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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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所面臨的國際現實
我國作為對全球經濟影響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自身的發展方式對世界產生影響的同時也面臨著來自國際環境中的各種壓力.從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狀況來看,我國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國際壓力包括制度壓力、生態壓力以及消費壓力.
2.1制度壓力
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得到了初步的建立,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然有待完善.對照世界貿易組織對經濟體制運作機制的要求來看,我國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還存在著諸多與之不符合的地方,較為突出的問題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到的基礎性作用沒有得到充分地發揮,在各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甚至各部門之間還是存在互相封鎖、割離的情況,同時市場運作的規則還不夠健全,還有許多法律法規有待補充和完善,現存的法律法規中有一部分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在實際的經濟運行和管理中存在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的情況.這些都是是市場體系的不夠完善的一個方面.另外,國有企業的改革相對滯后,企業市場主體地位還未得到完全確立.同時,由于當前政府在職能定位方面不準確,導致缺位、越位的現象,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及機構重疊臃腫等與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極度不相適應問題.最后,在對外經濟方面,我國目前的對外經濟管理體制與世界貿易組織運行機制的要求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距離.
2.2生態壓力
我國的國土面積和美國的不相上下,而人口總量卻是其數倍之多,要想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意味著我國要在更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用五十年的時間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兩百多年的發展,任務不可謂不艱巨.所以說我國特殊的國情要求必須重新探索綠色發展道路成,要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從依靠增加投入擴大生產的高能耗、環境代價大、競爭力弱的經濟發展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環境友好、經濟效益高的新模式轉變.
2.3消費壓力
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傾斜性消費的問題非常突出,主要表現為過于注重物質消費而輕視精神消費.雖然我國目前以閑暇和文化消費為主要內容的精神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長,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國精神消費在整個消費體系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在消費形式上,精神消費的形式過于單調,大部分人明顯傾向娛樂性消費,忽略發展性消費,喜愛尋求感官刺激,輕視精神進步,從而造成通俗娛樂場所人滿為患而高雅文化備受冷落的現象.總之,在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我國在經濟發展中還面臨著很大的消費壓力.
3我國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境
3.1公眾認同度較低
目前,在我國針對公眾環保意識加強的活動中,產生了兩大公眾面臨的矛盾:一個是公眾的環保意識與參與環保的行動力之間的矛盾;另一個是公眾在依賴政府時,政府的環保工作力度卻是相對薄弱.這就直接讓公眾在對待具體環保事件上的環保意識產生非常大的差異性.家庭里,公眾的環保意識還是顯得比較高的,在用水用電的節約、垃圾的分類、綠化帶及其它植被的愛護都有明顯的表現.但這些公眾性的高環保意識的環保行為的范圍過于狹窄,在社會參與方面就顯得很力不從心.另外,公眾反映問題對象大多局限于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這些發生在生活中的環境問題基本不會投訴給有關政府部門受理,全國統一的環境問題免費舉報電話———12369也少有人知,這對民眾環保意識的培養以及環保行動過程中依賴對象建立幫助不大.
3.2技術支持還顯薄弱
由于我國在循環經濟技術支撐方面的投入不足,直接導致循環經濟在技術上過于薄弱.根據十一五期間的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在環境方面的支出比例第一次超出了GDP,但僅僅為1%-2%.盡管后期其比例有所增加,但漲幅均較小,這就造成我國和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方面長期存在較大的差距.根據發達國家在環境投資方面積累的經驗,其投資額不能少于當年本國GDP的1.5%-2.5%,才能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遏制環境的惡化,改善整體環境狀況.可是我國的評估機制在循環經濟方面顯得效果不足,科技創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這直接削弱了原本有限的資金所應該發揮的作用.同時,新的科技項目的獎勵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實,讓科技創新的后勁一直萎靡.因此,從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以及目前的循環經濟發展狀況出發,為循環經濟選擇一套適用的技術,并以先進科技為支撐的循環經濟模式勢在必行.
3.3法律體系不夠完善
我國現行的綜合環境基本法在層面上還沒有對循環經濟有關立法作出十分明確的規定,僅僅將循環經濟的有關規定作一些附帶說明,并沒有提升循環經濟的立法在環境立法中的比重,在整個國家立法系統中更顯頹勢.當前全面促進和發展循環經濟的措施在我國并沒有專門的立法,也缺乏系統性,直接導致實際操作中循環經濟發展行為難以得到充分認可.上述問題也較多地反映在我國現有的眾多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中,這也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4.1增加公眾參與率,提升公眾意識
人在經濟活動中作為主體的存在,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無疑具有決定性.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往往受到活動主體的思想認識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在我國,公眾良好的環保意識、積極的參與行為是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循環經濟得以發展的重要前提.使循環經濟的公眾參與得以實現,必須從根本上轉變人對自然的認識.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因此,把自身和自然聯系在一起,經濟活動中才能明確地考慮自身行為對自然的影響.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進行宣傳教育、開展公眾性的活動,并提升活動氛圍,提高公眾熱情均可加強公眾參與意識.當然,公眾參與平臺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公眾參與實現的一大前提;最后,提倡綠色消費,將循環經濟的理念帶入公眾生活也是提升公眾參與度的一大措施.
4.2提高對科技的重視
“科學是第一發展力”繼承和發揚了馬克思思想.發展循環經濟不僅要以充分的技術條件為前提,也要以物質的循環利用為核心,因此,重視科技的作用是馬克思的循環經濟思想對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又一啟示.根據我國當前國情,在資源和環境現狀上,針對可再生能源開發應加大重視力度,并對節能減排的技術創新予以扶持獎勵.
4.3政府的主導地位必須堅持
經濟發展的方式有很多種,循環經濟的本質是其中一種.生態性是其主要特點,但和其他經濟發展方式一樣,它最終也以獲得經濟利益為根本目的.具有逐利性的企業作為循環經濟實踐過程中的主體,追求經濟效益、提升自身競爭力也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目的.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與生態問題常會產生沖突,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具有顯著的自發性特點,容易引導發展過程向經濟利益方面傾斜.因此,政府的主導作用必須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保持一致.第一,應建立和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彌補當前市場的不足;第二,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協調經濟的發展;第三,應靈活運用多種經濟發展途徑為發展和引導循環經濟提供充分、有效的環境;最后,應建立和完善綜合、全面的環境政績考核體系,為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有效保障.
(一)堅持科學發展觀
馬克思生態思想表明,自然和人、社會是辯證統一的。這在社會實踐中就要求社會發展堅持以人為本,同時合乎自然、合乎規律,堅持統籌人、社會與自然和諧共存,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這樣的發展就是科學發展。可見,馬克思生態思想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實際上,科學發展觀堅持馬克思的人與自然辯證統一、在勞動中實現人與自然的統一的生態思想,主張采用統籌兼顧的方法運用自然規律,努力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最大化,保證生態文明的順利進行。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只有時刻堅持以馬克思生態思想作指導,以馬克思生態思想為基礎處理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問題,始終堅持自然和人類社會的辯證統一,才能保證科學發展觀的真正落實,推動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建設,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反之,則會受到自然發展規律的懲罰,社會經濟發展將會遭到嚴重的影響。
(二)真正確立自然、人和社會辯證統一的生態理念
正確生態理念的確立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順利進行。為了保證自然、人和社會辯證統一生態理念的形成,必須從思想上破除人類中心主義,轉變社會發展觀念,正確認識物質經濟利益及其追求和社會及人的發展的關系,克服物質經濟利益至上、社會實踐唯物質經濟利益是從的錯誤思想,自覺堅持以馬克思生態思想作指導,自覺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不斷增強生態環保意識,樹立解決生態問題和建設生態文明的信心,為建設生態文明準備思想前提。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從表面上看是解決生態問題的現實道路、必然要求和結果,從根本上看則是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生態思想的內在要求和意蘊。換言之,正是馬克思生態思想為我國解決生態問題、建設生態文明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為我國生態文明實踐指明了重要路徑
生態文明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前提是尊重和保護護自然,目標是引導人們走向和諧、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宗旨是保證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從而建立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馬克思生態思想為達到此目標指明了實踐路徑。實踐溝通、連接了人與自然,是人和自然聯系的基礎,人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實現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只有通過實踐勞動自然界才能成為人類及其社會生存發展的現實基礎,才能“為人所用”。馬克思認為:“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本身對人說來不過是滿足他的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手段”。人類的生存離不開勞動,勞動是其生存的手段。只有在具有社會性的勞動中自在的自然才能被創造成為人化自然,從而才能與人類統一起來。同時,“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所以,在實踐勞動中也只有在實踐勞動中人、社會和自然才能達到和諧統一。
(一)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加強生態法治建設
落實和踐行馬克思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思想是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把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貫穿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法治建設中,將生態文明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設相統一。一方面為生態文明建設立法,完善社會主義法治。以社會制度和法治為基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建設生態責任政府,建立自上而下的生態文明建設監督系統,從社會制度層面落實和貫徹科學發展觀,運用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法治不斷調節社會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序進行。另一方面,建立全民參與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大力宣傳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確保每個公民都樹立保護生態環境的意識,從自身做起、從小事做起,用實際行動來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同時建立自下而上的生態監督體系,保證每個公民都可以行使自己保護生態環境的權利,監督各級政府機關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成效,督促他們更加透明、高效的解決各種生態問題。只有政府和人們兩個方面共同努力,才能保證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古希臘以來,人們對于主體性問題的理解和思考從來沒有終止過。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自身的問題,人本身成了人們探索和研究的對象。人開始關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關注對自身行為的調控及其行為后果的預見,關注對自然和社會的把握,這一系列關注都是以對人的主體性的充分的認識和發揮為基礎的。主體和主體性問題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問題,它們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在這過程中也暴露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賦予了主體和人的主體性以生成性的內涵,科學地揭示了主體性的本質,實現了主體與主體性思想的根本變革。
一、對馬克思之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歷史考察
(一)古希臘哲學中以本體論為基礎的實體主體論
從哲學上說,主體和客體是對人與世界本質關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認為主體是人,客體是人的實踐和認識的對象。在這種觀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將主體、主體性與人聯系起來則是近代哲學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學中,人與主體是相分離的,無所謂人的主體地位和主體性。
在古希臘哲學中,第一個使用“主體”這一范疇的是亞里士多德。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主體并不是一個專屬于人的哲學范疇,而是一種同屬性相對應的東西。亞里士多德是在本體論的意義上來理解主體的,他認為主體是一個貫穿在事物和變化之中的對事物起著支撐作用的不變的“存在者”,是萬事萬物的終極原因和本體。所以,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本體、實體、主體在本質上并沒有區別,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不僅人是一個“主體”,一只小狗、一塊石頭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也可以成為一個“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古希臘并無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概念,也沒有突出人的創造性的主體性思想。
古希臘哲學大體上只是處于人類思想發展的幼年時期,這時的哲學思維還未將人類的主體與客體、對象與自我加以區分,主體與客體、人與世界處于原始的統一狀態之中。古希臘哲學家們對“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學探討,也只是局限于從本體論的角度對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問。當處在追求終極根源本體論思維方式之中時,主體作為一個表達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體論的思維方式是造成主體與人相分離的理論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學中以認識論為基礎的認知主體論
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人在對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上也發生了變化,人逐漸成為了世界的主體,主體概念開始同人統一起來,人也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歸于理性,認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為主體,人只有作為理性的人才能認識自然的規律,發展科學,獲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學就發生了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將對主體性的理解囿于認識論范疇。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這一哲學命題開創了認知主體哲學的先河,開創了對主體、主體性的研究。在這一命題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則,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為在笛卡兒看來,一切都是可以懷疑的,唯獨“我思”是不能懷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確實可靠的知識來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兒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維的主體和主體的思維被當作是一回事,這樣,先驗的邏輯理性就成為人類主體性的化身,形成了絕對的權威。盡管笛卡兒突出了主體的自由、能動的特點,但是他是以認識的形式來表達人的主體性特征,因此,這種主體性是經驗的,而這種自我意識的主體哲學也必然導致主客二分。
面對這種困境,康德認識到自我主體不可能通過經驗或有限的個體理性來保證,于是康德用無限的先驗意識取代了笛卡兒的有限的自我意識,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個體理性,大大地弘揚了人的主體性。康德把人的本質即理性歸于主體的先驗構造,通過先驗統覺來說明自我意識,完成了自我意識向先驗意識的轉化,使認知主體哲學得到真正的確立。
人的主體性原則到后來的黑格爾那里則被推到了極端,黑格爾通過“實體即主體”這一命題,把主體性提升到本體論的層面,從而把人的主體性“絕對化、本體化為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1]。這樣“絕對理念”就成為了創造宇宙萬物的主體,而自我作為一種執行認識功能的先驗的理性精神也就獲得了絕對性和至上性。盡管黑格爾通過在本體論上把世界精神化,解決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體完全絕對化了,這也就意味著理性主義面臨著危機。
(三)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中以人的生存為基礎的生命主體論
近代哲學家們將“人的理性”變為“理性的人”,將人唯一化、單向度化為抽象的觀念人,這引起了以叔本華為首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家們的猛烈攻擊。他們以體驗的非理性主義的新維度去重新詮釋人的主體性,重新恢復人的現實存在,使哲學回歸于人的生存的價值領域。叔本華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2]。在叔本華看來,生存比認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認知只不過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這一概念,用以說明人的存在、活動、認知的內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學對主體和人的研究從認知層面轉向了生存的價值、目的層面,開創了現代人本主義生命主體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對生命的壓抑,弘揚主體的創造性和生命力,賦予主體以激情、沖動、永不停息的擴張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吶喊和“重估一切價值”的主張,展開了對理性哲學的批判。在尼采看來,生命的本質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發揮,即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釋放,是充滿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創造,是人的自主、自覺的自我實現。現代主體哲學理解的主體都是過程和歷史發展,而并非固定不變的實體,從這個角度說,尼采哲學奠定了現代主體哲學的根基。人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哲學家賦予了人的主體性不同的內涵。無論是古代哲學中對主體性的超驗的理解、近代哲學將人的主體性抽象的發展,還是現代哲學仍以意識為基礎從生命的活動來理解人的主體性,都將主體性理論陷入了理論困境。馬克思正是在揚棄前人思想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生成性的變革,科學地闡明了主體性的內涵。
二、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對西方主體性理論的揚棄與變革
主體性原則作為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哲學理論上的杰出貢獻在于高揚了人能動的本質,認識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對主體范疇作了抽象的規定和理解。使得主體性原則、人的能動性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被抽象地發展了。馬克思在批判繼承西方傳統主體性理論的基礎上,以實踐為基礎的生成性對主體性理論進行了變革。
首先,馬克思以實踐為基礎對主體進行了科學的規定。主體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回答主體是什么。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主體與人統一起來,但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對主體作出了先驗的、抽象的理解,對人的主體性的認識和理解也僅僅局限在認識論領域。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把人歸結或等同于“自我意識”的神秘主義觀點,在科學實踐觀的基礎上建立了科學的主體人的理論。馬克思指出:“主體是人,客體是物。”[3]同時馬克思認為,人首先無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但又不僅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還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意味著人是實際活動和實踐創造著的現實主體。正是在對象性的活動和關系中,才能現實地確立人與周圍世界的統一性,才能現實地確立人對感性世界的主體地位,才能揭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有意識的存在物、類——社會存在物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的有機統一。所以,人的主體性正是在從事對象性的實踐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確立和發展起來的。由此可見,馬克思所理解的作為主體的人不是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客觀存在的、能動的人。這樣,作為主體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質的本質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體性學說的基石,也是人的主體性生成的現實依據。馬克思認為主體性作為人的特性,其根源、實質應到人的本質中去尋找。勞動、實踐是人的類特征、類本質,因此勞動、實踐造就了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并非“天賦之物”,它是在實踐中生成的。以勞動實踐概念為核心的唯物史觀表明,隨著勞動實踐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形成并不斷發展和提高,從而使人的主體性得以辯證發展。主體性的存在是以主體的存在作為前提的,如果離開了主客體關系也就無所謂人的主體性,而實踐是主客體關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實踐就成了主體性存在的依據。實踐不僅是主客體分化的標志,也是其統一的基礎。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過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4]人與自然界原本是渾然一體的,正是由于以生產勞動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實踐活動才使人從與周圍環境的原本統一中分化出來,提升成為現實的、自為的主體;與此相對應,自然物也就成了現實的客體。因此,有了實踐,才有主體,主體性才有了依托和載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踐是主體性生成的現實根據是十分貼切的。
最后,馬克思將“歷史”維度引入主體性思想之中,強調了主體性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直觀性時說:“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5]馬克思認為人是一種歷史性存在,人的實踐活動雖然表面上看來是逗留于“現在”,但它必定要源于“過去”并著眼于“未來”。換言之,“現在”、“過去”、“未來”同時并存而把實踐活動迎面帶給人,由此彰顯人生存的歷史性維度,因此必須把人的主體性置于歷史的發展中來加以考察。主體性的生成以歷史為載體,得以世代延續,不斷創新,不斷地“成為其所是”。同時在歷史條件的制約下,由于各種因素的全面影響,主體性的生成也獲得了歷史的相對確定性和保障,從而在能動與受動、繼承與創造、確定性與非確定性的統一中實現和發展。
三、結語
就馬克思的主體性思想來看,由于他把實踐作為考察人的主體性的前提和基礎,使自己的主體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體是感性的個人主體,關心的是現實人的生活世界,強調的是主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會的主體,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體;既注重人類的主體性,又注重個體的主體性;既強調主客二分意義上的主體性,又注重主體實際意義上的主體性。馬克思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高揚了主體的能動性,從對象性的實踐活動出發去把握作為哲學研究對象的感性世界和現實的人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建立了一種以主體人的實踐為內在靈魂和本質特征的實踐唯物主義哲學,不僅實現了主體性理論的根本性變革,而且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實現了一場思維方式的變革。因此,馬克思的實踐主體性思想實際上開啟和引導了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張志偉,歐陽謙.西方哲學智慧[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87.
[2]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27.
“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紀80—90年代起,發達國家為提高綜合經濟效益、避免環境污染,以生態經濟理念為基礎,重新規劃產業發展,提出一種新型的循環經濟發展思路。20世紀90年代末,循環經濟理念開始引入我國。2004年9月29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召開全國循環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十一五”規劃的編制。
雖說“循環經濟”是一個新理念,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就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觀點。馬克思的這些見解給我們以深刻地啟迪,可以說是“循環經濟”理念的理論先聲。馬克思循環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馬克思看來,應用科學技術是減少工業和生活廢物的有效手段。這種思路與當今人們處理生產與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生產排泄物的利用”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泄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泄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后殘留下來的東西。”那么靠什么手段來處理這些排泄物呢?當然要依靠科學技術手段,因為“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馬克思特別強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過的工業,可以充分利用工業廢料,變廢為寶,減少工業廢料對環境的污染。“化學工業提供了廢物利用的最顯著的例子,它不僅發現新的方法來利用本工業的廢料,而且還利用其他工業的各種各樣的廢料,例如,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變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變成藥品。”馬克思指出:“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利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環經濟體系的問題、廢物資源化問題和產業生態化問題。馬克思的上述思想與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續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支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見解是一致的。
其次,馬克思認為,利用科學技術改進生產工藝可以提高生產資料的使用率,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減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列舉了大量的生產實例,對生產工藝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業廢物,減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工藝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藝的進步,改變了對生產原料的利用途徑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生產中的各種廢料,獲得了一種在新的生產工藝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廢料成為了新工藝的原料。現在,循環經濟學家常說的一句話是:“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原料”。其實,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確地說過類似的話:“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個產業中都起著重要作用。”馬克思用實例說明,當時由于生產工藝水平的低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許多地方的農場主不愿種植和很少種植亞麻,一個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動的小型梳麻工廠里,粗糙落后的生產工藝導致了在加工亞麻時產生了很多廢料,損失高達28%到30%,工人們經常把這些廢麻拿回家當柴燒,可是這些廢麻是很有價值的。后來,人們采用了先進的生產工藝,用水漬法和機械梳理法對亞麻進行精細處理,使亞麻的損耗大大減少。再次,馬克思還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大批新型生產工具的問世,而生產工具的革新同樣可以提高工業廢物的利用率,變廢為寶,減少資源的浪費。馬克思多次指出:“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廢料的減少,部分地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的質量。”馬克思列舉了意大利和法國在磨谷技術上的差異說明這個問題。在羅馬,當時的磨還很不完善,因此,不僅同量谷物的面粉產量低,而且磨粉費用相當大,客觀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來獲得顯著進步的力學的原理實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產量。馬克思還提到,處理紡織工業產生的廢絲時“人們使用經過改良的機器,能夠把這種本來幾乎毫無價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種用途的紡織品”。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過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變為廢料,這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質量。而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我們都知道,生產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手段改造我們的生產機器和工具,的確可以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率,從而節約自然資源,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減輕生產廢物對生態環境的污染。
關鍵詞:馬克思;自然觀;生態文明
Key words: Marx;conception of nature;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36-0246-01
1馬克思自然觀在本體論方面蘊涵的生態文明思想
馬克思自然觀在本體論意義上明確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人對自然的從屬性。世界的存在是“人-社會-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的整體。馬克思指出自然界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和前提。馬克思自然觀在明確自然的先在性的同時,也指出人對自然的從屬性,即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沒有自然界就沒有人本身。“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首先依賴于自然,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一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即使人類意識的能動性再巨大,也都不能擺脫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和被制約性。因此,人類必須尊重和愛護自然,這與當代生態文明思想不謀而合,進一步說明了馬克思自然觀對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自然觀認為,自然界一方面為人類的生活提供生活資料,另一方面又為人類的生產提供生活資料。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不可缺的自然物質前提。自然界同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息息相關,既是人類生產的基礎,也是人類生活的基礎;既是人類物質生活的基礎,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人類存在于自然界“之內”,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是休戚相關、生死與共、互利共生、和諧共存的有機整體,而不是征服與被征服、純消費與被消費的關系,所以不能把人類擺在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凌駕于自然界“之上”。因此,人類要尊重和保護自然。馬克思自然觀說明生態文明是一個人性與生態性全面統一的社會形態。
2馬克思自然觀在辯證法方面蘊涵的生態文明思想
馬克思在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思考上,充滿了辯證的思維方法。馬克思自然觀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學的、機械的自然觀――這種自然觀孤立了人與自然的聯系,把自然界視為靜態的“固體”,將動態的人類演進與靜態的自然界相分離。用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去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沒有看到“自然的歷史”和“歷史的自然”及其辯證統一關系,這只能引導人們毫無顧忌地迫害自然,破壞生態環境。馬克思提出了全新的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的思維方式。馬克思自然觀表明,人們應該以辯證的思維方式去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去分析和處理生態問題。“辯證法的規律就是從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概括出來的。”“在自然里,同樣的辯證的運動規律在無數錯綜復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正像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著似乎是偶然的一樣。”馬克思自然觀認為人與自然應該是和諧共處的關系,自然界不僅提供了生活資料,而且為人類從事物質生產提供了勞動對象,同時自然界為人類從事物質生產活動提供了勞動資料和勞動場所。馬克思不僅僅單純闡述了人依賴于自然,更重要的是人可以利用自然、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深刻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然界是一個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有機整體,人類存在及其活動既是自然界永恒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又構成一個特殊的部分。
馬克思自然觀從辯證法的角度為人類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全新的哲學依據,為當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人類建設生態文明社會和構建科學生態文明理論的基本思想原則。
3馬克思自然觀在認識論方面蘊涵的生態文明思想
實踐是貫穿哲學認識論部分的核心,實踐的觀點也是貫穿馬克思自然觀的核心。因此,馬克思的自然觀與認識論的結合可謂天衣無縫。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勞動實踐是人所特有的活動,是人類的生存方式,人類一直是通過勞動同自然界發生作用。勞動實踐反映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樣態和取向。本質地看,實踐觀具有深刻的生態文明內涵。勞動實踐是自然系統長期演進的產物,人連同人的勞動實踐是屬于大自然系統的,勞動實踐是大自然系統中物質變換過程中的一個基本環節。馬克思從實踐論的角度看待自然界,所有的自然和環境的變化,都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結果,都在人的社會生活之中。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內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統一,這其中蘊涵著深刻的自然生態文明思想,是實踐觀應有的價值規范,體現了自我與萬物、人性與物性、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文明理念。
馬克思指出,勞動實踐“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這就是說,勞動實踐不僅是人從自然系統中獲取物質能量的方式,而且是人與整個自然系統實現生態平衡和穩定的運行機制。通過調控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來實現自然系統的良性循環,并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馬克思自然觀揭示了世界生成的本性,揭示了世界由自然界成為“人化世界”的生成過程,強調了人類實踐活動對自然界的作用,包含著深刻的生態思想。它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在生態優化中的作用和人類生存范式等重大問題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當代生態文明建設中,要以馬克思自然觀為指導,采取科學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從而達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參考文獻:
這種充滿敵意的環境對1968年5月革命后所繁榮起來的學術文化的破壞,與暗地里它對學術文化的推進作用相比,程度上顯然要小得多了。本賽德仍然保持著公開的反對派形象,同時也是一位學院哲學家、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激進主義者。眼下所評論的這本書的法語題目是《不合時宜的馬克思》(MarxL''''Intempestif),它強調的是本賽德在思考和寫作這本書時正處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事實上,在此書的初版和英文本出版之間的這段時間里,學術和政治環境對本賽德這本不妥協的革命著作都變得更加有利了。正如他在新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歷史……已經回到了它的本色”。在政治上,法國公共部門1995年11-12月的罷工促使了“左派的左派”的誕生。這個“左派的左派”反對法國社會黨總理利奧內爾·若斯潘與新自由主義的妥協,并參與了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在學術上,法國者恢復了信心,他們的著作也有了新的支持者;這些都可以得到證明,例如在巴黎舉行了三次國際馬克思大會,對當代研究有重大貢獻的《馬克思批評詞典》也在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賽德的這本書促進了的復蘇過程。法國人反對的重要方式就是反應遲鈍。當哈耶克與波普爾的爭論——冷戰早期最著名的爭論——成為英語世界的經典時,法國人才慢吞吞地作出反應。本賽德的主要對話者是英語學界中的分析學派,這個學派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試圖以社會科學的主流理論、尤其是“理性選擇”理論來重構馬克思理論的實質。在本書題為“階級斗爭不是游戲”的一章中就表明了本賽德對分析計劃的否定態度。
然而,本賽德的計劃并不僅僅是對已有傳統的肯定。由于不滿馬克思的多元性,他提出了自己對馬克思的解讀。這種解讀暗示了一種激進的與非決定論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歷史目的發展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取決于“政治和戰略的危機時刻”,取決于人類行動者對他們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的斗爭環境的預測和干預。本賽德把重點放在戰略上是這一版本的的魅力之所在,但又是尚需探討的方面。
在這本很長而復雜的書中,有兩個主題非常突出。第一個就是歷史概念的系統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所提出的“不幸”思想。對本賽德的馬克思而言,時代總是在脫節,歷史就是“時代的不一致”,就是在偶然性不能消除和結果不能預定的過程中相互不兼容的趨勢的交匯。第二個也是最初的主題則是本賽德所提出的被馬克思稱之為“德意志科學”的思想,對馬克思的理論計劃的影響。本賽德認為,在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結構中可以發現謝林和黑格爾提出的“反牛頓”的自然概念和19世紀中期流行于德國的自然唯物主義的影響。青年馬克思信奉“激進的一元論”,渴望一種關于人類和自然的本質的單一科學。當代自然科學如混沌理論則支持了青年馬克思的這種信念。《資本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轉的方式類似于那些復雜的自然系統的運轉方式。在這些復雜的自然系統中,由于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所以系統的行為是非線性的。除了為馬克思的資本批判提供認識論上的保證之外,這種類似性也為與生態學之間的交融奠定了基礎。《適合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仍然是一種異端思想活躍的標志。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再次受到挑戰。(資料來源:AMarxforourtimes:adventuresandmisadventuresofaCritique;DanielBensaid,NewYork:Verso,2002;reviewedbyAlexCallinicos;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1,No.32003)
段妍智 云南玉溪師范學院
摘要:當前,人們已經越來越覺察到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人類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影響著人類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環境。環境問
題也已經影響到了人類的生活。如果人類還不采取行動來保護環境,任由環境問題日益惡化下去,那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將失去生存
的最基本的條件,將無法生存。所以,在自然環境還可以為人類提供生存條件的時候,人類應該選擇正確的生存方式。馬克思恩格斯
生態文明思想蘊含著深刻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其思想對于現代人類選擇正確的生活方式有著很大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生活方式;合理消費;生態文明
現代生活中,社會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多有錢人便有了大手大腳消費的壞習慣,很
多人將物質需求得到滿足視為其發展的唯一目標。而現代生活,
每個人也正在感受到日益惡略的空氣環境,很多人出門戴起了防
霧霾口罩,很多人選擇在霧霾天不出門,但這僅僅是非常自私的
應對方式,要想起到“治本”的功效,確立新的符合生態文明的
生活方式非常重要。而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給了我們現代
人很大的啟示。
一、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提倡合理的、適度的消費
適度消費是一種抑制人們的貪欲,從而避免物質資源浪費的
消費方式。傳統的經濟增長需要不斷地刺激人們進行消費,甚至
有時通過制造“虛假需求”來帶動消費。現代社會隨著我國生產
力的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人類認識、利用自然的能力不
斷提高,各種各樣的物質產品源源不斷地涌現。隨著人們物質生
活水平的提高,在人們錯誤的價值觀念的引導下,人們對生活的
質量要求越來越高,這樣就刺激著人們不斷地購買滿足人們進行
物質享受的產品,形成了人們進行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營者利用廣告來進行宣傳,刺激人們進行
消費;利用買贈、打折等促銷方式來促使人們為了眼前的便宜來
進行不必要的消費,使消費量不斷地擴大,這就造成了人們對自
然資源的占有不斷擴大,這種不必要的擴大最終必將破壞自然系
統的良性循環。
我們提倡合理、適度的消費也絕不是抑制消費,而是要使消
費更加的科學,更有益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適度消費的目
的就是使物質和能量的循環保持在能夠維持人類基本生存的水
平上。如果人們的消費在滿足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需求后,還一味
的、無休止地追求過多的物質享受,這就是不合理的消費。這種
貪欲將造成物質能量的大量浪費,而且也不利于人們的身體健
康。所以,人類要認識到“消費必然帶來幸福”這種說法的錯誤
性,認清自然界對人的重要作用,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轉變消費
無限、貪欲無度等理念,確立適度的消費觀念。
合理消費是一種健康、理性、有節制、有利于生態系統平衡
的消費。合理的消費反對人們對物質消費的過度追求,反對奢侈、
浪費。它認為人們的消費活動應該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它在強
調合理的物質消費的同時更多地提倡以知識等智力資源為主要
依托的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精神消費。
合理的消費也是一種綠色消費。綠色消費是一種熱愛自然、
降低消耗、杜絕浪費的全新的消費方式。它不僅指對符合環保要
求、有利于資源的再生、回收的綠色產品的消費,也包括一切對
資源環境的無害的消費。綠色消費既可以滿足人的消費需求,有
益于人類自身和社會的發展;又有益于資源的節約和環境的保
護,是一種追求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雙贏”的消費方式。所以,
我們應該大力提倡這種消費方式,努力將綠色消費成為社會消費
的新時尚。
二、確立新的符合生態文明的生活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
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們越來越多地效仿資本主義社會的
生活方式,認為人生活的全部意在于獲得多大限度的物質享受,
也就是人對物占有多少。因此,人們為了占有更多的物質資源而
不惜花費自己勞動所賺取的報酬來換取物質上的無盡的滿足。人
們對物的占有也就是對自然資源的占有,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
人們的這種對物的占有欲是無限的,這種無限度的占有欲勢必會
導致有限的自然資源的缺乏。如果人們任由這種占有欲無限的增
長下去,必將有一天自然資源會枯竭,人類將無法生存下去。
生態文明提倡的是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摒棄
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把占有更多的物質資源看成是更好的生
活這一庸俗,不利于環境保護的觀念,而是提倡“更好”與“更
少”相結合,意思是指生產出更多的耐用品、更多的不破壞環境
的好產品。即使是人們占有的更少,但也是可以實現更好的生活
的。“更少的生產、更好的生活”這一提法是生態學
者高茲提出來的。他認為:“當人們認識到并不是所有的價值都
可以量化,認識到金錢并不能購買到一切東西,認識到不能用金
錢購買到的東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東西,或者甚至可以說是最必
不可少的東西之時,‘以市場為根基的秩序’也就從根本上動搖
了。”
1在這里,高茲實際上是表達了勞動不再是生活的全部,人
的滿足感也不應該全部來自于對物的占有,而是供人們自由支配
的時間這一尋求滿足人類精神生活需要的東西在一定意義上的
重要性遠遠超過滿足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物質。相反,如果人類
無限地向自然界索取,無度地占有自然資源,當人類的索取、破
壞的程度超出自然的承受力時,自然界就將向人類進行報復。嚴
重到一定程度,人類將失去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界,到那時,人類
與自然都將不再存在,就更談不上人類的勞動換來的物質滿足和
人類的自由時間追求的精神滿足了。
面對我國當前嚴重的生態危機,確立新的符合生態文明的生
活方式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如果我國的每一位公民都從我
做起,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認清自己生存的意義,放棄對物的無
限占有欲望,關心和關愛他人和物種的生命以及子孫后代的生活
環境,相信,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將會協調發展,我們每
個人將會在輕松、舒適的環境中生活的更加美好!
相對人口過剩理論是馬克思失業理論的核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對相對過剩人口理論做了詳細的解釋,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不斷積累的過程,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然而,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當中出現了大量的失業人口,這種現象的發生對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提出了新的思考。
一、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的基本內容
(一)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的基本內容
馬克思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最大限度的追求剩余價值和面對外在的激烈競爭壓力,資本家們必須不斷的積累再積累,增加自己的社會財富。并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也迫使工人們在生產出產品或資本的同時,日益擴大規模,生產出迫使他們自己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是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一個經濟現象。
(二)相對過剩人口形成的原因
1.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相對過剩人口是相對于資本對勞動力需求而表現為過剩的勞動人口,相對過剩人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必要條件。這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周期循環的過程,過剩人口的存在可以隨時使勞動力滿足生產的需要。比如,在產生經濟危機的時候,一大批工人被解雇,從而處于失業的狀態,但是當生產發展的時候又回到工作崗位,這時候剩余勞動力就滿足了當時生產發展的需要。相對過剩人口起到勞動力“儲蓄”的作用。而且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也為資本家進行剝削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資本家就利用這一情況的存在,壓低工人的工資,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從而加大對勞動者的剝削程度,獲得更多的利潤。因此,相對過剩人口即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存在的。
2.直接原因: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積累最初以資本量的擴大為衡量標準,但是后來,是通過資本構成的不斷發生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來實現資本的積累的過程的,也就是大機器的使用和技術的改進。這樣,在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必然會產生相對人口過剩,因為所需要人去完成的部分工序已經都可以由機器來完成,所以人就失去了人存在在這個崗位上的意義,資本家為了節省成本,就會進行裁員,這樣就導致失業的不斷擴大。在農村中也是一樣,將先進的機器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去,必然會導致大批農民失業的現象,產生的過剩人口又會向城市涌入,這又會增加城市的就業壓力,從而使工資下降,成全了資本家的剝削陰謀。
(三)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形式
在一個國家中,相對過剩人口存在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相對過剩人口一般分為三種形式:一是流動式的相對過剩人口,是指有時候有工作有時候沒有工作,沒有穩定工作的勞動者;二是潛在形式的過剩人口,主要是指農民,伴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農業對于勞動者的需求也越來越少,這樣農村就會出現很多剩余人口,這就是潛在的過剩人口;三是停滯的過剩人口,是指沒有固定工作,對未來工作也沒有規劃的一部分勞動者。
二、從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看當前我國的失業問題
(一)我國失業問題現狀
1.勞動力資源豐富,供給大于需求,就業形式比較嚴峻。我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尤其是在農村,據最新調查統計,目前農村人口有八億,占全國總人口的57%,伴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農村富余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多,而且這些農民大部分會選擇去城市謀求職業,在現在這樣的高新技術條件下,城市的勞動力已經趨于飽和,加上進城務工的農民,就造成就業的嚴重壓力,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全球性經濟危機引發了周期性失業沖擊,給中國社會到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有超過2000萬的農民失業返鄉,中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且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給當前就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2.城鎮失業率絕對數在持續攀升。目前我國城鎮失業率雖被控制在5.3%之內,但是失業人口的絕對數的不斷上升,特別是進入2000年以后,失業人數更為明顯增多,但這只是顯性失業人口,大量存在隱形失業風險的人群并沒有計算在其內,雖然政府加大再就業保障力度,解決了部分下崗人員的再就業問題,但這部分人員數量依然較大,據調查,2009年9月底,中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員為930萬人。
3.大學畢業生成為新的失業群體。隨著高等院校擴大招生進程的加快,大學畢業生的規模不斷擴大,大學畢業生和社會需求量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2007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483萬人,比2006年增加了75萬人,“十一五”期間全國將有2500萬以上的普通高校畢業生需要就業,就業形式十分嚴峻。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失業是一種虛假的飽和狀態。造成大學生就業難或失業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還是培養理念,個人期望和市場需求錯位造成的結構性矛盾。我們面臨一個尷尬場面,就是很多基層的單位或民營企業需要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去充實,而大學生卻總擠在大城市或外資企業之中,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結構性的矛盾。
(二)我國失業問題存在的原因
1.勞動力總量增長過快。中國人口總數較大,而且每年還在不斷增加,勞動力的供給遠遠大于需求,這就造成了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嚴重不平衡如果以18歲作為勞動力開始參加工作的話,那么從1998年開始勞動力供給繼1982年和1987年之后的另一個高峰,并且這種狀態要延續到2020年左右。
2.體制轉型的深化,高校擴招帶來的結果。一方面,為適應社會國家的需要,對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在不斷深化,大量體制性冗員不斷釋放,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實行工資低,就業率高的政策,許多單位出現冗員過多,結構臃腫,生產和工作效率明顯低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推進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大量冗員被釋放,所以出現了大批失業人員。另一方面,高校擴招導致畢業生的大幅度增加,城鎮所提供的工作崗位遠遠不能滿足畢業生的需求。另外,大學生所學的專業與市場需求之間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矛盾,由于受到專業的限制,往往出現“僧多粥少”現象。
3.勞動者自身的原因。勞動者的質量取決于勞動者本身的素質,尤其是勞動者的文化素質。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對于勞動者的專業技能和文化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許多崗位,如生物工程、金融、外貿等行業對勞動者專業技能要求較高,許多勞動者因為技能和勞動水平偏低不能勝任這些工作,這就造成了大量低素質的勞動者失業的現象。
(三)完善我國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1.加快經濟建設,努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擴大就業崗位,增加就業機會。首先要積極發展經濟和調整結構,堅持發展經濟與促進就業同步進行;其次,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加更多新的崗位,滿足不同層次勞動者的需要;第三,鼓勵支持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由于提供的是無形產品,受原材料限制較小,同時對勞動者素質要求層次交廣,因而提供的就業機會容易被勞動者接受。
2.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自謀職業。勞動者自謀職業可以以創業帶動就業,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解決辦法,創業不僅僅使勞動者本人實現就業,而且還能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帶動更多的人就業。同時,我們要運用好財稅,金融政策,增加融資渠道,放寬市場的準入限制,加強自身的素質培訓,積極培育創業主體,使更多勞動者成為創業者,推動創業型社會的形成,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
3.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控制人口增長。經濟發展歷史證明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越來越依賴于資本中的技術存量和人力資本的作用,因此,教育和經濟增長及就業之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聯系。而且勞動者素質是解決失業問題考慮的必要因素,所以,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勞動者職業技能培訓,是促進個人、社會、國家發展勢在必行的策略。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長,尤其是農村人口的增長。我國人口基數較大,增長快是造成失業問題的最主要原因,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提倡優生優育,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長,提高勞動者素質,是解決我國勞動力供求不平衡的有效途徑。
4.對于失業較嚴重的地區實行政府傾斜政策。在我國,失業較嚴重的地區主要是一些經濟不發達、老工業基地、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如陜西、甘肅、青海、東北三省等地區,對這些地區應實行地區傾斜政策,如減免稅收,進行一些政策性的補助來改善這些地區的失業情況。
5.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失業人口的最低生活標準。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它與相對過剩人口之間存在的社會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失業也就意味著收入的中斷,一些失業的人員會使自己及家人陷入極度貧困的狀態,這樣就會造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從而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為了保證失業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必須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失業人口的生活問題。
參 考 文 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叢松日.馬克思的失業理論及現實思考[J].青海師專學報(社會科學)
[3]齊愛蘭.馬克思相對過剩人口理論與中國失業問題[J].當代經濟研究.2003(8)
[4]郭永中.當前我國失業人口問題的現狀、分析與對策[J].教學與研究.2002(2)
[5]彭人哲.中國失業問題現狀及對策[J].經濟研究導刊.2008(15)
《大綱》向我們證明了馬克思解釋當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約克大學馬塞羅•墨斯托
馬克思的《大綱》即馬克思寫作于19世紀50年代、由一系列未發表的手稿構成的著述文獻。1939-1941年,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經過編輯整理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為名出版。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克思的《大綱》(Grundrisse,亦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從馬克思寫作《大綱》的時間,到《大綱》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開出版,中間間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時間了,而且,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大綱》才真正開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語境中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可以說,馬克思的《大綱》真正經歷了一場“百年孤獨”,但20世紀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關于《大綱》的國際學界探討熱潮,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場非常有傾向性的理論努力,那就是通過對《大綱》的文本解讀,并立足于當代思考,力圖呈現出“《大綱》中的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許就在于意大利馬克思思想研究者內格里所說的,在文本解讀中回到馬克思,同時又在當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馬克思的理論努力。
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和研究者來說,我們都有必要了解與“馬克思的《大綱》”有關的故事,以及關于“《大綱》中的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們有了詳細了解這一故事的“路線圖”了,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譯著:《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以下簡稱《馬克思的〈大綱〉》)。
《馬克思的〈大綱〉》一書的編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學者馬塞羅•墨斯托,其主要論文貢獻者則囊括了當今活躍于國際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諸位名家。正如英國文化者斯圖亞特•霍爾所指出的,馬賽羅主編的這本書有利于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大綱》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而美國后現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認為該書勾畫出了一幅理論的世界地圖;同樣來自英語世界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評價說該書很好地體現了近20年來國際學界關于馬克思《大綱》的熱烈討論的最新成果。伴隨著這場討論熱潮的是《大綱》的傳播與接受的“全球化”進程。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是“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數量最大的作品”,是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綱》全文本已被翻譯成了22種語言,32個版本。不包括節選版本,它已經被刊印了50多萬冊。
從整體內容框架來看,《馬克思的〈大綱〉》將所收入的論文分為三個部分,即學界對馬克思《大綱》的考證性研究(參見該書第一部分);《大綱》寫作時馬克思的生活與時代背景(參見該書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綱》在全球的傳播與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其一,基本概念: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商品、生產、異化和勞動(以及勞動價值論)概念等;其二,基本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發展問題(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的劃分和關系問題、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問題,以及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性演變問題等)、生態和人的解放問題,以及《大綱》所展現出來的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其三,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獻學基礎研究:《大綱》被發現的過程、其內部的編排體例和結構關系(如“資本章”和“貨幣章”的關系等)、《大綱》與《資本論》的關系問題、《大綱》寫作時期馬克思的傳記研究(包括生平介紹、時代背景以及同時期“關于危機的筆記”和給《紐約論壇報》的文稿等)、《大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與接受史研究。
從其主要學術觀點貢獻來看,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為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一部作品,特別“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大綱》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意義,所以完全有理由將《大綱》視為處于“最豐碩期的馬克思的思想”。作為編者的馬塞羅在該書中也是論文的作者之一,力圖梳理馬克思一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歷程,指出《大綱》“盡管沒有完成,但它仍然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許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紀主流解釋者所呈現的那個馬克思”。英國學者卡弗則指出,《大綱》更像《經濟學哲學手稿》而不是《資本論》第一卷,因為在手稿中,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隨意可親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則更講究技巧。但是,將這種風格、語氣和表述上的差別,與任何更為復雜和基礎性的變化相聯系,則是過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認為,只是在《大綱》中,歷史才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開始真正被人們所認識。福斯特則說,《大綱》成為將馬克思的總體分析統一起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僅從寫作年代上處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資本論》之間,而且還構成了兩者之間在概念上的橋梁。特別是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的特點,這在他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批判在《大綱》中表現得最為鋒利、最為透徹。
當前理論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前所未有”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時代和實踐需要的指導,也為其創新提供了新的問題和新鮮經驗。二是學術研究格局確立,開啟了文本解讀和闡發的研究路向。三是西方研究成果的譯介,提供了研究的新視角。如何理解及實現三種路徑的統一,關系到當代中國理論發展的前景。
一
理論發展的路徑之一,是回歸文本。
對文本的學術化闡釋,是發展的理論和歷史依據。以往對的理解,總是強調唯一性,定于一尊,不允許有其他的解釋。從實現意識形態功能來說,這一做法不無理由,但同時也造成了相關研究中的單一性甚至僵化,似乎理論只能有一種形態,其他的皆為謬誤甚至異端邪說。事實上,任何理論都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可以給予不同視角或層面的闡釋和發揮,理論亦不例外。內容的博大精深、新文本的陸續發現以及時代的變遷,決定了無論從邏輯還是歷史看,對的理解都不應只有一種理路。多樣性的理念,使研究的學術取向成為可能和必要,而學術取向的重要表現,是回歸文本,即通常說的“回到馬克思”。
回歸文本是研究的歷史起點。回歸文本當然要做出深入的版本考證,明確相關的語境,厘清字句的原意,分析語句的邏輯關聯,以及探究某一觀點在理論體系中的地位等。但回歸之要義并非拘泥于文字,而在于闡發真精神,或如德里達所說的馬克思的“某種精神”,這就是它的理論內核、基本原理和方法。庫恩認為,任何科學理論都有其基本規范(范式),規范是在科學活動中被公認的范例。“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堅定的擁護者吸引過來,使他們不再去進行科學活動中各種形式的競爭。同時,這種成就又足以毫無限制地為一批重新組合起來的科學工作者留下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凡是具備這兩個特點的科學成就,此后我就稱之為‘規范”’。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理論(研究綱領)有外圍和核心之分,“研究綱領有一個根據約定而接受的(因而根據暫時的決定是‘不可反駁的’)‘硬核’。”“硬核”就是理論的核心,它是整個研究綱領的基礎理論部分,是理論大廈的基石。的核心內容顯然屬于“規范”和“硬核”之列。的理論內核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價值取向上的,如追求人的解放和發展;二是科學認識上的,如實事求是原則、實踐批判精神,以及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等。在最深層的本意上,馬克思思想的特質在于其堅不可摧的批判性和對人的發展的價值追求。有的學者主張當代發展應“堅守內核,放寬外圍”,這無疑是回歸馬克思應當采取的態度。而“堅守”的前提,是對內核的挖掘、梳理和厘定。為達至回歸真精神、拓展新視域之目的,要特別注意“馬克思思想”與“理論”之間的歷史和邏輯關聯,辨析且合理界定兩種表述之間的關系。
以哲學論域為例。近幾年學界在重新解讀馬克思哲學文本時使用的“馬克思哲學”一詞,在內涵上不同于以往常用的“哲學”。前者專指馬克思本人的哲學思想,后者則既包括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包括后人對它的解釋和發揮,還包括將要建構的當代形態。這兩種稱謂的區分是有意義的:從詮釋的角度看,二者存在諸多區別,因為由于時間間距、時代境遇以及立場和任務的差異,在馬克思以后,人們對他思想的各種梳理、解釋與闡發,不僅存在著“意義”的遺漏,也存在著“意義”的添加。一方面,后人在理解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時,存在著諸多歧義,在一些問題上見仁見智,各執一詞;另一方面,后人在發揮、發展馬克思思想的同時,往往會不同程度地離開甚至違背了他的本意。由此,馬克思之后,以其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論已朝著幾個獨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發展。既然存在歧義和誤讀,建構哲學的當代形態理應以清理馬克思的思想基礎為前提。有鑒于此,為了清晰地厘定文本原意,首先將哲學的研究論域限定于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以“馬克思哲學”表述,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這一道理,可以推及到對“馬克思思想”與“理論”關系的理解。
上述分析,是就“馬克思思想”與“理論”歷經的時代差異而言的。從內在聯系和繼承發展的角度看,二者則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馬克思思想”是“理論”的特定(初始的、原生的)形態,“理論”是“馬克思思想”的展開和發揮。
回歸馬克思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文本闡釋是否允許主題先行或先入為主,是否應帶著問題(時代和實踐)去解讀?我們認為,主題先行是必然的。科學哲學家漢森曾提出“觀察滲透思考”,否定了“中性觀察”的可能性,解釋學則肯定了“先見”的合理性。對馬克思思想的解讀亦當如此。
回到馬克思,當然是回到19世紀的馬克思,但問題在于,雖然我們可以回到19世紀的文本,卻不能回到19世紀的情景,更無從獲得19世紀的體驗,而文本的解讀是有場景的、當下的。因此,任何文本闡釋,都必然會滲透先入之見。先入之見的形成和確定,與其自發,不如自覺。主題先行又是必要的。回溯是為著前行,從時代性看,當今的研究,應深度反映現實的變化,重在其當代性和當代價值的闡發。從理論建構的目標看,我們所欲建構的是理論的“當代形態”。基于此,正像儒學淵源于孔子的思想、保持著其內核和精髓而又不能還原或等同于孔子的思想一樣,當今時代和語境中的,無論作為一個流派還是學科,已不應該也不可能還原為馬克思個人的思想,而必須是一種說明和發揮,即應定位為廣義的“理論”。從“馬克思思想”轉換到“理論”,是現實發展的需要,也是理論演變之必然。
著眼于理論當代形態的建構,“回歸文本”既要認真回到當年的馬克思,注重文本的依據及歷史語境的體認,或至少應有文本分析、引申意義上的根據;又要著眼于發展當代的馬克思,不拘泥于文本的具體內容和表述,根據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馬克思與當代實踐的對話中呈現其當代性,在文本解讀與時代“解讀”的結合上闡釋現實生活,拓展和深化理論視域。
二
理論發展的路徑之二,是借鑒西方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如上所述,馬克思之后的已朝著幾個獨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發展,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西方。由于歷史境遇和理論視角等原因,西馬(西方)解馬(馬克思)存在著諸種誤讀,但同樣不容否認的是,這種身處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和生活境域中的視角,自有其獨到之處,可以洞察到一些他境域和視角難以察覺和體認的東西。
研究和借鑒西方所以必要,是因為這種研究和借鑒有助于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有助于確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助于反觀中國的現代化問題。
西方對馬克思解讀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秉持強烈的批判意識,深植于當代語境,直接關聯現實的社會問題及日常生活,可謂西方社會現實問題的一面鏡子。透過這面鏡子,可以深度地透視當代資本主義的現狀及本質。西方解讀馬克思的另一特點,是方法自覺和創新,確立了不同于傳統解讀的新的方法和理路,對于以多樣化的方式閱讀馬克思提供了啟示和借鑒。對此二者,學界已有深入的探討。
借鑒西方研究最為顯著的意義,是以之反觀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在現代性批判中建構理論的當代形態。
從社會現代化進程來看,我們正在經歷西方國家業已經歷的過程,可以說,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許多都已在中國重現。現代化是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其共性體現在社會影響上,既有正面的,如促進經濟、社會、科技和文化快速發展,也有負面的。就人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而言,負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價值缺失,重占有甚于重生存,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盛行,信仰危機,道德失范,資源浪費,環境惡化。二是過分重視手段的正確性而忽視目的合理性,功利原則和工具理性被推崇至極端,人的發展片面化。人在生產體系中成為機器的附屬物,缺乏活動自由,喪失工作興趣和創造欲望,生存的目的被手段遮蔽。三是科技的負面效應趨顯。科技在軍事等領域的不當運用直接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安全,高新科技來了“克隆人”等一系列社會、倫理的問題。
一些學者將現代化的負面影響稱為“現代化問題”或“現代化通病”。“通病”一詞,表明了其普遍性,即凡現代化進程都會產生的與其內在關聯的問題。全球化背景下,現代化通病已成為一切國家現代化進程必然的“衍生物”。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固然有自身的特點,如體現在資源環境方面、生產力發展水平方面、社會制度方面、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等等,同時,又符合現代化的一般特征。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可以取得并享受現代化的成果,也會遭遇到現代化問題。
西方學者對現代化的反思和現代性批判,往往是通過對馬克思思想的闡釋進行的,他們的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鮮明的現代或后現代背景。例如對于馬克思思想的精神價值和意義,西方學者就早有體悟并深度的時代性解讀。他們結合現代性問題,深入挖掘和闡發了馬克思社會歷史理論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意義。一些西方學者,鑒于西方“文明社會”對金錢、商品的崇拜和對人的價值的漠視,試圖為之提供“解毒劑”,以“恢復對人的信念”。為此,他們對尤其是其哲學作出了“人學的”闡釋,認為,馬克思哲學來源于西方人道主義的哲學傳統,這是人類尊嚴和友愛的傳統,這個傳統的本質就是對人的關懷。在他們看來,馬克思的哲學代表一種抗議,抗議人的異化,抗議人失去他自身,這種抗議是反對西方工業化過程中人失去人性而變成機器的現象,它充滿著對人的信念;馬克思哲學的核心問題是現實的個人的存在問題,他主要關心的事情是使人作為個人得到解放;馬克思的目標,是使人從經濟需要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在精神上恢復完整的人性,使人的個性得到解放,與他人及自然處于統一而和諧的關系中。
這種對馬克思思想的“人學”闡釋,特別是對其精神解放意義的闡發,固然難免視角上的偏頗,例如將馬克思哲學批判的意義主要歸結于追求精神解放或許淡化、回避了主要的東西。但同時更應該看到,這一闡釋開啟了社會批判意蘊的轉換,凸顯了其精神、文化批判的價值,展開和發揮了以往馬克思思想解讀中未曾注意到的“人文意義”。更一般地看,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背景,西方學者的馬克思研究無疑具有時代的前沿性。考慮到我們當下和未來的經歷和問題,著眼于馬克思思想與時代的對話,上述(對我們來說是)前瞻性的研究,無疑具有前車之鑒的價值。
西馬解馬,是時下研究中流行的做法,可謂用“第三只眼睛”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上述,一方面,從來就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且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一點日趨凸顯。西馬的研究作為對當代西方社會現實的一種解讀和闡釋,對于我們透視西方社會、認識和間接地感悟當代資本主義,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另一方面,現代化進程的原發性,決定了這種“他者”的研究對于反觀中國的社會現實,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概言之,西方開闊我們的研究視野,拓展了研究空間,開啟了理論研究的新路向。
三
理論發展的根本路徑,是面向實踐和時代,即實踐闡發的路徑。
作為當代實踐和社會生活之理論指導的,既不能停留于原始文本,也不能滿足于以往的解釋和發揮——無論是我們自己的還是西方學者的解釋和發揮,而是要反映時代特征和現實生活,總結實踐發展的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在實踐中發展、建構的當代形態,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新問題,創造了許多有待闡釋和提升的新經驗。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又指出,“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這兩段論述表明了改造世界的使命及其存在的意義,揭示了其根本特征:面向現實、指導實踐,這是理論生存和發展的根基。
當前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實現上述三種路徑的互補。毋庸諱言,在當前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三種路徑相互隔絕甚至排斥的狀況。不同路徑的研究往往各說各話,缺乏深度的對話、交流與融合。從方法論上分析,研究路徑之間相互隔絕的原因之一,是過分的路徑依賴:視路徑為圭臬,一葉障目、畫地為牢,為路徑所累,過分強調某種研究路徑的優越性、至上性和唯一性。
路徑自覺本是理論研究成熟的表現,但過分的路徑依賴,則會有意無意地導致路徑排斥,使研究態度和方法陷入某種片面性。如文本研究中的解釋保護和解釋壟斷,為回歸文本而回歸文本,以“考古”的眼光看待馬克思,視文本為“文物”,限定馬克思思想的研究論域和范圍,只能照著講,不能接著講,拒絕發揮和重建、拒斥當代性和當代價值的闡釋;又如借鑒西馬研究中的主體性缺位,言必稱西馬,止于代他人言,甚至以西馬作為學術研究合法性的尺度;還如傳統研究中囿于解釋的唯一性及僅強調其意識形態功能,拒斥研究中的學術化取向等。這些傾向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研究中的唯我獨尊、互相疏離、相互輕視的心態,不利于理論的綜合創新。
基于開放性和多樣性理念,不同的研究路徑顯然各有側重而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非此即彼地相互排斥。由于差異和特色,三種路徑之間應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并行發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三者互不相關。正相反,差異和特色表明,不同的研究路徑有優勢亦有局限,從而應當相互借鑒、補充與融合。互補是事物的基本特性,是認識的基本方法,當然也為研究所必需。因此,應確立三種路徑相互補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殊途同歸的格局。
研究路徑是多樣的,但各路徑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同的。研究路徑的作用和地位,取決于對的定位,即“為何”(是什么),而“為何”又決定于“何為”(做什么)。這里的關鍵在于:是“過去時”、“完成時”的,還是“現在時”或“進行時”的?答案顯然是后者,即是動態的、正在生長的活的文本,而不是靜態的、既成的“標本”。作為一種活的思想,的定位決定于它的使命。任何承載實踐價值的理論(而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對象)都直接或間接地指向實踐和生活,這一點對以“改變世界”、“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為旨歸的而言尤為明顯。循此邏輯,在三種路徑中,回到文本是前提,借鑒西方是參照,面向實踐是根本。也就是說,就理論建構的宗旨而言,面對現實和實踐是目的,回到文本和借鑒西方,則是更有效達到目的的手段。質言之,實踐路徑是理論發展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