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歷史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民族歷史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個民族的文化意識進步與否其實有它的顯著標志，標志是什么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沒有創造力。如果我們承認漢民族在經歷了古代燦爛的文明之后，現在離世界民族之林的先進行列還有一定距離，那么我們就應該有勇氣面對先進民族，向他們學習，學習他們驚人的創造力。學是從模仿開始，但是我們又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上，因為模仿容易陷入對“他創力”的崇拜。從模仿開始，我們需要走向對“自創力”的培養。我們之所以稱贊趙武靈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為他能夠勇敢地頒布“胡服騎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學習。但是我覺得趙武靈王要學的不僅是“胡服騎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識的決心。因此他對匈奴民族的學習不僅僅是體現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的民族進取精神上。現在我們的文化考察團經常到歐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們不能只是去看他們的繁華的建筑，先進的科技，回來后便學著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頭喪氣地指責我們這個民族的落后，嘆息無法“師夷之長”。我們需要問，你有沒有看到他們的創新意識，創造精神；就像讀一部書，我們需要問，你有沒有讀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領悟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結晶，我們才算真正地將先進民族的文化精華學到了手。

我們的文化有著燦爛的歷史，我們需要繼承歷史，但是，承襲不能代替創造，只有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創新，我們才能不斷地進步。然而，打破傳統常常會給我們帶來許多眼淚，許多辛酸，許多依依不舍。這里我們可以從漢語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個歷史回顧，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創造性文化意識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表現出的沉重。

有著數千年歷史的古代漢語在本世紀初停止了它的繁衍，從它的母體內裂變出的現代漢語開始蓬勃地生長。縱觀漢文明歷史長河，漢語言一直處于一種流動、變化的狀態之中，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說古代漢語已經靜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之間形成的語言斷層。對于已經失去的東西我們所能做的便是頻頻回顧，因懷念而生發眷念，因眷念而生發熱愛。如今我們凝視著漢文化的蹤跡，讀著漢民族幾千年的滄桑，我們似乎頓生漢文化依舊生機勃勃的意識。但是我們其實是站在斷層這邊遙望已逝的美好，不斷地回顧給我們帶來的是歷史文化的厚重感。我們沒有理由拋棄數千年的文化積淀，但是，我們又明顯地感覺到古文化與今文化的隔膜。這種矛盾的文化心理導致我們在民族文化傳統面前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我們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文化確實存在著不利于現代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因素，五四提倡拋棄舊有的語言形式，那是為了用新的語言形式去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去適應與各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需要，這無疑是民族文化的進步。葉圣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中有兩個重要觀點：其一，語文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語文是幫助學生養成使用語文的良好習慣。假如語文的功用確實以這兩點最為重要，那么作為一種日常生活的工具，我們當以其實際應用價值為追求目標。既然古代漢語已經失去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掌握古代漢語知識也不是為了幫助學生養成使用古漢語的良好習慣，那么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去教學文言文呢？

但是，舊有的語言形式里面蘊涵著豐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中華民族經過數千年的艱辛才得以形成的歷史積淀，它閃爍著一個文明古國的光輝和智慧。我們擔心一旦拋棄了文言文教學，我們不僅會失去舊有的語言形式，我們還會失去比這更為重要的可貴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們采用了現代文教學與文言文教學共同發展的策略。現代文教學如葉圣陶先生所說的培養學生的語文使用的良好習慣，讓語文成為學生認識生活，改造社會的基礎工具；而文言文教學則幫助學生了解漢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養，陶冶思想情操，弘揚民族文化精神。這樣做其實用價值在于：其一，利用語文的工具性，認識社會，推動民族的進步，關鍵是重視創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強民族意識，提高民族自信力，關鍵是重視民族精神蘊藉。

有了這種明確的意識，我們就應當將語文這種工具轉化為激發學生創造的能力。也許我們可以把理解為一種有意識的文化逆轉意識，它是為了將幾千年的封建意識進行一次徹底的洗滌，以換取民族文化意識的覺悟。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語言的形式更新只不過是一種外在的變化而已，要徹底地改變一個民族的落后意識，并非僅僅能依靠這種方法去實現。更新語言的舊有形式最多不過表明了文化主將們對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決心，而至關重要的我覺得還是改變我們這個民族滯后的思維意識。可惜的是我們看到的現代語文仍然以承襲型思維為主體向前緩慢推進，新意識、新思想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顯得步履維艱。已經意識到應當擁有的東西卻無法擁有，已經意識到應當拋棄的東西卻無法拋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的悲哀。

語文教學改革至今，許多有識之士都將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和創造意識作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的很多語文教師的意識仍然處在一種非自覺的狀態，固有的傳統教學思想以一定的歷史磁性對他們形成巨大的引力。他們除了偶爾抬頭對新思想表示一點羨慕或幾份唾棄而外，便只顧低頭拉車，他們對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經習以為常。這種思維意識的代代承襲，必然的結果是帶給我們這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巨大歷史負擔。

談到這里，我想從文化意識的角度對語文高考說兩句。可以這么說，語文高考試卷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向世人展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意識趨向。

改革開放以來，語文高考盡管在艱難的道路上摸索著前進，但是向各民族先進的文化意識學習的決心已經一次次顯露在我們面前。閱讀和寫作可以說是語文高考的主體。如果我們撇開試卷的命題形式從內容上來窺視漢文化意識的趨向，我們不難發現語文高考命題顯示的文化意識是進步的。

從近年來的試卷分析，閱讀基本已經定格為三種形態，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說明文以及社科類論文（或文學性散文）。從文言文到現代文閱讀，我們盡管感覺到漢文化的語言斷層，但是我們欣喜地發現，對文言文閱讀的考查，正說明了我們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識在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從現代文閱讀的兩個部分——社科類論文（或文學性散文）和科技說明文那里，我們又可以感受到我們這個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創造的精神，以及“師夷之長，補己之短”的決心。在這里文化意識的趨內和趨外，繼承和創新得到了有機的統一。

寫作命題更顯示了一個進步民族所應具備的文化意識特征，那就是主體的精神意識和創造意識。從《嘗試》到《戰勝脆弱》，從《近墨者未必黑》到《鳥的評說》，從兩幅漫畫的比較評判，到三則材料的綜合提煉，無不滲透著命題者對考生主體精神和創造意識的挖掘。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語文高考在追求創造的主體文化意識背后，似乎還隱藏著許多非創造性的模仿，這種模仿會使我們對各民族文化意識的學習步入形式主義的泥潭，而阻礙民族文化意識中主體精神和創造意識的發揮。也許作為一種學習，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們不能一味地批評，但是從今后語文高考發展的方向考慮，我們有必要將這個問題提出來思考、探討，這有利于我們對創造性民族文化意識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給中科院《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批示時指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于我們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

篇2

其次，要健全體制，改變作風。要創新民族高校實驗室管理，建立職權相對統一的管理部門，健全管理體制，明確責任、各司其職，實現有限集權，適當放權［5］。提倡實行校、院二級管理體制。同時，為了更全面有效地管理實驗室，學校實驗室平臺可以由點和面的結合進行構建。點是根據各學院專業特色建成的實驗室，面是通過各種手段開展實驗室內涵建設。這樣的方式，能極大提高學生實踐創新的熱情，營造濃厚的科研創新氛圍［6］。此外，要拓寬資金投入渠道。實驗室管理人員要依據實驗室發展規劃，從人才培養的緊迫性、實驗設備的完善性、技術水平的先進性、特色優勢的顯現性考慮，主動幫助各學院爭取國家、省部級的各類項目經費，積極爭取社會力量支持，多渠道增加實驗室建設經費的投入，逐步改善實驗教學和科研實驗條件［7］。

2辯證看待“短板”，掘其潛力，補其不足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學校中各個實驗室的發展并非是均衡的，木桶理論告訴我們，整體的綜合實力很大部分是受短板而制約，所以，我們一定要重視短板問題，努力將短板補長。對于那些發展相對落后的實驗室不能濫用“末位淘汰制”。對于跟不上學科發展步伐、落后于社會發展需求的實驗室，我們可以挖掘其潛在價值，與其他實驗室進行資源整合，以優勢互補，使之變成一塊新的長板。對于一些被忽視其重要作用的實驗室，要轉變觀念，大力投入建設經費，為實驗室不斷注入新的活力［8］。廣西民族大學早年對于文理科實驗室的投入長期處于不均衡的狀態，對于發展文科實驗室的意識相對薄弱，一度造成文科實驗室落后的狀態，成了學校實驗室體系中的“短板”。近年來，學校黨政十分重視實踐教學，大力加強實驗室管理工作。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快速推進，學校審時度勢，進行了校內文科實驗室資源整合和深化文科實驗教學改革，組建了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的廣西民族大學文科綜合實驗教學中心。該中心依托民族學科、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亞非語言文學學科，打造了文科公共實驗平臺、民族學科群實驗平臺、東盟學科群實驗平臺、大學生創新實驗平臺等四個文科實驗教學平臺。經過幾年的建設，該文科實驗教學中心形成了“厚基礎、強綜合、重創新、高素質”的實驗教學理論，構建了具有自身鮮明特色的實驗教學體系。實現了由教學型向教學科研型轉變，從專業培養實驗教學需要向優勢特色學科建設。

此外，對于理工科實驗室，也要不斷轉變其短板屬性，使實驗室不僅具有指導和解釋的功能，還要具有整合、引領及創新的功能［9］。例如，廣西壯族自治區雖然位于交通欠發達，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但卻賦予了本地人民致富的資源。廣西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及大量珍貴的動植物資源，有待科學合理地規劃這些資源。學校可以結合實驗室的科研力量，與本地企業實行產學研合作，通過加強技術投入力度和資源深加工研究，提高產品附加值，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這種產學研合作型實驗室，既能培養高素質的應用型人才，又能解決當地人民的脫貧致富問題。因此，只要學校高度重視，科學管理，合理規劃，深挖其潛力，實驗室的“短板”總會有加長的途徑。

3以激勵制度樹立“長板”的領頭作用

對于一個木桶，有意向長板傾斜，盛的水會多些。這樣的長板要足夠牢固，能負荷起整個木桶的重量，裝在上面的提柄才能被輕松提起。在實驗室團體中，必須要培養優秀的實驗室工作人員，使其成為實驗室核心競爭優勢，以這樣的核心競爭優勢來統領整體的發展。因此，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引進高層次、高素質人才到實驗室工作。鼓勵高學歷、高職稱教師從事實驗教學和實驗建設工作。要盡心盡力創造良好條件，為他們的發展搭建平臺，鼓勵和支持他們勇當領頭雁，發揮榜樣作用。同時，要建立富有激勵性的獎勵制度，對先進的實驗室及實驗室工作者予以獎勵，使其各盡其才、各得其所，充分調動實驗室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10］。

4補好“縫隙”，打造和諧團隊

一個木桶有足夠大的容量還不能證明它能承載足夠多的水，還要取決于木桶各塊木板間是否有縫隙，縫隙會導致木桶向外漏水，使木桶滴水不剩［11］。因此，每塊木板都要按其固定的位置和順序排放，不得互換，不能出錯并且木板間要緊密配合，相互銜接，團結協作，保證沒有空隙［12］。同理，實驗室管理部門也應該團結合作，同心協力，提高效益。實驗室管理部門必須像箍緊木桶一樣，將各實驗室凝聚起來，優化組合，以提高凝聚力、向心力。因此，實驗室要注重團隊建設，要創造足夠多的機會供大家交流溝通，倡導實驗室工作人員多為實驗室考慮問題。此外，在實驗室隊伍中營造一種支持性的氛圍，對于好的實驗室建設規劃要給予智力支持、財力支持和物力支持。同時，設定團隊的目標，以此為動力，鼓勵每一名成員為之努力。當大家認識到，只有全體成員全力以赴才能實現這個目標時，這個目標就會集中大家的注意力，一些內部的小矛盾也就會消失于無形了。

篇3

在裝飾語言上傈僳族服飾表現出豐富多彩，繁復有序的特點。如在服飾色彩選擇上，傈僳族中的花傈僳族，其服裝色彩源自自然花草植物、花鳥蟲魚，色彩斑斕，流光溢彩。在裝飾物件上，各種珍貴寶石，珍珠瑪瑙、金銀玉墜，配以各種不同材質的花包、首飾、項鏈等，從頭到腳被包裹在各種各樣不同材質和形狀的裝飾物品之中。雖說傈僳族服裝制作上并不以刺繡見長，但在整個民族支系中也有例外。生活在四川省鹽邊縣的傈僳族服飾堪稱傈僳族服飾中的貴族。其貴族氣息不僅體現在其服飾色彩的華麗和驚艷，還體現在其服裝圖案刺繡的工藝與圖案設計的豐富上。鹽邊傈僳族婦女服飾以紅黃色為基調，通過條紋狀的分割，在服裝衣袖和主體上分割出許多不同大小的色帶條紋，并在此基礎上依次繡入不同形狀的連續紋樣，豐富的色彩，精致的圖案使得鹽邊傈僳族服裝顯得既精致又華麗，充滿貴族氣息。不管怎樣，無論是簡約的結構，還是繁復的裝飾語言，都是能夠通過視覺呈現的。因此，相對傈僳族服飾元素背后的故事和意義，再復雜的服飾元素也是簡單的。潛藏在服飾外表形式背后的內涵是豐富的，是難以用語言表述的，因為民族服飾一針一線都凝聚著民族的歷史，反映民族思想，是生活百科全書，也是文化史詩。

節奏與韻律的美學原則

節奏是音樂術語，是藝術家敲擊琴鍵所產生的或如高山流水般舒緩婉約，或如黃河大合唱般的激越豪情。節奏被引入造型美學范疇，是指點、線、面、體、色等形式要素的自由組合，呈現出疏密、虛實、剛柔、高低、上下、左右、曲直等諸多對比關系之間的有節律、有秩序、有強弱、有起伏的組合。節奏與韻律既有區別，又關系緊密，相互依存。節奏產生韻律，韻律彰顯節奏。韻律是節奏的升華，是依據美的規律組合而成的節奏。傈僳族服飾表現出來的美感來自其服裝與佩飾的組合，源于色彩有規律、有節奏的搭配。傈僳族服飾節奏與韻律的美感主要表現為靜態美學、動態美感和音樂性節奏三方面。

靜態美學。服飾是具體的、客觀的、可視化的物質形式，具體的圖像語言是產生節奏韻律的媒介。構成視覺形式的節奏元素有很多，重復、層次等都是產生節奏的要素。傈僳族服飾用色十分講究，以保山地區的花傈僳族來說，她們的服飾色彩崇尚“好五色”原則，騰沖地區花傈僳以紅、黃、綠、藍（黑）、白五色來裝飾自己的服裝，并且五色分別都有其民族文化的指代意義。這五色從頭到腳重復出現在整套服裝的各個部分，以婦女上身穿的五色拼布坎肩（或馬甲）最為突出，五色使用面積也大。傈僳族婦女利用大小不等的有色方布組織成片，既考慮了色彩對比的和諧統一，又注重各塊方布塊的大小對比，產生出明快、跳躍的節奏美感。下身以五色飄帶裙和五色拼布圍腰與上身五色坎肩相呼應，另外也在袖口、褲腳等地方配以小面積的裝飾圖文，整套服裝顯得既靚麗，又獨具風采。

動態節奏：節奏不僅是靜態的視覺呈現，也是動態的生命展現。客觀世界處處都充滿著節奏變化，擺動的鐘擺、跳動的心臟、奔馳的火車、春夏秋冬的更替、潮起潮落等等，自然界充滿著運動變化的節奏。傈僳族服飾的美除了它的華麗，它的色彩、它的裝飾語言、它的結構特征，更在于它穿在傈僳族人民身上所發出的“民族氣味”，這種味道是任何視覺美感無法替代的，也是這種美感、這種意味使得傈僳族服飾文化更加厚重，意味深長。傈僳族服裝的動感節奏主要體現在傈僳族人民在行走中從婦女圓盤帽周圍垂掛的珠串有節奏的擺動，到她們隨身攜帶的裝飾物質在人體運動中對身體有節奏的拍打，處處都顯示出一種有節奏的美感。怒江地區傈僳族婦女的百褶裙有節奏的擺動，在兩腿的帶動下前后擺動，像花兒一樣隨風搖曳，表現出富有動感的節奏韻律美。

音樂性節奏：服飾似乎與音樂沒有關系，然而傈僳族服飾卻處處表現出悅耳的和聲。從色彩搭配來說，傈僳族服飾用色自由大膽，鮮艷、純度高是傈僳族服裝用色的特點。傈僳族是個善于色彩搭配的民族，紅、黃、藍、白、黑等色彩在傈僳族婦女手中像藝術家調色盤上的顏色一樣，自由擺弄，卻妙筆生輝。從服飾色彩的搭配上來說，可以不夸張的說，傈僳族婦女人人都是色彩藝術家。傈僳族服飾講究統一，因此每套服裝都有一個統一的色調，在統一色彩基調的基礎上，有節奏的色線、色帶和色面，在五彩繽紛的裝飾物的映襯下，猶如美妙的音符發出令人舒暢的樂曲。如果說色彩是悅目的和聲，需要視覺聯想才能感受到音樂般的節律。那么傈僳族服飾的掛件便能達到一種悅耳的聽覺享受。傈僳族服飾的裝飾品十分豐富，從婦女帽檐上垂掛的料珠、銀墜，到胸前懸掛的項鏈，腰間的銅鈴、竹鈴，裙擺上的掛件等裝飾品，無不在人體運動中發出碰撞的聲響，由于人體運動的節奏，各裝飾物件也隨身體產生有節奏碰撞，發出有節奏的聲音。尤其以傈僳族婦女腰間垂掛的銅鈴、竹鈴，更具特點。騰沖地區的傈僳族姑娘喜歡在腰間懸掛銅鈴、竹鈴，一般都以12只為準。竹鈴和銅鈴隨著人行走運動，發出清脆響亮的悅耳聲響。傈僳族服飾從視覺到聽覺都給人一種音樂般的節奏美感，是一種悅目悅耳的藝術作品。

對比調和的藝術特征

對比，是在差異中顯現，依據矛盾或相反的原理，把特征明顯對立的事物組合在一起，形成鮮明強烈的對照，從而更加顯現出各自的特征和內涵。對比可以產生明朗、肯定、強烈的視覺效果，造成強烈而深刻的視覺印象。黑格爾說：“有差別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與它正相反對的他物；這就是說，每一方只有在它與另一方的聯系中才能獲得它自己的（本質）規定”。［2］對比使物象的特征更明顯，對比出生氣。傈僳族服飾設計非常注意對比表現手法，黑與白、紅與綠、大面積與小面積、繁復與簡化、虛實對比等多種對比手法在傈僳族服裝設計中處處可見。

1.色彩對比。色彩對比是藝術表現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色彩對比表現為色相對比、明度對比、冷暖對比、純度對比等。傈僳族服飾色彩鮮明，善于利用色彩對比，尤其以色相對比即原色對比見長。色相對比是色彩運用最原始、最基本的表現手法。約翰內斯•伊頓說：“色相對比是七種對比中的最簡單一種。它對色彩視覺要求不高，因為它是由未經摻和的色彩以其最強烈的明亮度來表示。”［3］色相對比是人類早期用色的主要方法，原色對比利于表現人類原始和原本的情感，傈僳族在服裝用色上用單純的色彩表達他們豐富的情感。如前所說，傈僳族分為黑傈僳、白傈僳和花傈僳，即便是黑白傈僳族支系他們在色彩運用上也十分講究。以怒江地區的黑傈僳為例，他們雖然以黑為美，但他們的服裝并不是周身全黑，而是以黑色為主，配以白色、紅色等局部裝飾色彩，使整個服裝特色鮮明，多變統一。黑傈僳族服裝在黑色底色的基礎上，在領口、袖口、圍腰、裙擺等處用有色圖案裝點，在帽檐、胸前、腰帶、等處配白色海巴，戴白色串珠等，整個服飾呈現黑白對比，黑色更加突出，白色更加純正，顯得樸素大方。

2.形狀對比。形狀是指物體邊沿線相連封閉形成的圖象，形狀有規則的和不規則的。傈僳族服飾在形狀對比中首先從服裝的整體特征上呈現出方與圓的對比。眾所周知，傈僳族男女都習慣戴帽子，而帽子的形狀以圓形為多，帽子的尺寸都比較大，以大圓盤帽為突出特點。另外，傈僳族喜穿坎肩，從坎肩的平面造型來看，是方形。大襠褲的直筒式造型聯接方形坎肩，使得整個服裝形態整體上呈長方形特征。頭上的大圓與身體的長方形形成特征明顯的方與圓的圖形對比。如果說傈僳族頭帽象征著天，身體象征著地，那么正好形成天圓地方的哲學意味，象征著傈僳族人民頭頂天，腳踏地的生命氣息。傈僳族人民除了喜歡戴圓盤帽，在其服裝的裝飾物件中也喜歡圓形物件，以帽檐上的海巴來說是圓的，腰間戴的“依瑪簇”是圓的，各種五色絨球瓔珞是圓的。傈僳族服裝的圖形對比還表現在其服裝拼接的布塊上，傈僳族善于拼接，相傳是傈僳族的男人們在外打仗，英雄得到的獎賞是各色布條，男人們將彩色布帶寄回家，女人們依據布條特征將它們拼接在一起，成為五彩軍功裝。在歷史的演進中，傈僳族逐漸形成了以拼貼為美的審美文化。傈僳族將不同色彩、不同大小、不同面積的五色布條有節奏的拼合在一起，在強烈的對比中展現其獨特的文化意蘊。

3.虛實對比。虛實是繪畫術語，在服飾造型中似乎有點不著邊際，但仔細分析，服裝設計也屬于造型藝術，而且少數民族服飾以圖案、色彩、裝飾有別于漢裝，其服裝裝飾圖案的設計中虛實運用中要比漢族復雜得多。少數民族服裝造型以“繁”、“多”見長，如何在繁、多的造型語境中體現繁而不亂的美感，虛實處理得當顯得十分必要。傈僳族服裝制作的虛實處理表現在服裝的圖案設計上，圖案設計講究留白。傈僳族服裝多在領口、袖口、褲腳、裙邊刺繡相關象征民族圖騰或者反映民族審美追求的圖案，這些圖案一般都以小面積出現，與整套服裝對比，我們發現有大面積的服裝無修飾，處于單色空白狀態，這一留白行為，正是傈僳族服裝設計中利用虛實表現手法的反映。傈僳族在服裝制作中將僅有的刺繡圖案描繪在似乎不重要的邊角地區，而正是這種有意的“虛”，卻成就了它真正“實”的民族內涵。傈僳族對服裝邊角的處理，不僅在服裝中起著點綴作用，美化服裝，也反映著傈僳族人民的智慧，因為邊角地區往往是最容易破損的地方，通過對邊角進行裝飾，通過刺繡能夠對服裝起加固作用，延長服裝的使用時間。

篇4

我們通過歷史資料記載，各個民族發展有各自的歷史發展進程，每個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傳統，在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中，要認真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要發揮自己文化的優勢，同時要積極吸納先進其它民族的文化，對其它民族文化要認真的分析，不要全盤招收，要根據自己特點去接受其它民族文化，彌補自身文化的不足，使之揚長避短。東北民族文化的特征是開放性，我們要保持東北地區各個少數民族在打獵，放牧等方面的特點，任何一個民族的開放性文化都不能是一帆風順的，只要堅持，一定都會成功的。在東北地區的民族文化要把漢族的傳統文化與少數民族的文化進行融合，使之成為一個大家庭，在文化大發展的今天，要漢族文化與其它民族文化共存，這樣構成開放性的東北歷史文化，北方的歷史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做過很大貢獻。歷史文化是歷史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的產物，不是抽象的，是社會發展形態的一種體現。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或某個地域。其文化發展形態一般都有經濟形態、政治形態和意識形態這三個層面組成。在北方地區各個少數民族的文化也是從這三方面開始的，也都具有開放性特征，本論文主要從這三個層面進行闡述。

一、經濟形態開放性的特征

經濟形態是這三個開放性特征中開放性表現力度最大、阻力最小、范圍最廣的存在形態。經濟是各個國家、民族及地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經濟是一個國家是立國的基礎，經濟狀況的好壞取決于歷史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但在我國古代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對經濟的理解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少數民族主要經濟都是靠農牧業，工業經濟幾乎沒有。少數民族通過生產勞動不同程度地從感性上認識到構建在農耕文化基礎上的中原經濟較構建在漁獵文化基礎上的草原經濟，這類型的經濟是當時少數民族中比較流行的經濟體制。

二、政治形態特點

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女真、滿族統治者遵循了這條規律，在用武力征服中原文明的過程中，多方吸納漢民族有千百年積淀的農耕文明，做到文武并重，即以武力奪天下，以文教治天下。他們所以如此，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接觸農耕文化之后，很快認識到這是比他們自身文化優越的文化，因此在思想上認同，感情上接受，行動上積極吸納。二是在征服過程中，他們曾用殘暴手段劫掠、奴役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結果遭到各種形式的激烈反抗。這些反抗迫使他們采取中原的治國方略和統治法術。這就證明，較高的文明迫使野蠻征服者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和吸納。這是文明的力量，自然也是規律的作用

在歷史上各個專制的時代，任何國家或民族采取何種發展國策，很重要的是取決于握有權力的統領和國君。如果握有權力的統治者目光狹窄，閉關鎖國，排斥一切，縱然人民有開放的呼聲和要求，一時也難以奏效。而契丹、女真、滿族的開國者及爾后的統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具有開放的眼光和胸懷，對農耕文化都有較高的興趣和認同，這是實行開放政策，使國家諸領域處于開放形態的關鍵之點。很明顯，沒有此點，不可能在一國之內實行南北兩種官制；不可能讓皇帝制度進入女真政權；不可能使儒家經典成為各帝王和群臣必須閱讀的文獻。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都是靠權力推動的。這就是最高統治者正確動用權力對開放的作用，這是不可低估的。

三、開放的意識形態

篇5

二、不同年齡、學歷和職業滿意度的幼兒教師心理健康狀況差異

在年齡差異上，由表2可知，民族地區幼兒教師在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精神病性以及總體水平上都呈顯著的差異，事后比較表明，31～35歲、36～40歲的幼兒教師在軀體上的癥狀明顯高于26～30歲。在心理癥狀總分以及人際關系敏感性、焦慮、恐怖、偏執、精神病性癥狀上，25歲以下的幼兒教師顯著高于26～30歲的幼兒教師。26～30歲的幼師心理健康水平相對較好。在學歷差異上，民族地區幼兒教師在強迫、人際關系、抑郁、焦慮、恐怖、偏執、飲食睡眠障礙和總的心理癥狀上都存在顯著差異。經T檢驗表明高中及其以下學歷的幼兒教師在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飲食睡眠障礙因子以及總分上均顯著高于大專及其以上學歷（p<0.05)，呈顯著差異。在不同職業滿意度差異上，由表3可知民族地區對職業不滿意的幼兒教師在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偏執以及總癥狀上都顯著高于對職業滿意的幼兒教師。

三、討論

（一）民族地區幼兒教師的總體心理健康狀況

民族地區幼兒教師的陽性心理健康癥狀檢出率為41.6%，低于經濟發達的廣東省的61.9%[3]。民族地區幼兒教師可能有中度以上心理健康問題的檢出率12.3%，高于甘肅農村幼兒教師的檢出率10.13%[4]，低于山西省16.6%[5]、廣西省22.17%[6]和沈陽市23.6%[7]幼兒教師的檢出率。民族地區幼兒教師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對于經濟發達地區來說，相對較好，但隨著民族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民族地區幼兒教師也存在較為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民族地區幼兒教師在心理健康癥狀總分以及軀體化、強迫癥狀、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精神病性各因子上都顯著高于全國成人常模，說明其心理健康水平較全國成人平均水平要差。主要心理問題有：明顯的強迫等人格缺陷；飲食和睡眠障礙；突出的敵對、焦慮等消極情緒。海南民族地區的幼兒教師心理健康水平較差，其主要原因可能與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環境、幼兒教師的心理壓力和教師自身因素等有關。1、社會經濟環境自古以來，我國都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但往往這個“師”指的是大中小學教師，而不包括幼兒教師，其職業被稱為“保姆”，幼兒教師這一職業一開始就沒有直接納入到教師的范疇內，同時，也沒有得到與其他階段教育同等的重視。民族地區輕視幼兒教育的社會意義及教育價值的現象還依然存在。同時，幼兒教師絕大多數由女性構成，也進一步減弱了社會對幼兒教師職業的認可[8]。民族地區經濟落后，幼兒教師工資待遇較低，有的甚至不滿足家庭開支，住宿和工作環境較差。加上幼兒教師工作量大，工作時間長，任務繁重而又不被人重視，社會地位低，心理容易產生敵對、緊張和焦慮等情緒。2、心理壓力目前民族地區幼兒教師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心理壓力：(1)來自家長的壓力：家長不合理的教育觀念和學習要求以及與家長難以溝通讓教師感覺壓力極大。民族地區家長對孩子普遍要求較高，如要求年齡很小的孩子在幼兒園就要會認或寫很多漢字，會算數（有的甚至要會乘法和除法），有的家長無理、挑剔，責怪、冤枉教師，不尊重理解教師的現象普遍存在。與家長溝通壓力成為影響民族地區幼兒教師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2）來自工作的壓力：幼兒教師工作量大，工作時間長，有的中午不能休息。通常一名教師帶一個至少40人以上的班級（班額過大），有的既要上課又要擔任保育員的工作，家園聯系、環境創設、備課、準備教具、游戲、午休、孩子中餐和午點、負責孩子安全等都是工作范圍，同時，教材門類多，教學偏向小學化，有的教師課程全包，任務重，力不從心。早出晚歸，自己的家庭無暇顧及。有的教師報告長期在幼兒吵鬧的噪音中度過造成精神性高度緊張。（3）來自園長的壓力：幼兒園給教師的規章制度很多，有的還不合理。園長要求高，要求嚴，孩子出了事要由老師負責，責任過重。每天精神繃得很緊。時常擔心游戲活動時孩子絆倒、相互之間碰撞以及其他的傷害，每一天都擔心吊膽，壓力過大。（4）來自孩子的壓力：現在的孩子嬌生慣養，不良習慣多，做事喜歡我行我素，不受約束，有的幼兒教師缺少教育經驗，難以與幼兒良好情感交流和溝通，容易讓人煩躁，引發各種心理問題。3、教師自身因素有些教師容易沖動、沒耐心、愛發脾氣。一旦遇到工作上的煩心事、家庭矛盾等問題時，不能很好的應對壓力，調節自己。有的教師知識水平低，教育教學觀念落后，教學內容陳舊，教學方式缺乏靈活性，存在職業倦怠，也容易引起各種人格或情緒問題。

（二）不同民族幼兒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

研究表明，漢族幼兒教師在恐怖因子上比黎族幼兒教師要嚴重，存在顯著差異。主要表現在包括對出門旅行，空曠場地，人群，或公共場所和交通工具的恐懼以及社交恐怖。在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幼師比黎族幼師心理健康水平要差。這可能與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幼兒教師心理壓力更大有關。黎族幼兒教師由于地域文化特點，環境相對封閉，目光短淺，容易滿足現狀，知足常樂，而漢族幼兒教師知識水平相對較高，比較受當地人重視和尊重，目標遠大，不安于現狀，處處想做出表率，但由于工作環境、教學條件以及工作壓力等方面差強人意，漢族幼兒教師比黎族幼兒教師表現出較多心理問題。

（三）不同群體幼兒教師的心理健康狀況

1、鄉鎮的幼兒教師在恐怖因子上比城市的幼兒教師要嚴重，存在顯著差異。可能原因有：鄉鎮的幼兒教師對于工作環境、食宿條件等極其不滿，鄉鎮學校教學條件不好，玩教具配備不到位，教輔材料少，常規教學不易施展，教學質量難以保證，但鄉鎮孩子的家長對學習的要求有的比城市還要高。同時，鄉鎮幼師配備不足，教師兼任保育員，上班時間比城市的長，有的園7點就上班。園里領導不關心不體諒不信任員工，管理不科學，任務繁重等壓力都容易引起恐怖和害怕情緒。2、在年齡方面，民族地區25歲以下幼兒教師是心理健康問題的高發人群，容易存在人際關系敏感、焦慮、恐怖、偏執、精神病性等多種心理問題，應該重點關注。而在31～40歲幼兒教師軀體化上的癥狀比較明顯，容易出現包括心血管、胃腸道、呼吸和其他系統的身體不適，和頭痛、背痛、肌肉酸痛，以及焦慮的其他軀體表現。相比之下，26～30歲幼兒教師的心理健康問題較少。因為26～30歲幼兒教師在家庭、工作上趨于穩定，對各種壓力能較好的應對。而25歲以下的年輕幼兒教師由于缺少工作經驗，面對來自家長的責難、教育教學經驗不足、社會職業地位低、孩子安全責任、同事關系等方面的壓力，很容易出現焦慮、恐怖、偏執和人際關系敏感等心理問題。31歲以上教師由于長期工作壓力，容易職業倦怠，出現種種軀體不適的癥狀。3、在學歷方面，高中及其以下學歷比大專及其以上學歷的幼兒教師更容易產生心理問題。可能與民族地區低學歷的幼兒教師心理調適能力較差，其認知狹隘，容易鉆牛角尖，時間管理不合理，缺乏應對的彈性等有關。如何提高民族地區幼兒教師的學歷以及認知觀念水平，有效應對壓力和自我成長是維護其心理健康的一種途徑。4、對于職業不滿意的幼兒教師更容易出現軀體化、強迫癥狀、抑郁、焦慮、偏執等心理問題。大多數幼兒教師對園長不重視關心園工，工資待遇低，幼兒學習任務重，教學壓力過大，家長不容易溝通，學校教學條件不夠好，出去學習的機會少等還有些不滿。提升其幸福和滿意指數，將更有益于其心理健康。

篇6

一、 民族地方文獻的含義

所謂民族文獻是指研究和記載我國各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歷史、地理、教育、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文獻。主要包括：用漢字記載的有關民族問題的文獻；用少數民族文字記載的文獻；用簡易圖形符號記載和代代相傳具有史料的口碑文獻以及電子版民族文獻。地方文獻特別是地方志，是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是指關于一個地方的一切方面的書刊資料。它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從古至今的地方文獻；包括政治、經濟、自然、軍事、歷史、地理、人物等一切自然的和人文的內容。民族地方文獻根據其形式劃分，一般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國家、民族地區政府部門或研究單位頒布、出版發行的正規出版物；二是記錄民族地方特色的非正規出版物；三是口頭流傳的“資料”。民族地方文獻既反映了地方特色，同時也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進程。民族地方文獻在滿足民族群眾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時，又加深了各族同胞的相互了解，也為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因此，民族地方文獻的開發和利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長足進步都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對民族地方文獻進行開發利用的可能性

現階段，充分正確的認識我國民族地方文獻的現狀，是對民族地方文獻進行開發利用的前提和基礎。1982年，文化部頒布了《關于省（自治區、市）圖書館工作條例》，這其中對圖書館工作當中，民族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但是，對于我國現存的圖書館中的民族地方文獻的使用率十分的低，這是目前在全國的圖書館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1、物質基礎：

各民族地區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是民族地方文獻開發和利用的前提。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為民族地方文獻方面投入的資金也在隨著加大，穩定的資金也為民族地方文獻的開發和利用提供了保障。

2、政策基礎：

一直以來，中央民族政策中對民族地方文獻等民族文化遺產做了相關規定，使其有一定的法律依據。如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文化遺產。”同時，各民族自治地區也為民族地方文獻的開發提供制度保證和政策優惠，以此來開發民族地區的資源，帶動本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3、人才的保證：

在圖書館能夠將民族地方文獻與使用民族地方文獻有效連接的關鍵是一批業務能力強，又有敬業精神的民族文獻工作人員。各民族地區圖書館重視在職人員的培訓、素質教育，使工作人員的整體素質有較大改觀。

4、科技手段的支持：

現代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舊的技術不斷更新升級，新的技術不斷研發，這為民族地方文獻的開發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技術平臺。

三、 民族地方文獻開發的途徑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越來越受到關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信息資源的重要性。對于少數民族地區來講，發掘民族地方文獻，將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進行整理，能夠及時、準確、系統、完整地提供給讀者，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民族地區的發展，為地方的民族經濟和社會服務，為地方的民族文化、教育和科研服務以及為世界各民族事業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服務。

1、解放思想，轉變觀念。

由于民族地方文獻是記錄民族地方知識有關的資料，是了解與研究民族地方人文地理、政治經濟、風土人情以及社會發展的重要信息資源，所以許多地區絕大多數的地方文獻并不能為廣大讀者參閱利用。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各地區的職能部門應轉變觀念，在資金扶持的基礎上同時要樹立民族地方文獻開發是一項長期任務的觀念。使其產生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2、加大力度搜集地方文獻資料。

由于民族文獻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多樣性、分散性及復雜性的特點，民族文學的搜集工作應從更廣、更深的角度去進行：第一，要深入民間，從民間的收藏中收集整理；第二，從民族地區遺存下來的繪畫、圖符及故事、傳說中收集整理；第三，從民族方志中收集整理；第四，從漢語古文獻中收集整理；第五，從有關民族問題的著述中收集整理；第六，從民族地區的寺院、經典及各界人士手中收集整理；第七，從國外有關我國民族的文獻中去收集整理。

只有這樣多方面、多層次、多渠道地進行，才能從更寬的范圍、更深的角度進行民族文獻的收集整理，構筑民族文獻建設的物質基礎。

3、實施民族地方文獻資源的生態保護。

我們之所以要保護民族文獻，其目的是為了要很好的利用民族地方文獻。我們對地方文獻的利用不只是現在，更應想到長遠的利用價值。所以，對于民族地方文獻的保護要做到永久保存和長期利用。

少數民族地區有著豐厚的文化資源。相對經濟資源而言，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更是它的資源優勢。這種優勢包括有形文化遺產和無形文化遺產，有形文化遺產如文物古跡、歷史名勝等有固定空間形式的文化遺產，無形文化遺產主要由民族民間傳承的活態文化構成，是指在少數民族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傳統杰出工藝、具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藝術文學，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認同，又因種種原因瀕于失傳或正在失傳的文化表現形式。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和民族民間文化，各地的民族歌舞、戲曲、剪紙、刺繡、民居、民族民間傳統故事、宗教藝術等等，這一切都使得民族文化具有獨特的魅力，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在資源優勢，更是民族地方文獻主要和生活的信息源泉。

4、實現網絡環境下的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優化。

優化前提是效益原則優化完善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體系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文獻信息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產生最大的效益，因此優化必須緊緊圍繞著效益這一原則。這里所說的效益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綜合效益。經濟效益是指通過對民族地方文獻的科學開發利用產生最大的經濟價值，社會效益是指文獻信息資源中沿襲承接的民族文化、民族團結和民族等方面的因素，使其在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最大的效用，得到社會更廣泛的認同，綜合效益是指文獻信息資源優化要從全局出發，要服從服務于國家和民族地方的整體發展戰略，注意協調好文獻資源服務體系與其它系統的關系，使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達到綜合最優化。

5、民族地方文獻資源數字化的共建共享。

長期以來，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建設受到諸多問題的困擾，如采集成本的大幅增加，文獻收藏的分散無序，封閉半封閉的藏書體系和讀者服務上的自給自足的小農方式，計算機網絡技術和通迅技術的高速發展后讀者對各種信息需求表現出的多樣性、及時性要求等。這些都從客觀上迫使各民族地區圖書館在地方文獻信息資源建設和服務方式上加強相互合作和協調，自覺遵守網絡環境下的入藏新規則，形成各館互補型的館藏，共建共享整個文獻信息資源。

在網絡環境下，各館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建立“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地方文獻信息資源保障體系，只有各圖書館上網的文獻信息資源具有各自的特點，，互不相同，網絡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獻信息寶庫。因此，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數字化建設必須走整體化資源建設和資源共享的道路，各民族地方圖書館地方文獻信息的數字化采集過程中，應根據本館現有的文獻資源和狀態、各地用戶需求、本館典藏的特點，在網絡環境下通過多館配合、分擔或合作收藏文獻，以數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收藏來共同滿足用戶的需求，從而大大提高整體的文獻保障水平。

6、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整合及開發。

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優化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將選擇好的信息資源進行數字化并在網上傳遞，或者利用檢索技術能夠方便、快捷地查詢網絡信息資源便萬事大吉。實際上信息資源的數字化智能檢索只是優化過程中的第一步，如果我們只停留在這一步，那么當我們需要某種資料及相關信息時便會擺脫不了從一個數據庫轉到另一個數據庫反復來回點擊進入的窘境和不斷尋找相關網址的煩惱。所以對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進一步優化的發展方向是積極對信息資源進行整合與開發，充分挖掘信息資源中的知識內涵，實現知識因子的有序化和知識關聯的網絡化。試想，當人們需要有關我國湘西鳳凰境內著名歷史遺址中國南方長城的有關資料時，從數字館藏中尋找到任意一個中國南方長城的原始文件時，便會出現諸多的信息鏈接，把與中國南方長城內容相關的背景材料、新聞圖書、知識資料、述評綜述、人物剪影、歷史傳說、旅游動態等等信息資源全方位、多層次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這對一名想探究神秘湘西的游客會產生莫大的吸引力。由此可見，對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優化不僅僅是對文獻信息資源進行數字化轉換，而是要對信息資源的知識內容進行組合與擴充，圍繞每一信息資源的主題，縱向挖掘和橫向開發相關的信息資源與之整合，并進行動態地實時匹配，使整合匹配后的信息資源更具有廣度和深度，提升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多維立體感和文化厚重感。

四、民族地方文獻的開發和利用對本民族地區各方面建設的實際意義

1、加強民族地方文獻信息資源的建設，可以為本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提供服務。

因為民族地區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自然資源都有很大的差異，導致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的結構、程度和發展方向也不盡相同。這就要求我們要為本地區提供本民族的的地方文獻信息。只有為其提供符合本民族本地區的信息資源，才可以為其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的幫助。隨著社會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現代化機器代替了傳統的手工業，雖然這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也使得那些極具民族特色的傳統工藝失傳。所以，我們需要通過民族地方文獻中記載的相關信息，將其恢復和延續。現在，在全國范圍內都在重點保護馬上或已經失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很多傳統的手工業為我們帶來了更多的外資。通過民族地方文獻我們還了解到我們本地區很多豐富的自然資源，為今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線索。為本民族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2、地方政府的決策也離不開民族地方文獻信息。

民族地方文獻所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全面，它包含了本民族地區在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社會歷史和現實的真實反映。政府在領導、決策時可以通過各種文獻形式為其提供信息資源，對制定本民族地方的社會發展規劃和相關的地方政策提供重要依據。

3、民族文獻信息可以弘揚民族文化精神。

民族地方文獻記載的不光是本民族地區輝煌燦爛的過去，它也記載了這個地區苦難歷史。通過學習和研究民族地方文獻，激發人們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倡導全民參與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弘揚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地方文獻工作的重中之重。

4、利用民族地方文獻，發展地方旅游經濟。

經濟的發展促使人們物質水平不斷提高，地方旅游經濟正在悄然興起。各民族地區可以根據本地區圖書館的民族文獻記載，開發修復歷史文物遺跡，風景名勝等旅游景點，發展本地區旅游經濟。

無論社會怎樣發展和進步，民族文獻資源建設工作都不會可有可無，它只會隨著歷史的推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民族地方文獻資源建設創造了機遇，我們各民族地區要抓住機遇，加強民族文獻資源建設，提高民族地區文獻信息化、網絡化程度，重視民族地區文獻信息專業隊伍的建設和人才的培養，使民族地區文獻資源建設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參考文獻：

篇7

一、民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發展的必要性

人力資源管理就是對人力這一具有協調能力、融合能力、判斷力和想象力的特殊資源進行有效的開發、合理利用和科學管理。人力資源作為一種智力資源，它能夠給企業帶來豐厚的資本增值，是企業能夠長期發展的原動力，更是現代企業立于不敗之地的關鍵因素。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民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和發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外部環境變化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人類科學技術的步伐從工業化時代起就在不停地前進，以往的夢想如今也變成了現實，人才結構和人才素質更是在不斷變化和不斷發展，企業處在前所未有的時代，不斷的學習和更新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社會分工變化。經濟的發展、信息技術的進步，使人類社會變得越來越小，國際分工細化，國際之間相互依賴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一個國家、甚至一個企業的人動都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社會價值觀念變化。社會的發展進步促使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變化，不但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觀念要變化，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還要讓年輕的一代和年長的一代之間有共同的溝通點，企業才能在一個有著共同文化的環境里發展。#-內部環境變化企業分工細化。現代社會競爭日益激烈，在企業生存斗爭中，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利潤的平均化導致了生產的非壟斷化，產品生產的專業化導致了勞動分工的精細化，勞動力的勝任度和勞動技能的本論文出自提升變動的困難程度加大了。因此，企業必須要進行全方位的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和發展。信息高度發展。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許多以前人工完成的工作由機器來替代，以前多人做的工作現在只要三二個人就可以完成。這就使基層員工精簡了，中層管理人員需要轉變角色，從以前的人事管理轉變為現代人力資源管理；高級管理人員也將越來越少。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勢在必行。員工素質的提高。生產專業化使企業對員工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寬松的就業機制、國際分工和合作，使人才的流動有更大的自由度。把員工視為“生財工具”的觀點將被歷史嘲笑，民營企業里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會越來越沒有市場，專制式的管理方式將無法生存，而民主式的管理模式將得到推廣。綜上所述，民營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改革的發展刻不容緩，這是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必然選擇，是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經之路。

二、現階段民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滯后性

篇8

中圖分類號：H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12-0381-01

前言

地名的形成不僅僅是為了對某一地點進行命名，還包含了該地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很多地名在發展過程中都要經歷更名、雅化等過程，而在此過程中也能夠反映出當地在某一時期發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文化，這對于研究人員來說具有重要意義，能夠更加準確地研究當地歷史文化。下面筆者就對其進行詳細闡述。

一、民族語言對歷史文化和地名研究所具有的價值

1.能夠發現蘊含在地名中的歷史故事

民族語言對研究當地歷史文化和地名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人們尋找出當地歷史文化。例如新疆中的呼圖壁，該地名不是新疆范圍內少數民族的語言，也不是漢語，而是滿語。呼圖在滿語中的含義為鬼，而壁在滿語中所表達的意思為有，該地方主要是指有鬼的地方[1]。該名字的由來要追溯到十八世紀中葉，錫伯人本身所使用的語言為滿語，其奉旨來到新疆伊犁駐守，當途徑烏魯木齊西部較為荒涼的地帶時，由于當地風大、墳多，并伴隨著很多動物的鳴叫，使錫伯官兵徹夜未眠，所以便給此地命名為呼圖壁，主要是指該地有鬼。而在軍隊離開之后，當地人們并不了解滿語所表達的含義，便也將此地一直呼作為呼圖壁。該地名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地名，但其不僅反映了錫伯族西遷的歷史過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當地在當時的生態信息，對于研究當地歷史文化具有很大的價值。此外，除了呼圖壁，還有很多城市的地名都與民族語言有關，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呼和浩特，其在蒙古語中所表達的含義是藍色的城，也可以稱之為青城，該名字的由來主要是指當時該地位于大青山，表明從最初該地一直為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2.能夠反應出當地的自然生態情況

地名的由來有很多種形式，根據當地的自然情況給所在地起名也是地名重要的起源方式之一，人們通常會使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對其所生活的地方進行命名，通過利用民族語言對地名進行研究，能夠清楚了解到當時該地的自然生態情況。例如烏魯木齊，該名字在蒙古語中所表達的含義主要是指肥沃的牧場，雖然在現在其已經成為了新疆的省會，發展成了現代化的城市，但是在幾百年前該地還依然是一片草原[2]。還比如吉林省的和龍，該名字在滿語中的含義為山谷，由此能夠推斷出當初和龍是位于長白山中的山谷。除了這些地名能夠用民族語言對其進行翻譯之外，還有一些地名如果想要明確其在民族語言中所表達的含義，應當熟悉并掌握相關的音韻知識，才能夠破譯出來。如魯克沁、吐魯番等，魯克沁應被稱為魯陳，而吐魯番則被稱為吐蕃，這些地名的讀音主要是因為音節入聲尾發生了脫落，導致音節變短而使讀音發生了變化，轉音成為了其他地名。因此，在翻譯這些地名時應當以音韻學為基礎，才能夠了解到其所要表達的真正含義。

二、民族語言對歷史文化和地名研究的啟示

1.民族語言對歷史地理研究的啟示

很多地名經過民族語言表述以后，在含義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例如人們所熟知的寧古塔，寧古在滿語中所表達的含義為六，而其本身地名單詞為ninggute，該詞所表達的含義為六個，而漢族利用自身的語言將其音轉譯成為寧古塔。雖然最開始此地的含義為六個塔，但實則沒有，其相傳清皇族有六人來到此地居住而得此名。因此，在研究少數民族歷史地理文化時應當先具備一定的語言知識，才能夠使地理的研究和考證更為精準。很多地名除了是少數民族語言直接音譯過來的以外，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少數民族自身獨有的特殊文化而產生的。這種形式地名多見于北京，如、XX營等。

研究地名領域的學者，不僅要重視民族語言和地名之間的關系，還應當將其研究的范圍擴展到口語和語言學等領域當中。語言不僅是人們用來進行交流和表達思想的工具，還能夠反映出民族文化，甚至保存有一個地方在某一特定時間所發生的事件等，利用民族語言對其進行解釋能夠充分反映地名背后的故事，對當地歷史文化和地理的研究都具有積極意義。

2.民族語言對地名工作的啟示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城市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這便需要對新開發的城區和街道進行命名，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對歷史地名進行保護，對地名工作所產生的啟示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應當重視民族語言所形成的地名。在一些少數民族居住地當中應當重視利用民族所產生的地名，特別是在一些各民族混雜居住的地區如北京，該地中的地名由民族語言而形成的地名已經很少了，但就是這些具有特色的地名體現出了北京所具有的歷史文化特點。其次，地名不應該隨便被改變而失去其原本的含義[3]。對地名進行更改主要是為了能夠對其進行簡化和雅化，其應當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而發生改變，而不是根據人們的意愿隨意對其進行更改，否則將會使其失去地名原本的含義。因此，相關工作人員在日后進行地名工作時，應當盡量保留地名所表達的本身含義，不應對其進行過多的更改。

總結

總之，在我國遼闊的疆土之上生活著很多民族，不同民族語言都能夠對地名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人們要想能夠對地名有進一步的研究，應當先了解當地民族的語言，根據民族語言中所表達的含義研究地名形成的歷程和其所表達的含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研究當地歷史文化具有重要價值，并且了解我國歷史地名形成的規律，還有利于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地名工作，使所產生的地名符合我國民族文化的特點。

參考文獻

篇9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097（2014）09-0089-02

作者簡介：馬昕露（1990―），女，甘肅平涼人，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

《詩經》作為原典，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和意義。以往學者們多從民俗學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這恰恰打開了讀者與《詩經》時代社會生活溝通的大門。本文將從情感角度對《周頌?閔予小子》組詩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能了解其中更為深層的文化意蘊及《詩經》時代人們的思想情感。

郭晉稀先生在《詩經蠡測》一書中認為《閔予小子》組詩均作于大亂未平之時，結合歷史典籍縱觀這組詩，我們可以體會到當時資歷淺薄的成王難以應對三監作亂的動蕩局面以及體現在詩歌當中的那種“未堪家多難”①的苦楚。

一、《閔予小子》組詩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與祭祀活動息息相關

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周代的史官文化逐漸代替了巫覡文化，在這背后禮樂精神起到了強有力的支撐作用。從此之后，禮樂精神就深深根植于中國人的文化傳統之中。禮樂精神具體體現在大量的禮制制度方面，它包含了很多的禮儀行為。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②，祭祀和戰爭是周代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通過祭祀，我們可以了解很多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

據《毛序》所說，這幾首詩都曾在周成王即位時被傳唱于宗廟中，也就是說，這四首小詩其實就是當時祭祀時的祭辭，而這些祭辭和當時社會的重大事件息息相關，這些在情感結構上互相關聯的祭辭為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那個時代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二）與音樂的關系十分密切

顧頡剛先生根據春秋時代“徒歌”不區別章段、語句復沓不整齊、歌詞鋪張等特點和《詩經》進行比較，進而得出《詩經》是樂歌的結論。可見，《詩經》中出現的這種復沓的章法不但反映了那個時代詩歌、音樂、舞蹈相互雜糅的特點，同時也為組詩的體式提供了有益的參考。《閔予小子》組詩其實就是在祭祀祖先的嚴肅場合中配合音樂詠唱的歌詞，所講述的是周初的歷史史實，通過這種可以被感知的語言，委婉地傳達了周成王向先王先帝祈求賜予福祉、得到保佑庇護的愿望。

這四首小詩產生于那個時代，還與配樂演唱的樂器有關。當時青銅樂鐘的鑄造以及調音技術不甚發達，導致無法發出像《大雅》《小雅》《國風》中那么整齊的聲音，其不分章節、篇幅短小、大多不押韻的詩體風格與當時的編鐘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③。

二、《閔予小子》組詩的文化意蘊

（一）親祖情感的流露

在天命觀的支配下，周人對祖先的崇敬之情愈演愈烈。這是一種以血緣為紐帶產生的感情的表露。穿過歷史的長河來看《閔予小子》《訪落》《小毖》三首詩，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后代人對至親至愛的先祖發自內心深處的傾訴。《閔予小子》的開頭就講述了周成王孤苦無助的境遇，有“遭家不造”“王王在幀敝句。世事難料，周邦未平又遇三監之亂，更是雪上加霜。成王經歷淺薄，擔憂自己不能接承祖先遺業，不能發揚先祖的光輝道德，所以憂心忡忡，與群臣在廟中謀始即政之事，所以我們不難理解《訪落》《小毖》中“未堪家多難”的深深感慨。這些看似是把自己屢屢受挫的境遇娓娓道來，亦真亦切，但從心理層面分析，人在極度困窘的狀態下往往會選擇向自己親近的人傾訴，這正體現了周人與先祖的親近。與之不同且形成明顯比照的是，《周頌》中的其他一些祭祖詩，主祭者更多的是宣泄情感，而不是徹底壓制自己的情感，形成了與一般宗廟祭祖詩不同的風格。

可以說，這一組祭祀詩從不同的程度表達了參加祭祀的主要貴族階層，尤其是周成王的情感，其情真誠動人，可見這種祭祀祖先的詩歌也有人性化的一面。當然，這種情感雖然真實純樸，但并非毫無節制。《詩經》祭祖詩里真實的感情和禮制的沖突，正是在合理的規范約束下適度放縱的體現，二者在祭祖詩中辯證的存在，正是《詩經》祭祖詩情感價值的外在體現，也是親祖情感的藝術化流露。

（二）崇尚先祖美德，勉勵后代

與周人不可抗拒的天命觀相比，頌揚祖先的豐功偉績顯得更為具象化，因而周人很重視宣揚祖先那顯赫的德業功勛。“德”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周代，所以在祭祀中被反復提倡。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言：“周之典禮，實則為道德而設”“周之典禮乃道德之器械”④。因而他們敬畏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品德高尚、不怕困難的人。詩歌中的“皇考”“昭考”被反復歌頌，他們正是被后代所敬仰的圣人。這不僅說明了周民族取代殷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能讓后人體會先祖創業之艱辛，勉勵晚輩兢兢業業，繼承家業。

在“天命靡常”的思想主導下，敬德思艱是祭祀時達到政治訓誡的重要手段。這在《敬之》一詩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①

黃天赫赫在上且不可抗拒，做為天地間卑微的臣子，不能沾沾自喜，因為我們無法掌控各自的命運。上天是一種至高無上的隱形力量，它無處不在，并且隨時隨地監督著我們。作為剛剛繼承父業的成王，不能不敬畏上天的警戒，更不能輕視上天的存在，唯有不斷學習，并且不斷積累、殫精竭慮，才能確保家國人民的平安。《閔予小子》中也講到，繼嗣的成王面對“遭家不造”的境遇，念憂在心，只有“夙夜敬止”，夜以繼日，不懈努力，謹慎踐行先王先祖之道，才能獲得更大進步。《訪落》中有“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等句子，既是向群臣求助，又在向武王的靈德祈禱，誠惶誠恐，宛轉曲折。

《毛序》謂《小毖》：“嗣王求助也”。這首詩似是在向先王訴苦，但更多的是以自身的困境為出發點得出教訓并告誡、勉勵后輩：

“予其懲，而毖后患。莫予L蜂，自求螫鰲。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①

周成王吸取“三監之亂”的教訓，追悔莫及，家國的多重災難實在令年幼的成王不堪承受。但幸虧有圣賢的美德光照天下，終能挽回局面，得以安定。成王借此告誡后代要小心微患，不及時清除小患則會釀成大禍，就像鵑鶉終究有變成大雕的一天。

綜上所述，《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體制風格獨特，飽含政治訓誡意味，不僅表達了期望得到先祖庇護的愿望，更勉勵后代要敬畏仁德，謹慎處事，發揚祖業，與《周頌》其他詩篇相比，有更為動人且理性化的文化意蘊。

注釋：

①毛亨.詩經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

③韓高年.詩經分類辨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④王國維.觀堂集林[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參考文獻：

[1]姚際恒.儀禮通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葉舒憲.詩經的文化闡釋[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篇10

中圖分類號：D63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11)05－0010－08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作為中國流動人口中的一個重要而特殊的部分，從總體上遵循一般人口流動的規律。由于其自身的民族、宗教、文化等屬性與普通流動人口不同，少數民族人口在流動中不僅要像普通流動人口那樣面臨因為城鄉文化差異帶來的城市適應問題，還要克服因為民族文化差異帶來的文化震撼與文化適應問題。“他們從陌生偏遠的民族地區進入到五彩斑斕的城市后，由于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方面與城市居民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他們自身攜帶并適用于民族地區鄉村的民族文化、鄉土文化與城市有的生活方式與管理制度等城市代文明之間存在著較大的不一致，”其所遇到的障礙比不流動的少數民族人口及一般流動人口要復雜得多。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諸多原因陷入到貧困中。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涉及范圍非常廣泛，其中物質生活貧困問題是最常見、最基本的貧困問題。筆者在分析西北大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特點時曾指出：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將淪為城市新貧困人口；并撰寫專文探討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物質生活貧困問題。事實上，僅僅關注經濟貧困或物質貧困是不夠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還涉及到其他內容，尤其是其權利的貧困問題。借鑒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按照社會領域的不同，本文嘗試從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社會權利、政治權利四個層面來剖析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權利貧困問題。

一、權利貧困的界定

權利多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力和利益，亦可理解為個人享有某種利益、機會和資源的資格或可能性。“權利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的自由，因此這種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認為最合適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權利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與社會權利等方面。權利貧困作為重要的社會象，是社會某些人權利享受不足的生活狀態。具體來說，權利貧困是指人們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遭到排斥和剝奪，缺乏平等參政議政、公平競爭、公平接受教育等應有的權利，從而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處于劣勢地位，容易陷入貧困境地的情況。它是由于制度因素所造成的部分群體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等方面基本權利享有不足的狀態，既包括人的基本權利貧困，又包括公民基本權利的貧困。它是貧困的核心內容。權利貧困實際上是造成當今社會不和諧的本源性因素。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作為進入城市的雙重弱勢群體，其兼具了少數民族、農牧民、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的共有特征，其更容易陷入到貧困的境地，而權利貧困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上述，筆者認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權利貧困指的是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人口因為種種原因而享受不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方面本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的狀況。它是一種不同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物質生活貧困的新型貧困類型，也不同于農民及農民工的權利貧困。由于少數民族的民族屬性而具有了更加獨特的內容，同時兼有農民、農民工權利貧困的共同特征，屬于廣義上的精神文化貧困類型。

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經濟權利貧困問題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謀求經濟收入的提升，進而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毫無疑問，經濟狀況的好壞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自身享有的經濟權利多寡密切相關。所謂經濟權利，顧名思義就是與經濟利益相關的多種權利，如就業權利、勞動保護權利等。據此可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經濟權利貧困則是指他們在城市里獲取經濟利益的正當權利受到來自體制、制度、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限制，它是基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勞動權這一基本人權在城市中的缺失或受損而導致的權利貧困問題，較為典型地表為無法享有平等就業權、不能等額按時獲取勞動報酬、休息權沒有保障等。有研究者認為：“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途徑還是比較窄，在城市里他們多從事一些苦、臟、累的工作。這里既有自身素質的適應問題，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門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存在著偏見。再是同工不同酬，在同一部門從事相同的工作，城鄉勞動力的工作報酬總是存在差異。特別是城市勞動者可享受的一些福利，來自農村流動人口不能享受。還有流動人口被無故拖欠工資的象也比較突出。”這些都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經濟權利貧困的外在表。

作為一種外來的群體，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普通流動人口一樣始終被排斥在流入城市社會體制之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內的流動人口群體由于不具有城市的正式戶口，在整體上被排斥在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他們與本地城市人形成兩大截然不同的群體，構成了一種城市“新二元社會結構”。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本身文化層次較低，職業技能和專業技術缺乏，在城市中不大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再加上某些用人，單位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害怕麻煩而不愿意雇傭他們，結果就會使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遇到就業問題，甚至有人還會因為無業可就而陷入貧困，給城市帶來貧困問題。不僅如此，在就業問題上，一些職業介紹部門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采取歧視的態度，不愿為他們介紹工作。最終導致非正規就業部門成為他們就業的主要接納者。已有研究成果表明，部分依托民族文化實就業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工作環境相對優越，待遇較好且收入穩定，處于首屬勞動力市場之中；而在大眾行業就業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自身人力資本的制約，再加上在城市中的社會關系資源極為欠缺，只能從事“臟、累、差、險、苦”的低收入、高耗力工作，工作環境差，福利待遇差，缺乏穩定性，處于典型的次屬勞動力市場之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就業層面體出來的兩極性特征足以說明就業權利的不平等性。顯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就業方面無法真正擁有平等就業權。一方面，作為普通農民工的一員，他們的平等就業權因受到身份“歧視”而無法實；另一方面，作為受到國家民族平等政策保護的少數民族成員，他們的平等就業權又因為制度上的“忽視”而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依法獲得勞動報酬的權益受到侵害，主要表為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同工不同酬以及工資被克扣、拖欠或拒付等問題存在。有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找到工作后，辛辛苦苦工作了很長時間，結果卻被雇主以種種理由任意克扣工資或者不發工資。相對而言，本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就業就較為困難，部分人以自雇形式在城市中做小生意維持生活，還有部分^依靠鄉緣、地緣的初級關系這種原始社會資本在城市中找到了工作，他們像通常意義上的流動人口一樣以打工的形式多分布在建筑業

與餐飲業領域。因此，會有一部分以打工形式被雇傭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遇到工資被克扣或拖欠的問題，其勞動報酬權缺乏必要的保障。根據筆者對蘭州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300名被調查者當中，其中117名系打工身份，在117名打工者中，共有32人曾遇到過工資克扣或拖欠問題，占少數民族打工者的27.35％。即超過1／4的少數民族打工者曾經遇到過克扣或拖欠工資的問題。在拖欠、克扣工資這種問題影響下，某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可能會采取極端的報復行為，其直接后果是引發沖突和犯罪，最終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造成嚴重的社會后果，此外，一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工作中還遇到了同工不同酬的問題，與城市員工及普通流動人口相比，他們的勞動強度與勞動能力并不差，但卻得不到同樣的報酬。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勞動中的休息權利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某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工作期間從事超時間、超強度的工作，甚至連法定的正常節假日也不能停止工作，沒有享受到應有的休息權。有研究者的調查資料顯示，除個別人工作時間不固定外，大多數人每天工作時間均在10小時以上，有的甚至達到16小時，就連節假日都很少得到休息。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文化權利貧困問題

文化權利一般是指人們通過文化活動獲得利益的權利，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之一。與之相對應，文化權利貧困則是人們享有上述權利缺失或不足的狀態，“是公民在享有參與文化生活、享受科學發展、享受保護一切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的精神和物質利益方面權利不足或受損的狀態。”對于農民工而言，有研究者認為，其文化權利專指他們受教育的權利，相應地農民工的文化權利貧困主要表為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難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農民工自身職業教育的缺乏。對此，筆者認為，受教育權利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權利，它是公民參與文化活動、享有文化成果的基礎，除此而外，還應該包含其他文化權利如參與文化活動、享有文化發展成果、開展文化創造等。對于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而言，其在隸屬于農民工群體的同時，還兼有自己作為少數民族的特色，還有民族文化攜帶者的身份，因此，其在城市中所遭遇到的文化權利貧困問題較之于普通農民工而言，則更多地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的內容。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隨行子女在城市中無法享有正常的受教育權利。盡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臺了保障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的各項政策，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隨行子女在城市中沒有完全享受到義務教育的基本權利。具體說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得不到保障，主要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困難、失學率高等形式表出來。很多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子女到了上學年齡卻因為沒有足夠的費用被學校拒絕接收或者因種種入學條件限制而失學在家，成為城市中的新一代文盲。此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自身在城市中的繼續教育主要是職業技術以及后續培訓方面的權利缺失。參加在職培訓和接受繼續教育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提升自身素質的重要路徑之一，也是其行使其他相關權利的基本保障。但由于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本身文化程度較低，專業技能較為欠缺，導致他們就業困難，生活易陷入貧困狀態，他們在城市中基本沒有什么機會參加繼續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職業技能培訓權基本得不到保障。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文化權利貧困還表在他們的傳統民族文化、風俗習慣以及不能夠得到充分的尊重。進入城市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有著自己獨特的生活習俗與民族文化，但城市卻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致使其在城市中保留與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的權利得不到足夠的保障。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殊飲食習慣、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更是如此。比如，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的清真食品供應方面存在著“清真不真”、“清真不便”的問題。有關調查資料顯示，南京市的清真食品銷售點少，而且“假清真”的問題也相對嚴重。顯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保留、使用、延續自己的民族語言、民族服飾與民族習慣等是他們的基本權利，但這種權利卻得不到。有些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服飾、體質上有自己的特征，比如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男性頭上戴號帽，某些少數民族有自己的體質特征，但正是這些導致他們在城市中遭到歧視。據筆者調查，合肥市的外來回族、東鄉族在外出時很少戴白色的號帽，主要原因在于他們一旦戴上白色號帽外出，就會招致來自某些城市居民的歧視，甚至在乘坐公交車時沒有人愿意與他們挨著坐、挨著站，離他們遠遠的，結果導致很多回族不再戴白帽外出。城市中部分當地居民特別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當地漢族居民，由于對少數民族特殊風俗習慣的不了解和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采取歧視的態度。比如，有些居民不愿意將房子出租給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有的旅館以種種借口拒絕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入住；有的酒店則以種種理由拒絕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就餐；有的出租車司機不愿意乘載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人口。

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無力也無法參與文化活動，享受城市文化發展的成果。這可以通過其在閑暇時間的生活展示出來。據武漢市的調查資料顯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空閑時間主要做的事情依次為“看電視”(54.9％)、“睡覺”(41.2％)、“讀書看報”(29.4％)、“朋友老鄉聚會或走親戚”(21.6％)等，基本上無人參加體育鍛煉，參加社區活動，外出旅游，業余自學和培訓等項目。來自甘肅省的調查資料顯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閑暇時間的娛樂活動比較單一。由于以回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以伊斯蘭教為主，39％的人以“做禮拜”為休閑放松的主要活動，另外還有“聊天”(24％)、“睡覺或休息”(14％)、“外出逛街”(6％)、“看電視”(2％)、“讀書看報”(1％)等等。上述兩組數據充分表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閑暇生活比較貧乏單調，以自我娛樂為主。顯然，他們缺乏參與城市文化活動進而享受城市文化發展成果的權利。這不僅在于他們工作較為辛苦，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參與文化活動，也與娛樂消費需要的開支較大而無力承擔有關，更主要的則是城市中缺乏適合他們參與的公共文化活動以及引導他們參與的相關機制。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多信仰宗教，進入城市后其仍然要面臨著如何保持與開展宗教活動的問題。在方面，中東部地區與民族地區有較大差異，中東部地區的漢族基本不信仰宗教，而許多少數民族都是全民信仰宗教，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入中東部城市后，常常因為沒有足夠的宗教活動場所、無法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而苦惱。其中，較為典型的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流動人口。比如，在東部一些發達的小城市，由于世居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很少，因而也就沒有清真餐廳、清真寺，更沒有信仰伊斯蘭教人員的專用墓地，影響了部分少數民族群眾的正常生活。不僅如此，城市工作和生活對時間和空間的要求使流動穆斯林原來在農村相對較為固定的宗教生活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每天都去清真寺的人數比例明顯降低，做禮拜的次數也減少了，大部分人由原來“每天五禮”和“每周若干次禮”變為了參加“每周的聚札”和“每年的會禮”，封齋的天數也呈減少的趨勢，沒有條件完成天課的人數

比例也在增加。顯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宗教生活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使得他們不能通過宗教途徑表達自己的情感，找不到歸屬感和安全感，在實社會中極易引發不滿情緒，從而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四、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權利貧困問題

社會權利作為人們所享有的一種重要權利，學術界從兩個層面理解這一概念：一是廣義上，把社會權利與公民權利納入到同一個范疇，認為社會權利包括經濟權利、政治權利、文化權利以及其他社會權利等。相應地，社會權利的貧困是指一批特定的群體和個人，無法享受社會和法律公認的足夠數量和質量的工作、住房、教育、分配、醫療、財產、晉升、遷徙、名譽、娛樂、被瞻養、以及平等的性別權利。二是狹義上，把社會權利作為與經濟權利、政治權利、文化權利平行的一種權利形式，認為社會權利是保障人們在社會立足并謀求發展的權利。其是一種依托于城市外在制度設置與政策制定而享有的權利，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權利。相應地，狹義上的社會權利貧困則是指人們在社會保障權尤其是社會福利享有權以及社會參與權等方面權利不足或缺失的狀態。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而言，其作為城市外來人口，不能在城市中享有城市居民所擁有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以及參與社會事務等權利，進而陷入到社會權利貧困的境地，它更多地是就狹義上的社會權利而言的。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不具備所流入城市的戶籍，其并不能完全獲得城市人口或城市世居少數民族的同等社會保障權，進而陷入到社會保障權利貧困的狀態。所謂社會保障權是指勞動者在生存與發展面臨社會風險時，依法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的權利。由于戶籍壁壘的存在，作為農民工一部分的流動少數民族人口普遍不能享受到只有城市人才能享有的各種社會保障權益，導致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權嚴重缺失，生存安全缺乏必要的保障。筆者對合肥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調查證實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無法得到來自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幫助，較少能夠享受來自城市的失業保險、工傷保險、養老保險以及醫療保險。在合肥市共發放120份調查問卷，回收114分，除去10人未填寫外，80人選擇沒有任何保險，10人未填寫，占全部回答者的76.92％。也就是說，流入合肥市的少數民族人口超過3／4者沒有享受到來自城市的社會保障。有研究者對武漢市的調查資料顯示，在武漢市目前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能覆蓋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他們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無法與城市人一樣平等地享受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內的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也不能享受城鎮職工可以享受的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待遇。而商業保險目前也難以推廣，一方面是有些用人單位法律意識淡薄，不愿向流動少數民族勞動者提供工傷、失業、養老保險；另一方面是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較低，無力承擔應由自己購買的部分，從而導致商業保險機制的虛置。雖然國家要求單位為員工要繳納社會保險，但由于種種原因，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就業后的參保率依然很低。這意味著絕大多數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是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顯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缺乏保障，缺乏應有的工傷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醫療保險與救助，這對他們自身的安全保障而言是一種重要的威脅。比如，醫療救助的薄弱，使得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得病時往往轉求傳統的民族療法或投入宗教、巫術的懷抱，這都極大影響了他們的身心健康，進而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對所流入城市的認同與融入。

不僅如此，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無法享受作為城市一員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福利。社會福利是社會保障的最高層次，其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未成年人福利、老人福利、殘疾人福利以及勞動者福利等，其中勞動者福利則是面向所有的勞動者包括在業者與失業者而言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作為城市勞動者的一員，他們和城鎮集體、國有企業一樣在職業身份上都屬于“工人”，按照道理來講其應該享有作為勞動者的一切社會福利，但事實是，城市勞動者可享受的一些福利，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來自農村不具有流入地的城市戶口而不能享受，比如退休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住房補貼、帶薪休假、進修培訓、探親補助等多項社會福利。顯然，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福利缺乏，相關部門對他們的經濟、文化、社會地位狀況的改變缺少長遠計劃。具體說來，與城市中的一般職工相比，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工資、獎金、節假日、培訓、升遷等方面享受截然不同的待遇。此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也不能享受城市正式員工所能夠享受到的購房與租房福利待遇，他們無法獲得住房公積金、購房補貼或租房補貼，大部分無力承擔高額的購房花費與租房費用，最終導致“大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只能住在工棚，要么住在便宜的旅店，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不得不露宿街頭或車站等公共場所。”

當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參與城市社區與社會公共事務方面也受到較大程度的制約。有資料顯示，流動穆斯林參與社區活動的程度很低，只有約1／10的人參加過社區活動。在沒有參加過社區活動的人中，只有極少數的流動穆斯林接受過邀請，大部分人是從來沒有被邀請過，并且他們在主觀上也沒有主動參與社區活動的意識。㈣顯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區活動參與率低與他們沒有機會以及不愿參加都有密切關系，這也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權利貧困的重要表之一。

五、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政治權利貧困問題

所謂政治權利，是“公民依法享有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管理國家以及在政治上表達個人見解和意見的權利。”它是政治主體參與并影響政治生活從而在政治生活領域實個體內在需要的權利。一般情況下，政治權利的內涵包括廣義與狹義的層面：廣義的政治權利包括政治參與權，公民的言論、出版、游行等權利，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以及選舉與被選舉等民利；狹義的政治權利僅僅指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政治權利貧困主要是指他們作為享有政治權利的主體，由于流動的原因，在城市與流出地被排除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決策之外，從而使他們喪失了本應屬于自己的公民權利，其基本內容包括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表達渠道不暢通、缺乏應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無法享有建立和加人各種組織的權利。需要注意的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作為流動人口大軍的組成部分，其政治權利貧困具有普通流動人口政治權利貧困的普遍性內容，不應該因為其特殊的民族身份而任意放大。

長期以來，人口占少數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是一個被社會忽視的在城市生活中一直處于失語地位的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對所工作、生活的城市發表看法的“話語權”，沒有對與自己利益相關社會事務的意見表達權。這種失語的地位不僅使他們對城市公共事務的參與處于“缺席”狀態，而且使他們一直處于城市利益表達權的底層，進而無法對自己的利益進行表達和控制。他們沒有利益代言人，缺乏自己合法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在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會選擇合適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而是更多地求助于老鄉、熟人解決問題，而不是依靠政府或法律等制度化的渠道來行使自己的利益表達和維護權利。據筆者在蘭州、合肥、北京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問卷調查資料顯示，當少數民族

流動人口遇到工資拖欠問題時，他們多選擇依靠家人、親戚、老鄉、朋友等初級群體以私了、放棄、哀求、等待、報復、求助媒體等方式解決工資問題，選擇通過官方途徑如政府、法律、工會組織等解決工資拖欠問題者非常之少。這既說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處于弱勢地位，也說明他們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渠道非常有限。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由于沒有流入地的城市戶籍，他們不具有在當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筆者對北京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問卷調查資料，其中一題“您在城市中參加過選舉活動嗎?”結果顯示(共發放150份問卷，回收144份，未作答者7份)，共126人回答未參加過城市中的選舉活動，占87.5％。顯然，絕大多數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中沒有參加所在城市社區的選舉活動，作為被選舉人更是幾無可能。并且，由于他們流動在外地，老家即流出地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也幾乎沒有享有的可能，要么委托別人代為行使，要么放棄。無論是流入地還是流出地，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政治參與層面基本處于無法享有的狀態。

此外，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作為我國的合法公民，其多被城市中的社會組織排斥在外，既缺乏保護又缺乏約束。我們知道，維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合法權益不可忽視少數民族社會團體的積極作用。而事實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維護自己權益時，很少有人通過相應的組織來解決自己遇到的問題。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缺少建立和加入各種組織的權利，很少有人加入正式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如工會組織等，甚至連少數民族聯誼會、少數民族商會以及宗教協會等都因為種種原因而較少建立或加入。

六、對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權利貧困問題的思考

探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權利貧困問題，首先必須確立這樣的牢固信念即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權利貧困問題僅僅是部分人在流動過程中所遇到的某類具體問題，是部分人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的權利享受不足的生活狀態。有研究者認為，“權利不應該是一個政治概念。許多人權和民權事業之所以遭到巨大的政治阻力，是因為一個非政治的人權概念和民權概念被人為地過度政治化了。其實，人的權利必須還原為中性和人性的范疇。只有這樣，才能有利于心平氣和地，并且價值中立地探討權利問題，也才能對權利的貧困提出比較客觀的分析與評價。”事實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期間面臨的權利貧困問題既有類似于普通流動人口的那些問題，也有因為少數民族身份屬性導致的某些獨特性問題。因此，必須正確、客觀、公正地認識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權利貧困問題，不應該將其理解為一種政治概念，不能因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所具有的民族色彩而將其任意放大或大肆夸張，更不能將其納入到政治框架中去理解，不能將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權利貧困問題上升到我國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以及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層面上來，而僅僅應該將其作為人口流動過程中一種正常的社會象、經濟象來對待。

理解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權利貧困問題，必須搞清楚權利貧困與經濟貧困之間的關系。國內外理論界最初對于貧困的認識主要是給予物質層面或經濟學意義上的認識。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發展進程，人們對貧困的理解從純物質、經濟學意義方面，從只關注貧困者的收入水平擴展到關注人的機會和發展權利的被剝奪等方面。世界銀行認為貧困是“當某些人、某些家庭和某些群體沒有足夠的資源去獲得社會公認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飲食、生活條件、舒適和參加某些活動的機會，就是處于貧困狀態”。阿馬蒂亞森則把貧困問題放在權利體系中加以分析，認為貧困是權利被剝奪的結果，是交換權利的惡化，“有很好的理由把貧困看作是對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對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可以表為過早死亡、嚴重的營養不良(特別是兒童營養不足)、長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一些失敗。”“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地是一種權利不足。”由上可知，貧困不僅表為收入低下，而且體為人們缺少發展機會以及缺少應對變化的能力與基本權利。顯然，當今的貧困，已經從經濟的貧困發展到機會的貧困，由機會的貧困深入到權利的貧困，而不僅僅局限于收入體出來的物質貧困與經濟貧困。“經濟貧困是社會權利貧困的折射和表，經濟貧困的深層原因不僅僅是各種經濟要素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社會權利的貧困，當然還包括與社會權利相關的政治權利、文化權利和經濟權利的貧困。”顯然，權利貧困與經濟貧困同屬于人類貧困的重要類型之一，它是學者對貧困問題認識深化的必然產物，又是經濟貧困的原因和結果。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而言，其面臨的權利貧困問題是其面臨的經濟貧困問題的原因，權利享受不足導致經濟利益受損進而帶來經濟貧困，經濟生活的貧困反過來又會致使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喪失了充分享有部分權利的基礎，進而陷入到權利貧困中，既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物質生活貧困的原因也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物質生活貧困的結果。一

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權利貧困問題的產生原因，必須有個正確的認識和理解。有研究者在分析農民工貧困問題時往往將其置于社會排斥的框架之中。事實上，社會排斥理論自產生以來一直是學術界探討弱勢群體問題的重要參照，并被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廣泛接受和使用。而社會排斥的產生的根源在于不同社會群體對利益或者稀缺資源的爭奪，被排斥在權利之外的群體，逐漸被排擠到了社會發展的邊緣，失去了利益分配決定中的話語權。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作為流動人口中的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組成部分，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也可以納入到社會排斥的視角，同時還要考慮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