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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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R715.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4-0194-03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與特征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

所謂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經濟、社會條件下的生育觀念文化與建立在一定科技發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學文化的合稱[1]。顯然,生育文化包括:(1)屬于社會文化范疇,建立在生育主體價值判斷基礎上的生育觀念;(2)屬于生育科學范疇,含與生育相關的知識、技術、工具、設備、手段等,其內容包括避孕節育、優生優育、生殖健康、人工生殖等。

生育觀念包括三方面的認識:一是對生育目的和意義的看法,也就是對孩子效用的認識;二是生育意愿,指生育的性別取向、對生育子女數量的期望、對子女素質的期望;三是生育時間和方式的選擇。生育觀念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有:(1)特定的物質生產方式是對生育觀念的形成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生產方式的變遷是生育觀念轉變的終極原因;(2)制度與組織因素,包括對生育起影響或控制作用的社會、經濟、婚姻家庭、政治法律等制度,宗族、家庭、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組織。其中,婚姻家庭制度、宗族和家庭組織與生育的關系最為密切;(3)精神文化因素,包括影響生育意愿與行為的信仰、心理、價值觀念、風俗習慣、道德規范、輿論評價等;(4)生育科學因素,與生育觀念共同構成生育文化總體的生育科學本身是影響生育觀念的重要因素,例如,避孕節育技術所帶來的對受孕的隨意控制,生殖保健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都曾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和行為;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更是影響人們婚姻家庭生育觀念的潛在的巨大因素。

(二)生育文化的特征

由于生育文化受到社會和經濟條件的制約,它是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社會環境,其生育文化的特征也是不盡相同的。

1.我國傳統生育文化的特征

我國傳統生育文化是指形成并存續于以小農經濟為主的我國傳統農耕社會的生育文化類型。其特征表現為:(1)生育認識上,由于生育具有社會、經濟、精神等多方面的顯著效用,生兒育女,尤其是生育男孩被視為人生第一位的重大使命;意愿上,早婚早育,追求多、男,重男輕女,其中,追求多、男是傳統生育觀念的根本特征;方式上,撫養、教育局限在宗教內部,極少的婚外生育。(2)生育科學方面,對生殖規律一無所知,生育知識貧乏,懷孕、分娩、母嬰健康皆順其自然,主要取決于自然的機遇,這是由傳統社會生育科學的極端落后決定的。

2.現代生育文化的特征

現代生育文化是與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生育文化類型。現代社會的經濟、社會因素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對人口數量,則需要由社會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宏觀上進行調控,實行合適的人口政策,力求達到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最優人口規模。數量調控、無性別偏好、優生優育應成為現代生育文化的根本特征。傳統生育文化重點在于生,而現代生育文化關鍵在于育。

現今西方生育文化的特征體現為:獲取心理和感情上的滿足是生育的主要目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撫養子女,子女對父母沒有撫養責任的模式;數量上的少育與相當數量的自愿不育;發達的托幼組織、較多的單親撫育;基本無性別偏好;避孕節育普及,生育健康水平很高。

我國20世紀70年代推行的計劃生育大大加速了我國傳統生育文化向現代生育文化的轉變過程,生育數量已降到很低的水平,1992年全國平均TFR為2.0,已低于更替水平。隨著經濟、生育科學的發展,避孕節育知識的普及,優生優育、生殖保健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初步形成了適應發展的數量調控、優生優育的現代生育文化特征。

二、湖湘文化特征及其對生育文化的影響

湖湘文化和齊魯文化、燕趙文化、吳越文化等一樣是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地域文化中的一種,指廣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風、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科學文化等的總和。湖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孕育了湖南人認同天道變化無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奮斗與抗爭精神。湖南的地形東西南三面環山,對北敞開。冬季,凜冽的西伯利亞寒潮滾滾南下,長驅直入湖南全境,達南嶺腳下郴州永州一線,被阻于南嶺。夏季,南方的陽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發,使三湘大地熱氣郁積而不得散發,致使盛夏酷暑可達41℃,夜晚氣溫仍高達33℃。春秋兩季,三湘大地時而受西北的冷鋒控制,時而受西南暖濕氣流的影響,故氣候多變,時晴時雨,驟冷驟熱。因此,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南,自古卻屬于居住條件惡劣的荒蠻之地。漢代以后,湖南逐步開發,雖然成了魚米之鄉和糧倉,但三湘人民祖祖輩輩所感受到的氣候的惡劣與變化無常,培養了湖南人對天道無常變化的疑問、適應和反抗精神。曾指出,中國傳統的生育倫理觀念是小農經濟的產物。生育觀念中的“養兒防老”是小農經濟中極為重要的部分,男婚女嫁則體現了小農經濟中的勞動力轉讓。在小農經濟基礎上,人口多,特別是男性人口多,意味著勞動力資源豐富。傳統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是一種薄型平面墾殖,產量的增加主要依靠不斷追加勞動力投入。因此,客觀上,小農經濟對勞動力,從而對生育行為有著源源不斷的需求。從家庭本身來說,在代際交換中,父母有培養子女長大成人的義務,而子女則有贍養年老父母的義務;父母有維持和保護家庭財產并分配給兒子的義務,而兒子則有繼承家庭財產的義務;等等,所有子輩所需擔負的責任只有兒子才能承擔,女兒則因外嫁而不負責任或負很少的責任。因此,父輩傾向于生育兒子。一個兒子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社會是不保險的,一旦夭折,就可能意味著沒人養老送終、沒有人繼承遺產等,因而多生育兒子是必要的,而多生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或途徑。湖南古時惡劣和變化無常的氣候,使人們易于產生對天道的疑問、適應和反抗精神,在這樣的湖湘文化背景下,以“多、男生育”為特征的傳統生育價值觀念得到了強化。即便是現在,這種反抗精神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無疑產生一定的阻力。

古時移民對湖湘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湖南自古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戰火多次蹂躪,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兩次在中央政府鼓勵和安排下的大規模移民,移民主要來自江浙、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內有多達45種方言,如湘鄉新化、常德湘西、衡陽、平瀏、澧陵等方言。移民的進入給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實多元的基礎。近代有人論說,湖南之所以名人輩出,蓋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緣故。這種移民文化也體現在湖湘文化特性中的包容并蓄方面,其經世致用的核心決定了它是一個能夠不斷自我更新的文化,因而具有顯著的開放性特征。湖南既是南北交通的要沖,又是東西往來的樞紐,在這種交往比較便利的地方生長起來的湖湘文化必然帶有開放性特征。尤其是兩晉以后,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加上中原地區戰火不斷,迫使中原人紛紛南遷,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加速南移,湖南的地理位置在全國的地理格局中日益重要,近代以來更加明顯。伴隨著近代中國三次留學的出現,湖南一批又一批有識之士走出湖南,走出中國,走向世界,到日本、歐美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學習、譯介和傳播西方文化;同時,西方文化大量地涌入湖南,與湖湘文化碰撞、融合。湖南人士一直所倡導的“經世致用”原則,實際上已經成為湖湘文化具有開放性特征的理論基礎。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堅持經世致用原則的學者或文化流派是易于接納異域或外來先進文化的,也會采取相當主動的態度與其溝通、交流與合作,以修正和完善自我,即具有一定的開放精神。湖湘文化自形成之日起,就以經世致用為最高準則。湖湘學派的創始人胡宏、張不僅以其學術思想精湛稱于世人,更以堅持經世致用原則而卓然孓立。胡宏在運用體用、致知力行等范疇對通經與致用的關系進行科學論證的基礎上,特別強調“致用”必須從關心現實的實際政治、經濟、生產活動出發。張在岳麓書院辦學時,曾明確宣稱辦學宗旨就是為“造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進入清代,湖湘文化的經世致用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和光大[2]。湖湘文化中的開放性,使人們易于接受新事物、轉變舊觀念。生育文化由傳統向現代轉變,最關鍵的是觀念的轉變。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在建國以后即已開始發生轉變,其表現是小農經濟基礎的摧毀、家族制度和宗法組織的廢除。但生育觀念沒有明顯轉變,生育行為表現為一種自發的狀態,這種自發生育在輿論導向和政策傾向的作用下演化為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快速的人口增長。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開放性的湖湘文化有利于現代生育觀念的轉變和現代生育文化的建立。

三、新型湖湘生育文化建設途徑選擇

湖南的人口控制雖已取得很大成效,但仍未實現生育文化的變遷,其難點就在于,由于農村特殊的社區環境給沒有男孩的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廣大農村地區還盛行強烈的性別偏好。另外,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些內容與傳統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存在矛盾,使文化認同難以實現,進而阻礙著生育文化的變遷。作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湖湘生育文化的建設應發揮湖湘文化的優勢,通過以下途徑進行建設。

(一)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城市化水平,改變社區環境

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的,其生產方式是自然經濟的,與傳統社會的小農經濟之間沒有重大差別。在這樣的家庭經營條件下,作為生產力要素的勞動力,其數量較質量而言仍更為重要,從而促使農民們為發家致富而追求多育。農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自然下降只有在生產方式發生質的變化,包括農村生產力發展到相當水平、市場化取得長足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普遍提高后才會實現,因此,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

社區環境對生育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大的,社區環境建設的內容和形式也是多姿多彩的,特別是鄉村和城市,其社區環境的差別就更大了[3]。城市化的發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有利于消除來自農村社區的文化壓力,從而可以促進生育文化變遷的實現。因此,要加快城鎮建設步伐,提高城市化水平,實現社區環境的改變。

(二)充分發揮湖南教育的優勢,提高人口文化素質

人的文化素質高低對先進生育文化的接受程度是有影響的。人口文化素質高的群體易接受先進的、科學的生育文化。在北京、上海等人口文化素質較高地區,婦女總和生育率不到1%,而在貧困山區、邊遠地區,婦女總和生育率超過2%。因此,要實現生育觀念的根本轉變和進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設,必須從提高人口文化素質這個根本問題抓起。而提高人口文化素質的主要途徑是教育。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成人教育、終身教育等手段,可使受教育者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素養,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開闊視野。湖南的基礎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在全國具有一定的地位,應充分發揮這一優勢,提高區域內人口文化素質。人口素質的提高,為我們通過教育改造生育文化提供了可能性。生育文化的變遷是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實現的,其中內部因素處于主導地位,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變這種內部因素的作用方向。例如,通過教育可以使人們充分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認識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從而從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認識生育問題,這種認知的提高必然會直接影響到生育文化的變遷。

(三)強化宣傳教育,引導生育主體對人口政策的理解與支持

政府在貫徹計劃生育政策時,不僅要依靠行政強制力,還要靠大量的宣傳、教育、引導工作,引導生育主體對當前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要通過各種豐富多彩、務實有效的活動,搞好政策宣傳。若政策宣傳引導不到位,就不會得到生育主體及家庭對生育控制政策的理解、支持與采納,相反會引起生育主體對生育控制政策的抵觸,即使靠強硬的行政控制,工作效果也不會長久的保持,甚至導致生育主體無視生育政策的存在,做出違背政策的生育選擇。所以,要重新審視計劃生育工作,探索建設與時俱進的新型生育文化,充分運用生育文化的內控作用機制,引導生育主體從根本上理解支持計劃生育政策,主動擯棄傳統落后的生育觀念,樹立新型婚育觀念,使生育意愿自覺與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相一致,為人口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四) 從培養社會公德入手,營造新型湖湘生育文化的氛圍

社會公德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對公民社會公德培養的過程中,注意把新型生育文化建設融合進去,提倡遵循國家現行的生育政策,提倡夫妻和睦、敬老愛幼等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形成男女平等、少生快富、晚婚晚育的科學文明的現代婚育觀、家庭觀、養老觀,增強全民人口控制意識和生育道德修養,使公民清楚地認識到,遵守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僅有利于自己還有利于國家,是富民強國的重要一環,從而真正能從思想意識上自覺地接受新型生育文化的規范,自覺追求新道德,自覺地履行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這樣,新型生育文化建設傳播普遍化、大眾化所構成的濃厚氛圍,就會影響生育主體根據價值標準和行為取向調整決定自己的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 趙文琛.論生育文化[J].人口研究,2001,(6):70-72.

[2] 王耀中,李金龍.論湖湘文化的開放性及其現實意義[J].湖南社會科學,2002,(4):105-107.

篇2

一、鄉村文化的內涵與現狀

（一）鄉村文化的內涵

所謂鄉村文化，是源于鄉土并依存于鄉土的文化，具有很強的在地性和鄉土性，具體而言是存活于鄉村田間地頭，以活態形式存在于鄉村民眾日常生活之中，體現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識的文化。

（二）鄉村文化的現狀

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加快，一些農村地區大拆大建，照搬照抄城市小區的模式建設新農村，導致鄉土特色和鄉土文化的流失。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同樣使得鄉村文化以驚人的速度衰落，當代媒體的滲透和經濟二元結構的變化，使得原本以鄉村文化為載體，以淳樸、善良、親情和倫常為核心的生存價值理念以及鄉土意識和傳統的價值觀念等優秀的傳統文化思想、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因此，保護鄉村文化刻不容緩。

二、鄉村文化衰落的原因分析

（一）城鄉差距大，農村公共服務水平較低

導致鄉村文化流失嚴重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農村公共服務水平較低。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人口就被分為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城鄉分割，城鎮人口居民在醫療、衛生、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就比農村人口擁有更多的權利，城鎮居民比起農村人口有著更加優越的基本生活條件，精神文化也相對豐富。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相對滯后，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還相差甚遠，與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要求還不適應.在新農村建設、鄉一體化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鄉村進一步發生了巨變，鄉村文化進一步受到了沖擊。

（二）地方政府對鄉村文化的重視不夠

1、政策制度制定中對鄉村文化的安排不足。《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體現了高度的傳統文化自覺，但是這些描述只是倡導在城鄉建設中要加入鄉土特色和民俗文化，并沒有在保護鄉村文化，乃至農村文化建設上提出一些實質性的措施，沒有制定一些規劃性的政策。

2、決策咨詢中缺少人文學科學者的參與。從中央層面到地方各級政府召集的有關新型城鎮化的決策咨詢、規劃設計或者研討會議上，能夠進入決策者視野的大多是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很少看到人文學科學者的身影。

3、政府對鄉村文化的財政投入較少。資金是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基礎，只有建立一個可靠的資金保障體系，才能提供穩定的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沒有資金的支持，鄉村文化就難以得到保護與傳承。

（三）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村民的社會價值觀改變

1、農村基層文化隊伍薄弱，人員短缺，素質偏低。農村基層文化隊伍工作人員中擁有高級、中級職稱的人少之又少，絕大部分只有初級職稱。基層文化干部的專業理論素質偏低，懂鄉村文化，民俗音樂知識的公務人員也較少，導致在鄉村文化保護過程中難以提出實質性的意見和建議，鄉村文化活動也難以展開，使鄉村村民更是對鄉村文化失去興趣。

2、鄉村村民保護當地鄉村文化的意識淡薄。隨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村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人際交往中的情感性原則被利益性原則取代，進一步加深了農村傳統風俗的危機，許多民俗儀式，如各類手工制作（臉譜，木版年畫，剪紙等）鄉間技藝絕活，山曲民歌等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再也找不到傳承的對象那些在老一輩村民眼中視為珍寶的文化遺址，民間風俗，手工技藝，被新一代年輕人看成對封建愚昧的附庸。鄉村世俗化動搖了傳統鄉村共同體的價值基礎，傳統鄉村文化的保護在價值觀念上面臨著巨大威脅。

三、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保護鄉村文化的路徑選擇

（一）提高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鄉村文化流失的一個其中原因就是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低，導致鄉村村民進城務工。各級政府要通過一定的產權保護和制度激勵，保護鄉村文化，為市場，社會力量提供鄉村文化創造良好的環境。政府可以提供資助補貼、減免稅收優惠等方式，引導各種非盈利組織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使更多的鄉村精英能留在鄉村，為鄉村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出謀劃策。

（二）建立和健全政府保護鄉村文化的措施

1、多領域學者參與到城鎮化建設中，保護鄉村文化。首先，政府應加快城鎮化進程的進度，規劃者要改變政績觀，不能一味追求農村城鎮化的速度，而忽視鄉村文化的保護。其次，要制定好新型城鎮化的規劃，在制定的過程中要加大人文科學學者的參與程度。最后，加快進行鄉村建筑遺產的全面調查和評估“鄉村建筑是當地居民生產生活經驗的真實寫照”，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在進行城鎮建設拆遷前及時做好調查，測繪，評估和保護規劃工作，對具有較高價值的村落應實行緊急保護，并給予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

2、地方政府要引導農民就地市民化，留住鄉村文化的根基。首先，改善農民的居住環境是農民市民化的重要內容，在農村居住環境改造中不僅要堅持“規劃先行，突出特色”的原則，也要立足區域文化特點，使農耕文化底脈的傳承與現代生活方式之間現實合理銜接。其次，農民市民化的另一重要內容是農民文化素養的提高“真正的市民化農民應該具備相對比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思想道德和民主法制觀念等”。提升農民素質不能靠簡單地壓制傳統農耕文化的發展，而應該在保留地方特色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改造。

3、建立支持鄉村文化健康發展的財政稅收及金融政策體系。首先，政府應當通過財政政策，加大對鄉村文化產品產業鏈的支持力度。其次，完善針對鄉村文化的稅收機制，促進鄉村文化發展，傳承傳統文化。最后，政府還應積極采取措施，通過貼息等金融手段，促進金融資金支持鄉村文化的發展，開發各類優勢文化資源，傳承有意義有價值的鄉村文化。

4、重塑鄉村村民的社會價值體系，提升村民與村干部的文化自覺。重塑村民的社會價值觀，政府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加強鄉村文化宣傳與發展的資金投入。當地政府要多方吸引人才，大力培養構建鄉村文化方面的人才，逐步提高隊伍的政體素質。在全社會形成關心支持鄉村文化建設的良好氛圍。

要提升村民的文化自覺，首先，要加強村民對鄉村文化的認同感。再次，注重創新鄉村文化繁榮。最后，以城鄉互動為重要途徑，積極建立城鄉文化互補機制。鄉村文化要在能夠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積極吸納城市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同時，在鄉村和城市文化的互動過程中，鄉村文化也能汲取鄉村文化的民俗氣質，削減自身文化的糟粕。

結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曾說過：“世紀影響世界進程和改善世界面貌的有兩件事，其中就有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鄉村文化建設中要大力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按照市場運行機制搞好文化產業化的發展規劃，培養文化產業新的增長點，從而實現鄉村文化的深度產業化發展，同時，提升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文化資源的關聯度，用鄉村文化產業發展引領新型城鎮化建設，隨著城鎮化和鄉村建設的深度發展，鄉村文化重構已經是中國社會轉型期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 鄉土小說 文本互涉 對話關系

文本互涉，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間結構、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諷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藝術模仿）、主題的相互關聯或暗合等情況。當然也包括一個文本對另一文本的直接引用”①。這種現象，不但在同一文本之間體現，而且也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間體現。因為作家筆下描述的對象，總是處于三維共時狀態下的立體化對象，由于語言表述的一維性，使得作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段落或篇幅，塑造他心目中完美的藝術形象，有些作者甚至在所有的作品中也未必能完整地表現他全部的思想觀念，所以作者必然會在潛意識里多次修補他的作品，從而導致文本之間的對話。魯迅的鄉土小說更是如此。

一

文本內部的互涉現象，通俗一點說，就是文本內部的一種對話關系。即文本內部的上下文關系，文本顯義與隱義的承接關系，文本題與主題間的照應等。這種關系必須落實到文本的物化形式上才能較好地說明。

《祝福》的開頭渲染了舊歷年底大年三十的盛大景象，天空中“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間時時發出閃光”，到處都能聽到“鈍響”的“送灶的爆竹”聲，“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在這樣的氣氛烘托下，“家中卻一律忙，都在準備著‘祝福’”。這景象雖隆重但也壓抑，和結尾的“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形成了一種互補關系，即互相以對方為依托，又都反過來呈現出對方的微妙的對話效果。這一對話，不是以一方來說另一方，而是雙方互相加以言說，并也對相互的言說予以反應。進言之，這種對話與其說是作為作家的魯迅頭腦中擬構的，毋寧說是語言規則本身的規定，也毋寧說是人們的接受心理上具有的“格式塔”的慣性，人們在感知外物時往往是將它們看成一個聯系著的整體。

在《藥》中，華老栓一家與夏瑜一家的悲劇故事，由兩家姓氏的組合可以概括為“華夏悲劇”，即由具體的人物和故事寫出了中國社會的悲劇，而用小說末尾的墳上“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暗示出悲劇之后可能有的新的希望。在這里，小說的具體生動性與整體象征性，語義與象征義之間就有了一種對話關系，象征意蘊要由具體描寫襯托才有血肉，具體描寫又得靠象征意蘊才有深度。《狂人日記》《長明燈》莫不如此。

魯迅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廣博的知識，在狂人與瘋子作為“精神界之戰士”之間，“在形象與語意義之間發見到某些類似點”。籠罩社會的傳統勢力從來就把“精神界之戰士”及覺醒的叛逆者和改革者，當做是狂人與瘋子的胡思亂想；而叛逆者和改革者在對待壓迫的敏感和抗爭上，在對待舊生活常規的驚人的懷疑和破壞上，在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上，或許與狂人與瘋子有著某些表面上的相似。狂人和瘋子的隨意聯想和雜亂無章的語言也便于寄托作者的真實意圖，這正是利用和發揮了形象和意義之間的“一種內在聯系”，它在完全不違背生活邏輯和人物真實性和統一性的情況下，巧妙地將象征意義融于具體的描寫之中，通過狂人的許多瘋話和瘋子的一些超常舉動，來寄托作者對幾千年來封建制度和封建傳統的深廣憂憤與哲理思考。

對此，我們當然也還可以說這是魯迅在構思、寫作該小說時就有的思想，因為他一直反對在藝術表現上的淺、直、露，認為“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魯迅的所謂“詩美”，也即是詩的情景交融的境界，詩的含蓄和韻味。魯迅不僅在他的散文詩里顯示“詩美”，而且在他的鄉土小說中同樣追求“詩美”。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追溯作者“原意”的思路在有些場合下是行不通的，譬如《紅樓夢》的主題探討，就可以從政治到宣，從影響國家大事的“反清復明”思想到作者的個人情感遭際等方面做很大跨度的躍動，我們最好還是將“原意”這一幾乎無法稽考的問題擱置起來，將其看做是文本內部的一種意義上的對話關系，它可以有一經寫出就獨立于作者控制的能力，這樣才能給各種對文本的釋讀敞開一道大門，使對文本的閱讀有更多意趣。

二

文本之間的互涉現象，是指文本作為一種話語來顯示它的存在時，各個文本之間也就有了對話關系，其中一個文本的狀況對另一個文本的狀況就會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相互都以對方作為文本，自己則成為描述的話語。

魯迅的鄉土小說，雖然大多屬于短篇，最長的《阿Q正傳》也只能勉強稱為中篇。但是從文本結構上看，我們可以把魯迅創作的全部小說視為一個互涉的整體，也就是說，把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場景和話語都看做是互相關聯、互相補充的，就像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那樣。雖然魯迅并沒有運用“人物再現法”和“分類整理法”把他的全部小說組織起來，但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魯迅時不時地通過小說人物之口或敘述人物語言，或明或暗地提醒著讀者，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和環境是具有內在一致性和結構互補性的。

談到環境，這就不得不談到“魯鎮”。李歐梵通過分析概括為：“從一種現實基礎開始，在他二十五篇小說的十四篇中，我們仿佛進入了一個以S城（顯然是紹興）和魯鎮（她母親的故鄉）為中心的城鎮世界。”②張定璜說得更為明白：“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哪里都遇到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③王瑤、劉綬松、張畢來等老一輩學者他們也認為，魯鎮就是指中國的農村，魯鎮和未莊上的人主要就是地主和農民，人物的沖突或主人公的悲劇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壓迫關系的表現④。20世紀80年代以來，嚴家炎、錢理群、溫儒敏、楊義等學者也都注意到了魯鎮和其他鄉土小說作家作品中的其他市鎮。因此，他們在概括這一場域時，都在把這一場域界定為農村的同時，加上括號注明：“或小城鎮。”⑤魯迅雖然無意去描畫魯鎮，鋪敘開“鄉土小說”作者筆下那樣的“風俗畫”“風情畫”“風景畫”的鄉土色彩⑥，但是，魯鎮卻是魯迅建構鄉土小說的一個重要形式，主題、思想、人物行動的邏輯和方式、人物關系結構等這些營造作品“基調”和氛圍的要素都統一在這個場所中。

我們仔細咀嚼魯迅的鄉土小說就會發現：在魯鎮這個環境中，人物和環境是相互勾連的。《 孔乙己 》中咸亨酒店的隔壁就是《 明天 》中單四嫂子的家；《 風波 》中發生的事就在未莊附近的一個村子里；當七斤上城被剪掉辮子的時候，阿Q正在做著他的造反發財夢……順此思路，我們似乎可以做出進一步的推斷：《 阿Q正傳 》中的趙太爺，《 風波 》中的趙七爺，《 祝福 》中的魯四老爺等，說中間經常往來甚至還密謀過什么事情。還有未莊的男女和城里圍觀阿Q殺頭的“許多張著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變成泥鰍的老小，魯鎮上又冷又尖的人們，《 示眾 》中愛看熱鬧的小市民等這些看客簡直是一個面孔。

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小說不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分歧上，也不是建筑在純粹的情節糾葛上，而是在具體的社會雜語上。”⑦他進一步指出：“長篇小說是用藝術方法組織起來的社會性的雜語現象，偶爾還是多語種現象，又是個人獨特的多聲現象。”⑧在這里，巴赫金所強調的是長篇小說的“雜語”現象和特質，而魯迅的兩個短篇小說集是否也具有同樣的“雜語”現象和特質呢？

魯鎮是《 吶喊 》《 彷徨 》中的主要人物、場景和話語的連接中心，各個不同層次的話語社團就在魯鎮這個背景中存在、展開，并相互抗衡著，形成一個豐富龐雜的話語系統。下面我們就借用巴赫金的話語系統，試著把魯迅小說中的各個不同層次的人物化分為六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代表封建勢力的紳士老爺們，如《 阿Q正傳 》中的趙太爺，《 離婚 》中的七大人，《 祝福 》中的魯四老爺，《 高老夫子 》中的高老夫子等，他們擁有土地，具有絕對的權威，是封建統治的維護者，而且是話語權力的擁有者；第二個層次，是代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 阿Q正傳 》中的阿Q，《 明天 》中的單四嫂子，《 祝福 》中的祥林嫂等，他們受壓迫、受損傷、受歧視，常常受制于第一層次的人物，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話語，只能以他人的話語來作為自己的話語；第三個層次，是代表魯鎮和未莊的看客，《 阿Q正傳 》中圍觀阿Q殺頭的“許多張著嘴的看客”，《 長明燈 》中吉光屯那些怕自己變成泥鰍的老小，《 祝福 》中魯鎮上又冷又尖的人們，《 示眾 》中愛看熱鬧的小市民等，他們多數沒有名姓，麻木不仁，得過且過，稀里糊涂地混日子，他們往往又取笑、調侃甚至欺侮第二個層次的人物。他們是以傳播他人的話語，擴散他人的話語為己任的話語集團。第四個層次，是代表知識分子階層的，《 孔乙己 》中的孔乙己，《 祝福 》中的“我”等，他們雖然擁有知識，擁有自己的話語，但常常授人以柄，出于無奈和尷尬的境地；第五個層次，《 狂人日記 》中的假洋鬼子、長衫黨人等，他們代表新舊混雜的話語集團。由于時代的變遷，他們從第一層次中分離出來，有機會接受“新學”，掌握了一種新的話語權，但他們還擺脫不了傳統話語對他們的影響；第六個層次，是代表已覺醒的人，《 狂人日記 》中的狂人，《 長明燈 》中的瘋子，《 孤獨者 》中的魏連殳等，他們是新生的力量，屬于啟蒙者階層但往往為社會所不容，被視為真的“狂人”或“瘋子”，他們是新生的話語力量，將在中國社會的變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這樣看來，《 吶喊 》《 彷徨 》中的人物是能夠分類的，并且是成系統的。如果把這些小說聯結起來，將這六個層次的人物像巴爾扎克的《 人間喜劇 》那樣，運用“人物再現法”和“分類整理法”，讓人物依次上下場，不斷地交換場景，那么魯迅小說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更加清晰的思路和線索。那些趙太爺一類的“爺字輩”，祥林嫂一類的“嫂字輩”等，完全可以作為一個人或一類人在小說中出現。縱觀《 吶喊 》《 彷徨 》，“它們無論在其思想性還是在其藝術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內在的統一性。”⑨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魯迅的《 吶喊 》《 彷徨 》視為一個統一而完整的長篇小說。

魯迅在《 中國小說史略 》里評析《 儒林外史 》的結構特征時，說其“雖云長篇，頗同短制”，而魯迅先生的小說集《 吶喊 》和《 彷徨 》，在筆者看來，卻系“雖云短篇，頗同長制”。我們的確可以把他的中短篇小說應該視為一個完整的長篇小說，當做一個共同的文本世界。魯迅先生正是以一種“散點透視”的筆法讓各種人物登場、下場，表現其思想觀念。而這些人物，卻又往往在文本對話中“互涉”，可以在互照互證的對讀中領悟到更為深刻的理解。

三

魯迅小說文本對話還存在于獨特的觀念和意象之中，這是有別于其他作家的小說很獨到的地方，它體現了魯迅小說文本之間的內在氣韻，是形成魯迅小說文本互涉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錢理群說過：“第一個有獨創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總是有自己慣用的、幾乎已經成為不自覺的心理習慣的、反復出現的觀念（包括范疇）、意象；正是在這些觀念、意象里，凝聚著作家獨特的精神世界和藝術世界。”⑩錢理群的《 心靈的探尋 》就是從《 野草 》中捕捉觀念和意象進行深入開掘和探尋的。魯迅小說中出現的觀念和意象雖然沒有《 野草 》中那么集中，那么飽含著詩意，然而我們在對魯迅小說細細的咀嚼中，同樣也能感受到魯迅所慣用的熔鑄著魯迅深刻思考和濃烈情感的觀念和意象，這些觀念和意象與小說中所描述的故事和情節融為一體，形成了小說中內在的對話關系。

魯迅小說中出現最多的人物是看客。魯迅在《 復仇 》中把看客比作“爬在墻壁上的槐蠶”，并說他們“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擁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歡喜”。“槐蠶”散出溫熱，使人討厭，“偎倚，接吻，擁抱”令人想起擁擠、煩躁、不安。魯迅正是看到了看客的郁悶和麻木，才會幾乎篇篇都讓看客出現，使看客之間形成了較為廣泛的對話關系。《 阿Q正傳 》中圍觀阿Q殺頭的“許多張著嘴的看客”，像“螞蟻似的”左右跟著，并且還伴隨著“豺狼”似的喝彩聲，這和《 祝福 》中那些無聊的魯鎮人為了在祥林嫂身上尋找“新的趣味”，許多人“都又來逗她說話了”，這又和《 孔乙己 》中，“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這些看客真是如出一轍，他們不是魯鎮的，就是未莊的，好像商量過似的，一樣的在取笑他人，揭他人的“傷疤”。魯迅還專為這些看客寫了《 示眾 》這篇小說，似乎在做總結發言。這篇小說沒有情節，沒有名姓，只是為了“看”。錢理群在分析這篇小說時說：“小說中所有只有一個動作：‘看’；他們之間只有一個關系：一面‘看別人’，一面‘被別人看’，由此而形成一個‘看被看’的模式。”進而說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與人的基本關系”{11}。

魯迅在《 狂人日記 》中首先提到了黑屋子。這個黑屋子魯迅在《 吶喊·自序 》中有較為詳細的闡述，這是一個“絕無窗戶”的鐵屋子，并且“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而且“不久要悶死了”，這是一個后國民麻木而昏睡的生命狀態，是對當時黑暗現實的真實寫照，同時也反映了為民族的苦難和未來而憂患的一位現代啟蒙者對歷史和現實的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可以說這個黑屋子和《 狂人日記 》中的黑屋子給人的感覺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狂人已被月光驚醒，受著“臨終的苦楚”，想“掙脫出來”，但“出了一身汗”，雖如此，但“你不能說沒有摧毀這鐵屋子的希望”。《長明燈》中也描繪了一個覺醒的瘋子，他一心想吹熄吉光屯中從梁武帝時傳下來的長明燈，但他的舉動遭到了傳統勢力的強烈不滿，因此也被關進廟里一間有粗木直柵的只有一小方窗的黑屋子里。這種黑屋子與狂人的黑屋子是何等的相似。1925年，魯迅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也描繪了一個“晦氣沖著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的黑屋子。從狂人在黑屋子里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到瘋子的“吹熄它”、“我放火”的舉動，到傻子的義憤填膺的破屋開窗，體現了層遞式的對話關系，顯示了魯迅思想的發展和變化。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還談到了橫跨在人們中間的一堵“高墻”：“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12}少年魯迅在質鋪和藥房所面對的高高的柜臺，顯然是魯迅鄉土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高墻的原版。魯迅少年時代在高高的柜臺前所感受到的社會不公、世態炎涼都深深地烙入他的心底，因此，他鄉土小說中的“高墻”意象，應該是過去生活的感受和經驗。

《故鄉》中閏土和“老爺”之間，《孔乙己》中穿著長衫坐著喝酒和穿著短衣站著喝酒的人們，《藥》中的革命者夏瑜和華老栓之間，《祝福》中祥林嫂和魯鎮那些幸災樂禍的人們，都可以看到有一堵高墻森然可怖地矗立著。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再次談到這堵高墻：“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各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13}魯迅將其視為是“古訓所筑成的高墻”。深切地期望拆毀這堵高墻，因此在《故鄉》的尾聲中，“我”真誠地期望下一代的宏兒和水生“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

另外，魯迅鄉土小說中還存在著許多觀念和意象。如民俗、黑夜、月光、荒原、吶喊等，這些觀念和意象在小說中都形成了相互照應和補充的對話關系，這些關系大大加深魯迅小說創作的獨特與深刻的思想內涵。

在文學史上，任何新的巨著的問世都可能追溯到一個古老的源頭，從而影響到整個文學史的局部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寫，這也都是文本間“互涉”關系的體現。羅蘭·巴特曾說：“所有寫作都表現出一種與口語不同的封閉的特性。寫作根本不是一種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條僅僅為語言意向的通行而敞開的大路……它根植于語言的永恒的土壤之中，如同胚芽的生長，而不是橫線條的延伸。它從隱秘處顯現出一種本質和威懾的力量，它是一種反向交流，顯示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勢態。”{14}小說文本一方面確實可以用于交流，另一方面又如巴特所說是“反向交流”，即文本不斷地接納詮釋者，并圍繞詮釋者再作詮釋，這就形成了循環式的對話關系。西方結構主義批評理論也強調事物之間關系的研究，認為任何一個系統的個體單位只有靠它們彼此間的聯系才有意義，這被他們也稱之為“文本互涉關系”。現代意象批評家也常常吸收結構主義的批評的“文本互涉”的觀點和方法，認為“文本中的某一意象的隱喻——象征涵義只是在它與構成整個龐大文學、乃至文化傳統的諸文本的相互關系上才有意義”{15}。文本的這種在顯示自己對話意義的同時又不斷形成新的對話意義的這一特性，從文本互涉以外的角度是無法窺見的，魯迅小說就是最好的見證。

① 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67.

② 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28-129.

③ 張定璜.魯迅先生[J].現代評論. 1925，（7）、（8）.

④ 范伯群.論都市鄉土小說[J].文學評論.2002 (1).

⑤ （英）湯因比.藝術的未來[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92.

⑥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M].岳麓書社，1999，66.

⑦⑧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03，40-41.

⑨ 丁帆.朱曉進.中國現當代文學[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10.

⑩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M].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19-20.

{11} 錢理群.魯迅作品十講[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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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09)一06-0001-03

湖湘文化是一種區域性的歷史文化形態，它有著自己穩定的文化特質，也有自己的時空范圍。從空間上說，它是指湖南省區域范圍內的文化形態，從時間上說，它是兩宋以后建構起睞并延續到現代的一種剝區域文化形態。

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博大精深，湖湘文化的精華可以概括為八個方面：心懷天下，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追求理想信念，認準奮斗目標而堅忍執著，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思變求新，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經世致用，躬行實踐的務實精神；融合百家，兼收并蓄的開放精神；敢作敢為、不怕犧牲的斗爭精神；倔犟勇武、舍身取義的大無畏精神；艱若奮斗、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

一、政治上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的發展與創新

湖湘文化傳統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是重“經世致用”、重“躬行實踐”即不尚空談，而求務實，湖湘歷代學者都十分重視實踐的需要。但是其也存在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湖湘文化的求實精神從湖湘學派開始，由經世派進行發揚，但湖南地處內陸，經濟相對落后，湖湘文化具有開拓性和開放性嚴重不足，因此，湖湘文化具備務實與創新相輔相成、先進與保守兼備的特征。到維新運動時，便在湖湘大地上發出一股強勁的重實學的風氣，并促使了一大批新式學堂的誕生，其直接的結果近代的湖潞文化開始與社會實際緊密聯系。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時，首先喊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口號的是湘人魏源，而最早接受這個口號付諸實踐的是湘人、左宗棠。然而，近代湖湘文化表現出通變、求新的開放精神；并在近代史上大放光彩刪是具有創新意識的是譚嗣同。譚嗣同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代表，與地主階級的經世派、洋務派相比，他們主張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廣闊的范圍內阿西方學習，在繼續強調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的同時，更多地關注西方的政治體制。

經世致用之學強調對現實政治的參與，關注的是治國救民之道。同時，近代中國又面臨強國御侮、變革政治制度的任務。經世之學的價值取向和近代中國社會現實的迫切需要。影響和造就了譚嗣同的政治上的創新思想。從到時期，具有經世學風的湖湘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正是的面世態度和參與意識，促使他們直視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投身改革和革命。他們繼承了前輩學者的學術傳統，并把它發揚光大，豐富了經世之學的內涵，從傳統的學問轉向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本質上說，經世致用屬于傳統學術的范疇，但是它倡導的積極面世的態度，又使它成為連接傳統學術和近代學術的橋梁。反映了湖湘文化經世傳統自我完善、與時俱進的適應能力和強大生命力。

進入近代以后，湖湘文化的這種開放胸襟和融合精神突出表現在向西方學習上。而中國近代史上第―個喊出“沖決一切羅網”，并且為了維新變法而流血的人是譚嗣同。發生后，不少人勸他出逃，他滿懷豪情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所代表的實際上也是湖湘文化的一種奮斗精神和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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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投資大環境尚不完善我國投資大環境尚不完善,我國處理投資業務的經驗不足和實操技巧不完善是導致公募基金投資散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我國投資業的現狀而言,投資者以個人投資為主,個人投資者無論數量,還是資金量均大大的高于規模性的機構投資者,這將導致投資者結構的失衡。更何況,個人投資者的投資比較機動化,其缺乏相關的理論知識為投資依據,市場信息收集不夠迅速,也缺乏分析信息的能力和技巧,只能一味的靠“小道消息”隨波逐流,或者一味的靠運氣和投機取巧。這種狀況將大大的增添了我國投資市場的不確定性。再加上,我國投資業發展時間短,經驗不足,其法律法規也相當不完善,沒有一個較為健全全面的市場信息披露機制和投資者利益保障機制,在這樣的投資環境中進行投資將大大的提高了投資風險。

2、公募基金的內在原因公募基金開發時間晚、發展時間短,各種投資的具體操作尚不完善,其自身的內在原因是導致公募基金投資散戶化的直接原因。公募基金投資處于高速發展的狀態,其仍然缺乏一定的投資專業人才,然而新培育的投資人才雖然知道一定的金融投資理論,但缺乏一定的投資經驗,其投資目光較為短淺,較多為中短期投資。從基金經理的角度上而言,許多的基金公司均由每年的公司排名作為基金經理的業績考核內容,因此許多基金經理為了自身業績而不得不放棄長期的投資,而轉向中短期投資,這樣的投資結構失衡,反而會導致公司利益的流失。更何況,基金經理的收入由工資和獎金組成,與投資業績沒有直接的聯系,沒有一個較為完善的激勵機制,這樣將會導致基金經理失去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再加上,基金公司通過公司業績來選擇基金經理,時常更換基金經理,這樣不但讓公司無法獲取長期投資的利益,還會使公司的投資風格發生變動,無形中加大了投資風險。在行政部門中,公募基金機構普遍缺乏一個較為完善的監管機制,對公募基金投資的過程缺乏一個較為全面的監管,這樣將導致許多違法行為的發生。

3、基金排名制度不科學基金排名對于基金機構的投資方向和基金經理的選擇有著重大的影響作用,因此基金排名對基金機構和基金經理而言都十分重要。然而,按照目前的狀況而言,我國的基金機構排名的審查時間較短,根本無法考慮長期的投資因素,該排名大部分是針對中短期投資的投資收益而言的,忽視了長期投資的利益,這樣的基金排名缺乏一定的真實性。更何況,國內的公募基金機構會為了爭奪基金排名而出現頻繁換股、參與績差股等行為出現。

4、投資者缺乏相對應的投資理念公募基金的投資者是由個人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組成,且以個人投資者居多,而個人投資者的投資狀況容易受到個人的投資情緒和投資理念影響,且容易影響其他個人投資者的投資情緒。一旦市場處于過度樂觀或者過度悲觀的狀況時,投資市場將會出現羊群效應,市場將會出現大量的申購或者贖回,這樣將會導致投資市場出現經濟泡沫或者陷入低迷。

二、如何解決我國公募基金投資散戶化的狀況

1、培養專業的投資人才,建立起科學高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必須要在公募基金機構內及時的補充投資人才,培養更多的優秀投資人才,設立一個由投資人才和基金經理所組成的投資小組,盡可能提高基金經理的投資能力和技巧,盡可能減少更換基金經理帶來的影響,使投資風格更為穩定,投資理念更為成熟。與此同時,還必須要建立起科學高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設立一個較為完善的激勵機制,把基金經理的收入與基金機構的業績相掛鉤,提高基金經理工作的積極性和熱情。

2、建設健全完善的公募基金內部管理機制證券監管部門應該要根據現狀出臺一系列的基金投資規章制度,嚴打“幫忙資金”等違法違規行為,讓公募基金機構進行投資時有法可依。“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還必須要發揮其帶領和監管作用,與業內的各大公募基金機構達成共識,共同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在業內形成一種自律的風氣,共同維護基金投資秩序。與此同時,還必須要及時的定期的公布換手率等市場信息,堅決抵制“散戶化”現狀的出現。

3、健全和完善基金排名制必須要對舊式的基金排名制進行合理的完善和更改,延長其審查時間,加長基金排名公布的相隔時間,鼓勵公募基金機構進行長期投資,在基金排名內加入長期投資的因素,保證基金排名的真實性。這樣不但能夠鼓勵長期投資,在某種程度上降低投資的風險,還能對基金經理做一個較為全面的觀察,使投資風格更為穩定。

4、向投資者灌輸專業的投資理念應該就投資的基礎理論知識、風險意識和風險規避、投資的注意事項等方面對投資者進行一個較為全面的專業知識的灌輸,讓投資者有一定的專業投資理念,在投資前對基金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提高投資者投資基金的耐性和信心,盡可能的減低“羊群效應”狀況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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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人本就是和諧統一的，我們人類作為大自然的一部分，更應該對環境的保護倍加用心，才能讓人類的生活更美好，在建筑設計中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影響住到了設計的整個過程，但是要怎么樣才能實現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真正達到和諧統一呢？這就需要對環境與人之間的關系有一個系統的了解，環境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只有認識這一點才能讓建筑設計在滿足人們使用功能的同時，更注重對環境的保護和與環境和諧統一。建筑設計通俗來講就是要解決室內空間的使用功能以及滿足人們對美觀的要求，在這一觀點的促進下城市文化和城市規劃才能朝著更健康的方向發展。

一、空間的概念

什么是空間的概念？著名建筑學者教授馮紀忠在講座提到——建筑空間，好比一把茶壺，壺體的空間大，壺嘴是一個小小的空間。空間一詞用于建筑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后來城市設計，城市空間的植入，成為城市空間……一直以來，建筑被西方人視為實體，是塑造主體，建筑師雕塑像雕像描繪的建筑物本身。在上世紀末，建筑行業是經歷了一場革命，人們看到以前看不到的“空間”，建筑師以往的哲學大廈倒塌，一切似乎是“顛倒過來”一般。中國長期以來還沒有把建筑單體作為主體去描繪。中國建筑工匠的關注的是建筑之間的院落，李云珠已在“中國模式”說：“中國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開的”中國建筑工匠，被認為是“庭院建筑與建筑之間”的締造者。中國古代建筑，以“家”為中心組織架構，“家”是指作為一個基本組織單元，由幾個四合院建筑構成，所謂“沒有院就構不成群”，而院和院的空間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所以產生了豐富多彩的建筑空間效果。西方建筑師更注重建筑單體，花很大精力在建筑單體的形狀。因此，西方建筑形式對于中國古代建筑形式而言顯得更加復雜。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間設計上，中國的城市發展比較早，中國很早就致力于建立城市空間。西方建筑師告訴我們什么是空間：這是一種圖地關系。房子作為實體，周邊環境為基礎，我們只看房子；如果房子作為基地，房子周邊的形狀出現了，這就是空間。

二、生態環境藝術

除了建筑本身的設計是要符合美學特質，其設施也要滿足生態環境基本要求，城市綠色空間系統是唯一的生活的城市基礎設施，在維護城市生態平衡和改善城市面貌方面，其他設備沒辦法來替代建筑在這方面的作用。在建筑設計的過程中這一重要支撐條件讓我們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更和諧的生態環境。只有搞好城市綠化，創造美麗，清潔，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才能更好地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目前全球環保人士呼吁保護我們的家園，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家園。作為一個設計師，尤其是建筑設計師，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營造舒適生活空間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建筑設計與環境藝術的關系

綠色植物的季節性變化和易修剪的特點使其在營造建筑外部空間環境中成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獨特的地域景觀建筑的外部空間環境不僅同建筑形象有關，而且同建筑室外綠化景觀密切相關，空間環境的特定性是建筑不同于其他藝術門類的重要特征。生長環境和民族文化喜好的不同使各地域的自然植物景觀呈現出巨大的差異，而建筑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結合，不僅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而且造就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景觀。雖然現代資訊共享帶來人們生活方式、審美取向的日漸趨同，使建筑風格的同化現象不可避免，但迥異的建筑室內外綠化景觀卻為城市面貌帶來迥然不同的人文視覺景觀，這種不易消融的特點使其成為一幢建筑或一座城市最不易磨滅的印記。從城市區域規劃出發設想建筑與大環境的結合：建筑的整體輪廓上，與周圍的現有建筑呼應，立面上虛實對比、色彩處理與環境格調相協調，流線上，符合環境的肌理；從人的感覺出發想象建筑局部小環境的處理：通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間，“環境是指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影響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各種自然（包括人工干預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質和能量）或作用的總和。”環境問題是一個復合而復雜的問題，環境問題的可變性也就決定了“環境問題實質是發展問題”認為自然界“是我們人類即自然界的產物本身賴以生存的基礎”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續都依賴于自然界所饋贈的給養；同時，自然界也只有被納入到人的生活軌跡中，才能成為人的現實生活要素。人類的建筑活動作為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種創造性勞動，毫無疑問具有明顯的實用功利目的，但同時又必須兼具審美意識和精神情趣。

四、節能生態型建筑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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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 軍， 河北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法社會學教學與研究。

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態的狀況反映。它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廣義的文化指的是人類所創造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所有成果，是人類為了求得生存所創造出來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習俗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就是人類所創造的精神成果，它是人類生活的象征物，包括指示性象征物，如語言、文學、文物、文獻等等以及抒情性象征物，如宗教、美術、音樂、舞蹈等等。文化無所不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文化。文化分為三個層級：一是表層文化（又稱為物質文化）；二是中層文化（又稱為制度文化），包括風俗、禮儀、制度、法律、宗教、藝術等；三是底層文化（又稱為哲學文化），就是人們個體和群體的倫理觀、人生觀、世界觀、審美觀。第一個層次主張文化是涵蓋人類所有文明成果的大文化觀。文化的出現和發展，“意味著人類第一次能夠根據自己的有利條件來改變環境，他們還能夠改變自己的行為來適應改變了的環境條件”[1]。文化為人類提供了適應各種自然環境變化的能力，同時，文化本身也就成為人類環境中的一種力量，這種文化環境無論從范圍上還是從影響力上都變得和自然環境一樣重要，作用于我們的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人。

人格，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是面具的意思，它是個性心理結構要素的總和。每個成年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特征，盡管不同學者對人格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是從社會生活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外部世界的反應方面來解釋人格的。所以，可以說：人格是一個人的信仰、情操、價值觀、態度、興趣、習慣和氣質的總和，是個人所具有的穩定的綜合的心理特征，是一個人的基本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它可以用一系列穩定的行為模式來表現。

個體人格盡管與生理活動密切相關，但它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天性或本質，個體人格的形成總是與一定的文化模式相聯系，特定人格往往是特定文化模式的必然結果。而個體人格在不斷吸納社會文化的同時，又不斷外化和再現社會文化，從而又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發展。

一、特定文化塑造特定人格

人生存在文化環境中，特定文化必然造就出特定的個體人格。這個是動態的，包括為人們提供一個完整的價值觀、意義體系和行為規范，影響人們對自身身份和角色的認同，塑造人們的心理、氣質和態度等。文化的變遷決定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影響其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影響其生活方式與習慣，使人們不斷認識自己，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穩定的人格，反過來選擇、吸納和傳承并創造文化。

文化對人格的塑造是從三個方面進行的。首先，是對人格中生存與發展功能的塑造。人降臨到這個世界第一要務就是謀得生存，這是人類的第一需要，但人畢竟不同于動物，在生存需要滿足后，他還會有享受和發展的需要。這種需要有四種：其一是娛樂的需要。我們生活在社會中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要承擔不同的社會角色。每一種社會角色都要承載一定的生活和工作壓力。所以，角色卸載之后，難免會有身心疲憊、勞累緊張的感覺，于是便有了娛樂的需求。其二是審美的需要。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愛美，喜歡美的事物，是人的天性。觀賞或欣賞美的事物，可以陶冶性情、愉悅身心、凈化精神。其三是認知的需要。對周圍世界的探求、認識，是我們改造世界的前提，我們生存的世界需要我們去了解、認知，探尋未知之謎是人類心靈王國永遠的沖動。其四是創造的需要。這是最高層次的精神需要。人的精神境界一旦達到一定高度，就不會僅僅滿足于在這個世界上做一個只會享受的過客，給這個世界留下自己的印跡，通過自己的創造活動來影響世界甚至改變世界會成為他的追求。要滿足這些需要，學習、消化既有的文化資料是必然的途徑。人對特定文化資料的學習、消化過程，就是特定文化對特定個體人格的塑造過程。其次，社會化塑造。永不磨損的機器和永不衰老的人都是不存在的，一個社會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必須要不斷地預備新人來接替上一代人由于死亡或退伍所產生的缺位，這個過程無論如何不能缺少文化的作用。原因很簡單，任何人剛剛出生時，都只是一個無知無識的自然人，沒有技能、沒有人格、沒有社會性、沒有自己的精神心理世界，這些全部要靠其后長期的社會化過程才能慢慢掌握或形成。社會運用特定的文化，通過對自然人進行一系列必要的教育、訓練、培養，使其掌握了必要的知識、技能和社會規范，具備了完整的人格，具備了社會性，這樣人們才能夠在社會生活中承擔一定的角色。要培養這樣的新人，對其實施社會化教育，無論如何都離不開文化的作用，文化是個人社會化最有力的工具和杠桿。人的社會性及其精神世界如何，與他們所受的文化影響甚大。不同的文化乳汁哺育了不同的人格，特定人格總是由特定文化塑成。文化的這種影響人格形成和變異的作用便是文化的社會化功能。第三，社會控制塑造。社會控制是由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A.羅斯最早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社會組織體系通過社會規范以及與之相應的方式和手段，對社會成員或群體行為進行指導和約束，從而協調社會關系的各個部分，維持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社會控制的具體方式包括法律、道德、輿論、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教育、個人理想、禮儀、藝術、人格、啟蒙、社會價值觀、倫理法則等等控制工具。不難看出其控制工具無一不蘊含著社會的主流文化，文化是貫穿所有控制工具的主線。正如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F.莫菲所言：“文化是一個人類生存的機制系統，但同時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實定義。我們生在文化之中，自身和命運均受到文化的制約。”[2]

文化的控制功能首先表現為它對個體行為的導向作用。人和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人的行為的目標性特征，具體而言，人行為的目標包括兩個不同的層次，一個是具體行為指向的具體目標；另一個是整體行為指向的整體目標。具體行為實施的具體目標取決于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而整體目標則是由文化主要是價值文化直接決定或引導的。其次，文化的控制功能還表現在對個體行為的指揮作用。文化為人類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知識，幫助人們設計行為的具體步驟、方式和程序，準備各種條件，預測、評估行為的結果，考量行為的影響。這就是它對行為的指揮作用。據此，人們可以盡量減少行為的盲目性，增加其科學性和可行性。這是文化對個體行為的積極控制。再次，文化對人們的行為還具有一種整合作用。社會是由千千萬萬不同個體組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欲望和要求，他們不僅相互區別，還相互摩擦，甚至沖突，但整個人類生活卻能一直保持著一定的秩序，這正是文化尤其是規范文化對人們的行為整合作用的結果。文化為人們提供了各種行為規則與模式，也設置了不能涉足的，不僅如此，它還通過獎勵與規范相符的行為，懲罰與規范不符的行為來保證人們對規范的遵從和執行，使人們相互之間在行為上保持某種統一性，適從社會秩序的要求。這是文化對個體行為的消極控制。另外，文化的控制功能還表現在，它對人們的行為具有或摩擦作用。文化賦予人們的審美觀、審美意識，一方面可以幫助人們消除精神上的疲勞與饑渴，改善人們的心境，鼓舞人們的士氣，調動人們的激情，減少乃至消除行為的精神阻力，從而使人們以良好的精神狀態投入生活，這便是它的作用。反之，文化也可以加重人們的精神心理負擔，窒息人們行為的激情和意志，增加人們行為的精神心理阻力，使之不能順利進行，這就是它的摩擦作用。

特定文化都有一整套社會規范與行為準則，它們建構起了特殊的文化模式，就其對人格的影響、塑造而言，構成了人格發展的閾限。宏觀上，不同民族在不同時代都有自己的性格，這種性格的差異性正是特殊文化閾限塑造的結果。微觀上，一個群體或一個家庭等等，由于文化氛圍不同，同樣可以塑造出迥異的人格。一個鮮活的人格正是在這種特定文化模式的宏觀澆鑄與微觀雕飾下，兼有了隸屬民族、群體的共性特征與個性特征，從而形成現實的、社會化了的個體人格。

二、文化對人格的再塑造

文化塑造了人格，然而，人格不是一經形成就不可改變，隨著成年人繼續社會化的延展，人格也在不斷的悄然改變之中。究其原因，當然離不開文化的作用。文化一邊塑造人格，同時也對一個人的人格進行價值衡量與評判，判定個體人格的社會價值，由此也就構成了鑒定人格和再塑人格的文化反饋系統。

文化對于人格再塑造的反饋系統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是文化的區別功能系統。不同個體與群體是不一樣的，區別的標志多種多樣，而文化是其最顯著的標志之一。文化反饋系統是由一系列標志性規范組成的，對于個體人格許多方面的特點諸如職業、社會地位、文化水平、個人修養等等都能顯示，并且按標識規范歸類、分層，進行區別。任何社會都有一系列人格，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反常人格？在不同社會文化中是沒有統一標準的，“對于任何文化來說，界定正常行為的標準都是由那個文化本身決定的”[3]。例如，滿族最突出的飲食禁忌即為禁食狗肉，據傳是因為一義犬曾救助過滿族祖先。而同處東北地區的朝鮮族卻喜食狗肉，與滿族截然相反。這說明不同文化規范對同一種行為的界定是不同的。所謂精神障礙或變態行為等反常人格的判斷標準也是與特定的文化標準聯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崇尚“巫術”的社會里，人們不會對“巫師”身上表現出來的異常行為感到奇怪，反而認為這是“巫師”與神靈的互動溝通，而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則普遍會認為是反常行為。可見，文化對正常人格與反常人格是有界定和區別功能的。界定或區別的結果必然是有上有下、有高有低。這樣，被社會文化界定為低下的以及反常的人格就有可能被社會文化進行再塑造。二是文化的群體功能系統，它包括一系列的角色規范和職業規范，構成了人格評判的環境因素。個體與群體的組合是否和諧是評判個體人格的重要標尺。社會群體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任何個體的活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與他人的聯系中進行的。群體使個體與社會發生聯系，它也是個體實施其活動的場所，個體通過歸屬群體而歸屬社會，通過參與群體的活動而參與社會生活。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群體中展開的。不同群體根據社會給定的不同任務、規范，結合其在社會體系中的地位、特殊利益，對其成員提出一定的權利和義務要求，每個成員總是按照自己的角色崗位，自覺不自覺地履行和遵守群體的正式規范和非正式規范，尤其是作為群體亞文化的非正式規范，并培養和發展參與這些群體活動的能力，從而幫助實現所屬群體的目標與任務。那么說明個體與群體的組合是和諧的，否則，個體必然會受到群體的擠壓、排斥，他（她）將難以融入群體，這樣的個體人格要想融入群體、融入社會，社會文化對其進行再塑造是必須的，也是唯一的途徑。

作用于人格的文化反饋系統，它的主要作用實際上就是對個體人格進行遴選。把符合要求、達到標準的個體，提交社會；把不符合要求、未達到標準的個體重新交給社會文化再行塑造。這個過程與人格的塑造過程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相互聯結的完整機制，通過對人格的塑造――反饋――再塑造――再反饋……如此循環往復的雕塑過程，最終造就出能夠得到社會主文化肯定的、符合社會要求的完整的、正常的人格。

三、人格再現社會文化，并促進了

社會文化的發展

社會文化的最終體現要通過一系列的物質或精神載體，個體人格便是其中之一。個體人格既是文化的產物，同時又是文化的創造者；文化影響了個體人格的形成與發展，人格也會影響文化的變遷與發展。

個體人格的形成和發展當然有賴于社會文化的塑造，然而在文化面前個體人格絕不總是消極被動的，人們在個體人格的形成過程中，通過自身的創造活動能夠改變環境，能夠創造和發展社會文化。雖然人格的形成過程直觀表現為對既有文化的吸納和內化，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個體對社會文化的主觀能動作用。在人格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一方面不同個體的氣質和人格能夠限制文化影響個體的程度，即文化對個體人格的影響、塑造，會因個體人格氣質的不同而異，相同的文化氛圍對不同的個體人格會有不同的作用。同時，不同人格的個體，對于內化何種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主動選擇的并非永遠都是被動地接受，其已經形成或尚未完全形成的價值觀念決定了他對吸納何種文化的選擇與取舍。另一方面個體人格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也會不斷地外現其已經吸納、內化的文化，使相應的文化接受社會的檢驗、評判，影響或改變既存的社會文化，進而影響社會生活。

一般而言，人格的形成過程從形式上看就是社會文化對個體的塑造過程，而客觀上通過這一過程社會又實現了其文化的傳播、延展和積累。前者表現為接受社會文化，使之內化為個體的價值觀、理想和信念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順利完成，只是為人類個體提供實現社會人的一種可能性，還不能把它看作現實性。在其現實性上，必須要通過人的社會交往、人的實踐活動，把已內化的社會文化外化、表現、發揮出來。即文化的延展、積累和豐富必須依賴于已經內化了文化的個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他們通過社會交往、社會互動能夠給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把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水平。人格對文化不是簡單的再現，而是創造性再現，它為社會提供了新的、復雜的認識客體，人類運用社會文化對這些新的認識客體所進行的每一次肯定或否定評判，都會進一步豐富固有的社會文化，為社會文化添加新的內容。

總之，文化與人格的關系，是相依相存、相互作用并相互促進的。人格的形成依賴于文化的塑造；而人格又是文化傳播、延展的載體，可以使既有的社會文化內涵進一步豐富。因此，我們在探討文化與人格的關系問題時，應當注意克服片面強調文化對人格主導作用的傾向，應當從總體上把握文化與人格交互作用的機制，充分認識作為社會文化聚合物的個體人格對既有文化的影響和推展作用。以科學的態度，客觀看待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注釋：

[1]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100頁，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2]羅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會人類學》第12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8年版。

[3]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第5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2年版。

參考文獻：

1.蔣京川、何漢江：《文化與人格研究述評》，載《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5期。

2.羅伯特.F.莫菲：《文化和社會人類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2008年版。

3.B.R.赫根法：《現代人格心理學歷史導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4.E.T.霍爾：《超越文化》，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

5.易法建、倪泰一、楊丹燕：《心理醫生》， 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篇8

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區，水資源不僅是維持其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供水水源，而且是穩定生態環境系統的重要因素。人類對水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不僅會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而且會引起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例如，對地下水的過量超采，會引起地下水位的大幅度持續下降，造成表層土壤水分含量的降低，引起植物凋萎，植被退化以至自然死亡，從而進一步加劇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的發展；而對地表水過量引用（大水漫灌等），則會導致地下水位不斷上升，引起土壤次生鹽漬（堿）化、甚至沼澤化的發生或發展。這兩種情況在西北地區是普遍存在的。在我國西北各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目前大多仍采用大水漫灌等傳統的灌溉方式，過量引水灌溉，造成用水浪費、地下水位偏高、土壤次生鹽漬（堿）化、甚至沼澤化等現象；而在下游地區則存在斷流、河湖萎縮甚至消失，以及大量超采地下水的現象，導致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等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如石羊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黑河流域等。

西北地區分內陸河區和外流域區，其中內陸河區面積為250.5萬km2（扣除奇普恰普、額爾齊斯河外流區），占西北地區總面積的3／4。這里以內陸河區為重點，內陸河區中山區面積為98.0萬km2，占其面積的39.1％；平原區（盆地）面積為152.5萬km2，占其面積的60.9％。內陸河全區多年平均降水量為3569.5億m3，其中山區降水量為2972.3億m3，占全區總降水量的83.3％，平原（盆地）降水量597.22億m3，占全區總降水量的16.7％。

2水循環規律與相巨轉化關系

西北內陸河流域從高山河流源頭到下游地區可劃分為：高山冰雪凍土帶、山區植被帶、山前綠洲帶和下游荒漠帶。降水主要集中在高山冰雪凍土帶和山區植被帶；山前綠洲帶和下游荒漠帶降水稀少，基本上不產生徑流。因此，在出山口以上的高山冰雪凍土帶和山區植被帶形成的出山口徑流基本代表了流域的水資源量。

山區徑流出山口后，在天然情況下，部分洪水通過漫溢滲漏補給地下水，其余的通過河道滲漏補給河道兩側的地下水，最終消失于荒漠或終端湖泊中。在大規模開發利用的情況下，人類活動增加了中下游河道兩側徑流的側支循環，通過引地表徑流和開采地下水進行農田灌溉，多次垂向水量交換，最終使河流水量趨于衰減，甚至干枯。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規模擴大和方式變化，已導致了水資源數量、質量及其時空分布和內部分配關系等發生了變化，并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

由山區到流域下游，不同區段地下水與地表水的相互轉化關系以及地下水的徑流模式亦不相同。山區地下水絕大部分以基流形式排泄，形成地表徑流進入盆地，只有占水資源總量3％的山區地下水通過側向徑流補給盆地的地下水。西北地區一般河流的基徑比在20％～45％之間，如瑪納斯河出山口為45.6％，黑河出山口為34.6％。出山口后由沖洪積扇的中上部河水（地表水）補給地下水，在西北內陸盆地年徑流量小于0.5億m3的河水將全部滲漏，較大的河流也有30％～40％的滲漏，如瑪納斯河年平均滲漏量為1.38億m3，滲漏補給系數為0.4；黑河年平均滲漏量為5.27億m3，滲漏補給系數為0.26。目前大部分河流在山前出山口處建有引水渠，用于盆地的農業灌溉，在水利程度較高的地區，渠道引水量所占比例很大，如瑪納斯河渠首引水量占河流量的3/4左右。渠道引水使天然河道流量減少，相應減少了河流入滲補給量。

地下水在水力梯度作用下由沖洪積扇向沖積平原運移，在沖積扇前緣地帶，由于含水層顆粒變細，導水性變弱，形成地下水溢出帶。地下水沿溝壑以泉水形式溢出地表，匯集流入或形成河流而轉化為地表水。在西北地區泉水溢出量是下游地表水的主要補給源之一，也是維系沖洪積扇前緣綠洲帶和沖積平原下游綠色走廊的重要水源。泉域范圍內地表水的補給量減少和地下水開采量的增加，是導致泉水流量減少的根本原因。在沖洪積扇前緣以下的沖積平原，潛水含水層顆粒變細，地下水埋藏較淺，其水平徑流速度緩慢，地下水是以垂向水量交替為主。該區為大面積農墾區，引用大量地表水灌溉，由渠系、平原水庫的滲漏和田間灌溉入滲，使該區地下水補給量較自然狀態下大得多。沖積平原地形平坦，自然河網不發育，地下水徑流排泄困難，使地下水位上升，甚至接近地表，潛水蒸發量增加，使地下水礦化度升高和產生土壤次生鹽漬化、甚至沼澤化。

在天然條件下，沖積平原下游直到尾閭湖，除洪水季節外，河流量很小，甚至沒有。在洪水季節河流泄洪通過河道補給地下水，余水流入尾閭湖。正是水量不大的河水及其所轉化所形成的地下水，維系著該帶沿河兩岸的植物生存，保護著該地帶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

在天然條件下，內陸山區水資源通過河川徑流進入盆地后，經多次轉化而形成地下水資源，并使盆地間地下水資源分布達到自然平衡，并維系盆地內的生態環境平衡。水資源開發利用，打破了原來的水循環規律和相互轉化平衡關系。如山前沖洪積平原或河西走廊的南盆地，由于靠近水資源的補給源，大量開發利用水資源，甚至無計劃、高消耗浪費水資源，致使進入下游平原或北盆地的水資源量大幅度的減少，無法滿足下游平原或北盆地對水資源的需求，直接威脅下游平原或盆地的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典型的例子是石洋河是以犧牲民勤來發展武威；由于上游武威的大量消耗水資源，流入下游民勤的河水流量逐年減少，以致河流尾閭湖泊干枯，地下水位急劇下降，水質惡化，綠洲萎縮，棄耕面積達20多萬畝。還有黑河流域下游的額濟納旗綠洲，由于中上游經濟規模的擴大和水資源利用技術水平較低，也出現同樣的情況，入境水量由8億～10億m3/年下降到現在的3億m3/年，河流經常持續斷流，居延海干枯，導致地下水資源的補給量也相應減少，地下水位持續下降，植被大片死亡，草場退化，沙化土地面積新增3500km2。大規模開發利用水資源，特別是渠道引水灌溉改變了地下水補、徑、排關系和時空間分布，使沖洪積扇中上部地帶地下水的補給量明顯減少，造成泉水溢出量衰減，沖洪積扇地下水可開采資源量的銳減，而中游沖積平原地下水補給明顯增加，造成潛水位持續上升，蒸發量加大，發生土壤次生鹽漬化。流域下游由于來水量減少，地下水補給量減小，導致植物消亡，土壤沙化等。

3水資源量核算與分析

根據“九五”國家科技攻關的有關研究成果，西北地區水資源總量為2304.4億m3，其中地表水資源量為2164.8億m3，地下水資源量為1034.6億m3，地表水與地下水的重復量為895.0億m3。分省和流域的具體評價結果，列于表1中。

從表1中可以看出，西北地區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之間的重復量是比較大的，分別占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量的41％、87％。其中寧夏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的重復量分別占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量的287％、93％；而內蒙古西部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的重復量分別占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量的48％、17％。從流域角度分析可看出，西南諸河片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的重復量占地下水資源量的百分比最大，為100％；長江片次之，為99％；內陸片最小，為83％。綜上分析表明，西北地區的地下水資源絕大部分是由地表水資源轉化形成的，尤其是廣大的平原區域，由于當地降水量極其稀少，地下水資源量幾乎全部來自地表水的人滲補給。

表1西北地區水資源評價成果（單位：億m3）

4結論與建議

前面的分析結果清楚地表明，在西北地區地表水與地下水之間聯系密切、相互轉化頻繁，地下水資源絕大多數是由地表水轉化形成的；水資源開發利用格局或方式的，將深刻地影響著地下水的補給、徑流和排泄關系，以及補給量和排泄量的大小。地下水補、徑、排關系及其補排量的改變，則直接導致地下水可開采量的變化。因此，在西北地區單純地就地下水而論地下水是不行的、也是不科學的，應該將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進行統一考慮，進行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的統一評價和規劃，在查清水資源數量、質量及其時空分布規律的基礎上，對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進行綜合規劃，以科學地指導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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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目化課程實施實施

項目化課程，“教師為主體”轉變為“學生為主體”，教師由“講授者”變為“指導者”，學生由“灌輸知識的接受者”變為“教學活動的主體者”。學生活動成為主要學習形式，將學生進行分組，每組3～5人。學生活動包括布置工作任務、分組討論任務、小組人員分工協作查閱文獻、實施工作任務等四個過程，目的是加強學生之間的團隊意識和協作精神及溝通能力，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掌握急救護理知識與技能所有的教學場所均在一體化教室進行。

1.任務主線，驅動研究。項目化教學的任務要體現五大特點：一是真實性。所有教學項目均來源于實際工作過程，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二是整體性。分解工作任務時，任務不要過于瑣碎，要保持任務的完整性，從而給學生較大的探索和創新空間。三是開放性。為保證學生自我表現的空間，在制定任務目標時，方式可較靈活，次序可顛倒。四是可操作性和適當性。可操作性指任務目標是具體的、能夠實現的目標；適當性是任務難易程度適中，因為難度很高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過分簡單則不能調動學生完成任務的積極性。五是協作性。完成任務均以小組形式，完成任務離不開協作和團隊的合作。如急救護理進行“項目導向、任務驅動”實施教學，其中院外急救設計時，要求達到：在院外能夠對災難事故、意外傷害等突發事件進行應急處理，對傷員采取及時正確的救護措施，向全社會普及緊急救助知識，增強自救互救能力。院內急診科救護設計時，要求達到：在醫院內對急危重癥病人進行及時有效的搶救和處理，能夠配合醫生完成高難度的搶救工作，各種急救技術的應用符合我國對高素質、高技能職業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院內重癥監護病房救護設計時，要求達到：在醫院內利用先進的醫療儀器設備和救治手段為危重癥患者及時提供系統的、高質量的生命支持技術和醫學監護，提高危重癥患者的救治成功率，降低傷殘率和死亡率。

2.學生主體，自主探究。為了把課堂真正還給學生，項目化教學必須使學生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使學生根據所學的知識檢測自己的實際操作流程，鼓勵學生對所學內容與操作過程進行反思。首先，為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學習的創新性，在學習過程中，體現學生的首創精神。其次，在課堂教學中，應根據實際工作崗位的工作任務，設立各種情景進行教學,使學生將更多所學的知識在實際工作中進行應用，使知識“外化”。最后，在實際工作任務中，讓學生能夠根據臨床真實案例中出現的問題制訂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

3.開放環境，自由表現。為了給予學生一個展示自我的空間，在師生之間要建立平等的關系，使學生敢于說話、敢表現、敢嘗試，讓學生自主表現、探究、質疑、反思和評價。在新知識教學前，讓學生展示通過預習獲得的學習心得和設想；在學習過程中，提供機會讓學生獨立解決或協作解決問題，讓學生去思考、去討論、去嘗試，獲得成功的喜悅；在自主學習后，鼓勵學生用自己喜歡的形式去展示，大膽創作，發揮同學間的相互評價，使學生相互協作、互相幫助，提高團隊協作能力。教師要以肯定的、發展的眼光評價學生的表現，并且根據學生的實際水平，注意多層面的教學設計，目的是在思考、討論和嘗試中錘煉學生，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團隊精神，提高學習的積極性和自覺性。急救護理項目化教學中，以學生為主體，以案例為導向，以救護流程為主線，進行“明確任務（評估）任務準備（計劃）任務實施（實施）任務評價（評價）”的任務式教學設計，通過小組討論、教師點評、情境演練、相互評價這些環節完成學習任務，學生全面參與任務解決的過程。

4.多元整合，全面發展。在教學過程中，開展以學生為主體的項目化教學模式，將能力培養滲透整合至教學的全過程。如院內急診救護單元中有機磷農藥中毒救護的教學，充分利用院內急救實訓室的教學模型和教學環境，運用聲音、錄像、文字等媒體，將工作任務和學習任務進行有機整合，使學生有一種“身臨其境”之感。學生從病例中獲取信息、分析問題、制訂方案、模擬演練、效果評價都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完全模擬實際工作流程進行施教，從而提高學生知識的應用能力。

5.構建網站，豐富手段。為使項目化教學立體化，方便師生交流學習，構建了急救護理課程的精品課程網站，提供教學資源，展示師生心得，組織網上調查，開辟互動空間等，并置網站于校園網服務器，方便師生隨時訪問，使項目化研究和師生交流學習開展得更及時、豐富、先進、科學。

三、考核評價

隨著職業教育的迅猛發展，職業教育發生了由單一評價轉變為多元評價，即“重能力、過程和質量”三方面的綜合評價措施，因此，在考核評價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學生在考核評價中的主體作用，要求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全過程，徹底改變以卷面考試為主的考核形式，使學生完全從被動應付考核的狀態中解脫出來。評價方除我校的老師外，還邀請附屬醫院的急救護理人員參與其中。急救護理的考核評價，目的是考核學生的職業綜合能力，即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基本技術、學習態度和團隊協作能力、解決分析問題能力等。考核分為過程考核、單元考核和終結性考核。過程考核是在課堂教學前，課程組成員進行集體備課，共同商定該急救項目任務的各環節考核評價表，在教學過程中對每一環節進行過程考核。整個急救護理單元考核是按照工作任務設計2～3個“任務考核”內容，學生進行工作任務的實踐考核。終結性考核由理論和實踐兩部分組成。理論是考核學生對患者信息獲取、分析、加工、利用、評價能力，實踐是考核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院外救護、院內急診救護、院內重癥監護三個單元在課程考核中的權重分別為30%、40%和30%。過程考核中同一小組成員成績相同，根據小組完成任務時的合作程度給予一定的分值，從而增強學生的團隊協作能力，激發同學間的競爭意識和集體主義榮譽。這樣，把教與學、學與考有機地聯系起來，使考試真正利于學生的發展、教師的發展、課程的發展，成為客觀評價教學的有力杠桿。

四、教學設計的注意事項

1.教學目標設定恰當。在進行項目化教學前，首先對本課程——急救護理按工作任務進行分解項目，然后確定各個單元的整體目標，再把單元的整體目標進一步細化，分解為基礎知識目標和項目目標，同時，確定項目及子項目內每一任務的教學目標。

2.教學時間合理分配。教學時間的配備以項目為單位，統一思考、統一規劃、統一安排，統籌考慮項目整體、（子）項目主題和任務課時三者之間的關系。急救護理的課時在我校護理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中僅36學時，所以在進行任務分解過程中，不能將三個單元中的課時進行平均瓜分，況且每屆學生甚至班級之間的學生能力有所差異，因此要根據學生的能力以及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分配課時，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機動地安排教學時間，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進行討論、評價、協作和活動，使學生在活動、討論、評價中實現培養目標。

篇10

每個企業的文化都是不同的，它主要體現在企業的價值、使命、 信仰和行為規范。事實證明了企業的成敗關鍵是文化，可以說文化是企業的重中之重。企業文化和企業的每個職能都是緊密相連的，他也體現了一個企業的能力的強弱，決定著企業的發展方向，當管理理論和員工的需求發生變化，企業管理也會隨著文化管理發展，因而為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應在財務管理上采取更多措施。

一、創建優秀文化對企業的重要性

隨著企業發展理念的不斷更新，企業文化的重要性以被大多數人認可，但目前管理者對企業文化的認識上還存在一些缺點，如執行措施不配套、目光不長遠等問題，因而制定正確的企業文化發展計劃非常重要。

一個企業文化的好壞在企業競爭中往往起決定性作用。第一，優秀的企業文化給企業提供正確向導，使員工的奮斗目標與企業發展方向相一致，把高層領導決策引向科學的方向。第二，優秀的企業文化可以約束員工。企業文化對于每個員工的斗志、人際關及企業內部風氣都有影響。制度規范能夠約束員工的行為，在這種約束之下， 企業的團隊精神得到建立。第三， 一個好的企業文化更利于凝聚員工的戰斗力。使員工有著共同奮斗目標和信念， 這種信念也讓員工緊緊凝聚在一起， 這樣企業就能更好的發展進步。最后，優秀的企業文化起到激勵的作用，企業文化能讓員工之間相互關心和支持， 員工感覺自身價值得到體現 ， 在這種情況之下提高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有利于樹立企業的良好形象。

二、財務管理建設和企業文化建設兩者之間的關系

財務管理和企業文化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企業的核心是企業文化的建立，在整個企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財務管理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企業文化并且對財務管理制度的建立有重要的決定作用

企業文化指導財務管理制度的制定， 是企業的核心，同時企業文化的體現需要財務管理做為一種介質。企業能否正常經營并得到高效的回報， 取決于正確的準則和精神指導， 這樣才能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和自覺性，加強員工之間的交流合作，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

企業文化里面最關注的是它是否追求和企業財務管理制度一致性，這不僅能夠讓企業獲得很大收益，更重要的是讓每個員工都能夠從中收益。財務管理制度的制定需要以企業文化為基石， 唯有合適的企業文化，方可更好的建立財務制度。總之財務管理建設和企業文化建設兩者之間不可分開的。

（二）企業文化的實施以財務管理作為平臺，加強財務管理有利于企業文化的實施

企業文化能否有效實施需要決定于財務管理的好壞。因為財務管理制度是建立企業文化的基礎之上，所以企業可以通過企業的財務管理制度這一平臺來推動企業文化的傳播。可以說， 企業財務管理制度落到實處是企業文化的一種表現， 它能夠將企業文化有形體現出來， 使得文化這一無形的內容落實到企業職能中。

三、如何加強財務管理來有效促進企業文化建設

建立合適的財務文化、完善財務組織結構化以及加強人性化管理模式的建設都有利于加強財務管理。

（一）樹立強化風險的理念，創建注重風險管理和效益管理的財務文化

企業文化在企業的財務管理中占據了重要的作用，不僅能夠正確的指導公司的未來財務發展方向，更能夠通過文化的魅力來感染更多的企業員工，能夠給企業的財務人員樹立一個非常好的榜樣。隨著企業的競爭日益激烈， 企業需要更為高效的利用自身的財務資源， 來提高企業財務資源的配置效率。在這種大環境影響下，企業財務應財務管理的風險應對能力， 提高財務管理的效率。 同時能夠準確把握市場的需求，為企業決策提供有力依據， 使企業科學化，高速化運作，使企業文化能夠有效的貫徹。

（二）考慮多方面的利益，創建多元化的財務目標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只有多方面的考慮利益相關，提高自身多方面的收入，建立起多元化的財務目標才能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在激烈的競爭之中打敗自己的對手。因此企業在設立財務目標時應考慮到利益相關者的自身需求，通過將這些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結合在一起， 多種方式去發放配置資源， 體現出高效利用資源的理念。

（三）優化管理模式，有步驟地進行人本化財務管理

在企業文化重點強調的一點是要尊重其他人，這也是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個目標，能夠不斷促使人們的行為能夠迎合當前財務管理的一些需求，這也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對未來起了一個重要的指導作用，更能推動企業的發展。財務管理需采取多樣化措施來實施企業的創新建設，加大對產品設計的投資力度。所謂的財務管理即資金上的管理，人本化的財務管理主要體現在資金上籌集、使用以及分配等環節上。領導者在把握市場需求的基礎上正確靈活的調整投資的結構框架，制定正確的企業的資金戰略。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企業財務管理與企業文化建設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企業文化是財務管理制度的基石，財務管理制度能否高效有效實施決定于企業文化的支持力度，兩者目標一致，聯系緊密。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