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史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重視社會調查，講求調查實效

翻開社會課教材，我們不難發現，課本中設了“說一說”、“做一做”、“討論”、“活動”等小欄目，其中“活動”這一小欄目中有大部分內容要求學生要深入社會，進行社會小調查。從社會課的編排特點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它講究單元教學，但又拘泥于篇章；它啟發學生明理，但重在了解社會，到社會中去實踐。因此，教材在編排上除了設有社會小調查這個小欄目外，還另設了與單元教學內容密切相聯的，要求學生走出課堂進行實地調查的活動課。根據教材內容的編排特點，要求我們教師在教學中要注意與實踐相結合，安排一定的時間，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有計劃、有組織地積極引導學生參加課本中規定的社會調查等實踐活動，讓學生深入周圍社會，通過親身體驗，具體感知，從而獲得安全的知識，切實達到大綱規定的教學目的。

比如：第一冊教材第三單元“我們周圍的社會生活環境”，根據本單元的教學目的及教學大綱中的有關要求，本單元的教學重點為兩點：（一）、熟悉自己家庭附近的社會生活環境。（二）、結合各行各業人們的生活實際，理解人們之間互相提供服務的關系。本單元共有五課，其中最后一課是活動課《周圍社會小調查》，調查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周圍的社會生活，也是對前四課的總結。調查的內容有：人口、學校、醫院（衛生所）、商店（供銷社）、道路、集貿市場、文化娛樂場所（鄉文化站）等的變化。在教學中，僅憑前四課的課堂教學，很難達到教學目的，而突出單元兩點教學重點勢必就會成為紙上談兵。我們都清楚，每個家庭周圍生活環境是有差別的。所以，只有讓學生結合課堂所學知識，走出課堂，走向社會，進行實地調查，才能進一步地認識家庭周圍生活環境。

社會調查要講求實效，不能流于形式。教師在教學中要按照社會調查的一般步驟有計劃的組織學生。首先，要讓學生明確調查的目的和調查的要求。其次，編寫調查提綱，使學生在調查前做到心中有數。第三，周密組織學生實地調查。第四，認真組織學生總結討論、概括，使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

二、課內外結合，上好觀察課

篇2

2.抓住時機進行歷史故事講述

教師選擇的歷史故事一定要和本堂課所要學習的內容相結合，在學生興趣與好奇心最為強烈的時候推出課程的內容。在進入課堂10～20分鐘之后，學生會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這時教師就可以通過歷史故事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保證學生學習的效率；同時，對于一些理論性較強的知識和難點也可以通過歷史故事來解決。例如，在進行“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概念的講解時，如果教師一味地進行概念的解釋，只會使學生感到枯燥乏味，越來越糊涂。所以教師可以結合當時我國沿海的一部分地區被外國人占領的故事對概念進行闡述，這樣一來，學生容易理解，教師講起來也更加輕松。初中歷史教學往往會使學生感到乏味和單調，教師如果可以抓住時機進行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述，就可以大大提高學生的興趣和積極性，這樣初中歷史課堂也可以活躍起來了。

3.教師要用語言魅力再現故事

歷史是一門嚴謹而科學的學科，教師在講課中一字一句的差異都可能導致學生理解上的偏差。而歷史故事的講解更需要講解者在表情、語言以及動作上的生動與熟悉，只有聲情并茂，才能夠將聆聽者帶入故事里的情景，讓聽眾有身臨其境之感。而且教師在講述歷史故事時可以適當帶有自己的個人情感，講到歷史英雄人物時可以表現出慷慨激昂的情緒，而講到奸臣賊子時可以表現出厭惡和痛恨的情感。善惡分明，可以將學生的價值觀引向正確的方向。但同時也要注意對歷史的評價要客觀公正，以免誤導學生。教師可以通過自己的語言魅力將歷史故事完美地呈現到課堂中，吸引學生的興趣，同時也加深學生的印象，讓學生在動人的故事里學習知識，學習道理，分明善惡美丑。

篇3

學生通過對歷史圖片的有效學習，可以近距離地與歷史進行接觸，進而能夠很好地去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比如，我們在學習到“西方列強在19世紀末掀起了對我國的瓜分狂潮”相關的內容時，這個歷史事實在《時局圖》中就得到了充分地反映。而“中日”之后，當時清政府簽訂的喪權辱國的《》就是《時局圖》作者創作的歷史背景。我們在教學的時候，可以結合這些內容再結合這幅圖進行對照，就能使學生很快地理解這幅漫畫反映出來的現實意義。學生通過對漫畫的了解又能夠進一步加深對當時歷史事件的印象，而且還有助于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掌握，提高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效率。

2.看圖敘史。

歷史圖片作為歷史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文字信息的必要補充,同時又具有文字形式不可比擬的優越性。而且，合理使用歷史圖片，能夠促進歷史教學效率的提高。因此，在學習時，教師可以讓學生針對單張圖片來講述相關的歷史事件的概況和前因后果，也可以利用多張圖片，讓學生梳理相關歷史知識的發展進程及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樣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歷史知識的記憶，而且相對于傳統的死記硬背而言效果更好。因此，在教學中進行看圖敘史，既能讓學生解讀圖片中的歷史信息，也能進一步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而且，在此過程中，學生的想象力和語言的表達能力也能得到有效鍛煉。

二、有效結合地圖進行教學，突破教學中的重難點

歷史圖片是一種形象直觀的教學資源。有效的圖片教學有助于促進學生對相關歷史知識進行綜合把握；刺激學生解決問題的欲望，以此來達到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興趣，有效培養學生解讀歷史圖片能力的目的。

1.感知歷史，掌握史實。

歷史圖片是歷史知識的有效載體，也是學生獲取歷史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歷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忽視教材中的史料圖片，并且要注意充分合理地運用教材中的這些資源，幫助學生更好地去理解相關的內容，促進學生學習效率得到提高。例如，“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一課，我們在學習到經濟危機給德國帶來的影響時，教材也從多方面進行了歸納總結，但是學生卻沒有形成直觀的認識。為了讓學生更直接地認識到這場危機，我們歷史教師可以充分結合教材中的一幅圖片進行講解。如教師可以結合“1927年的德國關于經濟危機預言性的漫畫”，讓學生來仔細觀看這幅圖，進而結合相關的知識進行理解。這樣，學生就能夠很直觀地體會到那時的德國貧富懸殊，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從而使學生很容易地掌握經濟危機的相關背景，進而使學生形成立體的知識網。

2.豐富而深刻的歷史圖片，不失為我們教師突破難點、突出重點的好素材。

在歷史教學中，我們可以挖掘課本圖片中蘊含的一些歷史信息，讓學生進行讀圖的時候，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真正促進歷史課堂效率的有效提高。例如，“美國國父華盛頓”這節內容是我們學習中的一個重點，即華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和擔任總統期間的主要事跡。對此，我們教師可以結合該課中的最后一張插圖“在美國南達科他州拉什莫爾山上刻的美國最偉大的總統頭像”來作為新知識的導入，指導學生看圖，然后向學生提問：“為什么華盛頓能夠列入美國最偉大的總統？為什么華盛頓被稱為美國的國父？”之后，引導學生進行自主看書，自主探究。這樣也可以使歷史課堂變得生動有趣，促進學生對歷史知識的吸收和認同。這樣，學生也會更加深刻地理解教師提出的這兩個問題，有效促進課堂教學質量的提升。

篇4

2人文歷史與水景觀、水經濟的完美融合

2.1打造水景觀美化兩岸

在恢復增江自然生態、優化水環境的同時，增城區注意結合本地故有的文化資源與人文歷史積淀下來的審美情趣，對流域沿岸的歷史文化遺產進行全面發掘、保護和開發、利用，全面系統地打造了增江兩岸的水景觀和水文化。“一灣溪水綠、兩岸荔枝紅”曾經是嶺南水鄉景色的生動寫照，整治后的增江水景觀再現了這種美景。打造一新的“增江畫廊”水景觀帶，由東西兩岸組成，由南向北溯流而上，利用增江沿岸優良的自然生態條件，種植了100余種喬木、灌木和草本、水生植物，對所經過的村莊和鄉間村道進行綠化、美化。同時，結合田園風光和原有人文歷史資源，精心打造了初溪體育公園、仙姑家廟、小樓人家古村落、天然沙灘泳場、鶴之洲濕地、亞運龍舟賽場、荔江公園、蓮塘春色、白湖水鄉及湖心島等眾多景區和歷史古跡等文化節點。既延續和展示了當地千年不朽、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又為增江的水生態和水文化提供了豐富而獨特的溫床，孕育出了種類繁多的水文化景觀。如今，清新俊逸的河道景觀，靜謐典雅的水鄉風情，有機地融合在增江兩岸，從初溪水利樞紐至湖心島景區，全長約40km的河道，營造了“一江春色醉游人，兩岸百花望荔鄉”的美景，猶如一幅綿延的天然山水畫，成為人類文明的又一經典杰作。

2.2建水上綠道整合人文資源

2008年，本著充分利用本地水鄉優勢，突出本地自然風貌，發掘本地歷史資源，彰顯本地人文內涵的理念，增城率先在廣東省開展綠道規劃建設的實踐和探索。因地制宜地規劃建設了自駕車游綠道、自行車休閑健身綠道和增江畫廊水上綠道等3條綠道，全長超過50km，其中尤其以“增江畫廊”水上綠道最具特色。“增江畫廊”水上綠道，以增江兩岸為主軸，將始祖仙山荔枝園、荷花游魚八仙湖、三教合一報德祠、小樓人家、仙姑景區、荔江公園、蓮塘春色、白湖水鄉、增城廣場、鶴之洲、天然沙灘泳場、亞運龍舟賽場及湖心島等當地歷史人文資源及景點連成一線，把生態保護、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等功能融為一體。綠道沿途設有多個驛站或綜合服務區，如西堤公園自行車綠道驛站、三忠古廟驛站、橋頭綠道綜合服務區等，每個站、區內均設有小賣部、交通提示、洗手間等服務設施，還提供有自行車租賃服務，配置了停車場、自行車棚、涼亭，更有乒乓球桌、籃球場等設施，均免費供游人使用。

2.3優美江景促民生發展

增江的水清了、岸綠了、景美了，不僅改善了當地的投資和居住環境，拉升了增城的地價，讓周邊的房地產業贏得豐厚回報，而且也帶動了當地服務業的空前繁榮。特別是綠道建成后，將沿線一個個古跡、村落、景點變成了一個個文化旅游和生態旅游節點，讓城市人留下來休閑、消費，讓當地農民實現就業、增加收入。在各條綠道的沿線，圍繞“吃、住、行、游、購、娛”六大旅游要素，給當地農民帶來了新的就業機會。據統計，綠道建設共提供購物、餐飲、旅業、導游、園林、環衛等直接崗位2500個，沿線農村土地租金提升50%，綠道經過的村集體經濟增長速度比非沿線村要快53.6%。“增江畫廊”水上綠道的建設，是增江古老水文化歷史的延續，也是增江河水環境整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它的成功，帶動了廣東全省后來達2000多km的綠道建設，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3延續增江治水史的又一新壯舉

2013年，增城又以全面啟動掛綠湖擴建工程為新契機，規劃投資51.5億元，全力打造水資源合理利用、水安全有效保障、水環境生態自然、水文化異彩紛呈、水管理高效科學、水經濟持續發展的嶺南生態水城。掛綠湖擴建后，將實現增江、西福河、掛綠湖南北湖貫通，兩湖區與人工運河連成一體，具有濕地保護、防洪排澇、農林灌溉、飲用水儲備、氣候調節、生態地標等綜合功能。在湖區周邊和增江兩岸規劃建設的千畝花園、百畝掛綠荔枝園和荔枝博覽園等，將成為增江流域人水和諧、城水共生、天人合一的新景觀。

篇5

陜南，位于川、鄂、豫、陜、甘五省交界地帶，是長江、黃河兩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補給區，北跨秦嶺，南依巴山，漢水自西向東橫穿而過，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東部有丹江等支流匯入漢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著漢中、安康與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稱。清代隸屬漢中、興安與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為學界所注目，特別是乾嘉以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明顯逆轉，森林植被大量被毀，水土流失嚴重，自然災害頻發，社會經濟受到深刻。因此，探討這一地區的經濟與社會必須充分認識生態環境這一重要因素的變化。學界對此已有相關成果問世，但是相關研究多拘于文獻的資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態環境作為長期不變的因素，作為經濟開發的背景條件加以簡單羅列，對自然科學的相關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鑒和吸收。[1]鑒于此，本文將在系統搜集陜南歷史文獻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學量化統計分析的方法，從動植物資源的變遷和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兩方面著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陜南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動植物資源的變遷

清初，陜南仍分布著相當規模的遠古森林，被稱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陸海”之美譽。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報朝廷說：“由陜西之略陽、鳳縣迤儷而東經寶雞、眉縣、盩厔、洋縣、寧陜、孝義、鎮安、山陽、洵陽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千枝萬派，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陜西之寧羌、褒城迤儷而東經四川之南江……陜西之紫陽、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間高山深谷，千巒萬壑，統謂之巴山老林。”[2]清中葉大規模的流民涌入墾殖。興安州的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陰六縣，“從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間有歉收處所，窮民就食前來，旋即棲谷依巖，開墾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處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所以“戶口驟增，至數十余萬”。[3]據蕭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區的褒城、南鄭、沔縣、城固、西鄉、石泉、漢陰、商州及安康等10縣，人口由康熙中的41．6萬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萬，而同時期其它山地各縣(除寧陜、孝義、留壩、定遠外)人口由原來的8．1萬增加為146．1萬，人口增長率分別為408．9％和1703．7％，遷移增長率分別為141．3％和1436．1％。[4]可見，山區的人口增長迅速。至道光初年，外來移民人數可以說已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三省邊防備覽》載：“川陜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廣東、安徽、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5]具體到各個山區州、縣、廳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遠廳，“近來煙戶漸多，川人過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鳳縣，“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無業游民，佃地開墾，雜處五方。”[7]留壩廳，“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縣，“境內四面皆山，外來佃種者，十居六七。”[9]鎮安縣，“土著不過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縣，“民多系楚蜀遷居之戶。”[11]

更有甚者的是，這些移民的開發、謀生方式又極為原始。“山中開荒之法，大樹巔縛長絙，下縋千鈞巨石，就根斧鋸并施。樹既放倒，本干聽其霉壞，砍旁干作薪，葉枝曬干，縱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糞，往往種一收百。間有就樹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樹油內注，火燃不息，久之煙出樹頂，而大樹成灰矣。”[12]移民在山區四處遷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攜幼，千百為群，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巖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櫞，上覆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作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筑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13]一處墾種幾年，地力下降后，便又遷一地，“山民伐林開荒，陰翳肥沃，一二年內雜糧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驟雨沖洗，水痕條條，只寸石骨，又須尋地墾種。”[14]因此，“今年在此，明歲在彼，甚至一歲之中遷移數處”[15]的現象甚為普遍，許多地區植被由于這種盲目無定的開發消失殆盡。上世紀30年代何慶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說：“南鄭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稱最富，只以佃戶居住不定，無久遠經營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莊。多系自耕農，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為佃農區減。現在南鄭森林，荒棄之地，殆過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資源消耗性產業。紙廠，“定遠、西鄉巴山林甚多，廠擇有樹林、青石、近水處方可開設。有樹則有柴，有石方可燒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樹少水遠，即難做紙廠，只可就竹箐開筍廠。”[17]炭廠，“有樹木之處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樹木長至八九寸圍，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廠，“擇山內、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樹用之，不必過大。每年十月內，將樹放倒，縱橫山坡上，雨霖日曬。至次年二三月間，將木立起，二三十根攢一架，再經淋曬，四五月內，即結木耳”。[19]香菌廠，“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樹、桫欏等木，山樹必則大者，小不堪用，將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頭坡上，任其堆積，雨淋日曬。至次年，樹身上點花，三年后，即結菌”。[20]這種竭澤而漁的開發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毀。如紫陽縣，乾隆中葉尚未開墾，到了乾隆末年則“盡已開墾，群獸遠跡，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見其濯濯矣”。[21]至嘉道時期，陜南許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經消失殆盡。漢陰廳，“南北兩山老林，皆墾伐殆盡。”[22]商南縣，“跬步皆山，久經開墾，并無老林。”[23]鳳縣，“境內跬步皆山，數十年前，盡是老林，近已開空。”[24]洋縣宋軍山，“縣北百三十里，舊有從林。今廢，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蓋盤郁蔭約數畝”。[25]略陽縣寒蓬山，“乾隆間，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絡繹不絕，惜乎土人喜招客民，開墾取材。以迄于今，非復牛山之美矣。”[26]留壩廳紫關嶺，“往時嶺旁尚為老林”，嘉慶時期，“開墾人眾，見其濯濯矣。”[27]葉世倬《重修連亭記》說到自己目睹紫關嶺一帶森林變遷的情況，“紫關嶺……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經此嶺時，則槎椏俊茂，陰翳蔽天，此樹雜錯眾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慶戊辰，自關中之興安復經此嶺，二十三年間，地無不辟，樹無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經過時，“覽廟后山岡，古柏翳天，無間雜樹”，“其樹皆千數百年物”，十年之后，“復過此地，見山谷依舊，林木全非”，“古木蕩然”。[29]留壩廳至褒城縣的北棧道附近，地勢險峻，同樣未免被毀的厄運，“數十年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異花奇木，芬馥泉巖。近為川楚棚民開墾，路增崎嶇，而風景不復蔥蒼矣。”[30]“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丈。”[31]面對此番情景，時人也只能慷慨萬千，有詩石：

“山中有客民，乃與造物爭。利之所在何輕生，懸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鋤，人力所至天無功。我聞故老言，思之令人羨。在昔山田未開時，處處煙巒皆奇幻。伐木焚林數十年，山川頓使失真面。山靈笑我來何遲，我笑山靈較我癡神力不如人力好，對景徘徊空嘆息。”[32]

隨著大片的植被被毀，森林系統的生態平衡逐漸打破。與森林資源密切相關的其它生物資源亦受到嚴重影響，生存環境逐漸萎縮，一些動物群落不斷減少、減退，甚至滅絕。比如，老虎，長期以來一直生活在陜南秦巴山區，歷史上有許多關于該地區虎患的記載。[33]直至清初，這里仍有虎患的記載。西鄉縣山深林密，經常有老虎出沒，清溪、桑園鋪、白沔峽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驚怖街衢，傷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縣王穆懸賞重金，募虎匠數十人，人山林撲殺，三年之間，即殺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這說明當時陜南仍然維持著較好的生態環境。但是好景不長，盡管我們沒有找到西鄉縣的直接記載，從其它地區卻可略知一二，乾嘉以來，老虎的數量銳減。乾隆《旬陽縣志》記載，“近各鄉山已盡童，亦鮮虎暴矣。”[35]到光緒時期纂修的《旬陽縣志》已經完全沒有老虎的記載。[36]紫陽縣三臺山舊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開墾殆盡，“群獸遠跡”。[37]石泉縣，嘉慶時還有“虎豹為害”的記載。[38]至道光時期，不僅虎、豹，其它物種也未免生態失衡而導致滅絕的厄運，“鷗、鷺、鴛鴦、虎、豹、麋、鹿、熊、羆，舊志有之，近開墾既遍，亦不盡有。”[39]鳳縣，早在開墾初期，“其僻處山林者，墾地種作，暇則獵獸從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貨賣”，而且“時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緒時，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豬、鼠、兔之屬，“非山藪深邃，林薄叢郁殊不多。”[41]鎮安縣，康乾時期，虎患問題是地方政府極為頭疼的事情，各級政府都極為重視。乾隆年間鎮安縣宰聶壽曾記：“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嶺多虎，奉文拔宜君營兵捕殺，卒以無所獲。時在省晉遏制臺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備短槍火藥，捐散四鄉，一時打獲數虎。”[42]但是，到光緒朝，老虎在這里已是極為罕見。光緒《鎮安縣鄉土志》云：“昔年地廣人稀，山深林密，時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隨地墾種，虎難藏身，不過偶一見之。”[43]隨著老虎等動物的大量消失，這一地區的食物鏈遭到嚴重破壞。例如野豬，由于自己天敵老虎的銳減，則大量繁殖，成為禍患，“近年以來殊無大異，惟南山一帶野豸妨農，民多徙去。”[44]鳳縣，光緒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豬戕害，貧民遠徙。”[45]

可見，整個清代，陜南動植物資源變遷較為明顯。隨著大規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當開發，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動物群落在這一帶也逐漸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地方的植物和動物種類的變動受氣候等自然因素變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46]清代陜南地區動植物資源的大規模衰退，人為的不當開發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氣候變化也不可忽視。大規模移民入遷的乾嘉時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極冷時期，這勢必會影響該地區動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復。[47]由于氣候條件更為不利，本來應該加大對動植物資源保護，更不用說反其道而行之。總之，在人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陜南生態環境變遷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統一體，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動態連鎖反應，動植物資源并不是簡單的你消我長關系。由于自然和社會因素的變化導致該地區的動植物生活環境發生急遽變化，大片的植被大規模消失，隨之大量的動物資源也不斷減少，甚至消失。

二、生態環境變遷的統計——以水災為中心

清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另一集中表現就是水、旱等多種災害頻發。本部分冀通過對災害時空分布的量化統計，增強對陜南有清以來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誠然，利用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難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國學者趙岡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進行：一是利用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來推斷生態環境變遷；另一是通過對糧食畝產量升降的考察來分析環境變化。[48]考慮到陜南區域特點以及資料情況，這里采用第一種，即通過對自然災害頻率的量化分析來更為深入的考察該地區的生態環境變遷。

(一)相關資料說明

清代陜南自然災害記載主要是以各府、州、縣、廳方志為主，私人文集、筆記、檔案奏折也有相關記載。涉及到的災害種類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關于這些自然災害資料前人已作了較為系統地整理，包括氣象局氣象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49]、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50]以及水利電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51]，從而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種資料也存在優劣詳略之別，《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較其它兩種資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資料來源豐富。據統計現存清代陜南各地府、州、縣、廳以及鄉土志書總共94部，[52]《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一書收錄其統計的達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慮到相當一部分志書并沒有災異部分記載，因而資料的覆蓋幅度已相當廣泛。此外，還包括各種實錄、故宮檔案等文獻以及調查資料。其次，統計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記載更為具體。因此，該資料的史料來源廣泛，災害記錄相對詳細具體，可以彌補因多種原因所造成的闕失，縱有不足與遺漏之處，也不致在總體上統計的結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統計分析即選取《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作為基本的史料來源。

(二)自然災害統計分析——以水災為中心

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災、旱災、雹災、凍災、風災、震災等。其中水災和旱災與生態環境變遷的關系最為密切，而水災又是陜南最主要的災害類型。因此，以下選取水災作為統計指標，通過對其時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對清代陜南山地生態環境變遷的認識。[53]

1．空間布局

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關水災的時空分布狀況均予以列表說明。在統計過程中，我們對相關資料作了如下技術處理：

(1)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注明某縣，則視為該縣發生水災一次；所謂的“陜西”災害，除非見到各地所屬州縣的具體記載，否則不在內，例如，“康熙三年，陜西，被水”，我們將不作為一次記載；而“陜南”災害，則陜南所屬州縣分別按一次計算在內，例如，“嘉慶十八年，陜南，興、漢、商各屬秋澇(多雨)，稻苗半槁，年歲大荒”；另諸如“南山一帶，七月間，陰雨過多”、“漢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這樣模糊記載，由于很難確定具體所屬各縣，我們在統計中將不計算在內。

(2)留壩、定遠、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設置的，原隸屬其它州縣。留壩廳，乾隆三十年，分鳳縣南、褒城北而設；定遠廳，嘉慶七年，分西鄉縣南而設；佛坪，道光五年，分洋縣北、周至縣南而設。所以，我們以黑體字表示，在具體統計分析時并沒有計算在內。

(3)資料中的災情記載，明確說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連續大雨幾日者則按一次記載；否則則按大雨的具體次數計入，例如，“寧陜、鎮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則按二次計入。

根據以上原則，陜南各地水災情況統計列表如下：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清代陜南水災空間分布的大致情況。安康、旬陽、白河、鎮安、商縣、商南、定遠、略陽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災的多發區，每年水災暴發的次數要高于其它平壩地區。問題還遠不止于此。據尹國康對漢江上游安康地區地表坡度結構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則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發生與山地斜坡地形形態和坡度大小密切相關，坡度愈大徑流速度愈大，同時土體的穩定性愈差，沖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發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減少而崩塌增多。[55]山體則主要由火成巖和變質巖系組成，以花崗巖、花崗片麻巖、片巖、石英巖、大理巖和灰巖分布最廣，[56]多極易風化，屬于易滑地層。[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獨雜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懸崖，本自石骨崢嶸，而久雨之后，亦自時時崩墜”，[58]“間有山質為石者似為可靠，不知土內石質是沙土凝結而成，非真石也，與煤礦無異，每歲必增長數分，數年積長一二寸，山既長，磚石之砌其上者，漸次進開，海漫裂縫，雨水浸入，無不坍塌”。[59]“石雜土中，不相連屬”，因此，“夏秋之際。霖雨經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綴石，巨石則由山巔徑流而下”。[60]一些志書對此亦有較詳細的記述。洵陽縣，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緒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遠廳，道光四年大水，“五塊石山崩，壞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魚渡壩、母豬硐溝山崩”；咸豐八年大水，“壞民田廬，大池堡、袁家溝山崩”。[62]因此，水災與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災害常常并發，山崩伴隨泥石流是這些地區久雨、暴雨成災時的常見現象。

總之，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的環境變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別，其中高海拔區是清代陜南地區環境變遷最明顯的區域。實際上，這些災害高發區基本上又是清代陜南新開發山區，其地質地貌、氣候條件更為復雜惡劣，兩者之間的重合顯然不是巧合，這說明水災暴發頻次與清代陜南各地的生態環境特點密切相關。

2．時間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災的四季分布、水災在清代不同時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災在各地各

個時期的暴發頻次。在統計中仍以縣一級的行政區劃為單位。

(1)四季分布

在統計中，根據農歷歷法，一、二、三月為春季，四、五、六月為夏季，七、八、九月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為冬季，凡沒有具體月份或者季節的歸入不詳。若出現連續幾月的記載，每月分別各按一次計，例如，“康熙元年，商縣、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無數日霽，禾稼無成，麥沾濘，十不中一”。統計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明顯看出，清代陜南地區的水災主要發生在夏秋兩季，分別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農歷五、六、七月之中。洪漲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遲在仲秋九月，冬季則為低水位時期，幾無洪水發生。這一統計與自然科學工作者根據水文儀器對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洪漲季節的測量統計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據統計1934—1940年漢中盆地漢江的洪漲期起于五月，終于十月，以七、八兩月次數最多；就季節而言，夏季最多，達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說，根據文獻記載的統計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強的。

歷史時期分布是指水災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狀況。根據整個清代帝王統治年號分為十一個不同時期，各個時期水災的分布情況見表3：

根據表3水災發生最多的時期是嘉慶和光緒年間，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時期，達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順治、宣統、咸豐和雍正時期。不過，由于這幾個時期是根據各個帝王統治時期劃分，所包含的時間段不一，分別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較低。因此計算出各個時期平均每年水災次數分別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總平均為1．89次。從中可以明顯看出，整個清代陜南地區水災的年均暴發趨勢，呈波浪狀分布，但總體有增多之態勢，嘉道和同光時期災害暴發頻繁，較其它時期更為集中，而嘉慶朝最多，平均每年達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緒平均每年3．29次。據研究乾嘉與同光時期皆為清代陜南地區兩次移民人遷時期，[64]這一時期自然環境因素，如氣候變化又處于“小冰期”的強冷期。很顯然，這一統計再次說明水災的暴發頻次與陜南地區的(如移民入遷)和自然(如氣候因素)的變遷有很強的相關性。

(3)各縣水災頻次分析

上面已經計算出整個陜南地區不同時期水災的年平均暴發次數，這對于說明清代該區域水災的歷時性與環境變遷趨勢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陜南的小區域特征明顯，漢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區、高山區無論是氣候因素，還是地質地貌以及移民開發程度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在考察災害的歷時性時同時又要兼顧其共時性，即區域分布特征，進行綜合分析。不過考慮到資料的記載多以縣為單位，同時與前面的統計統一，這里仍以縣為單位，統計分析清代各個時期陜南各縣平均每十年水災暴發頻次，見表4：

由表4可知，發生災害頻率較高的地區為安康、旬陽、略陽、沔縣、白河、紫陽、商縣、鎮安，這些州縣的海拔也相對較高，而城固、洋縣等海拔較低的河谷盆地則頻次較低。就時段看，各個縣在嘉慶和光緒這兩個時期變化最為明顯，水災暴發的頻次提高較快，是歷年平均頻次的幾倍，相對其它時期更為集中。這既與氣候波動一致，又與移民入遷的吻合。

總之，通過對整個清代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間分布而言，陜南生態環境變化的地域性明顯，小區域環境變遷有很大的

差異性，與氣候、地質地貌等自然條件的特質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陜南生態環境的嚴重變遷區域；

其二，就時間分布而言，與乾嘉和同光時期的兩次移民入遷一致，這兩個時期亦是環境的集中惡化期，爆發的頻次明顯多于其它時期。這進一步證明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自然和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綜上所述，清代陜南生態環境發生顯著變遷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不能僅僅停留于發生變遷這一表面認識。長期以來，人們往往籠統認為其發生嚴重惡化，雖有道理，但失之偏頗。事實上，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其變化或大或小、或主或從，不能不加區分地給予簡單概括。陜南生態環境變遷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統一體，受氣候、地質、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會因素影響，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表現出更多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充分地認識這一點不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陜南生態環境變遷的特殊性，而且對于我們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較強的啟示意義。

注釋：

[1]90年代以來，學術界圍繞環境變遷已有不少成果問世，具體可參閱：譚作剛：《清代陜南地區的移民、農業墾殖與環境的惡化》，《農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嶺森林的變遷及其反思》，《中國歷史地叢》1993年第1期；梁四寶：《清代秦巴地區的開發與環境惡化》，《晉陽學刊》1994年第5期；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鄒逸麟：《明清流民與川陜鄂豫交界地區的環境》，《復旦學報》1998年第4期；葛慶華：《試論清初中期川陜交界地區的開發與環境問題》，《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張建民：《明清山區資源開發特點述論——以秦嶺一大巴山區為例》，《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陶衛寧：《歷史時期陜南漢江走廊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0年博士論文；田培棟：《明清時期陜西史》，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頁；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張曉虹、滿志敏、葛全勝：《清代陜南土地利用變遷驅動力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關成果問+。例如：Ts’ui-jungLiu(劉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國生態結構與山區經濟——以秦嶺山區為例》，載溝口雄三編：《長期社會變動》，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愛德華·B·費梅爾：《清代大巴山區山地開發研究》、《清代中國邊疆地區的人口與生態》，分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1991年第2期、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頁；鄭哲雄、張建民、李俊甲：《環境、移民與社會經濟——清代川、湖、陜交界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民間風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陜楚老林情形亟宜區處》，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17頁。

[3][清]畢沅：《興安升府疏》，載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第3～4頁。

[4]蕭正洪：《清代陜南的流民與人口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1頁。

[6][清]盧坤：《秦疆治略·定遠廳》，道光年間刻本，第50頁。

[7][清]盧坤：《秦疆治略·鳳縣》，第55頁。

[8]道光《留壩廳志》卷四《土地志·風俗》，第5頁。

[9][清]盧坤：《秦疆治略·白河縣》，第64頁。

[10][清]盧坤：《秦疆治略·鎮安縣》，第43頁。

[11][清]盧坤：《秦疆治略·平利縣》，第62頁。

[12][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0頁。

[13][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19頁。

[14]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二十一《風俗》，嘉慶十九年刻本，第6頁。

[15][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5頁。

[16]何慶云：《陜西實業考察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頁。

[17][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6頁。

[18][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5頁。

[19][2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九《山貨》，第16頁。

[21]道光《紫陽縣志》卷一《地理》，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載李根蟠等編：《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

[22][清]盧坤：《秦疆治略·漢陰廳》，第60頁。

[23][清]盧坤：《秦疆治略·商南縣》，第23頁。

[24][清]盧坤：《秦疆治略·風縣》，第55頁。

[25]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頁。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記》，載道光《重修略陽縣志》卷四《藝文部·記》，光緒三十年重印本，第55頁。

[27]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頁。

[28][清]葉世倬：《重修連亭記》，《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18頁。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樹木示》，《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一《文徵》，第34頁。

[3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頁。

[31][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第3頁。

[32][清]王志沂：《棧道山田》，《留壩廳足征徵錄》卷二《詩徵》，第33頁。

[33]相關研究可參閱陶喻之：《漢中歷代虎患鉤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嶺地區古代獸類與環境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記》，載道光《西鄉縣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頁。

[35]乾隆《旬陽縣志·物產》，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6]光緒《旬陽縣志》卷八《賦役·物產》，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22頁。

[37]光緒《紫陽縣志·山川》，引自張建民：《明清秦巴山區生態環境變遷論略》。

[38]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七《城表·鄉村》，第11頁。

[39]道光《石泉縣志》卷二《田賦志·物產》，第21頁。

[40]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頁。

[41]光緒《鳳縣志》卷八《風俗志》，第10～11頁。

[42]乾隆《鎮安縣志》卷七《物產》，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頁。

[43]光緒《鎮安縣鄉土志》卷下《物產》，光緒三十四年刻本，第63頁。

[44]光緒《寧羌州鄉土志·歷史·戶口》，民國二十六年鉛印本，第46～47頁。

[45]光緒《風縣志》卷一《地理·河》，光緒十八年刻本，第11頁。

[46]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載《竺可楨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頁。

[47]關于清代陜南氣候變遷與環境演變的具體研究可參閱拙作：《清代陜南的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關系試探》，《安康師專學報》2004年第2期。

[48]具體論述可參閱趙岡：《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之變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20頁。

[49]中國氣象局氣象科學研究院主編：《中國近五百年早澇分布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頁。

[50]陜西氣象臺編：《陜西省自然災害史料(內部資料)》，1976年，第31～124頁。

[51]水利電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52]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3]關于陜南自然災害的統計，耿占軍曾把整個陜南作為一個區域進行過粗線條的分析(可參耿占軍：《清代陜西農業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頁)。事實上，陜南地區區域差別明顯。因此，我們的統計將具體到縣一級單位，希望給予更為細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國康：《漢江流域地貌結構與土地資源》，《地理科學》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編：《中國西部環境演變評估》，第二卷，丁一匯主編：《中國西部環境變化的預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56]相關論述主要參閱沈玉昌：《漢水河谷的地貌及其發育史》，《地報》1956年第4期；聶樹人編著前揭書，第14頁。

[57]陳自生、王成華、孔徑名：《中國滑坡災害及宏觀防御戰略》，載施雅風等主編：《中國自然災害災情分析與災對策》，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10頁。

[58][清]嚴如熤：《三省風土雜識》，關中叢書本第39頁。

[59][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39頁。

[60][清]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十一《策略》，第29頁。

[61]光緒《洵陽縣志》卷十四《雜記》，光緒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頁。

[62]光緒《定遠廳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異》，光緒五年刻本，第3頁。

[63]王德基、薛貽源：《漢中盆地地理考察報告·地形篇》，重慶，中國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頁。

[64]鈔曉鴻：《晚清時期陜西移民入遷與土客融合》，《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篇6

二、有效利用掛圖，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分析和總結能力

掛圖是歷史教學課堂中十分直觀和形象的教學工具，能夠幫助教師輕松地突出歷史教學的重點和難點，提高教與學的效率和質量。歷史學科由于其自身擁有十分繁瑣的年代、人物、地名等內容，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想要清晰地牢固掌握具有難度，并且在這些知識的記憶過程中會擁有強烈的枯燥和乏味的感覺。教師想要讓學生擺脫這種不良的學習體驗，提高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從而提高對歷史教學內容的理解和感悟，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除了運用生動想象的語言來進行描述和啟發，還可以使用歷史掛圖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歷史教學也是培養學生分析、概括以及總結的能力，而且要讓學生能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去分析、概括和總結。這就需要我們教師重視培養和提高學生的這些能力。比較順利地完成歷史學科的教學任務。掛圖能夠幫助教師詳細地分析和講解每一個事件的原由、經過和影響，讓學生一目了然地明白其中的道理和真諦，從而準確地把握和理解每一個歷史事件，并且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能力，在現實生活中能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來辯證的看待每一件事情。

三、讓學生獨立思考，自主探索，不斷磨練自己的思維能力

只有自身親身感悟和體驗過程的事情才能夠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體會。學習也是如此，學生的成長更是如此。因此，在學生學習以及成長的過程中，教師必須學習一定的“放手”政策，讓學生能夠自己獨立地去探索和學習一些知識和事情，在歷史課堂中能夠勇敢地進行冒險的探索和嘗試，大膽發揮自己的創造思維能力，敢于犯錯，用于承擔錯誤并且改正錯誤。這有這樣，學生才能夠獨立地成長起來，才能夠在錯誤中不斷地磨練自己，使自己更加強大。為此，我們要正視學生在探索道路中出現的錯誤，鼓勵學生在錯誤出現的時候一定要多加自悟和更新，自主創造成功大門的鑰匙。同時，教師也要善于為學生提供一些錯誤的案例，采用積極點播和指導的教學方式，激勵、暗示和引導學生逐步走向正確的思維，不斷提高學生的創造意識和能力，從而幫助學生早日形成更加成熟、寬廣的思維。

篇7

二、設置歷史問題，引導學生真正參與

高效的教育方法添加到初中歷史的課堂實踐中對于課堂教學效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推動的作用。在教學實踐落實過程中，學生對于學習內容存在的抽象問題有時會存在不理解現象，為了讓學生真正高效的保證對學習內容的汲取和了解，讓學生學有所得，教師可以在歷史課堂上依據教學內容和課本呈現的內容設置一些相關的歷史內容小問題，設置歷史問題，引導學生真正參與，保證在學習課堂上有效獲取到教學課堂上呈現出來的內容和知識，讓學生在這些一系列內容和問題的分析和探討，讓學生真正對學習內容有更加深入和透徹的了解和掌握，真正實現教師教學的有效落實，通過對學習內容內部設置的問題和探討內容，使學生真正有效的參與學習和實踐當中，真正保證學生對于學習內容的有效透 徹了解和掌握，實現對學生的高效培育。例如：在教學實踐中，教師可以設置一些歷史課堂上針對教學和需要掌握知識點的問題和探討點，讓學生自由參與和探討，得到學習內容的有效充實和落實。在講到“昭君出塞”相關內容時，教師可以帶領學生了解此次出塞存在的原因和相關的背景，讓學生欣賞和了解課本呈現的文字知識和圖片信息，然后在教學課堂基礎上對于學習和探討呈現的現象提出一系列問題和觀點，讓學生真正在學習基礎上保證學生對學習內容的有效汲取和掌握。

三、注重學生自身，保證學生對學生內容的高效汲取

初中學校內部教學旨在通過現代學科教學內容培育有思想、有技能的優秀人才，學校最主要培養和教育的是學生自身，因此在真正實踐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在真正教學中真正有效的保證教學實踐真正落實到學生自身，保證學生自身對于教學內容和知識的有效汲取和掌握，學生每個人自身學習能力和思維能力各不相同，學生對于學習內容的汲取和掌握也不一樣，要想真正保證學生自身對于學習內容的真正掌握，讓學生自身得到高效的參與和實踐，教師需要在真正重視教學實踐的基礎上，注重學生自身，保證學生對學生內容的高效汲取，不斷注重對學生自身學習和狀態的關注和了解，使學生有學習和參與的積極性，保證學生對于學習內容的有效汲取，對于學生自身學習和能力有一定實質性的了解和掌握，真正保證教學內容在學生自身的真正落實。初中學校內部教學通過不斷完善和更新教學技巧，不斷加強和重視教學力度，促進學生參與學習的高效化，真正保證學生高效高質的參與和汲取學習和知識，真正實現對學生的高效培育。作為義務教育教學實踐的最后階段，其內部教學參與和實踐需要真正落實到學生自身，保證學生自身對學習內容的有效汲取和掌握，才能真正保證學生有效成長和進步。

篇8

（二）教師的討論式教學方法組織指導經驗不足在高中歷史課堂上應用討論式方法開展教學過程中，多數教師對一些較為簡單“問題”的討論能夠做到較好的組織和指導。但是當遇到一個較難“問題”時，如大的歷史性問題，教師就會在指導學生討論步驟、應用的討論方法、引導學生價值觀方面表現得難以把握，最終導致討論失敗，甚至中途放棄討論活動。

二、高中歷史課堂教學討論式教學方法應用問題對策

（一）教師深刻理解討論式教學方法內涵既然稱之為“討論式教學方法”，就離不開“討論”，教師提出問題，要求個別學生、少數學生發表看法，或者引導學生發表某一看法，這些形式上看像是討論，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討論；真正意義上的討論必須是大家的共同參與，發表的看法必須是發自學生內心的、真實的想法，并且討論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互動的，如小組形式，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自由交流、對話。

（二）精心設計討論問題，科學組織討論討論式教學方法討論的是“問題”，討論能否成功“問題”的影響很大，要求教師設計、提出的論題應該圍繞教學內容展開，并且做到密切聯系學生生活、密切聯系社會，這樣的問題論題才是有意義的，不能隨便找一個社會熱點話題就讓學生討論。對于討論的組織，建議教師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首先讓小組成員內部之間進行討論，教師則對各小組的討論進行適應指導、幫助。最后由小組推選代表共享討論觀點，教師做總結發言。

（三）精心準備，引發學生問題多元觀點為了保證討論的成功，需要教師、學生進行充分的準備。教師事先查找相關問題資料，做到對問題的充分理解與認識，學生則要相對歷史問題、背景有所了解，這樣教師、學生對討論的問題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變成泛泛而談。討論過程中，要求教師要善于發現、提煉與理解學生言語表達中的新觀點或者隱含的新觀點，及時引導、鼓勵學生表達新觀點，并對學生表達的新觀點在進行必要的值判斷后給予鼓勵或糾正，以及在不同小組、學生共享自己的觀點后，形成關于某一問題的多元看法，是應用討論式教學方法的主要目的之一。

篇9

一、股份公司的起源與股東的形成

近代股份公司雛形發端于十七世紀的英國。人們普遍認為分別成立于1600年和1602年的英國和荷蘭的特許貿易公司是現代公司的起源。據豪斯赫爾（1987）記載，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最初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在1601年2月按合股原則組織了遠征隊。那時的股東是為每一次航海出資，公司每航行一次就募集一次資本，每次航行結束后就進行結算，資本退還給投資者，獲得的利潤則按資本的大小在股東之間進行分配。這樣每次航海的投資者都有所變化。擁有該公司1000鎊以上的股東有500余人，但有決定權的股東數量非常小。

1602年建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個永久性公司，它具有近代公司制的一些基本特征：靠募集股本建立，具有法人地位，由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人員來經營。但在公司中，有支配地位的是商人寡頭，只有主要股東才有可能成為經理，其他股東對于公司的經營毫無影響，只能享受到公司控制者隨心所欲決定的分紅①。在近代股份制企業的最初發展階段，成為股東似乎是對成為合伙人的一種替代選擇，目的是為了降低投資的風險。合伙人擁有企業的經營權，必須關注企業的經營過程；股東則已經脫離了具體的經營過程，成為專門關注投資所得的人。

現代公司從一開始就存在大股東同其他小股東之間的差別。前者有股東大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后者只有看決算書的權力。因此大多數的股東不參與公司的活動，只享有對利益分配的請求權。比如當時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權力集中在股東大會手中，而只有大股東才能參加股東大會。荷蘭東印度公司組建時共2153股，56.9%的股份為阿姆斯特丹商會所有，其余43.1%面向全國招募；公司由大股東組成“主要出資者會”作為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由“主要出資者會”選出60名董事組成董事會，作為公司決策機構（梅慎實，2001﹚。

二、股東的分化

近代股份公司在美國的流行開始于十九世紀，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1977）在其史詩般的巨著《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中，對十八世紀四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現代企業的產生和發展進行了全面的描述，從中可以看到美國最早的企業主、投資者和股東等角色的歷史演變。

商業貿易發展中，商人們在個人資金不能滿足需要時，首先利用的是有一定共同經營利益的資本，公眾股東是最后的資本來源，這種情況出現在紡織、鐵路與運河經營等早期工業化企業中②。鐵路股票的發行帶來了近代的投機技巧，造就了第一批在全美國有名的股票投機商，他們是最早的公眾股東，并控制了一些鐵路公司，但對于公司的長遠利益或日常經營狀況絲毫不感興趣，他們控制的公司后來都出現了管理和經營上的問題，不得不進行一系列的合并。一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以前，其他工業界的人士可以從當地商業銀行借到他們所需要的資金，因此這時的“股東”基本還是關心或從事經營的主要投資者、家族經營者。

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該世紀末的時期內，能夠在董事會上派有代表并成為董事長和財務主管的投資者類型發生了變化。起初，投資人都是商人、農場主和制造商，他們為了改善其特定城市和區域的經濟利益而投資。當發展需要更多資本時，董事長和董事會越來越代表能籌集到資本的一般企業家。與經理和投資者不同，他們對自己的企業沒有長遠利益，并不打算經由服務的提供來取得收入，而是通過附帶的經營，如取得鐵路沿線的土地和礦產所有權，以及最常見的操縱股票的價格來贏利。

隨著股東概念的變化，股東利益的獲取方式也發生了變化，企業本身經營利益的重要性開始逐漸降低，企業利潤的使用也開始發生變化。私營鐵路公司的股票投資至1859年已超過11億美元，其中將近7億美元是鐵路公司在前10年中累積下來的；到1870年前后，投資者對于經營紅利的關注，使得大規模擴建鐵路的方案受到質疑，股東追逐的投資利益已經與企業進一步發展產生的經營利益出現偏離。

從股東的歷史起源上我們可以看到，股東一開始就是不同質的，完整意義上的一致的股東利益實際上并不存在。一部分人是出于降低風險以及自身能力的考慮，不愿或難以承擔經營責任，因此成為股東而非合伙人或企業主。一部分人則出于擴大經營的目的成為股東。不同的目的以及能力差異，使得股東在公司中有不同的地位，而真正能夠起支配作用的只能是有能力的主要股東。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以及資本市場的活躍，公眾股東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股東的盈利方式也出現了明顯的不同，從最初的關注經營收益擴展到關注股利收益以及股票價格變化帶來的收益。

三、股份公司中股東權利的裂變

（一）法人財產權的獨立

現代企業的建立首先是一個原始產權與股票所有權的轉換過程。股份公司的原始資本來源于全體股東的出資，全體投資者投入資產的總和形成一種特殊的資產——法人財產。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投資者讓渡了原始產權取得股份公司的股東資格，依法享有公司法賦予股東的權力與義務。同時，原始產權向股票所有權的轉換是不可逆的，魯道夫·希法亭（1994）指出：“這種一經讓出的資本，股東便不能再收回。他對這一資本沒有要求權，而只是對收益的一個相應部分有要求權。”伴隨著原始產權與股票所有權的轉換，是股票所有權與公司法人財產權的分離。原始財產注入公司轉換為股票所有權之后，出現了兩種主體對兩種財產控制的運行機制，即股票財產和公司法人財產，相應形成了出資者所有權（也即股票所有權）與公司法人財產權并存的兩種獨立權利。

古典企業絕對意義上的所有權在股份公司里得到了現代意義的改造。所有權自身裂變為出資者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并且法人財產權中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等權力在股東和公司之間進行了重新分配，股東尤其是普通股股東獲得了最終收益權（股息收益權、購股優先權和剩余索取權）以及間接處分權（包括股份轉讓權、表決權和知情權等），而公司則獲取占有權、使用權、暫時收益權和直接處分權等。實際上就是，股東擁有公司即擁有財產的消極所有權，經營管理層行使公司財產控制權。

（二）股票所有權與公司控制權

圖1-1描述了現代公司制度中財產與權力的分離。財產與權力分離的結果，是股東作為公司的所有者可以任意處置其擁有的公司股票，但無權處置公司的資產。公司作為一個在形式上不依賴其所有者而獨立存在的法人，可像一個所有者那樣占有支配和使用公司資產，享受資產權利，承擔民事義務，與其他法人或自然人發生各種關系。

從本質上講，股東大會（或股東會）可以行使公司的一切權利，因此在股票所有權與法人財產權分離的情況下，股票所有權與企業控制權是否也發生了分離，不是一個必然的命題。各個國家的情況是不一樣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首先股權的性質、結構和集中度不同，其次作為公司決策和監督機構的董事會、監事會的職能和作用不一樣，再次外部審計市場、控制權市場、經理人市場、金融市場、產品市場等市場的發育程度參差不齊，加之政治、法律、文化等等因素的綜合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國家里，企業的控制權掌握在誰的手里，由此對企業效率、治理結構的影響如何，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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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學生為主體，采用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作為提高高中歷史教學的關鍵

學生被動接受知識已經成為習慣，轉變師生之間的教學地位成為了重點，因此多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問題，關注他們的心理需求，并結合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的教學方式是提高高中歷史教學效率的重要途徑。

1.以學生為主體的探討式教學方式

所謂探討式教學，就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前的互相溝通，構建出良好的學習氛圍，可以緩解知識點的枯燥乏味性，增強學生的學習動力。要想實踐好探討式教學，教師就要設計好具有啟發性的問題，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導學生積極思考，主動探究，要清楚在高中歷史課堂上所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要學生掌握正確的答案，而是在于培養學生在思考問題時對歷史的深入認識和感悟，最終達到提高學習高中歷史的能力和實現教學高質量的目的。如在學習完《八國聯軍侵華》后，教師循序漸進、有層次性地向學生進行提問，首先是為什么我國在清朝時期屢次遭到外國列強的侵略呢？學生可能會說因為我國閉關鎖國，在思想和實力上都落后于其他國家，那么教師就可以接著問為什么我們落后別的國家，具體原因體現哪里？這就屬于比較開放的問題，可能有的學生會從思想方面入手考慮，有的則會從政治制度方面進行分析，在思考和回答的過程中，教師多提醒和引導學生，這樣能在互相探討中加深對知識點的掌握。然后接著問學生為什么列強侵略都集中在這一段時間呢。經過這樣層層深入的提問，不僅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能得到提高，而且從教學方面來說，課堂安排的較為嚴謹和符合實際情況，較好的提高了教學效率。

2.以學生為主體的鼓勵式教學方式

學生在對知識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上有所不同，有的學生對知識點的靈活運用有所欠缺，有的則對知識點掌握得不夠牢固。目前對高中學生歷史知識點的考核也不在僅僅是復制書本內容，而是需要對歷史知識有自己的見解，能對其融會貫通，所以對有些學習成績較差或是跟不上上課節奏的學生而言，在心理上會產生壓力，由此教師應多鼓勵這類學生。比如在平時的教學中，多鼓勵這類學生敢于回答，敢于暴露自己在學習方面的問題，或是在自習時，教師多詢問這類學生，最近是否存在知識點理解不了或是跟不上上課進度的情況，通過多溝通，多了解，多鼓勵，為這類學生制定不同的學習計劃，讓所有的學生都能積極主動的參與教學和學習中。

3.以學生為主體的多媒體教學方式

有很多圖片或視頻可以作為進一步講解和闡述歷史知識的素材，而且通過多媒體展示能有效克服文字的呆板性，從而對學生學習興趣的提高有很好的促進作用，比如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圖片等資料都可以給學生們進行展示，利用視聽互動的教學氛圍，學生被電腦圖片或是視頻所吸引和感染，學習積極性得到提高，教學效率自然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