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經營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跨國經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企業的跨國經營成為發展的必然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對外開放的步伐將進一步加快，隨著貿易壁壘的大量減少和國民待遇的實施，一方面，外國商品和服務將更容易擠入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國外大型國際企業將增加對我國的投資，進一步擠占國內市場份額。這將使國內商品和服務市場出現更加激烈的競爭，使國內企業面臨更加困難的經營局面，它將迫使企業積極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在更廣闊的空間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獲取稀缺資源和市場份額。

海爾發展跨國經營正是在國內家電行業迅速發展、國內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價格戰在家電領域中頻繁發生的背景下進行的，國內市場生存空間的擠壓是海爾走出去的內在需求。激烈的競爭環境迫使企業去尋求新的生存發展空間。

2.經濟全球化下跨國經營成為企業發展的一般要求

經濟全球化以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為主要表現形式，以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性增強為特點，反映了世界各國經濟在生產、分配和消費各環節的一體化趨勢，這種趨勢的實質是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的障礙越來越小。

此外，信息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的發展，極大地降低了各種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對跨國活動交易成本的降低最為突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在全球范圍的優化組合，改變了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條件。

海爾的實踐表明，經濟全球化下，在全球范圍內調配生產要素的企業會有較低的生產成本和較強的競爭力，同時也說明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企業的跨國經營將由企業發展的特殊要求變為企業的一般要求，這也是企業走出去的外在動力。

3.新的貿易壁壘迫使企業進行跨國經營

在世貿組織規則下，國際貿易在走向自由化的同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貿易壁壘，這給企業進行國際貿易增加了難度，企業只有通過走出去的辦法，才能繞過這些壁壘。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競相提供各種優惠條件，如印度貿易保護很厲害，但企業可以通過到印度來料加工、出口零部件或半成品到印度組裝等方式，繞過貿易壁壘，開拓印度市場。

再比如在政府采購問題上，各國政府為了扶植本國企業的發展，解決本國就業，紛紛制訂各種對策，像美國政府每年家電的采購額非常大，但對家電采購規定了一條非常嚴格的標準，就是不管產品是哪個國家哪種品牌，其產品必須在美國生產制造，因此只有到當地投資生產的企業，才有資格進行投標。海爾集團正是憑借其在美國生產制造的條件而在美國的政府采購中一舉中標。

二、可籍之優勢

1.成熟產品與本地生產相結合可以使企業保持低成本的優勢

企業的跨國經營一般是從出口開始的。對于成熟產品來說，當出口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為了跟上海外市場發展的需要，就要進行比較，以確定哪種經營方式更符合企業利益。

西爾斯（shirsch）從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業對出口貿易和對外投資的決策模型：

以A國企業為例，企業對B國的出口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條件：

若Pa+M若Pb+C在模型中，Pa、Pb分別為A國和B國的生產成本；

K是企業專門知識、無形資產收益；

M是出口銷售成本超過國內銷售成本的差額；

C是管理和協調國外經營活動的額外成本。

其基本含義是：

當企業的國內生產成本與出口銷售成本之和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額外協調成本之和或小于國外生產成本與技術喪失成本之和時，企業將選擇出口貿易的方式參與國際經營，反之，企業則應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參與國際經營。

從海爾的對外直接投資看，一部分投資集中在發展中國家，這時國外生產成本與國內相比不會產生太大差距，那就要進行協調和管理成本的比較；一部分投資在發達國家進行，雖然生產成本與國內相比有一些差距，但由于避開了各種貿易壁壘以及通過實施本土化生產經營，管理和協調生產經營所產生的額外成本大為降低，由于家電屬于成熟技術，其技術喪失成本也比較小，再加上市場容量大，企業可以進行規模生產從而取得規模效益，生產成本大為降低。總之企業在海外生產的總成本比國內低是企業走出去的考慮之首。

2.市場鏈與價值鏈的結合可以帶來經營高效率的優勢

傳統的價值鏈理論認為，企業的每項生產經營活動都是可以創造價值的，這些相互關聯的活動便構成了創造價值的一個動態過程，即價值鏈，它可以形成企業最優化及協調的競爭優勢。

市場鏈同傳統的價值鏈有一定的關聯性，但二者最大的區別之處在于關注對象的不同，價值鏈側重于考慮企業內部的各種生產經營活動，強調內部各項活動之間的優化組合與協調，以此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而市場鏈則更關注企業外部的市場需求，以需求為導向制約和調整企業內部的各種關系，市場鏈的創新性正在于它適應了當地市場的需求及現代企業管理的新趨勢，即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而非以企業生產為導向。市場鏈與價值鏈的結合就保證了在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前提條件下，努力使企業價值鏈各鏈節增值強度的最大目標。如海爾對企業組織結構進行的調整，以達到市場鏈與價值鏈的統一。

首先，把原來分屬于每個事業部的財務、采購、銷售業務完全分離出來，整合成獨立經營的商流推進本部、物流推進本部、資金流推進本部，實行全集團范圍內統一營銷、統一采購、統一結算。

其次，把原來的職能管理資源進行整合，如人力資源開發、質量管理、信息管理、

法律保衛等職能管理部門全部從事業部中分離出來，以集團的職能中心為主體，注冊成獨立經營的服務公司。

最后把這些專業化的流程體系通過“市場鏈”連接起來，經過整合，集團形成直接面向市場的完整的物流、商流等核心流程以及技術質量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設備管理等支持流程體系，這樣，海爾市場鏈流程模式就具有了“三化一中心”特征，即組織結構“扁平化”，流程關系“市場化”，運行傳導“信息化”和“以顧客至上為中心”。

3.售后服務與產品相結合可以創造差異產品的優勢

企業在跨國經營活動中，經營理念要轉變，即從原來的為顧客提供其所需要的更優質的產品延伸到產品的售后服務和技術支持等各種服務活動上。

因為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依靠科技取得競爭優勢并賺取超額利潤已較難維持，許多產品的制造工藝，尤其像海爾這類機電產品已達到相當標準化的程度，可改進余地非常小，即使有廠商生產出高檔次差異產品，也很快會被其他廠商模仿。因此要贏得消費者，必須不斷地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尤其是服務所創造的競爭優勢是不大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的。因為服務所帶來的獨特個性源于企業獨特的背景、經營方針和企業文化及日積月累的努力，即使有模仿者，其成本也是很高的。

海爾的跨國經營也體現了這一特點。海爾集團曾提出了“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口號，其本質并非是實體性的產業轉移，而是觀念性的產業轉移，實際上是以顧客滿意為目標的經營理念的轉移。這種轉移意味著海爾向所有顧客提供的將不再是單純的產品，而是最大限度使顧客滿意的“海爾服務”。“海爾服務”既不是單純的服務，也不是單純的產品，而是服務與產品的整合。

4.創新技術與市場需要相結合可以帶來市場新需求的優勢

我國跨國經營的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大多為成熟、適用型技術。這些技術也存在技術創新問題。而這種創新的“新”主要表現為改進和提高，它必須遵循三個基本原則：

一是，技術創新目標國際化原則，即使每一項技術創新都從高起點出發，從全球范圍考慮，全面動態地了解該技術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利用國際科研已有的成果為基礎制定主攻方向，如海爾研制無污染超節能冰箱；

二是，技術創新課題市場化原則，即以市場為導向，科研開發課題與用戶難題相結合，消費者的不滿和建議都是技術難點，企業圍繞難題開展課題研究和公關，使科研成果能“創造市場、創造用戶”，如海爾研制的小小神童洗衣機極大地滿足了夏季市場的潛在需求；

三是，技術創新成果商品化原則，這一原則實質是對上兩個原則的檢驗。與此同時，根據市場潛在需求和細分化原則，對一項產品進行不斷的多樣化的延伸開發，使產品系列化，滿足不同層次消費者需要。如海爾集團在洛杉磯、阿姆斯特丹、東京、里昂、蒙特利爾和美國硅谷建立了海外設計分部，幫助本部專門開發適合當地人消費的家電產品，海爾現已批量生產適合歐、美、亞不同消費者需要的不同功能的家電產品，因而較快的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

5.企業控股與品牌相結合可以取得規模經濟的優勢

按照經濟學一般原理，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規模經濟、品牌和產品差異都可以成為廠商競爭的重要優勢。根據海爾的經驗，企業要進行跨國經營，首先要樹立品牌意識，創名牌。沒有品牌的商品很難打開市場，更不要說占領市場。而品牌是與規模經濟相輔相成的，有品牌就有市場，有市場就有規模生產，有規模生產就能帶來規模效益。海爾集團的海外子公司大多采取合資的投資方式，兼并現有的國外企業。這種方式同在東道國建設新廠或采用獨資方式相比，有許多優勢：

首先，可以縮短項目建設周期，減少資本支出，迅速擴大企業生產和經營規模；

其次，可以直接占有被兼并企業原有市場，并利用其銷售系統；

再次，采用合資方式可以獲得企業發展所需技術專利等無形資產。

同時，海爾的海外投資多以控股方式進行，這樣使新成立的合資企業能以海爾品牌進行生產和銷售，以保證海爾產品的質量及其產品信譽。總之，通過兼并和控股方式進行生產銷售既能保證產品的品牌質量，又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使品牌與規模經濟的互動效應很快的反映出來。

三、發展跨國經營的對策

1.加大政府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力度

從企業角度分析，我國許多企業并不具備跨國公司的某些壟斷優勢，重要的是發現和利用國外的區位優勢，特別是利用和轉移這些區位優勢，使企業某些相對優勢與區位優勢的結合充分激發企業的潛在能力。政府應集中部分資源對這些企業的跨國直接投資活動給予支持和幫助，使企業保持持續的競爭能力，最終實現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

從我國已經走出去的企業看，主要集中于大型工業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如中國石油、中國石化、海爾等一批骨干企業及遠大、萬向等一批優秀民營企業。政府應加大對這兩類企業的重點扶植，努力完善對外投資的法律體系。應抓住當前世界經濟疲軟的有利時機，制訂全面鼓勵的傾斜政策，如經濟扶持政策，提供信息咨詢服務政策和減免稅政策。

2.企業應努力培養自己的競爭優勢

要進行跨國經營首先要找出企業自身競爭優勢所在。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科技水平、綜合國力等都因國家而異。因此，各個國家和地區對投資需求的規模和層次有相對差異，企業的優勢也正是相對不同市場、不同競爭者而言的。

其次，從戰略角度考慮，企業應該努力培養自己的競爭優勢。企業具有勝過當地企業的某一特別優勢，才能成功的進行跨國經營活動。具體地說：

一是，核心資產優勢。這一優勢主要體現于企業對無形資產的占有，如專利、商標、牌號、技術、信息等；

二是，規模經濟優勢。這里的規模經濟優勢既強調大規模集中生產，又強調非生產性活動的規模經濟性，它包括集中化的研究與開發，建立大規模銷售網絡，以及進行集中的市場購銷、資金籌措和統一管理等；

三是，內部化優勢。由于市場的不完全性，企業所擁有的各種優勢在外部市場運用會受到削弱甚至喪失，因此對外投資企業具有強烈的內部化傾向，建立內部市場以取代外部市場；

四是，組織管理優勢。包括高效率的組織結構和高水平的管理能力。

總之，跨國經營是企業發展的必然，企業要有意識培養這些優勢，當這些優勢在國內有一定基礎后，通過跨國經營與當地區位優勢結合，企業就會快速積累和發展這些優勢，形成強大的競爭優勢，從而進入良性循環的發展之路。

3.加快企業管理與國際接軌的步伐

成功的企業都對企業的管理水平、經營素質極為看重，因為有良好的企業管理才能夠保證資

金得到最恰當的運用，才能把產品和技術的優勢最大限度的發揮出來。只有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明晰產權關系，真正建立起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管理機制，企業才會受到硬預算約束，才有生命力和競爭力，企業才能以市場為基礎決定自己的供給方向和價格水平，接受生產要素市場和產品供應市場價格機制的約束，同時也通過以市場的調節來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因此企業跨國經營中，在與國際化接軌過程中無論從管理方法或思維方式上必須與國際接軌，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

4.因地制宜地創造新技術

我國從事海外投資活動的企業普遍缺乏技術優勢、創新能力不強，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但是應該看到從某種程度講我國企業某些成熟技術對發達國家某些行業及某些企業來說，具有相對優勢。

雖然技術創新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市場的開拓和科技的新突破，但技術變動性使企業又能夠在適當范圍內加以改革，使之適合于當地條件，從而使技術本身得到發展和提高。這種技術的變動過程遵循一定的發展程序并且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創新的性質。

因此企業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努力創造高新技術外，在跨國經營中應進行技術知識當地化，把已有的成熟技術與當地的市場需要相結合，研發出新的技術，從而對產品進行一定的改造，特別是當某一國家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企業的適用技術、成熟技術、改造后的技術及實質意義上的創新技術都有了相應的發展空間，使其生產出來的產品滿足不同消費層次的需要。

5.積極抓好資本運營這張企業的重要王牌

曾有經濟學家預言，將來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地位取決于中國大型企業集團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我國現有企業規模普遍偏小，工業化的規律證明，惟有在足夠的生產規模，足夠飽滿的開工狀況下，企業才能有不斷改善內部管理，采用先進技術裝備，降低消耗的余地，也正因為有了規模生產，品牌競爭才獲得最強有力的物質基礎。

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資金短缺，海外企業普遍規模較小，克服這一障礙的思路：

篇2

一是全部擁有。通常是指母公司全部擁有或擁有子公司95％以上的股份，此時子公司即為跨國公司的獨資公司。對于跨國公司來講，獨資子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可以直接掌控，能夠完全實施跨國公司的整體戰略，避免合資等方式引起的矛盾與沖突，并獨享超額利潤。但由于現在世界各國民族主義情緒強盛，當地市場情況變幻莫測，因此獨資子公司承受的風險較大。

二是部分擁有。通常是指母公司擁有子公司股權在5％一95％之間。按照具體擁有股權的多少，還可分為多數股權形式，通常為股權的50％一95％；對等擁有，即母公司與合伙人各擁有子公司50％的股權；少數股權形式，通常為股權的5％一50％。在部分股權擁有下，跨國公司能充分利用當地合伙人的資源和優勢，而且更容易被當地政府和人們所接受。但是部分擁有時雙方容易產生矛盾和糾紛，也不利于跨國公司的統一控制和協調。

三是非股權安排(契約經營)。通常指母公司不擁有，或只擁有子公司5％以下的股權。非股權安排方式往往被視為股權安排的特例。在該方式下，跨國公司往往通過如特許授權、特許經營、合同制造等方式實現海外經營。該方式風險比較小，而且使得跨國公司在股權參與受限制或不被允許的情況下，仍能參與當地的生產經營活動。但對跨國公司來說，實施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最小。

二、跨國公司選擇不同股權安排的因素

(一)東道國方面的因素。

1．政治因素。主要指東道國政府的政局是否穩定，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等。如果東道國政局不是很穩定，而且當地民族主義情緒比較高漲，那么，跨國公司往往不會考慮獨資的方式，而更傾向于合資或非股權安排方式。

2．經濟因素。包括東道國的信用度，對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規定，當地合伙人情況等。東道國信用度包括東道國是否存在金融抑制，貨幣穩定情況怎樣。當地合伙人情況主要看其是否具有當地市場、營銷渠道、融資能力、與政府的關系等方面的優勢，看其與跨國公司的經營目標和理念是否一致等。

3．社會文化因素。主要指東道國的語言，人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及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等。一般來說，東道國與跨國公司母國的社會文化差異越顯著，跨國公司越不會選擇獨資的方式。

(二)跨國公司自身的因素

1．競爭優勢。當跨國公司具有工業產權與知識產權優勢時，一般會選擇在東道國建立獨資經營企業，既能保護其新技術和產權，也可以獲得新市場帶來的超額利潤。反之，若轉移到東道國的技術、產品已相對過時，往往不太會考慮獨資的方式。如果跨國公司擁有在東道國從事經營所必需的主要資源，就不太會選擇跟別人分享股權的方式；如果以利用當地的資源為主，那么大多會采用合資方式。

2．全球戰略目標。若跨國公司以增加對東道國經營環境適應能力和進人當地市場為戰略目標的話，往往會傾向于選擇合資經營或非股權安排方式，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合伙人的優勢；有些跨國公司期望能在全球實施統一的調度和控制，避免不同市場之間的沖突，此時往往會傾向于全部股權或多數股權形式。

3．跨國管理的經驗。如果跨國公司在海外一直傾向于某種方式如獨資經營，在這方面具備了大量豐富管理經驗的管理人員，那么其在新的東道國的股權選擇上也會傾向于原來的方式。而在同一個東道國，也存在著管理經驗的漸進積累過程。隨著對東道國制度、政策、文化、市場等進一步了解，跨國公司會逐步減少對當地合伙人的依賴，并傾向于提高股權比例。

4．歷史傳承。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跨國公司也會表現出對股權的不同偏好。比如美國的跨國公司一直以來比較偏好建立擁有全部股權的子公司，以利于其獲得控制關鍵的決策；而日本或歐洲的跨國公司則更注重人際關系及互助合作，往往會采取合資經營等方式。三、跨國公司海外經營的股權策略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于2004年以《商業周刊》全球1000強跨國企業為主，對其2O05—2O07年在華的投資趨勢進行了調研。筆者以這個調研的部分數據為主，對在華跨國公司的股權安排選擇進行實證分析(若無特別說明，數據均來源于此)，以下簡稱“調研結果”。

(一)跨國公司初人東道國的股權安排

一般在初入東道國時期，跨國公司如果更為關注的是爭取良好的經營環境，獲得有利的資源條件等，那么比較理性的選擇應該是合資或非股權合作模式。從成本角度考慮，由于是初次進入東道國，由經營環境的不確定帶來的外部風險成本明顯比較大，因而選擇合資或非股權合作有利于跨國公司分攤這部分成本。對于東道國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來說，由于政府對外方股權占比限制一般比較嚴格，而且市場發育相對不完善，因此，合資或非股權合作經營更有利于進入東道國。“調研結果”顯示，跨國公司在嘗試進入中國階段，通常采取“介人性投資”，即象征性地與中國企業共同出資，參股比例較低，且不占經營主導權。這充分顯示了跨國公司“限制了最初進入的風險，以后的擴張或者終止投資取決于合資企業的經營業績或者其他戰略動機”。

(二)進人東道國之后的股權調整

1．增加股權直至獨資的策略。出于統一、協調其經營戰略的有效性及獲取更大的投資收益考慮，對于原非股權安排項目，跨國公司傾向于將契約中約定的權利如版權、專利、商標權、技術訣竅等折合成股本投入，從而取得少數股權或多數股權，成為合資經營甚至是獨資經營模式。“調研結果”顯示，經過嘗試進入之后，在華投資中，跨國公司的獨資、控股、實質性投資比例將增加。在影響跨國公司繼續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時，政策的連續性和兌現度則成為首要因素。部分產品供應行業在特定地區的聚集對行業的規模擴張起到了積極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應商、成品制造商進入該地區的良性循環。同時，“調研結果”還顯示，在生產投資方面，有57％的跨國公司投資傾向于獨資新建，高于37％的與企業合資的比例。

2．減少股權直至資本退出的策略。減少股權直至資本退出，是跨國公司保護既得利益以及最大限度避免繼續損失的重要保護策略。從跨國公司角度來看，可能出于以下原因：(1)經營效果未能達到最初的預定目標；(2)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發生了變化；(3)與當地合資方矛盾重重；(4)獨資企業引起當地民族主義情緒問題等。從東道國的角度來看，可能在政治、經濟或文化因素等方面出現重大變化。此時，跨國公司就會減少現有股權份額，或者是撤出全部投資，出售、清算在東道國的資產。

四、結論

綜上所述，股權安排是跨國公司實現其海外經營目標的一個核心策略。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東道國和跨國公司相關的各種因素均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因此，股權安排也處于動態的調整之中。分析跨國公司在華股權安排變動情況，可以發現：

第一，在眾多影響因素中，政策的連續性和兌現度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區位選擇的最重要因素。對此，各級政府應予以高度重視，在具體操作中要確保政策制訂和實施的一致性。

第二，東道國其它因素影響相對不明顯，主要緣于以下原因：一是中國政局的穩定，而且隨著中國政府切實履行加入世貿的承諾，各種限制外資進入的政策法規逐漸取消，從而為跨國公司的進入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二是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進一步合理、明晰，政府的行政干預逐漸減少，而傾向于通過宏觀調控來防止經濟過度波動，通過完善市場規則來促進企業之間的有序競爭。三是經過多年來的對外開放，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

第三，正確看待部分行業在特定地區的集聚。產業集群的存在，一方面能吸引相關外資的進入，形成良性的循環，但也促進了原有跨國公司增加股權以至獨資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產業集群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跨國公司撤資的障礙與機會成本。

參考文獻：

[1]張向陽．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股權選擇行為演變的三層次分析[J]．江海學刊，2005(1)．

[2]聶名華．境外投資股權參與方式的選擇[J]．國際貿易問題，1999(4)．

[3]商務部研究院管理咨詢部．2005—2007年跨國公司對華產業投資趨勢調研結果[J]．海峽科技與產業，2005(2)．

篇3

20世紀末全球化的趨勢已不可阻擋，新世紀跨國公司都把如何更好地全球化作為自己的經營戰略。在全球化過程中，知識管理顯得越來越為重要，以前跨國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往往只是按其本國需求而設計，然后到世界市場去銷售，到現在跨國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卻是全球知識管理的結果。比如，一個IT企業提供的最新計算機產品其設計是在美國硅谷進行的，芯片是在韓國生產的，軟件是在印度設計的，整機組裝是在中國大陸進行的，營銷活動則是在香港進行的。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生產、分銷和銷售的有效網絡并不能構筑其競爭優勢。只有通過識別、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識，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從而設計出符合全球市場的產品和服務，這才是跨國公司競爭優勢之所在。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向世界學習來創新。

一、傳統跨國經營理論中的知識管理模式

壟斷優勢理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西方較早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理論。壟斷優勢理論由美國學者海默(StephenH．Hymer)于1960年提出，其中心觀點為壟斷優勢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企業的壟斷優勢分為兩類：一是包括生產技術、管理技能、營銷能力等所有無形資產在內的知識資產優勢；二是企業憑借規模巨大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優勢。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RaymondVernon)于1966年提出，他主要從產品和技術壟斷的角度分析了產生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認為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規律決定了企業必須為占領國外市場而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品生命周期可分為三個階段：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在產品創新階段，應首先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小進行，因為在開發新產品、采用新技術以及國內市場容量上這些國家都具有優勢地位，在產品成熟階段，隨著國外仿制品的出現，創新企業就應到海外設立子公司。西歐經濟、技術水平和消費需求與美國比較相似，而生產成本低于美國，所以美國的企業首先投資于西歐。在產品的標準化階段，創新企業的壟斷優勢逐漸消失，生產的相對優勢已轉移到生產成本較低和勞動密集型經濟模式的國家和地區，一般為發展中國家。

從上述兩理論，我們可以看出知識管理模式為單向的知識輸出，即跨國公司帶著其在母國市場上獲得的技術訣竅、管理技能以及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在東道國市場上進行制造、銷售來充分利用這些經驗。這樣一方面跨國公司可以獲得全球規模經濟，另一方面由于母國市場和東道國市場間技術訣竅和管理知識間存在的差異跨國公司可以進行套利活動。跨國公司在進行跨國經營時既可以為其他的跨國公司顧客提供服務，又可以利用其能運用全球資源的能力對當地的競爭者施加壓力。其知識管理模式可以用圖1概括如下：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淪對于前面提到的壟斷優勢理論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有一定的改進，即除了強調跨國公司擁有的壟斷知識優勢的轉移，也強調利用東道國市場的知識和資源。跨國公司將生產制造及其他低價值的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獲得成本優勢，而將高附加值的活動，如研究與開發、生產設計、營銷、戰略、融資等活動留在國內。從知識管理的角度，仍然只是一種稍加改良的單向知識輸出模式，即在知識輸出的過程中要和當地的知識和資源結合起來，適應當地化的需要。

這種單向階梯性的以輸出為主的知識管理模式在跨國公司中屢見不鮮。全球運動服飾的巨人耐克公司就是這樣的例子。它的總部位于美國俄勒岡的彼凡爾頓(Beaverdon)，是研究與開發、產品設計、品牌管理、質量控制系統、財務和其它相關職能的神經中樞。它在一些低成本區位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以契約的方式建立了穩定的生產網絡，并在這些亞洲國家建立了質量控制和采購網絡。同時它還在全球重要的市場建立了營銷中心。其他跨國公司如西門子、寶潔、通用汽車等也是如此發展壯大的。

隨著世界全球化的發展，跨國公司也在不斷改進這種模式，并將這種模式發展到了極致。跨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學會了根據當地市場的差異調整產品、服務和管理系統，同時他們依然尋求保持全球一體化戰略和運作的優勢。“從全球著眼，從當地著手”這句口號正是最好的說明。然而無論這種模式有何改進，隱藏其中的一個邏輯是：全球化意味著用母國產生的產品、服務和優勢去征服世界，然而這在知識經濟時代已顯得過時，“向世界學習”成為全球競爭的主旋律。

二、知識經濟時代跨國公司知識管理新模式

1996年，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首次正式提出了知識經濟的概念，這一新概念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廣泛的歡迎和認同。究其原因，是因為人們都認識到知識對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所起的巨大作用。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工業經濟社會里的戰略資源是資本，而在知識經濟則是知識和信息。知識經濟改變了全球競爭的環境，并對傳統跨國經營模式提出了挑戰，一種新的全球知識管理模式呼之欲出。

(一)知識經濟對傳統跨國經營模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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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政府缺乏足夠的宏觀管理和指導在政府管理方面，我國海外投資還沒有建立權威性的管理機構，對跨國經營的管理比較混亂，政出多門，多頭管理。國內企業要投資海外市場，國家的外匯部門、經貿部門、計委和財政部門都要管理，但卻沒有一個機構來負責統一的協調和指導。在跨國經營方面，政府缺乏對企業的戰略性指導，辦事效率低下，缺乏總體的統籌規劃，嚴重妨礙了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由于沒有成熟的導向政策，國家的宏觀信息系統不完備，企業只能根據各種非系統化信息進行決策，使我國海外投資企業的投資方向、發展規模和行業重點等隨意性太強。

1.3企業經營機制不夠靈活在我國現有的海外企業中，跨國經營活動不是在國際市場上的自然延伸，而在直接照搬國內的經營模式。海外企業雖然面對的是國際市場環境，但是一些管理體制、經營方式還是按國內的方式來進行，在經營機制上未能實現與國際貿易的慣例接軌。很多企業普遍缺乏長遠規劃，對于市場機會的把握缺乏應有的敏感和果斷決策機制，不適應國際市場的運行規律，致使企業缺乏應有的競爭力，難以適應國際市場的需要。

1.4融資能力有限，資金匱乏企業要開展跨國經營需要大量的資金，一些大的跨國公司都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在境外有密切關系的金融合作伙伴。而我國的企業在經營時需要的海外資金僅靠自身來籌措，是遠遠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企業只有通過融資才能擴大經營規模，在強有力的資金支持下才能開展各種營銷活動。我國的海外企業受資本流出、資產規模、海外融資權限等因素的限制，籌集資金很難辦到，資金不足成為障礙，導致許多海外企業難以發展壯大。

2.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發展對策

總體來說，我國企業發展跨國經營，還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許多矛盾和問題。因此，應在政府宏觀政策的引導下，結合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劃，合理布局，有重點、有步驟、有目標地推動境外投資事業。

2.1轉變經營理念隨著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跨國經營面臨的環境是日益復雜多變，競爭更加激烈，傳統的經營理念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企業的發展需求。企業只有轉變經營理念，不斷進行技術創新，提供優質的產品服務才能立足于國際市場。

2.2加強政府的政策，完善制度保障政府應該對我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活動進行政策性的指導，提供各種咨詢服務，為企業在海外投資創造環境。在制度建設方面，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管理經驗，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相對獨立的對外投資政策或與貿易相關的對外投資政策；在法律建設方面，要增強對外投資政策的獨立性，完善對外投資的法律制度；另外政府要減少對海外企業不恰當的行政干預，盡快成立海外市場信息服務中心，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咨詢服務。

2.3建立融資渠道，解決資金短缺的瓶頸政府要開拓融資渠道，通過銀行、投資公司、政府專項基金等方式解決企業的資金問題。鼓勵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加大對企業的信貸力度，同時對適合企業需要的中小型金融機構，給予必要的支持和保護。加快建設和發展出口保稅區的自由貿易區，使更多的企業享受到外貿出口的稅收優惠政策。建立健全面向企業的出口信貸擔保制度，通過專業公司投資、政府預算撥款、收益單位扶持等多方渠道募集到的資金，為企業提供信用保證，分散和化解金融風險。

2.4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加強跨國經營管理對于企業來說，要想立足海外市場，必須轉變經營機制，加強對跨國經營的管理。企業要實行公司制改造，建立企業法人治理機制，促進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建立必要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同時要進行組織創新和管理創新，建立具有全球經營觀念和競爭戰略的新型組織形態，實行母公司、子公司一體化管理，增強企業跨國經營的動力和活力。

篇5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這一術語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現了。正如澳大利亞學者馬爾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現代主義是80年代的概念一樣，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們賴以理解人類社會向第三個千年過渡的關鍵概念”。[1]。“全球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學者麥克盧漢，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隨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理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兩代人之間的美國》一書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為“全球化”下了一個定義：“某個場所發生的事物受到遙遠地方發生的事物的制約和影響，或者反過來，某個場所發生的事物對遙遠地方發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義；以此種關系將遠隔地區相互連結，并在全世界范圍內不斷加強這種關系的過程。”[2]這場始自經濟領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會和文化等諸多領域。隨著資本、信息、人員的自由流動，跨國、跨文化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建構已經成為全球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一個關鍵詞，成為中國電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現實語境。“電影藝術不是單純的物質存在物，它們的存在語境決定了其物質本質最終必然服務于它的社會本質。而其社會存在方式的多樣性又決定了影視藝術的多重本質屬性：電影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電影是一種藝術形式，電影是一種影像語言，電影是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電影是一種文化產業，所有這些關于電影的定義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語境下，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中國電影也好，藝術形式的電影也好，還是作為意識形態，亦或作為文化產業的電影也好，如何充分發揮影像的跨文化傳播功能，實現中國電影的文化傳播價值和資本價值的最大化，成為中國電影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一、中國電影參與跨文化傳播：走向世界勢在必行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中國電影一直禁錮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之中，缺少開闊的國際視野，這種狀況直至上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但走向世界的步伐還是太過緩慢。今天，在全球化設定的語境下，中國電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參與跨文化傳播。“顧名思義，跨文化傳播無疑應是文化、傳播并重：傳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間傳播。”[4]傳播的本質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積極主動地參與跨文化傳播，改變自身的弱勢地位。“一個民族或國度文化的進步，離不開文化傳播的健康進行。‘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沒有交流的文化系統是沒有生命力的靜態系統；斷絕與外來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氣蓬勃的民族。”[5]中國電影作為一種承載傳播中國文化，塑造國家形象任務的大眾傳播媒介，必須積極參與跨文化傳播，在跨文化傳播中汲取思想和藝術營養，在跨文化傳播中輸出中國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萊塢電影兵臨城下，中國民族電影面臨巨大的生存危機，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傳播的態勢下，一個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國電影只有迎難而上，借鑒世界先進的電影理念和運作方式，在堅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時，敢于跨出國門，才能實現中國電影在二十一世紀的騰飛。跨文化交流學研究的鼻祖愛德華霍爾將文化區分為強語境文化和弱語境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積淀的文化屬于強語境文化，如中國文化，其強語境的一個明顯體現就是在這樣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語、諺語，有復雜而嚴密的禮儀。相對地，弱語境文化如美國文化，它本來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種不斷在沖突與妥協中熔煉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來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歷史使命就是改變長期以來封閉的自言自語式的表述，通過更具普遍意義的影像語言使中國的強語境文化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語境為中國電影參與跨文化傳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機。不可否認，全球化帶來了文化同質性的危險，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日益失去自身的個性。正如論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時代的傳播特征是用消滅時間差距的傳播手段把世界壓縮為一個沒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個時間來代替多個空間。由于傳播權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著世界性傳播網絡資源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時間成為傳播當中的世界時間，在某種意義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傳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彈”，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抵抗和抗爭，使文化的異質性，本土性彰顯得更加強烈。正如美國社會學家羅蘭羅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資本主義既促進文化同質性，又促進文化異質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質性制約，又受到文化異質性制約。”[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著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經濟一體化與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現出一種非和諧的歷史對稱性。”[9]這是一個雙向運動的過程。“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也即全球化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作反向運動。”[10]這無疑為中國電影的外向傳播提供了理論依據。實際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現出差異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流動與交換。“在一定意義上，傳播全球化的發展將推進全球文化的相互認同與融合，有利于消除人類文化間的疏離隔膜乃至誤解敵對，為人類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規范的一體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創造出豐富、開放的對話空間。”[11]中國電影就置身于這樣一種空前頻繁的跨文化傳播語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為。事實上，中國電影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后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中國電影的‘全球化’進程大大先于中國文學的‘全球化’。”[12]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應該看到，在這個方面，我們還缺乏應有的自覺。中國電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傳播理論告訴我們，“切斷信息傳播的閉關自守狀態中，用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來維持本土文化的純潔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錮在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中，不僅會喪失本土文化發展的經濟可能性，更會弱化本土文化對非本土文化的傳播力量，喪失文化競爭力。” [13]中國電影走向跨國傳播、跨文化傳播已是勢在必行。

二、跨文化傳播中的“雙重編碼”策略：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契合

中國電影要走向世界，要實現跨文化傳播，必須學會如何對電影的藝術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進行“編碼”，以實現其傳播功效。實踐證明，過于本土化或過于國際化的信息編碼都不利于電影的跨文化傳播。固守民族主義是不行的，“電影創作狹窄的民族視野妨礙著民族電影不斷擴大自己的交流范圍，也局限了對所表現的題材作更為深廣的審美涵蓋。”[14]其結果只能如我們所看到的：傳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納國際受眾的那些電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電影的文化資本也隨之失去它作為信息資本的條件。”[15]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是電影跨文化傳播能否成功的關健所在。梅特希約特把電影的文化因素分為三個層次：一個是晦澀的難以溝通的電影文化因素；一個是可以轉換的電影文化因素；一個本身就是國際化的電影文化因素。[16]中國電影要取得跨文化傳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開第一個層次，以免“對牛彈琴”，也要避開第三個層次，以免喪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應該致力于追求第二個層次，在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結合中找到一個“契合點”，采用國際化與本土化的“雙重編碼”策略，實現兩種電影文化的可轉換。

首先，從文化策略層面來看，中國電影應該發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資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時也兼顧與世界文化的融合溝通。電影的文化表述是一個系統，既包括了膚色，服飾，飲食，語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際關系，生活習性，民俗儀式，價值觀念等內在的意義。對中國電影來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的“新民俗片”如《黃土地》、《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后來出現的《二嫫》，《五魁》，《黃河謠》，《紅粉》，《炮打雙燈》、《風月》等是最早將這一文化策略付諸實施的電影作品，成功地將中國電影推向了世界。這些影片借助富有濃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號，如“黃土地”，“黃河”，“江南水鄉”，“紅高粱”，“紅燈籠”等，營造某種特定氛圍，體現出一種獨特的“東方鏡像”。盡管有論者以后殖民主義理論批判這類電影刻意為西方營造一個“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觀眾的口味。但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所謂“異國情調”、“民俗奇觀”，正是民族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把它當作可資交換的文化資本加以利用，不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證明是民族電影國際化推廣的成功之道。“從世界電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觀性作為可交換的文化資本，并非自中國的第五代導演始，好萊塢的西部片，歐洲大量的民族風情電影，日本黑澤明、大島渚、今村昌平的電影，都無不在發掘民族的文化資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觀來作為可交換的文化資本。”[17]如果說這一批走向國際的中國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這些電影中滲透的文化反思與人文關懷則是世界性，如其對人性張揚的贊美，對專制文化毀滅、扭曲人性的控訴，對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則是全世界的觀眾都可以理解的。正如電影《刮痧》的導演鄭曉龍所說：“各種文化在淺層次在表面上雖然千差萬別，但當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親情，家庭層面時，則是相通的。”[18]善于尋找開掘東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離感”的文化資源，找到民族化與國際化兩者之間的“契合點”是實現中國電影全球傳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實際上，WTO給中國電影工業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使國內的電影工業和國際的電影工業進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國際電影市場對中國電影變得更加重要。很多電影如“《愛情麻辣燙》的票房主要在國外，國內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麗新世界》票房的30%-40%來自國外；《洗澡》60%來自國外，該片先后簽下包括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德國等世界主要電影集散地的總共50多個國家的銷售合同，票房達200萬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兩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達3億5千萬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觀眾中引起共鳴，得益于導演對影片文化內涵的發掘，當然，這種文化，是基于中日觀眾能夠共同理解的基礎上作出開掘的。如《暖》“通過自然，純美的畫面和音響的闡釋，探討人性，生活和生命意義的人文生態主義精神，把對當下中國社會存在的思考和人類環境，生存的問題意識并置于一段發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開掘了除畫面與音響語言之外更廣闊的意義空間。”[20]

對這種文化策略運用得最為成功的是獲得奧斯卡大獎的李安的《臥虎藏龍》以及張藝謀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俠大片，這些影片能夠成功打入歐美主流電影市場，無一不是采取這種“雙重編碼”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書寫中征服了西方觀眾。李安的《臥虎藏龍》創造了華語影片在歐美影院上映時間最長的紀錄，而張藝謀的《英雄》則開創了中國電影進軍海外市場的歷史性突破。據統計，其海外票房累計已超過11億人民幣；《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僅日本、韓國以及中國香港、臺灣地區就達28億。[21]有人把李安的《臥虎藏龍》的跨文化傳播在成功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國際化的演職人員；二是“遠離”華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現實主義動作畫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電腦數碼技術產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與再融合的文化主題。[22]應該說，這種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處就在于抓住兩種文化、兩個市場的“結合點”。《臥虎藏龍》跨文化傳播的成功也給了大陸導演以啟示，張藝謀、陳凱歌等敏銳地意識到富有中國特色的武俠片就是跨國傳播中的一個重要的“契合點”，陳凱歌正著手《無極》，張藝謀則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這些影片走的是商業電影的路線，已經具備了更加自覺的，更加積極的參與跨文化傳播的意識。張藝謀自覺地以中國獨具特色的“武俠文化”為內核，又摻入了“天下”、“和平”等國際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觀眾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內涵，加上精美的視覺效果，影片贏得全球觀眾的喜愛。“《英雄》是當下世界的一個隱喻。《英雄》的喜劇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滿了中國文化象征的電影，但這部電影的堅固內核確實全球性的……張藝謀和他的電影已經不再試圖展現全球化中的中國‘奇觀’，而是試圖用中國式的代碼闡釋一種新的全球邏輯。”[23]這樣的解讀見仁見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確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單就片名來說，借自中國傳統民樂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經讓它打上了中國制造的符碼，但在《十面埋伏》中我們分明又可看出《諜中諜》式的“臥底與反間”，《臥虎藏龍》的竹林之戰，《黑客帝國》中的氣勢與質感，這一切讓西方觀眾有著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馳的《功夫》無疑也是采取了這一文化策略。周星馳坦言希望自己的電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能夠被更多不同市場的觀眾接受，包括西方觀眾”。為了跨文化傳播的成功，他請來西方觀眾認可的袁和平做武術指導，精心制作動作特效，同時還加入包括日本漫畫風格在內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產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視的文化策略。由此看來，在富有東方文化韻味的中國電影中巧妙地編入國際性的符碼，無疑是中國電影進行跨文化傳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從題材策略來看，為了引起“共鳴”，中國電影還應該在電影題材，或說電影傳播內容上精心選擇。中國電影不能走向國際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于狹窄的電影題材限制了其影響力的擴大。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積累，有著無可替代的題材優勢，當下轉型期的中國更有許多的電影題材資源可供挖掘，遺憾的是我們對這些題材資源缺少現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觀照。當好萊塢瞄準“二戰”題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單》、《拯救大兵瑞恩》、《兵臨城下》、《珍珠港》等享譽全球的大片時，作為“二戰”受害國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中國電影在這類題材的開掘上卻差強人意，至今沒有一部在國際上有影響的“二戰”影片，只能歸之于創作視野的狹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國的題材資源卻在悄悄流失。“時至今日，政府層面對文化資源的流失還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蘭》就是一個從中國“竊取”題材資源的典型例子。中國電影要走向國際，不但要好好開掘自己的題材資源，也要注意關注一些國際性的題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題材資源，只有根據目標市場的受眾需求來配置題材資源才能征服國際影視市場。“在我們的影視題材中，夠得上國際性題材的作品實在太少了，老人題材，殘疾人題材、婦女題材，我們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題材和同性戀題材，也應當隨著社會的發展進入我們的視野。（中國電影）要完成從‘族意識’到‘類意識’的超越。在我們的影視中，關注民族性是應當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體化的今天，我們是否更應當關注人類共同的東西呢？族意識與類意識相比，類意識是更高一個層次，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來一些中國電影導演終于調整策略，開始關注一些“涉外題材”，拍出了一批所謂的“涉外電影”，從馮小寧的“顏色三部曲”（《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夏剛的《紅櫻桃》、《紅色戀人》到稍后的《開心哆來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來了》、《浪漫櫻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爾扎克與小裁縫》、《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編自茨威格小說的徐靜蕾《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中國電影開始有意識把眼光投向“外域”，關注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關系，關注中外文化、觀念的沖突與融合。這種題材策略上的轉變，顯示了民族電影從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跡象，是一種值得肯定的電影探索。在電影題材的開拓方面，“第六代”導演從“另一個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說“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話，那么“第六代”作為一個整體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題材策略”。第六代導演把眼光投射在當下，關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變化，關注邊緣人物的灰色生活，這種“邊緣題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性關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談到全球化力量時斷言，作為全球化的對應物或與之平行的運動，少數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從邊緣向中心運動，其目的在于最終消解中心的權力……“第六代的電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學界對全球化所導致的‘后人文主義’研究課題。”[27]作為“后人文主義”實踐的第六代導演的以其“邊緣化”的電影題材和獨具個性的藝術表現力征服了國際電影節的評委。縱觀近年來迅速在國際影壇崛起的伊朗和韓國電影，無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題材資源取勝的。“最偉大的藝術作品應該觸及現實生活的問題和任務，觸及人類的經驗，總是為當代的問題去尋找答案，幫助人們理解產生那些問題的環境。”[28]作為有著豐富題材資源的國家，中國電影應該具備一種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資源，一方面本著“拿來主義”的精神，積極開拓新的題材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電影的跨文化傳播功能，使中國電影在全球形成影響力。

第三，從藝術策略層面看，中國電影要善于借鑒國際化的電影語言，在保持自身美學特色的同時大膽創新。電影的語言表述系統主要包括運動的圖像語言與概念語言（如對白、旁白、獨白）的結合，其本質特點在于影像符號的表現力上。學者梵諾伊（F. Vanoye）列舉了電影的“特殊符碼”：攝影機運動、畫面大小變化、影像蒙太奇、場外用法、電影特技和音畫字的綜合。他認為電影藝術魅力之所在在于：（一）電影有最大的攝錄能力，彌補了其它許多藝術的最大缺憾；（二）電影具有最大的再現能力，包括了寫實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學者魏奈（M.Vernet）所謂的“電影非特殊符碼”：如涉及透視法的“知覺式符碼”、涉及文化背景的“認識性符碼”、有涉及個人偏好的“感性符碼”、涉及精神分析的“潛意識符碼”以及涉及敘事的“敘述性符碼”等等，使得電影藝術突破視聽限制，營造出一個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夢境世界”。[29]從電影的藝術本質上看，中外電影并無二致，只有在電影的藝術表現力上勇于創新才能在吸引廣大受眾。臺灣電影、香港電影以及中國第五導演的作品能夠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內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對電影語言的推陳出新也是功不可沒。正如論者所總結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許鞍華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電影，以侯孝賢、楊德昌為代表的臺灣‘新電影運動’，還有以陳凱歌、張藝謀為代表的大陸‘第五代’導演群體，盡管有著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和美學追求，但是，他們的影片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識的沖撞，在繼承性與超越性中，體現出中華民族電影藝術獨特的文化價值與審美價值，或者換句話講就是：‘用最現代的藝術語言來體現最傳統的中國文化。’”[30]沒有這種“最現代的藝術語言”，中國電影就無法進行跨文化傳播。學者尹鴻先生在總結中國電影國際化的藝術策略時概括了三點：一是“非縫合的反團圓的敘事結構”，即在敘事上放棄了經典好萊塢那種“沖突-解決”、善惡有報的封閉式結構。二是“自然樸實的蒙太奇形態”。即不采用好萊塢電影那種夸張、跳躍、緊促而戲劇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種相對靜止的畫面，比較平緩的蒙太奇聯結，有時甚至有一種中國山水畫、水墨畫的韻味，畫面開闊、造型平緩。三是“紀實化風格”。即在敘事風格上采用了一種反好萊塢的紀實手法，如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寧贏的《找樂》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說這種藝術策略在“第五代”身上還沒有形成自覺的話，那么在第六代導演那里，對于電影藝術個性的追求與張揚就顯得更為自覺。“第六代導演們走出國門，其共同的動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歐洲‘小眾型’的藝術市場（即先融資，再獲獎，隨后出擊市場），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對中國當下社會變革某個‘亮點’的發現以及藝術個性的張揚，去征服外域并開拓生機。”[32]這種立足本土，借鑒歐洲藝術電影，自覺的，有針對性的反好萊塢的藝術策略既使中國電影與世界領先的電影藝術接軌，又打造了中國電影的“藝術個性”，有利于中國電影以獨立的藝術身分走向世界，進行跨國傳播。

此外，從運作策略層面來看，中國電影要走向世界，也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礎上借鑒學習世界電影先進理念與商業操作規則，營造一個良好的有利于中國電影發展的“媒介生態環境”（如政策環境、資源環境、技術環境和競爭環境等）。正如邵牧君先生所說“中國入世后，電影業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全面實行產業化和徹底改變電影觀念。”[33]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要抵抗好萊塢，別無它法，只有如馮小剛所說的“用好萊塢的方式打敗好萊塢”。把電影作為一項產業，實施好市場化戰略，做好電影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環節。好萊塢電影的投資策略、品牌策略、市場策略、營銷策略等都值得中國電影借鑒。張藝謀說：“從投資，制作到發行，推廣，可以明顯看出系統地向好萊塢的商業操作規則學習，很有必要，從商業角度來說，中國電影越接近規范化操作，說明中國電影越成熟，對抗好萊塢的商業大片，這就是實際行動”。[34]《英雄》、《十面埋伏》的成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實際上，這兩部電影也是集跨文化傳播中的文化策略、思想策略、藝術策略與運作策略于一身的典范，張藝謀本人也不愧是中國電影跨文化傳播的里程碑式的導演。

三、跨文化傳播中的“把關人”與“涵化分析”：讓西方觀眾進入東方情境

在跨文化傳播中，一個有效的傳播至少包含三個關鍵要素：傳播主體、接收者和經過編碼的信息。［35］上文已經論述了跨文化傳播中“編碼信息”要注意兼顧兩種文化的共性與差異，除此之外，傳播主體和接收者（傳播對象）也制約著跨文化傳播的效果。運用傳播學的“把關人”理論和“涵化分析”理論可以對跨文化傳播的過程與要素進行更為深入地分析。“把關人”又稱為“守門人”（gatekeeper），是由心理學家庫爾特盧因1947在《群體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盧因所講的“把關”含義是指傳播者對信息的篩選與過濾，這種對信息進行篩選與過濾的人就叫做把關人（或守門人）。在傳播者與受眾之間，“把關人”決定信息取舍，起著是否傳遞，如何傳遞信息的重要作用。在電影媒介中，所有參與電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把關人”，但最為最要的把關人當屬電影導演。“涵化分析”也稱“培養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國傳播學家G格伯納等提出的。格伯納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傳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的影響。由于傳播媒介的某些傾向性、人們在心目中描繪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發生著很大的偏離。媒介對受眾的這種影響不是短期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的過程，它在不知不覺當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格伯納等人將這一研究稱為“培養分析”。這一理論揭示了大眾傳播媒介對人們的現實觀究竟具有什么樣的影響，這種影響又是如何發生的。“涵化分析”理論對于中國電影走向世界進行跨文化傳播，培養“國際受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主體策略。在傳播主體方面，中國電影要培養合格的“把關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傳播者。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人應該具備一種國際化視野，摒棄單一的視角和過重的本土情結，用現代化、全球化的視界來觀照中國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異。臺灣導演李安執導的“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飲食男女》將中國傳統文化時置于西方文化語境中進行比照，引起觀眾對中西文化差異的興趣與思考，叫好又叫座；其《臥虎藏龍》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表述上進一步接近西方人的習慣，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對中西文化和中西審美差異的熟稔把握。“后WTO時期的競爭，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藝術創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攝出富有民族文化節含金量和具有創意的作品，才能切實推進本土電影產業化的歷史進程，真正開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電影市場。”［36］可見人才對中國電影的重要性。在中國，真正稱得上國際電影品牌，具有國際票房號召力的只有張藝謀、陳凱歌等少數幾位導演，即便如極具國內票房號召力的馮小剛，在國際影壇上也是默默無聞。盡管中國的第六代、新生代導演們已經浮出水面，但中國電影要打造真正的國際品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受眾策略。在接收者（傳播對象）方面，中國電影要占領國際市場，必須培養中國電影的“國際受眾”。從傳播學的“涵化分析”理論來說，國外電影觀眾是通過中國電影所提供的“擬態環境”或“象征現實”來認識中國人，中國文化，來建構他們頭腦中的中國形象。由于這種影響是一個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培養”過程，這就要求中國電影要處理好電影媒介的“設置議程”功能，運用正確的文化傳播策略，讓國外觀眾了解、熱愛中國文化，對中國電影產生濃厚興趣，用銀幕塑造真實、完整而富有個性的“中國形象”。中國電影要贏得國際受眾，還必須注意研究國際受眾的欣賞口味和觀影心理。中西受眾“在媒介的受眾觀念方面，以及在受眾的媒介取舍觀方面，雙方的差異性大于共同性。”［37］中國電影要善于引導和培養觀眾的“中國式審美”。“藝術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能使受傳者獲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對藝術傳播者來說，還不能滿足于此，更應積極、主動地擔負起培養人們對美的感覺能力，陶冶人們的品性，養成高尚的藝術趣味和健康的審美觀念。”［38］當然，這種引導“培養”的具體策略還是要落實到跨文化傳播的“雙重編碼”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點”，既注意審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個人的藝術審美心理易于和表現他所屬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藝術作品共鳴，同時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約，也愿意接受他種地域，異族文化形成的藝術作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確，中國電影對國際受眾的審美心理與藝術趣味既要適應，又要引導與提高。實際上，在培養國際受眾方面，中國電影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由于幾代中國電影人努力，中國的“武俠類型片”已經在海外培養了大批忠實觀眾。今后中國電影還要通過進一步的努力，形成樣式更加豐富的“中國類型片”，吸引更多的國際受眾，打造好中國電影進軍國際市場的品牌。

四、跨文化傳播中的“雙贏”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訴求

在和好萊塢電影的同臺競爭中，中國電影是繳械投降，還是積極抗爭？是消極抵抗還是勇敢地走出去？這是中國電影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跨文化傳播既需要寬廣的文化視野，更需要過人的傳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國家和地域能夠在差別中得到共同發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識下文化的多元發展的新形勢呢？我認為中國的和而不同的原則或許可能為我們提供正面價值的資源。”［40］“和而不同”，這既是中國電影跨國傳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訴求，是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終極目標。我們不必擔心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化失去個性，相反，參與跨文化傳播，“外國文化會豐富本國文化。因為文化的發展是通過外來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鑒而實現的。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多元競逐的過程……合成的文化無可否認依然是本土的，并成為繼續演化的新起點”[41]文化需要交流，沒有交流就沒有發展。“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傳播是文化發展的動力。”［42］縱觀亞洲新電影的崛起，可以發現他們并未采取與好萊塢“你死我活”的對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為準則，從本土資源中發掘民族特色，在與好萊塢的對話與交流互動中實現“雙贏”。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大衛鮑威爾（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屆國際華語電影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跨文化空間：華語電影即世界電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斷：“直率地說，中國電影是屬于中國的，但它們也是電影。電影作一種強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僅需要依靠本國的文化，同時也需要吸收更加廣泛的人類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備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國電影才能真正沖出國界并為全世界所接受。”［43］對于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電影來說，面對好萊塢電影的進入和亞洲新電影的崛起，唯有積極參與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傳播策略，廣泛汲取，大膽創新，才能實現百年中國電影走向全球的美好夢想。

[注釋]

[1]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轉引自劉建明：《全球化的終極與國際傳播架構》，《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2頁。

[3] 賈磊磊：《鐫刻電影的精神----關于電影學的范式及命題》，《當代電影》2004年第6期。

[4] J.Z.愛門森（J.Z.Edmondson）N.P.愛門森 （N.P.Edmondson）：《世界文化和文化紛呈中的傳播策略——一個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計劃》，《中國傳媒報告》2004年第2期。

[5]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頁。

[6]熊澄宇、程綺瑾：《新媒體傳播與跨文化交流》中華傳媒網 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2005-05-06 20：30。

[7]陳衛星：《跨文化傳播的全球化背景》，《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2期。

[8] （美）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梁光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頁。

[9]黃式憲：《全球化浪潮與中國本土電影的文化選擇》，胡智鋒主編：《影視文化前沿》，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頁。

[10]王寧：《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編：《沖突和諧：全球化與亞洲影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9頁。

[11] 楊瑞明：《傳播全球化——西方資本大規模的跨國運動》，《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2期，第17頁。

[12]王寧：《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編：《沖突和諧：全球化與亞洲影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9頁。

[13] 陳衛星：《信息傳播與本土文化的互動》，《創世紀舌戰－2001國際大專辯論賽記實和評析》，北京西苑出版社，2001年。

[14]顏純鈞：《與電影共舞》，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15]顏純鈞：《全球化：文化差異與文化資本》，孟建，李亦中主編：《沖突和諧：全球化與亞洲影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92頁。

[16]梅特希約特：《丹麥電影與國際化戰略》，《后理論：重建電影研究》，中國社會學出版社，2000年，第714頁。

[17] 顏純鈞：《全球化：文化差異與文化資本》，孟建，李亦中主編：《沖突和諧：全球化與亞洲影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0頁。

[18]鄭曉龍：《從〈刮痧〉尋找人類的家園》，《中國電影報》2001年3月1日。

[19] 李寶江，張江藝：《“藝瑪現象”初探》，《中國電影市場》2001年第1期。

[20]劉丹凌，屈獨芳：《生活在別處——電影〈暖〉的文化闡釋》，《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第12期。

[21]鐃曙光：《2004：中國電影備忘錄》，《文藝報》2005年1月22日。

[22] 林勇：《猛虎出山，蛟龍下海——論李安的文化定位》，孟建，李亦中主編：《沖突和諧：全球化與亞洲影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67頁。

[23]張頤武：《英雄：新世界的隱喻》，《當代電影》2003年第2期。

[24]符郁：《：港產口味與全球化元素》《經濟觀察報》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12125，2005-05-06 12：22。

[25]顏純鈞：《與電影共舞》，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26]孟建：《“文化帝國主義”的傳播擴張與中國影視文化的反彈》，《全球化與中國影視的命運》，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92頁。

[27]王寧：《全球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分析》，《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5期。

[28] [匈]阿諾德豪澤爾：《藝術社會》，居延安譯，學林出版社，1987年，第65頁。

[29] 閻嘯平、彭麗華：《傳播研究新視角》，臺灣世新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05頁。

[30]彭吉象：《全球化語境下的中華民族影視藝術》，《現代傳播》2001年第2期。

[31]尹鴻：《國際話語境中的中國大陸電影》，銀海網filmsea.com.cn/zhuanjia/，2005-05-06 20：40。

[32] 黃式憲：《全球化浪潮與中國本土電影的文化選擇》，胡智鋒主編：《影視文化前沿》，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頁。

[33]邵牧君：《入世后中國電影的前景》，《戲劇電影報》2000年7月7日。

[34]中國電影家協會：《笑論〈英雄〉》，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年，第125-126頁。

［35］關世杰：《跨文化交流學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學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8頁。

［36］黃式憲：《全球化浪潮與中國本土電影的文化選擇》，胡智鋒主編：《影視文化前沿》，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66頁。

［37］王國珍：《全球化態勢下的中西受眾觀比較》，《中國傳媒報告》2003年第2期。

［38］邵培仁：《藝術傳播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00頁。

［39］宋家玲：《影視藝術審美心理特性——兼論我國“轉型期”影視審美心理的變化》，胡智鋒主編：《影視文化前沿》，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03頁。

［40］湯一介：《中國文化對21世紀人類社會可能之貢獻》，《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

篇6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在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保持了高速、持續的增長，吸引外資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02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工業產值已占我國GDP的31.2%，出口額達到1700億美元，已占我國全部出口額的52.2%。但是，也應當看到，它們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其中在轉移價格的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

經研究發現，有近一半的跨國公司在華企業承認在與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交易時，使用了轉移價格。可見，外商投資企業的轉移價格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嚴重影響了我國引進外資的關聯效應，對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極為不利。

一、跨國公司使用轉移價格的原因及其表現形式

1.跨國公司使用轉移價格的原因 轉移價格，又稱劃撥價格，管理價格等等，是從事跨國生產經營的企業系統內部在進行交易時所執行的價格。根據轉移價格確定方法的主觀性的不同，運用轉移價格的目的的差異，可以將轉移價格劃分為兩種。第一種轉移價格，是指它成為一種既脫離中間產品的成本，又不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而是成為為跨國企業全球戰略服務和謀求公司整體利潤最大化的工具，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轉移價格。第二種轉移價格，是指以中間產品的成本為基礎的價格，但同時可以滿足母公司合資公司利潤最大化的條件的價格。轉移價格既不反映成本、也不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而是由跨國公司為達到其全球戰略目標所決定的。

跨國公司使用轉移價格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1)避稅。跨國公司最主要的經營目標是全球稅后利潤最大化，盡可能減少繳稅是跨國公司的方略。

(2)逃避外匯管制。我國和許多國家一樣，實行一定程度外匯管制，為了能及時從中國子公司取得股息、紅利，母公司從貨物價格、勞務費、特許權使用費等的支付中變相取得股利，從而繞開我國對匯出利潤的外匯管制。

(3)獨占或多得合資企業的利潤。跨國公司在中國主要以合資與合作的形式開展活動。為了獨占或多得稅后利潤，境外母公司利用自己與子公司進行交易的機會，通過轉移定價，把子公司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自己的賬上，使子公司的賬面利潤減少或出現虧損，這樣跨國母公司就可以把理應屬于中方投資者的一部分利潤也據為己有。

(4)增強子公司的競爭能力。為了資助新成立或遇到激烈競爭對手的子公司，跨國公司就采用低的轉移價格向其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或收取較低的技術使用費，降低其成本，提高其競爭能力。

2.跨國公司使用轉移價格的形式

(1)貨物價格。在跨國公司的轉移價格中，貨物價格的使用占了很大比重。公司通過使用貨物轉移價格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原則下的市場價格，實現利潤的轉移，資金的流動。

(2)勞務費用。在跨國公司體系中，各公司之間可以通過提供服務，收取高額或低額服務費用來實現轉移價格。勞務費用有技術性勞務費和管理性勞務費兩種。

(3)特許權使用費。對特許權使用費的支付，可以用單純的形式或隱藏在其他價格中(如隱藏在設備價格中)。特別是專利、專有技術和商標，由于具有不可比性，很難掌握其真實價格，所以跨國公司可以在這方面大做文章，靈活性較大。

(4)提供內部貸款。在母公司對子公司進行投資的過程中，貸款較之參股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在一定條件下它可以獲得避稅好處。因為子公司用股息形式償還母公司的投資，在納稅時不能作為費用扣除，但支付的貸款利息則可以作為費用扣除。而且母公司還可以根據整個公司情況制定利息率的大小。 (5)租賃費。利用租賃而不是購置設備可以免去籌資的負擔，達到減輕稅負的目的，而且租賃費可以作為轉移價格的一種形式，如利用很低的租賃費在跨國公司內部將一個公司的資產堂而皇之地轉移給另一個公司，實現其經營目的。

二、轉移價格的幾種方式及危害

跨國公司的轉移價格，人為的影響或控制子公司成本和利潤，其主要方式和方法有以下幾種方面。

1.控制商品進出 口價格 在跨國公司轉移價格運用中，貨物購銷占有重要地位。在涉及原材料，燃料、零部件、半成品及產成品的內部交易活動中，跨國公司采用“高進低出”或“低進高出”的手段，將利潤在關聯企業之間轉移。轉出利潤的一方面高價支付貨款，低價售出商品;采用這種方法，可將利潤從高稅地區轉入低稅地區。

2.控制固定資產出售價格和使用年限 有些跨國公司的大型設備等固定資產是由內部相互提供的。跨國公司認為變換固定資產價格及其使用年限，既可以影響企業的股權份額，也可以影響子公司折舊費的分攤，進而改變當期產品成本，從而影響關聯企業的利潤分配。

3.控制內部資金融通的利率 跨國公司關聯企業之間經常進行各種方式的資金融通，借貸是最常見的方式。關聯企業的資金借貸，其利率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跨國公司往往利用轉移價格認為控制借貸利率，從而影響關聯企業的經營成本，達到轉移價格的目的。

4.控制無形資產使用費標準 跨國公司經常向子公司提供專有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的使用權，而這類無形資產的價值卻很難準確估算。跨國公司在關聯企業之間進行無形資產轉讓時，任意規定價格，從而實現其控制關聯企業成本，轉移利潤的目的。

三、跨國公司操縱轉移價格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通過轉移價格，跨國公司控制著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使這些子公司服從于其全球戰略目標，并保證跨國公司本體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跨國公司利用轉移價格達到自身目的的同時，也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一系列不利影響。 1.中方合資、合作者的利潤被侵吞 對于合資企業來說，中方合資者根據股權比例分享利潤，而對合作企業來說，中方利潤由合同規定，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利潤。外方運用轉移價格的方法，使企業的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負利潤”，這導致中方利潤減少甚至虧損，而外方公司的總體利潤變大。

在外方運用轉移價格的過程中，中方的利潤被侵吞。 2.減少我國的稅收收入 外商投資企業稅收收入的多少是影響我國利用外資效果的一項重要的評價指標。對“三資企業”的稅收構成了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收益的一個部分。我國正常的所得稅稅率為33%，為了吸引外資，規定了“三資企業”在稅收上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優惠，也就是說“三資企業”運營后第三年起所得稅稅率為16.5%，第六年起所得稅稅率為33%，許多外資企業通過“高進低出”的轉移價格將在華子公司的利潤轉出，從而逃避了我國較高的所得稅。 3.使我國的國際收支惡化 外商投資企業“高進低出”的轉移價格嚴重惡化了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

一方面，轉移價格的使用可使外商整體利潤增加，從而驅動外商大量進口國內可以生產的投入品，這將導致我國國際收支商品進口增加，經常項目流出。另一方面，在外商投資企業向國外的關聯企業購入相同數量的產品、勞務、技術等或出售相同數量的產品的情況下，高進低出的轉移價格將導致我國商品進口和無形支出的增加，商品出口的減少，從而進一步惡化我國國際收支。 4.降低外商直接投資的關聯效應 很多外商利用其進口控制權，高價從國外關聯企業進口原材料及半成品，而這些原材料和半成品國內企業是可以生產的，而且符合質量要求，價格也低于進口的同類產品，從而大大地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關聯效應。

四、控制跨國公司濫用轉移價格對策 對于跨國公司使用轉移價格我們應該成兩方面看：跨國公司正當使用轉移價格，可以使其降低經營風險，改善經營狀況，同時在不損害我國利益的情況下，作為東道國的我國也可以擴大貿易量，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但是當跨國公司濫用轉移價格時，就會對我國經濟造成及其不利的影響。因此對跨國公司濫用轉移價格必須進行監控和管制。

主要有以下一些對策：

1.改變控制轉移價格會影響利用外資的思想 對轉移價格進行適度管制后(適度管制的最低標準為使我國利用外資的凈收益大于零)，外商理性的反應可能有兩種：第一種，如果此時外商的收益仍然大于零，則保留和繼續在華投資;第二種，如果此時外商的收益小于零，則停止或撤出在華投資。顯然，無論發生哪種情況，我國利用外資的凈收益都會增大。因此，對轉移價格進行適度管制并不是損害而恰恰是促進了利用外資的工作。

2.切實制定和執行反轉移價格避稅法，完善稅收制度，有 效進行避稅防范 從國際慣例看，可將外資企業減免稅的期限由“盈利開始年度起”改為“企業投資經營后的某某年起”，其年度可根據外商投資的行業、年限、資本額來綜合考核確定。對稅法所說的調整方法在使用范圍和計算公式方面作詳細的補充和完善，對不提供必要交易情況資料的納稅人采取懲罰手段等;

3.建立國際商情網，加強對跨國公司內部交易商品的監督檢驗 我們應該建立專門的經濟情報網，搜集有關產品和服務的國際市場供求狀況，對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有關價格、性能、市場行情有全面的了解，以此為基礎建立監管機制。商檢部門應對由外方提供的有關原材料、設備等進行認真的檢驗鑒定，防止以次充好，以舊當新，杜絕跨國公司對在我國的子公司實施的高轉移價格流動方式。

4.增強合資企業中中方的管理權 外商能任意使用轉移價格的先決條件是外商實際控制企業的主導經營權，而這些是通過股權安排或非股權安排來實現的。因此，為了控制外商利用轉移價格來損害中方的利益，中方一方面要力爭多數股權;另一方面要盡快消化吸收并發展引進的先進技術，熟悉國際銷售渠道，并切實增強中方經理的責任心與業務水平。

李爾華:跨國公司經營與管理[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

張紀康:跨國公司與直接投資[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胡峰:論跨國公司內部轉移價格制定的方法及其依據[J]。甘肅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3 (1).

篇7

一、注重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環境評估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國企業主動“走出去”積極融入世界經濟大潮是其必然選擇。在統一開放的全球性大市場中中國企業在實施跨國經營的戰略選擇前進行詳細的、準確的投資環境評估，建立完善的投資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就顯得至關重要該指標體系包括:

1行政環境的評價指標。投資雖然是一種經濟行為但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要受到當時當地的政治(行政)環境的影響。從投資的角度考慮行政環境主要包括:政局的穩定性政府機關辦事效率、政府工作人員素質、政府對外商投訴的態度政策的透明度、政策的公開性、穩定性、靈活性政府對外資的政策政治腐敗程度等。

2經濟環境的評價指標。一般來說對經濟環境的評價可以分為經濟發展條件與自然支撐體系、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結構、市場狀況、生產成本、金融環境、經濟開放度等幾個大項每一大項可以列出若干子項目每個子項目則需要選擇若干具體的、可以量化的指標加以反映。

3.法制環境的評價指標。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良好的法制環境構成投資環境的重要內容。對法制環境的評價主要涉及法律的完備性、仲裁的公正性、法制的穩定性和涉外法規的執行等項，以及相應的子目。一般來說此類指標難以量化因此也難形成較規范的結構模式。

4.社會環境的評價指標。投資的社會環境評價指標主要是指生產服務環境、生活服務環境、教育環境、文化環境等。社會環境評價指標主要包括政府機關的管理和服務，中介機構的種類、數量和服務信息化水平和能力生活用水、暖、氣、電供應狀況通信、商業和金融狀況;學校教育、成人教育、職工培訓距學校、醫院、郵局的距離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

5.基礎設施與自然環境的評價指標。

二、謹慎選擇跨國經營的路徑

目前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總體上處于起步階段各方條件尚不完備選擇經營方式切忌盲目要從本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狀況采取相應的跨國經營方式和策略。通常應以產品出口為先導取得經驗，了解市場，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經營環境后，再循序漸進逐步開展合資、合作乃至獨資、戰略聯盟、跨國并購等方式。

其中跨國并購是實施跨國經營的重要戰略，但是盲目實施跨國并購也曾給中國企業造成巨大的損失。事實證明，跨國并購是一個戰場，而不是一個鋪滿了玫瑰的溫床。中國企業跨國并購要建立在堅實的戰略基礎上而不應該心血來潮，出自一時的沖動:要采取規避風險的措施，而不應該盲目投資被迫付出更高的并購代價要修煉高超的整合能力而不應該以購了之為并購而并購。

三、有效規避跨國經營風險

近年來我國跨國經營既給企業帶來了更多的利潤，也給企業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的國際風險。除自然災害外，目前我國跨國經營中面臨的風險主要體現在政治風險上。政治風險，是由于東道國政府或社會政局的不穩定和政策的不連續性而導致的跨國公司國際投資和貿易活動受到影響并使其經營管理績效和其他目標遭受不確定性。麥肯錫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海外收購有67%不成功。幾乎中國企業的每一次海外并購都會在東道國遭遇到政治方面的責難。因此如何有效規避政治風險已成為我國企業實施跨國并購的前提。

四、正確制定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文化戰略

在國際商務環境日趨完善的背景下跨國經營已經成為眾多企業實現擴張、形成規模的必要途徑。然而實踐證明異質文化的影響和作用往往成為企業跨國經營中難以逾越的鴻溝。文化差異特別是管理文化上存在的沖突制約了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文化因素對于跨國企業經營管理的成功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事實上，中國企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越來越多的跨國經營中的文化障礙面對各種各樣的文化差異與文化沖突僅運用傳統的戰略管理方式還是不夠的必須要重視和規劃企業的文化戰略。一般來說文化戰略的制定包括調查、分析、定位、規劃和實施五個環節。

1.文化戰略調查。是確立文化戰略的前提調查對象是實施跨國經營所在國家的民族文化、并購合作企業管理文化的特質、本企業的文化特征。好的文化調查應全面反映公司的文化環境、人文狀況和公司文化的特質及其系統性。

2.文化戰略分析。核心任務實要鑒別出國外民族文化與公司文化的特質及其系統性并把它們完整地顯示出來。可以為日后海外投資的文化戰略規劃提供現實的依據為文化戰略的導入找到好的切入口。

3文化戰略定位。是文化戰略成功的一個基本的支持點。

篇8

研究意義：1.知道跨國公司的形成于發展 2.明白跨國公司的經營戰略 3.明晰跨國公司與世界經濟發展的關系 4.了解以及掌握跨國公司在華的經營戰略 5.知道跨國公司本土化經營的原因以及戰略特點 6.清楚跨國公司本土化的 7.洞悉跨國公司本土化經營戰略對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以及弊端 8.文化需求以及轉移問題始終是根本。

選題的研究現狀（應該是主要參考文獻中的觀點綜述，即文獻綜述）

1.近10年來，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具魅力的新興市場之一，吸引諸多跨國公司紛至沓來。據統計，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已有300多家落戶中國。

2.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協議使用外資高達4700億美元，實際引進外資1700億美元；批準外商投資企業累計超過28 萬家，實際已運行14萬家，從業人數達1700萬。世界名列前茅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近200家來華投資。

3. 二十一世紀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跨國經營將成為各國企業常用的經營方式。企業跨國經營必然要面對和處理交叉文化（cross－culture）問題。

4. 近一二十年間，雖然各國在跨國經營的人事戰略上各有特點，但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在跨國公司可供選擇的諸如人才母國化、人才國際化等人事戰略中，人才本土化戰略的影響越來越大。外國學者的調查表明，44家美國跨國公司中有43家都雇用了當地人員作為高級管理者。

5.跨國公司海外分支機構本土化經營的決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受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對本國的經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擬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思路

主要內容如下：

一、 跨國公司的產生與發展（略寫）

1.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跨國公司雛形

2.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跨國公司的發展

3. 冷戰時期跨國公司的推進

4. 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跨國公司的大發展

5. 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最新進展

二、 跨國公司本土化的重要性

(一)跨國公司的概念

(二)本土化的概念

(三)跨國公司本土化原因

1.本土化有利于合理充分的利用生產要素。

2.有利于繞過貿易壁壘。

3.可能得到東道國政策支持。

4.克服文化的差異。

三、跨國公司本土化經營戰略的主要內容

（一）營銷本土化

（二）品牌本土化

(三)人員本土化

1.人員選聘本土化

2.本土員工的培訓

3.本土員工的管理

（四）采購和生產本土化

（五）技術研發本土化

（六）利益本土化

五、跨國公司本土化經營戰略對我國經濟的影響（重點）

（一）積極影響

1.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的進程

2.引進現代企業生產經營的理念和方式

3.促進了不同文化的融合與管理變革

4.使得各國資源共享

5.促進中國人力紫云水平的提高

（二）消極影響

1.跨國公司相互間建立了策略性技術聯盟，形成技術壟斷以在東道國獲取更大的利潤。

2.有可能導致跨國公司的壟斷

3.學校國外先進技術受阻礙

4.有可能產生跨國公司投資風險的轉移

（三）對消極影響企業以及政府應該采取的政策

研究思路如下：主要是根據跨國公司本土化經營的現狀，本土化經營的主要措施，本土化對經濟的積極和消極影響等等方面，針對這些研究成果和自己對本土化經營這一話題獨到的見解相結合，對我國目前跨國公司本土化經營某些某些方面有所啟示。

研究的創新點及重、難點

創新點：跨國公司本土化的實質研究以及跨國公司本土化經營戰略的弊端。

重點：跨國公司本土化的具體戰略方式以及特點，跨國公司本土化的原因及跨國公司本土化對我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的影響。

難點：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稍快，跨國公司本土化戰略也隨著經濟的變化而相應的做出調整，弊端也會慢慢出現，資料相對欠缺，對某些措施不能盡快的了解。

研究進程安排（按學校統一安排來寫）

第一階段：2019年1月12日—2019年2月10日 搜集相關資料

第二階段：2019年2月11日—2019年3月25日 論文第一稿

第三階段：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8日 論文第二稿

第四階段：2019年4月9日—2019年4月13日 論文第三稿

第五階段：2019年4月14日—2019年4月20日 論文定稿

主要參考文獻（格式不對）

【1】揚大楷，劉慶生，蔣萍 國際投資學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2】王彥.淺析跨國公司本土化戰略在華經營本土化戰略 吉林：長春理工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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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西方學者對跨國公司的研究是從國際投資開始的,然而,在世界經濟史中,國際貿易的歷史遠比國際投資悠久,國際貿易的理論也比國際投資的理論成熟得多。在國際貿易理論中,有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和被稱為“赫—俄—薩模式”(h-o-s model)的要素稟賦理論等比較公認的權威學說,而在國際投資方面的研究則較為薄弱。西方學者通常運用國際貿易理論來解釋國際投資現象,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各自的運行機制有所不同,國際貿易理論難以對國際投資做出較為科學的解釋。 

二、我國國有企業跨國經營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海外經營中的問題主要是與企業的內部自身所存在的缺陷與不足相聯系。這其中企業產權制度不明晰,海外企業缺乏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是主要原因。 

(一)產權制度不明晰 

目前我國境外企業的管理方式主要實行的是承包經營制度。這本身是在當前我國對外投資管理經驗相對缺乏,管理機制不完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但問題是這種承包性制度往往建立于并不明晰的產權制度之上,在產權、制度和體制方面的深層次的改革遠未到位。 

首先,按常理,境外企業的國有資產理應保值和增值,但從實際情況看,相當一部分境外企業的國有資產不僅沒有增值,甚至連保值也未能做到。企業資產管理中存在漏洞,主要有:一些企業的國有資產以個人的名義在當地注冊,造成產權關系不明確,給國有資產流失造成隱患。其次,激勵與約束機制的不健全不僅存在于國內母公司,一些企業的境外子公司也沿襲了傳統企業的經營機制。在該制度安排下資產所有者與經營者間的收益權與使用權劃分沒有得到合理且清晰的界定,進而導致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由于企業的管理機制尚未根本改變,國內企業可能過于強調了對海外公司的我國國有企業跨國經營問題研究管理與控制,而海外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與決策權力被大量剝奪;另一方面,對于海外企業的公司經營狀況、財務狀況與業務發展漠不關心,這也直接導致了許多海外企業缺乏國內母公司的相關支持而孤軍奮戰,海外業務的拓展活動顯得后勁不足。同時國內母公司的這種態度在產權制度不明晰的情況下極易造成境外企業管理中的“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甚至導致管理者設租、尋租與企業資產的海外流失。 

(二)政企不分與所有者主體缺位 

我國國有企業歷來是我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的重點與難點,其關鍵問題就是政企不分與所有者缺位。應該說,國有企業的資產屬于國家所有,國家與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之間是委托關系,這在產權制度上是相對明晰的。簡單來講就是,機構作為所有者是可以的,但實際操作中管理國有資產的是機構中實實在在的人,而這些人在事實上的責、權、利等方面與其所管理的國有資產并無百分之百的利害關系。這樣來看實際上無論是國資委還是財政部充其量也只能還是國有資產的一個人而己,而相應的委托人即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方面仍然處于缺位的狀況之中。 

三、推動我國國有企業跨國經營的戰略 

(一)提高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企業在一定的外部經濟環境下,成功地進行國際生產與經營活動的能力。具體表現為企業能夠更有效地從事設計、生產、銷售產品和服務,其價格和非價格特性較國外競爭者更具有市場吸引力。我國國有企業必須提高國際競爭力,只有提高國際競爭力,才能更有效的開展對外貿易和海外投資。 

(二)把軟技術創新作為提高國有企業科技開發能力的突破口 

把軟技術作為技術創新的突破口是是因為: 

第一,投資少,風險小。硬技術創新需要的投資較大,潛在的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也較大,而軟技術創新是對產品本體的延伸部分的創新,投資較少,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也相對較小。 

第二,容易實現技術創新的目標。軟技術創新從構思開發到具體實現都是以企業內部為主,只要充分利用企業自身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銷售人員、生產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的努力,就可以達到技術創新的目標。 

(三)加大國有企業科技開發資源的投入力度 

首先,加大國有企業研究開發投入力度。科技開發是高投入、高風險活動,沒有較大投入,很難進行創新。其次,建立有效的國有企業內部創新機制。最后,大力培養科技開發人才。科技開發是一個由知識技能的積累到創造性地應用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是靠承載知識技能的各種人才來完成的。國有企業為了獲得高水平的科技開發人才,一方面要值得投資自己培養,另一方面要積極引進國有企業需要的各種專業人才,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使他們有用武之地。 

四、結論 

我國國有企業在進行跨國經營之一前,應強化我國國有企業自身素質,明確自身的優勢、劣勢,克服自身劣勢,認真地做好知識準備和相應的人才準備,要全面地熟悉和把握國際慣例以及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產業政策變化以及法律政策等。根據我國國有企業的核心實力來決定國際化的發展戰略,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認真開展海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明確投資方向。通盤考慮項目的條件和直接、間接效益,減少盲目行動,規避和減少風險。 

 

參考文獻: 

[1] 于穎.淺析我國企業跨國經營存在問題的成因[j].商場現代化,2007. 

[2] 邵祥林.“走出去”跨國經營一中國經貿強國之路[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3] 中國大企業與世界級企業差距在哪里?[n]人民日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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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發展現狀及優勢

（一）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現狀

根據我國有關部門的統計調查，我國已在境外投資設立海外企業6758家。投資涉及的行業從初期集中在貿易方面，發展到資源開發、生產加工、交通運輸、工程承包、醫療衛生、旅游餐飲及咨詢服務等領域。我國出口年增長速度為17.4%，高于全球平均增幅9個百分點，其中，中小企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成為我國外貿出口和外向型經濟的主力軍。[1]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是我國中小企業出口的重要方式之一。據估計，香港加工業有70%以上已轉移到內地，其中大部分是出口加工型的中小企業。目前，我國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有近15萬家，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從業人員3000多萬人，約占城鄉工業就業總人數的35.4%，在加工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由45.2%上升到72%。從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來看，我國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規模相對較小。以中小企業占很大比重的浙江省來說，其境外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為58.78萬美元，中方獨資的平均投資規模僅為9.67萬美元。這樣的投資規模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約600萬美元的平均規模，也低于其他發展我國家跨國公司子公司平均約260萬美元的規模。[2]

（二）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優勢

1．速度優勢

中小企業在投資決策過程中政府干預較少，其決策行為更接近于市場決策。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本身資金實力有限，對外投資的規模較小，政府缺乏干預的熱情；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業產權清晰，在人事和行政方面都有較大的自主權。由于政府干預較少，中小企業投資決策的經濟性大大強于國有大企業，這是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直接投資較之國有大企業的一個明顯優勢。約翰·奈斯比指出，小公司能夠較快地革新產品及公司內部經營以利用更新的技術。對小企業來說，速度就是小企業的優勢。當大企業對速度變化的條件反應遲緩時，雷厲風行的小企業家就可以利用他們的速度競爭優勢，在大公司做出反應之前獲取巨大的銷售業績。

2．低成本優勢

在開放經濟的背景下，我國的中小企業能夠動態地利用和發揮各類比較優勢，獲得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優勢，實現了傳統比較優勢的深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許多中小企業緊緊抓住世界產業結構調整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我國家轉移的契機，在紡織、服裝、玩具等典型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廣泛形成并不斷擴大了低成本的競爭優勢， 取得了較大的國際市場份額，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促進高級生產要素（如資本與技術）的生成能力，為產業結構的進一步提升奠定了內部物質基礎。

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得到了很大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小企業的境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將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但是，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與障礙。

二、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的國內政策法規數量較少，且較為零亂，不成體系。一些主要的政策法規尚不成熟和規范，有些政策法規由于頒布的時間較早，其內容、手段和覆蓋范圍都不適應當前境外直接投資發展的需要。迄今為止，我國沒有一部系統化的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的基本法，也缺少相關的配套政策法規。由于缺乏政策指導和立法工作滯后，導致我國境外投資中出現一定的盲目性，投資的區位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投資輸入與輸出的比例失調。

我國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缺乏應有的鼓勵和扶持措施，從而難以激發國內企業的境外投資熱情，妨礙了境外企業的長足發展。一方面，我國的境外企業還不能有效地運用各種創新的融資工具，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資金；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管理體制的制約，我國境外企業與國內金融機構的聯系仍停留在傳統的借貸關系上，還沒有形成一種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相互融通的格局。在稅收政策方面，我國至今尚無一套專門針對境外投資企業的稅收管理制度，這既使我國境外投資活動無法得到政府稅收的有力扶持，又使境外企業稅收征管處于較為混亂的狀態。這也大大限制了中小企業的跨國經營。

三、我國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對策與措施

（一）完善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融資政策

一是從中央到地方普遍設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專項基金，根據中小企業和項目的不同情況，分別以各種方式給予支持，從而引導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社會資金流向外向型中小企業。二是鼓勵國有大商業銀行恢復和擴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配置，同時，大力保護和發展適合中小企業需要的中小型金融機構。對向中小企業提供跨國經營業務貸款的各類金融機構，政府要實行各種優惠政策和獎勵辦法。三是擴大中小型跨國企業的境外融資權。四是打破所有制和企業規模的限制，允許并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到證券市場直接融資，同時，鼓勵、支持和幫助中小企業到香港和海外證券市場上市，并且要加快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進一步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五是積極促進銀企合作。跨國銀行能滿足跨國企業的巨額資金需求并提供全面穩定的融資服務，而跨國企業作為跨國銀行的大客戶則能為銀行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和較低的風險。

（二）加快境外投資的法律體系建設

在總體法律框架方面，我國首先應制定一部既有我國特色又與國際投資法和國際慣例接軌的《境外直接投資法》，作為調整我國境外直接投資關系的基本法。該法律應該明確肯定發展境外直接投資對我國開拓兩個市場、利用兩種資源、實現內外雙向良性循環的積極作用，肯定我國企業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正確方向，這將有利于上下統一認識，調動各方潛在力量，促進境外投資事業的長足進展，在這個前提下，該法律應對我國境外投資主體、投資形式、審批程序、資金融通、技術轉讓、收益分配、企業管理、爭議解決等問題做出原則性的規定。還應考慮建立國家級的權威性的海外投資管理機構，并在《境外直接投資法》中明確其性質和地位。有的專家學者提出，可在國務院領導下建立由商務部及有關部門組成的常設性專門機構海外投資委員會。設立海外投資委員會，有利于國家對海外企業宏觀管理目標的實現：一是對海外投資的規模與總量進行控制；二是調整和優化海外投資的地區和行業構成；三是確保海外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設立這一專門的投資管理機構，既可以為改革目前過于繁瑣和低效率的審批程序作制度上的準備，也有利于貫徹國家宏觀產業政策，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