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倫理道德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家庭倫理道德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當前，家長“指導”兒童逃票的現象屢屢發生，而與這些貪圖小利相對應的，是家長們不惜重金地將孩子送上“成才”的道路，張羅著為孩子安排五花八門的培訓，讓小小年紀的孩子“身兼數職”；鋼琴班、書法班、奧數班里的孩子們數目不斷增長、低齡化趨勢明顯……那么，家長培育孩子成才，又把最根本的道德和誠信放在哪里了呢？

孩子雖小，更應從小培養教育

有的孩子仿佛已經習慣了堂而皇之地不買票，無須家長“指導”，直接鉆過閘機。一道閘機，考驗的是大人們的誠信，也是給孩子們做的榜樣。

誠信無價，“逃票”帶給孩子什么？

在大人們眼里，給小孩“逃票”，大概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有些家長理直氣壯地給孩子逃票，認為孩子總是接受正統教育，僥幸逃一次票，不算什么。可孩子雖然年紀尚小，卻有了辨別是非的能力，被檢票工作人員攔下后的“心里陰影”，怕是很久都不能愈合的。

兒童逃票，其實是家長的行為，有些孩子還小，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買票。家長們讓孩子‘逃票’，最委屈的還是孩子。

請在買票的同時，給自己超過1米2的孩子也買一張。

5歲的亮亮身高已經在1米2以上，天真的說，“媽媽給我買票，說明我長大了，是大孩子了。”公共場合孩子都會提醒我們幫他買票，檢票的時候他拿一張半價票在手上，很驕傲地給檢票員看。在他沒長到1米2的時候，我們就為他買票了，我們覺得花小錢買來孩子的自豪，非常值得。孩子小，別看他好像不懂事，遇到這樣的情形，受傷害最深的其實是孩子。

1米2的購票線，只是乘客購票規則上的基準線，但對于孩子家長來說，他們心中的道德基線才是最重要。乘車賣票本是最尋常的小事情，但是提升到教育孩子的層面上講，卻是天大的“大事”。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言行舉止都是孩子參照的最初“標準”，雖然，剛長到1米2的孩子們，心智尚沒有形成和成熟，可在孩子們眼里，每一個微小的細節都會在他們成長道路上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家長們享受了物質上的“免費午餐”，卻忘記了此舉給孩子精神上造成的莫大的影響和傷害。

小小一張票，考驗的是家長的道德天平。

當然不是所有的家長都是這樣的，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已經認識到，一個沒有道德感的人，就是有再多的知識學問，也難以成材。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要對孩子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教子做人。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方法：

一、以身作則、做孩子的榜樣。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交往，便形成了一定的社會關系，孩子降生人世首先接觸到的環境是家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隨著孩子年齡逐漸增長，接觸面也日益擴大。在父母的影響下，漸漸學會如何待人接物，處理好人際關系，這一過程也是孩子個性社會化的過程。孩子的處世態度、思想觀念、心理發展的水平和特點如何，總是受到家庭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家庭教育。因此，家庭環境中全部因素，包括家長的思想品德、文化程度、職業特點、家庭成員結構和成員之間的關系，乃至家庭氛圍等等均在孩子出生之日起，就不斷地、潛移默化地、深刻地影響孩子，夸美紐斯說過：“一個人的整個生活既全以兒童時期受的教導為轉移，所以除非每個人的心在小時候得到培養，能應付人生的一切意外，否則任何機會都會錯過。因此父母要做出榜樣，以身作則。

二、寓教育于故事游戲中

兒童心理，具有容易接受暗示和容易接受具體形象的特征，而且，兒童對道德的認識也是從無到有，由淺到深，從簡單到復雜，由零碎到系統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對孩子進行道德教育時，要注意形象性、榜樣性、漸進性和針對性，而游戲、故事是兒童最容易接受的形式。

三、教導結合，啟發思考，培養孩子言行一致

教導結合，即正面教育和引導行動相結合，使孩子切實達到言行一致。

有些家長，雖然也給孩子講故事，帶孩子看電影、電視、錄像，但往往不考慮孩子能否辨別其中的是非、惡善，不明確怎樣引導，讓孩子從中學到一些什么，而是聽其自然。這樣即使是有教育意義的文藝材料，也往往達不到好的教育效果。尤其是現在家家有電視，家長常管不住孩子看電視，這就更需要家長的引導教育。如5—6歲的孩子看了武打片，如果不加分析，孩子只會對武打姿勢感興趣，容易產生一些副作用。

篇2

家庭作業是鞏固知識、形成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培養學生良好學習習慣，促進學生個性發展的重要途徑。作業設計，是教師備課的重要一環。好的作業設計，不僅可以鞏固一堂課所要求掌握的知識，而且可以激發學習興趣，開發智力，拓展知識面，點燃創造思維的火花，培養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多年來的小學語文家庭作業的現狀是家庭作業或單調枯燥、缺乏彈性、偏重書本，或簡單的重復抄寫，或機械的死記硬背，或枯燥的題海苦練。這樣的作業練習，脫離生活和學生實際。這種封閉的、僵化的作業模式嚴重阻礙了學生個性的發展和潛能的發揮。壓抑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僵化了學生的思維，遏制了學生創造力的產生，能力的培養便成了空中樓閣。

人的智力是多元的智力，不是一種單一整體的能力，而是由多種智力成分組成的綜合體。這些智力都是與生俱來的，是存在個別差異的。加德納的多元智力理論認為：“每個孩子都是一個潛在的天才兒童，只是表現為不同的方式而已。對于一個孩子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是幫助他尋找一個他的才能可以盡情施展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滿意而能干。”而我們的教育恰恰沒有重視這一點，原本家庭作業是學生鞏固知識、形成語文能力的重要手段，但長期以來，學生的課業負擔過重已經成為了教育界的頑疾。雖減負的呼聲很高，但鮮有實效，各學校仍然我行我素，包括自己在平時的作業布置上也依舊如此，作業堆山填海，學生照舊被書包壓斷腰，真是基于以上的種種原因，發現學生中不愛寫作業、不寫作業的情況屢有發生，對自己的教學成效的提升不但沒有幫助，反而經常因為作業問題影響自己的心情，給教學工作帶來了太多的不利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反思作業觀，反思智力觀，理解多元智力的結構，并且貫穿于教育活動之中。本著教育的“尊重每一個人的不同的成長”的目標，人盡其才，以適應不同的學習風格和特長。

1. 傳統的小學語文家庭作業的現狀及其負面影響 家庭作業是學生鞏固知識．形成語文能力的重要手段，是促進學生個性發展的必要途徑。然而，我們卻發現，傳統的小學語文家庭作業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視的問題，產生了令人擔憂的影響。

1.1 作業量過大、時間較長。我國教育部門規定：“小學一年級一般不留家庭作業，二三年級每天不超過30 分鐘，四年級不超過45分鐘，五六年級不超過1小時，保證小學生每天睡眠10小時。”但事實并非如此，無論低年級還是高年級的小學生，作業量往往都會超過一小時。小學語文歷來就被人們看作是一門包含作文的“大主科”，作業量更是變本加厲。面對大量的家庭作業，學生望而生畏，草草了事，按量完成，猶如作業機器。

1.2 作業脫離不了課本本身，學生無法向課外延伸。 傳統的小學語文家庭作業一般是對教材內容的重點難點的梳理．歸納，或是課后有“正確”答案的練習題，學生無法沖破課本的圈子，無法向課外延伸，更不能與生活接軌。長此以往，學生一旦要解決與實際生活比較緊密的問題時就顯得力不從心，而我們所需要的并非是高分低能的人。教育不僅僅是追求百分之多少的升學率，而是追求每個學生的活潑．生動．主動地發展。早在半個世紀前，陶行知曾批評說“中國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腦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腦。”而學以致用永遠是教育的直接目的。因此，讓學生參與更多的社會實踐，是學生健康成長的必要條件。學生在學校中學到的東西，只有與豐富的社會實踐相結合，才能變的鮮活起來。所以，我們的小學語文家庭作業必須根植于生活實踐，發展于生活實踐，應用于生活實踐。但是現在的作業現狀并不是我們理想中的境界，而是單一的“課本-作業-課本”的無趣狀態。

篇3

二、《弟子規》在現代家庭倫理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弟子規》中講述了孝、謹、信、泛愛眾、而親仁[1]。道理雖然很淺顯，但是實施起來卻實為不易。尤其是在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機、道德危機中，成年人都普遍養成了有悖于傳統美德的品格與習性，如此怎能在家庭教育中教導自己的孩子養成良好品德？而《弟子規》中有很多的內容都傳達了家庭教育的信息，從最基本的孝道開始，在傳統社會觀念中，家庭是人們最先接觸到的人機關系，家是建立血緣與情感基礎的桑田，孩子的性格與品行，會隨著家庭這個環境慢慢改變。在環境中，孩子學習如何與人交往，學習手足之愛、母子與父子之愛。很多出現人格障礙的孩子其最可能的原因是從小在不良的家庭教育環境中長大，孩子在家庭中因為沒能感受到愛，使得其喪失了原有的價值觀。而《弟子規》中講述的孝道，對父母，子女以及人格的修養與品行都有較大的警示作用，這些行事規矩都有利于家庭形成“真實”、“誠信”、“孝順”的品質。并且《弟子規》中倡導的秩序，也是當今家庭教育甚至社會教育中最缺失的，如果從小就讓孩子誦讀《弟子規》，能夠讓孩子增強對家庭的認同，從小就養成良好的品質與道德修養，養成勤奮學習、從小懂得尊重人。而從小養成的品德，往往會伴隨孩子的一生，使孩子在長大成人后對形成良好的生活與處世習慣，使孩子一輩子受益無窮。《弟子規》中還十分講究教育的方法，比如“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學文”就體現做人做事的先后順序，教導孩子首先要懂得孝道，然后才有誠心，繼而發展為對眾人的關愛，將做人、做事與做學問統一起來，隨著在實踐中相互依存，能夠將孩子引入到一個正確發展的道路中。 

三、傳統家庭倫理道德教育存在的問題 

傳統家庭教育以長期的封建體制與小農自然經濟為導向。在古代中國，家庭教育的智能居首位，將家庭視為個人社會化的首要場所。在傳統的家庭教育中，將家庭成員的道德教育作為首要任務及最終目的，但是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通過家庭教育雖然能夠有效的傳播民族傳統文化，但是家庭教育的教學現狀卻在限制其應用教育職能的發揮，甚至在某些家庭教育中還出現負面效應與職能錯位的問題[2]。具體表現為：第一，在家庭的教育觀念上，往往一方面承載著“光宗耀祖”、“望子成龍”的價值觀念，出現男尊女卑的性別歧視，而另一方面又受現實社會文化的影響，使得各種非原有道德的文化進入到家庭中，使家庭文化有意無意之間受到某些反文化的影響，讓家庭道德教育出現教育方向失衡與教育空白的問題，致使家庭成員畸形發展；第二，在家庭的教育職能方面，家庭成員往往不能正確利用大眾傳媒工具，而其傳遞大量不必要甚至有害的信息，使得家庭成員的思想觀念及道德品質發生變化；第三，由于當前社會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約束體系，道德標準經常發生變化，這就導致家庭教育在倫理道德的培養上往往會陷入一個茫然無措的狀態，會嚴重影響家庭血緣關系以及家庭教育職能的發揮；第四，受當前人才選拔制度與學校教育的影響，家庭教育的智能在不斷下降，這增加了家庭成為利用消極態度甚至反文化的態度來盡可能的在孩子面前塑造自我，成為影響孩子心智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由此可見，現存的家庭教育模式無論在教學觀念、價值觀以及教育職能上都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因此為了提高家庭教育的質量，建立新型家庭教育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新家庭教育模式的構建上，借助《弟子規》中所規范的標準與做人原則，進一步剖析古代家庭教育模式，對現階段青少年家庭倫理道德培養有重要意義。 

四、《弟子規》教學思想在當代家庭倫理道德中的實施策略 

《弟子規》在我國古代就被積極推廣，其中所蘊含的通俗、易懂、易行的特點，正好彌補了孩子生性上理解不足的缺陷，并且內容中蘊含的大量思想修養、待人接物以及飲食起居規范，是規范孩子道德與品質的重要參考。當前，在進行青少年道德教育中，就可以借助其中所蘊含的倫理道德，作為青少年啟蒙教育的重要參考，使之為青少年思想品德成長與教育實踐提供幫助。 

（一）在家庭中灌輸蒙以養正、道德為先的教育理念 

在現代的青少年倫理道德教育中，必須充分利用好家庭教育的優勢，通過營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圍，使青少年能夠逐漸養成重視倫理理法的優良品質[3]。另外，家庭教育還應懂得應用之道，因為只重視而不知道如何使用，是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家庭倫理教育環境的。 

（二）教導孩子養成勤奮嚴謹、生活有序的行為習慣 

思想品德與行為習慣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其養成是一個長期、循序漸進與日積月累的過程。思想品德與行為習慣貫穿于青少年日常生活與待人處世中。在這兩種品德中，《弟子規》認為在家庭教育中應逐步讓孩子養成生活有序、講究個人衛生與珍惜時間的習慣，并且珍惜時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要求孩子“朝起早、晚眠遲；老易至、惜此時”；而良好的生活習慣在《弟子規》中也給出了明確的指示“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輒洗手”，正確的生活習慣，能夠讓孩子從小就樹立并養成正確的生活習性。 

（三）讓孩子多誦讀經典，熏陶出良好品德 

文學經典是我國先賢與先圣智慧的結晶，這種經典能夠經過幾千年的流傳，必然有其獨到以及價值所在，因此孩子在學習各種知識與才藝之余，家長也應教導其誦讀中國的傳統經典文學。孩子在誦讀經典過程中，能夠逐漸被其中的文化所熏陶，主動去思索與理解其中的道理以及觀點，達到思維鍛煉與品德發展的目的。選擇文學經典，應選取那些百讀不厭，對孩子終身受用的書，比如《弟子規》、《三字經》、《論語》等先賢文學經典，輔助孩子學習，并讓孩子的朗誦能力及記憶能力得到提高。 

（四）教導孩子學會感恩、學會尊重 

在《弟子規》中，反復闡釋了“入則孝、出則悌、泛愛眾”等道德品質，其中“入則孝”屬于感恩教育，“出則悌”屬于尊重教育，“泛愛眾”是關心教育[4]。 

孝是道德形成的基礎，也是一切教化得以實現的根基，在古代家庭思想中，提倡“百行孝為先”，這不僅是因為孝是一種基本的家庭美德，更是一種責任。在當代家庭，獨生子女往往會在家庭中受到過多的關愛，逐漸會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很多學生用著父母的錢，卻對父母沒有一絲的感激，這實則是家庭教育出現畸形，為使孩子養成孝順父母的良好品質，應將《弟子規》中的“入則孝”作為家庭教育的根本。 

五、結語 

總之，《弟子規》與當代青少年家庭倫理道德教育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在探索將其轉化為現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同時，我們應剔除其中的糟粕，取精華，讓古圣先賢的智慧在孩子心中萌芽，促進孩子身心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貴梅，譚英，李慶風.《弟子規》和現代人際交往規范研究綜述[J].現代交際，2011，（04）. 

篇4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當人我們不斷反思、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關系時候，環境、能源、人口等方面的生態危機早已成為全社會不得不面對和必須要解決得重大問題了。大學作為培養人才的基地，是青年學生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高校的生態倫理道德教育建設，影響和決定著大學生基本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的形成和確立[1]。從目前高校德育教育的實際狀況來看，德育教育的內容存在滯后于時展的問題，加強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樹立新的教育理念，注重對大學生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引導，是高校德育工作所面臨的新課題。

一、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現狀

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是一種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動,是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從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處和互惠共生的生態道德觀出發, 啟發、引導大學生樹立為了人類長遠利益和更好的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覺養成愛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意識和相應的文明習慣[2]。目前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現狀并不樂觀。論文參考。大部分高校雖然開設了有關環境保護之類的相關課程，但總體來看，學生的生態倫理道德觀念淡薄、行為缺失，生態倫理道德知識貧乏。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教育觀念存在局限性

傳統德育教育觀念以學生“達標”為工作的致力點，忽視對學生道德能力的培養，當學生離開特定的德育環境，面對新的問題和情況時，不易做出準確的道德判斷，不能實施正確的自我教育。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的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基本停留在知識的傳授上，沒有自覺地把其納入到德育教育的內容以及學校教育的各個環節里，更談不上對塑造“理性生態人”最為重要的情感體驗、習慣養成及價值觀的培養。大學生生態倫理道德意識淡漠,對人類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缺乏深刻的認識,生態道德行為缺失,逐漸成為影響校園、周邊環境乃至社會的一個問題。

2、教學指導思想缺乏全局性

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高校普遍增添一些新興的、著重于應用性的知識或專業，但結果往往又局限于適應性的增加和知識面的擴大，缺乏全局性的指導思想。當人們在應用領域出現了某種新技術，并意識到它可能產生的社會倫理或道德等方面的問題對人類構成威脅時，才迫不及待地進行道德教育的補課。正因為如此，當人們看到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危及到自身的生存，而法律、經濟、科技等手段不能完全起作用時，才會想到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教學指導思想缺乏前瞻性、全局性

3、師資隊伍與教材建設存在薄弱性

由于生態環境科學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因此大部分高校在某些相關專業開設生態環境教育課，缺乏專職的師資隊伍和專門的教材。大部分教師沒有受過專門的生態環境知識教育的培訓，知識缺乏系統性；在教材方面，沒有材和教學大綱，現行教材缺乏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意識和內容，過于注重知識性、理論性、系統性，在趣味性、實用性和指導性方面不足。高校一般以環境專業或理工專業的基礎課程類教材為主，缺乏系統的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教材。學生不可能接受全面的、系統的生態倫理道德觀教育。

4、大學生在生態倫理道德問題上的價值取向上缺乏一致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社會上出現了利益主體、利益觀念的多樣化，各種思想文化思潮的激蕩帶來了思想觀念傳遞的多維性，大學生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實效性面臨著挑戰。主要反映在學校的一元價值倡導與現實社會多元價值取向的沖突上，也反映在學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與社會環境相脫離、與受教育者心理需求相脫節等諸多問題上。論文參考。大部分高校都缺乏系統地與社會大環境的交流互動，許多大學生沒有形成堅定的生態倫理道德信念，當學校教育與社會現實利益發生碰撞時，大學生在生態道德問題的價值取向上便發生轉變 [3]。這種學校教育與社會現實不和諧的“兩張皮”現象，給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面對生態倫理道德教育存在的這些問題,如果不采取積極有效上午措施加以改進,“面向未來”的教育目標就難以實現。

二、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應包含的主要內容

1、生態善惡觀教育

即形成對社會和自然善與惡的觀念。法國思想家阿爾貝特·史懷澤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原則,明確提出了“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4]。這一原則告訴人們:尊重生命、熱愛自然的行為,就是善;反之,就是惡。生態善惡觀的確立，能幫助人們以大自然的真善美為善美的標準，并為努力追求真善美而行動。

2、生態正義觀教育

即樹立維護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正義原則。生態正義是指個人和社會集團的行為原則符合生態平衡的原理,符合生物多樣性的原則,符合世界人民保護環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識,符合“只有一個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它倡導可持續發展觀，保護野生動物，植樹造林的正義行為，反對破壞生態系統，毀滅物種，污染環境的非正義行為。它要求人們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堅持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統一的原則，實現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和諧統一。

3、生態良心觀教育

即樹立愛惜自然，保護生態的善良觀念。是指人們對生態環境、對大自然中所有生物的責任感、同情感、榮辱感，自覺維護生態環境，為自然界所有生物負責。它能喚醒人們反思自身行為對生態環境的危害性，增強人們對大自然的美感、道德感和理智感，選擇適合生態道德的行為，并監督他人行為，以此激勵人們保護環境。

4、生態義務觀教育

即養成主動、自覺地對社會和自然的責任感。人之所以要盡義務,是因為人類與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界、社會、國家、家庭的命運息息相關。同樣，人是地球生態系統的人，地球環境與人類息息相關，這就決定了人類的生態義務是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盡的責任，也要通過道德自律內化為人的內心信念，從而樹立對生態的責任感。

5、生態意志觀教育

即樹立保護生態環境的堅定決心。生態意志能促使人們排除各種干擾和阻力,把按照生態道德動機所決定的生態道德行為堅持下去,成為克服在愛護自然、保護自然過程中遇到困難的重要力量。

三、強化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徑

1、加強生態倫理道德實踐環節，形成良好行為習慣

學校應積極組織、支持大學生參加各類實踐活動,諸如生態調查,環保簽名,公益活動；利用“植樹節”、“愛鳥周”、“地球日”、“戒煙日”、“世界水日”、“世界環境日”等特殊紀念日，在校園舉辦形式多樣的各類活動，宣傳和普及生態倫理道德，增強大學生對保護自然環境重要性的認識，陶冶其道德情操；還可利用校園網絡、廣播、宣傳欄等多種媒體，圍繞“關愛生命、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主題，舉辦攝影、征文、演講、繪畫等比賽，宣傳環境保護的科技知識、法律法規，提倡綠色消費，使生態倫理道德深入人心。

2、通過課堂教學環節進行直面教育

日常教學是宣傳和普及生態倫理道德的主要途徑。論文參考。在各類課程的教學中，教師都應積極主動地結合自己的教學實際和教學特點,適當增加和補充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內容。如在哲學課中，教育學生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在法律基礎課中適當進行環境法規的教育；在思想道德修養課中要補充生態倫理道德的教育內容。此外,還可以通過開設“生態倫理學”、“人與自然”、“環境社會學”、“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公共選修課來普及生態知識。

3、加強校園生態環境建設，構建“綠色大學”

美的環境可以陶冶美的心靈，綠色校園對學生人格完善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生態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起著催化作用。學校作為一個小型生態系統，應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生態倫理的要求。在校區建設上應充分運用生態學原理，根據學校所處自然地理環境，運用原有的資源和條件，使用符合生態標準的清潔環保設施與材料，提高校園綠色覆蓋率，使校園的興建與自然環境的改造形成良性互動，激發學生的環保熱情，培養學生關注環境，保護環境、創造環境的意識、態度和情感，促進綠色行為的形成。

4、編著系統的生態倫理道德教材，培訓專職教師

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教材應體現生態倫理和可持續發展有關理論的完整性，使大學生真正了解到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意識到環境保護對于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樹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珍惜生態、保護環境的高尚道德情操；培訓可以從事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師資隊伍是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基礎，是進一步加強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必要保證

總之，在高校中普及生態保護知識，樹立正確的生態倫理道德意識，努力形成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的價值觀，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存共榮,達到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和共同進化是高校生態倫理道德教育的最終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1]馬桂新.環境道德教育[M].科學出版社，2006(10);288

[2]王世民.高校生態道德教育芻議[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 2003(3): 55.

[3]安德智等.倫理道德理論探索 [M].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268~276

篇5

中國傳統蒙學教育以立志做人為首要目標，以日常生活為進路入口，以倫理教化為類型特征。尤其在教育方法上，力求切合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強調榜樣示范作用，注重良好習慣養成，講求知行合一，按照循序漸進原則，實行因材施教，編寫符合兒童特點的教材等。探討傳統蒙學教育方法的現代意蘊，繼承優秀教育傳統，為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尋找“內源性”思想路徑。

一、古代蒙學讀物的特點

在今天這個傳統與現代大碰撞的年代，探尋傳統蒙學教育理論與現代道德教育的契合點，將是教育學界一件極為迫切而又重要的工作。反顧古代蒙學教育，將其教育實踐特點加以梳理研究，借鑒其富有成效的教育經驗，對我們更好地開展現階段道德教育無疑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千字文》是我國古代蒙學教材中成書最早、流行時間最長的一種，作者為南朝梁時周興嗣。作為最早的蒙學讀物，千字文開創了蒙學教育傳統的先河，初步形成了蒙學教育和蒙學讀物編寫的體系，為蒙學教育中倫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后世蒙學教育的影響十分深遠。后來的《三字經》、《弟子規》、《童蒙須知》等蒙學讀物無疑從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通過對《千字文》倫理道德教育特色的研究，可以為當今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倫理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啟示。

古代蒙學教育思想主要仍以傳統儒學為主，同時提倡學習，反對不學無術；認為學習應以讀書為主，又要注意積累工農商賈等方面的知識；主張“學貴能行”，反對空談高論，不務實際等。顏之推經歷南北兩朝，思想深受朱熹圣人“明哲保身”的影響，所以《顏氏家訓》也帶有很強烈的保守意識。《顏氏家訓》開后世“家訓”的先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典范教材，被后人譽為家教典范，對后世影響很大。

二、學習古代蒙學的優點

倫理道德教育不是脫離其他知識而進行的單純說教，而是與知識教育融和，按照一定的道德理想塑造學生心靈，培養學生美好的品德，達到敦人倫、美教化、淳風俗的教育目的。家族宗法血緣關系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人倫關系，所以人倫關系在蒙學教育中是最重要的。《千字文》乃至其后的蒙學特別注重別尊卑，序長幼的倫常關系教育，勸孝、向善是其主旨，這與儒家的傳統美德是一脈相承的。“恭惟鞠養，豈敢毀傷”講的是孝親；“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則談夫婦人倫；“孔懷兄弟，同氣連枝”說兄弟和睦；“交友投分，切磨箴規”是朋友之誼；“資父事君，曰嚴與敬”是忠孝之心。凡此種種，總是力圖構建一個和諧的人際關系理想。，從而有利于高職學生道德的養成。

把倫理道德教育與其他知識的學習緊密結合起來，植根于深厚的中國文化土壤之中，這正是今天的道德教育所缺失的意義與內容。我們今天在實施倫理道德教育的過程中，如果能夠更多地關注來自學生方面的信息，關注學生道德范疇中的“先前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正確而有效地引導，充分發揮學生自身的作用，使他們具有倫理道德學習與實踐的主動性，德育工作就會事半功倍。

三、學習古代蒙學對高職學生道德養成的現實意義

1、道德教育。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古代歷來重視幼兒的道德教育，可以說，它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教育的主線。在當今道德底線模糊的社會，我覺得我們很有必要重新拾起那些精簡但寓意深刻的古代蒙學教材，作為經典文化向幼兒誦讀，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從幼兒時期開始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如黃香溫席、孔融讓梨等等，我覺得這也是幼兒們喜聞樂見的故事。

2、博文廣志。像《幼學瓊林》、《蒙求》等書內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人文世故、自然景象、教育等非常全面的內容，可以使幼兒在快樂閱讀時收獲各種各樣的知識，比起現在一些單調，華而不實的書來說是個更好的選擇。

四、學習古代蒙學讀物對培養高職學生道德養成的可操作性

倫理道德教育具體實用可操作性強 。《千字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道德教育要求具體、明確，不作空洞的說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便于實施。《千字文》對蒙童進行教育，具體到了人的音容笑貌、言辭、著裝、飲食等細節，“容止若思，言辭安定”，要求人的言行要神定氣閑；“俯仰廊廟，束帶矜莊”，朝禮著裝要整潔端莊；“稽顙再拜，悚懼恐慌”，祭祀行禮須神情驚悚恐懼。短短千字，竟然能細化到這樣的程度，令人驚嘆。

五、總結

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思想是現代倫理道德建構的文化淵源，道德類蒙學教材作為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一種世俗化形式，是古代私人設學和私家聘請教師時教授學生所采用的道德類讀本，是一種側重于向童蒙傳授倫理道德知識及培養童蒙的封建道德觀念和封建社會里修身處事的態度的蒙學教材。宋代是蒙學教材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甚至可以說它是我國蒙學教材發展的高峰時期，在宋代出現了系統化的道德類蒙學教材體系，中國古代尤其是宋代正是通過向學生講授蒙學教材特別是專門的道德類蒙學教材這種方式使道德觀念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深入青少年的骨髓，左右著他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所以深入研究宋代道德類蒙學教材的特點，拓寬傳統倫理道德教育的現代價值研究空間，將會為現代高職生道德建設提供一定的思想理論上的支持，對現代學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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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論"對西方倫理思想的影響

在蘇格拉底之前，希臘哲學偏重于對自然萬物本源的探究，他們在人的理性認識中發現自然萬物都遵循某種必然性，即事物現象背后的本體，這個本體被赫拉克利特規定為邏各斯。他認為邏各斯是多樣性中的隱蔽性的統一性。不過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邏各斯不再簡單的是萬物的本體或必然性，更表明，這種本體和必然性在語言和思想中的顯現，所以logos的首要含義是語言和思想，其次才指在語言陳述中通過思想認識和現顯的萬物的本體和規律性，赫氏之后，巴門尼德進一步認為，作為邏格斯而現顯出來的“存在”(being)作為本體才是真實的，而處于時間變化中的現象(個別事物)反倒成為不真實的。在巴門尼德之后，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薩各拉則開始了一場拯救現象的運動，認為作為現象存在的個別事物才是真實的。但是以什么尺度和標準來判斷本體和現象何者更真實呢?智者學派高爾吉亞提出了著名三命題：第一個命題是無物存在；第二個命題是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第三個命題是即使可知，也不能把這樣的知識告訴別人。這三個命題分別否定了存在、認識和語言交流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史上被視為懷疑主義的開端。高爾吉亞之后，普羅泰戈拉提出應以人為尺度來確定本體和現象何者更真實，他的命題是：“人是萬物的尺度。說明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普氏的命題標志著希臘思想從認識自然萬物到認識社會人事的轉變。標志著人在周圍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確定和實現，所以這一命題被視為歐洲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開端。人是萬物的尺度，被一些學者解釋為以人類的感覺作為萬物的尺度，這里隱含著兩種思想傾向：

首先，個人的感覺是互不相同的，所以對某物的感覺需要人們互相之間的約定即努斯(nOUN)，努斯標志著人的世界的誕生，自然世界受1ogos的支配，這是一個必然性的世界，人在自然的必然性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它收縮包圍、壓抑著人，所以努斯是對邏各斯的抗衡，如果說，邏各斯是規定給人的一種必然性的命運，那么努斯就是人對這種命運的抗爭。

其次，以人的感覺作為萬物的尺度，由于各個人感覺各不相同，所以努斯作為不同感覺主體之間的一種約定，又使得“人是萬物的尺度”命題具感覺主義傾向，每一感覺都是相對的，所以感覺主義又有可能發展為相對主義，相對主義的極致就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是對任何真理及其確定性的消解。

普氏的命題使希臘人的思想經驗從相對主義走向了虛無主義。隨后蘇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要在希臘思想從認識自然萬物到認識社會人事的轉向中在包含著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傾向的努斯中尋求和發現真理的確定性和決定性，他每天在雅典的街頭和人們討論著正義、道德、美德等問題，在他看來每個人、從個人立場給出的關于正義、道德和善的定義都是相對的，是正義道德和善的本質的現顯，因而只是意見。至于正義、道德和善本身是什么，在他看來由于人力及其個體的有限性是無法認識和掌握的，這些本質的真理性知識只能歸屬于神，這就是他的命題“自知其無知”但是傳統的道德是自然的習俗和習慣，普氏之后，道德不再是習俗和習慣，而成了人們的一種約定。

在主觀約定中即在努斯中為希臘人的社會人事生活尋求一種道德的普遍性和確定性變成蘇格拉底自覺提出的使命。原來自然萬物中的確定性和必然性是1ogos，現在隨著希臘思想的轉向，蘇格拉底要在知識中尋求道德生活的確定性和絕對性，由此1ogos也就轉變為logic。Logic就是人們在知識中尋求形成和論證真理的確定性的一套語義規則和思想語法。由此蘇格拉底顛覆了傳統，即顛覆了由傳統習俗和習慣而來的自然道德及其倫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在約定論的基礎上通過具有理性必然性的知識來論證新的道德的合理性。換言之，他要求把道德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風俗和習慣的基礎上。即所有的道德原則道德命題，都要經過理性主義知識論的論證，西方知識論或認識論的根本特征和方法論原則是反思，運用在倫理道德層面就是反省，所以蘇格拉底認為未經反省的生活不值得過。所以亞斯貝爾斯說“蘇格拉底所走的乃是思想者之路，這可以看作是人類理性之路。

哲學中，知識論回答的是“是一不是”，這屬事實判斷，倫理道德回答的是“該一不該”這屬價值判斷。蘇格拉底把人的道德生活奠基在知識論的基礎上表明西方人是從“是一不是”走向“該一不該”的。

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命題試圖為希臘人以至整個西方人的道德生活尋求奠定一個確定的知識論基礎，但這種知識畢竟是人的知識，有人的限度和局限。隨后亞里士多德擴大了美德的概念，認為德行就是人在實現他特有的活動上所表現出的優點，德性是相對于靈魂的理性部分和欲望部分的活動的。既然靈魂有一個理性的部分和一個沒有理性的部分，這兩個部分各有不同的活動，人的德性也可以分為理智德性與倫理德性兩個部分。 轉貼于

亞里士多德的這個闡述擴充了人們對美德的視野，使人們認識到德性都是同行為和現實的活動相關的品質，是所有知識的表現。后來的基督教繼承希伯來民族的猶太教思想經驗，使道德奠基在上帝的絕對權威基礎之上。其動機在于為人類的道德尋找一個更加可靠的基礎。康德的基本問題也是知識問題：什么是知識，知識如何可能，他要把經驗轉化為知識的理性。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一個絕對命令，“要這樣行動，使得你的意志的準則任何時候都能同時被看作一個普遍立法的原則。這是康德實踐理性的基本法則唯一的絕對命令。這個絕對命令是說不論做什么總要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準則永遠同時能夠成為一條普遍的立法原則。這一絕對命令本身蘊涵著道德規則的“可普遍化原則”。理解了這個絕對命令，就領悟到什么是知識，康德認為，絕對命令是最高的道德原則，善良意志之善的最高表現，就是執行絕對命令。可見，美德就是執行絕對命令，而其前提就是首先知道什么是絕對命令的知識。至此康德把知識高度抽象化，而他的弟子費希特則在康德的基礎上確立了以實踐準則為基礎、更加突出“自我”主體道德的“知識論道德學”。

但是文藝復興、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和十九世紀的尼采、馬克思所展開的三次討神運動使神扭身而去，歐洲人的道德生活失去了上帝權威的可靠基礎和擔保，使得20世紀以來歐洲人的道德生活具有了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傾向，這也正是麥金泰爾(《德性之后》)、馬克斯、舍勒等人竭力在為西方人的道德尋求出路的努力。

二、“傳統"道德對中國倫理思想的影響

比較而言，中國的倫理道德也面臨一個從古代的自然風俗習慣到社會認識的轉變，不同在于古希臘作為倫理道德源頭的風俗習慣，其合理性來自于希臘諸神的擔保；中國古代的風俗習慣，則來自于家族、血緣和祖先崇拜，這種差異在西方構成了人和神之間的復雜關系，人總是站在上帝面前的一個獨立個體，即西方倫理道德上的個人主義。所以本質而言，個人主義并非是和集體主義相對的概念，他在本質上表現的是人與上帝的關系。中國人批判西方的個人主義往往忽略了宗教背景下個人作為一個過渡個體和神或上帝之間的本質關系，而是把它拉來和集體主義進行膚淺比較，這幾乎是我們當今倫理學在批判西方個人主義時的一個致命盲點。而中國古代風俗習慣及其道德合理性是由家庭血緣傳統和祖先崇拜擔保的，中國人特別強調共同的祖先，講龍的傳人，講華夏民族，就是把自己看作同一祖先的共同傳人，由于共同的祖先，華夏民族的每一成員，共同構成一個大家庭一個大集體，由此構成倫理道德上的集體主義。在這個大家庭中小家庭是其基本的構成單位和核心，所以集體主義存在的基本形態和核心單位是家族或家庭。在這種集體主義觀念中，個人消融于家庭這個小集體中，家庭又消融于民族國家這個大集體中。所以，在西方個人道德責任和義務是相對于神而言的，是人對神所承擔的道德責任和義務，神是人的道德責任和義務的絕對尺度，因而人和人之間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都是由神來規定和約束的。在中國道德責任和義務首先是對祖先而言的，由于在家庭內部有一個共同的祖先，所以在家庭成員之間有著共同的道德態度和道德行為。但由于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祖先，所以不同家庭成員的道德行為和態度具有差異性。所謂集體主義就是要在國家或民族的共同祖先的名義下來確定不同家庭成員應該承擔的道德責任和道德義務。這種集體主義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往往被以家庭為核心的道德行為所瓦解。由此可以解釋一個在家庭中被父母和族人視為有道德的成員卻在社會生活中有可能是一個無道德的人。相反的情況也會以發生，一個為國家盡忠的人可能不是一個對家庭盡孝的人，由此形成中國倫理道德的一個基本悖論，“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在中國從來孝優于忠，忠孝不能兩全時，大部分國人選擇孝，少數人例如岳飛的母親，要岳飛不必盡孝，先去盡忠，結果是岳飛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為盡忠的反面教材。

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命題，使西方的倫理道德建立在知識論的基礎上，即從“是一不是”的事實判斷走向“該一不該”的價值判斷。如果說道德判斷都不受個人情感的影響，則知識論的奠基作用使個人道德判斷的情感因素受到理性知識的規范和修正，因而這種倫理學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理性主義倫理學。中國人沒有蘇格拉底意義上的知識即美德命題，加之中國文化和哲學思想先天缺乏認識論或知識論的傳統，中國人的道德經驗不是從是不是轉向該不該的，而是缺失了對是不是作事實判斷的前提和基礎，直接進入了該不該的價值判斷，這使得中國的倫理道德缺乏一種知識論的奠基或論證，使人的道德判斷中的情感因素不能受到理性知識的規范和修正，所以中國倫理學也是理性主義倫理學(這是相對于神性主義而言)，但這種理性主義倫理學更主要的是一種人文主義倫理學和以家庭、朋友、親友為制約因素的情感主義倫理學，這就使得國人在面對情感和道德規范的沖突時顯得十分痛苦的原因。堅守道德規范和原則而忽視情感，往往被稱之為大義滅親，如宋代的包拯等人。這種人如果不能在國家民族層面上樹立為英雄和榜樣，就會必然不能兼容于家族和親友。所以一般情況往往是當面臨情感和道德規范的沖突時人們總是用情感來瓦解規范，用利害來消解原則，使得中國文化背景中的倫理道德原則和規范由于缺乏絕對性和普遍性的基礎而隨時會處于禮崩樂壞的狀態中。

由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由于中國人道德規范缺乏上帝權威的看護，道德規范和道德秩序崩潰的發生，會隨著王朝的周期更替成為一個經常性事件，崩潰之后面臨重建，知識分子已經無暇顧及對知識論的探究，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沉溺于道德頹勢的呼救中。一部中國文化史，最多的和過剩的都是以個人相對的言說構成的道德資源，幾乎無法也無力形成認識論的研究傳統。我們的道德說教試圖通過教化人心來達到維持國家的穩定，而國家政治的周期性動亂又一再要求，不斷提出新的道德規范和道德原則，但卻不能為科技發展提供認識論層面的智力支持。所以一部中國古代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中國的倫理變遷發展史。

篇7

1、舞弊現象嚴重。抄襲別人的論文與作業，盜用他人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權，任意拼湊實驗報告和數據，考試作弊從夾帶、偷看、交頭接耳發展到使用現代通訊工具，甚至雇傭“”，可謂五花八門，形形，無所不用其極。

2、惡意拖欠學費。部分非貧困學生惡意拖欠學費、“貧困”學生不真正貧困，相當一部分同學拒還助學貸款或挪作他用、拒付學雜費、住宿費等誠信道德問題，不僅喪失了個人的信譽，也使學校這項工作因此陷入困境，

3、制造虛假履歷。功利主義思想日趨滋長，入黨、評優、獎學金、競選學生干部等方面的動機不純、表里不一，甚至施以欺騙等手段，虛榮心嚴重。在就業問題上更為突出，許多學生制造泡沫自薦書、虛構教育背景、隨意多家簽約與毀約等誠信缺失的事情時有發生。

二、當代大學生誠信倫理道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造成大學生誠信危機的原因，既有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也有學校教育的失誤及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家庭失信行為的負面影響。

1、社會價值體系不和諧對傳統誠信倫理道德的沖擊。當代中國社會處在快速發展時期，各種價值觀的相互依存和沖突，以及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嚴重失衡對傳統誠信倫理道德形成巨大的沖擊，整個社會惡化的信用狀況，嚴重地影響著在校青年大學生的誠信意識。

2、高校德育力度薄弱對大學生誠信道德缺失的影響。各種社會思潮對高校傳統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精神造成沖擊，學校重視專業技能學習而忽視思想道德教育對完美人格的塑造功能，教學過程中缺乏人文精神的滲透。大學生對自身從事專業領域的過分關注，而影響了他們視野與胸懷的拓展。

3、高校應試教育的功利化導致大學生價值取向扭曲、誠信意識淡薄。應試教育的存在，大學生們很難改變為考試分數而學習的習慣，而“成績”又和獎學金、保送研究生的資格以及找到～個“好工作”的期望緊密掛鉤，教育的惡性競爭，滋生大學生的投機心理。有相當多的大學生不是為了某一門課程本身而學習，而是為了這門課程的成績才費心：一些學生巧言令色，八面玲瓏，為的是積累評優選先、升學就業的資本；另有許多大學生心態浮躁，不愿付出艱辛的勞動和努力而荒廢了學業，臨到考試時又想要個好成績，只好為怎樣作弊費盡心機。

三、加強對當代大學生誠信倫理道德的教育工作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人立身處世之本。加強大學生誠信道德教育工作，認清大學生誠信危機的主要因素，開展針對性工作探索，促使每一位大學生郁自覺養成誠實守信的品質，培養大學生的誠信品質。

1、促進大學生誠信認知與誠信行為的協調發展。我們在高校誠信教育中，要貼近廣大學生的日常活動，強調用認識來指導行為，用行為來強化認識，通過知與行的統～使學生把外在的誠信準則內化為自身所遵循的理念，通過自我評價、我監控、自我激勵等來塑造自己的誠信形象，在實踐中成為言行一致的誠信道德規范的自覺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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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荀子研究目前方興未艾，碩士論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論文的總數也將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專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學生書局，1982年版)、陳大齊《荀子學說》(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事業委員會，1954年)、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館，1966年)、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年)等，內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經濟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學思想”等方面。而國內從建國以后至1976年，由于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荀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1977年后近30年，荀學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方興未艾、如火如荼，特別是與歷史學、人學、經濟學、生態學等新興學科相結合，產生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著述不斷、創建迭出。本文試對港臺及國內這一歷史時期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狀況做一番梳理，以為研究者提供一點可資參考的資料和線索。綜述主要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專著和論文為分析原本而展開。

一、港臺地區荀子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來港臺荀學研究一種意涵就是補孟子內圣學的不足，由于過去這三十多年來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學者在臺灣“中國哲學界”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建立了一種“道德形上學”的論述架構，有部分臺灣的儒學研究者可能是針對該派主張“孟子為儒學正宗”之論而闡揚荀子的。

這一時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類：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陳大齊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復觀、韋政通、勞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滌生、周群振等比較突出，他們基本上都在發揚師說；其三是臺大中文系的老師龍宇純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師熊公哲，他們的格調比較近于傳統訓詁之學；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戰后的“新西學”來講論荀子義理的臺大中文系老師張亨；其五是輩份較低的大學老師；其六是近十年來有著作輸入臺灣的一些大陸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馬積高等；其七是少數有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歐美學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臺地區荀子研究者之間的異同略作分說。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稱為“道學派”，傾向于把荀子納入所謂“內圣外王”的道學框架中討論，著重其“性惡”之辨；陳大齊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稱為“文學派”，傾向于把《荀子》當作一般思想文獻來處理，著重其“禮義積學”之論。與牟氏同被認定為“新儒家”之一的徐復觀以及眾多牟氏的弟子都屬于“道學派”。與新儒家保持一定距離的韋政通、勞思光、張亨亦然。龍宇純和熊公哲則屬于“文學派”。其次，“道學派”在學術界的地位與“文學派”相互批評。再次，道學派”與“文學派”在荀子詮釋上之同異點在于：兩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禮義這一面。兩派之間最明顯的分歧點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惡說這點上。如果認為性惡就是指本質上的惡，那就是“道學派”；相反，如果認為荀子性惡只是指順之而無節才惡，那就是“文學派”。又再次，“道學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講話都帶有訓誨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這在“文學派”看來是不真實的，況且荀子本身就特別平實而有條理。

二、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研究述評

1、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階段從1977年到1986年。后，中國學術界對荀子的思想歸屬重新澄清，而歸于儒家。同時，一些學者突破前對荀子思想的認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思想。關于倫理思想，一些學者在專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倫理學概論》從“禮為行為的最高準擇”、“論禮的起源和意義”、“性惡論”、“修養方法”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論定性為性惡論；并總結說，“荀況人性論的根本錯誤，是不懂得人的社會性……不懂得人類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其結果向人的自然屬性中尋找人生活的依據”[1]，其實，荀子提出“群分說”，“禮以養情說”，“制民之產說”，確是看到物質對道德的促進作用，此段議論有失公允。對于道德修養論，評價是客觀的，反映了荀子倫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這一階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注釋的《荀子新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該書以王先謙《荀子集解》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現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對《荀子》三十二篇進行了校勘和注釋。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論荀子的哲學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該書對荀子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作了全面闡發，基本上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歷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結論又顯得教條僵化。而且，對荀子的倫理思想也沒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況思想研究》，該書以論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個部分來探討，尤其是該書對荀子的倫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較系統的探討。“荀況把倫理道德的問題與治國安邦的根本大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論述倫理道德時，他能跳出把禮儀道德只作為規范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狹隘小圈子”[2]，同時，作者還深刻地分析了善惡、榮辱、君子小人三對倫理范疇以及荀子的道德修養論。最后，作者總結認為，荀況的倫理道德觀是以治國安邦為最高目標，使道德的內容和標準達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與施行法治必須緊密結合起來，不可偏廢。可以說，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倫理思想的精神，緊密結合文本去解讀而沒有泛泛而談。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論》。對于倫理思想沒有專門探討，而是分散于一些章節中，關于人性論，作者在分析先秦諸家人性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所謂人之性惡，是破孟子性善論的；所謂‘其善者偽也’是立自己的觀點，闡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為之功的”[3]。可見，他所認為的荀子人性論在于強調人應當主觀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論，這就基本定性荀子說的人性是惡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討了心在道德認識中的作用，認為“偽”是經過心的思慮的結果，這無疑是深刻的。同時，作者還探討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義，“但是，也必須看到荀子所說的‘行’是指個人在道德修養方面的行為”[4l，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觀僅限于認識論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廣闊的道德視域中去考察，賦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內涵和更深遠的道德前景。但他認為荀子“行”的目標和范圍是應該劃定在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疇之內的，這無疑是說荀子的“禮儀”是封建的道德范疇，從而打上了深深的階級思維的烙印。

2、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發展期

第二階段從1987年一1997年。這十年發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學界開始從多個角度去審視、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討了荀子的天人觀、人性論、心性論；側重于從文化學、倫理學的角度去解讀荀子。如惠吉星說：“荀子思想同殷周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荀子不僅對六經的傳授作出過重要貢獻，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經的影響。”[5]樊浩教授在其專著《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中指出，“荀子繼承并發揮了孔子倫理中禮的精神，成為宋明時期中國倫理精神大綜合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來源。”[6]并且通過與孟子的倫理思想比較指出：“荀子學說的使命表現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總結，實際上標志著民族倫理精神生長的第一階段的完成”[7]，還系統精辟地論述了“禮的精神”、“性惡論”、“化性論”，為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建構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這一階段主要出版了三部專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與中國文化》，該書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去探討荀子倫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節的第二部分“修身與教化”；第七章第四節“荀子與中國古代道德認識論”。關于“修身與教化”，作者認為，荀子從性惡論出發，不相信人的內在本性和道德自覺，因而十分重視禮儀法度的規范作用，治國的關鍵還是教化，而教化百姓應以正己修身為主。此段論述已經指明荀子德性理論與孟子的區別，孟子是強調心的道德自覺的，而荀子強調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沒有指出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條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視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關于“荀子與中國古代認識論”，作者分析認為，荀子以道德主體作為認識主體，以倫理道德原則作為認識客體，將認識過程作為社會道德實踐過程，把人格完善作為認識的最終目標。這是正確的。但遺憾的是作者沒有具體展開論述。

第二部專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問》。作者在第六章探討了荀子的倫理道德。包括：倫理道德的作用；國君的職責；官員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體；有關孝、禮、仁、義、樂的問題。關于倫理道德的作用，作者歸結為三個方面：治國安邦，養情化性，輔助法治。可以說，這三個方面涵蓋了荀子禮學思想的全部內容，作者重點詮釋了仁義禮樂，“此四者都是倫理道德的規范，是相輔相成的，對他人敬愛應該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應該符合禮制。”[8]其實，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為質，義為本，禮為用，互為表里，相互貫通。

第三部專著是孔繁的《荀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倫理思想主要是修養論，側重于對文本的解釋，其他方面鮮有論述。

3、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繁榮期

第三階段從1998年—2007年。這一階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躍和繁榮時期。近十年來，人們對荀子的社會思想、管理思想、生態思想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從倫理學、人學、歷史學、等多角度去解讀荀子，側重于荀子思想向現代文化的轉生研究。關于天人觀，北京師范大學晁福林教授認為：“荀子的天道觀也沒有擺脫天命論的羈絆”[9]。關于荀子哲學特質，路德斌教授認為：“荀學與孟學的關系是‘道’同而‘術’不同。”[10]倫理思想方面，對道德修養論、道德教育論以及荀子倫理思想與先秦諸家思想的比較也多有涉及，另外，還側重于應用倫理方面的研究。關于道德修養論，王易論說，“荀子一方面從人的自然性出發，提出人性本惡論；另一方面又從人的社會性出發，提出了化性起偽的人性改造論和道德修養論。”[11]這方面的文章還可參看《試論荀子的人生修養觀》(賀莉：《燕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關于道德教化理論，有的學者認為，荀子是從他的人性論預設與群居和一社會性存在的內在矛盾出發，論證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價值指向和依靠對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嶄新途徑。[12]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爾加一直以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將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義。[13]關于這方面的論點還可參看方爾加的著作《荀子新論》(方爾加：《荀子新論》，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這段期間，老一輩哲學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時還出版了專業的中國倫理思想史的專著，其中涉及荀子倫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贅述。荀子的應用倫理思想，從目前收集的資料看，主要有：家庭倫理思想、生態倫理思想。

在這一時期主要產生了五部專著，基本上可定性為中國哲學方面的著作。這五部著作為：韓德民的《荀子與儒家的社會理想》(齊魯書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曠世大儒——荀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馬積高的《荀學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儲昭華的《明分之道——從荀子看儒家文化與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陸建華的《荀子禮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該書從哲學層面全面解析荀子禮學的內容、結構和體系。認為荀子禮學以禮的價值說明為思維的起點，以禮以解蔽的諸子批判為終點。論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倫理思想——道德規范。著者認為，禮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諸德之總德，禮是人際交往中必備的敬、孝、悌、慈、惠等諸德的總和，這樣，禮落實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體現為公、忠、慈、孝等倫理道德。

三、荀子倫理思想研究存在的問題及發展態勢

目前學界已開始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極對立的模式，從多個角度去探討荀子倫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從總體上看，雖然研究視角有所轉換，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但從近幾年發表的研究論文看，探討問題的側重點仍在天人觀、人性論、認識論等幾個方面，選題重復，而倫理學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沒有形成體系，雖然有的學者從人學、歷史學、生態學等角度去解讀荀子的倫理思想，但探討的問題仍在人性論等幾個方面。最近幾年的研究雖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養、道德教化，并且試圖與西方的倫理思想進行比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邏輯范疇、學術話語套用荀子的文本語言，解讀荀子的文本思想，勢必對荀子的倫理思想造成誤解。

因而，在東西方德性倫理思想回歸的大的氛圍下，緊密結合荀子文本，借鑒港臺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國哲學、更多的是道德哲學的語言對荀子的德性倫理思想進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顯荀子德性倫理思想的教化價值以及荀子倫理精神在構建中國倫理精神中的作用，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因此，未來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學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努力：第一，應緊密結合中國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道德問題，深入發掘荀子倫理思想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重點側重于家庭倫理、經濟倫理、生態倫理等應用倫理方面的研究，這是其一；其二，應緊密結合西方倫理思想的資源進行中西比較研究，可以說，荀子的人性論、教化論和基督教的原罪說、盧梭、霍布斯的性惡論以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人性論、修養論都有可比較處，通過比較以深化對荀子倫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現其理論價值；第三，應緊密結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倫理思想，去正確、客觀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禮、義等規范和范疇，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荀子倫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從而重新展現荀子倫理思想德知、規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動，道德他律與自律辯正統一的道德生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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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玉衡、李育安：《荀況思想研究》，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51頁。

[3][4]向仍旦：《荀子通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頁。

[5]惠吉星：《荀子與中國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6][7]樊浩：《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頁。

[8]王廷洽：《荀子答客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頁。

[9]晁福林：《論荀子的“天人之分”說》，《管子學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試論荀子哲學的特質及其對儒家道統之意義》，《孔子研究》(濟南)2003年第2期。

篇9

中國古代設計倫理思想根植于自身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中對于設計倫理的研究，又以孔子所倡導的“仁愛”的儒家倫理思想觀為基礎，而后發展成由眾多道德范疇、社會道德規范等構成的龐大體系。這個體系規范著古代社會的運行，成為當時人們社會生活的規范和指導。

“仁者愛人”的“仁”被認為是儒家道德倫理體系的核心，處于主導的地位，“仁者愛人”成為孔子的重要倫理思想，體現了孔子提倡用“仁”的手段來處理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化解各方面矛盾的觀點。孔子對“仁”的論述的基礎是“孝親愛人”，這一觀點在孔子提出“仁”之前就已經存在。正如《三字經》中所言，“首孝悌，次見聞”，說的就是“百善孝為先”，人們應該孝親、敬兄、愛弟，在自己的家庭范圍內通過“仁”制造出和諧的家庭氛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才能推廣到家庭親緣以外的社會。也就是說，中國古代儒家道德理論的基本對象是由人這一個體而引發到社會的層面，一個人如果不“孝悌”，那么怎么能讓整個社會都遵守“仁”這一倫理道德呢？正是以“孝悌”作為“仁”推廣的根基，而進一步上升到社會、國家的倫理道德層次。而當時的社會活動和人們的造物行為也無疑是以“仁愛”的道德標準來進行的。

二、春秋時期設計倫理思想

中國古代最早的設計思想源于《周易》，周易中提出了六十四卦的符號系統，而其中提到的“見乃謂之器，形乃謂之象”則被認為體現了一種“制器尚象”的觀點，主張把有形之器與卦象一樣作為一種抽象符號來理解，即造物活動中對具體器形的塑造應該通過對自然事物的模擬、類比和象征，以表現更深層次的“意”。

春秋時期，在社會制度的動蕩與變革中，人們也迎來了思想意識的變革，當時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為諸子百家的“著書立說”提供了土壤，這些活動在整個社會掀起了新的浪潮，形成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理論格局。其中，也不乏理論家對一些主題的熱烈討論，其中的一個討論主題則是與造物活動、造物精神相關的，即關于“用與美”“文與質”的討論。“文與質”的關系也成為傳統中國造物歷史中的一對設計倫理的主要矛盾，自春秋起源到后世的很多造物理論也都是以“文與質”為原點進行討論的。

對應造物活動來講，那么這句話實際是在說審視一件產品的基本觀點，產品只有功能而缺乏美感難免流于粗俗、平庸；過分注重裝飾而忽略功能，則又顯得花哨，不實用，一件好的產品必然是要兼具外在美與功能美的。可見，人們當時已經具備了對人與物、人與環境、物與環境等因素的初步認知與思考。

三、考工記與春秋時期倫理設計思想特點

春秋末期的《考工記》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工藝學理論文獻，其內容記述了齊國關于手工業各個工種的設計規范和制造工藝，書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業生產技術、工藝美術資料，記載了一系列生產管理和營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思想觀念。

“天、地、材、工”被認為是造物活動的四個重要因素，“天有時”指的是造物活動的季節時間環境，“地有氣”指的是造物活動的空間環境；“材有美”對應的是對材料特性的掌握；“工有巧”指的是工匠的制作工藝和技能等。一件產品應該是“天時、地利、材美、工巧”等四方面綜合因素的結合體。也可以說，這四點是春秋r期的倫理設計思想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順應環境。造物活動應該順應季節時間條件，這表明古人已經開始對自然物的性質、規律有比較深入的認識，懂得一件好的產品，從選料到制作都要依據自然規律。這也體現了順應自然的倫理觀念。只有順應天氣、季節的規律，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南北地域不同，其水土等自然條件有很大差異，不僅影響動植物的生長，也影響人們的生活習慣，從而形成了南北迥然不同的風格。

（2）材料因素。造物活動應該要考慮材料因素。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質地不同，因而影響材料的特性，造物活動中要對材料特性有所掌握。

（3）工藝水平。強調手工藝人應具有高超的工藝水準，并且能夠根據不同的材質進行工藝上的創新。

篇10

 

一 

 

中國古代孝道思想就有許多安老、養老、敬老的思想和實施方法。《尚書·酒誥》中記載：“肇牽牛車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孔子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提倡：“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人們用“孝”來調節家庭關系，使敬老、尊老、養老的倫理觀念扎根于家庭，風行于社會，成為人們必須遵循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 

 

第一，“尊老敬長”的社會倫理道德精神。傳統孝道中，“尊老”、“敬老”的社會倫理道德體現在稱謂、禮儀和史制等各個方面。如在稱謂上，稱長者“父老”、“父兄”；在禮儀上，古代敬老，行有行禮，坐有坐禮。在養老制度方面，“選其耆有高德者”充任鄉里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或國家政府設立“父老”官。在西周時期，統治階級就認識到了“親親”和“敬長”(奉養父母、尊敬長輩)的重要性，認為要治理天下，保持社會穩定，就必須向百姓提倡“孝行”。孔子把家庭范圍內的“孝悌”思想推及到社會上，用以處理社會人際之間長幼關系。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思想。《孝經》指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禮記》對孝推祟很高：“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文”。這就視尊老敬老為天地間最大的行為準則。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一思想逐漸形成“尊老愛幼”的社會道德準則，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即使在老齡化社會的今天，仍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第二，物質供養與精神贍養的統一。對父母的衣食物質等方面的供養和精神上的親近、尊敬是人類社會共同的道德準則，是對不同階級和不同制度的社會者適用的“起碼”的道德底限，也是“孝”本身所蘊含的。孝首先是奉養，奉養是孝的基礎，是孝最起碼的表現，沒有一定的奉養就談不上孝。孟子在談到世俗之孝時曾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危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離婁下》)這里所列五項中直接提以奉養父母者即有三項。奉養是孝的第一要義，但并不是說只要奉養就是孝。《孝經·紀孝行章第十》：“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至其敬，病則至其憂，養則至其樂，喪則至其哀，祭則至其嚴，五者備矣，然后能事親”；普通百姓盡孝道，應當“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而不能只注重物質，不注重精神，如果沒有愛的精神，“雖日用三牲，尤為不孝也”。孔子倡導敬親之孝，他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因此，孔子認為奉養是最低的要求，真正的孝養應該達到敬養的層面。對老人只養不敬，并不是真正的孝；物質供養、精神供養，關鍵在內心的敬養，心養才是真正的孝。 

 

第三，強調家庭對贍養老年人的職責與義務。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家庭經濟(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以來是社會生產的主要形態。這種具有血緣性、農耕性的封閉式家庭生產、生活方式，使古代中國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與人口生產，都主要依靠家庭這一載體來獨自完成。而以家族為中心的生存(生產、生活和交往)狀態，必然地要構成與之相應的一系列特定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規范。如家庭結構與供養問題等就是如此。在中國，由于小農自然經濟的長期存在和穩定延續，人們一直視數代(三代以上乃至多代)同堂為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因此，祖孫三代以上共居的家庭結構，占中國傳統家庭總量的絕大多數。在數代同堂的家庭中，老年人退出勞動生產、完成勞動經驗的傳授和家庭財富的代際交接后，終生同子孫生活在一起，接受他們的贍養。如果子孫另立門戶，則為社會道德和法律所不容，如《唐律·戶婚》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自唐以后直至清代的法律，對于別籍異財、供養有缺的，都視作犯罪行為。 

二 

 

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核心，是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傳統孝道作為倫理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在中國傳統家庭養老中起著規范和約束作用，促進了家庭和睦、社會穩定，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懷，在解決中國歷史上養老難題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傳統孝道具有保障的功能。傳統孝道的養老思想是一個物質之孝與精神之孝的辯證統一體，它既包括物質上奉養和精神上敬養兩方面。傳統孝道主張讓老年人衣帛食肉，物質供養不僅量足而且質好。比如，在吃的方面，《禮記·王制》規定，從父母50歲開始就要為他們特別準備精糧，不能再和自己一起吃粗糧；到了60歲每餐飯就要準備肉食；到了70歲，還要有精美的副食品佐餐；到了80歲還要經常給他們吃珍貴難得的食物，以補充營養；父母90歲的時候就要隨時隨地給老人提供食物和飲品。傳統孝道對于在精神方面的養老也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它有利于更好地為老年人提供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慰藉。奉養是孝的基礎，沒有一定的奉養就談不上孝，但并不是說只要奉養就是孝。“孝親”就要“養親”，“養親”還得“尊親”、“敬親”。子女不僅要在物質上供養老人，還要在精神上供養老人。血緣之親不是只表現為物質性，它更表現為精神性情感性，表現在內心的敬愛上，那才是真正的骨肉相依、血濃于水的血親關系，那才更有人情味。 

 

(二)傳統孝道調控和規范家庭成員行為以維護家庭穩定、促進家庭健康發展的功能。在家庭中，所有的成員為了共同的生存和發展，會要求其成員在養老上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形成一定的家庭養老規范，使家庭成員在養老上明是非，辨善惡，趨向共同的價值觀，以保證家庭得以在社會秩序中良好地運行發展。但是，人都是有個性的，家庭也是一個矛盾的對立統一體，父母與子女作為兩代人，由于在年齡、輩份、性格、文化、理想、志趣等方面總是參差不齊的，因而代溝是不可避免的，兩代人之間的利益矛盾、興趣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為了維系家族的發展，人們在生活中提出父嚴、母慈、夫和、妻順、兄友、弟恭、子孝等道德范疇，其中以孝為最核心的道德，并用孝來規范、調節、約束家庭成員的行為，否則，家庭就會從矛盾沖突走向徹底破裂。由此可見，傳統孝道不僅能夠通過調控和規范家庭成員之行為，維護家庭穩定，還可以通過孝敬，在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緣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互愛互助、溫暖愉快的親情關系，促進家庭的健康發展。 

 

(三)傳統孝道具有凈化社會風氣、形成良好社會道德風尚的功能。傳統孝道能促進家庭和睦、穩定，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懷，因此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因素，但更為重要和深遠的意義還在于能夠促進和形成民族尊老愛幼、友愛待人的傳統美德和良好的社會風氣。養老、尊老，父慈子孝，孝為仁之本，孝以禮為先，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以及仁、義、禮、智、信等等。這個以事老、尊老為主要內容的孝道的延伸，其精神力量的影響必然會在客觀上起到凈化社會風氣、協調各種人際關系、形成優良社會道德風尚的作用。 

 

(四)養老行孝制度是保證家庭團結、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每個時代都會有老人問題，都要為老人的特殊問題提供必要的幫助和扶助。而對父母的衣食物質等方面的供養和精神上的親近、尊敬，是人類社會共同的道德準則，是“孝”的內在要求之一。一個國家要想長治久安，一個社會要想穩定和發展，根本前提是家庭要穩定。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穩定、和睦。父慈子孝，甘苦與共，其樂融融，社會安定才有基礎。誠然，老年人的問題是社會問題，越是人口老年化的社會，這個社會問題就愈益嚴重和突出。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既依賴于社會、國家，更依賴于家庭。傳統孝道思想主要包含敬老和養老。對父母的奉養，即對父母的救濟。這是成就孝子德行的首要條件。當父母生命的延存受到因為物質財富的缺乏而引發威脅時，子女對父母的養護需要就顯得十分的重要；當父母生病而需要照顧時，子女的悉心照料或許比醫療中的某些藥物更起作用。可見，子女對父母的照料產生的作用是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家庭養老行孝，既履行了家庭職責，同時也履行了社會職責。

 

三 

 

傳統養老敬老的孝道德觀念歷久不衰，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仍然能保持著如此強大的生命力，這說明它在當今社會仍有著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始終把人的利益作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把關心人、愛護人、幫助人、改善人的生存狀況作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養老敬老的觀念正是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對老一輩人的關懷，體現了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鮮明體現。 

其次，這是由我國的現實國情決定的。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社會公共福利事業還不太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完善，社會還不能完全承擔起養老的任務。家庭還是生產單位或消費單位的情況下，子女贍養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是不可回避的義務，即使將來生產力發展到很高的水平，養老的問題完全由社會來解決，但孝親、敬老依然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人口老齡化是困擾人類社會發展的羈絆，而子女之孝、親友之情、人倫之樂是任何時候、任何法律或行政行為所無法代替的。與西方社會人情冷似冰，親情淡如水相比，中國人其樂融融的家庭生活，實令世界稱羨不已。 

 

第三，是由我國的經濟結構決定的。我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今天，在農村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社會。中國不但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二元社會結構”。由于存在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也就形成了“二元社會保障體系”，即對城市企業勞動者實行社會保障，對農民采取另外的形式。在二元社會結構下，我國還尚未建立起對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體系。同時，由于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形式使得農村老人的養老基本依靠家庭和本人，家庭老仍是主要的養老方式。 

 

第四，倡揚和踐行孝道的社會現實基礎仍然存在。①從家庭結構看，雖然核心家庭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社會的主要家庭形式，但二世同堂仍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模式。特別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父母一般仍然跟子女住在一起。而且，即使是父母與子女分居的核心家庭中，不同代際之間仍然有廣泛的經濟、生活聯系，這是中國核心家庭與西方核心家庭的區別。重視親情，是普遍的社會心理。孝敬父母是家庭倫理的重要內容。②倡揚和踐行孝道是解決老齡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己經進入老齡化國家的行列，2005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近1.44億，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已經達到11％。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看，指望社會保險和養老院來完全解決沉重的養老任務是不現實的。人口的嚴重老齡化與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形成尖銳的矛盾。緩和代際危機，解決老人養老問題，除了提高經濟水平，逐漸發展社會福利事業、增加社會外，最重要的還是發揮傳統孝道倫理的現代價值，繼續鼓勵和實施傳統的反哺式循環養老模式，即家庭養老。而不能像西方那樣用接力式循環模式，把老人推向社會。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新舊體制交替。盡管社會養老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發展，然而，市場經濟的波動性以及新體制的不穩定性使社會養老將難以取代家庭養老，預計在今后半個世紀，家庭養老將繼續發揮作用，尤其是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孝道在維系家庭養老中依然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贍養父母既是子女的道德義務，也是老人安度晚年的倫理保障。 

 

第五，是養老本身的要求。經濟上贍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是養老的三個基本方面。在物質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老人也需要兒女對他們的精神贍養。精神贍養的主要內容包括與老人進行經常的精神交往，子女對老人的尊重和理解，子女給老人提供的各種娛樂和學習條件，子女的和諧相處以及在學習、工作上作出成績，使老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等等。總之，滿足老人的物質需要，豐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為”，這是子女對父母、晚輩對長輩應盡的、基本的道德義務與社會責任。明確地提出弘揚“孝”這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對于調整好家庭關系，促進家庭和睦，推動社會文明，實現社會的安定祥和無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