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象研究生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氣象研究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問題的提出

著名的營銷專家MariaSicola[1]認為由于房地產開發、銷售及產品固有的一些特點，使房地產業更需要市場營銷。然而不少房地產企業的營銷觀念落后，忽視營銷管理，輕視營銷人員形象等，結果使企業形象受損，造成了重大的損失。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房地產企業缺乏正確的營銷理論和營銷形象理念的指導。隨著房地產市場發展水平的提高，房地產企業的營銷形象日益受到重視，其好壞直接關系到企業的成敗。[2]如何面向市場、面向公眾塑造房地產企業的營銷形象，獲得公眾的認同和顧客的忠誠是贏得營銷競爭勝利的關鍵。本研究旨在根據房地產企業營銷形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探討提升策略。

二、房地產企業營銷形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本文通過自編的《房地產企業營銷形象》問卷調查了600名公眾，收回有效問卷442份，對數據用SPSS11.0社會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目前房地產企業營銷形象總體上是正面的，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具體表現如下：

1、營銷觀念相對落后。調查顯示有有44.1%的內部公眾（118人）認為本公司目前采取的營銷觀念主要是市場營銷觀念，其次是產品觀念；外部公眾的評價較為一般（平均數為3.61分，5分為最高評價），這說明一些房地產企業無視市場、企業自身或顧客的要求，從開發商利益出發，片面追求利潤，降低消費者價值和滿足程度的觀點。

2、營銷管理科學性不強。根據調查，公眾對房地產企業管理形象的評價平均為3.5分，說明在對待消費者的營銷理念中，有時企業為了自身利益而損害顧客利益，在樓盤的建造上偷工減料；有的堆砌太多的承諾而失信于人。

3、營銷資產價值不高。房地產企業營銷資產主要包括企業信譽、環境、產品品牌等。在對營銷資產的評價上，內外部公眾有較大大的差別（相差0.3分），表明部分房地產企業在營銷過程中，違反市場規則和營運規范，使外部公眾喪失信任感；營銷環境臟亂等不文明現象。

4、營銷人員的形象有待于提高。在調查中發現外部公眾對營銷人員的評價偏低，平均為3.5分，這說明營銷人員在知識結構、禮節、服務等多方面都存在問題，如服務態度不好；儀容儀態需改善；知識需要擴充；溝通能力尚需提高。

5、房地產產品的質量需要提高。“產品質量”是指住宅的整體質量，包括功能質量和建筑質量。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一些公眾對房產品的質量持懷疑態度（20.1%），有些房地產企業的樓群間空間排列關系、綠化、污染、基礎配套設施等不能給使客戶有一種放心感、滿意感。

三、房地產企業營銷形象的提升策略

1、樹立合適的市場營銷觀念

從市場營銷理論出發，結合房地產產品的特殊性，企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確立房地產營銷觀念：開發企業肩負著改善人居環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任；承擔著實現城市規劃，塑造城市形象，改變城市面貌的責任；在拉動經濟，促進經濟繁榮中扮演重要角色；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克服一切從開發商利益出發，片面追求利潤，降低消費者價值和滿足程度的觀點。

2、加強對營銷管理形象各因素的剖析，提升營銷管理形象

（1）明確營銷形象的定位

房地產公司營銷形象的定位關鍵在于占據消費者心靈，對消費者的心靈把握得越準，定位策略就越有效。成功的定位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將定位信息有效地傳達到消費者頭腦中；二是定位信息是否與消費者的需要相吻合。

（2）協調組合各種營銷手段

開發商對媒體的選擇和組合是根據地域環境、人文資源和項目情況而定的。在較小城區，居民比較集中，對樓盤的宣傳采用路牌廣告的效果最好。如在報刊、電臺、電視臺上做出售廣告；公開張貼廣告；借助展示會推銷；亦或向鄰近地區的居民打電話或上門推銷。如果房地產需求特別大，房地產商只需在其所要出售的房地產產品上掛一個“專供出售”的招牌即可。此外，銷售商也可以開展形式多樣的促銷活動，增強包裝意識，也可以把文化體育活動引入樓盤銷售。

3、提高營銷資產價值

（1）提高房地產企業營銷守法形象。它主要是商品住宅銷售合同、預售的合法性等方面的綜合體現。商品住宅銷售合同應體現買賣雙方平等原則，不能因為客戶不懂“專業”或疏忽而把一些不平等條款強加給客戶。開發商在整個銷售過程中的規范操作、遵紀守法，將使客戶產生一種信任感。

（2）改善營銷環境形象。環境形象主要包括房地產開發企業工作環境、住宅小區項目施工現場環境和售樓處環境三個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一個企業的整體管理水平、經濟實力和精神面貌。

（3）加強房地產企業品牌或產品品牌的建設與管理。

房地產品牌與其他領域的品牌創建內容基本是一致的，[3]但基于房地產品牌的特殊性，房地產品牌在創建時應該特別注重設計房地產品牌的識別系統、塑造房地產企業的品牌形象和打造房地產企業的品牌關系等。

4、提高營銷人員的素質和能力

首先，對于銷售人員的管理，筆者建議采取“競爭制”的銷售模式。這種模式能集中銷售人員在工作時的注意力，時刻關注現場動態；同時可以提高銷售人員的競爭意識，由以前的等待客戶變成迎接客戶。

其次，加強房地產企業營銷人員素質的訓練。提高禮儀修養，包括個人形象如整潔的儀表、親和力較強的儀容等，電話禮儀，接待顧客時的禮儀等。

最后，提高銷售人員的綜合能力。通過多種渠道來鍛煉銷售人員的創造能力，判斷及察言觀色的能力，自我驅動能力，人際溝通的能力，從業技術能力，說服顧客的能力等。

5、提升房地產企業營銷產品形象

對于房地產企業來說，要提高產品形象，筆者認為：一是建立顧客回聲系統(ECHO)[4]。顧客回聲系統用來傾聽消費者心聲，包括疑問、抱怨、建議等，而后根據這些意見和建議對樓盤進行改進。二是制定具體的樓盤品質控制標準。毀掉不合格的樓房，且保證樓盤品質和消費者的期望相一致，甚至超出。最后要建立樓盤品質管理的激勵機制。如建立相應的組織品管會，設立品質獎金、品質勛章，對優秀的執行者予以獎勵，在企業內部創造一種重視品質的良好氛圍。

參考文獻：

[1]Anonymous.NoDrasticDipforRealEstate,ExpertsPredict.BuildingOperatingManagement,2001,48(3):16.

篇2

從國內外關于元認知理論的整體研究來看，包括有多方面的綜合因素，尤其是認知發展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等方面的發展。在聲樂教學中，國內外關于聲樂教學中的元認知理論有著一定的發展階段。從國外關于聲樂教學元認知理論的研究來看，其中，著名的理論研究家皮亞杰做出了相應的解釋，他認為，社會相互作用的經歷產生了認知上的沖突，在這種沖突作用下，就形成一定的不平衡的驅動力。因此，在社會認知能力上，就可能出現相應的誤差，會產生對社會認知與個體行為中的一些調節作用。

從這些綜合性的理論研究來看，皮亞杰的觀點為國內在元認知理論的研究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與方法借鑒等方面的有力條件。在國內聲樂教學過程中，對元認知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人的知覺、角色知覺、群體知覺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結合聲樂教學的發展過程中，沒有更多的融入一些創新性的發展，因此，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從自我研究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來看，在自我發展突出的聲樂教學理論中，為進一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提供更好的舞臺。

二、關于元認知理論的整體簡介

從目前國內外關于元認知理論的概念分析來看，尤其是結合聲樂教學的整體特點，突出在文化差異、知識差異、個性差異等方面的不足，這樣，可以結合聲樂教學的整體需要，在發展之中更好的推動元認知理論的發展。

從國內外關于聲樂教學中元認知理論的整體概念來看，對元認知理論的定義上，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產生了相應的研究價值取向，因此，出現各種不同的信息定義方式。從信息加工心理學的發展研究來看，對于元認知理論在所有影響個體對信息的獲得表征與提取的因素來看，對這些過程與知覺者的判斷之間的關系形成相應的思考。在社會心理學的發展上來看，國外研究者認為聲樂教學中的元認知能力是一種特有的觀點，主要是對認知過程的理解，形成認識人的復雜的社會行為的關鍵。有外國學者提出，元認知的主要對象是人以及人類的相關事件，主要是突出在具體事件中的行為知識的認知能力，尤其是在對他人的心理狀態、行為動機等方面做出的準確推測與判斷的實現過程。

三、元認知理論在聲樂教學中的研究綜述

在關于自我中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強調在主客體的實現過程中，通過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在在自我中心主義的研究中，在認知結構的不斷完善中，要逐漸從自我中心中解脫出來。從國外關于這一方面的論述來看，最主要的就是要形成一種發展變化的心理狀態模式，尤其是在兒童發展階段，要結合不同年齡階段的特點，形成一種相應的自我實現價值。尤其是在聲樂教學過程中，側重于在形象塑造、素質提升等方面的綜合素質培養，加強學生在聲樂學習中的個性化模式，并從教學手段的創新中，采用開放式的教學手段，結合學生的自我中心特點，可以更加全面的促進學生整體能力的提升。

在國內關于元認知能力的研究中，主要是強調自我中心意識的不斷完善，尤其是在聲樂教學過程中，要注重將聲樂理論知識與實踐鍛煉相融合，注重在整體知識的培養中，形成心理學發展與個性特點的融合，形成一種“從他人的眼中看世界”或者是“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問題”的主題觀點。因此，在聲樂教學中，這種觀點采擇與自我中心的對立，就是突出在判斷的歌城中，能從多角度方面去思考學生的綜合能力，尤其是在元認知的核心地位中，追求聲樂教學與兒童心理學的兼容性，這樣可以更加全面的形成整體知識的進步。

四、社會認知研究的基本趨向

篇3

中圖分類號：G64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1-0154-02

高校研究生教育擔負著培養高素質高質量人才和接班人的重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社會主義優秀人才的基石。隨著社會的日益開放以及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多元社會思潮在我國高校的存在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加強和改進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尤為重要。當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狀況總體呈現出積極、健康、向上的良好發展態勢，但也存在著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價值觀念模糊、理想信念淡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方法落后、學用脫節等問題。針對這一情況，學習和研究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講話精神，并以此指導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對策，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優秀后備軍。

一、新時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新時期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國家需要的是有著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理想追求的新時代青年，是有著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的全面人才。如今，我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時效性不高，沒有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研究生、教師隊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體制等方面反映出許多問題。

（一）研究生群體自身存在的問題

1.價值觀念模糊。研究生價值觀念模糊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與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我國的主流價值觀念受到強烈的沖擊。“西方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會不斷滲透進來，對于思想不成熟、‘免疫力’較差的一些研究生來說，很容易受到其負面影響。”[1]當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足，主流價值觀教育不到位，導致研究生的價值觀極易受到各種價值觀念的左右而發生搖擺，對我國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缺乏認同感，而把西方社會的一些價值觀念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定位不明確，價值取向多元，價值觀念不清晰等問題，使得研究生很容易駛向錯誤的軌道，嚴重危害著研究生的健康發展和未來社會建設。

2.政治信仰缺失。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西方社會各種思潮流入我國，直接影響著研究生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他們對西方的普世價值過于推崇，對社會主義制度認同略顯不足，有些甚至持懷疑態度，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中，阻礙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順利進行。當今社會矛盾凸顯，許多研究生在面臨就業、結婚、住房的壓力時，因思想過于偏激，缺乏堅定的政治信仰，對國家體制、政策等信心不足，極易出現擾亂社會秩序的過激行為，甚至導致犯罪，影響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不僅要有效抵制不良思想的入侵，還要加強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堅定政治信仰，增強其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和信心，努力形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合力。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隊伍的問題

1.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足，工作落實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承載著全校師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許多高校對其重視程度不夠，師資投入不足，教師引進速度遲緩，于是出現了“生多師少”的局面。他們常常超負荷工作，疲憊的授課降低了課堂質量。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工作落實不到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多數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一批年輕的隊伍，他們有著較高的理論功底和科研能力，但是缺乏實踐經驗，單純傳授理論知識，所講內容空洞乏味，缺乏感染力，難以起到思想引導的效果。而那些富有經驗的教師或者退休，或者調到行政職能部門，這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隊伍的一大損失。

2.沒有充分發揮導師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當前研究生教育中，導師的積極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尤其忽視了對學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教書和育人是導師的兩大基本職責，導師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首要的責任。受研究生擴招的影響，導師帶的學生數量增多，很難兼顧到學生的各個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難免會有疏漏。有的導師只看重學生的學習成績，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學生學術科研上。還有一部分導師，他們在乎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舍得把時間花在學生身上，沒有擔負起應盡的職責。因此，充分調動研究生導師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務。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體制的問題

1.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視不夠，工作體制不完善。在我國研究生教育中，許多高校把分數、科研作為衡量研究生的主要標準，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夠重視。在當今社會這個大染缸里，各種思潮混雜，青年的價值觀還不穩定，受各種不良思想的誤導，容易走入歧途。部分高校對學生的生活現狀、思想狀況、感情問題關心極少，導致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乏。隨著研究生人數和規模不斷擴大，過去授課模式及運作方式很難跟上新時期研究生發展的步伐。課程授課模式、師資力量分配、課堂管理方式、教育資金投入等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問題。這就直接導致了思想政治理論課授課質量不高，教師工作的積極性下降，從而降低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引發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各種問題。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內容陳舊，形式單一，缺乏創新。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隨著高校的創立而產生，并一直延續著傳統的教育內容和模式，缺乏創新，直接降低了授課效果和研究生聽課的積極性。研究生是新時代的青年，更需要一些新鮮空氣的注入。陳舊的教育內容會禁錮學生們的頭腦，使學生喪失活力，達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較為單一，缺乏活力和創造力。高校一直以一種“灌輸式”的授課方式向學生灌輸理論知識，“一刀切”“一鍋端”是最常見的現象。研究生會、黨支部的一些活動打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旗號舉辦，而活動大多出于形式，很難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更新的不僅僅是教育內容，教育形式更需要創新。

二、新時期加強和改進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對策與建議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堅定學生的理想信念

黨的十提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國家、社會和公民提出的新的價值要求，也為研究生樹立了新的價值觀念。研究生是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的優秀人才，正如所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終將在廣大青年的接力奮斗中變為現實。”[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價值導向，加強核心價值觀教育。廣大研究生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道德修養，外化為實際行動，堅定理想信念，嚴守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時，研究生有著較為成熟的思想和獨特的想法，希望教育可以以一顆寬廣的心胸包容多樣，尊重差異，保持研究生獨特的個性，實現多元發展。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二）充分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和研究生導師的育人作用

教書育人是每一位教師的天職，學生在教師們的教育、熏陶下成長。因此，高校首先要增加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數量，保證師資充足。其次，理論課教師在專業知識和授課態度方面也要嚴格要求，教師要做到言傳身教，以身作則，以自身良好的品行、高尚的道德，無形中起到教化作用。最后，要注意教學方法，時常做到理論和實踐結合，教會學生怎樣以高尚的道德感染更多的人。

“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3]研究生導師不僅是研究生學習的導師，更是生活和人生的指路明燈。“導師不僅要著重加強學術道德教育，還應當主動發現研究生思想狀況中存在的問題，并及時加以解決。”[4]導師要做好學生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促進學生各方面全面發展，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充分合作，共同承擔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職責，將研究生培養成學術規范、道德高尚、行為嚴謹的全方面發展的人才。

（三）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創新工作形式

對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指出，中國夢是包括廣大青年在內的每個中國人的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時代主題。”[2]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中國夢”為主題，引導研究生將個人青融入到“中國夢”之中，將個人理想與國家理想相結合，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要求注重價值觀方面的培育和養成，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自己思想和行為的基本遵循。要求以黨史國史為教材，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激發愛國主義情感和民族認同感。要求汲取傳統文化的精髓，切身感悟傳統文化的影響力。同時，高校要創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采用豐富多樣的教育方式，不要把教育局限于課堂上，以專家講座、學術研討、社會實踐等形式，多方面開展教育學習活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參考文獻：

[1] 白清平，陳巧玲.我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及對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10）：17.

篇4

中圖分類號:TM7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712 (2012) 12-0035-01

一、負荷預測概述

負荷預測主要是指通過觀察負荷本身的變化情況以及經濟氣象等因素的影響,對有效的歷史數據進行精密的分析與研究,從中尋找出一定的規律,掌握其間存在的內在聯系,逐漸的熟悉其發展變化的規律,這樣我們就可以很好的掌握電力的需求量,并根據此做出事先的預測估計,減少用電恐慌。經過充分的、慎重的考慮,這些重要的電力系統的運行特點、增加用電容量的決策以及存在的一些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前提下,能夠完美的研究出并加以利用的一套方法,使其能夠很好的系統地處理過去與未來負荷的問題。

二、重慶地區負荷現狀

近幾年來,重慶市的電網用電量以及用電負荷持續的快速增長,其主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高溫干旱造成的全網重點水庫缺水,加上上游來水量偏少、汛末蓄水不足等種種原因,于此同時,還有火電廠的電煤供應量逐漸的日趨緊張,再加上這個區域內的六省(市)以及相鄰華北、西北的電網中均存在著嚴重的電力供應不足的缺口,跨省區的電量調劑的電力資源是非常的有限。2011年在確保用電網內機組滿發的前提下,重慶市電力公司投入大筆資金增加臨時的外購電力。在外購計劃中,外購電在達到306萬kw這一基礎上的同時,又臨時的從江西增加了購買電量35萬kw,這才保證了當日最大可調集電量勉強達到1133萬kW。在全國其他的省市逐漸的陸續出現了用電負荷高漲這一情況之后,重慶市電力公司從湖北購得20萬kW,這才解決了用電的燃眉之急。重慶市的電網最高用電量負荷打破了歷年來的歷史紀錄——主電網負荷高達到900萬kW。這一新紀錄比去年最高負荷886萬kw高出14萬kw,增長15.7%。

三、重慶市電網負荷預測的主要方法

(一)單耗法

我們在進行具體的預測時,我們依據重慶市自身的經濟發展狀況,切實的制定符合重慶市本身的規劃目標,經過對規劃期內每年的工、農業的綜合產值的綜合指標進行分析,主要針對工業的用電規劃指標以及統計往年的國民經濟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單位耗電量、億元產值耗電量等等相關的條件,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節本規律,最終分析出每種產品以及產值的綜合單耗;接下來再根據國民經濟相關部門所編制的產量指標、經濟指標預測出單耗。

(二)電力彈性系數法、平均增長率法

電力彈性系數E是指重慶市總用電量的平均年增長率以及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之比。平均增長率法是以時間T(年)為自變量,用電量A(kWh或萬kwh)為因變量,根據歷史規律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估算出今后電量的平均增長率K,若計算選用基準年實際用電量為A0(kWh或萬kwh)則n年后用電量為:A=A0(1+K)?。

(三)負荷密度法

負荷密度法主要是指對負荷密度的確定,通過數據的統計分析找出重慶市的各分區以及小區目前所存在的用電負荷密度,然后根據重慶市的電網的用電總體規劃和分區規劃的相關的部分,依據這些現有的條件確定出各區的負荷密度的現有預測值。各區負荷總值是將各區的負荷密度預測值乘以各區面積。將各區負荷總值乘以同時系數(或除以分散系數)就可以計算出總的用電負荷量。即 ,式中Pi是各區計算負荷;KT是同時系數;P2為總計算負荷。

(四)回歸分析法

按照重慶市現有的歷史資料,從而建立起的與用電負荷相關的數學模型,再對該模型作數學分析。我們主要采用的手段就是利用統計學中回歸分析法分析變量、觀測數據,最終預測出未來的負荷值。在進行預測中期負荷的時候一般采用線性回歸法,再這一時期采用這一方法主要是由于預測的精度而言是相對較高的,但不可否定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四、結語

傳統規劃負荷預測的軟件只是一個桌面形式的負荷預測工具,他是單一的,甚至于是無效的,它完全沒有整個供電公司以及整個工作電壓序列電網負荷的采集、整理和管理維護基本的能力,其預測的原始數據還僅僅是人工輸入,不能滿足用電負荷規劃的日常需要。我國城市電網建設需求正在與日俱增的不斷擴大,重慶市依據自身的電網負荷特點以及負荷預測的現有條件,研究符合重慶市發展方向的城市電網負荷預測方法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1]侯磊.城市電網規劃總量負荷預測系統的開發與應用[D].天津大學電氣與自動化工程學院研究生論文,2008,5

篇5

引言

現代商業建筑具有綜合性的特點，未來的發展趨勢將是結合各種功能的綜合體，集餐飲、藝術等消費功能于一體，成為城市景觀的新氣象。隨著經濟的發展，建筑面積也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建筑面積越來越大，甚至達到了幾十萬平方米，是一個面積龐大，人口眾多的現代化商業建筑。由于現代商業建筑的復雜性的特點，因此，大型商業建筑在防火和消防方面也和其他建筑有明顯的區別。由于我國目前存在的相關規定還不完善，相關體系還不健全，因此，不同的地方也出臺了相應的標準，但是同時，這也給大型商業建筑的防火設計帶來很大的挑戰。

1.大型商業建筑防火設計中存在的不足

以前的防火設計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商業建筑的發展，迫切需要與時俱進的防火設計出現。從近年來大型商業建筑消防設計情況來看，在進行消防設計時要進行分隔防火分區、實施人員疏散、滅火救援活動、設置商業空間等問題設計，以下就這些問題進行詳細分析：

1.1分隔防火分區問題

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大型商業建筑中的水幕水量的供應和排放都是難以解決的工程問題。大面積防火卷簾的使用常出現很多問題，卷簾箱的縫隙、導軌及卷簾下部常常因受熱而變形，防火卷簾受火焰作用向受火面凸出，失去阻火隔煙作用。上述問題都對防火卷簾功能的發揮起到了很大的阻礙作用，在大型商業建筑中最好不要使用防火卷簾，以保證消防安全。

1.2實施人員疏散問題

由于大型商業建筑人員密集，一旦發生火災，人的情緒難以控制，由于受到身體狀態等綜合因素的影響，疏散問題更加難以控制，這對消防安全的保證造成很大威脅。如果原來通暢的公共走道和開闊的中庭空間被眾多的卷簾分隔，也會給人員的疏散造成困難，給人們的心理上帶來不安全感。

1.3有效開展滅火救援行動問題

對于大型商業建筑火災時（如表1為不同建筑位置火災熱釋放量表），火際蔓延非常快，火災熱釋放量大，消防人員深入撲救火災的難度很大。

1.4有效設置商業空間問題

大型商業建筑的商業功能是其主要功能，由于大型商業建筑是一個多功能的綜合體，因此，商家的種類也比較多。不同的商家對于商鋪的要求也不同，有些藝術性比較強的商品對于空間的要求比較特殊，如果僅僅按照一般的防火要求進行防火設計，則無法保證大型商業商業功能的發揮。一般情況下，人員安全疏散是通過樓梯進行，但是按商業消防疏散寬度的規范要求，消防疏散寬度很大，即疏散樓梯間的寬度也相應很大，這將大大減少商業空間，采購流線組織流暢也受到一定的影響。

2.大型商業建筑的規模及火災特點

大型商業建筑是應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產生的，它是城市商業的集中地。在我國，此類商業中心也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大型商業建筑的特點有很多：功能復雜，疏散路線曲折，導向性差。內部可燃物品多；人員多，疏散困難。因此，商業建筑會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弱點：可燃物多，而且由于大型商業建筑是城市的經濟集中地，如果出現火災情況，那么損失也是巨大的。

3.大型商業建筑疏散設計要點

3.1總平面布置

大型商業建筑在進行選址和總平面設計時，應符合城市規劃要求。大型商業建筑沿街道部分的長度大于150m或總長度大于220m時，應設置穿過大型商業建筑的消防車道；當確有困難時，應設置環形消防車道。大型商業建筑與周邊建筑之間、建筑內的各幢單體之間應滿足規范的防火間距要求。

3.2劃分防火分區

劃分防火分區是建筑防火設計的重要環節，其面積大小主要是根據建筑性質、類型以及建筑耐火等級、防火分隔構造等，按《建筑設計防火規范》（GB50016-2006）及《高層民用建筑設計防火規范》（GB50045-95）的規定執行。

3.3安全出口與疏散樓梯

每個防火分區安全出口的數量應經計算確定，且不應少于2個；商業營業廳的出入口、安全門凈寬度不應小于1.4m：確定樓梯數量和樓梯總寬度是建筑防火設計的關鍵，也是當前設計中的主要難點。疏散樓梯的合理設置很重要，盡可能利用自然通風采光；確實因疏散距離不夠而需在商場中部設置疏散樓梯的，可將樓梯成組布置。梯段寬度不應小于1.4m。充分利用商業建筑層高一般大于5m的特點。若設置成2跑剪刀梯，則一個梯間位置可設置兩部樓梯，梯間節省面積更為可觀。室外樓梯因防煙性能好，還不占商場的內部空間。

3.4疏散寬度計算

每層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樓梯以及房間疏散門各自總寬度，應按《建筑設計防火規范》（GB50016-2006）第5.3.17條的有關規定經計算確定（見表2）。

商店的疏散人數應按每層營業廳建筑面積乘以面積折算值和疏散人數換算系數計算。地上商店的面積折算值宜為50-70%，地下商店的面積折算值不應小70%。疏散人數的換算系數可按表3確定。

由上述規范規定的要求我們得到下式：

W=S×A×B×C/100

式中：W——商業營業廳的疏散總寬度（m）；

S——商業營業廳面積（m2）；

A——面積折算值（50～70%）；

B——疏散人數換算系數（人/m2）；

C——疏散寬度指標（m/100人）。

3.5疏散距離

疏散距離是保證人員安全到達安全地段的主要途徑。相關規范對民用建筑的安全疏散距離有明確規定，對營業廳等大空間的疏散距離，如果是多層建筑，按《建筑設計防火規范》（GB50016-2006）表5.3.13的注1：其室內任何一點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線距離不宜大于30m（當建筑物內全部設置自動噴水滅火系統時，其安全距離為30×25%=37.5m：如果是高層建筑，按《高層民用建筑設計防火規范》（GB50045-95）第6.1.7條規范：其室內任何一點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線距離不宜大于30m。

3.6地下防火隔離區與屋頂避難空間

屋頂避難空間：《商店建筑設計規范》（JGJ48-88）第4.2.4條，對于大型商業建筑做出了相應的指示，在發生火災時要保證室內人員能夠及時到達屋頂避難空間，對疏散樓梯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消防設計人員要嚴格按照規定設計，減輕火災事故的發生給人們帶來的傷害。

3.7防火救援窗

防火救援窗主要是使工作人員可以通過“非常出入口”進行滅火或救援。即外墻每層均應設置可供消防救援人員進入的窗口，窗口的凈尺寸不得小于0.8m×1.0m，窗口下沿距室內地面不宜大于1.2m，該窗口間距不應大于20m，窗口的玻璃應易于破碎，并應設置可在室外識別的明顯標志。

3.8疏散指示

由于大型商業建筑的人員密集，而且人員素質水平不同，因此，標明疏散指示時要考慮到不同人員的接受程度和辨識能力，盡量使疏散指示簡單明了，而且要醒目，保證所有人員都能看懂而且能明顯看到。考慮到火災發生時有濃霧，因此，疏散指示燈需要有特殊材料的使用，確保人員能夠在煙霧中正確辨認方向。

4.結束語

設計人員在進行商業建筑的防火設計時需要考慮到大型商業建筑復雜性，需要實地考察后，結合相關大型建筑的使用要求，在遵循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進行防火設計，同時還要保證大型商業建筑的實用性和美觀。即在進行大型商業建筑設計時，切實地按相關的消防規范進行設計，滿足消防規范的要求，為日后避免許多安全的隱患，也為和諧社會和節能社會的體現創造了深遠的影響。鑒于大型商業建筑對于我國的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探討其防火設計相關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王璐.對大型商業建筑防火設計問題的探討[J].山西師大體育學院學報研究生論文專刊，2009.

[2]《商店建筑設計規范》（JGJ48-88）.

篇6

環境史是在戰后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所產生的歷史學的一個新的次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以自然為中介的各種社會關系。由于研究對象非常復雜，環境史的興起，就為從事跨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傳統上，人文社會科學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則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環境史的出現，則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融合，也為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合作搭建了橋梁。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就成為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復雜的研究對象

對環境史這一領域而言，跨學科研究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與自然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環境史學之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環境史學研究對象的兩大組成部分——人與自然——都非常復雜。

環境史學中的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作為自然進化的產物，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他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會屬性，他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對自然進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改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而決不能恣意妄為，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既然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對自然的態度，人圍繞利用自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那么，環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鑒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法學等研究領域的成果。免費論文

環境史學所謂的自然，并非是指整個宇宙和銀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殼在內的整個地球，而只是指對人類有意義、與人類直接發生關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義，“地球表面是指從地面向下人類能夠穿透，和從地面向上人類通常能夠達到的一個圈帶”（注：普雷斯頓·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地球表面通常被人們劃分為巖石圈、大氣圈、水圈、生物圈。這幾個圈層相互交接，彼此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物質、能量的交換并不是簡單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又會復合出大量新的物質。既然環境史學家要把自然重新寫入歷史，那么，他們要認識和了解自然，就應該涉獵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氣象科學、水文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的一些基本知識，盡管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自然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對局部的人為干預往往會牽一動百，其后果人類根本無法預料。在對待野生動物方面，美國就留下過慘痛的教訓。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獵殺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滅絕，而狼則開始以牛羊等家畜為捕食對象，人們則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殺狼群，甚至在國家公園里也沒有了狼的蹤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們才懂得珍惜，人們漸漸發現了狼的存在對于保持自然界生態平衡的可貴。狼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能捕殺比它們大得多的草食動物，而且捕殺的往往是老幼病殘的動物。對公園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傷害的鹿中，有58％是6歲或年齡更大的鹿，而這個年齡組的鹿只占鹿的總數10％。這個事實說明了，狼所要消滅的正是應該消滅的部分。這些鹿大都已經老了，病殘了，喪失繁殖能力了，它們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資源。消滅它們在客觀上就是強壯了鹿的種群和保護了鹿的食物資源，對其他的草食動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獵物時，總會剩下骨頭等殘渣剩屑。而這些也都不會浪費，會成為狐貍、禿鷲、鷹、烏鴉等的食物。沒有狼以后，這些動物就很難度過冬天。所以在動物學家的眼里，狼是一種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個草原和森林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動物。正如美國狼基金會主席阿斯金所說：“黃石公園若沒有重要的肉食動物，就像一個鐘表沒有發條一樣。”除此以外，狼的滅絕也導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黃石公園內的野牛，數目就約有3500頭，數量已經有點過剩”，它們“經常跑出公園騷擾私人牧場，不僅破壞牧場的圍籬，牧場主人更擔心野牛身上帶有的‘布魯斯桿菌’影響牲畜的生長”。在這種情況下，公園管理部門于20世紀90年代以每只20多萬美元的價格從加拿大引進了一批灰狼，通過自然的食物鏈，來達到控制野牛數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國國家公園》，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環境史學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所謂環境問題，是指主要由于人類活動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從而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那些問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類對自然的了解支離破碎，對人類行為的后果缺乏整體認識有直接關系。人類在處理環境問題時，往往一葉障目，顧此失彼。美國著名環境問題專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閱讀經濟學家、林學家、工程師、農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分析報告時，有時很難相信他們所談的竟是同一個國家。專家們的行動往往都體現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師們接二連三地修建水壩，但卻很少注意上游地區的耕作習慣和濫伐林木的情況，而這些會影響河流的含沙量并決定水壩的壽命。農業經濟學家利用精細的計算機化的模式去設計遠期的地區性糧食生產方案，卻沒有注意到作為根基的土壤質量的不斷惡化和被毀從而頻頻發生水災等問題。水源專家在沙漠邊緣開鑿水井而沒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規模，造成過度放牧，并產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須在農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樹護林的林業管理員，只受過植物學和造林學方面的訓練，而沒有在農村社會學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種上才幾個星期的樹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壞。”（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喪失——環境壓力和世界糧食前景》，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自然、社會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對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往往缺乏認識，這與條塊分割的學術體系有很大關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觀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頁。）而100年以后，英國學者斯諾則提到，西方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文化，它們分別以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為代表，這兩種文化的分裂和對立將人類置于危險的境地，社會在飛速前進，但不知會將人類帶往何方。人類內心的困惑、迷茫與緊張就恰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話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注：狄更斯：《雙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人類在戰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層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關于資源與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導報》1994年第3期，第40頁。）。環境危機的整體性和復雜性，使任何單一的傳統學科在危機面前都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這就使跨學科研究成為必需。恰如有學者指出，“環境問題顯然不屬于社會科學任何學科獨有的研究領域，沒有哪一門學科足以為探討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觸交往提供一種恰當的、獨一無二的認識論；也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宣稱它專以環境問題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事實是，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學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門傳統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行政學和地理學。其中每一門都能為某些特點的課題提供線索，此外更有許多廣泛的范圍，需要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和對話。”（注：薩利·M. 麥吉爾：《環境問題與人文地理》，《國際社會科學雜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頁。）

自戰后以來，對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發起的一系列跨學科、跨國界的環境研究與教育計劃。國際生物學規劃(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開始執行，它重在研究各類生物群落的結構功能與開發利用。人與生物圈計劃(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圍內開展的一項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它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著重研究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圈的影響，為改善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提供科學依據。其目的在于通過全球性的科學研究、培訓及信息交流，為生物圈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同時為各國自然資源的管理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此外，大型的環境跨學科合作項目還包括國際地圈與生物圈計劃(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環境變遷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計劃”(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國際科學聯盟委員會(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開始執行，旨在探明全球環境變遷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則力求了解全球環境變遷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關學科的影響

環境史既然以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跨學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這也并不意味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對環境史的影響就可以等量齊觀。相對而言，生態學、地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就更深刻明顯。

生態學作為環境史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其影響自不待言。而在美國以外，環境史多脫胎于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至于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則散見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環境史與生態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的聯系，可以參閱梅雪芹等學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經撰文指出，地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和環境史雖然都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側重點及研究角度則存在差異，這幾個學科的關鍵要素分別是“空間地域”、“生態適應”、“環境質量”和“人類文明”，這種區分“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把握各自所應承擔的學科任務”（注：梅雪芹：《環境史學論綱》，《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思想與環境史學》，載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環境史和環境史研究的生態學意識》，《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高國榮：《什么是環境史？》，《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筆者也比較認同上述見解。考慮到學界已有的成果，這里僅簡單介紹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對環境史的影響。

環境史之所以要借鑒經濟學的成果，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經濟學的雙重命題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韓德強：《經濟學是什么？》，《讀書》2001年第2期，第34—35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生產、交換及消費同自然發生聯系，并以生產和分配為基礎形成種種社會關系。圍繞經濟活動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恰恰是環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這就使環境史和經濟學聯系起來。

環境史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系，還在于經濟學和生態學有相通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從詞源上看，經濟學和生態學具有共同的希臘語詞根oikos，該詞根都與“家”有關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園的科學，生態學側重于家園內部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而經濟學則處理“家庭中的家務及其日常的活動和管理”（注：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34頁。）。從歷史上看，經濟學，尤其是古典經濟學，一貫強調資源的稀缺和總量有限，這與生態學家的主張不謀而合。在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那里，“農業是財富唯一可靠的來源”（注：麥克邁克爾：《危險的地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頁。），而馬爾薩斯強調人口對食品供應的無情壓力；李嘉圖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價值而導致的“停止狀態”；杰文斯則擔憂燃料耗盡，“在那個時代，經濟學曾經有一個綽號，叫‘陰郁科學’”（注：戴維·S. 蘭德斯：《國富國窮》，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頁。）。從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來看，形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經濟學，已經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赫爾曼·戴利認為，人類經濟系統是自然經濟的一個子系統，所以經濟的規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恰如自然系統演化不斷趨于穩定，經濟的穩定狀態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爾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湯森：《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頁。）。

但經濟學與生態學對待人類—環境系統的態度有非常明顯的差異：經濟學總是傾向于把“物質財富當作人類活動所要達到的目標，那么人類征服自然就是實現了人類的使命”，而生態學強調“極限而不是不斷增長，強調穩定而不是不斷開發”；在時間尺度上，經濟學“注重資本的周轉，而生態學則要考慮生態系統和有機體的演化”（注：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14頁。）；從世界觀來說，經濟學家往往比較樂觀，而生態學家則往往比較悲觀。經濟學家樂觀的理由就在于他們相信市場和科技的力量，他們相信市場會自主調節資源分配，而科技能夠不斷發現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資源，因此增長沒有極限。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他曾經寫過一本題為《沒有極限的增長》的著作。而生態學家則立足于自然提供資源的生產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凈能力的有限性，認為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

在有關科技作用的現實爭論中，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的觀點往往針鋒相對。在《自然不可改良》一書中，“巴西環保運動之父”盧岑貝格就大量介紹了他所耳聞目睹的一些爭論。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學專家)曾在和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說到：“如果我們科學家必須告訴你們，我們不能簡單地發明出你們所要的技術時，您會怎樣？”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總是有限度的，與發明并生的還可能有負面問題。但這位經濟學家卻認為金錢和市場萬能，他說：“我會付給您雙薪。”還有一次，盧岑貝格在參加有關能源危機的會議時，一位工程師批評環保主義者“對于市場巨大威力一無所知”，這位工程師同時聲稱，“如果可以賣得好價錢，石油是可以從我們的煙囪和汽車排氣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產出來的。”（注：何塞·盧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4頁。）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往往在和生態學家的爭論中勝出，盡管政府和公眾接受了生態學家的一些建議，但前提是不能在經濟上付出太大代價。經濟增長依然被作為判斷政府政績的主要標準。經濟學家受到更多擁護的理由還在于，“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強加的代價則主要是未來的”（注：小約翰·B. 科布：《論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張力》，《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環保工作在未來是否能夠順利推進，與公眾環境意識的有無與強弱有直接關系。在傳播和弘揚環境意識方面，在說服公眾自覺按照環境保護的要求來規范言行方面，環境史學能夠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環境史受社會學的影響也很明顯。這首先是由于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密切聯系。它們“都涉及整個社會和一切人類行為，從這一點看它們必然是知識的伙伴。我們可以視社會學為研究整個社會的科學，著重概括社會結構；歷史學是研究不同時期人類社會的科學，著重探討其間的差異以及各個時期社會的變遷。兩種方法相輔相成，變遷寓于結構；結構包含變遷”（注：彼特·勃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淵源》，《國外社會科學情況》(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頁。）。社會學注重社會調查，較多地依靠社會調查這種手段獲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礎上，探尋一般規律，提出理論分析模式。這恰恰可以為歷史學取長補短。

其次，環境史與社會學的聯系，還在于社會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視。一般地講，“社會學的目的是要通過對現實進行宏觀(結構的)及微觀(社會心理學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對社會的一切體制作出綜合性分析。為了對社會諸關系進行整體考察，社會學家必然要對人類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以及社會及其賴以生存的資源之間相互關系提出許多問題”。但社會學的人類中心傾向，又使社會學家往往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具有良好的調節和適應機制。社會學對這一傳統觀點的突破，部分體現在社會學內部衍生出的一個新分支，即環境社會學。在環境社會學家看來，至少在當前，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已經趨向于失衡，經濟擴張引起的生態破壞還在加劇，解決環境危機，需要人們改變對環境的傳統觀點（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爾：《社會學與環境問題：人類生態學發展的曲折道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頁。）。

再次，社會學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城市環境問題、環境正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環境史的主要內容。社會學家更加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環境問題，撰寫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社會調查報告，比如“理科遜在1974年曾對100多家工廠進行抽樣調查，了解已經實施污水控制法的企業對環境問題的態度；莫洛奇曾詳細考察過巴巴拉納地區官員和居民對當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應，重點研究許多居民由此產生的‘激進化’傾向”（注：《環境社會學研究縱橫談》，《中國環境報》1988年9月15日。）。而且許多研究報告顯示，“種族、民族以及經濟地位總是與社區的環境質量密切相關，與白人相比，有色人種、少數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注：洪大用：《環境公平：環境問題的社會學觀點》，《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第67頁。）。可以說，這些調查報告的公布與發表，對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城市環境、環境正義進入環境史學家的視野之后，階級、種族、性別等分析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環境史學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采用，并帶來了環境史和社會史的融合。

環境史與文化人類學的關系也異常密切。這一點已經為沃斯特、懷特等許多環境史學者所指出（注：唐納德·沃斯特：《作為自然史的歷史：理論與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懷特：《土著印第安人與環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載W. R. 斯瓦格蒂：《學者與印第安人的經歷》(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懷特：《環境保護主義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載康韋、凱尼斯頓、馬克斯：《土地、空氣、火和水：對環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紐約2003年版，引言，第xiv頁。）。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自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注：梁釗韜：《人類學的研究內容與作用》，中國人類學學會編：《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頁。），依照這兩部分研究內容，它又可以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支。其中，文化人類學又衍生出考古學、民族學、生態人類學等次分支學科。“人類學從其形成到現在，經歷了以研究進化為主到以研究行為及習俗為主的重心轉移”（注：周大鳴：《現代人類學》，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在19世紀人類學的形成時期，許多人類學家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決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進化論的影響，人類學長期研究人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會。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人類學逐漸對較復雜的鄉民社會產生興趣”，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的視野也開始轉向對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鳴：《我們從歷史走來》，周大鳴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在人類學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決定論逐漸被或然論所取代，后者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穩定的或動態的關系。這一觀點被斯圖爾特表達得最為充分。在他看來，環境和文化不是分離的，而是包含著“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謂反饋或互為因果性”，“環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環境在人類事物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僅僅是限制或選擇”，同時，“在反饋關系中環境和文化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等的”，“有時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有時環境又占上風”（注：唐納德·L. 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對環境和文化關系的一貫重視，及其或然論主張，使人類學與環境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人類學對美國環境史的發展功不可沒。首先，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環境與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類學家推動的。盡管美國西部史學家韋布和馬林已經開始從環境、生態角度分析歷史問題，但這一傳統沒有能夠在美國歷史學家中繼續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維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羅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發展和完善從生態角度解釋文化進化的理論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認為環境史學家應該向人類學家學習。其次，人類學流派眾多，其寬廣的研究視野對環境史學也有較多的啟發。文化生態學強調環境與技術的相互作用，著重研究技術、人口、能源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生態人類學家則將生態系統、生境、棲息地、適應等生態學概念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分析。歷史生態學則通過景觀變化來重建過去的生態。而人類考古學則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圍內人對古代環境的影響，對火的使用、動植物的馴化、城市化、集約化生產、傳染病、氣候波動和火山爆發的影響等許多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會和文化生態學對環境史的貢獻則在于人種學和歷史分析，它研究的問題包括土著的自然觀、自然的文化建構、人類影響的第二自然、長期適應和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環境政治和環境正義等許多方面（注：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引言，第xiii-xiv頁。）。最后，人類學對擴展美國環境史的研究領域也很有幫助。盡管環境史以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一直局限于對資源保護和荒野保護的研究，這與真正的環境史還距離遙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學著作，對環境史學家開闊思路而言，應該有很多幫助。另外，在印第安人與環境這一研究領域，尤以人類學家的貢獻最多。

政治學與環境史也有比較密切的聯系，它們二者之間的聯系可以通過環境政治史得以充分體現。美國幾乎所有的環境史學家都認為，環境政治史是美國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層面之一。在美國環境史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政治史、環境思想史、自然生態史一直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注，首先是由于，環境史是在現代環保運動的推動下直接產生的，所以環保運動本身，以及環保運動的前身，包括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運動，一直是美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保運動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環境保護主義使環境史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與倫理訴求，使環境史具有比較明顯的文化批判意識。其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在于自然環境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個政權要得以穩定，就必須依賴一定的環境基礎。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長期急劇惡化，人民衣食無著，那么就很難維系政局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難實現。在歷史上，因為自然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政權和文明毀滅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環境關乎一個國家的安危，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也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在近年來，環境安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再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因為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國家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國家服務職能的強化。在環境保護領域，國家通過頒布各種政策法令，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以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暴力沖突新根源的形勢面前，在環境外交領域，民族國家在捍衛自身環境權益方面將發揮主要作用。因此，環境運動、環境政策、環境法令、環境外交都特別容易受到環境史學家的關注。

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環境史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是由于歷史學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歷史學是一種歷時性研究。環境史研究歷史上的人類生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變化，“可能進行得極其緩慢，甚至難以察覺，但有時又相當突然，會在幾年、幾個月、幾小時或幾分鐘內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往往很少出自單個的事件，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環境問題研究如果不借助于歷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學者指出：“求助歷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貢獻……因為各個系統都處于演變之中，人們對它們的觀察便不能只從時間的某一點上著眼，哪怕關于某一系統的演變的大量數據只能在某一特定時刻收集到。只有聯系過去的情況，才能對變化進行研究；對于緩慢的演變過程，或其生態系統中的后果要在幾個月到幾個世紀以后才能充分顯示出來，要想認識到其影響，就必須從歷史著手……研究人與生物圈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但是如果要獲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歷史。”（注：哈羅德·布魯克菲爾德：《論人與生態系統》，《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頁。）

三、史料利用范圍

環境史的跨學科研究特點也可以從它所利用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反映出來。所謂史料，是指“人類在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殘留或保存下來的各種痕跡、實物和文字資料”（注：李良玉：《史料學片論》，《福建論壇》2000年第5期，第55頁。）。依據其表現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為文字與實物兩大類。此外，口傳史料也是史料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間流傳的口頭傳說和史詩。在美國環境史研究中，利用較多的是文字與實物兩類史料。這些史料大大拓寬了傳統史料的范疇，反映了環境史跨學科研究的特點。

美國環境史學家納什在20世紀70年代率先講授環境史時，他就認為，景觀是一部歷史文獻，它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所以他鼓勵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察（注：納什：《環境史概況》(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赫伯特·巴斯：《美國史研究概況》(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頁。）。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歷史上發揮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們必須經常走出議院、育嬰室和工廠，出門在田野、森林和開闊地帶漫步”（注：唐納德·沃斯特：《研究環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唐納德·沃斯特：《地球的終結：關于現代環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沃斯特最近還提到：“我總是告訴我的研究生去選擇一塊地方……然后發掘它的環境歷史……去認識它的地質、植被、土壤、氣候的類型以及人類到來后的影響。”（注：沃斯特：《為什么我們需要環境史？》，《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第11頁。）這兩位權威學者都意識到，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對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國有一句諺語，所謂“行萬里路，破萬卷書”，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地方，每一處景觀，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過去的信息，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地的環境變遷史。在環境變遷研究中，“斷代是十分重要的，對于各種環境變化過程和環境事件，只有將其置于時間標尺之上才有確切意義，也才能從中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注：黃春長：《環境變遷》，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在實際工作中，樹木年輪、孢子花粉是環境史學家從事斷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樹木年輪學創立于20世紀上半葉，通過樹木年輪的寬窄來觀察較長時期內影響樹木生長的外界因子的變化。年輪是樹木生長的“年譜”，“它不只記錄了樹木自身的年齡，還記載下環境和氣候等綜合外界因子對樹木生長的影響，如光照、水分、溫度、土壤條件及生物之間的作用等。現在研究還表明，樹木年輪可記錄環境污染及大氣成分變化、地震、火山爆發等”（注：劉宏頎：《樹木年輪——環境氣候的檔案》，《植物雜志》1993年第4期，第38頁。）。因此，樹木年輪通常被人們稱為過去環境變化的“記錄器”（注：馬利榮、卜春林：《樹木的歷史“檔案”——年輪》，《科學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頁。）。

樹木年輪分析的成果在環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國學者通過對巨松的年輪進行分析，發現了美國大平原地區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循環交替，每隔35.7年，這里就會出現持續時間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約每隔55.6年，就會再次發生持續時間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塵暴：農業和社會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頁。）。又比如通過分析樹木的年輪和過火后樹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曉歷史上該地發生林火的具體年份。另外，樹木的形態也能反映一些很有價值的信息，樹冠特別巨大的古樹，它所在之處以前應該是草原或比較開闊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區的樹木，一般樹冠較小，而且集中在樹的頂部；那些長出叢叢新枝的樹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頁。）。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層中的化石孢粉。孢粉與植物的繁殖有關，每一種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樣。由于孢粉外壁堅固，能耐高溫高壓和強酸強堿，因而孢粉在地層中能完好地保存億萬年之久。同時它體輕量大，在幾乎所有地層中都有保存，因此，通過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復各個地質歷史時期的古氣候、古地理和古生態（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頁。），重現自然的滄桑巨變。孢粉分析已經在考古學中被廣泛應用，用于“確定考古遺址各文化層及地層的年代；了解古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與其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了解古代社會的文化發展狀況，如農作物起源及其擴散”（注：姜欽華：《花粉分析與植硅石分析的結合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頁。）。

迄今為止，運用孢粉分析已經取得許多成果。孢粉學為板塊構造學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并表明“在侏羅紀以前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仍然一體相連……兩大陸塊自侏羅紀以后才開始開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歐亞大陸在地質歷史上長期分離，直到早第三紀印度板塊才與歐亞板塊相碰在一起”（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頁。）。此外，在發掘美國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薩勒堡壘南約24公里處遺址時，考古學家通過花粉分析，斷定該遺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結果發現，以藜科和莧屬花粉占優勢，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層上部顯著增加，并在幾個層位中發現很多玉米花粉，證明在公元1200年后當地居民由原來的狩獵生活逐步轉變為栽培種植的經濟”（注：周昆叔、嚴富華、葉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學中的運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頁。）。

除實物史料外，環境史學家利用更多的還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興嘆。美國學者惠特尼將歷史生態學的史料分為文獻資料、圖表資料、統計數據系列、手稿四大類，他列舉的資料對環境史學者說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0頁。）。

關于美國自然、地理、生態環境的記載大量散見于有關的探險日記、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區手冊等文獻資料。由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從戰后以來，美國學者開始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編目（注：羅伯特·唐斯：《美國印象：新大陸的海外來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加羅德·科爾：《美國漫游：從航海發現到現在，報刊游記文章匯編》(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約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觀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弗蘭克·弗賴德爾：《哈佛美國歷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奧拉爾·科德：《游記里的新澤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澤西州梅塔欽1972年版；羅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敘說美國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韋爾：《來自舊邊疆的聲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費城1949年版。），為使用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

探險日記、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們了解過去的景觀，但在利用時，卻不能不仔細甄別。因為這些文獻有一些缺點：許多敘述相互矛盾，摻雜著大量對自然的偏見。許多新大陸的宣傳手冊渲染北美大陸的富饒，以吸引移民前來開發北美大陸。許多西去的移民是沿著已經開辟的路線前進，他們沿途所寫并不能準確地反映途經地區的全貌。一些來自歐洲開闊地帶的移民則夸大了森林的面積。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颶風，但他們究竟是有感于難得一見或是觸目皆是，現在則不得而知。

在美國開發西部的過程中，博物學者和生態學家留下了許多科學考察報告。早期的博物學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爾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蘭(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經意識并記錄了拓殖帶來的生態變化。在19世紀末生態學出現以后，許多生態學家力爭在開發之前將保存尚好的景觀記錄下來。這些資料對從事美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學考察報告，可以參閱馬克斯·邁澤爾：《美國自然史書目：開拓世紀，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紐約1967年版。有關美國各區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態，則可參考埃瑪·布朗：《美國東部的落葉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費城1950年版；埃塞爾·米勒：《俄亥俄灣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紐約州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奧爾巴尼1941-1942年版；C. 達林頓：《栽培植物染色體圖冊》(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倫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書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紐約1955年版；保羅·里澤：《伊利洛伊植被：書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馬文·羅伯特、羅納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關該州植被的研究生論文題錄》(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

在統計數據系列中，《美國聯邦人口統計》是美國環境史研究常用的資料。美國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進行一次。1840年美國第6次人口普查還對各地方縣的農林產品輸出進行了統計。而從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還統計了單個農場的熟田、荒地、莊稼和家畜的數量。這些資料大都由各州圖書館、檔案館和歷史協會保存。從1925年開始，人口普查的間隔由10年縮減至5年，由此就能夠提供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此外，從1928年開始，美國林業局周期性地對美國林業資源進行統計，并不斷更新。這些數據已經被用來繪制以縣為基礎的全國樹種分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