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5:20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大學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無數中華兒女,更是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竭的重要資源。將中國傳統文化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地結合起來,對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作用
(一)思想政治素質的積極影響
1.有利于培養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
愛國主義情感是一種對祖國充滿熱愛、忠誠的感情及愿意為祖國奉獻一切的情感。中國的青年一代肩負著建設祖國的重要任務,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有利于團結青年一代,更會成為鼓勵當代大學生參與祖國建設的強大動力,同時,也更有利于當代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鄭成功、戚繼光、林則徐等歷代愛國英雄身上體現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中起著積極的影響作用。
2.有利于培養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新一代的青年中許多人是在父母的寵愛下成長起來的,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動不動便對社會不滿,怨老天不公,缺少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體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啟迪人們將為國為民作為自己奮斗的目標,值得當代大學生學習,不但要有強烈的愛國義情感,更要明確自己的社會責任,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體現出對祖國、對人民、對社會的一種責任。
(二)意志品質的有效提升
1.有利于培養大學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當前許多大學生沒有道德感,以自我為中心,缺少仁愛之心和感恩之心,驕傲自大、心胸狹隘,屢屢做出違背道德標準,甚至是觸犯法律的事情。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文化素質低下,道德水平不夠。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積累的文化底蘊對于道德情操的培養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百善孝為先”的孝道思想,“言忠信,行篤敬”的誠信品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將心比心”的寬容品質,“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謙虛謹慎的思想,“容止所思言詞安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彬彬有禮”的禮儀風范都是當代大學生所需要大力提升的優秀品質,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上述思想的闡述和理解精辟而獨到,是大學生們值得關注的內容。
2.有利于培養大學生頑強的意志力和自強精神
由于特殊的成長背景,當代大學生中的許多人缺少吃苦耐勞的毅力,獨立自主性差,甚至出現了家長跟到學校照顧起居的可笑場面,培養大學生頑強的意志品質和自立能力是中國大學教育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的自律精神;“頭懸梁、錐刺骨”、“梅花香自苦寒來”、“只要功夫深,鐵柞磨成針”的刻苦鉆研精神;“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不強者不達”的自強精神,恰恰是中國大學生身上缺少的品質。
(三)職業素質的重要影響
1.愛崗敬業精神的啟示
許多大學生好高鶩遠,不肯腳踏實地地面對生活,跳槽現象頻現,失信于企業的現象嚴重。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專注統一、感恩思想,強調“術業有專攻”、“業精于勤而荒于嬉”,這有利于引導大學生熱愛自己的工作崗位,專心于專業崗位建設,培養其愛崗敬業的精神。
2.團結協作意識的提升
當代大學生自我意識增強,協作意識差,人際關系淡漠,而擁有良好的團隊協作精神又是企業對大學生的基本要求。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和諧統一”,這正好與時代要求相符合,對于協調人際關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3.識大體、顧大局的意識
當代大學生更加注重個人利益,忽視集體利益,整體觀念和大局意識不強。而傳統文化中的整體精神,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講求付出,歌頌奉獻,有利于引導大學生培養全局意識,淡化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讓其思想更加成熟。
4.刻苦鉆研、不斷創新精神
時代需要文明,時代呼喚創新,只有創新才能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與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刻苦鉆研、勇于創新的精神分不開,萬里長城、都江堰、圓明園、四大發明等都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地方,當代大學生如果能夠將這些文明和精神繼承,那么在世界未來的發展必將是不可阻擋的。
二、封建腐朽思想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極作用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由于幾千年腐朽的封建文化的左右,其中也夾雜了許多不利于大學生學習的內容,在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時,我們要注意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學會批判繼承。
(1)中國傳統文化重德輕法,過于宣傳“德治”,缺少民主法制思想,專制思想濃厚,不利于大學生們法制意識的培養;(2)過于嚴格的等級觀念,強調天生的地位差別,不利于大學生自主意識的培養,同時也讓部分大學生過于迷戀“官本位”,權力欲明顯,認為當官是人生價值的最大體現,這在目前高燒不退的公務員考試中體現得最為明顯;(3)過于強化從眾心理,個體永遠淹沒于群體,讓部分人正常的自我意識受到壓制,不利于個人心理健康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4)過于強化“無為”思想,如“君子無所爭”、“木芳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的思想,讓一部分人的競爭意識受到壓制,也為一批大學生頹廢生活、無所事事提供了借口,而健康的競爭恰恰是個人成長和社會發展所必需的,這種“無為”的思想不利于大學生在競爭中創新和發展。(5)過于強調“關系和人情”,親情和友情是一個人豐富情感的表現,但是過于強調各種關系和情誼,往往會造成對事實和公平的歪曲和損害,現實生活中,任人惟親、家族腐敗的現象其實是一種“重情重義”情感的畸形表達。越來越多的學生在找工作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關系”,卻對自己個人能力不作高要求,歪曲了社會的公正性,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三、新時代下積極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徑
(一)校園文化氛圍的營造
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們應該在高校營造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氛圍,讓學生沐浴在文化的氣息中,成長在文化的熏陶下。一方面是通過各種學生活動的開展進行傳統文化學習氛圍的營造,以此來提高學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可以邀請國學名家到校園內開設傳統文化系列講座,鼓勵學生建立相應的學習型社團,進行自主研究,并通過文藝表演、電影節、知識競賽、寫作比賽、演講比賽、研討會、讀書節等各種活動開展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教育活動。
另一方面則是利用目前豐富的網絡教育資源進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教育。信息社會,網絡教育不可忽略,如今大學生作為互聯網用戶的一個主力軍,他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正受到網絡的深刻影響。我們要及時轉變教育方式,與時俱進,提高教育的效果。目前全國各高校都有相應的思想政治教育網站,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一渠道,通過博客空間、QQ群、MSN等進行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但是網絡宣傳同時也是一種挑戰,太多的負面思想也在同時傳播,這就要求我們要謹經營這塊陣地,不斷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抓住機遇,達到正面教育效果。
還有就是作為學生工作者,我們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質,積極學習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這樣才能在每天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及時有效地應用,而且要注重個人言行舉止,起到一個榜樣的作用。一支文化底蘊豐富、禮儀修養高的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隊伍,必然會對整個校園文化育人氛圍的營造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重視課程載入的重要性
目前許多高校都重視專業教育水平的提升,將精力放在教學質量和技能水平、就業率的提高上,而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多以應付態度對待。除了思想政治專業的學生,大多數學生也只是應付了事,而更少有學校專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質。這些年,隨著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熱傳,越來越多的高校已經開始注意到培養學生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了。許多高校已經開設了有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選修課,但是我認為,要想加強這方面的教育,還應該進一步加大課程載人力度,開設有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必修課,將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領域擴大化,同時豐富校內的圖書資源,大量引進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書籍,為學生進一步拓寬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空間。
關鍵詞: 中國文化概論 素質教育 價值意義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是一門基礎性課程,同時又是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性課程。教育部于1999年將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確定為高等院校的主干必修課[1],在高校開設該課程是對大學生進行文化素養教育的途徑之一,作為一門了解中國文化,培養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樹立人生觀、價值觀,熏陶人格氣質、修養的基礎性、綜合性的人文類核心課程,中國文化概論與大學生素質教育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此門課程的開設“雖不能產生明顯的實際利益,但它的價值是無形的、間接的,它對學生良好道德的培養、倫理行為的完善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2]。學習傳統文化是讓我們了解過去,從而更好地把握現在,更好地展望未來。
一、加強大學生素質教育的必要性
高職高專院校畢業生與大學本科畢業生相比,在缺少學歷優勢的情況下,要在激烈的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有良好的職業素養和人文素養作為支撐。因此,高職教育培養的學生不僅要有一定的專業理論水平、掌握熟練的實踐操作技能,而且應具有很高的素質素養。因為專業理論和實踐操作技能可以在短期內很快培養,而一個人素質的養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所以,用人單位在招聘人才時會綜合考量一個人的素質。具有良好職業素養及人文素養的大學生是用人單位的首選,并且此類大學生在畢業后更能適應社會發展,能做出更大的貢獻。美國著名教育家卡耐基說:“一個人的成功15%靠知R和技術,其他85%靠做人做事的能力和方法。”只有努力開拓出做人做事的能力和方法,學生走上社會才更具有競爭力,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如果我們培養的學生只是為了應付工作而沒有人文素養的底蘊,那么,培養的不是社會人才,而是職業的工具。高職教育者都應該意識到素質教育的實施應充分體現在全面提升學生的素養上。
近年來,高職教育的功利性日益明顯。我們過于片面地追逐教育的功利價值,似乎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升學、就業、晉級、升遷等。某些大學生在所謂的現代意識的掩飾下,對傳統文化表現出冷淡與漠視,對傳統道德表現出叛逆與背棄,物質化、功利化傾向明顯,個人行為失范、個人主義現象不容樂觀。教育不能把受教育者僅僅作為有用的工具培養,而必須把他們作為一個完整而豐富的人培養。教育部于2014年3月26日《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要求在各階段的教學要點和教學任務中做到三個“全覆蓋”,即學科課程全覆蓋、教學環節全覆蓋、教育人群全覆蓋。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進高校課堂必是未來大學教育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現狀
中國文化概論作為高校一門公共基礎性課程,對大學生人文素養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各種原因,該課程存在若干問題,現狀令人擔憂。
(一)中國文化概論課程不受重視,日益邊緣化。
一直以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比較重視培養學生的技能,而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育重視不夠。因此,某些高校在課程設置上不夠合理,專業課程學時長、學分多,比重大;人文課程學時短、學分少,比重小。中國文化概論也被相應地邊緣化。有的高校將其課程性質改為公共選修課,有的高校只在個別文科類專業中開設,理科類專業不開設。有的高校壓縮課時,有的以講座形式授課,而有的甚至不開設此門課程。筆者假期到廣東的5所兄弟院校考察,5所院校均未開設此課程。在寧夏開設此門課程的高職院校也是鳳毛麟角。目前,在寧夏職業技術學院,這門課程課時的壓縮使得教師講課時倍感壓力(16課時),需要講的內容往往只能點到為止,無法深入,學生不能深入學習傳統文化的精髓,也就對這門課程失去興趣,中國文化概論課便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高校不重視中國文化概論課程的建設,學生也就沒有學習動力和興趣。部分學生致力于專業知識的學習、專業技能的訓練,忙于各類等級考試,對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熱情并不高。職業教育長期對人文素養教育不夠重視,必然會導致學生普遍缺乏人文知識、人文精神。大學生缺乏人文素養、職業素養,必然會影響整個社會、整個國家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二)中國文化概論與西方文化課程的沖突。
一些大學生對自己老祖宗的東西漸漸變得陌生,而對西方的情人節、圣誕節情有獨鐘,對中國的傳統節日如春節、中秋節、端午節、重陽節卻不感興趣。這種盲目的崇外,使得一些大學生對待傳統文化類課程和西方文化類課程的態度有所偏移。學生在選修課中多會選擇“美國文學”、“外國名著導讀”等,而選修“論語導讀”、“古代詩詞欣賞”、“國學導讀”等的較少。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都有其精髓的地方,學生學習西方文化類課程,可以拓寬知識面,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但是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不能忽略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作為炎黃子孫,大學生有義務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人。
(三)學生素養低。
目前部分高校在教育教學中偏重知識的灌輸和技能的訓練,忽視科學技術的精神價值,忽視能力培育過程中心靈的教化、人格的培養和科學思維的養成。因此一些大學生人文精神缺失、人文素養偏低。有的大學生精神無聊,沉湎于網絡游戲、上網沖浪、交友聊天。因此,在高校加強大學生素質教育工作刻不容緩。正如科學院院士、教育家楊叔子先生所言:“人文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會一打就垮;沒有人文精神、民族傳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會不打自垮。”[3]因此,中國文化概論等素質類課程,在高校課程體系中顯得尤為重要。
三、中國文化概論課程設置的作用意義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延續發展的精神動力。修身、養性、立志、齊家、治國、安邦的大智慧,這些代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在今天仍然影響、制約著當代中國人。在高校開設中國文化概論課程,通過學習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努力培養當代大學生欣賞美、創造美的能力,培養學生的文化創新意識,增強學生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最終提升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在對寧夏職業技術學院大學生的教學過程中,筆者發現,努力弘揚傳統文化、倡導中國文化之精神,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大學生人文素質缺失的現實問題。在中國文化概論課程中,那生動的文化掌故,鮮活的文化現象,濃郁的文化情緒,深邃的文化哲理,能升華人格、提高境界、振奮精神。因此,通過中國文化概論課教學提升大學生的人文素養,無疑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培養大學生愛國情懷和民族精神。
中國文化概論課程梳理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全面而系統地介紹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知識,涉及倫理道德、文學、史學、哲學、宗教、教育、科技、書法、繪畫、建筑、飲食等多方面,同時向大學生傳授了“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有為”、“貴和尚中”等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學習中國文化概論課,可以振奮我們的民族精神,增強大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培養愛國情懷,從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進而增強對社會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為進一步促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建設,更好地為振興中華、實現現代化服務。
(二)了解既往傳統,認清當前國情。
理解現在和未來的鑰匙,恰恰是認識過去。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給我們留下豐厚的遺產,同時帶來因襲的重負。深入剖析傳統文化對今日中國的影響,可以說是準確認識當前國情的必經之路。通過系統學習中國文化概論課,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倫理道德、重和諧統一、重實際與穩定、重人文教化,以及對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以人為本、天人合一、仁義禮智信、貴和尚中、求真務實等民族精神,對中西文化的異同、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會通等,往往會有更清晰的認識,獲得更深刻的體會。只有熟悉傳統、深刻理解、把握傳統,才能辨別良莠,更好地變革傳統,認清傳統因襲的重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三)培養學生和諧、寬容的人文品格。
“和”的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滲透在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之中,成為中國文化區別于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標志。“天人合一”思想告誡我們人類只是天地萬物中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體。人與自然要互相理解,結成友誼。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人際關系的和諧更為中國人所看重,重和諧和協調,不走極端,強調個人的存在和發展應該同他人、群體的存在和發展統一起來,使雙方處于和諧的關系中,而不應分裂與對抗。這種思想便衍生出“親情仁愛”、“血濃于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優良傳統。以“和”為內核的中國文化,構造了特殊的民族心理,孕育了中A民族博大的胸懷和豁達開朗的性格。當今大學生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寧夏職業技術學院地處民族地區,家庭孩子在一到三個之間。但是整體來說,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染有自私、偏執的毛病,待人接物時一般只考慮個人利益和個人感受,不善人際溝通,缺乏團結協作的精神品格。應該說,通過學習傳統文化中“貴和”的和諧精神,可以將其內化在自己的行為中,有助于大學生完善自己的身心人格,培養他們和諧、寬容的人文品格和健康的人際關系。
綜上,教育不僅僅是知識內容的傳播,更是精神的培養、生命內涵的領悟、對終極價值的叩問。中國傳統文化是歷代中國人知識的積淀和經驗的總結,她富含生命哲學,是對人生價值、意義的思考。因此,我們要充分重視和發揮中國文化概論課程在大學生素質教育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3)12-0068-05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3.12.013
一、引言
讀者參與手段(Reader Engagement Markers)作為元話語(Metadiscourse)標記語的一種,在語篇中起著重要的人際互動作用。海蘭將這些手段視為一種外顯的修辭手段,作者通過它們來實現作者與讀者的互動,引起共鳴,使讀者更容易接受其觀點,進而增強語篇的說服力。海蘭提出了目前被同類研究廣為引用的“態度與參與”(Stance and Engagement)模型。該模型將讀者參與手段分為五個子類,即讀者指代(ReaderPronouns)、指令(Directives)、提問(Questions)、共有知識訴求(Appeals to Shared Knowledge)和個人旁白(Personal Asides)。本研究將利用這一分類框架,借助語料庫研究的方法,對比分析讀者參與手段在不同英語水平的中國大學生之間以及中美大學生之間的使用情況。
二、文獻綜述
縱觀國內外相關的對比研究,其重點主要集中在對不同學科、不同體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文本研究上。
Swale等對十個學科的學術論文中祈使句的使用研究表明,盡管祈使句本身可能有“威脅讀者的面子”這一特征,但作者還是會在很多學科的學術論文中使用它們,以讓讀者參與到語篇中,或借此表現作者本人的寫作風格。Kuo對理科學術論文中人稱代詞的研究發現,第一人稱復數形式的使用超過其他人稱形式的使用,而且第一人稱復數在學術論文中的所指與功能也是多樣化的,如作者既可以用排他性的“we(我們)”來指作者本身,也可以根據交際需要來使用“we(我們)”來指作者和讀者所共屬的學術圈。而其他人稱代詞的使用也同樣具有作者希望將讀者引入語篇、接受或支持作者的觀點或立場之功能。Hyland在這一領域里的研究是最深入和最全面的,他分別對各學科的學術論文中的人稱代詞等各種讀者參與手段進行了多角度的對比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學術語篇的互動模型,即上文所提到的“態度與參與”模型。
Webber通過對醫學英語期刊中不同體裁的文章進行對比研究發現,提問的手段在這些期刊文章中使用很頻繁,尤其是在評論和通信類文章中使用最多。Hyland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指出,讀者與作者在語篇中的關系會受到文章體裁的影響。他對比香港本科畢業學生的項目報告和專業人員撰寫的研究論文語料庫發現,大學生在報告中所使用的讀者參與手段很有限。王文婧對中國大學生議論文中的讀者參與手段的調查情況表明,讀者指代詞在議論文中使用最多,其次是指令、提問和共有知識訴求。朱玉山對英語專業學生的議論文、說明文和記敘文三種作文文本分析發現,讀者參與手段在說明文中使用的最多,其次是議論文,最少的是記敘文,而且各體裁之間的使用數量差異顯著。
Hinkel是最早對讀者參與手段在文本中的使用進行跨文化研究的學者。她從68個語言和修辭項目入手,對1457名分別以漢語、越南語、朝鮮語等六種語言為母語的大學生的英語限時作文作了對比。她發現,與以英語為本族語的寫作者相比,外語大學生在寫作中更多的使用提問和共有知識訴求這兩種讀者參與手段。戰海清對中美英文報紙專欄語篇中讀者身份的對比研究發現,美國專欄文章中更多地使用第二人稱“you(你/你們)”。Ansarin通過分析本族語分別為波斯語和英語的語言學家所寫的波斯語和英語應用語言學論文發現,英語為本族語的作者所使用的讀者參與手段是波斯語作者的兩倍,他認為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主要是文化差異。
綜上所述,研究者們雖然對讀者參與手段分別從跨學科、跨體裁和跨文化的視角進行了研究,但對不同英語水平的中國大學生在議論文中如何使用讀者參與手段,以及他們和以英語為本族語的作者相比是否有差異等問題,還沒有進行很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設計
1.研究問題
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兩大問題:
(1)在議論文中的讀者參與手段使用總量上,不同英語水平的中國大學生之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他們與美國大學生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2)在各子類讀者參與手段的使用上,不同英語水平的中國大學生之間是否存在顯差異?他們與美國大學生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2.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第一步是建立符合研究目的的子語料庫。我們從英美本族語大學生作文語料庫(LOCNESS)和《中國大學生英語口筆語語料庫(2.0)》(SWECCL)中分別選取部分筆語語料,建立了四個子語料庫(見表1):即一年級庫(L1)、二年級庫(L2)、高年級庫(L3,包括三、四年級)和美國大學生(US)庫。為保證數據的代表性和可比性,各子庫的作文語料選取采取統一標準,即17~22歲的大學生在非限時條件下所寫的有關社會問題的議論文。
其次是確定本研究需要調查的讀者參與手段索引條目。為此,我們首先使用語料庫檢索與分析軟件AntConc對以往相關研究中所有提到過的五個子類讀者參與手段進行一一驗證和篩選,然后再對各子庫中的文章進行復查,找出個別以往研究中沒提到過的讀者參與手段,并將它們列入我們的檢索條目,最終確定了72項讀者參與手段作為本次研究的檢索統計對象(部分示例見表2)。
第三步是將72項讀者參與手段進行檢索、歸類統計和分析。首先是將所有包含檢索項的句子進行歸類整理,再根據上下文來辨別哪些檢索項是讀者參與手段,哪些不是,最終確定并統計各子語料庫中讀者參與手段的總量和各子類手段的總量。在判定某一檢索項是否屬于讀者參與手段時,我們主要依據Hyland提出的兩條原則,即這些手段必須表達讀者與作者的互動,而且這種互動關系主要是指語篇內部的關系。對于任何模棱兩可的條目,我們都會根據上下文和海蘭的兩原則,經過充分討論后再決定該項目是否屬于讀者參與手段。
最后一步是對各項統計數據進行對比分析。由于4個子語料庫大小不同,無法按照讀者參與手段的實際統計頻數進行對比。因此,我們將實際頻數按每萬字的頻數進行了標準化處理,并應用SPSS軟件對相關數據進行卡方檢驗,以驗證各組數據問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1.讀者參與手段總體使用情況對比
從表3可以看出,總體而言,中國大學生使用讀者參與手段的頻數從低年級向高年級遞減。各級水平的中國大學生使用讀者參與手段的總頻數都高于美國大學生:平均來看,中國大學生使用讀者參與手段的平均總頻數也高于美國大學生;卡方檢驗結果(表3)還表明,上述所有差異都是顯著的。
2.各子類讀者參與手段的使用情況對比
從5個子類讀者參與手段的使用頻數上觀察(表4),讀者指代在各子庫中的使用頻數都占絕對多數,其次是指令、提問、共有知識訴求和個人旁白。
從各子類手段所占的比例來看,讀者指代在各子庫的讀者參與手段中所占的比例也都最大,在一年級大學生子庫中比例最高(76.48%),在美國大學生子庫中最低(62.50%)。但是美國大學生使用指令、提問和個人旁白等手段的比例都高于中國大學生。鑒于個人旁白的使用非常少,而且在三個中國大學生子庫中的使用頻率都為零,本研究將其忽略不計,著重分析其他四個子類手段的使用情況。
表5表明中美大學生使用頻率最高的讀者參與手段都是讀者指代,但其使用頻數隨著作者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美國大學牛的使用頻數最低,而且卡方檢驗的結果(表6)還表明,他們之間的這些差異都是顯著的。從表7可以看出,對于中美學生而言,最常用的讀者指代詞條都是“包括讀者在內的we/our(我們/我們的)”和“you(你/你們)”,但是中國大學生使用we/our的頻數要大大高于you:而美國學生使用we/our和you的頻數差異并不大。這一發現與戰海清的研究有一致之處。戰海清認為,中美作者使用不同的策略來與作者互動:在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作者傾向強調“我們”身份和集體利益的重要,他們使用“包括讀者在內的we/our(我們/我們的)”以假想與讀者之間有著共同的經歷或者想法;而美國作者在個人主義文化的影響下,更多地注重表達自己的觀點,并將其清晰地傳達給讀者。
(2)指令
表5和表6卡方檢驗的結果表明,各級水平(L1、L2和L3)的中國大學生在使用指令的頻數上都顯著地高于美國大學生,但是低年級(L1和L2)的大學生之間在使用指令的頻數上差異并不顯著。
表8表明,表示義務的情態動詞是所有學生最常使用的指令類子手段,使用頻數從低年級向高年級遞減,美國大學生使用的最少,略高于一年級中國學生使用頻數的一半。
從表9中可以看出,表達中度命令語氣的“should”在中美大學生的議論文中都最為常用,其使用頻數遠遠高于表達非常強的義務感的“must”或“have to”。該結果和劉華的研究結論一致,即不管是本族語者還是中國大學生,在表達義務和責任時,都會更多地選擇should而不是must。這些研究結果也說明,中美大學生在寫作中都已經注意到在表達義務時如何通過“溫和”的語氣來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讓讀者更愿意接受作者的觀點。本研究還發現,祈使語氣和判斷性形容詞的使用頻率在四組學生中非常相近,其中高年級的學生和美國大學生使用判斷性形容詞的頻數比使用祈使句的頻數高,而低年級學生則相反。我們認為,低年級水平的學生更多使用祈使句可能與祈使句句式比判斷性形容詞所在句式(如It is necessary…)結構簡單有關。
(3)提問
在寫作中,提問通常被作者用來引發讀者對所討論的問題進行思考,或者用來引出一個話題,進而展開討論;有時作者還可使用問題來自問自答,達到一定的修辭效果。從表5和表6可以看出,美國大學生使用提問的頻數最高,其次是二年級中國大學生,最低的是高年級中國大學生。低年級(L1和L2)的大學生在使用提問的頻數上略低于美國大學生,但不存在顯著差異。平均而言,中國大學生使用提問的頻數與美國大學生差別不顯著,但是不同水平的大學生之間在使用提問手段時,呈現出一些顯著的差異性。首先是低年級(L1和L2)水平的大學生使用提問的頻數顯著地高于高年級(L3)大學生;其次是高年級(L3)學生使用提問的頻數也顯著地低于美國大學生(US)。
(4)訴諸共有知識
表5的數據顯示,在使用訴諸共有知識手段上,二年級(L2)中國大學生的使用頻數最高,其次是一年級(L1)的中國大學生,最低的是美國大學生(US)。表5和表6也表明,在使用頻數上,低年級兩個年級的大學生之間、高年級(L3)大學生和美國大學生之間都沒有顯著的差異;但是中國大學生低年級兩個組(L1和L2)的使用頻數都顯著地高于高年級(L3)組和美國大學生組。
研究中還發現,低年級組(LI和L2)的中國大學生更多地使用“as we know”、“we all know”這樣的表達,其使用頻數遠遠高于高年級組(L3)的學生,但這樣的表達在美國大學生子庫(US)中極少出現。高年級組(L3)的中國大學生和美國大學生使用評注性副詞的比例則更高,而且頻數比較接近。這種情況可能與低年級的大學生更容易受到母語遷移的影響有關。由于漢語中有類似于“我們都知道”、“正如我們所知”這樣的表達,低年級學生在寫作時會自然而然地想到用英語中的類似表達,即“as we know”、“we all know”等,但評注性副詞的使用相比而言更復雜,所以才會出現只有高年級(L3)中國大學生和美國大學生使用評注性副詞的頻數接近的情況。
一、引言
關于英語學習中的元認知策略,很多學者已從不同角度作出了研究。文秋芳對英語元認知策略的研究結果顯示,英語學習成功者與不成功者在元認知策略的使用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前者使用元認知策略的意識比較強,英語學習富有計劃性和主動性;后者使用元認知策略的意識比較淡薄,英語學習處于盲目、被動的狀態。由此可見,學習者的學習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元認知策略使用的成敗。在我國,學生的英語學部分只是盲從于教師,使用元認知策略的意識比較淡薄,大部分學生在完成了學業之后仍不知去如何學習,也不能結合自己的學習經驗形成自己的認知風格和策略。
20世紀70年代中期Flavell提出“元認知”這一概念,并強調它作為管理職能角色對認知過程的監控、調控作用,而且,作為元認知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元認知知識和元認知策略,兩者相互聯系又自成體系。元認知知識是學習者對自身學習過程的認知知識,是用來控制管理認知過程的知識。
元認知策略指的是學習者對認知過程的思考,是對認知活動的計劃、監控以及認知活動完成后所進行的自我評估,元認知策略是高一級的管理技巧,是成功的計劃、監控和評估學習活動的必要條件,對提高學習效果起著最為核心的作用(O’Malley and Chamot)。同時,二人認為元認知與認知、社交策略組成了學習策略。O’Malley和Chamot進一步將元認知策略劃分為計劃、選擇注意、監控和評價四類并指出沒有掌握元認知策略的學生基本上是一個沒有方向和沒有能力評估自己的進步、自己的成績和確定自己未來的學習方向的人。
二、我國大學英語教學中元認知策略教學現狀與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外語教學研究者對中國學生的外語學習策略展開了廣泛研究。他們在英語教學中進行了多種多樣的學習策略教學的嘗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國近幾年來的外語學習策略研究還是偏重理論研究,具體應用研究還很薄弱;在教學環節上關注教師的教學過程而不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因此,學習策略教學在我國外語教學中至今沒有廣泛開展起來。各類英語教材中幾乎沒有任何英語學習策略方面的指導,學生缺乏學習策略使用意識,運用水平也不高,據筆者的觀察和與學生的交談發現有些學生甚至很少運用學習策略中的具體方法;學生認識不到元認知策略作為管理職能角色對認知過程的監控、調控作用,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英語學習可以用元認知策略來監控,以便達到最佳語言學習效果。
大學英語教學必須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為中心,幫助他們擺脫對老師的依賴思想,學會使用元認知策略進行自主性學習。大學英語教學課時少、內容多,教學是否能夠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課后自主學習的能力。國內外很多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的前提下,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元認知能力已經成為影響學習成敗的關鍵因素。
三、解決方法
針對我國大學英語學習者的無計劃性和無明確目標方面,可以針對性的訓練學生的計劃性,如首先制訂短期計劃;其次幫助他們制訂長期訓練計劃和具體任務計劃訓練。我們可以利用學習者合約來幫助學生制訂計劃。“簽署學習者合約”被證明是教學實戰中提高學習者自主性的一條有效途徑,它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由Dickinson提出的。這種合約要求學生不僅決定做什么,而且決定參加什么樣的活動、使用什么樣的材料、怎樣達到自己的目標等,合約的內容越細越好。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合理、是否可以按時完成,然后,決定簽署合約。
通過學習檔案培養學生使用評價性策略,在學習檔案中以書面形式記錄學生的自評、同學互評和教師的評價。評價的內容可以是某一項學習任務的完成情況,也可以是對照某一階段學習目標,反省自己,對該階段的學習過程和效果進行評價,目的是發現問題并進行改進。在這里,筆者還要特別強調教師應指導學生使用形成性評價策略。形成性評價是通過多種評價手段,如建立自我和相互評價表等方法,尤其要鼓勵學生進行自我評估(SA)。自我評估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內在評估方式,有很高的效度和信度;學生采用這一方法對自己大學英語課程學習過程中做了什么和能做什么作出記錄和反思;對他們的學習方法的形成和改進作出肯定,以促進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給教師提供幫助學生改進學習策略的依據。
四、結論
教會學生使用元認知策略來指導自己的英語學習會使學生受益匪淺,但是打鐵還要自身硬,教師應該首先接受元認知策略使用的培訓,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更好的傳授相關知識并為學生提供語境化的策略練習,使學生能更有效地使用這些策略。此外,教材編寫者應把元認知策略寫到教材中,這樣才能加強學生在學習時使用元認知策略的意識。
參考文獻:
[1]文秋芳.英語學習策略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11).
一、緒論
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職業選擇自由使絕大部分畢業生找到了適合自己發展的職業,但是嚴峻的就業形勢卻讓他們感到了巨大的就業壓力。不容樂觀的是,今后大學生就業競爭將更加激烈。
就業問題的產生,一方面是由全社會整體就業環境不寬松造成的,另一方面則與當今大學生自身的職業規劃不足有著相當的關系。因此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對于高校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的順利開展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本論
職業生涯規劃是指個人對自身的主觀因素和客觀環境的分析,確立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目標,選擇實現這一目標的職業以及制定相應的工作、培訓和教育計劃,并按照一定的時間安排,采取必要的行動實現職業生涯目標的過程。
1.認識自我
認識自我指的是從興趣、特長、性格、價值觀、品德,能力等方面深人認識自我。具體包括自己個人的興趣愛好、價值觀、個人的特長、優缺點、學歷和能力、實踐的經驗,還有智商、情商、性格、生理情況等方面。
1.1興趣
調查表明,從事與自己興趣相關的職業,能夠將工作做得更完美,更充分地展現個人才華。因此興趣特別是職業興趣也就成為了個人職業生涯規劃中認識自我這一環節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對于畢業生們,常常碰到難以將自己的興趣與職業發展聯系起來的困擾。
l.2價值觀
個人的職業價值觀是工作穩定性和忠誠感的來源。當代部分大學生在擇業的過程中價值觀出現了偏差,如只從個人功利主義、實惠性主義出發的思想,以及典型的眼高手低的作風。因此大學生正確認識自己的個人價值觀并將其融人自身的工作實際中就顯得相當的重要了。
1.3個人能力、技能
關于個人能力、技能方面。個人職業能力即自己能做什么是個人職業成就感的來源。目前在關于大學生就業的過程中,有如下現象:一種是對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卻眼高手低;另一種卻是自信心不強,低估了自己的水平;第三種情況是高估了自己的綜合能力,而忽視了職業對專業素養的要求。以上所舉的現象是由于大學生對自身職業能力認識不到位造成的。
要準確地認識自己的職業能力,除了要考慮自身的特長、優缺點、技能外,必要的實踐的經驗還是必不可少,正確認識自己的職業能力,進行適合自己的職業生涯設計,為成功就業作好準備工作。
2.了解社會
了解社會是指通過與親友、老師、同學的溝通,了解他們對自己的看法與期望,了解社會就業形勢和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使大學生認識社會環境對成長和職業生涯發展的影響,增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
主要涉及以下兩個方面:外圍宏觀環境—家庭的期望、社會的需求、科技的發展、經濟的興衰、政策法律的影響;微觀環境—企業單位對應聘人員的要求、企業的文化、工作崗位的要求等。
2.l對于就業政策和社會環境的認識
隨著就業制度的改革,大學生就業引人了“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的機制,大學生可以在國家的就業方針、政策的指導下,根據自己的特長、目標和理想選擇職業。因此,大學生應該全面認識和了解目前所處的社會環境,客觀地分析自身條件,把握就業形勢,進而積極主動地適應社會的需要,才能在工作崗位上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實現自身的價值。
2.2關于對企業和崗位的認識
在就業初期,經常出現大學生不適應用人單位的企業文化或者工作作風,用人單位抱怨大學生要么稚氣未脫、動手能力差,要么試用下來并不是企業所需的人才。對此,一方面大學生在選擇崗位時要充分了解應聘單位的用人要求、工作風格是否與自己所擁有的或所期待的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提高人際溝通的能力、實際操作能力等綜合素質以縮短適應期,在社會的大坐標中找好自己的定位,畢竟對應聘者某些品質和能力上的要求是大多數企業都共通的。
3.確定職業目標
確定職業目標是指在認識自我,了解社會的基礎上,引導大學生從自身實際和社會需求出發,確立職業發展的方向,明確達到職業目標所需要具備的素質及實現目標所擁有優勢和可能面臨的困難。
主要涉及下幾個方面:設定該目標的原因;達到目標的途徑;達到目標所需的能力、訓練及教育;達到目標可能得到的助力;達到目標可能遇到的阻力。
大學生在確定職業目標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兩種情況,即目標過分高于自身能力和目標過分低于自身能力。在此只把目前就業市場中普遍存在的“高期望值”的現象及原因作一分析。造成近幾年來就業壓力較大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于畢業生就業目標過于集中而產生的相對過剩。如在就業地區方面,絕大多數畢業生希望能夠在經濟發達地區的大城市工作;在單位類型方面,畢業生們仍然期望進人大企業工作;而在工資待遇方面,僅有三成左右的學生可以接受2000元以下的底薪。
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寧做鳳尾,不做雞頭”的心理怪圈,放不下思想包袱;二是對目前形勢的錯誤估計,高學歷和高人才并不能劃等號,取得學歷只是取得了某種就業的資格,能否順利就業,以及就業質量如何,要視宏觀環境、個人的才能等方面而定。
4.制定實現目標的計劃
制定實現目標計劃是引導大學生在先前已設定的職業目標的指導下,通過制定大學學習生活的總體目標和階段性目標、步驟、措施,增強學習自覺性和積極性,使長遠職業目標與大學學習有機銜接,增強學習的目的性。
落實目標措施方面:教育、訓練的安排;獲得發展的安排;排除各種阻力的計劃與措施;爭取各種助力的計劃與措施。
因此大學生要明確自身的職業發展目標,正確考察要達到目標所需的要素特征及自身優勢,制定一套具有針對性及可操作性的,有利于職業生涯發展的計劃。
5.采取行動
采取行動是指在確定職業目標并對完成對實現職業目標的措施設計后,落實所決定的或寫簡歷找工作,或考研,或出國深造,或進行職業培訓等一些活動。
6,生涯評估
生涯評估是指引導大學生結合大學生綜合素質測評和父母、同學、朋友,教師的評價(反饋)對自己職業生涯規劃進行分析,評估,修正。
職業決策過程是一個循環的過程,每個人都會經歷這樣的循環,可能每次的循環所達到的結果不盡相同,可能是進步,可能是倒退。因此在生涯評估的過程中心態要平穩,明確得失,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沉迷于一次循環的悲與喜、失與得之間。
關鍵詞:
大學生就業;大學生創業;研究熱點;作者分布
大學生就業是目前我國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2014年我國大學生畢業人數已經突破700萬,就業問題沒有最難,只有更難。近年來,國家鼓勵大學生進行創業,相繼出臺一系列的鼓勵政策,研究大學生就業、創業的文章也越來越多。本文選定近10年來大學生就業、創業的重要期刊做計量研究,對大學生就業的研究成果進行研究梳理,為國家關于大學生就業政策方面的改革提供學術支持。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運用陳超美博士開發的CiteSpace軟件,對下載近10年來CSSCI來源期刊收錄的高校大學生就業、創業方面1472篇文章,包括《變革中的就業環境與中國大學生就業》《關于培養大學生就業能力的思考》《2005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調查分析》《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大學生就業》《我國大學生創業教育模式探討》等基本載文信息的多個論文指標進行文獻分析。
二、研究熱點及趨勢分析
對數據的熱點關鍵詞進行統計,得到關鍵詞4181個。通過相近詞合并,在關鍵詞排序當中,大學生(644次)共現詞頻最高,排在第二位的關鍵詞是就業(390次),這表明該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為大學就業,有高度聚焦性。排在第三、四位的是創業教育(159次)、創業(76次),排在第五、六位的是高校(75次)、就業指導(66次)。這表明我國大學生就業面臨許多理論與現實問題,創業、用人單位情況和大學生就業指導等是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其中高校擴招和就業為研究熱點運用軟件的因子和聚類分析方法對文章的關鍵詞進行聚類,該領域研究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大學生的就業、創業問題
因國際經濟危機持續,國內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調整,加之高校連年擴招,畢業生數量眾多,使得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不容樂觀。有學者認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為家庭、學校和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對我國高等教育持續健康的發展、社會的穩定與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等都有直接影響[1]。中國大學生就業、創業困境的七大誘因為大學擴招導致論、體制弊端論、勞動力市場結構缺陷論、初次就業率統計指標設計局限論、結構性或摩擦性失業論、高端產業發展不足論、就業能力欠缺論[2]。九個因素為團隊合作、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力、內省性、專業技能、實踐經驗、職業動機、就業信息獲取、求職方法及自我定位[3]。四個維度即基礎能力、專業能力、個人特質、社會適應能力等構建大學生就業能力[4]。還有學者認為就業信息的網絡化與合理應用、指導內容的多樣化與方式創新、主體需求的個性化與互動交流等有助于大學生就業、創業[5]。卓越導向和成長導向對大學生創業意向有顯著正影響,環境因素的引入對預測個體創業意向有增量效度[6]。
(二)高校擴招背景下用人單位意向和就業指導問題
當前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呈良好趨勢,但在宏觀就業形勢方面,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并存,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總體上不容樂觀[7]。隨著高校擴招,畢業生規模日益增加,從2000年開始,大學生的就業難上加難。2000年時,我國高校僅畢業107萬人,到2015年畢業生規模達到749萬,增長達到7倍。從招生規模來推測,2014年以后五年內,應屆畢業生規模都在700萬人以上。大學生就業問題,在許多地方凸顯出來,每一個畢業生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就業壓力[8]。因此國家必須調整高等教育發展規劃,適當控制招生比例,保持適度規模,從而降低高校擴招所帶來的畢業生就業風險[9]。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雖然國家鼓勵大學生創業,但很多大學生把報考研究生當成了規避就業的理想選擇,大學生畢業行為選擇受到社會、家庭、同齡群體和個人實際情況等綜合因素的影響[10]。
三、作者與機構統計分析
(一)研究作者統計
大學生就業、創業的研究團體日漸擴大,為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本文對作者及作者發文頻次進行統計發現,CSSCI數據庫共收錄了1921位作者(含合著作者)的1472篇論文,其中發表過2篇論文的作者有169人,發表過3篇及以上論文的作者有72名,黃敬寶發文量最多,黃兆信、曾爾雷和施永川組成團隊,徐小洲和梅偉惠組成團隊,再加上孟大虎和岳昌君這兩位作者,是近幾年研究高校大學生就業的主要人物。
(二)研究單位統計
研究單位分布能反映出我國不同高校在該領域的研究實力。通過統計,在2004-2013年間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共發文27篇,居載文作者機構發文量之首;溫州大學和東北師范大學共發文20篇;浙江大學發文16篇,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發文15篇;中國人民大學發文13篇。由此可見,研究該領域的核心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東南沿海地區,研究大學生就業的核心力量聚集在北京,西部西南地區大學生就業的研究成果略顯不足。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穩居機構發文之首,核心作者群的實力最為雄厚。溫州大學創業人才培養學院和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是近幾年研究高校大學生就業的主要機構。
四、發表期刊被引用統計
據數據統計,《高等教育研究》《比較教育研究》《教育發展研究》三大期刊的文獻被引用的頻次較高。在作者發表的論文中,由曾湘泉獨自撰寫的《變革中的就業環境與中國大學生就業》一文在《經濟研究》發表,被引用421次,是就業文獻中被引頻次最高的文獻。文章認為,初次就業率統計指標設計的局限,客觀上夸大了這種大學生就業困難的程度[11]。排在第二位的是謝志遠刊登在《教育發展研究》上的《關于培養大學生就業能力的思考》,297篇論文引用了該文中的數據或觀點,該文指出大學生出現“就業鴻溝”的根源在于院系的專業和課程設置等方面存在脫節,造成大學生就業困境的真正原因是學生就業能力不足[12]。而木志榮的《我國大學生創業教育模式探討》一文,則從大學生創業的角度指出了當前推動我國大學創業教育發展的兩個重心,一是建設合理的創業教育課程,二是組織培養優秀的創業教育師資[13]。此外,吳志功和喬志宏的《美國大學生生涯發展與就業指導理論評述》、房國忠和劉宏妍的《美國大學生創業教育模式及其啟示》等高頻被引文獻對美國的大學生生涯發展、就業指導與創業模式等進行了闡述,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五、結論
本文運用CiteSpace信息軟件系統進行科學計量統計,通過對我國高校近十年的大學生就業、創業文獻進行統計分析發現:①關于中國高校大學生就業的學術研究緊扣新時期國家大學生就業與創業政策調整、就業指導與求職過程、勞動力市場與專業設置、用人單位的調查、職業選擇及影響因素等主題,這些學術研究也為國家就業、創業政策的改革完善提供了思路。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溫州大學創業人才培養學院和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是該領域最重要的研究單位。③大學生就業、創業研究呈多學科交叉趨勢,與相關領域的研究比較緊密,與時代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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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人們最重要的日常交際工具,是人們進行溝通交流的表達符號。拒絕言語行為是人們日常交往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拒絕言語行為是最能威脅人的面子的言語行為,因此掌握禮貌拒絕策略有利于促進人們更好地在不同語境下表達拒絕。本文通過DTC補全對話的方式,依據Austin和Searle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Brown和Levinson提出的面子保全理論,按照Leech的禮貌原則理論,通過調查問卷,分別對來自中國的30名大學生和來自美國的30名大學生的拒絕言語行為進行了研究。
一、理論依據
1.拒絕言語行為
拒絕言語行為是一種對別人的邀約、請求等表現出的不合作的狀態,包括直接拒絕言語行為和間接拒絕言語行為。拒絕言語行為實質上就是威脅聽話人面子的一種行為。Brown和Levinson把拒絕言語行為劃分為明顯的面子威脅行為的種類。
2.面子理論
Brown和Levinson認為“面子”即為“每一個社會成員意欲為自己掙得的一種在公眾中的個人形象”。在Goffman的研究基礎上,Brown&Levinson提出面子保全理論,并認為在會話過程中談話雙方的面子都會受到侵襲。因此,絕大多數言語行為都是威脅面子的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FTA)。
3.禮貌原則理論
基于Grice的合作原則,Leech提出了6項禮貌準則:得體準則、慷慨準則、贊譽準則、謙遜準則、一致準則、同情準則[1]。
二、研究方法
為保證調查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參考揚州大學邵群的碩士學位論文――中美大學生拒絕言語行為對比研究的問卷調查問題[3],將問卷調查表通過直接傳遞或e-mail的方式發給受試者,所有被調查者全部用母語完成問卷其設定引發拒絕言語行為的場景。語料分析的過程中主要考慮社會地位對拒絕言語行為的影響。參考Beebe(1990)[4],筆者將收回的60份拒絕言語行為的問卷調查分為直接拒絕和間接拒絕,而其中間接拒絕又分為12種。
三、討論
研究結果表明,中美大學生實施拒絕言語行為時,既存在著共性又存在著差異。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影響著中國大學生與美國大學生實施拒絕言語行為時策略的使用。中國人比較注重公眾形象,而美國人則更注重個人形象。
本文考察了中國大學生和美國大學生拒絕言語行為策略的選擇,發現兩組受試者呈現了各自的差異,具有顯著的文化特性,這種文化特性可能使中國大學生談話時造成失誤。因此學習者在學習目的語時應注意學習其語用規則,保證溝通交流的順暢,來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參考文獻:
[1]Leech,G(1983)Principles ofPragmatics.New York:Longman.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20-0227-02
一、研究背景
隨著中國近幾年來出國留學熱潮的延續,個人陳述作為留學申請材料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重要意義愈發明顯。然而根據我們的前期觀察,中國學生寫的個人陳述常常不被外國讀者接受,直接導致了申請的失敗。除了英語水平低影響了文字表達之外,我們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在于中國學生在寫作時習以為常的運用中國式思維進行寫作。那么具有中國特色的個人陳述到底在哪些方面與那些以英語為母語者寫的個人陳述有所區別?這種中國式寫法是不是會引起西方讀者的反感?為什么中國大學生會運用這樣的寫法呢?基于上述觀察和思考,本文先將個人陳述定義為議論文的一類,運用體裁分析的方法,通過探究中國大學生與以英語為母語者在對個人陳述的組織結構編排及寫作策略方面的不同之處,重在對所提出的中國特色的議論文寫作方式進行中國社會交際心理的層面上的解釋。
二、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取中國社會交際心理作為理論框架,具體來說,我們依照Bond(1991)提出的“高語境”交際原則,Hofstede(1980)提出的“尊卑分明”交際原則及Hall(1976)對“情感交際”做出的解釋對具有中國特色的個人陳述語篇的寫作特點進行社會心理層面上的解釋。我們將采用體裁分析的方法,運用Bhatia(1993)和Swales(1990)提出的圖式結構(schematic structure)模型,對收集到的個人陳述語篇進行分析。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素材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收集到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英文學院英語專業四年級學生寫的個人陳述9篇(編號為C#1至C#9),西方個人陳述寫作工具書中選取的個人陳述9篇(編號為W#1至W#9);第二部分素材為通過小組討論、采訪等方式收集的15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輔導員老師、英語語言學研究生和博士生對該寫作方式發表的理解和意見。本文將首先運用體裁分析的方法,分析出收集到的個人陳述的圖式結構,找出兩組數據在行文結構和寫作策略上的不同之處。接下來,通過整理、歸類第二部分素材,我們將總結出在社會心理層面上對中國大學生寫作中運用中國特色式寫法的解釋。
四、數據分析與討論
通過數據分析,我們發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個人陳述的行文結構大體分為三個語步。具體來說,在第一語步中,有8篇文章營造敘事場景,5篇以時間順序對申請人學業進行描述,6篇則提及對自己未來的選擇,用來贏取讀者的同情或好感。第二語步中,有3篇寫到選擇該國家地區的理由,5篇為選擇該大學或公司的理由,7篇為個人能力的展示,用以進一步加強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感情交流。在第三語步中,7篇是直接表述申請目的,3篇為間接表述。再來看看西方國家典型的個人陳述行文結構。這部分文章行文大體也分成3個語步。在第一語步中7篇文章聲明自己未來職業目標,3篇聲明個人能力及符合條件;第二語步中7篇文章總結個人學業成績,7篇回顧了工作經歷,3篇強調了自己的個人品質;有四篇文章在第三語步中重申了自己對未來的決心。通過分析上述數據在行文編排和寫作策略上存在的不同,我們發現中國特色的個人陳述運用了推理順序,這與西方典型使用的演繹順序相反;中國特色的個人陳述采用的“以情感人”的寫作手法與西方典型的“以理服人”的方法相對應。以下我們具體分析中國特色的個人寫作中存在的寫作特點。
1.層層剝筍。作者把一系列具體的事件描述作為筍頁,把最后出現的文章大意或重點作為筍心,像剝筍一樣,從敘述中引導讀者推理出結論,此為推理順序。在第一語步中,營造場景的敘述通常與申請主題無關,在第二個語步中,作者敘述自己提出該申請的原因,敘述明確為主題服務。最后作者對全文進行總結,直接或間接陳述主題,至此,文章終于直述申請這一主題,表明之前陳述說明都是為最后總結做鋪墊。
2.以情感人。中國式個人陳述中感彩十分濃厚。從第一語步的建立同情或好感到第二語步的深化感情,直到最后明示自己的觀點,都是一種與讀者感情的交流。我們以第一語步中營造場景為例。在采用營造場景為開頭方式的8篇文章中,運用的最多的場景就是童年時期,然后記敘對自己人生目標有重大影響的一件事,另外,我們發現在第二語步中中國大學生趨向于使用如“excellent”“superb”“wonderful”“top”等形容詞來奉承讀者。通過這種裸的稱贊,作者預期目的是打動讀者,繼而接受自己的申請要求。
五、中國社會交際心理層面上的討論
由上文得出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陳述寫作的兩個寫作特點,我們不禁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中國大學生會不約而同的頻繁使用這樣的寫作策略呢?實際上,在對比修辭學領域,前人做的研究已經證明了中國人習慣運用繞彎子的寫法陳述自己的寫作目的。但是在這個領域里的對中國特色寫作方法的研究局限在對文本本身的解釋,因此大部分研究把此特色歸結為受八股文的影響,在文化層面的解釋較少。因此本文從中國社會交際心理層面對具有該特色的寫作方法進行解釋。通過采訪及小組討論得到的對運用中國特色寫作方法的社會心理原因,我們首先歸納出中國人習慣讓讀者揣測文章的寫作意圖這一心理。Bond(1991)認為,漢語交際中,交際雙方對話語的理解更多的依賴語境,而不是明示。所以我們認為在寫作方式上,中國人也習慣性的運用大量鋪墊,間接指明意圖,讓讀者去推測其中的含義。其次,很多被訪者提到中國人在口頭或書面交際中都會“繞彎子”。在這種交際心理的影響下,寫作手段也趨向于含蓄,寫作意圖也是在做了大量鋪墊之后,被放在文章結尾。再次,被訪人還提到中國人在交際中重情感交流,期待對方的情感反饋。在中國,成功的交際都是基于雙方情感交流同步,關系融洽的基礎上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解釋了中國學生大量運用個人故事和場景回顧作為例證的寫作方法。只有通過這種敘述方式,才能讓讀者最大程度上得到有關作者成長的信息,并賦予足夠的感情去體會、欣賞作者所獲的成績。
該研究證實了對比修辭研究對具有文化特色的寫作方式的論斷,并從個人陳述,這個前人尚未涉及的體裁入手,分析了具有中國和西方特色的個人陳述的行文結構。通過探討社會心理對二語寫作學習的影響,該研究對更清楚了解并解釋二語寫作中出現的文化問題或體現的文化含義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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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周國文(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回顧性地評述了我國的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尤其是生態哲學研究最近幾年來的學術進展,并嘗試性地提出了系統評估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和綠色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間關系的重要性。姚曉娜(華東師范大學)以深生態學的生態美德思想為例,闡述了個體價值觀念變革與人類文明綠色轉型的理論與實踐關聯及其影響路徑。程相占(山東大學)在具體辨析“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概念內涵差異的基礎上,系統梳理了生態美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并著重闡發了作為生態審美的生態美學所具有的生態文明與文化變革的重大潛能。郇慶治(北京大學)則專題評述了“生態地方自治主義”(“生態區域主義”或“生態無政府主義”)和“生態文明理論”這兩個理論流派的研究進展與開展進一步系統探討的必要性,他認為前者主要是一種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綠色”生態政治理論,在當前全球化不斷推進與深入的總體背景下似乎更具有遠不止“綠色烏托邦”的理論尤其是方法論價值,后者是黨的“十”之后在國內迅速升溫的一個研究領域,但生態文明建設所關涉的許多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問題還依然缺乏真正學理性的研究。
在“紅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劉仁勝(中央編譯局)系統闡述了一個生態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并著重分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綠色經濟觀、綠色科技觀對于綠色變革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強調的唯物史觀在科學認識科技、經濟和社會政治變革在綠色轉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東財經大學)集中評述了“綠色工聯主義”理論與實踐最近幾年來的進展,尤其是加拿大學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關研究,認為勞工運動與綠色運動的政治聯合對于綠色變革依然有著不容置疑的理論相關性。張淑蘭(山東大學)以印度學派(尤其是范達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爾)的“生態女性主義”為例,闡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并在承認(印度)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局限性的同時,強調了它們所提出的對婦女與民主、環境和發展關系思考的全球普適性。李亮(南京林業大學)全面評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會生態學”的階段性演進和基本觀點,以及國內外學界對其著述的進一步整理與研究,并闡發了社會生態學對于社會與文化等級化結構如何影響著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的自由與和諧的觀點所具有的政治社會變革意蘊。劉穎(山東師范大學)基于豐富的文獻資料,對(環境)“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最新進展作了系統梳理,并對其新特點和發展趨勢作了概括,強調當前的歐美(環境)新社會運動正呈現出一種“后―反全球化運動”的新特征(比如發生在英國、北歐等地的青年騷亂),而如何將這些理論框架應用于闡釋我國最近發生的大眾性環境公眾事件也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淺綠”生態文化理論議題領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學)系統回顧了“可持續發展理論”自1992年以來的理論演進和實踐成效,著重闡述了這一“淺綠”環境政治社會理論的綠色變革意蘊和潛能及其內在缺憾。李慧明(濟南大學)在評述“生態現代化理論”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對此開展更為深入研究的具體設想,比如生態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經濟工業生態化、社會變革和歐盟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將該理論應用于中國“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孫凱(中國海洋大學)結合澳大利亞學者羅賓?艾克斯利的《綠色國家:重思與民主》一書,闡述了“綠色國家理論”的國內和國際向度,認為當代國家無論在國內政治綠化還是環境國際合作與管治方面都理應發揮一種更積極的角色,問題在于如何使國家成為一種推進綠色經濟變革和生態民主的正向力量。郇慶治(北京大學)通過安德魯?多布森不久前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評述了“環境公民(權)”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認為對于環境公民職責(資格)的重視與主動培育,無論基于世界主義、共和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理由,都對于現實中個體行為的綠色變革至關重要。酈莉(外交學院)系統評述了“環境公共管治理論”尤其是在國際和全球層面上的理論進展和實踐應用,認為基于碳交易和清潔生產機制等實例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全面評價環境國際合作迄今為止取得的進展,也有助于我們對未來的環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個合理而正確的預期。
分類號G449
1問題提出
世界衛生組織把健康定義為“在生理、心理和社會機能正常基礎上的良好狀態”,從而為心理健康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即個體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方面的綜合狀態,而且是一種良好狀態(well-being)[1]。這個定義同時也隱含這影響心理健康的因素:既包括生理的,也包括心理的和社會適應的。人格作為一種綜合性的心理品質,不僅與個體的心理行為直接的關系,而且也會明顯地影響個體的社會適應,并且與生理反應也有間接的聯系。因此,無論是心理健康的界定,還是影響心理健康因素的探索,以及心理健康教育都離不開對人格的研究的探討。
作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測評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大學生人格維度的探索及人格量表的編制不僅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也是現實的迫切需要。
首先,作為個體相對穩定的行為反應傾向,人格的差異不能解釋為心理健康水平的差異,但卻可以為科學認識心理健康及其影響因素提供一種動態的機制。具備不同人格特點是個體無所謂好壞,但在某些情境下具備某種人格特點的人更容易適應,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則是具備另外人格特點的人更容易適應[2]。這就把個體自身的特點(人格特點)與個體所處情境特點之間的交互作用引進了心理健康評估和教育的范疇,因此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第二,人格因素與其它影響心理健康的因素,如對生活事件的知覺[3]、應付策略的選擇[4]、社會支持的多寡[5]、以及追求目標的類型和強度、內心情感的表露等等,都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這些相互影響的因素中,人格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有關人格結構和人格量表的建構問題一直是人格心理學,特別是中國人格心理學中的一個核心問題。西方的人格結構模型以及相應的人格測量工具能否直接應用于中國人,這個問題知道最近才被明確提出,但在心理學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國人的人格結構無論是因素的數量還是因素的內涵都與西方的理論存在顯著的差異,西方的人格測量工具在用于測量中國人的人格特點時,既存在“包含過多”的問題(即把不屬于同一人格維度的內容強行組合在一起),有存在“強加于人”的問題(把中國人根本不存在的人格維度仍納入中國人的人格結構),還存在“遺漏”的問題(即把中國人重要的人格維度漏掉)[6~10]。因此,建立中國大學生人格結構模型和人格量表勢在必行。
2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的編制過程
2.1中國大學生人格結構的探索及量表項目的編制
大學生的人格結構與成年人是一致的,只是大學生群體年齡、經歷相似,因此在具體人格特點上可能會存在差異。本研究采用在廣泛被試中建立的中國人人格7因素模型[6~10],量表的項目也以中國人人格量表[9]為基礎。
中國人人格結構的確定采用的是詞匯學途徑,即把來自字典、小說、報刊雜志、中小學語文課本及大學生描述自己熟悉的目標人物時使用的形容詞匯總,并進行分類整理[11],從中抽取“無偏樣本”進行評定,經過(探索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后確定的[12,13]。而人格量表(QZPS)的編制則是以進入中國人人格結構的形容詞為基礎,編寫反映某一人格特質形容詞所描述的特點的項目。每一個特點至少寫出3個項目,分別反映(1)具備該特點的個體的外顯行為特點;(2)具備該特點的個體的內心體驗和情感活動特點;(3)具備該特點的個體的動機特點。將所有這些項目進行匯總后,經過被試評定和統計檢驗,選定構成人格量表的項目。最終通過施測和信度效度檢驗,建立了測量中國人綜合人格特點的量表(QZPS)[9,10]。
QZPS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它的理論基礎是真正本土的人格結構,因此構想效度完整;第二,量表的項目也是完全本土的,而且項目的編寫和篩選貫徹保證了內容的完整性。QZPS目前有3個版本,最初的225個項目的版本[9]和最新的180個項目的版本[10]。這兩個版本的因素結構完全相同,只是項目數量有差別。第三個版本是有82個項目組成的[14],它只能對人格的7個大因素進行評定,無法評定大因素下的二級因素。
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Chinese College Student Personality Scale,CCSPS)以QZPS中項目最多(225)的版本[9]為基礎,通過被試評定,建立(檢驗)大學生的人格結構,并形成大學生人格量表。
2.2施測及大學生人格量表的確定
2.2.1被試與評定量表
共1952名在校大學生完成了CCSPS。其中男女分別為1002和808人,142人未注明性別;一、二、三、四年級和研究生分別為416人、383人、381人、382人和215人,175人未注明年級;理工類學生714人,文史類學生689人,文體藝術類學生324人,125人未注明專業;生源地是大、中小城市和農村的人數分別為347人、486人、354人和621人,144人未注明生源地。所有被試完成了QZPS的初版,由215個項目組成。被試對每一個項目能夠描述自己的程度做從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點評定。
2.2.2量表結構的確定
根據1952名被試的評定,對QZPS的215個項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據因素的碎石圖和解釋方差的百分比,取7個因素比較合適,可以解釋總方差的31.21%。經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轉,逐步刪除載荷量和共通性低的項目。這一過程共刪除147個項目,余68個項目。每個項目至少在一個因素上的載荷量大于0.40,共通性大于0.30。七個因素解釋方差的百分比(所包含的項目數)分別為9.25%(14)、8.50%(9)、7.01%(11)、5.92%(11)、5.21%(8)、4.48%(7)和4.23%(8),7個因素共解釋總方差的44.61%。68個項目因素分析的碎石圖見圖1。根據27%的高分組和27%的低分組被試在每個因素上的得分計算項目的鑒別度指數,見表1。
2.2.3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的維度
根據每個人格因素所包含的項目內容,將大學生人格的7個維度分別命名為:
因素一,活躍。由14個項目構成,主要反映個體合群和活躍的傾向。高分表明擅長與人相處,積極主動,溫和自然;低分表明與人交往中緊張、拘束,不擅言辭,甚至被動退縮。
因素二,爽直。由9個項目構成,主要反映個體人際交往中言辭直率、不擅控制自己情緒的傾向。高分表明心直口快,直截了當;低分表明含蓄委婉、平和穩重。
因素三,堅韌。由11個項目構成,主要反映個體堅定執著、努力進取的傾向。高分表明目標明確,堅定執著,踏實努力;低分表明得過且過、不思進取和容易放棄。
因素四,嚴謹。由11個項目構成,主要反映個體認真仔細、嚴謹自制的傾向。高分表明做事認真,遵守規矩和自我克制;低分表明放縱隨意,別出心裁。
因素五,利他。由8個項目構成,主要反映個體關注個人利益、勢力自私的傾向。高分表明勢力浮夸,自私虛假和不擇手段;低分表明誠信,隨和友好和謙遜豁達。
因素六,重情。由7個項目構成,主要反映個體為人處事注重感情或利益的傾向。高分表明注重情感聯系,敏感投入;低分表明堅持原則,注重理智。
因素七,隨和。由8個項目構成,主要反映個體機智敏捷、溫和柔順的傾向。高分表明機智靈活,詼諧樂觀;低分愚鈍拖沓,刻板敏感。
2.2.4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7個因素之間的相關
CCSPS 7個因素分數之間的相關見表2。除個別因素間相關較高以外,絕大部分相關都比較低。相關系數低于0.15的16個(占76%)。說明7個因素之間基本上是獨立的。
3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的信度與效度
3.1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的內容效度
表3列出了CCSPS的7個維度與QZPS的7個維度分數的相關。從表3可以看出,“活躍”主要反映中國人人格的外向性維度(包括活躍、合群和樂觀3個二級因素)的內容,“爽直”主要反映情緒性維度(耐性、爽直)的內容,“堅韌”主要反映處世態度維度(自信、淡泊)及才干維度(決斷、堅韌、機敏)的內容,“嚴謹”主要反映行事風格維度(嚴謹、自制、沉穩)的內容,“利他”和“重情”主要反映善良維度(利他、誠信、重感情)的內容,而“隨和”則主要反映人際關系維度(寬和、熱情)的內容。即CCSPS的7個維度可以很好地反映中國人人格結構的內容。
3.2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的效標效度
3.2.1被試與評定量表
721名大學生被試完成了CCSPS與SCL-90,男女分別為388和308人,25人未注明性別。年齡分布為18~29歲,平均年齡22.58歲,標準差2.34歲。991名大學生被試完成了CCSPS和自我和諧量表(SCCS)[15],男女分別為531和404人,56人未注明性別。年齡分布為16~28歲,平均年齡23.04歲,標準差2.86歲。680名大學生被試完成了CCSPS和行為抑制量表(BIS)[16],男女分別為348和268人,64人未注明性別。年齡分布為17~26歲,平均年齡23.12歲,標準差2.10歲。
3.2.2CCSPS與SCL-90、SCCS、BIS的相關
CCSPS七個維度與SCL-90的相關見表4,表5列出了CCSPS與SCCS分數的相關,表6列出了CCSPS與BIS分數的相關。
3.3CCSPS的信度
表1列出了CCSPS各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各個因素α系數均在0.80以上。169名大學生被試間隔5周的重測信度,因素一至因素七分別為0.95、0.79、0.96、0.73、0.84、0.73和0.75。
綜合上述分析,CCSPS有著明確的因素結構,與中國人人格結構有良好的對應關系。而且信度和效度也達到了心理測量學的要求。
4CCSPS常模的制定
按教育部公布的各省、市、自治區的高校數目,以及各專業類型、各年級學生人數,采用分層取樣方式,從182所高校中抽取大專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為被試。共計55098名被試填答了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其中男女分別為27310和27071人,717人未注明性別;大專生602人,本科生45768人,研究生8158人,570人未注明類型;理工類學生25903人,文史類學生23323人,文體藝術類學生5274人,598人未注明專業;生源地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和農村的人數分別為9954人、14367人、10373人和20003人,401人未注明生源地。被試平均年齡21.98歲,標準差為8.82歲。
5討論
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的編制依據的是對中國人人格結構的系統研究的結果[8],并在成熟的人格量表[13]的基礎上經過統計檢驗建立起來的。CCSPS的各個維度與QZPS的相關表明,CCSPS與中國人總體的人格結構是一致的,證實了其內容效度和構想效度,而CCSPS與心理健康指標的相關分析也支持了CCSPS的效標效度。內部一致性系數與重測相關則支持了CCSPS的信度。因此,本研究所建立的大學生人格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是穩定、可靠的,可以廣泛用于對大學生群體人格特點的分析和研究。本研究中所提供的有關大學生群體人格特點的性別、年級、專業差異也為CCSPS的應用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和參考。
本研究第一次建立了完全中國化的大學生人格量表。無論是量表的結構確定還是具體的項目都完全來自對中國人和中國大學生的實證研究,沒有借用任何西方的概念、構想和項目。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已經探明的人格結構的差異,采用修訂后的西方人格量表仍難以準確測量中國人的人格[6,7,17,18]。因此,本研究建立的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不僅填補了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空白,而且也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應用價值。
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標是,(1)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自己與社會。包括客觀的認識并愉快地接受自我;對社會問題有獨立的分析能力,不偏激,不盲從;與周圍環境保持密切的接觸。(2)幫助大學生順利度過大學生活。包括盡快完成從中學到大學的轉變;處理好與學習有關的各種事情;處理好與人際交往和感情有關的事情;學會處理來自各方面的沖突和壓力。(3)了解有關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識。包括了解有關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識;對自身狀況和問題的了解,能夠進行簡單的自助;能夠及時發現自己以及他人早期出現的心理健康問題,及時求助和端正對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詢的態度。(4)做好走向社會之前的心理準備。包括建立明確的職業理念;明確自己對未來職業的期望和要求以及需要付出的努力;掌握基本的面試技巧和尋找職業的基本策略。針對大學生人格特點,心理健康教育應該采取相應的策略。例如,容易出現心理困擾的學生的人格特點,表現為既有較高的目標追求,但多愁善感、直率,同時又不夠嚴謹,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幫助他們實現在個人理想、實際能力及現實表現之間的協調發展。在這一點上,心理健康教育與大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6結論
中國大學生人格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標,可作為測量中國大學生群體的可靠的人格測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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