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形態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藝術形態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從邏輯學的角度看，事物有多種特有屬性，但有一個屬性代表某類（或某個）事物的本質，這種屬性是本質屬性。事物的本質屬性一定是事物的特有屬性，而事物的特有屬性不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質屬性。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歷史唯物主義是考察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及其發展動力的理論，其著眼點是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會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和制約。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范疇中，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察文藝等對象是一種特有屬性的把握。這個特有屬性是不是本質屬性，這一點應該進行嚴謹的論證。不少論者都認為，馬克思并沒有從本質屬性意義上對文藝等對象進行考察，“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馬克思不是文學理論家或美學家，他無意為文學藝術下定義，只是提出了問題。”［9］“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意識現象本身。

例如社會意識的內部結構和層次等，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研究”，并引用恩格斯晚年的話為證［10］。而我們認為，意識形態是文藝等對象的特有屬性，但不是本質屬性。1.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思想、觀念體系第一，權威工具書對“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判斷都指向觀念思想體系。《辭海》、《詞源》、《中國大百科全書》等的解釋都大致相同，如《辭海》對“社會意識形態”的解釋為：亦稱“意識形態”、“觀念形態”。系統地、自覺地反映社會經濟形態和政治制度的思想體系。是社會意識諸形式中構成思想上層建筑的部分,表現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形式中。這些工具書中，意識形態的本質屬性都是觀念體系。當然，意識形態存在于文藝等對象之中，那只說明后者具有意識形態屬性，是特有屬性，而這個特有屬性是不是本質屬性則有待細究。第二，有關專著對意識形態的定義也大都指向觀念思想體系。以我們目力所及，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還是后來的研究意識形態的著作，如湯普森的《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盧卡奇的《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俞吾金的《意識形態論》、宋惠昌的《當代意識形態研究》，這些著作對“意識形態”定義的關鍵詞大都是“觀念”、“思想”和“思想體系”。《德意志意識形態》主要是對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為代表的各式各樣唯心史觀思想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在這本著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專門對文藝、宗教等上層建筑進行批判，這就說明意識形態主要是一種思想體系。事實上，為了避免“意識形態”概念所帶來的理解上的混淆，毛星認為應該把書名翻譯為《德意志思想體系》，這樣才更為切中，書名和內容才有一致性［11］。第三，“意識形態”的最初意義是觀念、理念。“意識形態”的法文為idélogie，英文為ideology，德文為Ideologie，這些詞均源于希臘文Ide，意為觀念、概念、理念、思想；Ologie是“學”、“學科”、“思想體系”之意，所以，ideology本應譯為“觀念學”、“觀念（思想）體系”［11］，而不是文藝等上層建筑。2.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哲學的本質屬性并不全部指向觀念思想體系第一，國內學界一般把文藝等對象的本質屬性指向意識形態。以《辭海》為例，首先，《辭海》直接點明“藝術”、“宗教”就是意識形態，認為“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而“藝術”是“審美性的社會意識形態”。其次，對于“法律”、“政治”和“哲學”的解釋也強調了其意識形態性。其中，對于“哲學”和“政治”，沒有直接說明其意識形態本質，但認為“在階級社會里，哲學具有階級性”、“階級斗爭，處理階級關系成為政治的重要內容”；對于“法律”，有關解釋沒有涉及“本質”層面，但有“法律觀點”、“法律觀念”和“法律意識”等詞條，均強調“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法律觀點”（或類似話語）。并且，其他的論著和教科書大多直接點明法律的意識形態性，如“作為一種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的法律”［12］21。

我們認為，如果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那么就意味著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的本質都是一種思想觀念體系，這種表述并不能闡明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文藝之所以是文藝的質的規定性，因而容易引起人們的質疑（阿爾都塞認為這幾個對象并不是一類事物，而有明顯的區別：“倫理學、公民教育、哲學”是“純粹狀態的意識形態”，而“法語、算術、自然史、科學、文學”是“經過主導意識形態包裝的‘知識’”［13］。可以看出，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和馬克思保持了一致性）。另外，令人疑惑的是，國內學界在很多場合使用“意識形態”時并不涉及其是文藝等對象的本質含義，而是僅僅當作“思想觀念體系”來使用，如“近代中國第一場意識形態戰爭”，這句話中的意識形態戰爭當然不是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的斗爭，而是思想觀念的戰爭，當然也包括一些文藝等對象的斗爭。“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者或許應該對這些用法進行詳盡的辨析，以釋疑惑。第二，國外學界大多沒有把文藝等對象的本質屬性指向意識形態。以《不列顛百科全書》為例，該書對文藝等幾個詞條的解釋均沒有指向、甚至沒有提到意識形態，如“法律”詞條：由一個社會公認為具有約束力的該社會的習俗、慣例和行為法規組成的學科和專業。“文學”詞條：用文字記錄下的作品的總稱。常指憑作者的想像寫成的詩和散文……。“藝術”詞條：用技巧和想象創造可與他人共享的審美對象、環境或經驗。從邏輯上看，對文藝等對象的認識應該有較大程度的全人類性，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對同一對象的同一屬性應該會形成大致相同的認識。我們在立論時或許應該和其他智者進行充分的對話，這樣才能使自己觀點的根基更加牢靠。以我們目力所及，幾本主流的文藝理論教科書在論述文藝本質是意識形態這個問題上，大都傾向于獨自深入、獨自立論，較少充分引用、論述各方權威、代表性的觀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根據毛星的研究，問題出在蘇聯人身上。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德語原文中，“意識形態”的本詞是“Ideolo鄄gie”，“意識形態的形式（意識形式）”是“Bewu覻tseins鄄formen”，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從俄文翻譯出版的米定•易希金柯主編的《辯證法唯物論辭典》、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都只有“Ideologie”的條目，而沒有“Bewu覻tseinsformen”條目，如此重要的條目居然沒有收錄，我們只能猜測是蘇聯人誤以為兩者是同一個意思，所以二者擇其一。在米定主編的辭典中，對“藝術”條目的解釋是：“社會意識形式之一……藝術也像任何思想體系一樣……”。這說明，他們把“（社會）意識形式”和“思想體系”混為一談了，也就是把“Bewu覻tseinsformen”和“Ideologie”混為一談了。據董學文的研究，蘇聯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編撰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的資料集的“出版者的話”中，明明講到“藝術作為社會意識形式”，可是，到了書的開篇目錄，卻又以“藝術是社會意識形態”作為第一部分的標題，而所列舉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學的十一條言論，沒有一條可以表明應把“文藝”界定為“社會意識形態”。這本書于1962年由曹葆華譯成中文出版，對中國學者影響很大［14］。“意識形態”的不合理翻譯的暗示從一般的意義上看，意識形態指的是思想、觀念，是內在、內核性的范疇，但中文的“形態”一詞的意思的“形狀神態”、“表現形式”，多指事物的外貌外觀，是外在、表面的范疇，所以把“ideology”翻譯為“意識形態”是不合理的。胡為雄教授認為應該把這個主要源于郭沫若的誤譯改正過來，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時把“DiedeutscheIdeologie”翻譯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節譯本），并于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1960年中央編譯局編輯該書新譯本時，本著“約定俗成”的原則，對該譯法未作改動，從優化漢語、保持漢語文化的優良性來說，應對此予以糾正［15］。可以作出推測的是，由于“意識形態”中的“形態”和文學等對象都有形式、外觀的特點，所以“意識形態”這個譯法給了國人一些持續的暗示，從而把“意識形態”和文學等對象等同起來。這恐怕是“文藝等對象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論的一個潛意識的原因。

作者：莊東明 單位： 暨南大學 韶關學院

篇2

【中圖分類號】J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10-0186-01

一、柳體楷書的審美特色

柳公權楷體書法傳世較少，其中多以碑刻和拓片的形式流傳至今，他最為出名的書法作品《神策軍碑》、《玄秘塔碑》、《金剛經》，是其書法創作水平的典型展示，對后世楷體書法發展影響也最為深遠。柳公權大量運用內撅法進行字體造型設計，偏愛提、頓、回、折的使轉方式，回筆在中心勾出，字體清瘦又保持一定硬度，這些都是柳公權書法中的造型語言，所展示出的高雅和優美其他書法家很難效仿和企及。他的存世作品用法完備，刻畫較為細膩，當代練習楷體的學習者，多以柳公權的書法作為模板和標準，所以柳公權楷體書法的影響力，雖歷經幾千年而歷久彌新。

二、柳體楷書與同期楷體書法的區別與聯系

唐代的書法受到長安城的建造規制影響，開創了九宮格式的字體間架結構研究法，而柳公權的書法因其內撅式的造字方法，在納入到九宮格時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柳體楷書的漢字是由中宮向四周輻射的，用另一種角度來看也就是中宮收緊，與同時期顏真卿的楷體書法相比較，法度嚴格的柳氏楷體與開放且視覺張力十足的顏氏楷體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顏真卿的楷體書法在筆鋒回轉的時候多采用細弧線轉折用筆，給人一種含蓄圓滑的落筆風格，而柳公權用逆鋒方勁直轉，形成瘦勁、硬朗的起筆轉折用筆風格；兩種楷書在風格上都繼承了隸書的力度和筆鋒，尤其以懸針豎、鉤挑出鋒等方面都借鑒了隸書風格，但是更進一步對其進行了優化和完善。

三、柳體楷書對于楷體發展的重要作用

柳公權書法中的線條邊沿裝飾成分處理不是從一開始就受到其他書法家和文人的認可，米芾就曾經批判柳公權以及歐陽詢的書法風格：“柳與歐為丑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說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米芾認為，柳公權的書法作品過度追求法度，使得書法作品無法展示出作家的自由思想和澎湃的情懷，扼殺了書法作品的生命力，降低了書法作品的藝術性和審美性，這種論調雖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從楷體書法的發展歷程來看，米芾沒有看到形成強烈個人風格和富有個性化的裝飾性成分的運用對整個楷書藝術發展的推動作用。柳公權書法中接近標準化的鉤挑達到了楷體書法的頂點，具有鮮明的視覺識別效果，對于明確字體風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柳體楷書對于書法藝術發展的影響

柳公權生活的時代正處于顏真卿書法風行一時的階段，顏真卿的書法特色對柳公權書法的影響非常深遠。在柳公權早年的書法作品之中，能夠明顯的感覺出有顏真卿書法的痕跡。這充分說明了他善于學習其他優秀藝術家的有點，同時又能夠雜糅百家進行有個性特色的再創造。他結合北碑結字用筆的處理手法將顏真卿外拓的結構方法加以收緊，將顏真卿提筆按過的圓轉轉折加入方折，將運筆過程中的線條轉折的痕跡展示在線條外部，形成了有硬度的轉折用筆特色。柳體楷書將顏真卿的楷體書法進行了演化和升格，兩者聯系緊密又各具特色，因此后世在研究楷書時經常將二者的書法作品相提并論，稱為“顏筋柳骨”。柳體楷書用筆極為干練，字形整體感官為方勁有力同時又清瘦硬氣，內涵豐富同時又內斂低調，富有骨感美，它的整體外觀偏向于瘦長，文字的中心高于水平點，接近黃金分割的文字比例比較符合人們的審美需求。

總體來說，柳公權楷書內撅法結構漢字，提頓折轉的轉折方式，回筆回鉤的處理鉤筆形式，刻畫細膩，堪稱完美。但同時也將楷體造型推向了極致，后世很少有其他楷體書法藝術家再有此能力將楷體向更高層次推動。所以，柳體楷書發展到近現代，已經不能再給后人帶來再創造的視覺素材，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臨摹學習，通過法度嚴謹的高成熟度作品給人們學習楷書帶來幫助。

參考文獻：

[1]徐春興. 試論唐楷書法在漢字演變中的重要作用[J]. 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2：92-95.

[2]李亞旭. “意在筆前”與“忘機興發”――唐代書學之創作心理論[J]. 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3，08：133-136.

[3]陳振濂.楷書成形后書體演進史走向終結的歷史原因初探――書法與印刷術關系之研究[J]. 書法之友，2001，03：3-9.

篇3

分形誕生在以多種概念和方法相互沖擊和融合為特征的當代。分形混沌之旋風,橫掃數學、理化、生物、大氣、海洋以至社會學科,在音樂、舞蹈、美術間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分形幾何是研究無限復雜但具有一定意義下的自相似圖形和結構的幾何學,自相似性在自然界無處不在。例如一棵蒼天大樹與它自身上的樹枝及樹枝上的枝權,在形狀上沒什么大的區別,與一片樹葉的葉脈,具備同樣的相似性質。分形幾何揭示了世界的本質,是真正描述大自然的幾何學。用數學方法對放大區域進行著色處理,這些區域就變成一幅幅精美的藝術圖案,這些藝術圖案人們稱之為”分形藝術”。

”分形”一詞譯于英文,系分形幾何的創始人曼德爾布羅特于年由拉丁語只一詞創造而成,詞本身具有”破碎,,、”不規則”等含義。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年他發現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集合,他發現整個宇宙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構成自相似的結構。

美的震撼,來自美的源泉。簡約是美,對稱是美,和諧是美。科學中孕育著美,分形藝術來源于科學,是幾何形態的一種視覺美。這點與舞蹈的視覺美是相通的。

我們從舞蹈《千手觀音》中,可以領略到局部時空和時空整體之間的一種相似、和諧和統一的偉大美。編導從名勝古跡找到創作靈感,創作的舞蹈《千手觀音》,具有動態分形藝術的典型特征,或許這才是該作品引起世界共鳴的內在原因。舞蹈《千手觀音》和分形藝術在此牽手啦。

事實上,舞蹈造型的分形特征在群體舞蹈中經常表現出來,如《珠蠟舞》、《珊瑚舞》、《小溪、江河、大海》等等。這類舞蹈給我們的美感正是由舞蹈的時空分形結構決定的。舞蹈是一門肢體藝術,需要從動作和音樂中去體現一種境界。這個境界不在于動作的本身,而在于動作與音樂的一種融合,更在于舞蹈者對音樂的理解和把握。從時空上來說,有些舞蹈所演繹的題材和我們的現實社會跨越了上千年之久,不變的就是客觀存在的動態分形美。

英國哲學家藹里斯曾說過“如果我們漠視舞蹈藝術,我們不僅對肉體生命的最高表現未能理解,而且對精神生命的最高象征也一樣無知”。在哲學家,美學家的眼中,舞蹈藝術已經升化為一種生活,甚至生命的藝術。在遠古的社會生活中,幾乎沒有比舞蹈更重要的事情了—婚喪嫁娶,生育獻祭,播種豐收,馬區病除邪,一切都離不開舞蹈。舞蹈成為遠古先民質樸的生活方式和感知世界的手段。新喀里多尼亞的北方,市場店鋪里商人輪流出來跳舞以展示他們的商品北昆士蘭的居民跳著節日的環舞,一只一只地捕捉虱子非洲喀麥隆的酋長由于背叛被處死刑時,甚至唱著歌跳著舞走向刑場。現代社會的舞蹈是相對于古代舞蹈的萎縮。因此回憶這位藝術之母的歷程成了一場追溯生命激情和復興人體文化的跋涉。德籍猶太學者庫爾特·薩克斯從史學的角度,把世界的舞蹈分為了石器時代,上古時期,中古時期,和世紀的華爾茲,波爾卡時代,以及世紀的探戈時代。而在《舞蹈形態學》于平著中,則以整個世界傳統舞蹈的文化格局確立了文化圈一中國舞蹈文化圈,印度馬來舞蹈文化圈,印度舞蹈文化圈,馬來一波里尼西亞舞蹈文化圈,阿拉伯舞蹈文化圈,拉丁美洲混合舞蹈文化圈,黑非洲舞蹈文化圈,歐洲舞蹈文化圈。我們這里談及的世界舞蹈藝術,主要以歐美的舞蹈發展為主線,范疇界定在歐美芭蕾和現代舞的發展變化,并包含了交際舞,流行舞等諸多的舞蹈現象。

美學與科學即有著巨大的差別,又有著本質的相同。簡約是美,也是科學的一種最高形式美

學中的黃金分割律又洽洽是科學優化中的優選法的精髓分形是科學中一種自相似結構,黃金分割律結構也是一種分形結構,舞蹈演員的體型和造型也大都滿足黃金分割律,整體舞蹈設計若體現了分形或動態分形特征,就會給人們一種深邃和簡約的美感。

”分形藝術’,以一種全新的藝術風格展示給人們,使人們認識到該藝術和傳統藝術一樣具有和諧、對稱等特征的美學標準。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對稱特征,分形的對稱性即表現了傳統幾何的上下、左右及中心對稱,同時她的自相似性又揭示了一種新的對稱性,即畫面的局部與更大范圍的局部的對稱,或說局部與整體的對稱。這種對稱不同于簡單而古板的對稱,而是大小比例的和諧對稱,即系統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和含有整個系統的性質和信息。這一點與”一頭牛身體中的一個細胞中的基因記錄著這頭牛的全部生長信息”,完全吻合。不管你是從科學的觀點看還是從美學的觀點看,她都是那么富有哲理,她是科學上的美和美學上的美的有機結合。超級秘書網

篇4

[關鍵詞]技術性貿易壁壘；機制；博弈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愈演愈烈，關稅壁壘逐步弱化，大大促進了國際貿易的自由化，但這并不意味著貿易保護主義離我們而去，相反，它正以一種更隱蔽、更強大、更不易監督和預測的方式——非關稅貿易壁壘手段阻撓著進出口貿易。據有關資料，當今世界貿易壁壘的80％來源于技術性貿易壁壘。

伴隨著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廣泛使用，國內外學者也對此作出了一些研究，取得了十分豐富的成果。PeterSwann(1996)等人對1985—1991年期間英國的凈出口、進口、出口與本國的標準數目及英國和德國認可的國際標準數目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英國的標準對其進口和出口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BarryKrissoff、LindaCalyin和DeniseGray(1997)采用靜態局部均衡模型研究了美國蘋果在日本、韓國、墨西哥這三個不同市場面臨的關稅和技術性貿易壁壘情況，并計算出了限制出口的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等價關稅率以及技術性貿易措施對貿易的限制程度。JohannesMoenius(1999)運用引力模型分析了1980-1995年期間來自12個國家的471個行業的國家特定標準與雙邊共享標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發現雙邊共享標準對貿易量有顯著的正效應。我國學者王志明、袁建新(2003)分析了技術貿易壁壘對進口商具有數量抑制效應、價格抑制效應和動態抑制效應。張海東(2004)通過建立局部均衡模型和不完全競爭模型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給國內企業提供的保護程度進行了經濟學分析。何元貴、陳潔(2007)對我國出口貿易遭受美歐日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原因分兩個層次作深入探討。雖然國內外學者針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研究很多，但主要是集中使用定性與定量、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研究的方法，應用博弈分析的較少。本文主要從國家間貿易政策博弈和各國內部政治與經濟力量相互博弈的角度，通過構建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解釋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形成機制及對各利益集團帶來的影響。

二、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形成機理：進出口雙方國家間貿易政策的博弈

眾所周知，技術性貿易壁壘是前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產物，從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上說，貿易保護政策的實施不利于全球資源的合理配置，各國所獲得的利益較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所獲得的利益會減少，那為什么各國還是會傾向于選擇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呢?

一個很重要且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進口國的企業或相關行業，特別是那些沒有競爭優勢的企業或行業，會受到進口產品的影響，其利益遭受到嚴重損害。也就是說，設置壁壘根本上是為了保護本國相關產業和行業。由于各國在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技術水平、需求偏好與經濟稟賦等客觀條件上存在著差異，使得各國的技術性措施之間產生著分歧，為了保證自身的最大利益，各國間必然形成技術性貿易壁壘。

假設：A國和B國按照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和貿易；A國在甲產品生產上有優勢，B國在乙產品生產上有優勢，兩國分別從對方進口自己的劣勢產品，即A國從B國進口乙產品，B國從A國進口甲產品。A國和B國只允許采用技術壁壘方式(TBT)來限制對方出口，它們的策略及利得如下圖，所示，

理性的國家知道，如果雙方都不設置技術壁壘，他們都能夠從貿易中獲得0.5個單位利益，這對雙方來說，是一種“雙贏”的格局。但是，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他們的占優策略。因為，在一方設置技術壁壘行為被允許的情況下，如果對方選擇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那么他將獲得1個單位利得；如果對方選擇設置技術壁壘，他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則會使自己造成1單位利益所得損失。相反，如果他選擇設置技術壁壘，他的利益所得損失為零。根據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每一個理性主體都會剔除嚴格的劣策略(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去選擇設置技術壁壘。因此，盡管各國都知道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能獲得一定的利益，但考慮到在其他國家設置了技術壁壘之后自身的利益會有損失，所以，為了能夠回避這種風險，各國最終還是有很強烈的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意愿。

三、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形成機理：壁壘設置方國內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

技術性貿易壁壘既是各國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也是各國內部政治和經濟力量相互平衡的結果。在一個民主的政體中，多數人的意愿應該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當少數利益集團受到損害時，迫于政治壓力或為了贏得更多的選票，政府往往采取了少數利益集團的建議。這與關稅的實施是相同的，關稅的采用必然導致消費者福利的損失，技術壁壘的設置給消費者帶來的是較少的產品選擇和較高的消費價格。但不同的是，技術壁壘的設置常常是符合了或者至少表面上符合了消費者的利益(保護消費者的安全和健康、保護消費者生存環境的潔凈和安全等)，相關的壓力集團有更好的口實來要求技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政策運行會產生一定的市場結果，對經濟個體(包括生產者與消費者)有資源配置和福利影響，理性的經濟個體對不同的政策及其市場結果也有一定的偏好，必然會通過施加各種政治影響以實現自己的偏好，獲得利益最大化。消費者人數眾多，利益分散，每個消費者難以察覺自己在貿易保護下的福利損失，而且消費者更多的是注意他們在生產方面的地位，這個地位的維護和提高經常得益于進口保護政策。因此，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形成是一國內部政治和經濟力量相互作用與平衡的結果。

假設1：一國政府G有設置和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兩種選擇，國內生產者P有生產和不生產產品兩種選擇，但生產的產品在同國外產品的競爭上沒有優勢，國內消費者C有購買和不購買國內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兩種選擇。那么，我們可以建立如圖2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

由圖2模型可知，當政府選擇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時，該種產品可以自由進口，消費者可以選擇購買國內生產的也可選擇進口的該種產品，由于進口產品的價格低于國內生產者的價格，消費者當然會傾向于花費2個單位的利益損失購買進口產品，但此時國家和國內生產者什么都得不到，則國內生產者就會要求國家對該種產品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政府也會認為如果這種情況長期存在，則會導致進口產品對國內的壟斷，國內生產者的大量倒閉，造成國家巨大的逆差，不利于本國該種行業的發展，從而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本國企業進行保護。當政府選擇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時，會對該產品的進口產生抑制作用，從而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減少進口產品的數量。此時，盡管國內該種產品的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但會低于進入到本國市場的進口產品價格，對于消費者而言，如果選擇購買國內生產的該種產品，會造成自己3個單位的利益損失，國內生產者會得到2個單位的利益，政府得到1個單位的利益；如果消費者選擇購買進口產品則會造成自己5個單位的利益損失，國內生產者什么都得不到，政府能得到3個單位的利益。由于設置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后，消費者購買該種產品的支出增加了，會引起消費者的不滿，要求國家取消技術性貿易壁壘，從而形成了國家——國內生產者——消費者三方的博弈。但只有當國家認為國內該種產品已經具備了國際競爭力的時候，才會逐步取消技術性貿易壁壘。

假設2：一國內有兩個企業A和B，企業A已經從事某種產品的生產，并且在市場上具有穩定的銷售份額，且企業A可以通過要求政府是否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來打擊其他競爭者。企業B打算從事該種產品的生產，但是對企業A的競爭實力不完全了解，無法判斷企業A在企業B進入市場后的反應，此時，我們可以分兩種情況建立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一是企業A是屬于行業領先企業；二是企業A是屬于行業一般性企業。具體博弈策略及利得見圖3和圖4：

在圖3中，由于企業B是該行業的新來者，在技術、銷售渠道等各方面都不會比企業A更有優勢，而企業A是該行業的領先者，企業B的進入對企業A的影響不是特別大，但是，當企業B選擇進入市場，且不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時，國外企業也會進入本國市場占去一定份額，所以企業B一定會傾向于要求本國政府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從而獲得更大收益。當企業B認為進入該市場所得到的收益太少而選擇不進入該市場時，對于企業A可以在本國市場上得到絕對多的收益，但是，如果要求本國政府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企業A便可以取得本國市場上的絕對壟斷。所以，無論企業B選擇進人還是不進入該產品市場，國內總會有企業要求政府要求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

在圖4中，因為企業A在該行業的競爭實力一般，所以企業B有可能在進入之后與企業A一統市場，由于這兩個企業本身實力都一般，會做各方努力，為自身減少競爭對手，擴大所得收益，所以，無論企業B進入市場與否，企業A都會要求政府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阻止國外企業進入本國市場。而當企業B進入市場后，就會同企業A一起要求政府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獲得最大收益。

篇5

二、審美意識形態派

這一學派十分重視文學的審美屬性，進而將文學的本質定義為“審美反映論”或“審美意識形態論”。其代表人物為錢中文、童慶炳等人。作為20世紀80年代我國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在新時期之初批判文學工具論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體論文藝學的‘文學向人回歸、向自身回歸’的‘主體性’思想及康德美學的‘審美無功利’的自律論學說為理論依據，將審美規律視為文學藝術活動的最重要的內部規律給予空前的重視和深入的探討。”［13］這首先體現于審美反映論的倡導。童慶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學概論》一書中明確提出：“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顯而易見，在此突出的是“審美”一詞。他在肯定“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的同時，認為“僅僅認識文學和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以及一切社會科學的共同本質是不夠的。……還必須闡明文學區別于其他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科學的特征。”“那么，文學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們認為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是審美的反映。審美是文學的特質。……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就在于它是對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14］這是文學審美反映論的較早確認。1986年，錢中文也提出文學“審美反映”論，而且還從“心理層面”、“感性認識層面”和“語言、符號、形式的出現”層面說明了文學“審美反映”論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驤在《藝術的認識性和審美性》一文中，從反映的對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個方面闡述了“審美反映”論的要點［16］。概括而言，審美反映論強調：文學的特質在于審美，在于主體對客體的審美把握，作家對生活的反映以其審美感受和審美體驗為中介，而不是傳統的文學認識論所認定的那種簡單的鏡子般的反映與復制。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對審美反映論的發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錢中文的《文學理論中的“意識形態本性論”》一文在對前蘇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學理論發展的梳理與評析過程中，提出文學是一種“審美的意識形態”，認為文學具有“審美”與“意識形態”的“兩重性”［17］。但并未進行深入論述。1987年，錢中文又發表了《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一文，正式確認“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并初步闡明了其內涵：“文學作為審美的意識形態，以情感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認識的結合；它是一種自由想象的虛構，但又具有特殊形態的多樣的真實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實利為目的的無目的性；它具有社會性，但又具有廣泛的全人類的審美意識的形態。”［18］隨后，王元驤、童慶炳等人著文積極響應，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內涵。隨著其影響不斷擴大，審美意識形態論不僅成為20世紀80年代我國文學理論的主導范式，而且被視為此時期我國文學理論界最重要的理論成果。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審美意識形態論作為文學本質的定義為多種“文學概論”教材所采用，如陳傳才、周文柏的《文學理論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顧祖釗的《文學原理新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別是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為高校文學理論通用教材在全國范圍推廣之后，審美意識形態論更為系統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國文藝理論研究的主流地位。從邏輯學角度來看，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確認，大體可分為兩個步驟：第一，以的社會結構學說為立論基礎，將文學定位為上層建筑中的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反映現實生活的社會性話語活動。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19］在論及文學是否是意識形態時，這段話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見也最多。按審美意識形態論的主張者的理解，其基本內涵是：社會結構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基本層次構成，上層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文學屬于上層建筑中的社會意識形態。所以，“文學從本質上說是意識形態。”［20］第二，論證文學是一種區別于哲學、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識形態的特殊意識形態，這種特殊之處在于以審美為根本性質。作為一般意識形態，文學與哲學、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識形態具有共同性質，“是一種反映現實生活的社會性話語活動。”［21］但同時，“文學不僅是一般的意識形態，而且更是審美意識形態。文學的一般意識形態是其普遍性質，而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才是其特殊性質。這種普遍性質總是包含在特殊性質之中，并通過特殊性質顯現出來。”［22］以上兩點結合起來，審美意識形態論的內涵就得以揭示：作為“審美”與“意識形態”的復雜組合形式，它具有審美與意識形態的雙重性質。那么，審美意識形態作為“審美與意識形態的復雜組合形式”有何具體內涵呢？在《新時期文學審美特征論及其意義》這篇帶有回顧和總結意味的文章中，童慶炳把“文學審美反映”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作為“新時期文學審美特征論”的兩種代表性理論綜合起來，闡述了其共通的理論特點和基本內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與“復合性”（或“復合結構”）兩個方面。至于前者，他認為，“‘文學審美反映’論和‘審美意識形態’……是一個有機的理論形態，是一個整體的命題，不應該把它切割為‘審美’與‘反映’，‘審美’與‘意識形態’兩部分。‘審美’不是純粹的形式，是有詩意內容的；‘反映’、‘意識形態’也不是單純的思想，它是具體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從性質上看，這兩種理論是集團性與全人類共通性的統一；從功能上看，這兩種理論既強調認識又強調情感；從目的上看，這兩種理論既強調無功利性又強調有功利性；從方式上看，這兩種理論既肯定假定性又強調真實性。審美意識形態論是一個“復合結構”。總之，“‘文學審美反映’論與‘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既超越政治工具論，又超越形式主義論，它們在文學的內部與外部找到了一個結合點和平衡點，以包容文學的多樣性、復雜性、遼闊性和微妙性”［23］此外，錢中文也強調：“‘文學審美意識形態’……顯示文學在其自身歷史的發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復式特性———詩意審美與意義、價值、功利之間的最大的張力與平衡。”［24］

三、科學派

這一學派之所以被稱為“科學派”，原因在于“該派重視對文學理論的反思，以爭取文學理論成為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實現‘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統一為主要訴求，以推動建設文學理論的當代形態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該派十分強調文學理論概念內涵、體系精神、表達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學性。……明確提出‘科學本性’乃是文學理論學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學文、李志宏、金永兵等。這一學派的理論實踐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文學理論學的構建。在董學文等人看來，文學理論學這一新學科的構建，既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對當下中國文學理論向何處去的積極回應。論者認為，新時期三十多年來，隨著新方法的引進、討論和實踐，中國文學理論學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學科性質與學科定位的逐漸明確，理論的自覺意識不斷強化［26］。“假如沒有對文學理論自身目的與方法的反思，沒有對文學理論自身性質和特征的質疑，沒有對文學理論中關于文學解釋有效性的進一步探索，沒有對文學理論中提出各種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檢驗性的認真思索，那么就難以透徹地認識文學理論活動的規律，追求文學理論自覺性的努力也會困難重重。甚或可以說，這些反思性的活動，是理解‘文學理論之所以為文學理論’的思想前提。”［27］因此，對文學理論學科本身進行反思，探索文學理論的本質特征和自身發展規律，建立文學理論的科學體系就顯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從當下的文藝學發展現狀來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文化轉型及文學現實的新變，文藝學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關于“文藝學向何處去”的討論中，學界“正經歷著對文學理論本體論或本體性認識的多元期和混亂期，有關‘文學理論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學理論’的見解，莫衷一是，文學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理由，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28］在此背景下，探討“文學理論的思維方式問題，學科命名問題，學科定位問題，學科研究現狀判斷與發展方向或趨勢問題，文學研究對象及其研究邊界問題，等等”［29］就成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這種危機意識，董學文等人開始大力倡導“文學理論學”的創構。客觀地講，“文學理論學”作為一門新學科的創建尚處于探索與嘗試階段。那么，這一尚未確立的學科將會具有一個怎樣的理論框架呢？以董學文為代表的倡導者描繪了一幅“‘文學理論學’可能觸及的大致理論區域的‘方案草圖’”［30］。總體而言，“‘文學理論學’是關于‘文學理論的理論’，‘屬于元科學’的范圍。它要解決‘文學理論是什么’的問題及其文學理論的對象、特征、要素、范式與變化規則等問題。”［31］具體來說，它包含以下幾個層面：關于文學理論本質的探討，或者說“文學理論是什么”的研究；關于文學理論“話語特性”的探討；關于文學理論“形態”、“范式”形成與演變的研究；關于文學理論家和“理論共同體”的探討；關于文學理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32］。而由董學文所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學理論學導論》一書無疑是上述理論構想在實踐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文藝學“當代形態”的探索。董學文提出，文藝學已進入一個“綜合”與“創新”時代。對于中國文藝學的發展而言，尋求和選擇新的生長點和突破口是現實的理論需求，建設文藝學的“當代形態”已成為文藝理論界一項刻不容緩的使命和任務。那么，何謂文藝學的“當代形態”？它有何具體內涵？“‘當代形態’的說法是相對于‘經典形態’而言的。所謂‘經典形態’指的是經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對文藝問題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據這些表述所形成的傳統觀念。‘當代形態’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用現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總結新的經驗，把文藝學的面貌再一次新鮮地描繪出來。”［33］在董學文看來，雖然永遠不會過時，但是作為認識對象的文藝學“經典形態”本身不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這就需要通過新的認識和闡釋使其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董學文認為，文藝學總體上可分為兩個層次，即哲學社會學層次和“美學和歷史的”批評層次。把文學放在社會結構中做歷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形式；把作品形態的文學與包括作家在內的整個社會生活對置，把作品的內在結構與該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精神結構照應起來，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這屬于文學藝術哲學社會學層次。而關于詩學和作品的本體論研究，則屬于文學藝術的“美學和歷史的”批評層次。相比較而言，后者是文藝理論中的薄弱環節。因此，建設文藝學的“當代形態”，就要將研究重點置于“美學和歷史的”批評層次，對文藝的相對獨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體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主客體雙向逆反運動的問題，包括文學反映社會生活的各種中介機制、作家對社會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點、審美的直觀性問題；二是，創作過程問題，包括藝術思維的具體特征與心理機制、藝術把握世界的方式與藝術生產機制、文藝的情感機制；三是，作品———文本問題，包括作品的語言、語義、內外結構及符號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風格等；四是，欣賞、消費、接受和交流學問題，包括讀者對作品的接受機制、闡釋機制和流通規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評方法［34］。建設文藝學“當代形態”的主張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以來，迄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馬克思與美學問題》（董學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當代形態的文藝學》（董學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藝學當代形態論》（董學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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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9-0000-01

審美意識形態是伊格爾頓接受了葛蘭西的領導權的理論之后提出的最重要的美學理論。審美是一種情感性的想象活動，能夠突破約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關系，消除現實世界對人的各種理性壓抑，使主體體驗非功利的審美愉悅。“審美在神圣的時刻擺脫了目的論的可怕得控制，砸碎了把一切事物禁錮于其中的功能和因果支鏈，因此審美迅速地使客體擺脫了意志的牢固控制并使之帶上莊嚴的色彩”，由于審美具有這樣非功利的特征，在審美意識形態在被中國引進之后在80年代，一個剛經歷過政治高壓的時期，特別是文學急需要從政治的高壓中解放出來，于是在80年代文學審美意識形態開始發展。

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由來已久，早在遠古的孔子就強調文學有政治教育的作用，到五四時期文藝更是承擔了發帝反封建的重任，于是有了左翼這樣的文學社團的誕生，有了魯迅這樣的通過文學來喚醒愚昧的國民的作家，再到時期的迫害作家的政治運動。文學與政治始終存在著無法割舍的關系，似乎文學總是在為政治服務，文藝叢屬于政治束縛了文藝的發展。物極必反在文學經過十年之后，人們便開始要把文學從政治終解放出來。從1978年開始，在文藝界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關于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的論爭，這一論爭帶來了良好的效果，“文藝從屬于政治”的命題被否定，“審美意識形態”論作為一種文藝學觀念開始醞釀。

一.“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醞釀

“審美意識形態”一詞最早出現在1982年孔智光的文章中，他說“在我們看來，藝術的本質是審美意識形態，1983年周波在他得文章中也提出了“文學審美意識形態和形象性的藝術特點”的字樣。1982年錢中文提出了“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之所以是文學批評的客觀標準。文學是通過語言的審美結構，創作主體的感受、體驗而灌注了感情思想的鮮活的意識形式，即審美意識形態，評價文藝應該進行美學分析。他說“文學藝術固然是一種意識形態，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文學藝術不僅是認識，而且也表現人們的感情、思想，審美的本性才是文學的根本特性，缺乏這種審美的本性，也就不足以言文學藝術，看來文學藝術是雙重的”。1986年他又指出“文學是一種審美的藝術形態，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審美性和意識形態性”重申文藝本質具有雙重性質。1987年他又在《論文學的系統性特征中》詳細的闡述了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系統，其系統本質就是“文學史審美意識形態”。他對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作了如下闡釋：

以感情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認識的結合；它是一種自由想象的虛構，但又具有特殊形態的多樣的真實性；它是有目的，但又是有不以實利為目的的目的性；它具有社會性，但又是一種具有廣泛的全人類的審美意識形態。

1988年錢中文又從發生學的角度對審美意識形態加以闡述。他認為在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中，人類有了語言進而產生了能夠傳情達意的文字，并通過文字來記錄人們的思想感情、傳說故事，便產生了審美意識形態，即真正意義上得文學。文學是有審美的、又具有意識形態的。

文學的審美意識形態充分考慮到文學是一種認識，是一種思想，是一種意識形態；同時又認為文學是人的情感評價，是個人的感性體驗，是特殊的意識形態，因此審美意識形態的發展在多數學者那里達成了共識。

二.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深化

在“”結束后，學者們開始擺脫“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僵化口號，錢中文提出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之后，這一對文學的重新認識很快得到以重慶炳、王元驤等一些學者的贊同，他們從各個角度對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做出了論證，逐漸增強了“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厚度，使這一理論成為90年代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觀點。

1984年重慶炳在其主編的《文學概論》中明確將“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1992年重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明確將“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作為文學的本質界定，表述是“文學是話語蘊藉的審美意識形態”。這套教材發行廣，使“審美意識形態”更加深入人心，使這一理論成為文學本質闡述的權威理論。此時文學審美意識形態也招致了很多的批評，鑒于此重慶炳在2000年發表了《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作為文藝學的第一原理》。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論證，第一：“審美意識形態理論”范疇的整一性和獨特性；第二：“審美意識形態”如何接示文學諸方面的特征，包括文學客體、文學主體和文學功能三方面，認為審美意識形態所把握的是人的整體生活的聯系，是詩意的聯系，需要主體的獨特的特征和情感的投入，它區別于一般意識形態的真、善、美的排列順序，把美放在第一位，強調審美功能的關鍵是“認識社會和接受教導”的前提。這是他對自己理論觀點的重申，同時也是對“審美意識形態”原理的深入闡述。2004年重慶炳進一步對“審美意識形態”的內涵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認為“審美意識形態”不是簡單的“審美”和“意識形態”的簡單相加，而是一個有機的理論體系。“審美意識形態”具有獨立性的同時也具有巨大的溶解性，一切“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歷史的甚至科學的內容都可以溶解在審美意識形態中。

王元驤則進一步對“審美意識形態”作了具體深入的解說。1988年他在《藝術的認識性的審美性》一文中論證了審美反應說的各個層面，從對象、目的、和形式三方面對一般認識和審美反映加以區別，完整而深刻的深化了對審美反映的認識。2007年王元驤在《文學原理》進行教材修訂時，進一步使認識論和實踐論統一的觀點在全書得到充分的體現，認為藝術家的想象不僅是認識生活的結晶，而且也是他得理想、愿望的實現。在文學的功能里他主張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的統一，文學的認識、教育、娛樂功能是通過審美而由認識過渡到實踐。文學的功能也就是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具體體現。

三.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未來

文學審美意識形態在90年代成為理論權威的同時也迎來了以董學文和周忠厚為代表的學者們的反對。首先，他們認為不能把文學的本質規定為意識形態，董學文指出“意識形態是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總體性概念”，用一個總體性的范疇來給總體的一個構成下定義的做法，那就要慎重了。其次又指出不能用“審美”覆蓋文學的所有本質，董學文和王建輝認為文學本質是一個系統，“審美”只是其中的本質之一。第三，將“審美”和“意識”結合在一起是一種簡單拼湊。董學文認為“審美意識形態”是一個偏正結構詞組，在歷史中審美意識形態論者強調的是前者，這樣就漏掉了文學的其他組成；另一方面，在“審美意識形態”中無論是用“審美”統領“意識形態”，還是用“意識形態”統領“審美”都會出現問題。前一種會使意識形態空乏，后一種會使“意識形態”擠壓審美。

在目前的“審美意識形態”論爭中，我們既要高度肯定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意義和歷史作用，又要客觀分析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和歷史的合理限度，在兩方的論爭中我們要切實提出發展文學審美形態的建設性意見。

新時期以來審美意識形態具有開創性并取得了巨大實效，使文學從政治的枷鎖中解救出來，出現了新局面，純文學、大眾文化呈現出鮮活、蓬勃的活力，同時也存在著商業的運做使文學失去精神建構能力和對現實文化批判能力的問題。在未來“審美意識形態”的發展中我們要反思、清理，在肯定“審美意識形態”的歷史作用的同時要看到這個理論的不完善之處，通過當前的論爭來探討審美意識形態的發展，尋找理想的出路，讓文學真正成為審美的能夠陶冶人類性情的文學，從而促進人類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育紅.當前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爭綜述.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08，第31卷第2期.

[2] 栗世來.走向日常生活的審美意識形態.吉首大學學報，2011，第32卷第4期.

篇7

語文教育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的文化過程。王韶華在四十多年教育、教學過程中，著手于“化人”，即教書育人；又著書立說，乃謂“化文”。他出版了二百萬言探討文學、文化和教育理論的學術專著，以及表現生存的本土世界和心靈生活的作品集。

《文學形態論》是他的代表作，已經三次出版。著重于三個方面研究：其一，從作品文本入手，研究文學審美的蘊含和表達方式；其二，從創作主體出發，研究文學審美表現的個性和風格；其三，立足于欣賞者角度，研究文學審美接受的過程和效果。在文學理論討論中，提出“文學形態”命題，從文學生成過程、內在結構與表現形式方面，揭示文學的本質與特征；提出“文學言語生命嬗變”的命題，探討文學推衍變化中個人言說、“對話”的“語言藝術”，認知文學發展的基點和原動力是言語生命力；提出“當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的命題，分析文學流派、類型及藝術特色，以求得當代文學范式可能性的途徑；提出“建立‘召喚結構’的智慧詩學”的命題，在當代文化詩學背景下，激發自我智慧與創作精神，努力建立一種具有“活性效應”的闡釋過程與理論框架。

《文化智慧論》集中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曾經以此命意的論文在《光明日報》接續發表，擬為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內容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以“國學”入手，探討文化精神，在文化自覺意識的理論探析中，著重從真、善、美三個角度予以解讀和詮釋；二是以“文化社會學”著眼，揭示“文化智慧”主旨，探討知與行的內在邏輯關系，使文化自覺找到了實現的路徑；三是以“地方文化”立足，分析歸納其文化成果，建構“崆峒文化學”。其感性、理性互見，產生相互推衍的文化作用力，認識觀和實踐觀向前邁進了一步。這是當代文化理論新的質點，是哲學思維中人文精神的高度喚醒，積極地尋找并運用人類思維、活動的智慧結晶，解讀歷史、服務當下現實、啟迪未來。

《行走教育論》是研究“治學”和“為學”立身之作，是一個教師知識積淀和個體經驗的開發“言傳”，與學生、世界和生活的“對話”，形成了獨特的教育觀。他描述極其生動的語文教育活動場景――一個心靈帶領一群心靈，行走于語言與意義的世界。突出“行走”這個關鍵詞，就在于強調主體的自主、能動性，突出學生知識、心理和思維能力諸方面的“生長”。借鑒中國“詩教”“成人”傳統和西方“博雅教育”理念，試圖通過人文通識教育，打造更廣泛的文化與審美結合一起的“詩意”學習空間，能夠 “造就具備遠大眼光、通識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層的文明教育和完備的人性教育”（帕卡德語），培養學生的創造性、自主性以及優秀人格，成為“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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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1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05-0071-09

《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理論建設與實踐研究》是2015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本論文從“我所理解”的角度，闡述對此課題若干方面的基本理解。因為著眼課題涉及的最大外延和最基本問題的初步規劃和設想，所以，粗線條提出的可能研究的若干問題不可能也不打算詳細展開。目的是得到同行學者的討論與批評，以便后續深入研究。

一、如何理解價值體系

體系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體系有怎樣的特質特征？體系自身以及與外在環境有怎樣的關系？

1.體系的概念

漢語的體系/系統，體制（名詞）在英文中均對應為“noun”。英語中此詞語的基本意思有兩個：第一個意思，一整套同時運作的事物，通常被看作是某個結構或某個具有內部聯系的網絡的組成部分的總和；一個復合的整體。例如國家鐵路系統：液體經由管道系統進行傳送。第二個意思，按照已經完成的部分制定的整套規則或程序：有組織的計劃或方法。例如政府的多黨制體系；公立教育系統。從英文原來的涵義，翻譯成漢語后，在不同場所，分別有體系、系統以及體制等表述。

我國《辭海》的“體系”條目說：“若干有關事物互相聯系、互相制約而構成的一個整體。如理論體系；語法體系；工業體系”。從該辭條的關鍵詞“構成”可知，體系是人類為實現某方面目的的人為建構，即有意識的主觀行為。雖說是人為建構，也必須依賴于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與把握。例如語法體系，說話是人類原本既有的自然行為，于不自覺狀態中遵循特有規律。語法學家將這種規律總結提升概括為“語法體系”。因此，所謂體系，是基于對于客觀存在事物或者事實的準確認識和把握之后有意識建構的整體。

如上介紹均出自“體系”的本體論角度界定和理解。那么，方法論角度，關于體系會有怎樣的說法呢？“所謂系統方法。就是要求把對象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認識和改造的方法。就是把系統和環境的關系聯系起來看成一個更大整體來考察對象的方法。也就是說，它是從整體出發。始終著眼于整體與部分、整體與環境相互作用，從而綜合地處理問題，以達到最佳目的的一種方法”。這里的“把系統和環境的關系聯系起來”是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讓我們再借助皮亞杰在《人文科學認識論》中曾經就“結構”這個概念的討論，來看體系和系統就更清楚了。皮亞杰說。機體即“―個活的結構構成一個‘開放’系統。也就是說，它在與外界不斷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個自身封閉的系統，其要素在從外界吸取給養的同時通過相互作用而得到維持。……這樣一種結構就能作靜態描述，因為它盡管永遠活動著，仍保存著自身，但原則上它是活動的，因為它構成種種不斷變化的相當穩定的形式”。由于結構本身可理解為是一個系統/體系。所以，可將皮亞杰關于“結構”的“與外界不斷的交流中保存了自己”的思想借用來認知系統/體系。

2.體系的特性與特征

本體論和方法論兩個角度的界定，讓我們看清楚了體系的特征和特性。

第一，體系是人為建構的結果。體系是人類為了某方面目的而有意識建構的一個整體。當建構的一個整體訴諸邏輯性的文字表述時，即為該體系的理論形態。緣于人為建構，所以，系統必定具有不斷調整的任務和可能調整的機制。比如，公立教育系統，就要不斷調整到符合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對教育的需求。還要與社會其他部門協調和諧等。質言之，體系建構與調整是有意識的有目的的行為，建構與調整都遵循其相應規律。規律是客觀的，體系建構是主觀的，因此，體系是主客觀相互吻合的產物。

第二，體系具有穩定性、整體性和活動性。體系遵循自己所屬的規律。人類建構體系有目的，在尊重規律基礎上期望體系穩定和完整。比如，公有教育體系，一旦形成就具有各層次教育的搭配協調。以保證其穩定和完整。此即穩定性和整體性。穩定性和整體性如何得到保障？依靠其活動。活動的涵義，包括體系內部的各層次和組成部分之間的調整，也包括“把系統和環境的關系聯系起來”，根據環境變化而對體系進行調整。這就形成了活動性。活動性乃為體系的重要特性之一：體系之內各個部分以及各部分均分別地與整體具有內在聯系，這種聯系是維持其活動性、穩定性和整體性的保證。

第三，體系的相對性。體系多大呢？從如上皮亞杰關于結構的理解和表述中可以看出來，體系是相對性概念，不是大小概念。對外在環境來說，它是一個整體即體系，對它內部的某個部分來說，這個整體相應地又成為了外在環境。即任何一個體系都有其內外兩個方面的相對性。比如公有教育體系，其外在的社會整體是一個體系，其內在的某個層次的教育也自成一個體系。相對特性決定了它的活動性，對內對外的活動，以維持其穩定與完整。體系的相對性，要求體系的設計者具有辯證思維。

那么。什么是價值體系？這就需要首先確定文藝評論。文藝評論的性質和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價值，都與文學觀念密切相關。而對于體系的準確理解，才能準確理解以怎樣的文學觀念為基石建構文藝評論價值體系，所以，文藝評論、價值、體系是三個互相牽制的概念范疇。此部分只好暫且放下“文藝評論”和“價值”兩個概念。在如下幾個方面，基于體系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兩方面綜合性理解，來探討建構價值體系必須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及相關問題。

二、文藝評論價值體系建設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

“文藝評論”的“價值體系”建設是人為的有意識的理論工作，有怎樣的文學觀/文藝觀，就有怎樣的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理論建設的邏輯起點。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種文學觀，文藝觀，認可和選取哪種？筆者以為，我國新時期是文學研究廣泛汲取中西方歷時與共時的文學思想資源并加以反思、批判與創新的重要時期。也最具系統論思想方法，是最值得關注和珍視的理論時期。這個時期文藝學重要的理論成果可以作為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

1.系統論視野中的新時期文藝學重要理論成果的考察

新時期30余年，我國文藝學界建設當代文學理論有四個方面的資源：其一是當下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其二是“五四”以來建立起來的現代文學理論；其三是中華古代文學理論；其四是西方文論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如此理論資源及其繼承創新實踐背景下，我國新時期文藝學創獲了諸多理論成果。其中得到學界共識并在批評實踐中不斷得到檢驗的重要理論成果有：文學審美特征理論、文學反映論、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觀念、文學活動論、文體詩學、比較詩學、文藝心理學等理論。那么。這些理論之間具有怎樣的內在關聯性？具有關聯性并且自洽，則表明這些理論可以與一個關于文學的共同本質的原理相統一。或者說。以某種關于文學本質的理論與相關理論可自成一體地成為文學基本原理。

獲得學術界共識的文學理論成果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如下：“審美特征”論。確認了“審美”是文學整體性結構關系生成的一種形而上的新質。審美是主體與客體、個人與社會所締結的一種特殊關系。……審美的根本功能是為了創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為了獲得完滿的人性，為了使人成為“全面的人”。審美特征論探究起步于文學本質的理論反思。反思之結果是取代了“形象特征”說。最后落腳于文學基本特征理論。文學反映論，此理論是從文學與整體性生活關系的角度，以文學審美特征區別于一般認識論的對于整體性生活的審美反映。這就決定了存在與意識、社會基礎與上層建筑乃至意識形態關系的維度，可順乎學理地得出“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的觀念，此觀念被有的學者看作新時期文藝學第一原理。朱立元等在總結“文藝理論中國化”工作中，也認為“審美意識形態論不僅是新時期文藝理論對于文藝極端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反撥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肇始于20世紀初我國現代文藝理論意識形態論和審美論兩脈的揚棄與重建，代表了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成果”。當然，關于審美意識形態概念及其思想辨析，需要單獨研究。而且此概念在錢中文教授和童慶炳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教授的理解和表述中也有差異。但諸位學者以此為文學的基本性質這一點上沒有大的分歧。童慶炳教授將文學認定為具有審美與意識形態雙重性質，而且表述為文藝學的“第一原理”。這樣，文學審美特征論、文學反映論和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三者就構成了關于文學本質的基本理論。他將的“人的活動”思想引入了文藝學理論，認為文學以活動的方式存在，是整個人類活動中一種高級的特殊的精神活動：這樣的審美活動。是人與對象的詩意情感關系，導致人的自覺能動的文學創造，同時確認了文學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這就構成了文學活動論思想，文學活動包括作家的創作、創作之結晶的文學作品、作為文學接受者的一般讀者和批評家。構成這個活動得以運行的是人類生活的世界。文學活動處于運轉中，活動的各個環節并非直接連接，新時期文藝學充分注意學理性。認為作家與作品、作品與接受者等各個部分之間，以及各個部分內部，均存在若干尚不十分清楚的需要探索的過渡性因素。這些過渡性因素恰恰是文學基本理論更加細化的部位。從文藝學界既有探索和研究成果來看，業已發現并論證了世界與文學活動中的主體（筆者認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的“一般中介”――社會心理，以及文學活動中的主體（筆者認為包括作家和接受者），以及該主體與作品之間的“特殊中介”――藝術文體。僅從作品這個組成部分自身來說，則存在著形式與內容的互相征服說，相互征服之結果的文體，則具有若干層面，這些理論涉及到新時期頗有成就的文藝心理學理論、文體詩學理論以及中西比較詩學等理論領域。文學審美特征、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等關于文學本質的觀念與思想，均合乎邏輯地滲透在文學活動過程中。童慶炳教授所著的《文學活動的審美維度》一書全部四章的題目最準確地標示了如上理論邏輯：“第一章：文學活動的審美本質”，“第二章：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第三章：文學作品的審美結構”，“第四章：文學接受的藝術規律”等。從如上梳理和辨析，可以合乎邏輯地認為，從文學活動論切入，可以順乎學理地與文學審美意識形態的本質以及細部的文體學、文藝心理學等相關的具體理論相互兼容與支持。由此。筆者嘗試從文學活動論切入，考察從該活動系統可否延伸出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理論建設的內在要求。

2.文學活動的系統性與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理論建設問題

如果說，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理論建設是一個人為的任務，那么，這個任務是怎樣提出來的？從上面介紹的新時期各種得到共識的文學理論成果來看，它們相互之間圓融自洽，體現了文學的系統性與整體性。其中的審美意識形態作為本質，滲透于文學活動全過程，這就形成了一個以審美意識形態為本質的文學活動的概念。那么，文學活動的內涵與特征如何？

文學活動的內涵是：“第一，文學活動是滿足人的高層次需要的一種高級精神活動。……第二，人的需要作為人的活動的動力，決定著活動的本質。文學活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活動主要是為了滿足人的審美需要而產生的。因而文學活動的獨特本質是審美。”文學活動具有哪些要素呢？“人的活動的要素共有兩個：主體及其能動性，客體及其屬性。所謂活動就是這兩個要素之間所產生的復雜關系。具體到文學活動，其要素是四個：第一主體及其能動性（作家），第一客體及其屬性（生活），第二主體及其能動性（欣賞者），第二客體及其屬性（作品）。這四個要素，構成了兩組關系，即第一主體及其能動性與第一客體所形成的關系（作家與生活的關系），第二主體及其能動性與第二客體所形成的關系（欣賞者與作品的關系）”。這個文學活動的思想與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的“藝術批評的諸座標”即四要素的思想，殊途同歸。

藝術接受者包括哪些主體？童慶炳教授在《文學活動的審美維度》的第四章《文學接受的藝術規律》中提出“審美接受可分為一般讀者的欣賞性接受和批評家的批評性接受兩種。欣賞性接受更重感性，批評性接受更重理性，但審美則是它們的共同特征”。由此可知，在文學活動思想中，批評家處于接受者位置，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欣賞者。批評家秉承怎樣的文學觀念、評價標準。以及批評發生怎樣的效應等，都將存在于文學活動中，并且與整個文學活動的其它部位發生內在聯系。在我看來。第一，批評家對于作品的批評、對于文學發展整體的把握和評價、對于新萌芽的文學思想和思潮的警覺與表述、總結等，其中影響較大者，均推動了特定時代的文學思潮、審美追求等，并以各種方式和渠道滲透并影響到作家創作的各方面。無論作家認可與否。第二，一般讀者雖然不是批評家，但是他們有自發性的評論。即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區分出的三種批評之一的自發的批評。街頭巷尾、親人聚會等都隨時議論自己看過的電影、電視劇和閱讀的文學書籍，這是自發的評論。自發式批評是構成社會精神文化生活的軟性存在方式。批評家與一般讀者同為接受者。但是批評家對作品的品鑒與評論對一般讀者的藝術接受都會發生影響。第三，批評家批評的主要對象是藝術作品。批評既有對于藝術魅力程度的評鑒，更有對于其藝術價值構成機制的分析，并通過分析而合乎學理地轉向審美價值的評價。第四，批評家對作品做學理性分析與評價，作為對于文藝作品內部藝術規律的不斷發現和逐步深入，對于藝術作品的理論凝煉產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第五，無論對于作家、一般讀者。還是對作品的品鑒、評價和判斷，都以審美評價的方式，通過各種復雜的渠道影響到社會生活。特別關涉到人文理想等精神價值領域。質言之。與世界發生了聯系。當然影響不是直接發生的，而是經過“一般中介”――社會心理所發生的。既然批評家在文學活動中處于如此位置，有其特定功能，并且與其他各部分有內在關聯。那么，在批評實踐中，批評家以怎樣的文學觀念及融匯于其中的價值取向予以批評實踐？這種實踐是否有益于文學活動健康發展和人的審美需要？這些問題需要理論來回答，即應建設批評家可秉持的價值取向、立足點、評價標準等理論，質言之，從文學活動論的讀者接受部分，以及批評家部分，自然可延伸出文藝批評價值體系的理論問題。換個角度說。即這種理論問題的提出，緣自文學活動論邏輯鏈中的作家創作論、藝術作品論、鑒賞論等理論，當然，更是來自文學活動的各個部位的實踐。

3.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邏輯起點

第一，文學活動論各個組成部分的相互制約關系，是文藝評論價值體系建設問題提出的理論依據，活動的實踐則是問題提出的現實依據。第二，文學活動論本身的“世界”因素，就是以一個更大于文學活動的外在環境即社會環境及其活動為條件的。質言之，文學活動論體現了系統論思想方法，具體涉及到價值，則給予價值產生于關系的思想方法。第三，因為文學活動論以系統論為思想方法。所以，可以恰當地解決文藝，文學的區分和關聯問題。

三、從兩種批評理論的關系與內在悖論看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理論建設

文藝評論是有意識的理性活動。涉及文學觀念和不同層次的批評理論等諸方面。文學觀念問題，通過前面的理論梳理，確認文學是審美活動，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以此文學觀念為基石延伸出來的文學理論各組成部分具有自洽性和內在邏輯性。

1.既有文學批評理論及其實踐的現狀分析

既有文學批評理論，蔚為大觀的主要為探究文學作品藝術價值形成機制的批評理論。我們承認，文學以審美特質即其藝術魅力而掌握住讀者，換個角度說，讀者被其藝術魅力所感染使其價值得以實現。因此，批評以確認作品藝術魅力為前提，但是，批評家與一般讀者的不同，在于他要繼而說清楚，這樣的藝術效果是如何獲得的，如何獲得就是藝術作品的藝術魅力形成的內在機制，也可表述為藝術價值形成機制。那么，與這樣的批評目的相關的具體批評理論有哪些種類呢？筆者從自身研究經驗和對諸如敘事學等理論的掌握和理解，認為可以分為如下兩種。

第一種，具體文體的作品本體理論。比如詩歌藝術本體論、小說藝術本體論等。一塊金幣的這面是本體論，另一面就是方法論。例如敘事學，就是關于敘事作品構成的本體理論，敘事學關于敘述人稱、視角和敘述時間等形式方面的理性探究，關于敘事作品作為一個陳述句，它有怎樣的故事語法的說明等，如果批評家將之用來批評敘事性作品，即為探究藝術價值形成機制的學理性批評理論。運用敘事學理論可以分析敘事性作品如小說“怎么樣”（有沒有藝術魅力）、“如何”（藝術效果有哪些）等，即能說清楚該小說作品如此吸引人感染人的審美效應的原因。從工作原理和方法說，這種理論和運用此理論的具體批評。必定是分析性質的。新時期以來，由于廣泛地借鑒中國古代文論、中國現當代文論和西方古典和現代文學理論，這樣的具體文體的作品本體理論。成果非常豐碩。

但是從如上理論，自然引發出了一個問題：探究文學作品藝術價值形成機制的批評理論，畢竟屬于分析性理論。分析性理論可否與評價性理論銜接？如果可以。那么，分析性批評就可以自然地轉換為評價性批評，即可理解為，分析性理論和評價性理論具有學理的自洽和兼容性。評價性理論也就應該歸屬于文學理論范疇。而不是文學之外的用來評價的什么理論了。如果不可以，那么，就可認為分析性批評理論屬于文學理論范疇。而評價l生批評理論則屬于文學理論范疇之外的其他理論領域。筆者認可前一種，當然具體論述和形成系統理論的任務非常復雜。

第二種，分析性批評理論學理性地轉向評價的批評理論。文學理論已經區分出詩歌學和解釋學兩種文學研究模式。“詩歌學以已經驗證的意義或者效果為起點，研究它們是怎樣取得的。而解釋學則不同，它以文本為基點，研究文本的意義、力圖發現新的、更好的解釋”。前述的第一種，目的就是研究作品的意義或者效果是怎樣取得的。從邏輯上說。如果一部作品經得起藝術價值形成機制的分析，說明它確實具有藝術價值。那么，所謂的藝術價值是什么呢？是合乎人類與現實的詩意情感關系，確證了人類對于向往的精神家園的審美追求，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那么，應該說，這樣的作品就是有價值的。由此可知，分析性和評價性理論的銜接以及評價性理論的具體內涵和內容，就是筆者所說的第二種理論。目前這種理論尚未存在。筆者基于經典文學作品文本分析理論與實踐，逐步產生這個理論設想。認為“文學作品的文本分析。怎樣進行價值判斷和評價？不是主觀隨意地、無根據地判斷和評價，而是基于分析的判斷和評價。即從學理分析自然轉換至判斷和評價”。有了此判斷和評價。分析性批評才真正落實在文學的人文屬性之上。筆者既往對敘事性作品的研究中曾經做過若干探索，諸如文本內外方法互相結合轉換：以及晚近的故事理念文學批評觀之下的“作品內外精神同構的故事批評方法”、“系統觀視閾的故事批評方法”、“‘宏隱喻’視閾的故事批評方法”、“口頭與書面相通的故事批評方法”、“互文視閾的故事批評方法”、“品味與辨析講述者的故事批評方法”、“文學文體學視閾的故事批評方法”等。筆者表述為“此書所謂方法論是以故事為切入點的文學批評方法論”。但這個探索性研究的論題限定在敘事性文學作品批評方法論范圍，尚未提升到一般文學原理層面。現在，從如上兩種批評之間的關聯性來看，文藝評論價值體系視閾中重新探究的理論任務自然提了出來。

目前的批評實踐中側重分析陛的批評，一般具有學理性，屬于學術性批評。側重價值性的批評，常與分析分開而脫離了學理。即直接介入評價和判斷。筆者以為。這呈現為理論上的自相矛盾，乃為悖論，作為一個問題需要研究。

2.既有批評理論及其觀念的悖論分析

既然既有批評理論存在上述問題，那么，與文學理論的既有觀念有怎樣的內在關聯性？

我國學術界有學者認為。應該區分出“一般文學觀”和“文學價值觀”兩種觀念。認為“一般文學觀念側重于認知對象‘是什么’方面的問題，……一般文學觀念屬于‘事實認知’，……是一種以思維方式為核心的社會意識形態，本質上是闡釋性的、說明性的、其最高層次是科學的、系統的文學知識體系”。側重認知對象“是什么”方面的問題。屬于“事實認知”。文學價值觀側重于認知對象“應該如何”方面的問題，屬于“價值認知”，是一種以基本評價標準為核心的價值信念。本質上是一種價值尺度，其最高層次是審美理想，即內在的、穩定的評價模式。以“事實認知”為主要目的的批評理論，置于一般文學觀念之下。以“價值認知”為主要目的的批評理論。置于文學價值觀之下。筆者以為，如此區分必定會相應產生一些理論困難。

認為“事實認知”為主要目的的批評為分析性的、知識特性，這點筆者沒有任何異議。但是，如果認為“價值認知”不屬于知識，自然不能屬于文學原理范疇，對此我有異議。因為，這涉及了若干問題：一般文學觀念是否含有價值成分？對作品價值評價的理論是否可納入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筆者進一步整理了我國目前的批評理論，以為目前將一般文學觀和文學價值觀分而置之的理念和思路有一定問題。如果從文學審美特性角度和審美意識形態的本質論來看，一般文學觀念就是文學價值觀念。文藝作品“應該如何”的理論理當屬于一般文學觀念覆蓋之下的批評理論。我國新時期的文學審美特征論認為。“文學的對象和內容必須具有審美價值，或是在描寫之后具有審美價值”。這就可推導出，文學是與審美價值相關聯的事物。文學具有審美價值。不僅取決于“文學的對象和內容必須具有審美價值”，諸如與人的精神具有感應的優美、壯美、崇高等感情，而且，還取決于那些經過描寫之后具有審美價值的生活。可見文學審美在對象、內容以及反映方式兩個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性。從審美反映的對象看待對象，總是以審美情感來判斷與評價。以對象能否契合和滿足主體自身的審美需要為原則。從審美目的看，“由于審美的對象是事物的價值屬性，是現實生活中的美的正負價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質），而美是對人而存在的，是一對象能否滿足主體的審美需要，從審美對象中獲得某種滿足而引起的。所以，從審美愉快中所反映出來的總是主體對對象的一種直接或間接的（即通過對丑的否定來肯定美）肯定的態度，亦即‘應如何’的問題。這就決定了審美反映不可能以陳述判斷，而只能是以評價判斷來加以表達”。質言之，作家藝術家面對創造題材和對象內容，以審美原則為選擇評價之根本。讀者閱讀和接受文學藝術作品，也以審美原則為選擇和評價之根本。文學本身即關涉人們的精神家園的審美活動，其發生本身就有實實在在的功利性，或者按照康德所說的，其呈現為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表面超功利無目的，內在本質上卻合乎人們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總目的。這是一般美學表述，文學原理的表述，則是“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不僅由于意識形態與人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的互融滲透關系，還因為意識形態會反作用于社會生活，不斷改變人們精神生活環境等，由此自然地具有了功利性。因此，從文學本性來說，作為原理的文學理論，也就具有價值特性。所以，作為文學原理的文藝批評理論應該含有兩種義項：擔負搞清楚“應如何”的藝術是如何構成的？其藝術價值形成機制如何？從批評任務自身來說，就包含價值判斷和評價。

筆者以為，恰恰是從目前批評理論的現狀出發，我們發現了這個觀念性問題。也再次證明：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理論建設之必要。

3.文藝評論價值體系視野的批評理論假設

文藝評論價值體系中題中應有之義的批評理論，應是怎樣的理論？

在尊重既有具體文學批評理論基礎上。探尋價值體系范圍之內的某種銜接批評理論，以便與既有具體文學批評理論兼容。這種理論既是從文學活動中的批評家延伸出來的，同時，又遵循文學基本原理范圍內部各種因素特質的邏輯聯系，因此，也具有文學原理之本質。它的特性應該具有兩個方面：其一，從體系來說，它是知識性的、原理性的、穩定性的。其二，此批評理論用于文學批評，即可體現“應該如何”的價值判斷與引導的功能。質言之，將以往脫離學理的直接價值判斷和評價的文學批評，納入到學理性批評范圍之內，從非學術活動轉變為學術活動。

這既可以看作是一種理論設想，也可理解為是文學批評理論自身呈現的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理論假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文藝評論價值體系與批評實踐的關系

1.價值體系與批評實踐的印證關系抑或例證關系

為什么提出這樣的區分性問題？所謂印證關系，就是說本文列出的四個批評實踐性子課題，對批評實踐歷時與共時的考察應該能夠印證文藝評論的價值體系。那么，可以印證嗎？根據托馬斯-阿奎納的看法。形而上學或存在論所探討的固有對象即是“是”自身。他在論證“是”自身的時候。指出“是”包括本質與存在兩種形態。存在形態先于本質形態，存在的“是”是“是”最具體、個別的、實體的獨一無二的完美實現。這是他區分出“原初性存在”和“邏輯性存在”的基礎。因為。他認為存在形態先于本質形態，所以，他強調“原初性存在”的“是”重于“邏輯性存在”的“是”。對應于我們的話題，具體的批評實踐是原初性存在，而價值體系則是邏輯性存在。這符合事實，因為批評總是分散的自發性存在。價值體系則是在考察和歸納、總結批評實踐基礎上，并依據一定理論起點而形成的理論體系。但是，這樣的體系一旦成型，就不再直接與批評實踐直接對應了。從實踐到理論的體系性，中間經歷若干范疇的、具體理論環節的轉化，由此，已經不可能互相對應，根據此原理，本文不取印證式關系，而采取例證式關系的研究邏輯。所謂例證式關系，是指在考察具體批評實踐的時候，根據這些批評各自特點并從某個側面可以證明價值體系的理論。就表明作為體系的理論具有合理性。因為普遍性具有最大覆蓋性和包容性。理當能夠覆蓋住各種批評實踐的特殊性。或者說，批評實踐的特殊性中因為具有普遍性因素，才可被普遍性的體系所覆蓋。

2.實踐性批評對于文藝評論價值體系建設的意義

如果說實踐性批評對于價值體系是例證式關系，那么，實踐性批評自身的本體性意義在哪里？明了了這一點，即為抵近“實踐研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實踐性批評的意義在于：第一，實踐性批評涉及到文學的各個門類、各個階段及其意識形態環境、各個民族和各種文體，所以，它自身攜帶著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向價值體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這就實際地規約著價值體系理論的外延、范圍和覆蓋性。比如，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其口頭文學的模式、母題、類型等，在當下作家書面文學中依然占有很大比重，特別是對于敘事文學產生深遠影響。批評如果尊重這個特點，那么，少數民族敘事文學批評的實踐性個案。就要求價值體系建設要考慮此因素。第二，實踐性批評自身就是動態的發展的，而且橫向地與當下社會環境和文化語境、意識形態背景等密切關聯。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國古代文學經典在當代依然有大量讀者，特別是被如香港、臺灣和澳門的人們閱讀，則可能出現不同價值觀背景下的審美判斷差異乃至相反理解。這就向價值體系提出了歷時的縱向的動態因素問題。也提出了不同語境的差異問題。再如。兒童文學隨著生活的變化，文體、傳播和媒介都不斷發生變化。以往界定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本質的時候，幾乎是將兒童文學忽略不計。兒童文學似乎不存在意識形態性成為歷來的潛意識。但其實不然。比如，圍際知名兒童文學研究專家彼得?哈林戴爾（Peter Hollindale）在1988年提出“童書與意識形態”，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兒童文學，哈林戴爾由此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就此話題發言的專家。再如，杰克?齊普斯（Jack Zipes）側重童書/童話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問題研究，極有影響。賀伯特?寇爾（Herbert Kohl）舉西方孩童耳熟能詳的童書《大象巴巴》的故事為例，深入剖析成人、童書與兒童的權利運作關系問題。賈桂琳?羅絲（Jacqueline Rose）擷取精神分析理論，以西方兒童文學名著《彼得潘》為例，闡明“兒童”概念乃是成人欲望的想象。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批評及其理論，相對于價值體系，是實踐性的，但給予我們以靈感：兒童文學和童書，在孩子價值觀形成中的地位和機制是什么？非常值得研究。需要納入價值體系思考中。以往我們理解的兒童文學就是孩子睡前的講故事，現在則必須放置于文化傳播重要手段的地位來思考了。

價值體系與批評實踐的關系，概而言之，體現了關于系統/體系的特質和特征。最主要地是體現了前面所述的體系/系統只有在與外界交流互動中才能保存自身的特質和特征。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含有一個自身封閉的系統。批評實踐則是作為環境/外界與價值體系交流最密切相關的方面：由此可見，“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理論建設與實踐研究”選題，具有內在科學性、合理性和實際可操作性一作了如上幾個方面的大致討論和理論設想，現在可以初步給予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理論建設一個定位了。

五、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必要說明與定位

1.說明及其簡要論證

說明之一：關于文藝評論。

文藝評論，字面看應該指包括文學、影視、繪畫、音樂等所有當代藝術分類所可囊括的所有藝術樣式。但是，考慮到倘若顧及所有藝術樣式。勢必分散力量，與“有限規模”的要求不符，故而將“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界定在文學評論（批評）的價值體系。

那么，如何理解并解決以文學評論（批評）的價值體系界定“文藝評論價值體系”，并能體現包含各藝術門類的“文藝評論的價值體系”的應有內涵？

首先，歷史依據。受蘇聯學術命名和規范的影響，建國初期，我國將研究文學發生發展、文學創作以及作品形式和文學接受活動等原理和規律的學科，認定為文學學。照顧漢語習慣稱之文藝學。

其次，學理論據。關于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1988年童慶炳的《文學理論導引》從三個層次討論文學的本質特征，分別為，第一層次。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與其他社會意識形態有共同的本質。都是社會生活的能動的反映。第二層次，文學這種意識形態在內在內容和形式上有它的特殊本質：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它以人的整體的具有審美屬性的生活為獨特內容，以藝術形象為反映生活的獨特形式。第三層次，作為語言藝術，文學又有區別于其他藝術的特性，即藝術形象的間接性，描述生活的寬廣性、蘊含恩想的深刻性和語言媒質的韻律性。這個論證邏輯顯示出，僅在第三層次上，才區分文學與其他藝術的不同，可倒向推導出，所有藝術門類均具有第一、二層次的屬性。那么，如果具體到文藝/文學之關系，筆者以為，在認可審美意識形態的前提下，可以將層次作些調整。即可否把文藝價值最基本的審美情感設置為第一層次。這是超越于時代、民族具有共同性的因素。意識形態則為第二層次，第三層次為藝術形式等技術方面因素。著名美學家蔣孔陽在1980年發表的《美和美的創造》一文提出，“藝術的本質和美的本質，基本上是一致的。美具有形象性、感染性、社會性以及能夠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特點。藝術也都具有這些特點，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說，美是藝術的基本屬性。不美的‘藝術’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從事藝術工作的人，不管他辦不辦得到，但從本質上說，他都應當是創造美的藝術的人，創造美和創造藝術，在基本的規律上是一致的”。我以為，蔣孔陽教授的表述可為支撐。倘若如此理解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并兼顧到其他藝術門類，在邏輯上如果行得通，是否可解決以文學代替或者代表文藝卻不周延的問題？

最后，理論發展事實的依據。中國和西方，指稱文學的詩學，都是發源最早到目前為止也最成熟的藝術種類的理論。西方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對詩人的理解、界定與態度，以及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等理論的著重點均為文學。中國先秦有儒家和道家，雖然也有文學之外的如音樂理論《樂記》，但非常側重音樂的感物而動與樂察民心的價值。總體來說，是綜合性討論藝術。藝術觀念與思想中對文學的關注非常明顯。現代門類藝術概念的發生是18世紀的事情。1746年法國神學家和藝術理論家阿貝?巴托（Abbe Batteux）以認識論哲學為基礎，在《歸結到同一原則下的美的藝術》一文中，首次對藝術進行了分類。其“美的藝術”含有音樂、詩、繪畫、雕塑和舞蹈等五個藝術門類。與“美的藝術”并列的還有“居中的藝術”（含有建筑和論辯術）以及“機械的藝術”（含有紡織等）。可見藝術門類區分及其理論比文學理論要晚得多。其理論成熟程度自然要有所不同。至于影視藝術、攝影藝術等依賴現代技術而出現的藝術門類，其理論更為晚近。所以，以成熟的文學為討論藝術的本體有其合理性。

說明之二：關于價值。

何為價值？

《辭海》的“價值”辭條表述為：“指事物的用途或積極作用。如參考價值：有價值的作品。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商品的基本屬性之一。”。辭條乃為最基本與客觀的表述。其實，關于價值為客觀自在存在，還是在關系中存在，始終是價值理論的不同思想。

價值理論從古希臘的柏拉圖起就誕生了，但是。直到19世紀初，超越于經濟范圍的價值論，作為哲學分支的獨立理論和學科方才誕生。價值概念，起步于經濟學并超越于經濟學，進而轉向了并進入一般價值理論。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馬克思說：“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在物的關系中產生的，是人們所利用并表現了對人的需要的關系的物的屬性，表示物的對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屬性。馬克思關于價值的最值得關注的思想，是他在《資本論》中提出的“價值對象性”概念。馬克思把物的社會存在描述為物的“價值對象性”。并且把價值的對象性和價值予以區分。將價值看作是價值對象性的表現形式。捷克哲學家弗-布羅日克汲取了馬克思的這個概念。將其提升為價值論的基本范疇：“這是個富于獨創性的見解。他所謂的價值對象性，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為我之物’（不論是自然的還是人造的）對社會的人具有的功能。”即“價值對象性”是建立在價值和價值需求評價主體之間的關系性概念。由于價值對象性是與人有關系的概念。方可理解為是“為我之物”。概而言之，凡是和人類建立了功能性關系的事物。就是價值對象性存在物。這就應和了馬克思關于價值與價值對象性相互區分的思想。而且可以概括為：表現為一定價值的價值對象性，是由客體在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地位和功能所決定的。由此，關于價值，可概括為：其一，不存在自在的孤立的價值，所謂“指事物的用途或積極作用”，一定是指事物對誰有用途或積極作用。即“將價值看作價值對象性的表現形式”。其二，價值存在于和需要評價主體的關系中。在這個角度看，價值的存在即價值對象性存在。其三，價值因為與人的需求關系密切而具有類別和等級。

如上介紹了價值產生于關系的思想，在價值哲學中的體現和表述。其實，本論文以文學作為審美意識形態并存在于文學活動論為本課題理論基點，已經蘊含了審美價值產生于關系的文學思想和思維方式。

2.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理論的定位

第一，定位于文學基本原理。

篇9

弗洛羅夫斯基畢生遵循圣經和教父哲學的傳統，在教父神學研究方面成績卓著，由他提出的“新教父綜合”理論已成為當代東正教的主要神學流派之一。弗洛羅夫斯基才能卓著，興趣廣泛，除神學之外，他還在生理學、古典語文學、邏輯學、認識論、歷史方法論、拜占庭學、斯拉夫學、基督教教義學、俄羅斯宗教思想史、哲學和文化學等方面都頗有建樹。其中，文化哲學問題在弗洛羅夫斯基的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他提出的帶有東正教色彩的文化哲學思想因其明顯的宗教性而在眾多文化學理論中獨樹一幟。

文化學，簡而言之，就是研究各種文化的學科。該領域內影響最為廣泛的理論之一就是“文明形態論”，又稱“文化形態史觀”或“歷史形態學”。德國著名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就是文明形態論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18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西方的沒落》，并在該書中提出了這一文化學理論，創造性地將生物學的有機體概念引入到了文化研究之中。斯賓格勒把文化的形成比作一種自然變化，認為世界上各種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起伏不平的循環過程。在他看來，每一種文化均為一個有機體，都具有生、長、盛、衰等規律性和可測性的過程，也都經歷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每種文化都無法避免這一自然運動的周期命運，所以，應該把文化當作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來研究。在斯賓格勒的理論中，他把世界歷史視作一幅漫無終止的不斷形成與轉變的圖像，一幅有機生物的奇妙的成長與萎縮的圖像。此外，斯賓格勒還抨擊歐洲中心論，主張文化多元論。雖然身為歐洲文明的一員，但斯賓格勒卻并沒有從狹隘的“歐洲中心主義”立場出發，而是清醒地認識到: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我發展形勢，任何一種文化類型———即使是最優越、最強大的文化類型都無法最終將自己的模式強加于它種文化之上。他把世界歷史分成八個完全發展的文化，細致考察其各個時期的不同現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產生、發展、衰亡及其毀滅的過程。弗洛羅夫斯基對自己文化哲學思想基本理論的最早闡述體現在其參與創作的歐亞主義文集《走向東方》中題為《關于非歷史的民族》的文章里。在該文中，他首先把對文化的靜態理解和動態理解兩個方面對立起來。在他看來，“文化是不能被學會的，更是不可能被掌握和繼承的，它只能被個人力量所建立和創造。只有那些對文化進行更新，把傳說變成自己的東西，變成自己個性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對其進行重新創造的人，才能延續文化的繼承性。當歷史突變停止，意外出現新的存在形式時，文化就消亡了，只剩下一種保守落后的日常生活習慣。而這種生活習慣確實只能通過遺傳來表達。日常生活是凝固了的文化，是具體化了的思想，也正是因為如此，日常生活傳統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活力和獨立的節奏”。

弗洛羅夫斯基認為“文化傳統和日常生活傳統之間可能會發生嚴重的分歧”，在他看來，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傳統是已有形式之間傳遞和影響的媒介，如“羅馬世界的希臘化”或“現代日本的歐化”。而文化層面上的傳統則不服從于客觀決定，且具有純精神屬性。比如，美國在日常生活層面上儼然是歐洲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特性的復制品，但在文化層面上，它具有極端否定小市民習氣的傳統和希望確立個人自由的追求，而這正是美國自我意識的真正精神所在。在談到俄羅斯時，弗洛羅夫斯基則有意識地脫離開其所有的歷史多面性，把隱藏在俄羅斯最高文化成就中的東正教精神作為其主要文化傳統。在這里，弗洛羅夫斯基為揭示“文化傳統”所使用的是現象還原法。他寫道:“文化傳統是觸摸不到的，是非物質的。它的脈絡交織于人類創造性精神的深處。創造，就像日常生活傳統的相互模仿一樣，也有屬于自己的傳統。但是，這些具有創造性的文化聯系不是靠理智，也不是靠推論分析來理解的，而是靠感覺來感知的，這種感知可以將幾個世紀凝聚成一個短暫的瞬間。”［1］(P102)這段對文化哲學的描述在四十多年后得到弗洛羅夫斯基的進一步發展和明確。1964年，在一次關于古羅斯文化的研討會上，他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理解文化的總體原則和進行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論任務。其中，在界定“文化”內涵的問題上，弗洛羅夫斯基指出了此概念的雙重性。他認為，文化首先應該是一個描述性術語，是用來說明某個社會或團體的結構的。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既是動態目標和相互聯系的綜合體，又是固定習慣的集合。在任何一種文化中總有一些標準化的規則可供參考，但要想真正掌握某一種文化，只能通過實際行動，通過為實現某個具體目標而進行的積極努力。其次，他建議把文化當作一種價值體系來研究。在他看來，價值產生并積累于歷史的創造過程中，它們總是以某種特殊情境為前提的。同時，文化價值總是追求多面性和廣博性。因此，盡管文化價值在本國土壤上根深蒂固，它也可以被移植到別的國家，這樣的移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弗洛羅夫斯基還特別強調了社會和文化屬性之間的本質性區別:如果說社會有可能會走向滅亡，那么生長于該社會中的文化則可以在其他社會中永恒地繼續存在下去。在他看來，各種文化在思想、藝術、文學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偉大成就都是自給自足的，是不依賴于某個特定時間或個人的。因此，弗洛羅夫斯基賦予不同的文化類型以各自獨立的生存期限，并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是有可能得以重建復興的，因為真正的價值是永遠不會衰退的。他還指出，正是由于文化這一概念具有雙重性，文化歷史學家所面臨的任務也應具有雙重性。第一個任務是描述性的，要求研究者對其所采納的、對本社會歷史生活的某一階段有一定意義的文化價值進行認真細致的整理。第二個任務是解釋性的。在這個層面上，弗洛羅夫斯基提醒研究者謹防試圖根據某一文化所屬的社會歷史命運來對該文化進行評價。因為在他看來，文化應脫離其歷史命運，根據其自身的內部結構來進行評價。

正是以這種文化哲學思想為基礎，弗洛羅夫斯基產生了對“基督教希臘化時代”文化的永恒意義的信仰。他曾在《基督教與文明》(1952)、《信仰與文化》(1956)和《帝國與荒漠•基督教歷史的二律背反》(1957)中多次提出有關“基督教文化”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問題。他認為，基督教文化的必要性在于，信仰不只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它涵蓋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文化層面。人類的個性作為最基本的精神價值是與其形成和賴以生存的文化息息相關的。“盡管歷史只是未來世界的模糊預測，但它也確確實實是一種預測，而歷史中的文化進程與其最終發展結果有一定的關聯，盡管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清楚地分辨這是一種怎么樣的關聯。我們應該防止夸大人類的成就，但同時也不能低估人類的創造力。從人類最終命運的角度來看，人類文化的命運并不是無關緊要的”。［2］(P253)他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很多人都對整個文化或者至少是對某些領域，如哲學或藝術中的文化持類似圣像破壞運動式的態度。他們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出發，指責這些文化是純粹的偶像膜拜行為。”［2］(P257)在弗洛羅夫斯基看來，這種現象恰恰反映了20世紀普遍存在的歷史和文化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情緒的高漲在一個方面反映了時展所遇到的困境和人們對時代的懷疑，在另一個方面卻標志著哲學和神學思想上的某種進步。因此，弗洛羅夫斯基提出了一個積極的基督教“文化神學”綱領，即“新教父綜合”理論，認為俄國未來的希望在于恢復基督教文化，并創造性地利用古代東方教父的精神遺產。

篇10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對于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電影發展歷程的回溯和反思構成了電影研究領域核心的話題，隨著一批國產大片的上映，對于大片現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電影產業制度的優化和院線的改革成為人們關注的議題。在電視藝術領域，對近年熱播的家庭倫理劇、東北農村劇、軍旅劇的批評趨于活躍，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紀錄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上篇：電影學研究綜述

一、中國電影史研究

隨著中國電影百年華誕的到來，一系列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電影百年發展歷程進行系統梳理和研究的叢書、論文相繼面世，丁亞平所著的《影像時代的中國電影簡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著重探討了中國電影視覺再現與存在的歷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間）、時代政治經濟力量（現實空間）以及社會文化精神（真實空間）消長變化及發展的歷史。邸世杰，劉洪才主編的《廣播電影電視專業技術發展簡史（下冊:電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顧了我國電影技術各專業的百年成就，以及為中國電影百年發展做出的貢獻。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電影史研究的特點是出現了不少帶有濃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著力重構抗戰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間的雙城故事，藉此呈現中國電影文化的復雜多義。陳文平、蔡繼福編著的《上海電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斷代史的方式，評析各個時代上海電影發展狀況、特征以及審美流變。沈寂編著的《上海電影》（文匯出版社，2007）通過不同類型的影片概述上海電影的初創、發展、成熟的過程，折射時代特征和上海電影的獨特風格。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則試圖通過眾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對建國后上海電影自身的發展同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的聯系進行分析，構成對建國后多部上海電影文本的獨特解讀。

除上海電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熱點是香港電影史研究。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和中國電影資料館共同編著的《香港電影10年》（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電影發展的新態勢,以“融合與發展”為中心命題，圍繞“”這個關鍵詞，從產業、文化、創作等三個方面探討以來電影的發展變化。趙衛防的《香港電影產業流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對香港電影產業的發展進行多維度的詮釋與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繪出香港電影產業的流變過程。朱家昆的《香港類型電影漫談》（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為讀者展現了香港類型電影的興衰。此外，還有的灰的《香港電影：金像獎帝后列傳》（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閑話香港電影》（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現了一些對于電影發展歷程上重要團體或者個體的個案研究。吳筑清、張岱編著的《中國電影的豐碑——延安電影團故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意在填補中國電影史上關于延安電影團這一段歷史的空白，不少圖文史料均為首次發表，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鄒健的《中國新生代電影多想比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國電影新生代的誕生、轉軌和嬗變。謝晉編著的《謝晉電影選集》（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從謝晉導演現有的電影作品中精選出18部作品，收錄了謝晉導演的導演闡述，以及著名電影評論家的影評、劇照等。《謝晉畫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謝晉導演生平資料與他拍攝的眾多影片的珍貴圖片資料，該書的問世恰好成為人們對一代電影大師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紀念與緬懷。

2008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年，《當代電影》、《電影藝術》、《北京電影學院學報》都開辟了相關的專欄，對中國電影在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別進行論述。丁亞平的《社會空間與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電影發展》（《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構中國電影——從學術史的角度關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電影史研究》（《當代電影》2008年第11期）、饒曙光的《觀眾本體與中國商業電影之三十年流變》（《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電影觀念的變化》（《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等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30年以來中國電影美學、敘事范式等各個層面的發展與流變。

二、中國當代電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當代電影研究中，《2008中國電影藝術報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作為國內第一部年度電影藝術創作報告，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組織撰寫。全書共包括十二個章節和一個專題研究，分別為中國電影創作年度綜述、年度熱點、年度創新、年度癥候、年度走向，導演藝術、劇作藝術、表演藝術、攝影藝術、聲音藝術、新技術、港產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專題研究中國進口分賬影片態勢分析。影協理論評論工作委員會推出這部藝術創作報告的目的，意在從電影創作本體上把脈國產影片，把理論家、評論家的判斷與聲音傳遞給社會大眾，以期在電影理論評論中堅持主流文化的聲音。

由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8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是產業研究中心在《2007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傾力推出的第二部電影產業研究報告。全書分為年度產業發展總報告、專項研究報告和電影市場調查三大部分，客觀詳實地勾畫出年度電影產業發展脈絡，前瞻性地分析電影產業鏈各環節發展態勢與潛在問題。此外，中國電影家協會產業研究中心編著的《2007電影產業研究之國有影視企業卷》（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電影產業研究之影院發展卷•2008》（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黃勇主編的《2008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新華出版社，2008）、張曉明、胡惠林、章建剛主編的《2008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崔保國主編的《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07－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都運用了最新的事實和翔實準確的數據，綜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統反映2008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狀況和發展特點。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進一步改革發展，電影的全球化議題在近年來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的目光，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中的地位和競爭力成為研究者注目的焦點。尹鴻編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電影》（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系統記錄和分析了中國電影近10年來在全球化、數字化和產業化的大背景下所進行的轉型，幫助我們更積極更有建設性地看待中國電影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當代電影》2008年第2期設置“文化軟實力與中國電影”專題，倪震的《軟實力和中國電影》、饒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軟實力和電影》和張頤武的《電影與21世紀中國新的發展——文化軟實力的展開及其意義》等論文，指出電影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總體戰略中占有不容忽視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來，國產電影不斷的尋找著自主品牌的創立途徑，并為此進行了長期而不懈的探索，國產大片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應運而生并不斷前進。2007年電影《集結號》在無論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廣泛的贊譽，對此，賈磊磊的《事件電影：〈集結號〉》（《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構現實社會型主流大片電影觀念——〈集結號〉的啟示》（《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黃式憲的《犧牲與輝煌：樂觀的悲劇及其崇高之美——略論〈集結號〉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貴拓展》都表達出了對于中國大片在經歷了五年磨礪之后走向成熟期的樂觀態度，并由此觀照中國大片的前景和未來。

三、電影理論研究

在電影理論研究的著述方面，叢書成為2007－2008年中國電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學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學影視藝術叢書”，包括了梁明、李力的《電影色彩學》和王志敏的《電影語言學》，前者對電影中色彩的運用和意義闡釋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對電影成為一種語言的可能性進行充分的論證和闡述，把以往單純的理論研究真正變成了指導實踐的創造性思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單萬里、張宗偉主編的《紀錄電影分析》、饒曙光主編的《中國電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編的《歐洲電影分析》、胡克、游飛主編的《美國電影分析》、周涌、張希主編的《亞洲電影分析》等。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復旦博學•當代電影學教程”系列叢書也在2007、2008年相繼面世，2007年葛穎的《電影閱讀方法與實例》針對電影閱讀逐層深入的行為邏輯，提出了表層意義場、深層意義場和核心意義場等三層意義場的文本解讀方式。2008年黃文達主編的《外國電影史教程》以敘事電影的發展為主線，強調從全面、多元的角度認識、理解電影。金丹元的《電影美學導論》主要闡述電影美學的原理和基礎知識，結合具體作品的分析來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美學的發展趨勢。

范志忠的《當代電影思潮》（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通過對當代電影的敘事范式和美學流派的梳理，認為電影藝術作為成熟的一種標志，必然創造出特定的敘述范式，規范著電影人本人乃至后來者的創作與制作。汪方華的《現代電影：極致為美后新浪潮導演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體驗的真實”的影像本體觀并做出具體的美學原則的闡述。戴錦華著的《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每一章節重點介紹一種電影理論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過對一部影片的細讀來展示對這一理論方法的運用。楊健的《拉片子：電影電視編劇講義》（作家出版社，2008）應用拉片子的方法，通過七部教學片、七部參考片、兩部電視劇，傳授影視編劇基礎理論和劇本寫作基本技巧。其他論著還有苑媛主編的《光與影——意象對話看電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爾主編的《電影藝術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薛凌的《電影藝術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穎主編的《電影學論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編的《電影藝術文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等。

在電影美學方面，王麗君的《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及其審美形態》（《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介紹了當代電影美術先鋒設計在美學上表現出的一種獨異的、顛覆現存價值體系的反叛精神和多遠平衡的哲理表達。在這個方面的論文還有金丹元的《回歸本體——對于當下電影美學研究的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陳犀禾、劉宇清的《電影本體與電影美學——多元化語境下的電影研究》（《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電影符號學的研究是繼電影美學之外另一個研究重點，余紀的《電影符號學質疑》（《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語言學意義上的電影符號學存在權利提出質疑，認為電影的每一個鏡頭都是全新的、多義的，甚至是任意闡釋的。吳迎君的《反思電影敘述學的研究誤區》（《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對電影敘述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挖掘。趙勇的《電影符號學研究范式辨析》（《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則對不同的符號學研究范式加以分類區別。相關的論文還有王志敏、陳捷的《電影語言：新概念與新版圖》（《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史可揚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的美學困頓》（《影視藝術》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譯與介紹

在電影譯著圖書方面，對于經典電影大師的介紹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熱點。弗朗索瓦•特呂弗的《我生命中的電影》（黃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收錄了法國新浪潮領軍人物特呂弗的重要論文和資料。奧蒙的《電影導演論電影》（車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對電影導演的作品和他們的電影理論之間的關系做了系統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奧遜•威爾斯》（楊鵬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是國內首部對威爾斯進行系統介紹的評傳。基亞羅斯塔米等所共同編著的《特寫：阿巴斯和他的電影》（單萬里、李洋、肖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個人的電影筆記、相關訪談以及法國電影評論家撰寫的關于阿巴斯電影的批評文章組成。蘇伯的《電影的力量》（李迅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的立意雖然在于解剖與分析決定一部電影好壞的奧妙，但其實質卻是對美國價值觀進行解剖與分析。戴爾•牛頓和約翰•加斯帕爾共同創作的《低費用電視電影拍攝101》（賀微等譯，重慶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兩位低費用獨立制片的美國頂級制片人撰寫的國際性經典暢銷書，介紹了從腳本到屏幕的低預算數字影片制作的各個環節。梅內蓋蒂的《電影本體心理學——電影和無意識》（艾敏、劉儒庭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薈萃了本體心理學的創始人梅內蓋蒂教授對世界一百部經典影片的剖析。納卡什的《電影演員》（李銳、王迪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對演員的誕生、功用和在電影史上的地位進行了評定和研究。德•斯賈汀的《日本異大師》（連城譯，吉林出版集團，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電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異色（叛逆）電影制作者”。

在論文方面，對于外國電影的介紹和研究也呈現了豐富多彩的發展態勢。與一直以來在學界占據主導地位的歐美電影研究相比，近年來對于亞洲電影的關注逐漸增多，成為一個新的亮點。《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設立了“韓國電影研究專題”，對近年來在國際影壇逐漸顯露出強勁的發展態勢的韓國電影進行分析。此外，東南亞電影的發展在這幾年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陳時鑫的《新加坡電影業：發展、困境與挑戰》（《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阮氏寶珠的《越南電影業：旅途沒有終點，我們一直在路上》（《電影藝術》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當代越南電影的三副面孔》（《當代電影》2007年第1期）都將研究目光投向了這一極具潛力的領域。

在歐洲電影研究方面，對于德國和意大利電影的關注有所增加。《當代電影》2008年第3期在“外國電影”專欄中整合了德國電影專題。包括張艾功的《德國電影新現實主義潮流與東德身份的認同》、崔軍的《媒介：疏離的激情——德國電影中的東德記憶》、汪方華的《柏林墻：東德政治題材影片的一個胎記》，對德國電影中東德因素加以觀察。《電影藝術》2007年第6期在“國際視野”中設置意大利電影專題，顧博的《貝洛奇奧電影中的意大利政治變遷》、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從比薩透析當代意大利電影發展現狀》等，都對當代意大利電影進行了介紹。

縱觀2007－2008年的中國電影學研究，雖然在電影本體的理論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觀層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細致的探討，但是中國電影史的研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關于電影產業發展和市場體制的變革等議題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研究，并向著務實、系統、學理的方向邁進。

下篇：電視藝術研究綜述

一、電視劇創作批評研究

2007－2008年，中國電視劇市場依舊延續著紅火的發展態勢，理論界對電視劇的批評也趨于活躍。歐陽宏生、秦麗、林林的《多樣化的題材•多元化的風格》（《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期），侯洪、楊俊杰、劉杰的《2007年中國電視劇年度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毛凌瀅的《現實題材的永恒魅力與藝術創新的積極探索——2007年中國電視劇創作綜述》（《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別對2006、2007年度的電視劇創作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

2006年，國家廣電總局出臺多項措施，積極引導電視劇的創作，電視劇創作現當代題材的電視劇數量占了總量的絕大多數，其中以親情、愛情倫理敘事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劇《金婚》、《親兄熱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繼父》、《雙面膠》、《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創下不錯的收視成績。黃美華、曾慶瑞的《現實主義召喚電視劇回歸——從近兩年播出的電視劇說起》（《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國電視劇在現實主義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創造出與積極健康的審美意蘊。此外，梁英的《觀察和呈現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劇〈金婚〉的敘述視角分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趙婧怡的《電視劇〈親兄熱弟〉的人物關系解讀》（《當代電影》2007年第5期），張子揚的《家文化的探索與重建——電視劇〈家事如天〉觀感六則》（《當代電視》2007年第7期）等文章則對這兩年家庭倫理、婚姻關系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創作進行了細致的解讀與剖析。

近幾年，從《劉老根》、《馬大帥》、《插樹嶺》、《希望的田野》到《鄉村愛情》、《圣水湖畔》、《福星臨門》、《清粼粼的水，藍瑩瑩的天》,東北農村題材電視劇迅速搶占熒屏，成了收視主力軍,并帶動了相關批評研究的發展。張德祥的《農村題材電視劇創作的新突破》（《當代電視》2008年第4期）、普麗華的《影視輕喜劇：新農村生活的“熱媒介”》（《現代傳播》，2008年第2期）、馬梅的《電視劇〈鄉村愛情〉的美學追求》（《中國電視》2007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宏觀和微觀方面分析了鄉村題材電視劇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個體文本創作的審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軍旅題材、革命歷史題材、現實題材、“紅色”經典改編為代表的主旋律題材電視劇生產創作的好勢頭依然不減。以《井岡山》、《恰同學少年》、《士兵突擊》、《闖關東》、《夜幕下的哈爾濱》為代表的主旋律電視劇的崛起，也引發了批評界的關注。張智華的《貼近大眾彰顯人性引導“勵志”——2007年主旋律電視劇辨析》（《電視研究》，2008年第2期）、劉潮的《對經典的重新詮釋和思考——論熱播劇〈夜幕下的哈爾濱〉的繼承和突破》（《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關東傳奇事生生不息中華魂——談五十二集電視連續劇〈闖關東〉》（《電視研究》2008年第3期）等論文，都從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電視劇貼近大眾情懷，塑造平民偶像，彰顯人性，進而引導大眾積極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電視劇理論研究

2008年適逢中國電視劇誕生50周年，趙玉嶸、王若芳、果青、陳友軍編著的《中國早期電視劇史略》（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年），在鉤沉歷史史料的基礎上，對中國早期電視劇的發展脈絡作了較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補中國早期電視劇歷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學術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編的《中國廣播電視文藝大系：1977－2000理論•批評卷(上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收錄了1977－2000年公開發表在報刊雜志上的有關廣播影視的理論與批評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廣播劇、電視劇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該期電視劇批評的基本輪廓、發展流變。胡智鋒、董小玉主編的《求異與趨同—中國影視文化主體性追求與現代性建構》（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尹鴻的《中國電視劇文化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嵐、羅艷的《我國電視劇產業三十年改革發展與未來趨向》（《電視研究》2008年第12期），則分別從電視劇文化、電視劇產業、電視劇創作的方面來把握電視劇發展的歷史脈絡與未來趨勢。

陳友軍的《現實題材電視劇藝術真實形態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對中國現實題材電視劇的紀實性電視劇文本的藝術真實，虛構文本的現實主義藝術真實和虛構文本的非現實主義藝術真實等多種形態的敘事特征和語言系統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此外，曲茹的《以“故事”為核心——論電視劇藝術的審美價值體現》（《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杜瑩杰、路寶君的《中國歷史電視劇的定位、類型極其美學價值》（《現代傳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電視劇創作與審美日常化》（《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4期）則分別從審美價值的高度、審美取向的嬗變與受眾審美習慣的不同角度來研究電視劇美學特征，拓寬了對電視劇審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寫的《家的影像：中國電視劇家庭倫理敘事研究》，通過類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當代社會轉型時期“家的影像”中表現的傳統家庭倫理觀念及其現代性超越的文化價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現的民族審美風格及其對傳統審美心理定式的時代超越。此外，蔣梅的《視覺文化與電視劇敘事指向》（《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11期）、陳曉春的《試論電影和電視劇的敘事功能》（《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等論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出發點對電視劇敘事話語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劉萍編著的《影視導演基礎》（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王強的《電視劇創作》（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楊惠寬的《實用影視制片手冊》（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視特技制作》（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郝俊蘭的《電視音樂音響》（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視配音藝術》（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別從電視劇的導演、創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樂制作等環節作了全面的介紹和闡述，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

三、電視文藝欄目的研究

繼2004年《超級女聲》火爆成功以來，《夢想中國》、《加油！好男兒》、《我型我秀》、《舞林大會》、《紅樓夢中人》等各種類型的選秀節目層出不窮，既打造了一個又一個“平民明星”，又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還制造了無數的熱評爭議。王彩平、錢淑芳的《電視變形記》（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通過對《超級女聲》與《美國偶像》等節目的跨文化比較研究，透視境外節目的本土化歷程。亢美歌、李偉明的《娛樂選秀節目的社會價值與迷失》（《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娛樂選秀節目的審美價值的同時，又明確了其對社會價值觀迷失所負的責任，強調指出電視娛樂節目需要不斷推陳出新才能滿足多元文化發展的時代要求。洪艷的《電視選秀節目的批判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7年第7期）從欲望敘事的角度解讀以“超女”為代表的中國電視選秀節目，指出在“奇觀邏輯”主導下的選秀節目在娛樂的基礎上將“狂歡”推向了極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為一獨特的文化現象，作為中國觀眾儀式化的過年節目，持續受到觀眾和學者的關注。靳斌的《豐富多元歡樂和諧——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評析》（《電視研究》2007年第5期）、陳臨春的《解析2008年〈春節聯歡晚會〉》（《電視研究》2008年第11期）、黃夢阮、詹正茂的《文化傳統與國家話語——談2008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主題宣傳》等論文，指出每年農歷除夕在央視現場直播的春節聯歡晚會的意義已經超出電視節目本身，它構成了大眾電視傳媒語境中的主流話語體系，成為具有政治宣傳意義的文化符號。

2008年是中國悲喜交加、大事頻仍的一年。5•12大地震與奧運盛事構成了2008年中國電視傳播中的兩大熱點。圍繞著大地震和奧運會制作的電視文藝節目也成為學者關注的重點。張頤武的《創造歷史的時刻——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意義》（《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曾慶香的《仿像與奇觀——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符號分析》（《現代傳播》2008年第5期）等論文，對奧運會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符號學、美學、價值觀與內容等方面做了評析。陳臨春的《〈愛的奉獻〉，吹響愛的集結號》（《電視研究》2008年第7期）、孫江華的《淺析電視公益廣告的社會功能優勢——以5•12抗震救災公益廣告為例》（《現代傳播》2008年第3期）對抗震救災相關電視文藝節目從策劃、內容、社會功能作了闡釋。

四、紀錄片研究

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誕生50周年。張同道《中國電視紀錄片50年》（《電視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別考察了自1958年以來中國紀錄片所經歷的國家話語、民族記憶、個人表達與市場呼喚的四個時期的傳播方式、美學特征和文化形態。劉效禮主編的《2007中國電視紀實節目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聯系當下國際市場電視紀實節目的發展態勢，從創作生產、管理評估、品牌運營鏈條入手，關注當前電視紀實欄目的運作模式。楊狀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國紀錄片創作報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8年第2期）、何蘇六、李智的《和時代語境映萬千氣象——2007年中國紀錄片書評》（《現代傳播》2008年第1期）回顧了2007至2008年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軌跡，指出中國紀錄片必須只有堅持“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戰略，才能不斷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