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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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的關系，同時要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關鍵詞經濟形勢經濟環境實施宏觀調控改革和發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的最后一年，是改革、發展、

穩定的關鍵一年，是世紀交替之年。這一年經濟工作做得如何，對全局影響重大。最近

中央召開了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形勢，提出了奮斗目標，部署了2000年經濟工

作的主要任務，需要我們認真把握，狠抓落實，繼續奮發努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

健康發展，為新世紀的經濟騰飛創造良好的開端。

一、當前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

（一）當前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

1999年以來，在中央采取擴大內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

較快增長的態勢，頭9個月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4%.1～10月，工業增加值增長9.1%，增

長速度比較平穩；農業收成穩定，糧食總產量大體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平緩，全國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城鄉集體和個體投資）增長7%，其

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6.6%，更新改造投資增長下降0.9%，房地產投資增長17.4%；隨著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費領域的擴大，10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個百分點；外貿出口出現回升態勢，9月份出口增長20.2%，10月份出口增長23.8%.

財政收入增長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長19.4%，增收1300多億元，財政收入占國

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一步提高。金融形勢比較平穩，到10月末，M1、M2分別增長15.1%、

14.5%，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國家外匯儲備已超過1500億美元。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

加，生活水平繼續提高，10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59270億元，同比增長13.4%.

從前三個季度的經濟運行情況來看，經濟形勢總體上是好的，預計全年經濟增長可望達

到7%甚至略高一些。這樣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當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好轉跡象：（1）工業經濟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業企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比去年同期提高7個百分點，其中成本費用利潤率

提高1個百分點，總資產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提高0.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率提高0.8

個百分點，資產負債率下降1.7個百分點。1～9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總額

120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

480多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5倍。（2）外貿出口進一步回升。隨著亞洲周邊國家

的經濟復蘇、需求增加，我國對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增長加快

；同時國家加大了出口退稅力度，有力地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從7月份開始，出口增長

開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長分別為7.5%、17.8%、20.2%、23.8%.預

計全年出口增長可達5%左右。（3）物價下降出現減緩的跡象。8月份，受季節性因素

和肉禽價格進一步回升的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區調整學雜費、房租、水電費價格以及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

上月上漲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縮小0.2個百分點。此外，隨著工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品市場回暖，工業品價

格降勢也在趨緩。7月、8月、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下降2.5%、2.3%、2.1%，工業品原材料購進價格分別下降3.4%、3.3%、1.8%.

（二）經濟環境日趨嚴峻的一面不容忽視

以上三種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但還沒有形成好轉的趨勢，目

前還不能作出經濟增長出現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斷。對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

是逐步好轉還是比較嚴峻？還有待觀察。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長，但由于美國股市出現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對歐元、日元出現一定的貶值趨勢，不排除出現股市動蕩、外資抽逃、

消費萎縮、使經濟增長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日本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日本內需市

場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經濟走向如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大。歐盟經濟正在穩

步增長，但由于歐元的實施，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亞洲周邊國家和地

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即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好轉，對我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也

將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綜合以上一些情況，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即使經濟增長快于1999年，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對我國

經濟形成競爭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從總體上看，2000年我國外需壓力還是很大，外貿順

差有可能進一步減少，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會下降，外貿外資的減少，需要通過進一步擴

大內需來彌補。

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場需求依然疲

軟，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生產過剩，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強，民間投資不

振，銀行貸款行為趨于謹慎，資金供應趨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加

大，等等。當前經濟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通貨緊縮趨勢仍在發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為止，全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連續24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

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2個月負增長。按照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

一國消費品價格連續兩年負增長，就可視為通貨緊縮。我國實際上已經達到這一標準。

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從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從中長期因素看，多年來的重

復建設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次通貨緊縮，實際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與中長期

的結構不合理因素交織并發，從而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壓力。我國這一輪經

濟增長下滑的周期最長，從1992年算起，至今已長達7年，目前下滑的趨勢仍在發展。

特別是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未從根本上

遏制住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2000年國內經濟環境依然比較嚴峻。

二、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關系

2000年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不容樂觀，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預計這年經

濟增長的社會經濟發展貢獻率提高0.2個百分點，產品銷售率提高0.8個百分點，資產

負債率下降1.7個百分點。1～9月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總額1200多億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7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后實現利潤480多億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1.5倍。（2）外貿出口進一步回升。隨著亞洲周邊國家的經濟復蘇、需

求增加，我國對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增長加快；同時國家加大

了出口退稅力度，有力地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從7月份開始，出口增長開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長分別為7.5%、17.8%、20.2%、23.8%.預計全年出口增長可

達5%左右。（3）物價下降出現減緩的跡象。8月份，受季節性因素和肉禽價格進一步

回升的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區調整學雜費、房

租、水電費價格以及部分食品價格上漲，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比上月上漲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費價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縮小0.2個

百分點。此外，隨著工業生產穩步增長，工業品市場回暖，工業品價格降勢也在趨緩。

7月、8月、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下降2.5%、2.3%、2.1%，工業品原材料購進價

格分別下降3.4%、3.3%、1.8%.（二）經濟環境日趨嚴峻的一面不容忽視

以上三種跡象表明，經濟增長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但還沒有形成好轉的趨勢，目

前還不能作出經濟增長出現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斷。對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

是逐步好轉還是比較嚴峻？還有待觀察。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美國經濟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長，但由于美國股市出現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對歐元、日元出現一定的貶值趨勢，不排除出現股市動蕩、外資抽逃、

消費萎縮、使經濟增長發生逆轉的可能性。日本經濟開始緩慢復蘇，但由于日本內需市

場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穩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經濟走向如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大。歐盟經濟正在穩

步增長，但由于歐元的實施，歐元區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強。亞洲周邊國家和地

區的經濟開始復蘇，即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出現好轉，對我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也

將形成一種競爭關系。綜合以上一些情況，2000年世界經濟增長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

即使經濟增長快于1999年，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對我國

經濟形成競爭的不利因素在增加。從總體上看，2000年我國外需壓力還是很大，外貿順

差有可能進一步減少，利用外資也有可能會下降，外貿外資的減少，需要通過進一步擴

大內需來彌補。

從國內經濟環境來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場需求依然疲

軟，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生產過剩，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不強，民間投資不

振，銀行貸款行為趨于謹慎，資金供應趨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加

大，等等。當前經濟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通貨緊縮趨勢仍在發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為止，全國社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連續24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

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連續42個月負增長。按照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定義，

一國消費品價格連續兩年負增長，就可視為通貨緊縮。我國實際上已經達到這一標準。

造成通貨緊縮的原因，從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從中長期因素看，多年來的重

復建設導致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次通貨緊縮，實際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與中長期

的結構不合理因素交織并發，從而使我國面臨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壓力。我國這一輪經

濟增長下滑的周期最長，從1992年算起，至今已長達7年，目前下滑的趨勢仍在發展。

特別是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未從根本上

遏制住經濟增長下滑的趨勢。2000年國內經濟環境依然比較嚴峻。

二、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關系2000年經濟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不容樂觀，綜合各方面的情況分析，預計這年經

濟增長的社會經濟發展預期目標為7%左右，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但仍然要付出艱巨的

努力。對此，2000年經濟工作需要著重把握和處理好幾個帶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關系。

（一）既要堅持擴大內需，又要加大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的力度

擴大內需的核心是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經濟總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

越來越受到結構不合理因素的制約，如果不調整結構，經濟增長就不可能上去。調整結

構，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調整，而必須是中長期的、戰略性的調整；不僅要調整產

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而且要調整地區結構，加快西部大開發，這是關系

經濟長遠發展的重大舉措。結構調整要取得成效，必須以技術創新為動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設的老路。應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堅決淘汰落后的、重復的生產能力，發展高

新技術產業和有發展前景的行業和企業，對傳統產業進行較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固定資

產更新，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處理好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的關系，實際上

是處理好經濟總量與結構的關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擴大內需的一個重要拉動力，就是

擴大投資需求。這兩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國債投資為主導，重

點投向基礎設施等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和領域，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擴大內需是

為了促進發展，增加經濟總量，但同時也是調整結構的過程，是科技進步的過程。我們

要以技術創新為動力，在擴大內需、促進發展的同時不斷調整結構，在結構調整的基礎

上求得更好的發展。

（二）既要堅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擴大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

堅持政府投入，是在當前經濟不太景氣、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未完全啟動以前的必

然選擇。但是，政府投入數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國家財力的制約，而近幾年國家財政

狀況總體上比較困難，這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國家增加發行2100億元國債，專項

用于基礎設施等項建設。政府的這筆投入，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相比，數量要少

得多。啟動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力，要靠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否則國家財政難以承受，經濟增長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著力點，是要努力引導和擴大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使政府投入起到“四兩撥千斤”

的作用。具體來說，就是要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貼息、參股、合資、補貼、擔保等方式，

帶動更多的社會投資。例如：1999年下半年國家增發600億元國債，其中150億元用于

企業技改項目的貼息和補充相應的資本金，以此帶動銀行貸款1500多億元，使社會投資

規模迅速擴大。與此同時，2000年要繼續落實已經出臺的增加城鎮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過實施農村稅費制度改革、完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農民收

入，并結合出臺一系列鼓勵消費的政策，努力擴大城鄉居民消費。

（3）既要積極推進改革和發展，又要高度重視保持社會穩定

2000年要擴大內需、調整結構和實現科技進步，立足點是要保持經濟又快又好的發

展。解決當前中國經濟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堅持發展。發展是硬道理，這一點是不能

動搖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發展，必須以改革為動力。2000年各項改革已處于攻

堅階段。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將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實現三

年改革脫困和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只有國有企業搞好了，效益上來了，才能

為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加快改革和發展，使社會穩定問題顯得更加重要。改革和發展，

最終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但在改革和發展的進程

中，因結構調整、企業改革、機構改革的深化，使下崗、失業現象增加；因社會環境的

不斷變化，競爭加劇，一些人的習俗、觀念適應不了環境變化的需要；等等，如果處理

不慎，極易引發社會不安定因素。社會不穩定，改革和發展將一事無成。一個穩定的社

會環境，是順利推進改革和發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

系，使三者相互協調和統一。

三、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經濟工作任務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艱巨而又重要。但基本著眼點是擴大內需、

促進經濟增長，并在貫徹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精神的基礎社會經濟發展上，以國有企業

改革為中心全面推進各項改革，同時注意保持社會穩定。從這個基點出發，2000年經濟

工作要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繼續加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連續兩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是顯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未完全

啟動以前，為了保持經濟的較快增長，必須堅持實施行之有效的積極財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現在銀行資金充裕、存貸差達1.2萬億元，生產能力充足、近1/3的生產潛力

未能發揮出來，勞動力豐富，面對錢多、物多、人多的因素，應是加快發展的好時機。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這些資源就會白白浪費掉。實踐證明，財政政策對資源利

用具有見效快、導向作用大、宏觀配置合理的特點，通過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國債，

動用部分社會儲蓄資金，將相對過剩的人、財、物資源利用起來，有利于促進社會生產

力的發展。

2000年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仍以擴大財政支出為主要形式，雙管齊下，

通過發行長期國債進一步擴大投資和繼續落實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來擴大消費支出；同

時要運用好稅收政策，包括實行必要的減免稅政策，通過適當減少財政收入的形式，進

一步刺激投資、消費和出口。這樣，中央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將進一步擴大。有人擔心，

會不會引發財政風險？據初步測算，1998年，我國中央財政赤字（按國際通行口徑，包

括為彌補債務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債務余額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

別為2.15%和9.9%；1999年約為2.80%和12.0%；預計2000年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與上年大體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線以內，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約為14.0%，仍

明顯低于60%的警戒線。我國發行國債尚有一定的空間。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有風險，關

鍵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國債資金。只要國債資金能夠發揮好的效益，促進經濟較快的發展，

就能夠為償還債務創造有利條件，不會引發財政風險，也不會給后人留下債務包袱。近

一兩年，財政稅收每年增收超過1000億元，其中就包含了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增收效應，

國債投入已經出現良性循環的效果。

（二）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

在當前經濟偏冷的情況下，要采取相應擴張的宏觀調控政策，使社會資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僅僅財政政策是擴張的，而沒有貨幣政策的相應配合，就難以充分調動社會

資金來支持經濟發展，進而會減弱整個宏觀調控的效果。例如：將國債資金投入具有一

定經濟效益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采取貼息方式投入企業的技術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銀行貸款與之相配套，如果銀行配套貸款跟不上，就會影響整個國債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須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證國債資金配套貸款的及時投入；二是要滿

足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廣大中小企業的發展；四是要適當降低存款準

備金率，促進商業銀行擴大貸款，同時對有困難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機構，給予再貸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開展住房、教育、汽車以及大件耐用消費品等方面的消費信貸業務

；六是要發展資本市場，積極開拓直接融資渠道。總之，要保持貨幣供應量的必要增長。

只要積極財政政策不出現風險，實行相應的貨幣政策也不會有風險。金融業要正確處理

支持經濟增長與防范金融風險的關系，在改善金融服務的同時，要繼續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銀行內控機制和銀行監管機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

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

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000年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

關鍵。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首先要盡最大努力

實現這一目標。要從不同行業和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不平衡發展的客觀進程，著

力抓好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和老工業基地，把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與長遠發展結合起來，

為國有企業跨世紀發展創造條件。”

2000年要重點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工業結構調整。繼續壓

縮紡織、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機電、輕工等行業的過剩生產能力，堅決淘汰那些

技術落后、資源浪費、產品質量低劣和污染嚴重的企業。不斷優化工業結構，緩解重復

建設壓力，增強企業活力。（2）加大技術改造力度。繼續撥出一部分國債資金用于企

業技術改造的貼息貸款。對于技術改造所需先進設備的進口，國家可適當提供外匯、免

稅等優惠政策。對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產業、新興行業等項目的國產設備投資，實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業所得稅。（3）實行債權轉股權。對一些有特別困難、但有一定發

展前景的國有企業，實行債權轉股權。逐步解決企業資本金不足、資產負債率高的問題，

同時盤活銀行的不良資產。（4）拓寬直接融資

渠道。完善股票發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經濟效益較好、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上市，增加企業的資本金。選擇一批信譽好、

發展潛力大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國有股來籌集資金。一些資信好、實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可在境內外發行企業債券，進行滾動發展。（5）實施規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數關系國計民生的企業實行國有獨資有限公司外，積極發展具有

多元投資主體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處理好“老三會”（黨委

會、工會、職代會）和“新三會”（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的關系，加強企業領導

班子建設，強化內部管理，實行企業會計外派制度，完善企業在經營、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四）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這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要繼續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

再就業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業服務中心，按“三家抬”（財政、企業、

社會負擔）的辦法來保障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只是一種過渡性措施。要從根本上解決

國有企業人員多等方面的問題，最終要靠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覆蓋所有企事業及行政

機關單位職工的、由政府承擔并強制執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

是實行由政府通過企事業單位從當期收入中償付各項社會保障費用的現收現付制，近期

社會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現收現付制轉向通過個人帳戶實現的基金積累制，即職工在領

取工資后向社會保障基金繳付社會保障繳款，這筆繳款連同企業繳付的部分社會保障繳

款都進入職工的個人帳戶，以后就從職工的個人帳戶中支付他們的社會保障開支。實行

基金積累制，對新參加工作的職工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有足夠的工作時間在個人帳

戶中積累足夠的養老金。成問題的是，已退休的職工和在實施個人帳戶制度以前較早參

加工作的在職職工（統稱老職工），由于在過去的工作年限里沒有直接為自己積累養老

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過預先扣除把保障費用轉化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國有資產中。轉入基金積累制以后，老職工新建的個人帳戶中的資金很少，已退休職

工的個人帳戶則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實施從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軌時，政府應

對老職工過去對養老金基金的貢獻作出補償，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來籌集和建立社會保

障基金，這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條件。要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對所有不

同經濟成分的企業和職工依法收繳社會保險費，提高收繳率，籌集社會保障基金；同時

也要考慮，在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過程中，對國有股權變現

所得，中小企業的拍賣、租賃所得，國有房地產的出售、租賃所得，以及財政預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劃入社會保障基金。條件成熟時要著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

度。

（五）加強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科技進步是加快結構調整和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要加強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國

最薄弱的環節，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環節滯后，這與現行科

技體制和生產體制密切相關。現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與生產相脫節。企業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許多優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這種體制，大大阻礙了將

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進程，使先進的科學技術無法得到及時的應用和推廣。為此，

要深入進行科技體制和生產體制的改革，將應用科技的基本力量從原來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業中去，使企業成為應用科技研究的載體和主要力量。這也是當今發達國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與企業合二為一，既可以使科研經費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員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業生產有技術創新力量的支撐，增強企業的競爭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機構管理體制的改革工作，使應用科研機構轉制為企業，或納入企業的科研體系中

去。對于高校中的應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離出來，按照科研機構改革的方向進行運

作。

此外，要加強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力度，保護技術創新者的利益。盡快制定反壟

斷法和嚴格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規范技術市場及其他市場，維護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

競爭的市場秩序。建立鼓勵技術投入的稅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和對市場

前景好的共用性產業技術的研究開發提供資助外，應制定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投入的政策。

如：對技術轉讓收入、設備投資等扣減所得稅；改進現行的增值稅制度，明確企業研究

篇2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客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篇3

(二)變量選取本文基于貿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選擇變量，選取中國的經濟增速、物價、貨幣供應量增速、貿易余額增速、股價、匯率以及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速進行研究。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速，由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為季度數據，數據量較少，而工業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變化態勢，因此采用工業增加值增速(cgdg)作為經濟增速的變量。對于物價，因為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市場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為通貨膨脹的先行指標，因此將其作為指標。關于貨幣供應量增速，以M2增速(cm2g)為研究對象。對于貿易余額增速(ceig)，選擇出口當期值與進口當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來衡量。以上證收盤綜合指數作為股價(csti)的衡量變量。對于匯率，基于目前中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將其確定為實際有效匯率(cexr)。對于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動性，然而IMF統計數據庫的M3統計時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開放度相對較低，美國M3對中國的影響有限，因此以美國的M2增速(um2g)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IMF統計數據庫和國際清算銀行。

(三)數據說明及其統計特征在樣本選擇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2008年11月25日美聯儲開始啟動首輪量化寬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寬松政策開啟至目前的季度數據跨度較短，實證結果難以說明問題;因此選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為實證研究的樣本區間。為進一步對比量化寬松政策實施前后中國經濟指標響應的變化，以量化寬松政策開啟時點為界限，將樣本選擇期劃分為兩個子區間:第一階段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階段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對這兩個子區間再分別進行研究。各序列的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中國的經濟增速(cgdg)、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M2增速(cm2g)、貿易余額增速(ceig)、實際有效匯率(cexr)和美國M2增速(um2g)均為I(0)序列，而中國的上證收盤綜合指數(csti)為I(1)序列。這樣，如果要利用回歸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間的關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間存在協整性，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協整性檢驗方法對其進行檢驗。如表2所示，七個序列中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量化寬松政策之前的估計結果根據AIC統計量可得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二階，利用脈沖響應函數方法，求取美國M2增速對中國的經濟增速(cgdg)、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M2增速(cm2g)、貿易余額增速(ceig)、上證收盤綜合指數(csti)、實際有效匯率(cexr)六個指標的沖擊。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樣本為研究對象。美國M2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長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中國M2增速具有正向的沖擊;對貿易余額增速、實際有效匯率具有反向的沖擊;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基本不受影響。各經濟指標具有較強的波動性，呈現明顯的周期性變化。表3是中國經濟指標波動的方差分解結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時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6.58%、4.17%、5.12%、4.93%、1.32%和1.76%，國內因素對各對應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的估計結果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為樣本區間進行研究。美國M2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M2增速、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呈現正向的變化;貿易余額增速和實際有效匯率呈現反向的變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時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國內因素對各相應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總體而言，美國M2增速發生一個正向沖擊，對于中國各經濟指標，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具有明顯的周期性變化;之后，其變化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對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的結果顯示基本不受影響，而之后的結果呈現正向的響應。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的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經濟指標變化的影響程度大于量化寬松政策之前。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篇4

二、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中存在的問題與策略分析

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定位與目標會對房價產生直接的影響，因此如何保證宏觀調控既促進了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又能讓廣大老百姓真正受益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使其既可以為央行制定貨幣政策、強化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起到指導作用，也可以幫助金融機構了解房地產市場的本質及行情，做出合理的判斷與決策。自2004年起，為規范房地產市場能夠健康穩定的運行，國家不斷出臺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房地產調控措施在十年間共出臺103項。每次調控都對房地產市場的運行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保障了宏觀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2014年，在我國提出的“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經濟工作指導方針下，各領域共同努力使得房地產泡沫化風險問題得以緩解。2014年上半年對房地產業的調整使得其銷量、價格開始下行。特別是隨著一些行政性的限購措施的放開，金融信貸政策的相應調整，房地產開始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70個大中城市的住宅銷售價格降幅在收窄，一線城市的綜合環比房價轉正，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和銷售金額降幅在收窄，一線城市銷量呈環比增長。2014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額為76292億元，比2013年下降了6.3%，占同期GDP的比重下降至11.99%。可以說中國的房地產在某種程度的去行政化，房地產市場開始呈健康發展狀態。對房地產的調控已經進入了關鍵期。倘若放松當前的調控政策，可能會引起房地產價格的反彈，給國民經濟和社會運行帶來更大的風險，使消費者對調控喪失信心，進而導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如繼續維持當前的調控政策也可能會帶來一些風險，例如經濟增長下行對地方財政帶來消極影響不利于供求矛盾的改善。通過對房地產業一系列的調整與改革，宏觀調控的手段較之以前逐漸趨于合理，但也不可否認仍存在一些問題。

1.貨幣政策問題與策略分析

貨幣政策是現階段我國對房地產進行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貨幣的快速增長、寬松的信貸條件以及實際負利率都會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效果產生一定影響。M2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占GDP的比重在國際標準中上限為100%。而2014年底，我國M2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122.8萬億元，GDP為63.6萬億元，M2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占GDP的比重高達193.1%。該數據說明我國貨幣的發行量超發嚴重，在缺少其他有效投資渠道的情況下大量投資涌入房地產市場。因此政府應從源頭抑制房地產的投資過度，控制貨幣發行量以減少民間的貨幣存量。但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政策只能是在短期內控制M2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的速度，長期來看還是會反彈且持續穩定的增長。同時由于國家經濟的需要，M2廣義貨幣供應量不斷上升。因此長遠來看，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政策并不能控制房地產投資的增長。房地產業的投資與銀行貸款密切相關，因此信貸政策對房地產的投資有調節作用。寬松的信貸政策會帶來房地產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增加，而緊縮的信貸政策會減少房地產市場的投資。但由于信貸規模伴隨經濟的增長很難控制在既定的目標內，同時由于利益的驅使，銀行方面不愿意放棄房地產貸款這一貸款資源，信貸規模難以控制，因此信貸政策對于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幅度并不是很大，效果并不顯著。此外，利率變動對房地產周期變動的影響也很明顯。利率升高則住房貸款成本增加，從而抑制了房地產需求，反之則會刺激房地產需求。但對于房地產業來說，需求又可以分為消費需求和投機需求。普通購房者會因為利率的上升而引發消費需求的下降，但對于投機需求者來說，利率上升的幅度若低于房價上漲帶來的收益，則其需求仍會增加。鑒于無法區分消費需求與投機需求，利率調整效果并不顯著。目前房地產處于剛性需求狀況，因此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調控房地產價格比減少房地產開發貸款的效果理想。減少貸款短期內可達到抑制房價上漲的效果，但從長遠來說會導致供給減少，從而使房價再回升的結果。因此應當通過央行引導銀行的信貸投向，緊縮流動性來抑制投資性購房，對房地產信貸進行適當收縮，調控房價時，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作為主要貨幣政策工具。使用利率政策時，區分投機性需求與消費需求，采取靈活的措施，對于正常購房的低收入人群采取優惠的信貸政策與利率，對于二套以上購買者提高按揭利率，從而控制投機性需求。由美國金融危機可知，對于實體經濟來說，資產價格的波動有可能會帶來巨大影響，房地產價格的劇烈變動有可能引發長期的經濟衰退與通貨緊縮。因此除控制通貨膨脹外，更應重點關注資產價格的膨脹以防止其泡沫的破滅。

2.財政政策問題與策略分析

由于信息不對稱與壟斷性的存在，在房地產市場中消費者、開發商、政府以及金融部門等各主體之間存在嚴重的利益分配與博弈機制的扭曲。由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與支出嚴重存在缺口，將土地收入作為地方財政主要來源收入。地方政府大力支持房地產業的發展，通過土地收入來限制地方債的過度膨脹，導致了土地價格瘋狂上漲，房地產開發商為將此成本轉嫁于購房者，提高房價。為此人們形象的將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換取財政收入的短期行為稱為“土地財政”。地方政府通過土地稅收、土地使用權出讓、土地融資、土地金融等方式獲得收益來直接或間接增加財政支出。十年間，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持續在40～50%，更有甚者達到70～80%。201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59.79%。在土地財政對房地產業如此依賴的形勢下，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必然會引起市場主體之間利益分配的調整，因此帶來了各方對待調控政策的不同態度和方式，從而影響調控效果。特別是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的地方政府成了調控中最大的利益受損方，由于擔心調控的結果可能會波及到地方財政收入，影響經濟發展，所以地方政府在執行宏觀調控政策中態度消極，從而削弱了中央宏觀調控的效果。這樣做既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也不利于很多產業的轉型升級。針對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問題，建議改革財政體制，完善地方稅制，依法賦予地方更大的財權，從根本上解決地方財政資金緊缺的狀態。可以通過建立多元化城市公共投資機制來降低政府謀求預算外收入的動機，為使地方政府有相對充裕的自有財力，也可以通過擴大地方政府的稅源與稅基，進一步減少對房地產業的過度依賴。盡早全面開征房產稅、遺產稅等地方稅種，建立完善的地方稅體系，推動地方政府從土地財政轉向稅收財政。建立科學的績效評估體系，改變以往GDP和財政收入為主的考核標準，把控制房價格過快上漲、增加保障房建設等內容納入考核目標中，以約束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行為。當然，對于保障房建設的資金，既可以考慮由地方政府從土地出讓金中劃撥出來一部分用于保障房建設，也可以考慮吸收社會資金。同時在保障房的申請過程中要確保公正的審核、監督與執行，充分實現保障房的利用率。

3.土地政策問題與策略分析

我國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已有數十年，為促進經濟發展而推出的各項土地政策在調節房地產市場運行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從早期偏重土地供給調控轉為更為優化的調控思路，更加重視后期用地的管理以及預期調控，對開發商的行為也加入了一些約束性的管理方式，使調控方式逐步完善，但執行起來效果有限。理論上講，在房地產市場投資過熱時，應減少土地供給量，當供不應求時應擴大土地供給量，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屬性，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土地的供應總量是有限的，因此擴張性的土地政策只能在一定范圍內采用，同時土地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時滯性較長，從用地審批到成品房銷售時間較長，相對來說限制了其短期內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效果。此外，現有土地政策缺乏差異化和彈性化，沒有按細化、差異性和彈性的實施方法來對待不同區域、不同城市規模、不同用途、不同結構的土地供應量配給。土地的供給直接影響房地產的價格，因此土地市場規范化是國民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也是房地產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應該形成市場化的土地供應制度，在強化土地審批和監督的前提下，改變目前土地規劃、土地審批、土地出讓金收取等權力集中于政府的狀態，在增加土地供給量時，應提高保障房建設土地供應面積在所有土地供應面積中的比重，但也要控制土地供給的速度，防止過度開發與透支。在控制供給速度的基礎上應調整好供給結構，保證各領域的合理使用土地。政府部門在規劃土地出讓計劃時，應根據房地產市場現狀以及土地市場的需求水平高低調整計劃，相應進行房地產用地供給量的增減調配。在需求水平較低時，適當減少房地產用地供給量，增加其他產業用地的供給量。在制定土地政策的內容時，應根據區域不同、城市規模不同以及住房用途不同等因素來制定彈性和差異化的政策。對于未經批準擅自變換土地用途和保障房用地建設的行為嚴格查處以維持房地產市場的秩序。同時對開發商用地應進行及時監管，對開發商閑置土地或囤積土地的行為應予以懲戒，追究責任。將土地政策的執行作為地方官員績效評估的指標，通過健全硬性和軟性約束機制來約束地方官員執行土地調控政策的力度并及時通報、糾正地方官員在執行過程中的不當行為。此外，調控手段也應向多樣化和規范化角度發展，增加法律及經濟手段的使用，盡量減少短期性行政管理手段。

4.金融體系安全問題與策略分析

目前我國房地產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普遍存在高負債情況，銀行存款以及金融系統對房地產的介入程度較深，但風險的防范意識與能力不足，如果發生問題則會影響相關產業及經濟增長，從而影響到金融體系的安全。銀行業與房地產業存在極強的風險關聯性，銀行貸款在房地產資金來源中所占比例大約在70%左右，商業銀行之所以將大量貸款集中于房地產業，主要源于房地產業的高預期收益，商業銀行自身所擁有的房地產價值越高，則越愿意持有更多的房地產作為主要形式的資產。因此如果出現問題，會導致空置房增多，帶動銀行貸款變成負資產等一系列問題。商品房的供需平衡是房地產市場可以持續健康發展的前提。供給過度將帶來高空置率，高空置率帶來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無法償還貸款，風險轉嫁于銀行。需求過度則會抬高房價，帶來泡沫，從而引發危機。因此無論是供給過度還是需求過度都將給銀行帶來不良的后果，甚至引發經濟和金融危機。此外，住房預售制度也成為了房地產開發商轉嫁風險的手段，該制度降低了開發商的融資成本與壓力，為開發商牟取了暴利的同時也防范了風險，但沒有考慮購房者及銀行方面所面臨的風險，將金融風險直接轉嫁于購房者與銀行。為保證金融體系的安全問題以應對房地產信貸風險，應采用金融手段來控制房地產信貸規模，提高房地產貸款風險系數，增加房地產貸款資本金。地方政府將土地作為抵押來貸款進行城市發展建設時，抵押的土地往往是政府儲備的土地，因此應對抵押的土地進行評估，依據土地價值而非政府信用來進行放貸。積極支持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和區域交易所，在全國建立覆蓋中小金融機構的統一結算體系以分流大銀行的資金，從根本上對大銀行的房地產信貸加以抑制。加大企業直接融資的力度，減少房地產資金向大銀行過度集中的弊端，改變目前金融體制的單一性，從而使房地產業的金融風險降低。

篇5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二、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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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輔礽.宏觀層次與微觀層次的國有企業改革[J].經濟研究，1999.(6).

篇6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二)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結束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