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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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保險業作為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穩定社會、保障民眾、資金融通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保險業目前實行超常規發展,困擾其發展的瓶頸即投資問題.在保險資金投資渠道放寬后引起的效益問題、風險問題、資源有效配置等問題,對保險業的長期運營和社會穩定將產生深刻影響,應引起關注和重視。
一、我國保險資金運用現狀
按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資金的運用,限于在銀行存款、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企業債券、投資基金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目前,我國保險資金運用有以下特點:
1.投資渠道狹窄,滿足不了保費快速增長的需求
據有關資料顯示,截止2003年底,各保險公司保險資金運用余額為8739億元,其中:銀行存款為4550億元,占52.06%;購買國債1400億元,占16.1%;購買金融債券占9.48%;購買投資基金占5.23%;其他投資占17.13%。保險公司持有的企業債券已占債券總量的一半,持有的證券投資基金占封閉式基金的26.3%,保險公司正逐步成為資本市場主要的機構投資者。
2.投資收益降低,形成較大的利差損
保險資金投資收益逐年下降,2001年度為4.3%,2002年度為3.14%,與以前年度保單預定分紅率5%、6%相比,出現了較大的利差損。保守估計,保險公司以前年度累計利差損高達數百億元,已成為企業經營的歷史包袱,制約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
3.經營方式粗放
目前,保險投資還處在粗放經營階段,面對龐大的經營資產,沒有形成成熟的管理思想,憑經驗投資,靠天吃飯的情況比較普遍。國外比較普遍運用的資產負債管理、投資組合理論在國內保險投資領域還處在探討、摸索階段,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為空白,沒有避險工具,在股票市場對保險投資開放后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應引起足夠的關注。
粗放經營的結果是投資收益呈現大幅波動,不斷走低。首先是保險公司收益下降,有些公司甚至出現虧損,引起股東不滿,股東信心下降,對公司長期經營會產生不利影響;其次,客戶也不滿意,因為投資收益下降,造成投資連結保險客戶賬面價值降低,甚至出現較大虧損,購買分紅產品的客戶分不到預期紅利,出現部分客戶投訴保險公司誤導的情況;第三,由于保險公司效益下降,出于成本考慮,將會減少為客戶提供附加價值服務,對客戶服務的深度、廣度和質量也會降低等等。這些情況在社會上將造成不好的結果,既影響保險公司的信譽,對保險行業也是一種傷害,甚至還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使保險失去保障民眾、造福社會的作用。
二、國外投資趨勢
1.發展趨勢
國外保險企業發展的趨勢之一是規模大型化、經營集團化,充分發揮資本并購、投資的積極作用,走上快速成長之路。1998年,美國花旗銀行和大型保險公司旅行者集團合并,成立新花旗集團,服務范圍涉及商業銀行、保險、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基金等金融業務;1999年,德意志銀行收購美國銀行家信托公司,形成了超大型金融集團;1999年,日本富士銀行、興業銀行和第一勸業銀行合并,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團—瑞穗金融集團;2000年,大通曼哈頓公司收購J.P摩根,成立摩根—大通公司等。歐洲發達國家的金融企業購并潮此起彼伏,特別是美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實施,促進了金融的混業經營,形成了全球金融系統中具有重大影響的超大型跨國金融集團。保險業在這種繁榮的大背景下,迎來了良好的發展機遇。
2.盈利模式
國外保險業經營、承保利潤越來越低,而資金運用投資收益穩定,已成為保險企業彌補承保虧損、產生利潤的主要來源。例如在1975年-1992年間,美國、英國和瑞士三國的承保盈利率在—8%左右,而綜合盈利率還分別達到5.8%、4.5%和3%。在1996年-1999年間,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的承保虧損率分別為6.5%、5.7%、7.9%、8.3%、14.1%,而由于投資收益率分別為7%、8.3%、9%、5.8%、7.8%,從而保證了保險公司的穩健經營。
從傳統的承保盈利模式向投資盈利模式的轉變,標志著保險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大量金融衍生產品的涌現,使金融投資具有廣闊的選擇范圍。新經濟浪潮的出現,特別是IT技術快速發展,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各種金融工具之間的轉換更加便利。保險業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實行管理創新的技術創新,改變了保險投資的作業方式,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國外保險業的發展趨勢對國內保險業的發展方向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三、我國保險投資方式的創新
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出臺,為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促進了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對保險投資將產生長期而深刻的影響。支持保險資金直接投資資本市場、提高人市比例,以機構投資者的身份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明確了保險資金運用主渠道、經營方式和市場地位。
資本市場以其高流動、高收益、高風險的特性吸引了大量資金參與,融通大量資金支持了社會各產業的發展,同時為市場流通資金提供了盈利機會。保險投資深度參與資本市場,與其產生交互相關性,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如此,國內新興的資本市場亦然。保險資金投資渠道放寬后,經營方式將發生重大改變,以下幾方面將成為重點選擇:
1.股票投資
截至2003年末,國內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1285家,數量逐年增加。目前,香港部分銀行開通了人民幣業務,在內地資金投資香港股市的政策明確后,保險資金還可以投資香港股市。股票市場容量擴大,投資品種增多,保險公司作為機構投資者,對股票選擇有了更大的空間。
在國外,股票是保險資金重要的選擇。在日本、歐洲等國家,股票投資占保險公司總資產的20%-30%,在美國甚止占保險公司總資產的50%,由此可見,股票市場是保險資金重要的投資場所,保險資金促進了股票市場的繁榮,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經濟效益,不斷創造社會財富。
2.直接投資
按《保險法》規定,保險資金不能設立證券經營機構、不得用于設立保險業以外的其他企業。全球金融混業經營的大趨勢,國外保險集團迅速進入我國保險市場,對我國保險業單一經營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戰。我國保險公司目前正在經營轉型,保險資金的直接投資有了很快的發展。保險公司轉型方向有兩個方面:一種是建立保險、證券、銀行、信托等功能齊全的金融控股公司,發揮全能金融集團的規模優勢、范圍優勢,占領市場份額,以規模求效益、保數量促質量,如中國人壽、平安保險等建立了集團公司,部分發展迅速的保險公司也正在積極申請組建保險集團,拓展經營范圍,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提高;另一種是建立專業化的保險公司,利用專業優勢,在行業細分市場上深耕細作,擴大其局部優勢,如中國再保險集團等。保險公司在集團化經營時,要著重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練好內功,在集團內部建立產險、壽險、健康險等門類齊全的保險子公司,并迅速擴充市場廣度、充分挖掘市場深度,把保險根基打牢,這是與其他金融企業、國外保險集團競爭的基礎。在保險業務沒做好的情況下,盲目建立綜合性集團,有舍本逐末之憂,根基不牢,難成大事,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競爭企業的資源和優勢,在共同發展中求得保險業更快的發展。如各保險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思路是對的,但要注意充分發揮基金、證券公司、銀行的委托理財作用。特別是基金公司,有長期經營的理念,有專業的市場、行業研究人員,有素質較高的基金經理,在2004年一季度的股市行情中,部分基金獲得了10%,甚至是20%以上的收益率。保險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基金公司的專業優勢,委托經營良好的基金公司進行理財。
四、我國保險資金運用應關注的問題
保險公司經營目標、經營方式的轉變,給保險資金運用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保險資金運用范圍的擴大,在提高效益的同時,也會出現相關問題。比較突出的問題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經營創新
經營創新表現在經營思路、投資工具創新。在保險集團內部,資金運用要制訂長期的經營目標,避免短期行為。一是保險是我國重點發展的金融服務業,國家支持其長期穩定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順利實施;二是保險資金以10年期、20年期的長期資金居多,從資金的性質來看,也要求保險公司資金以長期投資為主。
要樹立長期經營的思想,保險公司內部要調整相應的政策,如考核、評價政策等。目前,多數保險公司的考核、評價以短期考核為主,以一時一事的成敗論英雄,嚴重束縛了保險投資人員的經營思想,使他們不敢也不愿意去長期經營。從保險涉及的社會公眾來說,也應有長期經營思想,不要看到投資賬戶盈利就眉飛色舞,虧損了就不肯善罷甘休。其實保險投資也存在經營風險,但從長期來看,會有比較好的盈利機會與前景。保險資金長期經營對保險公司、社會公眾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都有利。
投資工具創新是指針對新型的投資品種,選擇合理的證券、資產組合,完成獲取收益與控制風險的過程。由于保險公司不能直接投資保險業以外的企業,研究項目投資信托化就顯得很有必要,如電力、高速公路、城市供水、供氣等基礎設施項目,收益穩定、風險較小,非常適合保險資金投資。保險資金不能進行這些項目的股權投資,但如將資產證券化,變成一個個信托產品,保險資金就可購買。諸如此類的金融創新不僅可以解決項目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而且也開辟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
2.資本經營
行業的發展過程就是業內公司不斷設立、消亡、兼并與資產重組的歷程。我國保險業發展至今,各保險公司發展不平衡,在業務規模、資產質量、經濟效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本身存在兼并沖動。國外金融集團的進入,加快了兼并與重組的步法。20世紀90年代以來,保險業的兼并風起云涌,造成了德國安聯、荷蘭ING等大型保險集團的出現。我國保險業做大做強有兩個標準,一是保險市場規模足夠大,有很大的容量,在金融領域甚至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有較大的影響;二是保險集團公司的規模足夠大,造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保險“巨無霸”,積極參與國際保險市場競爭,融人全球金融一體化發展進程。從發展的眼光看,規模是特別重要的,如果要保證競爭優勢,規模也是必須的。可以說保險業的兼并與重組是大勢所趨,是發展的必然。
保險業的兼并與重組的過程,也是錘煉保險投資能力的過程。保險投資除了有短期獲利能力外,出色的資本經營能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資本市場的風風雨雨,更多的是股權的爭奪與喪失,資本在流通中變化,在變化中尋求增值機會。保險資本同樣具有逐利性以及與之相伴隨的風險性,這是保險資金投資時需面對的客觀現實。
3.風險控制
保險行業本來就是集聚風險、分散風險的,轉移風險、控制風險是保險公司的責任。保險投資作為風險高發區,對風險的控制就顯得尤其重要。保險投資風險控制程序分為風險預防、風險識別、風險發生、風險消除等。風險預防首先要建立風險預警系統,對投資品種進行指標評價,如設置證券購買的最大數量、最高價格等,進行諸如威廉指數、乘離率、AR指標等相關的技術指標分析,對風險進行跟蹤監控,預防風險發生。盡管監管部門對保險公司投資品種有數量監督、金額管制,那是監管性約束,是不能違反的,但企業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風險控制金額,一旦超過,便是高風險區,必須降低倉位,作減壓處理。其他指標的控制也應做類似處置。
債券在保險投資中占有的比例較高,到2003年末,國內保險公司對國債和金融債的投資金額已達到2230億元,占保險資金運用總額的25.43%。2003年,交易所市場22只國債現券中,只有12只的年回報率為正數。2003年最后4個月內,絕大多數參與國債交易的機構都難逃賠錢的厄運。從票面上粗略計算,全行業的損失金額應在400億元—500億元之間。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投資效益問題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涉及民營企業投資效益的研究成果較少,特別是有關西部地區民營企業投資效益的研究文獻極其缺乏,理論和實證方法上也顯得比較薄弱。目前,有關其他方面投資效益的理論和評價方法研究上已相當成熟,比如對高等職業教育、財政支農資金、固定資產、金融投資、對外直接投資等投資效益的研究。本文將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總結如下:
一、國外研究動態
(一)關于宏觀層面投資效益的研究
國外學者對宏觀層面投資效益的研究主要是從國家這個層面展開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從“投資總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的問題,即總量層面的效益。Phelm(1961)最早提出宏觀經濟“動態效率”,后來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s10W--Swan模型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中都有精確的數學表達。Abel(1989)提出了一個簡便易行的AMsZ準則,即如果一個國家每年的總資本收益“始終大于”當年的總投資(D>I),那么這個國家的宏觀投資就是“動態有效”的;否則,就是“動態無效”的(D2從“投資結構”的角度分析資本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配置是否合理。投資的流向是否正確。Fraumem和Jor-gensonfl9801用“調整推算”法對美國1948—1976年間46個制造業行業的資本收益率進行了測算。Wurgle“2000)分析了1963一1995年65個國家28個制造業行業的數據,發現發達國家的ηc系數普遍高于欠發展國家,而且發達國家的T1c顯著為正,欠發達國家則大多不顯著。
(二)關于微觀層面投資效益的研究
微觀層面主要是圍繞企業的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投資決策所引起的投資效益來展開的,且集中在金融投資、對外直接投資等方面,并依據相應的投資理論建立數學模型對其投資效益進行針對性的分析。代表性的學者主要有AllenBlackman(1998)、SangkyunPark(1999)、Amitid(2003)等。
二、國內文獻綜述
國內對投資效益的研究是從上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的,后來討論一度中斷。黨的以來,投資效益問題再次成為經濟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關注的重要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研究和討論。
(一)投資效益內涵相關研究
關于投資效益的內涵,理論界存在著分歧,其焦點在于:在普遍承認的“投資效益就是投資活動中投入與產出的比較”的前提下,“產出”和“所得”究竟是何涵義。對此,理論界有幾種比較流行的觀點:“一般成果說”、“有益成果說”、“凈成果說”等。持“一般成果說”觀點的學者認為,投資效益作為投資領域或投資活動中投入與產出、所費與所得的比較,其內涵應該包括投資過程中的總投入和總產出,應是勞動消耗總和與所得成果總和之間的比較,“有益成果說”觀點認為,其特定的含義是指投資活動的結果所能給社會和人們帶來的收益、受益和利益。“凈成果說”觀點認為,產出和所得的內涵只能是所得扣除所費、產出扣除投入的凈成果,或者是投資“帶來”的新價值。還有觀點認為,應將投資效益歸結為投資領域和投資活動中費用與效果的比較。
(二)投資效益評價方法相關研究
隨著新的企業投資效益評價方法的引入,國內理論界對企業乃至民營企業投資效益評價方法的研究進一步深化。較多的學者運用投入產出法、多級模糊綜合評價、DEA(數據包絡分析)等方法來評價企業的投資效益問題。余水蘭(2008)、劉德(2008)等人均采用多級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不同區域范圍的投資效益進行評價。田中禾等(2009)運用DEA的C2GS2模型對甘肅省具有代表性的10家民營企業科技投資效益進行了實證分析。近年來,考慮到統計數據較全面、易獲取,諸如一些統計分析方法也運用到企業投資效益評價中,使評價效果更有說服力。張明(2005)利用SPSS軟件對上海市1990-2003年投資效益進行主成分分析。尤卓雅、畢權富(2008)通過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彈性分析模型對甘肅省1991-2005年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效益進行比較分析。
(三)民營企業投資效益的影響因素及提升途徑相關研究
查閱相關文獻可以看出,目前關于民營企業投資效益的研究不多。從現有文獻可以看出其影響因素和提高途徑的相關研究主要有:
1制度和相關優惠政策的出臺。陳海宜(2003)建議溫州民營經濟應該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政府提供信息服務,協助企業進行決策: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其投資效益。劉耀勝(2005)提出民營企業應充分利用現有人力資源和國家優惠政策等途徑來提升民辦高等教育投資效益。
2科學技術的引進和使用。儀旭(2007)建議各區縣政府想辦法提升區域的整體科學技術水平和科學技術氛圍,為天津市民營科技企業提供更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背景,以協助民營科技企業打破現有技術瓶頸。張治軍(2004)、周偉(2008)等學者指出技術進步和創新對民營企業投資效益的提升尤為迫切,其中企業家、技術人員、經濟園區、金融資本等要素投入對技術的創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3產業集群的培育。陳順(2005)指出民營企業集群作為一種有效的空間組織形式是提升民營企業投資效益的重要途徑,并提出了集群創新機制。王元京(2010)指出發展產業集群,促進優勢產業鏈條的延伸是提高民營企業投資效益的重要條件,而產業集群的發展又是建立在大中小企業配套生產基礎之上的。
4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金少英(2001)指出加強東西部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才能有效地提高民營企業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田中禾、員碧輝(2009)研究發現,甘肅省民營企業總體科技資源的投入配置沒有達到最優化,應提升科技投入產出規模效益,提高科技投入產出效率,使企業形成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技術資產。
三、國內外研究成果比較分析
企業的人力資源投資是企業單位為獲得和開發人力資源所進行的投資。它可分為企業對人力資源的原始投資和人力資源重置投資兩種。前者是指為了獲得和開發人力資源所必須進行的投資。包括:①取得新職工必須的支出,包括薪金、廣告費、費、差旅費等;②增強員工的技術、管理、社交等方面的能力而進行的開發投資,包括用于培訓的學費、差旅費、材料費、咨詢費和學員必要的薪金、補助等。后者是用能夠在某既定職位上提供同等服務的人來代替目前在該職位工作的人所必須的投資。包括:①取得能提供同等服務的新人所進行的投資;②培訓新人使他能在既定職位上達到預期業績水平所進行的開發投資;③原任職者離開其崗位的遣散費用和組織所需要的代價。
二、人力資源投資效益的分析與評價
(一)從投資主體看
對于人力資源投資,不同的投資主體有著不同的考慮,從而就有著不同的投資動機與投資行為,并具有以下不同的效益內容。
l.國家即政府所關心的是通過該項投資能夠達到綜合效益,并注重投資的產出率。從國家角度看,投資的效益包括:①滿足社會成員的有關需要,如辦公立學校、醫院等,這是政府的基本責任;②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增加人力資源的生產動力;③有利于實現社會平等,促進社會進步;④與國家的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相配合,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國家的經濟目標,促進國家財政收入的提高。
2.企業是具有獨立權益的經濟實體,它所關心的是通過投資增加經濟活動的效益。從企業角度看,投資的效益包括:①滿足自身業務活動對各種人力資源的需求;②為企業長期發展的目標服務,即保證企業不斷成長的持續性適用人力資源的供給;③提高企業員工素質。增強個人發展的實力,提高企業對員工的凝聚力,從而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綜合素質與競爭力;④有利于樹立企業的公共形象,從而有利于吸引人才、壯大企業的實力,并能獲得社會人力資源的回報。
3.作為社會勞動者的個人,所關心的是經濟支出為自身的生活目標服務,取得人生生涯發展的效益。從個人的角度看,投資的效益包括:①促進自身勞動能力的形成,獲得立足于社會的“資本”;②能具備特定的職業技能,有利于個人的擇業和就業;③獲得發展創造條件和機會,有利于晉升和事業的發展;④使學識、觀念、修養的綜合素質得以提高,促進人的自身全面發展;⑤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回報,即一定時期的投入,可以轉化為以后較高的工資收入。(二)從投資的具體內容看“從企業人力資源投資的具體項目或內容上看,由于在企業內人力資源的流動,一般不涉及人力資源的遷移投資問題。企業人力資源投資的項目不同,其效益的評價亦有所不同,一般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企業員工本身生產投資效益評價。企業員工本身生產投資的含義是用于形成員工正常健康人體的生活消費的費用。勞動者通過生活消費維持了健康的體質,通過供養家屬生產出未來的勞動力。這方面的投資包括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各種報酬。這是對人的生活的投人,也有人的生產產出。但是某個時期的人的生產費用的投入,并不導致即時勞動人口的生產產出,同一時期的投入與生產產出之比,不能準確反映真實效益;同時在計算上也存在困難。因此,評價公式可以表述為:企業員工自身生產投資效益。人口預期生產量。人口生產費用。
2.教育投資效益評價。教育的對象是人,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培養社會勞動者。這樣,教育就具有了“生產性”,其支出就成為一種投資。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源投資中的最主要部分。
企業人才教育的投資是企業自行支付的教育、培訓費以及向社會的教育捐助支出等。反映在企業賬上的是職工教育基金、學校經費基金以及營業外支出中與教育相關的部分。作為企業,可通過計算某人因學習培訓而少為企業創造的收入來進行確認和估計。
教育投資的經濟效益,可通過以下途徑判斷和估算:①通過教育培訓,培養出各種類型的專業人員和技術工人,保證了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和不斷發展。②通過教育,促進科技的進步,并將其成果物化到企業生產中,使得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③通過教育,提高勞動力資源質量,并通過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使企業產出率大大增加,經濟效益大大提高。④通過教
育,提高了勞動力資源的質量水平,并促進了人的各種能力的發展,有利于增加勞動力的流動性和進一步自我開發,減少結構性失業。
教育投資效益公式可表示為:教育投資效益二教育投資收益現值之和、教育投資成本現值之和。
企業文化被定義為企業成員共有的哲學、意識形態、價值觀、信仰、假定、期望、態度和道德規范。在企業追求其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過程中,企業文化解釋了企業為什么要這樣做的基本原因。從企業文化這個概念被提出以來,它已經被公認為影響企業組織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會影響到企業投資效益(SiehlandMartin,1990;KotterandHeskett,1992)。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多有實力的公司走上了跨國經營之路,成為跨國公司。在實踐中,所有希望通過海外投資來獲取高額回報的跨國公司都面臨著如何解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社會、不同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問題。無視這種差異,而照搬母公司的全套經營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正如戴維•利克斯所說:“凡是跨國公司的失敗,幾乎都是因為忽略了文化差異所招致的結果。”相反,那種完全抹去母公司的一切烙印,一味地迎合當地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跨國公司一方面需要保持母公司的經營特色,分享母公司的戰略資源,另一方面更需要盡快融入到當地的本土文化中,實現企業文化的本土化,從經營理念到經營方式都要適應所在國的國情、制度和傳統。無數事實證明,跨國經營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本土化戰略。
近年來,隨著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投資目的地選擇在中國。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為了加強其設在中國的子公司的市場競爭力,紛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并不斷加快步伐。這一現象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一些學者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對跨國公司在拓展業務方面所面臨的挑戰進行探討,更多學者從本土化給跨國公司和國內競爭伙伴帶來的利弊進行分析。從文獻方面看,國內關于企業文化和本土化問題的探討大多集中在價值判斷和倫理層面。無論是企業文化差異的比較,還是本土化的利弊之辯,其研究思路大體如此。
本文不同于以往關于企業文化簡單價值判斷的邏輯,而把企業文化與企業的生產管理、組織設計、營銷策略、人力資源等各種技術因素視為一類,它們都屬于企業經營中的技術因子。正如企業管理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的那樣,企業文化在企業經營中不僅發揮著理念、信仰和道德規范作用,而且是一個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的技術因子,可以影響和制約企業的投資效益。
對于跨國公司而言,企業文化的技術含量在母公司和東道國之間存在差異。本土化實際上是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在東道國的一種技術轉化。這種轉化必須而且只能通過企業中的“人”來實現。這就是企業文化本土化中的人力資源同化現象。本土化是一個長期、漸進而持續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實施本土化的跨國企業完全不考慮投資的經濟效益,而純粹把本土化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
文化因子及其特征
企業文化是一種像生產過程中的操作準則一樣可以被企業經營者或員工掌握的實用技術,本文稱之為文化因子。文化因子扎根于企業的管理理念之中。無論人們對企業文化的理解存在多大差距,作為實用技術的文化因子始終與企業經營的核心價值觀聯系在一起。這種核心價值觀反過來又影響著企業的具體決策和經營行為。實際上,所有有實力拓展海外業務的跨國公司都有自己的企業文化,或者說有一種體現在企業經營者和員工身上的文化因子,這些文化因子在許多方面影響著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的行為,比如如何對待顧客,如何確立規范,如何創新等,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發展。
(一)文化因子的度量
文化因子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可以從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內部凝聚能力、經營標準化能力和全面責任能力等方面加以觀察,如圖1所示。
由于與文化因子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因素具有可測性,因此,文化因子是可以度量的。第一,市場拓展能力的衡量。對待客戶的態度和方式可以看作是衡量企業市場拓展能力的一把標尺。第二,內部凝聚能力的衡量。對待企業內部員工或人力資本的態度和方式又是一把衡量企業內部凝聚能力的標尺。第三,經營標準化能力的衡量。對待產品質量與服務質量的態度和方式可以被看作衡量企業經營標準化能力的一把標尺。第四,全面責任能力的衡量。以負責的態度對待企業財務狀況同時也以負責的態度承擔社會責任,利己又利人,這是企業具備全面責任能力的表現,可以作為衡量企業全面責任能力的標尺。
(二)文化因子的特征
以上四個方面是衡量文化因子這種實用技術的幾個維度。另一方面,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文化因子本身還存在一些可以觀測和評價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是由文化因子作為可操作的實用技術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的,包括:
寄生性。文化因子可以看作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素質的體現,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過企業中的經營者和員工來體現;兼容性。在一個企業組織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文化因子A和文化因子B)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同時共存;滯后性。文化因子的效用只能通過一段時間以后的投資效益來證明,而不能以現有的會計數據直接反映出來;差異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間由于它們的淵源、規則和實踐者(即它們的寄生體或宿主)不同,而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可比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事后的效用的不同,它們對投資效益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都是可以相互比較的;長效性。和所有與企業經營相關的技術因素一樣,文化因子也可以產生投資收益,只不過對投資收益的影響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發揮比較顯著的效果。
在文化因子的上述幾個特征中,寄生性和兼容性是文化因子的基本存在形式;差異性和可比性是文化因子所以能夠度量的前提條件;滯后性和長效性則是文化因子生命力的表現。對于跨國公司來說,企業文化本土化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母公司與東道國之間不同文化的兼容性。這種文化兼容,使得文化因子得以順利跨越輸出資本的母公司和吸收資本的東道國之間的障礙。
企業經營者和員工都是文化因子的生命載體。其中,企業經營者主要是指企業的投資者或所有者,而企業員工則包括企業管理者在內,它們是企業具體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的實施者和執行者。就投資戰略而言,企業經營者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他們是企業文化的倡導者,在他們身上更能體現文化因子對企業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的影響力。不過,就一般規模的企業而言,員工在企業總人數中占大多數,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內部凝聚能力、經營標準化能力和全面責任能力都需要通過他們來實現。從這些方面來看,他們是企業文化因子的主要載體。為了研究方便,在本文中,我們把文化因子看作寄生在跨國公司員工身上的一項特定技術,簡稱為“文化因子-技術”。員工掌握了文化因子-技術之后,在投入生產活動過程中,可以發揮更高的效率,從而間接地促使企業經營者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相反,缺乏文化因子-技術的員工將面臨企業的淘汰。借助這個淘汰機制企業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跨國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
本文假定,跨國公司已經決定將資本投資在中國(東道國),它需要在中國的勞動市場找到能夠實現其投資戰略的具有“文化因子-技術”的員工。由于文化因子的兼容性和差異性,跨國公司內部需要在母公司企業文化和東道國企業文化之間尋找一種和諧共存的機制,這種機制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因子。
許多來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并不是選擇一步到位的方式來實施企業文化的本土化,而是采取分步到位的本土化策略,讓不同文化因子分期進入。假定在一個投資周期中,跨國公司的本土化分兩期進行:第一期,企業文化主要是母公司文化,可以稱之為“文化因子-技術A”;第二期,企業文化由母公司文化向東道國文化轉化,即本土化,本文稱之為“文化因子-技術B”。在本土化過程中,寄生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文化因子與跨國公司的投資收益情況在不同時期將有不同表現。
(一)第一期
t=1,跨國公司實施母公司企業文化,本土化還沒有提上日程。這時期,跨國公司的文化因子與其投資收益情況如下:
1.跨國公司在本國雇用員工,將他們外派到公司投資目的地中國。由于人力資源缺乏,跨國公司外派員工未必都很熟悉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如果他們對母公司企業文化很熟悉,則可以認定他們掌握了“文化因子-技術A”;不熟悉者,自然就不具備這種文化技術素養。假定那些來自本國而沒有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項目的勞動可以創造的收益為R,而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所創造的收益就是r+ΔA,且ΔAf0。顯然,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能夠創造更多投資收益。
2.如果跨國公司鼓勵邊干邊學,那些已經受雇而沒有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本國員工就可以通過個人努力來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素養,并最終成為“文化因子-技術A”的擁有者。假定他們的努力水平為a∈[0,1],則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概率為s-(1-s)a,其中,s是當a=0時本國員工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自然概率。
3.在人力資源比較充裕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某種甄別技術來識別那些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假定跨國公司不允許外派員工出現濫竽充數的情況,那么,對于那些即使通過努力也無法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企業將不得不淘汰他們。因此,在這個時期,跨國公司通過淘汰機制確保那些來自本國的員工具備企業所要求的文化素質。
(二)第二期
t=2,跨國公司實施企業文化本土化。這時期,跨國公司文化因子與其投資收益情況如下:
1.跨國公司在投資目的地中國雇用本地員工,這些中國員工可能熟悉跨國公司業務又熟悉當地情況并擁有“文化因子-技術B”,也可能不具備這一文化技術素養。假定那些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中國本地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為R,那么,那些擁有“文化因子-技術B”的員工(或者稱本土化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為r+ΔB,且ΔBf0。
2.跨國公司實施企業文化本土化的前提條件是本土化較之非本土化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掌握“文化因子-技術B”的本土化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大于擁有“文化因子技術A”的母公司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即r+ΔBfr+ΔA。或者ΔBfΔA。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來自母公司的員工可能有一部分將要被本土化員工所取代。
3.在這個時期,由于人力資源比較充裕,跨國公司對于母公司員工和本土化員工都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因此,就業競爭促使所有希望獲得工作崗位的員工在入職前就應該完善自己的職業技術條件,而不是在入職以后再通過自己努力來提高其文化技術素養。這樣,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競爭,跨國公司將能夠獲得它所需要的本土化員工,從而實現企業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
4.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的差異程度。假定跨國公司能夠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和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員工。找到前者的概率是Pr[Am]=s,找到后者的概率是Pr[Bm]=s+(1-s)sμ。其中,s是員工入職前已經具備企業所需要的文化技術素養的概率,μ是衡量跨國公司母公司文化與本土化文化相近程度的參數。如果μ的值較大,則意味著兩種文化較為接近,此時,母公司員工也能在本土化文化中表現出色;相反,如果μ的值很小,則意味著兩種文化差距太大,母公司員工將不能適應本土化文化。
為了方便起見,假定每個員工入職后都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資w,那么,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要達到效益最大化目標,必須使每個員工創造的收益大于其工資成本,即使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條件的員工也不例外。因此,跨國公司雇用的員工創造的收益必須滿足最低條件rfw。在此前提下,那些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本國員工和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中國員工自然能夠為跨國公司帶來更多投資收益。
跨國公司本土化的條件
跨國公司的本土化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其投資策略,而不是相反。跨國公司實施本土化時,對于母公司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從來都不是盲目進行的,而是以企業的戰略利益為導向的。
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著跨國公司放棄其從母公司所傳承下來的企業文化,它所放棄的僅僅是那些不利于實現其戰略利益的文化技術形式。其次,本土化也不意味著跨國公司迎合東道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它只是利用東道國的便利條件和比較優勢來達到最大化其投資收益的目的。最后,本土化也不意味著跨國公司接受東道國的經營理念和經營哲學,它所奉行的仍然是母公司的經營理念和經營哲學。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寧可把本土化看作是其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向東道國的一種“技術轉化”,這種轉化的范圍和深度完全取決于企業的投資策略。
根據前面的假定,本土化員工之所以受器重,是因為他們承載著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向東道國轉化的“文化因子-技術B”,而且,ΔBfΔA,他們所創造的投資收益比單純擁有“文化因子-技術A”的母公司員工要多。假定跨國公司以同一標準支付每一個員工的工資,無論是來自母公司的員工還是當地員工,他們得到的工資都是w,而且除非被雇用,否則他們的工資為零。那么,一個母公司員工給企業創造的凈收益為(r-w)+ΔA,而一個本土化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r-w)+ΔB。所有母公司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其中,N是母公司員工總數;所有本土化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其中,M是本土化員工總數。
本土化也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跨國公司企業文化轉化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領域,特別是人力資源方面。
跨國公司的目標是要追求更多的投資收益,本土化戰略也要服從這一目標。因此,本土化的實施必須獲得超過其成本的收益。假定跨國公司實施本土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為C,從員工本土化中獲得的總收益為R,則跨國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必要條件是:
R-Cf0
或者,
上述必要條件是顯而易見的。只有滿足這一必要條件,跨國公司才會采取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跨國公司也不得不實施本土化,否則就有可能在競爭中失去優勢地位。
跨國公司本土化優勢與投資效益
從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實踐來看,本土化的優勢是中外不同文化因子在企業經營中的比較、適應和選擇中表現出來的。具有比較優勢的文化因子必然能夠帶來更好的投資收益,因而更符合企業經營者(投資者)的利益。
在跨國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中,跨國公司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的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的概率為Pr[Am]=s,包括在本土化第一期通過自己努力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其概率為s-(1-s)a]在內,具備母公司文化背景的員工在企業中所占比例為:
LA=Pr[A]+Pr[A]×Pr[Am]
=s+(1-s)a+(1-s)(1-a)s
=s(2-s)+a(1-2)2
如果跨國公司不采取本土化策略,而是完全依靠母公司員工以及母公司文化,那么,到第二期,跨國公司的總收益為:
ΠA=(R-w)+LAΔA。
如果跨國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它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本土化員工的概率為Pr[Bm]=s+(1-s)sμ,而母公司員工和本土化員工在企業所占比例為:LB=s+(1-s)sμ+(1-s)2sμ+a(1-s)3μ。跨國公司的總收益為:ΠB=2(R-w)+[s+(1-s)sμ+LB[2-s-(1-s)sμ]ΔB。
根據ΔBfΔA的假定,顯然,ΠBfΠA,本土化給跨國公司創造的投資收益更大。如果把本土化員工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考慮在內,修正跨國公司對本國員工與本土化員工的同工同酬假定,那么,本土化的投資效益將更加明顯。
建設項目投資成本的管理與控制過程貫穿于項目的規劃決策階段、設計階段、工程發包與施工階段和工程竣工結算階段,在此過程中應體現財務管理的全過程、全方位、全員特性。項目投資成本的控制是在保證工程質量效果和合理工期的前提下,減少資金投入,把工程造價控制在合理的額度內,以取得最佳的投資效益。
在整個項目團隊中,建立價值伙伴關系。從建筑規劃設計公司、景觀設計公司、施工圖設計公司到總承包方、景觀公司、其他各分包實施單位以及材料設備供應商,我們推行從合作伙伴關系轉變為價值伙伴關系。我們著力培育建設管理的專業團隊,通過項目建設獲得成就感,以及提煉相同的行為價值觀。
建設項目成本控制,通常指在項目成本的形成過程中,對生產經營所消耗的人力資源、物資資源和費用開發,進行指導、監督、調節和限制,及時糾正將要發生和已經發生的偏差,把各項生產費用控制在計劃成本的范圍之內,以保證成本目標的實現。工程項目成本控制得好,控制方法運用合理、及時,將使工程項目經濟效果較好。本文淺述工程項目成本控制的若干方法。
1建設項目規劃決策階段
正確把握投資方向,加強籌資風險評估,為項目投資成本的控制奠定良好的基礎是項目規劃決策階段的首要任務。
建設項目的規劃決策主要是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包括市場調研、技術方案和建設條件的研究、經濟效益的分析與評價三大內容。其中經濟效益的分析與評價是項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分析項目在經濟上的“合理性”是進行項目投資成本控制的切入點。
成本控制按“設計方案研究——施工圖設計——材料設備選型——施工方案措施”形成系統管理原則,針對具體項目形成方案性規劃控制成本的原則理念,做好成本控制方案性規劃是項目投資控制的要素。
研究營運成本,提煉營運管理和制度,為項目運營做好前期準備。對項目進行必要的財務評估,應加強建設項目籌資風險的評估,對目前企業的財務結構狀況,籌資結構的安排,籌資幣種、金額及期限的規劃,籌資成本的估算和籌資的償還計劃都應事先進行評估,并參考有關評價指標,做出正確、客觀、可行的結論,為投資項目的正確決策奠定基礎。
2工程設計階段
高度認識“設計創造價值,設計優化成本”,從設計方案開始包括建筑規劃、景觀規劃、施工圖設計抓起。優化設計方案,就是抓住了控制項目投資成本的源頭。工程設計是建設項目進行全面規劃和具體描述實施意圖的過程,也是具體實現技術與經濟對立統一的過程。擬建項目一經決策確定實施后,工程設計就成了工程建設中控制工程造價的關鍵。
設計費雖然只占工程總造價的1%左右,但它對工程建設成本的影響程度卻高達75%以上。可見設計階段是有效控制工程造價的重點,重施工、輕設計的傳統觀念必須改變。設計方案優選的目的在于論證擬采用的設計方案技術上是否先進可行,功能上是否滿足需要,經濟上是否合理,使用上是否安全可靠。目前采用較多的方法是引入競爭機制,采用設計招投標和設計方案競選方法選擇最佳設計方案,更加有利于優化設計方案,控制建設工程成本,加快設計進度,提高設計質量,降低設計費用。
設計階段應注重以下兩個方面的管理與控制作用:
(1)委托工程技術審查機構對項目的設計進行審查。主要工作包括:審查項目設計編制的合法性。項目設計中所采用的編制依據是否符合國家的有關規定,各種定額、指標的選用必須確保其時效性。項目的投資規模、設計標準和原批準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是否相符。
(2)項目設計方案經過優化確認后,應根據概算指標和本單位的內部控制制度,分解落實具體責任部門,并實行管理目標責任制,進行嚴格控制,按期考核。從而實現對建設項目投資的動態管理、全過程監控。
3工程發包和施工階段
工程發包和施工階段,是確保工程質量優良、工期合理、控制項目投資成本的關鍵階段。為了確保工程質量、進度、節約投資成本,應做好以下管理工作:
(1)堅持“先算后做”的原則。為了控制好成本,所有合約產生前必須進行測算,并將測算成果放入整個工程中比較,然后再決策是否實施或如何實施的方式。
(2)導入造價咨詢機構,對項目造價進行規范控制。首先,審查工程量。建筑安裝工程投資是隨工程量的增減而變動的,要根據初步設計圖紙、概算定額及工程量計算規劃、專業設備材料表、建構筑物和總圖運輸一覽表進行嚴格審查。其次,審查計費標準。主要審查建筑工程采用的定額、價格、取費標準的時效性和適用范圍,審查設備安裝費率或計取標準是否符合相關規定。通過以上工作,不僅可以掌握建設項目的規劃、安排及總建設費用的概況等情況,便于日后合理安排建設資金的籌集、規劃與使用,還可以從經濟角度、財務管理方面對設計概算提出建議,從而更有利于降低建設項目的資金成本。
(3)規范管理,采用二級成本管理的模式。一級為項目部,二級為監督小組。其要素為:專業、規范、溝通。通過“專業”提升管理水平,通過“規范”約定流程,通過“溝通”修正工作績效。由單位高層領導、項目總監、財務總監等組成監督小組,對項目進行全程監控。①規范內部審核審批的流程;②規范政府有關手續辦理的相關流程;③通過專業的造價咨詢機構,實現低成本的同時,規范了造價的專業性、合理性;④建立每月成本通報制度,讓監督小組和單位最高領導知道項目成本動態變化情況,進行預警性的通報,實現領導對整個項目成本的決策;⑤建立質量管理體系,既是項目建筑目標的要求,又是成本控制的必要手段;⑥建立進度管理體系,為了按預期展現項目建設成果,遵守對社會的承諾,體現規劃價值,必須經過精確的進度計劃,完成項目建設任務。
(4)加強財務監控,財務人員應積極參與工程發包和施工管理工作的全過程。按照標價合理、工期短、質量優、信譽好的原則綜合比較,在參與管理和控制過程中,如發現問題時,應及時闡述財務部門的意見。在合同實施過程中,財務部門應規范合同管理,完善付款審批制度,深入施工現場,熟悉并及時掌握施工現場的第一手資料,減少支付工程進度款的盲目性,有效控制資金使用,減少資金使用成本,對投資付款實行動態管理,及時向相關責任管理部門反饋投資節超情況。
(5)強化工程監理。實行工程監理制,提高工程管理水平,建設管理單位應根據自身情況建立一套切實可行、完善的監理工作制,公平、公正維護業主和承包商雙方的權益。為了實現施工階段的投資控制目標,建設單位首先對項目投資控制目標進行分解,通過實施工程監理工作的同時對每一項工程進度造價的控制或對每一個具體目標的控制來實現對整個投資項目的控制。
(6)防范合同風險,加強合同的風險控制與防范。為了規避我國工程建設中常見的合同變更造成的投資增加,可采用一種新的閉口合同形式,即在中標單位的報價上加上3%的不可預見費作為合同最終價,合同價格的一次性包死。對合同的內容,都應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并在合同中明確規定:對材料價格的變化不予調整;施工單位不得以施工現場條件不利為由提出調價;非功能性設計變更引起的費用增加不予補償。這樣就能有效地控制投資,避免承包商在中標施工后而以種種理由來要求追加費用。
4工程竣工決算階段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縮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參考文獻】
[1]廖民生.中國跨國公司的發展戰略[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2]張金杰.經濟全球化中的國際資本流動[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筆者根據在水電站規劃、建設、運營中的工作經驗,結合實際開展工作,就水電站項目后評價中的利率、移民征地安置補償、電價等因素進行梳理,對工程投資與生產運營環節的關鍵要點進行分析,為相關電站投資決策提供幫助,促進投資者科學分析,規避風險。
1利率因素
水電站投資較大,工期較長,工程概算中利息支出約占總投資的10%左右,控制好貸款利率水平是控制總投資的關鍵。工程建設期的貸款利息依據資金流、資本金平均投入,按照年利率的復利進行測算。建設期內人民銀行五年以上的中長期貸款年利率一般都有相應的調息政策,為科學合理地預測利息支出,水電站項目的投資者對于利率的預測要考慮到以下的因素:
1.1分年度的項目投資計劃表是確保利息合理支出的基礎,同時在項目建設的過程中,通過運用有效的合同約束條款對工程款、物資設備款進行有步驟地支付,可以確保年度資金計劃的準確性。
1.2項目貸款合同的簽訂建議采用隨人民銀行公布的中長期貸款利率。因為水電站的建設工期一般較長,3-5年以上,而業主單位對于國際經濟態勢、國內貨幣政策的把握不準,簽訂這種浮動的利率約定合同,可以對水電站投資的資金總成本進行控制。
1.3在水電站的實際建設中,業主單位應根據項目特性靈活運用政策性銀行的技援搭橋貸款,中國農業銀行的扶貧貸款資金以及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銀行兌匯票、協定存款帳戶等金融工具,從而節約利息支出。
2移民征地安置補償因素
移民工作在水電站的建設中一直是一個特殊而敏感的話題,特別是水庫淹沒的投資概算政策性強,參照設計規范審查通過的補償范圍、基數、標準等往往與安置實施實際執行存在偏差。這主要是因為淹沒區域的地方政府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逐年公布的補償標準文件與設計規范存在較大差異,對于土地的分類、林地和未利用地的補償方式都不相同。所以,借鑒同時期水電站的實際補償范圍、倍數對移民投資概算進行修正才能滿足實際移民工作需求,確保工程進度未因移民工作受阻。
3電價因素
上網電價是制約水電站效益的關鍵因素。在目前的電價申報與核準體制下,各地省市物價局、電網公司、發電企業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與上網電價承受能力存在博弈。物價局在核定上網電價時,通常會根據某個電站的總投資、庫容、裝機規模、發電量和一系列的社會平均成本來反推其上網電價。在水電站投資決策中,對于新電站推算的上網電價一定要參照近期實際的上網平均電價,來測算投資回收期。
目前設計單位編寫的水電站可行性研究報告,測算的上網電價通常為不含稅電價,而物價局批準的為含稅上網電價。這往往在項目評估決策時容易被忽視,特別需要引起水電站投資者的重視,需對評估電價進行同口徑還原,提供真實的決策依據。
一般電站在投運初期都很少能獲得設計平均電價,所以運營初期多為虧損,這與可研報告中的25年經營效益的平均推算又存在偏差。水電站多作為電網的主力調峰電站承擔了重大的調峰、調頻任務,因此無功、空轉較多。但是因電網調峰、調頻的補償方案一直未正式出臺執行,所以無法在上網電費上得到補償。
作為經營者,必須要有足夠的現金流來就應對這種差異。隨著電價的穩步增長,經濟效益會越來越好,來平衡投運前期的虧損,綜合多年的經濟效益。
4水資源費和庫區維護費
在水電站的經濟評價中,總成本費用主要考慮了折舊費、修理費、工程保險費、職工工資及福利費、勞保統籌和住房公積金、材料費、庫區維護費和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利息支出及其它費用。庫區維護費多按廠供電量0.001元/千瓦時計算,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從工程竣工后開始按400元/人.年提取,共提取10年,水資源費是暫未考慮的。
而筆者參與的幾個水電站從投產以來,水資源費的開征從0.001元/千瓦時目前逐步提高到0.008元/千瓦時,而且還有上漲趨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各省市的水資源管理條例、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征收管理辦法規定??,?凡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設施直接從江河(溪流)、湖泊或者地下水取用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應按照有關規定繳納水資源費。
財綜〔2007〕26號《大中型水庫庫區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庫區基金從自有發電收入的大中型水庫發電收入中籌集,根據水庫實際上網銷售電量,按不高于8厘/千瓦時的標準征收。庫區基金屬于政府性基金,實行分省統籌,納入財政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其中,省級轄區內大中型水庫的庫區基金,由省級財政部門負責征收;各省市庫區維護費標準多按廠供電量0.008元/千瓦時征收。投資概算中按廠供電量0.001元/千瓦時計算明顯偏低。
鑒于水資源費和庫區維護費密切與上網電量掛鉤,對于新電站的效益分析都應考慮到這些政策性因素調整的差異,目前每千瓦時0.15元的固定成本壓力是經營者必須自行消化的。
5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
在經濟評價中,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都未列入成本。根據項目后評價分析,這兩者因素影響較大,應在投資決策中單列分析。
水電站由于占地面積廣,加上國家對土地稀缺資源的調控,且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級稅額標準呈增長趨勢,所以土地使用稅是經營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稅金。
根據[89]國稅地字第013號文件《國家稅務局對關于電力行業征免土地使用稅問題的規定》及[89]國稅地字第044號文件《國家稅務局對<關于請求再次明確電力行業土地使用稅征免范圍問題的函>的復函》,國稅地字[1989]第140號文件國家稅務局關于印發《關于土地稅若干具體問題的補充規定》的文件精神,對水庫庫區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稅;對企業范圍內的荒山、林地、湖泊等占地,尚未利用的,經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地方稅務局審批,可暫免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但壩區征收土地使用稅是不能減免的,壩區的涉稅面積也較大,稅額標準高,這部分稅金在經濟評價中都未涉及,但在電站運營期是需按年繳納的。
從2006年1月起,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具備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產稅的通知,凡在房產稅征收范圍內的具備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與地上房屋相連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建筑、地下人防設施等,均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征收房產稅。水電站的地下廠房都納入了房產稅的征收范圍。雖然業內一直對水電站的地下廠房征收房產稅有異議,無論是從地下廠房工程結構特點(結構形態、施工組織、投資造價、功能形態),水電站臨時工程費用的分攤還是從國家的能源政策、清潔能源的長遠發展、水電產業的政策導向來看都不適宜,但是財稅[2005]181號的要求從2006年1月起已經執行。對于造價較高的地下廠房和綜合辦公樓等都應計算繳納房產稅。
6流域水情分析
來水量、發電用水量與發電量之間的相關性密切,相關密切程度高,充分體現了水電“以水定電”的特性。從電站運行結果來看,來水量是制約電站發電及經濟效益最根本的因素.所以投資前的水情與水情資料的收集、分析相當重要。
水電站水情自動測報系統的水文氣象情報站網站所進行的水文氣象要素觀測項目包括:雨量、水位、流量等。從流域洪水特點及傳播時間可以看出:要充分利用電站洪水預報系統提供短期預報的水情信息,提前1-2天預知每一次洪水過程。即便在電站洪水預報系統失靈,也可充分發揮水文站的作用,人工點繪洪水過程線,也可提前5-7小時預知洪峰到達壩前時間和可能的入庫洪量。
因此,在洪水起漲階段,結合壩前實際運行水位,推算本次洪水可能出現的最高壩前水位,若推算造成棄水,可提前與調度溝通協調,加大機組出力運行,提前騰出庫容,調蓄洪水,避免造成過多的棄水或不棄水。在洪水退水階段,把握好蓄水時機,及時攔蓄尾洪,力爭將水庫蓄至較高水位,提高水能利用率、增發電量。超級秘書網
7結束語
重視項目經濟后評價工作,規范管理流程
各項目建設單位必須高度重視項目經濟后評價工作,并不是電站正常發電交付使用,竣工決算歸檔后項目建設就終結,而要在統一的指導下進行系統性地項目經濟后評價工作。將此項工作納入項目建設管理的常規性步驟。為有效地節省評估成本和時間,對于水電站這種建設周期相對較長的工程,可以在階段性地進程中引入后評估工作,納入項目管理的日常工作任務。為電站的經濟可行性提高更可靠的保證。
注重項目后評估結果的反饋應用
急于上馬,形成鉤魚工程,造成工程項目起初的預算編制過粗,加上邊施工、邊修改圖紙,失去了控制造價的作用,給項目建設埋下很多隱患;二是發現該項目嚴重超計劃規模,建筑面積超出計劃222平方米。該項工程最初簽訂合同工程價為55.5萬元,施工中邊更改圖紙,邊增加工程量,比如新增無計劃建設道路、花壇等附屬工程。施工方送審的建筑工程結算書總造價達到292.1萬元,超過最初簽訂工程合同價236.6萬元;三是主管基建領導更換頻繁,有些人從未接觸建設工程,形成邊干、邊學、邊管理局面,偏重進度和政績,忽視了管理。隨意改變工程設計,提高裝修檔次,盲目追求高標準,不計工程成本,增加工程造價,加大了財政支出。
資金管理審計。該項工程從批準立項開始,到工程竣工驗收,地方財政資金一分錢未到位,建設單位東拼西湊,已付工程款123.7萬元。審計查處挪用有關專項資金近100萬元,開支不合理費用1.85萬元。
竣工決算審計。審計查出的問題主要有:一是施工單位采取高套定額子目,多報工程量,多計材料用量,虛增工程成本,造成工程造價不實。僅土方工程就核減工程造價14.2萬元,道路、花壇等工程核減工程造價46.6萬元;二是從工程取費標準發現,施工單位報送的結算書取費標準與施工合同約定不符,僅此項核減造價近9萬元。三是材料損失浪費較大,比如共有四層走道地面已鋪設好花崗巖材料,由于管理基建的負責人不滿意顏色,三次更換材料,造成材料損失浪費3.5萬元。二至四層14套房間的墻壁已做好鋼化涂料,建設單位主要負責人感覺標準不高,又要求重新鋪貼墻紙,增加工程造價2萬多元。四是有些項目按照建設方要求在施工中已減下來,由于未辦理好簽證手續,施工方在辦理竣工結算時,又將這些項目計入到工程造價中。
編輯老師為大家整理了開展基建項目投資效益審計的實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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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土建工程;管理對策;控制措施
土建工程造價控制貫穿于項目的全過程,即項目決策階段、項目設計階段、項目實施階段和竣工階段都關系到工程的造價控制。加強土建工程造價的管理,能促進優化設計,準確地編制投資估算,保證估算起到控制造價的作用,把造價控制在建設單位同意的限額內。同時,土建工程造價的管理,能把建設項目的投資用在各工程項目、各單位以至各分部分項工程之間。在各投資項目之間進行均衡而合理的分配,能使建設單位的投資獲得盡可能高的效益。控制成本費用,有利于我國建筑業節省大量的建設資金,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我國土建工程造價管理存在著“三超”現象相當普遍,建設工程周期長、消耗量大,不但受科學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受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常常出現概算超估算、預算超概算、決算超預算的問題,通常稱為“三超”現象。
1決策階段
工程建設項目的各項技術經濟決策,對項目的工程造價有重大影響,特別是建設標準水平的確定、建設地點的選擇、工藝的選擇、設備選用等,都直接關系到工程造價的高低。據有關資料統計,在項目建設各階段中,投資決策階段對工程造價的影響程度最高。可達到70%-80%。因此,項目投資決策階段的造價控制是決定工程造價的基礎,它直接影響著各個建設階段工程造價的控制是否科學合理。
工程建設項目投資決策階段造價控制與管理的重點是:
(1)積極做好項目決策前的準備工作,認真搜集有關資料,如設備運行情況,設備技術參數,需要解決的問題等。
(2)切實做好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并根據市場需求及發展前景、合理確定工程的規模及建筑標準,編寫具有較強的說服性和可行性的立項申請,爭取項目早日立項。
(3)科學進行工程項目的效益分析,編制工程投資估算,投資估算編制要有依據,要盡可能細致,盡可能全面。從現實出發,充分考慮到施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及不利因素對工程造價的影響,考慮市場情況及建設期間預留價格浮動系數,使投資基本上符合實際并留有余地,使投資估算真正起到控制項目總投資的作用。
2設計階段
2.1優化設計方案,有效控制工程造價
設計質量是否達到國家規定,功能是否滿足使用要求,不僅關系到建設項目一次性投資的多少,而且在建成交付使用后影響項目的經濟效益。建設單位在審查設計單位的設計時,要重視設計方案的優化,利用各種指標對平面圖設計進行認真分析,因為設計不僅對工程造價產生影響,而且對施工等都有重大影響。在選擇工藝技術方案時,應從我國的實際出發,以提高投資效益為前提,積極而穩妥地采用先進的技術方案和成熟的新技術。一般來說,先進的技術方案勞動生產效率高,質量好,但是所需的投資較大。因此,要認真進行經濟分析,根據我國國情和企業的經濟實力,確定先進、適用、經濟、合理、切實可行的工藝技術方案。
2.2對工程項目實行限額設計
控制工程造價,在設計過程中采用限額設計。所謂限額設計就是按照批準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投資估算控制初步設計。按照批準的初步設計總概算控制技術設計和施工圖設計,同時各專業在保證達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按分配的投資限額控制設計。嚴格控制不合理變更,保證總投資額不被突破分解投資和工程量是實行限額設計的有效途徑和主要方法。它是將上階段設計審定的投資額和工程量分解到各個專業,然后再分解到各單位工程和各分部工程。通過層層分解,實現對投資的限額控制和管理。也同時實現了對設計規范,設計標準,工程數量,及概預算指標等方面的控制。初步設計階段應按照批準的可行性研究階段的投資估算進行限額設計。控制概算不超過投資估算,主要是對工程量和設備,材質的控制。為此,初步設計階段的限額設計工程量應以可行性研究階段審定的設計工程量和設備,材質標準為依據,對可行性研究階段不易確定的某些工程量,可參照設計和通用設計或類似已建工程的實物工程量確定。
3工程招標階段
在工程招投標階段,嚴格按《招投標法》操作,規范招投標行為,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合理確定標底,做好工程承包合同的簽署工作,盡量少指定分包項目,盡可能堵住一切漏洞,減少費用變更。
4加強施工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
要加強施工階段的工程造價管理,就要在施工階段要抓好成本控制,主要從下面幾方面來采取措施:
(1)項目目標成本的確定。制定科學合理的控制目標是進行有效成本控制的關鍵。科學合理的目標是指通過施工單位的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制約項目目標影響因素很多,如工程合同條件、施工過程中的施工條件、場地、圖紙變更、地區、監理人員、業主人員及項目部人員的素質高低等,都與項目成本目標制定有關。要根據情況確定科學合理的目標,在執行過程中要及時對目標與實際情況進行對照、糾偏,確保目標的實現和對工程成本的有效控制。
(2)生產要素的控制。生產要素是構成項目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是要加強對人工費的管理。人工費約占工程造價的20%-25%,控制好人工費,對成本控制能起到重要的作用。二是對材料費的控制。材料費在工程造價中約占50%-60%,是成本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的重點,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控制:①采購單價,采取每月主材市場價的方法進行動態控制。②對現場進料的數量和材質,進行嚴格驗收。③控制施工過程中的消耗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只有加強了材料成本的控制才能真正控制工程項目成本。
(3)是對機械費的控制。機械費約占工價程造的5%-10%,機械的選型、進退場時間的確定、在施工現場的有效利用都是機械費用控制的重要方面。
5竣工結算階段造價控制
竣工決算階段是基本建設投資控制的最后階段,也是工程投資效果的檢驗階段。竣工決算階段對工程造價控制的重點應抓住以下幾個方面:
(1)對建設成本的控制。重點對竣工決算的真實性、可靠性、合理性進行審查,防止不應列入基本建設支出的計劃外費用擠入建設成本。
(2)對工程決算編制依據進行控制。包括對施工合同、協議,使用的預算定額、費用定額、材料價差計算方法,設計變更及圖紙會審記錄,施工現場變更簽證單的審核,在審核要查看設計變更及圖紙會審記錄是否經設計單位蓋章,施工變更簽證單是否有甲、乙雙方共同簽字蓋章確認。
(3)是嚴格審查工程預算中的各種不合理因素,如:多算工程量,高套單價,重復計算取費。通過對竣工決算的控制使工程預算中考慮不周的問題得以解決,編制出符合實際情況的竣工決算報告,分析工程投資使用情況,不斷總結經驗改進今后工作。
6結語
土建工程造價的管理與投資控制的實質,就是運用科學技術原理和經濟及法律手段,解決工程建設活動中的技術與經濟﹑經營與管理等實際問題,只有在項目建設的各個階段,采用科學的計價方法和切合實際的計價依據,合理確定投資估算,才能把握市場經濟的脈搏,減少或避免建設資金的流失,最大限度地提高建設資金的投資效益。
參考文獻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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