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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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資金緊缺；吸引資金；市場經濟；戰略

一系列經濟統計數據表明：江西經濟發展緩慢，生產力發展受到壓抑，工業落后，已經成為經濟地理上“盆地”的盆底；江西經濟發展不平衡，呈不規則淺碟型；當地就業水平極低；江西城鄉差距顯著；居民收入差距較大，農民收入極低，基尼系數高企；農村市場消費需求不旺。欲改變江西落后的現狀，江西必須要采取多種戰略，培育資源，力求資源得到最優配置，特別是資金的積累與吸引，才能得以進行較高速度的可持續發展。但是，江西資金緊缺的現實無法回避。

一、江西發展急需要資金

從江西經濟增長來看，主要靠投資（固定資產形成+存貨增加）拉動。當前，資金緊缺，投資不足是制約江西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1、充分就業需要資金

據統計，江西現有全省勞動力供給總量（扣除16歲以上在校學生）2732.9萬人，需求總量2054.8萬人，供需差額達到678.1萬人，其中，全省城鎮從業人員502.6萬人，僅占城鎮勞動力資源的62.7%，扣除16歲以上在校學生86.0萬人，尚有213.4萬勞動力處于不充分就業狀態。農村從業人員1552.2萬人，僅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的74.0%，扣除16歲以上在校學生79.6萬人，尚由464.7萬勞動力處于閑置狀態。未來五年，隨著勞動力供給的增長（每年50萬人左右），江西要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實現充分就業，將必須提供就業新增崗位1000萬個左右。按2001年我省資金投入帶動就業能力來看，全省每百萬元投資增加帶動的非農就業增長量僅5人，是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

2、科學技術進步需要資金

高新技術產業代表未來產業成長的方向。目前，江西的產業結構不是十分合理，技術裝備水平不高，要融入全球經濟，參與市場競爭，就必須跟上科學技術發展，采用新裝備，力促技術創新，帶動產業結構升級，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這就需要數以千億元資金投入科研和企業的技術改造。

3、基礎建設需要資金

江西比較閉塞，基礎設施較落后，各項基礎建設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我省在搞經營城市，大力爭取國家投入；在城市之外，城鄉之間仍然要建許多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若要使這些基礎設施全部按達到現代化要求計，這筆資金投入總額將達到數千億元之多。

4、教育需要投入資金

江西教育欠帳不少，城市基礎教育體系基本齊全，學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基本能勉強滿足城市居民的需要。但是學校的設備差，教學手段落后，基本上屬于窮辦教育，瓜菜代。因此，在城市里，大家都擠向一些辦學條件稍微好的學校。農村教育一般只有中小學教育，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可謂是“抗大”。職業教育欠帳更多，整個體系尚未建立，不要說建立起貼近實踐的職業教育。至于現在世人關注的大學教育，也因為投入不足，近幾年來落后了很多。不但全省的高等教育毛升學率低，而且教育質量也較落后，基本上沒有名校、名專業、名教師。在每年的高考中，考生填寫志愿的第一選擇總是外省院校。

在現代經濟建設中，教育的貢獻極大。江西必須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建立起適應現代化的教育體系，教育投入將要一大筆資金。

5、公益事業需要資金

從全省現狀來看，公益事業我省也欠帳不少，衛生、體育、藝術、文化、科學技術……各項公益事業與國內發達地區比較，顯得極為落后。江西要達到與現代文明一致的要求，必須大力發展公益事業，加大投入，就需要大量資金。

6、城市建設需要資金

城市化戰略的實施，是農民增收，農村人口轉移的重大決策。江西近年來對城市建設引進了較為先進的理念，經營城市搞得有聲有色，城市建設的速度加快。但是，城市的空心化傾向較嚴重，城市建設中住宅多，商業用房多，形式重于了實質。江西要使城市充實起來，充分體現城市功能，還需要另外投入較大量資金。

綜上所述，江西不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基礎建設，資金需求極大，資金形勢嚴峻是不爭的事實。

二、江西自籌資金能力有限

江西經濟落后，資金總量少，人均金融資產不及發達地區的1/2，籌集資金能力不足，資金缺口極大。從江西籌集資金的渠道來看，主要有：

1、江西財政籌款能力弱

江西經濟落后，GDP總量較小，2001年地方財政總量為131.98億元，人均地方財政收入達到316.71元。江西的地方財政實力還非常弱小，無論是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經濟水平相當的兄弟省市相比，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與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的差距就更大；而政府機構龐大，吃財政飯的人數眾多，基本上是一個“吃飯”財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連維持費用也難以滿足需要。除去維持江西政府系統的日常開支和維護現有公益事業的支出，能作為投資的資金總量極小。

2、江西企業自我積累慢

據統計，江西的各種企業的贏利能力較差，27萬余戶企業大部分徘徊在虧損的邊緣。從江西的二十余家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分析，贏利都極為有限。就是我省工業的“老大”的江西銅業、江鈴汽車等，也未能有較大的剩余利潤。2001年，全省企業所得稅為22.61億元，按我國的有關稅法推算，全部企業所得只有70余億元。贏利空間有限，制約了江西企業的自我積累的速度。

3、江西民間資金匯集不易

江西對于民間分散型資金的匯集組織不力，不能形成規模投資資金。從目前的分散型資金的匯集來看，渠道較少，絕大多數的分散資金投入銀行儲蓄。2001年第三季度，全省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到1400.33億元。這些寶貴的資金通過全國性的四大國有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在全國銀行系統間調動，卻給江西留下一個高達500余億元的巨大存貸款逆差，未能投入到江西本土的經濟建設。股票市場上，數億資金進入二級市場，炒買賣股票等金融商品。每年國家發行債券，又將分散的民間資金吸走了上百億元。

4、江西爭取金融市場的支持不夠

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的輪子是金融市場。江西對金融市場的重視不夠。在貨幣市場上，不但存在巨大的借貸逆差，而且貸款質量令人擔憂，優質客戶認定不多，信用保證體系未能建立，銀行不良資產比例較高，信貸緊缺，貨幣市場活力盡失，其結果是江西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差高達700億，約30%的居民存款通過銀行渠道流出去了。在股票市場上，江西的上市公司數量較少，全省上市公司20余家，僅占滬、深兩地上市公司總數的2%左右，且規模不大，吸收市場資金較少。而企業債券市場，由于個別企業的賴帳行為，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現在企業從債券市場吸納資金幾乎為零。總之，江西的金融資產總量不足。缺乏金融市場的支持，江西的資金籌集缺少了一個重要的渠道。

5、國家對江西的投入不多

建國以來，江西一直處于國家投資的非重點區域。江西缺少國家投入的大項目，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沿海地區的關注程度加大，有限的資金絕大部分被投到大城市和沿海的重大項目，對江西的投入不多，在資金的獲取上處于不利地位。從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地區分配看，1980年以來的20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投資額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3%、3.8%、4.1%，江西僅為1.5%；1999年，上述各省固定資產投資率分別為26.6%、28.9%、33.7%，江西僅為24.8%。雖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是杯水車薪，未能徹底緩解江西資金緊缺的現實。

6、吸引外資不多

江西吸引外資至今仍然處于較低水平。不但數量不多，而且質量不高。有的甚至內外勾結，魚目混珠。在2000年以前，吸引外資實際上是雷聲大，雨點小，效果差。

三、江西資金有效性不高

前些年，江西擴大投資的力度不夠，特別是改善投資環境力度不夠，吸引外來投資還沒有大的突破，例如近十年利用外資年均增長速度比安徽低3.1個百分點。江西急需資金，而吸引外來資金不力，效果不佳，相反本土的內資卻外流嚴重。這促使我們審視江西現在的投資市場。

1、江西投資環境不良

江西未能建立一個規范的投資市場，沒有健全的市場規則，缺乏規范的市場行為，分割、封鎖市場的行政性壁壘未能清除，投資和經營軟環境不良，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不合理的審批、核準、許可繁多，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現象嚴重。這些殺雞取卵的做法使內資外逃，外資躲避。近來，在新的一屆省委的領導下，雖然廢除了許多不合理的收費項目，但是，與沿海地區相比，仍然顯得不足。

2、江西誠信程度較低

江西歷稱人杰地靈，但是，“南人多詐”之類常見諸于史料。江右商幫的較為短暫的輝煌和快速的沒落，社會誠信度低下就是其中重要原因。逃廢債務、不履行合同契約、價格欺詐等現象經常出現；社會信用觀念淡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產關系、信用關系和契約關系未能規范。自從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以來，江西已經基本形成完整的經濟法律體系，但執法水平不高，本土保護壁壘嚴重，使社會誠信度較低的問題一直未能徹底解決。

3、江西建設資金流失嚴重

江西原有的經濟基礎就比較薄弱，加上思想不夠解放，觀念轉變慢，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給我省的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經濟發展相對緩慢。非稅收費比重過高，江西全省稅外收費項目繁多，各種規費有200多種，各類稅外收費的總規模己與預算內收入相當，有相當一部分地區超過預算內收入。由于稅外收費與地方和部門的利益息息相關，征集單位都是手握實權與各行業關系密切的行政事業單位，所以征收力度更大剛性更強。

江西的吃喝風一直未能有效遏制，有限的建設資金被填入權貴人們的口中，有的人吃遍了山珍海味，享盡了各種現代化的高級服務，游遍了名川大山，就是忘了這是在用人民的血汗。而貪污腐化更是建設資金流失的一個巨大的黑洞。

4、江西現代企業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江西企業結構不合理且升級緩慢，國有經濟成分比重過大，仍然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規模偏小且沒有形成由資金、技術為紐帶、名優產品為龍頭的產業群，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偏低。2000年，全省工業增加值532億元，在中部六省中最低；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及科技進步貢獻率均為20%，分別比沿海發達省份低18個和30個百分點；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總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79.1%，比全國平均水平高32個百分點，壟斷性十分明顯；全省共有規模以下企業27.42萬家，占工業企業總量的98.7%；工業品在全國市場的占有率僅有1.14%。這些均說明，江西現代企業制度未能有效建立。

5、江西資金回報率低

在江西，雖然勞動力成本低，但是企業仍然沒有錢賺。大通道未能形成，使企業的運輸成本高，邊際利潤較低，機會利潤難以獲取。相反，企業往往由于時間的拖延，付出較沉重的代價。而江西整個經濟的不景氣，也給投資企業帶來拉平效應。因此，即使江西的勞動力低廉，資金回報率也較低。

四、江西吸引資金的戰略思考

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就就業量是怎樣決定的，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決定就業量的是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投資是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

1、必須解放思想

面對資金短缺的嚴峻形勢，江西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與時俱進。要把握導向，牢固樹立發展是硬道理的觀念和敢于跨越的觀念，創新發展思路。重實際，說實話，務實事，求實效，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創造性地開展各項工作。努力掌握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充分注重資本的紐帶作用，平等對待與融合各種資本。千方百計地健全投資市場，擴大投資規模應是江西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著力點。

2、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按照市場經濟規則，營造好投資環境，就是“栽好梧桐樹，引得鳳凰來”。對外開放要有大的突破，全面實施開放帶動戰略，以大開放促觀念大轉變，以大開放吸引資金大投入，以大開放促結構大調整，以大開放促經濟大發展。經過近幾年的國家對江西建設的投入，制約江西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形成京九鐵路、滬瑞高速與浙贛鐵路、贛粵高速、京廈高速等為主軸的“大十字”生產力布局，優化了投資硬環境，也為沿海地區密集型企業內移創造了條件。

投資軟環境的建設也應加速。江西占盡了“天時”“地利”，只要優化第三配置，就能創造出經濟建設的新局面。誠信的投資環境，是吸引資金進入江西的先決條件。

3、積極引進外資

江西有區位優勢，又有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就有可能積極、大規模引進與利用外資。國外、境外、省外“三外”并舉，積極探索利用外資的新形式，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型吸引外資的新格局。以改善投資軟環境為重點，以改進招商方式為手段，以招大公司、大項目為主攻方向，樹立江西對外開放的新形象，使江西利用外資規模和水平實現大跨越。

4、平等對待，留住內資

近兩年，江西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外資有了突破性進展，取得了較為輝煌的成績。但是，我們不應只把眼光盯在外資身上。據統計，到2002年6月底，江西的金融業的存貸款差達到560億元，如果加上證券投資、教育投資、民間向省外投資、省域貿易逆差……等等，有理由估計江西的本土資金外流總量超過1500億，約占江西年GDP的3/4。大量的資金外流，應當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江西吸引投資不但眼睛要朝外，更應該注重留住本土資金。在發達國家，一般給外資以國民待遇是最高禮遇。但是，我省現在給外資以超國民待遇，“眼球”經濟利益不錯，會不會造成負面影響？值得大家從長研究。江西應該審視吸引投資政策，不能偏廢；應該遵守市場經濟規律，平等對待內外資金，留住內資，大力吸引資金回流。

5、積極利用金融市場

我們要積極發展金融市場，利用其特有市場功能，籌集資金。積極參與資本市場，鼓勵更多企業改制上市，通過資本市場，快速積累寶貴的資金，培育優質企業超常規發展，迅速成為龍頭企業；積極參與貨幣市場，發揮銀行強大的資金收集功能，把閑散社會資金集中起來，形成巨大的投資資金，同時更要通過全國各商業銀行系統，促進資金流向江西；有可能的話，因地制宜，通過債券市場，發行各種企業債券來籌集資金。

6、爭取國家的各種項目投資

我國實施的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國家承擔著投資公益事業的責任。特別是國家投資項目都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項目或基礎項目。一般而言，項目投資資金量較大，帶動能力強，資金帶來的影響較大且較深遠。江西要不失時機，積極爭取國家立項，充分發揮財政性（特別是國債項目）投資對全社會投資的引導和帶動作用，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以改善江西經濟發展環境。

7、加速企業資金積累

篇2

經過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我國2014年的GDP將高達10萬億美元，雖然近年來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直在增長，但是總體水平不高，我國仍然處于發展中階段，收入處于中低水平。

1.2各地區發展不平衡

國西部、中部的經濟發展長期不如東部、南部沿海城市，反映出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且情況比較嚴重，數據顯示，經濟水平最低的城市甚至不如經濟水平最高城市的十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這種平衡不僅是鄉鎮和城市之間的，而且是城市和城市、地區和地區之間的。

1.3工業化水平低

雖然在數量上我國工業在經濟中占據的比例已經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當前國家工業化程度是從工業化附加增值效率反映出來的，而不僅僅是工業化數量。工業效率提高才能帶動經濟水平提高，人民才有更強大的消費能力，以此帶動諸如服務業等行業的增長。因此我國的工業化水平仍然不高，特別是在計算機、汽車等高科技領域，基本上都是依靠國外知識產權和先進技術，核心技術并不屬于我們。

1.4城市化水平不高

我國的城市人口數量在2012年超過了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不平衡現象，由于城市建設占據了大量耕地，農民不得已進入城市從事薪資很低的艱辛工作，這并不能稱之為城市化，實際上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

1.5人民生活壓力大

物價上漲是現在人民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前段時間燃料價格也在上漲，這也說明很多行業、物品價格也會隨之上漲，這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生活壓力。

1.6自然資源負擔重

我國人口數量急劇增長，人口密度也在不斷加大，但是可用土地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小。目前我國的淡水資源是每人2160立方米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為每人7000立方米，還有我國的石油已經很難滿足自身需求，大部分石油需要進口。

2.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重要性

我國的經濟體系正處于轉型時期，人均GDP僅是世界人均GPD的一半左右，造成社會發展和國家組織管理結構不相適應，因此必須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才能達到管理的目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成熟，中西部和中部發展存在較大的差異，這些都制約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施行適合區域實際的經濟發展計劃；我國沿海地區的科技水平較為先進，已經開始廣泛應用各種新技術和新產品，而相對的我國中西部由于缺乏先進技術的支持，生產力不及沿海地區，因此劃小經濟管理范圍才能實現經濟協調發展。

3.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實際情況

3.1放眼世界，針對實際

要做好劃小經濟范圍管理工作，必須立足實際和本地，放眼世界，必須要充分了解每個地區的人文狀況和地理情況，才能針對當地實際經濟情況采取針對性措施，對自身的缺點和優勢有充分了解，才能抑短揚長。

3.2加強沿海和內陸城市的合作

我國內陸城市經濟水平不及沿海城市，因此內陸城市要在劃小經濟管理范圍的基礎上，首先明確發展目標，和經濟發達的沿海城市開展合作，爭取獲得更多的投資，讓沿海城市帶動內陸城市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3.3把握機遇，開拓市場

要充分實施劃小經濟范圍管理工作，應該發揮地區優勢，加強發展地方產業。例如廣西河池有一個小縣城叫天峨縣，水資源豐富，當地居民原先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產業大都是種植果樹和沙木，經濟水平不高。隨后意識到該縣豐富的水資源，在這里建立了龍灘水電站，這也是亞洲最大的水電站。而該縣的旅游產業也隨之發展起來，整個地區的經濟水平都得了大幅度提升。

篇3

2農村經濟發展轉變存在的問題

農村經濟發展轉變過程當中存在許多的問題，比如農村勞動力過剩，農民收入水平偏低，農村基礎設施較差，農村經濟結構不合理等等，總結下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農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含量低.農業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產業競爭力不夠，農業機械自動化水平低，從而效率低下，無法形成規模.第三產業比重低，產業鏈短，產業關聯度不夠，依然沉溺在傳統的種植業和養殖業，從而無法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雖然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引導，但是因為容易資金斷鏈、技術斷鏈等一系列問題，往往沒有展現應有的活力，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人力資源缺乏，自主創新能力不夠.鑒于農村經濟落后的產業效應，導致農村中的知識分子會更傾向于外出打工，這樣以來出現高效益農產品的機會越來越小，長此以往，由于缺乏可靠的人力資源，農村經濟發展將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當中.而且，當今時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靠科技，農村經濟建設當中嚴重薄弱的自主創新能力就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瓶頸.這主要體現在：農產品技術含量低，高科技術產品少；農產品成本高，競爭力低.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農業技術的落后，所以加強農村基礎教育，提高農產品自主創新水平，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已經迫在眉睫.第三，存在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農村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廠污染的排放，給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負擔.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農業生成手段對資源的不合理的過度利用，超過了生態環境自己調節的能力；第二，對工廠位置沒有進行合理規劃和環境管理滯后；第三，污染治理遠遠不夠導致的污染.第四，農村干部素質偏低導致農村經濟發展缺少有效的引導.只有高素質的領導班子才能帶領大家共同致富，然而更為普遍的是，農村干部威信低，能力弱，凝聚力差，而且高齡化嚴重，這樣農村經濟缺乏有效的引導，快速發展很難實現.

篇4

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C諾斯，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三聯書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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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經濟增長中心V奧斯特羅姆和D菲尼，H皮希特編，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

[4]張宇燕：《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對制度的經濟分析》[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5]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林業發展》[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6]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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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經濟學科的產生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并引起社會普遍關注是分不開的。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驅使下，人類對自然環境展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開發利用。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于戰后重建家園的強烈愿望，一些工業化國家一味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表現出了空前的增長熱潮。雖然在極短的時期內，人類創造出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大加劇了對耕地、淡水、森林、礦產的消耗，引發了深重的環境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響。僅20世紀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萬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說，這一時期的環境問題與農業社會時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不僅直接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健康，而且嚴重削弱了自然環境系統對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支持能力，給人類未來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這種嚴峻的環境形勢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公眾的環保意識空前高漲，環境運動在發達國家開始蓬勃發展，一大批社會有識之士也加入到宣傳環境保護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過于1962年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寫的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引起的轟動。該書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帶來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永遠失去“明媚的春天”。該書的問世，對公眾的環境意識施加了重大影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前景的關注。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意義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起，生物學、化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開始對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探索，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提出了環境污染的嚴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取得了比較重大的進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經濟學者開始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經濟學分析方法對環境問題進行重新思考，探討環境與經濟的相互關系、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以及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途徑等課題。同時發現傳統經濟理論對環境問題認識的兩大失誤在于，一是低估了環境負外部性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廣泛影響。僅僅把外部性當做市場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偶然、個別的現象，而忽視了在大規模開發與利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普遍現象這一事實，因而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后果。二是傳統經濟理論片面強調GNP作為衡量社會發展與進步指標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不僅使環境研究有了一個重要的新的分析視角，同時也進一步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在嚴峻的環境現實面前，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問題，這意味著環境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客觀條件正在逐步成熟，隨著大量的有關環境經濟研究成果如各種關于環境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期刊、教科書等的迅猛增加，環境經濟學終于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形成，并且隨著環境現實的發展變化與人們對環境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得以迅速發展。其發展軌跡實際上沿著兩個方向同時抑或交替地向前推進，一是微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深入，二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不斷拓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內探討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治理途徑以及與環境治理相關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與環境價值評估技術等內容。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環境問題的經濟根源在于環境資源配置上的市場失靈以及政府干預產生的政府失靈。最初對市場失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論上。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活動中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或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的不一致現象，有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況。一般認為，環境問題主要是由于負環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廠向外排放廢氣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雖然損害了周圍地區居民的利益，卻往往并沒有因此而承擔相應的成本，而是將其直接轉嫁給社會。這樣一來，工廠就沒有動機減少廢氣排放，從而造成空氣的過度污染。下圖簡單描述了這一情形。圖中P代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價格，MP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私人成本，MSC代表廠商生產的邊際社會成本，由于廠商并沒有考慮污染排放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因此邊際私人成本要小于邊際社會成本。廠商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生產時將會生產Q單位的產量，此時邊際私人成本等于邊際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生產，廠商只應該生產Q[*]關水平產量，此時社會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一致。顯然，由于廠商沒有考慮生產的負外部性，生產水平超過了社會最優生產水平，從而產生過度污染。

運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惡化的原因實際上來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就對此進行了分析，只是當初環境問題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罷了。不僅如此，庇古還提出了糾正外部性的辦法——對引起外部性的活動征稅或補貼（后者適用于正外部）。庇古稅也因此成為環境經濟學家們為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開出的最早的經濟藥方。看起來，外部性理論已經對環境問題進行了比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們就有了新的發現，這源于科斯1960年《社會成本》一書的發表。由科斯等人創立的產權理論為人們對環境問題的經濟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產權理論，環境問題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場缺陷而是由于環境資源產權的不明確所致。哈丁（Hardin1968）關于“公地悲劇”的研究最能說明這一點。其大意是，在中世紀英格蘭的一些農村地區，有供社區成員放牧的公地。當時做出這項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細分存在困難，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圍難以控制。然而，社區成員為了從公地上獲取最大利益，競相增加牲畜頭數，結果導致公地上出現過度放牧現象，進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毀滅的悲劇。經濟學家們以公地悲劇為例說明如果沒有排他性產權安排，必然會導致環境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因此，產權學派開出的治理環境藥方是明確環境資源的產權，然后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為零，不論產權界定給誰，市場都會實現最優資源配置的效果。產權理論并不是對外部性理論的替代，而是進一步豐富了經濟學家們對環境問題的解釋。在這兩種理論的指導下，經濟學家們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稅、排污權交易等各種途徑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由于環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與治理收益兩個方面，因此，費用效益分析這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來進行環境政策分析。環境經濟學家認為，環境治理的目標并不是環境質量越高越好，因為隨著環境質量的逐步改善，進一步改善環境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而相應地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效益則會越來越小，因此，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分析，最優環境質量目標應是在環境治理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環境經濟學家們進一步發現，不同環境政策手段的效率與成本是不一樣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來實現既定環境目標也是環境經濟學要研究的重要內容。與費用效益分析密切相關的是對環境資源的價值評估問題。因為環境資源本身是非市場交易產品，其價值不可能通過市場自動表現出來，也正因為如此，市場對環境資源配置才會失靈。所以，為了給環境資源“定價”，一系列環境價值評估方法如意愿調查法、旅行成本法、享樂價格法、生產函數法等也成了環境經濟學不斷探索的新領域。公共選擇學派的興起為人們探討環境問題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理論武器。以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重新審視了政府的性質與作用，將“經濟人”概念進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國家人身份參與政治或公共選擇的人們的行為中，即承認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種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靈的情況。公共選擇學派的這一理論同樣被環境經濟學家們應用于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指出政府失靈也是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沒有糾正現行環境市場價格與實際價格的偏離，二是一部分經濟政策甚至人為地扭曲了市場價格，如不適當的資源補貼價格政策。當然，指出政府失靈也并不是完全否認政府在環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對環境問題的干預。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是，解決政府失靈的關鍵還是在于提高決策當局對環境問題的正確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當然，這也有賴于經濟學家們提出更好的理論解釋和解決問題的辦法。

微觀環境經濟分析主要遵循古典傳統，從資源的角度對環境問題進行探討，使經濟學在解釋與解決環境問題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人們也同時開始意識到環境問題的惡化與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是分不開的。因此，很有必要從宏觀的角度來探索環境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揭示其相互影響的內在規律，并從宏觀上提出協調環境與發展的戰略措施。這也是宏觀環境經濟分析面臨的主要任務。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主要討論國民收入增長與就業問題，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宏觀經濟學并沒有把環境問題納入其討論范圍。但是隨著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環境問題的越來越嚴重，宏觀經濟理論與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開始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是宏觀理論模型還是應用模型的研究都試圖表明宏觀經濟發展與環境是怎樣相互影響的以及環境與能源政策是怎樣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等問題。當然對于這些問題的宏觀分析可以應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環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則包含很少這類方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間國際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的委托，就當前的增長趨勢與未來人類困境關系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他們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建立了一個精心設計的以電子計算機模擬計算為基礎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決定全球經濟增長和人類未來的五個基本因素：人口增長、糧食生產、工業發展、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消耗按現在的增長趨勢持續不變，這個星球上的經濟增長就會在今后100年內某個時候達到極限，最可能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這兩方面發生頗為突然的、無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結論。《增長極限》的發表，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關于人類增長前景的大討論，也標志著環境問題開始正式納入宏觀經濟理論模型的分析之中。隨著人們對增長認識的不斷深入，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發展”。這一思想很快被納入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觀環境經濟分析有了新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也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傳統反映經濟福利指標GNP的合理性。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資源退化、環境破壞等影響因素包括在新的國民收入指標或者稱為綠色國民收入指標的問題。隨后，這一問題也開始逐步成為宏觀環境經濟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發表的《避免不經濟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經濟學家應該研究最優經濟規模的觀點，從新的角度探討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此外，對環境問題的宏觀經濟分析也逐步擴展到國際維度，如國際貿易與環境的相互影響、全球氣候變暖的經濟分析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治理等問題都可以用新的宏觀經濟模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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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港口企業之間的博弈現有A、B兩個港口企業且企業規模相當，他們對自己造成的環境污染可以有兩種選擇：治理和不治理。如果兩個企業都不治理的收益分別為R1和R2。由于環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長期性，設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分別是C1和C2，則收益分別為R1-C1（<R1）和R2-C2（<R2）。進行污染治理后，環境質量會得到改善。根據納什均衡分析，A和B企業的最優選擇都是不治理。通過上述分析，反映出了現行環境管理制度的缺陷，即企業的治污成本較高時，企業積極性就會降低。因此應把污染導致的外部不經濟內部化，充分完善排污權二級交易市場。

2.港口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博弈現有A港口企業和港口附近某一居民a，A企業對自己造成的環境污染可以有兩種選擇，即治理和不治理。如果不治理的收益為R1，由于環境改善的正外部性和長期性，A企業治理污染的支出成本是C1，則治理后收益為R1-C1（<R1）。a居民對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有兩種選擇即聽之任之，不參與保護環境，或者向環保部門申訴治理。若申訴后需付出的成本是C2，獲得的收益是T，即判斷C2>T，即a居民參與保護環境最后獲得的收益是T-C2（<0），若a居民不參與申訴治理，則獲得的收益是0。因此，博弈的納什均衡是不保護和不治理。由于缺乏環境制度創新，沒有建立起符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社會調控和監督環保機制，公民很少或不愿意積極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這也是目前環境管理制度的缺失面。

3.港口企業和環保部門之間的博弈港口企業面對環境污染有兩種選擇即治理或不治理，環保部門選擇也有兩種即管制或不管制。若港口企業治理污染后所得收益為R1，治理污染的費用為C1，且C1>R1，環保部門對其征收的排污費為F1，對超額排放污染罰款為F2，且F1+F2>R1，管制后環保部門收益為R2，環保部門實行環境管制的成本為C2，則R2>C2。根據兩者之間的博弈關系，假設該港口企業治理污染的概率為X，不治理污染的概率為1-X；環保部門管制的概率為Y，不管制的概率為1-Y。首先，設港口企業的期望利潤函數為P1。通過分析，兩者的選擇取決于其期望收益或期望利潤。同時也反映出臨海經濟區域環境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即：雖然確定了排污總量控制、排污費和罰款標準等，但總體標準較低；同時出于地方經濟保護主義，環保部門對一些大型化工產業、石油行業、電力煤炭行業等企業執行環保力度和懲罰力度不夠，監管不到位。

二、秦皇島臨海經濟區環境管理制度設計

通過秦皇島臨海經濟區環境管理制度問題分析，結合秦皇島市自身特點，對秦皇島臨海經濟區環境管理制度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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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國際經濟，以利益至上為主要目的，認為一切增加成本費用的經濟行為，均屬于違背經濟利益的行為。而國際低碳經濟的發展，從經濟理念到經濟模式，除了致力于保持和提升國際經濟的效益，而且要求最大限度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資源消耗、減少對環境的污染，這些指標與國際經濟對資源、環境的保護要求可以說是如出一轍的。目前國際低碳經濟發展態勢已基本趨向于積極明確，但由于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需要相關行業投入更為先進的發展技術，以及耗費更高的成本去治理行業生產可能帶來的污染，使得習慣于傳統國際經濟發展模式的企業頗為抵觸，只能依靠逐漸增大的財政投入，但實際成效并不樂觀。

2.制度改革與完善勢在必行

國際低碳經濟體制的實行，需要借助相應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和戰略規劃等，在國際法當中，尚未出臺關于國際低碳經濟的針對性法律法規，僅能依靠各國相關的政策性規定予以約束，而各國政策法規處于自身國情的考慮，必然存在差異和相悖之處，譬如在中國，除了2009年1月出臺《循環經濟促進法》之外，以及零散的地方性發展戰略外，其他政策性制度并不完善。國際低碳經濟法律法規缺乏針對性，未能進行環境污染在源頭、事前、事中的統一規劃，所設置的目標過于寬泛和籠統，同時沒有建立起國際低碳經濟的財稅體系和生產消費體系，甚至存在體系之間互相制約的情況，從側面要求盡快改革和完善相關的制度，這也是國際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3.要求提高經濟主體的動力

經濟主體是國際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這些主體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然而，由于各國經濟體制正處于轉型階段，譬如在中國，經濟體制剛剛跨過計劃經濟的羈絆，處于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很多行業并沒有考慮到低碳經濟的意義，而國家在經濟主體節能生產、技術改進、可再生資源利用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支持并不到位，高成本的低碳經濟技術，很多經濟主體即便認同，面對技術的高成本，也會逐漸失去支持和認同的動力，使得低碳經濟仍然無法成為國際經濟的主體，僅僅體現在少部分的高端行業中。

二、國際低碳經濟發展的若干建議

基于低碳經濟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為進一步提高國際低碳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我們需要分別從各個層面研討相關的發展方法，以便在突破傳統經濟桎梏的同時，能夠同步完善低碳經濟發展體制和提高經濟主體支持動力。相關的發展建議如下：

1.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

在國際經濟轉型的同時，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為基礎，制定低碳經濟發展的戰略。基于國際的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包括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等低碳經濟理念，均可融入到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當中，形成國際低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思想，期間需要羅列出國際低碳經濟發展中可能存在的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作為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攻克的難點，以促使各個國家重視各行業碳排放、能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的協同關系。具體到某個國家，應該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促使各方利益主體能夠積極響應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為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發展，騰出更多的發展空間和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通過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的擬定，可引導低碳經濟按照較為科學合理的方向發展，以此保證國際低碳經濟發展的效益水平。

2.調整相關行業結構

低碳經濟貫穿于整個國際經濟發展的各個產業鏈中，其中相關行業結構需要進行重新調整。下面將以工業、現代服務業、農業等為例進行探討：

2.1工業結構調整

調整的主要原因是工業的能源消耗總量，在國際經濟占有78%的比例，其中電力、建筑、冶金、化工、石油、石化所占比例就超過了一半以上，這種高強度的能耗，伴隨著居高不下的碳排放量，因此出于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目的，應對工業結構進行升級優化，引入高新技術和先進的裝備，譬如產業的信息化發展，以及加快工業園區的統一規劃建設，形成集中型的產業結構布局，便于低碳技術的一次性到位。

2.2現代服務業發展模式的借鑒

該行業屬于典型的低碳產業，包括物流、旅游、出版、科學研究、教育等行業，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的比例卻高達60%-70%，因此與其他產業的結構相比，應該將該行業作為重點來抓，并將相關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經驗，融入到其他高耗能和高污染的行業當中。

2.3低碳農業的發展

主要針對化肥和農藥的使用問題，控制化肥和農藥帶來的環境污染，該行業要盡快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性，走有機生態農業的路線，譬如推廣太陽能和物質能開發等。

3.建設技術創新體系

國際低碳經濟需要借助各種高新技術手段，其中包括節能減排技術、能源高效利用技術、化石能源潔凈處理技術等，為保證這些技術的有效應用，有必要建立適合國際經濟發展實情的技術創新體系。首先是科技投入的加大，通過技術的自主創新，提高中長期戰略技術的儲備量，在不影響本國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鼓勵各國加強科技經驗的交流；其次是建立產業發展的技術創新平臺，在政府引導和市場導向的作用下，鼓勵包括科研機構和高校等技術研究機構的參與，形成“產、學、研”相結合的低碳經濟技術創新體系，這種技術創新體系，也應該作為國家與國家之間交流的重點，以形成一種全新的國際經濟發展氛圍；再次是加強與國際節能減排市交流合作，將先進技術引入到各國，為國際低碳經濟發展，創新優良的技術環境。總之，國際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根據各個行業的發展特征及趨勢，對相關技術現狀進行不斷刷新，通過技術的引進、創新和研發，提高技術在國際低碳經濟發展中的支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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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論當前中國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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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為高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環境問題、社會經濟問題有賴于科技進步來解決，所以，“經濟法制須內蘊以科技優先發展為核心的立法理念”，激勵各門類科學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同時，由于知識經濟是一種人才經濟，人才資源在現代經濟中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在知識經濟時代要更加重視知識，重視人才，切實保護科技工作者的利益。

2.知識經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它重視社會的整體利益，重視社會的整體發展。因此，現代經濟法制應以社會利益為本位，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要義。立法一方面要著重激勵高科技的開發、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高技術發展的副作用。本世紀以來，科技空前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資源匱乏、森林面積減少等一系列問題非常嚴重，還有電腦病毒、因特網上的信息公害問題、網絡貿易犯罪問題、馳名商標被搶注等問題日趨嚴重，經濟立法工作者應該注意到這些問題，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規范經濟主體的行為，立足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放眼中國未來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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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環經濟的特征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科學的發展觀其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新的系統觀。循環經濟的系統是由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等要素構成的大系統。循環經濟觀要求人在考慮生產和消費時不再置身于這一大系統之外，而是將自己作為這個大系統的一部分來研究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原則。

二是新的經濟觀。循環經濟觀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不僅要考慮工程承載能力還要考慮生態承載能力。在生態系統中只有在資源承載能力之內的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地發展。

三是新的價值觀。循環經濟觀將自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需要維持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在考慮科學技術時不僅考慮其對自然的開發能力，且要充分考慮到它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在考慮人自身的發展時，不僅考慮人對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產觀。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念是要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在生產過程中要求遵循“3R”原則：資源利用的減量化（Reduce）原則、產品的再使用（Reuse）原則、廢棄物的再循環（Recycle）原則。

五是新的消費觀。循環經濟觀提倡物質適度消費、層次消費，在消費的同時要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建立循環生產和消費的觀念。

三、各國循環經濟發展趨勢

（一）日本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循環經濟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紀初，提出“環境立國”戰略，即創建循環型社會的國家目標。消費者報廢電器時應支付廢舊家電收集、再商品化等有關費用，廢舊電器經過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產企業。資源循環利用率如空調為78%，電視為73%，冰箱為59%，洗衣機為56%。日本力爭資源回收率達100%。從家電中回收的玻璃、銅、鋁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產品。

（二）德國

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德國始終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國就制定和頒布了《廢棄物處理法》，1996年又頒布《循環經濟和廢物管理法》，確立產生廢棄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擔治理義務以及政府與公民合作三原則。家庭廢棄物利用率從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業，95%的礦渣、75%以上的粉塵和礦泥，以及至少有2000萬頓廢舊鋼材被重新利用。目前，廢棄物處理成為德國經濟支柱產業，年均營業額約410億歐元，并創造20多萬個就業機會。

（三）美國

美國1976年就制定和頒布《固體廢棄物處置法》。2003年，美國城鎮產生的廢棄物為5.5億t，回收利用率達到40%。在各種廢棄物回收利用率中，紙張為42%，軟飲料塑料瓶為40%，鐵制包裝為57%。

（四）歐盟

歐盟實施的家用電器回收辦法，規定商業界必須回收90%的廢棄電冰箱及洗衣機，并將此類大型電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產利用。在個人電腦方面其回收比例則按產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國政府要求應有85%的包裝廢棄物循環利用；奧地利法規要求80%回收包裝材料必須進行再循環處理或再利用；丹麥政府規定所有廢棄物要有50%進行再循環處理。

四、目前循環經濟的幾種發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業內部的循環經濟

通過組織廠內各工藝之間的物料循環延長生產鏈條，減少生產過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盡量減少廢棄物和有毒物質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資源，提高產品耐用性等。發明這種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產廢棄物減少了25%，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了70%。

（二）工業園區模式——又稱為卡倫堡工業園區模式

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產業間的代謝和共生耦合關系，使一家工廠的廢棄物或副產品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業生態園區。丹麥卡倫堡工業園區內各企業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或副產品作為自己的原料，不僅減少了廢物生產量，還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三）德國DSD——回收再利用體系

德國的包裝物雙元回收體系（DSD）是專門組織回收包裝廢棄物的非營利性社會中介組織，最初由95家產品生產廠家、商業企業以及垃圾回收部門聯合組成，目前已有1.6萬家企業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裝物上做標記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業進行清理、分揀再進行循環利用。

（四）日本的循環型社會模式

日本在循環型社會建設方面主要體現三個層次上。一是政府推動構筑多層次法律體系；二是要求企業開發高新技術；三是要求國民從根本上改變觀念，不要鄙視垃圾，要把它視為有用資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類存放就是資源。

五、國外循環經濟優秀案例及經驗借鑒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態工業園為例介紹。

（一）園區簡介

為解決大量消耗能源、資源而產生的垃圾排放等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北九州市以建設亞洲的“國家資源及環保產業基地”為目標，以振興再生資源利用產業為主，制定了生態工業園基本規劃。工業園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態園的代表。園區分為實證研究區和循環工業園兩個區域。

（二）循環經濟實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環保產業擁有合理的環境管理體制及安全的高新技術，由企業、大學及政府部門組成的“北九州環境產業推進會議”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環境政策與產業振興政策相結合的獨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點實施措施有四個方面：（1）建設循環使用及舊零部件再次使用產業園區；（2）充分利用現有的產業基礎設施，發展新產業；（3）創辦新能源技術產業、超微納米等新一代環保產業項目；（4）加強人才培訓。

此外北九州通過規劃合理的功能區布局來更好的貫徹實施循環經濟的理念，具體功能區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設立北九州市生態工業園區中心：是開展環境教育的基地，舉辦以市民為主的環保知識講座，舉辦環保技術相關研修、講座，推廣環保技術。（2）環保企業聚集區：通過各企業的相互合作，把環保相關企業發展成為廢物排放為零的資源循環基地。（3）響灘再生使用區：市政府場地租給企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環保項目，地方中小企業充分利用自己獨創的先進技術和先進工藝，開展各種再生使用產業活動。（4）環保研發中心：企業、政府、大學聯合起來將進行最尖端的廢物處理技術、再生使用技術的研發。本九州生態產業園利用作為工業城市積累起來的技術和人才、工業設施及企業、研究機構、政府、市民建立的網絡，將振興產業與環境保護兩大政策有機結合成功實現了建立獨具特色的地區政策的工業園區，其成功經驗對我們建立循環經濟示范區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六、國內發展循環經濟建議

發展循環經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最重要和最現實的選擇。結合我國國情發展生態園區循環經濟可從以下幾點試做努力：

1.創新機構，保證循環經濟深入發展。成立循環經濟建設領導小組結合區域實際狀況，從引導和促進的角度出發全面推進區域循環經濟工作。

2.綠色招商，促進第二產業生態工業發展。通過產業鏈、產品鏈和廢物鏈的構建與完善，資源和廢物的減量化等措施，大力發展生態工業，改善投資環境。根據生態工業系統建設需求和市場機制有選擇地進行主題招商和綠色招商，重點發展補鏈企業，形成多產品多鏈條的生態工業網狀結構。

3.集約使用，提高資源使用率。注重資源的集約化使用，無論在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達到較高水平。

4.重視科技，引領靜脈產業生態工業發展。可利用高新技術發展海水淡化以解決淡水資源缺乏的問題；投資興建垃圾發電廠，利用先進的技術進行煙氣凈化處理發電的同時保護居住環境；完善區域水循環系統，建立以污水處理廠為主體的中水回用系統，節約用水的同時滿足企業對中水的需求。

5.加強信息建設，構建生態工業信息平臺。建立固廢資源信息網，便于企業之間進行固廢資源交換與再利用的信息溝通，為生態工業園和循環經濟建設搭建信息平臺。

6.注重生態教育，建設綠色學校。生態文化建設從孩子抓起，各級學校開展環境教育，在相應課程中增加環境保護知識內容，把生態教育納入學生的素質教育內容，從小培養學生保護環境的自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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