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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油田在圍繞著創業、創新、創效,培育建設企業新文化中,把解放思想作為關鍵。教育和引導員工切實做到敢想敢為,敢冒風險,敢擔責任,敢爭一流。立足于“干”,切實做到發展第一,大局為重,干事創業,自強自立;立足于“放”,切實做到多予少取,放開搞活,支持創業,善待百姓。對思想解放、觀念新潮者,要多加鼓勵。對思想解放、干事有成者,要多加支持;對思想解放、偶有失誤者,要多加包容;對思想解放、遭遇挫折者,要多加保護。引導職工發揚“創業”精神,在油田改革任務重、發展困難多的情況下,迎難而上,艱苦奮斗,搞好二次創業,謀求各項事業的新發展。引導職工樹立“創新”觀念,圍繞深化改革和生產經營中的重點、難點,推進機制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創新,以創新增效益,以創新謀發展。引導職工增強“創效”意識,立足本職,扎實工作,向工作崗位要效益,向工作效率要效益,向工作質量要效益。
中原油田在培育建設企業新文化中,十分注重靠人才素質形成新優勢。油田明確地把人置于企業生產和經營管理的最高地位,推行以人為本的發展戰略,視人才為企業發展的第一資源,把職工的科技文化素質的提高、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展視為企業發展的動力。在企業文化管理上強調人的情感關聯和精神激勵,通過促進,人的素質發展,為企業發展提供高水平的智力,通過對人的文化價值與文化精神的塑造、引導和弘揚來調動和激發職工的自覺性和創造性,開發職工的潛能。油田注重培養職工的文化理念,幫助職工建立認同感。文化理念是一切管理行為的前端,企業文化理念在一定意義上反映著人才、管理、質量和市場等方面希望達到的目標,油田堅持對照企業文化理念,認真檢查現有管理規章制度中與之不相適應的或是相對滯后的內容,不斷進行調整和修正,使管理制度真正反映文化理念的要求。同時,通過文化理念的貫徹執行,促使員工在對管理規章制度的認識上,從“要求我這樣做”轉化為“我應該這樣做”;在對企業生存發展意義和價值的分析上,從“企業是掙錢的地方”轉化為“企業是事業的起點”。通過強有力的宣傳,幫助員工完成認識轉變,建立認同感,把企業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統一起來,采用多種形式和手段,對文化理念進行廣泛宣傳,強化員工對企業文化系統的認識,使之在個人工作中逐步理解,并最終內化為自覺行動,按照企業管理的要求,用文化理念指導個人行為,使之符合企業發展的需要。中原油田在培育建設企業新文化中,大力宣傳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引導員工認真學習科技知識,樹立科學精神,掌握科學方法,勇攀科技高峰。深入持久地開展企業精神、企業理念、企業宗旨和企業道德教育,加強廠規廠紀教育,進行企業理念、優良傳統和時代精神教育,培育和塑造員工高尚的品質、良好的職業道德、堅強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提高全體員工的情商,從而展示企業的良好形象,推動企業發展。中原油田涌現出的“知識分子的楷模――王中華”,榮獲“中華技能大獎”的技術工人何強等一大批先進典型,在提高職工隊伍素質上,發揮了十分有效的榜樣示范作用;涌現了見義勇為、英勇獻身的英雄安長印、郭世國,激勵人們以英雄為榜樣,弘揚社會正氣,自覺維護社會治安穩定,敢于同邪惡勢力作斗爭的決心和行動,充分展示了石油人的風采。
關鍵詞:高校;地方傳統文化;十七屆六中全會;傳承;創新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heritage;innovation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9-0220-02
0引言
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也是國家軟實力發展的戰略基礎。文化傳承與改革創新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直面的使命。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鮮明地把文化傳承創新作為高等學校的重要職能,明確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大力推進文化傳承創新。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描繪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藍圖,在這其中,作為保存、傳承、傳播和創造先進文化的重要場所,大學承擔著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
我國在上下五千年悠久的文明歷史中,中國人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創造了燦爛奪目和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不同地域的傳統文化都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熾熱的思想感情、獨特的人文情結。地方傳統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地方傳統文化深刻體現著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精神、觀念、習俗、情感以及審美情趣,是當代大學生了解、學習中華傳統文化最好的文化資源。因此,高校是地方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的重要陣地。
1高校在地方傳統文化中的傳承與創新功能
1.1 大學生是地方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最佳主體當今世界是個多元文化并存的時代。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構成了當今世界的文化主題。在過度注重經濟發展、社會轉型過程中,中華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尤其是較偏遠地區的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保護現狀不容樂觀。隨著西方文化的不斷涌入,中國大學生的思想意識也潛移默化地發生了一些變化,對西方文化的過度推崇,而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地方傳統文化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培養、激發大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樹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
大學生具有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銳意進取的精神和勇于創新的熱情,讓他們接受地方傳統文化必然引起他們濃厚的學習興趣、喚醒他們的民族自信心,激發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關注,培養大學生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愛國愛家的情懷,也逐步培養起地方傳統文化藝術的欣賞群體和傳承者,這是傳統文化的發展與創新上的巨大潛力所在,也是推進中華民族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根基所在。因此,大學生是地方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最佳主體。
1.2 高校教育工作者是地方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最重要力量
文化是國家的根脈,高校在人才培養、文化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方面高等教育工作者是高層次文化主體,他們生產方式和勞動成果就是在傳承和創新文化,因此決定了大學具有引導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的足夠資源和實力。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大學本身就是社會中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最集中、技術和科學密集度最高、文化主體水平最高、社會影響力最強的重大文化平臺之一。高校既是培養高級文化管理及技術人才的重要基地,又是智力、技術密集型的文化產業資源聚集地,也天然決定了高校具有發展文化事業的直接關聯和優勢。高校教育工作者是教育的主導者、優秀文化的倡導者,也是文化研究的引領者,所以他們具有對地方文化的傳承具有優越的條件,因此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地方傳統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最重要力量。
1.3 校園文化環境是地方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優秀場所高校的校園文化是學校歷史傳統、環境、氛圍、校風、道德規范、規章制度、人際關系及行為方式等因素的總和。校園環境對學生的價值觀有著重要的影響,校園環境同時具有傳承地方傳統文化的功能。因此,端正學生地方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學校環境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地方高校的校園文化活動也是地方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是高校弘揚地方傳統文化的優秀場所。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地方傳統文化中優秀的具有生命力的成分,經過提煉,加以發揚光大;另一方面我們又要宏揚創新的精神,積極開發創新,讓地方傳統文化在的校園特色文化中體現新的時代氣息。
在其論著《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中提出:“文化自覺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形成、特色和趨向。”[4]明白中國酒文化的形成、特色和趨向,是其相關問題研究的起點和基礎。
(一)中國酒文化的形成
1.在物質層面。根據張崇琛(2000)[5]、馮恩學(2015)[6]等學者的研究以及對吉林省大安酒廠遺址的考古,中國白酒(蒸餾酒)的商業性生產始于遼金時期。在此之前,中國生產的酒類主要是黃酒(發酵酒)。也就是說,中國酒文化在早期是黃酒文化,然后才是白酒文化。此外,不同時期的制酒原料、酒具也反映了當時物質層面的酒文化。
2.在精神層面。中國古代文人往往借酒起興助興、抒懷、激發靈感、釋放潛能,逐漸形成了借酒促詩、借酒生詞、借酒頌歌、借酒激賦、借酒疾書、借酒成畫的文人酒文化。在朝堂宴會、接風洗塵、餞別送行、自飲獨酌、親友相聚、婚喪嫁娶、節日慶典等場合,表達酒情、酒態、酒具、酒味、酒場、酒令、酒藝、酒制、酒境的詩詞歌賦和書畫藝術成為中國獨特的文學藝術形式。流傳至今的五萬余首唐詩中六千多首與酒有關[7];《宋詞三百首》中126首與酒有關;杜甫詩文中與酒有關的約占21%,李白的約占16%,白居易的約占25%[8]。
3.在制度層面。中國酒文化體現了所在時代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例如,西周酒文化有“五禮”:祭祀之事為吉禮,冠婚之事為嘉禮,賓客之事為賓禮,軍旅之事為軍禮,喪葬之事為兇禮。“吉禮”用酒主要是為了實現心愿、趨利避害、追求回報。“嘉禮”用酒主要是為了人際溝通和聯絡感情,包括飲食之禮、婚冠之禮、賓射之禮、賑幡之禮、賀慶之禮等。“賓禮”用酒主要是為了接待賓客,包括朝、宗、覲、遇、會、同、問、視等,其器具擺放、飲酒秩序等都要遵從嚴格的等級規范。“軍禮”用酒主要是為了鼓舞士氣、宣揚國威君威。“兇禮”期間雖然要減膳少飲、停止娛樂,但也要以酒祝壽歸天、祭神祀祖、敬仰先人。隨著中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傳統的酒禮酒德逐漸消解,但新的酒禮酒德尚未確立,地方酒制也各有圭臬,制度層面的酒文化仍處于混雜多元狀態。
4.在行為層面。中國的發酵酒、蒸餾酒、配制酒的釀制技藝,中國領先全球的陶瓷酒具燒制技藝(陶器和瓷器的區別在于燒制溫度、使用原料、堅硬程度、透明度和釉料),各個地域和民族豐富多彩的酒事活動等,都形成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社會環境。
(二)中國酒文化的特色
與西方國家的主要酒種——葡萄酒、啤酒及其玻璃酒具相區別的是中國主要酒種是白酒和黃酒,其傳統酒具大多為青銅器、漆器、陶器和瓷器,其制作和包裝體現了中國的傳統手工藝、傳統美術和深厚的文化內涵,這是中國酒文化的物質特色。與西方國家的酒神精神、法治精神相區別的是中國傳統酒文化體現了文人雅士的放蕩不羈和創作才華,并與儒學同體同構,中國的現代酒文化體現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中國酒文化的精神特色。與西方國家對酒類問題較為完善的綜合治理相區別的是中國的傳統酒文化以儒家“禮治”為基礎,并被統治者賦予了樹立權威、明確等級儀式化的功能,而中國的現代酒禮酒德和相關法制尚處于建設階段,這是中國酒文化的制度特色。與西方國家看重酒類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相區別的是中國酒文化體現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更看重酒事活動中主賓的身份和地位、遵循的酒禮與酒德、場面的奢華與氣派、氣氛的和諧與熱烈、關系的融洽與拉近等,這是中國酒文化的行為特色。
(三)中國酒文化的趨向
影響中國酒文化趨向的兩大現實語境:一是全球化,二是現代化。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酒文化的發展趨向,主要取決于如何處理中外酒文化之間的關系。一些外國酒文化在其強勢經濟的裹挾下流入中國,并在文化軟實力占優的情況下與中國酒文化相交融。中國酒文化若因此淡化甚至丟掉自己的民族傳統,就會變成羸弱、無根、忘本的文化;若自我陶醉、故步自封,也會與現實漸行漸遠。中國酒文化唯有以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為內在要求,以中外互補、、融合創新為發展路徑,才能彰顯自身特色、增強國際認同、提高國際地位、促進國際傳播、開拓國際市場、繁榮國際貿易。
在現代化語境下,中國酒文化的發展趨向,主要取決于如何處理傳承與創新之間的關系。首先,傳承不是一成不變的保存,而是包含創新的延續。有關部門應研究中國酒文化的發展脈絡和傳承機制,提高傳承人的社會地位、傳承水平和傳承積極性,保護傳統酒鎮、酒村、酒區、酒肆、酒坊、酒窖等文化空間及其傳承體系,對酒文化既要進行傳統表達,又要涵養現代生機,尤其要借助文化創意、科技創新、現代管理增強其傳承的動力和活力。在此基礎上,應以新思維、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來開發利用酒文化的物質和非物質資源,以現代精神文明改造傳統酒禮酒德,以現代社會治理改變酒風酒俗,以更高標準創造新的酒文化。
二、酒駕治理
中國機動車駕駛的普及性和民眾飲酒的普遍性,使得酒駕(包括酒后駕車和醉酒駕車)成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盡管2011年2月25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將醉酒駕車定為犯罪,2011年4月25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安全法修正案(二)》再次明確了酒駕的責任歸咎,但仍有不少人不顧法律威懾,不顧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抱著僥幸心理實施酒駕。2014年,中國發生酒駕交通事故5669起,導致8000多人傷亡,而且,機動車違法統計排序中酒駕違法位列第二。酒駕在中國難以遏制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當代酒禮酒德建設乏力以及酒駕治理手段欠缺,所以,應從加強酒禮酒德建設和完善酒駕治理手段著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酒駕治理體系。
(一)加強酒禮酒德建設
禁酒文化是一些西方國家治理酒駕的基礎,而當今中國受傳統酒禮酒德的影響,很多國人仍然鼓勵多飲、贊揚能飲、夸耀善飲,而且以酒事活動作為人際應酬的介質和工具,認為“無酒不成席”“酒桌上好辦事”,酒產業的商業話語也賦予飲酒以各種美好的象征,許多地方仍流行勸酒、拼酒和變花樣逼酒,這就意味著中國在短期內難以形成以禁酒為主題的酒禮酒德,也難以復制西方國家以禁酒文化為基礎的酒駕治理。
在此情況下,我國應借助各方力量,以交通安全建設并強化當代酒禮酒德,以媒介廣泛傳播和相關活動組織者讓大眾耳濡目染、親身體驗當代酒禮酒德,逐漸形成駕駛員自覺自律、他人勸誡監督的社會氛圍,進而形成酒駕治理的基礎。這就需要政府帶頭組織整治酒風和治理酒駕的相關活動,需要交通部門向全社會進行科普和案例教育,讓大眾了解飲酒對駕駛員生理的影響和酒駕事故的慘痛教訓,需要文化和媒體機構創作、傳播理性飲酒或禁止飲酒的宣傳內容,或梳理傳統酒文化中有利于酒駕治理的文本,如《酒戒》《酒誥》《酒訓》《酒箴》,并將其改編為新的版本,需要酒類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企業禁止酒駕的公益廣告,需要餐飲企業推行安全、健康、文明的餐飲文化,提供醒酒、代駕、代呼出租車、張貼醒目標語等安全服務,需要監督機構向警方及時通告拒絕接受安全服務且試圖酒后駕車的人員狀況,并將其列入不良行為名單。只有通過全社會的努力,才能形成他律與自律、限制與自由、責任與權利、感性與理性相統一的當代酒禮酒德,才能以此為基礎提升酒駕治理效果。
(二)完善酒駕治理手段
1.在法律手段上。中國應借鑒其他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將酒駕治理與所有涉酒問題的法律治理聯系起來,加強涉酒立法,明確執法主體,豐富懲處手段,加大懲處力度,建立有序銜接、體系完備的法律制度和執法隊伍。相對于道德建設的本土性和根植性,法制建設具有通用性和移植性特征,因此,借鑒或移植其他國家富有成效的法律,應是中國治理酒駕的重要路徑。
2.在行政手段上。政府應從源頭入手,讓酒類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企業履行預防酒駕的社會責任,要求其龍頭企業帶頭預防酒駕的公益廣告并明確廣告播放的內容和次數,同時加大對酒類廣告違法的處罰力度。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政府可施行酒類產品銷售許可證制度,并要求企業在酒類產品包裝上印制交通安全警示語。針對鄉鎮農村酒駕治理薄弱以及摩托車、農用車酒駕多發的問題,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門應專門開展生動有效的交通安全教育,組織村民集體學習并相互監督,同時加強對鄉鎮農村酒駕的查處力度。
3.在傳播手段上。應組織傳媒機構制作、傳播相關的宣傳內容,并面向社會公眾開辦針對涉酒問題的討論專欄。通過該專欄的自由討論、平等溝通和參與者互動,既可圍繞酒駕協調各方價值觀,并達成群體共識,又可深化對其他涉酒問題的認知,進而有利于發動更多部門和民眾參與監督管理,有利于推動相關非政府組織成立并發揮作用,有利于建設新的酒禮酒德,有利于酒文化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有機交融和價值和諧。
三、飲酒保健
隨著中國城鄉居民保健意識的顯著提高,飲酒保健得到了普遍認同,保健酒文化也就成為中國酒文化的重要類型。保健酒文化在物質層面有保健酒、中藥酒、釀制或調配工具,在精神層面有博大精深的中醫藥理論、養生保健理論、企業和產品聲譽,在制度層面有醫藥管理制度、酒業管理制度,在行為層面有生產的規范操作、產品的合理使用,等等。對于飲酒保健,主要應從關注其功效和市場問題入手。
(一)保健酒的功效
按照中醫藥理論,酒能浸出并保存中藥材的有益成分,能使藥力外達肌表、內通血脈,能促進藥物成分吸收,能提升藥材的藥力和療效,所以,中國自古就有“酒為百藥之長”的說法。資料顯示,適量飲酒者的健康水平普遍高于一般人群[9]。那么,飲酒到何種程度才算適量?這不僅要參考醫學上的指標,還要考慮個體的健康狀況和飲酒狀態等。
按照功效,中國的保健酒可劃分為兩大類:對癥類和補益類。前者對特定人群或特定身體部位、生理系統的病癥有治療和預防作用,因而藥材選配嚴格、用藥禁忌明確,需要在專業醫生指導下使用,其中一些可作為藥品在藥店銷售;后者適用性強、安全性高、消費面廣,通常具有延緩衰老、補氣養血、美容養顏、滋陰壯陽、養護臟器、提高免疫力等功效,一般是作為飲品、食品在商業網點銷售。
(二)保健酒的市場
1.為了迅速擴大市場,一些保健酒廠在營銷上投入了大量資源,但在質量管理和消費者服務上沒有下足功夫,其結果是企業發展缺乏后勁。
2.為了牟取不當利益,一些保健酒廠夸大其產品的功能和療效,在專利和非遺的申報上弄虛作假,聘請明星或專家進行不實宣傳,甚至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其結果是被媒體曝光或被工商查處,這不但敗壞了其自身信譽,也影響了整個保健酒市場。
3.為了以品質、誠信、創新、品牌來開拓市場,一些保健酒廠注重質量管理并將工藝流程公開展示,詳細說明如何生成動植物浸提物、氨基酸、維生素、礦物質、酯類、多酚類等有益成分以及如何濾除雜醇類、醛類、酮類等有害成分,或者以文化創意和技術創新獲得知識產權保護、以保密配方獲得商業機密保護、以老字號獲得商標保護、以傳統技藝和傳統知識獲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并以質量管理、知識產權保護和開發、老字號振興、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來打造產品品牌和企業品牌。
將來,保健酒廠若要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中生存發展,還應在產品細分、突出特色、體現差異、電子商務、餐飲配套、物流配送、酒類會展等方面進行精耕細作并尋求突破。
四、改良酒風
酒風直接體現了行為文化,并與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緊密關聯。正常的餐飲娛樂,人們往往以飲酒放松自我、增加趣味、增進感情、消除隔膜。正當的人際交往,人們有時以贈送酒類禮品表達情誼、和諧關系。但更引人關注的是中國的不良酒風,如公款吃喝、借酒事活動進行公關和賄賂、借各種名目濫辦酒席、借大操大辦收取禮金、為了攀比和“面子”鋪張浪費等。雖然有的不良酒風得到了遏制,但有的仍在變相發展甚至加劇蔓延。中國高檔禮品酒市場大于自飲酒市場的事實,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不良酒風的嚴重性。不良酒風不僅浪費大量公款、加重家庭負擔,更使得一些人飽受“酒精考驗”進而健康受損,更會損害中國的民主建設和法治建設,惡化干群關系和人際關系。改良酒風應是中國酒文化建設中的政策性任務,其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嚴格監管公務接待用酒
自中央八項規定實施以來,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臺了類似規定,對公務接待用酒進行更加具體、更加嚴格的監管。例如,新疆、安徽等地在規定中要求政府、國企、事業單位的公務接待一律不得飲用任何人和任何單位提供的任何酒類,因外事接待和招商引資等特殊情況需要飲酒的,必須報本級紀委(紀檢組)審核批準。在國家和地方“禁酒令”漸趨嚴格的情況下,公職人員的不良酒風明顯扭轉,但還有一些公職人員將酒席轉移到食堂、會所、民宅、農家樂等隱秘場所,并通過地方政府預算中的“其他支出”、黑市發票等報銷費用。對此,應改革公務接待制度和報銷制度,強化審計監督職能和預算約束功能,要求黨政機關定期向社會公布“三公”消費,實現公務接待預算的公開化和透明化,進而杜絕隱蔽吃喝、暗箱操作、隱性開支、做假賬等不良行為。
(二)以專項政策改良地方酒風
在這一方面,一些地方已經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貴州省普定縣出臺了《關于禁止國家公職人員違規操辦酒席的暫行規定》和《關于引領淳樸民風規范酒席辦理工作的意見》,并由主要縣領導牽頭成立了“規范城鄉酒席辦理工作領導小組”,實施了“四五六”工作法,即組建四支隊伍(宣傳隊、互助隊、糾風隊和巡查隊),明確五個內容(酒席的范圍、規格、流程、標準和主體),強化六個環節(責任分解、村民自治、宣傳引導、臺賬管理、公開曝光和督促檢查)。該縣將酒風改良與星級文明戶評比掛鉤,濫辦酒席者不僅失去評選星級文明戶的資格,而且要受到處罰。該縣實施以上政策之后,公職人員違規操辦酒席的事件基本杜絕,民間以各種名目濫辦酒席的現象也顯著減少,人們有了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資金謀求發展。
以此為參考,各地政府應以切實有效的專項政策改良酒風,使地方形成正當消費、理性消費、節儉消費、健康消費、文明消費、透明消費的酒文化。為了遏制酒類產品的特權消費、求人消費、炫耀消費和奢侈消費,避免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的形象受到不良影響,政府應制止地方酒廠為其產品貼上“部門專供、領導專用、帝王御用、國宴等級”等標簽,并沒收貼有此類標簽的產品。
五、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可分為物質文化的融合(設施、設備、人員層面)、精神文化的融合(企業精神、理念、知識、科技、品牌層面)、行為文化的融合(管理行為、業務行為層面)、制度文化的融合(行業制度、企業制度層面)。目前,酒文化與旅游文化、創意文化、互聯網文化的融合已成常態,并有利于形成新的業態、動力源和增長極。
(一)酒文化與旅游文化融合
該類融合使得酒文化具有了旅游價值和旅游功能,由此也產生了新的旅游類型——酒文化旅游。根據酒文化的類型,酒文化旅游可分為白酒文化旅游、葡萄酒文化旅游、啤酒文化旅游、黃酒文化旅游等;根據發展的側重,酒文化旅游可分為生態旅游、工業旅游、節慶旅游、遺產旅游和養生旅游。名酒生產企業是酒文化旅游的主要發起者。例如,宜賓五糧液、瀘州老窖、綿竹劍南春、古藺郎酒等名企推出了宜賓五糧液酒史博物館、中國宜賓酒圣節、瀘州老窖陳列館、瀘州1573老窖窖池、劍南春酒史博物館和酒坊遺址、郎酒廠天寶洞和地寶洞等酒文化旅游產品。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行業協會也發起或支持酒文化旅游,如瀘州市建設“中國酒城歷史文化旅游區”并將酒文化旅游確定為該市旅游的主打類型、宜賓市打造“中國白酒之都”、青島市政府將“青島國際啤酒節”打造為國際著名的酒文化旅游品牌和亞洲最大的啤酒旅游盛會。
(二)酒文化與創意文化融合
該類融合使得創意設計、創意開發成為酒文化創新的核心動力,使得創意產品成為酒文化創新的重要成果。例如,對酒類產品的造型、包裝、展銷、廣告、衍生品以及酒廠的建筑、內外部環境、品牌形象、網站等進行創意設計,對與酒相關的詩詞歌賦、文物古跡、名人名事、民俗文化、工藝美術、工業景觀、農業產品等進行創意開發,推出既保留酒文化韻味和內涵又滿足消費者審美、實用、便利、安全、舒適、時尚等需求的高附加值創意產品。
(三)酒文化與互聯網文化融合
該類融合使得與酒相關的企業網站、電子商務平臺、公共服務平臺、微信公眾號等不斷涌現,酒類產品的生產、倉儲、運輸、銷售、消費環節逐漸網絡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越來越多的相關企業向自學習、自適應、自協調、自進化并且不斷創新的“智慧型組織”方面轉變,越來越多的從業人員開始以互聯網思維發展酒產業。例如,從業人員以大數據分析市場,面向不同的消費者及其“痛點”進行產品的精準開發和精準營銷,企業以020模式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化,以C2B模式保障消費者的參與權、定價權、選擇權、評價權進而實現企業與消費者雙贏,以交互式網絡平臺將消費者轉化為編外員工和企業“粉絲”,以網絡營銷打破“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營銷法則,以全球化網絡體系將產品生產和企業經營模塊化,以小眾市場和分散市場開發實現“長尾”經濟效應。
六、結語
本文對中國酒文化的五個關鍵問題進行了理論闡釋,尤其從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的角度對問題的重點和難點進行了分析,以期有利于酒文化自覺、酒駕治理、大眾健康、酒風改良和產業融合,有利于中國酒產業探尋發展路徑和優化發展環境。由于以上問題涉及眾多領域且相互關聯,所以其實踐者應打破不同地方、部門、行業、企業之間的壁壘,建立跨領域的決策、管理和協調機制,建立相關機構和廣大民眾積極參與的動力機制。在此基礎上,注重以文化創意、科技創新和品牌建設提高中國酒文化的軟實力,進而使其在世界酒文化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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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19-0253-02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普及和發展,越來越多的高職院校重視信息化技術的教學,要求在校學生必須獲得與之相關的計算機等級考試證書,在信息化技術被重視的同時,很多人似乎忘記了珠算的存在與傳承的重要性。很多高職院校、中職院校的財經類專業將珠算從基礎課轉為選修課,社會中的鑒定工作減少,有些地方已不存在,珠算類比賽被取代。筆者擬從人們對珠算文化理解偏頗的角度出發,著重研究珠算在中國文化傳承中究竟起著什么樣的作用,高職院校財經專業開設珠算課程有何意義,如何在文化傳承與創新視域下重視高職院校珠算課程的教育與教學。
一、珠算在中國文化傳承中的地位和作用
珠算在中國文化傳承中有著重要意義,在中國文化傳承中有著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一)珠算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8年6月14日,國務院公布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中包括珠算等共計510項。
珠算被譽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它以算盤為工具,以算理算法為理論體系,運用口訣、通過手指撥珠進行數學加、減、乘、除等運算。它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種簡便的計算工具,是中國古代的重大發明,伴隨中國人經歷了1800多年的漫長歲月,它以簡便的計算工具和獨特的數理內涵,被譽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計算機”。這一偉大創造,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珠算也是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2013年12月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八屆會議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通過決議,正式將中國珠算項目列入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得知這一消息,作為一名在高職院校從事珠算知識普及教學的教師,我感到歡欣和鼓舞。申遺成功意味著珠算得到了世界的認可,珠算文化作為我國的傳統文化,在信息化時代有了新的價值取向。
二、高職院校財經專業開設珠算課程的意義
珠算課程既是一門綜合科學技術基礎課,又是一門專項計算技能課,開設珠算課是大學生加強專業與非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必修課程,所以高職院校財經專業開設珠算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
中國珠算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珠算文化歷史積淀的結果,是珠算人孜孜不倦、堅持不懈的結果,是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一大貢獻,對激發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增強民眾對民族文化的保護意識產生了積極影響。
高職院校開展珠算教學活動,既是教學、技能培養和就業的需要,還能以此活動為載體,傳承與弘揚珠算文化,培養學生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增強學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激發學習動力。高職院校等有關部門當責無旁貸,將繼承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
(二)發揮珠算教育在育人中的作用
珠算課程是一門技術性、操作性、實用性很強的課程,主要包括珠算加減、珠算乘除等訓練模塊,通過技能訓練,以動手操作為基礎,調動手、眼、腦協同參與,這種多元化的綜合訓練,不但能使學生提高技能學習的信心、積極性,而且可以集中注意力,使學生動作協調、連貫,做事認真嚴謹,反應敏捷,快速高效,準確無誤,培養韌性和持久性。調查反饋結果顯示,珠算技能訓練不但是培養學生職業素質的好途徑,而且也是學生養成良好職業行為習慣的好方法。
(三)傳承與弘揚珠算文化是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現
珠算教育事業,在人民掌握政權之后,才有了長足的發展。以來,我國的教育部門從1950年起在學校廣開珠算課,財經、商業院校和一般中等專業院校也都開設珠算課程。但是,由于珠算教師缺乏專業訓練,或缺乏珠算教師,一般教學效果都不夠理想。80年代職業教育大發展,凡開設財會、統計及管理專業的學校均開設了珠算課,這些學校為了使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狠抓學生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訓練,包括珠算在內。同時,為適應社會對珠算的迫切需求,廣泛開展了多渠道、多形式、不拘形式的珠算教育,專門教授珠算的珠算培訓中心、訓練班也應運而生。
然而,近些年來,隨著計算機的出現和電算化的普及,珠算的價值受到質疑,珠算的理論及文化內涵被忽略和淡化,珠算運算技能逐漸被替代。珠算課程在各高職院校財經類專業教學中處于可有可無地位,有些學校把珠算課程列為選修課,甚至不列入教學計劃之中;社會中的珠算鑒定工作也越來越少,有些地方甚至不復存在;珠算比賽活動被珠心算所取代,參與對象是兒童,而面向社會或高職院校的珠算比賽基本被冷卻。很多人認為,在信息化時代,珠算的計算功能完全被計算機所取代,算盤在現實生活中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少,認為珠算沒有存在的必要。產生這些想法的原因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那就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珠算的計算功能,認為它只是一個簡單的計算工具,不了解珠算不可替代的多種功能和作用,沒有從珠算教育和文化傳承角度重新認識珠算存在的意義。
三、文化傳承與創新視域下高職院校珠算課程的教學探索
(一)充分認識珠算獨特的優勢
珠算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珠算和計算機原理一致,算法程序相當,方法技巧相似,在當今信息化時代仍不失其先進性。珠算獨特的優勢主要體現在珠算技能可以提高運算速度。珠算使抽象的數字計算在算盤上得到形象的再現,如果訓練得當,它的運算速度可以遠遠超過計算機,速度快,準確高效,靈活方便。除此之外,珠算還具有啟智、益智等功能。
(二)改革珠算課程的教學手段和方法
1.選用合適的珠算教學方法。珠算教學有兩種教學方式:一是注入式,二是啟發式。所謂注入式,就是教師上課時按教材內容逐章逐節講解、舉例、演算,最后布置作業下課。整個過程是教師講、學生聽,這種“滿堂灌”的教學方法對任何課程都不適宜,尤其是珠算教學。另一種是啟發式教學,教師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導學生獨立進行分析,運用比較、分類、概括、具體化、系統化等思維活動,生動活潑地學習。例如:教師在講授乘法定位時,先在教學算盤上演算125×40=5000,演算后,算盤上只有一檔有一個上珠靠梁,空擋表示零,于是提出問題:積數有幾個零?怎樣才能避免多寫零或漏寫零?這樣就引導學生的思維活動集中到所提問題上。之后再講定位方法和定位的重要性,就能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
2.抓緊基本功訓練。任何一門技術都有其基本功內容,珠算也不例外。要想學好一門技術,必須從抓基本功鍛煉著手。珠算的基本功主要有:指法、口訣、記數、看數、運算等內容。
3.精講多練。所謂精講,就是教師以簡練而又生動的講授把教材內容闡述清楚。在講授過程中,要注意言簡意賅,突出重點和難點,配備相應的練習題,準備一些課堂的小比賽,讓學生形成你追我趕的學習氣氛,激發學習動力,培養學習興趣。
(三)定期組織珠算技能鑒定與比賽,加大表彰和宣傳力度,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珠算的科學和實用價值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識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和高度評價。當前,在不斷探索實踐和科學實驗的基礎上,珠算又被賦予了新的功能,為發展素質教育、培養人才開拓了一條新的有效途徑。
站在傳承、弘揚與發展的角度,各高職院校要樹立大珠算觀,通過珠算的宣傳,借助財政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相關要求,恢復珠算課程和普及珠算教學,加大珠算師資培訓,既繼承和發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擴大了財經類專業必修課的學習、訓練和鑒定,切實提高了學生的珠算綜合應用能力,培養了學生的責任心和職業意識,養成了良好的行為習慣,實現了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職業教育與終身教育、專業技能與職業技能的對接,為將來的就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高職院校將成為傳承與弘揚中國珠算文化的主陣地之一,發揮出自身在傳承與弘揚中國珠算文化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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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校被河北省創新教育學會批準為“踐承國學精華、創新育人模式”研究實驗項目首批實驗學校,從此我們在校園文化建設中,以經典詩文為切入點,讓學生直面經典,誦讀詩文,讓這些積淀著民族智慧、映射著理性光輝、濃縮著豐富情感、蘊含著優美意象的經典詩文熏染孩子們的心靈,以達到豐厚他們的文化底蘊,提升他們的品行靈氣的目的。
1. 建構“國學教育”課程體系,讓精華育人“潛移默化” (1)我校將國學經典納入校本課程,開設國學課。制定了校本課程開發方案和各年級國學教育的具體目標。研究和探討不同年級開展“國學精華”的學習實踐活動的主題、目標和方式。
(2)重視學科滲透,將誦讀活動引入課堂。研究和探討“國學精華”內容與語文、品德與社會、品德與生活等學科教材的切合點和教育方式,促進語文和思想品德教育教學模式改革。
(3)營造“國學教育”育人環境 讓經典育人“潤物無聲”。在校園文化建設過程中體現著讓每面墻壁都能“說話”的原則,努力彰顯學校特色。校園墻壁、教室外墻精選名家名作、名言警句,每學期更換一次;操場邊的宣傳欄,展出學生的優秀詩文作品,每兩個月一期;而每班教室內部的布置,都有各具特色的讀書口號、書香飄溢的圖書角、圖文并茂的黑板報、彰顯個性的作品展示臺、詩意飛揚的詩文學習欄。學生在校園里時時處處看到的都是優美的篇章、睿智的文字,形式上圖文并茂,給人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讓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浸潤詩意,每一縷空氣都浸潤書香。
(4)把經典誦讀融入養成教育之中 讓經典育人“生根開花”。 如各班級在制定班規班法的過程中,發動學生研讀《三字經》、《弟子規》等經文,精選其中符合現代要求的內容,編入班規班法中,進一步細化了規范標準,使學生深刻感受了傳統美德與現代文明的統一與和諧。
2. 樹立明星效應,營造成長氛圍 國學精華教育活動堅持知行合一的原則。為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在全校開展爭當與評選“誦讀國學踐行十德優秀少年”活動,樹立身邊的榜樣,營造優秀少年成長的激勵機制和環境。此活動以爭當為基礎,以評選為機制,把經典誦讀與語文、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等課程教學結合起來,積極開設以國學教育為基本內容的校本課程,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精選經典學習內容;把宣傳教育與實踐活動結合起來、樹立先進典型與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突出對國學精華的學習、理解和踐行。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把重點放在青少年、兒童對中華優秀傳統道德的傳承與發揚上來,培育具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優秀道德素養的一代新人。
在本科生教學方面,學校推行的“分流教學”人才培養模式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教學模式改革相配套的大學生科技創新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學校是全省兩家“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實施單位”之一,學校有3名本科生獲得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學校學生主持完成的國家級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連續五屆參加全國大學生創新論壇。在第四屆“東芝杯”中國師范大學理科師范生教學技能創新大賽決賽中,學校獲團體總成績第二名,成為全國師范大學在三個學科全部獲獎的三所學校之一。
河南師范大學理科優勢十分明顯,近五年,學校先后承擔包括國家“863”、“97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等在內的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上千項,獲得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勵近百項,包括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項,教育部自然科學二等獎1項。據美國科技信息所對全球高校和科研機構近10年被引用情況的分析報道,河南師范大學進入世界前1%,在我國進入前1%的96所高校中居63位。
近年,學校文科發展突飛猛進,學校獲得第七屆中國音樂金鐘獎、中國校園戲劇獎、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優秀獎。學校帕瓦羅蒂音樂藝術中心排演的歌劇《賈尼·斯基基》曾連續被教育部、文化部、財政部選為2009年、2010年高雅藝術進校園歌劇品牌節目。河南師范大學成為目前國內唯一的既榮獲音樂最高獎“金鐘獎”又榮獲戲劇最高獎的高校。學校獲批為河南省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基地,是我省第一家兩個基地在一個單位的高校。
河南師范大學十分重視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注重政產學研和協同創新,在有機藥物、新能源材料、生物技術、環境保護、小麥生理生態研究等方面,學校轉讓的高新技術成果創造的價值達數億元,已成為促進河南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基地之一。近年,學校與新鄉市合作,在動力電源及關鍵材料等方面開展研發,取得很大成績,受到科技部部長萬鋼、省委書記盧展工、省長郭庚茂等領導的高度肯定。
1 科技期刊文化力的概念和內涵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文化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是整個國家文化力的組成部分。期刊文化力也是整個文化力的組成部分,筆者曾專文進行過論述[1]。科技期刊文化力既是科技文化力的組成部分,又是構成整個期刊文化力的重要成分。
編輯文化是社會大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分支。編輯文化與其他文化系統一樣,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編輯文化的表層結構是編輯物質文化,中層結構是編輯事業的體制,而其深層結構表現為觀念形態等因素[2]。
“文化力”是與綜合國力系統中的經濟力、政治力等因素相對而言的,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它體現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發展狀況和建設成果,蘊含著推動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核心是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創造力的充分發揮[3]。期刊文化力是文化力中的重要元素,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期刊文化發展與積累所形成的現實力量,既包括這個國家或地區期刊文化的現實水平,同時也包括對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以及其他文化形態等方面的作用力、影響力和輻射力。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期刊文化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科技期刊編輯的使命是創造和建設科技文化力,不斷地推動科技文化事業向前發展。科技期刊編輯通過科技文化選擇、科技文化積累、科技文化締構和科技文化傳播,將科技文化成果奉獻給社會。這些科技文化成果被存儲后,一方面,在社會上被廣泛傳播,變成現實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存儲下來的成果獲得積累,可以為后人的知識創新提供基礎,進而轉化為促進和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動力,促使歷史進步[4]。
科學文化是有別于人文文化性質的文化,它使人類獲得了一種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和變革自然的力量,科學文化以其推動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而加速著人類社會的前進步伐。作為科技載體的科技期刊,承擔著傳播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的作用。深入探討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內涵,對于科技期刊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科技期刊的編輯出版過程是作者的科技文化創造、編者的科技文化選擇與讀者的科技文化認同的過程,作者、編者、讀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文化制約與文化互動的關系。科技期刊的文化責任在于,既能根據自身的讀者定位、內容定位來滿足當下人們不同層次、不同種類的文化需求,又能在提升人們的科技文化品位、塑造人們的科技文化品格的過程中致力于人類科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等長遠目標的實現。
2 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提升國民科技素質的潛在動力
科技期刊能夠積極主動地引導人們形成開放性的科技文化視野,把我們的科技文化發展納入到全球科技文化發展的大格局中,積極地推動國內外各種科技文化的對話和交流。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實際上是形成了一種全球范圍內的科技文化對話、交流和整合的機制,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步使人類在一些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念上取得共識,而同時使各民族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因此,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實際上也是不同科技文化的交流和沖突的過程,是不同文化精神的矛盾運動的過程。只有當世界各國都積極地融會到這種文化整合包括科技文化整合中,才不會使全球的文化世界變成單一文化的天下[5]。
科技期刊可以引導人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形成自覺的現代化視野,積極推動適應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的現代科技文化精神的生成[6]。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科學的啟蒙,中國民眾的文化精神和行為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理性、科學和創新的思想觀念以及各種現代價值觀念已經逐步體現在人們的行為中。但是,必須看到,中國傳統農業文明條件下形成的許多阻礙現代化進程的文化觀念還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運行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全球化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有助于我們克服傳統文化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推動現代社會所必備的積極的文化精神的形成。只有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科技文化對話,不僅要批判其他科技文化的弊端,同時也批判自己科技文化的缺陷,才能形成在全球化的科技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中國科技文化,整個國民科技文化素質才能不斷提高,而科技期刊在其中起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3 科技期刊文化力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潛在推動力
先進的科技文化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落后的科技文化則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作為先進文化的中國科技期刊文化應以它先進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傳播優勢主動擔當起引導者的角色。對讀者而言,其價值觀念的改變、自身科技文化環境的凈化、科技文化品位的提升都難以回避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引導作用。這種強大的引導力,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科技文化,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無論是大眾型科技文化期刊還是小眾型科技學術期刊,實現刊物的科技文化定位既是一個適應讀者的過程,又是一個引導與提升讀者的過程。
科技期刊文化具有很強的產業屬性。科技期刊文化產業經營的范圍廣泛,它包括科技廣告經營、網絡經營以及其他相關科技產業的經營,可為拉動經濟增長提供廣闊的舞臺。它必將成為經濟建設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新的增長點。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期刊嚴肅的文化使命與對市場利益的追求,是對立中的統一,是推動期刊發展的相輔相成的雙重力量。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科技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市場資源。不論是經濟搭臺、文化唱戲,還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都說明文化與經濟是一對可以雙贏的統一體。
另外,科技期刊文化力作為一種隱性人文資源,不僅可以駕馭顯性物質資源,而且可以實現價值的創造,實現社會價值的增值[7]。凝結于科技期刊編輯身心之上的文化力,包括他們的精神力、知識力、智慧力和創造力,是期刊社創造性增值的力量源泉,它能創造出新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科技期刊文化力可以在期刊社內部人際之間傳遞,還可以在行業之間和社會成員之間傳遞;借助于科技期刊文化的導向功能、開發功能和規范功能,使得人們的思想、文化和心理,逐步變得科學化、優良化。通過長期的、持之以恒的作用,將會展示出科技期刊文化力“水滴石穿”式的潛在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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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前輩們的學術貢獻,我曾經在拙文《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歷史、現狀及其展望》中做過初步論述,在此從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新發展》為題,對現狀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國福州舉辦第一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來,已歷時18年,每兩年一次的盛會識新朋會舊友,話學術敘友情,如今已迎來第十次聚會。作為18年歷史的見證者,我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人才成長、學術發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從事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學者人數逐年增多。學術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結構較為合理的學術梯隊。
學術研究事業的發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研究人才才能促進學術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記得當第一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福建師范大學召開的時候,參會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召開時,出席會議者達78人,其中中方學者52人,日方學者26人。如果說研究者人數的大幅增加,只是從“量”的方面體現了研究隊伍壯大的話,那么,從老中青研究者學術論文研究議題的擴展、內容的豐富、水平的提高,就更體現了研究成果“質”方面的超越。由此,我們就可以增強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學者,蒲生鄉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張前、陳應時、俞人豪、孫玄齡、增山賢治等人如今都已成為研究成果豐碩、學術造詣深厚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優秀學者。例如:蒲生鄉昭《日本古典音樂探究》、張前《中日音樂交流史》、陳應時《中國樂律學研究》、王耀華《三弦藝術論》、《琉球御座樂與中國音樂》等,都已經成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領域頗具影響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呂錘寬、趙維平、周耘、馬達等,當年的青年學者,經過18年的研究實踐,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研究經驗,創造了優秀的學術成果,已經成長為成熟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者。他們中出現了眾多的優秀論著。
這18年來,出席歷屆會議的許多研究生導師,都將自己的博士生、碩士生帶來參會,使這些學生在學術交流和實地音樂考察中成長,甚至于在中日音樂比較研究領域里尋找學位論文的題目,由此出現了周耘、劉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孫寧寧、劉銀貞、許志斌、王翠、毛丫、長嶺亮子等人的博士學位論文或較為優秀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學術成果,得到學術界的肯定,有些已經成長為該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這后兩類的中青年學者絕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學位,接受過比較嚴格的學術訓練,掌握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具備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寬厚的基本知識,專業起點比較高,我們相信,經過不斷的持續努力,他們一定能夠取得學術質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內容——傳統研究領域進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領域屢有開拓。學術成果豐碩,研究水準不斷提升。
縱觀18年來的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我們可以看到,音樂史學、樂譜學、樂器學等傳統學術研究領域,不僅得到了繼承,并且不斷深化。
對中日音樂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邊尚雄、岸邊成雄和瀧遼一等先生在上世紀前半葉開創、后半葉得以發展的學術領域。自1995年以來,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和各種刊物中,都有為數眾多的有關本領域的文章。例如,趙維平、賀星、張前、袁靜芳、蒲生美津子、平間充子、蒲生鄉昭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古代在宮廷音樂、催馬樂、雅樂與唐代大曲、雅樂與燕樂、樂曲《放鷹樂》、《蘭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較為深入的論述。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楊民康、管建華、塚原康子、葛西周、過本香子、新掘歡乃等人的諸多論文,將研究視域從古代轉向近現代、當代中日音樂交流史和交流現狀。其中,周耘、楊長安的某些論文直接將視域投向當今音樂生活,起著以研究來參與和干預現實音樂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學者林謙三先生是對遺存于日本的中國古代樂譜進行解讀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譜的研究》、《琵琶譜新考》等眾多論文為該領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歷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和這18年來的各種刊物上,也有許多學者發表了關于該領域的研究論文。如:陳應時、應有勤、澳大利亞學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別發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說”為新的節奏翻譯方法,或者對“掣拍說”進行論證和爭議,這都有利于將古譜的解譯研究引向深入。
對于中日兩國樂器的歷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謙三曾有《東亞樂器考》等、三谷陽子有《東亞琴箏的研究》等、東洋音樂學會曾出版《琵琶音樂研究》等,成為成果頗為豐碩的傳統研究領域。近十八年來,與琴、箏、琵琶相關的研究領域也有了新的進展,新出現了俞人豪、閻林紅、符麗琴、林月里、楊寶元、余明、朱佳、何麗麗、余丹紅、鄭瑞貞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傳統箏音樂的歷史與形態、箏人、箏曲演奏技巧、傳統箏的樂律體系、箏曲結構與藝術特點,琵琶的樂器學問題、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譜、中日琵琶音位發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發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與中國琵琶的流派等進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會議不斷有新的論文出現之外,中國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的尺八專題研討會和近年來出現的新論文,都正在將該領域的研究不斷引向深入。應有勤、王建欣、鄭榮達、趙維平、劉正國等人的論文,對中日尺八的歷史及形制異同、正倉院藏樂器尺八、賈湖遺址出土的“骨龠”與日本尺八源流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雖然見解頗有歧義,但是都在認真探索,將中日尺八關系的研究逐漸引向深入。
還有學者以樂器壁畫為基礎在從事音樂圖像學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區考察壁畫中的音樂繪制情況,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樂關系的傳統研究領域之外,近十八年來,在音樂形態、樂種比較、宗教音樂、音樂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較大的進展。
在音樂形態研究方面,陳應時、鄭榮達、吳國偉、胡企平、劉富琳、裴雅琴、金城厚、莊永平、馬塞達、呂洪靜、修海林等人的論文,分別對中日音樂的樂律、宮調、旋律特點、音樂結構等作了論述。
許多論文對明清樂、琉球音樂等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樂研究方面,出現了鄭錦揚、徐元勇、樋口昭、錢國禎、楊桂香等人撰寫的有關明清樂源流、曲目、樂器、樂譜等的研究論文。在琉球音樂研究方面,王耀華、呂錘寬、劉富琳等人的論文,分別對琉球御座樂的復原研究、《福壽歌》、《鬧元宵》、《四大景》、《一年才過》、《天初曉》、《清江引》、《急三槍》、《紗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證、日本琉球音樂對中國曲調的受容、變易及其規律性、琉球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受容變易的三種類型、臺灣北管樂與琉球御座樂之比較、組舞·能·中國戲曲之比較等進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樂關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豐富,研究漸趨深入。出現了周耘、巖田郁子有關黃檗宗聲明諸多方面研究。楊民康嘉雍群培關于中國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樂比較研究、新掘歡乃對嚴密流詠歌、日本聲明進行研究等的許多論文。
中日音樂教育的比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來引起較多學者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既有上世紀初日本音樂教育對中國音樂教育的影響研究,也有對中日音樂教育現狀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和比較研究,涉及中日音樂教育歷史、大中小學各個層次的音樂教育、課程標準、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出現了張前、汪毓和、王安國、馬達、馮蕓、尾高曉子、孫玄齡、伊野義博、趙琴等人撰寫的相關論文。
三、研究方法——經歷了以文獻學為特色、比較音樂學方法的運用.到重視實地調查、“文化脈絡中的音樂研究”。再到電子計算機的開發利用、多視野多學科多方法結合的變遷,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探究創新。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上個世紀的前半和中葉,田邊尚雄、林謙三、岸邊成雄等老一輩研究家,有著扎實而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因此,在他們的研究中,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為他們得心應手的重要基礎。尤其是岸邊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樂史的研究過程,實際上就是音樂史料學學科建設的過程,用東方所特有的豐富的典藏文獻來為當時的比較音樂學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同時,他們也以開放的心態運用歷史意識、實證方法,用世界音樂的視野來研究日本音樂。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的一批中國音樂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國的國際友人的支持,能夠走出國門,到國外去進行實地考察,因此,從這一時期開始,深入現地調查,不僅研究音樂的特點,而且追尋產生該音樂特點的文化緣由,也就是“文化脈絡中的音樂研究”成為中日音樂比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內人”“局外人”雙視角相結合的方法、多學科多視域相結合的“多重證據法”等,推動了中曰音樂比較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進入本世紀以來,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開拓。例如:在運用文獻研究法時,不僅運用一種語言的文獻,而且同時對兩種或者三種以上語言的相關文獻進行考查,使資料更為全面,論證更為充分,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更為可靠。如蒲生鄉昭《外國人對早期三味線的記錄》,除了運用日語文獻之外,還運用了中文、葡萄牙語、英語等多語種文獻資料,以探尋早期三味線的蹤跡。
又如:實地考察,不滿足于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考察,而是像《亞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樣,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亞、中國、日本的實地調查為基礎,對用狀聲字來記錄打擊樂的口唱歌、鑼鼓經這種記譜形式進行綜合比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將視野投向音樂研究中對電子計算機的運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類似性的計算機處理》一文中,介紹了他與坪井邦明、松島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開發的處理旋律類似性的“歌詞音列法”計算機軟件及其運用。矢向正人在《計算機對長唄譜的認識》一文中,報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計算機記錄長唄譜的實驗結果,他開發了名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電子計算機軟件,該軟件既能記錄長唄譜,也能記錄其它傳統音樂的樂譜,而且還有開拓國際標準的傳統音樂記譜法的廣闊前景。
綜上所述,18年來,以中日音樂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代表的中日音樂比較研究事業在蓬勃發展。人才輩出,正在形成年齡結構、知識結構合理的學術梯隊: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和深化,研究水準不斷提高;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應該有更多人站出來,為少數民族的文化繁榮出一份力,因為民族文化的交流發展會給民族團結帶來和風細雨似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金鐘漢如是說。
作為四平市朝鮮族藝術館館長,金鐘漢告訴我,朝鮮族藝術館的工作要牢牢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全面貫徹執行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要以人為本,緊密結合工作實際,要與時俱進,以繁榮和發展為中心,以改革和創新為動力,多在促進民族團結上下功夫,努力開拓文化館工作的新局面。文化館的工作一要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任務,服務大局。開展主題鮮明、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文化活動,用先進的文化給人民以思想的啟迪和心靈的凈化,從而發揮藝術館工作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獨特作用。
金鐘漢說,我們始終堅持“二為”方向,牢牢把握“大眾創造、全民參與、人人享受”的宗旨。堅持“三貼近”要求,立足實際,大膽創新,為不同文化需求的社會群體搭建展示自我的平臺,使群眾文化教育、文化學習、文化娛樂、文化信息得到蓬勃發展。真正做到有聽、有看、有寫、有畫、有學、有歌、有舞、有演、有說等“十有”文化娛樂活動。把朝鮮族藝術館辦成人民群眾向往與喜愛的場所,真正成為人民群眾文化活動的中心和促進民族團結的前沿陣地。在出席各種社會活動時,他都不忘進行民族團結的宣傳。30年來,他參與組織各級各類文藝演出活動2000余場次,撰寫的《朝鮮族社會文化建設新論》、《淺析朝鮮族藝術館的文化引領作用》、《校園文化建設與素質教育的關系》、《用先進的文化指導朝鮮族文化發展》、《試論朝鮮族藝術館如何開展城市社區朝鮮族群眾文化活動》、《關于朝鮮族群眾文化科學的思考》等多篇論文在國家級、省級雜志上發表,編寫《朝鮮族藝術館工作概論》一書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與人合著的《藝術?文化?情思》一書于2006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經他挖掘、整理、創作的反映朝鮮族生活的《買糖稀》、《快樂的朝鮮族人》等藝術作品,多次在國家、省、市的各類比賽中獲獎。
金鐘漢始終把弘揚和傳承朝鮮族民族文化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傳承和保護民族民間文化、民俗傳統藝術,加強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作為四平市朝鮮族藝術館的立館之本,下大力氣加強藝術館的軟、硬件建設,朝鮮族藝術館每年都組織開展朝鮮族及少數民族各類活動數十次,深入機關、事業、企業、軍營、學校輔導各類文藝活動。同時,常年舉辦少兒舞蹈班、朝鮮族舞蹈班、朝鮮族語言培訓班、朝鮮族歌曲班等,迄今參與者5000余人次。金鐘漢把每周二、周四下午作為朝鮮族群眾免費開放活動日,每次參加唱歌、跳舞、象棋、讀書、看報等各式各類活動的朝鮮族群眾有50余人,同時由藝術館為他們編排了舞蹈、合唱等節目,受到大家一致好評。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摘 要:隨著信息全球化和傳媒科技的進步,人與信息間的關系也更加緊密。但是,各種信息通過大眾傳媒襲來時,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保存和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就伊斯蘭傳統文化而言,這種精神信仰正在民族社區內部慢慢弱化,為了挽救這種危機,在民族社區內部催生出了許多由民間自發組織的回族經堂教育,希冀通過這種傳播形式,使更多的人重新建立或增強自己的伊斯蘭信仰。本文通過田野調查,對青海省西寧市某現代民間回族經堂進行研究,試圖通過傳播學理論了解它們如何通過這種經堂教育傳播文化及它所發揮的社會功能。 關鍵詞:伊斯蘭教信仰;民間經堂;組織傳播;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5)04-0016-02
在中國知網上檢索“經堂教育”、“伊斯蘭教”的文章類別,多為民族學、宗教學,表明學界目前通過傳播學來研究現代回族經堂教育幾乎是沒有的。關于經堂教育的研究,通過文獻檢索得知,多以研究傳統經堂教育的發展現狀和變遷為主,如蘭州大學丁士仁的《中國經堂教育溯源》,蘭州大學馬海龍的《改革開放以來回族傳統經堂教育的變遷》。以組織傳播理論,研究高校的傳播活動或企業的傳播活動的論文是常見的,如安徽大學周慧《組織傳播視域下的高校新聞傳播活動研究》。針對少數民族經堂教育的案例來做研究,我個人認為是可行的,因為目前興起的民間現代回族經堂也屬于一個組織系統,通過自己的傳播方式營造良好的信仰環境,不斷提升地區穆斯林的信仰意識。
本研究通過訪談法、田野調查的形式對青海省西寧市東關回族社區進行分析,采用組織傳播學理論來解讀傳播內容,深度了解現代民間經堂教育傳播模式,分析其傳播中的社會功能、傳播效果。期望此研究深入了解少數民族地區的信仰教育問題,也為整個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提供例證。
一、傳統經堂教育的發展傳播
傳統的經堂教育指的是在清真寺中傳播的一種宗教教育形式,只在清真寺這一特定場所進行,因為清真寺是穆斯林得以聚合在一起的地方,以清真寺為標志,逐漸形成了穆斯林的家園文化。經堂中的教師多以寺中的阿訇為主,或者由清真寺聘請相關的老師來講經。伊斯蘭教傳統經堂教育興起于明末清初時期,由陜西渭城人胡登洲一手創辦[1]。他興辦經學,以培養伊斯蘭教宗教人才為宗旨,當時的經堂教育即是傳承伊斯蘭教信仰的一種具體的方式,也是保護伊斯蘭教在中國不斷發展的歷史產物。自胡登洲之后,各地穆斯林不斷興辦經堂教育,從而還延伸出了很多的回族經堂教育學派,有山東學派、陜西學派、云南學派、河州學派等,推動了回族經堂教育的發展,也對信仰傳承起到了積極地作用。
從歷史來看,經堂教育的產生實際上是由于當時明朝閉關鎖國導致的,這使得中亞的伊斯蘭傳教者無法進入中國腹地,導致教職人員匱乏。而當時回族群體人數不斷增加,其社會地位逐漸下降,如何在漢文化環境中保留自己的,成為當時穆斯林必須要思考的問題。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指出,“散居者意識是由受歧視與受排擠的經歷而構成的”,而這種經歷還包括共同的漂泊、苦難、調適和抵抗。這種相同的歷史、文化與相同的背景和遭遇就成為回族人推動經堂教育的重要因素。明朝末年,經堂教育首先在陜西倡導推行,后來由河南、山東逐漸推廣到全國,以后尤以甘、青、寧地區最為盛行[2]。也就是說,傳統回族經堂教育產生的原因是為了避免因宗教知識貧乏而導致信仰危機才不斷產生發展傳播的。就現代不斷發展起來的民間回族經堂來看,這種經堂教育的興起主要是為了避免受到紛繁復雜的現代信息的侵擾,導致信仰弱化、傳播正確信仰價值觀及為一些迫切想要回歸信仰的穆斯林提供一個重新學習和開始的場所。
二、現代民間回族經堂教育
青海省西寧市東關回族社區以東關清真大寺圍寺逐漸形成,這里基本居住著西寧市世代回族群體,從地緣上講這里也是伊斯蘭教傳統文化最富集的地區。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目前青海省西寧市回族人口約359138人,占全市人口的16.26%[3]。
不同于清真寺中的經堂教育,現在更多的民間穆斯林開始創建學習班來傳播宗教知識。現代民間回族經堂較傳統經堂而言,不再是專門培養宗教人員,他們來到這里除了學習宗教知識,更多的是希望得到心靈的安寧。這類經堂教育從招收的學員層次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工作狀況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從傳播模式上來看,更加趨于現代教學模式。雖然民間回族經堂教育較之規模與專門的阿拉伯語學員來說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特有的這種自發性對于更多的穆斯林群體來說,有利于信仰知識的傳播。
1.現代民間經堂教育的傳播內容
通過對研究場域的觀察得知,民間經堂學習是分階段進行,以掌握的知識的好壞逐級考試升學,傳播內容看似都不相同其實都包括宗教常識、圣訓、信仰。所有班級大致分為初級字母班、古蘭經學習班、詞法、語法班。第一階段主要學習阿拉伯語字母、圣訓、信仰常識;第二階段是古蘭經分章節的誦讀練習;第三階段正式開始系統的學習阿拉伯語,包括詞法、語法,單詞的背誦,深入學習信仰知識、圣訓集等。若按學時來算,系統完成全部課程并獲得畢業資格需3年左右,相當于在一個非正式的教育系統中完成了初中學業過程。
2.現代民間經堂教育的學員層次
從年齡看,目前已知的民間經堂中學員年齡跨度非常大,兒童、青年、中年、老年都在同一個班級進行學習。從學歷來看,經堂中學員的學歷程度幾乎都呈現低學歷趨勢,年長者多是小學文化水平,中、青年多以初高中學歷居多。整體學歷層次偏低,年齡偏小的學員,如兒童、青少年,基本是因輟學來到經堂接受教育的孩子。還有就是偶爾會在寒暑假期間,有在讀大學生來經堂進行的學習。
3.現代民間經堂教育的師資力量
在西寧市部分初具規模的民間經堂教育中,基本師資來自不同行業的志愿者,學歷層次普遍為本科,這部分群體遵循伊斯蘭教“敬主、愛人”的核心思想,志愿加入傳播伊斯蘭教信仰的行列,為目前民間經堂教育的現代化教學模式提供了有力的基礎。
三、現代民間經堂教育的特點
1.單步式傳播
通過一段時間的深入觀察、學習,筆者認為整個學習過程基本處于單步式的組織傳播模式,以經堂教育作為重要傳播場所,對于缺乏伊斯蘭教知識及迫切需要獲得精神信仰的人群以單純性的灌輸知識為主。這種一對一的傳播能夠迅速將信息傳播給學員,因為學員在這個過程中基本上是處于準備接收老師所要傳遞的訊息的。在學習過程中較少存在雙向互動的傳播模式。
2.傳播具有象征性
在組織中,我們都利用自己或其他人所傳播的信息來判斷形勢。因為我們對一致性的信號非常敏感,特別是對來自與我們密切相關的人所發出的信號[4]。作為經堂中的老師,他們會通過一切的言談舉止傳遞信息,從而表明什么是需要注意的東西,這種方式能使學員以特定方式看問題,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某些問題。例如從教師的穿著來看,女性教師都會帶頭巾,不露頭發,穿長袖長褲的衣服,避免。這些細節就是一種象征,通過老師以身作則的方式,影響學員逐漸注意自己的著裝。
3.促進縱向傳播中的下行傳播
對于經堂教育所要傳播的信仰知識,都是自上而下通過教師傳遞給學員。主要的傳播內容包括學習內容和所要完成的作業的說明,經堂教育的理念、目標以及社會作用。這種通過教師不斷進行下行傳播的方式能夠促進學員不斷了解伊斯蘭信仰,了解所要學習的內容,是一種以教育、灌輸、說服為主要手段的傳播活動。
四、現代民間經堂教育的傳播效果
民間經堂教育對于傳播文化是有一定作用的,通過現代化的系統學習,不論從行為上還是思想上都得到了一定的認知。雖然這種單向傳播較為單一、枯燥,但對內心深處是一種洗禮和凈化的過程。
從認知層面看,單向的傳播對于學歷層次較低的學員能夠不斷加深記憶理解,通過重復講解,在精神和情感上對個人的信仰有了一定的認識和堅守;從學員的心理層面來看,通過教師的語言、行為影響,使學員轉變學習態度,從精神上勸導個體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從行為來看,通過經堂學習后,從著裝、生活習慣都有所不同,很多學員從最開始在信仰上的迷茫到最后逐漸認可自己、堅信自己內心的信仰,從而開始與以往不同的新生活。
五、現代民間經堂教育的社會功能
民間經堂教育主要發揮著文化傳承功能。人類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傳承,作為的傳承更需繼承和發揚,伊斯蘭教不僅僅是宗教,更是眾多穆斯林信眾的精神力量。而經堂是傳授信仰知識的場所,也是通過學習宗教常識不斷完善自我、傳承文化的過程。知識的學習和回族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通過學習教律,規范自身行為變得更為重要。從點滴間積累、約束,將這種文化得以傳遞下去。
六、總 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