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傳統文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大一傳統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2－0200－02

在當今競爭十分激烈的時代里，要想在國際競爭中占據重要地位，科技發展水平的高低起著重要作用。而科技發展水平的高低取決于人才的水平，高素質人才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的高等教育。作為繁榮的命脈，大學生的教育更是不容忽視，因為他們是國家寶貴的人才資源，是實現我國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力量之一，承載著民族的眾望，擔負著祖國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的重任。因此，從多個方面加強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大學生只有在思想意識方面不斷地加強，向正確的方向靠攏，才會更好更快地成長。

傳統文化對當代大學生正確價值觀的形成，積極向上的人生觀的確立，社會責任感以及愛國主義精神的培養等多個方面都具有積極、重要的作用。大學生的道德觀、價值觀是否正確，關系到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順利進行，關系到能否盡快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我們要充分把握和利用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之處，與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結合，用恰當的方式融合到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去。

近幾年來，通過一些問卷調查等形式我們了解到，很多大學生的道德觀念差，自私自利，價值觀扭曲，缺乏社會責任感等現象很嚴重。因此，利用傳統文化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勢在必行。本文通過對傳統文化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的研究，更好地幫助大學生健康、積極向上的成長。

一、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

（一）推崇和諧、友善的理念

提到和平，早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論語子路》里曾說過：“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指的是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系，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茍同于對方，強調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更加重視人與人直接的和諧。儒家思想的倡導者孔子提倡“仁”的思想，也是當時人際關系的準則，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和諧、友善。可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一直延續至今，經得起時代的推敲。在全面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傳統文化中的和諧、友善的觀念對高校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為重要。

（二）強調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語句，無一例外地都體現了傳統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國家的興亡與每個人緊密相連，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重大，這些思想和觀念在當今的中國，已經成為我們的行為準則，如：汶川地震、青海地震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傳統文化《禮記•禮運》篇中，有這樣一段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段話表達了在很早的古代就意識到了集體、愛國主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觀念在那個時代體現得淋漓盡致。在過去傳統文化的倡導和影響下，現代中國的發展才延續了集體主義的理念。

二、傳統文化在當代大學生中的發展現狀

傳統文化到底對當代大學生思想教育產生怎樣的影響？目前的傳統文化在大學生中的發展現狀又如何？對于古代經史子集，大部分人也只是偶爾翻閱，對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興趣不是很大，因此對這種文化的認可度可見很低。從研究中我們不難看出，當今的大學生并不是很熱衷于傳統文化，其受重視程度已大幅下降。大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時期，正需要學校對他們加以引導和幫助，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對大學生的成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大學生健康的成長，思想道德素質各個方面得到提高和鍛煉，整個社會的經濟才能快速地發展。

三、傳統文化對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一）有利于大學生良好人格的形成和塑造

什么是人格，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在道德品質上的善惡程度。社會作為一個大的群體，要求占據重要地位的當代大學生具備良好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要求大學生具有誠實守信，積極向上，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等等。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符合的大學生主體人格，即誠實守信。誠實守信無論在幾千年前的古老時代，還是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都是缺一不可的。這是一個時代群體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孔子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無信不立”，一個人如果連誠信都沒有的話，又何談其他。可見，傳統文化把誠信作為一個人健全人格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誠實守信，指導我們如何為人處事，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客觀要求，對于培養大學生在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形成誠實守信的人格，對社會有貢獻的一份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有利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多年的風雨歷程，發展到現在，綜合實力如此之強，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重視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大學階段正是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階段，傳統文化中提倡的和諧正是大學生人際交往的重要觀念。傳統文化在向我們傳遞著一種與人為善的理念，特別是大學生在步入工作崗位，在社會中與人交往時要禮貌、友善。當今時代，面對大學生價值觀中所表現的不良傾向，我們應加大對傳統文化優秀部分的大力宣傳，引導大學生樹立理想的道德價值觀念。與此同時形成良好的誠信意識，傳統文化中就曾提倡：“人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近些年來，大學生誠信嚴重缺失，考試作弊，申請助學貸款畢業不及時還款，做事不講信用，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我們更應該重視傳統文化的作用。

（三）有利于大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觀念

大學生的道德教育一直以來都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更是難點。大學生思想現狀中對傳統文化的漠不關心和重視程度不夠，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更加劇了這種道德滑坡趨勢。只有將汲取的精髓的部分，融入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之中，才有助于大學生提高社會公德的意識，形成健康的、積極向上的道德觀念。我們還記得《三字經》耳熟能詳的“人之初，性本善”，簡單的幾句話，就說提出了性善觀念。早在幾千年前的時代，人們從小就培養孩子的善良本性，培養他們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和現代文化之間的傳承和延續，有一個很明顯的斷裂，傳統美德對人們的影響逐漸變弱，以至于發生了很多看來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利用傳統文化對于良好道德品質的強調，對于大學生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基本人文精神是有積極而重要的意義的。

篇2

中圖分類號：G0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3-0144-03

一、稻田養魚的傳統模式

龍現村位于青田縣城西南部方山鄉境內，背依奇云山，與溫州的瑞安市和甌海區交界。全村由街路頭、龍現兩個自然村組成，轄9個村民小組。這里以吳姓和楊姓為大宗，吳姓占大多數。到2002年時，有267戶，797人[1]，其中有600多人僑居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龍現村最大的特色是稻田養魚，稻田養魚是稻、魚的共生系統。水稻為田魚提供遮陰和食物，田魚覓食的時候，攪動田水，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給水稻根部提供氧氣，田魚還能吃掉害蟲和水中雜草，它們的糞便則給水稻提供了肥料，是傳統生態農業的杰作。對稻田養魚傳統生產模式的研究，有利于我們吸收傳統經驗，在此基礎上科學改進，并逐步地推廣應用。稻田養魚的傳統技術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

（一）魚種來源

育苗首先要獲得魚籽。獲得魚籽的辦法是在母魚的繁殖期，放些松樹枝搭在水面上，這樣母魚生產后魚籽就會粘在松樹枝上，松樹枝要很快撈起放入桶里，不能一直泡在水中，水分過多會造成魚籽不能成活。魚籽變成魚苗一般要三天左右時間，粘有魚籽的松樹枝要先在籮筐中放上兩天半，蓋點稻草，每隔四、五個小時檢查一次魚籽是否濕潤，如果沒有水分了就像澆花一樣澆點水即可。時間差不多后，拿幾顆魚籽放到有一點水的小碗，看差不多出苗的時候放到小魚塘，過一天就可以了。

（二）放魚前的準備工作

稻田養魚要求田要每年水旱輪流，也就是去年的旱田今年養魚，今年養魚的田明年就不養魚，而是種植其他農產品。這樣做是因為，過于潮濕的土壤會降低“水花”①成活率。旱田用來養魚要提前翻土，保證土壤的肥力，然后引入山泉，水深不超過30公分，過深的話秧苗不易成活，魚接觸陽光少，也會長得慢。此外，水流的進出口用竹篾、枝條編成攔魚柵，防止逃魚。

（三）魚苗放養

清明至夏至是魚苗放入水田的季節。魚苗放養一般是在早晨，中午水溫高，魚苗會不適應。魚苗放入后，三五天喂一次食即可。魚食，一般是用谷子、小麥、剩飯菜等。有的村民還上山采些樟樹枝、松樹枝浸泡在田里，這樣可以防止田魚生寄生蟲。

（四）種稻除蟲

龍現村從前是種植雙季稻，現在種植單季稻。單季稻是五月種，八月中旬前基本收割完。栽水稻時，水稻秧苗不是直接插入田里，而是先集中種在小的秧田里。因為秧苗面積小，容易放還能節省肥料。等秧苗長大一點將之取出插秧，然后大概二十天左右檢查一下秧苗有沒有出蟲。如果有蟲的話，當地人會使用油（菜籽油、茶油、桐油等）來除蟲。這套農業技術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的歷史實踐活動中，利用當地的自然生態創造發展而來，并一直傳承至今日。

二、稻田養魚的傳承現狀

（一）稻田養魚發展的原因

馬林諾夫斯基指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與風俗習慣——人體或心靈的習慣，它們都是為了直接或者間接地滿足人類的需要”[2]。稻田養魚在20世紀80年代出國潮到來之前，不僅給龍現村的村民增加了收入，還起到均衡膳食結構的重要作用，受到人們的重視。這種傳統模式一直傳承至今日，并非偶然，而是當地自然、歷史、人文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1.自然環境

龍現村四面環山，水源充足且水質優良，給稻田養魚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青田素來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說，龍現村地處丘陵地帶，人多地少，人地矛盾使得人們迫切尋求資源最大利用的生產方式，稻田養魚應運而生。

2.歷史因素

喜歡“飯稻羹魚”生活方式的古越人因為戰亂，一部分人遷移到江、浙、皖一帶的深山，稱為“山越”。青田原為山越的分布地，這里的人們延續了“飯稻羹魚”的生活方式，“稻田養魚”正是基于環境對這一傳統生活方式的應變和創新[3]。

3.經濟因素

種稻養魚可以實現資源全方位循環，水稻可以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田魚可以補充蛋白質，增加收入。有農諺語：“稻田養魚不為錢，放點魚苗換油鹽。”

4.人文社會因素

龍現村共700多人，其中有600多人僑居國外，村子里青壯年勞動力缺失，剩下的多為老人和小孩。少數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居民還需要依靠稻田養魚獲得的收入來貼補家用，延續著稻田養魚的傳統生產功能。但是對大多數居民來說，外匯成為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稻田養魚對勞動力要求不高，老人們將稻田養魚當作感情寄托，將父輩的生活傳統繼承下來。

（二）稻田養魚所面臨的問題

由于受到現代農業技術的沖擊，部分農民已經漸漸脫離傳統模式，與現代化接軌。傳統的稻田養魚模式雖然傳承下來，但是仍面臨許多問題，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傳統技術傳承人缺失

在現代化的沖擊下，勞動力機會成本不斷增加，龍現村掌握稻田養魚核心技術的農民已經不多了，尤其是培育魚苗這一核心技術，可以說就只有幾個人掌握，老祖宗傳承下來的農業技術正在漸漸脫離他們的生活。因農民出去打工比留在村子里種稻養魚能掙更多的錢，這就使得一部分人放棄了這種傳統生產方式。稻田養魚面積逐漸減少，甚至出現只種稻不養魚或者只養魚不種稻的局面。另外，在當地自清末以來形成的出國風習的影響下，家里的年輕人都愿意選擇出國。現在村子里，大多數是老人和小孩，目前就只有一些老年人還保留著種田養魚的傳統。青壯年出國造成勞動力缺失，使得稻田養魚這種傳統農業技術面臨失傳的危險。

2.市場化的沖擊

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改變了原有的生產技術，使得傳統技術受到一定的沖擊。自被評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以來，龍現村出了名，田魚和田魚干對外銷量增多，田魚的市場需求擴大要求他們想辦法提高產量。比如，栽培雜交稻，使用復合化肥、殺蟲劑、除草劑等化學物品，這些技術的推廣應用，雖然獲得了水稻和田魚產量的提高，適應了市場的需求，但是卻明顯違背了生態農業的原則。為了增加收益，而用現代農業手段，這會瓦解傳統生產方式，進而威脅到稻田養魚的整體文化。比如說，以前殺蟲的工具現在都閑置不用了，這些農具也是稻田養魚傳統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過于強調農業的經濟價值，忽視農業的文化價值，對傳統稻田養魚系統產生了沖擊，可能會使之與地方文化漸漸脫離。

三、培養確立傳承人，保護“稻田養魚”的生存環境

稻魚共生系統作為一種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是稻作文化的延伸，反映了南方農民的耕作文化，它符合現代生態農業的特征，是人類的財富。2005年，龍現村的稻魚共生系統入選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農業文化遺產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遺產，除了農業文化與技術知識以外，還包括了歷史悠久、結構合理的傳統農業景觀及農業生產系統[4]。稻魚共生系統的核心是稻田養魚技術，我們應當在充分認識這一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基礎上，對其加以保護。保護稻魚共生系統不僅要確立傳承人，還要保護其生存環境。

（一）培養確立傳承人

稻田養魚是稻魚共生系統的核心，目前稻田養魚傳統技術傳承面臨困境，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傳承人問題。“當民俗還是大眾的生活常態時，是無所謂傳承人的，傳承只是群體間的代際傳遞。但是當民俗文化開始衰落時，傳承人便開始崛起。”[5]

稻田養魚傳統技術是群體創造和擁有、通過群體傳承的方式世代相傳到今天的。由于龍現村大多數青壯年出國，村里的居民靠外匯便可生活得很愜意，稻田養魚的物質生產功能弱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從事傳統農業。還有一部分人，從收益出發，開始使用現代農業技術。目前，從事傳統稻田養魚的只有少數中年人和老人。拿培育魚苗來說，育苗是一項精細活，時間、溫度等都要把握得恰到好處，大多數人并不會自己育苗，而是選擇去別的村購買現成的魚苗。長此以往，龍現村育苗的技術會逐步衰落，直至消亡。稻田養魚作為一種物質生產民俗正走向衰落，此刻，需要通過確立傳承人來將這一文化不斷傳承下去。

從龍現村的實際情況來看，目前村子里只有幾個人會育苗這項技術。據村子里的人講，要談育苗的技術，“魚家樂”的老板吳麗貞的哥哥今年60多歲，可以算是村里最好的。其他幾名四五十歲會育苗的，技術都差不多。因為稻田養魚的逐步衰落，傳統的群體傳承已不再可能，要保護稻田養魚的核心技術，可以從這些人中挑選最合適的人作為傳承人，或許傳承人可通過師傅帶徒弟的社會傳承方式將該遺產傳承下去。

傳承人是農業生產技術的重要承載者與傳遞者，只有解決好傳承人和傳承對象的問題，才能解決農業生產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才能將稻魚共生系統這一寶貴農業文化遺產傳承下去。

（二）保護“稻魚共生系統”的生存環境

“稻魚共生系統”的生存環境不僅包括外部的自然生態環境，還應該包括人文社區環境等。龍現村已經形成了以稻田養魚為核心的整體文化，這些文化是稻田養魚賴以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保護“稻魚共生系統”，不僅要注重保護農業生產技術經驗，還應該注重與之相關的文化的保護。

1.對稻田養魚技術經驗的保護

稻田養魚技術經驗是廣大農民在長期的農業實踐活動中對生產經驗和生活經驗的總結，這些經驗包括耕種、灌溉、除草防蟲等生產經驗以及在生產中創造出來的農具制作等農業生活經驗。稻田養魚技術是基礎，只有將稻田養魚技術傳承下去，才能從根本上保護農業遺產。龍現村傳統稻田養魚經驗目前保存得還比較完整，但是傳承人問題應當是首要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對農業生產經驗進行保護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傳統農業工具的制作和使用。傳統農具往往代表著時代或一個地域的農業發展最高水平。保護好農具，對于農業文化遺產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6]。

2.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

稻田養魚對自然生態環境要求比較高，應該注重環境保護。傳統的稻田養魚技術實現了資源循環利用，具有很高的生態價值。然而，現代化的沖擊，一部分農民開始選擇高產雜交水稻、使用現代飼料、用水泥加固田埂，更有部分人開始使用農藥，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田魚品質下降，并可能導致水資源的污染。

3.人文社區環境的保護

青田縣是全國聞名的僑鄉，三百年前青田人就有“排排秩走番邦”的傳統，龍現村也不例外。龍現村的居民大多靠外匯為生，外匯占其生活來源的八成以上，只有少數人依靠農業和外出務工養活家庭。因為稻田養魚對勞動力要求并不高，人們種田養魚不僅可以滿足自己日常所需，還可以借此打發閑暇時間。可以說，龍現村的稻田養魚已經成為一種休閑方式，寄托了人們的懷舊情感。龍現村獨特的僑鄉文化背景使得這一農業文化奇跡般保存下來。

4.對相關民俗文化的保護

稻田養魚生產方式及其基礎上衍生的多樣民俗文化，都是“稻魚共生系統”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包括了飲食文化、民間文學、民間文藝等。稻田養魚不僅是一種生產方式，還是地方特色文化。如果我們忽視稻田養魚對村落生活方式的影響，就很難理解當地的文化。反過來說，對當地的民俗文化進行研究，找出與稻田養魚相關的文化能夠加深我們對這種生產習俗的理解。

（1）飲食文化

田魚可以現殺、現燒、現吃，烹飪田魚的方法有紅燒、糖醋、清燉等，烹后的田魚味道鮮美、肉質細膩、魚鱗柔軟可食。人們在過年過節或重要場合都會備上田魚做的菜肴，這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當地田魚飲食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內容，如果缺少了這部分，稻田養魚便完全失去了其物質生產功能。

（2）民間文學

有關稻田養魚的民間傳說和詩詞豐富了民間文學的內容。龍現村有許多傳說，如，龍現村村名的來歷、鯉魚灘的傳說、耕牛不用繩的故事等等。這些民間傳說、民間故事反映了當地人各方面的生活及與之有關的思想、感情等，是民間文學的重要內容。對當地民間傳說和民間故事進行整理、發掘，有助于對當地文化的了解。

（3）民間文藝

魚燈舞是首批申請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之一，充分體現了地方特色文化。魚燈舞一般是在正月里舉辦，逐村甚至出鄉游舞演唱，歡度新春。魚燈舞在一段時間內曾停止，近年來又重新恢復。因為缺少年輕男子，便組了一支女子舞燈隊。現在的魚燈也幾乎沒有人會制作了，村子里只有一名八十多歲的老人會做魚燈，沒有任何傳人，也沒有人想學，魚燈制作技術也面臨失傳的危險。魚燈舞作為一種當地的民間文藝，與稻田養魚的生產習俗息息相關，應當對魚燈舞及魚燈制作工藝進行保護。

稻魚共生系統實際上是稻作文化與魚文化的復合體，它體現的是稻與魚的和諧相處，體現了多文化的融合。所謂稻作文化是稻作民族在長期生產水稻的實踐活動中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不僅包括有關水稻主體的產生、發展及生產，稻作生產技術的傳播等問題，還包括了由稻作生產而影響所及的民間生活方式、宗教民俗與儀軌，以及稻作民族特有的文化心態、社會道德等諸多文化因素之總和[7]。與水稻密切相關的水、稻米和稻草是稻作文化最直接和最恰當的體現者[8]。魚文化是指人類對魚的認知、闡釋、幻想、溝通等精神與心理活動為主的精神文化。它不僅以無形的精神形態存在，如魚的神話、傳說、巫術、禁忌等，而且也以靜態的物質形態和動態的民俗活動表現出來，例如各種魚的文化造物與社會習俗等。“魚文化”不只是對食物的追求，魚往往還象征著某種理念或信仰的符號。龍現村不僅有食田魚的風俗、田魚的傳說還有民間藝術魚燈舞，這些都是“稻魚共生系統”的重要內容，也是稻田養魚生存的民俗文化環境，它們是聯系緊密的整體文化。認識到“稻魚共生系統”是一個整體的文化，這是我們對其保護的首要基礎，這就要求我們遵循整體性保護的原則。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是對某一要素的保護或者某些要素的保護，而是要將稻田養魚這一生產方式與其賴以生存的各方面因素綜合起來保護。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要考慮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實行動態保護。動態保護就是利用新思路保護傳統文化，比如，發展旅游、實施生態補償以及傳統與現代的結合等。龍現村在發展旅游上有極大的優勢，在當地政府和居民協作下，旅游給當地人帶來了發展。但是，問題也是隨之而來。人們開始重視稻田養魚的經濟價值忽視生態價值等，我們應當充分認識稻田養魚的多重價值，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的保護。

參考文獻：

[1]《方山鄉志》編纂委員會.方山鄉志[Z].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38.

[2]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M].，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5.

[3]方麗，章家恩，蔣艷萍.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青田縣稻魚共生系統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之思考[J].生態農業科學，2007，（2）：389.

[4]孫業紅，閔慶文，成升魁，等.農業文化遺產旅游資源開發與區域社會經濟關系研究——以浙田“稻魚共生”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為例[J].資源科學，2006，（4）：138-144.

[5]楊旭東.傳承人的個體崛起與民俗文化的發展——以新野猴戲為例[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08，（1）：4-7.

篇3

［作者簡介］鄭瓊瓊，西南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原理2008級研究生，德育原理方向；潘梅，西南大學教育學院高等教育2008級研究生，高校德育方向

“成人禮”又叫成年禮、成丁禮、入世禮、成年儀式、加入儀式、入社式等，作為人一生中所需經歷的重要儀式，從原始社會開始就“曾毫不例外地在世界各民族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存在過”[1]并通過“教導型、考驗型和標志型”[2]等不同形式內容的“成人禮”儀式給予成人者隱形的教育。蘇霍姆林斯基曾說：“教育者的教育意圖越是隱蔽，就越是能為教育的對象所接受，就越能轉化成教育對象自己的內心要求。”“成人禮”儀式作為個體成長歷程中重要的儀式，是一生僅此一次的人生片段和人生體驗，在個體受教育及其社會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國“成人禮”儀式德育活動從萌芽、發展、興盛、中斷，到如今日益成為學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環節。本文依托與“成人禮”儀式盛行的日本進行比較研究，探尋如何更充分地發揮我國學校“成人禮”儀式的隱性德育功能。

一、中日“成人禮”儀式的歷史交融與發展

生命意義上的“成人”始于實際分娩時，但要完全成為社會意義上的“成人”則是在“成人禮”儀式之后。“成人禮”儀式是個體達到性成熟或法定成年期時所舉行的一種儀式，以此來確認個體成年，成為社會的正式成員，賦予權力、責任和義務。回顧歷史，中日兩國“成人禮”儀式經歷了相互借鑒、交融發展的發展歷程。

（一）日本“成人禮”儀式的漢化時期

以儒家文化為根基的漢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初期占有絕對支配地位。隨之傳入的“成人禮”儀式首先被日本貴族階層所接受，并成為日本最初的“成人禮”儀式――“元服”[3]。日本天武天皇11年（公元683年），模仿漢家冠禮誕生了結發加冠制度，規定成年時改“幼時的發型為成人發型,貴族加冠” 《續日本紀》中記載了圣武天皇加冠時的情景。

在古代日本，元服的主要內容一是為新成人束發之禮。這是受儒家孝道的影響。《孝經》中云：“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損，孝之始也。”因此要束發加冠；二是貴賓加冠之禮。在漢族的冠禮中，亦是由家族中有名望的長者為新成人加冠，且冠者有“三加”（加緇布帽、皮弁、爵弁，分別象征冠者從此有了治人的權利、服兵役的義務和參加祭祀活動的資格）；三是改童名為成人名。“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儀禮?士冠禮》）在中國的取名中，主要是取別名；四是由女子陪宿,即所謂“添臥”，陪同的通常是貴族之女，之后納為正妻。在中國，男子加冠后方可娶妻，女子及笄之后方可出嫁。由此可見，元服“成人禮”儀式的形式基本模仿儒家冠禮的程序，即圍繞異服、結發、加冠、取名、婚嫁展開。這一時期的日本“成人禮”儀式正處于接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階段，處于漢化階段。

（二）日本“成人禮”儀式的民族化時期

隨著“成人禮”儀式在日本的廣泛傳播和受眾的日益擴大，“成人禮”儀式也日益融入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化內涵和民族習慣，而誕生了烏帽子禮。烏帽子禮（戴染成黑色的帽子）在中世紀武士之家頗為盛行。新成人被稱作烏帽子。并需要邀請社會地位高的人作為新成人的烏帽子父母，并給新成人取一個烏帽子名。“從不戴帽子到戴帽子，認新父母、取新名字，這種類似于誕生的過程寓于著一個人的新生。”[4]烏帽子禮是貴族文化禮俗與農民習俗、外來成年禮俗文化與日本民族文化的連接點。到了中世紀末期，“中剃”日漸在商人、農民和一般庶民中流行起來。“中剃”即剃去頭頂前部的頭發，以此作為成年人的標記。與“中剃”相對應的一種祝賀禮儀，是穿兜檔布。即是在13歲或15歲時，由外婆家最好是由姨媽送一塊紅色的棉布即兜擋布，以示祝賀。直到現在，穿兜襠布都被認為是日本習俗中的一大特色。在這一時期，日本“成人禮”儀式出現明顯的“下移”現象，武士階層、普通市民、農民、商人都開始舉行“成人禮”儀式。“成人禮”儀式廣泛的滲透到日本民眾的生活中來，并依據自身的習俗出現了簡化和改變。可見這一時期日本“成人禮”儀式的“日本味兒”明顯增大。

（三）日本現代“成人禮”儀式的反哺時期

在戰后的日本，“成人禮”儀式由個人事務、家族事務演變成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始于1948年的日本現代“成人禮”儀式已成為日本國民的一大節日。這縱然有宗族勢力衰化、家族觀念弱化、政府服務功能擴大等諸多因素的合力。但從教育角度探尋，不難發現成人儀式被賦予的社會、國家和社會“舊成人”對新成人的德育意圖。到了每年1月的第2個星期一，政府會為年滿20歲的男女青年在公會堂或區民會館等處，為他們舉辦“成人禮”儀式和慶祝活動，而青年男女都要身穿節日盛裝（和服）參加。

自1993年始于上海嘉定區的“成人禮”儀式以來，曾因各種社會歷史原因在我國一度中斷較長時間的“成人禮”儀式又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此時，我國“成人禮”儀式不論是實然還是應然都不能完全回到冠禮的舊途上了。那么為何做？如何做？成人儀式發達的日本自然就成為我們學習的對象。隆重莊嚴的集體式“成人禮”儀式氛圍、殷切囑托與高聲宣誓的儀式流程、圍繞責任與角色的德育意圖，我國“成人禮”儀式在形式上極大程度地學習了日本現代“成人禮”儀式，接受了它的反哺。同時，也不難發現我國現代“成人禮”儀式的社會重視程度、參與程度、活動的豐富性與教育性等諸方面還落后于日本。

二、中日“成人禮”儀式的特征比較

經歷了既相互交纏又各自發展的演化歷程后，中日“成人禮”儀式形成特色與共性相互交織的特征。梳理中日“成人禮”儀式的特征并進行比較分析，為我國“成人禮”儀式的德育實踐提供可參考的范式，有極大的價值。

（一）一致性相對于變化性

在我國，除少數民族具有強烈民族色彩的“成人禮”儀式外，漢族則從周代開始就采用冠禮作為“成人禮”儀式的主要形式。在延綿千年的朝代更迭、世遷的歷史進程中，冠禮始終穩穩地占據我國“成人禮”儀式的主流。冠禮的具體程序也始終是圍繞束發、三加冠等莊重的儀式進行，呈現出長達千年的一致性。

反觀日本，其“成人禮”儀式則處于不斷演變的過程中，這既源自于日本“成人禮”儀式的形成動因，即上層精英貴族對先進文化的學習。簡言之，其本身是“舶來品”，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產物。外來事物要深入扎根一地、一國，只有在本土化的歷程中，接受來自本土文化的所帶來的變異。從元服到烏帽子禮再到中剃，不只是形式的變化，更是日本社會文化“風向”的變化和日本民族文化的興起。

（二）道統性相對于世俗性

我國“成人禮”儀式中，整個儀式的繁復而莊重，滲透著隆重的道統色彩。加冠屬于“冠禮”儀式中最具代表性也最為重要的內容。冠禮被古人成為“禮”之始也。男子加冠要進行三次，因此，冠禮又稱“三加之禮”；“三加彌尊，加有成也”（《禮記?冠義》）。“三加之禮”是形式，更是通過形式對“加冠者”即新成人的教育，如《禮記?郊特性》所講“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就冠禮作為“成人禮”儀式的本質意義而言，它有標志成人、承認社會角色的基本特質。但在“尚德”、“尊道”的中國，其更重要的特質是讓社會新成人遵守儒家為代表的“君父觀”。《禮記?冠義》載，男子加冠后，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冠禮將“禮”與“君父”觀念再一次的以個體必須接受的方式滲透于個體。

而日本的“成人禮”儀式則世俗性更為強烈。中剃、烏帽子禮，穿兜襠褲等雖受重視且隆重但都形式簡單，并且有更具世俗性的考驗性活動居于其后，這則更是冠禮所沒有的。如在日本多山地區，新成人要被抱住雙腳倒掛在懸崖邊，以考驗其膽量，這種游戲在日本一些地區至今仍然存在。日本“成人禮”儀式沒有過多思想觀念上的灌輸需求，更多的是對個體成人的一種祝福、期望和考驗。

（三）符號性與社會性的統一

無論是中國的加冠儀式，還是日本的烏帽子禮、中剃，都是通過社會新成人外在形式上的變化如服飾、發式、姓名的變化，而告知新成人應當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以及建構自己新的社會角色。對個體而言，“成人禮”儀式的意義在于構造一種“過渡”，為個體進入到新的地位提供一種符號性的標志物。這種標志物所承擔的符號性既是外在的，也是內在的。從無冠到加冠的過程是一種標志性的符號，從兒童到成人，從受保護者到保護者，也是一種心理上標志性的符號，標志著一種新的生命歷程開始。而這種新生命是社會所賦予的，是社會所需要的，是社會性的體現，甚至可以說是社會所“強加”的。

社會通過“成人禮”儀式“強加”給新成人作為成人的權利和地位，同時也“索取”著義務和責任。不論是我國的冠禮還是目前舉行的成人儀式，不論是日本的烏帽子禮還是現代的日本“成人禮”儀式，都是通過儀式體現社會對一個成人的要求。它的社會性依然強烈，但是“成人禮”儀式在古時居于更為顯著位置的作為“承認標志符號”的性質卻淡化了。其對于公民法定成人資格的賦予也只是形式上的。法律和其他社會規范已取代“成人禮”儀式的權威符號功能。“成人禮”儀式的符號性不斷弱化，已成為社會道德教育的一種形式與途徑。

三、學校德育建構現代意義上的“成人禮”儀式

我國“成人禮”儀式在“復興”之后日益受到重視，并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果和德育實效，為我國學校德育開辟了一條新的可行之路。但不容忽視的是將“成人禮”儀式所要“施加”的社會性要求作為“成人禮”儀式的全部的傾向。在此影響下，使得我國的“成人禮”儀式教育出現理念的唯社會性、目標的“表禮化”、內容的隨意性與拔高化、形式的模式化、主體的錯位等弊端，忽視“成人禮”儀式對于新成人主體所具有的個體意義和新成人的主體地位，甚至不經過審慎的調查和研究隨意確定活動的主題和內容，忽視“成人禮”儀式自身所具有的淡化“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識，把個體真正視作有著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主體”，讓其潛移默化地接受教育觀念的獨特優勢，盲目追求和過度利用“成人禮”儀式社會性特征，使得“成人禮”儀式教育步履維艱。為更好的利用“成人禮”儀式隱性的德育功能，克服“成人禮”儀式教育中遇到的問題，就要構建具有現代意義的“成人禮”儀式。

（一）社會性與個體性結合的儀式理念

只注重活動的社會性目的而忽視了對參與活動個體的關注與理解，這樣的德育活動注定是失敗的。作為人生中僅有的一次的重要的人生經歷和生活片段，“成人禮”儀式對每一個新成人個體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在這樣重要的場合和時刻，給予新成人的教育是深刻而銘記的，這也是“成人禮”儀式之所以成為人們所關注與重視的德育活動的重要原因。在儀式中的確是應該體現社會的訴求與愿景，但是在“成人禮”儀式中，既要重視其社會性的同時，需兼顧其個體性的一面。因為沒有了社會性，“成人禮”儀式就不是一個德育活動甚至不是一個教育活動。沒有了個體性的一面，這個“成人禮”儀式就不是一個有針對性的德育活動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失敗的教育活動。

在日本石川縣七尾市[5]的“成人禮”儀式中，主辦方既尋求了“傳承”這一傳承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主題，又是通過新成人所喜愛的歌舞表演的形式來呈現。對社會性與個體性的結合，使得該“成人禮”儀式成為當年日本評選出的“最佳“成人禮”儀式”。因此，我們學校德育在籌劃“成人禮”儀式時，應銘記“成人禮”儀式是社會的“成人禮”儀式，但更是學生的或者說是新成人的“成人禮”儀式，對于即將以成人姿態走進社會的新成人，人們希望他們身上能集中體現我國優秀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財富。但讓人不理想的是，在我國“成人禮”儀式上，總是會看到大段大段的“囑托與寄語”，殊不知空洞的寄語對新成人而言毫無作用可言。

（二）多層次儀式目標與特色儀式內容的結合

“成人禮”儀式作為一個有著豐富可挖掘的德育時空和德育形式，它的德育目標不能僅僅局限于某一點，更不能僅僅局限于“表禮化”的規則的養成教育。受功利主義德育傾向的影響，我國“成人禮”儀式在舉行時存在只關注公民教育中的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的部分，忽視了公民教育的精神和思想素養方面的培養，這是值得反思的大問題。“成人禮”儀式的德育目標應該是多層次目標的交融與滲透。作為基礎的“角色教育目標”、“民族傳統文化教育目標”與“生命教育目標”都應該在“成人禮”儀式中得以體現，只是每一個“成人禮”儀式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在中日兩國的“成人禮”儀式中均包括換裝、祈禱、宴飲及一系列象征性活動。這些外在的服飾和禮儀的變化，強調的就是新成人的角色轉換。而“成人禮”儀式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具有各自民族深厚文化內涵的儀式，到如今更需要通過每個人一生僅有一次的儀式，進一步加深民族認同感與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的傳承在日本“成人禮”儀式中占據重要的部分，和服、歌舞、民族樂曲的演練與傳授，無處不有本民族文化的存在。正是對生命的尊重與體悟，個體才能自重、自愛、自強和自主，才能夠為自己的行為擔當責任，才能更好的體會角色的轉換和升華對民族的感情。

“成人禮”儀式的德育目標，最終轉化成為新成人的道德認知、道德行為則需要借助特色的儀式內容。七尾市在舉辦“成人禮”儀式時，就注意到既要有地方特色又滲透儀式目標在內，如“成人禮”儀式中安排了頗具特色的七尾曼達拉表演。并由執行委員中的男士表演“20歲的太鼓”[6]，舞臺背景上放映七尾傳統節日的畫面，這種對本地區、本民族特色文化進行細致了解和研究之后組織的“成人禮”儀式必將是富有濃郁特色的成功的“成人禮”儀式。

（三）實現新成人主體下的多元化儀式呈現模式

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豐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是我國的一大寶庫。但是我國從古代的冠禮到現代學校“成人禮”儀式或成人儀式，基本都是同一流程與形式。誠然這是由于受封建時代思想桎梏的困擾。在21世紀的今天，我國部分地區的“成人禮”儀式都只是在上海等地區“成人禮”儀式基礎上加加減減，甚至是照搬照抄，這樣的“成人禮”儀式不能起到因地制宜地發掘民族與地方特色，傳承民族、地域文化的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將“成人禮”儀式簡單化、形式化，損壞了“成人禮”儀式的德育功能，使新成人忽視甚至的厭惡這種儀式。

在新世紀新挑戰之下，“成人禮”儀式應該因地制宜多元化的發展，使之符合本地區豐富多彩的形式和內容，而不能局限于大一統的模式。如江南水鄉與塞北草原，黃土中原與丘陵地帶，不同地域的“成人禮”儀式，可以在學校德育目標要求的基礎上，各展所長、各盡所能，使每一個年滿18歲的青年學生能真切地感受到作為一個家鄉人、中國人的所擁有的財富和所肩負的責任。

對形式多元化的追求要與新成人的主體地位結合起來。“成人禮”儀式的紛繁復雜與多變，如果不能以新成人為主體而設計和推進的話，那么這樣的儀式只是一個美麗的“萬花筒”， 背離了活動的初衷，無法取得德育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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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蔣棟元，黃友明. “成人禮”儀式儀考查及主題意義[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3），2004，（2）.50-53.

［2］ 吳曉蓉．儀式中的教育[D].西南大學博士論文，2003:4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