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關系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貿易關系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電子商務作為一種新的商務模式和商務理念，不僅改變了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與管理，而且給傳統國際貿易帶來了重大影響。電子商務促進了貿易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貿易成本，簡化了交易過程，但與此同時，電子商務也對國際貿易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沖擊

1.1對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沖擊。

傳統的比較優勢包括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差異。而在電子商務時代，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流貫穿于電子商務活動的始終，信息是電子商務重要構成要素，信息已經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和資源，信息比較優勢正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決定因素之一。信息比較優勢是指國與國之間對信息的生產、傳播、反饋與使用能力上的差異，信息技術因素已經成為企業競爭力和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構成要素，國家或企業的信息處理效率成為其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和條件，信息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和信息產業的規模比重都極大地影響了一國在國際貿易甚至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實力和競爭地位。這種情況也使發展中國家原來具有的自然資源及廉價勞力的比較優勢和重要性降低，在信息流動的自由貿易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少好處的同時，機遇與挑戰并存。

1.2對赫———俄新古典理論的沖擊。

赫———俄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各國的要素豐裕程度不同，從而產生要素價格的差異，結論是一國利用相對較低價格的要素生產產品并進行國際貿易就可以獲得比較利益。該理論主要側重從供給方面分析國際貿易的產生，發展和流向，忽略了分析需求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電子商務的交易迅捷性和網絡互動性使需求成為一種主動創造性的行為，電子商務更加強調企業對客戶需求的滿足，企業的生產成為按需生產，定制生產，即可以根據網絡匯總的需求和市場信息的變化來迅速調整全球范圍內的生產，需求對國際貿易生產和流向起著越來越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為修正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在此方面的不足，以需求出發來分析國際貿易的產生和流向應當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需要。

二、數字鴻溝可能加劇國際貿易中的“馬太效應”

隨著電子商務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日益廣泛，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斷加深的“數字鴻溝”。根據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的文件，“數字鴻溝”是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術在全球的發展和應用，造成或拉大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群體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尤其表現在掌握、應用信息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以及發展信息產業方面的差距。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全球收入最高的1/5的發達國家人口擁有全球GDP的86%和因特網用戶的93%,而收入最低的1/5的發展中國家人口擁有全球GDP的1%和因特網用戶的0.2%。從中我們很容易看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信息化領域的差距遠遠大于目前南北經濟總量的差距。

發達國家經濟實力強大，技術發達，電腦普及率高，企業人員素質高，而且信息化程度高，因此發達國家在電子商務方面具有先入為主的優勢，牢牢占據了信息革命和電子商務的制高點，也必將在國際貿易利益分配中占據有利的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目前大多尚處于工業化階段，部分國家處于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型時期，而在新一輪的電子商務競爭中，信息、人才、技術等成為生產函數中極為重要的內生變量，這客觀上弱化了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普通勞動力、土地和資源優勢，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使得發展中國家在新的國際分工中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

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要發展電子商務，在前期需要對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高投入，背負重債和財政困難的發展中國家無力承擔大規模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因此，發展中國家在與信息秩序和電子商務相關的規則制定中幾乎無發言權和影響力，在發達國家制定的電子商務和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中，發展國家容易被邊緣化，客觀上提高了他們參與國際貿易的門檻。

這對原本處于劣勢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導致在新一輪的貿易利益分配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的拉大，加劇國際貿易中的“馬太效應”，擴大“南北差距”。

三、對有關法律法規的影響

當前的有關國際貿易法律、法規大多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的基礎上制定的，而電子商務大多應用信息技術，以計算機網絡作為交易媒介，突破了傳統的有紙貿易，因此原有的法律法規很多已經與這種貿易方式不合拍，這必然對原有的法律、法規、國際慣例形成挑戰。

3.1電子合同的法律規范問題。

電子商務應用于國際貿易后，貿易合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是訂立合同的雙方或多方是不見面的；二是表示合同生效的傳統簽字蓋章被數字簽名所代替；三是采用數據電文形式訂立的合同，收件人的主營業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沒有主營業地的，其經常居住地為合同成立的地點。合同形式的變化，給電子合同成立的時間和地點的確定都出了一個難題，而且容易被改變和偽造。不僅如此，除了修改并完善現有合同法，適應新的國際貿易形式外，世界各國還面臨著制定電子合同法，對電子合同的要約與承諾、電子合同成立的時間與地點、電子合同履行的方式與地點、電子合同履行中的驗收、網上格式合同的法律規范等作出規定。

3.2電子商務中的管轄權問題。

管轄權是國家通過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對特定的人、物、事進行管理和處置的權利。在電子商務參與國際貿易后，由于其具有跨地區、跨國界的特性，管轄權的沖突會更加普遍，如果管轄權得不到解決，會極大的影響訴訟效率。

3.3知識產權問題。

1994年GATT/WTO簽訂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與電子商務有關的知識產權問題有所涉及，但不十分完善。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很多新問題隨之出現。（1）版權問題。如何解決網上版權保護問題已經引起WTO的注意。（2）域名和商標的關系問題。（3）出版問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電子商務領域保護知識產權問題上作了不少努力。今后，WTO面臨的政策挑戰主要有：如何修訂TRIPS協議，使之能夠全面陳述電子商務所涉及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如何和WIPO合作，對電子商務所引起的新概念（如域名）、新問題進行統一的界定，并采取一致的、國際通行的準則來保護知識產權。

3.4其他問題。

電子貨幣與網上支付的法律問題、電子商務市場的法律規范問題、電子商務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等等都是電子商務應用于國際貿易后不容回避的問題，世界各國必須在這些方面加強立法，才能保證國際貿易的順利開展。

四、電子商務的興起對傳統稅收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戰

電子商務的興起對傳統稅收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戰，現行的稅收在很多方面都無法適應于這種新型的商務模式，尤其是電子商務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之后，使得原本復雜的問題更加煩瑣，引發了現行稅收制度的一系列矛盾。

4.1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加劇。

國家稅收管轄權的問題是國際稅收的核心問題之一，目前世界各國實行的稅收管轄權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大體有按照稅收控制要素即住所、機構、收入來源實行三種或兩種管轄權的，也有實行一種的。但不管實行怎樣的管轄權，大多堅持收入來源地管轄權優先的原則。但電子商務打破了傳統地域的界限，商業交易已經不存在地理界限，即使有也很難確定，大大加劇了跨國家、跨地區交易的發生。但是稅收還是必須由特定的國家主體來征收，而由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收入來源地和住所來源稅收，因此會引發一些沖突，例如重復征稅的問題。假設一個中國公民在美國的電子商務網站上訂購貨物，而且要求將貨物發往法國，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是，該公民將同時得到三個國家的稅單。首先，按照住所稅收管轄權，中國政府將有權向該公民征收所得稅；按照收入來源地管轄權的話，法國政府也有權向其征收流轉稅；而美國政府有可能以交易發生地為依據，也可根據來源地，有權向其征稅。在傳統貿易中，可通過雙邊稅收協定來解決，而在電子商務中，由于來源地及交易者身份都難以判定，從而增加了解決國與國稅收沖突的難度。

4.2傳統貿易與網上貿易賦稅不公。

首先，電子商務是虛擬的網絡交易，網絡貿易與服務經營往往比較隱蔽，一般稅務機關很難得到交易信息，因此難以對網上交易進行稽查，導致以有形交易為基礎的現行稅制難以對網上交易征稅，使得從事網絡交易的企業可以輕易避稅。其次，有些國家比如美國等國家為了鼓勵電子商務的發展，對在線交易免稅或者實行較低的稅率。上述情形導致即使相同性質的交易，由于采用不同的交易方式，最后承擔了輕重不同的賦稅，有悖稅收中性和平等原則。

4.3電子商務帶來的稅收轉移問題。

電子商務從根本上改變了企業進行商務活動的方式，原來由人進行的商業活動更多依賴于軟件、計算機和通信網絡來進行，這樣必然增強了商業的流動性，公司可以利用在免稅國或低稅國的站點輕易避稅，從而大大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對高稅率的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而言，會促使他們通過互聯網，從低稅率的國家和地區購買商品，此外電子商務加速了跨國公司的一體化，鼠標一點即可將其在高稅收國家和地區的利潤轉到低稅區。綜上，電子商務對不少國家的稅收收入產生了影響，使得不少國家國際貿易稅款流失，電子商務導致的國際貿易中的稅收轉移問題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4國家之間尤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稅收征免方面存在分歧。

由于電子商務能降低貿易成本，提高效率，電子商務代表著未來國際貿易的發展方向。而且美國等發達國家在信息技術、信息產業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已經在未來的電子商務領域占據了比較有利的位置。

為了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直堅決主張電子商務免稅。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免稅區存有戒心，因為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意味著稅基的大幅縮小，稅收流失增加，財政實力大為削弱，從而南北經濟實力差距將進一步拉大。:

五、電子商務的安全性問題是國際貿易必須面對的新問題

隨著Internet的快速發展和普及，它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熱點。尤其是近年來，在國際國內有關非法侵入計算機網絡的事件層出不窮，給各國的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在Internet上開展電子商務活動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要解決商務活動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任何電子商務系統必須在安全策略的指導下建立一個完整的綜合保障體系，來規避信息傳輸風險、信用風險、管理風險和法律風險，滿足開展電子商務所需的機密性、認證性、完整性、可訪問性、防御性、不可否認性和合法性等安全性要求。

只要能滿足這些條件，電子商務活動才能順利開展，與此相關的貿易活動才得以順利展開，避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參考文獻：

[1]周升起等著：《國際電子商務》[M].中國對外貿易出版社2002年版。

[2]婁策群，王偉軍著：《電子商務政策法規導論》[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劉剛著：《網上支付與電子銀行》[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齊玲：《電子商務對國際貿易及國際貿易立法的影響》[J].《江漢論壇》2000年第12期。

篇2

二、中日兩國貿易現狀

1.雙邊貿易增速有所放緩

從《中國海關統計年鑒》歷年統計數據中可知：中日貿易總額從1980年的只有89億美元發展到2006年的2073億美元，增長了將近23倍。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數據2007年日中貿易額達到了2367億美元，首次超過對美貿易額，中國已經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將近增長了12%，連續9年更新歷史最高紀錄。1980以來，中日兩邊的貿易額一直呈增長趨勢，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貿易首次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2006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大關。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間，日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進出口貿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來，美國和歐盟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2005年開始貿易增長速度有所緩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貿易額的增長率分別下降至9.8%、12.4%、11.9%。這其中不乏因為全球或地區經濟動蕩、政治關系多變、國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響，造成了增長曲線中的斷點和增長趨勢的不連續。

2.中日兩國貿易統計上的不平衡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分別對中日貿易額的統計數據表明，中方和日方對中日貿易的統計數據嚴重不平衡。90年代以來，對日貿易收支除少數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統計中對華貿易則有巨額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國統計的對日貿易收支為1.4億美元的順差，而日本的統計中對華貿易則有247.4億美元的逆差。

2002年以來，中國對日貿易一直呈現逆差，逆差分別為2002年50億美元、2003年121億美元、2004年209億美元、2005年165億美元、2006年241億美元。除2005年略有起伏外，總體呈現逐年擴大態勢。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日方統計則出現相反的結果，日方在雙邊貿易中一直逆差，逆差分別為2002年219億美元、2003年180億美元、2004年204億美元、2005年286億美元、2006年257億美元。由于中日貿易存在逆差使得日本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斷然認為結構性的貿易不平衡，由此進行反傾銷調查，緊急進口限制，引起貿易摩擦。日本對中國大蔥，香菇等出口產品實行緊急進口限制的背景正在于此。

3．貿易產品結構發生轉移

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日本向中國出口產品主要是高附加值消費品、生產所需的機械設備、成套設備；中國向日本出口產品主要是煤炭等原材料產品和糧食食品等初級產品（80年代中期以前）；電機、電器設備、機械設備及紡織品等工業制成品（80年代中后期）。

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日本向中國出口產品主要是發動機及零件、加工機床、數字程控交換機、集成電路，高級數碼相機和高級轎車等高技術含量產品；中國向日本出口產品多數以冰箱、風扇等家用電器和計算機、計算機顯示器、電話機等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和少數的高技術含量產品（機電）。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不斷增長，這成為中日之間貿易結構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由上面分析可知：中日貿易由原材料、紡織品等低附加值產品為主向機電產品等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轉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貿易結構轉移。

三、對中日貿易的政策建議

為了中日貿易的更進一步的交流，兩國要充分認識以下問題。

1．持續保持中日雙邊貿易增長要確保兩國的政治穩定。中日兩國有諸多敏感問題，如歷史問題，，問題，日美同盟新一輪強化問題等等，往往造成“政冷經冷”，使得中日貿易也受到影響。中日兩國可以經常對圍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交流、加強節能環保合作、加強貿易投資合作和加強多邊和區域經濟合作四大領域展開討論。

2．中日兩國的貿易統計上的不同，往往會引起貿易摩擦。對引起中日統計上的差異不作分析，而斷定為結構性的貿易不平衡，由此進行反傾銷調查，或啟動緊急進口限制，這種做法有失平衡。因該正確認識貿易摩擦的成因并盡早解決。如近年來日本“直接投資型產品進口”急劇增加，由此出現的對華貿易逆差，應該用同過去不同的方法來處理。

3.依據國際分工向優勢產業轉化。在現階段，一般來說，中國的優勢產業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日本是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兩國依據現有的比較優勢，對各自的優勢產業進行正確的定位，并轉化優勢產業的話，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經濟效益。但是，如果以動態的方法來把握優勢產業的話，那么應該認識到他的構成是經常變化的。基于產業結構長期預測的兩國政策調整，兩國應該從多層次來把握優勢產業，如不簡單的把優勢定在勞動力，技術，資本上，而按照勞動力與技術，勞動力與資本，技術與資本的多層次的定位上，這樣才能更接近于現實。

總之，中日兩國的互補性和互惠性，是面向21世紀中日貿易合作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只要中日雙方都能本著“平等互利，優勢互補，真誠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消除人為障礙，中日經濟貿易合作前景將更加光明。

注：“直接投資型產品進口”是指日本的紡織、服裝企業和電器制造企業在中國設立工廠，從日本或從第三國及中國籌集原材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部分制成品以返銷的形式出口到日本市場。

參考文獻：

[1]劉軍紅.“中國成日本最大貿易國”的背后玄機.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2005.

[2]夏占友.中日經貿關系顧與展望.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2005.

[3]陳建安.中日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及中日產業合作.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2005，4.

[4]劉昌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新發展與海外經營的新動向.東北亞論壇，2007.

篇3

我國出口貿易與環境之間的沖突

篇4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蔡銳,劉泉.2004.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8).

齊曉華.2004.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現狀與趨勢分析［J］.投資研究(3).

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趨勢展望［J］.經濟研究參考(49).

張如慶.200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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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篇5

一、國際勞工標準的歷程和特點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不斷增長，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聯系在日益增強，國際貿易中的國際勞工標準問題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國際勞工標準”(InternationaILobourStandards)是指為了促進對全世界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保護而由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ILabouOrganization，IL0)制定的勞工公約和建議書。這些公約和建議書的目的是促進對全世界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保護，其發展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聯系在一起。國際勞工標準的內涵，狹義上應該指與貿易利益相關的勞工條件標準，包括工人的工資水平、工作時間工作條件、勞動環境、福利待遇等，廣義上還包括禁止強迫勞動、結社自由、組織和集體談判權、清除剝削童工和消除就業歧視等。

從性質上看，國際勞工標準屬于國際法范疇，但它同一般國際法相比，又具有自己的特點。第一，國際勞工標準的制定體現了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勞動條件的精神，較好地照顧到三方的利益。第二，國際勞工標準的適用的絕大多數公約和建議書都是以調整成員國國內勞動關系為目標的。而且國際勞動公約和建議書，雖然是由全體成員國參加的國際勞工大會上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的，但通過以后并不直接發生效力，必須經過成員國政府批準才能對批準國產生約束力。

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相掛鉤這一建議具有較長的歷史淵源，早在WT0的前身GATT時期就已經提出過。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增長，2O世紀90年代，國際社會又掀起了新一輪關于勞工標準的激烈爭論。國際勞工標準具有雙重功能，調節會員國國內勞動關系和調節國家間貿易競爭的作用。國際勞工標準通過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主導下的貿易協定，試圖逐漸在WTO組織中形成與國際貿易掛鉤的機制。

二、國際貿易實踐中的勞工標準問題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WTO內對貿易與勞工問題爭論的核心是勞工標準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逐漸提高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提出勞工標準與貿易掛鉤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領域斗爭日益激烈的表現。

勞工標準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盡管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此問題上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但是，勞工標準正在一步步地被納入多邊貿易討論領域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西方發達國家試圖將勞工問題納入到WTO框架內并在區域性或雙邊貿易協議中訂入勞工條款或附加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以及在國內法中加以規定，使勞工問題和國際貿易掛鉤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并使其合法化，這些都對發展中國家不利。

西方國家還通過SA8000認證等方式將二者掛鉤。SA8000社會責任標準在企業發展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了人的發展，這與經濟發展的目的就是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社會發展進步的好處相吻合。但是SA8000作為貿易壁壘的工具，內容就是勞工標準，其具有隱蔽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勞工成本是其最大的比較優勢，而SA80O0將大大削弱發展中國家的這一優勢。特別在關稅和一般非關稅壁壘不斷被削減的今天，其非常容易被貿易保護主義所利用，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工具。如果在短期內，強制實施統一的勞工標準，將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優勢蕩然無存，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從根本上受到影響。勞工標準被發達國家作為非關稅壁壘的工具之一加以運用，是發達國家實行的一種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發達國家將勞工標準以尊重人權為由與國際貿易掛鉤，推行全球性勞工標準，以改善發展中國家人權狀況，這在表面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果通過WT0規則強制執行勞工標準，低勞工標準的國家將會受到制裁，而這只能會加劇貧困和推延工作條件的改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勞工的尊重要從其客觀的歷史發展出發，尊重其特有的人權狀況，只有這樣，才能根本上改善其勞工狀況，國際貿易才能真正健康發展。

因此，盡管從法律上，還有實踐中，國際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聯系在日益增強，都有國家期望將勞工標準和國際貿易掛鉤，但筆者認為不宜貿然將這二者相掛鉤，應使兩者漸進的和諧統一。規范企業的社會責任，保護勞工權益，促進公平貿易。全球經濟一體化是歷史的必然，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必定也是順應歷史的潮流向前發展的。

三、我國對國際貿易與勞工標準同囊的應對措施

中國是世界上的貿易大國又是WTO的成員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際勞工標準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應當承認，中國的勞工標準不但達不到發達國家所提出的勞工標準，即使同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勞工標準相比，中國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從長遠來看，中國應當逐步與國際勞工標準達成一致，積極參與并推動國際社會處理國際勞工標準問題，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一)加快批準國際勞工公約。我國在批準國際勞工公約的方面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數量偏少，二是批準公約的進度較慢。中國適當多批準一些條件基本具備的公約，從根本上說，加快批準國際勞工公約，有利于中國在國際勞工領域中爭取主動，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國際影響，使我國在國際勞工組織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同時也有助于中國發展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技術合作并獲得其援助。我國應緊密關注國際勞工標準及勞工標準和貿易問題方面的新動態，收集和翻譯主要貿易對象國已和實施的勞工法規和標準。

篇6

1FDI與國際貿易關系的國際經濟學觀點

1.1替代論：貿易替代

俄林（Ohlin，B.G）等認為，在開放經濟中，區際間因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引起的生產要素價格差異，將通過生產要素和商品的國際流動兩條途徑來縮小，直至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前者稱為直接均等，后者稱為間接均等。自由貿易代替要素流動，間接促進國際間生產要素價格趨于一致。當國際自由貿易出現阻礙時，國際貿易量就會減少，從而擴大了生產要素價格在國際間的差別，進而會促使要素的國際流動。這時資本流動將會替代商品流動，由此達到要素價格的直接均等。

蒙代爾（R.Mundell）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資本跨國流動較之商品流動更能自由，更合理地利用世界資本資源，并直接起著使各國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作用。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1.2互補論：貿易創造

迪克西特（Dixit）、克魯格曼（Krug?鄄man）等人認為，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資本交易和對外貿易都是不可能完全自由的，因而存在不完全的替代。不論是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還是國際間商品，都不能消除各國間要素和商品相對稀少的狀態。

鄧寧的OIL理論認為，企業可以根據所擁有的優勢（壟斷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在商品出口、技術許可和對外直接投資三種方式中進行相應選擇。因而根據這一理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夠并存的。

小島清（KiyoshiKoiiman）認為，生產要素移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生產場所的開辟與建立，會創造新的貿易園地。他提出，國際貿易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的，而國際直接投資也應按比較優勢的原則進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兩國間比較成本的差距，創造出一種新的比較成本格局，從而使得投資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在更大規模上進行，擴大了國際貿易的規模總量。

瑪庫森（Markusen，1984）在蒙代爾研究的基礎上，假定企業可以擁有與使用不同國家的生產要素，即假定存在不同的生產技術、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證明了生產要素流動會增加貿易。

美國經濟學家帕特瑞（P.Patrie）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差異進行研究的結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不同，使貿易和投資的關系也不同。帕特瑞將國際直接投資分成了三大類：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繞過東道國嚴厲的貿易壁壘或者是為了占領當地市場的需要，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適應當地文化、風俗的要求，以實現在當地生產、銷售。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通過在那些擁有一種或多種廉價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與土地這些流動性比較差的生產要素的國家進行的直接投資。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為了更好地配合母公司或總公司的出口貿易活動，提供各種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只有市場導向型直接投資容易成為貿易的替代。因此貿易替代的投資只是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部分。高水平的貿易保護壁壘最有可能導致以逃避關稅或占領本地市場為目標的直接投資的涌入。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直接投資則會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

因此，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可分兩種，即替代關系和互補關系。現代國際經濟學研究大多認為FDI與國際貿易之間更多是互補的關系。

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

2.1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

自從1998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大幅度攀升，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達到11547.4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535.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為15.8%。2004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606.3億美元，相比1984年的18.02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0.2%。

關于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建立貿易乘數模型如下：

T（t）=a+mCFDI(t-1)+sFDI(t)+u(t)

775.031.2361.232

R2=0.9381F=136.3374

X（t）=b+nCFDI(t-1)+qFDI(t)+v(t)

361.0940.634210.85758

R2=0.9517F=177.6354

M（t）=c+pCFDI(t-1)+rFDI(t)+w(t)

413.962250.6016370.374895

R2=0.9168F=99.1570

其中，T（t）、X（t）、M（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出口額、進口額；CFDI（t-1）為第t-1年末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FDI（t）為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a、b、c、m、n、p、s、q、r為待定參數；u(t)、v(t)、w(t)分別為隨機誤差項。通過回歸分析可知，r2=0.9381、0.9517、0.9168，三條直線的擬合度較高，此模型可以用來很好地解釋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的關系。當FDI每增加1億美元，我國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232美元。FDI對我國貿易總量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2.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變化關系的分析

這里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是指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在本國的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可體現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我國外貿進出口中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初級產品。從出口來看，隨著FDI逐步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國的外貿出口結構實現了由初級產品向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勞動密集型機電產品的轉變。我國工業制品在出口中比重已由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3年的91.3%。2002年，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品、電子技術產品出口545.33億美元和79.17億美元，分別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0.54%和11.69%，分別增長50.5%和2.3%。從進口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流入帶進了大量的機器設備，特別是外資企業中加工貿易的比重較重，進口了大量的原材料，促使我國的進口結構由消費型轉向生產型。自1997年來，機械及運輸設備產品的進口比重逐年攀升，初級產品進口則逐年減少，進口商品結構得到改善(見附表）。

3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3.1FDI在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經過近20年的發展，2002年，中國已超過美國經成為全球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作為外資流入的主要載體的外商投資企業，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優化了外貿商品出口結構。但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增長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

（1）引進外資項目層次低。集中反映在技術層次、產業投資上。FDI雖然帶來了中國市場需要的先進技術，但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外商手中，轉移到中國的只不過是已進入“成本競爭”階段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相對先進的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進入成本競爭階段的高新技術產品（如電腦、手機等）在我國大量生產和出口，長遠看有貿易惡化的傾向。近年來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從產業投向上來看，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具有一定出口優勢的食品加工制造、紡織、玩具、自行車等行業，而技術密集型行業投資較小，僅占20%左右。

（2）產業間外商投資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2年，在累計吸收合同外資金額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分別占1.90%、63.31%和34.78%。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仍不樂觀，三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延緩我國工業化進程。

（3）外商投資地區分布不平衡。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不僅存在產業布局的不平衡，還存在區域布局的不平衡。東部地區吸引外資總量遠超過中部與西部。2002年東、中、西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分別占到86.7%、9.5%、3.8%，而且東部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這無疑會進一步拉開東部與中西部的發展水平，制約社會全面發展。

3.2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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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

為了經濟發展要追求最大限度的貿易自由，為了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目標要限制或禁止某些國際貿易，兩者之間存在沖突。亞歷山大O基斯說：”在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中存在著兩個對立的趨勢：一方面是為了環境保護控制某些國際貿易的愿望，另一方面是為了自由貿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的愿望。”所以，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沖突表現為下面兩種具體的形式：

(一)國際貿易對環境保護的限制影響

當代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貿易自由，減少各種各樣的貿易障礙，以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和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地利用世界資源。貿易自由化可以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貿易自由化要力求掃清各種貿易障礙。但貿易自由化的放任自流則會造成生態資源的過度開發，使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的破壞。其主要表現是：

首先，發達國家利用大國優勝和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推行環境殖民主義，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這是建立在對其國內資源的高強度開發甚至掠奪性開發的基礎上，是用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作高昂代價換來的，而發達國家卻以低于實際資源價格的(即沒有考慮環境資源價值)的市場價格購買初級產品。

其次，新一輪環境侵略將使環境安全面臨新的威脅，長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和危害環境的工業，設備，產品和有害廢物，進行環境侵略(也稱生態侵略，生態殖民)。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遭受環境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制約

正是由于貿易自由帶來了新的環境問題，所以整個國際社會都試圖在貿易中考慮環境保護，來協調好貿易自由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具體來講，是在貿易規則中考慮相關環境因素，在環境規則中對與環境有關的貿易進行規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國際貿易。這樣，環保措施在實現其環境保護目的的同時，對國際貿易必然構成一定的障礙，其主要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構成的法律障礙

首先是國際法中與環境有關的貿易規則。這類條約以促進貿易自由化為目的，在規定貿易規則的同時考慮了相關環境因素。最為典型的是GATT第20條。其次是國際法中與貿易有關的環境規則。這類規則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規定了影響環境的有關貿易規則。

2．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設置的經濟障礙

第一，課征環境進口附加稅。進口國以保護環境為理由，對某項產品的出口，除征收一般進口關稅外，還另外加征稅款。第二，綠色壁壘。它是進口國以保護國內的環境，人民和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為目的而采取的各種措施，這些根據WTO，GATT的相關規定的條款制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限制和約束國際貿易的隱蔽壁壘。第三，環境貿易制裁。即一國針對另一國違反國際條約而采取的強制性貿易制裁措施。

3．各國環境保護對國際貿易形成的行政障礙

各國為保護本國環境會制定一系列環境管制措施，環境管制是指為環保目的而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各個國家實施環境管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以保護環境為名，征收環境進口附加稅。第二，采用強制性措施，限制或禁止進口，其依據是進口產品的生產制造方法不符合本國的環境要求。第三，推行國際標準，即對未達到國際組織制定的環境標準的產品禁止或限制進出口。第四，政府環境補貼。即政府以政治原因或經濟原因(如因經濟困難商無力支付污染防治費用)而對廠商進行環境補貼。因此，國際組織和各個國家制定的環境法規和貿易規則構成了環境管制的法律基礎和依據。隨著環境貿易政策的增多，環境管制措施日趨多樣化，由此引發的貿易問題也日益增多，從而對國際貿易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實質

(一)利益的沖突

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不能同時達到是一種表面上的沖突，更深層的沖突是南北國家之問的沖突；是南北之間在經濟發展水平、環保水平上的差異所造成的沖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利益、環境利益上的沖突。發展中國家尚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中，希望擴大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以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盡管過量開發自然資源可能破壞環境，但這些國家迫于貧困很難為了保護自然環境而放棄出口收入。另外，它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還很淡薄，環境法規極不健全，環境標準相對低下，且無力支付改善環境狀況的高昂費用。發達國家已完成工業化過程，環境污染的一度加劇，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迫使這些國家逐步完善其環境法規，在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的各個環節都有相關的環境標準和環境措施。所以，環境與貿易之問的沖突其實是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環境意識基礎上的不同利益的沖突。

(二)規則的沖突

國際上環境與貿易爭端日益成為焦點，案例之多，種類之多，是空前的。這里還有一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打規則仗，各種各樣的規則為爭論的各方所援引。而規則的模糊性、規則的不協調正是造成沖突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自的環境標準截然不同(其中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相對嚴格)，難以協調，從而導致發達圍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環境保護與追求貿易自由上矛盾更趨尖銳復雜。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保護環境是目前國際社會的人趨勢，將環保措施納入到周際貿易的目標和規則中，發達國家的這一行為似乎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但發達國家同時又運用各種規則中的例外規定來為自己辯解，規則的原則性、模糊性為其援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這就需要國際社會從全局考慮問題，綜合考慮問題的各個方面，以求規則的協調統，減少因規則不協調引起的糾紛，加強規則的可操作性和明確性。

三、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協調

㈠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法律協調途徑：

1．不斷完善國際法

首先，賦予發達國家更多的國際義務。根據圈際環境法上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賦予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上更多的義務和責任。各國負有保護全球環境的共同責任，但存各國之間，豐要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這個責任的分擔不是平均的。一方面，發達國家要對一些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物質的生產、排放進行控制，率先采取相關措施，列出時間表，而適當給予發展中國家一定的寬限期。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應當在技術、資金上給予發展中國家額外的資助。所幸的是，這些已經在一些國際性的條約、協定中有所體現，也引起了同際社會的共同關注。

其次，標準的協調。我們應當尋求產品標準的協調。產品標準的高低表明一國在制度選擇上是環保優先還是貿易優先。環保優先會阻礙貿易，貿易優先會降低某些國家的環保水平，所以，在全球范圍內，產品標準的協調也顯得尤為重要。

2．國內法與國際法協

調發展，在協調環境與貿易關系上，除了國際法的完善，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法也應作相應調整，把國際法、多邊協議的內容以國內法的形式規定下來，履行國際義務。保護環境不能以經濟”零增長”為代價，應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實現發展與環保的雙重目標，所以要完善環境貿易法規，在環境立法中積極考慮外貿行為，在外貿立法中考慮環境管理；推廣”清潔生產”工藝和技術，開發綠色產品，發展環保產業；推廣實施ISO14000國際標準；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資法規：等等。通過這‘系列措施協調好環境保護和國際貿易的關系，達到環保水平和貿易自由的共同提高。

3．完善解決爭端機制，環境與貿易的沖突源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沖突，且這種沖突短時期內不會消失。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表面目的的不一致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環境與貿易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決定了這兩者必然會發生交叉和沖突，并最終協調融為一體，但這個協調過程也是漫長的。所以，現階段，一旦發生沖突，還是要有相對完備的救濟機制，妥善解決環境．貿易糾紛與爭端，促使兩者走上良性循環，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好地球環境，實現全球的共同繁榮和可持續發展。

(二)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沖突的經濟協調途徑：

首先，廣大發展中國家要立足于本國，加強彼此之間的團結合作，積極開發環境無害技術，環保工業產品，實行傾斜扶持政策，發展綠色經濟，以科學技術為推動力，應用清潔生產技術，資源節約技術等等，來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同時要抓住機遇，加強與發達國家繁榮交流合作，借鑒吸收其先進技術與經驗，爭取早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其次，改變舊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只有本著建立新的，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新的，全球伙伴關系的思想，各國共同努力，調整現行多邊國際貿易制度與多邊環境條約之間的關系，貿易與環境保護的協調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因此發達國家應從技術，資金，人力等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使發展中國家在內外因素的雙重作用，迅速走出生存經濟狀態，提高其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發展中國家要積極參加國際社會有關貿易與環境問題的會議，爭取與發達國家一起制定公平合理的環境貿易政策，措施，保證其透明度，以免形成新的貿易壁壘，或不利于其本國的環境保護。

篇8

當今時代，全球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化，改變了傳統商品生產和服務的條件。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的產業和生產組織形式。在當今信息社會，經濟的競爭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生產要素的范圍，而越來越倚重于知識、無形價值和創新能力。經濟日益全球化，技術進步和創新已經占據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比較優勢，越來越體現為其學習、創新和知識生產的能力。在這種新的經濟形態中，文化變得越來越重要。

一、國際對外文化交流與文化貿易概況

當今世界已經全面邁人了全球化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間的文化交往日益廣泛，文化交流與文化產業發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銀行分別出版了《世界文化報告：文化、創造性與市場》和《文化與可持續發展：行動框架》，這兩份文件都特別強調了文化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國的傳播政策中，雖然沒有聲明要重建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但作為美國政府的目標卻是非常明確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國內的文化產業政策基本上是越來越放松管制，其理論基礎是市場理論和多樣化原則。美國大眾文化的全球性擴張，在大多數情況下屬于非政府部門的文化企業為巨額利潤所驅動而進行的經營性活動，但在實際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對外宣傳方面已與美國外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英國政府為扶植文化產業發展，采取了許多具體措施。英國政府認識到，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市場對文化產品及服務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機遇，擴展國內外市場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日本經濟長期低速徘徊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把文化和經濟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文化產業。1995年，日本確立了文化立國方略；2001年，日本開始全力打造知識產權立國戰略，明確提出10年內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識產權國；2003年，又制定了觀光立國戰略，計劃到2010年讓到日本旅游的外國客人達到1000萬人，比2001年提高1倍。為把文化立國戰略落到實處，日本政府還通過設立戰略會議、懇談會、幕僚會議、審議會等形式，研究商討具體對策，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亞洲金融風暴后，韓國制定了“文化立國”的方針，將文化產業作為21世紀發展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最終目標是把韓國建設成為21世紀的文化大國和知識經濟強國。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加強了對外文化交流與合作，如：歷時兩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國圓滿閉幕，在美國舉辦的“中國文化節”、在意大利舉辦的“中國天津周”和在荷蘭舉辦的“中國文化藝術節”等大型對外文化活動，擴大了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樹立了中國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響巨大，盛況空前，全面提升了兩國的政經關系，把中法以至中國與歐盟的伙伴關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對周邊國家產生了示范作用，俄羅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國、希臘等國已相繼提出要與中國舉辦文化年。中國在對外開展各種文化活動的同時，“十一五”規劃還明確指出要大力發展對外文化產業貿易，復興民族文化，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貿易方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料，過去20年間，全球文化貿易總額一直在持續增長。從1980年到1998年間，印刷品、文學作品、音樂、視覺藝術、攝影、廣播、電視、游戲和體育用品等文化貿易的年貿易額從953億美元猛增到了3879億美元。但是，這些貿易絕大部分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進行。1990年，日本、美國、德國和英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貿易出口國，占全球當年文化貿易出口額的55.4%，而化貿易的進口額也高度集中在美國、德國、英國和法國，占全球當年文化貿易進口額的47%。跨人21世紀以后，文化貿易的進出口大國排序有所更替，然而總體格局并沒有變化。這些國家占據了90%的市場份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產品進口國，2002年其進口額高達153億美元；英國是第二大文化產品進口國，其進口額大約是美國的一半，為78億美元；德國是世界第三大文化產品進口國，其進口額為41億美元。

二、對外貿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體作用

對外貿易中的文化交流，媒體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這為媒體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發揮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中國加人WTO后，在對外貿易中中國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國信息，雙向選擇劇烈增加。這種需求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目前中國有報紙2000多種，雜志8000多種，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約有2000個頻道，有近10億的電視觀眾，同時有超過1億的互聯網使用者。媒體、媒介成為中國對世界宣揚中華文化，加大中國對外文化貿易的重要手段。但與國際同行相比，中國傳媒在資本、經營網絡、經營理念、管理體制和人才素質方面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文化貿易方面，我國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數字來顯現的，中國書刊版權貿易上的逆差更高達10一15倍。因此中國媒體仍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專家預計，中國媒體要成為世界主流媒體，還需要很長時間，甚至10一20年。媒體在發展自身的同時還肩負著促進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漢語文化，發揚宣傳中華文化的艱巨任務。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場經濟體系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擔負著提供文化服務的職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角色，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放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這一背景下考慮。十六屆五中全會有一個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進對外開放的關鍵。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間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我們以前涉及政府職能經常從經濟角度考慮，許多地方政府把GDP作為衡量工作業績的唯一標準，中國現在提出科學發展觀就是把重點放在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而科學發展觀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經濟與文化的協調發展問題。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是解決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戰略的職能。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總的來說有三個層面：第一個是文化產品的沖擊。因為外國文化產品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產品在國際文化貿易市場上具有比較大的優勢，我國加人WTO承諾文化市場的開放，首先面臨占有國際優勢地位的文化產品對中國文化產品的沖擊。第二個是文化資本的沖擊。當外國文化產品在文化市場上占據一定的份額時，他們一定會謀求對中國本土文化資源的整合。國際文化資本進人中國參與整個中國的文化企業的生產，采取某種本地化的生產方式，就地整合資源，就地生產、產品就地出售，這是一種跨國文化企業的比較合理的商業模式。近年來，外國文化資本進人中國文化資本市場勢頭一直比較猛烈。第三個是文化價值觀的沖擊。隨著外國文化產品的普及，它負載的是外國文化價值的內容，它一定會對我國文化消費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認同等方面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三方面構成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總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需要制定本國文化發展戰略，宣揚中華文化，促進世界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對此，日本的經驗可以借鑒。學術界認為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其發展的歷程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致是從明治維新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這段時間，被人稱之為“軍事立國”階段。從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80年代，被稱之為“經濟立國”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日本確立了“文化立國”階段。之所以有這么一個發展戰略的轉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飛速發展，成為世界上與美國、歐盟并駕齊驅的一個經濟大國。但是，日本單純追求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包括環境的問題、國家形象的問題等等。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日本適時提出了文化立國的目標，這個目標包括這么一些內容：首先，要確立一個國家形象，這個形象就是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創新精神的一個國度，而不僅僅是能夠制造物質產品的國家。其次，要盡可能地滿足公眾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文化環境，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文化戰略是許多發達國家為促進本國可持續發展所采取的一個重要的發展戰略。我國目前也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要發展文化產業，實際上制定文化戰略也是政府應對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的挑戰。

3.對外貿易自身作用

對外貿易自身作用體現在通過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加大對外文化貿易來促進本國文化走向海外，促進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近期來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已經在中國形成了一個良好的發展勢頭，如何通過整合我國的文化資源，開發我們的文化產品，提升我們的產業結構，增加我們產業附加值，無論是高技術附加值，還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為一個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新的戰略重點，這就造成了一個大的發展態勢。即把文化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融為一體，把文化產業和傳統產業融為一體，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中國作為世界的制造業的中心這兩件事也結合在一起。我們不僅要作為世界制造業中心，所謂“中國制造”，而且我們要變成“中國創造”，我們要成為一個世界的創新中心。

三、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與貿易的現狀與問題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對世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但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日漸衰弱，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呈現了嚴重的逆差。改革開放，特別是國家“十五”規劃實施以來，中國加大了對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從組織中法文化年、中國俄羅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國的中國文化節，到在海外多個國家設立100多所孔子學院等，都具有一定聲勢和影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同中國經濟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貿易的主要產品，無論是文藝演出、影視作品、圖書期刊、動漫產業還是語言文化等，存在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人超”，處于絕對輸人國地位，存在著嚴重的“文化赤字”。這對于一個擁有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來講，對于一個正快速發展追求民族復興的國家來講，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產品

我們輸出的文化產品質量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反映當代中國發展面貌、當今中國人核心價值觀和精神風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內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創作品太少，能展示中華文化的內在魅力、代表國家形象的高端文化產品更是鳳毛麟角。在各種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紙、泥人、刺繡、大紅燈籠之類的民俗作品和兵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為主的階段，在國外較有影響的戲劇歌舞和影視作品也僅僅有屈指可數的幾部，動漫產業與美國和日韓相比我們才剛剛起步。我國現在還沒有能夠吸引人的、占領國際市場的文化產品，尤其是被人們廣為接受的品牌性產品。而美國的品牌文化產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樂、麥當勞以及各種美國大片等。

2.觀念滯后，缺乏創意

在傳統觀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國人很少想到去賣文化，這種思維方式與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產品能否贏得市場，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其所內含的文化價值、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產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親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賦予文化產品這幾種力量，才會得到國內外消費者的認可，讓他們心甘情愿地購買你的產品。作為國際貿易主體的企業在制定貿易策略時應注意與當地文化融合，創造為當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個經營設計過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環境要求進行創新，既要創造出適合銷售國文化的產品，又要使定價的方式和程度為之接受，還要找到適合當地的渠道，采取購買對象樂意接受的宣傳方式。美國人在中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店里將玉米羹、湯和可樂同售；海爾在美國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開端。

3。缺乏國家戰略與支持

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缺乏國家戰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動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缺乏國際化的運作和推介。國家應制定對外文化交流發展戰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著眼長遠、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循序漸進，搭建各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平臺，策劃組織一系列高端的中國文化產品，提高對外文化交流的整體水平。

四、擴大對外貿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中國的現狀是文化實力與經濟大國地位嚴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觀上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眾，強化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力，甚至影響了國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了開拓國際文化市場、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標，中國文化要繁榮振興，要加大對外交流已經刻不容緩。

第一，國家應制定和推行戰略性文化貿易政策。在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過程中推動文化的發

展，是國家在制定文化貿易戰略時必須考慮的問題。政府進行合理的干預，適當運用關稅、補貼，以進口保護作為出口促進的手段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會刺激和提升我國的文化產品乃至文化產業的競爭力。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不同時期也都采取過這樣的政策。

第二，國家應加強完善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的體制機制。互聯網的無界性，使文化傳播可以突破時空界限，對全球文化的發展、創新和傳播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發展潛力巨大，是我們促進對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的陣地和窗口。建議國家專門建立一個部門，招募聚集一大批優秀外語人才和網絡技術人才，負責互聯網的對外文化傳播與管理。

第三，加強對海外受眾的接受心理、接受習慣和思維特性的研究，以增強針對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藝術形式，例如歌劇、舞蹈、交響樂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篇9

一、引言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國際貿易和金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明顯，并且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共同作用于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本文首先詳述了金融和國際貿易發展的之間的關系，進而分別國際貿易與金融的相互影響機制，從中探索關于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的對策和建議，這些為未來我國在開放式經濟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篇10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蔡銳,劉泉.2004.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8).

齊曉華.2004.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現狀與趨勢分析［J］.投資研究(3).

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趨勢展望［J］.經濟研究參考(49).

張如慶.200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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