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馬克思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于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的論文：馬克思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兩層 意義上看待生產,他的藝術生產理論也是在兩層意義上提出的,但還帶有浪漫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的背景,由此形成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的三重內涵,即:物質生產 制約下的精神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的一種生產;自由的精神生產。

馬克思的藝術生產理論的兩層意義在本雅明、布萊希特、阿爾都塞、馬歇雷、伊格爾頓 等人那里得到了發展,但又受到鮑德里亞等人的挑戰。因此,恰當地厘定馬克思說法的多重內涵與語境,有助于認識藝術生產理論的當代價值。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紀80—90年代起，發達國家為提高綜合經濟效益、避免環境污染，以生態經濟理念為基礎，重新規劃產業發展，提出一種新型的循環經濟發展思路。20世紀90年代末，循環經濟理念開始引入我國。2004年9月29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召開全國循環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十一五”規劃的編制。

雖說“循環經濟”是一個新理念，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就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觀點。馬克思的這些見解給我們以深刻地啟迪，可以說是“循環經濟”理念的理論先聲。馬克思循環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馬克思看來，應用科學技術是減少工業和生活廢物的有效手段。這種思路與當今人們處理生產與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生產排泄物的利用”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泄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泄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后殘留下來的東西。”那么靠什么手段來處理這些排泄物呢？當然要依靠科學技術手段，因為“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馬克思特別強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過的工業，可以充分利用工業廢料，變廢為寶，減少工業廢料對環境的污染。“化學工業提供了廢物利用的最顯著的例子，它不僅發現新的方法來利用本工業的廢料，而且還利用其他工業的各種各樣的廢料，例如，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變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變成藥品。”馬克思指出：“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利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環經濟體系的問題、廢物資源化問題和產業生態化問題。馬克思的上述思想與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續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支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見解是一致的。

其次，馬克思認為，利用科學技術改進生產工藝可以提高生產資料的使用率，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減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列舉了大量的生產實例，對生產工藝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業廢物，減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工藝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藝的進步，改變了對生產原料的利用途徑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生產中的各種廢料，獲得了一種在新的生產工藝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廢料成為了新工藝的原料。現在，循環經濟學家常說的一句話是：“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原料”。其實，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確地說過類似的話：“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個產業中都起著重要作用。”馬克思用實例說明，當時由于生產工藝水平的低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許多地方的農場主不愿種植和很少種植亞麻，一個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動的小型梳麻工廠里，粗糙落后的生產工藝導致了在加工亞麻時產生了很多廢料，損失高達28%到30%，工人們經常把這些廢麻拿回家當柴燒，可是這些廢麻是很有價值的。后來，人們采用了先進的生產工藝，用水漬法和機械梳理法對亞麻進行精細處理，使亞麻的損耗大大減少。再次，馬克思還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大批新型生產工具的問世，而生產工具的革新同樣可以提高工業廢物的利用率，變廢為寶，減少資源的浪費。馬克思多次指出：“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廢料的減少，部分地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的質量。”馬克思列舉了意大利和法國在磨谷技術上的差異說明這個問題。在羅馬，當時的磨還很不完善，因此，不僅同量谷物的面粉產量低，而且磨粉費用相當大，客觀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來獲得顯著進步的力學的原理實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產量。馬克思還提到，處理紡織工業產生的廢絲時“人們使用經過改良的機器，能夠把這種本來幾乎毫無價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種用途的紡織品”。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過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變為廢料，這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質量。而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我們都知道，生產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手段改造我們的生產機器和工具，的確可以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率，從而節約自然資源，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減輕生產廢物對生態環境的污染。

篇3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義”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稱自己所主張的與舊唯物主義相區別的唯物主義。正因如此，人們往往把1845年的《提綱》與時間上相差不遠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視為馬克思新唯物主義建立的標志，認為馬克思是在吸收、借鑒和轉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構建起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這種主流敘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中就已經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義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斷地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僅僅看作是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移植是不夠嚴謹的。

《博士論文》是馬克思為數不多的以古希臘自然哲學史為主題的研究作品。馬克思的興趣顯然既不在哲學史實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學的論證，而是力圖通過對古希臘兩位原子論者唯物主義觀點的對比，發掘出足以沖破黑格爾觀念論藩籬的思想資源。這在唯心主義哲學大行其道的后黑格爾時代，無疑具有理論上的革命意義。

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的研究上，人們往往把重點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物理學上的差異），特別是伊壁鳩魯原子偏斜的討論上。實際上正如馬克思在論文的題目中表明的那樣，他探討的是古希臘兩位哲學家自然哲學的差異，而原子論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如果僅關注對原子論的討論，就會把《博士論文》矮化為自然哲學或哲學史方面的研究，實際上，馬克思在論文的序言中早已闡明，他的研究不是細節的研究，而是“為了喚起對于這些體系的歷史重要性的記憶。”[1]14換句話說，馬克思力圖通過對特殊問題的考察，探尋希臘哲學走向暗淡命運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達到挽救德國古典哲學的現實性目的。不以這一宏觀的眼光來審視《博士論文》，就很難明白這一作品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意義，無法理解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整個發展歷程。

實際上在后黑格爾時代，批判和超越黑格爾的觀念論幾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學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馬克思《博士論文》所展現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種。但是與其他人不同，《博士論文》對黑格爾的批判更多體現對一種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觀方法的潛在運用。那么馬克思這種唯物史觀的武器來源于何處呢？長久以來，人們有這樣一種印象，即馬克思是借助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才得以打破黑格爾觀念論的桎梏的，這實際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的影響。可是必須指出，雖然恩格斯晚年的這部著作力圖闡明馬恩兩人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吸收和繼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應兩人唯物史觀成熟時期的理論來源，其關注點并不在《博士論文》時期的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確提到，“在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于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部分是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只是表明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么不夠。”[2]4就此來說，《博士論文》時的青年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費爾巴哈的影響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況且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時馬克思《博士論文》已經完成。從其對唯心史觀所采取的批判方法來看，馬克思運用了歷史分析法，即回到歷代哲人對伊壁鳩魯討論的語境和細節展開分析，并以此來駁斥黑格爾以精神發展邏輯所推演的哲學史框架，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運動的費爾巴哈大異其趣，因此簡單地將其視為受費爾巴哈的影響是很難成立的。

那么青年馬克思這種的唯物史觀的萌芽會不會來源于時間上稍早一點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們呢？應該說，就唯物主義的某些自然觀念方面，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國的唯物主義者，但是就唯物史觀的構造方面，法國的機械唯物主義則受自身局限性而難當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自然科學在知識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這樣地高于希臘古代，它在觀念地掌握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觀上卻是這樣地低于希臘古代。”[3]9這倒不是說古希臘的唯物主義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義要高，而是說在具有奠基性意義的元哲學的工作上，古希臘自然哲學規定了后來唯物主義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維導向，在這一點上法國的唯物主義者并沒有實質上的超越。

因而馬克思的這種唯物史觀來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題所表達的，來源于古希臘的唯物主義。這里古希臘唯物主義既是他研究的內容，也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啟示。馬克思沒有借助近代的費爾巴哈或法國唯物主義者的方法來反對黑格爾，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臘的唯物主義的源頭，從活生生的歷史語境中和感性直觀來反思黑格爾唯心史觀所預定的“必然”邏輯。因而，其主題選擇比較伊壁鳩魯對德謨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論意義了。

伊壁鳩魯追求快樂主義的惡名及其與德謨克利特類似的原子論，往往令許多哲學家們武斷地認為其思想無非是對德謨克利特的抄襲；然而馬克思卻發現了伊壁鳩魯的獨到之處，并堅信如果能夠將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精華予以析取，進而將其優點引入唯物主義，就有可能克服當時觀念論哲學的困境并發展出真正的可以影響世界的的實踐哲學。而要進行這項工作，就要完成這樣幾個任務：首先就必須闡明伊壁鳩魯在哲學史中被誤解的原因，并通過這一過程揭示出唯心史觀固有的內在矛盾性；其次必須指出伊壁鳩魯不同于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臘唯物主義的理論優勢；最后，借助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來重構被唯心史觀一再歪曲的哲學發展史。遺憾的是《博士論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結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兩個部分卻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而從這一部分及相關的七個筆記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此一哲學工作的步驟與我們所設想的邏輯基本符合。

一、馬克思對黑格爾以唯心史觀解讀伊壁鳩魯的批判

馬克思首先對歷代先哲們關于伊壁鳩魯的種種誤解進行了批判。這一批判工作實際上包含了兩個任務，一是從肯定方面看，要重新顯示出伊壁鳩魯哲學的價值；二是從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學史中的錯誤看法。而在進行哲學史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實際上批判了三個對象：1.哲學史中對伊壁鳩魯產生誤解的哲學家們的具體觀點；2.哲學史中誤解伊壁鳩魯的一般性的唯心主義思想傾向；3.黑格爾所繼承并系統化的唯心史觀。

為什么要區分這三者呢，這是因為歸根到底馬克思的任務是指向對黑格爾唯心史觀的批判，但是為了論證的需要，這些不同層次的批判又必須被綜合起來。如果不能準確地區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細節而忘記了馬克思的任務。

實際上，“哲學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爾的發明，正因為有了“哲學史”的視域，歷史上的哲學爭論才不致淪為偶然隨意和無目的的詭辯，而成為可以被系統化綜合看待的演進歷程。馬克思接受這一概念的積極因素，但是卻不認可其所謂絕對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馬克思在論文中說，“希臘哲學看起來似乎遇到了一個好的悲劇不應遇到的結局，即暗淡的結局……說發生、繁榮和衰亡是每一個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鐵環，這確是一個老生常談的真理……不過英雄的死亡與太陽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脹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樣。”[1]13

正是在唯心史觀的邏輯推演下，伊壁鳩魯的命運就被黑格爾裹挾到其絕對精神的運動系統中。在馬克思看來，這恰恰暗示了伊壁鳩魯不同于唯心史觀的真正價值，因為只有具備唯物主義價值的東西才會被黑格爾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時，黑格爾對伊壁鳩魯的偏見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歷史中唯心主義傳統的模仿和必然結果。即，正因為歷史上各個時代的哲學家都對伊壁鳩魯懷有偏見，認為其思想是亞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義的別子，才會有黑格爾對其的輕視。因此，馬克思要想駁倒黑格爾，就要先揭示出歷史上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們對伊壁鳩魯的理解為什么是錯誤的。

（一）從形而上學的角度看

如果以亞里士多德（約公元前384―前322）作為古希臘哲學的最高峰，那么德謨克利特（約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鳩魯（約公元前341―前270年）兩人恰恰處在分水嶺的兩邊。人們自然就會根據歷史順序，認為后者剽竊了前者，普魯塔克甚至把兩者的不一致解釋為伊壁鳩魯只吸收了錯誤的東西。

然而僅憑時間上的先后和學說上的相似這兩點就得出后者剽竊前者的結論就未免過于武斷了，因為不同之處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對前者的改進。馬克思發現，歷史上的確也曾經有人看到過這一點，但遺憾的是由于羅馬帝國和基督教意識形態的偏見，這種理解在歷史上被湮沒了。馬克思說，“當西塞羅說伊壁鳩魯把德謨克利特的學說弄壞了的時候，他至少還承認伊壁鳩魯有改進德謨克利特學問的意向，還想張開眼睛去看它的缺點；而當普魯塔克說它的思想不一貫，并說他對于壞的東西有一種天生的偏愛時，因而也就懷疑他的意向，那么萊布尼茨則甚至于連他善于摘錄德謨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這其實揭示出哲學史邏輯之外的問題，即歷史的和文化的現實環境對哲學思想的篩選。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歷史與階級之上的所謂價值中立的評價，某種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時某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這現象本身就是時代經濟生活的反映。

在歐洲主流的神學和哲學影響下，唯物主義的哲學非但不會被重視，而且無法逃脫被邊緣化的命運。且不說普通人不會關注其細節，即使飽學之士也往往會忽視不同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之間的內在差異，而把他們進行粗略的歸類。正是在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鳩魯被當做對德謨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為唯心主義哲學史上的共識。

（二）從知識論的角度看

伊壁鳩魯的哲學強調感性直觀能力，這對于以沉思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學傳統來說必然屬于異端。對此黑格爾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鳩魯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覺到的東西，把以個體的形式出現的意識看作本質的東西……這樣也就很明顯，既然把感覺到的存在認作真實的東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離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義，而是肯定了對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觀點；這樣，事實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識，或者毋寧說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識觀點”。[4]48黑格爾的諷刺，實際上代表了整個西方哲學傳統對伊壁鳩魯的否定，這并不難理解，特別是在康德之后，德國唯心論的發展已經越來越遠離感性直觀。然而，馬克思卻看到這種對伊壁鳩魯哲學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說明了西方哲學已經病入膏肓，哲學必須再一次從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間。

（三）從倫理學的角度看

伊壁鳩魯的哲學最容易被誤解為享樂主義，因為伊壁鳩魯把感性直觀作為一項原則，所以如果不仔細分析就難免就會演繹出這樣一種理論結果，即伊壁鳩魯承認肉體的歡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紀伊壁鳩魯的作品會被列為禁書。另一方面，歷史上的哲學家們雖然能夠比較公允地對待伊壁鳩魯的倫理學，黑格爾甚至說道德學是伊壁鳩魯哲學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卻總是力圖把這種倫理學變為自己唯心主義道德系統中的教條。馬克思諷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時說他總是力圖“使他的良心和他的異教的知識相協調，使他的伊壁鳩魯和教會相適合，這當然是白費氣力的。這正如一個人想要在希臘名妓雷伊斯的皎潔美好的身體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見，歷史上對伊壁鳩魯倫理學的兩種極端態度，實際上都不可救藥地誤解了伊壁鳩魯。

對馬克思來說，這些誤解在另一個側面反倒證明了伊壁鳩魯的特殊價值。在形而上學上堅持原子論的唯物主義態度，必然會反對空洞的純粹思辨；在認識論上堅持感性直觀的原則，必然要求倫理學上對幸福目標的踐行。這就給予正在尋找突破黑格爾唯心主義困局的馬克思最為有力的武器，然而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運用，還需要被進一步檢驗和闡明。也就是說，馬克思必須證明伊壁鳩魯的哲學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義的優勢，即他的原子論不能僅僅是某種突發奇想的先驗設定，而必須是能夠獲得合理證明的認識條件，這實際上就是馬克思《博士論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兩種唯物主義自然哲學的差別

一提到兩位古希臘哲學家的差別，就難免讓人想到原子論；在繼續討論之前，這里有必要稍微對古希臘的原子概念進行一點澄清。在古希臘哲學中所運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學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學把原子假定為組成事物的最小顆粒，這就意味著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經驗到的。而古希臘的原子說到底是一種形而上學概念，它絕不在經驗之內，而毋寧說是保證經驗得以成立的某種理念。亞里士多德在談論德謨克利特時，也沒有把原子作為其哲學的核心概念來看待。他說，“留基伯與他的同門德謨克利特以“空”與“實”為元素，他們舉“實”為“是”，舉“空”為“無是”：他們并謂是即不離于無是，故當空不逾實，實不逾空。”[5]14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謨克利特哲學的根本原則是“實”與“空”這一對相互對立統一之范疇，即使把此處的“實”定義為原子，這個“實”也不是經驗意義上的“實物”，而是先驗意義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馬克思對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評價，就必須清楚這一論證的關鍵并不在經驗領域，而是在形而上學領域。

《博士論文》第一部分第三節對兩者自然哲學的區分是一般性的區分，這不同于論文第二部分對兩種原子論具體細節的區分。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既然一般性的區分是兩者的主要區別，那么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節，而原子論只是形而上學中的一個部分，為什么還要把它單獨拿出來并用一章的篇幅來討論呢？

馬克思的這一設計大概出于以下考慮，即原子論雖然只是形而上學的一個部分，但卻是最為關鍵的一個部分，因為它直接決定某種唯物主義的基礎是否牢固。如果絲毫沒有論證，只是憑空把原子和虛空作為自然哲學的基本原則，那么這種自然哲學即使是唯物主義的，也仍然是一種獨斷的迷信。在馬克思看來，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之所以能夠超越德謨克利特，最為核心的原因實際上就是他對原子的規定和說明，因此必須給予最大的篇幅。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般性的區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異暗示了馬克思以伊壁鳩魯哲學為武器批判黑格爾唯心史觀的目的。

綜合考慮《博士論文》對兩種自然哲學的一般和具體的雙重論證，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來考察伊壁鳩魯對古希臘唯物主義的創新與超越。

（一）在真理問題上的分歧：兩者對現象與本體關系認識的差異

馬克思發現，兩位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共同點在于兩者都承認“原子和虛空”的形而上學原則，但是德謨克利特在對這一原則的運用中卻出現了巨大的矛盾。

這個矛盾最先表現為“真”的問題。真理問題表面上看是屬于知識論問題，實際上涉及形而上學問題，因為知識論問題只關注認知的條件及過程，而真理問題卻關注認知的對象和前提，涉及對世界的設定。德謨克利特在這些問題的表述上的確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堅持現象與本質的差異，認為除了本體（或者說原子、實有）為真以外，其他一切現象都是主觀的因而是不可信的，這樣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礎給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發現現象顯然是被靈魂所把握的，而靈魂則是實有的本體，既然如此，那么被靈魂所把握的現象顯然也應該具有真理性，這樣他又把真理性的標準從認識論上樹立了起來。馬克思將這一情況稱為德謨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實說到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就是德謨克利特在追求本體的同時不愿意承認感性所獲得的現象的真實性，這就等于在本體論上堅持唯物主義的同時，在認識論上卻堅持唯心主義，如此一來怎能不產生矛盾呢。

而伊壁鳩魯卻克服了這一矛盾，他堅持感性確定性的第一原則，認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報道者”，而概念必須以感性所獲得的現象為標準進行校正。這樣來看，伊壁鳩魯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種先驗設定的東西，而是借助經驗所推演出來的東西，當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獻上的支持，馬克思也沒有就此繼續展開。

這卻給人們留下一個問題，一個如此重視感性確定性的人，為何沒有將這一經驗論原則貫徹到底，反倒還篤信原子論的形而上學，休謨不就是太強調經驗而最終成為了懷疑論者嗎？馬克思后文中的解釋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這一疑問，實際上伊壁鳩魯區分了“始基的原子”與“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質料性的，類似于近代物理學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則是構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學原則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鳩魯強調感性確定性的認識方式，這一認識方式本身其實就是他的原子論原理。馬克思說，“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樣，同樣他的認識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論。發展的每一環節，對于他，立即就轉變成一個固定的、仿佛通過空虛的空間從它們的聯系中分離開了的現實；一切規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個體性的形態。”[1]45因此雖然表面上看，伊壁鳩魯可能有堅持感性確定性原則而放棄原子論的傾向，但是實際上他以另外一種動態的方式理解并承認了原子論。也就是說，他堅持的感性確定性本身實際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實踐過程，而他借助這一行動所否定的原子，則是質料意義上的“始基的原子”。而這種放棄也不是徹底的放棄，最終它必然通過元素原子的運動重新被構建出來。

（二）尋求知識與追求幸福：兩種哲學目標的差異

由于德謨克利特在形而上學問題上堅決區分本體和現象，因此處于本體領域內的原則就不可能對現象界產生影響。但是同時由于他在認識論問題上，又堅決認為只能通過經驗才能達到本體的認識，所以他又必然廣泛地涉獵一切實證知識。“古代的軼事就算是一個傳聞吧，但也不失為一個真實的傳聞，因為它描述了德謨克利特的本質的矛盾。據說德謨克利特曾經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銳。正如西塞羅所說，這個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個世界的同一個人。但是他沒有獲得他所尋求的東西。”[1]21

而伊壁鳩魯恰恰相反，盡管他一再強調感性直觀的重要性，但是他卻并不因此就毫無節制地汲取一切經驗。這是因為，伊壁鳩魯唯物主義的哲學目標不是為了獲取純粹的知識，不是那種把握本體，而是最終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鳩魯始終把他的哲學看做活生生的實踐哲學，具有倫理學意義上的現實關懷。“伊壁鳩魯在哲學里面感到幸福和滿足。他說，‘你必須為哲學服務，如是你才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一個人傾心降志以從事于哲學，他用不著等待；他立刻就會得到解放。因為服務于哲學本身就是自由’。”[1]22通過伊壁鳩魯，人們最終發現哲學最根本的任務不是“真”，而是“善”，這也是人們尋求知識的目的和真諦。如果知識無助于人們獲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類知識的價值何在。

通過這一比較，馬克思發現德謨克利特雖然是唯物主義，但是他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內在矛盾性卻決定了他的唯物主義最終不但會走向懷疑論和不可知論，而且無論擁有多少知識，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觀伊壁鳩魯的哲學，則始終把感性直觀的現實作為判斷的基礎，把生活幸福的現實關懷作為實踐的原則，因而伊壁鳩魯的哲學是健康的實踐哲學，這才是馬克思努力尋找的打破唯心主義哲學的鑰匙。

（三）必然與偶然：現實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條件

如果說實踐的原因是要把握本體，實踐的結果是要獲得幸福，那么德謨克利特哲學的內在矛盾就注定了他這種唯物主義的悲劇，即一方面無法追溯到實踐的原因，另一方面無法獲得實踐的結果。哲學家實踐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世界和思想之間建立一般性關系的過程。而這一悲劇就造成了德謨克利特把必然性作為現實世界的反思形式。換句話說，德謨克利特對必然性的強烈要求實際出于他對待實踐問題上的絕望。

伊壁鳩魯不但避免了這一困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進一步對必然性和偶然性進行了重新規范。在他看來，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類經驗認知的范圍，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觀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論出來的概念。也就是說，偶然性和主觀任性都是可以通過直觀被把握的，人們只有在觀察到偶然性和主觀隨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經驗資料后才有可能推論出事物發展順序的規定和聯結，即必然性。因此，馬克思指出伊壁鳩魯的必然性是一種有條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現為相對的必然性，表現為決定論。而相對的必然性只能從真實的可能性推演出來，這就是說，有一系列的條件、原因、根據等等，那種必然性是通過這些東西的中介的。真實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顯現。”[1]24而偶然性對他來說則只是一種具有可能性價值的現實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則正是真實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觀直接捕捉到，要么則是通過理性自身的想象所獲得。以這樣一種視角來看待世界，當然不免有其消極意義，但是伊壁鳩魯的本意并不是否認一切聯系和原理，而是認為物理學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說到底定理所規定的必然性的出現也是建立在人類構造的偶然性基礎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向人類敞開，人們通過實踐去追尋自由并獲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對自由的規定才成為馬克思進一步來論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結語

麥克萊倫在評論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動機和旨趣時寫道，“馬克思選擇這一題目是想通過考察希臘歷史上相似的時期來闡明當代的后黑格爾哲學境況……黑格爾哲學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從而具有非現實性，并且反對著這個繼續被分裂的世界……馬克思認為在這樣的時期會出現兩個可供選擇的替代：要么無力地模仿以前的東西；要么進行真正的徹底的變革。”[6]27的確，當唯心史觀成為新的宗教，絕對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時候，如何能夠打破這一悲劇的命運，重新發現一條自由之路，就成為后黑格爾時代哲學家的必然使命。

馬克思在為唯物史觀尋找出路的過程中，再次發現了古希臘唯物主義的豐富資源。與德謨克利特的內在矛盾相比，伊壁鳩魯對感性直觀的重視、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對偶然性與自由辯證關系等問題的闡釋無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哲學中另一條隱蔽的林中小路。雖然青年馬克思此時還沒有投身于“改變世界”的革命實踐，但是他對伊壁鳩魯的哲學史意義上的辯護和他對伊壁鳩魯感性直觀的褒揚，已經迸發出了哲學革命的火種，就此而言《博士論文》在某種程度上應該算作唯物史觀的理論萌芽。正是在馬克思的重新詮釋下，由伊壁鳩魯開啟的具有樸素辯證意味的唯物主義實踐哲學最終為馬克思在20世紀重寫哲學史提供了銳利武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馬克思博士論文[M].賀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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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3卷）[M].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83.

篇4

【正文】

中圖分類號：F24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848（2004）01-0054-06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踐發展的合乎邏輯的必然要求；而按勞分配，又是多年來公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這樣，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就成為現階段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中一個基本問題。周為民、陸寧二位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新華文摘》2002年第11期全文轉載，以下簡稱“周文”），對此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最終結論“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按勞分配因市場關系而轉化為按要素分配”的基本觀點，是頗值得研究的。

一、馬克思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基本觀點

我們要討論按生產要素分配問題，首先就要明確什么是生產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產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的，相關討論也都是從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展開的，我們就從馬克思的有關基本觀點入手展開分析。

（一）馬克思對分配概念給予的科學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礎上對作為社會再生產四環節之一的“分配”給出了嚴密而明快的定義：“由每年新追加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分成三部分，它們采取三種不同的收入形式，這些形式表明，這個價值的一部分屬于或歸于勞動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屬于或歸于資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屬于或歸于土地所有權的占有者。因此，這就是分配的關系和形式，因為它們表示出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中間進行分配的關系。”（注：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這個定義告訴我們，分配的客體，是產品中新生產的總價值；參與分配的主體，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勞動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馬克思所揭示的產品分配與生產條件（要素）分配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在對社會經濟肌體的深刻解剖中，科學地揭示出了生產對分配的決定作用。他指出，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別的社會性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注：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謂“生產決定分配”，其實質就是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關系，決定產品的分配關系。生產條件（要素）的所有權，就是分配產品的索取權。任何一種產品分配，都是由生產條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狀況決定的。這就科學地論證了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的客觀必然性。

（三）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規律的普遍適用性。馬克思經過多年的研究，對社會經濟肌體的內在構造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猶豫地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1966。）這就是說，任何一種產品分配，都是由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所決定的。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決定產品的分配，從而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產品，適用于“任何一種分配”，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把這一規律局限于某個特定條件之下，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這一規律發現者的原意。

因此，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提出“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規律”這樣一個概念，但他是這一規律的真正發現者和論述者。我們要“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按生產要素分配，來討論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就不能不對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說明，這應該是我們展開討論的共同的理論基礎。

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科學含義

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討論，學者們雖然發表了很多的見解，但是，什么叫“按生產要素分配”？對于這樣一個討論中最基本的問題，卻未見較為科學而完整的說明，更未形成共識。有的學者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也有的學者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注：余陶生，評物化勞動創造價值和按生產要素分配[J]，武漢大學學報，1997（2）。）講清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準確含義，是一個討論中首先要明確的問題。

我認為，要確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本來含義，與確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樣，都要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研究。

從“質”的方面來講，分配關系總是人與人的關系。是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之所以要“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由于進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是分屬不同的所有者的。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生產過程提供了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就要求從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分得與自己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相適應的一部分生產成果。他之所以有權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因為他具有對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如果進入生產過程的是無主土地、自然森林、空氣、陽光或海水等生產要素，也就不存在按這些生產要素分配的問題了。可見，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權利，直接來自于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生產要素所有權，是對生產成果索取的權利依據。所以，從性質來說，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準確地說，是“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勞動力所有權、專利技術所有權等進行分配。這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最本質的規定。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義。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必然會導致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誤解。

從“量”的方面來看，每一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時，究竟是按照它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還是按照它對生產過程的貢獻進行分配？對此，我認為，既不能簡單地認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斷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絕對地把兩者分割開來。

其一，在一般情況下，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數量分配，是統一的。例如，土地這種生產要素，它的數量越多，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當然也就越大；它的質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優越，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當然也就越大。所以，在這里，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并不矛盾。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割裂開來，更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

其二，在許多情況下，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又會出現不一致。例如，勞動力這種要素，有的人，體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態度不好，貢獻并不大。這就形成了二者的脫節。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分配依據的，應該是生產要素的貢獻，而不是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因為，進入生產過程的每一種生產要素，正是因為它對生產過程有用，對生產結果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它才有權取得生產成果的一部分。所以，當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一致時，堅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是科學的；當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不一致時，堅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仍然是科學的。在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中，已經包含著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復雜的經濟生活中，每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以及生產成果的貢獻，往往是很難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的貢獻及生產成果的貢獻很難準確地判斷，所以，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往往是同時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資本所有者出借資本而得到利息，這時的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都是按其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的。只要雙方達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貸資本的協議，不管這些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實際貢獻如何，生產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經達成的協議參與分配。而勞者的計件工資、銷售人員按銷售額提取個人收入等等，則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參與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產要素，是既可以按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也可以按貢獻分配。如技術專利，既可以按其數量和質量進行買斷性轉讓或一般性轉讓；也可以按采用這一專利技術后企業利潤增加額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數量和質量分配；后者是按貢獻分配。這兩種參與分配的形式，在實踐中都是存在的。

在這里，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對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原則的否定。生產要素的數量多，質量高，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自然就大。只是在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無法準確計量的情況下，不得不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來參與分配。而這種分配數額的確定，也是基于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依據經驗和概率來加以確定的。其表現形式是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但其基礎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

所以，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準確含義，從質的規定性上，是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從量的規定性上，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同時也可以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

三、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存在條件

“周文”得出其“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的基本結論的主要論據是，他們認為“按要素分配如等價交換一樣是一種市場現象，是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相聯系、相統一的具體分配方式”。這也就是說，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存在條件是市場經濟。持這種觀點的，在我國還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別尊敬的一位經濟學家也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特定的經濟運行方式所決定的”，“是市場經濟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湯在新，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配方式[J].經濟學家，1997，（2）.）說按生產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資本主義，不為資本主義所獨有，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存在的條件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特定的經濟運行方式所決定的”，顯然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我們先來看市場經濟之前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要素。誰占有了土地，誰就具有了憑借土地所有權占有土地產品的權利。誰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將土地用于何種用途，都必須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勞動力，是封建社會的另一基本的生產要素。封建社會勞動者已經不再是奴隸社會的奴隸，雖然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但勞動者已經具有了基本獨立的人格，對自身的勞動力，勞動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權。土地所有者要雇傭勞動者來投入他的生產過程，就必須讓被雇傭的勞動者參與這個生產過程生產成果的分配——為勞動者支付工錢，也就是使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報酬。在勞動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況下，勞動者也可以采用勞役地租的形式，以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使用權來交換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使用權。在這里，按生產要素分配——既按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也按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實實在在的存在著的。

我們再來看奴隸社會。在奴隸社會中，勞動者沒有獨立的人格，只是“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既占有物質的生產資料，又占有勞動者（當然就占有勞動者身上的勞動力）。全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都屬于奴隸主所有，在整個奴隸社會，只有奴隸主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夠作為分配主體的，只有奴隸主這一個階級。奴隸只是“會說話的工具”，與牲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一樣，沒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因而沒有參與分配的權利。在整個社會當中，哪個奴隸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隸等生產要素數量多、質量好，哪個奴隸主就會得到更多的生產成果；那個奴隸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隸等生產要素數量少、質量差，那個奴隸主得到的生產成果就會少一些。整個社會的生產成果在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分配，依然遵循著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規律。

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以土地等生產要素的私有制為突出特征的社會。如果對此來一個反向思維，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就更為明確了：假如這兩個社會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那么，生產要素的私有制，對社會經濟過程還有什么經濟學的意義呢？

顯然，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在封建社會明明白白、實實在在的存在著，在奴隸社會也明明白白、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這足以說明，按生產要素分配絕不只是市場經濟所特有的現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條件。按生產要素分配存在的條件是什么呢？

生產要素，也稱生產條件，過去講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三個方面。現在講生產要素，除了土地、勞動、資本之外，還有技術專利，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是進行生產活動、創造物質財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沒有財富之父母，也就沒有財富。生產要素是財富的源泉，它對于人類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產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產要素的極端重要性，決定了財富的創造非用它不可；生產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決定了它不可能無限地隨意得到。兩方面的結合導致了人們迫切地占有生產要素的強烈欲望。因為，把極為重要而又極為稀缺的生產要素據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產的主導權，占有了獲得生產成果的權利。于是，便產生了生產要素的所有制。社會對這種所有制關系的確認、調整和保護，便形成了所有權。

生產要素成為人們的所有物之后，再把這些生產要素用于生產過程，必須通過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允許并把生產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給這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否則，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寧可讓生產要素閑置起來，也不讓你使用。一般說來，任何一種生產過程，都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缺一不可。但各種各樣的生產要素，往往不為同一個所有者占有。這樣，生產的進行，要求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把他們各自占有的生產要素投入一個共同的生產過程。這個生產過程的結果，便歸這些生產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產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產要素的貢獻的大小，在他們之間分配。這種按照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生產提供的生產要素的質和量及其貢獻來相應地分配產品的客觀必然性，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規律。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存在的客觀基礎或條件。這一客觀基礎或條件，是與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共存的，因而，按生產要素分配產品的規律，是迄今一切社會經濟形態共有的經濟規律。

四、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

由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是在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經濟形態中都存在的，是為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規律，它不隨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演進而變化，也不隨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而轉移。因而，它是本質層次極高的經濟規律。在封建社會，土地所有者憑借土地所有權而取得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憑借資本所有權而占有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憑借自己付出勞動的貢獻而獲得報酬，盡管這都是反映其社會最具本質經濟關系的經濟規律，是對決定各自社會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經濟規律，是本質層次很高的經濟規律，但是，對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而言，它們都不過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在這幾個社會的具體表現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證明，就簡單地斷定“按要素分配如等價交換一樣是一種市場現象，是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相聯系、相統一的具體分配方式”，不僅是不正確的，也顯得有些武斷。“周文”又以這樣一個未加任何證明的、不正確的論點為主要依據，簡單地得出了該文關鍵性的結論：按勞分配是本質，按要素分配是現象，“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是按勞分配因市場關系而轉化為、表現為按要素分配”。這個結論的錯誤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搞顛倒了：把本質層次更高的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說成了現象和形式，而把作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具體表現形式的按勞分配說成了本質和內容。

在明確了上述幾點之后，我們再來分析我國現階段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

誠如“周文”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按勞分配，是以全社會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為條件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每個社會成員都不能再以資本的、土地的等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來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每一個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也不能向社會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在不同的社會成員中，只有勞動力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出現在個人分配中的，只有勞動力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權。所以，生產的成果，在社會進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個人所付出的勞動貢獻來進行分配。在這里，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產要素當中，除了勞動力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為個人的所有物，能夠為個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勞動力，這時，按生產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現為馬克思的按勞分配。

但是，這種按勞分配的“馬克思條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國家中都從來沒有實現過，在我國更是從來沒有實現過。實行這種按勞分配的條件不具備，這種按勞分配當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實行。我們現在所實行的按勞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國現有經濟條件當中的、不同于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的另外一種按勞分配。

我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經濟條件與“馬克思條件”的主要差別，在于遠遠沒有實現全部生產資料的全社會共同占有，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都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所有者，這些不同的生產要素的所有權，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認，得以實現。這樣，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周圍，還有不同的資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術專利權的所有者，等等，這些不同的參與生產成果分配的平等權利，只能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平等地全部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在這里，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與其他的生產要素所有權相比，并沒有什么不同之處。勞動力，是諸多的生產要素之一，勞動力的所有權，是諸多的生產要素所有權之一。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中的按勞分配，也同樣只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容之一，它構成了現階段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一個方面，一項內容。也就是說，我國現階段的按勞分配，是包括在現階段的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的。二者的關系，首先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是種概念與屬概念的關系，這是兩者之間最基本的關系。

“周文”在其關鍵性的錯誤結論的基礎上還得出了這樣的推論：“不能因此而誤以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勞分配，除了按勞分配以外還按資本等其他要素分配”，這真實不可思議的混亂！如果說，“生產要素”中包括勞動力，而按“生產要素”分配卻不包括按勞分配，這在邏輯上怎么能講得通呢？按生產要素分配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勞分配呢？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又是什么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明明指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怎么能說“除了按勞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了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把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并列，并要按勞動的貢獻分配、按資本的貢獻分配、按技術的貢獻分配、按管理的貢獻分配，等等，這就構成了統一、完整的按生產要素分配整體。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包括著按勞動的貢獻分配，這是顯而易見的。按勞分配只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除了按勞動的貢獻分配之外，還一定有按資本的貢獻分配、按技術的貢獻分配、按管理的貢獻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勞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那只要講按勞分配就完全可以了，還一定要再提出一個“按生產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問題的實質恰恰在于，以往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只講按勞分配（雖然在實踐中按勞分配也沒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說：“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變化，’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經合乎邏輯地被提了出來”。既然“周文”已經意識到了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這棵“常青之樹”提出了要按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分配的要求，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結論中輕易地把它否定掉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同時，“周文”的說法也明顯地混淆了勞動收入與非勞動收入的區別。

在關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關系的討論中，有的學者為了解釋“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命題，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生產要素”，只是指資本和技術等勞動力以外的生產資料，不包括勞動力在內，所以才有了按（非勞動力的）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相結合。這種解釋顯然是過于牽強附會了，無論是從馬克思對生產要素的定義來看，還是從經濟學界的使用習慣來看，生產要素從來就是既包括物質的生產資料，也包括勞動力，誰都不會否認勞動力是生產要素之一，講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議的，對“生產要素”范疇的這樣一種解釋，既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經濟學界的共識，因而是難以成立的。

在明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包括按勞分配這樣一種兩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之后，接下來的問題還有兩個：一個是如何認識“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問題；另一個是怎樣理解“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問題。

既然按勞分配是包括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的，這就不存在一個所謂“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問題。黨的“十五大”報告雖然使用了“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說法，但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已經不再使用這種說法。如果承認按勞分配包括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是對二者客觀內在聯系的科學揭示，再糾纏這個問題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黨的“十五大”報告和“十六大”報告，都堅持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提法。但經濟學界對這個問題卻缺乏應有的、深入的研究。勞動的貢獻、資本的貢獻、技術的貢獻、管理的貢獻等，都是作為生產成果分配的依據，是處在同一層次上的并列的關系，可以有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周文”認為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層面上并列或‘主輔結合’的關系”，從而否定了這一問題的存在，是不應該的。那么，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具體含義呢？

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僅決定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的存在，而且還決定各種生產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種生產要素，可以相互比較其數量的多少和質量的優劣，容易決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額。不同的生產要素投入同一生產過程，在分配所生產的產品時，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相互比較，孰輕孰重？這就要看哪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隸社會，勞動力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工具還很簡陋，在生產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還很多。這時，對奴隸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戶數（實際上也就是勞動力的數量）為標志。到封建社會，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土地所有權成為權力的象征。產業革命之后，資本成為生產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資本所有權成為支配一切的東西，成為“普照之光”。這時土地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雖然都獨立存在，但都要受資本所有權的制約。到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國計民生的基本生產資料實現了公有，在社會成員個人參與生產成果分配的權利依據中，屬于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范圍和比重都明顯地下降，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顯地提高。在這一基礎上，按勞分配在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特別是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作為科學技術的創造者和科學技術知識主要載體的勞動者，對社會生產過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強，“按勞分配為主體”得到了更為堅實的生產力基礎的支撐。

無論如何，堅持并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初衷，是要保持勞動收入在個人收入總額中的主體地位，而不能讓非勞動收入無限制地擴張。“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的范圍和程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范圍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勞分配為主體”就體現得越充分。但是，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實踐反復告誡我們：生產資料公有制范圍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而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按勞分配為主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愿望所決定，而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如果脫離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現實狀況，一味去追求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那將要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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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刃剛，戴宏偉.生產要素論[M].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9.

篇5

【關鍵詞】社會時空/社會形態/自由時間/時空轉化/虛擬時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中圖分類號]B016.9[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0257-2826(2003)10-0060-06

長期以來，國內對馬克思時空觀的研究和傳統教科書對該理論的闡釋僅停留在辯證的自然時空觀上，對馬克思的社會時空理論則很少有人問津。20世紀90年代初，盡管個別學者曾對馬克思社會時空觀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但沒有引起學界應有的回應和對該理論足夠的重視。隨著近幾年數字化和虛擬哲學研究的興起，馬克思的社會時空理論終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論界的興趣和關注。為此，回顧和總結近十年來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狀況，為這一理論在當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個基礎和平臺，顯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會時空問題的提出

對馬克思何以提出社會時空觀，或社會時空觀何以可能，國內學者有不同見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兩種：

1.從哲學的時空框架中邏輯地推出。

劉奔在《時間是人類的發展空間：社會時一空初探》(《哲學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學的時空范疇，是物質運動的規律性的表現，那么作為運動高級形式的社會當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時空結構。社會時空特性，無非是社會運動的規律性在時空關系上的體現。

劉奔是從時空與物質運動的關系入手，將這一理論“推廣”到社會歷史領域的。

2.時空來源于人的社會實踐。

俞吾金在《馬克思時空觀新論》(《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馬克思不是從傳統哲學的時空框架引申出實踐概念，而是從人的實踐活動，特別是從生產活動出發引申出時空概念的。在馬克思看來，并不存在一種與人的實踐相脫離的“自然時一空”。而傳統的哲學教科書的失誤正是撇開人的實踐活動，從所謂的自己運動著的物質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發去闡述馬克思的時空觀，形成所謂自然時空，這樣就把馬克思的時空觀二元化了。他認為劉奔雖然強調應把馬克思的時空觀研究重心放到社會時空上，但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種二元論。

也有讀者對俞吾金的觀點提出異議。因為俞吾金在《馬克思時空觀新論》一文中，引用古爾德的話(對于馬克思來說，勞動是時間的起源——既是人類時間意識的起源，又是對時間進行客觀測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來說明時空來源于人的生產勞動。有人認為俞吾金引用的這句話恰恰表明了不是時間和空間，而是人類的時間意識和對時間的測量手段，起源于生產勞動。俞吾金是在用時間意識的起源來解釋時空的起源。

在以上討論中其實隱含了這樣一個問題：自然時空和社會時空的關系問題。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社會時空是自然時空在社會運動領域的特殊表現形式；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根本不存在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的絕對的自然時空，自然時空只能以揚棄的形式包含于社會時空之中，因為現實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動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對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闡釋

如何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時空觀，包括其理論內涵、特色、意義、發展階段等等，國內學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對傳統教科書中時空觀的反思。

傳統教科書中時空理論的科學性在于：強調時空與運動的不可分離性，根除了牛頓“絕對時空”觀認為時空與運動無關的錯誤觀念；強調時空存在的客觀性，否定了康德把時空理解為先天直觀形式和馬赫把時空理解為整理感覺材料的工具的過分夸大主觀性的錯誤；強調了時空的無限性，否定了黑格爾認為自然界的發展是在空間以內、時間之外的觀點和杜林認為世界在時間上是有開端的、在空間上是有界限的時空觀。

但是，傳統教科書時空理論也存在嚴重失誤：它沒有從根本上走出舊哲學從物質和運動出發來闡述時空理論的基本思路。它在強調時空客觀實在性時又把時空絕對化、抽象化了。這種與人的活動相分離的、始終是以抽象的物質或抽象自然界作為載體的時空觀，必定是超越社會歷史的。所以，傳統教科書中的時空觀是對馬克思時空觀的誤讀(或片面理解)，它沒有從根本上反映馬克思的時空理論的全貌和特色。

2.關于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理論特色。

一些學者在反思傳統教科書時空觀得失的基礎上，揭示了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理論特色：(1)馬克思從經濟學角度表述時空觀，并不是為了純粹的理論建構，而是基于現實社會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終保持哲學的高度，并自始至終著眼于實踐的思維方式和批判方式。(2)馬克思不是從傳統哲學的時空框架出發引申出時空概念，而是從人的實踐活動，特別是生產勞動出發引申出時空概念。(3)馬克思始終是把時空問題放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的。他沒有局限于“物質—運動—時空—規律”的形而上學公式，而是抓住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邏輯。

在對資本主義歷史條件的考察的基礎上，從時空角度考察三大社會形態，形成了社會形態時空理論。

3.關于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意義。

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提出社會時空觀的意義在于：(1)從根本上超越了傳統哲學從抽象物質運動或從主觀意識出發的極端，將時空建立在人類實踐活動基礎之上，這是時空概念發展史上的一次劃時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內涵，理解了它與物質、價值、自由等問題的關系，才能真正進入實踐唯物主義視野中。

此外，還有學者認為，社會時空的提出，(1)為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無論是社會發展和個體發展，都是爭取時間以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2)給唯物史觀研究社會前進的動力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傳統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其實，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時空運動和相互轉化也是社會發展的另一條線索，這條線索恰恰反映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復雜性和非線性決定關系。

4.關于馬克思時空觀的發展階段。

俞吾金認為馬克思的時空思想的發展可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以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為代表，主要是從哲學上闡述時空學說，馬克思在對伊壁鳩魯時空學說的描述中闡發了自己對時空的理解：時空是現象的純粹形式，而現象又是相對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時空的源泉。青年時代的馬克思的時空學說深受康德的影響。

第二階段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為代表，主要從經濟學角度，尤其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出發闡述時空問題。馬克思不僅認識到時間是人的積極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發展空間，由此提出一切節約歸根到底是時間的節約，勞動者獲得自由的根本條件是工作日的縮短，而且涉及了關于社會形態時空的暗示。

5.關于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內涵。

19世紀下半葉及20世紀，國外很多理論家非常關注并創造性地闡發了馬克思的時空理論，如馬爾庫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時間分為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縮短勞動時間；阿爾都塞提出了“歷史時間”的概念以表明“社會總體”的不同層次和部分、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上的時間均有質的差異；古爾德提出了馬克思關于“時間辯證法”的學說；吉登斯則把時空問題和現代性聯系起來。這些學者開始從人的勞動出發來論述馬克思的時間理論，同時意識到了馬克思的時間學說與生存、價值、自由之間的內在聯系，這對我國學者研究馬克思時空觀的角度和思路無疑是很好的借鑒。

國內學者在借鑒現代西方學者研究馬克思時空觀成果的同時，從以下方面揭示了社會時空觀的內涵：

(1)社會的時間結構和社會空間。社會的時間結構就是滿足不同需要的各種活動在人的整個時間中所占的比例，它決定著人類發展空間的廣度和深度。社會的時間結構如下：

附圖

直接決定人的發展空間大小的是自由時間的多少。自由時間在量上與必要勞動時間成反比，與剩余勞動時間成正比。因此，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是時間的節約，個人和社會的發展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省。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效率，節約勞動時間，就等于增加自由時間，擴大個人和社會發展的空間。活動的時間結構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

(2)時空的相互轉化。人在實踐中創造自由時間，也就為自己開辟了發展的空間，這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在時空關系上的表現。作為社會時間晶化形式的社會空間，不但以實物形態存在，而且以社會關系形態存在，也就是社會結構。

社會歷史表現為兩個相反的運動過程：即時間的空間化(活動結構要素轉化為社會關系要素)和空間的時間化(社會關系結構要素轉化為活動結構要素)。考察社會時空的內在聯系，就是考察社會結構和社會活動結構的相互轉化，這是解釋社會規律及其實現機制的根本途徑。

(3)時空關系與分工規律。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從階級關系上來看，是少數剝削階級把自己在精神領域的發展建立在對大多數勞動者剩余勞動的剝削上；從個體與族類的關系上看，這是族類犧牲多數個體以獲得族類的加速度發展；從時間與空間的關系上看，這又是人類以多數個體的全部生命活動時間耗費于生產直接物質生活資料為代價，換取族類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4)社會形態時空。在馬克思三大社會形態理論中，時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現方式。在以“物的依賴性”為主的第一階段，決定人的活動價值的是勞動時間；在以“人的依賴性”為主的第二階段，作為人的勞動成果凝結的商品價值則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的第三階段，自由時間將成為衡量財富的尺度。

(5)時空關系與人的自由。階級社會中，在生產力發展不足時，人類的發展是以多數個體的時間換取社會的自由時間為代價的。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社會的發展不再以犧牲個體自由為代價。科學技術為人類帶來的大量閑暇時間轉化為人的活動(發展)空間，意味著不論社會還是個體的自由度都將顯著提高。

三、對社會時空問題的新探索

在對馬克思社會時空觀做出闡釋的同時，一些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社會時空理論做了具有深化意義的研究。

1.社會時空的特征。

社會時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體性。社會時空是社會運動的本質規律，而社會運動的主體是人，所以社會時空可以通過人的活動達到質與量的統一。(2)主觀性。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社會時空；社會時空結構作為人的活動過程的結晶，反過來又影響和制約人的活動。(3)社會歷史性。社會時空由于歷史階段的不同而具有質的不同。社會時空作為一種存在只能從人的具體活動中獲得它的規定性。(4)相互轉換性。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的相互轉化。科學技術在轉換中發揮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2.人類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

有學者應用馬克思的社會時空理論分析了人類個體的發展空間，提出人類個體的發展空間實際上就是從事生產的可能性空間，而從事生產的可能性空間又取決于個體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屬于他的那個獨特的資源世界。所以資源占有狀況的分析是人類個體發展研究及其與社會發展之關系研究的共同基礎。

3.自由時間和閑暇時間。

自由時間和閑暇時間都是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勞動時間的節約為前提的；而且自由時間的實現，也要依賴于閑暇時間里具有積極意義部分的增長。

二者的區別在于性質和構成上的不同：(1)兩者質的構成和社會功能不同。閑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為主要內容的時間。消極的閑暇活動可能帶來消極的社會后果。(2)閑暇與勞動處于分離狀態，而自由時間和勞動時間在未來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直接同一、融為一體的。(3)閑暇時間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自由時間是一個與人的自由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哲學范疇。

4.社會時空與歷史發展中的因果關系。

歷史發展在總的過程和趨勢上的不可逆性是絕對的，即過去—現在—未來；但歷史并非是單向決定，歷史時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個依次出現的因素能夠以濃縮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會空間中，并相互規定、相互制約。這集中體現了歷史因果聯系的辯證性質：原因和結果相互轉化，不僅“前因”決定“后果”，后果也作為原因調節、規定著現存事物的發展方向。歷史的時間在方向性上，是絕對的不可逆性和相對的可逆性的統一。每一種社會結構作為歷史的暫時形態，都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統一體。

5.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時空特性。

有人從社會時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續發展，即可持續發展觀一方面通過時間空間化來保證當代人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過空間時間化來揚棄時間空間化的過程，并以新的時間空間化成果為后代人提供滿足其發展的需要。可持續發展的時空結構突破了時間不可逆的局限，不僅包括從現在指向未來的取向，而且包含了從未來指向現在的過程，是兩個過程的有機統一。

6.數字化時代的社會時空觀。

社會時空既然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隨著人類實踐水平的提高和實踐形式的深化而不斷呈現新的特點。隨著信息網絡技術和虛擬技術的興起，虛擬實踐已經成為人類一種全新的實踐形式。虛擬實踐必然引起社會時空的質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對于人在數字化時代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四、數字化與馬克思的社會時空觀

近年來，對虛擬時空的研究成為虛擬哲學的理論熱點，這也是馬克思社會時空觀在當代的最新發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虛擬實踐與社會時間形態的轉型。

(1)社會時間的彈性化。虛擬實踐打破了機器大工業時代“時鐘時間”對人們的束縛，大大增加了工作時間的靈活性和彈性，社會時間的彈性化管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2)社會時間的即時化。信息和網絡技術打破了人們傳統的作息節奏和習慣，人們的活動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意義上的時間障礙，社會時間具有明顯“即時化”的特點。(3)社會時間的可逆化。在虛擬社會中，時間超越了傳統的線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現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會時間的個性化。數字化時代是“真正的個人化時代”，虛擬實踐可以使人們根據需要對社會時間進行選擇，社會時間更多的具有了個性化的品格。

2.虛擬空間的結構和特點。

(1)社會空間結構的新分析。自人類產生以來，空間已經分化為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隨著當代虛擬實踐的興起，社會空間也二重化為傳統意義上的現實社會空間——虛擬空間。有學者對社會空間的結構分析如下：

附圖

還有學者提出以下關于社會空間結構的分析方法：從社會時間轉化為社會空間的基本方式來看，社會空間有物化型社會空間、關系型社會空間和制度型社會空間；從社會時間轉化為社會空間的特點上看，社會空間具有個體型空間與整體型空間。

(2)虛擬空間的特點。對于虛擬空間的特點，人們從不同角度給予描述和說明，可總結為以下幾點：A.虛擬性。虛擬空間是通過信息、網絡、傳感、人機界面、VR技術等一系列技術綜合形成的數字化空間，它不同于現實空間卻能給人以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動性。虛擬空間打破了物理空間的穩定性和固定性，使虛擬實踐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們由此可以過一種“電子游牧式的生活”。C.縮微性或隱匿性。互聯網使人們的各種交易時間大為縮短，從而拉近了交易距離，增加了單位時間的交易量，更多地“消滅”交易空間。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虛擬空間解構了傳統社會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虛擬社會成為一個沒有等級差別的社會，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可以獲得充分的張揚。E.可共享性或非獨占性。現實實踐中人的空間是固定的、獨占的，虛擬實踐中的空間是非獨占性的，一個人可以同時既在此處又在他處，占據多個空間。

曾國平、李正風等學者在《賽博空間的哲學探索》一書中，從互動建構論的立場分析了虛擬空間的特點，虛擬空間的實質在于對人類社會生活空間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點在于：其一，虛擬空間是數字化流動空間，這種數字化的知識平臺不僅使開放性資源共享和合作性競爭成為知識生產的機制，而且知識的網絡化生產也加快了知識創新的過程。其二，虛擬空間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體間相互交往、共同建構的交往文化空間。這正反映了人在建構技術的同時，技術也反映了人的開放性的本質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虛擬空間又是一種政治—經濟體制主宰下的知識權利結構，其動力來自于以資本和知識為主導的社會權利結構對更有效的市場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對時空特性的影響以及中國信息化進程的時空特點。

有學者從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時空的特性，認為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廣泛應用，推動了時間和空間從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要素轉化為內在因素，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僅是一種信息技術、信息資源和信息活動規則的創新和整合的過程，更是一種時間和空間的重組進程。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借助于信息產業化發展的優勢向外擴張，不斷擴大自己的發展空間，信息化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時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過程。而當代中國信息化既包含了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也包含了盡快提升工業化的水平邁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問題。當代中國的信息化實際上就是將農業現代化、工業化與信息化壓縮到同一個時空中，信息化表現為“時空壓縮”(Time-SpaceCompression)的過程；但同時，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時空伸延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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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真理都既有絕對性又有相對性，勞動價值論概不例外。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必須堅持科學的方法，在其本身成立的前提條件下發展。目前理論界存在一種錯誤的趨勢，就是對勞動價值論采取隨便宰割的方式，要么斷章取義，要么從實用的角度加以取舍，一方面認為勞動價值論應該能解釋一切問題，另一方面又認為勞動價值論不能解釋現實問題，故其過時了。論文百事通同一研究對象因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思路，分析不同的問題也有不同的概念系統，不同的假設系統也給理論留下不同的發展空間和方向。任何理論都有存在的條件和限制的范圍，在此之內是真理。所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因其研究對象的特殊也形成特定的理論限制條件。我們從以下三個層面，分析勞動價值論的限制條件，進而準確理解其勞動價值論的內涵。

一、勞動價值論的對象限制

理論就是對研究對象的一種應答。研究對象包括對象之間的范圍、內在的關系和邏輯可能性空間。法國著名的結構主義的者路易阿爾都塞，將其稱之為“問題框架”，它指由一系列問題結合起來構成的特定的問題結構或問題體系。阿爾都塞認為任何“文本”都是雙重的或雙層的結構。第一層是表面的文字結構，即“可見的話語”，表現為概念、句子之間的邏輯聯系等。第二層是深層的、潛藏在無意識層次中的語言結構。他把潛藏在“文本”深處的結構稱之為“問題框架”。“正是問題框架的概念在思想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系體系，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復的問題體系。”認為脫離“文本”的“問題框架”，從字面行文來對原著和思想進行閱讀和理解，極易造成誤斷和歪曲。

經濟理論只不過是用來說明和解釋某一研究對象的簡單或理想化的“模型”。不同的經濟理論也就構成對不同研究對象的回答。所以必須梳理價值論發展的內在邏輯，把握勞動價值論的深層結構。勞動價值論要解決的問題及其內在聯系，就構成其特定的研究對象或“問題框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中的邏輯矛盾或悖論的發現，事實上成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研究的起點。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論概念的歧義性，導致價值論的混亂和不徹底性。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論方面存在的邏輯矛盾和顯示出的演進方向，就成為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者和繼承者——馬克思研究勞動價值論既定的研究對象和理論前提，并決定勞動價值論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點的選擇。

亞當?斯密認為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和商品交換中所購買的或支配的勞動，在量上看作是相等的，不變的。以“勞動的價值永遠不會變動”為前提得出了勞動決定價值和收入決定價值二元價值論。馬克思在批判“馬爾薩斯片面發展了斯密價值論錯誤”時，明確指出：把“勞動量和勞動的價值這兩個用語等同起來”，“純粹是同義反復”，“直接同工資相交換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能力，正是這個混淆造成了謬誤”，“但決不能從上述反復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定的勞動量等于工資中或者說構成工資的貨幣或商品中包含的價值量。也不能說，工資的價值等于代表(同工資相交換的)勞動的產品的價值，因此，代表所能買到勞動的價值所包含的勞動的那些商品價值和用來購買或支配這一定勞動量的那些商品的價值，是不大相同的。”斯密有時把商品的價值量歸結為勞動時間，主張“客觀價值論”；也有時把形成價值的勞動看作勞動者對“安樂、自由與幸福”的犧牲，而不是把勞動看作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這樣對勞動價值論做出了主觀主義的解釋。斯密價值論多元性是造成價值論在不同的方向發展的根源。

李嘉圖混淆了作為勞動產品的商品之間的交換與資本與勞動(力)本身商品的交換的區別，價值論從商品之間交換向勞動力商品轉移時，出現了價值規律的例外和反常。“因為他(李嘉圖)始終是以在資本家和工人間分配的成品為前提，卻不去考查導致這一分配的中介過程——交換。”“李嘉圖對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和表現在交換價值上的勞動沒有加以應有的區別。李嘉圖那里，到處都把表現在使用價值上的勞動同表現交換價值的勞動混淆起來。”其他經濟學家，混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區別，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別，價值與其獨立形式貨幣的區別，價值量與價值實體的區別，形成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認識。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馬克思把價值理論邏輯上的矛盾或認識上的錯誤的根源，同時指向了“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特殊形式——勞動力價值的關系問題”，從深層次上發現：古典政治經濟學價值理論的混亂、不徹底、庸俗化等都與無法正確把握“商品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值”這一“共性與個性”的關系相關。商品價值與勞動力價值問題相互依托、相互參照，成為同一問題兩個方面，成為勞動價值論的內在結構。因此，馬克思從商品價值的共性和勞動力商品價值個性的辯證統一中，建立了勞動價值一元論，實現了勞動價值論的一場革命。只有從這一特定結構出發，才能理解勞動價值論的精髓。

二、勞動價值論的“概念”限制

價值概念的多義性和使用中的混亂，直接影響了價值理論的相互溝通，成為深入研究價值理論的最大障礙。勞動價值論首先要清除對價值概念的誤解，明確價值概念的內涵，設定其適用條件和范圍。

第一，價值是社會關系范疇，而不是物自身的不變的“實體”范疇或“屬性”范疇。馬克思明確反對把價值看作是絕對東西，看作物的屬性的作法。把”價值變成某種絕對的東西，變成‘物的屬性’，而不是把它看作僅僅看成某種相對的東西，看成物和社會勞動的關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勞動的關系，在這種社會勞動中，物不是作為獨立的東西，而只是作為社會生產的表現被規定的。”馬克思強調價值是不同于使用價值的另一種相對的社會存在，勞動價值論是為了說明：“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社會中，如何實現“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揭示在什么利益關系或生產關系條件下才能使私人勞動變成社會勞動，而這與個人具體勞動的特點沒有任何關系。

第二，價值是社會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或私人勞動。價值必須通過交換環節而實現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移。用來自己消費的勞動，無法社會化的具體勞動或使用價值都不是價值。勞動交換和勞動社會化是價值的本質。馬克思強調“商品作為價值是社會的量，因而和他們作為‘物’的‘屬性’是絕對不同的。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代表人們在其生產活動中的關系。價值確實包含交換，但是這種交換是人們之間物的交換；這種交換同物本身是絕對無關的。‘價值’的概念的確是以產品的‘交換’為前提的。產品作為商品的交換，是勞動的交換以及每個人的勞動對其他人的勞動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會勞動或者說社會生產的一定方式。…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自然科學家發現，鼻煙和油畫由于什么自然屬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為‘等價物’。”

第三，價值是衡量社會勞動的尺度，只是財富的一種形式，而不是財富本身。配弟在《租稅論》中也講到，“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財富是自然物品本身固有的和人類勞動創造的所有使用價值的總和，價值只是衡量社會勞動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隨著人類必要勞動耗費的減少，社會生產力、自然生產力的極大提高而變得沒有意義，終究要退出歷史舞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動因的力量，而這種動因自身——它們的巨大效率——又和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直接勞動時間不成比例，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的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又說：“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馬克思、恩格斯一再批評“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源泉”，“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的說法。價值作為財富的一種暫時的歷史的形式，并不是對所有使用價值的衡量，只是對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勞動耗費的比較和核算。商品交換的雙方要計較各自為生產商品花費了多少勞動，計算和比較二者是否相等，是否可以相互補償，如果可以，就成交。吃虧的事是誰也不愿意干的。這里加以計較和要求補償的勞動耗費就是價值。

第四，價值既是一種矛盾關系，又是解決矛盾的中介手段。商品生產中包含的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關系是價值產生的內在根源。商品在物物交換過程遇到的困難是這些矛盾的直觀表現。一般等價物的形成，即價值從觀念形式發展到獨立的貨幣形式，為解決這一矛盾提供了有效的中介和手段。人們在進行勞動耗費的計算和補償時，抽象掉各種不同的具體勞動的特點，把它們一律當作人類一般勞動的消耗，即同質的抽象勞動的消耗。簡單地說，“價值就是為生產商品所耗費的一般的人類勞動，這種勞動耗費由于要計算和補償，所以被當成價值。商品的價值量由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只是一種理論抽象，事實上它是商品生產者不同生產條件下競爭的產物。不同商品生產者的社會生產條件在事實上是永遠不會相同的，并處于不停的變化之中。同一商品勞動耗費的不同，表明生產條件、技術條件、勞動經驗和勞動強度的不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價值量，生產者在生產之前是不能預見和預期的。生產者只能千方百計降低個別必要勞動時間，而實現在商品交換中不虧本或盈利。

第五，勞動力的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特殊形式，與商品價值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正是脫離勞動力價值論這一特殊形式，所以根本無法理解勞動者的工資、資本利潤的實質，無法解釋剩余價值對于價值規律的反常或背離。“李嘉圖實際上卻沒有闡明，按價值規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問)進行的商品交換中，如何產生了資本和活勞動之間的、一定量的積累勞動和一定量的直接勞動之問的不平等交換，也就是沒有說明剩余價值的起源(因為在李嘉圖那里資本是直接和勞動相交換，而不是和勞動能力相交換)。”只有理解了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才能深刻理解使用價值與價值區別對于科學理解商品價值的重大意義，才能擺脫使用價值對于價值的各種“糾纏”。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分析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就是要說明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是截然不同的，只有把商品使用價值與價值相區分，才能把勞動力商品中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區分開來。兩者互為條件、互為前提。可見勞動力的價值問題才是馬克思批判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突破口和切入點。

三、勞動價值論的方向限制

“近一段時期，關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討論不斷深入，理論工作者提出了許多有見地和有新意的觀點。但也出現了一些忽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自身‘容納’限度，把邏輯性矛盾的或馬克思明確反對的觀點，通過‘拼湊’和‘嫁接’等外科手術的形式，實現勞動價值論的新‘融合’或新‘發展’，客觀上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帶來混亂，造成混淆視聽的不良影響。”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能脫離原有理論限制條件，要在原有的理論空間中，探索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不能從相反的方向使勞動價值論走向庸俗和倒退。

第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商品交換的理論，不能作為財富分配的惟一的理論依據。因為物質財富分配的具體方式有不同的制約條件。比如財富的分配除了生產條件的決定作用，還有非經濟的因素如政治權力、社會暴力、道德理念、宗教思想等起著十分重要作用，這些超經濟的權力可能凌駕于經濟之上成為分配的有形的“指揮棒”，進而掩蓋經濟活動的本質。馬克思雖然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但他并沒有以此作為分配的根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用以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的經濟關系的，并不意味著只有參與價值的創造，才有參與分配的權利。要把價值的創造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馬克思認為利潤、利息、地租是資本所有權、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根據是對資本、土地等要素的經濟所有權，體現了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平等的地位，并不是因為創造了價值。所以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理論聯系起來，認為按勞分配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是一種理論誤解。因為馬克思設想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商品生產消亡，價值不再作為衡量勞動的尺度，按勞分配是個人消費的實物分配，不再存在價值分配。可見，馬克思認為勞動價值論只能說明商品交換中的勞動耗費問題，在非商品的未來社會已失去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也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論意義。因此，馬克思從來沒有用勞動價值論來說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即使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存在商品經濟和價值關系，也應把價值的生產與價值的分配區分開來。至于我國現階段存在多種分配方式，允許和鼓勵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方式，并不意味著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因為勞動價值論是實現勞動社會化的一種最有利生產方式，不是生產方式內容的全部，只適用于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歷史條件。

篇7

【正文】

勞動力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和利潤率理論的組成部分。國外某些學者為了否定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對馬克思收入分配理論提出了種種非難。本文現以羅賓遜、大衛·P·萊文等人的觀點為代表進行評析，旨在說明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是一致的，不存在國外某些學者所說的相互矛盾。

一、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個虛構

羅賓遜在《資本主義、沖突和通貨膨脹》一書的第七章《馬克思的工資理論》中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著三個不一致的勞動力價值的定義。第一個定義是《資本論》第1卷中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由勞動力的生產成本來決定，即“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1](P146)。第二個定義是勞動力的價值由傳統的生活水平來決定。羅賓遜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包含著歷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勞動力價值還取決于每個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三個定義是：“至于談到勞動價值的界限，那末，這種界限的實際確定總是依供給和需求為轉移。我所說的是資本方面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對勞動的供給。在殖民地國家里，供求規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國的工資水平是比較高的。在那里，資本用盡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勞動市場往往因雇傭工人經常轉化為獨立自耕農而陷入空虛的情況。”[1](P146)羅賓遜認為：“這段話提出，勞動力的價值是誘使人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尋找工作或留下來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資。這樣一個工資，必須保障生活標準起碼等于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或別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羅賓遜認為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不僅內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實，這種觀點并不能成立。

1.所謂馬克思勞動力價值存在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種虛構。

羅賓遜等人所說的馬克思的三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實際上是對馬克思分析勞動力價值構成要素的論述的割裂。馬克思對勞動力價值定義的論述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存在三個相互矛盾的定義。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一種是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來決定。……除了這種純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勞動的價值還取決于每一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這種生活不僅包括滿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滿足由人們賴以生息教養的那些社會條件所產生的一定需要。”[1](P165)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羅賓遜等人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一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第二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第三個定義是根本不存在的，從羅賓遜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只是在舉例說明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表現形式，并不是在給勞動力價值下定義。

2.所謂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存在不一致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共同決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必須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因此，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了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即資本主義的工資不能低于這個水平，否則，勞動力的再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就不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所需要的勞動力。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的差別。生理要素是構成勞動力價值的基礎，歷史或社會要素則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社會和時代的內容。與此相聯系，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也取決于這兩種要素的變化。從生理要素來看，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由于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差別不大，因此，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從歷史或社會要素來看，勞動力的價值可以在生活資料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因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勞動力價值中包含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具有彈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可能擴大，也可能縮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會剩下。”[1](P165)

3.所謂三個勞動力價值定義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兩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決定勞動力價值量上，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的。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物質內容，沒有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就沒有賴以體現的物質基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著生活資料的范圍，沒有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就會成為超越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的物質產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羅賓遜所說的第一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量上小于第二個勞動力價值定義的問題。

二、勞動力價值是決定工資的基礎的觀點與“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并不矛盾

大衛·P·萊文把馬克思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條件下，因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的特定條件下所作的分析，無條件地一般化，并從中得出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與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相矛盾的結論。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指出“資本積累通過對工資產生向上壓力而讓勞動力獲得益處，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圍’擴大”，“在這個意義上工資就起著調節機制的作用。‘積累由于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的價格重新降到適合于資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于、高于還是等于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馬克思還指出：“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馬克思又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表現形式，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據此，大衛·P·萊文斷言：“通過這些分析，馬克思實際上放棄了生存工資和勞動力價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決定看成了產出、價格和投資理論的一部分。”[4](P53)這是以“兩種形式出現，首先一種是通過確定獨立于產品、價格和投資的勞動力價值，來解決分配問題；第二種則與此相反，它根據不斷發展中的資本積累需求來確定工資”[4](P53)。

所謂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矛盾并不存在。

1.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適用歷史階段不同。

馬克思關于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的論述，是就資本積累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而言的，不是指決定工資運動的全部原因。馬克思指出：“以上我們只是考察了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即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增長的階段。但是過程會越出這一階段。”并且這個階段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時期的階段，馬克思指出：“一旦資本主義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但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3](P682)資本積累決定工資是就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條件下而言的，而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量是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不能把馬克思在特定條件下關于工資運動的論述，無條件地升為一般意義上的結論。

2.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積累量決定工資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勞動力價值是工資運動的基礎，工資是圍繞勞動力價值來波動的。后者是指資本積累通過影響勞動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資運動，是工資運動的直接原因。所以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是就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而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是就工資變動的原因而言的。

3.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范圍不同。 

前者決定工資是指工資變化的界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的生活資料量的價值是工資變化的最低限度，否則資本主義生產就會因缺乏勞動力而無法進行，同時，勞動力價值也決定了工資運動的最高限度，即工資的上升不能長期超出勞動力價值，造成剩余勞動減少到損害資本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的程度。馬克思指出：“勞動價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的規模擴大再生產。”[3](P381)所以，資本積累是在勞動力價值確定的范圍內，通過資本積累量的變化，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導致工資的變化。在勞動力供給一定，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積累最初會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導致工資的上升。但這種變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資的上升就會遠遠超出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導致利潤率的下降，積累減少，反過來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使工資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條件下，馬克思在論述“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時，不存在放棄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的問題。

三、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是一致的

羅賓遜與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理論是矛盾的。羅賓遜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同時發生，如果實際工資真的不變，則利潤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衛·P·萊文則認為：“為了更好地分析利潤率，馬克思傾向于假定在不斷下降的單位勞動成本和不斷上升的資本強度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保持不變。這就可能意味著利潤率的下降是由于實際工資增加，同時也是由于資本強度的上升。”[4](P70)羅賓遜和大衛·P·萊文虛構的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下降理論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馬克思沒有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

馬克思多次論述過工資與利潤的對立運動。他指出：“工資一般降低的結果，是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還有利潤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慮其他因素的變化，馬克思認為：“工資和利潤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變化，而按相同方向變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顯然，所謂馬克思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與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斷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謂“實際工資不變，利潤率就不會下降”的論斷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積累導致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下降，從而造成由可變資本帶來的剩余價值總量在增加的情況下，社會總資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實際工資的變化，不是引起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利潤率也照樣可能下降。馬克思在分析利潤率下降規律時指出：“不管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長或強化，還是由于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工資價值的下降，那末，剩余價值量，絕對利潤量，就必然會增加，盡管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是相對減少了。”[5](P245)在勞動力價值下降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也不會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馬克思認為：“如果工資因勞動力價值的下降（這種現象甚至可以和勞動的實際價值提高結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這就可以提高剩余價值率，從而提高利潤率。

3.在勞動力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不會引起利潤率的下降。

在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不變。雖然工人所獲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沒有改變原有的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劃分比例，即剩余價值率沒有變。資本積累的增加，由技術進步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同樣會使可變資本的比例相對下降，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因此，在勞動力價值不變時，實際工資的增加，改變的只是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量，不會降低利潤率。

四、勞動力價值構成的社會要素與工資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是一致的

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爭議的分析過程，“使得勞動力的價值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們不再深究工資爭議發生的更詳細內容，那么勞動力的價值和利潤就將取決于外部既定的環境”。[4](P61)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是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的論述，可能意味著工資會隨著偶然歷史環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4](P69)在這里，大衛·P·萊文從兩個方面對馬克思分配理論提出了非難。一是勞動力價值取決于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能力與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相矛盾。二是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取決于工業周期的變動。其實，上述責難難是不能成立的。

1.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說明勞動力價值的確定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工人階級可以通過斗爭擴大原有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勞動力價值的范圍。

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價值本身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仍舊不變的條件下也是一個變數。”[1](P165)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的要素是可以改變的，而決定這種改變的因素，取決于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斗爭力量的對比”。[1](P161-166)這種改變是通過工人階級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來實現的，但這不等于勞動力的價值僅僅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的能力，它還要取決于資產階級的力量和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

2.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總是由一定時代和一定國家的具體社會條件所決定。

它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是一定的。因此，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變化，是就勞動力價值的長期變化而言的。工人階級通過長期的歷史斗爭，能擴大勞動力價值的范圍。但這不等于工資完全脫離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一個特定時期內，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只能引起工資的變動，而不會改變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在特定時期內勞動力價值如果沒有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個常數，而不是一個變數。從特定的時期來看，由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是既定的，勞動力價值和利潤的變化就取決于勞動力價值生理要素所決定的生活資料價值的變化。從長期來看，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也會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社會環境的改變，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勞動力價值和利潤取決于外在的既定環境。

3.工資的一般變動由工業周期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不等于工資由偶然因素來決定。

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工資的變動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但勞動力價值并不決定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是由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來決定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周期性，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就成了影響勞動力供求的決定性因素，從而引起工資的變動。但這種變動仍然只是勞動力價格層面上的變動，工資的漲落仍然圍繞勞動力價值上下波動。收稿日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2]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篇8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進行研究，自然離不開對它的涵義的理解。涵義理解的不同，必然導致理論本身的差異。因此，涵義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綜合學界對此問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要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會的自我意識。而社會的自我意識，又分為社會的自我肯定意識和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社會自我意識的肯定方面要解決的是如何維持現狀的問題，而作為社會自我意識的否定方面則要解決如何超越現狀的問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屬于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實現對資本主義存在合理性的追問。

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批判理論是反思性的歷史認識、評價活動。哲學的反思以間接性為特點，但它是對理論性間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僅通過事物的內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質顯現出來，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社會批判理論就是從哲學的角度來反思社會的，是對社會進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學批判活動。因此社會批判的首要條件應當是社會必須處于將自己最豐富的具體展現出來的時期，即社會的成熟時期。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是從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這兩個前提是：1.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2.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就是以這兩個理論假設為依托，建立在對社會現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的，對某一具體事物向人類普遍進步方向發展的現實可能性進行揭示。具體地說，就是指從某一事物本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出發，考察并揭示這一事物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納入事物一般運作規律的可能性。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批判來說，就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出發，考察資本主義社會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被納入到人類社會歷史運行規律——即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的規律——一般的現實可能性。

我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是針對某一時期某一領域的理論，而是統攝全局的一個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單純的否定，而是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不是指社會的單方面發展，而是指社會發展與理論發展的統一。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理論與現實的相互監督、相互批判，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實現社會的發展、理論的完善，在互動中實現雙贏。因此，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界定應堅持全面、辯證、發展的原則，把對社會的批判和對理論自身的批判結合起來，揭示貫穿于馬克思理論總體中的批判精神。

二、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內容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博大精深，如何從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會批判理論的框架與內容，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觀點與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過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對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個特定的階段當作過程去理解；二是理論上的自我批判，從認識論角度探討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時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實現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發展的過程；三是從主體角度對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批判。

第二，認為可以把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歸納為“四階段五假設批判模式”。首先是社會批判理論前提的確立(即A階段)。在這一階段上，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物質存在決定精神意識(a)。其次是唯物主義分析方法的鍛造階段(即B階段)。在馬克思那里是一個從基始性唯物主義到方法論唯物主義的思想發展過程。這里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假設，事物處于不斷生成與滅亡的過程中(b)；事物處于系統聯系之中(c)。這兩個理論假設是方法論唯物主義作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論假設，它們分別是“歷史的”與“具體的”這兩個規定性的理論依據。再次是具體的現實性分析階段(即C階段)。這同時包括對事物本身特殊規律和對事物所屬的一般過程的規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階段(即D階段)，這一階段是哲學批判的歷時性、暫時性完成。它也隱含有兩個理論假設：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d)和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e)。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四個階段五個假設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現實的，這正是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認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是馬克思學說的靈魂。回顧馬克思畢生的理論活動或瀏覽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例如：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對物化和異化的批判、對蒲魯東的批判、對拉薩爾的批判、對哥達綱領的批判、對形形的非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批判、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等等。可以斷言，馬克思通過畢生的批判活動完全實踐了他早年為自己規定的歷史使命：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第四，認為馬克思通過對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與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內在的邏輯轉換，進而建構起了科學的社會批判學說。具體表現在：在哲學上，馬克思揚棄了人本學的異化邏輯，從黑格爾關于社會關系矛盾分析的歷史辯證法中，生發出現實的批判張力；在經濟學上，馬克思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非歷史性思維方式，引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社會歷史分析方法，并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分析與批判。成熟時期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融科學實證分析與價值理想追求于一體的社會歷史學說，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科學理論。

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構成了他的學說的靈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論構成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對于這一點來說，學界是無疑義的。問題的分歧在于探討社會批判理論的方法，從哪個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馬克思的思想，理清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脈絡。我認為問題的切入點還應以“實踐”為基礎，以“批判”為靈魂，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解剖，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把握。馬克思的學說是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正是在“批判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進程中，在對理論自身不斷批判、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中，馬克思的學說不斷走向成熟。社會與理論的互動構成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形成的全過程，批判精神貫穿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始終。因此，在實踐中把握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我們把握馬克思思想真諦的現實途徑。

三、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以懷疑與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馬克思理論所獨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馬克思著作之豐，內容之巨，人們對其社會批判理論特征的把握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活動基本上經歷著兩步回溯或還原過程：第一，從表面現象向深層本質的回溯或還原。馬克思習慣于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區分出現象與本質、表層存在與深層存在、上層建筑與基礎等等，然后從本質、深層存在和基礎出發去對現象、表層存在或上層建筑作出價值學判斷，說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據，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極方面，指出其被超越與揚棄的歷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質向人的活動的回溯或還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還原之后，沒有停留于此，沒有把這些深層的和本質的存在或基礎當作給定的和終極的實在，而是進一步揭示這些存在或基礎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從而把它們回溯或還原到人的基本活動，即勞動或實踐的層面上。從人的勞動或實踐活動出發，揚棄各種社會歷史存在的給定性和自在性，這是馬克思全部批判意識的基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有兩個主要特點：1.科學與價值的統一。所謂科學批判，是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科學的批判；所謂價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以實證事實為根據，揭示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不合理性。科學批判與價值批判是有機統一的。2.批判與發展的統一。馬克思不是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從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從社會發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內在矛盾的發展，從對現存事物的內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這種發展本身也是一種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種批判。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著自我發展，發展中又體現著批判，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總之，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既是科學的，又是徹底的。

一種觀點認為，經典作家批判性論辯的特點在方法論上為我們的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啟迪。這些特點有：1.堅持實踐是理論產生與發展的基礎與源泉；2.堅持哲學前提和現實前提雙重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3.堅持多學科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4.堅持不斷揚棄和反復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總之，批判性視角是深化對哲學理解的一個重要視角。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同于其他非理論、非專門化的批判活動，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發性、隨意性，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則具有系統性和結構性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是建立在實踐性、科學性和真理性的基礎之上。正是這些特點構筑了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使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獨具特色。

四、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其他批判理論的區別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他對社會的一種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類命運的一種不懈嘗試。但西方學者在贊同馬克思這一理論的同時，對其進行了片面的闡發，使馬克思哲學中固有的豐富性與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與狹隘。因此，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

以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早期社會批判理論把“批判理論”作為的代名詞，認為只有抓住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復的本質。“批判”不僅意味著對現存學說在理論上的變革，而且還要批判地分析現存社會以導致社會的變革。但是這種理論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會專門化勞動過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維護現存社會的秩序，而是要破壞一切既定的東西，以證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實性。而且這種社會批判理論把人看作全部歷史生活的生產者，所運用的方法仍然是主體性原則和抽象的人道主義。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新批判理論的區別在于：1.兩種批判理論由于對社會動力結構的不同認識，使批判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新理論家們不是通過分析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說明社會的發展，而是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歸結為日益發展的文化、科學技術對人的本性的壓抑。因此他們以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大眾文化批判等來取代馬克思哲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2.兩種批判理論選擇了不同的革命主體。新流派的批判家們認為科學技術是現有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改變了馬克思所處時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關系，從而使革命的主體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們認為，革命的主體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工人階級，而是知識分子。3.這兩種批判理論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馬克思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奪取政權的措施，而新理論家在發達的工業社會時期，則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學說的還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論。這種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學者列斐弗爾，他力圖把馬克思的學說改造成一種以現代人的異化為出發點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來，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們揭示：控制消費的官僚機器已經廣泛地滲透到每個人的經驗深處，消除異化的設想必須從自我改造入手，使人們克服社會制度的網絡影響，去掉國家機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認識到國家機器作為人類行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現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虛假性，撩開異化現實的面紗。

乍看起來，西方的社會批判理論似乎弘揚了的社會批判精神，但實際上它們把的科學精神與批判精神割裂開來，片面地弘揚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哲學的科學本性。它們以對個人的重視壓倒了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以主體性的研究取代科學的思維方式，從而使它們把對現存社會的批判變成了一種不加區別的總體性價值人本學批判，最終無法逃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窠臼。這種對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當代資本主義的要害，從而使它們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離的真實內涵越來越遠，而成為一種從根本上不同于的社會批判理論。

五、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進行研究，不僅對于進一步了解馬克思思想發展進程，揭示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內涵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我們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認識處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業社會，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鋪路搭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何種意義上服務于現代社會，學界有如下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人類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在人的活動之外尋找終極的和絕對的實體來作為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據，如自然、邏各斯、上帝、理性、技術、絕對理念等等。而在近現代的歷史演進中，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術等支柱相繼坍塌或動搖。因此，以懷疑和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意識必然增強。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為人類帶來巨大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出日益膨脹的政治機構、失控和自律發展的技術等異化的社會力量。處在深刻變化危機中的人類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和行為本身進行批判性的檢討和反思。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代意義在于：它克服了西方者對哲學所做的“唯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片面解讀，實現了對實證科學與人本主義的內在整合與超越，并在新的基點上實現了科學認識方法與價值認識方法的辯證統一，這一新的基點就是社會實踐。這種從社會生活中生發出的社會批判力是其他學者所不能達到的，而這恰恰是的生命力所在。

一種觀點認為，批判意識的發揚無論是對20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新危機，還是對處在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均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哲學既應有超然于塵世的冷靜，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現實；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現實的弊端，刺痛時下一些日漸麻木、沉溺于物質追求與感官享樂的神經，使人們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們的心靈得到安頓；為促進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幫助人們去實現公正、合理、人道的社會，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義。

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那種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思想資源。正如凱爾納所強調的：包含著發展現時代的一種批判理論的源泉。深刻挖掘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思想根源，發現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精神實質，對于我們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馬克思，用馬克思思想的精神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收稿日期：2002-05-2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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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5]俞吾金.實踐詮釋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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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孫麾.批判性論辯的科學價值[J].哲學研究，1997，(6).

[8]仰海峰.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科學視界[J].哲學研究，1997，(8).

[9]車玉玲.從社會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J].求是學刊，1996，(4).

[10]卞紹斌.唯物史觀：純粹實證科學還是哲學的社會批判學說[J].理論探討，1998，(6).

[11]趙泳.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J].教學與研究，1994，(3).

[12]程家明.社會自我批判與超越[J].江漢論壇，1995，(6).

[13]李亞寧，王仲士.關于馬克思的社會自我批判的思想[J].四川大學學報，1995，(4).

篇9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進行研究，自然離不開對它的涵義的理解。涵義理解的不同，必然導致理論本身的差異。因此，涵義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綜合學界對此問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要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會的自我意識。而社會的自我意識，又分為社會的自我肯定意識和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社會自我意識的肯定方面要解決的是如何維持現狀的問題，而作為社會自我意識的否定方面則要解決如何超越現狀的問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屬于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實現對資本主義存在合理性的追問。

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批判理論是反思性的歷史認識、評價活動。哲學的反思以間接性為特點，但它是對理論性間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僅通過事物的內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質顯現出來，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社會批判理論就是從哲學的角度來反思社會的，是對社會進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學批判活動。因此社會批判的首要條件應當是社會必須處于將自己最豐富的具體展現出來的時期，即社會的成熟時期。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是從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這兩個前提是：1.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2.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就是以這兩個理論假設為依托，建立在對社會現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的，對某一具體事物向人類普遍進步方向發展的現實可能性進行揭示。具體地說，就是指從某一事物本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出發，考察并揭示這一事物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納入事物一般運作規律的可能性。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批判來說，就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出發，考察資本主義社會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被納入到人類社會歷史運行規律——即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的規律——一般的現實可能性。

我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是針對某一時期某一領域的理論，而是統攝全局的一個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單純的否定，而是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不是指社會的單方面發展，而是指社會發展與理論發展的統一。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理論與現實的相互監督、相互批判，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實現社會的發展、理論的完善，在互動中實現雙贏。因此，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界定應堅持全面、辯證、發展的原則，把對社會的批判和對理論自身的批判結合起來，揭示貫穿于馬克思理論總體中的批判精神。

二、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內容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博大精深，如何從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會批判理論的框架與內容，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觀點與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過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對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個特定的階段當作過程去理解；二是理論上的自我批判，從認識論角度探討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時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實現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發展的過程；三是從主體角度對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批判。

第二，認為可以把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歸納為“四階段五假設批判模式”。首先是社會批判理論前提的確立(即A階段)。在這一階段上，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物質存在決定精神意識(a)。其次是唯物主義分析方法的鍛造階段(即B階段)。在馬克思那里是一個從基始性唯物主義到方法論唯物主義的思想發展過程。這里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假設，事物處于不斷生成與滅亡的過程中(b)；事物處于系統聯系之中(c)。這兩個理論假設是方法論唯物主義作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論假設，它們分別是“歷史的”與“具體的”這兩個規定性的理論依據。再次是具體的現實性分析階段(即C階段)。這同時包括對事物本身特殊規律和對事物所屬的一般過程的規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階段(即D階段)，這一階段是哲學批判的歷時性、暫時性完成。它也隱含有兩個理論假設：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d)和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e)。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四個階段五個假設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現實的，這正是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認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是馬克思學說的靈魂。回顧馬克思畢生的理論活動或瀏覽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例如：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對物化和異化的批判、對蒲魯東的批判、對拉薩爾的批判、對哥達綱領的批判、對形形的非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批判、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等等。可以斷言，馬克思通過畢生的批判活動完全實踐了他早年為自己規定的歷史使命：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第四，認為馬克思通過對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與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內在的邏輯轉換，進而建構起了科學的社會批判學說。具體表現在：在哲學上，馬克思揚棄了人本學的異化邏輯，從黑格爾關于社會關系矛盾分析的歷史辯證法中，生發出現實的批判張力；在經濟學上，馬克思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非歷史性思維方式，引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社會歷史分析方法，并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分析與批判。成熟時期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融科學實證分析與價值理想追求于一體的社會歷史學說，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科學理論。

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構成了他的學說的靈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論構成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對于這一點來說，學界是無疑義的。問題的分歧在于探討社會批判理論的方法，從哪個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馬克思的思想，理清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脈絡。我認為問題的切入點還應以“實踐”為基礎，以“批判”為靈魂，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解剖，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把握。馬克思的學說是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正是在“批判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進程中，在對理論自身不斷批判、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中，馬克思的學說不斷走向成熟。社會與理論的互動構成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形成的全過程，批判精神貫穿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始終。因此，在實踐中把握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我們把握馬克思思想真諦的現實途徑。

三、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以懷疑與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馬克思理論所獨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馬克思著作之豐，內容之巨，人們對其社會批判理論特征的把握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活動基本上經歷著兩步回溯或還原過程：第一，從表面現象向深層本質的回溯或還原。馬克思習慣于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區分出現象與本質、表層存在與深層存在、上層建筑與基礎等等，然后從本質、深層存在和基礎出發去對現象、表層存在或上層建筑作出價值學判斷，說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據，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極方面，指出其被超越與揚棄的歷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質向人的活動的回溯或還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還原之后，沒有停留于此，沒有把這些深層的和本質的存在或基礎當作給定的和終極的實在，而是進一步揭示這些存在或基礎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從而把它們回溯或還原到人的基本活動，即勞動或實踐的層面上。從人的勞動或實踐活動出發，揚棄各種社會歷史存在的給定性和自在性，這是馬克思全部批判意識的基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有兩個主要特點：1.科學與價值的統一。所謂科學批判，是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科學的批判；所謂價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以實證事實為根據，揭示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不合理性。科學批判與價值批判是有機統一的。2.批判與發展的統一。馬克思不是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從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從社會發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內在矛盾的發展，從對現存事物的內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這種發展本身也是一種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種批判。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著自我發展，發展中又體現著批判，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總之，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既是科學的，又是徹底的。

一種觀點認為，經典作家批判性論辯的特點在方法論上為我們的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啟迪。這些特點有：1.堅持實踐是理論產生與發展的基礎與源泉；2.堅持哲學前提和現實前提雙重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3.堅持多學科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4.堅持不斷揚棄和反復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總之，批判性視角是深化對哲學理解的一個重要視角。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同于其他非理論、非專門化的批判活動，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發性、隨意性，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則具有系統性和結構性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是建立在實踐性、科學性和真理性的基礎之上。正是這些特點構筑了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使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獨具特色。

四、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其他批判理論的區別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他對社會的一種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類命運的一種不懈嘗試。但西方學者在贊同馬克思這一理論的同時，對其進行了片面的闡發，使馬克思哲學中固有的豐富性與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與狹隘。因此，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

以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早期社會批判理論把“批判理論”作為的代名詞，認為只有抓住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復的本質。“批判”不僅意味著對現存學說在理論上的變革，而且還要批判地分析現存社會以導致社會的變革。但是這種理論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會專門化勞動過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維護現存社會的秩序，而是要破壞一切既定的東西，以證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實性。而且這種社會批判理論把人看作全部歷史生活的生產者，所運用的方法仍然是主體性原則和抽象的人道主義。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新批判理論的區別在于：1.兩種批判理論由于對社會動力結構的不同認識，使批判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新理論家們不是通過分析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說明社會的發展，而是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歸結為日益發展的文化、科學技術對人的本性的壓抑。因此他們以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大眾文化批判等來取代馬克思哲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2.兩種批判理論選擇了不同的革命主體。新流派的批判家們認為科學技術是現有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改變了馬克思所處時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關系，從而使革命的主體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們認為，革命的主體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工人階級，而是知識分子。3.這兩種批判理論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馬克思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奪取政權的措施，而新理論家在發達的工業社會時期，則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學說的還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論。這種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學者列斐弗爾，他力圖把馬克思的學說改造成一種以現代人的異化為出發點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來，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們揭示：控制消費的官僚機器已經廣泛地滲透到每個人的經驗深處，消除異化的設想必須從自我改造入手，使人們克服社會制度的網絡影響，去掉國家機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認識到國家機器作為人類行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現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虛假性，撩開異化現實的面紗。

乍看起來，西方的社會批判理論似乎弘揚了的社會批判精神，但實際上它們把的科學精神與批判精神割裂開來，片面地弘揚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哲學的科學本性。它們以對個人的重視壓倒了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以主體性的研究取代科學的思維方式，從而使它們把對現存社會的批判變成了一種不加區別的總體性價值人本學批判，最終無法逃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窠臼。這種對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當代資本主義的要害，從而使它們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離的真實內涵越來越遠，而成為一種從根本上不同于的社會批判理論。

五、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進行研究，不僅對于進一步了解馬克思思想發展進程，揭示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內涵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我們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認識處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業社會，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鋪路搭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何種意義上服務于現代社會，學界有如下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人類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在人的活動之外尋找終極的和絕對的實體來作為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據，如自然、邏各斯、上帝、理性、技術、絕對理念等等。而在近現代的歷史演進中，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術等支柱相繼坍塌或動搖。因此，以懷疑和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意識必然增強。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為人類帶來巨大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出日益膨脹的政治機構、失控和自律發展的技術等異化的社會力量。處在深刻變化危機中的人類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和行為本身進行批判性的檢討和反思。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代意義在于：它克服了西方者對哲學所做的“唯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片面解讀，實現了對實證科學與人本主義的內在整合與超越，并在新的基點上實現了科學認識方法與價值認識方法的辯證統一，這一新的基點就是社會實踐。這種從社會生活中生發出的社會批判力是其他學者所不能達到的，而這恰恰是的生命力所在。

一種觀點認為，批判意識的發揚無論是對20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新危機，還是對處在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均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哲學既應有超然于塵世的冷靜，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現實；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現實的弊端，刺痛時下一些日漸麻木、沉溺于物質追求與感官享樂的神經，使人們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們的心靈得到安頓；為促進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幫助人們去實現公正、合理、人道的社會，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義。

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那種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思想資源。正如凱爾納所強調的：包含著發展現時代的一種批判理論的源泉。深刻挖掘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思想根源，發現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精神實質，對于我們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馬克思，用馬克思思想的精神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收稿日期：2002-05-23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陳先達.被肢解的馬克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3]張奎良.跨世紀的哲學回響[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

[4]俞可平.全球化時代的“”[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5]俞吾金.實踐詮釋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呂世榮.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7]孫麾.批判性論辯的科學價值[J].哲學研究，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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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車玉玲.從社會政治批判到文化批判[J].求是學刊，1996，(4).

[10]卞紹斌.唯物史觀：純粹實證科學還是哲學的社會批判學說[J].理論探討，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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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程家明.社會自我批判與超越[J].江漢論壇，1995，(6).

[13]李亞寧，王仲士.關于馬克思的社會自我批判的思想[J].四川大學學報，1995，(4).

篇10

【英文摘要】AccordingtoMarx’stheoryaboutaverageprofit,thecapitalwilltransfertheproductivedepartmentsdifferfromeachotherinprofitmargin.Thecapitaltransferencebringsaboutaverageprofitmarginandequalprofitwithequalcapital.Infact,freecompetitioninthecapitalcantransferunreservedlyservesastheanalyticalbasisoftheprinciple.,underthecircumstancesofsocialisteconomytherearemanyobstaclesincapitaltransferencebetweendepartments.Forthisreason,itbecomesextremelydifficulttogetaverageprofit.Onlywhenafullplayhasbeengiventogovernmentregulation,cantheobstaclesberemoved.

【關鍵詞】資本流動障礙/平均利潤率/自由競爭/政府調控obstaclestocapitaltransference/averageprofitrate/freecompetition/governmentregulation

【正文】

利潤率平均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而利潤率的平均化又總是以資本流動作為實現途徑的。實質上資本能否流動不僅關系到能否實現利潤率的平均化，更關系到能否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資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資本流動遇到障礙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和引導資本流動，對于進一步繼承和馬克思的平均利潤思想、對于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及分析基礎

按照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各個生產部門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水平和資本周轉速度不同，即使剩余價值率相同，彼此的利潤率也是不同的。在利潤率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受利益驅動，低利潤率部門的資本必然向高利潤率部門轉移，從而使得高利潤率部門的利潤率下降，低利潤率部門的利潤率上升，利潤率在各部門間逐步平均化。隨著利潤率的平均化，商品價值便轉化為生產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便從以前圍繞價值波動轉變為圍繞生產價格波動。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或生產價格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它不僅解決了古典經濟學家所不能解決的關于“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與勞動價值論之間的矛盾，而且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同時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具有指導意義。

雖然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對這一理論的認識切不可簡單化。在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中，我們不難看出，利潤率平均化的關鍵就在于資本在各部門之間的自由流動。馬克思的抽象分析顯然是以資本流動不受阻礙的自由競爭作為分析基礎的。而在不同的條件下，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是大不一樣的，因而利潤平均化的難易程度也是不同的。

從歷史上看，在自由資本主義初期，雖然商品生產比以前大大發展，商品的生產已經形成了各種專業化的部門，統一的社會分工體系已經形成。但由于封建行會的束縛，資本的競爭還只能在部門內部進行，資本還難以在部門之間自由轉移。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資本才完全沖破了封建行會的束縛，實現了在部門之間的流動，最終實現了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這一歷史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概括的：“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更高的水平。”[1])(P.201)因為只有這一“更高的水平”才能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才能實現利潤率的平均化。

但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資本流動又遇到了新的障礙。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完全為壟斷所代替，資本流動便變得不再自由了——受到了壟斷的阻礙。對于壟斷的阻礙作用，生活在過渡時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馬克思、恩格斯早有預見并作過深刻的分析。但對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資本流動的障礙以及如何消除流動障礙，則沒有作出全面的分析。

值得說明的是，理論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資金與資本概念的爭論由來已久，但本文的討論并不涉及這一爭論本身。本文只是從資金與資本的一般共性出發使用“資本”這一概念的，以此來探討作為運動著的并以增殖為目的的價值在轉移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途徑。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流動障礙

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制度的一場革命，從根本上說，生產資料公有制也更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但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資本有機構成水平和資本周轉速度的差異，因而也就不能消除各生產部門利潤率水平的差異，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率的這種差異可能還會表現得更為明顯。因此，為了協調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仍然需要在部門之間進行流動，利潤率仍然需要平均化。但在實際生活中，有許多因素在阻礙著資本的流動、阻礙著利潤率的平均化。其中，既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既有資本所有者自身的主觀因素也有其外部的客觀因素。

（一）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就是解決資源配置的方式問題，不同的經濟體制對于資本流動的是不一樣的。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整個資源配置過程都以價格機制為基礎，經濟動力來自生產者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分散的決策主體在謀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開競爭，哪個部門的利潤率高，資本就自動向哪個部門轉移。顯然，市場經濟體制是有利于資本流動的。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曾普遍采用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過程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來推動的，經濟管理的決策權掌握在政府手中，和部門沒有任何自，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動。與這種管理體制相適應，整個社會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企業的經濟效益根本不與經濟成果掛鉤，經濟效益的差別完全被平均主義所掩蓋，而平均主義與利潤平均化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因為干好干壞一個樣，生產要素也就根本不需要流動，企業也就失去了活力。因此，在與現實生產力嚴重脫節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本流動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

（二）市場結構。市場是以多種多樣的具體形式存在的，所以各種市場的內部結構并不一樣。一般說來，市場的結構不同，資本流動的難易程度也就不同。

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由于生產者數量眾多，且生產規模較小，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整個市場的生產和銷售，競爭是完全自由的、充分的，生產要素完全可以自由地進入或退出某個行業。因此，完全競爭市場最有利于資本的流動。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完全競爭市場。

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即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上，競爭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因為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壟斷：(1)由競爭引起的壟斷；(2)由獨占資源形成的壟斷；(3)由商品專利權引起的壟斷；(4)由政府特許形成的壟斷。盡管壟斷形成的原因千差萬別，但各種壟斷的作用卻是共同的，即都能阻止外部資本向本部門的轉移從而阻止利潤率的平均化。尤其是在完全壟斷的行業中，由于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已經為獨家所控制，所以外部資本根本沒有可能進入該行業。

壟斷阻礙了資本的流動，也就維護了部門間利潤率水平的差別，并且進一步擴大這種差別。壟斷者一方面可以憑借壟斷地位阻止自己的利潤被他人所平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制定壟斷價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潤，“某些商品的壟斷價格，不過是把其他商品生產者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具有壟斷價格的商品上”[1](P.973)。這樣便形成了壟斷利潤，其利潤率水平也就必然遠遠高于一般的非壟斷部門了。

（三）規模經濟。在不同的市場、不同的行業中，企業的最佳規模是不一樣的。有的產業只有進行大規模生產，才更有利于專業化分工，才更能發揮技術和設備的作用，最終實現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規模經濟效果。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在其它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于生產規模。”[2](PP.686-687)而要達到最佳規模，就需要有足夠的資本來滿足設備購置、產品開發、技術研制、產品促銷等要求。如果企業投資能力太低，則會使成本提高和效益下降。因此，有的行業雖然利潤率高，但對企業投資能力的要求也高。如果沒有相應的投資能力，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是難以進入這些行業的。

（四）技術條件。生產技術條件是人們根據實踐經驗及自然原理而發展形成的工藝操作和技能以及與這些工藝操作方法和技能相適應的生產工具和其它物質設施，它直接聯系生產過程，也直接制約生產過程。尤其是在企業生產中，技術條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產品的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就大，企業的經濟效益就高。但產品的性質不同，生產過程中所必需的技術條件也就不同，不同的生產要求有不同的生產技術條件與之相配套。因此，資本的流動必先以技術條件的轉變為前提，而技術條件的轉變既需要專項的基金，又需要相應的人才，其轉變過程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

（五）比較優勢。企業在一個行業中經歷的時間不同，其競爭能力也就不同。原有企業與潛在企業相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具有明顯優勢：(1)成本優勢。原有企業擁有專門的生產工藝或制作方法，積累了許多生產經驗和管理經驗，并擁有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因而勞動生產率水平較高，在產品的成本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2)市場優勢。原有企業不僅擁有穩定的原料來源，而且擁有穩定的銷售市場。靠著產品的質量、服務的質量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原有企業已經在消費者的心目中樹立了一定的形象，贏得了一批固定的消費群體。由于原有企業在競爭中擁有上述比較優勢，許多潛在進入者不愿甚至不敢進入該行業與之進行較量，資本流動也因此受到阻礙。

上述種種障礙，阻礙了資本流動也就阻礙了利潤率的平均化。那么，這是否說明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已經過時了呢？結論當然是否定的。因為資本流動和利潤率平均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資本不能流動、利潤率不能平均化，既不利于企業加快資本周轉、提高資本運作效果，也不利于協調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更不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因此資本流動和利潤率平均化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現在問題的核心是如何解決資本流動障礙與利潤率平均化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關鍵是要從理論上充分認識政府調控在利潤率平均化過程中的作用，通過政府調控來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在資本流動遇到障礙的情況下，只有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才能有利于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緩解資本流動的困難，最終促進資本的流動和利潤率的平均化。

三、利潤率的平均化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一）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為資本流動提供制度保障。經過20多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的產品及其生產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自也在不斷增強，但企業尚沒有真正成為獨立的行為主體，舊體制的殘余仍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束縛著企業的經濟行為、阻礙著企業資本的流動，因此還必須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加速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盡快建立企業制度。只有產權關系明晰，企業才能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才能真正自主地根據市場行情來調整自己的投資方向，實現資本向高利潤率部門的流動。其次，必須加快建設一個競爭有序、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使所有生產要素都能順利進入市場。資本的流動總是同其它生產要素的流動結合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備的市場體系基礎上，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全面流動。另外，還必須進一步健全市場機制，使市場真正發揮對企業的導向作用和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

（二）加強經濟立法，提高執法力度，限制壟斷，反對不正當競爭。企業競爭、資本流動需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為了維護市場競爭的秩序，實現公平競爭，許多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制定了有關來限制企業的各種壟斷行為，如規定產量、瓜分市場、掠奪性定價、捆綁式契約或合同、價格岐視等[3](PP.253-254)，國際上已有84個國家頒布了反壟斷法。我們國家雖然也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等法規，但法規仍不健全，反壟斷法至今尚未出臺，而且現有法規也不夠完善，再加上執法不力，所以各種各樣的壟斷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抑制，欺行霸市、合謀抬價、壟斷資源等通過不正當競爭牟取暴利的行為幾乎隨處可見，至于價格歧視、官商不分、權錢交易、條塊分割、地區封鎖等現象則更為嚴重[4](P.28)。因此，要實現公平競爭，就必須大力加強立法和執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只有這樣才能為資本流動提供一個切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才能為資本流動提供一個穩定、公平的經濟環境。

（三）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鼓勵企業間跨行業的兼并、聯合和資產重組，以實現規模經濟。

在現實中，既要保持競爭活力又要實現規模經濟總是十分困難的，規模經濟總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資本的流動。但資本流動與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也并不是絕對不能解決的，跨行業的資產重組與聯合就是解決這一矛盾的較好途徑。

當一個行業產品供大于求后，競爭必然更加激烈，價格降低收益下降迫使企業調整投資方向，努力將資本向高利潤率部門轉移。但如果企業資本有限，達不到其它行業的規模經濟要求，的確是難以流動的。這時可以采取與其它行業的企業進行聯合的方式來解決這一難題。企業通過多種形式的聯合，不僅可以克服自身基礎投資不足的困難，而且還可以直接利用對方成熟的生產技術條件，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形成集約經營和規模效益，這就既實現了資本的流動，又實現了規模經濟。因此，政府應進一步制定和完善相應的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鼓勵和引導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實現跨行業的聯合和資產重組，以此達到資本流動與規模經濟的統一。

（四）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促進和引導資本的合理流動。合理有序的資本流動有利于資源的最佳配置，而盲目無序的資本流動則會導致市場的混亂和資源的浪費。因此資本流動不僅需要促進而且還需要引導，這些都離不開政府的調控。政府可以通過靈活運用各種經濟杠桿，來促進和引導資本的流動，并對資本流動進行調節。

價格是最重要、最靈敏的經濟杠桿，政府可以通過價格調整和變動來資本的流動。對價高利大但供過于求的產品可以采取限制價格政策，而對那些價低利薄但又必不可少的產品則可以采取支持價格或保護價格政策。稅收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杠桿，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和調整稅種、稅率以及減免稅等政策，引導企業合理調整投資方向。另外，信貸也是重要的經濟杠桿之一，銀行可以通過擴大貸款范圍和數量、降低貸款利率的，來支持企業的資本流動，幫助企業克服在調整投資方向過程中遇到的資本困難和技術困難。除了價格、稅收、信貸這三大杠桿之外，還有其它經濟杠桿也都能通過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來影響企業資本的流動。因此，政府應該根據各種經濟杠桿的綜合作用，制定出積極有效的經濟政策，來對資本流動進行引導和調節，這樣就能既促進資本的流動，又避免流動的盲目性，因而，也就更能保證在利潤率平均化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平均利潤不僅深刻地闡述了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平均化的客觀必然性，而且地揭示了利潤平均化的實現途徑，因此這一理論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但由于在資本流動面臨諸多障礙的情況下，政府調控對于促進資本流動和利潤率的平均化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基本思想的同時，還應該特別加強關于政府調控與資本流動即政府調控與利潤平均化關系的，以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最終為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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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資本論(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