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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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雖然有關法規對經濟責任審計的范圍等有所規定,但并未細化。在實施經濟責任審計過程中,由于各種困難造成了經濟責任審計評價不規范等問題,影響了審計質量,增加了審計風險。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責任審計的評價內容不明確。在經濟責任審計評價細則規定中只說明了什么可以評價,并沒有規定不可以評價或不可以過多評價的內容。因此,在部分高校經濟責任審計中,為使審計報告更容易得到被審計對象的認同,往往存在審計評價內容過于全面化的傾向。表現為:一是充分肯定責任人的成績,對存在的問題只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這種對成績、問題避重就輕的評價,不利于審計目標的實現;二是把被審計單位的社會效益、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把被審計單位可持續發展納入評價內容,增加了審計評價的難度,加大了審計風險。
2、審計內容過多,造成審計評價目的不明確。許多審計單位將經濟責任審計同一般的財政財務收支審計、內部控制制度審計等合并進行,把經濟責任審計建立在單位財務收支審計的基礎之上,經濟責任審計涉及內容過多,這就產生了審計評價目的不明確的問題。為了避免矛盾,審計評價往往就事論事,泛泛而論,只談事實,對經濟責任的歸屬采用回避的態度,違背了審計評價的重要性原則。特別是不能區分被審計領導的個人責任和單位集體的責任。
3、經濟責任的不確定性和審計對象種類的復雜性,給審計評價帶來困難。在高等學校中,經濟責任審計對象的種類非常復雜,涉及院校職能部處、院系所、教輔單位和后勤產業等不同經濟運行模式的單位,以后還有可能涉及到校級領導。有些干部上任后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經濟責任,學校沒有直接授權。有些院長、系主任和所長是專家學者型的人物,他們甚至不直接分管其單位的財務和行政工作。審計對象的經濟責任不明確給評價帶來困難。
4、經濟責任審計評價指標和標準體系未能建立,審計報告文本非標準化。評價最大的困難是沒有指標和標準。雖然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但是審計評價指標和標準體系未能建立,審計人員在審計評價過程中缺乏標準,比如對重大經濟事項、重大經濟損失的判斷標準不一致,對審計責任大小的評判就難免存在偏差。
此外,高校經濟責任審計的審計報告并未采用嚴謹的、規范的標準文本。在實際評價中沒有嚴格遵照經濟責任審計有關文件規定,往往帶有主觀隨意性,評價用語不夠準確規范,使人難于理解或產生歧義,有些評價結論過于絕對化。
1.2折現法即將矮砧集約栽培與喬砧栽培2種不同類型的栽培方式,在不同時間發生的現金流量放在同一時間點上考慮,社會收益率以8%來計算(2008年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建設項目經濟評價參數》中將社會折現率規定為8%,供各類建設項目評價時的統一采用),把各點的貨幣值折算成現值,分別計算其各項經濟指標。該法體現了資金利息和純收益,可使不同栽培模式、不同時間的成本與收益具可比性[5]。
2結果與分析
2.1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生產成本構成從表1可見,在20a1個生產周期內,各年度各項生產成本累計為74933元•667m-2。各項生產成本中以勞動和施肥所占比例最高,分別占累計成本的36.62%、32.44%。按年度投資額來看,建園成本占總投資的1.77%,同時由于生產資料價格、勞動力價格的逐年上漲以及要素投入的增加,每年的成本投入也呈緩慢遞增趨勢,到后四年趨于平穩。對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生產成本中勞動力成本所占的比重最大,這表明蘋果產業是一項勞動相對密集型產業,而如今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農村勞動力資源日漸稀缺,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比喬砧栽培蘋果園每667m2均省力約22.8%,所以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在節省勞動力方面體現出了很大的優勢。在生產成本中施肥所占的比重僅次于勞動力成本,這表明提高蘋果園施肥技術對于提高蘋果生產經濟效益具有很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在目前肥料施用效率低下的情況下,依靠科技,不斷改進肥料施用技術,提高肥料利用率是提高蘋果經營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有效途徑之一[5]。從整體來看,20a一個生命周期,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的總生產成本比喬砧栽培蘋果園的總生產成本僅高2.7%。
2.2喬砧栽培蘋果園生產成本構成從表2可見,在20a1個生產周期內,各年度各項生產成本累計為72954元•667m-2。各項生產成本中以勞動和施肥所占比例最高,分別占累計成本的48.72%、24.40%。按年度投資額來看,建園成本占總投資的1.27%,同時由于生產資料價格、勞動力價格的逐年上漲以及要素投入的增加,每年的成本投入也呈緩慢遞增趨勢,到后兩年趨于平穩。
2.3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現金流量從表3中可以看出,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在整個20a生產周期中,累計收益凈現值(NPV)=49335.15>0,累計成本現值為29148.78,收益成本比(收益現值/總成本現值)≈2.69>1;內部收益率IRR=49.12%>8%(社會折現率);投資回收期=6-1+|-1693.12|÷4322.96≈5.39a,其中,投資回收期是把投資項目各年的凈現金流量按基準收益率折成現值之后,再來推算投資回收期,動態投資回收期就是凈現金流量累計現值等于零時的年份[6]。綜合上述三個財務指標可以看出,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具有良好的投資效益。
2.4喬砧栽培蘋果園現金流量從表4中可以看出,喬砧栽培蘋果園在整個20a生命周期內,累計收益凈現值(NPV)=22406.56>0,累計成本現值為28050.30,收益成本比(收益現值/總成本現值)≈1.80>1;內部收益率IRR=32.86%>8%(社會折現率);投資回收期=8-1+|-2175.29|÷3263.22≈7.67a。對比表3和表4可以發現,在20a一個生命周期內,矮砧集約栽培蘋果園的累計凈收益是喬砧栽培蘋果園的2.2倍,收益成本比2.69大于喬砧栽培蘋果園的1.80,內部收益率49.12%>32.86%,投資回收期比喬砧栽培蘋果園縮短2.28a。從以上財務指標的對比可以說明,采用矮砧集約栽培技術能取得更顯著的經濟效益。
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市場機制的運作帶來了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也出現了百姓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造成較為普遍的不公平感。由于傳統體制及信用觀念的慣性作用,不少國有、集體企業仍把從銀行借款及發行債券籌集的資金當做“國家資金”使用,政府部門仍然熱衷于干預金融機構的資金運用,而且都不愿或不必對借貸資金的償還承擔嚴肅的責任。這時市場的發展對平等提出了愈來愈高的要求。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作重要講話時,把平等提得很高,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公平的位置。他說:“要在繼續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為突出的位置。”在市場經濟如果談不到平等經濟活動就無法健康發展。
二、制約市場經濟平等發展的原因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矛盾同樣存在,并會導致分配上的差距。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同樣是無情的。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生產者,由于資金、技術、質量、服務等方面的差距,其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的狀況必然是不同的,因而所得利潤、可供分配的個人消費品都不可能相同,有時差距還十分巨大。
2.當前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個競爭機會平等的機制,真正做到競爭活動的參與、競爭規則的公正、競爭過程的透明、競爭結果的有效。作為市場主體的不同企業在市場中法律地位不平等,權利義務不一樣。我國目前的企業立法首先有涉外、國內之分,其次有不同所有制之別。與此相配合,則是在人、財、物生產要素的配置上和產、供、銷安排的待遇上的區別對待。從而造就不同等級企業在競爭起點,待遇和機會上的不平等。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建立平等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比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艱巨。
3.政府部門過多強調行政管理,滋生了行政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行政權力的隨意干涉,造成了部門、行業分割和地區封鎖。各部門、各行業唯我獨尊,利用權力資源對市場實行封鎖和壟斷,剝奪了非本部門、本行業的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機會,制造了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與非本部門、本行業經營者經濟條件的不相同,嚴重損害了公平競爭。[1]
三、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公平競爭的對策研究
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前提是承認市場主體作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獨立平等的地位。自由平等是市場經濟發育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它必然要求市場競爭的前提、過程和結果都必須遵循一定的公平原則,以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有的平等性。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大變革時代,應當摒棄傳統的狹隘平等觀念,樹立一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平等觀點,即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如果要正常運行,就必須保證交換者的平等地位,交換行為的意志自由,以及交換的等價性[2],使全社會造成一種普遍的機會平等的氣氛。具體說來,理解下面幾點是特別重要的1.從市場經濟的前提來看,當資源參與市場的分配,那么誰占有的資源越多,所獲分配也必然越多,從而與他人形成一定的差距。如不同地區擁有的不同自然資源、政策資源,不同分工形成的不同的智力資源、城市與農村之間存在的不同的機會資源、企業主與雇工擁有的不同的資本資源等等,參與分配時得都會形成較大的差距。所以首先要解決不同市場主體所占有資源的不同會導致分配結果的差距問題。
2.市場經濟條件下,平等是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礎上的,需要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恩格斯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最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變成了法律。”[3]環境公平是市場機制順利運行的條件,是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保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新所說: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不會產生任何體現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率。[4]
3.我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而是以改革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是說,它不是在政權發生更迭的條件下急速地進行,而是在原有的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逐步實現。政府通過制定法令、制度、標準等形式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確保市場交易的效率與公正性。但轉型時期的政府既必須保持相當大的權力,又必須高度重視來自政府內部的反對改革或假借改革之名謀取私利的行為。[5]避免指政府部門始終以“超人”自居。強調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和要求政府職能轉換,政府部門是為企業和全體公民服務的“仆人”并非無它經濟就無法運轉。打擊在“放開搞活”幌子下行政權力進入市場、權錢交易、大肆“尋租”等問題。使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行業和產業部門、不同經濟區域之間規則統一、待遇相同、機會均等,使經濟運行規則和政府的管理行為真正規范化。
和諧社會是公平、正義的社會,它是由物質方面向精神文化乃至倫理道德層面擴展的社會狀態。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求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必須相互適應,兩者的關系猶如自行車中的兩個輪子,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平等政府法律
[論文摘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道德,法律和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方式。市場經濟得以形成和發展前提是市場主體的平等。平等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
參考文獻
[1]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律主體的重新架構[J],劉繼峰,當代法學,1997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3頁
1.1服務經濟發展,擴大國際交流,全面開創資產評估行業發展新局面①資產評估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國的資產評估行業在改革中產生,在改革中發展。隨著市場發育的成熟和市場體制的完善,資產評估行業發生著顯著的變化:評估范圍繼續拓展,從對原來的生產經營性企業的資產評估,擴展到資源型資產、金融資產、公共資產等領域的評估;評估方法不斷改革和創新,從單一的成本法發展到以市場法、收益法、成本法和價值類型相匹配的多種評估方法。②中國政府積極培育并推動資產評估行業的發展世界的繁榮離不開中國,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只有勇于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中國和世界資產評估行業的發展道路才會更加寬廣。需要我們攜起手來,為了開創與中國評估界和諧發展、互利共贏和諧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1.2適應形勢服務市場做規范職業的典范大中型資產評估機構決定著中國資產評估市場的質量,也決定著或者影響著中國上市公司和一些大中型企業在市場中的表現。大中型資產評估機構應該成為模范遵守國家法律,應該成為深受社會尊重、享有誠信聲譽的機構。需要在評估質量上下功夫;要加強機構內部管理,要樹立品牌意識;要加大培養人才。我國應與國外的評估專家及名牌機構交流,建立一種廣泛的聯系,能夠經常溝通,使我們的評估理念、方法、意識,使我們整個的人才素質能夠和國際融為一體,這樣才有可能使資產評估行業,做到無愧于市場經濟。
1.3打造無愧于市場經濟的資產評估行業通過努力,大大加快了評估立法的進程。作為一個行業,最基本的依據就是這個行業的法律。需盡快制定一部屬于本行業的法律。評估準則建設,不斷拓展資產業務領域以及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都將是我們打造資產評估行業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從事資產評估、財務工作和會計工作時,應該認真地去研究那種不完全成本下的狀況,將來要在這個領域里使企業的成本內部化。只有這樣,我們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改變。應該認真研究中國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資產評估的地位和作用。
2資產評估在市場經濟下的作用和地位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要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由單一公有制經濟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因此,就要加快本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深化改革;要堅定對外開放,建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型經濟。所有這些,都離不開資產評估的發展。因此,在改革開放中,資產評估是必不可少的。
2.1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資產評估在以下幾點中體現其作用①有力地引導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在經濟轉型中,中國資產評估行業為國有企業的改制、兼并、拍賣、重組、破產、擔保等涉及產權變動的經濟活動提供了相關的價值鑒證服務,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順利進行和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②堅定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發展資本市場是中國政府推進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措施。按照中國政府的相關規定,企業在改制上市前,需要對其全部資產進行評估,以評估后的凈資產額作為老股東的投股依據。③有利于多種經濟成分的和諧發展。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的資產評估行業踴躍的為各種經濟成份提供評估和其他咨詢服務的平臺,有效地保障了各類企業的合法權利。④保障了市場經濟秩序。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規定商品的交易特別是資產的交易一定要公平,公正,交易價格基本符合它的內在價值。資產評估正是以中介的身份為交易的雙方提出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咨詢意見,降低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因此,維護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⑤加快了高新科技成果的轉化。通過對專利、專有技術、商標、計算機軟件等相關無形資產的評估,保護了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加快了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⑥有助于支持中國的對外開放。通過對中外合資,合作企業的建立、境外投資及其各種設備的進出口業務中相關資產的評估,維護了各類資產產權主體的合法權益,加快了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進程,促進了經濟合作。中國經濟先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快速轉變,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因此中國資產評估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帶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痕跡。二是資產評估的方法和準則體系正在完善中。
2.2資產評估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一步一步的建立,在經濟、金融、財政、外貿等領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使投資建設的政策、環境條件等方面發生了顯著變化。①資產評估是建立市場體系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市場經濟下企業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通過市場,在市場競爭中利用價值規律經營,出現了適者生存的局面。②資產評估是資產保值價值、鞏固經濟基礎的必要條件。一按大幅度低于現值的賬面原值提取折舊。二由于折舊額高于實際提取的折舊額,反映到產品成本的物化勞動費就失實嚴重,造成企業利潤虛增。三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流動資產的價格飛速上漲,如果仍按原始成本計算,造成利潤不實。③資產評估是理順產權關系,完善國有資產管理的基礎。保障國有資產完整不使其流失,確定產權關系。因為歷史和認識的因素,我國產權關系比較迷糊,這非常不利于資產優化配置。④加強國有資產評估是保護所有者、經營者和交易雙方的合法權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發展,出現聯合經營、承包經營、企業兼并及股份經營等形式,完善和深化企業改革,需要明白企業資產的準確數量和現實價值。所以,必須進行資產評估。
現代會計是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現代會計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更新。會計的發展還會受到經濟發展條件的要求和技術條件的進步的影響和制約。隨著我國現代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通訊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國網絡金融技術和條件發展迅速,迅速擴散至金融行業的各個領域。隨著傳統銀行業的業務處理活動也都將在網上進行,會計工作的重點也隨之進行轉移,并由此促成了網絡金融會計的產生和發展。
1.2現代網絡金融會計的優勢
(1)網絡金融會計最核心的優勢就是它主要針對的是會計信息資源的共享。現在的網絡金融立足于金融大數據分析,涉及的會計信息非常全面和復雜,這也是現代金融機構開展網絡經營的重要資源和調節器,也是網絡金融各層次的管理及決策依據的重要參考。對次,在對網絡金融會計信息達到充分共享的基礎上,可極大的發揮網絡金融會計信息的使用效果,也大大降低了金融企業搜尋、等待、聯絡會計信息的成本。
(2)網絡金融會計是網絡金融系統與會計方式相結合的產物。它實現了在現代化的無線網絡客戶平臺上,記錄、計量、反映網絡金融交易的可行性,基于無線網絡平臺的數據交換,及時反應有關會計要素的變動情況。再傳統的會計處理工作中,對企業所有的財務處理活動均需要從取得會計憑證、填制會計表單到調整賬項結構,再到最終統計出會計報表,這些活動繁雜而容易出錯。在網絡金融的平臺上,可以將會計人員從繁忙的手工記賬系統中徹底獨立出來,依托于網絡信息的強大處理能力處理會計信息,生成會計數據信息。這樣的方式可以更加快速、準確、及時的獲得會計信息,也可以從大數據中得到充分的會計信息,保證了會計信息的及時性和有效性。
(3)網絡金融會計的發展主要是通過創建公共網絡金融服務平臺,用網絡化的虛擬世界實現傳統的金融商務營運,通過對金融網絡會計數據的處理,提高金融會計核算的處理效率,強化了商務會計的公用型和指向性。同時也加大了對會計報告實時系統的使用效果,提高了會計端口對會計賬務處理的速度,大大的縮短了對網絡金融有關的財務數據的處理、報表生成的周期。通過網絡平臺的大數據支撐,可實現對日常金融會計采集工作中的速度和針對性,可以實現隨時根據需求指令采集和計算會計資料,并及時保存相應的會計報表、財務報告要素,徹底實現了對網絡金融會計信息的全天候追蹤和收集,便于我們的財務端口及財務數據的需求者及時掌握和了解有關金融機構的第一手會計信息和相關憑證資料,為會計崗位理性、客觀、真實出具財務報告提供方便。
(4)網絡會計信息的通過網絡后臺處理數據,由于網絡信息系統具有強大的數據存儲、處理和識辨能力。會計崗位在對會計信息做處理時,可查詢各種類型的會計信息,以便更加全面滿足網絡金融時代信息用戶對財務數據的需求。網絡金融系統既可以提供一般的財務信息,也可提供非財務數據;既為財務人員提供金融機構內部經營的數據信息,也可為金融機構提供整個供應鏈端口或者社會其他經營部門的經濟數據信息;既可為使用者提供歷史方面的數據信息,也可提供現時性的信息和未來數據信息;既提供絕對意義上的指標類數據信息,也提供相對指標或其他分析性信息不是很重要的佐證數據。網絡金融機構既可在一定的期限內記錄和保存會計信息數據,也可以按月、季、年提取會計數據信息,還可隨時根據需求提取會計信息;網絡金融機構既可以直接通過系統平臺向用戶傳遞數據信息,也可經過授權在線向數據需求方提供最新的數據信息:網絡金融機構既可以向需求端提供數字化的集成數據信息,也可以提供生成后的圖像化信息與語音化信息數據信息。
2、網絡金融會計安全問題的主要原因
2.1金融行業的信息管理落后于金融無線網絡系統的需求
目前,我國金融業的網絡信息安全管理工作還存有不少的缺陷,從我國網絡金融的決策體系來看,網絡金融系統內部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網絡技術的安全管理規范仍然需要進一步的加強和改善。對于網絡金融會計數據的處理,曾有網絡金融界的專家認為,根據我國現在的金融網絡信息安全管理現狀,最重要的是“信息資產風險監管是金融監管體系的核心理念。”而這句話的信息風險資產是指在網絡信息化進程中,信息資產的設計、規劃、服務、運用、監管以及操作等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業務風險。從當前我國整體金融發展的形勢來看,金融會計系統的安全管理制度都已具備比較完善的體系,但依然缺乏有效的上級機構對下級機構的監管和指導上還處于一個較初級的階段。因為我國網絡金融的發展較短,往往缺乏比較完整的信息收集和處理意識,信息處理機制缺乏統一的平衡目標,也缺乏上下級之間監管的運作機制,從而造成上下級監管不到位,就在不同程度地減弱了我國網絡信息安全管理的實際效果。
2.2我國境內或者境外的網絡違法犯罪活動呈快速發展的趨勢,特別是網絡金融會計網絡信息系統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網絡技術挑戰。
金融會計網絡信息系統和其它的重要信息系統正成為國內外不法分子惡意攻擊和破壞的重要目標,他們喜歡利用自己高尖端的網絡信息系統技術對我國金融系統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一旦出現失誤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給國家和集體的金融資產造成非常大的損失。不法份子利用他們所擁有的高科技,在整個網絡金融無孔不入地進行破壞活動,從現有的情況來看,目前已有不少的金融會計信息系統受到網絡黑客的攻擊和損害,并給我們的金融業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2012年國防科技大學的曾做了一項調查表明,我國與互聯網相連的網絡管理中心95%都遭到過境內外黑客的攻擊和侵入,其中以銀行、金融和證券機構為其攻擊的重點。
3、解決網絡金融會計發展瓶頸的新思路
3.1建立健全網絡金融會計風險防范意識
在網絡金融的大數據快速處理信息的背景下,對我國的網絡金融機構的財務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應建立起比傳統會計更高的風險防范意識,加強對會計信息安全的主動保護,除了加強風險防范意識外,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更加安全可靠的網絡金融會計處理系統,這也是當代網絡金融發展的重要環節,是網絡金融會計充分發展的關鍵因素。對于網絡金融企業而言,要建立一個安全完善的網絡金融會計系,應由以下元素構成:
1、必須建成一個基于大數據的安全可靠的網絡金融通信網絡,在網絡系統中應積極采用先進的反病毒技術和軟件。注重在主動和被動防御的基礎上,在會計數據的處理運行與維護過程中應高度重視計算機及手機客戶端病毒的防范及相應的技術手段與措施。通過對傳統網絡金融數據信息的分析技術手段以保證財會數據信息安全、迅速的傳輸。
2、及時的做好金融會計數據信息備份工作,建立災備防護體系。備份是防止網絡財務系統意外事故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它包括對信息系統的硬件備份、系統數據備份、財務軟件系統備份和數據備份四個方面。
3、金融機構應該根據具體的數據安全及會計處理特點,建立信息安全的預警機制,應根據系統重要程度確定相應的安全保護級別,并針對相應風險級別進行設計建設。
3.2培育和建設一支網絡金融會計安全專業人員隊伍
言語語境是指由語音、詞句、短語、語法等因素構成語言中的上下文,以言語語境為信息傳遞的媒介,使交際者熟練掌握語言運用,用語言的形式傳遞新信息。在平面廣告設計的言語語境中,言語語境是對設計作品自身的造型、顏色、圖片、文字等要素進行有序組合。
1.2情境語境
情境語境是非言語語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情境語境是指在一定的情景中(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發生的言語行為。情景語境相當于平面廣告設計作品的“使用情境”,通過作品的發生背景,強調設計作品的特定環境和時間內人們對作品產生的心靈感受。在廣告設計中離不開“使用情景”的應用,“使用情景”在平面廣告設計中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在廣告設計中不重視情景語境的應用,隨意設計幾個像樣的符號和圖片,那設計出來的作品完全失去象征意義,人們也無法看懂作品中設計者所依托的意義。因此,在平面廣告設計時,在“使用情境”中,根據情境中人物、事物、社會事件、環境問題等關系準確設計符號,另外,對作品中的角色和行為要有一定的含義,這樣設計出來的作品才有象征意義,能有效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2]
2語境在平面廣告設計中的作用
2.1語境有利幫助人們理解廣告指示語的意義
大家都看過廣告,廣告一般是由廣告語和圖片組成。廣告語是指廣告指示信息的詞語或語句。話語和語境的關系是在語言結構上反映出指示語,平面廣告設計和廣告語境之間的關系,在符號學原理中反映廣告指示語信息。平面廣告中設計的指示語是設計者表達信息語義的關鍵,如果廣告指示信息不夠清楚,那設計作品很難被人們理解,甚至誤解作者的意圖,而清楚的指示信息離不開廣告語境的運用,從以下的平面廣告作品實例中可以讀出廣告指示語的含義,見圖1。造商之一,該圖主要是突出索尼耳機的音質效果所做的平面廣告。該圖是一名男子頭帶索尼耳機,雙手合十,兩眼微閉,面帶笑容,耳機邊設計廣告語“色心又起”。這個“色心”不是貶義詞,是指索尼耳機帶給人們的愉快心情。廣告指示語脫離了廣告語境和圖片,人們則無法正確理解廣告的意思。如上圖的“色心又起”,如果脫離了它所處的特定的廣告語境,那會被人誤會為不良的心理,造成交流障礙。
2.2語境有利幫助人們理解平面廣告信息的語用含義
在以視覺語言為主題的平面廣告中,通過視覺神經,刺激大腦,產生語用聯想。在其他廣告設計中,也是一樣的通過事物的形象刺激大腦,產生多種與事物相關聯的特征。相同事物在不同語境中表達的意義也是不同的。
2.3語境有利解決平面廣告設計的模糊性
凡是事物以客觀角度來看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那描述事物的語言、圖像符號也跟著模糊不清。在平面廣告設計中也同樣存在模糊性,為了避免對事物的誤解,通常會借助語境的手法解決模糊視覺符號語義,排除人們不正確的理解作者的意圖。
2.4語境有利推斷平面廣告設計的言外之意
語言有字面意思和字里含義兩種表現。例如,老師和學生說同一句話:快8點了,我該上課了。老師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講課時間快到了,8點鐘是老師給學生講課的時間;學生的意思是:馬上要遲到了,8點鐘是學生聽老師講課的時間。通過語境來表達一句話不同言外之意。平面廣告設計中,語境的應用對視覺符號的準確表達有著關鍵作用。要想讓人們明白作者設計廣告的意圖,要根據設計者有意要傳達的暗示推斷出設計者的真正意圖,也就是言外之意。[3]
1.2規劃環評強調預防為主規劃環評是環境保護參與綜合決策的有效切入點。《環評法》明確要求,在規劃編制過程總,對擬實施的規劃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從源頭預防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環境管理參與規劃決策的重要途徑。規劃環評的實施從決策層面提前介入,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讓規劃更好的符合國家的環境政策和行動計劃。
1.3公眾參與具有法律保障《環評法》明確鼓勵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以適當方式參與環境影響評價。要求專項規劃的編制機關應在規劃草案報送審批前,征求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對環境影響報告書草案的意見并認真考慮這些意見,在報送審查的環境影響報告書中附具對意見采納與否的說明。此后頒布的《規劃環境影響條例》進一步提高了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的參與權利,將公眾參與貫穿規劃環評的審查和跟蹤評價等主要過程。
2我國規劃環評制度存在的不足
2.1地方政府重視程度不夠一方面從目前經濟發展程度來看,我國仍處于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各個地方政府均把發展放在第一位,從戰略角度仍是把經濟發展放在重要位置,因此對環境保護總體上重視程度不夠,雖然這幾年嚴峻的環境形勢和中央的嚴格要求下有所轉變,但是還是不夠,當發展與環保有所沖突,仍以發展為主。另一方面地方部分政府官員環保意識較差,認為環保也就是履行個手續,未理解規劃環評的真正內涵,重視程度低,導致規劃環評的執行率不高。
2.2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調機制相關的規劃編制在不同的部門組織實施,比如,城鎮規劃屬于城鄉建設管理部門、土地利用規劃屬于國土部門、經濟發展規劃屬于發改委或經信委,職權分割把不同環境要素置于不同部門管理,甚至同一環境要素置于多個部門管理,缺乏相應的協調機制,規劃內容上的重疊甚至相互矛盾,規劃支持數據和信息的不可傳遞,都給規劃環評的開展造成很多困惑和不便。
2.3環保部門執法權力缺乏保障①環保行政手段仍有欠缺。盡管《環境行政處罰辦法》明確,對連續違法限期不改的企業,可以進行多次或加倍處罰。但環保監察機構缺少查封、扣押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違法排放污染物的設施、設備等必要的強制手段,難以形成強大的震懾效果,所有在環境影響評價的執行上難以百分百做到規劃環評。②環保執法受地方政府制約。環保執法管理模式不是直管而是由各省、市(區)、縣政府設置機構管理,所以環境監察執法受到地方政府制約,難以最大化發揮其日常監察執法的作用,環評制度的執行缺乏環境執法的護航難以有效執行。
2.4規劃環評制度存在缺陷《環評法》對規劃環評只作了原則規定,具體的程序、內容、責任不明確,影響了規劃環評工作的開展。規劃環評制度在頂層設計上未能與中央其他部委建立有效的制度,未將規劃環評設置成前置條件。在基層實施過程中,規劃環評也未進入決策鏈的末端進行,也就無法體現規劃環評作為戰略環評的重要地位。在公眾參與機制方面仍不夠完善,當前社會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政府決策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熱情很高,但是其參與途徑和監督仍不健全。
3落實規劃環評制度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建議
3.1強化規劃環評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①強化規劃環評在綠色經濟發展中的決策作用。從頂層設計上綜合考慮空間布局、產業布局、產業結構、清潔能源利用、資源循環利用等與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內容,建立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等相關的評價內容和指標,從源頭引導經濟向綠色、循環、低碳發展。②將規劃環評作為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從粗放式到集約化、精細化的發展過程,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也較為嚴重,應將規劃環評作為行政審批前置條件。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中國的基尼系數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為0.42,這在世界所有國家中增加,而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卻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情況。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在1988年以前,基本呈上升趨勢。在達到51.9%的高點以后,呈下降趨勢,在2003年達到最低點43.4%,不僅遠沒有回到1988年的高點,而且比1978年48.8%水平低了5.4個百分點。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滯后于國民收入的增長,我國居民消費在宏觀層面上是不斷趨于萎縮的。根據消費函數理論,居民消費應該隨著國民收入Y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國居民消費的增長與國民收入的增長不成比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逐年下降,這其中除了投資在是最大的。199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37,成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的社會,盡管還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嚴重的社會,但是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聽任這一趨勢的發展,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1.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主要是通過影響消費需求來影響有效需求,進而影響到GDP的增長
根據凱恩斯的消費函數,消費由收入決定,即C=a+bY,其中C為消費,a表示不隨收入變化而變化的那一部分消費,即基本消費,b表示邊際消費傾向,Y表示國民總收入。根據消費函數理論,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增長的快慢決定了消費增長的快慢,而我國卻出現了一種相反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來,用支出法計算的GDP逐年GDP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必然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成果不斷向少數人手里集中,而社會多數成員的收入水平無法隨著經濟發展而相應提高,甚至可能下降,這樣就會導致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從而導致居民的消費占GDP比重不是增加而是連年下降。
在我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來,農民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收益愈來愈少,經濟增長的成果不斷流向城鎮居民。城鎮居民中,下崗職工大量存在,造成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由此,必然會使全體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c下降,在a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即使Y增長很快,其增長的效果也會被c的下降所抵消,從而使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出現不升反降的現象。所以說,收入差距過大通過影響邊際消費傾向來影響全體居民的消費需求,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
2.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通過影響人力資本投資影響經濟增長
在知識經濟社會,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徑,因此,教育投資與經濟的增長正相關。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教育投資具有重大的影響。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區收入差距必然導致教育的不平等。人們收入的不同以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各個家庭及地區的教育投資也不同,人們受教育的機會和質量也會存在很大的差別,這必然會影響到整個國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由以下傳導機制:
收入差距過大教育投資不平等人力資本受到影響經濟增長受影響
我們可以看出:收入差距過大通過影響教育投資影響經濟的增長。
同時,由于中國傳統體制的原因以及知識經濟對人才要求的提高,通過接受教育跳出“農門”一直是廣大農民后代擺脫貧困的主要方式,而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的教育不平等,會使得廣大農村子弟以及城鎮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高等學校拒之門外,從而使他們陷入這樣一種“貧困無錢讀書繼續貧困”的怪圈。
另外,發展經濟學家也從人力資本積累角度出發,對分配不均等問題進行了研究。1993年,Galor·O和Zeira·J在信貸市場不完全和人力資本投資不可分的假設下,建立了一個世代交疊模型來研究人力資本投資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關系。該模型假定個人的壽命分為兩期,人們在前期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將決定人們在后期的勞動熟練程度以及人們的薪金水平。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貸市場所決定的假設下。存在一個初始財富的臨界點g。如果一個國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嚴重,即多數人的初始財富低于的水平,那么在均衡狀態,該國的人力資本投資總量會較少,從而使該國的均衡狀態是一個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狀態。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還會通過影響社會穩定影響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國社會的穩定。穩定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收入差距過大會威脅到中國社會的穩定。
在收入分配差距積累的過程當中,會形成一個特殊的貧困階層。在長期的貧困生活以及與高收入階層的生活境遇對比中,他們的心理可能會發生變化,主觀地認為是改革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化,是改革使他們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在心底里會產生一種對改革的憎惡。長期下去,這些人的社會承受力會逐漸下降,成為改革繼續深化的一大阻力。這樣,我們的改革就會失去一部分群眾基礎,難以順利進行下去。
另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收入分配差距長期過大,必然使聚集社會財富的極少數富人成為眾矢之的。一般認為,不平等會導致窮人從事犯罪、暴亂等破壞性活動,過度的不平等會使這些暴力活動增加。由此,一方面,富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需要花費額外的社會成本(如增加安全費用等),這不但造成了資源的浪費,而且加劇了社會不安定,從而導致國家法規不穩定和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人們無法對未來形成穩定的預期;另一方面,富人們
為了保護投資產權,可能減少在國內的投資,把資金轉向其他較為穩定的國家或地區,影響本國經濟增長。
二、創造條件,實現公平經濟增長
發展經濟學最早反映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最著名的論點就是所謂Kuznets猜想。這個猜想形成了著名的Kuznets倒U型曲線:當一種經濟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時,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將隨著早期的經濟增長而擴大,隨后平穩,最后縮小。但是,對于不平等程度是否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行減少,還存在許多爭議。我們應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采取措施,改變這種僅有少數人享有成果的經濟增長方式,以使全體人民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即實現一種公平的經濟增長。
1.實現參與機會平等
所謂機會均等,即每個人參與社會經濟生活,追求收入,獲取財富的權利和機會是一樣的。但是,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雙軌制的存在,使國民收入要素分配缺乏監控,形成一定數量通過尋租致富的權貴階層,從而造成人們參與市場競爭和收入分配的機會不平等。要實現公平的經濟增長,必須首先解決機會不均問題:
第一,加強法制建設,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必須加快立法,規范經濟行為,嚴厲打擊非法收入和黑市經濟,使一切經濟發展納入法治軌道;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要在國家法律法規的指導下,加強對要素分配的監控,做好市場經濟的“守夜人”,維持良好的經濟秩序;
第三,盡快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鼓勵競爭,取消各種市場準人的限制,取締一切特權活動,以消除壟斷經濟和地下經濟,同時,打破地方保護壁壘,推進國內市場統一的進程。
2.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當期收入之間的差距表示這一時點上的不平等狀況,如果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可自由流動的話,那么,這一時點上的不平等狀況必定會被社會的流動性所緩和。當前,現代工業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前提與條件。工業化帶來的城鎮化以及城市化,將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緩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體來說,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對勞動力流動的管制,取消各種人口流動的障礙,如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減少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歧視,保證外來人口享受和當地居民同樣的待遇;
第二,建設統一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強化市場功能,利用價值規律調節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讓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第三,完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如建立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協調機制,為勞動者提供信息服務,推動勞動力在更廣闊范圍內流動。
3.推進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
在上文提到的Calor·O和Zeira·J的模型中,人們可以在不減少富人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增加窮人的人力資本投資,使經濟收斂于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當今社會,一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資即人力資本投資同經濟增長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聯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的人口數量優勢之所以不能轉化為人力資源質量的優勢,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發達以及人力資本投入不均。另外,即使農民可以完全自由進城務工,其在就業競爭中也必然處于劣勢,因為他們的素質決定了他們再就業崗位選擇上不可能有太多機會。所以,要實現我國的人口優勢,實現公平的經濟增長,必須消除人力資本投資上的差異,推進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
第一,重視農村和其他地區的基礎教育,加大對這些地區基礎教育的投資;
第二,加快職業教育在農村和其他落后地區的發展,增加就業培訓機會,使其獲得相應的技能和資格認證,擴大他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范圍;
第三,完善助學貸款機制,加強對來自貧困家庭學生的資助,以使他們完成學業。
4.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政府除了通過稅收對初次分配的結果進行調控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福利政策和社會保障機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弱勢人群的收入水平。因為這不僅可以改善他們市場競爭的處境,促使新一輪競爭在相對公平的起點進行,而且可以增強人們的社會承受能力,有利于社會穩定。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應當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主要的區域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1.賴賓斯坦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主張發展中國家應努力使經濟達到一定水平,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以取得長期的持續增長。不發達經濟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經濟發展的努力達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臨界規模,那就不能克服發展障礙,沖破低水平均衡狀態。為使一國經濟取得長期持續增長,就必須在一定時期受到大于臨界最小規模的增長刺激。
2.納爾森的低水平陷阱論:以馬爾薩斯理論為基礎,說明發展中國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復輪回的現象。不發達經濟的痼疾表現為人均實際收入處于僅夠糊口或接近于維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狀態;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儲蓄和投資受到極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國民收入來提高儲蓄和投資,又通常導致人口增長,從而又將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狀態中,這是不發達經濟難以逾越的一個陷阱。在外界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須使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人口增長率。
3.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論。主張發展中國家在投資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規模持續作用于各產業,從而沖破其發展的瓶頸。此論在發展中國家較有市場,原因在于它的三個“不可分性”的理論基礎即社會分攤資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儲蓄供給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經濟效果具有更能說服人的證據。
4.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資本缺乏是阻礙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由投資誘力不足和儲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這兩個問題的產生又是由于資本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存在惡性循環:但貧困惡性循環并非一成不變,平衡增長可以擺脫惡性循環,是擴大市場容量和造成投資誘力的一種必須的方法。
上述理論應用在區域經濟中就形成了區域均衡發展理論,它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
均衡發展理論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對于一般區域特別是不發達區域來說,不可能具備推動所有產業和區域均衡發展的資本和其他資源,在經濟發展初期很難做到均衡發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因素,似乎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供求關系就能決定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就能決定工資報酬率和資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實上,市場力量的作用通常趨向增加而不是減少區域差異。發達區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服務和更大的市場,必然對資本和勞動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從而產生極化效應,形成規模經濟,雖然也有發達區域向周圍區域的擴展效應,但在完全市場中,極化效應往往超過擴展效應,使區際差異加大。另外,技術條件不同也會使資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時的資本要素流動會造成不發達區域資本要素更加稀缺,經濟發展更加困難。
區域均衡發展理論顯然是從理性觀念出發,采用靜態分析方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距離太大,無法解釋現實的經濟增長過程,無法為區域發展問題找到出路。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非均衡發展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合理性和現實指導意義。
二、主要的區域非均衡發展理論簡介與評述
按發展階段的適用性,非均衡發展理論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無時間變量的,主要包括循環累積因果論、不平衡增長論與產業關聯論、增長極理論,中心—論、梯度推移理論等;另一類是有時間變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論為代表。
1.岡納·纓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過程在空間上并不是同時產生和均勻擴散的,而是從一些條件較好的地區開始,一旦這些區域由于初始優勢而比其他區域超前發展,則由于既得優勢,這些區域就通過累積因果過程,不斷積累有利因素繼續超前發展,從而進一步強化和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導致增長區域和滯后區域之間發生空間相互作用,由此產生兩種相反的效應:一是回流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不發達區域向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經濟差異不斷擴大;二是擴散效應,表現為各生產要素從發達區域向不發達區域流動,使區域發展差異得到縮小。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回流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即發達區域更發達,落后區域更落后。基于此,繆爾達爾提出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初期,政府應當優先發展條件較好的地區,以尋求較好的投資效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其他地區的發展,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也要防止累積循環因果造成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政府必須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來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以縮小經濟差異。
2.艾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最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他提出了與回流效應和擴散效應相對應的“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因此區域差異會逐漸擴大;但從長期看,涓滴效應將縮小區域差異。3.佩魯的增長極理論。法國經濟學家佩魯首次提出的增長極概念的出發點是抽象的經濟空間,是以部門分工所決定的產業聯系為主要
內容,所關心的是各種經濟單元之間的聯系。他認為增長并非同時出現在各部門,而是以不同的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部門,然后通過不同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終極影響。顯然,他主要強調規模大、創新能力高、增長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進其他部門發展的推進型單元即主導產業部門,著重強調產業間的關聯推動效應。布代維爾從理論上將增長極概念的經濟空間推廣到地理空間,認為經濟空間不僅包含了經濟變量之間的結構關系,也包括了經濟現象的區位關系或地域結構關系。因此,增長極概念有兩種含義:一是在經濟意義上特指推進型主導產業部門;二是地理意義上特指區位條件優越的地區。應指出的是,點—軸開發理論可看作是增長極和生長軸理論的延伸,它不僅強調“點”(城市或優區位地區)的開發,而且強調“軸”(點與點之間的交通干線)的開發,以點帶軸,點軸貫通,形成點軸系統。
4.弗里德曼的中心—論。在考慮區際不平衡較長期的演變趨勢基礎上,將經濟系統空間結構劃分為中心和兩部分,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二元空間結構。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經濟效益較高,處于支配地位,而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效益較低,處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各生產要素從區向中心區的凈轉移。在經濟發展初始階段,二元結構十分明顯,最初表現為一種單核結構,隨著經濟進入起飛階段,單核結構逐漸為多核結構替代,當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隨著政府政策干預,中心和界限會逐漸消失,經濟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一體化,各區域優勢充分發揮,經濟獲得全面發展。該理論對制定區域發展政策具有指導意義,但其關于二元區域結構隨經濟進入持續增長階段而消失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5.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基礎是美國的跨國企業問題專家弗農等的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論。認為工業各部門甚至各種工業產品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上,在發展中必須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老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區域經濟學者把生命循環論引用到區域經濟學中,創造了區域經濟梯度轉移理論。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稅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威爾伯等人形象地稱之為“工業區位向下滲透”現象。
無時間變量的區域非均衡學派雖然正確指出了不同區域間經濟增長率的差異,但不能因此而斷定區際差異必然會不可逆轉地不斷擴大。因為各種非均衡增長模型片面地強調了累積性優勢的作用,忽視了空間距離、社會行為和社會經濟結構的意義。繆爾達爾和赫希曼的理論動搖了市場機制能自動縮小區域經濟差異的傳統觀念,并引起一場關于經濟發展趨同或趨異的大論戰。但是在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提出之前,論戰缺乏實證基礎。他的研究使討論向實證化方向邁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論也成為有時間變量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的代表。
6.威廉姆遜的倒“U”型理論。威廉姆遜把庫茲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了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型理論。他通過實證分析指出,無論是截面分析還是時間序列分析,結果都表明,發展階段與區域差異之間存在著倒“U”型關系(如圖1所示)。這一理論將時序問題引入了區域空間結構變動分析。由此可見,倒“U”型理論的特征在于均衡與增長之間的替代關系依時間的推移而呈非線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