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行政管理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醫院行政管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我院是一所三級甲等省級婦幼保健院，共有20個護理單元，護士長20名，實行三級護理管理，護理部主任1名，分管護理質量與安全副主任1名，分管教學和培訓專干1名，部門干事1名。科護士長3名，其中大婦科片為專職科護士長，大產科和大兒科為兼職科護士長。

1.2方法

1.2.1護理督導專家組分組方法和工作職責

根據我院護理工作的實際情況，共設11個護理督導專家組。分別為：護士素質組、病室管理組、基礎護理組、護理安全組、消毒隔離組、愛嬰醫院組、特殊護理單元組、護理文書組、健康教育組、護理教學組和護理科研組。各護理督導專家組由5人組成，組長、副組長各1名，組員3名。每個護理督導組負責對本組的工作進行全面的督導、反饋、整改和追蹤。對督導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分析，針對引起問題的原因制定改進措施，并在全院范圍內推廣、執行。改進措施有：調整管理措施，加強個別督導，加強單項工作的培訓，組織學習等。

1.2.2護理督導專家組工作方法

護理督導專家組實行組長負責制，由組長將組內成員分成兩組，對院內各護理單元分組進行督導。小組督導范圍保持半年至一年的時間不變，目的是保持護理督導專家督導工作的穩定性，對相應問題有持續的追蹤。每季度各護理督導組都對本組的工作在全院范圍內進行督導，其他時間各護理督導專家組根據臨床實際的情況，決定是否進行全院范圍內的督導，也可采取對小范圍的護理單元進行重點督導的工作方式。

1.2.3護理督導專家組督導問題質量分析

各護理督導專家組對督導發現的問題，需進行深入的分析。在組內深入分析的前提下，提交護理部部務會討論，找出問題存在的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在護理部的組織下，各護理督導專家組每半年進行工作匯報，向全院護理管理干部介紹所督導內容全院的現狀，存在的問題，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效果。運用質量管理工具PDCA循環，品管圈等，不斷推進護理工作的持續改進和提高。

1.2.4護理督導專家組發現問題和反饋問題的方式

各護理督導專家對每次督導發現的問題，記錄在督導檢查表上。同時將發現的問題當場反饋，并記錄各護理單元的《病室護理護理質控周檢查記錄本》上，并于當月對督導發現的問題進行復查，在下月的護理質量與安全分析會上通報上月護理督導發現問題及復查情況。各護理督導專家發現的問題，每月進行匯總，匯編成《護理簡訊》，在每月的護士長和護理質量與安全分析會上進行通報和解讀。

1.2.5護理督導專家組與護理部行政管理的關系

護理部行政管理與護理督導專家組的屬于相互交錯，相互支持和相互滲透的關系。護理部成員和科護士長都需擔任1～2個組的組長。在進行護理督導工作時，護理部成員以督導專家的身份工作，不以行政職務出現，體現護理督導專家的專業性和專一性。各護理督導專家組提出的改革和管理措施需在護理部部務會上討論通過，體現出護理部行政的管理職能。

2效果

2.1建立了隨機進行護理督導的模式

不再有原來每月指定的護理質量檢查日。各護理督導專家組根據自己時間和臨床工作的實際情況，機動的安排到各護理單元進行相應護理工作督導的時間，建立了隨機的護理工作督導模式。隨即督導模式的建立，促使了各護理單元建立始終如一的工作思路，打消了以往在檢查前進行突擊的工作方式，促進了護理工作長效改進機制。

2.2各護理督導專家組工作的主動性和延續性

各護理督導專家相對較長的時間內專門負責某方面的工作，這樣的工作方式，促使各護理督導專家組對自己負責的工作主動進行深入分析和臨床調查研究，主動思考相應的管理和改進措施，以產生長效的管理機制。每半年一次得集中匯報，各護理督導組之間形成對比和競爭，促使各護理督導專家組的主動工作。

2.3推出務實、有效的護理管理措施

從去年9月份開始實施護理督導專家組工作方式以來，各護理督導小組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管理舉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已經在護士素質、病室管理、消毒隔離、護理安全、健康教育、愛嬰醫院和護理科研等護理督導小組產生很好的實際效果。提出了護士交班質量的提升和交班內容規范化的管理，病室5S管理法，病室每周一晨會，各護理單元的二級護理督導小組對上周出現問題的反饋，全院范圍內搶救車的規范設置和搶救車管理規范的修訂，健康教育處方的開發和健康教育同質化的培訓等，促進了全院各項護理工作的改進和提高。

3討論

3.1護理的各項工作得到更加有效的管理和督導

比文介紹的護理督導專家的督導內容比楊松蘭的研究護理督導專家的工作范圍更全面，更廣泛。隨時隨機抽查，客觀真實，具有較好的督導性，提高了護士工作的自律性，避免以往檢查時提前準備，檢查完畢后工作松懈。隨時檢查，及時評價、反饋，指導工作，有利于護理質量的規范化管理和持續改進，保證了護理安全。同時督促護士不斷學習新知識，與病人溝通，了解病人的需求，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消除了護患間的隔閡，提高了護理綜合滿意度。

3.2護理部的行政管理與護理專家督導管理通過護理督導專家組的工作很好的結合起來

由護理部成員、科護士長擔任各護理督導小組組長，由臨床護士長擔任各組組員，每個護理督導專家組有各層面的護理管理干部參加。各護理督導專家組提出的各項決定和改革措施，都經過護理部的部務會討論通過以后再在全院范圍內執行，通過此項措施將護理部的行政管理職能與護理督導專家組的專家職能完美的結合起來。

篇2

第一，建立高效的激勵機制，能夠極大的開發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潛能，通過合理的、科學的獎懲手段，可以極大的調動他們的工作創造性，從而更加主動的參與各項基礎工作的管理。

第二，建立高效的激勵機制，可以更好的優勝劣汰，把更好、更適合的人才留住，使得基層管理工作更好的運轉。第三，基層行政管理人員在良好的激勵機制鼓舞下更加有效、合理的開展各項工作的時候，反過來還能夠對已有的激勵機制進行優化，經過了進一步優化了的激勵機制，又能指導和鼓舞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更加積極和創造性的履行管理職能，從而實現激勵政策的良性運轉。第四，科學的激勵機制能夠建立良好的競爭環境，在更加公平、合理和透明的競爭環境中，能夠使得人們更加高效的工作。

2醫學院校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激勵機制的研究現狀分析

目前來說，醫學院校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激勵措施主要可以歸納為三類：物質方面的激勵；精神方面的激勵；榮譽方面的激勵。

第一、物質方面。一般來說，對于醫學院校的基層行政管理人員，多數會實行津貼制和崗位制。津貼制和崗位制相結合的方法能夠調動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另外還會設立不同的考核方法，很多醫學院校會對行政管理人員采取年終考核的方法來評定年終獎金，考核分數高的會給予更高的獎金待遇，這樣，將收入和考核相掛鉤，工作者就會有更高的工作積極性。

第二、精神方面。相比于物質方面的激勵，精神方面的激勵政策有時候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追求精神方面的滿足是比追求物質方面更高層次的滿足，有些基層行政管理者，在具有一定的物質基礎之后，會追求更為崇高的精神目標，因此，有些醫學院校會設立相應的以精神激勵為主的激勵手段，如表揚、先進稱號等。

第三、榮譽方面。還有一些學校會采取另外一些方法來對行政管理人員的榮譽方面進行激勵，如采用職稱晉升方法等。雖然良好的基層行政管理人員激勵機制對醫學院校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來說，現有的激勵機制還并不樂觀。從激勵的考核機制來說，目前的針對激勵政策的考核制度并不清晰，考核的對象、內容、結果和目標都不太明確。考核的方法也比較落后，有的院校仍然停留在純粹手工的填表、簽字、總結等手段上。好的激勵政策建立在有效的監督機制上，有的醫學院校，由于沒有完善的檢查監督機制，績效考核缺乏說服力，往往不能真實的反映真實的激勵效果。從整個行政環境來說，受我國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醫學院校目前的基層行政管理制度往往不能體現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往往會出現因事擇人，讓人去適應工作，而非盡可能的開發人的潛能。由于缺乏科學的管理思想，人們往往會過分的追求物質獎勵，而淡化和漠視精神方面的激勵，過分的強調集體的榮譽和責任感，從而降低了基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從配套制度建設方面來說，只有擁有一整套成熟的配套制度，才能使得激勵機制發揮出最大的作用，而已有的行政管理人員考核和激勵制度還很落后，這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制約了醫學院校行政管理激勵機制的作用，不僅影響行政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甚至還導致資源的浪費和學校的長期發展。

篇3

1自然法概述

1.1自然法與正義

在這里，我基本上是將正義與公平在同一層面上使用了。自然法與正義的關系問題應當是首先必須解決的。一般說來，自然法理論是從用來區分合乎自然的人類的行為，所謂“自然”（Nature），可從“人性”（Natureofman）、“社會性質”（NatureofSociety）甚至是事物本質（NatureofThings）而演澤出人類行為完善無缺的規范。H.Kelsen認為自然自然法論者所主張的“自然”因時代與地域的差異而有不同。有時是指神，有時則指人性、歷史、社會的法則，且都主張絕對的價值或正義存在于自然之中。

自然法思想淵源久遠，自希臘哲學，經羅馬時代、中世紀、宗教革命，而至近世，每一時代的自然法論者均有其獨到見解。歸納其共同點，可認為人類社會生活所適用的行為規則，并不限于國家或政府制定的法律。在國家所制定的行為規則以外，存在有更普遍的行為規范，這種規范適用于任何人、任何時間與空間及不同社會之中。這種人類行為規范并非由任何人所創設，而是根據理性人的基本需要而存在，故可被人的理性認識。[②]這是一切個別行為規則之源泉；并構成批判一切人為規則內容的善惡與公平的準則。換言之，自然法學者均承認有一種較高或理想之“法”存在，并認為它是“實證法”（也可稱為“制定法”）的終極目標，且承認其絕對價值而追求絕對的正義。近代由于自然科學的勃興，經驗科學取代了理性運用，自然法思想因而趨于沒落，由法實證主義取而代之。然而，法實證主義的觀點卻狹窄而偏激，導致法律最終成為統治者的意志表現，使元首的意志成了法律與正義的根據，導致武斷與罪惡的法律產生。至“二戰”后，自然法思想卷土重來，自然法由追求絕對正義轉而尋求可適用于當前環境的理想標準，這種標準成為制定法的指導原則，甚至成為批判制定法的依據。

在亞里士多德之后，人們習慣于將正義區分為“平均主義”與“分配正義”。前者支配私人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契約當事人間的自然正義原則，后者被理解為全體（國家、集體）對個人尤其是國家與人民關系的原則。即平均正義要求在對等的兩人間尋求雙方共同適用的均衡點，分配正義則重在眾人財富或利益之分配。Cicero所稱的“使各得其所”，目的是使所有人得到公平的待遇，即對于相同事物享受同等對待，不同事物為不同對待。而ThomasAquinas則在亞里士多德的兩種正義之外，再加上共同的“善的正義”，賦予正義追求善（Good）的功能。至JohnRawls以理性人為基礎，從社會契約的觀點批判功利主義，認為適用于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正是原初契約的目標，他提出了“正義即是公平”（JusticeasFairness）的概念。其內容包括：平等的基本自由權、自然事物的調整、機會平等、程序正義、產生自己與他人，良心自由、忠誠履約等[③].JohnRawls強調“正義即公平”，堅信正義首先就是公民享有自由權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而公正和連續性為正義的起碼要求，也即形式正義（FormalJustice）；而實質正義似應包括：分配上之差異補償、利益公平開放給所有社會成員，每個社會成員均可憑自己之能力及努力發展潛能、追求成就，形成社會階層重新分配的效果、新生人性尊嚴或人道精神[④].只有正義才是人類共通的善的秩序，在具體的社會生活條件下之具體現實化，而在社會進化中不斷演進。正義以平等為其核心，就其排除任意性而言應比單純之平等更重要，應包括合理性、客觀性、一致性、公平性、平等性與中立性等相關概念。

1.2正義與法的關系

在自然法概念下，正義為法的指導原則。其與法的關系依日本學者井上達夫的觀點包括以下幾點：第一、要求法律本身的正確適用。正義是法律內在的要求，若有欠缺則屬惡法。任何法律以其存在為限，以所賦予它一般準則之公平適用為正義價值成立之意義。第二、任何法秩序均標榜正義之具體表現。法律本身不正，即無強制人民遵守的效力。可以說事實之陳述須符合“真理要求”（Wahrheitsanspruch），同樣地法律須符合“政府要求”（Gerechtigkeitsanspruch）。第三、法律須符合正義要求。自由、平等及公共福利等，對現在法秩序的批判根據已有的種種價值與目的，故法律須追求自由、平等及公共福利，才符合正義的要求。[⑤]

1.3自然法下的自然正義

自然正義源于亞里士多德的正義分類。他認為自然正義是從人類固有的自然本性發展而來的，要求人類追求善，并成立各種社會制度，以實現社會福利。自然正義于人性未變時對人類普遍起支配作用，而在具體社會生活條件下，將衍生出適合該社會的共有的“善”，自然正義之具體要求，可因時因地而變化，惟自然正義本身有普遍的支配力，而其支配作用可產生具體內容。自然正義不論何時何地均具有支配人類社會生活的力量。

在立法方面，自然正義是指導原則和依據。在司法方面，在追求法律安定性與妥當性上有相同的功能。自然正義對下列事項均可以發生作用：第一、法官造法（JudicialLawMaking）。從權力分立觀點，司法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在創制法令，僅在闡時事物的真正內涵，在發生疑義時給予權威性解釋。這種見解與英國習慣法的傳統相符。然而在事實上，“習慣法的大部分為法官于社會所流行的情緒與民眾所接受的習俗，或慣例中發展出來”[⑥].第二、解釋法律。解釋之目的在于探索或闡釋法律宗旨，而法律最終目的則在于規范社會生活。然而規范本身并非終局目的，執行法律規范常在于追求某些基本價值，而追求正義的實現。第三、形成法理。法理有補充法律解釋的功能，也有監督法律或習慣妥當性的作用。而法學理論的基本功能既在補充法律及習慣之下，使執法者自立于立法者的地位，尋求該案件應適用的法則，以實現公平與正義，調和社會生活各種對立的利益，法理應是指自法律精神演繹出的一般法理原則，與條理、自然法、法律通常之原理并無不同。然而，實定法必須遵循自然正義原則，以求符合正義理論。所以，自然正義實為法律的基本精神，而為法官造法提供制度上的保護，避免了多數人利用民主原則所發生的政治專斷。

綜上所述，自然法始于希臘哲學，以理性主義為出發點。自然正義則是批判是否合乎公平正義的依據。自然法相信絕對價值的存在，追求普遍妥當的法律原則或正義標準。[⑦]故自然法已成為“實定法”之指導原則、批判標準與衡量內在正義之準則，是在法律秩序的合理性與公正性兩方面所需要的最低條件，并成為檢證“實定法”本身妥當性的基礎。當實定法欠缺或不明時，必須以自然正義為法官造法，法規解釋及補充漏洞的法理準則。當實定法抵觸自然正義時，如果任意宣告實定法的無效，則與法的安定性抵觸自然正義時，如果任意宣告實定法的無效，則與法的安定性不符合。此時可參照考賴特布魯（GustavRadbruch）的見解——原則上法的安定性優于自然正義；若違反自然正義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時，則應認為實定法無效。至于要到何種程度時，則應認為實定法無效。至于要到何種程度始為無法忍受？一般認為侵害人民基本權，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或其他憲法之精神時，即應認為無法忍受，以自然正義原則為優先。

2行政法上的自然正義原則

2.1概說

自然正義原為英國法之支配（RuleofLaw）（或譯為法治）的核心概念，是英國法官據以控制公行為（PublicBehavior）及行政行為（DaministrativeAction）之方法。這一概念植根于英國普通法，是由大（TheGreatCharter：MagnaCharta）所衍生的基本原則[⑧].自然正義原則為英國法院用于監督行政措施與決策及外國裁判與習慣的承認。內容包括：（1）習慣的合理標準為“是否公正、適當及合理的、誠實的、正常的人會采納他”，或者更直接與自然法相聯系，“是否與是非的基本原則相調和”。（2）用禁止命令或移送命令控制行政機關違反自然正義的行政行為或準司法決定。（3）在國際私法領域引用外國法或承認外國交易時，如違反自然正義原則（如公平審判、人身自由、行動自由等）將不被執行。

自然正義原則的重要特征表現在：任何意見均可公開表達，并公正地被聽取。在Byenev.KinematographRentersSociety案中，Harman法官認為，（1）控訴人了解控訴的本質；（2）給予了陳述的機會；（3）法院誠實地作為，符合自然正義原則[⑨].關于自然正義原則與法律之關系，法院認為議會創制法律是為了使行政權依一定的公正程序原則來行為，因此認定制定中已經隱含了自然正義因素。法院在解釋及適用法律之時，也必須適用明示性的制定法程序，分別適用普通法與制定法，并以自然正義原則作為解釋法律和補法律漏洞的指導原則。

2.2英國的自然正義原則

學者們都認為英國的自然正義相當于美國的正當程序原則。包括“不得就自己的事件為自己的事件為裁判原則”（偏見排除原則），與“必須聽取雙方當事人意見”（聽證原則）等兩個普通法上原則。二者原本僅適用于司法判決，適用范圍極為狹小。然而到了20世紀初，逐漸發展成為一般法院監督行政權超越法理的重要原則，并以其作為拘束具有司法性或準司法性的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這對于體現行政程序的正義非常重要。而英國的衡平法（Equity）本質上仍源于自然主義。從16世紀開始就將其稱為“衡平與良心的規則”，依自然正義、衡平觀念及良心的命令，適合于每個具體個案進行裁量時形成判決。

2.2.1內容

自然正義的第一個原則為排除偏見原則，當對法院審判公正性有懷疑時，法官就不得作出任何有效的判決。這一原則對行政法院或行政許可機關這類行政組織有拘束力。或不具資格者參與了決定則該決定無效。對此原則有兩個固定的限制：第一、若法官因偏見而回避，但當事人的者不能從事法律性的行為時除外。第二、行政機會首長從公益立場支持某項政策時，不得以行政首長有偏見。此在美國稱為“制度性決定”（theinstitutionaldecision）。自然正義的第二個原則為雙方聽證原則（也可直接稱為聽證原則），乃要求公正聽取雙方意見的權利。[⑩]在這個意見上，其與美國“正當程序”條款完全相同。美國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條款規定為憲法基本權利。正當程序的文字意義為公平程序，保證國家給予個人基本的公平待遇。如沒有聽證（沒有給予辯護機會），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財產。聽證原適用于司法程序中，后用于立法程序中。行政機關行使的權力也具有強制性，如行政立法與行政司法，所以，當行政行關行使職權而剝奪或限制人身自由權利時，即應進行聽證。

簡單說來，英國自然正義原則適用于作出不利益處分時，保障適當的告知與聽證程序。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正義原則為普通法上的原則。在法律授予行政機關作出不利益處分的權限時，即使法律就有關正當程序沒有規定，法院仍可以權限濫用之類型——逾越權限之法理而判決無效。

2.2.2自然正義原則在行政法相關案例中的運用

自然正義原則在具體案例中的運用，英國表現得比較多。如RidgeV.Baldwin（1996.A.C.40）一案，表現在公務員的免職處分方面。具體案件是：1957年10月Baldwin市警察署長Bridge，因涉嫌受賄被捕并受免職處分，其后以證據不充分被判決無罪。Ridge以該處分欠缺事前告知程序和聽證程序而請求廢除該處分。第三審以上訴人的免職處分完全欠缺告知程序和聽證程序，違背自然正義原則而認為前述處分行為無效。以前的法院都未曾就公務員免職程序是否適用自然正義原則表示意見，該判決以該主管行政機關之行為具有準司法性，而適用自然正義原則。[11]

在UniversityofCeylonv.Fernando（1990LAII.E.R.631）一案中，關于大學生的懲戒處分問題。若對重要證人沒有給予反對詢問的機會時，是否違反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認為已經違反了自然正義原則，但本案實際情況是并未完全剝奪其反對詢問的機會，所以，法院最后以本案原告未申請反對詢問而判決原告敗訴。[12]

關于行政程序是否適用自然正義原則，在Erringtomv.MinisterofHealth（1935IK.b.249）一案中，由于貧民區（slum）清除處分案的主管承認遲誤有關事項之公告且異議人未出席公聽會，而復審采用了未經聽證程序的新證據，因此該處分有程序上的瑕疵，該處分案因此被認為違法，法院明確適用自然正義原則判決行政程序違法。[13]故在行政程序方面，英國以自然正義原則保障聽證權利，并排除偏見介入。并且依照越權原則（ultravires）的法理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而行政機關的行為屬準司法性質者可適用自然正義原則。即法院對受到行政機關直接侵害的權利或利益，適用自然正義原則規范行政機關公權的行使，故認為自然正義原則在此難以適用。因此，英國法似偏向于程序法則的公平，而忽略了實體問題。然而判例法的發展，逐步建立了合理的法則及自然正義原則，提供法院驗證不法程序或欠缺實體妥當性的標準，使自然正義原則更趨于成熟。

總之，英國是議會政治發源國，一直以“議會至上”為原則，認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權歸屬國會，法院對立法行為的審查較為消極。拒絕承認國會有權違背自然正義原則，僅要求依自然正義來解釋國會立法。反之，英國法院在行政行為的審查方面則扮演較積極的角色。對于行政行為之違反自然正義原則，視為違反議會所定正當程序或屬權限濫用，依越權法理則認為該行為為無效。此外，違反自然正義原則的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強制命令、宣未性裁判、中止命令等方式請求救濟。能以自然正義原則審查行政行為的包括準司法行為、行政聽證程序、公務員免職處分、對學生之懲戒處分、行政計劃程序等。其行政決定前后的各種程序，都必須排除偏見并聽取雙方當事人之意見，以符合公開、公正、公平之要求。綜上所述，英國根據具體個案，在行政法中山下而上建立了自然正義原則，落實法的支配（即法治）。

2.3自然正義與正當程序

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規范以普通法為主，盛行司法造法（即法官造法），法律常處于變動不定的狀態。因此，自然法的概念在普通法中發揮了很大影響力，而分別衍生出英國的自然正義原則與美國的正當程序原則。英國自然正義原則與美國正當程序原則均發源于英國昔通法與（英國大》。其在行政法上的適用都依據控制行為程序的正當性與妥當性。當然二者也有以下不同點：第一、自然正義適用范圍超過正當程序。自然正義在英國適用不區分國家行為與私人行為，故包括公行為與各種私法人及工會活動。而正當程序在美國僅適用于“國家行為”。第二、在英國，基于自然正義原則對公布涉及人民自由權利的法規時，要求該行政機關對于影響人民利益的法規規條款負有協商義務（DutyofConsult）。但美國行政行為與行政規則的區分還不明確，“行政規則”既可一般適用也可特別適用。故二者不便從適用范圍的廣義和狹義上來區分，也難說“行政規則”的形式必須具有“立法形式”。[14]第三、對于程序的正當性，其核心有三點，即通知（Notice），評論期間（ACommentPriod）或聽證（Hearing），陳述理由（StatementofReason）。英國自然正義的概念僅包括第二者，而忽略對事實理由的陳述，以避免行政決定程序而帶來的負效應。總之，英國的自然正義原則與美國的正當程序原則二者概念相類似，適用的情形也屬相似，所以在同時承認兩者時難免發生疑義。然而如何區分而使兩者能分別適用以審查公法上行為，使其更臻完善，自有其必要性。一般說來，自然正義原則實為確保正當性與妥當性的最后一道防線。

2.4自然正義原則的判斷標準

自然正義必須適用于社會生活，因其本身具有的倫理性而無法避免對其進行價值判斷。然而為避免該原則的濫用而妨害了行政目的與行政功能，故其適用應有客觀的判斷標準，如能維持法律適用的穩定性，避免法官的主觀恣意。可依據以下標準判斷是否違反自然正義原則：

2.4.1法定程序

所有法律都明文規定當實施涉及人民權益的行政行為時，必須嚴格按照一定的程序運行。這種程序包括通知、聽證、告知理由，等等，這樣才符合自然正義原則的要求。如果立法者沒有按照理智來判斷事物本質以及考慮其他充分理由，而規定應履行的程序，就屬于“恣意”（Willkur）行為。而立法者為避免不理智的立法后果，就必須斟酌各種待規范事務的本質及其他充分的理由，考慮到公益或立法政策，才能設立規范。這里的法定程序，是理智判斷后明確規定的法律程序，所以其為自然正義原則的首要判斷標準。

2.4.2事物的本質

事物的本質（NaturederSache）原為法哲學上的概念。本質（Natur）本來就有“自然”之意，它是源于自然法的概念。所以事物本質為制定法之外的一種價值表現，在于各種不同事物中尋求合乎自然法的正義。一般說來，事物本質可分為三部分：一為事理或法理，是事物當然之理；二為一般社會生活的事物本質，是作為評價對象的文化現象，山此尋找法律上的規范要素：三為事物本身的屬性，如男女之別，晝夜之分，事物的差異等自然現象。事物本質在H.Coing確定的法秩序中應有的位置。法律的目的在于讓正義在人間真正實現，把事物本質作為實現正義的基礎，適合于事物本質的類型中，事物本質所含的倫理性要素是能避免立法者或法官的恣意。而具有倫理性因素的事物本質概念，則提供法律的當然內容[15].事物本質的運用須具有法律規范客體的性質，一方面要求其符合法規范的要求，同時不與社會生活脫節。另一方面，合乎事物本質者才能符合事理，而事理存在于社會生活關系之中，是正義的基本標準，等同于具體自然法或衡平法，是自然正義原則的判斷標準。

2.4.3綜合憲法理念的判斷

自然正義原則與公平正義的理念相貫通，同為價值判斷。而憲法也是充滿價值判斷的理念，而對立法者的權限產生拘束力。其基本精神為自然正義原則的判斷標準。如平等權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在實質平等的要求下，非絕對禁止差別處置，可斟酌具體案件事實上之差異及立法目的。也就是說，憲法明文規定的或憲法基本精神所推導出的價值，立法者可作出合憲性的判斷。而我國憲法在法治國及福利國理念下，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強調法的穩定性、適當性，維護公益與私益的均衡，這是其基本精神。故自然正義原則的判斷標準應綜合上述各種憲法理念，根據具體個案事實來作出判斷。

自然正義適用的對象是社會生活現實，故其判斷標準應求諸一般理性人的社會經驗或價值標準。而社會經驗價值標準，應根據行為當時的社會制度、社會結構、風俗習慣與社會變遷等具體情況，考慮具體個案的事實而依法定程序、事物本質及憲法精神宋判斷。

總之，自然正義原則是從正義的理念發展而來的。在英國是從程序方面入手，而成為審查行政程序正當性不可或缺的原則，這與美國的正當程序原則一樣，其判斷標準，在形式上，以法定程序為判斷依據；在實質上，則必須依照一般人的經驗、價值、事物的本質及憲法的理念參照個案的具體情況來進行綜合判斷；這樣才能確保行政的功能與目的，維持法律的正當性與妥當性，避免法官的恣意裁決行為。法治國家均強調分權原理和依法行政原則，認為國家行為須有可預測性，行政裁量不能濫用或越權裁量，必須注意比例、誠信、符合行政目的與公共利益等原則。就程序而言，不允許立法者借助專斷的程序侵害人民的自由財產，也不得借國家權力透過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對人民造成侵害。行為必須完全符合正當性的要求，排除行政的恣意性要素。[16]

自然正義原則給具有利害關系的當事人以公正陳述意見的機會。在實體方面，禁止專斷性政治權力的行使，排除恣意性及產生專斷的可能性。此外，立法、行政與司法均須具有法治主義觀念與平等思想，才符合自然正義原則的要求。

結論：日本英美法學名家和田英夫教授認為英美法有四個重要特征：一是法之支配，二是判例法主義，三是陪審主義，四是普通法與衡平法。[17]這四個特征的精神與本質所在則是自然正義原則，強調法律重要性及其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保護，是現代民主國家司法的要務。故民主國家司法的真正使命不僅僅是維持國家秩序（AufrechterhaltungderRechtsordnung），而是保障基本人權為核心的“法之支配”（Ruleoflaw）。由此可知，應認為審判的目的在于“公平正義”（Justice）的實現。對自然正義原則可作出如下結論來：（1）、自然正義原則原為制定法外的概念，是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的基本精神，是法之支配的核心概念，是英國法官用以控制行政行為的方法。（2）、行政法上以自然正義原則為依據要求正當程序的進行，要求給與當事人辯解的機會，獲知決定的理由，以追求公開、公正、公平。（3）、法定程序是履行自然正義原則的重要方式，結合聽證的進行，要求給予當事人辯論的機會。（4）、自然正義原則在實體上要求對個案進行判斷時，必須依社會通用的價值標準，參考具體個案的差異，排除恣意，以符合事物的本質。（5）、憲法價值的實現，為自然正義追求的目標。借憲法理念的判斷，方可使自然正義原則達到追求法治國家的理想。（6）、自然正義原則在我國的法律地位，可為立法指導、法律解釋及適用的標準及判決的依據。其判斷可參考法定程序、事物本質、憲法精神來進行綜合評判。[18]

自然正義原則是絕對正義及永恒價值的追求，為超越制定法的概念，是評斷制定法的正當性與妥當性的依據。因此，透過自然正義原則以檢驗國家行為是否符合事實，是否遵循正當法律程序，成為實現正義的最佳方法。而自然正義原則在“正義可無止境追求”的觀念下，不僅僅限于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正義實現，更應積極追求個案的實質妥當性，才符合現代行政保護人民自由權利，維護人性尊嚴，維護行政公益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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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hnRawls（羅爾斯）：ATheoryofjustice（正義論）。

[8]DennisLloyd，TheldeaofLaw，《法律的理念》，張茂柏譯，聯經，1984年5月初版。

注釋：

[①]自然正義有兩個主要原則：a.任何人就自己之訴訟不得自任裁判官（NemoJudexinSuaCausa）；b.任何人之辯護必須被公平地聽取（AudiAlteramPartem）。

[②]姜明安編：《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頁。

[③]JohnRawls（羅爾斯）：ATheoryofJustice（正義論）

[④][臺]張澤嚴：《從羅爾斯的正義論談成人終身教育的社會意義》，載《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一期。

[⑤]章劍生：《行政訴訟基本理論》，中國人事出版社，第278、279頁。

[⑥]DennisLloyd，TheldeaofLaw，《法律的理念》，張茂柏譯，聯經，1984年5月初版，第234、250頁。

[⑦]姜明安主編：《外國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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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Z.W.Nedjati&J.E.rice：EnglishandContinentalSystemsofAdministrativeLaw，North-Holland，1978，P.108

[⑩]王學輝：《比較行政訴訟法》，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412頁。

[11]DavidFoulk，AdministrativeLaw，LondonButterworths，1986，6ed.，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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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山口幸男：《行政裁判——行政手續自然正義的原則》，載《英美判例百選》，有裴閣1946年，第24-25頁。

[14]胡建淼：《比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378頁。

[15][臺]高文琦：《事物本質之概念及在法學上之地位》（臺大法研碩士論文，1979年6月，第5頁。）

篇4

一是對待群眾存有冷、橫、硬、推、煩的現象。二是宗旨觀念不夠牢固。表現在：對待群眾不能始終保持熱情服務的態度，當手頭工作多時，性子就有些急躁，態度不夠和藹，如遇到需要重復解釋的問題時，噪門就會比平時響，顯得沒有耐心，沒有合理調整自己的情緒，沒有切實做到為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三是服務經濟的大局意識有待加強，思想狹隘，只滿足于做好眼前的工作。四是工作作風不扎實，對業務工作滿足于現狀，缺乏對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五是少數民警在執勤中還存有執法不規范、警容不整的現象。

二、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是從主觀上講，缺乏超前預見性，缺乏開拓創新精神，看成績多了，看問題少了，工作標準不高，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

二是為群眾服務觀念不牢固。未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觀念，沒有深刻體會“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實質，沒有堅持任何時候都要以群眾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贊成不贊成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沒有拿出百分之百的熱情接待每一位群眾，工作中對待群眾缺乏耐心，沒有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三是制度定的不少，墻上本上都有，個別制定了只停留寫在紙上，掛在墻上，沒有落實到行動上，抓落實不夠好，有的民警違犯了只在會上點點說說，不提名不提姓引不起觸動。

三、整改措施

（一）要規范勤務管理。要嚴格執行公安部《交通民警道路執勤執法規范》，交通民警在執勤執法時，要使用規范用語，做到準確恰當，用語文明，執法公正，路面執勤民警在繼續保持規范化執勤形象的同時，做到“糾章時主動走到車前，說話時敬禮問好在前”，任何時候不辱罵、訓斥群眾。交通民警需要檢查車輛時，應當根據道路條件和交通情況，選擇安全和不妨礙通行的地點進行，避免造成交通堵塞，禁止逢車必查。交通民警在道路上執勤執法時，在無明顯違法和突發事件、自然災害、交通事故等緊急情況下不得隨意攔截檢查機動車。交通民警在道路上執勤執法時，不得擅自改變處罰種類、幅度，少填罰款額多收錢，故意拖延處理時間，不給違法駕駛員交付處罰決定書和暫扣憑證，使用非標準的處罰決定書和暫扣憑證，不按規定上交或者不歸還暫扣的駕駛證、行駛證。交通民警在道路上執勤、執法時，不得利用職務之便索要物品或者收受他人財物，不得要求或者接受宴請。

篇5

關鍵詞 ：公立醫院；內部控制；成本核算；財務制度

一、引言

2011 年7 月，為規范公立醫院的財務制度，財政部、衛生部下發了新的《醫院財務制度》和《醫院會計制度》，并于2012 年1 月1 日開始在試點城市施行。新版《醫院財務制度》、《醫院會計制度》明確了公立醫院成本核算方面的基本要求，讓公立醫院的發展更加健康、有序，管理更加科學、透明。但在公立醫院成本控制的實際操作中，我們還是看到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對公立醫院成本控制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有利于減少政府部門、醫院本身和就醫患者的利益損失，提高醫院在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力，讓醫院能夠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并且推動醫療體系和醫療制度改革持續發展。

二、公立醫院成本控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探討

（一）宣傳力度不足，從業者對成本控制的范疇界定不清

成本控制，是指單位通過預先制定在一定時期內的成本管理目標，在生產耗費發生前和對成本的控制過程中，對各種可能影響成本的因素進行人為管控，采取相應的預防、調節措施，來遏制成本的增長，以保證成本管理有效的行為。在公立醫院的各種財務事務發生前、發生時和發生后，成本控制手段都應該全過程、全方位參與。

目前，公立醫院相關從業人員對成本控制的認識，還僅僅局限于工資核算、采購管理等直接成本范疇，很少涉及間接成本范疇。引發這一現狀的原因，主要是國家和醫院都沒有很好地對成本控制的相關知識進行及時、有效的宣傳教育，極少組織這方面的培訓，也很少專門引進成本管理方面的人才。這樣一來，領導不懂、員工不懂，成本控制也就不能起到其應有的作用。

（二）重視程度不夠，吃“財政飯”、“大鍋飯”心態嚴重

在公立醫院引入市場經濟機制之前，其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提高醫療技術水平與醫生的待遇問題上，對成本控制毫無概念；在改革開放以后，公立醫院開始受到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其關注焦點除了之前的兩個方面，還增加了醫院的經濟效益，但也極少關注成本控制。雖然國家在逐漸減少對公立醫院的種種補助，讓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去調節公立醫院的發展狀況，但是，一直以來的養尊處優心態導致了公立醫院還是存在吃“財政飯”和“大鍋飯”的心態，比私立醫院更有優勢的平臺與政策優勢，使得它們不必花太多心思在成本控制上。

對成本控制工作的不重視，致使公立醫院成本控制相關部門在整個醫院體系中地位較低，缺乏話語權，從業人員的績效收入也較低，積極性與職業操守也都會大打折扣。

（三）成本控制未獨立于行政管理，受行政手段干預過多

成本控制作為公立醫院財務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獨立于行政體系而存在，從而起到監督行政命令的作用。但在實際工作中，行政力量必須服務于醫院的業績，甚至是服務于領導意愿，而成本控制相關部門又缺乏必要的獨立性，且很多時候會與行政引導方向相悖，這種情形下，成本控制的力量往往弱于行政力量，起不到監督和管控作用。

（四）制度與體系漏洞多，致使成本控制規定實施不到位

一般來說，成本控制涉及成本核算、成本效益、成本分析、成本考核等方面，需要管控部門、財務部門的密切合作，通過在物資采購、財務審計、合同簽訂、項目開展、績效核發、倉儲運輸、效益計算、發展規劃等方面進行實時參與，來達到管控的目的，就必須要有一個暢通的流程。而目前的公立醫院，通常只有其財務會計部門是相對完善的，其余職責都是通過相關部門實現，而目前大部分公立醫院內部都沒有自己的成本控制制度，沒有相關的考核機制，使得成本控制的相關規定淪為一紙空文，不能落到實處。

三、對公立醫院成本控制制度完善的幾點建議

（一）重視成本控制，加強宣傳、培訓力度與專業人才引進

要改善目前公立醫院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短板，醫院應給與足夠的重視，從上至下形成成本控制的良好習慣，讓成本控制參與到醫院內控的各個環節中來。成本控制只有細化到每一個環節，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節約成本的目的。在這一點上，公立醫院可以向很多零售企業學習。百安居有句哲言：企業所有支出，都是建立在給客戶提供更多價值的基礎上。正是這種成本控制意識，使百安居的營運費用占銷售額的百分比遠遠低于同行。北京一家面積與百安居金四季店同樣大小的建材超市，營運費用是百安居的兩倍，而銷售額卻不到百安居的1/2。

因此，公立醫院要加強宣傳和培訓力度也很有必要，這能夠讓醫院工作人員更了解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時增強相關從業人員的專業水準。專業人才的引進也能夠補充成本控制從業人員的儲備，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確保各項相關工作有序開展和落實。

（二）增強成本控制相關部門工作獨立性，避免過多行政干預

成本控制工作要落實到位，必須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不受領導個人言行的干擾，有獨立的管控執行能力。內部成本控制完全交由制度來管理，不受過多的行政干預，才能保證成本控制工作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下運作，不受人為因素左右，也較能形成良好的核算習慣，確保成本核算和審計的準確性、客觀性和有效性。

（三）完善內部成本控制制度及流程，形成切實有效的考核機制，確保規定切實落地

一套完善的制度，可以從很大層面保證工作的落實到位。流程不暢也大大影響著制度的實施與成本控制的獨立性，所以在完善制度的同時，打通各個環節的流暢，讓成本控制工作順利開展，也能夠很好助力成本控制工作的執行。此外，公立醫院還應在成本控制方面形成一套能夠有效執行的考核機制，設立目標并進行定期考核，檢驗成本控制工作的執行效果，也有利于成本控制制度自身的不斷完善。

四、總結

我國的公立醫院改革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必須通過經營業績與患者口碑去檢驗。成本控制能夠有效地控制公立醫院的各項支出，在同等經營水平下獲得更大的效益，同時減輕患者就醫時的支出，更好地體現公立醫院的服務性與公益性。國家在進行公立醫院改革的同時，還應該繼續完善其成本控制制度，在參考發達國家經驗的同時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讓公立醫院能夠發揮它們在社會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務國家、服務人民。

參考文獻：

篇6

面臨日益復雜的社會環境，行政法學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變，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的興起以及晚近“軟法”現象的萌芽，便是理論對現實的呼應。在二者興起至僵化的變遷中，筆者觀察到這一現象：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在“生存背景、本質屬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動的，前者往往在軟法運行機制中扮演精神指導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為行政法基本原則實踐應用的緩沖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互動基礎。

（一）研究困境與相互需求。

新世紀的國內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陸法系“確定性”之要求，與正在全面滲透的“新公共服務理論”之間的矛盾已經日漸明顯，早期為緩和這一矛盾而興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質疑的“軟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彌補”、“進化”的路徑上雖然有所成就，但同時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嚴格規則主義”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理念，難以擺脫國內法律文化的約束，“法律解釋體制上的禁錮？？

以及真正意義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現階段將行政法基本原則與實踐結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僅僅只是從一些經典案例的解讀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面臨著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的困境，而學者基于這一觀察提出的“賦予法官解釋權”、“建立判例解釋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為涉及到司法改革這一沉重話題，成為現階段無法逾越的障礙，于是尋找可以規避司法改革的緩沖方法成為必須。頗有意味的是，這一內在要求與晚近興起的軟法理論品格恰好契合，與司法改革相對的是，軟法立法目的、價值取向的實現并不需要司法作為保障，軟法機制更多依靠“自愿規則”得以運行，它不需要強制力的介入，它強調的不是國家和個人之間的對抗關系，而是多方主體之間的協商合作。倘若利用軟法機制詮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應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繞開“司法改革”的藩籬。

2.對于軟法而言。盡管批判逐漸減弱，理論界亦開始對其淵源、運行機制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關注。然而，軟法理論本身深化的趨勢卻很緩慢，這主要是因為：（1）它沒有可靠的理論基礎，國家和司法實踐方面也少有支持；（2）“軟法理論通常以徹底的主觀主義的立法觀念為預設前提。依這種觀念，國家可以制定任何它們所希望制定的規范，軟法規范也是如此”，[2]這暴露了軟法機制的最大缺憾――精神指導的模糊性（非理性化）。

而更加為難的是：“軟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決于的統攝，但“”這一話語固有的不確定性，卻使得于此之下構建“精神指導”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領域內尋找到一個具體替代機制便是當務之急。在眾多理論游說中，筆者觀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適應性，正如學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則承載著人權、民主、法治基本價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們將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軟法制定、實施的指導精神，一方面可以對軟法偏離法治原則、違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現象予以源頭上的治理，實現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話語的不確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動的合法性保障。

從邏輯學的角度來說，欲實現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之間的互動，前提條件是二者在本質屬性上應為一致，只有確立了此種前提，才能保證互動的合法性，才能保證互動不是由“法律規范”流向“其他社會規范”，不是變相的侵害人權。申言之，本質屬性是否一致的核心論調應該是：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皆應屬于法的范疇。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大致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行政法基本原則與法的關系，對此，學術界并無爭議，一般認為原則是法的要素之一。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后者――軟法與法的關系。事實是，現階段軟法為法的本質認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和擔憂，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始終認為缺少“強制力”這一基本因素的軟法論調，很難取得傳統概念上的認同。于是，針對這一問題，軟法學者從法社會學角度做了細致的推演，他們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有些規則根本沒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的機會，（但是）人們沒有理由將這些規則視為非法律。”[4]比如行業自律規范，柔性法律文本等等；并認為法是“由那些旨在型構或裁定大量人類行為的模式或者尺度構成的，而不是由那些處理單一的個別情形的瞬變且具體的指令構成的。”[5]（P250）無論如何讓渡于靈活性之目的，軟法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屬于法的范疇的，是不同于道德和習慣的。軟法規范人們的行為，規范社會關系，從而是人們的行為規則；軟法不是對人們的內在心理，而是對人們的行為具有約束力，從而這種約束力是外在的；軟法是一定人類共同體通過其成員參與、協商方式制定或認可的，從而其內容具有相應的民主性、公開性、普遍性和規范性。[6]軟法完全契合法的基本要素，軟法首先是法。

二、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互動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互動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時需要注意，這一互動事實并不以本文為起點的，事實上，在過去發生行政活動中，就已經存在著。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軟法的隱性精神指導。

一般認為，軟法淵源主要包括：政法慣例、公共政策、自律規范、專業標準以及彈性法條。[7]（P189-201）筆者認為，在既已存在的軟法規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則”時常扮演軟法規范制定的精神指導角色：（1）要求軟法規范的制定必須具備相應程序，如征求意見、召開聽證會、草案討論等等。“衛生部辦公廳的征求《關于全面推行醫院院務公開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的通知”，對于“征求意見”本身為硬法制定的必經程序，但在《關于全面推行醫院院務公開的指導意見》這一軟法制定中亦有相應體現；（2）在軟法規范中直接規定基本原則的內容。

如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明確規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等。”其分別體現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當原則；（3）作為軟法實施的過程指導。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閘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閘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見》中就規定：“在執法過程中所有的內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這一軟法規范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參照軟法規范執法，要遵守“告知”、“送達”等程序，這實質上是“行政正當原則”對軟法實施的滲透。

（二）軟法作為“基本原則實踐操作”的緩沖方法——以“禁止過度原則”為例。

由于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如果否認軟法機制的存在，基本原則在實踐中往往難以得到合法性支持，于是它會主動將軟法機制作為其鏈接實踐的緩沖方法，這里我們選取行政均衡原則之子原則——“禁止過度原則”為例加以說明，“禁止過度原則”主要包含兩個要素：“必要性原則”和“比例性原則”，我們所說的軟法緩沖亦是在此二者中發生：（1）、就“必要性原則”而言，其要求如果國家還可以采取其他具有同樣效果但使公民負擔更輕的手段的話，則現行手段即為不必要（nichterforderlich）的。[8]（P42）對此以軟法視角加以理解，即在實現管理論文"target="_blank">行政管理目的時，可以采用典型行政行為的方式，同樣也可以采用非強制行政行為（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之軟法方式，即軟法手段可以作為“禁止過度原則”鏈接實踐的考慮方向。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德化洵中有7個加油站沒有營業執照，當地工商局并沒有依照傳統做法加以取締，而是運用行政指導的方法要求停業整頓。最后，有5家加油站完善了手續，恢復了營業，得到當地政府的充分肯定；[9]（2）、就比例性原則而言，其要求行政主體“若有必要采取行動，其行動手段應該盡可能柔弱，其嚴厲程度應與其要達到的目的相稱或成比例，而不能輕易而隨意地動用嚴格法手段”。[10]（P138）應當盡量運用“合作”、“協商”等軟法手段實現行政管理的目的，因為軟法手段固有的靈活性、協商性等特點，可以使得過程和結果之間的比例達到最優，如近日“江蘇省無錫市強拆1241個報刊亭，導致市民無法買報”，便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①三、精神指導的限度與緩沖方法的擴展。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對軟法予以精神指導的限度。

從學科分野的角度來說，行政法基本原則才真正屬于公法的視野，而“軟法”僅僅只是行政管理（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中的概念。“公法關注與類的價值、等級秩序、正當程序、規則與標準、體系的一致性、制度實踐的方式與穩定性。而新公共管理則關注靈活性，它假定國家太大、花費太高。”[11]（P142）羅豪才先生在總結軟法存在非理性狀態時也這樣說道：“軟法先天的非理性其實只是潛在的、微弱的”[12]（P79）這提醒我們：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追求的價值存在明顯的緊張，我們一方面需要以基本原則為指導，將軟法納入社主義法治軌道；同時也要察覺軟法與傳統公法之間存在的差異，尊重軟法本身的屬性空間，軟法“外在”的非理性，并不等于基本原則的精神指導可以無孔不入。相反，我們要尊重軟法靈活、協商、主動糾錯等方面的價值，只有在軟法違背自由、公平等基本法律價值時才予以干涉。如果我們在這種互動關系中過于苛刻，會直接影響到軟法本身之靈性，那么互動的實質便成為對軟法的否定了。

（二）行政法基本原則軟法緩沖方法的擴展。

必須承認，上文所述的抽樣分析僅僅只是對實踐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執法主體并沒有主動意識到這一點。因此，應當允許軟法其在合理范圍內延伸，擴大對實踐的操作。

1.軟法對“行政法定原則”的擴大詮釋。隨著二戰德國形式主義的法治國走向實質主義的法治國，法治國的工具主義思想早已融入了實質主義的法治國思想之中，從“形式主義”走向“實質主義”，已是行政法定原則的必然趨勢。然而，“實質主義法治”的外延究竟有多大，“實質”之意是否包括政策？是否包括行政慣例？是否包括專業標準等等？如果說否定這些軟法淵源，是否意味著行政機關在沒有依照法律、法規，而依照上述軟法淵源所作行為便有悖于“行政法定原則”呢？從傳統理論上來說，這一推論是成立的，但這并不符合社會發展的需求。例如2006年三月，江蘇省南通市下屬的啟東市公安局出臺了一個具有軟法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出租、客運車輛駕駛員維護社會治安有功行為獎勵辦法》（簡稱《獎勵辦法》），文件規定駕駛員如果協助公安機關進行社會治安管理，可以根據立功程度相應扣減其交通違章處罰記分，從傳統理論角度分析，這一規定和行政法定原則相違背的，因為《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違章必須扣分，《獎勵辦法》本身有悖《立法法》。但事實上該行為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類似做法。這便需要以社會需求為基點，從軟法角度擴充理解行政法定原則的內涵。筆者認為，于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法定原則”，其行為依據不僅包括“硬法淵源”，在軟法淵源完全具備基本的理性要素時，應當將“軟法淵源”納入其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滿足實踐對“行政法定原則”的理解。

2.軟法對“行政正當原則”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對行政控制模式的選擇上，“行政正當原則”以其過程監控為優勢而倍受青睞。按照傳統理解，行政正當原則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參與性和程序公開性三項內容，具體表現為聽證、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筆者認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當原則，由于過程和結果之間的分割，實質上是很難調動相對人的積極性，如每年舉行的價格聽證會以及《行政處罰法》聽證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論中，“硬法”調控下的法的程序結構是反應型的、防衛型的、封閉型的，相對人所謂的“參與”，實質是“協作”，而不是“合作”。②協作的實質是相對人配合行政機關的工作，被動地、機械地完成行政機關的程序要求，從而使行政機關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訴訟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強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對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以及社會制度的主動建構。因此，我們需要補充對“行政正當原則”的認識，在傳統基礎上加入“軟法理念”，加入軟法實施機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學習和批評程序”、“自我評估程序”等等，從而將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構建為“前攝型的、事前的、開放的、寬容的”合作結構[13]（P138），變“協作”為“合作”，變“單向度的社會控制”為“合作式控制”，變“僵化程序”為“開放協調”。

3.軟法對“行政均衡原則”的實踐保障。“行政均衡原則”一般包括平等對待原則、禁止過度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基于上文已經將平等對待原則進行抽樣分析，故而此處不獒。筆者從軟法角度對余下兩項子原則的實踐路徑予以重新探討：（1）平等對待的原則。在平等對待原則的邏輯框架中，存在著制定法與習慣法界分，從而構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兩項內容。筆者選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謂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體如果曾經在某個案件中做出一定內容的決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類案件中，行政主體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決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對有關行政相對人做出相同的決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其主要意義在于“要求行政主體在法律、法規未有明確、具體規定情況下，應受行政慣例的約束。”[15]（P218）可以看出，其實踐路徑并不涉及“硬法”內容，更多是依靠軟法淵源中的“行政慣例”。故而，在軟法話語未出現時，學者對此慎言道：“在公眾將行政機關視為自由的威脅而非權益的保護者，是異己的力量而非信賴的對象的情況下，引入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的社會效果是值得懷疑的。”[16]（2）信賴保護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是誠信原則在行政法中的運用本質上屬于一種基本的道德準則。[17]（P228-231）其作為一種“法律義務”與道德之間存有密切聯系，對其實踐操作的終極手段依靠的亦是行政主體的道德感悟（如誠信政府）。盡管有學者提出以“民主機制”、“法制化”、“司法審查”三位一體模式，從外部環境上建構誠信政府，落實信賴保護原則。[18]（P276-285）但卻難以在“行政主體主動性”上有所作為，究其原因，在于硬法模式下法律與道德的清晰界分。然而，這一不足在軟法機制中卻是可以避免的，軟法規范是自我實施的，一定程度上“依靠社會認可、譏諷、信譽等來執行”，它大部分“可以轉化為個人道德，人們出于負罪感和羞恥感而自覺遵守它。”[19]（P265）因此，采用軟法機制的作用，可以使行政主體出于自身的道德律，主動遵守信賴保護原則。

四、結語。

總之，“行政法基本原則”與“軟法”是公法領域內兩個不同的理論主題，理論發現僅僅是對既定實踐的事后考察。筆者認為二者之間的互動研究具有雙重意義，其對于軟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總結和成長起來的行政基本原則，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導，提高軟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擴大軟法理論研究的范疇，更好地實施“公共治理”；同時，對于行政法基本原則而言，可以運用軟法無須“以司法作為保障”、“充分體現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體的主動精神”等優勢，拓展基本原則的內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則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釋：

①2009年2月25日，無錫市城管局在沒有經過聽證程序的情況下，以“未經合法審批”為由做出決定，關閉、拆除市區1241個報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強烈不滿。參見“江蘇省無錫強拆1241個報刊亭，市民無法買報”[N].現代快報，2009-2-25.

②協作和合作之間存在很大區別：協作是強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強制；合作是建構性的，而協作則是構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對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的主動建構，而協作僅僅是發生在這些關系和制度之中的總體上被動的行為。參見張康之。論社會治理中的協作與合作[J].社會科學研究，2008，1，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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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沒有按照計劃工作；(2)在送貨之前重復性工作；(3)從事了本來完全可以減少費用的工作；(4)低于用戶或公司質量標準的工作；(5)高于用戶已經確定為合理實用的質量標準的工作；(6)沒有完成規定的具體任務；(7)沒有事先具體計劃、指導工人實行這些具體計劃，并且沒有事先采取必要的糾錯行動；(8)沒有有效管理成本；(9)從事了雖然能被接受但以某種方式導致其他高成本或延誤送貨結果的工作；(10)設立比實際報價要高的預計成本項目；(11)對預計成本項目的忽略；(12)沒有滿足預算要求。

測量缺陷也有各種方式。有的通過目標完成情況來確定缺陷數量。西屋公司的無缺陷測量公式為：績效＝100－有缺陷項目數／無缺陷項目數×100。如果有缺陷項目數等于無缺陷項目數，績效值為零；如果有缺陷項目數多于或小于無缺陷項目數，績效值就為負或為正。

全面質量管理(totalqualitycontrol,TQC)來自日本企業管理實踐，20世紀80年代大力引入我國。日本企業結合科學管理和零缺陷管理的理論，提出過程質量控制的理念，即將產品的質量缺陷消滅在產品的制造過程中，這樣最終產品必然是符合質量要求的。為了做到這點，生產過程的每個環節都是一個質量控制點，每個環節的操作員工都是質量控制人員。為了保障每個質量控制點不出廢品，每個質量控制點都設立了嚴格的質量控制標準和客觀檢測手段。按照這種控制要求操作，最終生產出來的產品不用檢測都是合格產品。

個別工商組織推行的零缺陷管理或全面質量管理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已經顯得不夠通用和規范，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需要，1988年由國際標準組織推行的ISO9000系列的質量認證體系，融合零缺陷管理和全面質量管理的管理理念，成為保障質量管理更加規范的國際化標準。ISO9000實施的是已經具有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質量國家標準，它適用于整個生產過程，而不是某一具體產品。該體系認證在市場上標志著質量，國際購買者往往會堅持要求其固定供應商獲得這種認證。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有嚴格的程序及考核要求，按照系列分為ISO9001、ISO9002、ISO9003和ISO9004等，依照不同行業設立，但制定質量管理手冊、程序文件和作業指導書等三個通用文件是其核心。其中ISO9001標準的用途是：當合同要求進行設計，并對產品性能要求有原則規定或有待制定，只有當供貨方充分證實了其設計、開發、安裝和服務的能力時，才能相信產品符合規定的要求，應要求供貨方按ISO9001提供質量保障。該質量體系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與尊重。因而，只要企業通過考核達到ISO9000質量體系并嚴格按照這一體系的要求去做，其產品質量就是可靠的，其服務就是值得信賴的。

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代表著規范化管理的方向，迅速從工商業領域推廣到其他領域。在用企業精神、市場原則改革政府組織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影響下，規范化管理的思想以及成功經驗也開始推廣到公共管理領域，國外許多公共機構如醫院、學校、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組織也開始推行規范化管理。在我國，2000年9月深圳市國稅局蛇口分局通過了ISO9001稅收質量管理體系認證，以后河北省地稅局也開始學習深圳的經驗，在基層機構進行ISO9001體系試點建設。

綜合起來，規范化管理的特點就是程序性管理、標準化管理、質量控制，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

二、政府組織規范化管理的含義

應當說，在政府組織內部推行規范化管理還是一件新鮮事物。盡管在實踐中已經取得一些好的經驗，但是理論上的探討還不夠充分，因此有必要對政府組織推行規范化管理的含義及其相關理論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規范化管理是對政府行為的一種約束或自律。政府作為一種社會組織的顯著特質，誠如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所說：“第一，政府是一種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性的組織；第二，政府擁有其他經濟組織所不具備的強制力。”這兩個特性，決定了政府行動必須受到約束。約束的形式多種多樣，法律和社會輿論是對政府的外在約束，或政府他律，而規范化管理則是政府的自身約束，或政府自律。推行政府規范化管理能夠有助于消除政府失靈。

20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開始將工商組織的質量管理理念引入公共機構，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方，按照工商管理的原則和理念，向社會公眾作為公共服務的需求方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政府規范化管理應運而生。在80年代，我國曾經在政府管理中大力推行過目標管理(managementbyobjective,MBO)。實踐證明，目標管理比起規范化管理有許多不足。由于目標管理強調終極結果，容易導致政府行為短期化弊端，而規范化管理強調的是過程結果，能夠促使政府持續不斷地改進管理質量與效率，因此規范化管理更符合政府組織的特性。

政府規范化管理就是按程序辦事。所謂規范化，就是政府按照事先的規定行動，這種規定實際上就是程序。簡言之，政府按程序辦事，就是規范化管理。政府組織本身就是依照程序建立和運行的，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和信息不對稱，政府組織并沒有完全按照程序辦事，主觀隨意性、長官意志以及以職謀私等現象大量存在，以致出現許多不規范行為，嚴重的還發生犯罪行為。嚴格按照程序辦事，就可以大量減少這種不規范行為和犯罪行為，最終提高政府服務社會公眾的質量與效率。推行政府規范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增強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提高管理質量。應當將這個目的作為統帥政府規范化管理工作的最終目的，不能為規范而規范，以致走向規范化管理的消極面，搞形式主義。

規范化管理要有制度和考核標準。規范化是一個制度建立和強化考核標準的過程。一般說來，制度建立的依據是法規和慣例。法規比較明確，也容易執行。在建立具體的規章制度過程中，要特別注意不要與現行黨和國家的有關法規條文相沖突。而慣例是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而且從行為結果上看具有利弊雙重性特點。過去在沒有規范化管理要求的時候，實際工作也按照許多工作慣例來運作，并取得成效。因此，政府規范化管理應力求將慣例趨利避害，將好的慣例轉化成制度安排，將不好的慣例通過制度安排革除。有了制度，還需要對制度執行的情況進行考核，為此就需要設立獨立的考核標準以及考核機構。首先，標準應是指標化、量化和可操作的。而且標準起著導向的作用，需要下功夫來設計一套標準體系。ISO9000引入公共組織，就是一種標準體系的建立。除ISO9000以外，還可以根據各個機構的實際情況設立其他標準化體系。其后，對運行情況需要有外在的獨立機構對政府組織進行考核。政府同級組織或上下級組織之間由于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性，比較難以做到考核的客觀性和公正性，考核容易流于形式。目前在這方面的工作尚未真正制度化，任重而道遠。

三、政府組織規范化管理的難點及解決

全面推行政府組織的規范化管理也有一定難度，這與政府組織的自身特性和承擔功能有關。政府是非生產性組織，非營利組織，因此在理解政府管理質量、管理效率方面與工商組織有許多不同，這直接影響政府規范化管理考核標準的設立。政府的行為績效應當不同于工商組織績效，不能以政府機構取得的收益當作考核標準，或政府基層組織不能只是以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作為考核標準，而應以社會公眾對政府服務的數量及質量的滿意程度作為績效考核標準。進一步說，由于政府面對的社會經濟事務錯綜復雜，瞬息萬變，因此不是所有的政府行為都能夠走程序，實行規范化管理。實事求是地說，政府規范化管理不是萬能的。

推行規范化管理在實踐中會遇到兩個突出的矛盾：第一，政府行為合法與合理悖論問題。要么政府行為合法但不合理，比如事事都要按照程序辦結果導致不合理行為的發生；要么政府行為合理但不合法，比如為了便利服務對象的需求，省去繁瑣的辦事程序，結果違反了國家的有關法規。到底以哪種標尺來規范政府行為，沒有統一意見，要通過實踐來檢驗。一是依據現行法規來規范政府行為，如火車站內廁所收費；以改革精神來合理規范政府行為，如對娛樂、休閑場所服務人員征收個人所得稅。第二，工作講求實際效率和辦事遵從程序形式的矛盾。應當說，一個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將效率與形式有機結合起來，有效的制度形式有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在政府組織規范化管理過程中，由于不可能事事都提前考慮，特殊情況時時出現，需要具體情況靈活處理才能得到合理的結果。因此，刻板地遵循已有的制度規定，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進一步說，制度是由人創造的，并由人去遵守。而人是具有創新能力的，在規范化管理中也要給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留出空間。21世紀的最新管理理念是以人為本，由于這種理念的傳播，使得許多具有創新特性的工商企業開始推行彈性工作制以及創立學習型管理組織。作為側重程序性管理的政府組織，當然不可能照搬這種彈性工作制，必須推行規范化管理。但是政府組織也會遇到如何處理效率與形式的矛盾，為此，需要上級關注來自基層的創新思維與創新做法，及時地將一些不符合慣例或已有規定的做法納入到制度創新中。不能忘記，規范化管理的終極目的，還是提高政府組織的管理質量和服務效率。

建立政府組織的規范化管理，可以考慮以下做法。

1.建立具有可操作法和可檢驗性的制度。ISO9000是一個可供選擇的制度，但是需要有相關條件的具備和落實。畢竟，按照ISO9000的要求，需要制定比較繁瑣的質量管理手冊、程序文件和作業指導書等三個通用文件，許多政府機構還不具備制定這三類文件的條件。美國學者詹姆斯·Q·威爾遜將政府組織機構分成四種類型：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能觀察得到的生產型機構；可以觀察到付出但觀察不到成果的程序型機構；可以觀察到成果但觀察不到付出的工藝型機構；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觀察不到的應付型機構。顯然，只有生產型和程序型的政府組織才具備條件實行規范化管理，對于其他類型的政府組織實施有效管理就需要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一般說來在我國，窗口服務性的政府機構可以參照服務業的ISO9000體系進行規范化管理制度建設，政策制定和調控性的政府機構主要圍繞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建立相應的規范化管理制度。

2.細化制度，責任量化到人。政府組織都多多少少建立了管理制度，但是缺乏實施細則，就使得既有制度不能落實。實際部門的經驗比較看重領導的重視，以及抓落實就是領導重視，組織到位，實際上制度細化和責任量化到人也能起到落實的作用。為了將制度細化和責任量化到人，需要有一套考核政府組織管理績效的指標體系。但目前國內對政府組織的管理績效及相關指標體系的研究還比較粗糙和不具體，今后這應是政府組織理論研究需要突破的難題。

3.盡快建立獨立的政府業績考核機構。對政府組織行為是否規范，從根本上講不能由政府組織自身說了算，而應當由政府提供服務的受益方社會各界來評價。目前我國政府組織規范化管理及其考評主要是來自政府自身的努力，這是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環境政府做出的積極努力，值得高度評價。但是從長遠看，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化約束應當是兩個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自律和社會他律。實現社會他律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建立相對獨立的政府業績考核機構。

4.強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政府規范化管理固然是政府內部的事情，但是由于與服務的對象社會公眾有直接聯系，因此需要將政府規范化管理的相關信息向社會公眾公開，讓社會公眾了解政府相關服務的質量要求和標準，這樣從外部增加了一條對政府規范化管理的督促和檢查渠道。實際上，政府規范化管理的最終受益者是社會公眾，讓這些受益者了解政府規范化管理制定規定，會更加有利于政府行為的規范化。

5.提高政府管理人員的個人修養與管理素質。制度再好，也需要人去執行。因此政府管理人員的個人修養和管理素質對完成規范化管理有重要意義。搞ISO9000，首先需要人人掌握相關規定和知識，通過學習而獲得更多的知識，提高管理的自覺性。

6.加快電子政務的建設。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來推進政府規范化管理，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潮流的需要。未來我國經濟社會將加快信息化進程，信息化本身就需要有規范化的信息輸入與輸出，同時基于互聯網平臺構建的電子政府可以滿足政府改革的多種目的和要求。因此，把電子政務納入政府組織規范化管理的構成要素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應當從這個角度審視政府組織規范化管理工作，對電子政務給予充分的重視，加快建設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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