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音樂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戲曲音樂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根據以上廣州地區社區音樂教育情況的分析，筆者認為，盡管社區音樂教育在當前存在不利的因素，但社區音樂教育的價值仍然值得肯定，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社區音樂教育有利于在非音樂專業人群中拓寬音樂教育的受教范圍社區音樂教育雖然機構小，但是數量多，因此其輻射面也非常廣泛。有的大型小區甚至開設了多家社區音樂教育培訓機構。諸多的培訓機構見縫插針地安插在社區中，在非音樂專業人士中普及了音樂基本知識，對非音樂專業人群音樂素質的提高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也大大拓寬了音樂教育人士的施教范圍。

篇2

音樂藝術到戲曲中來，本來就存在著矛盾———如果過分強調戲劇性，就會把音樂性損害；如果過分強調音樂性，也會把戲劇性破壞。如何把這一矛盾解決好，既發揮音樂性的長處，又不失其戲劇性。

從我國戲曲創作和演出的長期實踐中，在解決戲曲音樂的音樂性和戲劇性的矛盾方面，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著名戲劇家張庚在論述這個問題時，總結了五條：

一、戲曲音樂的音樂性和戲劇性的矛盾是在戲曲綜合性的大前提下解決的古人有“以歌舞演故事”之說，請注意：戲曲綜合性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切藝術手段都是為了表現戲的內容，而不是為了顯示某一藝術手段。

二、充分考慮中國語言特點

中國語言是單音字，所以，同音的字和辭比較多，聲音相近的字和辭更多。如果咬不清字，分不清四聲，就無法聽懂。因此，我們在創腔、潤腔時要充分注意唱詞的四聲趨勢，才能創作出優美的旋律。不僅如此，中國語言中的方言，更應引起我們的注意———同一個劇種到了不同的地方，就會派生出不同的腔調，從而形成不同的劇種。

南北曲因各自地區語言不同，致使它們的唱腔所用的音階也有差異：南曲為五聲音階；北曲為七聲音階。

充分注意語言特點，就會忘記旋律美嗎？不是的。戲曲音樂的美學標準是“字正腔圓”。既要求字正，也要求腔圓。藝術實踐證明，在我國戲曲音樂中，每個時期都創作了十分動聽的腔調。

三、語言與旋律的結合

西方音樂界某些人認為：注意語言特點就不可能創造美好的旋律。奧地利音樂理論家漢斯立克在《論音樂的美》一書中寫道：“歌劇的作曲家必須忠實于情景而不是忠實于詞句，假如他找到更好的音樂語言，那他可以不理睬歌詞”。他們認為：音樂性和戲劇性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不是犧牲這個，就是犧牲那個。而作曲家遷就歌詞，就一定產生不出美好的旋律來。

中國戲曲音樂解決語言與旋律的方法是：既要求音樂充分照顧語言的特點，又要求唱詞充分照顧音樂的特點。曲作者在為一個劇本創腔時，總是一面仔細研究唱詞的平仄和轍韻，一面對唱詞提出修改意見或自己動手修改，盡量做到詞和曲的完美結合。

四、結合劇情創腔

篇3

一、戲曲音樂發展

中國戲曲是包含文學、音樂、舞蹈、美術、雜技以及表演藝術各種因素綜合的、有機的戲劇藝術。而戲曲音樂是戲曲重要的元素，可以集中地表現戲劇的內容。戲曲音樂包括聲樂部分的唱腔、韻白和器樂部分的伴奏、開場及過場音樂。中國戲曲音樂是以群體風格、地方風格、民族風格為特征的。其發展歷史悠久，民歌、百戲音樂、唐代的歌舞音樂和宋代說唱藝術音樂是其發展的基礎。

在現當代，戲曲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典型品種，對戲曲音樂舊瓶裝新酒、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以及對傳統戲曲音樂的搶救、改善、發展、創新措施是音樂文化行為的重要方面。

二、戲曲音樂文化內涵

中國戲曲音樂是在中國民族音樂百花園的土壤中繁衍發展起來的，它的內涵及外延，形式與內容，風格與色彩，集中的體現了中國民族音樂的最高水準，是我國各門類音樂的集大成者。中國戲曲是世界上比較獨特的藝術現象，尤其是戲曲音樂，形成了與世界、特別是歐洲音樂迥然不同的風格及色彩。

戲曲音樂是以音樂展示劇情塑造戲中的人物形象，推動戲劇矛盾沖突的發生發展，它與戲劇表演緊密結合，并為戲劇表演服務。凡能流傳下來的戲劇大都有優秀的劇本，又有美妙的音樂。

三、戲曲音樂文化的研究現狀與意義

中國傳媒大學影視藝術學院路應昆教授提出，從“腔依詞”和“活腔活唱”為特征的南北曲,到無格無律的明代民間土腔俗調和清代“亂彈”的興起，意味著戲曲音樂大的解放。

戲曲音樂的研究越來越引起重視，地方性戲曲音樂的發展、走向的理論探討，近幾年一直在持續不斷地進行。作曲家對戲曲音樂的創作不斷嘗試和探索；戲曲音樂在演唱形式、唱法、樂隊組成以及和聲、曲式、復調、配器等作曲技術上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戲班子、劇團等文藝團體對戲曲音樂與表演在結合形式也在進行開拓和創新；戲曲音樂的文化現狀目前是比較值得欣慰的，但是，戲曲音樂應該在發展中進行大力推廣。

四、戲曲音樂的傳承與發展

1.戲曲音樂的傳承

（1）大眾戲曲音樂與基礎戲曲音樂教育

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是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傳統音樂無論是在音樂表現形式，還是音樂語匯的運用上均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它不僅是一種音樂現象，也反映了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俗語言、美學觀點等狀況。采用這樣的傳統音樂文化在學校音樂教育中傳承對于傳承傳統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和加強世界音樂文化的交流都有著深遠的意義。對于學校戲曲音樂教育可以明確傳統音樂文化教育的教學理念，培養具有傳統音樂素養的教師，對調動各方資源配和教學的有效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2）專業戲曲音樂人才的培養

我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專門培養戲曲音樂人才的學校和專業。一方面，音樂在戲曲中的地位沒有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對音樂上的投入不夠。一個劇種如果沒有音樂人才接班，這個劇種的前景讓人擔憂，所以戲曲音樂創作隊伍的建設迫在眉睫。

戲曲音樂的傳承離不開發展，而發展也離不開傳承，傳承也必須有新的創造和突破。發展應該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保留其特色與精華，傳統文化的精神意義。理清傳統承繼的脈絡是繼承傳統的基礎，也是發揚傳統的前提。面對文化裂變的時代，戲曲音樂必須尋求發展。而發展的唯一途徑就是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的創新。

2.創作思維的多元化

（1）繼承與開放的結合。在不損傷本民族審美觀念和不失本劇種音樂特色的基礎上，將戲曲音樂現代化，可以在演唱形式、唱法、樂隊組成以及和聲、曲式、復調、配器等作曲技術上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另外，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結合，如與動畫。可以保留經典唱段，壓縮冗長部分，在不影響經典唱腔和固有旋律下，配樂中加入適當現代元素，二度創作和錄音，這是戲曲音樂與動畫結合中的創作手法。動畫使戲曲更具活力與動力，加上先進的多媒體技術，使二者的結合具有無限魅力。打破傳統樂隊作伴奏方式進行創作上創新，加入管弦樂隊伴奏等手段，同時，對戲曲音樂特色樂器，打擊樂的運用予以保留。在演唱中，在戲曲片斷中加入合唱，伴唱等手法，從而使戲曲中的人物表現力，氣勢渲染力得到加強。

（2）縱向與橫向的結合。“縱向”是指繼承戲曲音樂本身的優秀傳統；“橫向”是指多方借鑒，廣收博采。事實上，中國戲曲音樂創作思維上縱向與橫向的結合，由來已久，并取得了輝煌的藝術成就。如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也在縱向繼承京劇音樂的基礎上，橫向借鑒了漢調音樂中的[南梆子]、[四平調]等精華，豐富了京劇音樂；程硯秋甚至在京劇《鎖麟囊》中，借鑒了美國著名電影明星珍麗梅唐娜的歌唱，可以稱得上是橫向借鑒的典范。

（3）宏觀與微觀的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創作方式在戲曲音樂創作中，既可以居高統觀全局、掌控大勢，又可以抓住各環節之間各個鏈條，從局部上強化各自的特長。

3.創作方式多樣化

（1）創作技巧的創新。戲曲音樂的創新，是一項復雜而具挑戰的任務。如果說，創作思維的創新是這項系統工程中的“軟件系統”的話，那么創作技巧的創新就是這項系統中的“硬件系統”。換言之，思維創新是無形的，而技巧創新則是有形的，是思維創新的具體落實與有效載體具體而言的，戲曲音樂創作技巧的創新,主要可以從旋律的創新、聲的運用和配器的運用來體現。

（2）唱腔旋律的創新。唱腔是戲曲音樂的主體,而旋律又是唱腔的靈魂,也是音樂最主要的表現手段。旋律把高低、長短不同的樂音按照一定的節奏、節拍、調式、調性關系組織起來，塑造出感人動人的音樂形象，表現特定的思想內容和思想情感。唱腔旋律具體表現在旋律因素的創新、板式的創新、流派的創新等方面。在戲曲音樂中，唱腔音樂的創新是戲曲音樂創作的關鍵。它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旋律的創新、拖腔的創新、板式與節奏的創新、調式與調性的創新、板式結構布局的創新、各行當之間不同唱腔互相轉換的創新，演唱形式及伴奏形式以及伴奏樂器的創新，等等。

事實上,戲曲音樂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具有如此深遠的影響力，也是在繼承和不斷推陳出新的基礎上的結果。無論哪一種地方戲曲音樂，都是通過不斷吸取其它劇種唱腔的精華而成長壯大的。所以,要想我國戲曲音樂發揚光大，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我們必須在發展中繼承傳統，在創新中求發展。

參考文獻：

[1]曾遂今.中國大眾音樂.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3.

[2]田同旭.論古代戲曲音樂的形成和民族文化融合.山西大學學報，2007，（9）.

篇4

說到詞曲的演變，不能忽略柳永和蘇軾、辛棄疾的影響。

柳永之詞，以其市民的情調，嫻熟的手法，諧婉動聽的音律，雅俗共賞的風格，成為曲的一種先導。誠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云：“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自昔詩詞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為轉移。詞曲之為體，誠迥乎不同。董（解元）為北曲初祖，而其所為詞，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

蘇軾、辛棄疾之詞，以其豐富的內容，開闊的境界，融匯力極強的語言，陽剛之美為主的風格，同樣成為曲的一種先導。元好問《自題樂府引》云：“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貫云石《陽春白雪序》云：“蓋士嘗云：東坡之后，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由此看來，蘇辛詞與元曲正是一脈相承的。（注：以上問題，可參拙文《從詞到典——論金詞的過渡性特征及道教詞人的貢獻》，《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蘇軾、辛棄疾之外，其他有關詞家的影響，也不應當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為。

田為，字不伐。政和中與萬俟詠（字雅方）同供職大晟府，“眾謂樂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為大晟府樂令。精通音律，擅長瑟琶。有《＠①嘔集》。萬俟詠有側艷之詞，田為與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艷。”（注：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詞在金代頗有影響。元好問有《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詩，可見金世宗完顏雍愛好田不伐詞，因而親筆書寫。元好問本人亦有《婆羅門引·望月》詞，從其內容看，受到田不伐詞的影響。

元好問另有《品令》詞，自注：“清明夜，夢酒間唱田不伐‘映竹園啼鳥’樂府，因記之。”既然夢見唱田不伐詞，可見實際生活中唱田詞是確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詞仍然很有影響，特別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詞曲家們奉為楷模。白樸《水龍吟》（彩云蕭史臺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見田不伐《＠①嘔集》，《水龍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蓋仄無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協。云和署樂工宋奴伯婦王氏，以洞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詞于余，故作以贈。”可見當時《水龍吟》詞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為準。

元代有不少曲家創作《正宮·黑漆弩》（或作《鸚鵡曲》），而且都押“魚模”韻。這一創作熱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賁《鸚鵡曲》而起，是有爭論的。

說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盧摯（約1242—約1314）的《正宮·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韻，寄蔣長卿僉司、劉蕪湖巨川。”曲云：“湘南長憶蒿南往，只怕失約了巢父。艤歸舟喚醒湖光，聽我篷窗春雨。故人傾倒襟期，我亦載愁東去。記朝來黯別江濱，又弭棹蛾眉晚處。”

而白賁（字無咎，約1270-1330前）有《正宮·鸚鵡曲》一首，實系《黑漆弩》，因首句為“儂家鸚鵡洲邊住”，遂改為《鸚鵡曲》。

馮子振（1257-1337后）《正宮·鸚鵡曲》序云：“白無咎有《鸚鵡曲》云：（略）余壬寅歲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后多親炙士大夫，拘于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諸公舉酒，索余和之，以汴、吳、上都、天京風景試續之。”

有學者評盧摯《正宮·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馮子振所稱白賁《鸚鵡曲》，疏齋以為田詞，似偶誤記。……無咎曲亦傳唱當時，或誤屬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頁。）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惲(1226-1304)亦有《正宮·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當時已有一首出現“江南煙雨”詞句的《正宮·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據此及其他有關材料，判斷《正宮·鸚鵡曲》（儂家鸚鵡洲邊住）并非白賁所作（注：李昌集《中國古代散曲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頁。），是有相當道理的。

這里還可以補充兩條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與盧摯之作用韻相同。小序謂丁亥年聽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時白賁只有十幾歲，姚燧所聽不可能為白賁之曲。

二是劉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韻與盧摯之作相同。劉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賁所作之后。

由此看來，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確曾傳唱，盧摯《正宮·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約是不會錯的。白賁《正宮·鸚鵡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響，而它自身也曾產生影響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

在詞曲演變的過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金代歌者，屢見于文人吟詠。元好問《仆射陂醉歸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樂府不至。”可見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聞歌懷京師舊游》：“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回。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詩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欽用”即李獻甫，都是當時的詩人。《贈絕藝杜生》：“迢迢離思入哀弦，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杜生絕藝》：“杜生絕藝兩弦彈，穆護沙詞不等閑。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這些藝人所彈唱，大多是詞，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對文人的創作，不止是被動地演唱，他們對于演唱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他們對于聽眾審美需求的了解，有時還會對文人的歌詞創作起引導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憶昔東山）序云：

數日來，蠟梅風味頗已動，感念節物，無以為懷，于是招二三會心者，載酒小集于禪坊。而樂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請賦此曲，以侑一觴。情之所鐘，故不能已，以卒章記重游退閑之樂，庶以自寬云。

一方面是詞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藝人又具有這樣的演唱優勢，二者結合，聲情匹配，便產生了這首詞。

元代有關歌者特別是女歌者的記載更多。從夏庭芝《青樓集》可以看出，這些女藝人能歌詞，能歌曲，有的還能作詞，能作曲，因此她們在詞曲演變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顯著。

能歌者如解語花：“尤長于慢詞”。曾在盧摯、趙孟fǔ＠②等文人聚會上演唱元好問所作《驟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詞。”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bì＠③篥工張嘴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王玉梅：“善唱慢詞，雜劇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彩八聲。”這兩位既善唱慢詞，又善演雜劇，屬于詞曲兼精的人才。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園秀：“歌舞談謔，為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制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④磚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張怡云：“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調歌頭》詞，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婦孩兒》。珠簾秀：“著名雜劇演員，又作有散曲小令《雙調·落梅風·答盧疏齋》、套曲《正宮·醉西施》。劉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詞。張玉蓮：“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韻唱之。絲竹咸精，pú＠⑤博盡解，笑談，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樓集》之外，有關元代歌者的材料還有很多。如關漢卿雜劇《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寫謝天香能隨口將柳永的《定風波》詞曲“歌戈”韻改為“齊微”韻歌唱，而十分妥貼自然。謝天香在劇中是宋代人，但實際上是元代的寫照。這也是元代歌者藝術修養的一個生動例證。

總之，在詞曲演為發展過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謂唱，指的是這些歌者既能唱詞，又能唱曲，促進了詞曲的交流和演變。所謂作，一方面是歌者當中有的人自己能夠創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進了文人的創作，文人有很多詞曲作品，就是應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樸、馮子振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創作，經過歌者的演唱，迅速傳播開來，又促進了社會對詞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為一代之文學，同時也是一代之音樂，作為中間環節，廣大歌者實在是功不可沒。

3

在曲已經占據歌壇主導地位的時候，一部分詞仍在傳唱。燕南芝庵《唱論》說：

近出所謂“大樂”，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也。

這里說到的“蘇小小《蝶戀花》”，實為北宋詞人司馬yǒu＠⑦之作。因此這里提到的十位詞人，北宋五位（張先、柳永、晏幾道、蘇軾、司馬yǒu＠⑦），南宋兩位（辛棄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吳激、鄧千江）。這可以說是體現了南北的融合，也證明元曲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宋金詞的藝術滋養。

這一組“大樂”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視，不僅由于它們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也不僅由于它們文辭的優美，可以作為創作的楷模；同時也由于它們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為演唱的典范。

我們知道燕南芝庵《唱論》曾對十七宮調的聲情作了描述，如“仙呂調唱，清新綿遠”，“大石唱，風流蘊藉”，“雙調唱，健捷激裊”，“南調唱，凄愴怨慕”，等等。這一描述在演唱實踐中是得到了某種程度體現的。

上面一組“大樂”，《樂府陽春白雪》對其中五首注明了宮調：《蝶戀花》為商調，晏叔原《鷓鴣天》為大石調，柳耆卿《雨霖鈴》為雙調，朱淑真《生查子》為大石調，張子野《天仙子》為中呂調。

我們試看傳為蘇小小所作，實為司馬yǒu＠⑦所作的《蝶戀花》：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望斷彩云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評此詞：“琢句工妍，傳情凄惋。”（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頁。）這首詞演唱起來，確實可以是“凄愴怨慕”。再看晏叔原《鷓鴣云》：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拼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gāng＠⑧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鏡臺，梅蕊宮妝困。今歲未還家，怕見江南信。酒從別后疏，淚向愁中盡。遙想楚云深，人遠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評曰：“詞情婉麗。”后一首，《古今女史》評曰：“曲盡無聊之況，是至情，是至語。”這兩首詞演唱起來，確實也可以是“風流蘊藉”。

以上這些典范之詞的唱法，作為一種藝術積淀，可以影響、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試看燕南芝庵《唱論》所記載的：

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陜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這里提到的《摸魚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則顯然與田不伐之詞有關。

當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詞，也有其他作家甚至無名氏的詞。元人張翥《南鄉子》序云：“驛夫夜唱《孤雁》，隔舫聽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涼。一曲孤鴻欲斷腸。恰似《竹枝》哀怨處，瀟湘。月冷云昏覓斷行。”這里所說的《孤雁兒》是詞調，即《御街行》。《花草萃編》據楊shì＠⑨《古今詞話》引無名氏《御街行》：

霜風漸緊寒侵被，聽孤雁聲嘹唳，一聲聲送一聲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語：“雁兒略住，聽我些兒事。塔兒南畔城兒里，第三個橋兒外，瀕河西岸小紅樓，門外梧桐雕砌。請教且與、低聲飛過，那里有、人人無寐。”

詞詠孤雁，詞牌因之改為《孤雁兒》。這首詞情感質樸，語言通俗，上下片渾然一體，顯示出與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況充分說明，金元時代詞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變，是通過各種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間的作者、歌者，由創作者與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雙調·蟾宮曲》寫道：

宰金頭黑腳天鵝，客有鐘期，座有韓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云飛去如何？醉睹銀河，燦燦蟾孤，點點星多。

作者、歌者、欣賞者、評論者互為知音，其結果，是造成了可與唐詩、宋詞媲美的一代之文學，一代之音樂，留下了中國文學史、音樂史上輝煌的一章。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汗

＠②原字兆加（頁繁體）

＠③原字咸下加角

＠④原字扌加只

＠⑤原字艸下加捕

篇5

說到詞曲的演變，不能忽略柳永和蘇軾、辛棄疾的影響。

柳永之詞，以其市民的情調，嫻熟的手法，諧婉動聽的音律，雅俗共賞的風格，成為曲的一種先導。誠如況周頤《蕙風詞話》所云：“柳屯田《樂章集》為詞家正體之一，又為金元以還樂語所自出。……自昔詩詞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為轉移。詞曲之為體，誠迥乎不同。董（解元）為北曲初祖，而其所為詞，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

蘇軾、辛棄疾之詞，以其豐富的內容，開闊的境界，融匯力極強的語言，陽剛之美為主的風格，同樣成為曲的一種先導。元好問《自題樂府引》云：“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軒。”貫云石《陽春白雪序》云：“蓋士嘗云：東坡之后，便到稼軒。茲評甚矣。”由此看來，蘇辛詞與元曲正是一脈相承的。（注：以上問題，可參拙文《從詞到典——論金詞的過渡性特征及道教詞人的貢獻》，《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除了柳永和蘇軾、辛棄疾之外，其他有關詞家的影響，也不應當忽略，其中值得提出的一位便是田為。

田為，字不伐。政和中與萬俟詠（字雅方）同供職大晟府，“眾謂樂府得人云”（注：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宣和八年(1119)八月為大晟府樂令。精通音律，擅長瑟琶。有《＠①嘔集》。萬俟詠有側艷之詞，田為與他有所不同，故王灼云：“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艷。”（注：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田不伐的詞在金代頗有影響。元好問有《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詩，可見金世宗完顏雍愛好田不伐詞，因而親筆書寫。元好問本人亦有《婆羅門引·望月》詞，從其內容看，受到田不伐詞的影響。

元好問另有《品令》詞，自注：“清明夜，夢酒間唱田不伐‘映竹園啼鳥’樂府，因記之。”既然夢見唱田不伐詞，可見實際生活中唱田詞是確有其事的。

到了元代，田不伐的詞仍然很有影響，特別是在音律方面，仍然被詞曲家們奉為楷模。白樸《水龍吟》（彩云蕭史臺空）小序云：“幺前三字用仄者，見田不伐《＠①嘔集》，《水龍吟》二首皆如此。田妙于音，蓋仄無疑，或用平字，恐不堪協。云和署樂工宋奴伯婦王氏，以洞簫合曲，宛然有承平之意。乞詞于余，故作以贈。”可見當時《水龍吟》詞尚能演唱，而且音律仍以田不伐之作為準。

元代有不少曲家創作《正宮·黑漆弩》（或作《鸚鵡曲》），而且都押“魚模”韻。這一創作熱潮，或曰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或曰由田賁《鸚鵡曲》而起，是有爭論的。

說由田不伐《黑漆弩》而起的是盧摯（約1242—約1314）的《正宮·黑漆弩》小序：“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韻，寄蔣長卿僉司、劉蕪湖巨川。”曲云：“湘南長憶蒿南往，只怕失約了巢父。艤歸舟喚醒湖光，聽我篷窗春雨。故人傾倒襟期，我亦載愁東去。記朝來黯別江濱，又弭棹蛾眉晚處。”

而白賁（字無咎，約1270-1330前）有《正宮·鸚鵡曲》一首，實系《黑漆弩》，因首句為“儂家鸚鵡洲邊住”，遂改為《鸚鵡曲》。

馮子振（1257-1337后）《正宮·鸚鵡曲》序云：“白無咎有《鸚鵡曲》云：（略）余壬寅歲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后多親炙士大夫，拘于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諸公舉酒，索余和之，以汴、吳、上都、天京風景試續之。”

有學者評盧摯《正宮·黑漆弩》云：“此曲原唱，即馮子振所稱白賁《鸚鵡曲》，疏齋以為田詞，似偶誤記。……無咎曲亦傳唱當時，或誤屬不伐。”（注：王文才《元曲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頁。）案上述各曲之外，王惲(1226-1304)亦有《正宮·黑漆弩》之作，并在序中提到當時已有一首出現“江南煙雨”詞句的《正宮·黑漆弩》。今人李昌集據此及其他有關材料，判斷《正宮·鸚鵡曲》（儂家鸚鵡洲邊住）并非白賁所作（注：李昌集《中國古代散曲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頁。），是有相當道理的。

這里還可以補充兩條材料。

一是姚燧(1239-1314)有《黑漆弩》，與盧摯之作用韻相同。小序謂丁亥年聽人歌《黑漆弩》而作。丁亥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時白賁只有十幾歲，姚燧所聽不可能為白賁之曲。

二是劉敏中(1243-1318)亦有《黑漆弩》二首，所用韻與盧摯之作相同。劉敏中所作，亦未必在白賁所作之后。

由此看來，田不伐的《黑漆弩》在元代確曾傳唱，盧摯《正宮·黑漆弩》的原唱是田不伐的《黑漆弩》，大約是不會錯的。白賁《正宮·鸚鵡曲》可能也是受了田不伐之作的影響，而它自身也曾產生影響那是下一步的事了。

2

在詞曲演變的過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金代歌者，屢見于文人吟詠。元好問《仆射陂醉歸即事》：“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自注：“是日招樂府不至。”可見平日招歌者乃是常事。《聞歌懷京師舊游》：“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回。記得杜家亭子上，信之欽用共聽來。”這里的“杜家”，指杜仁杰，他是詩人，又是散曲家，所作套曲《般涉調·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是十分有名的；“信之”即麻革，“欽用”即李獻甫，都是當時的詩人。《贈絕藝杜生》：“迢迢離思入哀弦，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杜生絕藝》：“杜生絕藝兩弦彈，穆護沙詞不等閑。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這些藝人所彈唱，大多是詞，也可能包括曲。

歌者對文人的創作，不止是被動地演唱，他們對于演唱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他們對于聽眾審美需求的了解，有時還會對文人的歌詞創作起引導作用。如蔡松年《雨中花》（憶昔東山）序云：

數日來，蠟梅風味頗已動，感念節物，無以為懷，于是招二三會心者，載酒小集于禪坊。而樂府有清音人雅善歌《雨中花》，坐客請賦此曲，以侑一觴。情之所鐘，故不能已，以卒章記重游退閑之樂，庶以自寬云。

一方面是詞人有了郁勃于胸的感情，一方面藝人又具有這樣的演唱優勢，二者結合，聲情匹配，便產生了這首詞。

元代有關歌者特別是女歌者的記載更多。從夏庭芝《青樓集》可以看出，這些女藝人能歌詞，能歌曲，有的還能作詞，能作曲，因此她們在詞曲演變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更加顯著。

能歌者如解語花：“尤長于慢詞”。曾在盧摯、趙孟fǔ＠②等文人聚會上演唱元好問所作《驟雨打新荷》。小娥秀：“善小唱，能慢詞。”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bì＠③篥工張嘴兒》詞，即其父也。宋與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王玉梅：“善唱慢詞，雜劇亦精致。”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彩八聲。”這兩位既善唱慢詞，又善演雜劇，屬于詞曲兼精的人才。

能歌兼能作者如梁園秀：“歌舞談謔，為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制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④磚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張怡云：“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曾即席歌金人蔡松年《水調歌頭》詞，又曾即席作北曲《小婦孩兒》。珠簾秀：“著名雜劇演員，又作有散曲小令《雙調·落梅風·答盧疏齋》、套曲《正宮·醉西施》。劉燕歌：“善歌舞。”曾即席作《太常引》詞。張玉蓮：“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韻唱之。絲竹咸精，pú＠⑤博盡解，笑談，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即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曾即席作小令《折桂令》。

《青樓集》之外，有關元代歌者的材料還有很多。如關漢卿雜劇《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寫謝天香能隨口將柳永的《定風波》詞曲“歌戈”韻改為“齊微”韻歌唱，而十分妥貼自然。謝天香在劇中是宋代人，但實際上是元代的寫照。這也是元代歌者藝術修養的一個生動例證。

總之，在詞曲演為發展過程中，歌者所起的作用一是唱，二是作。所謂唱，指的是這些歌者既能唱詞，又能唱曲，促進了詞曲的交流和演變。所謂作，一方面是歌者當中有的人自己能夠創作，但更多的是歌者的演唱需求促進了文人的創作，文人有很多詞曲作品，就是應歌者的要求而作的，前引蔡松年、白樸、馮子振諸例均是如此。文人的創作，經過歌者的演唱，迅速傳播開來，又促進了社會對詞曲的需求。元曲之所以能成為一代之文學，同時也是一代之音樂，作為中間環節，廣大歌者實在是功不可沒。

3

在曲已經占據歌壇主導地位的時候，一部分詞仍在傳唱。燕南芝庵《唱論》說：

近出所謂“大樂”，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也。

這里說到的“蘇小小《蝶戀花》”，實為北宋詞人司馬yǒu＠⑦之作。因此這里提到的十位詞人，北宋五位（張先、柳永、晏幾道、蘇軾、司馬yǒu＠⑦），南宋兩位（辛棄疾、朱淑真），金朝三位（蔡松年、吳激、鄧千江）。這可以說是體現了南北的融合，也證明元曲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宋金詞的藝術滋養。

這一組“大樂”之所以受到金元人的重視，不僅由于它們的作者知名度高，可以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也不僅由于它們文辭的優美，可以作為創作的楷模；同時也由于它們音律上的成功，可以作為演唱的典范。

我們知道燕南芝庵《唱論》曾對十七宮調的聲情作了描述，如“仙呂調唱，清新綿遠”，“大石唱，風流蘊藉”，“雙調唱，健捷激裊”，“南調唱，凄愴怨慕”，等等。這一描述在演唱實踐中是得到了某種程度體現的。

上面一組“大樂”，《樂府陽春白雪》對其中五首注明了宮調：《蝶戀花》為商調，晏叔原《鷓鴣天》為大石調，柳耆卿《雨霖鈴》為雙調，朱淑真《生查子》為大石調，張子野《天仙子》為中呂調。

我們試看傳為蘇小小所作，實為司馬yǒu＠⑦所作的《蝶戀花》：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望斷彩云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俞陛云評此詞：“琢句工妍，傳情凄惋。”（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頁。）這首詞演唱起來，確實可以是“凄愴怨慕”。再看晏叔原《鷓鴣云》：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拼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后，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gāng＠⑧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朱淑真《生查子》：

年年玉鏡臺，梅蕊宮妝困。今歲未還家，怕見江南信。酒從別后疏，淚向愁中盡。遙想楚云深，人遠天涯近。

前一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評曰：“詞情婉麗。”后一首，《古今女史》評曰：“曲盡無聊之況，是至情，是至語。”這兩首詞演唱起來，確實也可以是“風流蘊藉”。

以上這些典范之詞的唱法，作為一種藝術積淀，可以影響、可以融入曲的唱法。試看燕南芝庵《唱論》所記載的：

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杳子》，彰德唱《木斛沙》，陜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這里提到的《摸魚子》、《生查子》，都在前述宋金十“大曲”之中；而《黑漆弩》則顯然與田不伐之詞有關。

當然金元人演唱的，并不都是知名作家的詞，也有其他作家甚至無名氏的詞。元人張翥《南鄉子》序云：“驛夫夜唱《孤雁》，隔舫聽之，令人凄然。”并形容其演唱效果是：“野唱自凄涼。一曲孤鴻欲斷腸。恰似《竹枝》哀怨處，瀟湘。月冷云昏覓斷行。”這里所說的《孤雁兒》是詞調，即《御街行》。《花草萃編》據楊shì＠⑨《古今詞話》引無名氏《御街行》：

霜風漸緊寒侵被，聽孤雁聲嘹唳，一聲聲送一聲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告語：“雁兒略住，聽我些兒事。塔兒南畔城兒里，第三個橋兒外，瀕河西岸小紅樓，門外梧桐雕砌。請教且與、低聲飛過，那里有、人人無寐。”

詞詠孤雁，詞牌因之改為《孤雁兒》。這首詞情感質樸，語言通俗，上下片渾然一體，顯示出與曲相近的特征。

以上情況充分說明，金元時代詞曲的并存、交流、融合、演變，是通過各種渠道，由士大夫和民間的作者、歌者，由創作者與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周德清《雙調·蟾宮曲》寫道：

宰金頭黑腳天鵝，客有鐘期，座有韓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云飛去如何？醉睹銀河，燦燦蟾孤，點點星多。

作者、歌者、欣賞者、評論者互為知音，其結果，是造成了可與唐詩、宋詞媲美的一代之文學，一代之音樂，留下了中國文學史、音樂史上輝煌的一章。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艸下加汗

＠②原字兆加（頁繁體）

＠③原字咸下加角

＠④原字扌加只

＠⑤原字艸下加捕

篇6

關鍵詞：

小學音樂；教學；學習興趣；培養方法

在實際教學活動中，小學音樂教學中學習興趣如何培養，是音樂教學中非常重要的問題之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樂之者”，興趣不是天生的，關鍵在于培養。小學音樂教學中學習興趣如何培養，也是提高小學音樂教學重要前提。只有在音樂的學習中，形成和發展學生的興趣，才能真正培養學生的愛好，讓音樂走進學生的生活和心中。如何在小學音樂教學活動中，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學生可以積極的參與學習活動，是音樂教師必須思考的問題之一。因此，在音樂教學活動中，音樂教師必須重視在音樂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一、重視課堂教學藝術，引導學生學習興趣

在小學音樂教學活動中，重視課堂教學藝術，引導學生學習興趣，是培養學生學習興趣的重要一步。重視課堂教學藝術，引導學生學習興趣，主要是指音樂教師在開展教學活動的過程中，通過一定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積極的引導學生參與到音樂教學活動中，并在活動之中促使學生對音樂知識形成一定的認知。重視課堂教學藝術，引導學生學習興趣，是音樂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其次，音樂教師還應精心設計教學內容，激發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的積極性，逐漸培養學生學習音樂知識的習慣，并鼓勵學生勇敢的表達自身對于音樂學習的看法，提高學生學習音樂知識的效率。此外，音樂教師還應結合教材的內容，巧妙的設計教學情境，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學生在參與游戲的過程中，理解音樂的基礎知識。

二、注重新課導入，抓住學生心靈

在小學音樂教學活動中，音樂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學習音樂的實際狀況，注重新課導入，抓住學生心靈，激發學生參與音樂活動的積極性。音樂教師可以通過舞蹈導入、故事導入及圖畫導入的方式，合理的分配教學內容，使學生在相對輕松、快樂氛圍中學習音樂知識。其次，在音樂教學活動中，音樂教師還應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與同學共同完成課堂活動。并在學生參與課堂討論的環節，適當的引入音樂故事，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和探究，最終再總結課堂知識內容，使學生在有限的課堂時間里，輕松的學會音樂知識。注重新課導入，抓住學生心靈，有利于在課堂教學活動中豐富學生對音樂的認知，使學生可以更加積極的參與到學習中。

三、以有趣的律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們都知道，處在小學階段的學生對大多的事物都充滿好奇，他們喜歡模仿并且善于模仿。在音樂課程的學習過程中，學生往往不滿足只有歌聲表達自己的感受，也很難安靜的聽音樂進行學習。針對這一問題，音樂教師應結合學生的興趣愛好，選擇大多數學生都喜歡的歌曲，通過多媒體教學設備輔助進行教學。通過引導學生聽喜歡的歌曲及觀看教學視頻，激發學生學習音樂的積極性。以有趣的律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往往能夠都到意想不到的教學成果。其次，以有趣的律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利于學生在相對輕松的氛圍中，感受學習音樂的樂趣，并積極、主動的參與到教學活動中。

四、用形式多樣的教具激發學生興趣

在小學音樂教學活動中，為了進一步促進學生學習音樂知識，音樂教師可以結合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用形式多樣的教具激發學生興趣。在音樂課堂活動的環節，音樂教師可以利用動物的臉譜以及玩具，來示范音樂知識的應用，激發學生參與音樂實踐活動的積極性。用形式多樣的教具激發學生興趣，更加有利于改善學生被動的參與教學活動，使之可以相對輕松的學習音樂知識，為其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五、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新課程改革事業的發展，其對小學音樂教學的發展方向及教學目標，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促使學生更好的學習音樂課程，音樂教師在提高自身專業素養的同時，還應積極的探究如何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可以主動的參與到音樂教學活動中。其次，音樂教師探究如何在音樂教學中培養學習興趣，也有有利于其切實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并以此為依據，制定合理的教學方案，進一步提高音樂教學的質量，不斷提高學生參與音樂學習的積極性。

作者：鄭紅 單位：吉林省四平市鐵西區迎賓街小學

參考文獻：

[1]張冬梅.小學音樂教學中學習興趣的培養[J].大觀,2015,(4):63-63.

篇7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著豐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音樂文化被看成是各民族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說，一個民族的音樂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這個民族的靈魂和思想，是這個民族智慧的象征。少數民族地區音樂教育，其目的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音樂文化價值的同時，積極攝取其它民族音樂文化的長處，讓我們民族地區的音樂教育以鮮明的個性融入到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體系氛圍中，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的西北部，是一個以土家族、苗族居多，并有回、瑤、侗、白等多民族雜居的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地域的封閉性和交際范圍的限制，孕育了當地原始、純樸的民族文化風情，可以說湘西自治州是我國民族民間文化極其豐富的地區之一。正是在這種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其音樂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它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娛樂”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與當地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審美意識息息相關的，隱含著深刻的內在情感和強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產物，是當地人們自身生命觀、價值觀的真實體現，具有極高的人文價值和思想價值，是民族音樂文化中的瑰寶。

然而，隨著外來主流文化的沖擊，少數民族音樂所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一些珍貴的音樂文化正處于瀕臨消亡的危險狀態。湘西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面臨著被沖擊、滲透、同化的危險。面對這一現實，筆者認為，要盡快、有效的保護、傳承這些富有特色的優秀的民間音樂文化藝術，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少數民族音樂教育”。作為文化傳承的有效載體，少數民族聚居地的學校音樂教育理應成為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在民間傳承的重要補充，通過實施其音樂教育的文化功能，為少數民族音樂在當代的弘揚、創造、發展拓寬思路。

由于歷史原因，長期以來，民族地區的無意識的音樂教育行為(如宗教活動、民俗節日活動等)承擔了傳承與發展音樂文化的主要任務。但是，專業化的民族音樂教育伴隨著世界音樂教育的正規化而出現，是一個民族音樂文化得以繼續生存并發展壯大的必經之路。因此，如何實施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功能，是當前乃至今后民族音樂教育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積淀

現行的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包括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課程設置，主要是以西方音樂語言或音樂形態學的理論來進行建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思維方式、審美理想以及價值取向等構成了以“西方文化為母語”的音樂教育體系。而由于西方音樂與我國少數民族音樂所處的文化深沉背景上的不同，在這種音樂教育體系中，必然會使少數民族音樂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被掩蓋，不僅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也會使少數民族學生原有的價值觀喪失，最終帶來的是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所生成的文化積淀僅是針對西方音樂文化的災難性后果。

多元的文化使得各民族相互學習交融，也使人們更加強調各自文化的民族化特征。作為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應將民族音樂納入其中，給予其主體的地位，確立以民族音樂文化的積淀作為學校音樂教育根基的地位，將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作為一種學科資源融入到課程教學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音樂課程結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對民族音樂保存、發展的目的。

二、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傳遞

由于少數民族音樂和它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融為一體的結構特征和傳承方式的口頭特征，使我們無法從有很多文字記載的史料中去認識、熟悉它。長期以來，民族地區的文化傳遞都是靠其獨特環境和歷史傳統相適應的方式進行的。在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中口傳音樂的傳遞方式是非常普遍的，這種口傳音樂通常是一種非正規的、即興的文化信息表達，它沒有明確的教育目的，而是自然生成的，通過在與長輩、同伴、環境等諸多交流形式中進行的，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民族音樂傳遞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也與整個少數民族文化環境是相吻合的，但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少數民族音樂固有的生存環境和傳承方式隨之受到相當大的沖擊，給少數民族音樂在民間的自然生存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各少數民族將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傳遞更多的與學校音樂教育結合在一起，借助學校教育這個平臺，讓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傳遞成為一種理性化、系統化的習得行為。

當然，實施學校音樂教育并不是以犧牲民族音樂文化的“原生態”為代價，恰恰相反，少數民族學校音樂教育應盡可能維護民族音樂的“正宗性”，將其文化中的精髓完整的傳遞下去，只不過傳遞方式可多樣化，既可以是專業性的教學與研究，也可以深入到少數民族音樂的文化語境中，進行非專業性的文化實踐活動等等。

三、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選擇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相互交往的空間進一步擴大，不同文化形態的相互滲透、融合使各民族文化內部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裂變和重新組合的過程，一次空前的全球化的文化整合正在悄然進行。正是在這種文化態勢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卻陷入了“自我中心論”的狹隘的價值觀當中，“自我中心論”是一種以自我價值為最高價值，忽視、否定和排斥相關聯事物價值，它與全球化的整體性、依存性相悖。這種缺乏世界眼光、排斥外來優秀的音樂文化、閉關自守、自我滿足的文化價值觀，必然會導致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停滯落后。

要解決上述存在的危機，唯有通過開放的、系統的當代音樂教育來完成，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既得天獨厚的擁有當地民族豐富的音樂文化資源，同時又能從當代音樂教育發展的高度俯瞰這些資源。因此它能根據世界音樂文化的發展趨勢對自身的民族音樂文化進行反思、審視，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一方面民族地區音樂教育不能簡單采取“利用”和“發掘”的方式，而要把民族音樂已具有的獨特個性和完整音樂素質的那部分音樂精華篩選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平等的音樂藝術來看待，才能使它們得到廣泛的認同，比如:湘西苗族音樂的特點是在五聲音階的基礎上加入一個“b3”音，“畫龍點睛”的一個音恰恰展現了與其它民族音樂的不同之處。因此，教師要善于用敏銳的眼光捕捉到這一民族的音樂特色，然后在結合聽的過程中指導學生獲取音樂內在的節律和韻味，才能讓學生理解這些“不準”或是“莫名其妙”的音響，達到一種心靈相通的境界。另一方面加強對異域音樂文化的交流、吸收。我們不得不承認以十二平均律為基礎的西方音樂理論體系，無論從完整性、規范性上來看，都是值得我國音樂教育借鑒、學習的。所以，對少數民族音樂不斷科學化、系統化的研究，實現本土音樂與異域音樂的多元共存，將是今后民族地區音樂教育長期奮斗的目標。

四、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創新

在當今社會，少數民族音樂獨特的文化價值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人們對少數民族音樂的保存發展確實也傾注了很多心血。但筆者始終認為，少數民族音樂在我們學校音樂教育中還只是處于一個次要的地位，要改變這種現狀，從根本上講還是要強調少數民族音樂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及學校音樂教育對傳統音樂進行創新的能力。在當前少數民族地區，我們看到其傳統音樂文化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極為保守的“博物館”式文化予以保存，這樣其藝術價值不僅得不到有效的傳承，也會讓它落入“原始”、“落后”的境地。保護確實責任重大，但創新才是我們學校音樂教育的終極目標。比如:吉首大學舞蹈專業的教學正是不斷的從當地少數民族中的風俗禮儀、傳統節日、服飾特色中提取舞蹈元素，大膽地對民間音樂文化加以創新，創作出一大批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舞蹈作品，如《猴兒鼓》、《扯、扯、扯》等，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所以，民間音樂文化對于前人是一種創造、一份承載，而對民族地區音樂教育則是一種資源、一種延續，這種延續不是簡單“保留”、“維持”，而是一種不斷賦予民族音樂文化新的內涵和時代精神的過程，也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斷改造更新的過程。總之，唯有利用民族音樂教育推動族音樂文化的創新，才能使之藝術長河生生不息，永遠流淌。

如上所述，文化的傳承主要依賴于學校教育，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音樂教育理應承擔起傳承地方音樂文化的重任，這既是它責無旁貸的義務和使命，也是它立足和發展的需要。正如著名的匈牙利音樂家柯達伊所說:“通過生活本身，傳統將緩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從人民生活中被抹去，企圖阻止這一點，就等于阻攔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是徒勞無功的。現在，接受傳統、保持傳統并使之成為他們生活中一個積極的部分，這是受過教育階層的任務。”

參考文獻

[1]馮增俊.教育人類學.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2]王軍.文化傳承與教育選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篇8

[1]陳建勤：《中國民俗》，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

[2]曾田力：《大眾傳播媒介中的中國音樂文化》，《第二屆全國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5月。

[3]陸小玲：《原生態民歌與大學生人文教育》，《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4]劉嶸：《原生態民族音樂與當代音樂發展研討會側記》，《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5]查子明：《中國原生態民歌生存發展之我見》，《音樂探索》2006年7月。

[6]俞人豪：《“原生態”的音樂與音樂的原生態》，《人民音樂》2006年第1期。

[7]米永盈：《我看“原生態”民歌——兼談傳統音樂的保存與發展》，《社會縱橫》2006年第12期。

[8]喬建中：《“原生態”民歌瑣議》，《人民音樂》2006年第1期。

[9]郭聲健：《藝術教育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頁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全日制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薛雷：《“原生態民間音樂”的再認識》，《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12]尹萍：《探索高校聲樂教育中的民間傳統文化資源》，《高校探索》2005年第5期。

[13]喬建中：《傳統能給我們什么？-關于中國專業音樂教育教學改革的再思考》，《中國音樂》2004年第4期。

[14]金兆鈞：《關于“原生態”與“學院派”之爭的觀察與思考》，《人民音樂》2005年第4期。

[15]夏滟洲：《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簡編》，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版。

[16]徐士家：《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綱》，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版。

[17]王敏：《農村中小學音樂教育亟待加強》，

參考文獻

[1]安麗.在“民族”的土壤里發展”民族唱法”——對中國戲曲和湘西原生態音樂的思考[J].大家，2010（11）.

[2]張敬忠.中國民歌在現代環境中的生存與發展——從原生態民歌的傳承與保護說起[J].四川戲劇，2012（4）：82-83.

[3]李震.湘西原生態音樂的藝術價值及素質教育功能[J].音樂天地，2012（5）：4-6.

[4]陳業秀.地方民族民間音樂資源的藝術教育價值與實現——以臺州特色民間音樂課程資源建設為例[J].教學研究，2009，06：62-65.

[5]崔學榮.主體間性視野中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教育[D].福建師范大學，2010.

[6]趙國宏.少數民族文化網絡傳承的教育人類學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10.

[7]張麗華.網絡音樂教育資源開發與整合研究[D].曲阜師范大學，2014.

[8]李芝.論互聯網時代少數民族文藝生存空間的拓展[D].廣西民族大學，2014.

[10]吳小麗.原生態音樂文化分析——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待原生態音樂文化的發展[J].戲劇之家，2009，（04）.

篇9

19世紀中葉，以廣東佛山為主的大量華人勞工因淘金熱（gold rush）涌入美國，他們聚居至一起，形成中國城（chinatown）；“廣東音樂社”“粵劇社”從此登上美國舞臺，節日鑼鼓開始成為中國城內之靚麗風景線。但當時正值中國國勢衰弱之際（前后），西人對中國有嚴重偏見，華人音樂活動多為自娛，故而導致中國音樂在美國的報導如鳳毛麟角。半個世紀后，美國新移民法《1965年移民和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實施生效，來自中國各地的大批專業技術人員涌進美國，“粵劇”“廣東音樂”也失去了其在中國城的霸主地位，“京劇團”“中國樂團”“古琴社”等各種中國音樂社團在中國城內遍地開花。趙如蘭、榮鴻曾、韓國等華裔音樂學者也開始在美國各校開設中國音樂課程，組建中國樂團，如趙如蘭在哈佛大學開設戲曲課，韓國在北伊利諾伊大學組建中國樂團等等。這些形式各異的中國音樂活動對華人及美國白人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若論中國音樂在美國的發展過程，那時十分艱辛的。首先，在美的中國樂團多為業余性質，團員都有其非音樂的謀生工作，極具不穩定性，排練無法滿員是常事、演出需要拉角更是自然現象；其次，樂團之指揮需精通各種樂器，此種人才在當時的美國可謂寥若晨星；再次，在美國組織樂團所遇財力物力之困難亦是比比皆然，經費須自籌不說，樂器行頭更得從國內進口。韓國先生在文中所介紹的9個中國民間樂團，其中8個為經費自籌，只有“紐約中國民族樂團”由紐約州政府、市政府及曼哈灘儲蓄銀行共同輔助一部分，但其主要來源還是自籌。此外，在美開設中國音樂課程也是困難重重，研究學者不多，學生所功專業不同，從而導致學生在一所大學注冊，可能得去另一大學上課，再加上中國樂器種類繁多，讓其如西洋傳統音樂般從純粹研究邁入實際參與實難進行。幸運的是，即使在如此困難的背景中，又是在西方音樂文化主宰的環境下，這批教師、研究者、團員依然堅守著、傳播著自己的音樂文化，塑造著一個又一個演出奇跡。然而，我們對中國音樂傳統文化之繼承、保存是怎樣的呢？有多少人在傳統節慶中表演中國音樂？有多少人了解中國戲曲、說唱等傳統音樂？有多少學生喜歡《中國傳統音樂》《中國民族民間音樂》這類課程？筆者并未對此展開詳細調查，在此提出，只因我們自己對中國傳統音樂之態度直接決定外國人對我們音樂的態度，我們自己對中國音樂之研究、傳播直接影響著外國學者對此課題的研究概率。

二、非華裔美國人對中國音樂的態度

相信每一位民族音樂學研究者都聽過“音樂是世界的語言”這句話，可這句話指的音樂范疇、世界范疇是什么呢？韓國B先生在文中提及自己的觀點“世界各地人民的音樂都是美的”，筆者亦贊成“凡是人類有組織的聲音都是音樂”這一觀點①。但韓國B先生在文中還呈示了許多美國學者對這句話的另一種理解，即西方之音樂，大家之世界。其實，民族音樂學界對音樂的概念問題一直是各持己見，分多種流派，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筆者在此談論這句話，一方面希望大家在引用這句話時要注意將它的含義界定清楚；另一方面，筆者欲討論這句話所引申出的另一問題――非華裔美國人對中國音樂的態度問題。

不由分說，持“西方之音樂，大家之世界”這一觀點的美國人認為中國音樂不是音樂。在當時的美國學術界，持此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還有一些學者雖不如其如此絕對，但也對中國音樂持抵制態度。如有人認為“中國音樂是未開化之音樂”；有人認為“中國音樂是地域之樂”；有人認為“中國唐朝以前的音樂才是音樂，那些受西方現代作曲技術影響而創造的音樂不是音樂”②等等，眾說紛紜，各持己見。當然，一部分學者對中國音樂的態度是肯定的，如俄裔美國鋼琴家、作曲家Alexander Tcherepnin對中國音樂尤感興趣，其妻子Lee Hsien Ming，兒子Ivan Tcherepnin，以及其The Tcherepnin society均為中國音樂之發展傳播作出巨大貢獻。此外Fritz Kuttner、Walter Kaufmann、Fred Lieberman、Lindy Li Mark等大量美國學者也在中國音樂之領域默默耕耘奉獻著。

三、美國學術界對中國音樂的研究

在當時，美國學術界對中國音樂之研究出發點是理智而非感情的，主要以文獻為基礎進行純學術研究，研究課題以古琴、律學、樂論p歷史、京劇、昆曲、祭祀典禮等中國正統文化傳統課題為主，且多為文史哲研究，少“樂”之研究。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呂振原對古琴的研究，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Fred Lieberman對古琴、音樂理論的研究，德裔美國音樂學家Fritz Kuttner對中國古代律學、中國音樂考古的研究，印第安那大學Walter Kaufmann對音樂歷史p樂譜的研究，匹茲堡大學Bell yung對古琴、廣東戲的研究等。其次，一些人類學家、語言學家也涉足此方面的音樂研究，如哈佛大學語言學家趙如蘭對京劇p宋代音樂史料的研究，匹茲堡大學東亞語文系主任楊富森對京劇的研究，加州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Lindy Li Mark對昆曲的研究；阿里桑那大學人文系副教授劉邦瑞對昆曲的研究等等。此外，一些漢學家雖不以音樂研究為主，但因其研究內容與音樂有著至關重要的聯系，故其也展開對音樂的研究，如達慕斯大學宗教學教授Robert G.Henricks在其哲學博士學位論文《嵇康的生平、思想與詩歌》一文中對嵇康及其“聲無哀樂論”的研究，以及其著作《三世紀中國之哲學與辯論：嵇康的論文》是僅有的一本嵇康13篇論文英文譯注本等等。此類研究多為紙上論樂，具有精密專研之特點，而少中國傳統民間音樂之實踐；此外，其語言研究、社會研究、歷史研究之成分遠多于“樂”之成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之一當然與美國各大學、各研究機構所擁有的中國文獻資料有關。在當時厄美國學術界，漢學研究活躍，中文書籍館藏豐富，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館藏中文書籍均達二十萬冊以上，館藏的中國音樂書籍、戲曲書籍與其館藏中文書籍成正比，且以文史哲等理論研究居多。其次，與當時的研究學者文化背景有關。據調查統計，韓國先生在文中列出的在美國大學任教又從事中國音樂或戲曲研究的18位學者中，11位學者在音樂系任教（這11人中，有些擁有文學、歷史、語言等非音樂學士或碩士背景），其余則任教于語言系、人文系、戲劇系等；此外，呂振原、唐健垣、Fred Lieberman等還是古琴名家。因此，這些學者的研究領域以古琴、京劇、歷史、理論占多數也不足為奇。此外，若從現在的時空看，筆者認為還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中國尚未實行改革開放，與國外的文化交流甚少，美國學者若想進行田野調查實屬不易，因此文獻成為其主要研究方式。二是當時美國對中國文化(特別是音樂、戲劇等)極度不重視。當時美國正處冷戰時期，研究課題多為政治、經濟等戰爭性課題，少文化研究，深知在研究中國音樂時，也將音樂置于政治中研究，如西北大學Arnold Perris的《音樂的宣傳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教條藝術》( Music as Propaganda: Art at the Command of Doctr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加利福尼亞大學Nancy Guy的《臺灣的京劇和政治》(Peking Opera and Politics in Taiwan)等。

直到中國改革開放后，民族音樂學科在中國逐步興起、發展，越來越多的音樂學者運用民族音樂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民間音樂，美國學者對中國音樂研究的范圍也越來越廣，對“樂”的研究也與日俱增。如美國國家民俗中心亞洲項目負責人、加州大學博士Nora Yeh對南音的研究，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民族音樂學教授Helen Rees對云南納西古樂的研究，匹茲堡大學博士J.Lawrence Witzleben對江南絲竹的研究，夏威夷大學民族音樂學教授Frederick Lau對笛子音樂的研究，匹茲堡大學博士Li Pinghui對臺灣北管樂團的研究，布朗大學博士Chen Yanzhi 對中國樂器和器樂的研究，馬里蘭巴爾的摩大學博士John E.Myers對琵琶曲的研究，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民俗學博士葛融對陜北民歌的研究等等。此類研究均以大量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對音樂形態進行了大量的分析，涉及曲式、音樂發展手法、音樂風格、地方特色等。

那么這些研究對于美國人對中國音樂的態度之轉變會作出怎樣的貢獻呢？至少，當中國音樂在海外不斷被推廣后，不會有人因為不習慣而發出“中國音樂是地獄之樂”的誤評，不會因為不熟悉而發出“‘梁祝協奏曲’與‘青年鋼琴協奏曲’是中國垃圾”的謬論，不會因為不了解而出現“圖蘭朵”中皇帝穿白袍的滑稽場景。

注釋：

①引自[日]德丸吉彥著，王耀華、陳新鳳譯：《民族音樂

學》，P1

②轉引自韓國《自西徂東：中國音樂文集》，（臺灣）

時報文化出版社，初版，1981，西方人的中國音樂觀，

P124―P154

參考文獻：

[1]韓國.自西徂東：中國音樂文集[M].（臺灣）時報文化

篇10

獲得碩士學位后，郭克儉便到淮北煤炭師范學院任教。不久，我也返回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批評。因各有所忙，彼此聯系不多。后來他領悟到繼續深造的必要性，遂考取中國藝術研究院民族音樂學方向的博士生，其導師便是我的師兄伍國棟教授，而我則是他的副導師；三年之后，又擔任其博士論文答辯委員。這篇博士論文，同樣獲得了答辯委員們的一致首肯。收在這本論集中的若干篇什，便是其博士論文的一部分。

對郭克儉從事的聲樂研究、評論及歷年來發表的成果，我向來比較關注。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之間有師生之誼，更由于我從事的歌劇音樂劇研究與歌唱藝術有極近的親緣關系；因此不僅自己偶爾寫一點與聲樂有關的文字，有一些感興趣的聲樂論文、評論或著作經常進入我的閱讀視野，郭克儉的文章自然也在其列。

給我的印象是，在當代中國的音樂學大家族中，聲樂理論及批評恐怕要算是比較薄弱的分支學科之一。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三條：其一，聲樂藝術是一個專業性、學術性很強的研究領域，不是道中人很難躋身其間；即便勉強涉足，也因不易觸摸到歌唱藝術的深層結構而流于空泛。其二，專業研究隊伍相對弱小，知識結構不夠全面，理論素養較為缺乏，故而不得不停留在歌唱某些技術細節的大量低水平重復上，真正有深度有見地的理論總結和美學提升甚為難得。其三，當前的聲樂表演與教學實踐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命題和難題，但因錯綜復雜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使一些行內人望而卻步，或因大多數聲樂同行專注于歌唱表演和教學實踐的技術層面而對這類理論命題不甚關心。

在這個大背景下，郭克儉選擇聲樂理論及批評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以為是明智之舉。因為他的聲樂專業背景、理論素養和知識結構，對于從事這項研究有旁人不易具有的獨特優勢。郭克儉是個聰明人，他知道應該怎樣利用和發揮自己的優勢。我注意到，他在學術研究和理論批評中所取得的種種成績，大多與他在綜合素質方面的優勢有關。

讀者從本書不難看出，郭克儉的聲樂研究和評論活動，其涉獵范圍廣及美聲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傳統戲曲、歌劇及音樂劇中的聲樂問題，其論述的命題，從歌唱藝術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到聲樂教學中的教材與教法研究，從民間戲曲諺語口訣的搜集、整理及其藝術真諦的闡發，到對肆虐一時的“假唱”現象之深層文化探究，從聲樂研究現狀及相關學術會議的綜合梳理和評述，到關于我國聲樂藝術未來發展的戰略構想，說明作者的學術視野比較開闊，善于從紛繁復雜的聲樂實踐中提取命題，所論大多有一定深度。

我不想掩飾我對本書中若干篇什的贊賞之情，特別是關于傳統戲曲諺語口訣的兩篇論文是近年來我讀到過的聲樂文論中很有價值和見地的作品之一。我不知道此前音樂界是否有人對廣泛流傳于傳統戲曲藝人口頭的諺語口訣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但當我讀到郭克儉博士論文中的這兩章時，的確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和激動。因為我通過這篇論文這才發現，歷代戲曲藝人的諺語口訣是一個天才創造、一份豐厚遺產，對音樂學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未被開墾的、令人神往的學術處女地，它精辟、凝煉、生動、幽默，富于智慧，飽含哲理，其中蘊藏著極為深刻的藝術真諦和實踐經驗，因此需要有人去整理，去學習，去研究，去闡發其藝術價值和人文內涵。郭克儉帶頭這樣做了，而且采集資料的工作做得很辛苦，整理、研究和理論闡發也比較到位，為后人的繼續研究提供了較豐富的資料基礎。

當然，這本論集中的文章質量參差不齊，也有少量價值不高、文字粗糙的急就章、應景文摻雜其間。但我以為，只要有關于諺訣研究的這兩篇文章在，這本書仍不失為近年聲樂理論研究中一個起點較高的新成果，不但值得一讀，且有一定的資料價值和收藏價值。

或許人們并不完全贊同書中某些文章提出的主張和觀點，而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如何，也有待同行們的品評和歌唱藝術實踐的檢驗，但他鐘情于聲樂理論及批評活動，從中求聲樂之道、探歌唱之理，并以自己的成果參與中國聲樂理論建設的努力，應該得到鼓勵和肯定；而且我敢說，與現今大量音樂學術出版物相比，這本論集的質量當在整體水平線之上。

收在這個論集中的不少篇什，在公開發表之前我就看過，有的還提出過修改意見。今日翻閱舊稿，有關它們如何構思、修改、成稿之類陳年往事便浮上心頭、歷歷在目；想不到十年前的小伙子，經過這些年成功與挫折、學術與人生的雙重歷練，如今漸趨成熟，并已開始出版論集和專著了。這是時代給予他的幸運。我在為他和他這一輩年輕學者的成長而感到由衷欣喜的同時，也想通過這篇序文對郭克儉表達這樣一些希望：

郭克儉敏感、敏銳、敏捷，因此出手快，成果多，是個很可喜的優點；但學術研究還要扎實、沉穩，因此要切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古訓，力戒浮躁，多多積累，講究厚積薄發和精益求精，講究“該出手時才出手”。

小小年紀就有不少成果面世，而且還有著作和論集出版，表明郭克儉在學術研究方面是個可造之才，在他這個年齡層次的學者中也已小有名氣；但名氣這東西是柄雙刃劍，若不能正確對待，“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結果背了包袱，反成累贅，反受其害。因此切莫忘記學海無涯、藝無止境的道理，不僅現在，即便將來有了大成就，也要始終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和嚴于律己的學風，不可得意忘形，不可輕狂造次。

聽說郭克儉如今擔任一個二級學院的領導，成了雙肩挑的管理者，因此除了要處理好行政事務與學術研究的關系、爭取做到兩不誤之外，還希望他用好手中的權力，為廣大師生謀利益辦好事；不過以我對他的了解，我仍希望他今后能專心致志于學術研究并相信在“求聲樂之道，探歌唱之理”的征途上當有更好的發展――他是一個學者型教師，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同時在研究和教學兩方面做得比別人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