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民幣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我國出現通貨膨脹壓力的原因

對于通貨膨脹的成因,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主要有四種類型:需求拉動型、成本推動型、混合推動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另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通貨膨脹的國際間傳遞也是一國(地區)出現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不能簡單歸為上述幾種類型中任意一類。其既有需求擴大導致供不應求的原因,也有成本價格上升引起的產品價格上漲。具體分析,我國現階段通脹壓力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上漲過快,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本輪價格上漲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些商品既與居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又是工業生產的上游產品,當其價格上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傳導到下游產品。由于這些產品的產業關聯度強,其價格上漲會導致諸多產品價格的上漲。

2、貨幣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脹壓力增加。貨幣流動性過剩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并對價格上漲形成了強勁的推動力。我國貨幣流動性過剩主要是由貿易順差過大、國際熱錢不斷涌入、信貸規模擴大等因素造成。

3、經濟增長速度過快,固定投資過熱。自2003年以來,我國GDP增長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趨勢。2007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11.5%。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通過固定投資的高速增長實現的。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存在局部過熱現象,部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4、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及股市的財富效應。由于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別是近兩年,國家大幅提高了公務員、教師等行政、事業單位人員的待遇;2004年以來出現的“民工荒”使得農民工工資有所提高,國家推出的一系列“惠農”政策使得農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帶動了消費的增加,繼而對價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幣升值這一現象是多個因素、各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內因是關鍵和根本,而外因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簡言之,人民幣升值是歷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內因

(1)國際收支順差。雙順差是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源頭。若一國收入大于支出,即國際收支出現順差,這意味著該國外匯市場上匯供給大于需求,因此外幣將貶值,而本幣必將升值。我國近年來持續出現雙順差現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格局。其中,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增長132%。因此,人民幣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繼續出現升值預期就不為奇了。簡言之,雙順差是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匯儲備。外匯儲備過多表明:在外匯市場上供給大于需求,同樣會引起外幣貶值以及本幣升值。我國2006年2月外匯儲備高達8,751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的國家。外匯儲備反映了一國國際支付能力和外債償還能力,具備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保持一個國家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然而,由于機會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匯儲備反而會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

2、外因。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持續施壓成為人民幣升值的外因。根據馬歇爾-勒納條件,只要滿足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進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幣貶值就能改善貿易收支。因此,他們施壓逼迫人民幣升值,目的是維護其本國的利益。他們企圖通過阻礙中國商品過大規模地進入其國內市場,打擊中國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美國為例,實施“弱勢美元”政策,力圖扭轉其國際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議

鑒于我國目前面臨的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是由諸多因素導致的,筆者認為,緩解當前通脹壓力也應采取“一攬子”措施。

1、實施多種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出擊面對國內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國家已經采取了一系列貨幣政策進行調整,如央行2007年已經連續10次上調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機構將執行14.5%的存款準備金標準。根據我國當前資本泡沫迅速膨脹的現狀,筆者認為應該實施貨幣政策的“組合拳”出擊。央行應繼續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形成穩定的緊縮性政策預期,抑制貨幣需求,為我國國民經濟中投資過熱現象降溫。同時,應輔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央行可以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動,適時適量地出售有價證券,以緩解貨幣量供應過度的局勢,還可以向部分貸款數額增加較快、流動性充裕的商業銀行發行定向央票進行貨幣回籠。

2、針對特殊行業采取相應的財政、稅收政策以調整供需結構。本文所說的特殊行業是指對通貨膨脹壓力的產生起主導作用的行業。鑒于房地產行業和生豬養殖行業供不應求的結構問題是我國此次通貨膨脹壓力產生的重要影響因素,將上述二者歸為“特殊行業”。

3、逐步調整外貿政策。貿易順差導致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增加,減少貿易順差自然成為解決貨幣供給過度的強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擴大進口,并適時適度地促進人民幣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國已經對出口退稅作出了3次調整。鑒于我國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產品居多的現狀,筆者建議加大出口退稅結構調整力度,在現行稅率調整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稅率的資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數量,并相應上調資源稅。在擴大進口方面,重點對象應該是國內短缺的資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設備,因此對這類產品的進口關稅可作適當下調。:

4、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力度,防止資本快速進出。為了控制流通中的貨幣數量,防止國際游資進出對我國資本市場造成巨大沖擊,應當加強對國際游資出入境的監管力度。筆者建議借鑒國外的做法,如對以非直接投資形式流入的外國資本實行半年期的沒有補償的儲備要求方案,超過半年后方可使用;對以非直接投資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國資本征稅,比如對外國資本投資本國股票征收1%的稅;或者限制短期外匯信貸或持有外匯頭寸的規模。通過以上做法可緩和國際資本迅速進入我國資本市場引起價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內的撤離行為引起的經濟動蕩,保證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此外,還要搞好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現行的結售匯制度。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很充裕,不僅足以保障對外貿易活動的需要,而且也為選擇更加寬松的外匯管理制度創造了條件。因此,適時調整強制結售匯制度,實行意愿結售匯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目前,可先進一步放寬所有出口收匯企業的留匯額度,再逐步變一些項目的強制結售匯為意愿結售匯;二是改革現行儲備制度和儲備政策,減少經常項目順差。可以增加進口石油等戰略物資儲備,減少外匯儲備;增加企業和個人持有的外匯,減少國家的外匯儲備等。這樣可以減少經常項目順差,既可緩解資源壓力,又可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三是運用市場機制緩解由外匯儲備增加所引致的基礎貨幣投放量增加問題。可考慮通過將中央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債務證券化回籠一部分發行在外的貨幣,以及將央行現有的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證券化等措施,對沖由外匯儲備繼續增加給貨幣政策造成的壓力。在鼓勵資本流出的同時,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理,改變資本流出和流入不對稱的狀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進口先進的機器設備、一些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到海外投資的同時,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資本流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篇2

經典R/S分析法R/S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時間序列是隨機游走的，累積離差的極差應與觀測值個數的平方根成正比。為了使這個度量在時間上標準化，Hurst用觀測值的標準差去除極差建立一個無量綱的比率，這個比率即現在應用比較廣泛的Hurst指數。ARFIMA模型大量實證分析表明，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序列的分布相對于正態分布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對于R/S分析法，Mills（2002）發現金融資產收益率序列分布的厚尾特征可能會影響該分析方法對序列長記憶性特征的分析。

二、實證研究

（一）樣本數據的選取及說明

2005年7月21日，我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該形成機制更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所以論文選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2月10日間每個外匯交易日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作為研究對象，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收益率的計算采用對數收益率的形式，即對匯率中間價序列Pt!"取對數之后進行一階差分：（5）論文采用比較常用的絕對均值偏離平方2ttR-R刻畫收益波動率。

（二）收益率及收益波動率統計特征及平穩性檢驗

對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統計特征分析，論文采用的統計量為均值、標準差、偏度系數、峰度系數、Jarque-Bera統計量、Ljung-BoxQ統計量、ADF和P-P統計量。由表1可知：1.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及收益波動率的偏度系數都顯著的不為0，說明兩時序均不是圍繞均值對稱分布的，且波動率序列的有偏特征明顯地強于收益率序列；峰度系數均大于3，均有“尖峰厚尾”的特征，且波動率序列的“尖峰厚尾”特征強于收益率序列；Jarque-Bera統計量相應的p值都為0，兩種序列都顯著地拒絕正態分布的原假設。總而言之，兩時序均不服從正態分布，且波動率序列的非正態性特征更加明顯。2.由Ljung-BoxQ統計量自相關檢驗結果可知，兩時序均不存在顯著的短記憶性；由ADF檢驗和P-P檢驗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均顯著地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可認為兩時序均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基于此，可對兩時序進行長記憶特征的研究。

（三）經典R/S分析

由圖1兩種序列的時序圖可知，兩種序列均存在明顯的波動集束現象，因此，進行R/S的分析之前，有必要使用GARCH類模型對序列進行過濾。對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序列，論文分別采用GARCH（1，1）-M模型和GARCH（1，1）進行過濾，得到標準化序列，再對標準化序列進行經典R/S的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它們的In（R/S）-In（N）圖如圖2所示。通過表2可知，分析法估算出的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Hurst指數均大于0.5，通過最小二乘估計方法擬合的可決系數均在90%以上，擬合的效果都非常好，可以認為估算的Hurst指數是較為準確的。收益率序列的Hurst指數為0.58158，與0.5相差不大，說明收益率序列雖然存在長記憶性，但是一種較為微弱的長記憶性，而收益波動率序列的Hurst指數為0.91182，明顯大于0.5，表明收益波動率序列的長記憶性特征非常顯著。

（四）ARFIMA模型的擬合

根據信息準則對模型進行篩選，人民幣收益率和收益波動率序列分別選ARFIMA（1，d，1）和ARFIMA（0，d，0）模型進行擬合。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參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是顯著的。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序列分數差分參數d=0.01176，0＜d＜0.5，說明收益率序列具有長記憶的特征，但是一種比較微弱的長記憶性。而對于收益波動率序列分數差分參數d=0.21796，0＜d＜0.5，說明波動率序列具有比較顯著的長記憶性特征。總體而言，ARFIMA模型對序列的擬合結果和經典R/S分析法對序列的分析結果基本吻合。

篇3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低迷、蕭條，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與一些發達國家情況正好相反的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價”搶奪世界市場，因此要逼迫人民幣升值，并進而將這一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責難，向中國施加壓力。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與政治形式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外因

1.日本叫囂。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及其副手河合正弘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署名為《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的文章；2002年2月22日，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通過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幣升值，這是該組織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公開討論成員國以外的經濟問題。2003年3月2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國際輸出了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向全球特別是亞洲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這是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國出口急劇增長，國內物價水平下降，以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導致國際市場上廉價商品的供應能力大大增加，導致日本國內物價下跌，同時日本總需求的不足，引起物價的進一步下降，從而發生通貨緊縮的危險，中國正在向保口日本在內的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責任為穩定世界經濟作出貢獻，也符合起自身利益，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嚴格限制出口，那么為了扭轉國內通貨緊縮局勢，應該采取擴張型的貨幣政策，或者是讓人民幣升值。

2.美國施壓。2003年6月起，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外部壓力從日本轉向了美國。2003年6月合7月美國財政部長JohnSnow和美聯儲主席AlanGreenspan先后公開發表談話，希望人民幣選擇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認為盯住匯率制度最終會損害到中國經濟。隨后美國的商務部長、勞動部長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此外，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以健全美元聯盟為代表，在要求人民幣重估方面表現最為積極，美國方面有關情緒隨著斯諾9月的訪華而達到，這次訪問也被稱為“匯率之行”。美國方面希望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失業問題。他們認為，中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為了獲得巨大的出口競爭優勢，故意操縱貨幣的匯率，尤其是中國人民幣存在著嚴重的低估現象。正是這一現象使美國的制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到2003年6月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6.4％，其中90％的失業使制造業的失業，而且美國兌中國的貿易赤字在過去紀念里也大幅增加，中國由此累積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到2004年底已經達到了6099億美元。所以說，中國需要為美國的經濟下滑和失業增多負責，美國政府必須給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來督促人民幣升值。

（二）內因

1.實際有效匯率。據IMF估算,2002年人民幣相對于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有效匯率下降了6%,而根據胡祖六(2003)的測算,從2002年2月美元從其匯率的最高點貶值到2003年6月,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已經下降了11%。自1994年中國實施匯率制度重大改革以來,根據國際組織的測算結果,人民幣一直存在低估的問題。1980至1997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9.98%,1998至2004年,盡管先后受到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同時陷于衰退及非典的影響,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著7%到9%的高速增長。這無論是與同期發達國家比較,還是同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領先的。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與世界經濟的低迷形成鮮明對比。這就表明人民幣有升值的趨勢。

2.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理論是一種重要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認為,購買力平價(PPP),指一定時期內兩種貨幣的匯率是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換,實質上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購買力的交換,長期均衡匯率是由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購買力對比決定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人均GDP按名義匯率計算為1352美元,但若按購買力平價方法折算則為5791美元,即名義匯率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民幣匯率低估4.06倍。一般來說,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僅涉及到可貿易商品,并且沒有考慮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差異,因而容易高估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但是,人民幣幣值即使沒有UNDP估算的那樣高,也不至于像現行的匯率那樣低。

3.國際收支。“國際收支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影響匯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對外匯的需求大于外匯的供給,本幣對外貶值;反之則會造成本幣升值。從國際收支狀況看,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收支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維持較大的順差。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流入國,每年FDI高達500億美元左右。這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狀況使得我國近年來的外匯儲備節節上升,已經超過了滿足正常支付所需的儲備水平。所以,根據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也會產生升值趨勢。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綜合影響

（一）對外貿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擴大進口,限制出口,不利于國際貿易收支。因為人民幣升值以后,等量人民幣與從前相比,可兌換更多的外幣。對進口商來說,購買等量的進口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幣較以往更少,因此有擴大進口的需求。但對出口商而言,若商品以原先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出售,所得到的外匯換得的人民幣要比從前少,利潤將會減少;若以略高的價格出售以保證利潤,則減弱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無論哪種情況,都不利于出口商,因而出口將受限制。長期以往,即會出現貿易逆差。但事實上,由于近年來我國積極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加工貿易已逐漸超過一般貿易,成為我國主要的貿易方式。加工貿易的特點是“大進大出”——增加出口的同時增加進口,人民幣升值雖然會有損最終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但卻能提高進口原材料的購買力,由此可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因素。此外,出口彈性系數也改變了本幣升值給我國貿易收支帶來的影響。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多數學者認同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遠小于1,即我們出口商品價格提高的幅度會超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幅度,因此,雖然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但價格上的彌補使得出口的總額反而會提高。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04、05、06的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近三年來,我國的貿易收支,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規模都在擴大,而出口規模擴大的幅度大于進口,我國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狀況,且順差額不斷增大。由此推斷,人民幣升值短期內并不會改變我國貿易順差的現狀,更不會造成我國嚴重的貿易逆差。

（二）對就業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對居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物價與就業的影響上。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商品出口競爭力減弱,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在各出口企業生產能力不變的情況下,原本打算出口的產品囤積到國內市場,由此出現國內市場上,商品供大于求、物價下降的局面。此外,人民幣升值也直接反應為購買進口商品的價格下跌,鑒于此,國內同類或相似商品為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也調整價格,致使國內商品價格下跌。所以,人民幣升值會使得國內的商品物價下降,進一步還可能導致潛在的通貨緊縮效應。從長期看來,我國對進口需求的增加導致國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改變,使得國際市場的價格提高,從而又帶動了我國國內物價上漲。目前,受市場供給、國際價格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物價一直處于溫和上漲狀態,因此出現通貨緊縮效應的可能性不大。在就業方面,人民幣升值后,一方面,勞務輸出減少,國內勞動力資源增多。另一方面,短期內,國內市場商品供大于求,企業為爭取優勢,可能裁員、縮小企業規模以保持競爭力,因此,國內就業形勢嚴峻,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失業形勢較為嚴峻。所幸,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幅度不大,就業形勢總體良好,城鎮失業水平控制在4.6%之內。

（三）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將增加外商的投資成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是以貨幣、實物及其它無形資產等形式投資的。人民幣的升值,以美元為股本金的外商投資企業,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會減少,也就是外商投資的成本會隨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投資的競爭力。但是,外商投資成本的增加,對于特定的項目來講,原來額定的投資規模所需的資金將不足,如果繼續實施該項目,會促使外商增資,擴大其投資規模。人民幣的升值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和再投資,不利于現有外企發展。人民幣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外商將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潤的匯出比例,據被調查的外商投資企業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幣升值2%后,將利潤及時匯出,要比升值前多獲得2%的外幣。同時促使外商決策、實施新的投資方案,不利于現有外商投資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邯鄲轄區8-12月利潤再投資10621萬元人民幣,占全年再投資的79%,而去年同期為零。如河北文豐鋼鐵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冊成立的外商合資企業,該公司的外方柬埔寨榮豐投資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將2003年和2004年利潤所得9900萬元人民幣,再投資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幣的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商的直接投資。

三、對策與建議

從短期來看，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有效政策：進一步提高企業和個人持匯量；適當增加進口；適當下調存款利率；同國際社會多溝通交流以達成共識。從長遠來看，逐步放松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建立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有效的、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最終實現包括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內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我國外匯制度的長遠目標。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應從中國實際出發，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來安排，循序漸進。

首先，需要完善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所需要的市場條件和制度安排。胡祖六博士主張要使人民幣逐步向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過渡，銀行利率和貨幣體系應該分開，利率市場化；要加快銀行的改革步伐，提高銀行自身內部的風險管理能力；進一步進行金融改革，加強監管；大力發展金融外匯市場，進一步理順供求關系，穩步推進人民幣比可兌換進程，不斷提高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同時，著力培育人民幣遠期和期貨交易市場，大力發展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增加企業應對外匯波動的手段。

其次，人民幣不可能直接選擇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可以考慮先逐步擴大匯率的浮動幅度，根據出口、國際資本的流動形勢，采取更具靈活性的調整措施。但需要保持相對平穩的貨幣政策，使相應的靈活性建立在整體平穩的基礎上。

最后，要加強同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合作。在世界經濟、金融日益融合的今天，一國的匯率政策不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各國之間的匯率政策就像是一場博弈，如果各國相互之間能進行良性協商，各國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只有增加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多邊合作，才能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貨幣體系的演變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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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凌波.淺談人民幣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金融觀察,2007年7月.

篇4

面對嚴峻的出口形勢，我們選擇了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理論上講，既可以選擇財政政策也可以選擇貨幣政策，或兩者并舉。但是，受我國目前匯率目標的制約，僅靠貨幣政策手段刺激經濟幾乎難有作為。在浮動匯率制下，為了增加產出，中央銀行可以購入國內資產以增加貨幣供給，而這將改變貨幣市場與外匯市場的均衡，并使本幣貶值。在固定匯率制下，為阻止本幣貶值，維持既定匯率目標，中央銀行須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國外資產換取本幣。隨著本幣供給的下降，資產均衡回到初始位置，產出沒有增加。可見這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無力對該國經濟的貨幣供給或產出產生影響。我國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種判斷。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抵消對本幣貶值的壓力，促進產出增加

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支出或減稅，可以擴大需求，增加產出。隨著產出的增加，對本幣需求增加，從而產生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進而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或者本幣升值，或者本幣貶值的壓力得以釋放。如果要阻止超額貨幣需求對本國利率上升和本幣升值的作用，中央銀行可以用本幣購入國外資產，增加貨幣供給，保持匯率不變。這樣可以既實現擴大產出，又保持匯率不變的雙重功效。

與貨幣政策不同，目標匯率制下的財政政策可以直接影響產出，而且比在浮動匯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財政擴張帶來本幣升值，使得本國產品和勞務更加昂貴，從而部分地抵消了財政政策對擴大需求的直接影響。在目標匯率制下，中央銀行被迫購入外匯，增加貨幣供給。這種非主動的貨幣供給增加加強了財政政策自身的擴張效應。我國1998年下半年適時作出增發1000億元國債的決定，當年擴大財政赤字500億元，并要求銀行提供相應配套資金。這使我國在外有金融危機逼近國門，內有長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基本實現了年初確定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為目標匯率制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個經典例證。財政政策與產出Y和匯率E的關系如下圖所示。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產品市場均衡曲線由DD[，1]移至DD[，2]，匯率由E[，1]升值至E[，2]（此處可理解為單位美元的人民幣價格），產出由Y[，1]增加到Y[，2].

AA：資產市場均衡曲線

DD：產品市場均衡曲線

三、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改善產業結構為貨幣政策留下運作空間

巴拉薩——薩繆爾森理論認為，在貿易品生產部門，窮國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富國；而在非貿易品生產部門，二者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窮國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成本較低，非貿易品的價格水平也隨之降低；富國貿易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較高，非貿易品價格從而整個價格水平都比較高。戰后幾十年日元不斷升值與日美兩國非貿易品價格變動可以作為該理論的實證。資料顯示，以貿易品衡量的非貿易品價格在兩個國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從1973年到1983年，美國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漲了12.4％，而日本上漲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兩部門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加上日本的通脹率低于美國導致了日元對美元的不斷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是一個窮國，我們的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還占有一定比重。這幾年我們比較注意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機電產品和名牌產品的出口。1998年中國機械和電器設備出口增長了12.2％，出口額達665.4億美元，1999年增長目標為7.5％。以后，我們可以繼續用減稅、財政擔保等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和促進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雙高”產品出口，這方面還有較大活動空間。只要我們在貿易品部門的生產率不斷提高或不斷擴大貿易品范圍，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可以預期人民幣會隨著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的上升而出現升值，我國的實際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國際水平，這為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運用貨幣政策給予配合開辟了空間。如果是適度利用外債，購進關鍵技術設備，正如我們1998年發行的10億美元全球債券，它不僅有利于國際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結構，而且還可避免內債的“擠出效應”。

四、應注意的其他問題

篇5

一、均衡匯率水平和市場匯率水平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有人試圖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住（卜永祥，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金融市場越來越一體化的今天，即使資本市場不開放，國內的貨幣政策的制定也必須考慮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如果國內利率水平長期過分偏離國際水平，隱型的套利資本流動同樣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產生沖擊，使政策效率下降。現實生活中，一個開放型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也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大規模短期資金在一國流進流出時，即使實行浮動匯率制，該國的貨幣政策效率也會因受到沖擊而下降。比如，當該國提高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防止通過膨脹時，國際短期資金會因為利率的差異而大量流人，雖然利率平價的作用會使該國貨幣的即期匯率上升，遠期匯率下降，從而抑制套利資金的過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資將會大大降低該國貨幣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絕對意義上的貨幣獨立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

篇6

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政府出面擔保使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這一政策保護了亞洲國家的貨幣沒有因惡性貿易競爭而發生進一步的惡性貶值，這無疑為亞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做出了貢獻。但是此后中國的匯率在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穩定，事實上實行的是盯著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而這一做法也成為美日歐等攻擊中國的口實。目前，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國際輿論的熱點問題，美日及歐盟都通過官方渠道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以市場為基準即時升值。

一、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

一個是來自日本的壓力，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一個是來自美國，美國認為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問題。其分析思路為:中國存在嚴重的低估人民幣的貨幣操縱行為,從而使得中國的制造業贏得了巨大的競爭優勢,美國制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

但是，日本的通貨緊縮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國的影響呢?2002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僅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兩國在貿易上的競爭程度極低，因此，中國的通貨緊縮(或者與此相對稱的人民幣升值)對日本物價的直接或(通過市場競爭產生的)間接影響都很有限。再者，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確切地說是通貨緊縮率)與日本大致處于同一水平，如果說中國是造成日本通貨緊縮的原因，那么反過來也可以認為日本是造成中國通貨緊縮的原因。實際上，從日本和中國的出口結構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品為中心，而后者則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相互競爭的領域其實很小，兩國經濟顯然是互補關系。而且，中國對日出口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屬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級產品，再日本制造高級產品后再最終由日本出口到美歐市場。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實際上也是提拔出口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中國對日本出口貿易的增加，并不會與日本國內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競爭關系。中國減少出口，并不意味著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國搶占日本國內市場的問題。

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不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競爭。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部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去工業化”。瑙索恩和納瑪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導致“去工業化”的主要原因。在他們看來,“去工業化”主要是國內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從制造品轉向了服務,制造業的生產效率相對服務業大幅度提高,以及與之相關的制造品價格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競爭這一外部因素對“去工業化”的貢獻不足1/5。依據這一判斷,中國的出口占美國進口的比例還不足10%,中國的競爭最多只能解釋美國制造業失業問題的2%。

因此，人民幣匯率與美日等國家通貨緊縮并沒有比然的聯系，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日等國家的國內復蘇問題。

二、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壓力：

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和貿易“雙順差”的持續增長成為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核心問題。

由于我國事實上采取了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美元對非美貨幣的貶值，使得人民幣也相對其他非美貨幣貶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的持續增長，為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使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到2004年3月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4288億美元。正如現在的情況，當人民幣匯率被設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時，美元的供給超過需求，當局入市吸納多余的美元，導致外匯儲備增加。假如中國采取浮動匯率制，當局不對市場進行任何干預，那么在外匯儲備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匯率早就應該上升了。如果硬是將人民幣維持在現有水平，對外收支不平衡和外匯儲備就會進一步擴大，給中國經濟帶來各種各樣的弊端。

第一，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確，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外匯儲備。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證國家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其二，用于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穩定(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理論上是不需要為干預外匯市場而儲備外匯的)。持有外匯儲備可以帶來流動性、安全性和穩定性等等好處，但是，得到這些好處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代價就是，喪失了使用這些外匯以獲得其它收益的機會。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海外籌集資金的時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風險溢價的高昂利息，而把外匯儲備運用于美國國債只能獲得很低的收益率。這種利率上的倒掛現象意味著收入從中國這樣一個低收入國家轉向了美國這樣一個高收入國家。

況且，外匯儲備與國內的基礎設施或者生產設備一樣，不過是國家資產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資金來源都是國民儲蓄。如果國家資產是一定的，那么決定其最佳構成時就要同時考慮收益性和風險性兩方面的因素，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實際上，在中國，一方面外匯儲備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核心項目的西部大開發計劃卻陷入資金困難，由此可以看出國民儲蓄并沒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資金不應通過增加外匯儲備而應通過稅收或者發行國債來籌集。

其次，所謂為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而應增加外匯儲備的主張不能不說是本末倒置。在國際上流通本國貨幣的最大目的是為獲得貨幣發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國這樣，在本國貨幣的信用不得不依賴于保有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時，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發行收益，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好處蕩然無存。現在，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正在通過貨幣供給的擴大，加速房地產市場泡沫的膨脹。

總之，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匯儲備是維持匯率穩定所必需的，但通過維持大量外匯儲備來抗御貨幣危機則是危險、無效和代價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使貨幣投放量快速增長，存在的隱患是加速我國國內的通貨膨脹，使物價上升，在工資不隨之上漲的情況下，國民的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貿易順差導致我國對外貿易爭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貿易中出現的反傾銷案件，以及其他國家對中國提出反傾銷訴訟。

第四，我國經濟的加速增長，對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導致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使得國際通貨膨脹加速。

三、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對策

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經濟學界的專家和學者提出了各種相應的對策：

(一)通過提高國內產品的價格，使實際匯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稅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稅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資本管制，鼓勵各種資本的流出。

(四)調整人民幣匯率制度，使匯率變動。

四、對各種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對策的評論:

對策一：我國經濟的瓶頸產業，如電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資，如果物價上升，致使瓶頸產業狀況發生變化，由于資源過多地流向它們，將導致資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徑。

對策二：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與其讓人民幣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稅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稅率。這種做法既可以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出口減少)又可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增值稅退稅是世界通行做法。與在國內銷售的產品不同，對出口企業的產品不征增值稅(實行零稅率)，而對其投入品卻要實行增值稅退稅，在出口這一環節上，國家增值稅的稅收收入是負值。其結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財政的退稅負擔就越大。但是，因為國內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是可以轉嫁給最終消費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業并不會因在不繳納增值稅的同時享受退稅而得到特殊好處。在原則上，退稅并不是一種出口鼓勵政策。一般來說，退稅只是使出口企業享受到一般企業所應該享受的待遇。取消對出口商品的退稅將構成對出口企業的歧視，從而造成市場扭曲。我們應該做的是保證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稅，一個百分點不應多，一個百分點也不能少。但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減少退稅率和升值都會導致出口減少，而匯率升值更容易操作，為什么非要舍易求難，非要通過改變退稅政策而不是調整匯率，或兩者同時進行，來釋放升值壓力呢?

對策三：在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產權關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體系問題成堆、向海外轉移非法所得的活動仍然十分猖獗的情況下，使資本自由化這種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為避小“害”而趨大害。不論在哪個國家，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移動、匯率的穩定和自主的貨幣政策三項目標。迄今為止，中國放棄了資本的自由移動，但堅持了實質上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開資本移動，為了保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釘住美元制向允許某種程度的匯率變動方向轉變。如果中國一方面繼續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化。其結果必然是：中國完全喪失經濟上的獨立性，并很快成為外國投機者的自動提款機。所以，資本自由化不可操之過急。

對策四：筆者認為最為可取，變動匯率，使人民幣適當升值。由于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上的一系列問題，中國經濟是無法承受匯率的巨大波動的。換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當時間內，中國還不具有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因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我們現在的最佳選擇。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圍繞中心匯率，在一個給定區間內，匯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動的。中心匯率也可以根據一定規則進行設定和調整。可以先逐步擴大匯率變動的區間，再逐步擴大變動幅度，允許每年有數個百分點的升值。外匯儲備急劇增加顯示出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提高，人民幣升值的條件已經日趨成熟。如果漠視這一情況，拖延人民幣的升值，將產生諸如資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經濟膨脹以及對外貿易摩擦加劇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來自以日本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匯政策這一中國的國內經濟問題演變為國際政治問題。對于中國新的領導層而言，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國壓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幣的匯率。但是，恰恰因為外匯政策事關國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彩，加以冷靜地分析和對應。日本把通貨緊縮的原因歸咎于中國，并從人民幣升值中尋求解決方案，無異于緣木求魚。日本通貨緊縮的真正原因是結構改革的滯后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國內經濟低迷。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無論人民幣升幅多大，日本經濟都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復蘇。相反，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的價格上漲和日本貿易條件的惡化，這對日本的生產企業和消費者都是極為不利的。

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維持人民幣的現有匯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擴大所產生的機會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斷人民幣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國自己本身。

五、人民幣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擔心升值之后，中國出口順差將會減少、甚至會出現逆差。經濟增長速度將因此而下降，并對就業增長造成相應的不利影響。

如果把從事國際貿易作為獲得順差和增加積累外匯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義。世界各國進行對外貿易的目的是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提高本國福利水平。通過壓低人民幣匯率可以增加貿易順差，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在貿易順差增加的同時，中國的貿易條件卻惡化了(以實物計的換匯成本上升了)。從社會福利和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以匯率貶值(或實際匯率貶值)為代價維持長期貿易順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

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出現貿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壞事，關鍵在于經濟效率。如果貿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驅動的高投資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現貿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壞事而是好事。首先，貿易順差的減少對短期經濟增長(總需求)的負面影響，將被投資需求增長的正面影響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貿易逆差基礎上的有效投資率的提高，將導致經濟增長潛力的提高，未來的就業形勢將會因此而改善。

事實上，無論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經驗(盡管其它亞洲國家貨幣相對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中國出口在主要出口對象國所占份額并無明顯變化)，還是有關部門(包括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小組)使用不同方法計算的結果都顯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況下，中國貿易狀況不會受到很大影響。

所以，人民幣小幅升值將有利于增加進口，平衡國際貿易，降低我國外匯儲備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所引起的各國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幣適度升值還有利于減輕中國的外債負擔;提高中國GDP的國際地位;有利于中國企業擴充海外業務。

再者，人民幣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業退出出口市場，減少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惡性競爭。真正有效率的企業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幣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發出信號：今后外匯風險將會增加，企業和金融機構應當做好相應準備，加強風險的防范。其結果可能是在貿易條件改善的同時，中國的貿易順差非但不減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而不是僅僅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維持競爭優勢的內在動力將會加強。與此同時，企業也將會有較強的購買能力進口先進的資本品和技術。因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適度升值還有助于促進企業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

許多經濟學家同意“中國的匯率制度應該有一定靈活性”的看法。但是，他們認為，目前還不是人民幣升值的最好時機。對時機的擔心可以理解，但經濟發展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最好時機只能在事后判斷。在“歷史終結”之前，誰能保證從現在看的未來的某一個時點是最好時機呢?如果認為現在我們面臨升值壓力，因而不是最好時機，那么再等待一段時間之后，升值壓力就會減輕嗎?如果升值壓力真的減輕了，我們是否應該等待升值壓力進一步減輕呢?如果等待一段時間之后，升值壓力被貶值壓力所取代，我們又應該怎么辦?以此類推，我們就只好永遠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認為，在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已經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們能夠斷定，現在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允許人民幣有小幅度升值)，不會對經濟帶來比較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就可以認為當前是一個可以采取行動的好時機。一味等待必然錯失良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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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向輝.人民幣匯率：新形勢、新視角、新觀點——“新形勢下人民幣匯率問題研討會”觀點綜述.新金融，2003年第11期.

[4]評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來自何方.搜狐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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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主要觀點綜述

（一）人民幣升值論。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提出“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論的震撼觀點，引發了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導火索；2003年2月22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提出類似1985年英美等七國針對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來逼迫人民幣升值；6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洛（John·Snow）發表講話稱“中國應該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在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也呼吁人民幣升值；6月19日，美國“健全美國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提出欲借中國“貨幣操縱政策”而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表達了類似的愿望；歐盟15國也決定將于2印4年4月正式取消中國“普惠制”。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其主張是我國在過去9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不應再依靠弱勢的人民幣政策來保持出口競爭優勢，增勢人民幣不僅可以為我國進口公司減少成本，提升企業贏利和擴充海外投資業務，而且由于中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可以使外資不因進入成本的增加而撤出，同時還可以提升我國償還外債的能力。

（二）人民幣穩定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歐元之父”蒙代爾和美國斯坦福大學麥肯恩教授以及摩根斯坦利亞洲執行董事謝國忠等機構和學者都認為，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是錯誤的，中國目前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幣匯率走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存在低估的問題；第二，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克服中國通貨緊縮，不利于吸引外資，容易誘發金融風險；第三，中國匯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貨緊縮的根源，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解決日美通貨緊縮，反而會加劇世界經濟通貨緊縮。

（三）人民幣自由浮動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年來一直建議，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更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以真正推動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也持此種觀點。他們認為，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不利于提高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容易產生外匯傾銷效應和經濟結構扭曲，容易助長經濟中的泡沫和投機活動，這樣更不利于營造健全良好的出口經營秩序。

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的現實選擇

Weymakr（1995）認為，根據國際收支余額的貨幣分析法，本國居民對商品和證券的超額供給（以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表示）將引起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這種國際市場上對本幣的超額需求就是外匯市場壓力（ExchangeMarketPressure，簡稱EMP）。EMP作為度量外部非均衡指標，一般不能直接觀察到。如果本幣自由浮動，EMP表現為匯率的變動；如果實行固定匯率，EMP表現為外匯儲備／國內信貸的變動；在中間匯率安排下，EMP可由匯率變動、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干預的線性組合來測度。南京大學朱杰（2003，3）根據Weymark的EMP一般定義與模型分析方法，利用1994—2002年的經驗數據計算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中國的EMP和W指數；他通過分析EMP的34個樣本點中有26個顯示升值壓力（負值），并有升值壓力的樣本均值（-6.08%）在絕對值大于貶值壓力（1.49%）；其結論為：上述表明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隱含的EMP以升值壓力為主，這與我國當前由外貿順差和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所引發國際上呼吁人民幣升值現實相吻合。但是，結合中國目前經濟形勢和基本國情，人民幣匯率應繼續保持穩定是中國匯率政策的主要取向。

（一）人民幣升值將會通過對貿易進出口匯率的影響，進而給中國的優勢產品帶來嚴重損害，使國內外企業的風險加大。按照國際分工格局和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中國相對于一些以研究開發和服務業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來講，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為主的產業；同時，中國傳統上存在著進口的需求彈性較低，而出口的需求彈性較高的局面。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進而影響物價，達到損傷制造業的效果。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在需求彈性比較高的前提下，貨幣升值可以降低進口商品的國內價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內價格；通過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一方面進口可以較快增加，從而使生產進口替代品的國內產業得以萎縮；另一方面出口相應要減少，使生產出口商品的產業也面臨緊縮的困境。再者，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引起進口材料、外銷商品價格的變動，從而降低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加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因面臨種種不確定所造成的風險。

（二）日、美公開組織并迫使人民幣升值的關鍵目的是：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阻止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日、美反復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動機是，為外商對華投資流向設置障礙，通過提高在華投資成本來讓國際資本流向日、美；并利用中國人世后關稅下降和非關稅壁壘取消的貿易自由化環境，將低價產品大批量打人中國市場，沖擊中國相關產業，達到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目的。目前，雖然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但由于外國不斷對華啟動反傾銷和特殊保障措施，取消普惠制待遇等，使中國出口環境面臨日趨惡化。特別是在中國財政赤字如此之大、失業增加、房地產泡沫初步顯現等國內經濟不利的條件下，人民幣升值最終將會對中國長期苦心經營的經濟穩定增長形勢帶來負面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利于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各國經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打擊。為此，各國競相將本國貨幣貶值來維護本國利益；中國出于維護亞洲利益和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既定政策，承受了大量的經濟損失，為亞洲地區乃至世界金融穩定、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當前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將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這樣有利于其他國家的出口；再者，世界各國也可以更多地從中國進口低價的初級產品、輕工業制成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產品，從而可以在更大限度內對本國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提高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促進消費升級，推動經濟增長。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并沒有擠占東南亞國家的出口份額，而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潛力巨大的投資和消費市場。

（四）人民幣升值會惡化當前的就業形勢，繼續增加就業壓力。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經濟失衡有兩種表現，一個是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造成的結果是通貨膨脹；另一個是總供給超過總需求，結果就是失業增加。前一個問題盡管說中國目前房地產出現經濟泡沫，原材料、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價格有所上揚，這些是通貨膨脹的因素，但都屬于局部的結構扭曲、流通不暢、暫時的財政赤字和信貸擴張所引發的問題；從總體上講，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出現嚴格意義上的通貨膨脹。所以說，當前的[來

突出問題是后者——失業問題。中國現在失業率已超過4.6%，且每年新增勞動力是1300萬，加上1997至2000年經濟增長持續疲軟，創造的就業機會較少；同時，我國近幾年一直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總量出現結構性變化，失業將是中國長期的社會問題。而外國投資企業是吸引國內勞動力的一個重要渠道，如果人民幣升值，問題不僅僅是招商引資受到影響，更嚴重的是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減緩人民幣升值措施及匯率制度的改革

（一）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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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為美元兌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S0為美元兌人民幣名義匯率指數，P1美國價格水平指數，P2為中國價格水平指數。（基期指數都設定為100）

（二）樣本的選取和來源

我們分別以1980年和1990年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計算這兩個期間美元的實際匯率指數，結果如下：（根據目前的數據，假定2014年美國和我國物價漲幅分別為1.5%和3%）

（三）結果及相關分析

以1980年為基期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化，目前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高估了25%，人民幣名義匯率還有升值的空間；以1990年為基期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化，則美元對人民幣實際匯率低估了約25%，人民幣名義匯率未來將應該貶值，結論恰好相反。那么應該如何看待上述計算結果？這里面有幾個問題需要進行考慮：第一，基期的選擇；第二，基期名義匯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兩國物價指數的CPI計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選擇問題：從我國的外匯管理歷史來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主要體現在外匯管理實行全面的計劃管理，匯率由國家統一規定，基本沒有反應市場變化。1979年3月，國家成立外匯管理局，1980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暫行條例》，同時開辦外匯調劑市場，對外匯進行市場調節。1991年，我國取消了外貿部門的出口補貼，外貿企業實行自負盈虧。可以說，1980年是我國外匯管理制度進行改革的起點，1990年前后是我國外匯管理制度邁入市場化改革的起點。因此，選擇1980年和1990年為基期考察我國外匯市場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義匯率是否合理的問題：1994年以前，我國外匯管理的最大特點是外匯額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計入外匯留成和出口補貼等利益，這一時期人民幣名義匯率實際是高估的。如果把這一因素考慮在內，按照不同基期計算的名義匯率指數還會下降，相應的，美元對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也會更加低。衡量兩國物價指數的CPI計算的可比性問題：毋庸諱言，盡管中美兩國在構成CPI類的組合類別基本相同，但鑒于兩國在具體類別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盡相同，再加上其中的類別需要定期調整，因此，公布的數據一定有差異，據此計算出來的實際匯率指數也一定存在差異。粗略來看，構成我國CPI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構成美國CPI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據觀察，如果考慮這些差異，我國CPI的實際數據應該要高一些，相應地，美元對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也會更加低。綜上所述，如果將上述三個問題綜合進行考慮的話，無論是以1980年為基期計算的美元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指數，還是以1990年為基期計算的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指數，都會在計算結果的基礎上向下調整。盡管向下調整的幅度無法準確計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已經沒有升值的空間。換句話說，美元兌人民幣名義匯率的中長期走勢應該是維持現狀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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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出口貿易額的相關分析彈性分析理論指出“調整國際收支不均衡的有效方法是對匯率水平進行不斷調節，在符合“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前提下,一個國家的貨幣持續升值就會抑制本國貨物的出口，相反一個國家貨幣的持續貶值就會促進本國貨物的出口；從彈性分析理論分析來看，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出口的作用符合“馬歇爾-勒納”條件假設人民幣匯率升值與出口貿易呈負向相關關系，即在國際市場上，人民幣升值會導致我國出口貨物的價格提高,進而降低了我國出口貨物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最終導致我國的出口貿易額降低。依據彈性分析理論，若本幣匯率上升，即本幣對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本文利用2010-2012年我國貿易出口額進行分析說明。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不斷下降，即人民幣不斷升值，我國的出口額也呈現著上升的趨勢，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分別與出口額存在著線性關系。

（二）人民幣名義匯率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間的回歸分析為進一步說明線性相關程度，建立下的回歸模型：Y=α+βXY表示出口額，X表示人民幣匯率；即分析各變量的變動間的關系。2010-2012年人民幣匯率的月變情況如表3所示。對國有企業出口額度與人民幣匯率間的關系通過SPSS17進行分析。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18，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724.01-78.077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國有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但相關程度不明顯。對外商獨資企業出口額與人民幣匯率的關系進行研究，通過SPSS分析得出的回歸。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00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2955.105-331.533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單位，外貿出口額增加331.533億美元。繼續對其他企業出口額度與人民幣匯率間的關系通過SPSS進行分析，相關數據如表8所示。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00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3691.038-487.159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單位，外貿出口額增加487.159億美元。

（三）人民幣匯率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額增長率關系的分析從以上實證分析結果來看，人民幣匯率升值使得出口貿易額也呈現增加趨勢，這種結論與彈性分析理論“若本幣匯率上升，即本幣對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結果不一致，為深層次分析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額的關系，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升值與我國出口貿易額增長率的關系。在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出口貿易額增長速度呈現總體下降趨勢，說明人民幣升值后，盡管出口貿易額短期內呈現增長趨勢，但從未來一段時間看，人民幣升值必將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負面影響。結論通過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以人民幣匯率和進出口貿易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升值短期內尚未對出口貿易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但面對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態勢，從長期來看我國的出口貿易增長一定會受到抑制，但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于不同類型企業影響程度不同，受影響程度從小到大依次為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其他企業。第一，國有企業受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最小。一是國有企業制度機制完善，對外部發生的變化防御能力強，同時享受財政補助，受外部沖擊較小。二是國有企業的出口產品技術含量較高，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價格的相對波動對市場份額的影響較弱。第二，外商投資企業及其他企業受影響較大。一是企業喪失自身的價格優勢，削弱了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商品外幣價格的上升，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及其他企業大多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為主，產品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極小，導致原本附加值較低的產品受到更大的抑制。二是在現有的匯率條件下，企業缺乏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導致人才匱乏，企業對未來匯率走向預測難度加大，加大企業風險。三是企業生產的產品品種單一，導致客戶群過于單一，往往只有一兩個客戶，客戶群不穩定，一旦匯率波動，企業不堪一擊。四是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是跨國經營，匯率結算比較頻繁，提高了匯率變動導致的結算風險，匯率持續升值給外商獨資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大。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背景下的出口企業發展建議

（一）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企業帶來的最大弊端就是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縮小了企業的利潤空間，甚至導致企業虧損、破產。為提高競爭能力，出口企業應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發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創造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本土產品。同時要重點關注產品的質量，使出口產品從價格優勢轉移到產品質量、品牌效應等非價格優勢上，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地位，才能保障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穩中有升。

（二）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通貨緊縮，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對出口企業的融資和國內需求都將產生負面影響，而人民幣升值從長期來看，必將使我國出口規模收縮。我國出口企業應積極調整戰略結構，在積極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也要努力開拓國內市場，刺激國內需求，降低對外貿出口的依賴，以彌補人民幣升值對出口抑制的損失。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單純的外向型發展戰略，過度的依賴國際市場，勢必在國際市場的處于被動地位，因此我國相關部門應建立完善能擴大內需的政策，幫助出口企業抵御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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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8日，中國與馬來西亞簽訂的互換協議規模為800億元人民幣/400億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和白俄羅斯共和國國家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目的是通過推動雙邊貿易及投資促進兩國經濟增長。該協議互換規模為200億元人民幣/8萬億白俄羅斯盧布。協議實施有效期3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和印度尼西亞銀行宣布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目的是支持雙邊貿易及直接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并為穩定金融市場提供短期流動性。該協議互換規模為1000億元人民幣/175萬億印尼盧比。協議實施有效期3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阿根廷中央銀行29日在這里簽署了700億元等值人民幣的貨幣互換框架協議，這是迄今中國和拉美國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金融交易。根據該框架協議，阿根廷從中國進口商品時可以使用人民幣，不必再使用美元作為交易的中介貨幣。

（二）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4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在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于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易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

從貨幣理論的角度來看，一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其貨幣職能必須國際化，與其作為一國國內貨幣的職能有所不同，必須具備一系列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相應條件。

政治方面：國內政局保持長期穩定，并且在國際中處于強勢地位，以保證金融資產的安全性。經濟方面：一國宏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規模總量足夠龐大；幣值需保持相對穩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場機制。

綜合以上考慮，我覺得人民幣目前還沒有具備成為國際儲備的條件，最重要的就是國內金融市場還不夠健全，沒有實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可兌換，離岸金融業務也沒有得到充足的發展。但我們現在具備的優勢以使我們有能力向世界推廣人民幣：

充足的國際儲備——這是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為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兌換要求。根據通行的國際儲備需求理論，充足的外匯儲備一般應維持在30%左右。我國近年來外匯儲備穩步上升，達到并遠遠超過了同期進口額的30%，為人民幣走向國際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兩難”。“特里芬兩難”是償還能力與持有者信心之間的兩難境地，任何一種貨幣來充當國際貨幣時都存在“特里芬難題”，即要使貨幣價值要穩定，它就不能作為國際貨幣；要作為國際貨幣，它的價值就難以穩定。

（二）政府的貨幣政策將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由下圖知，人民幣國際化之后，即意味著政府選擇了穩定的匯率制度和資金的完全流動，因為一個高度開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價值的穩定是國際貨幣的基本標準。

（三）國外熱錢的涌入，投機增加。人民幣國際化使得國內經濟更容易受到世界經濟沖擊。

四、人民幣國際化的未來發展趨勢

縱觀各國經濟的發展，當一國經濟實力增強以后，本國貨幣必然要走國際化道路。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硬通貨，能在世界范圍內自由兌換、國際結算、國際儲備和執行價格標準。目前，在世界范圍作為國際貨幣的貨幣有美元、英鎊、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歐元、SDR等不足10種，比較通用的有美元、馬克、日元和歐元。

從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提出了人民幣國際化三步走計劃：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儲備貨幣。但是，要在短期內實現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難度還很大，有不少障礙需要克服，這個時間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憑借著國民經濟的強大后盾以及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人民幣的國際化并不是沒有可能的。

五、小結：在全球經濟瞬息萬變的時代，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是我們的必然選擇，也是適應經濟發展，改革現行匯率制度的必然要求。告訴我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應不畏懼人民幣國際化甚至中國國際化過程中的困難，勇于前進，積極探索，把握機會，為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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