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11:09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藝術研究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盡管我們不能十分清楚,藝術究竟是什么?但我們依然承認藝術是存在的,且是人類的重要活動之一。大多數的人不能肯定地自謂懂得「藝術,但又不稍遲疑的認為自己或多或少也能欣賞一些「藝術或「偉大的藝術品。那么,先不論不懂藝術的人到底可不可能欣賞藝術,或他們欣賞的到底是什么;藝術之包含主觀成份是沒有問題了。它既沒有數學的準確性,也缺乏物理學的驗證性;它容許某些「誤差,容許獨特的個性,并以此為其基本的質素。如果「藝術不為「獨特,那便容許被取代,則其似乎只能算是一種技術;也可以被完全的分析,亦即我們全然的掌握它的構成,或者可以控制它的效果、影響;如此,則「藝術是可以預期的,可以被精密計劃的,且有理由為求取群眾間最廣大的感動而制作;這樣說來,藝術并不需要獨立個性,而是以群眾心理為依皈。那么,便只能說是一門實用科學。
但則,藝術容或是一種主觀的認知,卻又絕非如此單純。當我們承認某作品為「藝術品時,藝術已經具備了客觀的普遍性了。如果說,藝術是全然獨特的,絕對的不與人同,則藝術不單背離了文化,也并非人「類活動,這樣,它便消失于人群之中,而我們竟無法承認藝術是存在的了。因此,盡管我們不認為完全取決于大眾口味的作品可以構得藝術的資格,也贊同「獨特才是藝術所在,但這種「獨特是必須他人可以,或可能感知的;這毋寧說是對于所見、所感的一種不落俗套的見解。
不過,這里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獨立個性是所謂「藝術的基本質素,這就是說,藝術雖然不能脫離人類文化,但它的精義正在于能(無論我們是否為此目的)超脫并提升人類文化,它的地位必得處于高過「普遍性之上的境界;那么,我們當研究的,是否應該僅是其價值所在的此種「獨特,而非它的客觀原則?這卻是一種含混的意解,「獨特并非就不能具有客觀原則,如果我們從它的相對面來探討的話,將可更容易明白,而不致為詞意所誤。「概念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存在,如果我們有了一個概念,那必是因為它不同于其它概念;如果我們要辨明什么是「獨特的,至少要對什么是「一般的,求得一個明確的概念。「獨特不能舍「一般成立,假使「一般并不存在,則所有的造型、符號皆為「獨特,亦皆可稱為「藝術,則我們實在并不需要「藝術這個詞匯,但這顯然是荒謬的。而我所說的藝術的「客觀原則并非在說明它的「一般性;相反的,正在基于「一般性來探討藝術所以「獨特的原理,把「其所以為獨特從我們所見的表象由概念中抽離出來,看看它們的性質維何。在「不外于所見的表象中「為什么這是藝術?,「為什么那是藝術?,如果這些的「為什么具有相類或呼應的理路(所謂「客觀原則),則「什么是藝術?就并非不可以概念化。
我們已經知道,「獨特,是可以用來區別藝術與非藝術的,但是我們還是不明白,「藝術指的是什么?
所謂「藝術(Art)一語,源自拉丁文Ars,原意近于「技藝之屬。大凡意指手工、冶鐵、外科手術、雕塑、制器等等的技術。亞理斯多德(Aristotle)說:「藝術是自然的模仿,這里面含有一種「根據規則(Rules)的意思。在希臘、羅馬時代,人們還沒有與技藝不同而我們所稱之為藝術的觀念。
到了中古拉丁語的Ars,則類似早期英語的Art,指任何型式的書本學問。例如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劇作“TheTempest”(或譯「暴風雨)中,潘魯庇羅(Prbspero),脫下法衣時,說道“Liethere,myart”(躺下吧,我的法術);到了十八世紀,蘭姆姊弟(MaryLamb與CharlesLamb)作「莎士比亞故事集時,也還把Art這個字當作「學問來使用(如:theknowledgeofthisart)。可見當時,藝術只是隱藏、寄托在其它的學問之中,并未被充分的認知、探討。遲至十八、九世紀,「實用藝術與「優美藝術的分野愈趨明朗,最后,藝術在理論上,終于完全從技藝中分離出來了所以,我們當清楚,「藝術的意義,不在它原來是什么,因為它原來也并不是什么。「藝術不像花、草、樹等,經由觀察、歸納而賦予的名稱。它是純然人為的,我們用它特指一種我們所要指稱的意態;然而,它雖然可以是一種「概念,我們又無法分析它的構成(如前所言),則我們竟無法說明「藝術是什么么?亦不至于此,誠然我們不能解剖「藝術的內蘊,但且讓我們像偉大的達芬奇(LeonadoDaVenci)所做的,微笑的蒙娜麗莎是可描摹的;至于她的微笑,讓畫中的蒙娜麗莎自己表述罷!
藝術與藝術媒介
當一件作品發生「非藝術與「是藝術的爭議時,通常我們是在說,這個形象或意象的建構,只是一種技藝的完成;或是它并不代表技藝本身,而是另有所指。我們認為精良的技藝絕非藝術,但我們又為何常常須要在這當中將之區別開來呢?可見技藝與藝術間確有某種重要的連系。
藝術為何總是不能擺脫與技藝的糾葛呢?或許是我們誤解了,其實它與技藝之間的關系不如我們想見的曖昧。
克洛齊(BenedettoCroce)在其著作「美學原理中提到:
審美的全程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一,諸印像;二,表現,即心靈審美的綜合作用;三,的陪伴,即美的,或審美的;四,由審美的事實見到物質的現象翻譯(聲音,音調,動向,線紋與顏色的組合之類)。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真正可以算得審美的,真正實在的,那首要點是在第二階段…。
------第十三章
審美的事實在諸印像的表現工夫之中就已完成。我們在心中作成文字,明確地構思一個圖形或雕像,或是找到一個樂調,這時候表現就已產生而且完成了,……藝術作品(審美的作品)都是「內在的,所謂「外在的已不復是藝術作品。---------第六章
這個看法是實在的,但只說明了部分的事實,我們承認藝術本身是「內在的,但不能同意「藝術作品也是「內在的。「作品的本身就是外在行為,是一種傳達藝術的媒介。
豐子愷謂:「藝術品尚潛伏在藝術家心中而未曾表現于外部時,叫做『內術品。表現于外部,稱為『外術品。是。
「藝術是獨立的意象,如果不經傳達,雖不為人所知,卻也不能就說它是沒有的。而「藝術品并不等于「藝術,敷于造型,它只是石塊、泥團或鐵堆而已;敷于音樂,它只是具有某些規律的一串聲響而已;敷于文學,它只不過是一些紙張、墨水而已;敷于戲劇,又不外是一群活動的人偶。它們的價值全在忠實的模仿或傳達藝術,所以它們的價值可上擬藝術,但終究不是藝術本身。
如果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已然斷臂,或貝多芬(Beethoven)在失聰之后,并不將他的感受再度化為具體形質(這里是說聲響)表現出來,亦不因此就說他們已經失卻了「藝術,這是極容易明白的。
因此,藝術是藝術,要將藝術近于真實的傳導出來,就得依賴精湛的技藝為之,藉由一個技藝的表象--我們所制造的藝術媒介,來傳達藝術。
英人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曾對技藝與藝術之關系作過一番明白的剖析,他認為:
稱一幅肖像是藝術品時,我們所指的東西比這幅肖像更多。我們除了指畫家屈從于描繪逼真任務的藝術技巧之外,還指高于逼真任務的進一步的藝術性。
---------藝術原理.第三章.第二節
這就是說,技藝與藝術是全然不同的兩回事,然而技藝卻可以為藝術服務。經由藝術的主導,借著技藝的表象完成藝術創作。因此,技藝是達成實用目的的手段,且我們將「藝術的傳達看做一種實用目的,并由技藝負責執行。
這里,我節錄羅丹(AugusteRodin)的遺囑來闡明技藝對藝術所做的供獻:
藝術就是感情。如果沒有體積、比例、色彩的學問,沒有靈敏的手,最強烈的感情也是癱瘓的。最偉大的詩人,如果他在國外,不通其語言,他能做什么呢?不幸在新一代的藝術家里面,有不少拒絕學習怎樣說話的詩人,所以他們只能含糊其詞了要有耐心!不要依靠靈感。靈感是不存在的。藝術家的優良品質,無非是智慧、專心、真摯、意志。像誠實的工人一樣完成你們的工作吧。
你們要真實,青年們;但這并不是說,要平板的精確。世間有一種低級的精確那就是照相和翻模的精確。有了內在的真理,才開始有藝術。希望你們用所有的形體,所有的顏色來表達這種情感吧。
------------------PaulGsell筆記
在這段話里,羅丹把藝術叫做「情感、「內在的真理,而「體積、比例、色彩的學問、「靈敏的手、「學習怎樣說話、「像誠實的工人,這不是在說「技藝么?這不正在說明技藝的重要,與技藝及藝術之間的關系么?且「最強烈的感情也是癱瘓的(只是癱瘓,不是沒有)、「他能做什么呢?、「來表達這種情感吧,又不正表示藝術的傳導正是一種實用目的么?至于「平板的精確、「低級的精確,實在就在說技藝之所以為技藝,技藝之所以不為藝術。
但是,我們應當注意,所謂的「技藝、「實用目的等,只發生在「傳達之過程--即藝術的創造過程與藝術欣賞的實現。例如作詩,我們已經有了一個意象,甫一構思,便流入理性,亦開始了傳導的過程,直至得句、推敲、完句(此時亦可能得到更多意象),乃至他人吟哦諷誦,這些都包含在藝術活動當中;但自從「甫一構思開始,到「他人吟哦諷誦的這一串內、外行為,都應算是傳達的過程,它們不是藝術,而是技藝。至于被傳達物--「藝術則非如此。藝術的位置在本初的意象,衍生的意象,及「吟哦諷誦后產生的意象。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藝術、「藝術品與「非藝術(技藝)的區別及關系,將這些經常混跡于藝術概念中的雜質廓除后,便可對于「藝術是什么?好好的探索去。
托爾斯泰(LeoTolstoy)在他的「藝術論里說道:
祇要視者聽者能感到創作者同樣的情感,這就是藝術。
藝術行為是引出自己所受的情感,而借著行動、線、顏色、聲音以及語言所顯出的樣式,來傳達情感于他人。藝術是一種人類行為,其中一人以一定的外部標準傳達所受的情感于他人,他人對這種情感也同樣的感受起來。
-----------第五章
藝術真是這樣的嗎?果是如此,則藝術可以「感同身受一語括盡。托爾斯泰認為,藝術不但與「美無關,也并非人類疲勞余暇的游戲、情緒的發散、快樂等,而是「為人類生命及趨向幸福宜有的一種交際方法,使人類得以相聯于同樣的情感之下。
這的確是藝術的一個重要特質,但這只能說明藝術之可以傳達與藝術傳達的目的;重要的是,他厘清了其余心理活動對于藝術涵義的不必要聯系;不過,這猶不足以描摹藝術的形貌,且立論也嫌粗略。讓我們來考察一下,這段話的意思即「藝術是感情的精確傳達,并引發相同感受。他又說道:「區分藝術真偽的唯一標準是它的傳染性。(「藝術論,第十五章)然而,有時我們有些簡單的情緒或浮淺的感受,未始不能透過既有的、俗套的型式清楚傳達。例如「你是我見過最美的女人,設使這句話真是一名男子的心聲,同時,作為對像的女子也感到「我真是他見過最美的女人,此時是否就構成了藝術?如果這對男女的心意都是真誠的,我們可以承認這當中的確帶有某些類似藝術的成份,但真正的藝術則遠較為深刻。我們在前面說過,藝術必須是獨特的、不可取代的,否則便落入現實生活的實用性,而非較高的精神層面。在這一方面,叔本華(ArthurSchopenhauer)有比較深入的發揮:
藝術家當作描寫的目標的藝術對象,從柏拉圖的立意來講,說穿了就是一個理念,再不是別的了。對藝術對象的認識,必須在藝術家的作品以前,而形成為它的根本、它的來源;這個對象不是特殊的事物,不是普通體會的對象,也不是概念--那科學與理性思考的對象。……概念是抽象的、反省的,在概念的領域內它自己完全不能被決定,……理念,或許可以當作概念適切的代表來定義,它是絕對屬于知覺方面的,……只有那把自己超然高舉越過了一切意志活動、一切獨立個體性而達到了純粹認知主體的人,才把它認知(理念)。……藝術作品中體會出來重復出來的理念,只按照每個人自己智能高低的水準,而對他有或多或少的吸引力。-----------意志與表象的世界--49節
藝術是「理念,但他所說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據他自己的解釋,「概念是綜合的思維及判斷,像個死板的容器,除了你放進去的,再也不能產生其它什么。「理念則像有機的生命,自己發展,并孕含創造力。模仿者、講究形式的人,從概念來制造他的作品,他們注意到什么是討喜的、感人的,并將之固定在概念中,故其作品是沒有生命的,且無法消化,其雜質總是存在,只能是時代的產物。「天才正為相反,他透過知覺的印像(理念)來轉化所吸收的東西,創造新的出來;最高度的文化熏陶也不致干擾他的創造性、原始性,這樣的藝術可長可久,永遠保有新鮮的吸引力。
例如我們常言的「空、有義。設若杯為「空器,水為「有物;當「空、「有為「概念時,它只是一種相為對待的關系,即空則不有,有不為空;我們以為這已經明朗清楚了,就「概念(這是「物象)而言,是的。「理念(此為「物情)卻不從此見;「杯中無水是「空的「物象,但其「物情則同時包含「空、有;杯中無水固成其「空,但因此「空恰為盛水之因(空才有盛水的可能性),故已具「有性,而若執此「空不令為「有,其與「有同,失去「空性,亦落「有;亦即執「空不使水入,此與「水滿不復得入同,皆為「水并不入,故稱「已有。「有性亦是,如水旋入旋傾,則此杯等如空杯,因其保持「可令水入的狀態;若執「有不令水入,其性又與「空同,「空為水不入,「有則水不得入,二者水皆不入,為同一「物情。是故,以理念而言,「空、有的概念只是對「現象的一種淺薄認識而已,且所有的概念亦都是一種浮淺的「計執。
我們當明白,「概念是死的,是「執著的,它是一種「理性的了別,盡管工夫做到極端的細密,至多能讓我們組織一個「物理式的心理結構,它能助我們初步的掌握物象,但也就是如此了。「理念的看待世界則是「了然對境,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可以終日隨緣,終日不動。因為「理念是對物的一種超脫「自我意志的觀察及覺知,它用「世界的意志來看世界,所以能夠盡得其情而無所偏頗;也唯有心靈的「自我意志泯滅凈盡,才得一見「純然的理念。
定論藝術
因此,藝術是一種心靈高度的、純凈的發揮;它是一種對事物超然的感受,一種完全脫離社會觀點、理性思維的觀照;它之所以「獨特,在于斷然去除一切人類習性的沾染,它只是把事物本身,干凈的還給我們而已;它既不在意既成的概念,也不屈從于普遍的誤解。如果我們能感受到純然的藝術(無論是原創或被傳導。就另一個角度來看,感知只能是相類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感受事實上也正在創作。),這個時刻,我們是清凈無瑕的,是卸去「原罪的;道家的「能嬰兒乎與佛教的「直觀可說是相類的境界。正如華格納(RichardWagner)所言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是「通往天國之鑰。然而,這樣的陳義,是否太高,而自絕于群眾?縱使真是這樣,也是無可奈何的。堪稱「藝術的,原本不多,能達到藝術頂峰的,更是難得一見;這是為什么絕頂的藝術總是不被了解,甚至不能為其時代所認同。只是,我們要說,藝術其實是有程度等差的,絕對純然的藝術可說是絕無僅有,若不是相攘的心靈也無從判斷起;且藝術也不應被賦予「難、易的概念,只能說是心靈如何,便感受如何。一個心靈高渺的人,當他接觸到較近于通俗的藝術時,通常感知到較多的雜質干擾,便不易感動起來;這是因為此藝術純化的程度原本較少。而凡夫日日浸于此類雜質之中,亦不能覺其不妥處,對于其中偶有的數筆超脫處反能認真的咀嚼一番,領略一番,而覺其頗堪玩味。反過來說,一個俗子不意進入藝術殿堂,由于彼此心靈相距太遠,至于完全不能契合,便得入寶山空手回而不自知;這中間的信道是截然不通的,并沒有難易之別。而具此心靈的人則自能領受不盡,亦沒有難易。事實是這樣的,我們的心靈越能純化、凈化,則達到的藝術境地也就越高;我們的心靈越明澈,我們的直覺就越不受到雜質的干擾,越能讓事物的本相不經扭曲的照入,即是,不受「自我意識的擾亂,例如我們以為玻璃是完全透明的,不知它正造成折射而我們并不自覺,這就是「觀的障礙;此時,我們與外界其實是隔絕的,觀察不清的;當我們越能打破這層層障礙,就越能認清世界;果能徹底破盡此種障蔽,便與萬物打成一片,水融。所以,藝術是什么?藝術就是我們擺脫固有的或被形成的個性(意志)的一種成就。是以,我們且不要過度注意藝術作品的外在面貌,如梵谷(VincentVanGogh)的熾烈,拉斐爾(Rapheal)的靜謐,這當然是感人的或可喜的,且這是他們為人們揭示藝術秘奧與自然真理的方法,我們固然贊嘆這些方法運用得如此高妙,但這還只是意志的一種表象,柏拉圖(Plato)說:「人們應該觀察的,并不是那些被稱之為美的個別對象;而是美。藝術也一樣,一幅畫作,就是一個畫家的心血所寄;就像一個學者的文憑,文憑或許是我們評判的標準,但重點是,所以造成文憑的學識究是那些?這才是價值所在,我們能夠追究出來么?「藝術作品是我們觀察的對象,我們要是能夠觀察到它的「藝術所在,也就是對于我們的心靈做一番洗滌了。
盡管藝術外顯的形貌依著人文發展而時時變動,它卻始終是人類對于洗凈不絕沾染、累積的塵垢所做的努力。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歡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牽渲兄遼?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改革開放以來,蘇俄引進的僵化理論教條漸漸喪失了獨斷地位。但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學術研究群體的知識體系的轉變并不能同時完成,因而學術研究基本趨勢的轉變,會表現出明顯的滯后現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開放之初理論界需要新的思想資源用以突破舊的蘇俄教條的禁錮,觀念和理論層面的創新顯得特別重要,因之出現一大批偏重于觀念與理論探討的研究文獻,也是時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藝術觀念與理論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撐,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觀念與理論拓展的歷史任務,整個國家的藝術科學研究水平,并不會僅僅因為觀念與理論的更新而有明顯的提高。
以1999至今這三年里的戲劇學研究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統計,最近三年戲劇學研究文獻里,基礎理論與范疇、規律的研究不可思議地占據了相當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性論文里占到1/3左右。對戲劇基本特征、基礎理論和普遍規律的探討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學術界將如此大的精力用于這類純粹理論性的探討,卻不能算是正常現象;其中更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從事這類基礎研究的學者,多數身處并不擁有掌握研究資料與信息方面優勢的中小城市或非專門研究單位。誠然,戲劇研究領域史的研究以及具體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開史的考證,這類研究也主要是對戲劇整體時代特征或藝術特征的討論,當然也包括一些群體研究或類型研究,其中“論”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戲劇史研究領域,元雜劇尤其是關漢卿研究較受重視,中國現代戲劇和外國戲劇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個案研究是對和莎士比亞的研究,對這兩位劇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幾乎是其它同一領域劇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總和,然而對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包括關漢卿研究在內,有關劇作主題、作品性質、人物形象和作品風格的辨析與討論占有最大的份量。有關這些重要劇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獨特見解的優秀論文論著,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論文和論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現有文獻以外的材料,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的研究從“知識的增長”這一學術發展角度上看,貢獻幾乎等于零。通過提交給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論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國內學者的論文選題與境外學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清晰可見。
我不敢斷定戲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現象可以毫無保留地推之于整個藝術學研究領域,但是我相信從整體上看,要說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仍然流行重視抽象、宏觀的理論研究,輕視經驗的、個案的實證研究的學風,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實確實如此,那么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在近代的興起,就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個案的、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應該成為藝術學研究的主體。只有戲劇學乃至整個藝術學研究的重心轉向實證的、個案的研究,理論與觀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方法對田野方法的重視,完全可能使國內藝術學研究轉向更注重個案研究和經驗性研究,同時給予這一類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評價。這樣的轉變無疑將逐漸引導整個研究風氣的轉換。
其次,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引入,對于強化國內藝術學研究的學術規范,將有可能產生直接影響。
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強調個案研究與研究者直接經驗的價值,但同時更強調研究過程的規范、成果表述的規范,其中也包括經驗描述的規范。這種規范不僅僅是學術積累的需要,也是使學術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學價值的需要。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是在通過規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這樣的研究取向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分為兩個重要群體,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學者以外,還有更大的一個群體身居文化部門所屬的藝術研究機構。以戲劇學研究為例,后一個群體的規模顯然要超過前一個群體,而且由于與戲劇創作演出的實際接觸較多,在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然而無可諱言,這個被習稱為“前海學派”的學術群體長期以來偏重于戲劇藝術實踐,雖然相對而言具有比較注重經驗研究的優勢,也擁有許多第一手的珍貴的學術資源,重視藝術的當下性,但是由于不夠注重學術規范,因此很難得到學術界應有的承認。多年來,境外數以百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學者相繼來到國內,他們在與這個群體的接觸交流過程中獲益匪淺,文化部門所屬的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過境外學者的轉述,才為外部世界和主流學術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緣于“前海學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規范化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換言之,經驗性的研究以及對經驗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過規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現出來,才擁有足夠的學術意義,才會得到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才可能充分顯現其學術價值。
因此,借鑒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鑒和汲取人類學和社會學家從事田野研究時遵循的學術規范,將會有效地彌補“前海學派”學者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弱項,使這個學術研究群體掌握的大量感性資料與經驗性材料,通過更多途徑進入當代主流學術界的視域,藉此改變藝術學的研究重心。因此,對于中國藝術學研究而言,進一步注重學術規范,使被稱之為“前海學派”的這個研究群體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將給中國的藝術學研究帶來深遠影響。
二研究視角的轉變
當然,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對中國當代藝術研究最具學術意義的影響,還是要首推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層面上的研究視角的改變。
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學研究大致始于20世紀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學研究一樣,它之受到西方學術的刺激與影響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一影響過程中,西方學術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打下了鮮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視角,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簡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學主要是在歐洲的文化傳統和解決歐洲社會遇到的問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擴展,自覺不自覺地呈現出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這種具有鮮明西方色彩的歐洲中心的人文科學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留下它的痕跡。在研究與品評中國本土藝術時,人們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習慣運用的藝術標準,比如說以西方音樂體系評價中國本土音樂,以西方戲劇理論解釋中國戲劇并且試圖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國本土戲劇,把油畫的教學體系搬用到中國畫的教學中,等等。這樣的現象存在于藝術學的多個領域,換言之,西方比較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的整體植入,確實在中國藝術學研究的現代轉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整體植入的結果與中國本土藝術以及中國人的情感經驗之間的距離,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癥結。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引進,卻給我們一條走出這一癥結的路徑。
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單純的田野方法,而且還包含了至關重要的文化多元觀念。雖然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起源都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但是二戰以后,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觀逐漸成為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導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個原來受到歐洲中心主義文化觀影響最深的研究領域,現在則相反成了對歐洲中心文化觀形成最猛烈沖擊的領域,成為最堅決地推動文化多元觀和消解歐洲中心論的學術領域。這一思想方法的變化對田野研究的影響非常之深遠,而這種非常之符合當代世界潮流的學術方法的引進,對于后發達國家尤其重要,因為越是后發達國家越是需要通過文化多元觀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視本土文化傳統的價值。因此,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領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爾根時代的學者那樣,抱著了解人類童年的文化優越感,把非西方社會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階段,因而能夠更客觀地認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傳統與現實的差異,在解釋它們的歷史與現實時,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互相尊重。而這樣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視角以外,多年來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還存在一個尚未得到學術界重視的研究視角,那就是一種過于貴族化的藝術觀仍然占據著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觀念不僅僅意味著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藝術活動不能以同一種標準來衡量和評價,同時也暗含了另一種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們的個人興趣,以及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作為衡量所有文化行為的唯一標準。
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將他們的考察對象,從長期以來擁有文化特權的上流社會轉向更廣闊的草根階層時,還伴隨著思維模式的改變。事實使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不同地域的人們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價值觀念體系雖然會有很大的差異,卻各有其合理性;他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過其自身的價值系統,才有可能獲得真正有意義的解釋。在藝術領域更是如此,藝術在本質上意味著人們用以情感交流與表達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階層的人們各自的情感交流與表達方式,在這一生活與文化圈內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對民間草根階層的藝術、趣味與審美活動的歧視和改造,強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貴族自以為是的藝術觀與審美趣味,正是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的禁忌。
在中國藝術學領域,這種文化貴族心態隨處可見,比如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人們長期以來習焉不察的“采風”這樣的辭匯產生強烈的質疑。確實,如果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藝術學創作與研究對于那些地域色彩鮮明的民間藝術活動并不是毫不關心,那么很難否認,創作與研究者們經常是以“采風”的態度去關注和研究民間藝術活動的。人們慣于使用“采風”這樣的辭匯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兩個方面的信息。從歷史上看,“采風”的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經基本形成,它隱含了官方與民間二元且以官方為主導的文化價值觀;從現實的情況看,“采風”意味著藝術家和藝術研究只關注民間藝術活動作為創作素材的價值。因此,“采風”的實質,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貴族的立場上對民間藝術活動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實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幾十年里,地域色彩鮮明的和非主流的藝術樣式和優秀藝術作品,經常被主流藝術用以為創作的材料,回顧近幾十年的藝術史,我們會發現許多有世界影響的優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處理本土民間藝術元素的產品。然而,在民間藝術活動被大量地用以為創作材料而遭到掠奪性開采的同時,它們本身卻仍然被視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視為必須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擁有藝術價值的對象。
以“采風”的心態從事本土與民間藝術研究的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對象自身的獨立存在以及內在文化價值。因此,研究者變成了專事獵奇的旅游者,對于民間藝術對象的關注只限于與“我們的”藝術活動的差異,而并不真正關心這樣的藝術對于生活于其中的創造了它們的人們究竟具有何種價值和意義。從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種藝術樣式、多種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異的倫理道德和習俗對于它們的主體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致力于在這些獨特的藝術與生活的原生環境中,還原它們的內涵。這樣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風”式的官方和貴族文化心態,才能獲得對民間藝術真正具有文化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亟需借鑒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田野方法,摒棄西方中心與貴族趣味對民間話語空間的擠壓。
三一個實例:路頭戲
如果我們的藝術學研究能夠更多地注重對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借鑒與引進,尤其是徹底改變歐洲中心主義與貴族主義文化觀,那么對諸多藝術現象的研究與評價,都有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在我的研究領域,有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說明研究視角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那就是對臺州戲班大量演出的路頭戲(或曰提綱戲、幕表戲)的研究與評價。
近幾十年戲劇研究領域幾乎完全沒有對路頭戲的研究,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路頭戲卻可以說是中國戲劇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戲劇起源的年代。路頭戲之所以長期被戲劇研究人員們忽視,是由于它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為從上而下的“戲改”的主要對象之一。而對路頭戲的批判,其理論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對路頭戲的批判與其說出自藝術的原因,還不如說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簡單的演劇方法,然而它并沒有像同時代其它那些更為粗糙、原始與簡單的民間藝術那樣獲得尊重,它從一開始就被看成是創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對象,直到現在,在多數當代戲劇史家們的眼里,路頭戲之受到批判乃至遺棄,仍然被看成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然而,當我們通過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討路頭戲的存在以及它的意義,就會清楚地看到,像路頭戲這樣一種有著千百年悠久傳統的演劇方法,它之所以會受到眾口一辭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遺棄,正由于長期以來西化的和貴族的文化視角在藝術學領域占據著統治地位。
路頭戲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圍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戲改”工作的政府官員,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較高的、經常接觸甚至直接參與話劇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排除意識形態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戲改”簡直可以說就是在用西方的、話劇的戲劇觀,居高臨下地改造中國本土戲劇。像路頭戲這種本土色彩濃厚的傳統演劇方法,與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戲劇學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頭戲的演劇方法被后來的國辦或準國辦的戲劇表演團體遺棄,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長期以來衡量藝術的標準是由傳統詩學基礎上培養的文人決定的,雖然傳統文人最終接受了元雜劇和明清傳奇,卻始終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種“花部”戲劇劇種,同時也難于充分認同民間極富創造性的口傳文學的價值。文人趣味在中國戲劇領域占據統治地位的現象,并沒有因為1950年代的社會急劇變動而真正有所變化,反而因為劇團國家化而在制度層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學性和音樂性方面很難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頭戲,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們看到,如果說晚近一個世紀的藝術學研究受到歐化的和貴族的這兩種文化偏見的左右,那么路頭戲的遭遇具有作為樣本的罕見的深刻性,路頭戲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與遺棄,正是由于同時受到這兩個方面的夾擊。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書中所敘述的那樣,路頭戲至今仍然是臺州戲班最主要的演劇方式,但這種承繼了本土文化傳統的演劇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并不是因為路頭戲演出過程中大量的即興創造在戲劇學層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給定情境與表演者個人創造之間巧妙和平衡,以及潛藏在它的即興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員之間、演員與樂隊之間的互動與內在張力,而竟然是因為在本土的戲劇市場里,戲班最適合以這樣的演劇方式營業;并且,由于在晚近幾十年里路頭戲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為明顯的民間戲班,路頭戲的演劇方式也正在被棄用。
有關路頭戲的藝術魅力,我已經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探討,將來還會做進一步的研究。這里我只想通過它的遭遇說明,擺脫歐洲中心的和文化貴族的偏見對于中國當前的藝術發展以及藝術學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徹底轉變研究視角,路頭戲的藝術價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評價;進而,也許還有更多的藝術現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視角加以重新審視,給予重新評價。
四需要注意的問題
田野研究只是一種方法,雖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現代人類學與社會學特有的研究路徑,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個人的研究體會,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藝術學領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諸多需要注意的問題。
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標之一,就是考察藝術活動在特定文化環境中自然生成、發展的性狀。當然,對象的性狀總是會在與外界的不斷互動過程中經常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與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響而發生的變化,有質的區別。仍然以戲劇在晚近五十年的變化為例,雖然歷史上中國的本土戲劇始終在民眾審美趣味變化的背景下持續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但是正由于這樣的變化是在戲劇創作表演的主體與觀眾的互動之中緩慢而自然地發生的,因此無論如何變化都不足以出現背離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結果;然而1950年代戲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戲劇經歷了劇烈變化的這一改造過程中,觀眾甚至是劇團內部的創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沒有話語的權力。因此,中國戲劇的自然狀態之必然受到破壞,就是可想而知的。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種外來的文化價值觀是如何被強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終會產生臬的結果。它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值得好好記取的教訓,同時還給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難。
這就是我們今天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面臨的特定境遇,就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幾乎所有藝術領域那樣,本土藝術在外來的文化價值觀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這一文化現實,使得從事藝術學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翼翼。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面對的研究對象不是無感覺的作品而是具體的人的行為,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在社會身份、知識背景與生活環境等多方面的差異、尤其是趣味的差異,很容易被處于弱勢地位的民間藝人理解為知識與藝術見解的優劣,研究者在從事田野工作時,很容易被研究對象視為強勢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對被研究者產生不可預計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足以改變研究對象的原生態。
需要指出的是,在藝術學的田野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入侵者,極易對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間藝術本體造成損害。現代人類學家喜歡說“我們的身體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工具”,強調田野考察過程中研究者應該融入研究對象,在與對象的互動中體察對象及其可能發生的變化,但是在中國藝術學研究這個特殊的領域,我認為研究者應該盡可能做一個客觀和外在的觀察者,盡可能克制影響對象的沖動,因為保持本土藝術的原生態的意義,可能比改變它要重要一百倍。當然,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只不過清醒地意識到這種影響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果,自覺地將自己的影響盡可能減少到最低限度,無疑是從事藝術學的田野研究時必須遵守的職業操守。
其次,我希望強調藝術學的田野研究作為一項藝術學研究的價值,盡管我們可以借鑒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這樣的研究指向應該是藝術學的而不能僅僅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更直接地說,用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從事藝術學研究,應該是研究的重點。
每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不同學科的關注重點并不相同,因此,當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田野方法被引進到藝術學研究領域時,人類學與社會學所關注的那些問題,也很容易同時被帶入藝術研究過程中;或者說,研究者的關注重點可能會發生偏移,也許那些從藝術學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反而被忽視了,這樣一來,研究很容易演變成對于藝術、藝術活動的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而不再是藝術學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當然仍有其價值與意義,然而它的價值與意義是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坦率地說,這類研究即使再有價值和意義,也不是藝術學研究。它不能代替藝術學研究,也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藝術領域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舞蹈和我們的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清晨,在城市的街心公園,一群群的中老年人、有的隨著鑼鼓點在扭"秧歌"、有的跟著節奏鮮明的音樂跳"迪斯科"、還有的人在優美的旋律中跳著自編的"健身舞";晚間,在劇場可以欣賞到舞蹈或舞劇作品的演出、也可以到舞廳或聯歡會去跳交誼舞;節日期間還可以在一些公園等旅游點舉力的"游園花會"看到各地的民間舞蹈表演;如果有興趣和需要、你還可以到各種舞蹈訓練班學習芭蕾舞、民間舞、國標舞……來提高自己的舞藝。
如果有人問:什么是舞蹈?我們將怎么回答呢?
用簡明的話來說,舞蹈是一種人體動作的藝術。但是,這個人體動作,必須是經過提煉、組織和美化了的人體動作--舞蹈化了的人體動作。另外,屬于人體動作范疇的藝術也有許多種,如雜技、啞劇、人體雕塑、韻律操等等。所以,舞蹈不同于別的人體動作藝術的主要方面是:它是以舞蹈動作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段、著重表現語言文字或其他藝術表現手段所難以表觀的人們的內在深層的精神世界--細膩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鮮明的性格,和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自身內部的矛盾沖突,創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動的舞蹈形象,以表達舞蹈作者(舞蹈編導和舞蹈演員)的審美情感、審美理想,反映生活的審美屬性。另外,由于人體動作不停頓地流動變化的特點,它必須在一定的空間(舞臺或廣場)和一定的時間中存在;而在舞蹈活動中,一般都要有音樂的伴奏,要穿特定的服裝、有的舞蹈還要手持各種道具,如果是在舞臺上表演,燈光和布景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也可以說舞蹈是一種空間性、時間性和綜合性的動態造型藝術。
二、舞蹈的特性--舞蹈和其他藝術有哪些共同性?又有哪些區別?
藝術是人類審美活動的大家族,它的成員有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曲藝、雜技等。各個門類的藝術都是反映社會生活和表現人們思想感情的,但是藝術的反映和表現、不是一般的概念的抽象的反映和表現,而是個別的具體的形象和審美的反映和表觀。所謂審美的反映和表現、就是藝術家根據自己的審美情趣、審美理想,對社會生活進行選擇、概括、加工、并根據藝術的特點和規律予以創造性的反映和表觀。
在社會的歷史發展中,人們創造了各種藝術形式、這些藝術形式的主要區別就是各有其獨自的物質載體和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段。文學的物質載體是語言、文字;美術的物質載體是紙張、畫布、顏料、油彩,它的主要表現手段是色彩、線條、構圖和造型;音樂的物質載體是聲音;戲劇的物質載體是人們在舞臺上的行動(表演活動),除舞劇外,主要以語言、歌唱和動作為主要表現手段。電影的物質載體是人們的表演通過科學技術的方法攝制在膠片上,用電光在銀幕上放映出來;曲藝的物質載體是一至二、三人在舞臺上的表演、其主要表現手段是說和唱。雜技和舞蹈有著共同的物質載體--人的身體是其主要的藝術表現工具,多數雜技品種和舞蹈一樣,是以人體的動作、姿態造型和構圖變化為主要表現手段。雜技也是一種表演藝術,演員也塑造一定的角色,但是它不像舞蹈那樣著重表現人物情感的發展過程,一般不具有情節事件,而是通過高難度的技巧表演,表現出一種概括性的勇敢、堅毅、智慧的品格力量。因此,雜技具有更多的觀賞性和娛樂性。舞蹈作品中的舞蹈動作也要具有一定的技藝性,舞蹈演員要具備跳躍、旋轉、翻騰、柔軟、控制等高難度的技巧能力,但是,在舞蹈作品中表演高難度的技巧動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表現人物思想感情、塑造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的一種手段。如果在舞蹈作品中,以手段作為目的、演員高超的技藝不以反映生活、表現人物的思想感情為其存在的前提,或是不以舞蹈內容出發采選取相應的舞蹈動作技巧,而是以展示演員所掌握的舞蹈技巧能力出發,那就會使舞蹈作品由于內容和形式的脫節,或是缺乏藝術的完整性,而陷于失敗,舞蹈演員的技藝本身也就淪入了雜技性的技巧表演,而喪失了舞蹈藝術的基本品格。
三、舞蹈的起源--舞蹈藝術是從哪里來的?
據藝術史學家的考證,人類最早產生的藝術就是舞蹈。在遠古人類尚未產生語言以前,人們就用動作、姿態的表情來傳達各種信息和進行情感、思想的交流。以后由各種聲音發展成為語言和音調以后,才相繼產生了詩歌和音樂。在勞動中,由于制造工具,人的手逐漸變得靈巧起夾,又誕生了繪畫和雕刻。隨著人類的進化,思維能力和認識事物水平的提高,曲藝、小說、戲劇等藝術才相繼被創造出來。那么,舞蹈作為一種最古老的藝術,它的源頭來自哪里呢?
我國古代和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中說,人類是從天帝那里學來的舞蹈、或是人類受到掌管舞蹈的女神的啟發才創造出舞蹈來。我們知道,古代的先民,對神和人的概念的理解,并不像現代的人分得那樣清楚。那時的人們往往把一些具有不凡才能的人、超出一般人的智慧和力量的人,或是對于人類作出大較大貢獻的人,都看成是神的化身,或是能通神的人。現在,我們知道,各種各樣的神都是人根據自己的影象為基礎,經過想象而創造出來的。是神創造了舞蹈,歸根結底也就是我們人創造了舞蹈。那么,人又是如何創造了舞蹈呢?
有的學者認為,人由模仿的本能,舞蹈是人用有節奏的動作對各種野獸動作和習性的模仿。有些舞蹈還是對一些自然景物動態形象的模仿,如柳枝的搖曳、海浪的翻滾、風的飄蕩旋轉等等,人們都可以模仿它們進行舞蹈。
也有學者認為,在藝術的起源中,模仿雖然重要、但還不是真正的起因,藝術的起因是"游戲的沖動",游戲是自白的人性的表現。游戲也是人類最終脫離動物界的標志。這里的的游歡,是指人的審美需求,即以假象為快樂。如人模仿動物的舞蹈、就是通過這種假象的游戲來獲得快樂和宣泄自己的情感。
還有學者認為,由于原始人的思維分不清主客觀的界線、認為一切自然物都和自己一樣是有靈魂的,由此而產生了圖騰崇拜、原始宗教、巫術祭祀等,而這些活動都離不開舞蹈,甚至舞蹈是巫術活動的主要內容和最主要的表現手段。因此,有人斷言"一切跳舞原來都是宗教的"。
不少學者從原始人為了生存的需要,把繁衍下一代看作是非常重要約事情,而舞蹈是擇偶、求婚和進行情愛訓練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因此認為舞蹈起源于活動。而有的學者,認為舞蹈不僅表現人的情愛,人們的各種激越的情感,人們生活中有重大意義的情感和活動,都會用舞蹈來表觀。再沒有別的藝術行為,能像舞蹈那樣的轉移和激動一切人類,我國古代樂舞理論中就有:"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也生動地說明了舞蹈是表現人們最激動的情感的產物。
我國有很多學者主張舞蹈起源于勞動的理論,因為勞動是人生存和發展的第一需要,也是勞動創造了人自身,是勞動使人脫離了動物界,是勞動創造了人類社會。在原始人的舞蹈中,表現狩措和種植以及各種勞動生活的占有最大的比重。
我們認為以上各種舞蹈起源的理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十分完整和全面,因為舞蹈活動是人類生活中的一種社會現象,它的起源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構成一樣都不是單一的,而是有著多種因素的,所以人們主張"勞動綜合論",即:舞蹈起源于人類求生存、求發展中勞動實踐和其他多種生活實踐的需要,如果再詳細一點來說,舞蹈起源于遠古人類在求生存、求發展中勞動生產(狩措、農耕)、、健身和戰斗操練等活動的模擬再現,以及圖騰崇拜、巫術宗教祭祀活動和表現自身情感思想內在沖動的需要。它和詩歌、音樂結合在一起、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產生的藝術形式之一。
四、舞蹈有哪些種類?
藝術,是由各個不同的藝術品種所組成的。作為藝術之一的舞蹈,同樣是一個非常廣闊的天地,它也是由各個不同種類、不同樣式、不同風格的舞蹈所組成的。根據舞蹈的作用和目的,舞蹈可分為生活舞蹈和藝術舞蹈兩大類。生活舞蹈是人們為自己的生活需要而進行的舞蹈活動;藝術舞蹈則是為了表演給觀眾欣賞的舞蹈。
生活舞蹈包括有:習俗舞蹈、宗教祭祀舞蹈、社交舞蹈、自娛舞蹈、體育舞蹈、教育舞蹈等。
習俗舞蹈,又可稱為節慶、儀式舞蹈,是我國許多民族在婚配、喪葬、種植、收獲及其他一些喜慶節日所舉行的各種群眾性的舞蹈活動。在這些舞蹈活動中,表觀了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社會風貌、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特征。宗教、祭祀舞蹈,是進行宗教和祭祀活動的舞蹈形式。主要用以祈求神靈庇佑、除災去病、逢兇化吉、人畜興旺、五谷豐登,或是答謝神靈的恩賜;祭祀舞蹈,是祭祀先祖的一種禮儀性的舞蹈形式。過去人們用以表示對先祖的懷念或是希望先祖和神佛對自己的保佑和賜福。
社交舞蹈,是人們進行社會交往、增進友誼、聯絡感情的舞蹈活動。一般多指在舞會中跳的各種交際舞。另外,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在各種節日所進行的群眾性的舞蹈活動,多是青年男女進行社會交往、自由選擇配偶的社交活動,因此,也可以說是各民族的社交舞蹈。
自娛舞蹈,是人們以自娛自樂為唯一目的的舞蹈活動。用舞蹈來抒發和宣泄自己內在的情感沖動,從而獲得審美愉悅的充分滿足。
體育舞蹈,是舞蹈和體育相結合,以藝術審美的方式鍛煉身體,使身心全面健康發展的舞蹈新品種。如各種健身舞、韻律操、中老年迪斯科、冰上舞蹈、水上舞蹈,以及我國傳統武術中的舞劍、舞刀和象征模擬各種動物、特定形象的象形拳、五禽戲等均是。
教育舞蹈,是指學校、幼兒園等進行審美教育的舞蹈活動,以及開設的舞蹈課程,用來陶冶和美化人的思想感情、道德情操,培養人的團結友愛、加強禮儀,以及增進身心健康、都能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
藝術舞蹈,是指由專業或業余舞蹈家,通過對社會生活的觀察、體驗、分析、集中、概括和想象,進行藝術的創造,從而創作出主題思想鮮明、情感豐富、形式完整,具有典型化的藝術形象,由少數人在舞臺或廣場表演給廣大群眾觀賞的舞蹈作品。由于藝術舞蹈品種繁多,根據各個不同的藝術特點、大致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根據舞蹈的不同風格特點來區分,有:古典舞蹈、民間舞蹈、現代舞蹈、當代舞蹈和芭蕾舞。
古典舞蹈:是在民族民間舞蹈基礎上,經過歷代專業工作者提煉、整理、加工創造,并經過較長期藝術實踐的檢驗,流傳下來的,被認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義和古典風格特點的舞蹈。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都有各具獨特風格的古典舞蹈。歐洲的古典舞蹈,一般都泛指芭蕾舞。
民間舞蹈:是由廣大人民群眾在長期歷史進程中集體創造,不斷積累、發展而形成的,并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的一種舞蹈形式。它直接反映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由于各國家、各民族、各地區人民的生活勞動方式、歷史文化心態、風俗習慣,以及自然環境的差異,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
現代舞蹈: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歐美興起的一種舞蹈流派。其主要美學觀點是反對當時古典芭蕾的因循守舊、脫離現實生活和單純追求技巧的形式主義傾向;主張擺脫古典芭蕾過于僵化的動作程式的束縛,以合乎自然運動法則的舞蹈動作,自由地抒發人的真實情感,強調舞蹈藝術要反映現代社會生活。
當代舞蹈(新創作舞蹈):即不同于上述三種風格的新風格的舞蹈,它常常是根據表現內容和塑造人物的需要,不拘一格,借鑒和吸收各舞蹈流派的各種風格、各種舞蹈表現手段和表現方法,兼收并蓄為我所用,從而創作出不同于已經形成的各種舞蹈風格的具有獨特新風格的舞蹈。
芭蕾舞:是一種經過宮廷的職業舞蹈家提煉加工、高度程式化的劇場舞蹈。"芭蕾"這個詞本是法語"ballet"的音譯,意為"跳",或"跳舞",其最初的意思只是以腿、腳為運動部位的動作總稱。法國宮廷的舞蹈大師們為了重建古希秸融詩歌、音樂和舞蹈于一體的戲劇理想,創造出了"芭蕾"這樣一種融舞蹈動作、啞劇手勢、面部表情、戲劇服裝、音樂伴奏、文學臺本、舞臺燈光和布景等多種成份于一體的綜合性舞劇形式,在西方劇場舞蹈藝術中占統治地位達300余年,至今已歷四個多世紀。1958年北京舞蹈學校建立引進俄羅斯芭蕾至今也已四十多年。
第二類,根據舞蹈表現形式的特點來區分,有:獨舞、雙人舞、三人舞、群舞、組舞、歌舞、歌舞劇、舞劇等。
獨舞,由一個人表演的完成一個主題的舞蹈,多用來直接抒發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
雙人舞,由兩個人表演共同完成一個主題的舞蹈。多用來直接抒發人物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和展現人物的關系。
三人舞,由三個人合作表演完成一個主題的舞。根據其內容可分為表現單一情緒和表觀一定情節,以及表現人物之間的戲劇矛盾沖突等三種不同的類別。
群舞,凡四人以上的舞蹈均可稱為群舞。一般多為表現某種概括的情結或塑造群體的形象。通過舞蹈隊形、畫面的更迭、變化和不同速度、不同力度、不同幅度的舞蹈動作、姿態、造型的發展,能夠創造出深邃的詩的意境,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組舞,由若干段舞蹈組成的比較大型的舞蹈作品。其中各個舞蹈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它們又都統一在共同的主題和完整的藝術構思之中。
歌舞,是一種歌唱和舞蹈相結合的藝術表演形式。其特點是載歌載舞既長于抒情,又善于敘事,能表觀人物復雜、細膩的思想感情和廣泛的生活內容。
歌舞劇,是一種以歌唱和舞蹈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段來展觀戲劇性內容的綜合性表演形式。
水鄉婚俗是一個系統習俗,因有“六禮”③的傳統習俗貫穿始終,故有其深刻的人生寓意,在婚禮的所有細節和過程中將祈福、求子、驅邪的傳統習俗融合其中。作為習俗的物化形態——婚俗繡品承載了這些善良、美好的愿望,民間藝人們則圍繞這三個方面設計出了不同的繡品形態,以及豐富多彩的刺繡圖案。
祈福
“福祿壽”,福居首位,足見福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年節之日要祝福,喜慶之日要祝福,在人生大事——結婚這一場面上更是極盡能事,處處祈福。繡品便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美術的形式)來表現這個愿望。
在水鄉婚禮場合最顯眼的被面,因為嫁妝在結婚當日先在女家陳列,要“鋪行嫁”,謂之顯被,故最招人眼。絲綢繡被從八條到二十條不等。看料子底色的不同繡以不同的圖案,構成不同形式的圖案式樣。
被面以鴛鴦戲水圖案居多,鴛鴦身上各部分的配色雖不盡相同,但都不外乎紅、綠、黃三個主色調,變化在于某一色彩的三至四個層次的漸變,或某一色彩的鄰近色的穿插(如綠和湖藍、淡黃和中黃、橘黃等),色彩的變化因素比較多。鴛鴦的動態也各異其趣,有的同向而游,游在前面的回眸顧盼;有的對向戲首,私語竊竊;有的貼身同進,耳鬢廝磨。不同的動態,搭配不同的落花流水紋,有的水紋動感十足,有的則曲波微漾;在鴛鴦的旁邊再配以象征富貴的牡丹紋樣及各色花草,同樣的花草內容再以角隅紋樣的形式繡制在被面的四角。有的被面的四角則配以蝙蝠和云氣的紋樣,通常以五只蝙蝠代表“五福”。《尚書·洪范》曰“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在民間五福則是“福、祿、壽、喜、財”的象征。
為何在婚俗繡品中鴛鴦圖案用得多?一般認為其象征了夫妻愛情的忠貞不渝,但其更有古老而深刻的含義:鴛鴦屬雁形目。古代農民冬則居邑,春則居野,田牧之世,分散尤甚,故嫁娶必始秋末迄春初,雁來而以為禮,雁來則祀高媒,皆可見嫁娶之時節。在六禮中,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都要以雁為禮,一是取雁南來北往順乎陰陽,象征陰陽和順;一是象征愛情忠貞。其初始來源是與季節有關,以雁為禮限定了婚禮的季節,在農耕文明時代,秋末至春初是農閑季節,因收成有余才有能力置辦婚事。
在新床的正上方的紅色帳沿上,繡制了喜鵲登梅枝的圖案,兩只活潑的喜鵲在梅枝上歡快鳴叫,這是“喜上眉梢,開門見喜”的隱喻。
在婚禮上,新娘穿的“踏婿鞋”“禮儀鞋”和由蝙蝠、壽桃、荸薺、梅花等紋樣組成的“福壽齊眉鞋”,以祝愿新婚夫妻“福壽雙全”“舉案齊眉”,還有一種由玉蘭、海棠、芙蓉、桂花等圖案組成的“玉棠富貴”鞋,寓含著為新婚夫婦祝福的吉祥之意;婚后穿的“鳳穿牡丹”和“梅蘭竹菊”等圖案組成的花鞋,意為富貴、純潔和守貞的意思。
婚俗中的繡花鞋,圖案設計古樸,色彩鮮艷,針功細膩,水鄉農村的繡花鞋,更是鞋形別致,鞋形如船,喻路路通,除實用價值外,其圖案式樣代表了人們樸素的美好愿望,閃現著水鄉婦女的智慧和藝術天賦。
同樣的花草刺繡圖案也出現在了婦女的貼身之物——肚兜上,各式花草,荷花、荷葉還有蝴蝶等組成了肚兜的主體刺繡圖案。
求子
原始先民的生殖崇拜意識強烈,在各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在水鄉婚俗的繡品上也表現得較為豐富,如前文述及的被面,有以金魚為主體圖案刺繡的,金魚以五六條不等,形態、大小不一,動態各異,輔以水草、花卉及曲折水紋。同樣金魚的圖案還表現在婦女的私密之物——肚兜上,當然是兩條水中戲鬧的金魚。
早在上古時代,魚已成為瑞應之一。《史記·周本記》上載有周王朝有鳥、魚之瑞。古人又認識到魚的繁殖能力強,魚離不開水。元代劉庭信《新水令·春恨》云:“幾時能夠單鳳成雙,錦鴛作對,魚水和諧。”后世遂稱夫婦和好為“魚水合歡”,肚兜上繡制的兩條金魚,正暗喻了合歡和傳宗的意思。
這是求子意識在動物圖案中的反映,在植物的花草圖案中也有這個意識的出現,在繡制鴛鴦為主體的被面上,在牡丹花紋的中間穿插了一株姿態婀娜的草,它在牡丹的花枝間前后左右穿行,直至竄到牡丹的最上方,結出一個沉甸甸的穗子,上面結滿了累累籽實。這些籽實的繡制技法有別于其他紋樣的技法,其他紋樣都以平針繡出,而這些籽實卻以打籽的技法繡制這顆沉甸甸的穗子,也暗喻了強大的生殖能力。文化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野生物種的繁殖力都非常強,如稻田中的稗草,總是除不盡,還處處結起來。
最直截了當的求子意識,當推麒麟送子的圖案。這個圖案有的也繡制在了新床正上方的帳沿正中,畫面是一個男孩騎在麒麟身上,一手持蓮,一手抱笙,寄“連生貴子”之意,古人認為麒麟是“音中鐘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人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池”的“仁獸”,掛在新房中祈求夫婦早生貴子,連生貴子。據傳,孔子的出生就是麒麟送子的結果。
在上述的繡品圖案中,或多或少地出現了形態、動態各異的水紋,除了圖案形象的寫實情節需要以外,水紋圖案還具有更深層次的原始圖騰意義。《詩經》的《衡門》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聞一多先生認為古時男女幽會多在依山傍水之地,好行秘事,所以山和水叫“密”,水或叫“泌”,“泌之洋洋”含有此義。魚代表了兩性關系和生殖,而水與魚關系密切,所以對水的原始崇拜也正因為了水(魚)的生殖力和生命力。
驅邪
中華民族納吉驅邪的文化思想,在博大而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中都能找到其物化的具體形象,水鄉婚俗中的繡品也不例外。
以鳳凰登梅枝為主體圖案的絲綢被面,在梅枝旁還繡制了象征剛正、清廉的君子之風的竹子,梅竹二君子相依相伴,引來彩鳳雙飛翼,象征貞潔和美好的夫妻感情。
同樣,鳳凰也出現在枕套的刺繡設計中龍鳳呈祥的圖案:大紅的面料上,用黃線和金絲線繡制的蛟龍(黃線繡龍的外輪廓,金絲線繡龍鱗),蛟龍腳踩如意朵云,龍首朝下,龍尾朝上,是一條降妖除魔的蛟龍;一只以藍、綠色為主調的彩鳳則口銜牡丹回首呼應。
“鳳凰一出,天下太平”,枕套圖案有以雙鳳設計的,鳳穿牡丹:兩只色彩各異的鳳,互相顧盼,動態造型適合了枕套的長方形設計,邊框再繡以瑞氣云紋,圖案中心是一朵雍容華貴的紅牡丹。
象征吉祥長壽的也出現在新婚枕套的設計中,一般都是兩朵,再飾以曲折飄逸的綬帶。
還有掛于新床上方帳沿中間的發祿袋,從整體造型到花樣繡制,整個工藝稍微復雜一點。發祿袋造型有如意加花瓣結合的,有單個如桃子形狀的,有六角加花瓣形的,其下方及兩旁都掛有各色絲線束成的流蘇,袋面上繡制以各類花草、石榴、葡萄等多子瓜果,蝙蝠、喜蛛、萬字符,局部部件制成如意、花瓣、綬帶造型,外輪廓邊以金絲、花線繡成,發祿袋上出現了多種含義的象征物,也就集合了多種美好的愿望。
據記載,宋代時蘇州有一條“繡花巷”,集中了專門為刺繡制作花線的作坊,能染制八九十種色澤的花線,加上每種色區分各種深淺層次,合計達700種之多,真是萬紫千紅各色俱全了;蘇州一帶,當時專門有一種稱作“繡娘”的職業,從事刺繡教習工作,同時她們還要刺繡自己的嫁妝,并且要制作很多帶有刺繡的工藝品,以便出嫁時送給男方的親友。這些待嫁時制作的鄉繡品閃爍著水鄉新娘的聰慧。姑娘的閨中繡品,如荷包、香囊、扇袋、鏡帙、眼鏡套乃至裙袍、披肩、襯衣、鞋帽等都成了陪嫁中不可少的物品。這些繡品常以花鳥山水為題材,常常含有吉祥的寓意。
結語
在漫長的歲月里,水鄉婚俗繡品造型及繡品圖案,除了吉祥圖案審美特征外,還滲透進了水鄉文化的許多特征,如水文化、魚文化、蠶桑文化、船文化等的印記。這些文化印記的滲透,使得這些婚俗繡品更加體現了吳地人綿柔、雅致的性格特征,同時也使得這些藝術品顯得更加精致、雋永。
中國傳統吉祥圖案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表現民族歷史的一套完整的藝術形式,一些地方民俗文化更是體現了鮮活的地方歷史,人們通過這些直觀可感的完美形式,表達了對幸福美滿生活的熱切渴望。
內容摘要:水鄉婚俗是一個系統習俗,婚俗中的繡品是習俗思想的一種物化形態。它承載了人們祈福、求子、驅邪的善良愿望,繡品圖案融進了水鄉文化的許多特征,這些吉祥圖案體現了鮮活的地方歷史,也是表現我們民族歷史的一套完整的藝術形式。
關鍵詞:婚俗繡品圖案文化吉祥寓意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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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DV藝術的生活化生活的藝術化自我關照
導論DV之美在何方?
眼下,DV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詞,網站,流行雜志報刊,大學校園內也流行著“今天你DV了嗎?”的問候語。這里所說的DV已經突破了digitalvideo(數碼攝像機或數碼影像)的原始定義,已經具有了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在內的廣泛含義,甚至還是一種時尚和潮流的代稱,內涵上呈現出思想的異質性和藝術的前衛性的意識精神領域。“DV是一種生存狀態,是對生活原生態的接近真實的記錄。DV讓人們找回對生活久違了的天真和熱情,讓人們換一個視角去觀察習以為常的一切;DV是一種權力,是將用影像表達自己的權利從少數壟斷者手中歸還給大眾的一把利劍……”、①
1996年,DV攝像機在日本問世,最初被用來拍攝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幾年間,隨著機身性能的改進以及電腦配套設備的開發與研制,“能輕巧、價廉、自由地干事”、②,DV機已經成為當前個人影像制作甚至專業媒體都非常喜愛的一種攝像設備,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選擇DV進行自己的影像表達。“Dogme95”宣言的提出者之一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vonTrier)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獲得第五十三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獎,DV在中國也有著迅速而大規模的發展,甚至要比國外的DV制作更有熱情。DV傳入中國以來產生了不少的優秀作品,比如:《老頭》、《江湖》、《北京彈匠》、《鐵路沿線》、《北京風很大》、《雪落伊犁》……在觀影群體中都是盡人皆知的代表作品。而青年導演賈樟柯用DV攝像機拍攝的電影《任逍遙》則入圍第55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獲得很高的國際聲譽,成為中國DV影像的驕傲。
DV一詞被炒得沸沸揚揚,DV的輕便和便宜使傳媒家電化,DV成為人們觀察生活,體驗生活,表達思想的一種方式,代表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DV等數字藝術的發展在對傳統藝術沖擊的同時,也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尤其是在審美價值上頗有爭議。DV給了人們影像權利的同時也破壞了影像藝術的高貴和經典,“每個人都是一位藝術家”③,開機關機太容易了,影像能否承受DV之輕?“首屆獨立影像節”也被形容為“考驗觀眾體能的‘視聽盛宴’”,④沒有審美的愉悅可言,DV到底是以怎樣的一種身份介入影像藝術之流的,DV的美在何方?
藝術的本質在于展現生命力。生活是最大的藝術之源,美正是來源于生活中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作為民間影像的力量,DV比任何其他影像藝術更接近生活。DV在誕生初期只是為了提高家庭錄像的聲畫質量,當DV成為人們的家用品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回歸民間,承擔起反映民間的使命,甚至會在不自覺中最大限度的貼近生活的真實。DV的藝術性固然來源于對膠片電影在表現手法上的繼承和發展,然而其技術的特性與獨立性使其藝術性也具有特殊性。DV在技術層面上的輕便和經濟層面上的便宜促進了DV創作主體的下移,人們都不滿足僅僅生活在其中,都有了自我表達的欲望,創作主體多元化的同時,創作的內容更加平民化生活化,DV在本質上更傾向于民間,傾向于生活。
DV記錄著蕓蕓眾生的常態生活:《鐵路沿線》的流浪漢,《高樓下面》的外地打工者,《老頭》中的遲暮者……平常的人倫親情和家常里短無不感動著我們,無論是在DV鏡頭后面,還是鏡頭里面,我們看到的都是生命力的展現,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到處都是美的展示。DV的美,正是在于對生活的回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實現了人類的假說:藝術的生活化,生活的藝術化。
DV,能承受生活之輕
美無處不在,只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DV這只眼睛,發現了更多樸實無華的東西,讓生活中更為感人,更為真實的東西,無論丑,還是美,都坦然的呈現在鏡頭中。DV的平民化從純粹個人的角度對普通人喜怒哀樂的表達、對底層老百姓命運的關注、對人的個體或群的原生狀態的真實記錄,正是DV創作與生俱來的特點。因此,如果你在一個凌亂不堪的菜市、一個灰塵彌漫的建筑工地或一個破敗清冷的老街看到手持DV拍攝的人,你完全無須詫異,因為他就正是在以DV人的獨到視角,去捕捉周遭生活最平常、最質樸、最細小的片段。如西南師范大學學生創作的《最后的鐵匠鋪》,它所抓取的就是渝北靜觀場里的一家小打鐵鋪,那里曾是打鐵很發達的地方,后來因為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鐵器在生產生活中逐漸淡出,不少打鐵鋪都歇業了,這對父子卻在他們長期的作息慣性里,維持著冷清的鋪面。從中,我們看到的是新舊生活交替過程的一個縮影。類似的又如美視學院的《棒棒軍》,在紀實反映重慶“棒棒”①在城市邊緣不乏困苦的掙扎時,也折射出他們離開故鄉和土地流向城市的希望與夢想。在這里,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活狀態與我們這個大都市的發展變化形成了寓意豐富的對比。《歌者》也是這樣一部反映平常及社會邊緣人生活狀態的DV作品。該片導演兼編劇鄭正運用電影的方式和手段,將眼光投向重慶民間的“死人板板”②樂隊,講述了一個女子到外地尋找失蹤幾年的丈夫,為生存進了一個喪事樂隊。在對找到丈夫已經絕望時,她愛上了樂隊的組織人,卻又在一次演出中,意外發現死者正是她要尋找的丈夫。片中對小人物命運的表現,凸顯出一種平民化的審美視角。楊天乙則是看到城墻根下的老頭好玩,于是動了要拍攝的想法,《老頭》中展現的是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他們操著純正的京腔,在墻根下曬著太陽,天南海北地聊著。他們中有的已經口齒不清了,但是他們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依然顯出輕松自然,就連身邊的老哥哥去了,他們談論起來似乎也要像老北京喊臺一樣的叫上一聲“好”。這一切自然地從影片中流露出來,像是一杯滾茶在慢慢地往下沉,緩慢而有節奏。一切就如生活一般親切自然。《北京彈匠》的導演朱傳明,是在偶然的機會里結識了一位來北京彈棉絮謀生的湖南農民,從而引發了他拍攝此人生活際遇的想法;《鐵道沿線》的導演杜海濱(朱的同班同學)則是在他家鄉寶雞的火車站附近發現了一群以揀垃圾、拾破爛為生的來自中國各地的流浪漢,于是力圖切入并記錄這群被視為“賤民”的人真實的生存狀況,DV用鏡頭關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應該是人的生活,而不應該是劇情,脫離生活的劇情是經不起琢磨的,而我之所以喜歡紀錄片也正是出于對這方面的偏愛。人類的行為標示著一切,如果你用心觀察,你會發現許許多多生活的細節,而正是這些細節組成了我們復雜的生活,并暗示著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一切。”①
在DV作品中,拍攝者不僅僅通過鏡頭來觀察生活,而且是切身體驗著鏡頭下的生活,與其說他們在拍別人的故事,不如說他們拍的就是自己用心去感受到的生活。盛志名他拍《心-心》時說:“當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是冬天,特別累,就開始玩兒,到酒吧之類的地方。玩兒的過程中,就看到我電影里那些小女孩的形象。有一天我從酒吧出來看到三個女孩兒暈在地上,就送她們到另外一個地方,然后就跟她們認識了。她們的生活給我的觸動特別大。我覺得我是真實地把她們的生活放在那里了,我沒想作任何的遮蔽。這可能和我對生活的認識有關,我沒看到那么殘酷的東西,我覺得大多數人的生活沒那么傳奇。”②蕭狼在《苦樂打工妹》的創作手記中寫到:“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應該說小時侯也吃過不少苦;貧農的階級成分的原因吧,長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觸得比較多的是人文關懷者們所謂的‘弱勢群體’,我們宿舍樓旁的小炒部的那些打工妹于我畢竟是親切的,我們之間有共同話語;我想這是我們能夠溝通,因而我能順利完成這個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她們對于拍攝、采訪、DV、紀錄片等等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沒有去想她們會從自己日常看到的電視屏幕中出現;所以面對著攝像機,她們真是不會做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樣自然。在很短的時間里,我們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點起床,看她們做包子、煎雞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覺,讓她們午餐前給我打電話起來繼續拍攝——拍攝成了我們共同的工作。”③與其說是共同的工作,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杜海濱在《高樓下面》接近片尾的部分,出現了全片中惟一一個使用三角架拍攝的段落:除夕之夜的地下室的宿舍,一個中全景的畫面,阿毅蹲在地上剝蔥和蒜;此時作者從畫面右側出現,和阿毅一起剝蒜、洗菜,他離開、又回來,準備他們的年夜飯……當作者從攝像機背后走出來,他使自己也成為一個被拍攝者。吳文光在拍完《江湖》后,對“遠大歌舞團”④的關注也沒有結束,他有時仍然會出現在那個在窮鄉僻壤流動演出的歌舞大棚里。雖然大棚的演員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在他們當中,這個“戴眼鏡、肯幫忙、還給他們做飯吃的吳老師”⑤已經成為了傳奇人物。這次經驗似乎完全改變了吳文光以往的拍攝立場,他在一次訪談中說道:“我是在一種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覺得不是在拍一種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們,甚至我是在拍攝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傳。我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感覺真好,也許我沒有達到,但是的確拍他們就是拍我自己。我不能確定拍了這個團就像拍了全中國的團,但是我能確定拍的是我的生活。”①仲華也說道:“幾年前我曾經在武警部隊里當兵,做了好幾年的電影放映員,所以《今年冬天》有種半自傳的意味。再回到部隊拍這個片子,這是我呆過很多年的地方,這是我的地方,電影中四個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種電影的形象。使館的鏡頭能看出來,那幾乎是一個鏡頭一氣貫成,那里邊是我呆過很多年的地方,那兒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②把家用攝像機對準被遮蔽的現實與生活的時候,對準可能要遺忘的過去的時候,可能就完全是出于一種感性沖動,和一種對同類人的理解。朱傳明在創作手記中說到:“我常常被生活中這樣的場面感動:火車站疲憊而臥的人群,集市上擁擠的人流,馬路邊吆喝生意的攤販,建筑工地腳手架上的民工……他們的呼吸象暗流一樣洶涌,被裹脅而去。”③而楊天乙與她所拍攝的老頭之間,也產生了“他們成了我的生活,而我成了他們的念想”④那樣親密的關系。DV拍攝者以一種人文關懷的心態為底層吶喊。生活中的輕賤無所遮蔽地坦露在DV的鏡頭中,故事、演員、導演都來自生活,最后構成同一個藝術。
DV,能承受藝術之重
DV作為藝術的革新工具不僅在于拍攝客體的草根化,更在于創作主體的身份出現了多元化的可能,DV的出現,打破了“業內人士”和主流媒體的設備優勢,模糊了昂貴的“專業影像”與便宜的“家庭錄像”之間原本不可逾越的品質差異,從而賦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義上影像創作的權利。因為DV使用的低成本,因為其主要使用者是社會各階層的普通百姓和愛好者,所以從DV問世至今,它一直都體現出很平民化的色彩。曾在峨影廠執導多年、后又到西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任教的余紀教授告訴記者,“以前搞電影電視的,的確多多少少都有些‘貴族感’。由于它很強的藝術性和專業色彩,對普通老百姓來說,甚至它整個的攝制生產過程都顯得較為‘神秘’。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DV越來越普及,使得老百姓用影像的形式來自由表達自我成為可能。DV作為一種新興的話語權力的載體,正在被泛化和更多地采用,并影響和改變著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時代。”⑤重大美視電影學院副院長唐澤芊教授對此也有深刻體會:“藝術領域的影像創作,離不開相應的技術裝備。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后期制作功能的簡便化,使原來停留在專業領域的影視藝術走入了尋常家庭。就像卡拉OK一樣,影像藝術正在成為一種家庭化的藝術,平民化的藝術。”①DV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自由,一種思想和創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進的剪輯器材進行非線性剪輯的優點,并且采用了數碼信號的方式把作品傳到網上,“DV最主要的優勢對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要在創作前就擔心市場,擔心錢怎樣收回,擔心制片人給你壓力,哪怕作品賣不了,也不會使我債臺高筑,創作進入真正自由狀態”②,技術的發展從形式上改變了藝術的發生,技術門檻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使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影像話語的權利和自由。
DV不僅僅是一種設備,而是一種新的對待電影和對待生活的方式。當代中國比較著名的DV導演,除了吳文光以外,其余幾部DV作品的導演全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拍攝紀錄片,這些年輕作者的創作初衷大都介乎自發與自覺之間,沒有誰在拍攝之前就對紀錄片的本體或價值有一個明晰的認識,但每個人在舉起攝像機的時候,都滿懷著真誠表達的強烈愿望。吳文光認為自己是使用先拍后制作的工作方式“拍的時候完全不知道這東西拍來干什么,以后有什么用,只是覺得非常有意思,不去制作一個驚人的作品,它是一個更私人的東西,它想表達什么東西,想說明什么東西,它肯定是屬于我的,DV代表了一種真正個人的表達方式。”③“DV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作者的自來水筆,影像技術的進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擁有一種表達自己的手段,一種語言。”④DV承受生活之輕的同時,也承擔起藝術的重。創作客體下移的同時,創作主體的下移,創作的自由和私人化使藝術更有活力。雖不說人人可以玩DV,但至少它已不再是主流的特權。DV家電化的趨勢,使DV藝術成為一種生活態度,DV著,藝術著,生活著。
影視是一門高深的藝術,如果你拍一部電影,必須有專業知識,必須有設備,更主要是最好有個幾百萬,看《英雄》就可以知道了,光那些著名的演員的出場費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擔的,DV就完全不同,當然你也可以象《黑暗中的舞者》一樣,動用100臺DV,但那畢竟不是我們要走的路,真正的DV,有一個DV,有一腔對生活的熱情,有一幫朋友就可以。“DV影像工作站”⑤第三期的推薦作品是楊天乙的《老頭》,這部片子至今讓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這是一個之前跟影視毫無關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機;第一次拍攝紀錄片;耗時過兩年;一切自費;拍攝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頭,雖然有點粗糙但不失原創性和藝術性。清華同學自編自導的《清華夜話》畫面的晃動,聲音的生硬也無損于大家對它興趣,它是那樣的生動活潑,蕩漾著對生活積極的熱情。蕭狼在拍攝《苦樂打工妹》時,他鏡頭中的主人公甚至搶過攝像機拍起他來,讓他說他的故事。拍攝的對象和主體都已經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拍攝的快樂中去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生活的理解。2009年9月起,云南省德欽縣的幾位藏族農民在一家基金會的資助下,拍攝了《冰川》、《茨中圣誕夜》、《酒》、《黑陶》等幾部DV紀錄片,這個“社區影視教育”項目負責人郭凈博士在項目宗旨中寫道:“照相機,攝像機和電腦變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產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當城市里的年輕人到茶館為朋友的第一部短片助興,當鄉下的制陶師傅開始用攝像機機錄村民選舉的場景時。多樣化的聲音便在影像中出現了。”①從專業的角度而言,最近的DV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視聽方面的缺陷,但這些新紀錄片人卻以影片內容的真實性與原創力震動了國際影壇:楊天乙的《老頭》獲2000年法國真實電影節的評委會獎,朱傳明的《北京彈匠》獲去年日本山形紀錄片電影節“亞洲新潮流獎”,而雎安奇的《北京的風很大》則在澳大利亞國際獨立電影節上獲得了“最高喝彩紀錄片獎”。這些獎項不僅僅是對這幾位紀錄片導演的褒獎,更重要的是,它傳遞了這樣一種信息:一個普通人可以通過他的才華、毅力、對生活的熱愛以及簡陋的攝影器材,成為一位“真正”的紀錄片導演。因此DV更深刻的力量是一種對普通民眾的影像啟蒙,是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運用的記錄工具,是無數雙眼睛對我們這個社會的多元觀察和描繪,DV帶來了“民間影像”的燦爛前程。DV也不會因為其承受生活之輕而損害電影藝術的重,相反,越是民間的越是藝術的,越是生活的越是深刻的。DV是最具平民意識的,一切平民化的東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們對這個世界保持經常觀察,表達思考的習慣,每個人的眼睛都會更銳利,感覺更靈敏,思想會更開放,藝術也將更具生命力。
審美的生活化
DV從一種技術手段開始對藝術創作主體起了深遠的影響,進而對藝術內容的生活化起了催化作用,如果說技術帶來的藝術的生活化是一種外在的手段,那么審美情趣的生活化則是藝術生活化的本源。
美來源于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對象性的現實在社會中對人說來到處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成為人的現實,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現實”②,面對“人化的自然”③,人們“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理智地復現自己,而且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④因此受眾在藝術批評和欣賞中,有一個“期待視野”⑤,他們期待藝術對生活的親近,真實成為中外視覺藝術作品接收和欣賞的衡量標準。它是在人類幾千年欣賞描寫現實的文藝作品的過程中和幾十年接收寫實風格的影視作品過程中形成的,從柏拉圖“模仿乃是藝術之根本特性”⑥起,至中國“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⑦,無不要求藝術的真實性,惟有真實才能引起受眾的真正共鳴,受眾也才能透過藝術作品反觀自身。受眾代表的就是生活,DV反映的也是生活,受眾的生活又呈現出藝術的狀態,我們在看DV的同時我們也就是在看自己。當我們看到《不快樂的不止一個》家庭問題,《心-心》中的絕望中的希望,《苦樂打工妹》的艱辛又充實的日子,《清華夜話》中的學生生活,我們本能地感到親近,立刻意識到,這就是我們周圍的生活,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這些鏡頭真實記錄的酸甜苦辣就是我們自己的酸甜苦辣。巴贊、古拉考爾多次指出,紀實電影與真實的生活有一種親近性,正是電影與觀眾的親近性引起了觀眾對電影的親近性。DV更是如此,它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題材對生活的貼近。在權威調查機構AC尼爾森調查中發現觀眾喜歡收看的紀錄片類型的節目卻是《生活空間》這樣的節目和一些專題片,顯然“講述老百姓的故事”是很多觀眾關心的話題。人們期待紀實性的作品,是因為人們希望看到自身。“紀錄片,尤其是更多的民間創作,創作者的角度可能是相對小眾的私密的,但他們所揭示出的空間,卻是大眾共通的。”①京華時報記者在北京電影學院等藝術院校和北工大等非藝術院校的學生會均進行了調查,學生們對紀錄片顯示出的極大熱情,讓記者很是意外,其中的幾部紀錄片是學生們屢屢提起的,比如講述了關于農民巡回演出的《江湖》;講述了一群遲暮老人生活故事的《老頭》;還有彈棉花的農村青年在都市中的遭遇和生活的《北京彈匠》等。吳文光講,“雖然乍一看,這些拍攝對象都不是社會的主流,但從片子中,大家能看出許多人性中相同的東西,而這些恰巧是普通人不愿顯露的,卻是人人都有的,大家喜歡的原因就是這種大眾化激起了心底的共鳴。”、②學者黃集偉認為:“文字閱讀中,那種以虛構為能事的傳奇已是最靠不住的東西,‘非虛構’的加入,正顯出了無上魅力,開始成為我們閱讀生活中的核心期待。”③文字如是,影像豈不一樣,DV中真實的生活,讓我們更大程度的反觀自身,藝術的生活,美的生活產生了。
僅僅生活其中,僅僅觀看他人或者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使我們滿足,我們又有自我表達的渴望,于是在欣賞別人的作品,別人的故事同時,我們也拿起了DV拍攝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于是有了《清華夜話》,我們一邊臥談,一邊拍攝,一邊看著我們的DV哈哈大笑;于是有了《冰川》、《茨中圣誕夜》、《酒》、《黑陶》,我們在生活的同時把它記錄下來,同時我們又成為自己第一個觀眾。創作與審美在生活中融為一體。藝術的審美,得到的是一種共鳴。導演的思維,對象的生活喚起了審美主體的某種相似經歷的記憶,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因此藝術更真實更具感染力;當審美主體成為創作主體兼創作客體的時候,這種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也就更為深刻,前者是反觀自身,后者是直面人生。審美的需求也促使藝術創作的生活化。藝術的生活化,民間化,從內容上改變了藝術的發生,生活主體的藝術化從形式上改變了藝術生成;DV改變了藝術,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導演、演員、還有我們都生活在這個社會,我們都在別人的故事中演著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出現在你的鏡頭中,也許明天你將會在我的鏡頭里,“我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我,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④,DV溝通了藝術和生活,溝通了你和我。我們期待著在DV中的我們,以此反觀現實中的我們。
美在生活
“人是詩意的棲居的”①,生活和藝術本不可分割,人類走了一個循環,藝術自從勞動中生活中脫離開始就有一種回歸的沖動,這也是紀錄片的經久不衰的原因。在工業化的現代,人們更渴望一種高科技高情感完美結合的生活,DV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工具,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希望。與其把DV當作一種媒介,一種設備,不如把它當作一種生活態度,DV并不同于過去的“作者電影”②,它不僅僅是“個人的表達”③,它還是一種個人的生活。真正跟DV態度有親緣關系的是維爾托夫的“帶攝影機的人”④。DV不僅使制作電影成為了一種個人的事情,它的欣賞也是成為個人的事情:我們在自己家里觀看DV作品,我們把DV作品裝在上衣口袋里隨身攜帶,贈送朋友,……DV,代表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獨立的藝術生活。或者說DV就是生活本身.它是生活中的一個全新的要素,一種生活習慣或習俗;它在我們的手上,在我們的生存之中;在它的面前,生活沒有一個外面,它無法從外面來觀照生活;它就在生活的里面,是我們個人生活和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面對它,我們就是在直面我們自身。
席勒在《美育書簡》中談到:“人對美只應是游戲,而且只應對美游戲。…………唯有當他是充分意義的人的時候,他才能游戲,唯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⑤如果說DV產品的產生和發展從技術上促使藝術回歸生活,人的審美情趣則從人的本性上要求藝術回歸生活。美是自由的,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自由,DV給我們自由藝術自由表達的權利。藝術更重要的是參與性和互動性,游戲的藝術不僅僅是自由的,更是積極的。我們都在參與這個美的游戲,游戲中處處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生活中處處展現著人的生命力,在對象化的現實中我們反觀自身,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我們關照自我,從而得到審美的愉悅。“美在生活”⑥,藝術在生活,美和自由不可分,藝術和生活也不可分的,DV在走進生活融入生活的同時,也就從藝術起點回歸到藝術的終極。回歸是人們的審美理想,只有在生活中藝術,在藝術中觀照生活,這才是完整的人。
參考書目
《電影觀眾學》章柏青張衛著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6
《西方文論概要》楊慧林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
《西方文藝理論》張秉真章安祺楊慧林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一、大時代——中國動畫教育發展的時代背景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短短的幾年之間全國已有近200家大學開設了動畫專業。回望過去,中國社會已經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發展建設,市場經濟環境逐漸形成,按市場化、經濟規律辦事的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隨著中國的入世,各行各業都在逐步與國際接軌,文化教育和信息產業也正面臨著挑戰。其中藝術市場經過20多年的快速壯大與發展,空間已變得相對有限,那么必然要尋找新的社會需求增長點即新的藝術教育專業發展的空間。而動畫教育與動畫游戲產業的前景在經歷了相當長期的痛苦醞釀之后,很快將要形成一個巨大的經濟增長點,這個以知識經濟為特征的動畫產業,早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重要支柱產業。據國際權威機構統計:2002年,全球動畫產業的產值是268億美元,2003年預計是310億美元。韓國和日本的動畫產業的產值都超過了汽車業。在擁有兒童3.9億的中國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市場,動畫游戲業現在已經被世界各國普遍看好,被稱為是21世紀最有希望的朝陽產業。集藝術與科技于一體的動畫游戲藝術,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青少年最易于接受的文化教育的主體部分,不僅標志著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狀態,更關系著未來的文化傳承。目前,美國、日本和韓國動畫游戲的盛行不僅給中國帶來經濟的流失更帶來傳統文化的斷層。
韓國和日本因國地狹小,受制于物質化的傳統產業發展沒有大的空間與前景,轉而大力發展不需要消耗物質能源的文化產業。韓國將動畫產業看作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支柱產業。韓國文化振興院是政府出面組織的非政府組織,設有社會各界專家組成的咨詢委員會和論證委員會。他們在各地的辦事處分析當地的市場情況,向政府提供建議,政府據此組織企業進行投資。前不久韓國又推出了“卡通振興5年計劃”,決定從今年開始到2007年,將韓國國內卡通市場規模從現在的5萬億韓元增加至10萬億韓元,并將通過國家及民間共同融資2000億韓元。可見,韓國政府是非常重視和扶持動畫產業的,他們在按照市場規律有步驟有組織地運作。
動畫教育與動畫游戲產業潛在的巨大市場和中國動畫發展人才奇缺的矛盾,正是全國藝術院校發展動畫教育的歷史機遇。中國動畫教育辦學歷史最長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專業,1999年以前,它還是美術系中的一個專業。到了2002年,正式面向社會招收學生的動畫專業院校已達四五十家左右,2003年達到70家,到2006年初已有200多家。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但同國際上動畫產業比較發達的美、日、韓動畫教育院校相比,在中國的動畫教育院校還是很少。因此,中國動畫教育同樣處于剛剛起步的初級階段,全國的動畫教育的現實狀況基本如此。
一個學科的發展是否健康成熟,看一看該學科教材體系的建設與相關論文的數量與質量就可以有一個起碼的判斷。在目前這種大的環境下,教材從質量上暫不去講,僅從數量只有有限的幾本、并且多數專業教師多是從美術教育轉過來的來看,動畫知識、技能有待學習提高,教學經驗有待總結完善,繼而豐富。總體上師資嚴重匱乏,更談不上成功的經驗了;動畫專業教育基礎體系遠沒有形成,更談不上完善了。而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必然,有空白就需要彌補;不完善,就有機遇。
二、動畫教育跑馬圈地,發展后勁尚未明晰
動畫教育院校風起云涌,以招生數量來跑馬圈地,不是長久的發展之計。用扎實的基礎工作,從系統工程上做起,并且一切還得從實際出發,根據每個院校的自身基礎條件與特點,認清動畫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確立符合本身特點的長遠發展目標,走出特色發展之路。目前全國的動畫教育從某種角度看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機遇同樣也是平等的。任何事業的成功運轉都有一個起步、開始、發展、成熟、完善的過程,因此,作為動畫教育者要切實從基礎一點一滴做起。在目前這一階段,大多數的動畫院校的專業師資只有一到三名,自己培養師資需要一定的培養周期,而且,優秀的師資還需要相當時間的實際創作教學經驗才可能成為優秀的教師。所以,條件如此,事業還不能等待,我們能做的,也應該做的只有從實際出發,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從師資隊伍和教材建設做起,盡可能充分地利用、整合好現有的動畫教育資源,逐步確立并完善整個動畫教育體系。如果說有競爭,也要分清主次,分清競爭對象。也就是說外國動畫與中國動畫的競爭、外國動畫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競爭是目前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而國內院校之間更多是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在當前的環境與條件下要保證動畫教育的發展后勁,實現國內動畫教育院校多贏局面。
三、學院教育與社會實踐(產業)的關系
教學是動畫藝術專業的主體,科研是教學的翅膀,實踐(產業)是教學的試金石。三者互相依靠,互相促進,又互相制約。
大學作為教育機構,是以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為目的。教學自然是其中心環節,一切的活動必然圍繞教學而展開。但是時代是在不斷地發展進步的,尤其在信息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知識的更新速度也是相當快速的。如果沒有與社會進步相適應的科研和實踐的促進,學生學到的知識很快就會不適應社會的需求,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教學就是失敗的教學。所以教學并不能脫離科研與實踐而自行其事,必須有科研與實踐的相輔相成。同樣,過于注重科研與實踐(產業),偏離了以教學為主線的原則,又使得學生所學的知識變得偏頗狹隘,缺少系統性、普遍性。影視是一種綜合藝術,它包含了文學、語言、表演、戲劇、舞臺、音樂、舞美、燈光等。動畫藝術作為影視藝術的一種特殊形式,既有影視的一般屬性,又有動畫藝術所特有的屬性,如動畫藝術中的演員不是真人的表演,而是藝術家創造出來的虛擬形象,但其所做的表演又來源于生活中的真實。因此,動畫藝術的教學有其自身相對的特殊性,它本身就是一門實踐性相當強的學科,這樣就要求圍繞實踐的學習環節更多一些。當然,任何新生事物的發展都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都需要有一個從起步、過渡到逐漸成熟,到全面完善的發展過程。我們所希望的是這個過程不要太曲折,太漫長。我們沒有更多的時間去試驗,國際影視動畫產業大鱷已對中國的影視動畫市場虎視眈眈,我們的傳統文化勢必受到沖擊和影響,動畫教育的緊迫感和使命感應進一步加強。
四、中國動畫教育與產業的繁榮需要大動畫的藝術教育概念
1.傳統思維定式的制約。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有優秀深厚的文化底蘊,有優良的人文傳統,這是我們的優勢。同時,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另一方面傳統也有制約我們思維方式的弊端,這樣說并不是排斥文化傳統,而是要提醒我們自己不要被傳統所羈絆,裹足不前。在動畫藝術的創作上,動畫是一門對想象力和夸張力都有非常高要求的藝術,傳統的思維定式制約了想象力和夸張力的發揮。如何突破思維定式,開啟思路,這是中國動畫人的共同課題,傳統的思維定式制約不僅僅只是體現在動畫藝術的創作上,體現在教學、科研與生產實踐上,體現在動畫教育與產業的各個環節,每個環節都需要相應的專家或學者去研究解決。
2.文化底蘊與視野的制約。一方面,動畫相關的資料與信息的缺少,交流渠道不是很通暢,與其他相關的姊妹藝術如音樂、文學、戲曲等的交叉、交融不夠。動畫藝術生產創作與商業運作環節的連接不充分,動畫行業環境氛圍有待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原因,從事動畫藝術的從業人員在對文學功底的積淀的重要性上存在一定的忽視。動畫藝術不僅僅是動畫技術的問題,更多的是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對生命、歷史、人文的認知與思考的問題。在人才的培養上應有意加強學生的文學素養的積淀,同時,相關環節如動畫編劇、導演等又與傳統電影電視編劇、導演的相互認知與參與上存在斷層,也制約了動畫藝術的發展。這些都是急需動畫教育去解決的問題。
3.行為方式的制約。有時很多人做事經常愛抱怨,這個條件不具備,那個困難大,沒有這個,缺少那個,困難講了一大堆,缺乏認真對待困難和問題的態度和積極研究怎么利用現有的條件達成目標的求實精神。
五、抓住發展機遇,繁榮中國動畫教育
綜上所述,抓住目前動畫教育與產業在新技術為載體的信息時展的千載難逢之發展機遇,把我們的動畫教育與產業迅速發展壯大,以動畫形式為載體,以動畫教育為手段,以中國文化為核心,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學會不要把問題復雜化。如果我們中國的動畫能夠認真從以上幾個方面逐一落實,認認真真,不急不躁,充分整合與利用好現有資源,解決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困難,從思維上、根本上找到解決問題的思路,提綱挈領,那么動畫藝術教育與產業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再創新的輝煌。
同時,漢字是一種以線條為基本組成部分的文字,線條組合的豐富性和穩定性也決定了漢字造型的靈活和穩定,不同的線條,不同的結合。靈活之中顯得穩重,對稱之中表現和諧,漢字線條的這種獨特的特征帶給漢字的就是一種“骨”,這是一種從漢字本源所散發出來的“氣”。
二、漢字具有形象意境之美
這是由于漢字的字型是以象形為基礎的。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象形字時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也就是說,隨著事物彎彎曲曲的樣子把他勾畫出來。日;太陽的輪廓是圓的,而且高掛在天空,不斷的發光發熱,所以古人就把“日”簡略成為一個圓形,中間一點。月,畫成一個彎彎的形狀,因為古人看到的月亮在大多數時間都是彎的,所以古人將月亮畫為輪彎月來表示。在中國人的眼中,線條不僅僅是線條,而是含有更多內在的東西,如八卦,“一”代表的陽是,“一一”代表陰,用這二種符號就組合成為代表萬事萬物。中國的儒、道兩家有一個共同的基本觀點,就是說自然和社會的事物雖然紛繁復雜,但卻都是由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原始材料按照一個基本的規律組合而成的,既所謂的太級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漢字就是多用象征的手法把事物化繁為簡,以最簡單、平易、意象的藝術手法來完成人的思想。例如:一木為木,二木為林,三木為森,形象生動。中國漢字講究一字傳神,人的無限思緒往往短短三五字就表現的淋漓盡致,如“龍”字,中國是個崇拜龍圖騰的國家,在草書中的龍,就是一條張牙舞爪飛騰的巨龍的形象,因為這個字的意境深遠,我們透過這個飛騰的龍字看到的是中國先民的精神崇拜和中國古老的文化。
三、漢字潛藏的文化之美
1.哲學思想
在漢字中的很多字形都蘊含著一些樸素的唯物辨證思想。我們先來看看漢字中最簡單的“一”字,首先從“一”字的含義上來說,許慎在解釋“一”的時認為:惟初大極。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段玉裁進一步解釋到:有一而后有二,元氣初分,清輕陽為天,重濁陰為地。正像《周易》上所說的“天一地二”,“一”是天之數也,“二”是地之數也,中國的先民就是這樣把漢字溶入了更深的內容和意義,把漢字同萬事萬物聯系起來。在古代的漢字藝術中,有一種表現形式叫“計白當黑”,其實里面蘊涵了古人的“有”“無”的一種哲學思想,如齊白石畫蝦但不畫水,而是用空白的紙面做水,他的蝦給人看了以后感覺有種鮮活感,他以“無”表現“有”,把空白的空間留給觀者,用他們自己的生活體驗來填充,去意會白紙中的水,以“道家”的思想來解釋,畫出的蝦就是“陽”,留下的空白的水就是“陰”,這樣就在對立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從而產生強烈的美感
2.倫理思想
(1)做人思想。在古代,人們認為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是最關鍵的東西,只有他自己的道德修養很高,才能擔負起治理國家天下的重任,也是所謂的“修身、治國、平天下”。如“信”,《說文》解釋:“信,誠也,從人言”就是人說的話要真實,如果一個人講話不真誠,就達不到做人的基本原則,他就是不一個真正的,為大家所認同的“人”。“仁”,《說文》:仁者,親也。從人二。《中庸》解釋:仁者,人也。也就是說,做人要做一個有愛心,有信用,能夠對別人以幫助的人。中國易學有三才之道:立天之道,曰之日月:立地之道,曰之剛柔:立人之道,曰之仁義。可見古人將仁義作為一個人為人處世的基本標準來對待,
(2)禮教思想。古時的禮教制度非常嚴格,如“君”,《說文》:“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意思就是說,所謂“君”者,就是發號口令的人,慢慢的“君”字就成了統治者的代名詞。“臣”就是一個被統治者的形象,“臣”是一個側目、曲身、俯首稱臣的人。在古時候,作為臣子,從來不能用目光與君王正視,這樣做回被視為不敬,對君王所說的話就要無條件的接受,這就是古時的君臣之道。“孝”是我國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俗話說:百善孝為先,《說文》解釋:孝,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者也。“孝”在我國是有很深的思想根基的,子女孝順才能家庭和睦,家庭和睦才能國家穩定,國之本在于家。
漢字經歷幾千年的發展,它記錄了中華民族成長的歷史,它包含著太多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思想,這其實就是漢字富有如此魅力的根源。漢字反映了民族心理,表現出了民族性和民族特征,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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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澤厚.美學三書:美的歷程.
[5]宗白華.美學散步.
藝術管理學研究必須借鑒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我們知道,人文學科之所以稱之為“學科”而不稱之為“科學”,是因為人文類學科所要表達的是一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研究的對象是一種感性對象、經驗對象,對它的研究通常采用觀察、描述、思辨等非實證性方法和手段,即以經驗為基礎,通過歸納走向概括。相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所以稱之為“科學”,最根本的原因是具有實證性,以及重復性和他證性(可測量性),且排斥任何哲學式詭辯。雖然藝術管理兼具有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特點,但在本質上更多具有社會科學的特點,因此我們把藝術管理的學科屬性定位為一門具有很強人文氣質的社會科學,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其本質是一門社會科學,那藝術管理學也必然具備實證性特點,藝術管理學研究也就可以像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那樣達到一種可預測和可控制的程度,比如通過調查預測某種年齡層次的人更認同某種藝術,或調查某社區、群體的文化趣味、審美傾向,從而對藝術的生產和消費進行控制。如此說來,藝術管理學研究在某些必要的時候也就自然可以采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運用統計學、數學之類的工具來建立分析模型,也完全可以運用各種管理工具來輔助經營決策,比如在藝術管理實踐中的財務分析、戰略分析、經營環境分析等就可以運用統計工具進行輔助決策,這樣可以讓我們大量的藝術管理行為建立在相對可靠的理性分析之上,而不是性情多變的主觀判斷。實際上,在藝術行業范圍內,許多我們看似主觀、感性的現象,仍然可以通過某種途徑和方法來轉換成理性分析。比如日本的藝術設計界,就針對產品設計開發過程中各種難以駕馭、難以評判的感性因素開發出一套理性評判學科——感性工學,其基本思路就是把藝術設計過程中涉及的各種感性因素通過設碼、編碼、譯碼等環節轉換成一種理性判斷,為設計提供具有實際分析價值的數據參考,這可以大大提高設計的科學性和成功率。可以說當今日本的產品、時尚設計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受到歡迎,與其設計界能利用像感性工學這樣具有科學、理性思維的分析工具是分不開的。當然,在一個幾千年來人文倫理異常強大的國度要求我們的學者在思考問題、研究問題時具備更多的科學精神,這是非常不習慣的,也是非常艱難的,這種轉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其實,在知識交融的今天,藝術界完全不必談理性色變,談規則色變,不妨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問題,或許會給研究帶來一種新鮮的空氣和意想不到的局面。在這個開放的世界里,任何把自己關閉起來,拒絕吸收外界營養的行業,最終都會走向消亡。
藝術管理學研究必須淡化“門戶色彩”
在設計攝影畫面的構圖時,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構圖的均衡美。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可能都有過以下的體會:一把椅子傾斜了就會讓人產生不穩定的感覺。而大多莊重、尊嚴的東西又是很對稱的,比如古代宮殿門口的石獅子,它是成雙存在的,給人以對稱的美感。因此,攝影作品的畫面均衡,在構圖時十分重要。
二、對稱和均衡在畫面中的運用
對稱,象征一種高度整齊的程度。比如蝴蝶,它的形體和翅翼花紋的對稱美,一直為人們所欣賞,在攝影作品中對稱的畫面也時常可見,但大多數攝影作品,在構圖中并不追求一半對一半的對稱,而是刻意于畫面的視覺均衡。
攝影畫面布局的均衡,是人們運用視覺和心理上的習慣,對畫面內全部可視形象所處的部位,進行穩定與否的一種衡量。在攝影的構圖中,絕對的對稱會給人一種靜止、拘謹、單調的感覺,生活中人們對審美的要求仍然以追求均衡居多。過多的運用對稱會使人感到呆板,缺乏活力。而均衡則是為了打破較呆板的局面,它既有“均”的一面,又有靈活的一面。結構的均衡是指畫面中各部分的景物要有呼應,有對照,達到平衡和穩定。均衡的范圍包括構圖中形象的對比:人與人,人與物,大與小,動與靜,明與暗,高與低,虛與實等等。
對攝影者來說,布局的均衡是結構理想的結果,因而處理均衡的問題,也就是處理畫面結構的問題。作為攝影畫面的兩大組成部分,主體與陪體是表達思想內容的主要對象和輔助對象。所以在處理畫面布局均衡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它們之間的呼應關系,這其中包括兩者在情節上、情緒上以及動態、動勢方面的呼應關系。
三、構圖中的主次關系
根據主題思想要求,選擇有價值的景和物,組成攝影畫面。在這個畫面中最能體現主題的對象,就是主體。而在畫面中,那些不是最直接體現主題思想,僅對主體起到一定程度的烘托、陪襯,幫助主體說明主題思想的對象,習慣上稱為陪體或周圍環境。在攝影畫面中要妥當的安排和處理好主次關系,避免出現零亂、主次不分,淹沒或失掉主體,而造成沒有主題的現象。
在設計畫面時要注意主體和陪體的關系,一幅照片如果只有主體而無陪襯,畫面就會顯得呆板而無變化,但陪體不能喧賓奪主;主體在畫面上必須顯著突出,要棄繁就簡,必要時可改變拍攝位置和角度,或是搬動不必要的東西,以達到畫面簡潔,突出主體的效果。在照片畫面的主次關系上可以掌握以下兩點:第一,如果遇到雜亂的背景,可以采取放大光圈的辦法,讓后面的背景模糊不清,以突出主體。第二,選擇適宜的角度進行拍攝,避開雜亂的背景,以使人物的形象突出。
第四、構圖中“黃金分割”的運用
初學攝影者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最吸引人的景物放在正中間。的確,在正中間的景物是最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的。但是,將吸引人的物體放在正中間,很容易只讓人專注在那個物體上,而令畫面變得呆板。
既然要避免居中,就要知道所謂的“黃金分割”,也就是“黃金比例”,將之運用于美術和攝影的構圖中往往以5:8的比率來表示。另外,九宮格構圖(也稱井字構圖),實際上也屬于黃金分割的一種形式。就是把畫面按水平方向在1/3,2/3位置畫兩條水平線,按垂直方向在1/3,2/3位置畫兩條垂直線,然后把主體盡量放在交點的位置上。實際上這幾個交點都符合“黃金分割定律”,是最佳的位置,當然還應考慮平衡、對比等因素。這種構圖能呈現變化與動感,畫面富有活力。這四個點也有不同的視覺感應,上方兩點動感就比下方的強,左面又比右面強。在具體的攝影構圖中,可將其應用于情節對比、虛實對比、動靜對比、大小對比等。
五、處理好畫面的空白
攝影構圖中的空白,既有因景物本身,如:煙、云、霧、天、水、空隙所制;又有因為光與色的藝術處理所制。實體與空白的相互襯托,形成有規律的起伏節奏,產生一定的的韻律感,是攝影藝術在處理畫面構圖虛實關系中,廣為運用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