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技術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貿易技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TBT概述

技術性貿易壁壘(簡稱TBT)由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三部分組成，是指一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以維護國家安全、保護人類與動植物安全和健康、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以及保證食品安全與產品質量等為由采取的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限制措施或法規，在主觀或客觀上成為外國商品自由進入的障礙。WTO關于的TBT文件有兩個，分別是《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TBT協定)和《實施衛生與動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PS協定)，于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起開始執行。

二、我國農產品出口遭遇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原因

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實行農業保護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已經直接使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遭受巨大損失，其擴散效應造成的間接損失更是難以估計。與其他貿易限制措施不同，技術性貿易壁壘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隱蔽性，一旦出現，影響巨大，而且損失難以避免。那么我國農產品出口為什么容易遭遇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我們可以從國內各個方面進行分析。

1、中國農產品自身標準的落后性 中國農產品領域目前的質量標準和檢驗檢疫標準與國際標準和進口國標準還有差距，不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內在優勢。而且中國標準體系混亂，有國家標準、地方標準、專業標準及企業標準，數目多而水平低下，使企業產品出口不暢。

2、中國農產品市場秩序沒有理順，農業管理體制落后 中國農產品流通市場的內部壁壘嚴重，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沒有形成局部領域的農產品市場秩序相當混亂，假冒偽劣產品對出口市場造成一定負面影響，此外，中國農產品生產管理和市場監管的力度不夠，存在著政出多門，多頭管理，職能交叉等問題，對產品質量監管力度不夠，流于形式。中國目前尚沒有一部完備的食品安全立法。

三、利弊同行——TBT對農產品出口貿易的雙重影響

1、負面影響

(1)使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量急劇下降。受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產品出口占對外貿易的比重不斷下降，受影響的農產品企業日益增加，造成的損失逐年加大，截止到2007年7月份，我國農產品出口出現負增長，出口額為88，5億美元，同比下降0.77%，農產品出口總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到6%。

(2)加大了我國農產品的市場準入的難度。發達國家憑借其在科技和經濟方面的優勢，通過立法或其他手段對進口產品制定苛刻的技術法規或標準來限制農產品的進口，我國的農產品一時難以達到其要求而無法獲得市場準入。并且這種情況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明顯加劇。

2、正面影響

(1)提高國內農產品檢測技術。TBT在給我國農產品帶來負面效應的同時，也給我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過去長期以來，我國在農業生產上較多追求農產品數量增加，對農產品質量問題重視不夠，農業標準體系、農產品評價體系與國際標準不接軌，農業監測體系建設滯后，使得農產品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同時，由于國內檢測技術及監督力量薄弱，許多質量問題未顯露出來。這就促使我國農產品出口行業對現有農產品生產體系、管理體系進行反思。

(2)加大對農產品標準化、質量安全等的建設、管理和監督。我國沿海各省市率先加大了農產品標準化等的建設。例如廣東省河源市建立農業標準化示范區，重視農業龍頭企業的培育和發展;廣東湛江在建立湛江市水產品質量安全檢驗監督網絡的同時，還注意做好養殖基地建設，抓好加工環節質量監控，防止產品在加工過程中發生二次污染。

篇2

一、TBT概述

技術性貿易壁壘(簡稱TBT)由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三部分組成，是指一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以維護國家安全、保護人類與動植物安全和健康、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以及保證食品安全與產品質量等為由采取的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限制措施或法規，在主觀或客觀上成為外國商品自由進入的障礙。WTO關于的TBT文件有兩個，分別是《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TBT協定)和《實施衛生與動植物衛生措施協定》(SPS協定)，于1995年1月1日WTO正式成立起開始執行。

二、我國農產品出口遭遇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原因

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實行農業保護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已經直接使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遭受巨大損失，其擴散效應造成的間接損失更是難以估計。與其他貿易限制措施不同，技術性貿易壁壘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隱蔽性，一旦出現，影響巨大，而且損失難以避免。那么我國農產品出口為什么容易遭遇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我們可以從國內各個方面進行分析。

1、中國農產品自身標準的落后性

中國農產品領域目前的質量標準和檢驗檢疫標準與國際標準和進口國標準還有差距，不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內在優勢。而且中國標準體系混亂，有國家標準、地方標準、專業標準及企業標準，數目多而水平低下，使企業產品出口不暢。

2、中國農產品市場秩序沒有理順，農業管理體制落后

中國農產品流通市場的內部壁壘嚴重，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沒有形成局部領域的農產品市場秩序相當混亂，假冒偽劣產品對出口市場造成一定負面影響，此外，中國農產品生產管理和市場監管的力度不夠，存在著政出多門，多頭管理，職能交叉等問題，對產品質量監管力度不夠，流于形式。中國目前尚沒有一部完備的食品安全立法。

三、利弊同行——TBT對農產品出口貿易的雙重影響

1、負面影響

(1)使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量急劇下降。受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產品出口占對外貿易的比重不斷下降，受影響的農產品企業日益增加，造成的損失逐年加大，截止到2007年7月份，我國農產品出口出現負增長，出口額為88，5億美元，同比下降0.77％，農產品出口總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到6％。

(2)加大了我國農產品的市場準入的難度。發達國家憑借其在科技和經濟方面的優勢，通過立法或其他手段對進口產品制定苛刻的技術法規或標準來限制農產品的進口，我國的農產品一時難以達到其要求而無法獲得市場準入。并且這種情況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明顯加劇。

2、正面影響

(1)提高國內農產品檢測技術。TBT在給我國農產品帶來負面效應的同時，也給我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過去長期以來，我國在農業生產上較多追求農產品數量增加，對農產品質量問題重視不夠，農業標準體系、農產品評價體系與國際標準不接軌，農業監測體系建設滯后，使得農產品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同時，由于國內檢測技術及監督力量薄弱，許多質量問題未顯露出來。這就促使我國農產品出口行業對現有農產品生產體系、管理體系進行反思。

(2)加大對農產品標準化、質量安全等的建設、管理和監督。我國沿海各省市率先加大了農產品標準化等的建設。例如廣東省河源市建立農業標準化示范區，重視農業龍頭企業的培育和發展；廣東湛江在建立湛江市水產品質量安全檢驗監督網絡的同時，還注意做好養殖基地建設，抓好加工環節質量監控，防止產品在加工過程中發生二次污染。四、我國農產品出口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對策

1、進一步強化國家標準化建設和管理，這是突破技術壁壘的基礎和硬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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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進口國外先進的中間產品可以提高一國最終產品的技術含量。貿易伙伴國的R&D活動可以產生新的中間產品，當進口這些中間產品時，進口國企業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專業技術知識和相應的研發成果來提高自身的生產力。此外，國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國外同行的知識和技術竅門，逐步掌握了生產這些含有先進技術或研發成果的產品，最終使企業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這個“進口商品學習、吸收先進技術模仿二次創新”的過程中，產生出了諸如“干中學”效應、“技術示范與交流”效應等現象，有力地鞏固和促進了一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持續性提高。國際發展經驗表明，貿易開放度越高的國家，國外新技術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復制，從其它國家學到先進技術的機會也就越大。

（二）國內企業的吸收能力

國內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證技術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證。主要表現在國內研發（R&D）活動和人力資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國R&D活動不僅僅是自主技術創新的源泉，也是影響技術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之一。較高的國內R&D存量能促進現有資源的進一步有效利用，產生更多的創新成果，提高國內生產力水平；同時也能提高本國對新技術的承接、利用和改進的能力。同時，較高水平的人力資本不僅可以發揮生產要素對產出增長的促進作用,而且能夠有效地實現新技術的采用和貫徹。具有較高素質的勞動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適應先進技術，從而促進新技術在生產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技術溢出的影響卻是雙重的。知識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識產權保護正是要給予創新者適當的壟斷利潤,從而保持國內創新過程的持續性。但是與技術溢出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如果出口國的知識產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的時候,由于擔心核心技術的泄露,出口國則傾向于向進口國出口低技術含量的產品。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能夠使進口國有更多接近并獲取國外先進技術的機會。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進口國企業在模仿時所分享的知識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識總量部分內容，從而將減弱進口國獲得更多技術溢出的效果。

2、我國進口貿易技術溢出的條件及其特征

（一）進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我國同美國、日本、歐盟等技術先進國的貿易聯系日益緊密，為技術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自1985年以來，我國從世界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發展迅速。以R&D活動相對集中的G-7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為例，1985年我國從G－7國家的進口總額為260.6億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國（占19.5%），德國（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國所占比例較小；2006年進口額增長了約10倍，達到2468.1億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為日本（占46.9%）、美國（占24.0%）、德國（占15.3%）。在進口商品結構上。近年來我國初級產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機械及運輸設備以及高科技產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量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產品占商品進口總額的比重從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國與技術先進國家進口貿易總量的擴大，以及進口商品結構的不斷改善支持了進口貿易技術溢出效果的實現。

（二）國內吸收能力不足制約了對先進技術的吸收效果

1.研發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第一，我國用于科研開發的支出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國R&D經費支出達到2943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41%。而發達國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國R&D投入總額為3125.3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51%；日本R&D投入總額為1458.8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3.20%；法國R&D投入總額為441.2億美元，占其GDP比重為2.13%。第二，我國研發投入結構不盡合理、科研成果應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國家資金不足的條件下，仍然把大量資金投入到資本密集度極大、風險極高的技術研發領域，忽略了國內要素稟賦結構的約束，導致了國內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發成果的轉化率或使用率較低，致使研發成果并沒有進入生產領域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這些問題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和吸收，滯緩了自主研發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創新速度。同時，國內研發投入不足也會帶來一種“副產品”，即落后國家由于研發基礎薄弱，缺乏及時了解和掌握國際技術發展最新動態的能力，難以對引進技術做出客觀的評價，因而往往引進的是一些行將淘汰的技術，結果使其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中。

2.人力資本短缺嚴重。由于教育投資匱乏等原因，我國人力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國“萬勞動力R＆D科學家和工程師”為14人，和發達國家相比，日本2003年為101人，德國為68人，法國為71人，美國在2002年為91人，加拿大為68人，意大利為30人。據統計歐美發達國家的從事R&D活動人員分布中，企業的R&D科學家與工程師均占50%以上，而我國企業中從事R&D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人數明顯低于在研究機構工作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數。人力資本短缺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技術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因素。

（三）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不力制約了先進技術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發展了一種定性評級法，用于對一國知識產權強度做出較客觀的比較。他們將知識產權保護分為五個方面：覆蓋范圍、加入相關國際專利協議的情況、保護例外、實施機制和保護期限，并根據決定每個方面有效強度的多種因素分別評分，最后加總得到一個“0”到“5”之間的國家評分，即“GP指數”。一般而言，“GP指數”越大，說明該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大。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呈逐年上升趨勢，但上升的幅度時緩時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現了兩個快速上升的階段，這一現象與1992年、2001年中國大范圍修訂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的事實有關。但是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仍然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數僅相當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韓玉雄，李懷祖，2005）。

3、結論與建議

（一）繼續擴大與發達國家的進口貿易，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對我國而言，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在長期的積極影響是顯著的。如果單純依賴本國的自主創新體系、研發能力帶來國內技術進步是遠遠不夠的。為此，進一步優化中間產品的進口結構，繼續促進技術貿易的發展應該成為是中國今后經濟政策制訂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是要進一步改革完善進口體制，調動企業進口積極性，充分發揮進口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推動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二是要進一步調整、優化進口關稅結構，鼓勵企業及時合理增加國外先進適用技術、關鍵設備的進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發資金投入

增加研發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國國際技術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順利實現上述目標，我國政府應適當增加財政科研撥款，特別要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財政支持力度。同時為鼓勵創新，政府可以依據企業技術創新的力度和市場實現程度，對創新企業給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稅補貼等稅收方面的優惠，以減少企業的創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資本

政府應科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在有限的財力中確保教育支出的優先增長。預算安排時，要確保《教育法》中規定的教育經費“三個增長”（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學生人均教育經費要逐步增長，教師工資和公用經費要逐步增長）的落實。逐步取消對私人部門投資教育的各種限制，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多渠道籌措辦學資金。我國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鼓勵社會投資辦學，以解決我國教育資金不足的難題，促進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正確認識和處理知識產權，從長遠來看，是知識溢出良性循環的宏觀控制的必要條件。順應WTO的要求，我國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相關研究表明，當技術差距較大和(或)模仿能力較強時，可以充分利用“技術后發優勢”，這時則偏向于鼓勵模仿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利于技術進步。要加強知識產權法的法制建設和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保護國外科技企業的在華利益，從而以保證更多外部知識的持續流入。

參考文獻：

[1]趙偉，汪全立.人力資本與技術溢出：基于進口傳導機制的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6，4.

[2]李永.中國進口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測度與分析[J].科學管理研究，2006，06.

[3]韓玉雄，李懷祖.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學學研究，2005，3.

篇4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國際貿易中的關稅壁壘正被逐步取消，傳統的非關稅壁壘活動空間也日益縮小，以人類健康、生態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面貌出現的技術性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世界貿易組織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AgreementonTechnicalBarrierstoTrade簡稱TBT協議）也積極鼓勵協議的各參加國制訂技術法規和標準，并推行評審制度，來推動技術進步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從而出現了國際貿易中商品的進出由價格、關稅調節變成了由技術指標或技術指數或法律、法規來調節的趨向。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九大出口貿易國，我國出口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技術性貿易壁壘。

二、發達國家對我國出口商品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具體表現

我國目前對美國、日本、歐盟等國的出口占我出口總額的47.8%。由于這些國家科技發達、技術水平高，客觀上對我出口產品形成技術性貿易壁壘壓力。實際上，早在1980年，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就開始限制和禁止我國中草藥進口，而進入90年代后，發達國家對我出口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更是愈演愈烈，主要表現為：

1.涉及出口商品品種多、范圍廣。

我國的出口商品中，不論是傳統的農產品、紡織品、玩具，還是新近開發的高新技術產品，都不同程度、不同內容地面臨著技術性貿易壁壘，且技術性貿易壁壘已從原來的商品流通領域擴大到生產、加工領域。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應從商品生產的全過程來控制質量，防止污染，有效利用資源，要加強生產過程的質量控制、環境保護與認證工作，所以要求進口商品的生產加工方法也必須符合本國的有關法規和標準，以保護本國的相關產業。如歐盟多次就我國的肉類產品加工過程的環境與衛生問題進行檢驗，由此構成限制我肉類產品出口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在綠色技術措施興起的今天，ISO14000所要求的清潔生產也成為許多國家限制我國產品準入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同時，由于受工業整體水平的限制，所遇技術性貿易壁壘問題還體現在外國對我產品的包裝、標簽要求、檢驗和檢疫規定、環保、電子商務等方面設置的限制，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阻礙我國出口貿易發展的首要非關稅壁壘。

2.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后果越來越嚴重。

1998.9.11，美國規定必須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木質包裝物采取嚴厲的檢驗，確保所有純木材的包裝材料都經過高溫處理、熏蒸或防腐劑處理，否則，所有運來的貨物將一律被拒絕入關。這涉及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大約100萬個集裝箱。按美國要求的方法對木質包裝進行處理，不僅耗費很長時間（一個40英尺貨柜消毒要用7-10天的時間），而且消毒費用也很高（900-1000美元），包裝成本將增加1/3，直接損失數億美元；我國出口產品尤其是機電產品廣泛采用了木質包裝，因此，該禁令至少間接影響到中國對美出口總額的1/3，約130億美元。1999.6.1，歐委會在未向中方做任何通報，也沒有任何磋商的情況下，以中國出口產品的木質包裝不合格為由，單方面決定對中國輸歐產品的木質包裝實行新的檢疫措施，而且該緊急措施的實施日期為6.10，幾乎沒有給中國出口商任何寬限時間，據統計，此舉影響中國60-70億美元的對歐出口。

3.標準高、多、且又復雜多變。

標準不斷提高。美國提出禁止進口未實施管理體系國家的水產品和肉、禽加工食品。日本也在2000年開始對進口蔬菜施行HACCP體系管理方案。日本、英國、加拿大等國規定花生中的黃曲霉素含量不得超過百萬分之二十；美國、加拿大規定日用瓷器中鉛含量不得超過百萬分之七；日本規定茶葉中農藥殘留量不得超過百萬分之零點二至零點五。

標準和規范名目繁目。發達國家在涉及安全、衛生、環保等方面標準和規范不但名目繁多，而且都是以國家的法律、法令形式公布的，其中美國有2.5萬個，英國有2.2萬個，德國有1.6萬個，日本僅在農殘限量方面的標準就多達6000多個。

標準復雜。美國常見的產品認證標準分別對計算機、玩具、無線電設備、電視、傳輸設備、食品、藥品、化妝品、醫療設備、紡織品等進行認證，進口商只有拿到相關許可證后，才允許通關放行。而日本除JIS、JAS兩個技術標準體系之外，具有日本特色的行業協會、專業團體也在行使自己的規格認證權力。

標準多變。發達國家經常對技術法規和標準進行修訂和補充，其它國家在信息不暢的情況下，按進口國的原先要求生產商品，在出口時就會遭遇“信息壁壘”。

4.一些技術性貿易壁壘帶有明顯的歧視性。

我國肉類生產居世界前列，但是目前對美國的肉類出口基本上還是空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食品安全檢驗局(FSIS)采用拖延等方式拒絕接受我國企業進行有關檢驗和審查的申請。美國還對我國出口水產品加工廠實施"HACCP"注冊制度，對我國出口罐頭的生產加工廠實行“低酸登記”。更有甚者，美國部分企業正在推行“社會責任管理系統”(SA8000)認證，把人權標準與進口貿易結合起來，其用意不是維護人權和社會責任，而是試圖抬高勞動力成本，削弱我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

美國和歐盟為了限制我紡織品對其出口，調整了原產地規則，輕而易舉地達到了限制的目的。由于大米市場的疲軟，日本對我國大米進行104項藥殘和農殘檢測，不但技術指數項目多，而且檢測手段也相當繁雜，而對其市場上國內生產部分卻沒有如此多項的檢測。

三、我國屢遭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的原因分析

我國出口產品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一種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工具。

借保護消費者之名，把技術法規和標準當作一種技術性貿易壁壘，是各國政府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制定主動權掌握在各國政府，不需要通過國際組織的批準，世界貿易組織對它的限制也很少，因此，與實施程序復雜，實施過程長的反傾銷相比，它具有可操作性和見效快的特點。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通過此手段，短期內即可達到限制進口，保護本國市場和相關產業的目的。

2.我國已成為世界貿易大國。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長足發展，進出口總額已從81年的400多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743億美元，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第九大出口國，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3.我國出口產品檔次低，結構單一。

我國出口商品種類主要集中于紡織、輕工和農副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生產條件較差，技術水平落后，造成出口商品質量不高，據專家估計，我國產品質量實際水平落后于發達國家10-20年，而隨著全球質量水平和檔次的迅速提高，國際標準不斷提高，我國產品出口的技術性門檻也隨之提高，出口商品技術性貿易壁壘增加。以紡織品和服裝為例：從1994年起，德國、法國、荷蘭和日本相繼頒布法規，禁止某種染料的服裝和紡織品進口，并對進口服裝附件進行了嚴格規定，使環境因素成為繼配額和原產地限制之后，我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的又一重要壁壘。

4.我國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宏觀管理也存在嚴重不足。

我國目前在國家標準中只有10%采用了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我國標準體系有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標準多而雜，造成產品質量標準的多樣化，令人難以掌握。我國對國際通用的標準和技術性管理措施知之不多，對主要對象國的技術性手段缺乏了解，不能對我國出口企業在宏觀上加以指導。

此外，我國許多企業質量管理意識、衛生檢疫意識、環境意識淡薄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例如，養殖業已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但養殖戶為了實現飼養的高效率，大量用藥以控制疫病，而毫不顧及動物內藥物殘留對人類健康的威脅；為了促進動物生長，盲目使用激素類藥物，而不問其對人體的影響。

四、我國的對策思路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國對華貿易中原有的配額等數量限制和其他限制性手段，將失去作用，迫于國內企業界和勞工組織等方面的壓力，外國政府必將采取其他符合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的手段對國內某些產業、市場、就業等進行保護。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合法性、隱蔽性、可操作性等特點，必將成為重要的保護手段。為此，我們應積極探討對策并盡快加以落實，具體地講：

1.建立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預警機制。

政府有關部門應盡快建立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預警機制，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方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和《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議》下提供有關技術標準、法規的國家級咨詢點，我駐外經商參贊處等機構收集、跟蹤國外的技術壁壘和綠色壁壘措施，建立中國國家技術壁壘信息中心和數據庫，并及時地將信息反饋給有關部門和企業，讓他們做好防范工作，采取積極措施突破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

我們還應充分利用《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中有關發展中國家特殊和有區別的待遇這一原則，堅決反對發達國家提出也我國的經濟發展、資金和貿易等方面不相適應的標準。對于歧視性規定，我們要堅決予以反對，采取雙邊磋商，或在入世后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等方式，謀求非歧視性的貿易環境。

2.加強國際認證工作，建立與國外權威認證機構的相互認可機制。

認證是證明企業所生產的產品、管理體系符合某種標準、法規的合格評定程序。由于認證是依據國際慣例對產品進行評價和管理的一項工作，特別是依據國際認證制度開展的認證工作，得到了有關國際貿易和關稅組織的認可，并作為貿易各方接受進貨、簽定合同的重要條件之一。所以我們應廣泛深入宣傳、大力推廣ISO、IEC等一系列國際性標準的認證，進一步擴大生產企業認證覆蓋面，使我國更多產品獲得走向國際市場的通行證。我們要加強與更多國際權威認證機構的交流與合作，簽定認證協議，實現雙邊認證。對進口國需要通過有關認證的產品，檢驗檢疫部門要按照認證協議的要求和認證標準，幫助企業建立相關的質量保證體系，以減少貿易摩擦。我們要積極建立與國際和國外權威機構認證的相互認可機制，相互承認彼此的認證可以節省產品在重復認證中的巨額花費。按照國際標準的要求，加強對認證機構、實驗室的考核和管理，進一步提高認證水平和國際信譽，使我們更多的認證機構和實驗室取得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權威機構的認可和授權，為企業取得國際認證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如歐盟以外的認證機構可通過政府間、認證機構間相互承認合格評定的協議獲得歐盟授與的“被指定機構”的資格，從而使自己的產品在國內獲得認證后，即可順利進入歐洲統一市場。

3.制定與國際標準一致的國家標準。

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引入技術規定和技術標準，技術規定是指強制適用的標準，而技術標準則指自愿標準。技術規定應基于國際標準，世界貿易組織要求各成員國積極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及其它國際性標準組織。在執行自愿標準方面，要求各成員國以國際標準作為國家標準的基礎，在資源允許的限度內，參與產品的國際標準的制定，以在強制適用標準和自愿標準方面走國際接軌的道路。因此，我們應制定與國際標準一致的國家標準。同時，要廣泛宣傳推廣國際質量認證標準和發達國家先進的質量管理方法，讓生產企業在掌握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去安排生產，以使產品符合進口國要求，這對擴大出口貿易，加快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有較大的幫助。

4.出口商品生產企業要完善質量標準體系，為質量管理國際接軌打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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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誘導反應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融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甚至政治為一體的復雜過程。譬如說，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屬于技術貿易的范疇)進入中國市場，它首先要從國家有關部門獲得市場準入的許可，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問題；它要尋找合作伙伴，考慮投資的成本收益問題，這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內在固有具有的企業文化、經營文化會影響到眾多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新穎有效的特許經營方式被眾多的國內廠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連鎖經營熱潮，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創新。因此，國際技術貿易的影響是很復雜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引進而已，換句話說，國際技術貿易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角度而言，國際技術貿易的外部效應主要表現在它改變創新主體的內在意識，并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得發展國家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更加靈敏，最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首先，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創新意識缺乏的狀況。很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一種維持傳統和穩定為主調的社會意識結構，普遍缺乏創新意識。借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常常會陷入“累積因果關系”的惡性循環之中，也就是說技術創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滯發展。而這種惡性循環是內在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這時候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使其能夠跳出這種惡性循環，而國際技術貿易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改變的是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正像上述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的例子一樣，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新變化，先進的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經營模式的創新。顯然，在這一過程當中，企業和個人都經歷了一次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認識、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礎上結合本地情況進行二次創新，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一個國家創新意識的興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形成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國家，政府才會對技術創新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為技術創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環境。

其次，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促使發展中國家創新誘導反應機制的靈敏化。從引進技術的企業來說，為了充分利用引進的技術常常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較大轉變和創新，也就要改變企業內部的制度環境，比如說企業為了利用維護一套價值昂貴的生產線，需要新建立專門的技術部門，負責對其進行維修和改進，同時加強企業對員工的技術培訓制度，這些制度性的轉變和創新都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在國家層次，政府為了保證技術引進的順利實施，需要建立專門的技術金融制度以確保技術引進的配套資金。而且在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技術貿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否則，就難以從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即使能夠引進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為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損害技術出讓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國際技術貿易客觀上提出了對發展國家改善技術創新制度環境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體更好地對創新的市場需求做出正確的反應，最終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機制，并提高其水平。

三、小結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已經越來越充分地肯定了技術創新對“比較優勢”的積極意義，無論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就國際貿易的雙方而言，國際貿易對各自的技術創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辨證地看，如果能就國際貿易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作一長期分析的話，兩者之間顯然不僅具有一種互動效應，同時具有一種長期增長效應。因為新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加上對當今世界經濟的整體增長而言，不僅需要各國獨立的技術創新，同時為了節約稀缺的世界經濟資源，需要各國盡可能地分享這種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技術創新，而國際貿易正好能實現這種意圖。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在處理國際貿易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問

題上，不僅需要做客觀的長期和短期經濟分析，同時也要充分地考慮到制度的、文化的、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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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阻礙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世界經濟市場的不斷發展，導致競爭力的不斷加強，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各國紛紛開始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來增強自身在世界市場當中的競爭力，企業科技能力的提高和產品科技含量的增加將會對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重要的威脅。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世界經濟水平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再加上現階段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企業中信息技術的大量采用，會造成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受到阻礙，同時這也是我國現有經濟難以適應和面對的局面。因此我國必須正面面對問題，及時找出適合我國發展的策略，跟上時展的步伐。

二、在國際經濟貿易發展影響下我國應該采取的策略

（一）加強對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視在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影響下，促進了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然而當今世界是高新技術發展的重要時期，我國只有加強對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視，不斷促進其發展，才能夠增強我國的對外貿易，在競爭中占得優勢。為了更好的開拓國際市場，我國必須提高高新技術產業的實力，才能夠抓住資本的溢出效應[3]。同時高新技術的發展，需要得到更多的儀器和設備，從這一方面，我國的共新技術產品進口也能夠得到有效的擴大。

（二）完善對外貿易機制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都會給我國經濟造成重要的沖擊，然而，我國要想不斷促進經濟的發展，跟上時展的步伐，就必須適應這種激烈的競爭環境，因此，建立一個完善的對外貿易機制來保障我國對外貿易過程中的種種手段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我國應加強同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不斷發展跨國企業，增加對外的投資；其次，產業結構方面必須做出重要的改變,將剩余勞動力進行充分利用，促進經濟的發展；最后，有效利用世界各種資源，將外貿結構進行優化，在當地進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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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的發展建議

2．1加快科技創新，占據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價值鏈高端環節

我國的高新技術產品貿易一直處于在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從而造成了我國在國際高新技術產品貿易中角色可替代性高，這一直是我國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的死穴，若我國不改變目前在高新技術產品貿易中的被動地位，這將會喪失提高我國國際貿易水平的極佳機遇。因此，我們要樹立專利意識，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增強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創新能力，加快高新技術的發展步伐，占據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價值鏈高端環節，改變目前不公平的中美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現狀。

2．2調整貿易結構，改變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三個單一化

目前，我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有三個單一化：第一，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出口行業單一化，主要集中于計算機和通訊電子產品領域；第二，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出口區域單一化，就目前來說，東部沿海地區是我國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出口的主要區域，廣大的中西部參與度非常低；第三，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出口主體單一化，外資企業在我國的高新技術出口貿易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不利于我國國內企業的轉型升級。因此，政府應該積極調整貿易結構，多扶持一些我國技術水平低，但在國民經濟中極具基礎地位的行業，鼓勵他們參與到國際貿易的競爭中來，培養一批技術水平高、涉及領域廣、品牌效應好的高新技術企業，徹底改變我國目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三個單一化，從而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的持續發展。

2．3敢于挑戰管制，抵制美國對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歧視

一直以來，美國對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都存在歧視，這不斷增加了兩國之間的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成本，而且還增加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破壞了中美之間良好的貿易環境。應對美國對華的高新技術出口管制，我國醫改從各個層面進行抵制：首先，政府應該借助各種國際貿易合作組織的力量，通過建立雙邊貿易合作機制，對美國針對中國高新技術出口的不公平待遇進行交涉和談判，積極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其次，高新技術企業要聯合起來，組成行業聯盟，增強自身的談判能力，統籌處理好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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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步與貿易格局的國際貿易理論

(一) 技術差距模型 技術差距模型由波斯納(Posner)于1961年在《國際貿易和技術變化》一文中提出。波斯納認為技術差距是國家間開展貿易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國的技術優勢使其在獲得出口市場方面占有優勢，當一國創新某種產品成功后，在國外掌握該項技術之前產生了技術領先差距，因此可出口技術領先產品。但因新技術會隨著專利權轉讓、技術合作、對外投資、國際貿易等途徑流傳到國外，當一國創新的技術為外國模仿時，外國即可自行生產而減少進口，創新國漸漸失去該產品的出口市場，因技術差距產生的國際貿易逐漸壓縮。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技術最終將被技術模仿國掌握，使技術差距消失。貿易即持續到技術模仿國能夠生產出滿足其對該產品的全部需求的時候。由于技術差距產生的貿易格局是：技術創新的發達國家出口創新產品，進口傳統產品;落后國家進口創新產品，出口傳統產品。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1966 年哈佛大學教授雷蒙德•弗農(Raymand Vernon，1966)在《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一文中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而后威爾士(Wells)又進行了擴展，具體而深刻地論證了“技術決定國際貿易格局”的觀點。弗農把國家依次分成創新國(一般為最發達國家)、次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 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即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產品階段。在新產品階段，創新國利用其擁有的壟斷技術優勢，開發新產品，由于產品尚未完全成型，技術上未加完善，加之競爭者少，國內市場就能滿足其攝取高額利潤的要求等，產品極少出口到其他國家，絕大部分產品都在國內銷售。而在成熟產品階段，由于創新國技術壟斷和市場壟斷地位的打破，競爭者增加，市場競爭激烈，替代產品增多，產品的附加值不斷降低，企業越來越重視產品成本的下降，擁有較低的成本的企業開始處于越來越有利的地位，且創新國和次發達國家市場開始出現飽和，為降低成本，抑制國內外競爭者，企業紛紛到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在標準化產品階段，產品的生產技術、生產規模及產品本身已經完全成熟，這時對生產者技能要求不高，原來新產品企業的壟斷技術優勢已經消失，成本、價格因素已經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這時發展中國家已經具備明顯的成本因素優勢，創新國和次發達國家為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開始大量地在發展中國家投資建廠，再將產品遠銷至創新國和第三國市場。新產品的主要進出口國家及貿易格局變化如表1所示。

(三)南北貿易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史格斯羅姆、安南特和迪諾波羅于1990年共同發表了《一個熊彼特的產品生命模式》一文，他們將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模型思想與熊彼特創新性破壞的產品創新觀加以結合，提出了一個南北貿易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在該模型中，產品生命周期的長短以及產品貿易格局的變化均源于R&D活動，廠商間的研發競爭決定了北方產品創新的速度。一個企業在R&D活動中投入的資源越多，它贏得競爭的概率就越大;而且，每項R&D競爭延續的時間與R&D投入的總資源是成正比的。由于R&D競爭獲勝者在制度規定的專利權限內可以享受壟斷利潤，發達國家的廠商為了實現預期利潤最大化，就會不斷加大R&D投入，推動產品生命周期的延長。 此模型說明，在南北貿易中，一個企業在R&D活動中投入的資源越多，它在國際競爭中就越具有優勢，就可以將其新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去，并能獲得專利保護期限內技術進步帶來的壟斷利潤。

(四)格羅斯曼—赫爾普曼的產品生命周期模型 格羅斯曼—赫爾普曼于1992年發表的《質量階梯和產品生命周期》一文，提出了一個具有內生創新和模仿、質量競爭的兩國產品生命周期模型。該模型認為因為北方擁有素質較高的勞動力和先進設備，所以技術創新一般發生在北方;南方國家可以在進口北方國家產品的過程中進行技術模仿，北方的創新和南方的模仿相互作用構成動態均衡。因為每一類產品都存在一個質量階梯，所以北方國家可以通過創新提高產品質量而獲得一段時期的市場壟斷。南方國家的有效模仿可以打破北方的壟斷 ，利用成本優勢占領一部分市場份額，直到北方的下一個技術創新開始，這樣的不斷循環形成產品周期。創新帶來模仿，模仿刺激創新，南北兩方都可以沿著質量階梯上升。但是，由于北方在發展研究上使用更多的資源，所以北方技術創新的速率高于南方技術模仿的速率，造成南北方存在一個較大的技術缺口。 本模型揭示出南北之間貿易與增長不斷推動的微觀基礎就是企業家對R&D投資決策的理性選擇。而且，該模型對于給定產業中市場份額與貿易形勢的演進給出了合理的解釋和合乎實際的預測，說明了南方國家貿易條件得不到改善的原因。同時，該模型還強調了國家政府對技術進步和貿易格局的影響，如果北方政府增進技術創新的政策，則其技術創新速度越快;如果南方政府采取鼓勵技術模仿的政策，則其技術轉移的速度越快。 (

五)“蛙跳”增長模型 布雷茲斯、克魯格曼和齊登于1986 年在《國際競爭中的蛙跳：國家技術領先地位的周期理論》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國際競爭的“蛙跳”增長模型。該模型指出后進國家具有“后發優勢”，政府通過有利于技術開發的政策，后進國家可以“趕超”先進國家，而先進國家的領導地位則可能“固定”。

其原因在于：從發達國家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在沒有發生邊際技術變遷時，規模收益遞增能夠強化發達國家的經濟領先地位，而在沒有發生邊際技術變遷時，發達國家因受高工資水平和既得利益的影響，它可能會延遲對新技術的采用;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舊技術已有生產經驗，新技術初始反而不如舊技術有效率，而發展中國家則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潛力很大的新技術。 “蛙跳”增長模型說明國家之間的優勢不是絕對的，如果發展中國家把握后發優勢，即通過邊干邊學等過程產生更多的內生技術進步，便能夠在該技術先進的部門取得比較優勢，并從動態的角度不斷強化這種優勢，從而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最終完全有可能趕上并超過發達國家，在此過程中，其貿易格局也會隨之變化。

依據技術進步規律開展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

(一)技術進步是決定企業和國家比較優勢和外貿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 從南北貿易模型和格羅斯曼—赫爾普曼的產品生命周期模型中可以看出，一個企業在R&D上投入越多，它在國際競爭中就越可能處于比較優勢，就越可能將其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獲得專利期限內的壟斷高額利潤。同時，北方國家由于技術和貿易的壟斷優勢，不斷從科技發展中獲得更多的技術創新。北方國家的技術向南方國家轉移的過程中，存在著明顯技術轉移時滯，使得南方國家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后才能進行模仿性的生產。在這種貿易格局中，由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落后，南北雙方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可能在不斷的拉大。因此，推動技術進步是開展國際分工和國家貿易的根基，是保證貿易利益的必由之路。

(二)培養技術創新的能力 技術進步包括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根據技術差距模型，發展中國家可以積極引進和承接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在技術模仿的同時，不斷提升技術吸收消化的能力，培養自己的技術創新水平。從“蛙跳”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國際貿易的格局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把握后發優勢，邊干邊學，完全可以在一些行業實現比較優勢，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根據技術規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壯大以及我國勞動法最低工資的實施，我國的勞動資源優勢將逐漸被削弱，甚至消失，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也會隨之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因此，根據技術進步規律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是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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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技術溢出的經典解釋

新古典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視作外生進程而認為資本積累是產出擴張的主要內生來源。以羅默(Romer,1990)、格羅斯曼與赫爾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或叫內生增長理論，學者則將由經濟利益驅動的商業導向的創新視為技術進步與生產力增長的主要動力。該視角下，創新一方面產生于R&D活動積累的知識，另一方面反過來豐富了知識庫。長期來看，經濟的生產力水平取決于其累積的R&D活動與知識庫的效率，二者是相互關聯的。R&D活動對于開放經濟體的重要作用，既提高現有資源利用效率又強化了獲取國外先進技術利益的能力，并進一步細分了獲取自國外R&D的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如對新技術、材料、生產流程或組織方法的學習，以及間接利益如進口由貿易伙伴開發的產品與服務。本文將正文分為理論、數據與實證發現三部分。

(1)理論部分使用了累積的R&D支出作為知識存量的代用指標。并用該指標對每一個樣本國的國內知識存量與國外知識存量進行了賦值。國外R&D資本存量的賦值方法是使用依進口份額加權的貿易伙伴國的累積R&D支出。并計算了各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其定義為產出的對數扣減勞動與資本產出的加權平均，權數取要素份額。之后關于國內外R&D資本存量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的測算則反映了國際貿易與國外R&D的重要關聯。

(2)數據部分本文選取了“OECD+以色列”的二十一國樣本，數據時期為1971～1990年。數據顯示國內外R&D資本存量都對國內生產力產生重要影響。而依據全要素生產率對R&D資本存量的彈性進行重要性衡量時，測算表明，一國進口占GDP比重越大則越受益于國外R&D資本存量，而對于大國如G7集團則國內R&D資本存量可能更加重要。

(3)實證部分本文對數據作了計量經濟學上的檢驗并附了相關數據與數學公式及推導過程。本文對格羅斯曼與赫爾普曼的模型進行了拓展，將創新的來源細分為國內R&D與國外R&D，并由此推導出國際貿易對技術擴散的重要作用。本文對新增長理論的發展作了重要貢獻，然而沒有對不同產業的R&D投入產生的大小不同的增長效應作出識別，也就沒有對各國別的R&D的產業分類構成作出區分，導致了對大國小國各自的自國際貿易導致的技術溢出利益的原因估計的效度降低。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小小的遺憾。然而盡管本文的理論解釋不夠嚴密精確，但本文將對內生增長的分析從封閉的框架中解放出來置于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系統中，這不僅放大了理論的視野，也使得理論研究更加具備現實意義與政策意義。

3新的理論進展

3.1R&D的國內與國際擴散

新古典增長理論與內生增長理論的比較HenrikBraconier與FredrikSjoholm在“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pilloversfromR&D:Comparinganeoclassicalandanendogenousgrowthapproach”一文中選取了6個OECD大國中9個制造類產業1979～199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用兩個模型分析了來自于R&D擴散的生產率增長。第一個模型是基于傳統的生產力分析模式的。第二個模型則基于內生增長理論。經驗結果顯示出對第二個模型的強烈支撐。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R&D擴散既存在于國內也存在于國際的產業之內，至少在技術密集的產業中如此。然而也沒有明顯證據可以表示在產業間也存在相應的R&D擴散。最后，國外直接投資似乎促進了R&D成果的擴散。本文沒有找到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投入于中間產品的R&D投資對于增長產生了效果。本文發現了產業間與產業內R&D擴散的重大區別，卻沒有進一步區分貿易結構不同的國家組合之間的技術溢出效應。考慮到世界上各經濟體的貿易結構的極為巨大的差異，這種疏忽可能會導致政策制定時的重大誤解。

3.2貿易、FDI和R&D溢出

WalidHejazi和A.EdwardSafarian在“Trade,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R&DSpillovers”一文中將視角放在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影響上。傳統上的分析思路是進行跨部門的研究，并且局限于對單一國家勞動生產率的考查。前沿的進展則將視野擴展到國外R&D存量對本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上。本文對理論界的貢獻在于將FDI與貿易同樣作為國家間全要素生產率輻射效應的傳導通道。本文考查了G7集團通過FDI和貿易對OECD國家的影響。結論有三：其一，對FDI影響效用的估算要比標準模型中貿易的擴散效應高；其二，一旦加入對FDI的考慮，貿易的通道效應將被大大減弱；其三，在加入對FDI的考查后，總的溢出明顯地增加了。本文考查了FDI與貿易，卻遺憾地沒有考查直接技術轉讓在國際技術溢出中的作用。貿易主要是以實際發生交換的產品或可用貨幣度量的服務來實現技術擴散，FDI則通過生產能力的轉移實現技術的地理擴散，并進一步通過東道國的國內貿易實現與國際貿易類似的技術擴散。然而技術溢出效應的另一重要形式——技術的直接轉讓，是通過直接提升受讓國生產率的形式進行技術擴散，也是最直接的技術擴散，卻沒有被有效地研究。

3.3OECD國家的資本品

貿易與R&D溢出BINXU和JIANMAOWANG在“CapitalGoodsTradeandR&DSpilloversintheOECD”一文中考查了資本品貿易在國際R&D溢出中的重要意義。并且量化考查了OECD國家的國際R&D溢出。本文比較了資本品貿易與非資本品貿易，并進一步對比了附著于貿易流的知識與作為獨立形式評估的R&D溢出。評估顯示，一個G7集團中R&D投資的近半產出會溢出到其他OECD國家。資本品貿易被證實是一個對于R&D溢出而言十分重要的通道，盡管多數的溢出還是通過其他渠道進行的。本文重點在于區分了資本品與非資本品對R&D溢出的承載系數。使得通過分析貿易結構來估算兩國間R&D溢出利益的得失成為可能。并且進一步區分了依附于貿易，FDI的R&D溢出與不依附于貿易，FDI的溢出，如技術文獻，國際會議、國際技術轉讓等。

3.4貿易與技術擴散

科勒(WolfgangKeller)在“TradeandTransmissionofTechnology”一文中考查了前期封閉經濟體中R&D與生產力的關系的研究，以及近期對關注熱點的開放經濟下由R&D驅動的經濟增長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研究，并對兩者做了關聯性分析。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技術以產品設計的形式，通過異化的中間產品貿易在國內與國際間進行轉移。本文收集建立了一個產業層面的數據樣本，涵蓋了1970～1991年間超過65%的全世界制造業產出與絕大多數的世界R&D費用。通過對數據的處理，本文估算，產業內R&D投入對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占50%，國內其他產業R&D投入的貢獻占30%，而其他的20%則來自于國外產業的R&D投入。

3.5國際貿易中的技術集約度與經濟增長

JuliaWrz在“SkillIntensityinForeignTradeandEconomicGrowth”一文中考查了貿易結構、貿易分工與人均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理論界認為，在出口產業進行專業化的產業升級會對長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而進口的貿易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難以確定的。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結構變動指標擴展了一個標準的實證增長模型。而后建立了一個45國數據樣本，包含了OECD國家與部分亞洲、拉丁美洲國家1981～1997年的數據，并以此檢驗了一個假說，即“重要的是不同類型的貿易活動對經濟增長產生的不同影響，而非貿易本身”。對數據的動態分析顯示，中高級技能集約度的產業中貿易分工會對長期增長產生積極作用。

3.6國際R&D溢出的重新審視

對國外技術的吸收能力取決于人力資本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在“InternationalR&DSpilloversRevisited:HumanCapitalasanAbsorptiveCapacityforForeignTechnology”一文中從多角度考查了R&D的國際溢出效應，尤其著重探討了在國際技術擴散過程中，國際貿易與人力資本的催化劑作用。本文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用以衡量國外附著于中間產品和資本設備的R&D存量，并認為這擺脫了從前理論界對于舊的衡量方法的質疑。本文搜集整理了103個國家自1970～1995年的數據作為一個固定樣本，并發現，國外R&D對于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有著顯著影響，并且一國人力資本是吸收國外R&D溢出的最重要的能力。本文將人力資本從一個封閉的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中擴展至開放的技術擴散系統中，實現了“溢出—吸收”的循環考查。以往的文獻更加關注R&D投入國所產生的溢出基數，或對吸收國而言即“技術溢出約束”，而該文獻考慮了“技術吸收能力”。這為發展中國家與期望從國外R&D投入中獲益的國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與理論框架。

3.7通過貿易的技術溢出與全要素生產率的會聚

基于OECD國家135年數據的經驗分析JakobB.Madsed在“TechnologySpilloverthroughTradeandTFPconvergence:135yearsofevidencefortheOECDcountries”一文中使用新的數據處理方法得到了OECD國家在一個長達135年的時間段內的進口的科技和全要素生產率，檢驗了技術是否真的通過國際貿易被有效傳播。經驗估算顯示了進口的技術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穩健的相關關系。并且，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高達93%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可以完全用知識的進口來解釋。更進一步說，數據表明了，在1870～2004年這個期間，OECD國家全要素生產率會聚的背后，起到主要作用的便是知識的溢出。

4中國學者的研究

符寧在《中國進口貿易、技術擴散與技術進步》一文中著重考查了進口貿易通過國際技術擴散機制對我國技術進步的影響。本文建立了一個包括進口貿易、技術擴散和進口國技術進步的分析框架，強調了進口貿易結構對技術擴散效應的重要影響，并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中國的吸收能力低下從而重申了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觀點即中國的人力資本不足。最后本文還探討了知識產權保護對于中國的技術擴散的可能影響。本文綜合使用了BINXU和JIANMAOWANG以及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理論框架，將之放在中國對外貿易的平臺上，但卻沒有更進一步分析中國的人力資本結構與勞動力市場對技術擴散吸收能力的影響。美中略有不足。仇怡在《基于對外貿易結構的技術擴散效應比較研究》中，從結構的視角量化并比較了中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技術貿易的技術擴散效應程度。本文將高技術產品貿易用作了技術貿易的變量。考慮到技術貿易與高技術產品貿易在概念上的差異，以及后者所暗含的對進口國生產能力缺失的假設，本文的這種處理在邏輯上可能有可質疑之處。李放在《國際貿易結構、人力資本與技術擴散關系的研究——基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分析》中，使用中國的數據對新貿易理論做出實證檢驗，試圖給出證據即中國資本品的進口與人力資本相結合，現實地從國際技術擴散效應中受益。本文將進口資本品總量視作技術擴散利益的約束邊界，將人力資本存量視作既定約束下的決定技術吸收效率的關鍵變量。最后本文還提出一國應該依照自己的人力資本稟賦來選擇符合自己優勢的適宜性技術。總的來說，中國學術界在此領域的研究尚未對理論框架作出突破性貢獻。

5結語

篇10

一、技術引進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表現

1.技術引進的目的,方式和結構發生了變化

隨著企業技術引進水平的不斷提高,引進的目的逐步從單一生產技術的引進轉向以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創新能力的技術引進。引進方式除了傳統的購買設備與技術,技術許可,技術服務,合作生產,作股投資,補償貿易等,還出現了相互交換技術使用權,特許專營等新方式;大規模成套設備引進逐步被關鍵技術,關鍵設備的引進所替代。這說明我國企業對技術與企業競爭力的關系有了更深的認識,技術引進目標更加明確,方式靈活多樣。

2.引進技術的來源多元化

部分發達國家對我國轉讓技術政策出現變化。技術引進主要來源地包括美國,德國,日本,瑞典,香港,意大利,法國,韓國,英國,俄羅斯,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部分發達國家注意到,只通過出口產品或設備方式而不轉讓技術將逐步失去在我國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已開始調整政策,加強對我國的技術轉讓,并通過新一輪的技術合作達到重新占領中國市場的目的。

二、我國在技術引進中存在的問題

1.我國技術引進總體水平偏低,核心技術和關鍵裝備偏少

受國內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及發展水平的制約,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技術出口限制,我國引進的技術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跨國公司輸出的絕大部分技術屬于二流的,所謂“市場換技術”只是集中在中低水平上,尤其在一些特殊領域的核心技術和關鍵裝備方面,發達國家仍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實行封鎖。產業技術的發展仍然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2.整體產業技術水平落后,創新能力不足

我國整體工業技術水平的落后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技術裝備落后。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大中型企業反應遲鈍、復蘇緩慢,必然阻礙技術引進向結構優化、有序發展的方向轉化。其次,多數行業的關鍵核心技術與裝備基本依賴國外。我國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強,缺乏對引進技術的系統集成、綜合創新。引進技術固然重要,但建立一個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的機制更為重要。

3.企業用于消化、吸收引進技術的投資不足

引進技術只有與消化、吸收和創新相結合才能很快形成自主創新能力,擺脫對技術引進的依賴。因此,一些國家都大幅度增加這方面的投入。如日本、韓國等國家引進技術和對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創新的投入之比是1∶8左右,因而能做到第一臺設備引進,第二臺自主制造,第三臺即能出口。而我國的這一比例僅為1∶0.07.這就造成引進再引進,重復引進,長期不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

三、推進我國技術引進的對策建議

1.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鼓勵支持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建立和完善技術中心,形成比較健全的技術開發體系,在主導產品的關鍵技術和集成技術上盡快形成自主開發能力;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效資源,對重點領域、重點項目的技術引進工作進行聯合行動,開展消化吸收與創新工作。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合辦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推動以企業為主、政府扶持、大學與科研院所參加的方式,廣泛建立技術創新戰略聯盟等,共同開展投標、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等工作,通過稅收優惠和加大國家財政投入的手段,鼓勵企業加大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投入力度,促使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2.加快建設企業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促進體系

根據國家產業發展方向和要求,重點支持企業引進電子通信、生物技術、民用航空航天、機械制造、石油化工、清潔發電、新材料、節約能源、環境保護等具有市場潛力且在未來競爭中將取得優勢的或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意義的技術。

積極開展多雙邊技術合作。通過加強政府間及非政府組織、企業間交流與合作,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促進高新技術的引進;采取聯合研究,合作攻關和對往等多種形式,擴大合作范圍;拓展技術引進來源國,適應企業的技術需求引進不同層次的技術;利用多雙邊合作機制,為雙方企業和科研機構間進行研發和技術合作牽線搭橋。超級秘書網

3.政府要加強對技術引進與創新的引導

由于技術的擴散和外溢,它具有一定外部性,政府應在技術引進與創新上加強引導與投入,這并不是忽視市場的作用,而是由于技術的外部性和現階段缺乏有效的風險資本市場、技術市場條件下的必然選擇。政府應利用產業和財政政策對經濟發展急需的引進技術與二次開發創新給予支持和引導,解決技術消化、吸收創新的資金瓶頸。建立公用科技信息平臺消除國內技術創新與技術引進的分離,使國內自主技術創新與技術引進可以有效地結合。

4.要用科學發展觀指導技術引進與消化再創新

要把技術引進消化吸收與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緊密結合起來,要把提升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和自主創新工作結合起來,要以科學的發展觀來指導技術引進與消化再創新工作。國家要提出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的相關政策;提出有利于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的財稅、人才等方面的鼓勵政策,既要避免低水平的重復引進,又要切實做到真正引進了“技術”,探索由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到形成自主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李力:加強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J].中國經貿導刊,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