和討論時，鼓勵學生大膽提出獨到見解，敢于挑戰學術權威。教師保持開放的、學習的心態，與學生平等、自由地研討。課后，教師向學生推薦西方新聞傳播學經典名著，鼓勵他們繼續深入研究。

研討式教學不僅切實提高了學生閱讀理解和翻譯英文專業文章的能力，而且著重培養了學生探索新知和大膽創新的精神，為撰寫專業論文奠定了基礎。

課堂演講。無論學生日后是從事傳媒實踐，還是學術研究，他們都應成為某領域的“專家”。因此，第一學期教師建議學生從大眾傳播中選擇某一感興趣的領域，以課堂演講形式介紹該領域并陳述自己的觀點。演講后的問答環節培養了學生的應變能力。教師根據演講內容，結合學生未來的傳媒實踐和研究的需要，補充實用性強的傳播學專業術語，播放相關視頻，介紹相關傳媒機構，拓寬就業渠道。

因此，課堂演講的內容大于形式，切實有效地幫助學生靈活掌握傳媒專業術語、專業知識和技能，提升專業英語的聽說能力，為日后就業拓寬思路、夯實基礎。

科研課題。在聽、說、譯三種能力提高的基礎上，教師要求學生撰寫英文科研論文。論文撰寫嚴格按照開題、撰寫、修改、定稿的流程執行。

教師將論文開題移至課堂進行，既兼顧整體，又注重個體。論文寫作中，教師不斷激發學生的潛能，培育原創精神，鼓勵他們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在思維和行文方面，學生要借鑒所學文章，體會東西方跨文化差異，運用正確的術語、英文表達和論述方式。教師借助電子郵件對學生的論文提出指導意見。雖然教師的工作量增大了，但學生常常被教師嚴謹治學的精神所感染，并在科研實踐中激發和培養出強烈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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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語言:傳媒語言文化界面的回歸

美國語言學家兼人類學家EdwardSapir及其學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性假說”在戰后廣為傳播,認為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和思維,認為不同語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影響語言使用者對于現實世界的認知,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談民俗學(ethnographyofspeaking)來研究言語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層次》認為語言事實上存在社會性層次的區分,而且社會層次(身份)和語言層次(表現為語言結構的異體)是互相對應的。[9]70-80年代間,英國學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這類交往行為時提出“語言的社會網絡理論”,對語言的維護和切換進行動態描寫,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層說更細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來前蘇聯(俄國)學者提出語言國情學,強調語言有一種文化積累的功能。同時,大眾傳媒對“水門事件”的不斷傳播引發了語言學家在文化背景中對語言構成及其影響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學者HaroldInnis認為,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1]美國學者PaulLevinson指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認為:人的思維和信息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揭示了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13]

傳媒與教育:傳媒語言界面的人本回歸

作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充當著傳媒與教育的聯姻的急先鋒。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UNESCO明確了媒體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制定了參與和利用各種媒體發展目標的具體政策、方案和戰略,設立了“媒介教育項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通過媒介積極參與社區政治文化活動并發展其批判性賞析能力。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共同創建了姊妹大學全球媒體和信息素養和跨文化對話講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體內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學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參與學校內發展教育和媒體研發、促進全球媒介信息素養行動、創建媒介信息素養學習研發網絡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體的文化間對話與合作。在語言學學術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傳媒對教育的影響遠遠大于課堂教學[14],英國學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電視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15],美國學者MarieWinn(1977)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MichaelWillie(1979)論述了傳媒通過不同語言(媒介肢體語言與文本語言)的結合增強了感官的刺激,從而加深了對信息的理解[17]。英國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和國際閱讀協會全國理事會(NCTE)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教學指導方針之國家標準要求“學生用口頭、書面和視覺語言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知識、反饋、創造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8]。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中學課程改革和2003年以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都強調了傳媒特別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傳媒語言界面的東學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