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近代科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951年8月，熊毅從美國繞道日本回國。

他先后任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土壤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土壤調查隊隊長、中科院土壤及水土保持研究社社長、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社社長、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長、中科阮農業現代化研究委員會委員、中科院環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土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農業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土壤學會理事長等職。1981年當選為中科院生物學部委員。他長期擔任我國土壤界最有權威的《土壤學報》雜志的主編，1958年又創辦《土壤》專業刊物，并兼主編。晚年還擔任《生態學雜志》副主編和《環境科學》主編。

篇2

中圖分類號： G633.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3）03-0040-02

一、行業特色高校及讀者文獻需求

行業特色高校大多源于上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時出現的，主要根據國民經濟建設的需要整合了全國高校有關專業組建的單科性院校發展起來的。行業特色高校原來由行業管理，后因管理體制的變化，從行業中分離出來，但仍然具有顯著行業辦學特色與突出的學科優勢。[1]行業特色高校讀者主要指此類高校教學科研師生。南理工從哈軍工炮兵系分建而來，歷經國防科委、兵器工業部、機械電子工業部、兵器工業總公司、國防科工委等部委管理，現直屬工業和信息化部，具有兵器科學與技術等特色學科和專業，是一所典型的具有行業背景的特色型高校。

行業特色高校在行業科技和學科特色化辦學過程中、專業設置等因素影響下，出于自身發展需要，高校依舊保持行業辦學的鮮明特色，繼續承擔著行業技術創新和產業技術升級改造的任務，其教學、人才培養及科研課題、技術研發的重點依然主要圍繞和服務于行業發展需要。因此行業特色高校教學科研師生對文獻需求主要圍繞本校優勢學科進行，對文獻資源需求也具有鮮明的行業特色。[2]

二、南理工圖書館館藏資源情況

1.基本館藏資源

南理工圖書館館藏資源包括館藏書刊、中文數據庫、外文數據庫、多媒體資料、本校學位論文、非書資料平臺、CALIS外文期刊網、機構知識庫、本館特色資源等，以教學參考書、科研用書為主體，基本覆蓋了學校各個學科專業，如機械工程、化學化工、通信工程、自動化、材料科學與工程、經管與人文、法學等。截止2012年底，館藏紙質文獻中外文圖書、中外文期刊213余萬冊（件），中外文報紙100余種。電子文獻資源有100多個中英文電子文獻數據庫，中外文電子文獻（含電子圖書、期刊、科技報告、會議錄、標準、學位論文等）600余萬種。

2.館藏資源特點

南理工圖書館館藏資源建設相對集中于兵器行業核心。學校兵器科學與技術學科排名全國第一，作為學校特色學科，館藏資源的特點集中表現在對兵器類文獻資源的采集和收藏，在兵器學科領域積累大量特有的文獻全文資源，形成了豐富的兵器類文獻資源，其種類和冊數的擁有量以及文獻收藏的時間跨度都位居前列，這是學校在多年行業辦學過程中積累的優勢文獻資源，為學校創新發展和人才培養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基礎。

3.特色館藏資源

南理工圖書館通過長期的建設與發展，構建了集多種文獻類型、多種載體為一體、紙質及電子資源相互補充、自建資源與共建資源共同發展、相關學科資源協調發展的軍工文獻信息保障體系。目前，收藏有中外文紙本型軍工文獻共6200余種，1.5萬余冊，相關電子數據庫資源50余個，主要涉及兵器、航空、航天、軍工電子、核能及船舶六大領域，包括國家軍用標準數據庫以及自建國防科技文獻特色數據庫等數字化文獻資源系統。作為中國兵工學會全國唯一一所文獻定點收藏單位，實現了中國兵工學會及其分支機構產生的紙質及電子文獻資源的全套完整收藏。特藏中國兵工學會主辦和出版的十幾種科技或科普期刊，及其下屬40余個專業委員會所主辦學術會議的會議論文集。

三、文獻原文獲取途徑分析

通過對行業特色高校師生對文獻需求分析，可以看出，此類讀者需要具有自身行業特色的文獻。為滿足行業特色高校教學科研師生對文獻的需求，不僅需要基本的常規途徑和方法，而且需要建立新的途徑。

1.本館資源使用

（1）查閱圖書館的紙質文獻

盡管數字圖書館迅速發展，數字資源比例不斷加大，但紙質文獻仍會長期存在。讀者可根據書名、期刊名稱、論文名稱或掌握的其它相關信息，通過南理工圖書館主頁上的館藏目錄檢索系統進行查詢。還可通過“南京城東高校圖書館聯合體”進行查閱，可實現館際間的紙質圖書通借通還。

（2）利用圖書館的數字資源獲取原文

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的建設與高校的學科類型密切相關，因此各所高校的數字資源各有特色。南理工的數據庫資源能兼顧各學科需要。進行外文文獻檢索時，讀者可先通過SwetsWise外文電子資源整合平臺中的篇名查找功能可以檢索到相關匹配文章并直接鏈接到全文（若學校已購買此全文）。

（3）館際互借及文獻傳遞

信息量的無限增長，讀者自身需求的變化以及經費因素的制約，任何圖書館都無法依靠自身的資源來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借助于資源共享館際互借系統，可彌補單一圖書館數字資源的不足，很多需求就可以得到解決。[3]

南理工的讀者可通過下列途徑獲取本校未購買文獻原文。1）國家圖書館。2）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簡稱CALIS）。3）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簡稱CASHL）。4）讀秀知識庫。由海量全文數據及資料基本信息組成的超大型數據庫。

（4）網絡免費資源

在信息高速發達的今天，網絡免費資源也是讀者獲取文獻的重要途徑。以下為筆者在日常工作中經常使用的幾種方法：一是利用Google 等搜索引擎來獲取文獻全文。二是利用電子論壇獲取原文。綜合性學術論壇如博研聯盟等；專業學科性的論壇如中國科學論文在線系統等。三是利用國內外專利網站。如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美國專利、歐洲專利局等。四是E-mail作者。EI、SCI 等文摘型數據庫均提供作者的E-mail地址，這為向作者索取原文提供了方便。

2.其它途徑

行業特色高校的特點就是與行業聯系緊密，行業高校或研究所等都注重自身特色館藏資源建設，因此行業特色高校圖書館應加強與同類高校或行業研究所等館藏機構合作，通過建立行業性圖書館聯盟建立良好溝通合作機制，促進館藏資源利用和共享，以滿足本校師生對文獻資源的獲取需求，促進學校教學和科研發展。[4]

在兵器行業領域，如北理工、中北大學、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西安近代化學研究所（兵器工業204所）等，都積累了具有行業自身特色文獻資源。中北大學自建數據庫，如兵器科技視頻、機構、專家、圖片、專著、學術論文等數據庫。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隸屬于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是兵器行業唯一從事科技信息和圖書出版的研究所，文獻資源建設突出兵器和國防特色，館藏資源100萬冊（件），兵器科技出版刊物包括專業核心期刊《情報理論與實踐》和《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以及《現代兵器》、《機器人技術與應用》、《電腦自做》等科技讀物。西安近代化學研究所（兵器工業204所）技術圖書館經過多年積累，收集以化學化工、火炸藥領域的為主，兼有其它各類專業書籍及國內外各類專業會議論文集。與火炸藥專業有關的其它各類技術報告、專利等2萬余冊。歷史悠久、館藏系統文獻資料參考價值極高。對兵器火炸藥行業科研生產起到重要作用。

這些單位資源豐富，可以“服務國防、資源互補”為目標，依托成熟的系統平臺，充分利用各成員館藏資源和便捷的網絡環境，建立原文傳遞、館際互借、資源協調中心，幫助讀者方便、快捷地獲取更多優質文獻資源，為教學科研師生服務。

四、結束語

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行業特色高校讀者對文獻資源需求和利用將更加廣泛和深入，將不再滿足于圖書館提供的一般性文獻獲取服務，圖書館應建立高效的機制，提供問題解決的核心內容方案，及多途徑便利獲取文獻原文的途徑。因此行業特色高校圖書館，不僅要加強特色資源的建設，更要建立廣泛獲取同行業機構文獻資源的有利途徑和方法，做到服務個性化、機制便利化、途徑多樣化，滿足不同層次需求，適應行業特色高校發展的需要，為行業特色高校讀者提供比較專門、系統、完整的服務。

參考文獻：

[1] 李愛民.行業特色型高校研究現狀評述[J].中國高校科技，2012，（10）：54-57.

篇3

以儒家教育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教育有天人合一、政教合一、文道結合、師道尊嚴等基本特征，其培養目標是造就一批“學而優則仕”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傳統教育的價值觀以倫理道德教育為核心，注重對“人”的教育而輕視對“物”的教育。在這種教育背景下，“中國雖不乏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但此類知識僅限于私人授受卻沒有進入課堂的機會，亦未獲得‘形式化’的發展。因而，‘科學’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始終停留在直覺層面和經驗主義的水平上未得獨立和弘揚”[1]。這種倫理型教育的畸形發展是以科學教育的萎靡為代價的。中國科學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發育，然而由于重農輕商等思想觀念的影響，致使科學教育發展緩慢，多停留在實用的經驗的層面而沒有發展成一種系統的科學教育學說。傳統教育只注重倫理道德的教化，發達了倫理文化而忽略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造成了中國教育中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失落。

總體而言，我國傳統教育對于封閉的、非機械化的農業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從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來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兩大因素，缺失了科學內涵的以倫理教化為主的傳統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會產生危機感。尤其是的爆發，驚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驚醒了中國的傳統教育和文化。作為傳播封建思想、倫理道德的工具——傳統語文教育理所當然受到新思想、新觀念的批判。傳統語文教育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加速了變革的趨勢，主要體現在科學的話語對白話的技術化洗禮，使得以文言為學習載體的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話逐步發展成為語文學習的重要載體。從表現方式來看，科學論文的公式和圖表無法用豎排及無標點符號的方式表現，所以必須采用橫排和新式標點；從語文知識來看，過去的內容與現代科學精神不合，必然會產生新的語法修辭知識來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從語文學科目標設置來看，由于科學觀的介入，使得目標設置由片面到具體，由籠統到詳細，更加符合現代社會人才培養的規格要求。從語文學習內容來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學常識的文章被吸收到語文教材中來，成為學生了解現代科學的一個窗口；從語文教學方法來看，嚴密的、高效的科學方法的產生，必然會促使只重“背誦”、“領悟”、“揣摩”、“抄書”的傳統方法發生重大變革；從考試技術上看，科學的測驗、實驗方法的運用，使得傳統的考試方法得以改造和發展。

二、現代教育的深入發展促成了傳統語文教育的變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堅炮利”的威脅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傳統教育已無法適應社會大轉型時期的需要。為了維護和鞏固統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廢科舉，興新學”的舉措。期間，全國各省大力興辦新式中小學堂，并把各省、府、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高等、中等、初等學堂，還鼓勵華僑興辦學堂。以學習西方科學為主體的新式學堂發展得十分迅猛，據統計僅在“1895~1899年，全國共興辦學堂約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間106所，估計全盛時期學生總數達到萬人”[2]。科舉制度的廢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學堂大都開設了語文科，然而普遍存在著獎勵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舊教育體制的交互碰撞下，興辦實業和辦實學的矛盾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可以說，“制度的改變總比思想的改變要容易得多。我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舉制度相伴隨的教育思想作為一種傳統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殘存下來”[3]，影響著現代教育制度的發展。因此，轉變觀念，完備教育體制，改善教育結構和布局，已成為民國初年接受西方科學觀念的學者（如、黃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標。他們在積極介紹西方教育理論、觀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時，提出了改革傳統教育實行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育主張，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響應和支持。

然而，就傳統語文教育而言，早已淪為封建科舉制度的附庸，重書面語輕口語，重文言輕白話，嚴重脫離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需要，阻礙著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傳播，與科舉制度一樣成為“空疏無用、禁錮人才”的批判對象。在批判和聲討之中，傳統語文教育發生了重大變革。比如，1912~1913年，民國政府頒布了各級各類學校令，以及“壬子”學制的補充和修訂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學制系統，即“壬子——癸丑學制”。該學制廢除了“讀經講經”科，把“中國文字”、“中國文學”兩科統稱為“國文”，這是語文獨立設科以來第一個正式的語文名稱。該學制使中國教育現代化又有了新的進展。教育性質的改變，教育觀念的更新，推動著語文教育穩步向前發展，開始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教育目標，并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這標志著現代教育的巨大勝利，語文學科由此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三、現代語文改革運動促成了傳統語文教育的變革

我國傳統語文教育最大的特點就是說的是白話，寫的、讀的卻是文言。由于文言難學，所以文化教育長期被統治階級所壟斷，成為少數人的“專利”，廣大勞動人民也只能處于不會讀、不會寫、沒有文化的愚昧狀態。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和科學觀念在中國的傳播，許多進步的革新家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都希望擁有最有利于表達和交流的語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現的內容大多是面向過去的，遠離現實生活的，是不利于學習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嚴重抨擊的對象。人們希望自己所學所用的語言文字應該是易讀、易記、易寫，其內容也應該是實用、高效的，而這些要求都不是古奧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備的，所以使用以口語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白話文就成了人們的追求。經過時期發起的語文改革運動對“俗語”的提倡及愛國志士對文言文的“空疏無用”的批判之后，19世紀末一場現代白話文運動首先在資產階級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達到。

隨著白話文運動的深入開展，以文言文為標志的傳統語文教育受到嚴峻的挑戰。白話文很快為廣大民眾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學率先實行國語和白話文教學。小學國語教科書逐步全部使用白話文編寫；初中國文教科書在實踐中不斷進展，與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話文最終占據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國文教科書中，白話文約占五分之一左右。現代漢語修辭、語法及各種語文知識開始在語文教學中穿插學習，白話文閱讀和寫作日益受到重視，文言文的學習難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僅要求能讀平易的古書即可，高中作文有專作文言文而改為文白兼作或文體不限。尤為值得強調的是口頭語言的學習從無到有，聽說能力訓練開始在語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從而打破了傳統語文教育只重書面讀寫而輕視口頭表達、只重文言而輕視白話的局面。學習普通語言文字，提高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以應付社會和生活的需要，已經成為語文教育的一個主要發展方向，語文教育的實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強。總之，在現代語文改革運動的沖擊下，20世紀早期的語文教育在革新傳統語文教育基礎上，日漸走上現代化、實用化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篇4

關于科學知識的生成過程，近代哲學家與教育學者們爭論不休.邏輯實證主義試圖把一切經驗科學還原為物理科學，實現科學的統一在邏輯實證主義者眼中，科學知識應當是獨立統一的，一切經驗科學都可以被證實和檢驗，即科學知識應當是永恒不變的.科學哲學企圖擺脫歷史主義而用邏輯分析方法達到像我們今天的科學結果那樣精確、完備、可靠的結論。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對基礎教育只重視知識教育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然而這種觀點是不符合人類科學知識的發展歷程，并且有悖于經驗科學的發現規律.

相較于邏輯實證主義孤立、靜態的科學發展思想，波普爾以動態的眼光和發展的思想提出了更為世人所接受的批判理性主義.他認為，一切定律和理論本質上都是試探性、猜測性或假說性的，都是一種對自然界的普遍性的猜測，而猜測總是從問題開始的.所以他明確指出，科學只能從問題開始，并且應當把科學設想為從問題到問題的不斷進步從問題到愈來愈深刻的問題.一種科學理論只不過是解決一個科學問題的一種嘗試，每當理論陷入了這些困難或矛盾之中便又產生了問題.正是由于問題才激勵我們去學習，去發展我們的知識，去實驗，去觀察.從他的整個思想來看，波普爾所強調的是，要我們從錯誤中學習，不應當抱著對絕對真理的占有態度來看待科學，不要為我們的知識而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而應當永遠保持著對真理的渴求和探索.

英國著名的化學家和思想家波蘭尼提出個體知識和緘默知識等概念，他指出人類有兩種知識.通常所說的知識是用書面文字或地圖數學公式來表述的，這只是知識的一種形式.還有一種知識是不能系統表述的，例如我們有關自己行為的某種知識.它強調的是主體在科學知識形成過程中的積極的、主動的、內在的、個性的因素.與波普爾一樣，波蘭尼認為科學活動的起點是問題，只有當一個問題是真正的問題時，科學研究才能取得成功.筆者認為科學知識教育應當是動態的發展過程，人們在不斷地探索中完善科學知識體系.這個過程并不像邏輯實證主義提出的那樣是靜止的，而應當是波普爾和波蘭尼倡導的那樣，科學知識永遠是前進的，我們應當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對待.在發展的視域中我們才能夠看到科學知識的未來.

2科學方法教育:超越邏輯方法的多維方法體驗

一般來說邏輯思維包括，比較、分類，歸納、演繹以及分析與綜合等.在基礎教育科學教學中，較之形象思維能力、抽象思維能力以及創造性思維能力，邏輯思維能力我們強調得最多，因為學生的科學概念源自教師和編者，他們是按照邏輯上的安排，而很少是根據實際獲得知識的方式來闡述的.這種方式的優點在于，讓學生在較短時間內掌握比較系統的科學知識.然而這里出現了一個我們很容易忽視卻非常嚴重的問題:邏輯推理不能導致新發現.因為邏輯推理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不是做出事實性或者理論性的發現，而是證實、解釋并發展它們，并形成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體系.如此學生科學研究方法方面的訓練就成了紙上談兵.

培根曾說人類主要憑借機遇或其它，而不是邏輯，創造了藝術和科,現存的邏輯方法僅有助于證實并確立那些建立在庸俗觀念基礎上的謬誤，而于探求真理無補，因而弊多利少.現代哲學家席勒對于邏輯在科學中的運用有過精辟的論述，對科學行動步驟進行邏輯分析，實在是科學發展的一大障礙邏輯分析沒有去描述科學實際發展所憑借的方法，并且沒有得出可用以調整科學發展的規則，而是任意按照自己的偏見，重新安排了實際的行動步驟，用求證的過程代替發現的過程.科學論文的寫作以及教科書的編排所普遍采用的方法，助長了人們對邏輯學家觀點的信賴.通常采用的那種邏輯上必然的提出結果的方法，既不是按照時間先后，又不是詳盡地說明實際進行研究的經過.

筆者首先強調邏輯思維的弊端并不是表明邏輯不重要，相反邏輯思維能力對學生扎實的基礎知識掌握來說，意義確實非同尋常的.這里我們是希冀教師們要知道對于科學發現、學生的創造性來說，僅僅只有邏輯思維能力是遠遠不夠的.達爾文曾說他的經驗告訴他:在科學研究中只是演繹推理是不能信賴的.我必須從大量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原理出發，我總懷疑原理中有謬誤.

我們可以看出，除了邏輯思考之外，有很多非邏輯的因素在科學理論創建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好奇心，好奇心不過是一種追求知識的欲求，因此應該給予鼓勵.給予鼓勵，不僅因為它是一種良好的現象，而且因為它是自然賦予他們的一種絕好的工具，可以祛除他們生來的無知.然而這種神圣的好奇心，往往被教育得銷聲匿跡了.其次是形象思維，形象思維是反映和認識世界的重要思維形式，錢學森就曾建議把形象思維研究作為思維科學的突破口.再次是基于邏輯和形象的創造性思維，如賴爾地質學理論及馬爾薩斯人口學說為進化論的創造提供了靈感.正如費耶阿本德所說一切方法論，甚至最明顯不過的方法論都有局限性.認為任何單一的方法論規則都是約束科學家創造性的緊箍咒和抑制科學發展的桎梏。科學的發展不是依靠某一種科學研究方法，在科學教學中為學生提供綜合性的科學研究方法的訓練是教育應有之義.如果教師采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對周邊事物進行觀察，大膽作出假設，并充分進行聯想與分析，那么學生獲得的才會是生動的，可以在生活中運用自如的知識

3科學思想、文化教育:由隱性走向顯性

科學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學生生成科學的思想和正確的觀念，知識教育如果想上升到思想的高度，那么中間就不得不經歷文化教育的過程.強調文化教育，并不意味著要排斥知識教育，相反在文化教育中知識依然是重點.只不過這里所說的知識教育己經不再是那種切斷其文化命脈的機械、教條、刻板的知識教育，而是一種極富文化內涵、充滿文化精神而生氣勃勃的知識教育.

自然科學的進步就是人們不斷地探秘世界的歷程，具有豐富的文化性.它不僅取得了豐碩的實踐成果，同時還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方法、思維范式等.以化學為例，化學是創造的科學，更是和諧的科學.化學的旨向不應只是創造人們需要的新物質，而更應該是為人類生命質量的提升做出貢獻.相應地，化學教育不應僅僅局限于讓學生學習和掌握己有的知識，而應致力于讓學生受到包括知識在內的整個文化的全面熏陶，從而不僅成為舊知識的占有者，更成為新知識的創造者、學科文化的傳播者.正如懷特海指出，我們需要造就既有文化又掌握專門知識的人才，專業知識為他們奠定起步的基礎，而文化則像哲學和藝術一樣將他們引向深奧高遠之境一。

4科學教育的未來走向:生態化的教育教學觀

篇5

中圖分類號：G807.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5.06.012

1 研究目的

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來臨，大學教育已從以往社會生活的邊緣走向了當今社會生活的中心。深刻地影響著高校教學的改革和發展，尤其是高校學科教學活動已從同樣化、單一化走向個性化和多樣化。同樣，高校武術教學應以培養具有積極運動個性、富有創新精神和武術運動實踐能力的人才為目標。但長期以來，在高校武術教學中，教與學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問題，無法充分發揮師生的主體性，體現師生個體主體性與主體間性的統一，真正展現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本文從高校武術教學中師生個體主體性與主體間性的問題為出發點，力圖解決其統一性問題，提高武術教育教學質量。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資料法

本文搜集整理了近、現代對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研究資料以及在教學活動中的師生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研究成果。

2.2 邏輯分析法

根據近、現代對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研究資料以及在教學活動中的師生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研究成果，分析研究高校武術教學中師生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統一性問題。

3 結果與分析

3.1 個體主體性與主體間性

3.1.1 近、現代對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研究

由近代主體性哲學的先驅笛卡爾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題認為：人通過其獨特的思維方式而成為主體，當人被確立為主體后，被思之物就成為客體。這種主客二分的主體性，經過洛克、貝克萊和休謨而到康德等哲學大師的探討，人的主體性不斷地得以張揚。

從20世紀中葉開始，主體性哲學出現了從“主體性”向“主體際性”的轉向。例如胡塞爾以認識論為基礎，提出的“交互主體性哲學”[1]、海德格爾的“此在的共在”的主體際性理論、馬丁?布伯基以“對話主義”為核心的主體際性理論、哈貝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行動理論”等[2]。主體間性以個人主體性為基礎，并不否認和排斥主、客體關系中的個體主體性，而是表明了人們對主體性認識的深化，人不成為主體，不具有主體性，人與人之間就不會有主體間性[3]。

而認為，實踐活動本質上是一種“主體―客體―主體”的關系結構，主、客之間具有內在的相關性和統一性。“任何單一主體對客體的改造，即‘主體―客體’關系，都不過是‘主體―客體―主體’結構的一個片斷和環節;主體在作用客體的同時就載負著、實現著‘主體―主體’交往關系，并受其牽引和制約”[4]。在“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中展現的是個體的主體性，在“主體”和“主體”的關系中展現的是主體間性。

3.1.2 教學活動中的師生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

教學活動是社會實踐活動之一，教學活動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都具有各自的自主性、創造性、能動性和實踐能力。教學活動的客體主要是指師生所上的課程和采用的教材等。一方面，教學主體與主體之間是一種平等的交往關系;另一方面，教學主體與客體之間是一種認識關系。因此，教學活動是教師和學生各自發揮其自主性和創造性并進行交往和合作的實踐活動。

“在教學過程中的學生的個體主體性主要表現為對教學內容選擇和加工的自主性、選擇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學生的主體間性表現在：與教師和同學的合作交往的交互性、平等性、寬容性、合作性等等”[5]。教師的個體主體性是表現在教師自我發展和教育實踐的過程中的，對教學內容的選擇，對學生身心的關注，對教學的反思和創新等。教師的主體間性表現在：與學生和同事的合作交往中的的交互性、平等性、寬容性、合作性等等。

在武術教學活動中，師生以語言、動作等符號為媒介，通過教學實踐活動而進行的武術知識與技術的傳授與學習，以及情感、信息的交流而形成的對教學目標的理解與共識，師生都是教學活動的主體。在武術教學活動中，只有確立師生的雙主體地位，才能實現師生個體主體性與主體間性在教學活動中的統一。

3.2 高校武術教學中師生個體主體性與主體間性的缺失

3.2.1 武術教學中師生自主活動的缺失

一方面，在武術教學過程中，教師是“局外人”編寫、強加實施的教學計劃、教材的“忠實執行者”。教師因此被排斥于所授課程之外，只能考慮“如何教”學生的問題，忠實地扮演著“教書匠”的角色，從而被剝奪了自主的、創造性教學的權力。長此以往，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和主體創造性意識被磨滅得一干二凈，因而在課程實施過程中缺乏個性，難有創新。

另一方面，教師是武術教育教學活動中的主宰，對學生進行“填鴨式教育”或“儲蓄式教育”，它把學生變成了武術知識和技能的“容器”或“存儲器”，把武術教育、教學活動簡化為簡單的技術學習、訓練和控制過程。學生對教師俯首聽從，為教師所傳授的知識和技能所支配，壓抑了學生學習的靈活性、創造性和自主發展。在武術教學活動中師生自主活動的缺失，使教師成為單純的傳授者，學生成為被動接受者，難以激發武術教師和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因而教師不能創造性教學，學生也不能主動性學習，教學效果不如人意。

3.2.2 武術教學過程中出現的主客兩極模式

3.2.2.1 單一的主體觀

在“主體―客體”之間的對象化活動觀念的影響下，傳統的武術教學過程中出現了單一的主體觀理念。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赫爾巴特、贊可夫為代表的“教師中心論”，其觀點是將學生的可塑性作為教育預設，在武術教育教學活動教師是權威和主宰，把學生看做是被動接受知識和技能的容器，是教師實現其教學目標和完成其教學任務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以杜威為代表的“兒童中心說”，它以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為基礎，指出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中心，是主體，教師應圍繞著學生轉，把教師看做是學生掌握知識和完成學習任務的手段和工具，這種觀點實際上取消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

3.2.2.2 片面的教育關系

由于“主體――客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認識關系，是“主體”對“客體”的把握，因此，武術教育教學活動就成了或主要成了對武術知識掌握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教師是武術基本理論、基本技術和技能方面的權威，學生是這方面的需要者和接受者，武術教育教學關系就成了武術知識的授受關系，其中的武德教育、審美教育、禮儀教育和學生的社會性發展也簡單套用了這種教育方法，造成了武術教育教學活動中嚴重的唯理性色彩，缺少了師生因精神碰撞而產生的非理性活動。因而教師無法了解學生的內心世界，也無法追求師生在武術教育教學活動中的人性價值追求，只能停留在高校人才培養目標的外在價值層面上，這種片面的教育關系，使學生淪為武術知識和技能的奴隸，教師僅僅是知識和技能傳遞的工具。

3.2.2.3 師生關系的異化

3.2.2.3.1 師生關系客體化

師生關系客體化是指在師生交往中，一方不把另一方看作是與自己處于同等地位的主體，使其失去獨立性而被控制和支配。師生關系客體化在武術教學中表現為：教師把學生看做是教師實現教學目標和教學任務的手段和工具;學生把教師看做是學生掌握知識和完成學習任務的手段和工具。

3.2.2.3.2 師生交往的片面化

在武術教學中師生交往的片面化表現為：一方面是師生的交往蛻變成了武術知識信息的交流，片面的圍繞著武術知識和技能而交往，失去了師生人格魅力的吸引和碰撞;另一方面是武術教師所扮演角色的專門化，使教師只對學生武術方面的發展負責，從而消解了人與人之間真正的交往所具有的自由和本性。

3.2.2.3.3 師生關系的疏離和抽象化

現行武術教學的授課形式主要采用班級授課制，教師是以學生班集體為教育教學對象，在課堂教學中，師生面對的是整體學生集體，而非具體的某個學生。“個――群”關系交往成為師生課堂交往的主要形式，使得師生關系產生疏離和抽象化。

3.2.2.4 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合作交往匱乏

在大學學習期間，學生主要的交往場所是課堂。在武術課堂中，他們除了和自己的教師有限的交往外，更多的應該是同學與同學之間的交往與協作，這是他們在學習集體中促進其自身進步的重要途徑。然而受到課堂規則的控制、有效的學習小組沒有形成等因素造成學生之間教育交往的匱乏。

3.3 實現武術教學中師生個體主體性與主體間性相統一的措施

3.3.1 師生有效地參與教學活動

師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教學活動開展的前提是主體參與。武術教學活動應該是以師生作為共同主體參與教學活動，以師生積極互動為教學過程，通過師生協作來完成教學任務，實現師生共同發展與進步。有學者對北京某高校19種課堂教學行為的頻率分布進行分析，研究當前大學課堂教學的現狀[6]。研究結果表明，在一般的本科課堂中教學基本上仍未擺脫講授式教學一統課堂的狀態，教師不注重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學生也很少主動參與課堂，即使參與也僅僅是被動參與、形式參與、階段參與與無效參與。雖然有的教師在整個課堂教學中講解和示范的頻率很高，也不能說明教師的參與是主動的、全程的、有效的，因為武術教學的過程是師生主動交流的過程，只有師生主動的相互交流和探討，才能真正地實現師生主動參與、全程參與、有效參與。

在武術教學中，既要有教師的講授，也要有學生的提問和師生之間的討論、評價;既要有教師的動作講解，也要有師生間的交流探討、學生自主嘗試和創新。只有真正的實現師生主動地、全程地、有效地參與教學活動，才能實現武術教學過程中師生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統一。

3.3.2 師生協作交流

協作交流是教學活動的本質屬性。教學是教師與學生的統一，這種統一的實質是協作交流。協作交流的實質是交往，交往的主體是師生，因此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交往應該是平等的，有平等才有協作。在協作交流中，武術師生建立起特殊的“主體―客體―主體”關系，圍繞著教學內容主動性參與，相互影響，從而推進武術教學活動的整個過程。因此，這種互動是個體主體性與主體間性的統一。

在傳統的武術教學中，教師是知識和技能的權威，重視教師的講解、示范，學生只是傾聽者和被動的回答者和模仿者，師生之間、學生之間都缺乏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然而，師生在武術教學中的協作交流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師生是教學中平等的主體，師生關系是以平等基礎的，這有利于師生主體性的培養和發展。另一方面，學生與學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其互相提問、相互討論，對教師和同伴的觀點、看法進行批判、超越和拓展，有助于提高學生的主動積極性思維能力和拓展學生視野，也有利于教師的發展與進步。

3.3.3 師生探索創新

探究創新是教學活動的基本形式。師生是教學活動的主體，師生應自主地探索和創新知識、學習方法、教學方法等。

3.3.3.1 探索創新應成為教師教學改革中的主題

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除了傳授知識外，還要研究探索教學技術和方法，創新學科知識，推動學科的發展。“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優良的教師，只有這樣的研究者才能帶領人們接觸真正的求知過程”[7]，“教學沒有科研做底子，就是一個沒有觀點的精神，沒有靈魂的教育”[8]。在武術教學活動中，教師應擺脫對他人意志的盲從，根據社會、工作崗位需求、學生自身的需要和興趣，以及本人的能力、教學方式、思維方式來安排、從事教學活動。教師應在教學工作中不斷總結和反思，積極、主動地參與武術教學科研，形成自己獨特的教學智慧、實踐操作能力和教學思想體系等。

3.3.3.2 學生應在探索創新的學習中進步

在武術教學過程中，學生應善于針對武術技戰術問題與老師或同學討論，并進行實踐性研究，創新武術專業知識和動作完成技巧。傳統的武術教學中教師按照教科書規定的動作套路，一招一式地教給學生，學生對教師所授動作進行機械地模仿和復制，教師認為自己所教的知識是絕對正確的，同樣學生也是這樣認為的，即使對教師所教的知識產生質疑，也囿于教師知識權威而不敢于從心理、生理、物理學等學科進行實驗和論證。長此以往，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質疑精神、創新精神、實踐操作能力等都會受到抑制。因此，在武術教學中師生應積極進行探索創新。師生只有在探索創新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地實現師生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統一。

4 結論與建議

高校武術教學中由教師傳授武術知識、技術，學生被動接受的傳統教學模式，以及師生之間關系的異化現象，使教師教學的主動性、創造性受到抑制，學生也難以主動地、創造性地學習。只有在武術教學活動中，真正實現師生間的個體主體性和主體間性的高度統一，實現教學活動中主體――客體――主體之間的高度融合，才能一改過去武術教學中存在各種問題，全面提升武術教育教學效果，實現高校武術教學的真正價值。

（獲獎論文：廣東省第九屆大學生運動會科學論文報告會三等獎）

參考文獻：

[1] [2] 江怡.走向新世紀的西方哲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110、490.

[3] 馮建軍.主體間性與教育交往[J].高等教育研究，2001（6）.

[4] 任平.走向交往實踐的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7.

[5] 曾新.主體性教育中的主體間性[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1，（5）.

[6] 周作宇等.大學教學傳統與變革[J].現代大學教育，2002（1）：16.

篇6

中圖分類號：DF5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2013）03-0167-03

一、問題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義呢？首先，發表著述或各種文字作品必須有署名，無論出現在文頭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對所闡述的內容和觀點的確定，以及要背負起因文字內容傳播而產生的責任和義務。其次，從文獻發展歷史來看，署名的出現稍后于書籍、文獻的產生，它受到社會制度、文化權利和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再次，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文化大繁榮、文化權利越來越表現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頻頻出現的剽竊事件已經讓人們深刻認識到，文責自負之余，署名權和署名利應該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署名牽涉到責、權、利和社會倫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勞動成果和知識產權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發展歷史與現狀

（一）署名發展史略述

漢代以前的書籍都沒有署名。春秋戰國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無其器”，文獻只服務于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圣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學在官府”、“王命作冊”“官守其書”是文獻產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隸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群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翻勿庸諱言，書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眾是沒有可能接觸到的。孔子的偉大就在于他利用自己能夠接觸到官書的便利，修《春秋》、定《禮》《樂》、刪詩書、序易傳，將知識和思想向下傳播。雖然孔子自認為“述而不作”，《漢書·藝文志》中也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他的所作所為所述，被其弟子理順出一套儒家的哲學思想，作為一種精神財富，為后人作述和統治階級束民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后世奉為六經的《易》、《書》、《詩》、《禮》、《樂》、《春秋》雖然沒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學思想精髓已經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記。

“從戰國起，學問開始向今日所謂求知識、求真理的方向發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爭鳴為文化特色的“士”階層知識分子“將學問視為天下公理，而不是爭名奪利的工具，這樣自然也沒有在作品上標明作者姓名的訴求。”“諸子百家”是春秋戰國時期學術領域內各思想流派的代表。雖然各門派都有自己鮮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蓋古人著書，不自署姓名，惟師師相傳，知其學出于某氏，隧書以題之，其或時代過久，或學未名家，則傳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稱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門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師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為某之學。”《老子》、《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沒有署名。徐嘉錫先生認為：“自《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乃題姓氏于傳之上以為識別。其后一傳之中，又多別自名家，各為章句故訓，于是復題其姓氏。蓋其初由后人追題者，久而變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稱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雖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漢、晉以后之事。”對于古書不具署名還有一種看法，“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蓋古世質樸，人惟情動于中，始發于詩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轍系以名氏也。及傳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但欲識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作也。’陳氏的話雖然是就《詩經》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書。大概最初作家進行創作，是為了表達一種思想、一種感情。署名與否，無關緊要；人們傳誦它，采風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內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這是古書不題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書成于眾人之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書不成于一時一人之手，所以不題撰著人。”此觀點認為，先秦諸子書，撰非一人，成非一時，實際是各個學派的集體創作。

對于漢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觀點認為“作為書籍領域后起之秀的經籍與子書，無法擺脫官書及其悠久傳統的制約，只能繼承官書傳統在此基礎上逐步加以變革。因此，官書之特征（不準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不僅是官書的基本特征，也是漢以前經籍與子書的基本特征。”因此，多重原因造成了漢以前書籍雖以著作為主，卻沒有署名。

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傳統同時，還有私人修史的傳統。從漢朝到隋朝的幾百年間，編著以傳注、義疏、史書為主要出版書籍，不僅著述出現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書籍可以從書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參看《漢志·諸子略》中的很多文獻名可見一斑。署名的出現不是出于偶然，“晉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漸規范，說明著作署名權問題已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作品與作者的歸屬關系在人們的意識中得到了強化。”唐代雕版印刷術以后，圖書出版事業蓬勃發展，書籍文獻傳播的范圍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帶的信息更加詳細。“漢以后，文獻多署作者名姓，但標法不一。有的先標籍貫（郡望）再寫姓名或字號，有些署名將時代、籍貫、官職、封號、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幾項連寫，宋及明清著作書名多采用這種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還署“主修”、“協理”、“鑒定”、“校閱”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實姓名，而屬字號。古人名號情況復雜，加上職官就更難以理解。因此，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職官制度及名號知識。”很顯然，署名現象已經受權利、名利所累，通過明確的分工細做，成為一種文化權力的符號。

總之，古代圖書作者署名從無到有，署名前的修飾附加成分由簡到繁，不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視通過著書立說來闡述個人立場、主張、思想，標記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響，學而優則仕之風盛行，著述立說只圍繞經典，論經明道，以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署名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認為：“經是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書籍，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需要，經的領域在逐漸擴張……”試想，如果沒有受到統治階級專制思想的制約，中國古代“獨尊儒術”的局面會大大改變。比如西方具有較早文明史的古希臘就是如此。“古希臘時期宗教的勢力尚未強大，這就為歷史、哲學、醫學、詩歌和戲劇等非宗教類著作的創作和發展提供了條件。當時學術和文藝創作比較自由公開，不少文人和學者紛紛通過自己的著作署名來擴大影響或創立學派。這就導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其哲學著作奠定了希臘古典哲學的基礎。”因此，著書立說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行為，它受社會制度、文化權利影響。著述作者闡述觀點時，必須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為階級階層服務。

古人能夠著書立說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僅包括他必須有較廣博的學識，還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通常是史官、諸侯、博學之士或藏書家。從文獻發展歷史脈絡來看，他們中間最早能夠觸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這些人能夠接觸到王室或皇親國戚家的藏書，后來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夠得到賞賜書籍的王爺和官員，以及在皇家整理書籍中形成的書院或由于宗教發展而形成的寺觀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帶有時代、官職、爵位、封號，采用何種體裁等就不足為奇了。

到了近代，人們明顯地認識到署名已經牽涉到了個人利益、權利和名譽。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風雅”的貴官，如畢沅、阮元……，幕中羅致了不少學人名士，由他們幫助編書刻書，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錢而好名的出版家為人刻書，自己也擠進去掛個“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資刻書者。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書中的考證，大多出自阮元的學生朱為弼之手。在杭世駿的《三國志補注》和趙一清的《三國志補注》的雙胞案的大辯論中，明確地反應了學術界對著作權的重視與對不道德的剽竊行為的深惡痛絕。”1910年，由清政府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官方第一次從法律上確立了署名的尊嚴、權利和義務，以及受到國家機器保護的不可侵犯性。

（二）現代社會署名多樣化現狀分析

歷史進入現代社會階段，署名無論從形式、內涵和權力都發生了變化。拿紙本書為例：一本書的問世，不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還有出版單位署名，策劃編輯署名、責任編輯署名，封面設計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現的是分工責任的明確和市場化反作用于著述而體現出的利益均分。同樣，如果這本書的出版引發了不好的結局或反響，不僅作者有責任，連帶著作上相應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倫理道德、文化反響等等方面。

隨著各類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同體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現代署名方式與古代大有不同。“中國古人并不曾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毋寧是看重其相互關系，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整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古代中國，做學問其實都是圍繞經、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經是一切學問的本源，正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是指天下學問源于經，尊于經，不可背道而馳。古人歷來有鄙視“小說家”的風氣，認為小說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為街談巷議，道聽途說，不能與正統學術思想相提并論。也就是因此，文學創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為文獻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認為，“文學署名之所以落后于歷史、哲學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應有文學意識不強、文學沒有獨立性的原因，當然也還有文學不及歷史、哲學那么受重視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學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體現出來。

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一旦成為著作出版，儼然帶有科學研究的品性。“科研著作的署名即標注出該著作的作者姓名。作者應為科研課題的負責人和全體參加人員。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種，視具體情況而定。著作若為一人獨立完成，則在題目下直接單獨署名；若為幾人合作完成，則為幾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應按貢獻大小依次排列，不應‘論資排輩’；若作者較多，則可在題目下寫出若干個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記中逐一列出。”“在論著上署名，一方面是表明其在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貢獻，另一方面已說明其對論著應負有的責任。”科技著述相對于文學作品更加具有嚴謹性和嚴肅性，署名的順序表明個人在某項研究中的貢獻大小。

隨著網絡普及化發展，一個新的文學現象——網絡文學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網名。網名更與真實姓名相去甚遠。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們以網絡為媒介表達自己對社會熱點、民生問題等觀點的一種寫作方式。用真實姓名作為網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實姓名較多，他們的言論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以網絡為背景的文學創作、微博或博客，作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穩定性不高，但它們涉及的范圍、內容較廣，可以作為信息檢索的線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圖書館出現之前，利用名人導讀書目獲取圖書信息。比如，龍啟瑞編撰的《經籍舉要》，張之洞編撰的《書目答問》，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等名人撰述。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略例》中有這樣一段話：“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因此，擇名師名人之撰著，是研讀古籍之捷徑。

對于現代人來講，圖書館和網絡是獲取知識和信息主要途徑。在計算機出現之前，圖書館使用過很多種文獻目錄，其中有一種責任者目錄就與署名有關。“它是按照文獻責任者（包括個人、機關團體或會議等）的名稱字順組織而成的目錄。其主要作用有：1、以責任者名稱提供文獻檢索途徑。2、揭示圖書館入藏某一責任者的全部著作。責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編者、輯者、校訂者、注釋者、繪圖者等。對于某些知名責任者的筆名及其他別名，必須采用參照法引導讀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獻；對于刊載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關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給予適當反映。”嗍

當機讀目錄成為圖書館查閱書籍的主要手段時，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檢索條件。數據庫的建設和利用更成為許多高校和公共圖書館信息存儲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開任何電子資源數據庫，利用作者署名檢索相較于主題詞檢索和關鍵詞檢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數據庫建設方面，對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學科領域內，“經過審核的優秀論文可以作為經典論文進入數據庫，以供作者寫作時進行閱讀、吸收、參考：其參考文獻又會形成新一輪的引用認同文獻與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認同的是高質量論著與杰出作者，說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點上進行的；如果引用認同的大多是陳舊過時的劣質論著，說明作者的研究視野狹窄，成果質量也不會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論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數越多。在某種程度上，署名成為衡量文獻質量的標準。

通過網絡博文獲取信息也成為當代讀者在除圖書和數據庫之外獲得信息的重要途徑。在各學科領域的學術界領軍人物。他們通過博客這種便捷的方式。從各自的學術研究角度，對社會熱點的經濟問題、法律問題、政治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比如鄒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舉例了北大名師如張頤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從北大學者博客的內容看，這些博文相當于書寫時代的日記、札記、隨筆等，這些資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學術史和傳記的重要資料，也是北大學術史，乃至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資料，這些博客成為歷史學家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參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隨意的特點，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學者的真性情，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論文中難得一見的，因此更顯珍貴。”

相反，署名問題也會給資料搜集工作帶來困擾。我們在搜集網絡信息時，不能判斷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緣于署名問題。網絡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門，網絡作者根據自己的愛好、習慣、引人關注程度等起網名，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網名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有一定價值的信息搜集起來很麻煩。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線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頭進行判斷。比如，我們在做民俗圖片搜集時，經常會遇到沒有時間、地點和詳細描述，又有資料價值的圖片或視頻，必須咨詢學者專家的意見，對資料做簡單的描述，以便錄入數據庫。還有一些網友會將自己家鄉發生的民俗活動視頻或圖片發到網上，只有網名和上傳時間，其它我們想知道的內容一概沒有，但是這種記錄民俗的資料很稀有，我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將它著錄并保留下來，遺留問題就是知識產權問題。

篇7

Abstract: Alth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close connection and similarities， but after all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pursuing aim，researchable object，activity's direction，process of questing，concerned problems，adoptive methods，thought modes，constitutive elements，language expressions，final results，evaluative standards，contains of values，norm of following，occupational constitution，social influences，historical origin and development，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Key Words: science， technology，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larifyving concepts.

在現代，科學和技術關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賴和相互促進——科學要借助技術更新設備、啟示問題、激勵靈感，技術要借助科學提高理論水準、擴展發明視野、開拓新奇領地——之外，也在于科學和技術確實有諸多相通或相近之處。正如考爾丁所說，科學和技術二者都處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種類的物質世界的知識。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經驗方法，雇用在科學中受訓練的人，使用類似的詞匯表。技術因它所應用的知識依賴科學，有時也為科學進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觀察或其他的激勵研究的東西。

考爾丁只是籠統論之。其實，條分縷析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各個要素，問題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學與技術都是高度創造性的行當，它們都給予那些能夠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會在其他人那里發生的思想的人們以一種獎勵。 在規范方面，科學和技術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義的特征。科學不是由于定義才是普適的，而是通過許多努力消解本地發現的與境的。技術不是自動地可用于其他境況的，它要求技術和境況兩方面適應，以創造起作用的技術。這個消解與境過程的社會方面也是深入科學和技術之域消解與境，它在于在實踐、流通和網絡創造之間的交流。 在結構方面，一切科學都有理論、觀察、實驗這三個部分，技術同樣如此。因此，把技術和科學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 科學和技術都進行觀察和實驗，提出理論，提出關于（通過實驗）造成一定條件的方式的陳述。在基礎研究問題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 在方法方面，技術研究與科學研究沒有什么區別。其研究周期圖式都是一樣的：確定問題；用現行的理論知識和經驗知識解決問題；倘若嘗試失敗，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決問題的假設以至整個假設-演繹系統；借助新概念系統尋求問題的解決；檢驗解決問題與結果；對假設或初始問題的表達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 在評價方面，

任何特定技術的發展是否值得的裁決必須永遠是暫定的，對借助新證據重新評價是開放的。以這種方式，對于科學使用的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學理論本身的真理問題不能給出永恒的答案一樣。

特別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在哲學底蘊方面，科學和技術都體現了操縱或擺布的思想。西方科學是作為實驗科學發展起來的，而為了進行實驗，它必須發展精確和可靠的操縱能力，也就是說進行檢驗的技術，人們操縱擺弄是為了檢驗。技術也操縱自然界的對象，同時也引起新的人操縱人的過程，或者說社會實體操縱人類個人的過程。隨著技術的發展發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縱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對事物的操縱同時需要人類接受操縱技術的奴役。

也許正是由于這些相通或相近之處，不少人認為，科學和技術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或者沒有原則性的區別，在二者之間是無法劃界的。譬如，克羅斯和巴克堅持，在20世紀，科學和技術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不把二者蠻橫地弄得支離破碎的情況下，不可能把科學和技術作為分離的實體與整體分開。 雷斯蒂沃則一言以蔽之，純粹科學的神話是近代科學作為禮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學的意識形態使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相信，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可以劃界，并因我們社會和環境的疾病而責備技術。

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邊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銳地顯示出來的領域，正如在遺傳工程和基因治療的情況中那樣” 。誠然，“許多現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學的知識進展的興趣與特定技術的較大效率的目標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間不存在建制上的劃線。科學和技術在醫學科學沒有簡單的可維持的區分，雖然在極端的對照中是清楚的。” 誠然，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任何區分實際上都可能強烈地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如規劃的制定和資金的提供就涉及區分問題。科學和技術的區分還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劃界標準，在一種與境中是所謂“科學”和“科學的”東西，在另一種與境中往往被稱為“技術”和“技術的”東西，反之亦然。 然而，

不管怎樣，從學理上講，科學和技術畢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區別眾多而明顯。從實踐上講，把二者混同起來，也會在實際工作造成不應有的危害——我國科學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混淆了科學和技術的概念和轄域 。為此，我們必須盡可能把科學和技術區分開來，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亂和糾正管理上的不當。

邦格曾經以表格的形式，列舉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某些相似點和和相異點 。陳昌曙教授也從十個方面揭示了科學與技術之間原則上的、本質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質和功能，解決問題的結構和組成，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相鄰領域和相關知識，實現的目標和結果，衡量的標準，研究過程和勞動特點，人才的素質和成長，發展的進展和水平，社會價值 、意義和影響。 在我的心目中，科學和技術一直是兩個有別的概念和范疇。在混亂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勢的情況下，我接連寫了數篇強調科學和技術有別的文章 ，力圖予以匡正。當時我沒有研讀多少資料，主要是憑直觀和經驗發議論的。在這里，我準備把原來簡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擴充，比較詳盡地厘清一下科學和技術的差異。

（1）從追求目的上看，科學以致知求真為鵠的，其目標在于探索和認識自然；技術以應用厚生為歸宿，其意圖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學著眼于理論知識的不斷進展，技術追求生產目標的有效實現。盡管技術也涉及知識——應用零散的經驗知識和系統的科學知識，也創造一些實用性知識——但是它把知識工具化。也就是說，科學把知識始終視為目的，而技術僅僅把知識當作手段。

盡管在某些現實的研究課題或項目中，致知求真和應用厚生這兩個目的是相伴出現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個方面；盡管每一個正確的科學理論都可能潛在地導致技術應用，而每一項技術研究項目也可能促進科學知識的進展；但是，這并不能掩蓋科學和技術在目的上的鴻溝之分。考爾丁對此洞若觀火：科學和技術的基本區分還是在于目的。科學的目的是獲取知識，技術的目的是應用知識控制物質。技術人員的問題是分派給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學中某種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學的發展遵從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對真理的追求；而技術的發展遵循公眾的物質需要。 桜井邦朋也一語中的：

科學和技術本來是有差別的東西，科學被認為是就隱藏在我們周圍擴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種現象的奧秘中的真理，換言之，是就各種事實和在它們之間存在的法則研究的學問；與之相對，技術是立足于把科學的成果作為在我們的生活中有用的東西熟練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組成的東西，是實用性極強的東西。

不用說，純粹科學，如果它是實驗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為了認識實在在很小的規模上這樣做，而不是以此為目的。科學是為了認識而去變革，而技術卻是為了變革而去認識。 希爾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科學可以可以發明、改進和推廣儀器工具，但是這不是它的首要關心。它的首要任務是認識，并通過認識擴大我們的知識。技術并不這么多地關心認識，它關心為最佳的利益而生產和使用。”

（2）從研究對象上看，科學以自在的自然實在為研究對象，不管這些對象是實體實在還是關系實在，不管它們是以物質形態存在還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態存在，也不管它們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總而言之，它們是自在的自然的。當然，為了獲取自在的自然實在的知識，實驗科學家也在受控實驗中對其進行某些干預，但是這種干預是小規模的、不成氣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預只是作為獲取自然奧秘的手段，而決不是為干預而干預，決不是把干預自然作為目的。相反地，技術的對象則是現實的或擬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說，它要設計或制造出某個自然界中沒有的人工東西來。當然，技術也針對自在的自然對象做研究和試驗，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頭作為建筑材料，但是無論從研究的出發點講，還是從試驗的結局上講，都聚焦于實用和使用，其結果，已經使自在的自然存在變成為人的非純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墻基的方形花崗巖石料、拋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從活動取向上看，科學活動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與社會與境和社會需要關系疏遠；技術是任務取向的（mission-oriented），與社會現實和社會需求關系密切。科學本來就是在有閑暇的條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觸發的。科學愛好的激起，科學問題的提出，研究沖動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無一不是由好奇心驅使的。一個沒有好奇心和驚奇感的人，是不會成為天才的科學家的。科學的好奇既表現在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指南針的好奇）上，又表現在對科學理論的好奇（如愛因斯坦對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好奇，對空間和時間問題的好奇，對經典力學和電動力學關于運動相對性解釋的不協調的好奇）上，這些都可能成為新發現的導火線或助產士。愛因斯坦說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問。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個人當他看到永恒之謎、生命之謎、實在的奇妙的結構之謎時，他不能不從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們能夠每天設法理解這個秘密的一點點，那就足夠了。永遠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還這樣講過：“如果要使科學服務于實用的目的，那么科學就會停滯不前。”

另外，技術像現代社會的許多建制一樣，其取向往往是短視的，科學則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爾比認為，短視的觀點可能在技術的語境中被捍衛，但是卻會使科學研究遭難。因為集中關于可預見的眼前利益，會使科學完全轉向應用的和任務取向的科學，會減少產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識的能力，從而也會使未來技術的源泉枯竭。 因為技術常常是為了滿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應對市場當下的急需而生產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態度和做法。科學一般不會如此短視，因為科學與人的物質欲求和市場的急需沒有多少聯系。假若出現短視的科學，也只能欲速則不達，美國攻克癌癥計劃的失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因為科學的發現是無法預見和計劃的，只有在科學內部的各種條件具備和時機成熟之時（如舊有理論的完備，相關學科的發展，實驗資料的積累，天才科學家的關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論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學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術的進展則要受到社會與境多方面的約束和限制。

（4）從探索過程上看，科學發現的目標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極強，偶然性很多，失敗遠多于成功。因此，科學家在探究過程中隨時掉轉方向、動輒改換門庭是常有的事。誠如俗語所說：你本來要進這一個房間，卻步入另一個屋子。在這種情勢下，你根本無法計劃和組織科學研究；即使硬著頭皮做出計劃，也不過是鏡花水月而已，你根本無法在實踐中實施。大凡頭腦機敏的科學家對這一點都心知肚明。一般來說，他們只有一個大致的研究范圍，至多只有一個飄忽不定、若隱若現的靶子，但是他們卻具有審時度勢、隨機應變的本領——這是他們成功的秘訣之一。

相比之下，技術發明對準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確，可以做出比較詳細、比較周密的組織和規劃，然后或按圖索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較少，成功率較高。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和登月計劃，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就是技術項目計劃周到、組織嚴密、完成出色的絕佳表演，而剛才提及的美國攻癌計劃則是計劃科學失敗的典型例證。正如我先前所寫的：學術科學或基礎研究是不可計劃和組織的！組織和計劃的學術科學不利于科學發展！ 在這里，愛因斯坦的告誡值得我們認真汲取：“人們能夠把已經做出的發現的應用組織起來，但是不能把發現本身組織起來。只有自由的個人才能做出發現。” 他還說：

科學史表明，偉大的科學成就并不是通過組織和計劃取得的；新思想發源于某一個人的心中。因此，學者個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學進步的首要條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識的領域，如天文學、氣象學、地球物理學、植物地理學中，一個組織對于科學工作來說只是一種蹩腳的工具。

（5）從關注問題上看，科學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為什么”（why），而技術面對的問題則是“做什么”（do what）和“如何做”（how do）。邦格用一句話點明：技術的中心問題是設計而非發現。正因為如此，技術雖然以應用科學為基礎，但是并非機械地追隨應用科學。 盡管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復雜——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學工作，是在有著明確技術目的的研究過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學家自己在“科學”與“技術”職業之間來更而不改變自己實際從事的工作——然而“這些構成科學的問題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問題，而技術研究的本質卻是一件經濟的和社會的工作。”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發現的原創性和技術發明的原創性是不同的。“這兩者的原創性都受人欣賞，但是在科學中，原創性在于比別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質的能力，而在技術中，原創性則在于發明家把已知的事實轉化為驚人的利益的創造力。”因此，技師的啟發性熱情是以他自己迥異的焦點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種新的方式運作以便達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潤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問題摸索著前進時，技術專家所考慮的必定是科學家所忽視的利益與危害的整個全景圖。他必定對人的需求特別敏感，并有能力評估他們準備滿足這些需求時所付出的代價。科學家的眼光則全神貫注在大自然的內部法則上。

（6）從采用方法上看，科學主要運用實驗推理、歸納演繹諸方法，而技術多用調查設計、試驗修正等方法。考爾丁承認，技術研究的方法與科學方法有類似之處，如在實驗中控制可變因素，使用矯正的參數，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學方法。科學的實驗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統，本質上與科學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說明的假設形成關聯。沒有導致新理解的實驗是失敗，實驗通常借助一些假設設計，以便證實它或否證它。另一方面，技術的實驗除了部分利用科學已經贏得的知識外，僅利用試錯法，它不導致對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術通常滿足于列舉的觀察資料，以方便的形式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觀察資料之間的關系。技術以科學的理解為先決條件，但它通常不為理解做貢獻。廣泛而精確的定量資料表并不構成知識，盡管它們可以是科學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從思維方式上看，科學思維除了在科學發現的突破時刻以形象思維為主外，在大多數場合下是以抽象思維和概念思維見長的，而技術思維是具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統治著技術設計和工業設計。由于科學理論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學思維必須擺脫與常識相聯系的自然思維強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開路。技術思維在早期是直接與常識和經驗密切相關，爾后出現的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技術，還帶有常識思維和自然思維的胎記和烙印，它直接沿著現成的科學知識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為形而下的具體，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爾珀特徑直指明，技術的許多方面是看和非詞語的，這完全不同于科學思維。這并不是說，科學家不使他們建構的概念和機制形象化，不過對科學來說，說明是基本的，必須把圖像翻譯為語言和符號，尤其是數學。由于未受詞語化的理論的牽累，技術設計者在他們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會聚在新組合中。與科學相對照，從文藝復興直到19世紀的技術知識刊載在圖示占統治地位的書中——信息主要以繪圖的形式刊載。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術思維是由技術理性或曰主觀理性、工具理性主導的，科學思維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的是科學理性或曰客觀理性、純粹理性。所謂客觀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觀點，是指客觀結構是個體思想和行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標。在這里，關鍵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說，客觀理性關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為我”，它要說明的是那些無條件的、絕對的規則而不是假設性的規則。所謂技術理性，關心的是手段和目標，追求效率和行動方案的正確，而很少關心目的是否合理的問題。它是圍繞技術實踐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價值。它預設了笛卡兒式的主體-客體、精神-自然的二元對立，也預示了一種人對自然的新的體驗方式：人作為主體，雄居于所有客體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可以縱和統治的集合體。它包括這樣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類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維，社會組織生活的理性化，人類物質需求的先決性。

（8）從構成要素上看，科學的構成要素可以說是非物的——科學知識體系純粹是非物的；研究過程雖然離不開實驗設備的支撐和物資的消耗，但是這些物本身并不進入科學的結果即科學理論之中。尤其是，基礎研究或學術科學對物的依賴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一支筆加幾張紙足矣——難怪有人把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革命稱為“紙上的革命” 。即便非要把科學與物扯在一起，科學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學或“物之共相”的科學。相反地，技術則是實實在在的物的技術，時時處處與具體物打交道，起碼或多或少是離不開物的。盡管在學術層面，學人對技術構成要素的理解還有“技術非物”和“技術是物”的歧見，但是技術恐怕很難完全與物脫離干系。只是“對于不同的技術，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額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區別的。或者說，在人工自然的創造或技術活動中，人們可以讓物質實物扮演各種角色，如載體角色、對立體角色、匹配體角色和包容體角色（這當然是不確切的劃分）。”

（9）從表達語言上看，科學語言也使用日常語言進行事實的描繪和實驗的敘述，但是其中無論如何缺少不了科學概念或術語。在科學理論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說明和的繁難的數學推演，這一點在科學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要嚴密、精確地陳述科學理論，非數學語言和數學公式莫屬。相形之下，技術語言多是具體的、平實的描述，缺乏復雜的概念分析和數學演繹。在技術中也運用數學工具，但大都是具體的數值羅列和一般的數字計算，技術結果也不要求絕對精確，只要滿足實用需要，在某一誤差范圍內得出具體的數值即可。尤其是，表達科學知識和理論的科學語言的是可傳達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數學符號書寫和記載的，科學共同體實際上是科學語言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使用相同的詞匯表或詞典。可是，在技術方面，情況就不同了：有些技術事項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或數學符號表達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圖示、模型、樣品等來說明。更為歧異的是，不少屬于技術的技藝、訣竅之類的東西根本無法用語言解釋和傳達，也無法從書本學到手，只能像師傅帶徒弟那樣，邊干邊學，邊觀察邊體味，才能逐漸達到心領神會、游刃有余的境界。此類知識就是波蘭尼所謂的“私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或不可言傳的知識（tacit knowledge）——后者也可譯為“意會知識”或“默會知識”——技術知識的某些分野就歸屬這樣的知識。

（10）從最終結果上看，科學研究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關于自然的理論或知識體系，技術活動所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某種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學成果是人類精神的非物質成就，而不是設計和生產的物質成品。史蒂文森斷定，科學不是技術，它不在于器械的發明。科學的中心關注和最終結果是knowing what即真理的知識，與knowing how即如何做的技術知識相對。當然，這兩類知識是相互關聯的，尤其是在現代。 沃爾珀特斷言，科學的最終產物是觀念和信息，也許是在科學論文中；技術的最終產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說鐘表和電機。與科學不同，技術的產物不是針對自然實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價值衡量的。 巴薩拉（Basalla）道同志合：“雖然科學和技術二者包含認知過程，但是它們的終極結果是不同的。創新的科學活動的最后產物最可能是寫成的陳述、科學論文、公布的實驗發現或新的理論見解。相對比，創新的技術活動的最后結果典型地是對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錘、鐘表、電動機。”

（11）從評價標準上看，對科學的評價以是非正誤為主，以優劣美丑為輔，真理和審美是其準繩；對技術的評價是利弊得失、好壞善惡，以功利和價值為尺度。沃爾珀特一言蔽之：“技術的成功與欲求和需要有關，而科學的成功依賴于與實在符合。” 對此，多爾比論述說，就作為知識形式的科學和技術而言，二者之間的關鍵區分是，技術借助于實用標準“它奏效嗎？”評價，而科學知識則借助于“它為真嗎？”評價。他繼而指出：

對技術和科學而言，成功的標準依然是不同的。在技術中，成功與起作用的產品、尤其是與在目前市場條件下在商業上的產品俱來。相對照，在科學中，成功的標準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為真。

（12）從價值蘊涵上看，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大體上是價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說其本身僅蘊涵為數不多的價值成分；而技術處處滲透價值，時時體現價值，與價值有不解之緣。莫爾就是這樣看問題的。他說，真正的科學知識在倫理的意義上是善的，而在技術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項技術成就，必然使人又愛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夠或善或惡，技術必然是雙刃工具。盡管把已知的技術成就分類為善或惡從來也不是確定的，但是任何一項給定的技術總是在倫理上能夠分為善或惡，這取決于人心中的目的，取決于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邊界條件。 邦格詳細地陳述了他的觀點：對科學家來說，所有具體對象都是同樣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價值問題。技術專家卻不是這樣：他把實在分為原料、產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無用之物），他最珍視產品，其次是原料，最輕視其他部分。技術知識和技術活動的價值準則是與純粹科學的價值中性相對立。技術專家凡事都要衡量其價值，而科學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動和成果的價值。科學家甚至以擺脫價值觀念的方式去處理價值問題。 雖然基礎研究作為心理過程的評價，它也做出價值判斷，但是這完全是內在的：它們涉及科學研究的要素，諸如資料、假設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工程技術專家不僅做出內在的價值判斷，而且也做出外在的價值判斷：他評價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礎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尋求新知識，是不涉及價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當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時，才涉及道德，工程技術專家恰恰在這里有份兒。他們應該遵守可以稱之為技術命令（technological imperative）的東西：

轉貼于 你應該只設計或幫助完成不會危害公眾幸福的工程，應該警告公眾反對任何不能滿足這種條件的工程。

（13）從遵循規范上看，科學遵循的規范是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謂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無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組織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cepticism）；技術的規范與此大相徑庭，它以獲取經濟效益和物質利益為旨歸，其特質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專利。波蘭尼看到這種天壤之別：“科學知識與技術操作原則之間的不同被專利法認識到了。專利法對發現和發明做了鮮明的區分。發現增加我們關于大自然的知識，而發明則建立一個服務于某一得到承認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則。” 普賴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著科學和技術之間最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種對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學上只要你第一個發表了，你就打敗了其他人。通過發表來表明你對知識產權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議的是，你的發表越公開，你的產權要求就越安全地為你所獨占。在技術上則是另一回事。當你做出發明時，你必須為其取得專利，你必須防止工業間諜的竊取，你必須看見它遠在能夠被競爭者復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來并銷售出去。在技術上你得用通常的保護方法來確保你的私有權。

他進而揭橥，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從哲學意義上看，即使科學是對規律的一種概括和發明過程，自然卻非常強烈地表現出似乎只有一個世界可以被發現，如果波義耳沒有發現波義耳定律，那么必然會有其他人去發現。但是，技術中的大部分競爭比在科學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術是一種文明所獲得的，而科學則讓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規定而不是人的大腦所擁有的。

（14）從職業建制上看，科學和技術無疑是相互滲透的，并且經常看上去好戴著同一頂帽子或穿著同樣的實驗服裝。但是將兩者混淆起來的做法是把表面的東西——例如機構聯合——當成了深層的東西 。在科學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是以思想型、理論型、動腦能力見長的研究員和教授；而在技術共同體中，其主要成員則是以實踐型、經驗型、動手能力見長的發明家和工程師。前者的建制實體是國家科學院、科學各學科研究所、科學學會、綜合大學的科學研究機構等，后者則是國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機構、工程學會、工業部門的研究所、工業實驗室、高技術開發區的企事業單位等。不同的職業建制也體現在人才培養模式的差異上。科學人才的培養主要在綜合大學的理科院系和科學研究所進行，注重理論知識、概念辨析、數學基礎、邏輯推理的訓練；技術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業研究所和實驗室培養，偏重專門技能知識、數值計算、實際操作的訓練。盡管這兩種角色可以轉換，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轉化總得有一個學習和適應過程，而且“雙肩挑”的人畢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類人物也是有所側重的。

（15）從社會影響上看，科學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遠的，而且各自作為子文化，都是文化進化的重要推動力，顯示出很強的文化滲透性 。但是，二者的社會影響無論如何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科學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它的社會影響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靈，促使人更新觀念、提升素質、完善人性，而它對政治、經濟、軍事、環境和生態基本上沒有直接的影響。技術則不然：技術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態出現的，它對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響是間接的，但是卻直接作用于社會的其他各個方面，其影響是巨大的，而且具有兩重性。反過來，由于科學自身的本性，社會對科學的影響較小、約束力弱，但是對技術影響很大、約束力也強烈得多。

（16）從歷史沿革上看，技術的歷史是古老而漫長的，可以說從原始人打制第一塊石器時就開始了，而科學的歷史沿革是相當短暫的，至今不過三百余年的歷程，即使把科學的萌芽時期計算在內，也僅僅有兩千多年。與技術的歷史相比，科學的歷史短得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此外，技術依賴于科學的時間，就更為短暫了 。沃爾珀特對此印象深刻，他進而還洞察到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相互影響的不對等性，以及科學起源與技術起源在特點上的差異。他說，在確立科學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識的和反直覺的）時，必然要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做出區分。區分的證據主要來自歷史。技術比科學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數成就——從原始農業、陶器的燒制、金屬的冶煉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機的發明——無論如何是獨立于科學的，直至19世紀科學才對技術產生影響（合成染料和電氣工業）。這些技術基于常識和經驗的實踐手藝，而實踐取向無助于純粹知識。技術的歷史大都是無名的歷史，這再次不同于科學。就觀念和器械而言，歷史上的科學嚴重地依賴可以得到的技術，技術對科學有深刻的影響，反過來，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認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別，科學在希臘的起源就呈現出特殊的意義。科學的特殊本性對科學僅僅一次出現負責。往往被認為是科學家的中國人實際上是熟練的工程師，對科學做出的貢獻微不足道。他們的哲學是神秘主義的。容許科學在西方得以發展的，也許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 史蒂文森也明確地意識到，與科學不同，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對一直存在的每一種人類文化是共同的。與技術不同，科學并不是在人類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或在每一個文化傳統中都存在。

（17）從發展進步上看，科學和技術都具有發展進步的性質，在這一點它們與文學、藝術、哲學不盡相同。但是，它們二者在發展進步的特點上判若黑白。列維特揭示，科學發展與技術進步，科學與作為在社會、經濟、歷史中展開的技術的邏輯，是很不相同的，盡管這兩個建制看起來并肩前進。關鍵的差別在于，科學——仍然是指對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確是邏輯的，無論是作為一個過程還是作為已經完成的提煉過的理論結構。科學的發展結構基本上是樹枝狀的，即新的知識分支不斷從老的枝干上生長出來，盡管在更深的層次上是一體的。與之相比，技術展開的機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長點和結點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難以一種簡單的方式加以概括。關鍵人物可以是科學家或工程師，但也可能是行政領導、官僚、銀行家、軍官或政治家。技術的進步、后退、停滯或分叉看起來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邏輯。 沃爾珀特指出驅使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動力大相徑庭：對技術來說，它是市場的需求或進展中的技術“造成”的需要。情況似乎是，發明活動是受發明的預期的價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時即是發明高峰——科學往往不是這樣的。 斯科利莫夫斯基（H. Skolimowski）認為，二者進步在目標上各行其是：與科學進步的目標在于接近真理相對應，技術進步的內在目標在于提高有效性。這種有效性在具體的技術實踐中表現為精確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稱效率性）。 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盡管科學知識單元在進化過程可能出現復雜和多樣的局面，但這只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它最終必將趨向簡單性和惟一性。可是，技術物品的單元在進化中趨向復雜性和多樣性，各種用途的錘子，各種大小和型號的扳手、螺絲，各種面料和花色品種的紡織品，各種配方和商標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分離的，科學大規模地轉化為技術的高峰時期也寥寥可數 ，可是在現代，科學趨于技術化和技術趨于科學化也是不爭的事實。為此，斯平納提出認知-技術合成體（cognitive-technical complex）和現實化的科學（realized science）的概念 ，拉圖爾甚至和盤托出了“技科學”或“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 。這種科學技術一體化的思想是后現代主義的主題思想之一，誠如福曼（P. Forman）所言，技術取向的科學（technologically oriented science）以及科學取向的技術（scientifically oriented technology）其范圍之廣和力量之大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后現代性之結果。 為了說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密切關系，人們提出了諸多說明模型，例如“線性模型”、“舞伴模型”、“雜交模型”等。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處，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線性模型似乎簡單化了一些，把科學和技術復雜、多變的關系描繪得過于徑直，而且易于引起技術神話。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學和技術互動過程簡單化之嫌，同時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科學和技術不僅可以跳雙人舞，而且有時也獨舞。雜交模型把科學和技術視為一個新的綜合體，這實際上已經使二者一體化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盡管這種一體化是部分的一體化而非整體的一體化。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比較周全的觀點也許是：

科學和技術是有聯系的，但并非一體化；科學和技術是有區別的，但并非決然對立；科學和技術有時是互動的，但互動的形式多種多樣，互動的過程錯綜復雜，而不是線性的和一義的。

參考文獻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London: Chapman & Hall LTD.， 1949， Chapter X.

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頁。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231~270.

柯拉赫：工業的科學。戈德斯密斯、馬凱主編：《科學的科學——技術時代的社會》，趙紅州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頁。

H. Rapp：技術哲學（上），張彩云譯，上海：《世界科學》，1989年第1期，第54~57頁。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話語。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張立中譯，北京：《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頁。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sts， Values and Societ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p. 210.

莫蘭：《復雜思想：自覺的科學》，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頁。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New Pespective on the Science-Technology Relationship，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p. 1~15.

S. Restivo， Science， Society， and Valu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Objectivity， Bethlehem: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7.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London，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2， p. 165.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An Image of Science for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69.

P. Kroes and M. Bakker， Introducti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P. Kroes and M. Bakker 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in the Industrial Age， pp. 1~15.

國人有意或無意地把科學視為“生產力”和“財神爺”，國人習慣于或集體無意識地把“科學和技術”稱為“科學技術”、進而簡化為“科技”，就是這種現狀的生動反映。有趣的是，這種狀況在東鄰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國，把科學和技術看做同質的東西，在各種場合把‘科學技術’歸攏在一起使用。像現在這樣的科學發現經過不了多久就被應用于技術，進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在屢屢經歷這樣的經驗期間，隨之認為科學和技術是水平同質的東西。”參見桜井邦朋：《現代科學論15講》，東京教學社，1995年，p.1。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吳曉江譯，北京：《哲學譯叢》，1993年第3期，第35~41頁。

陳昌曙：《技術哲學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頁。

計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學？——為《科學的智慧——它與宗教和文化的關聯》序，北京：《民主與科學》，1998年第2期，第35~37頁。李醒民：有關科學論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第20~23頁。李醒民：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北京：《光明日報》2003年4 月29日，B4版。Xingmin L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Simply Equal to Sci-Tech? in Genomics， 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May 2003， Vol.1 No.2， pp.87~89.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學論15講》，東京教學社，1995年，p.1。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D. W. Hill， The Impact and Value of Science，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Hutchinson’s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cations， Chapter 1. n. d. 順便說說，V.布什的下述言論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問題的理解：科學具有簡單的信仰，該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該信仰，是人學會理解的特殊榮幸，這是他的天職。為理解而認識是我們存在的本質。參見Vanneva Bush， Science Is Not Enough，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67， p. 191.

卡拉普賴斯編：《愛因斯坦語錄》，仲維光等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頁。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294~295.

李醒民：學術科學可以被計劃嗎？北京：《學習時報》，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該文以較多的篇幅發表在上海：《社會科學報》，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遺憾，現今的一些編輯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見的情況下，隨意對稿件大刀闊斧地腰斬或刪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實感無可奈何。對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吳國盛教授主辦的“北京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網站閱讀和下載。

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1版，第203頁。

內森、諾登編：《巨人箴言錄：愛因斯坦論和平》（下），劉新民譯，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頁。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戴建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頁。

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許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頁。

E. F. Caldin， The Power and Limit of Science， Chapter X.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3.

高亮華：《人文主義視野中的技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頁。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說法：現代自然科學“是在技術理性所構成的地平面上產生和展開的”，它“具有內在的工具主義的特點”。眾所周知，在科學的起源中，理性傳統和工匠傳統兼而有之；在科學的發展中，科學內在的理性邏輯和人的純粹理性一直是強大的動力。縱觀整個科學史，對科學家來說，“為科學而科學”的思想始終具有巨大而誘人的魅力。

E. Bellon， A World of Paper， Sdudies on the Seco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MIT Press， 1980.

陳昌曙：《技術哲學引論》，第96~97頁。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2.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A. R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Dancing Partners.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2.

R. G. A. Dolby， Uncertain Knowledge， pp. 169~170， 183.

H. Mohr， Structure &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New York: Springe-Verlay， 1977， Lecture 12.

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邦格：科學技術的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

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第271頁。

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61~163頁。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第171頁。

邦格厘清了一種誤解：“經常有人認為，技術與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對立的。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是對技術過程尤其是對革新性技術過程的理論豐富性完全無知的表現。……事實上，技術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組成部分，它與整個文化的其他各個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現代文化中，只有技術和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與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體地說，技術與系統的哲學的幾個分支（邏輯、認識論、形而上學、價值論和倫理學）都有很強的相互作用。”參見邦格：技術的哲學輸入和哲學輸出。

海森伯對此有具體的說明：從18世紀和19世紀初起，形成了一門以發展機械操作過程為基礎的技術，這起初只是舊手工工藝的發展和擴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機得到應用以后，技術的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變。但是，19世紀后半葉出現的電工技術，使得技術與舊手工工藝的聯系已經不復存在，電力這種自然力的開發不是來自人們的直接經驗，而是基于科學理論。參見海森伯：《物理學家的自然觀》，吳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版，第6~7頁。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p. vii， 24~30.

L. Stevenson and H. Byerly， 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 p. 5.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第171~173頁。

L. Wolpert， The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p. 31.

劉文海：《技術的政治價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頁。

普賴斯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學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科學，而技術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技術。技術專家用的科學大多數是他們在學校學習和大眾知識中的科學，而科學家用的技術大多數是伴隨他們成長起來的那些技術。兩者之間的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現在很少的時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歷史山脈的高峰。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有一種從工匠技藝狀態向新型科學儀器的有力轉換，它使科學從古代狀態突破而獲得爆炸性的增長，并帶來現代的實驗傳統，帶來望遠鏡、顯微鏡、氣壓計、溫度計、抽氣機和各種靜電機械。在我們這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達到一個新水平，主要通過物理學——特別是愛迪生的電學——科學找到了它回報技術的方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并沒有給技術許多幫助，但偶爾你會遇到像晶體管和青霉素這樣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樣必須注意的是，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規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標準去判斷科學家。不能以晶體管的特例去判斷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承認科學和技術大體上是只有松散聯系的系統，人們的動機目的甚至訓練都非常不同，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這在理智上是沒有什么困難的。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第170~171頁。

篇8

（一）核算工具論

在人類會計發展的早期階段，會計環境中的經濟發展要素成為人們認識“簿記”職能的主要依據，它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對人們的“簿記思想”產生著重要影響，而這一歷史時期又集中體現在經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的經濟結構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生產的目的主要是自給自足，而非積累價值、故在此階段經濟關系較為簡單：這時作為國家僅需要通過簿記核算其財政收支狀況及其結果，為考察“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服務；而民間商業與手也只需要通過單式簿記核算其收支。以便在收支相抵中求得收大于支這一所企望的結果。古代數學家正是從記帳、算帳、報帳、用帳與服務相結合的角度，作出了“零星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的結論。這一定義僅僅表現了簿記的核算職能，無論在形式上，還是方面均未涉及到會計的監督職能，所以它所體現出來的是這一歷史時期，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核算工具論”思想，是人們最早關于單式簿記本質的認識。

（二）管理工具論

隨著14—15世紀地中海沿岸城市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萌芽，復式簿記在早期的業、商業等行業的中漸自成長起來，并最終在核算中取代了單式簿記的地位。這時，人們對簿記職能的認識逐漸發生變化。1494年盧卡。帕喬利的《簿記論》問世，改寫了人類會計發展的歷史，它標志著由古代會計進入近代會計發展。16世紀的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及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使世界進入到資本主義統治時代。而從18世紀60-80年代開始的產業革命，及至到19世紀這場由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革命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人類又進入到機器大工業時代。在此幾百年間，一則，學者們通過復式簿記在公司經濟管理中所顯示出來的功能作用，將家計與公司簿記分離開來，并使公司的經營管理者自此得以獨立；二則。在市場經濟體制支配下的各類股份公司逐步實現了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此時，在權益成為管理所關注目標的同時，人們已進一步認識到簿記對于公司管理的作用；三則，由于價值決定機制、供求機制及競爭機制協同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發揮作用，在公司內部管理中，逐步把加強成本核算作為加強管理的一個主要方面。也正是由于成本核算問題而引發，使學者們不僅明確認識到簿記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而且成本問題也逐步成為人們由簿記思想認識階段向會計思想認識階段演進之導因，進而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會計界完成由簿記發展階段向會計發展階段轉變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此外，由于會計師事業的興起及其社會性功能作用的展現，也相關地向社會顯示了簿記工作在社會經濟及公司經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導致人類的會計思想與理論由“核算工具論”轉變為“管理工具論”。使“管理工具論”成為在早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階段占支配地位的思想與理論。

把簿記看作管理的工具，認為它是為公司經營管理工作服務的觀點，最初可以從盧卡。帕喬利的《簿記論》一書中看到。他認為簿記是商業經營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條件，它在管理資產及所有權中有著重要的作用，故商人欲求經營之順利便離不開復式簿記。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學者克朗赫爾穆（F.W.Cronhelm）在《簿記新法》一書中曾作出這樣的結論：“簿記，乃是通過記錄財產，隨時反映所有者的資本全部價值及其組成部分的技法。”這里盡管作者依舊看中簿記之技法，并僅僅強調簿記的反映作用，然而，他卻明確指出簿記與體現所有者權益相關聯，從這方面已體現出簿記的管理功能。此后，又有美國學者本杰明。富蘭克林。福斯特（B.F.Foster）在《復式簿記解說》一書中所作的類似結論：“簿記，乃是反映全體價值及其各組成部分的價值方法，是記錄財產的技術。”這類觀點對其后出現的“技術（）論”有著直接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工具論”這一在復式薄記時代占支配地位的簿記思想，其影響極為深遠，在20世紀現代會計發展中，西方會計界關于會計定義的幾種主要派別，與其均存在歷史淵源關系。其在前蘇聯及東歐國家中的影響更為深刻。那里的教科書中明確寫道：“核算是一種工具。”“會計核算是對國民經濟統一體系的各個環節的活動進行監督和領導的最重要的工具。”50年代，這一理論被引入我國，成為直至70年代在我國占支配地位的一種思想及理論。究其原因，“管理工具論”之所以在上述國度復興，其根源在于這些國家所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會計實體是國家而非獨立核算的，故在客觀上，無論政府會計還是企業會計均是實行計劃管理的工具。

（三）技術論與信息系統論

歷經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一百多年曠日持久的探索與在漸進的歷史過程中進行革新，如前文述及，終于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完成了會計發展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轉變——由簿記時代進入會計時代。到20世紀30—40年代，世界又進入到以新技術革命為基本特征的信息時代，從40年代開始，“三大”（即大科學、大工程、大企業）發展態勢的出現，從此“使科學研究和生產規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開始了科學社會化、技術社會化、管理社會化、社會化，以及生產社會化的新階段。”信息化經濟成為歷史發展的潮流。在這一背景變化及“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和“決策論”影響之下，以及在經濟管理界醞釀、設計與構建“管理信息系統”的基礎上，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會計界產生了旨在揭示新歷史時期會計本質的“兩論”——技術論與信息系統論。現就“兩論”出臺的情形及其內容分述如下：

1、會計技術論

對“會計技術（Art）論”，我國不少學者將“Art”譯為藝術，并依此將這一學派稱為“會計藝術論”學派。從本質上考察，會計不能列入藝術之列，只能講它在帳目、匯總帳目、求取平衡，以及表現在會計報表中對各科目的組合方面顯示出具有一定“藝術”形態的技巧或技藝。因此，部分學者將“Art”譯為“技術”為妥。194l年美國會計師協會（AIA）所屬會計名詞委員會的《會計名詞公報》第1號《復查與提要》（RevieW andResume）指出：“會計是一種技術（Art），是關于誠實有效和以貨幣形式記錄、分類、匯總具有財務性質的經濟業務和會計事項，以及說明其經營成果的技術。”其后該委員會又于1953年了第43號《會計研究公報》（ARRs）重申會計是一種技術。可見技術論僅強調會計的反映職能，并據此強調它的服務性作用，認為會計工作重點在于分析或說明財務成果。正如前文中所講，現代“技術論”與歷史上的“簿記技術論”在思想與理論上有著一定的聯系，而又結合現代技術的應用擴展與充實了新的內容，最終在對會計本質問題揭示上自成一派。在80年代出版的《美國百科全書》中亦明確寫道：“會計是分析和說明經濟數據的技術（Art）。”同期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第三卷中也寫道：“會計是記錄、分類和匯總企業交易與說明其成果的技術（Art）。”劉炳炎教授曾指出：把會計僅僅看作是純技術的工作是一種偏見，因為在一些美國人當中只承認純理科學和自然科學，從而把會計只作為一種技術。從性質上考察，“會計技術論”是以往“管理工具論”思想的變態，它依舊把會計的本質認定為管理的工具，僅以反映的職能作用為管理服務，在思想和理論上并沒有質的變化。《美國百科全書》在闡述前文所引會計定義的同時，又作出這樣的具體解釋：“在企業，會計貫穿于每一活動之中，并且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而提供服務。”這便足以說明“會計技術論”學派在思想上與立論方面的本質所在。

2、會計信息系統論

為闡明“會計信息系統論”的成因，首先必須揭示其產生的歷史導因，這將使我們明顯地看到以往對這一學派的研究存在的片面性。

“會計信息系統論”的產生，大體上受三方面的影響。首先是計算機應用之啟示。最初，在部分公司中計算機部門“相當于會計部門的一個延伸機構，它每天的工作就是處理工薪帳單、財務報表和總帳。”其后，人們便漸自“把計算機看作公司嚴密管理資產的一種信息工具。”這種電子計算機實踐對“會計信息系統論”的產生具有直接影響；其次，是公司管理部門與管者、科技工作者在研究建立“管理信息系統”過程中的直接影響。現代經濟關系的復雜化，促使科技工作者與管理工作者考慮到實現管理過程中的人機結合問題，其中必然涉及到實現財務會計信息取得中的人機結合問題。正如美國商用機器公司的特德。加維伊所講：“為了管理復雜事件的需要，我們強調建立一種信息系統計劃，它也是企業計劃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在這計劃中公司會計部門被吸收參與這一工作，從而使人們逐步認識到會計信息系統是管理信息系統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會計信息系統論”的產生還受到管理會計發展的影響，1950年4至6月英國會計管理考察團赴美國對五十多家大中型企業和哈佛等著名大學，以及幾個主要會計團體進行了調查研究，并于當年10月寫出了《管理會計》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管理會計是以幫助管理當局制訂政策和控制日常企業經營活動的方式來提供信息服務的。”1965年1月，英國還將1931年創立的《成本會計師》期刊改名《管理會計》；著名會計學者萊昂德。R.艾米曾在刊物上指出：“向管理當局提供信息并指導其行動，至少同外部報告同樣重要，而且，這個職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日益重要。”他還強調指出：在當時“為決策提供信息方面是會計師最薄弱的環節，但從戰略上說，這是最重要的任務。管理會計著重闡述會計人員必須向管理當局提供有助于計劃、決策和控制的信息。”可見，從管理會計角度所提出的會計信息問題對于引發“會計信息系統論”學說具有何等重要之影響。

上述表明，“會計信息系統論”的緣起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歷史導因。只有把握這一點，才能在研究中不致于曲解它的本意，才能從會計本質內容的內在規定性方面洞察這一論斷的歷史局限性。

美國會計學家利特爾頓（A.C.Littleton）關于會計信息方面的論述較之上述英國考察團所寫報告要晚幾年，他在1953年才指出：“會計是一種特殊門類的信息服務。”又講：“會計的顯著目的在于對一個企業的經濟活動，提供某種有意義的信息。”1966年在美國會計學會的《會計基本理論說明書》中指出：“從本質上講，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會計既是一個經營實體一般信息系統的一部分，又是信息概念范疇中的一部分。”這一提法在70年代己為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認同，并為大多數會計工作者所接受。1970年，美國公共會計師協會（AICPA，1957年由AIA改為此名）也改變了它在40年代“會計的性質是技術”的提法，而在公報中指出：“會計是一種服務活動，它的職能是提供有關經濟事項的定量信息。該信息主要是財務性質的，而且是對經濟決策有用的。”這份公報強調信息服務，并在信息服務與經濟決策之間建立了必然之關系。至70年代，由美國學者西德尼。戴維森（SidnyDavidson）主編的（現代會計手冊》在序言中指出：“會計是個信息系統——一種用來將一個企業或其他實體的有意義經濟信息傳達給有關部門的信息系統。”這種觀點歷經80—90年代，已成為在世界會計界占主要地位的一種論說，其影響之大是史無前例的。

從總的方面考察，“會計信息系統論”較之“管理工具論”、“技術論”的進步在于：一則，它迎合了時代潮流，引入“信息系統”這一科學概念，從人機結合方面突出了會計反映這一功能性作用；二則，它明確并強調了財務會計信息對于公司經營決策的有用性與必要性，并從服務方面突出了財務會計信息在公司經營決策中的作用；此外，這一學派從建立科學的會計信息系統的方面來認定會計方法改革的方位，使現代會計方法體系與電子計算機有機結合起來。然而，必須指出，從根本上講“會計信息系統論”所強調的依舊是會計的反映職能，所肯定的也依舊是會計的服務性功能作用，即使在確定財務會計信息與決策的關系方面也依舊是從被動方面認定的，而未能體現會計的能動作用，所以，說到底它與“技術論”一樣均未跳出“管理工具論”的圈子，僅僅體現為對以往“管理工具論”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會計學家利特爾頓在闡明“會計是一種特殊門類的信息服務”這一基本觀點的同時，又直言不諱地把現代會計說成是由過去簡單的工具發展成為一種復雜的工具“，這一事實便是反映”會計信息系統論“依然囿于”管理工具論“圈子之內的最典型的例證。

縱觀以上從古至今人們對會計職能認識的演進史，以及人們在認定會計職能的同時對會計本質問題的揭示，使人不得不作出這樣一個驚人的結論：在眾多會計名家及著名會計團體的筆下，會計從來都未曾擺脫過作為“工具”的命運，無論會計環境發生著多么重大的變化，會計都始終被看作是純粹服務性的工作，是處于被動狀態的行為，從始至終處于作為“工具”的這個社會位置之上。面對這一令人深思，甚至被人熟視無睹的奇怪現象，使人不能不產生一系列的思索：產生這一怪異現象的根本性原因究竟何在造成這一怪誕現象體現在人們思想認識與理論研究方面的誤差究竟又出自何處在會計界是否有一部分人一直處在一種自慚形穢的狀態之中，還是生在山中無甲子，不知世上己千年這些正是下文將試圖探索的問題。

二、經濟管理學家眼中的會計“廬山真面目”

檢索大量有關經濟管理的，可以同樣驚人的發現，那些著名的經濟管理學家們從來就不從“工具”的角度來評價會計，他們的觀點甚至完全與一些會計學家相背離，以其所論、所云相較量，會計界中“工具論”者便陡然顯得黯然失色。

美國著名學者克勞德。小喬治（ClaudeS.George）在評述考古發現的史前“帳單”時指出：在五千年以前的蘇美爾人文化中所發現的世界上某些最早的書面文件，是管理控制實踐的證明。同時，他認為那些祭司向所謂的“神”提交的財物保管帳目其本身便是“一種管理控制實踐。”據此他還斷定當時蘇美爾人已認識到“進行管理控制的必要。”在這方面他與英國著名史前考古學家柴爾德（V.G.Childe）所作結論相同，而柴爾德又進一步強調那些史前“帳單”所體現出來的意義還表現為人類知識上的一次革命，而制作“帳單”的人本身便處在管理的位置之上，他們為“管理日益增長的收入的任務……必須設計出更好的辦法來。”在經濟管理學劃期中，經濟學家們把第一階段古代史（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600年）劃期的首要標志確定為“通過薄記來掌握和計量個別的社會關系。”并明確指出：對于經濟管理學來說必須充分評價復式簿記的意義。他們認為：復式簿記與帕喬利關于復式簿記的著作“把商人的私人家政（計）與商人的經濟管理分離開來，依據復式簿記使商人的經營管理獨立起來。資本主義企業就是這個進程的結果。”由此可見，經濟管理學家與考古學家們一開始便從管理的方位上來評價原始計量記錄法與單式簿記，并對復式簿記在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予以高度評價。事實上，他們已把簿記工作作為管理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待。

19世紀下半葉，在人類努力創造條件實現由簿記向會計轉化的前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1885年版）中，以高瞻遠矚之偉大氣魄對“簿記”之重要性、本質及其發展作出了科學的論斷：“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的簿記就越是必要。”馬克思是把會計的發展與經濟發展這個歷史動因緊緊聯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作出這一科學論斷的。一方面，表明社會經濟越是向更高階段發展，生產與市場的關聯關系越是緊密，公司內外所體現出來的經濟關系越是復雜，會計的地位與作用便越是顯得重要；另一方面，則表明會計具有“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總結”之職能，既反映企業的整個生產經營過程及其結果，將客觀經濟現象如實顯示出來，并作出相應的結論，而又對整個生產經營活動過程發揮控制性功能作用。可見，馬克思的這一科學“論斷與”管理工具論“毫無相涉之處。

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在一些跨世紀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又可以進一步看出他們對會計社會地位與工作地位更切實、更具有針對性的評價。德國著名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指出：“一個合理的資本主義企業，就是一個附有資本會計制度的企業，也就是根據現代薄記和結算方法來確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個機構。”他還指出：“資本主義存在最起碼的先決條件，就是把合理的資本會計制度作為一切供應日常需要的大工業的標準。韋伯講的”現代簿記“即現代會計。他既強調簿記的技術，又強調規定技術操作的標準——會計制度，既說明簿記在確定企業收益中的作用，但又指出這種作用并非僅僅是技術的、服務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管理意義的。顯然，這是一種公正的評價，是具有時代意義的觀點。

與韋伯同時代的法國著名經濟學家亨利。法約爾（HenriFayol）不僅明確把企業的財務與會計區別開來，而且相關聯地確定了它們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法約爾認為，公司的經營與管理活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經營是由技術活動、營業活動、財務活動、安全活動、會計活動與管理活動六大部分有機組合而成，而其中的管理活動又包括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這五大要素。他還指出：財務活動的基本目標在于資本的籌措與應用，而會計除具有核算功能之外，還直接與管理相關，諸如會計組織、制度，以及成本控制等，它既體現了經營與管理之密切關系，也體現了在公司經營活動中的能動作用。在公司的經營管理工作中，財務及會計與其他活動結合為一體，成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公司的管理行為之一。而這一點卻正好在一些會計學者眼里出現了視覺上的誤差。

與以上兩位學者齊名的是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泰羅（FrederickTaylor），被譽為“科學管理”的創始人。這位跨世紀的優秀人物在現代公司管理中確立了：“現代成本制度”。并在這一制度中充分體現了“標準成本”、“差異分析”與實行“預算控制”的精神，以及具體進行計量、考核的基本方法。泰羅不僅從工程技術與管理相結合的方位觀察管理方面的問題，而且在實踐中認定了進行“預算控制”與“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他將會計納入公司的管理活動，并開辟了由財務會計擴展到管理會計的通道。在泰羅之后，又有很多工程師在“管理會計”建設方面作出了貢獻。1937年出版的由美國管理學家盧瑟。古利克（Luther Gulick）與英國管理學權威林德爾。厄威克（LyndallfUrwick）合編的《管理科學論文集》，將自法約爾以來的有關管理職能方面的論說加以系統化，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職能論”，即計劃、組織、人事、指揮、協調、報告、預算七大職能，在論及“預算”職能時，他們認為，在這一職能中應包括財務計劃與會計控制等重要內容，并將會計納入整個管理活動之中，從管理的角度認定了會計的職能。

最后，本文還要提到的是德國經濟學家古藤伯格（E.Guten berg）在《管理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對于財務與會計地位之認定與作用之評價。古氏之作分為三論，第三卷為《財務論》（1969年版）。論說中把籌資、投資、生產、成本、銷售、會計等關鍵性管理環節有機結合在一起，突出了財務與會計，尤其是成本控制在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他的理論對其后財務與會計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如此等等，經濟管理學家們筆下的會計，在經濟世界里顯示出一種重要管理能動力，無論它在理論上的位置，還是在實踐中的位置都始終與經濟管理關聯在一起。無論是從那荒遠時代去探索會計的歷史起點，還是在當今信息經濟發展時代考察現代會計的狀況及其發展態勢，他們都把會計的發展看作是一個完整的歷史演進過程，并在此過程中確認會計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管理的發展始終相輔而行的關系，并且隨著經濟之演進使會計與管理漸自融為一體。可謂識得“廬山真面目”。相比之下，為何在會計職能作用認識與會計本質揭示方面，經濟管理學家與一些會計學家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為何在研究結論方面存在天壤之別在此，試從以下幾方面考究其原因：

（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1886年，美國科學管理的先軀亨利。湯（HenryTowne）發表了題為《作為經濟學家的工程師》的著名論文，作者指出經濟管理與工程管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認為工程師具有的知識應當擴大到經濟管理范圍。這一思想認識影響了包括泰羅在內的許多工程師，促使他們把工程技術問題與企業管理問題，乃至會計問題結合起來加以研究，并將研究成果用于解決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問題，這既是20世紀初工程師們得以在“管理會計”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們能站在全面管理的高度來觀察會計，并最終確定會計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中完全可以發揮能動作用的重要原因。然而，會計學者與會計工作者則往往局限于會計范圍之內來認識會計、研究會計與評價會計。這樣，他們更多地看到的或體驗到的是會計的服務性作用，從服務方面所認識到的則只是會計的反映職能，從而忽視了會計在公司管理中的能動作用。他們中的很多人不能站在會計與經濟管理、科技管理的結合點上居高臨下的看待公司管理中的會計問題，自然也不能從全局上來確定會計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同時，至現代社會，在文理滲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融合、相互長入之際，他們中的一些人知識面日益狹窄，觀察會計問題的視野已處于近視狀態，也就依然沿著傳統之路走下去，大體上是就會計而研究會計，以致最終導致不識現代會計“廬山真面目”之結果。

（二）單純從“會計”詞意上或將“會計”作為一種純技術工作，來認識、研究會計基本職能與揭示會計本質上的失誤。

會計是具有一定知識結構與職業道德素質人的工作，尤其是進入近代社會后，在文化素質、專業素質、道德素質，以及在智能方面有著更高要求的管理者的工作。從本質上講，會計人員本身便是管理者，他們所從事的是管理者的工作。同時，無論在企業中還是在政府部門，會計管理者又歸屬于一定會計組織部門，并以一定的、制度作為他們工作的依據與行使管理權之保障。他們的會計思想受著經濟環境、科技環境，以及環境的影響，他們的學歷、資歷與理論、技能又決定著他們的管理能力及其在管理組織中的地位。以上便是考察、研究會計職能，揭示會計本質的依據或出發點。如果忽視其中任何一個方面，把“會計”作為一個名詞或一項技術工作來看待，便必然在結論上產生誤差。經濟管理學家們之所以能識其“廬山真面目”，其重要原因便在于他們總是從經營管理的全過程中，從會計工作與會計組織部門、會計法制、會計理論、會計方法。會計技巧與手段相結合的一體化方位上來認識會計；而會計學者們卻總是從會計的核算技術與服務性作用方面，或是從會計工作的方式、方法方面，或是從“會計”詞意方面來認識與評價會計，由此便在結論上產生了很大的差異。這種體現在所作結論方面的差異，是全面看問題與片面看問題的區別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只看到了現象，而前者看到了本質。

（三）經濟管理學家從會計與科學管理關系的一致性方面看到了會計的特殊性；而會計界的不少人只從形式上看到了會計的技術特性。

從前文所引史實中可見，經濟管理學家們從會計的反映職能方面看到了作為技術的會計，而同時又從控制或管理職能方面看到了作為一門科學的會計。會計是科學與技術的結合體，至現代社會及至未來，作為科學的屬性方面，它融合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相關內容，日益顯示出作為一門邊緣科學或交叉科學的特征，而作為技術它又將歷史上形成的方法、技術本體系與現代信息技術密切結合在一起，形成為科學的會計信息系統。同時，它又在理論上包容了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及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決策論等管理理論，以及自然科學中的相關理論，使它又將具有綜合性科學的特征。那些會計學者們卻一直是從會計的反映職能方面確認其技術性，然后僅僅從技術性方面看到其服務作用，最終在服務方面走到盡頭，在終點的地方便產生了無法擺脫的“工具”之結論。

1980年，學家史蒂夫。洛爾（Steve Lohr）發出感嘆：“會計過去從本沒有受人尊敬的形象。”過去的一些同行與他有著一樣感覺，在電影、戲劇及不少小說里所見有關會計的人物大都是些不幸的形象。這種看法雖然有失偏頗，但與近年來中國人對會計的看法已大不相稱。然而，記憶猶新、陰影猶在，“會計工具論”依然在全世界泛濫成災，洛爾之哀嘆正是他的那些同行們造成的。可以講，正是這支龐大隊伍里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覺中有損自己的形象，降低了本職業的威望。當今，在會計環境這面巨大的鏡子面前，該是我們認清自己形象的時候了。

我們認為，用任何方式表現出來的“工具論”都是不能成立的，“會計工具論”應當在世界上退出舞臺。同時，應當看到，只有消除“工具論”在世界上所造成的不良，方能為現代會計正名，方能為現代計奔向二十一世紀從思想上、理論上掃除障礙。

三、會計本質與職能在中國的

世界會計界在會計職能研究與定義的闡述方面，有其杰出代表者。如英國的勞倫斯。狄克西（Lawrence Dieksee）、弗朗西斯。皮克斯利（F.W.Pixley）等人在完成由簿記向會計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顯著作用，并在會計理論建設的最初階段作出了突出貢獻。也許由于他們通常是站在公共會計師的位置上來審視會計，并且由于他們對與會計存在血緣關系的審計有著精深研究的緣故，所以他們一開始對會計地位的評價便是客觀公正的。正如邁克爾。查特菲爾德（Michael Chatfield）指出的：狄克西、皮克斯利等對現代會計思想的影響遠比現在活著的任何人都大，他們正是在由會計實踐發展到會計理論之時出現的人物，并且把握住了未來的會計師建立公認會計準則的歷史時機。此外，在德國也可看到一些與狄克西等同的、齊名的會計學家，如雪爾（J.F.Schar）、伯利納（M.Berliner）、霍格利（Fridrich，他們在會計學建設，明確會計在管理中的地位方面做出了同樣突出的貢獻。

從揭示人類會計思想演進方面來考察會計中的問題，查特菲爾德指出：“古代世界所遇到記帳、控制和檢查之類的問題，在許多方面與現代有共同之處。……私人財富的積累導致了受托責任會計的產生……調查受托者的誠實性和可靠性的需要，使內部控制成為所有古代簿記制度的主要特征。”這是從史學的研究方位考察會計問題所作的結論。

在中國，70年代末期以來，會計界對會計職能的研究與對會計本質的揭示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中國學者即使在引進諸如會計信息系統論之類的理論時，也是從再認識、再研究的角度出發的，并且在研究中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一）“會計信息系統論”在中國的發展

“會計信息系統論”的基本觀點自80年代引入中國，并經過一些著名會計學家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作出了新的論斷，從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的片面性，使這一論說得到發展。其基本貢獻在于：

第一，從管理的角度闡明了會計是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信息系統。如葛家澍教授等人所下定義：“會計是旨在提高和各單位活動的經濟效益，加強經濟管理而建立的一個以提供財務信息為主的經濟信息系統。”

第二，在通過對會計所下定義揭示會計本質的同時，又相關聯地強調了會計具有“反映”與“控制”兩大基本職能。葛家澍教授等人認為會計“在企業和各單位范圍內，主要用于處理價值運動所形成的數據并產生與此有關的信息，起反映職能，上述數據與信息的進一步利用，又能起監督、預測、規劃和評價等控制職能。會計的上述兩項職能，都有助于進行正確的經濟決策和財務決策。”事實上這一論斷已將“會計信息系統論”同“管理工具論”、“技術論”區別開來。

第三，從宏觀經濟調控與宏觀經濟控制總體系研究方面相關聯地研究會計信息系統建設及其作用問題。如裘宗舜教授等人指出：“現代會計是一個財務、成本信息系統。”而這個系統卻是“為宏觀調控服務的經濟信息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故它與宏觀經濟決策密切相關。由此，便改變了以往將會計的作用僅僅局限于公司方面的觀點，從而將其作用擴大到公司以外，并最終與“國民經濟總控制系統”建立起必然的關系。這是很值得肯定的進步。

（二）“會計管理活動論”的歷史貢獻

1912年，圍繞“管理經濟學”的建立，德國經濟學界展開了一場論戰，其結果宣告了持傳統技術觀的私家經濟學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管理經濟學的建立。從導致這一轉變的理論建設原因方面講，人們不僅認為當歸功于德國經濟學家“施馬連巴赫（E.Schmalenbach）在動態資產負債表論、成本核算論、公司（財務）論等方面所進行的實證研究。”而且應歸功于在簿記、會計、財務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進展，這些進展是“管理經濟學”得以建立的重要依據。此后，日本學者鈴木英壽又進一步研究了“管理經濟學”的歷史劃期，在他劃分的六個歷史發展階段中，與簿記、會計發展相關聯者為兩個階段，即第一階段“簿記理論時期”（1900年前后）；第二階段“資產負債表理論、成本理論、核算制時期（1920年前后）”。因此，成本理論、財務理論、核算制，以及有關企業經營成果形成方面的理論最終便“成為管理經濟學的一個主要領域。”如果再聯系同一歷史時期“管理會計”的命名，并作為會計的一個分支學科的產生，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圍繞會計與管理的關系問題，家、工程師，經濟學家及部分會計學家們的認識開始出現趨同之處。至40年代中期，西方學者在管理經濟學研究方面開始由經濟實證轉入理論化時期，這時企業財務不僅成為這一領域里的研究重點，而且通常把財務與會計問題聯系在一起認定會計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受管理經濟學理論的影響，50年代在美國產生了“管理經濟會計學派”（Managerial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其基本理論明確地揭示了會計與管理之間所存在的必然聯系。就中國出現的“會計管理活動論”學派而言，無論該學派是否在立論方面受到國外相關學派的影響，其影響程度如何，我們都認為該學派從實質上揭示了會計與管理的關系，其理論的立足點是正確的。

1979年12月，在中國會計學會成立大會上，學者們首次提出了“會計管理”概念，1981年2月，在財政部印發的《全國會計工作會議紀要》中最早使用了“會計管理”名稱。1982年8月，楊紀琬、閻達五教授在《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志上發表了題為《論“會計管理”》的文章，正式提出“會計這一現象屬于管理范疇，是人的一種管理活動”這一論斷，并指出：“會計的職能總是通過會計工作者從事的多種形式的管理活動實現的。他們提倡在中國使用”會計管理“概念。1983年2月，閻達五教授撰文指出：”會計管理的是價值運動，會計管理的目的是提高經濟效益，會計管理的基本職能是計劃和控制。1983年6月，成圣樹教授等撰文指出：會計“是經營管理的核心，是反映和控制經濟活動并使之達到一定目的的一種能動行為，是有組織，具有管理職能的一種管理活動。”

“會計管理活動論”的基本觀點反映了對“會計工具論”的否定，它是我國進行會計改革以來，體現在會計基本理論問題研究中的一個歷史性的進步。這是因為：其一，這個學派認定了現代會計是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了它在國家經濟管理與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這一點奠定了中國會計改革的思想基礎；其二，這個學派把對會計本質的揭示與對現代會計基本職能的認定結合起來加以表述，明確了會計的反映與監督（控制）職能；其三，這個學派明確了會計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能動的，從而從根本上與“工具論”、“技術論”區別開來；此外，他們認為會計的本質性含義與職能是處于變化之中的，強調對會計的認識與研究應破除“終極論”的觀點。

（三）會計控制系統論

楊時展教授指出：“現代會計是一個以認定受托責任（Accountability）為目的，以決策為手段對一個實體的經濟事項按貨幣計量及公認原則與標準，進行分類、記錄、匯總、傳達的控制系統。這一定義從外延與內涵兩方面揭示了現代會計的本質。首先，定義闡明了會計基本目標在于認定受托責任履行情況這一內在的，并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其次，又在確認受托責任目標的基礎上，揭示了現代會計是個控制系統這一關鍵性問題，使人明確地認識到受托責任這一目標與會計控制系統的結合，便是現代會計內涵中顯示其本質的問題，而現代會計的主導性職能是控制；此外，又明確了受托責任與決策的關系。應當注意，以上三個方面所揭示的問題并不僅僅是概念上的，而且是從會計工作的基本內容及基本程序上體現出來的。楊時展教授在會計本質問題上的研究成果，體現了現代會計發展的歷史方向，在會計基本理論建設上將占有重要歷史地位。

可見，中國十多年來的會計改革，在會計理論研究與實務革新中已見顯著成效，它產生了已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創造性研究成果。就會計本質問題研究而言，它已步入世界先進行列，體現了中國會計發展對于世界的貢獻。

四、論現代會計的基本職能

在第一個問題的闡述中，筆者強調了會計環境的變化決定著會計職能變化這一基本觀點，并表明隨著會計環境的變化，在會計的內涵與外延兩方面都同時發生著相應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直接影響到會計的本質性內容發生變化，并最終影響著一代會計學者的思想，使他們在新的思想支配之下就會計的定義作出新的結論。在現代會計發展階段，當如何認定會計的基本職能，明確會計工作的基本目標，以及應當如何從定義上科學地揭示現代會計的本質，這是本文在最后一部分中所要集中探討的問題。

（一）關于會計歷史演進中管與算的關系

在史前時代便可發現，原始人所作的刻畫符號，一開始便與管理生產、生活聯系在一起，即使那些栩栩如生的動物畫圖也“并不是一種神秘的‘沖動’的表現。……也不是專門的尋求那種樂趣，而實是為的一個嚴肅的經濟目的。”盡管人們在這個階段對生產關心的程度不同，然而，事實卻表明，人們一開始所進行的計量與記錄便出自對經濟進行管理的動機。進入文明社會后，在經濟發展階段，單式簿記的體系逐步構建起來，它體現了官廳會計的歷史貢獻。除簿記方法之外，為貫徹“量人為出”之制，統治者組建了財計組織，頒行了財計制度，最終形成了簿記組織、簿記制度與簿記方法相結合的簿記工作格局。故在此階段，人們所關注的或認識到的只是簿記的核算職能，認為簿記是為維護國家財政收支服務的工具。然而，這時客觀上與簿記核算職能并存的還有簿記的監督職能，簿記工作還起著監督國家財政收支實現的作用，只不過在此期間，簿記的核算職能處于主導地位而已。

由單式簿記階段演進至復式簿記發展階段，與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貨幣經濟萌芽、演進密切相關。正如韋伯所指出的：當“合理商業終于在整個經濟生活范圍內成為占支配地位的一個領域，在這領域內便首先出現了數量的。他還認為：”在貿易由群體進行時，為了清算帳目就必須有精確的簿記。“而在單式簿記時代的簿記錯誤很多，即使從最近的由”佛羅倫薩留傳下來的那些用文字記數的演算，竟錯誤到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的程度。“所以，韋伯把復式簿記稱之為”真正的簿記“，是進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考察簿記與資本主義性質商業的關系時，韋伯認為：”簿記（復式簿記）是在貿易組合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在早期出現的一批家族性質的公司里，由于公司簿記與家計混為一體，故這類公司的帳目最初是”一筆糊涂帳“。直到帕喬利的《簿記論》問世后，這種情形才大為改觀，家計與公司簿記逐步嚴格劃分開來，理論與實務統一起來，簿記在公司經濟管理中的作用也突出起來，人們開始認識到管與算結合的意義，進而認識到薄記的反映職能與監督職能同等重要。經歷產業革命，在20世紀進入信息經濟發展時代后，人們在管算結合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又逐步認識到在管理與核算之間，算是基礎，是手段；管則是目的，管處于主導地位。

總起來考察，在會計發展史上，自從有了會計的算，同時便有了會計的管。會計的管不可以脫離會計的算，而會計的算又始終是圍繞會計的管理目標進行的。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既不存在脫離管理而獨立存在的算，也不存在脫離核算而獨立存在的管。由會計環境的變化及人們的認識水平所決定，相對而言，在古代社會里，通常認為簿記以算為主，以管為輔；至近代社會，人們將管與算并重對待，提倡管算結合；而進入現代社會發展階段之后，人們又逐漸從會計對于管理的能動作用方面認識到，在會計的基本職能方面，當以管理作為主導方面，而核算僅起輔作用了。

（二）論會計的基本職能——反映與控制

管理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而會計的發展不僅與管理發展的歷史動因相同，而且它們在發展中又是同步的。人們也是從揭示管理的實質出發對管理下定義，一般認為經濟管理是針對人力和資源的結合，通過計劃、組織和控制來實現一定經濟目標的過程。這一定義所包含的內容，與會計存在的意義至為密切相關。一方面，這一定義明確了會計控制的對象——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并對會計控制提出了要求，要求會計應充分利用信息，參與對一個經濟單位的人力、物力、財力的管理；另一方面，管理所追求實現的目標又集中體現在經濟效益方面，自然這也是會計控制所追求實現的目標。從總體上講，以上兩方面包含著某一單位的經營管理向會計工作者所提出的根本性要求，即要求作為管理人員的會計工作者必須承擔他的崗位責任——受托會計責任。

當簿記還作為一種附帶工作之時，其會計責任體現于整個經濟責任之中，尚未成為一種專職責任。當會計專職出現乃至會計組織部門產生后，便出現了受托責任；井在官方形成了受托責任制度，在民間則出現了體現受托責任的“人簿記”。至近代，當股份公司從家族公司形態中擺脫出來后，所有權和經營權發生分離，科學意義的受托責任才得以明確、普遍地體現出來。泰羅強調公司中的“崗位責任”，而法約爾則把責任與權力統一起來，他指出：“對責任的畏懼，恰如對權力的喜愛”，而有其權便當負其責。韋伯則把責任、權力體現在組織部門建設之中，從組織上明確了包括會計部門在內的作為一個管理組織的責任。至現代會計發展階段，正如楊時展教授所指出的：“受托責伍‘已成為現代會計控制中的核心問題了，在對會計本質問題的研究中，人們必須正視這一問題。現代會計的目標在于認定管理中的受托責任，現代會計工作者的使命在于履行受托責任。在市場經濟下，認定經營者的責權利，維護所有者權益，以及實行科學、嚴格的會計控制，是履行受托責任的集中體現。

正是從現代會計所處的環境出發，從現代經濟管理對會計所提出的要求出發，以及從市場經濟下會計所擔負的重大經濟責任出發，筆者認為，現代會計的基本職能應當歸納為反映和控制，而為了達到反映與控制的目的，現代會計在發展中逐步構建了它的兩大工作系統，即會計的信息系統和控制系統。

1.會計的反映職能與系統

會計的反映職能是通過一定的會計方法，遵照公認財務會計準則的要求，正確地、全面地、及時地、系統地將一個會計實體單位所發生的財務會計事項表現出來，并通過科學的分類方法，將不同性質的會計事項分門別類的、集中的表現出來，以達到揭示會計事項本質之目的；會計的反映職能在客觀上體現為通過會計信息系統對財務會計信息進行優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又具體體現為兩個基本工作階段：一是信息確認階段，通過這個過程進行信息篩選，去偽存真，將虛偽假冒及失準的信息揭示出來，清除出去，為整個優化信息的過程奠定基礎，確保財務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為決策提供有用的、能確保決策正確無誤的信息。二是核算工作階段，核算過程包括制證、計量、記錄、歸類、組合、測試、編表等環節，這個過程體現為對若干會計方法的具體，諸如以貨幣為統一的計量標準、設置帳簿，會計科目在分類中的應用，以及在編報前應用平衡公式進行測試等。可見，以往把會計的反映職能與會計核算等同起來對待有失片面，應當注意，在會計信息系統工作過程中，為防止會計信息失真，應當把財務會計信息確認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信息經濟發展時代，計算機在經濟管理工作中的應用，最終形成了科學的“管理信息系統”，而這個系統理所當然地將財務會計系統包括其中。把電子計算機處理技術與財務會計方法體系有機結合起來，便形成了科學的會計信息系統，而這個系統又自然而然成為“管理信息系統”中的一個重要分支系統。除上述環節外，在會計信息系統中還應包括信息儲存與信息輸出兩個環節。這樣，便把確認、核算、信息應用三個階段結合起來，而后通過電子計算機技術處理，既在“會計信息系統”建設方面實現了人機結合，而又使所取得的財務會計信息成為可分解、可傳遞、可交換，以及可供管理者、決策者選擇使用的信息。由此，通過這個系統便可達到行使會計反映職能之目的。

現代會計的反映職能是現代會計工作的基礎，它通過會計信息系統所提供的信息，既服務于企業內部的決策者，又是會計部門參與決策的依據；它既服務于企業內部管理，又服務于投資者，以及與企業工作相關的財稅、金融及審計部門；此外，財務會計信息的另外一個突出作用是為會計部門的會計控制工作服務的。故可以看到，如果從這些方面來理解會計的服務作用，這種服務作用也決不是被動的，而是具有能動性的。此外，應當明確，無論從人機結合的角度，還是僅僅從會計工作者在信息確認環節所體現出來的作用考察，都可以看到會計的反映職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會計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2.會計的控制職能與系統

就現代會計的反映與控制兩大職能的關聯關系而言，反映職能是會計發揮控制職能作用的基礎，是為進行會計控制服務的，而會計控制則是現代會計部門適應市場競爭環境變化，強化企業內部管理，增強企業競爭能力，以及參與企業經營決策的首要職能。

追溯歷史，人類會計控制思想的產生與從會計控制方面認定會計的職能，起始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萌芽階段。其主要歷史原因，是在此期間社會生產由家庭手向工場手工業發展階段的演進，具體表現集中在“成本控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的萌芽方面。1436年在威尼斯建成了為制造兵艦服務的造船廠，史稱威尼斯兵工廠。該廠成立之初便采用了復式簿記、到15世紀中葉就已經有了“早期形式的成本會計。”在16世紀，該廠已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廠，由于它開始采用控制與分權管理的辦法，在工廠生產控制中已形成了由人事管理、部件標準化管理，以及“會計控制”、“存貨控制”與“成本控制”組合而成的基本內容。從成本控制方面講，當時已經把成本范圍界定為“固定費用、可變費用和非常費用”三種，其控制細致程度已達到對于進入和離開造船廠的每件財物都要進行詳細記錄的地步。

歷經產業革命陣痛之后，以成本控制為中心的“會計控制”成為“工廠制度”建立的一大支柱，這時工程師與管理者都認識到“動力傳動的機器極大地提高了生產率，但也提高了對資本的要求和資本成本。”他們還認識到必須通過最大程度地利用資本來控制資本成本。“這樣，到18世紀與成本控制問題乃至整個會計控制問題相關聯，人們開始把財務控制作為管理的一個重點，正如小喬治所講：在英國的那些工廠主心目中”財務是他們的王國。“正是從財務控制出發，人們充分認識到”新的簿記制度在控制方面的價值。“同時，在18世紀，人們也已認識到預算在經濟控制中的重要作用。進入19世紀后，英國博爾頓—瓦特父子公司索霍鑄造廠便在管理中”制定生產標準、編制生產計劃、部件標準化、成本控制應用、成本會計……“，其中以計劃與成本控制作為管理中最重要的環節。其后，成本控制也在美國制造業中播下了種子，并出現了由管者惠特尼所制定的”成本會計制度。“至19世紀末，人們在經濟控制中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管理控制組織，實現科學的組織控制方面。20世紀初在美國企業中建立科學管理制度的同時，在大中型企業中出現了由”會計控制長“（Controller）主持的會計組織部門及由”財務控制長“（Treasurer）主持的財務組織部門，從而這種組織格局又將計劃（預算）控制、成本控制、會計制度控制等內容統一起來，最終形成了會計控制的實質性內容。進入市場經濟中的信息經濟發展時代后，人們便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統“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在從事管理工作的人與電子計算機結合方面考慮到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與應用問題，其中尤其是著重研究解決了”會計信息系統“的建設與應用問題；而另一方面在相應考慮”會計控制系統“建設與應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考慮到現代會計的這兩大系統之間的協同關系處理問題。美國學者安托尼（Anthony）把公司中的控制劃分為”業務控制、管理控制和戰略控制“三種，其中又將會計控制納入管理控制之列。同時，以上三種不同的控制，需要三種相應的不同信息，其中進行會計控制所需要的信息自然來自于會計信息系統。這方面我國學者也有同樣的認識，并且作出了進一步的研究。在涉及會計信息系統為會計控制提供信息依據方面，會計學者莫德姆。拉曼（Mawdudm Rahman）與莫里斯。海拉第（Maurice Halladay）明確指出：”會計信息的支持確定了企業中會計控制所能達到的范圍：當企業需要控制系統，并明確所進行的控制要達到的目標后，他們便要在會計信息系統上投資。“

由此可見，人們對會計控制職能的認識取決于會計環境變化中的四大要素：一是市場經濟的產生與發展；二是科學技術革命的推動；三是經濟體制的變革，以及企業內部管理組織與管理系統的革新；四是現代會計文化的發展，電子計算機與會計的結合應用等。事實表明，由以往“反映—監督”（或核算、監督）職能向“反映—控制”職能的演變是客觀環境變化的產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同時，在現代會計發展階段，會計通過兩大并存的系統——“會計信息系統”與“會計控制系統”顯示其職能作用，通過前者體現其反映職能，而通過后者行使其控制職能。反映是實行控制的基礎，控制則是現代會計的目的或“落腳點”，故在兩者之間會計控制職能處于主導地位，它體現著現代會計發展的歷史性進步，顯示著現代會計的本質。以下圍繞現代會計控制職能方面的問題，試作進一步分析：

（1）會計控制職能的涵義

首先，應當明確的問題是現代會計控制的對象與目標。從控制對象方面講，它表現為對一個法定的會計實體進行控制。如果這個實體是指一個獨立核算的企業，由于這種企業是由處于經營管理系統中的若干崗位或環節組合而成的，因此，為行使會計對企業經營活動過程及其結果的控制權力，并履行其受托責任，便自然而然要按這一專職崗位設置會計組織部門，由其具體組織會計控制工作。這樣便把會計的崗位職責與權力統一在一起。從現代會計控制工作所立定的管理目標方面講，它集中體現為這個會計實體的經濟效益的不斷提高，并且是這個實體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這里，如果再把會計控制的對象與所確定的管理目標統一起來加以認識，便可作出這樣的結論：現代會計組織部門為實現其既定控制目標，以法制為依據，以科學理論為指導，通過一定科學的程序，采用科學的方法與現代化手段，充分履行自己的受托責任與行使管理權力，使企業的經濟活動過程與財務活動過程遵循經濟活動規律及其經濟活動規范運行，這一工作過程及體現在這一工作過程之中的能動管理作用便是“會計控制”。

其次，從現代會計控制的基本內容方面考察，它應當包括以下六個基本方面：一是財務會計控制與管理會計控制；二是提供財務會計信息，參與經濟決策；三是會計部門利用財務會計信息在工作過程中直接進行控制，諸如在執行財務計劃中體現出來的計劃控制，以及進行成本控制等；四是對會計信息系統的控制，即通過對優化財務會計信息的過程控制，防止信息失真；五是就現代會計而言，已由側重利用內部信息施行控制轉向從管理戰略目標出發，充分利用市場信息、信息，以及來自外部的財務會計信息進行全面控制。同時，現代管理會計亦由以往固守傳統的財務成本控制轉向作業成本控制；六是現代會計控制還應包括內部審計控制等內容。

再次，現代會計控制的基本依據與指導思想。現代會計控制所持依據已超出財務會計理論與管理會計理論的范圍，它實行控制的依據已擴展到現代經濟控制理論方面，如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決策論等。圍繞經營管理與決策問題，在充分發揮會計控制作用中還應當明確：“有效的控制必須是科學的系統的控制：系統的控制必須是把握優化信息的控制；優化的信息必須通過科學的系統方法取得。”同時，現代會計控制的指導思想又應是實行全面控制，即這種控制應在時空關系上把過去、現在與未來結合在一起，把事前、事中與事后結合在一起；同時，應把微觀、中觀與宏觀控制結合在一起。

（2）現代會計控制系統的構成

現代會計控制系統包括經營循環控制與決策過程控制兩個分支系統，這兩個系統與電子計算機控制系統的結合，便成為處于自動控制狀態，并與會計信息系統相結合的科學的控制系統；經營循環控制系統包括市場、計劃、過程控制、成本、庫存、價格、行銷、內部審計八個控制部分，其中過程控制又包括設計、采購、投入、產出、質量、儲存、計價、運輸、銷售及盈虧等環節。而決策過程控制則圍繞參與決策和本部門自身的決策進行，由以下九個運行環節構成，即預測、分析、決策。計劃、建制、審核、檢查、監督及追蹤決策等。

以上兩大分支系統不僅體現了全面而系統的控制，而且突出了成本控制這個核心；不僅從參與決策方面體現了會計的能動作用，而且突出了現代會計在強化企業內部控制中的能動作用；不僅體現了以市場作為控制起點，以計劃作為指導的“市場第一、計劃第二”的思想，而且體現了對全作業過程的控制。同時，從決策過程控制這個系統的建立中可見，會計的監督作用當涵容于會計控制之中，它只是實行會計控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故不能在對現代會計職能的表述中，以監督取代控制，把會計控制職能局限在監視、考察與督促方面。倘若如此概括現代會計的職能，便會在現代會計本質揭示方面出現片面性，并影響到一系列會計理論問題的研究。

當然，在會計控制系統建設方面，還遠遠不如會計信息系統建設成熟，其中也還有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3.關于揭示現代會計本質的定義

通過上述研究，可以把問題集中在以下這個重要觀點之上：進入現代會計發展階段后，現代會計在其工作的組織運行過程中，顯示出兩大基本職能，一是反映職能，是通過會計信息系統加以體現的；一是控制職能，是通過會計控制系統加以體現的。這兩大工作系統都體現了與現代信息技術的結合。如前所述，在這兩大職能中，前者起控制基礎作用，后者起主導性控制作用，后者是現代會計工作的落腳點；在兩大系統中，前者不僅通過技術性功能作用為企業的決策者及企業內外部的相關部門提供信息服務，而且還直接為會計部門進行會計控制工作服務，而后者則通過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財務會計信息；以及其他相關經濟信息，對企業的經濟活動過程進行全面、系統的控制，并最終在經營決策方面體現現代會計的地位與作用。事實上，體現于現代會計兩大職能、兩大系統中的具體問題已涵容于上述內容之中，如經濟效益目標揭示問題，貨幣計量手段應用問題、財務會計信息通過一定程序的優化問題、資金運動問題，以及受托責任關系問題等等。故依我之見，在揭示現代會計本質，為現代會計下定義時，便勿需在內容中一一加以表述。基于此，試對現代會計定義作如下概括：

現代會計一是會計管理者通過會計信息系統與會計控制系統的協同性運作，實現對市場經濟中的產權關系、價值運動過程及其結果系統控制的一種具有社會性意義的控制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