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學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口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家庭和父親相關的人口學變量與高中生情緒智力的關系1．描述統計和分析本研究搜集的家庭和父親相關的人口學變量的詳細信息見表1。2．家庭和父親相關的變量對高中生情緒智力影響的多元回歸分析與家庭相關的人口學變量對高中生情緒智力影響的多元回歸分析，即做出生次序、常同誰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經濟狀況的虛擬變量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回歸，得出的結果見表2和表3。從表2可見，出生次序、常同誰生活、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經濟狀況整體可以解釋高中生情緒智力2.3%的變化;方差分析的顯著性顯示，顯著度＜0.05，表示回歸模型整體解釋變異達到顯著水平，說明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線性關系。從表2中B的估計值欄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前者與后者情緒智力的差異或變化值。比如，該列的第二個數據意指在控制了其他條件的情況下，家庭經濟收入中等的高中生的情緒智力比中等以下的高2.316;而“老二＆獨生”一行則解釋為家中排行老二的學生，其情緒智力會比相同條件中的獨生子女低3.491。其中，該列的第一個數據顯示，在中等以下收入家庭，經常同爸爸媽媽一起居住，家在農村，且為獨生子女的高中生的情緒智力平均是116.74。該回歸模型的回歸方程式可以表示。但是，從顯著性一欄可以看出，只有“中等以上＆中等以下”“城市＆農村”“老二＆獨生”3個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是顯著的，表明該3個變量與因變量間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同時Beta分布一欄顯示，在10個虛擬變量中，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貢獻從大到小依次是“城市＆農村”“中等以上＆中等以下”“老二＆獨生”“中等＆中等以下”“老大＆獨生”“鄉鎮＆農村”“老四及以上＆獨生”“其他＆爸爸媽媽”“老三＆獨生”“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媽媽”。從整體上看，經常與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員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貢獻最小。這說明，經常與高中生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員是誰，不管是不是父母，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影響都不大;高中生家庭所在地和經濟狀況則相對重要，且對于非獨生子女的家庭，學生的出生次序對其情緒智力的影響作用也不容忽視。父親相關的變量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多元回歸分析，即做父親的職業、年齡、學歷及與父親關系的虛擬變量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回歸，結果見表4和表5。從表4可見，父親的職業、年齡、學歷以及與父親關系的虛擬變量的整體可以解釋高中生情緒智力4.2%的變化。且方差分析的顯著性顯示，顯著度＜0.01，表示回歸模型整體解釋變異達到顯著水平，說明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線性關系。該回歸模型的回歸方程式可以表示。回歸結果顯示，“46到55＆46歲以下”、“大專或大學及以上＆初中及以下”二個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是顯著的，表明該兩個變量與因變量間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關系。其中“高中或中專＆初中及以下”變量的顯著性(0.067)接近顯著。同時這11個虛擬變量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貢獻從大到小依次是:“大專或大學及以上＆初中及以下”“46到55＆46歲以下”“其他＆企業員工工人”“高中或中專＆初中及以下”“56及以上＆46歲以下”“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員工工人”“較好＆很好”“自由職業個體＆企業員工工人”“一般＆很好”“專業技術人員＆企業員工工人”“一般以下＆很好”。從整體來看，學生自我報告的與父親關系狀況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貢獻最小，其次是父親的職業。這說明學生自我報告的與父親關系狀況對高中生情緒智力的影響最小，父親的職業的也不太重要;而父親的學歷和年齡相對很重要。

二、討論

(一)高中生的性別、學科、是否班干部、年級、民族與情緒智力根據t檢驗結果可知，高中生的性別、學科、是否班干部、年級、民族在情緒智力上的差異是沒有統計學意義的。其性別差異的結果與王才康對高一高二以及劉成偉對高中生的研究結果一致。Harrigan等人認為情緒智力沒有性別差異，Ro-othman和Kirsten研究亦表明，性別沒有影響情緒智力。但是也有不同的研究結論，比如張秋艷等人的研究發現中學女生情緒智力非常顯著地高于男生;楊建鋒等人的研究結論恰好相反。國外Schutte等人的研究發現，中學女生情緒智力顯著高于男生;Ghazali研究則發現，男孩情緒智力顯著高于女孩。年級差異的研究結果與耿亮等人的研究一致。民族差異上的研究結果與宛蓉對貴州大學生的研究相一致。綜合對上述數據指標的分析，本研究認為高中生的情緒智力與性別、學科、是否班干部、年級和民族的關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篇2

二、洪亮吉人口學觀念

從洪亮吉上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洪亮吉是一個關心國家關心百姓疾苦的人，其上書的《極言時政啟》中，不僅將朝廷中出現的弊端進行指出，還將社會中出現的一些惡性，百姓生活的疾苦等現象進行闡述，雖然洪亮吉的上書惹怒了嘉慶皇帝，但是我們還是要從洪亮吉上書事件中認識洪亮吉的人口學觀念。從洪亮吉的《治平篇》、《生計篇》等政論中我們可以看出，洪亮吉將人口增長、人口過剩等問題進行明確的闡述，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1.人口增長速度過快。洪亮吉認為，人口增加的速度超過了經濟生產速度，其中“……，其戶口則視三十年前增加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加十倍焉,視百年數十年前不窗增二十倍焉”“，頃,寬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為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這些洪亮吉的《治平篇》中都可以看到，這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增長速度。正是因為人口增長過快，超過了生產力的發展速度，所以在社會中出現了人口過剩的現象，“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辟,簡崖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余”等等，這些都是反映社會中人口增長速度過快的文字，從中我們也看到了當時社會中人口增長的速度。

2.人口過程導致社會問題出現。洪亮吉對社會中的危機現象等有很敏銳的察覺能力，根據洪亮吉的觀察，江南地區的生產水平如果按照家庭人口的來算，一人得到大約四畝地，十口之家則需要四十畝地，而今天四十畝地的寬度和古代百畝地的寬度相當。洪亮吉將乾隆初期和末期的社會物價做了對比，在洪亮吉的《生計篇》中有記載：“指乾隆初期，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十。……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乾隆時期社會人口的增長速度是，農民數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田地的數量并沒有增加，商人的數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貨物不增加，學生的數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教授學業的館舍數量并沒有增加等等，這些是乾隆年間人口增長的速度，由于形成了通貨膨脹導、生產力低下，生活水平低等，致社會生產中出現各種問題，無所事事，游手好閑的人數也增加至以前的十倍數量，遇到水災、旱災、疾病等情況是沒有辦法應對，這就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過剩引發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思考和解決的。

篇3

1.1描述性分析

1.1.1消費者的食物儲存知識調查如表2所示，利用6個問題，考察了受訪者的食物儲存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消費者的食物儲存知識“合格”。從調查結果看，受訪者的食物儲存知識的平均得分僅為1.86分(滿分為6分)，合格率僅為28.6%。

1.1.2消費者的食物處理知識調查如表3所示，利用食物清洗、生肉解凍等4個問題，考察受訪者的食物處理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了2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消費者的食物儲存知識合格。調查結果表明，受訪者的食物儲存知識的平均得分僅為1.55分(滿分為4分)，合格率為49.8%。

1.1.3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調查如表4所示，利用冰箱使用、廚具清潔等6個問題，考察受訪者的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消費者的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合格。應該指出的是，在這6個問題之中包括2個多選題，對于這兩個多選題，受訪者只要選中其中的一個或多個正確答案，并且沒有選擇錯誤答案，則即被認為回答正確。本部分的調查結果表明，受訪者的廚房設施使用及維護知識的合格率為50.8%，平均分為2.53(滿分為6分)。

1.1.4個人衛生知識調查如表5所示，對個人衛生知識的考察主要包括手部的清潔等5個題項，其中包括2個多選題。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受訪者的個人衛生知識合格。應該指出的是，在這5個問題之中包括兩個多選題，對于這2個多選題，受訪者必須選出全部正確答案，并且沒有選擇錯誤答案，才被視為正確回答該問題，即得1分;其它情況下，則認為該題回答錯誤，不計分。分析結果表明，個人衛生知識部分的合格率僅為8.1%，平均得分為1.12分(滿分5分)。

1.1.5食物中毒知識調查如表6所示，食物中毒知識共包括5個題目，主要考察了與家庭食物消費鏈關系較為密切的微生物中毒知識。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答對3個及以上問題，則認為該受訪者的食物中毒知識合格。應該指出的是，在這5個問題之中包括1個多選題，對于此題，受訪者必須選出全部正確答案，并且沒有選擇錯誤答案，才視為正確回答該問題，即得1分;其它情況下，不得分。調查結果表明，食物中毒知識部分的合格率僅為6.2%，平均分為1.11分(滿分5分)。

1.2統計檢驗

1.2.1家庭食品安全知識與人口學特征的關系食品安全知識共包括26個題項，受訪者每答對1個問題得1分，如果總得分在13分及以上，則認為該受訪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合格。表7可以看出，對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合格率和總得分具有顯著影響的3個人口學特征是:性別、居住地、年收入。

1.2.2家庭食品安全知識薄弱的高風險消費群體的確定性別、居住地、年收入3個人口統計學變量對于消費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的掌握程度具有顯著影響。我們利用以上3個人口學特征對受訪樣本進行交叉后可得到2*2*3=12組排列組合。在這12個組合中，有6個組別的樣本數小于10，代表性較差，故不對其進行分析;其余6個組別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得分及合格率情況參見表8。為了能夠辨識出食品安全知識薄弱的高風險消費者組別，我們對得分進行了百分化處理，即將各組別家庭食品安全知識得分的平均值除于滿分(26分)。從表8可以看出，全部6個組別的總得分均少于11分(滿分26分)，說明我國消費者的家庭食品安全知識整體水平很低。其中，得分最低的3個組別是:(1)性別為男性、居住在農村、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消費者;(2)性別為男性、居住在城市、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消費者;(3)性別為女性、居住在農村、年收入在3萬元以下的消費者。以上3個組別尤其需要被特別關注，在食品安全教育模式選擇、渠道選擇等方面，必須考慮這些重點人群的特征及渠道接觸特點。

篇4

筆者在學校進行成人英語教學的幾年中，發現由于學生基礎差，又是在職學習，學習時間不多，口語底子相當薄弱。當今社會對英語口語的要求很高，為了讓學生能學有所用，我在口語教學方面格外下功夫，總結出口語教學的一些心得，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讓學生主動開口

在英語教學中，我們應激發學生對英語口語學習的積極性。被動的讓學生學習英語口語往往是事倍功半，而底子薄的同學很容易產生放棄情緒，所以應根據具體情況經常變換教學內容和形式。

為了讓學生較多使用英語，產生能用流利的英語講話的欲望，我們向學生先傳授一些非常有趣的短語、習慣用語等，這樣既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又可以為學生打好基礎，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學到知識。我們可以舉出一些短語，如“Aluckydog”（幸運兒），“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Indeepwater”（在水深火熱中），“Themonkmayrunaway,butthetemplecan’trunwithhim.”（跑了和尚跑不了廟），“Toputonairs”（擺架子），“Athornintheflesh”（眼中釘），“Tofishintroubledwaters”（渾水摸魚）等，讓學生根據學過的知識翻譯過來，因為這些短語、習慣用語與日常生活比較貼近，所以課堂氣氛馬上高漲起來，學生的學習興趣被激發了出來。但當我讓學生用這里的詞造句，盡量表達流利時，教室里頓時沉默下來。他們開口說英語的最大阻力就是他們自己的心理障礙，怕說錯了人家笑話。等了好幾分鐘，也沒有人敢自愿上臺，為了打破僵局，我用“Thickchecksbringsuccess”（厚著兩臉皮，處處占便宜）來鼓勵學生，終于有位學生主動站起來，雖然講的不很合語法，但緊張的氣氛被打破了，課堂又恢復了輕松愉快。學生們這時一個接一個地說，真正做到了開口說話的突破，那么在以后的課堂上類似的鍛煉逐漸多了起來。

二、營造活躍的課堂氣氛

一些學生由于羞于開口，他們開口鍛煉的機會就少得可憐。為了讓這部分學生也開口說英語，我就經常給他們講英語故事，用英語介紹時事政治，以培養他們的語感；或者在每堂課前安排幾個學生各自用幾分鐘進行新聞匯報或講笑話故事，并給他們打分。通過采取這樣強硬的措施逼所有學生開口，無形之中他們說的機會就增多了，即使是以前很少拋頭露面的學生經過幾次這樣的鍛煉，以后也就不再怯場了。在課堂上的討論話題應設計得巧妙，以讓學生有話可講，有事去講。電影TheTitanic播映后，組織了討論會，許多學生都發表了感慨。Whoisyourfavoritenovelist？（誰是你最喜歡的小說家），Whatisyourfavoritenovel（你最喜歡的小說是什么），Thefunofliving（瀟灑人生），Aminuteonfun（開心一刻），Believeitornot（信不信由你），學生們對這些話題的討論都很熱烈。總之，永遠保持一種新鮮感對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是很有必要的。

三、組織互助組，創造用英語說話的環境

我教的班級學生年齡的差距很大，有20歲左右的年輕人，也有40多歲的中年人，年齡的差異造成學生對于知識的接受方面快慢不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就讓年輕的學生和年齡較大的學生、水平高的學生和水平低的學生互相幫助，結成互助組，讓他們相互帶動，共同提高。

根深蒂固的“母語”對于學習外語有一定的負作用，因此，我規定在課堂上學生和學生之間溝通只能用英語。一開始，學生很不適應，常常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但時間一長，學生的口語水平就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也養成了用英語說話的習慣。

篇5

二、學生口語輔導策略

（一）要熟悉評分、明確重點知識

在口語考試過程中，電腦一般會綜合四個方面因素給學生口語進行打分，這四個因素分別是準確性、完整性、韻律性以及流利性。在這四個因素中，完整性所占的比例是70%，準確率是20%，剩下的是5%。進行單詞評估時，如果學生在單詞重音、輔音以及元音都準確無誤時，可以拿到比較高的分數。口語不太流利，主要是學生在詞匯、短語停頓時，只注意到句子中的實詞和虛詞，沒有注意到首詞。因此，不能準確地進行停頓。一般而言，停頓主要有連詞后停頓、代詞停頓以及副詞停頓等等。因此教師要在準確性、完整性以及流利性上下工夫。

（二）全面普查，分層要求

在學習初期，教師要對學生的口語部分進行全面檢查。在檢查過程中，教師會有所發現，一些英語基礎比較好的學生，他們自我感覺比較良好。在朗讀短文以及話題時，一般都是課堂中臨時進行，很多學生都缺乏流利性以及準確性，韻律性就很難達到了。這個時候，學生要使用自己已學的知識進行自我監控。想要實現監控應該滿足兩個前提：一、學生要重視語言的準確性，有避免語言錯誤出現的強烈欲望。二、學生要了解相關的語言規則。教師在進行教學過程中，就需要給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學生施加一定的壓力，教師明確提出教學要求。借助要求要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學生通過自我的監控，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樣教師才會有更多時間去關注口語問題比較嚴重的學生，從而推動班級教學水平提高。

（三）創設情境，加強訓練

從口語考試題型中看出，很多都是情景問答類型的。教師對學生教學過程中，要做到教學針對性，這才可以彌補應試不足問題出現。深入研究發現，學生缺乏的不是材料的準備，而是在面對情境時，不能準確地做出回答。學生在進行回答時，不論是選擇了完整回答還是簡略回答，一般都會使用到語塊。語塊之所以會被大量使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它的省力原則。使用語塊可以直接影響學習者語言的流暢性，如果只是簡單的依靠語法規則是遠遠不夠的，這還注重對語塊的學習和使用。在情境問題中，主要考察的是學生在語言交際過程中語言的使用靈活性。學生平時學習到的語塊可以簡單的被使用，而且還能夠保障流暢性和準確性。語塊的使用不僅是使用于簡略的回答，完整回答也是需要的。舉個例子，進行動作陳述時，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李華看了場電影，名字是《音樂之聲》。他覺得這部電影很好看。第一，When andwhere did LiHua see the film The Sound of Music第二，What did he think of it？學生在進行問題回答時，需要明確這兩個過去式的問題使用的句式，第一問題可以回答為He saw it at the Red StarCinema last Sunday，對第二個問題回答時，只能回答“He thought itwas wonderfu1不能簡短的回答成wonderfu1。

（四）當堂抽查，現場指導

進入了總復習階段，一般學習時間都比較緊張，學習任務也比較繁重。但是教師不能忽略了當堂抽查，現場指導教學環節。上課時，教師可以隨機抽查三位學生，要求學生朗讀某一個短文，學生的語音語調要正確，在讀的過程中要注意連讀、停頓、注意爆破音等等。節奏要緊湊、語速要自然流利。最好全班要進行情境問題訓練，要求全班同學在認真的聽，教師隨機叫一位學生進行回答，然后教師點評學生的回答速度，看學生表達準確性。學生可以針對話題進行簡述。進行朗讀短文教學時，學生對文章背誦連貫性、完整性以及流利性都需要進行觀察把握，從細節中查看變化。

三、使用圖式理論方法推動閱讀水平提高

閱讀前要求學生要有充分的準備，要能夠實現從上到下的內容圖式激活。所謂激活就是對學生鬧鐘所學知識及結構的刺激。在實際閱讀之前可以鼓勵學生根據課本中的插圖或者關鍵詞來進行預測。學生應該高度重視這些關鍵詞，要仔細研讀掌握這些關鍵詞并結合這些關鍵詞來探討文章的主題。在閱讀過程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對文章內容要進行深入理解，通過深化理解來提升學生的閱讀技能。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必須要要求學生建立起相應的語篇圖式。通過建立圖式能夠幫助學生更加準確迅速地掌握教材脈絡，同時還能夠增強學生的記憶力、推理能力以及理解能力。此外在閱讀過程中還應該把新知識融入到學生原有的圖式結構中，最終產生新的圖式。在閱讀完成之后教師應該向學生提供更加寬松的討論范圍，要允許學生進行爭論，通過討論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在實際討論過程中要逐步擴充和應用新的圖式知識。為了讓學生更加深刻地掌握圖式知識，在閱讀完成后還可以進行圖式復述以及圖式協作。

篇6

中圖分類號：F124

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奇跡，中國也被稱之為“趕超經濟體”。改革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必須以快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來實現GDP增長，否則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越日本50%，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將于2016年超過美國。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中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國家，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據國情，認清中國經濟增長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認識經濟增長的規律，才能了解目前的減速是必然的。

一、中國經濟減速與周期性失業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過去出現的擔心。截止2012年9月，中國有1024萬新增就業，超過全年計劃數1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2011年持平，18個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9.4%。工資持續上漲意味著就業空間縮小，而用工荒、招工難仍是主旋律。以勞動單位提供的崗位數為分子，求職者為分母，2012年約為105%，與2011年持平。這說明崗位數多于求職人數。從經濟學家觀察就業的指標上看，就業沒有出現周期性褪變。當然有些行業如出口行業狀況不好，但其他行業又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彌補。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現象，但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一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二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以二元經濟為基礎，特點是能夠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不斷涌現取決于是否有足夠快的經濟增長率足以創造多個勞動崗位，能夠按照不變的工資水平支付勞動力。如果發展到某一階段，用不變工資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須提高工資時，劉易斯轉折點就來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沒那么無限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兩個因素注定中國勞動力不足狀況已經發生，由此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以往不同。將“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到7%，2012年又放棄了8%的增長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菲里普斯曲線與奧肯定律均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密切相關。經濟增長速度快，就業崗位就多，失業率就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崗位數減少，失業率高。因此，將通貨膨脹率替代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表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反而較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是反向關系。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則直接以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此處的失業概念僅指周期性失業。

一般意義上的失業概念分為自然失業與周期性失業兩種。自然失業主要包括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與崗位不相匹配，需要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或實踐訓練而產生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是指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還未簽訂勞動合同階段中勞動者的失業狀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周期性失業完全被農民工承擔了。2009年春節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受到打擊，農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業、大規模返鄉。反之，當經濟恢復，特別是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時，又反映出用工荒與就業難。

如果經濟真正減速或者說是消極減速的話，就會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如果沒有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證明經濟減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實際經濟增速仍高于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減速是可以接受的。現實中2012年遇到的現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長目標是7.5%，“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率為7%，2011年為11%，大幅超過該指標。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 “十二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2%，2012年實際經濟增長率是7.7%，高于增長目標與該年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高于“十二五”期間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由此判斷，我國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的現象。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理論與實踐

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增長”理論。認為人類經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不增長。因為人們的生活稍有改善，就進行繁衍，人口的增長將創造的價值攤薄了。“馬爾薩斯式增長”是一個貧困的陷阱，現今很難再見了。但在工業革命之前被稱為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得十分緩慢。

二是劉易斯轉折點。經濟學家們發現，這種經濟增長既不同于馬爾薩斯時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不完全靠現代的科技推動，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是是索羅時代，即新古典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依靠技術的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資本報酬遞減論，認為生產要素是等量回報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基礎上不斷投入資本，最終不會產生效率，報酬會不斷遞減。了解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就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人類的經濟增長史。

世界銀行是第一個發現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所謂“東亞奇跡”的機構。“東亞奇跡”包括日本的發展。戰后的日本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富裕國家，日本是第一個奇跡的表現。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龍”，其經濟增長速度、趕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東南亞五小虎甚至中國的沿海地區崛起，經濟增長十分快。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報告——《東亞奇跡》，吸引人們的目光去觀察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在關注中，有些學者持懷疑態度，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在內做了很多研究，認為“東亞奇跡”主要靠投入，投入資本、勞動力，但是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前蘇聯模式。世界銀行出這個報告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通過經濟模型、大量的計算來證明對亞洲經濟懷疑的觀點。最著名的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大學杰出校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用流行的語言將學者們復雜的理論與公式寫成文章，認為因缺乏技術進步，東亞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結果將與蘇聯一樣。接下來兩年后，東亞發生了金融危機，由此認為他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國家雖發生金融危機，并未危害到國家經濟的健康。四小龍仍是發達的、高收入的經濟體。判斷錯誤的原因是克魯格曼雖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捍衛者，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與思路來分析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報酬遞減是天經地義的。西方國家發展初期，勞動力不是無限供給的，而是短缺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思考問題，容易忽略東亞的人口紅利問題。東亞經濟增長現象不是索羅能夠解釋的，是劉易斯才能解釋的。如果克魯格曼沒有認識到東亞、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問題，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沒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而東亞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經濟較快、持續、長期的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可以決定是否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來自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年發生了變化。目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型人群，年齡段為15歲以下和65以上。特點是只有消費能力，沒有生產能力。第二類是勞動型人群，年齡段在15-65歲之間，是生產型人群，生產多于消費，扶養老人與孩子。2010年之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生產性。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趨于減少，65歲的老年人口趨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別快。增長得最快的是勞動人口。這種生產性表現在：由于勞動力增長非常快，數量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以勞動型人口為分母、依賴型人口為分子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生產與高儲蓄率。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整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將人口紅利理解為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過去30多年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資本投入與人口紅利有直接的密切關系。首先，人口紅利證明人口結構好，扶養比下降，有可能實現高儲蓄、高積累，就有資本來投入。其次，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勞動力短缺的規律，資本報酬不會遞減，國家投入資本就有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致使資本報酬不發生遞減、扶養比下降、高投入高回報、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體制的改善、人的素質提高、資源效益的在內都可以提高生產率。計量經濟模型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進步，一類是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的配置更優化來自三大產業。農業中勞動力大量過剩，產值就會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門，如果把這個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例如，在生產率的提高的全過程中，技術進步占一半比例，而勞動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部門貢獻了另外一半。生產率提高也與人口紅利相關。有了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每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都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很顯然，如果人口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不僅是勞動力供給受到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都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紅利消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力下降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這次普察的結果是勞動型人口絕對減少，即2010年達到頂峰，隨后下降。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十一五”與“十二五”的轉折點，成為人口的轉折點。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力產生了影響。經濟增長能力又稱為潛在增長能力，或潛在產出能力。投資、勞動力的投入與勞動力的改善影響著經濟增長能力。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是平均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未來投資增長要減速的假設是否有道理？中國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就越來越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特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資本的邊際扣除率無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別是這一兩年，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投資不再能帶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按市場規律假設，投資增長速度減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會產生繼續投資，即政府給予的補貼，廉價的或免費的資本。

1978-1995年，中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間，是10.5%。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勞動型年齡人口由正變負，人口扶養比由負變正，變化較大，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預測出“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率只有7.2%，“十三五”期間還會進一步下降，只有6.1%。這種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了潛在生產率是必然下降的。失業是趨勢性、長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國需求的減少而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利于中國出口的現象是好事，中國的潛在生產率下降，而國際上如果還保持著強勁的對中國產品的支持，則中國經濟將受到結構性的傷害。如果此時國際需求減少，反而對中國經濟有利。

四、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

能否創造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向內需。城鎮化蘊含著濃厚的內需，筆者認為，此處的“內需”指的是消費需求，而地方政府會更多地理解為投資需求。針對經濟增長減速，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經濟增長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建議，當然大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此處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如果要走投資需求的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要有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問題。這種說法獲得支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建議與政府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經驗一拍即合。成功經驗有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這些項目都創造了巨大的投資需求。第二，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這個手段，達到了刺激投資需求。例如，確定了十大振興產業、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可能還會根據新的情況來推行，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萬億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也是在刺激投資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現象。第四，經濟學家的建議、政府的認同與其他國家政府與經濟學家的推動，導致中國采取人為地制造投資需求的手段來保持經濟增長。國外一些投資經濟學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中國恐怕只能“硬著陸”的觀點，建議中國出臺一些刺激政策。雖然，中央政府很堅定地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這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在經濟上犯錯誤。當學者們進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時，問題不在于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使我們處在他們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潛在增長率下降時，用人為的需求因素將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這個錯誤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長期陷入停滯不前，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驗告訴我們，過度運用產業政策會導致產能過剩。政府鼓勵的產業，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著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中的產業都處于優先發展之列，輕工業、紡織業位于世界前列，鋼鐵、汽車、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均是政府鼓勵的產業，但鼓勵的結果是產能過剩。由于政府的鼓勵，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補貼，甚至資金投入，不考慮企業投資報酬的問題，因此企業無需考慮盈虧的問題，成為“大而不倒”的企業，宏觀上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鼓勵西部和中部發展的區域政策，著力點放在刺激經濟增長與投資上，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資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區。按照經濟規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資本稀缺區域，而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高，資本密集度高。而現在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區還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離了比較優勢，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會導致一些常見的錯誤，如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導致通貨膨脹等現象的發生，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養比都在下降，處于人口紅利時期，保持平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養比降到了最低點，20年內未提高也未下降，穩定于此。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速，從9.2%降到3.8%，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現實，民間、產業界與政府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日本成為凱恩斯主義與各種變形的凱恩斯主義的大試驗場。試的結果就是泡沫經濟、保護落后，造成僵尸企業。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了，人口扶養比上升，泡沫破滅，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長速度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長速度，因為其通貨膨脹率不到1個百分點，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斷日本還會失去第三個10年。目前，日本仍然認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內需與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政策。筆者認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關于中國經濟的建議

筆者認為，潛在的增長速度是不應當用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來拉動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勞動力供給不足，自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有三個。一是從定量角度上來說，定量資本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提高勞動資本比率，即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均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現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工資上漲，于是日本開始提高資本勞動，大量投入資本，以機器帶動勞動力，剛開始很有效，但繼續就使得機器投入太快，超越勞動力的承受能力，資本報酬下降，不可持續了。同時，日本保護落后，在人口紅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錯誤，都使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這是第一個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間，日本在資本勞動率提高，人力資本雖然也做了貢獻，但94%來自資本勞動力的提高。有了高儲蓄，開始大量投資，推行區域鼓勵政策，大量補貼，而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可以理解其為什么失去了國際地位。

（一）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參與率

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年齡負增長造成的。即使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也不可能瞬間造就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勞動參與率，讓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將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0.88%。光靠延長退休年齡來提高勞動參與率是非常有限的，還要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目前，1.6億農民工進城實現了1.3%的城鎮化率，而進城后由于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人口比重是34.7%，戶籍差別導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周期性失業的唯一受害者。勞動力供給呈現不穩定、不充分的狀態。戶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供給。總的來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種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

首先，穩定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今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應該加快，勞動者將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和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這是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目前轉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勞動者與產業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鼓勵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教育年限。重點放在鼓勵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勞動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今天正處在從二元經濟結構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折期。一般認為，正是在淘汰舊知識、學習新知識的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未學會、還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常見的辦法是技術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也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其次就是要充分發揮資源匹配效應。由于產業之間、行業之間有生產率差別，流動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點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沒有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業所兼并，擴大規模，整體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是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的壟斷、民營企業準入門檻高。部分企業獲得補貼與特許經營后，未與其他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筆者用3個30%的來自完全無關三個領域數據來說明問題。第一類數據來自美國，其生產率的提高有30%-50%來自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消漲，有效率的企業擴大了規模，沒效率的破產。第二類數據是在中國部門內、企業間有巨大的生產率差距，這種差距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產率30%-50%。第三類數據來自中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比較。在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只有非國有經濟的30%。提高生產率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是否可以縮小，能否創造出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環境，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這個潛力無法充分發揮。應該用改革的辦法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潛在生產力，而不是用人為拉動需求的老辦法去超越潛在生產力。筆者認為，用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生產率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符合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經濟體制要求的。

國際上認為，中國是東亞經濟的加強版。東亞經濟在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作用異常重要。東亞是唯一的最早實現經濟趕超的地區，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認為自身可以做無所不能的經驗會延續下去，當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時卻無法意識到時，出路是什么呢？讓政府多關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當公共服務成為政府的唯一職能與日常工作時，政府就沒有精力跑步前進替企業拉贊助了。

參考文獻：

[1]（美）保羅·克魯格曼.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政策——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M].上海三聯出版社，1993.

[2] 蔡昉，林毅夫.中國經濟[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3] （美）羅伯特·M·索羅.增長理論：一種解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

[4]（英）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論[M].郭大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與農民工的貢獻——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10，（1）.

篇7

二、利用任務型教學法推動高校英語口語教學

(一)利用任務型教學法調動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在高校英語口語的任務型教學法實施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通過引入各種形式多樣的任務來激發學生參與的熱情，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這些特殊的形式可以包括利用多媒體等多種展現形式展示與任務相關的圖片、故事、小電影等實例來創設仿真情景，營造良好的課堂學習氛圍，以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

(二)實現教師引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式。教師在任務型教學法的實施過程中，要根據學生的性格特點、語言表達能力、英語實際水平等方面進行分組。在分組過程中要充分照顧到各個組都能參與到每個任務的實施過程中去。讓全體成員都能利用自己各個方面的優勢來參與討論和進行展示、表演。教學的指導思想是以教師為引導，以學生為中心，以加強和鞏固學生英語語言知識的應用和實際應用技能的提高。在學習和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們采取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的學習方式，主動完成各類老師提出的由簡到難的各項任務，以此鞏固語言運用能力，習得英語口語基本知識，并能更加直觀和深刻地理解任務主題，完成英語口語訓練，以實現教學目的，養成學生良好的英語口語學習習慣和思維方式。

(三)教學過程循序漸進。教學過程按照任務前、任務中和任務后的程序進行。在設定任務時，教師要充分考慮到任務的主題要與本次課要求學生掌握的教學內容相一致。任務中，教師引導學生按照順序逐個完成任務，保證每個學生都有足夠的機會參與到小組活動和討論中去。每個小組的組員之間針對相同或是相異的任務進行合作和討論。在整個任務完成的過程中，教師更多的是一個觀眾，而不是一個指導者。在任務后，每組選派出代表同學針對本組完成任務的情況進行總結性發言，表明本組同學針對某一問題的態度、達成的一致意見和得出的結論，或是對于某一特定任務通過表演、講解、對話等形式進行表現。

(四)評價總結實現知識的提升。在學生完成任務后，教師要引導全班同學進行評價，針對本節課需要學生掌握的知識點進行總結。評價的過程既包括學生自評、小組互評也包括教師點評等幾個環節。評價的過程同時也是教師總結需要學生掌握的知識的過程。教師在評價學生學習成果的同時更可以對任務材料中的重點、難點加以說明。

篇8

 

一、問題意識

來源于英語的“MiddleClass”在中文當中衍生出中產階層、中間階層、中間階級、中產階級等相似的概念。階級的劃分標準，按照馬克思的理解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1而學術界對中間階層（中產階層）的界定，有側重于社會資源配置的，有側重于以收入和財產為標準的經濟角度的，有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界定的2，而對中間階層（階級）和中產階層（階級）所涉及的階級與階層一般也并沒有嚴格區分。本文不進行嚴格意義上的區分，主要指日本二戰后高度經濟成長期和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所謂“新中產階級”（也叫新中間階層或新中產階層）。

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末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直到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為止，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實質增長率在年均10％左右，國民生活得以提高，形成“一億總中流”的社會。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后，持續發展至今，國民生活亦得以改善。而自20世紀80年代社會學在中國復興以來，對中國中產階級的研究就成為社會學界的熱點。拋開對“中產階級”和“中產階層”的嚴格區分，中國究竟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呢？

低文盲率體現的是教育的廣度國民學歷構成，而體現教育高度與深度的則為國民的學歷水平。在產業社會不斷高度化的產業結構中，提高每個勞動者的產出，維持支撐產業結構的人才的基礎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本文試從國民學歷構成和就業人口學歷構成展開論述。

二、高度成長期日本國民的學歷結構和就業人口的學歷結構

1、高度成長期日本國民的學歷結構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致力于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大量的科學技術人才畢業論文格式。二戰后，對舊有的教育體制進行了根本性變革，掃除了軍國主義，實現了教育民主化，使得日本的教育重新走上正軌。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騰飛，教育也獲得了巨大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在這個時期實現了質的飛躍，進入了大眾化階段，為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培養了不同層次的、足夠的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日本社會中間階層的形成，加劇了社會結構的變革。

1955～70年，日本高中畢業人數從71.6萬人增加至140.6萬人，增加了大約2倍，短期大學畢業人數從 2.8萬人增至 11.5萬人，增加了4.1倍，大學畢業人數從 9.5萬人增加至 24.1萬人增加了 2.5倍。 在此期間，日本的教育水平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僅次于美國居于第2位。

大學及高等專科學校在學人數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

 

 

  日本

美國

英國

西德

法國

意大利

1960

0.7

1.8

0.5

0.5

0.6

0.4

1965

1.1

2.8

0.4

0.7

1.0

0.6

1970

1.6

4.1

1.0

篇9

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1674-1668

國內刊號：11-5646/F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4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篇10

[作者簡介]車士義，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研究生，郭琳，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中圖分類號]F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10-0104-04

2008年對于中國是極不平凡的一年，中國的整體經濟形勢也可以用“大起大落、震蕩前行”來形容，對于處在實現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目標的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是學者、政府與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其中，就業問題及對策、各群體的收入提高及差距的彌補、人口紅利的利用等則是人口學界熱切關心的話題。值得說明的是，學者們的研究往往并不是就一個小的專題，而是不同專題之間的結合。如教育與人力資本的關系、人口撫養比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對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等。

考慮到論文的代表性，本文的檢索范圍是2008年全年在五種人口學界核心期刊(《人口研究》《中國人口科學》《人口與發展》《人口與經濟》和《人口學刊》)公開發表的所有有關人口與經濟發展各個主題的論文，也包括部分相關學科較有影響的期刊論文，共檢索有關論文75篇，進一步篩選其中主要文章，檢索以主題和關鍵詞為主。如就業問題就以“就業”主題(這樣會包括有關“失業”和“工作”等方面的文章)和“就業”關鍵詞分別對5種期刊進行逐一檢索。然后進行匯總。當然檢索難免有所遺漏，取舍和解讀也會有或多或少的偏頗。只期望能夠拋磚引玉，以方便同仁的進一步研究。

(一)就業

伴隨經濟結構的深度調整和全球金融風暴的席卷而來，我國2008年的經濟形勢出現了大的轉折，大量弱勢群體(尤其是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面臨失業的風險，于是就業問題作為長期的熱點在2008年更加升溫，關于就業的研究熱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總體勞動力供需形勢與就業問題；產業結構變化與就業；大學生及其他弱勢群體就業和保障問題(包括農民工、農村女性、殘疾人等)。

全球經濟增長中表現出低就業的趨勢，從2000年到2006年，伴隨著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增長率為6.26％)，失業人口增加了約10％(從2000年的1.77億增加到2006年的1.99億)，因此如何把經濟增長轉化為就業崗位、減少貧困就業者的數量，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劉瀑，2008)。

我國同樣表現出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不同步的現象，就業壓力增大。我國勞動力總體供給遠大于需求的局面近幾年并沒有轉變，2001～2005年勞動年齡人口每年多增加440萬人以上，2006～2010年多增加200萬，2011～2015年多增加100萬左右，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薛峰，2008)；而勞動力的總體需求則出現下滑。原因是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逐步減小，最能吸納勞動力就業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和傳統第三產業發展相對緩慢。

不同的產業結構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能力大不相同。對上海和廣東吸納勞動就業能力的對比發現，類似的經濟增長，但不同的產業結構、國有經濟比重和集體經濟活力等創造勞動力就業的能力卻差異巨大，1996～2000年期間廣東從業人口增長了32.36％，而上海僅增加4.3％(張祺、王桂新，2008)。而運用產業結構偏離度和就業彈性指標對江蘇省的研究也發現，三次產業的偏離度大大高于國際標準，第二產業就業彈性偏低，說明我國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仍不符合，需要加大對第二和第三產業中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扶持力度，同時優化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的流動能力(戰磊，2008)。對鮑穆爾一富克斯假說的檢驗也說明，制造業相對于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促進服務業各行業就業的增長，也是制造業就業彈性不高的原因(王俊，2008)。

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大批高校擴招，2008年我國大學毛入學率已經達到適齡人口的23％(廣州日報，2008-11-11)，大學畢業生數量的躍升也使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2002年“大學生就業難”開始出現，之后越來越嚴峻，在大學生供給增加的同時，大學生需求下降(姚裕群，2008)，2008年大學畢業生達558萬。是擴招前的2001年畢業生人數的4.8倍(姚裕群，2008b)，而同期經濟增長率僅增長一倍多，加之就業彈性的降低，尤其是全球金融風暴導致的國內經濟困難，導致我國大學生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可以說，大學生就業難是總量問題、結構問題、體制問題和經濟形勢等共同造成的。

另外，學者們一直都在關注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首先是對農民工就業的歧視問題的深入探討。農民工就業歧視表現為就業機會歧視、就業待遇歧視和就業保障歧視三個方面，農民工就業歧視影響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經濟基礎，加重了農村社會保障的負擔(曹信邦，2008)。其次是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問題，市場機制是導致性別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最近的10年里，性別歧視因素成為影響性別收入差距的更重要的因素(李春玲、李實，2008)，由于女性所承擔的生養責任、我國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等現實，使中國女性在經濟轉軌中面對市場的沖擊更大(李愛蓮，2008)。還有殘疾人就業問題。張建偉、胡雋回顧了我國殘疾人就業的成就、問題，認為近年來。我國殘疾人的就業率、就業規模和就業服務均取得很大進展，但在總體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大背景之下，作為最困難群體的殘疾人就業更為艱難，存在就業層次低、收入水平低和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張建偉、胡雋，2008)。

學界對就業問題的關注還涉及到失業保險體系的國際比較(董克用、李剛，2008)。我國資源型城市的勞動力就業問題(李雨潼、王海紅，2008)，農村失地婦女的創業問題(王靜，2008)，就業穩定性對不同群體工資差距的影響等。

(二)收入分配

對收入問題的研究可以細分為三個方面：收入的影響因素；收入差距(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的原因后果和措施；如何提高收入；等。2008年學界的研究主要關注我國城鄉、地區、職業、年齡等多方面的收入差距和弱勢群體收入提高的問題。

伍小蘭(2008)利用中國老齡科研中心2000年“中國城鄉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了我國老年人口的收入差異，發現老年人口內部的收入差異較大，總收入的一半以上集中在20％收入最高的老年人群當中。薛進軍、園田正等(2008)對深圳市2006年住戶調查分析分析發現深圳市的基尼系數為0.56，已成為中國收入差距最大的城市。朱農、駱許蓓(2008)利用1989和

2004年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分析認為，中國城鄉收入水平總體顯著提高，貧困率極大降低，但是城鄉之間、城市內部等收入的不平等也都在明顯擴大。

對于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學者們大都歸因于教育差距和勞動力市場分割和歧視等方面。如薛進軍、園田正等(2008)認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別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場因素造成的。朱農、駱許蓓(2008)則發現收入水平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教育回報率的上升和農村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Sylvie Demurger、Martin Founder(2008)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對城鎮地區職工的收入差距拉大有顯著影響。

王曉峰(2008)關注了農村青年勞動力致富(提高收入)的問題。認為青年自身應提高教育程度、積極外出打工。政府應拓寬農業投融資渠道、改善進入市場的便利程度等。

(三)人力資本

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質量，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因此要充分發揮我國人口大國的優勢，必須實現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學者們對人力資本的研究集中在分地區、分教育程度的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的機理以及我國人力資本投資存在的問題及解決途徑等。

人力資本提升對地區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是學界的共識，而新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的作用在地區之間、性別之間等都是有差異的。唐祥來(2008)采用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Lueas生產函數研究認為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江蘇省存在地區間的差異：高等教育對于蘇南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比其他兩個地區都明顯；蘇中和蘇北，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對經濟增長作用顯著，且蘇中地區物質資本投資作用凸現。而由劉洪銀(2008)的研究可能發現這種差異應該是地區間對人力資本利用效率不同所造成。顧佳峰(2008)研究發現相對于女性，男性人力資本的提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顯著且貢獻更大。鄭勤華、賴德勝(2008)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采用差異系數分析技術考察城市化水平的地區差異，認為人力資本水平對城市化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人力資本能夠促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國地區之間的城市化水平由于人力資本的差異而更顯著。

(四)人口紅利

在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的情況下，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也較高，從而帶來經濟的更快增長，這就是人口紅利的一般含義。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人口紅利的這種定義表示質疑，或者提出新的概念進行修正，或者對人口紅利的實現附加一系列條件。

陳友華、吳凱(2008)認為國際上通用的聯合國人口年齡結構類型劃分標準“實乃國人的一大誤解”。因為它導致了中國的年老型社會與人口紅利并存的矛盾。作者構建了新的人口年齡結構類型劃分標準，指出在目前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水平下，只有當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到或超過17％時才能認為進入年老型社會，這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陳濤、陳功等(2008)則認為“人口紅利”并不單由人口年齡結構決定，還受人口規模、人口素質、就業結構、生產與消費模式等因素的影響。在對人口撫養比進行標準化的基礎上，作者引入“標準消費人口”的概念，對不同年齡結構人口的消費狀況進行統一，同時考慮不同產業的勞動人口就業率和產業之間的產出差異，并將標準化后的撫養比稱為“社會撫養比”，最終發現標準化后的實際撫養比很大程度上與該地區的產業結構有關。而穆光宗(2008)則認為人口紅利實質是指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并據此提出了三個判斷：“人口機會窗口”不等于“人口紅利”；中國有窗口之美而無機會之實；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大紅利。作者還嘗試構建廣義人口紅利理論，就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收獲人口的轉變紅利、投資紅利、轉移紅利和轉型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