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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聯合國五大機構于2008年出版的《2008創意經濟報告》顯示,從1996年到2005年,中國創意產品出口額從184.28億美元增長到613.6億美元,2005年中國已經占據創意產品全球出口市場18.29%的份額,成為全球創意產品的第一生產國和出口國。然而,通過對具體出口行業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的創意產業出口主要集中在文化產品制造,如工藝品加工、設計產品加工等,而核心的版權內容產品輸出仍然不足,尤其是視聽內容產品及版權貿易還相當匱乏。2000年到2005年,中國版權和許可證費出口額從8000萬美元增加到1.57億美元,增長96%;同期,中國的版權和許可證費進口額從12.81億美元增長到53.21億美元,增長315%。2005年中國的版權和許可證進、出口額之比為33.9:1,是典型的版權貿易逆差國。
2005年后至今,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逆差的狀況依然不容樂觀,以新聞出版總署自2005年起連續4年的《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統計數據為例: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等核心文化產品的貿易額逆差逐年擴大(2005年14853.16萬美元,2006年上升到17256.39萬美元,2007年躍升到21477.73萬美元,2008年更上升至25029.64萬美元);版權進出口比例在2005-2007三年間有所降低(2005年7.18:1;2006年6.02:1;2007年4.28:1),但2008年卻相反上升至6.91:1。
綜上可見,我國目前仍處于文化產業全球分工鏈的低端位置,具有中國主流價值和現念的核心文化產品在國際文化貿易中總量仍然很小。
二、我國對外文化貿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1.對祖國傳統文化重視不夠
西方國家有現代民主,可是其宗教思想卻從來就沒有中斷過,這就保證了其文化的延續性。而我國,由于把1840年以后中華民族所受的屈辱及國家的落后都歸罪于傳統封建文化的積淀,于是,“倒掉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結果是韓國人申請了端午祭,我們才酸澀地覺得它是我們的財富;中國年輕人日益隆重地過起了西方情人節,我們才宣傳起中國的七夕節;外國快餐在中國攻城掠地,我們才鼓吹起中式快餐的好處。可以看出,我們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傳統文化了,還談什么擴大文化產品的出口?反觀其他國家,它們卻非常重視保護自己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產品。WTO多哈回合談判中止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個原因:在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中,法國等國提出了“文化產品例外”原則,即文化產品不能實施貿易自由化,這與美國的意愿相左,從而導致此談判破裂。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方國家內部,盡管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但在維護民族文化的純潔性和延續性上,西方國家仍然是態度鮮明、立場堅定的。
2.沒有把傳統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傳播中華精神
中華文化元素是由顯性因素和隱性因素兩部分構成。顯性因素,如文學藝術、經史典籍、民族服飾、歷史遺跡、節日風俗、書法篆刻,乃至于中國結、奧運吉祥物福娃,甚至一把紙扇、一撮茶葉,等等;而隱性因素是那種支撐我們中華民族發展到今天、并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的精神、氣質、品格和風骨。在對外文化貿易中,我們要求通過將顯性的中華文化產品推向世界,并在此基礎上,向世界傳播中華精神。顯然,隱性因素更加重要,因為其一旦被外國人所接受,則會加速顯性文化產品乃至于普通貨物的對外貿易。
然而,由于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以及中國傳統觀念認為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國人很少想到去賣文化。結果出現了一種令人尷尬而又可怕的事情:花木蘭是中國的,但美國卻把它拍成了電影,除賺了3億美元的票房收入,更將花木蘭變成了美國品牌;三國演義是中國的,但在網絡游戲中,卻被日本開發成游戲軟件,成了日本品牌。
3.政府沒有積極推動對外文化貿易發展的有力措施
應當說我國有關政府部門已經在思考如何促進中國的文化產品走出國門了。2004年7月文化部與商務部及海關總署聯合下發了《關于促進國產音像制品出口的通知》,2005年初文化部發出了《關于促進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的通知》等。但是這些政策都缺少實質性的支持,如稅收問題、投資優惠等。特別是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風險都大大高于普通商品,生產的周期也大大長于普通商品,如何給予扶持,沒有明確的、切實可行的措施。
三、積極推動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的發展
1.借鑒他國經驗,合理規劃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發展格局
1929年后,美國控制電影產業的大財團通過收購企業和控制發行渠道,逐漸建成有效的全球制片發行體系,為好萊塢電影繼續走向世界打造了堅實基礎。通過跨國文化公司、占據市場份額90%以上的影視產品及影視音樂版權貿易等,美國文化和價值觀走向全球,大大拓展了話語權。
韓國在金融風暴后對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尤其注重文化創意產品的國際市場拓展。其基本戰略路徑是瞄準國際市場,將中國和日本等國為重點出口對象的東亞地區作為登陸世界市場舞臺的臺階。通過針對亞洲、美洲等地區的區域差異開發針對性產品;挖掘品牌對韓國形象和韓國文化產業的市場效應;在文化出口地區建立“前沿據點”,通過前沿據點開展區域市場調查、研發和宣傳;積極開展跨國合作,集中資金支持重點出口項目等具體措施,分地區、分階段占領國外市場,有效地推動了韓國游戲等文化產業的發展。
現階段的中國與當時的美、韓具體國情差異較大,不可盲目模仿。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產業的國際化發展是國家文化實力被世界承認的必由之路。可以說,目前中國內地的文化產業只是存量,而作為我國文化產業增量的外向型文化產業,發展力度明顯不足。中國可借鑒國外成功模式,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以文化產業國際化戰略,實現新時代的文化突圍。
2.全方位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和貿易活動
例如參照世界文化論壇、全球文化論壇、國際文化和發展大會等全球性文化交流平臺的運作方式,吸納國際文化基金等國際性文化基金會的資金資助,并力爭形成長效機制,進一步強化“中國注意力”的影響。為進一步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爭取中國文化話語權,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促進與文化相關的各項事業和產業快速發展,提升我國國家形象,增強整體競爭力,還應當積極打造更高規格、更有全球影響力的文化交流平臺,從而形成定期的、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交流機制。
此外還需加快中國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學院等對外文化交流機構的投資建設,以此為載體推進漢語教育事業及中國文化傳播;拓展交流合作領域,鼓勵人民團體、民間組織、民營企業和個人從事對外文化交流以淡化其政治色彩,簡化程序,為民間力量參與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便捷通道。
3.積極培育有特色的跨國文化集團
深圳華強集團就是跨國文化集團的優秀代表之一,其在海外投資興建文化科技主題公園,是國內文化產業出口非常值得借鑒的成功案例。繼在第四屆深圳文博會上將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文化科技主題公園輸出到伊朗后,2009年5月18日簽定投資的南非主題公園被譽為“中國迪斯尼”,這是中國向非洲出口的首個大型文化產業項目。這種將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高技術含量以及含有中國文化的主題公園,大量地輸出到國外,不僅可以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還能夠積極推進世界范圍內的文化交流與合作。
與此類似,國內市場穩定且發展潛力較大的企業可通過直接投資或注資海外文化企業、建立文化產品的國際營銷網絡等,以多元化渠道進入國際文化市場;中小文化企業則應根據自身實力,以合作出口、積極參與國際性文化展銷等方式,適當尋求國際合作。同時還應利用金融危機背景下海外人才回流的有利時機,發揮其國際化背景的優勢,尤其是借助高端投資人才的國際化操作經驗,破除海外市場迷霧,為文化產品服務“走出去”助力。
4.投建海外文化產業基地
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產業,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相對成熟的運作機制以及優秀創意人才集聚等等的前提下才會迸發出產業自身所具有的巨大價值。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導致海外投資成本大幅下降,為中國出海建立文化產業基地或產業集聚區,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長期以來存在著實力弱小、經驗不足、不熟悉國外投資環境等現實障礙,單獨出海往往面臨巨大的投資風險。因此,中小企業在有經濟實力較強、國際貿易經驗較足的大型企業帶動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以合作參股方式在海外形成產業集聚,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投資方式。
文學
一、孔子學院誕生的背景 文學
世界文化是豐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借鑒是促進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而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載體,成為各國人民之間增進了解和友誼的紐帶,對加強各國之間的學習和借鑒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日益廣泛和深入,漢語的文化價值和使用價值也在提升,漢語學習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民眾的重視。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2003年作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的計劃。中國國家漢辦將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民族文化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北京設立了“孔子學院總部”。
可以說,在海外建設孔子學院是中國國家積極推動的項目,也是21世紀初中國外交的一個戰略。“孔子學院“的英文名稱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其學說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于中國人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首要記憶;對世界來說,孔子是中華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因此,該名稱體現了中國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底蘊,也體現了新世紀中國文化將逐步融入世界的發展趨勢。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開辦以來,從尼羅河畔到乞力馬扎羅山,從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邊,從五大湖區到西伯利亞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個國家和地區,已設立了249所孔子學院和56所孔子課堂。短短4年,孔子學院花開全球,其發展速度非常驚人。孔子學院的迅猛發展,得益于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國的需要。“孔子學院”是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語和了解中國文化的園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臺,是加強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友誼合作的橋梁。毫無疑問,孔子學院的誕生、建設和發展勢頭對中國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國家形象和構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中國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二、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權國家以維護本國文化利益及實現國家對外戰略目標為目的,在一定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內一切和平手段所開展的外交活動。文化外交的獨特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優化一國的國際形象。
建構主義認為,通過文化信息和價值觀念的對外放射,國家將產生文化影響力,從而建構其廣泛受到國際認同的一國的國際形象。對中國而言,建立起負責任大國形象是國家形象設計的戰略目標。這就要求中國以國家自身的和諧發展為基礎,積極推動世界的和諧化進程,積極發揮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國家形象中的作用,從而逐漸塑造起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孔子學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屬性,其目標就是要推廣漢語和中華文化在世界的傳播,讓外國人民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的價值觀念,做到“潤物細無聲”,在提升中國國際形象的同時,增進友誼,共創和諧世界。傳播文化最好的載體是語言,孔子學院在傳播漢語的同時推廣中國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為。陳至立在第二屆孔子學院大會上演講時說,孔子學院要成為“海外漢語推廣的基地,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
2.鑄就強勢文化,提升一國的文化競爭力及綜合國力。
一國的文化交流狀況基本與國家綜合國力成正比,經濟水平高、綜合國力強的國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對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實現對外戰略目標。
正如漢斯•摩根索所言,“較之軍事、經濟等因素,文化如果運用得當,將能征服人們的頭腦,產生持久、穩定的戰略效果”。在文化多樣化發展的當今世界,能否占據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強勢文化,將對一國的發展起重要作用。從傳播學角度看,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對強勢文化的擁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經濟上對受眾在吸引力方面處于相對優勢地位。
當今世界上一些國家的強勢文化正深刻地影響著其它國家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在國際上依然缺乏應有的影響力和認同度,中國外交在國際機制和國際事務中的實際參與度和話語權依然有待加強。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各國對漢語與中華文化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而孔子學院正是以傳播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孔子學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國熱”的升溫,為中國的文化外交帶來不少福音。
三、孔子學院對中國文化外交的重要意義
1.加快中國文化的傳播,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語言和文化之間有著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的推廣對文化傳播有巨大的推進作用。“孔子學院”以漢語教學為渠道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各國人民更直接地接觸中華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華文化。有了漢語作載體,中國的書刊、雜志、影視、網絡信息等流傳于國門之外將不再舉步維艱。
漢語是維系中華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紐帶,在漢語的國際推廣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傳播,加快京劇、影視劇、文學作品等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滿足國外對中國文化的向往,使中國文化成為吸引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時這也將增強海外華人、華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進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本國語言的國際化是國家之間軟實力競爭的重要內容和象征。近代以來,中國人走出去傳播漢語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但長期僅限于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領域。2002年,中國開始醞釀在海外設立語言推廣機構。孔子學院是海外漢語教學推廣基地,同時也是外國朋友了解中國的窗口,是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合作的平臺,也為中國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從傳播學視角看,“孔子學院”的文化國際傳播應該是搭建雙向的橋梁:一方向是中國輸出其語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國的國際形象;另一方向是從與國外進行交流活動過程中吸取其優秀成分,以服務于中國文化及與國際先進的發展水平接軌的事業。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問題專家理查德?鮑姆所說,“中國政府通過孔子學院提升國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張柔和的孔子的臉”。〔〕〔8〕孔子學院正是中國文化外交的一項創新舉措,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
目前,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國為首的全球信息傳播體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國“,使中國國際形象極大受損。美前日本防衛所言舊俗史部長星島九夫發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國’的論調甚囂塵上,我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美國戰略、美國國防和戰略安全保障問題的專門研究人員,對中國進行觀察,得不出這種結論。成為威脅的該是別國,而不是中國。”韓國學者李映周也系統批駁了“中國”,他指出“ 認為中國在21世紀強大起來必然構成對外擴張 ,威脅別國的觀點是荒謬的” 。但是 ,化解“中國” ,關鍵靠我們自己去澄清。“ 孔子學院 ” 的發展正是向世界大聲發出自己的聲音 ,向世界說明中國 ,辯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國成功舉辦了第29屆奧運會。在開幕式上“四海之內皆兄弟”、“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等《論語》中的名句,通過一幅幅緩緩展開的巨大畫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塊漢字展示給全球幾十億人面前,我們看到的是受儒家影響的大國風范和禮儀;奧運會開幕式正是頌揚了中國的儒學價值觀。中國用活字印刷版不斷變換的“和”字,通過奧運會這個平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情懷,和要與世界人們共同締造和諧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學院正趕上了這個好時機,做到了讓世界人民對中國、對“和文化”價值觀的尊敬、理解和贊同。孔子學院通過平和、 吸引、 寓教于樂的方式營造理解 ,釋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閡、誤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對中國國情以及中華文明的了解,從而有助于化解中國、優化中國國際形象;有助于展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無窮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國文化外交的獨特魅力。
四、結語
21世紀是各國軟實力較量的時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為中心的時代。中國作為一個對世界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尤其是在經濟崛起、國力大增之時,更應該注重挖掘文化的潛力,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外交當中一項創新的舉措,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最鮮亮品牌。孔子學院的事業才剛剛開始,雖然它在興建中存在一些潛在問題,有待解決和完善,但從長遠來看,孔子學院對中國的文化外交的促進和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義的。它實現了“讓中國走進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文化外交戰略目標,搭建了文化國際傳播的雙向橋梁,在這種雙向文化傳播中,通過自身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不斷碰撞中不斷走向成長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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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國GDP躍居世界第三位,這標志著中國硬實力指標已邁上一個新的臺階。然而,中國軟實力,尤其是文化軟實力卻依然處于弱勢。縱觀世界文化市場,美國占了43%,歐盟占了34%,亞太地區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韓國占了5%,中國和其他亞太國家占了4%。中國科學院出版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9)中也指出,中國的文化影響力僅居世界第七,文化競爭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這與中國的經濟大國形象相去甚遠。
在全球化時代,各國對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傳播力越來越關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傳播力來自哪里?為什么西方文化會在傳播力方面占上風?為什么韓劇和日本的動漫能把他們本國的文化帶到全球各地?
程曼麗認為,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在國際社會廣為流傳并得到普遍認同的時候,軟實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國必須制定科學、合理的對外傳播策略。關世杰對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十年進行了回顧與反思,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停留在籠統地談內外有別和外外有別。
目前,跨文化傳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許多學者從教育、媒體以及文化的個性方面著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剛強調,在重視介紹西方文化的同時,也要重視中國文化的滲透,使學生學會使用英語介紹中國的文化與國情。汪飛舟認為,國際大眾傳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國際傳播環境中制勝的是服務意識。縱觀以往的研究,我們發現對文化個性化的研究相對較突出,而對文化的共性研究卻較少。本文擬從文化共性的角度出發,根據中外文化傳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國文化傳播的有效途徑。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傳播的理論依據
認知語言學認為,人們在對周圍的世界進行解讀和識別時,遵循的是一種體驗哲學。由于人類擁有相似的認知結構、類似的生存經驗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隱喻表現出一定的文化共性,體現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這是構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礎,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順利傳遞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自從人類進入群居社會,不管是處于東方,還是在西方,不論生活于古代,還是現代,時空、地域、習俗和民族的差異,乃至文化上的差異,都不能掩蓋人類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臨的基本生存問題的共通性。這眾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構成了超越時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類共同的價值基礎。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盡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維方式、地理環境、語言體系等諸方面相去甚遠,但由于人類有許多共同的生活經歷,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們都有對衣、食、住、行和工作、學習、文化娛樂等的需求,都有家庭關系,都有喜、怒、哀、樂,都會經歷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紅臉、皺眉等姿態來表達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間在文化方面存在著許多“共性”。同時中西方人民對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導教育優先,倡導人的進取精神和人道主義思想等。所以美國大片引進到中國,我們能夠普遍接受它,是因為它也宣揚懲惡揚善。外宣的成功,需要盡量避開分歧,多宣傳共同的東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異,也有一定共同之處,可以在二者之間找到匯合點。所以我們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要供給的是能夠被人認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傳播了這些“共有觀念”,就可以讓相關國家認同。
2文化傳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國文化在對外傳播中往往過分強調個性,而忽視了共性。眾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國外興趣點的重要因素。只有點燃西方人的興趣點,才能吸引他們逐漸喜歡上中國文化。如小仲馬的《茶花女》與我國《今古奇觀》中的《賣油郎獨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們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著手我們的文化宣傳。在文化對外傳播的過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
昆曲藝術被認定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僅在中國本土掀起了昆曲熱潮。而且為昆曲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中國傳統戲曲跨文化傳播的經典個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業運作與社會運作相結合的戰略、立足本土與輻射世界的雙重定位、堅持傳統與調和現代的審美準則,為當下中國傳統戲曲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啟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來,不僅足跡踏遍了兩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訪美,在加州大學4個校區連演4輪12場,在美國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世界日報》把青春版《牡丹亭》訪美與當年梅蘭芳訪美演出相提并論。倫敦主流媒體認為昆曲體現了中國古典文化韻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亞愛情喜劇和睡美人故事的劇目。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馬上開設了昆曲課程,音樂系與東方語文系合作,把昆曲當作世界性的歌劇來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藝術的國際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和中華民族先輩們非凡的藝術創造力,成為中國昆曲走向國際市場的成功范例。
從傳播方面來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觀眾對象為年輕人(國外也是如此),因為年輕人更加容易受影響,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創作者們考慮到。對于不熟悉古典戲曲情節的國內外青年觀眾,片斷式的經典折子戲無法使他們產生理解與共鳴,需要演全本。連續性的情節才能產生情感的激動與心靈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員詼諧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國外觀眾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處世幽默觀。再者,也是重要的一點是中西方人們對愛情具有同樣的渴望,使得劇中纏綿四百年的愛情夢想能使國人和西方人產生人類心靈的共鳴。青春版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創始人白先勇先生說:“昆曲是唯美藝術,追求美是我的出發點和歸宿。我就是要叫中國的古典美還魂,以美喚醒觀眾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來演繹他們的愛情神話。”
2.2《少林武魂》在百老匯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國大型功夫劇
《少林武魂》講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長的故事:戰亂頻起,母親懷抱嬰兒逃難,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嬰兒被少林寺眾僧救起撫養,取名慧光,從此在少林寺習武。慧光長大成人,成為身懷絕技的功夫大師,走上自我發現和濟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國觀眾凱恩斯說:“我非常喜歡該劇結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這句話,它讓我感受到中國人民非常懂得愛。”
武術一直為全世界人們所喜愛。以往的武術表演似乎為了武術而武術,缺乏劇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認可的“濟世利民”和熱愛家庭本身的人類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導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對流傳世間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現的禪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內涵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2.3韓劇在中國的傳播成功與其地域性的選擇
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韓劇以其獨特的魅力風行國內,深受大批中國觀眾的熱捧。韓國的影視能在中國暢銷,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們有選擇性地采取了與中國的文化倫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傾銷而來。中韓兩國之間歷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韓兩國在價值觀上趨同,這給中國觀眾接受韓劇奠定了心理基礎。
韓國的影視作品大多以現實題材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點,在現代劇中隨處可見韓國的傳統文化因素,如溫暖的小吃、街頭排擋常成為韓劇的場景,展示了韓國獨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會的場合多身穿傳統民族服飾;生活劇和愛情劇中,不厭其煩地出現吃飯場景,且都是具有韓國民族特色的飲食方式。韓國影視劇十分注重在細節上對民族文化生活特色進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銷售文化產品的同時,也使得其間附帶的所謂高麗文化逐漸為世界所認同。其次,韓國電視劇多走親情、友情、愛情的情感路線,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普遍接受的影視題材,他們正是用人類世界大同的情感來博得了人們內心自然的應和。此外,韓劇在中國乃至東亞儒家文化圈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蘊含著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蘊。因此,有專家坦言,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已穿上韓服,正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在中國傾銷,以漢文化為根基的韓文化,大有成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勢。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進行中國文化對外傳播
文化的共性決定了人類對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對于新鮮事物有強烈的接納意識。因此在宣傳中應以文化共性為基礎,逐漸打開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體說來,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3.1在傳播內容選擇上,強調民族性,兼顧世界性
每種文化都具有自己的顯著的特點,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強調民族性的同時,還應兼顧其世界性。一種文化只有宣傳出去了,才能發揮其對國家軟實力發展的貢獻作用。其實,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東西很多,可以細化的東西也很多。比如中國的“和”文化,“和平共處”、“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等文化理念應是傳播重點。中國的“親情”、“仁義”等觀念都是中國的傳統精髓,也是逐漸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應該加以進一步的宣傳。總之,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底蘊,對于代代相傳的國人來說比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廣泛對外傳播,一定要注意其內容的選擇,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東西宣傳出去,再帶動一些民族性的東西,逐漸滲透,從而使中國文化發揚光大。
3.2在傳播的方式和理念選擇上,應強調現代性
在傳播方式上,中國文化應該更加注重文化對外傳播的現代性理念投入。中國文化向來具有連貫性和延續性。在現代化的今天,傳統的中國文化元素遭遇新時代的挑戰,但是這種文化的根是不會改的。因此,在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這種根是絕對不能被忽略的。同時,我們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須運用現代的手法對傳統的、能改進的一些元素進行加工,創造出屬于現在這個時代的特色中國文化,并根據接受國的特殊接受心理和習慣進行改進。如針對日韓國家動漫非常流行的現象,在對外漢語的教材設計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動漫化的設計,輔之以一些現代的手段,使得中國的文字語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進而推動中國文化的傳播。此外。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詮釋將能加快中國文化傳播的步伐,例如,《孫子兵法》與商業謀略結合起來的有關書籍,在美國已成為熱銷書。
3.3加強交流、規避沖突,、和諧共融
沒有一種文化的傳播和接受是單向的。在傳播和接受的同時,也必定會接受對方的文化。那么加強兩種文化的互相交流與信任,將會有效減少對對方文化誤解和曲解,同時增加對對方文化的好感和興趣。中國和法國、俄羅斯互辦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
沒有一種文化交流是沒有沖突的,也沒有一種文化的傳播是非得靠強迫來讓對方接受的。中國文化在傳播過程中,與其它文化的沖突在所難免,此時就需要傳播者調整姿態以接觸和相互了解的心態規避沖突。因此,在考慮自身文化傳播的途徑時,必須考慮對方文化接受的問題。
在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樣化,中國文化向來提倡以和為貴,要與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價值觀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認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異的存在,尊重對方的文化,并嘗試互相理解、包容。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嘗試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進行融合,比如京劇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互相尊重,才能進一步深入傳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納、和諧共融。
第一,學生對西方歷史知識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歷史的學習內容主要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文化概論課不是歷史課,但是離不開歷史知識的基礎,學生對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紀的歷史知識存在著較大缺口,造成教學效率較低;
第二,從上古時期到當下,西方文化概論課程內容涉及的時間跨度長;“西”的概念指向多個民族國家,課程內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層面又包括物質層面,知識體系龐大,教學內容涉及的知識面廣,造成了教學內容的取舍困難;
第三,傳統教學模式對學生的影響較大,學生的自主學習性不強,教師的教學方法單一,導致教學和學習效果均不理想。
2 教學目標的確定
對外漢語專業西方文化概論課的教學目標是立足于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培養學生運用西方文化知識與和中國文化進行對比,了解西方思維模式、文化特征與中國文化的不同,消除民族間的文化隔閡和差異,更好地進行漢語教學。
第一,全面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識體系,包括體制的演變、宗教、科技、教育、哲學和文學等各方面的發展和特點;
第二,在了解西方思維模式的基礎上,在從事對外漢語教學活動中有針對性地選擇教學方法運用到漢語文化、漢語語言的教學中;
第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避免文化沖突,更好地傳播中國語言和傳統文化;
第四,掌握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中西文化對比和交流的基本技能,提升跨文化交際的能力。
3 教學內容的選擇
目前,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總課時為36課時,如何在有限的課時內實現教學目標,對教學內容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
3.1 本體知識
搭建面向對外漢語教學的西方文化概論的知識體系,包括:西方文化產生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西方文化發展歷史階段的分期與發展進程;西方的宗教信仰、社會生產與生活狀況、科學技術、教育、政治經濟與國家制度、文學藝術等相關方面的分析;通過對西方文化的系統學習和研究,揭示西方文化的本質特征和文化精神;強調以理性分析的方式來把握西方文化變化的規律,把握西方文化概論這一學科基本原理的分析闡釋方法。
3.2 能力
高級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對能力培養極其重視,在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中可以側重從三個方面來培養學生的能力:第一,文化研究的能力,學生在對文化知識體系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培養學生對文化現象的關注度和敏銳度,能夠從多個角度對文化現象進行剖析和探究,找尋其本質和規律。第二,文化教學的能力,語言教學即文化教學,對外漢語教學過程中文化教學是必不可少的,通過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學習,把握西方文化本質、西方思維特征的前提下,在今后實際的教學過程中,能夠恰當地進行文化導入、文化滲透和文化傳播。第三,跨文化交際能力,主要通過中西文化對比來實現,跨文化對比可以加深學生對中西兩種文化之間差異的理解,并激發他們去了解產生這一差異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原因,從而使他們獲得跨文化交際的文化敏感性,增強跨文化意識,便于中西交流和教學。
4 教學方式的改革
4.1 自主學習與教師講授相結合
西方文化概論的本體知識教學要突破以往傳統的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方式,學生自主性的發揮往往只是通過教師提問、學生回答的單一方式來進行。教師要通過多種方式培養和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就某些教學內容簡單、學生熟悉的章節可以安排學生自學,教師只是指出該部分的知識要點、重點和難點,課上課下給予學生答疑。另外,可以通過網絡平臺,給予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比如提供學生武漢大學西方文化概論的精品課程網站;針對每個章節,根據學生的知識儲備情況,提供課前預習知識;根據學生課堂上的學習情況和知識點的掌握情況,提供課下鞏固和拓展知識。
4.2 開展專題介紹和討論
西方文化概論課程的教學內容安排是遵循時間線索、分歷史階段來展開講授的,突出的是階段性特點,缺乏對宗教、科技、哲學等專門文化領域進行全面縱向的總結和歸納,缺乏對各文化領域的橫向對比;因此,教師可以開設西方宗教、西方科技、西方哲學、西方教育等多個專題,將學生分成多個小組,以小組為單位各選一個專題進行研究,通過資料收集、整理、分析和總結,撰寫報告,最后再全部展開討論。
4.3 強調中西文化對比
對外漢語專業學習西方文化的最終目的,在于“知己知彼”,通過“知彼”更好地“知己”,從而減少和消除對外漢語教學中由于文化差異引起的隔閡和沖突,更有利地推動對外漢語語言和文化教學。在西方文化概論的課程教學中,要引導學生將西方文化的知識點與相關的中國文化進行對比,鼓勵學生從中發現規律和特點。
化具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排拒性,很難容納外來文化的滲入。筆者認為這
種看法是失之偏頻的。作為一種古老悠久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的
確具有保守和封閉的一面,但決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適當的程度。中國傳
統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積極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
過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展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質,當然,
我們對這一文化在某些時期特別是近代表現的封閉性、保守性,也應有
實事求是的評價。
一
中國一開始便以富饒的東方農業大國的面目出現。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統的封建帝國以來,在經濟上形成了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結
構;在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結構和宗法等級結構構成了封建大
廈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領域,儒家學說在絕大部分時間內占據著封建意
識形態的主體地位,并和中國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來傳入中
國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渾然一體,它們作為中華民族文化(華夏文
化)的主體又和各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漸融合成為恢宏磅
礴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凝結、沉積為共同的
民族社會心理和文化心理,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準則、價值觀
念和行為規范。加上中國地處東亞大陸,東部和南部瀕臨茫茫滄海,西
北橫亙漫漫戈壁,西南聳立著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在這塊廣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國文化遠比周邊的所謂“四夷”先進,在相當長
時期內保持著傳統的文化優勢,整個東亞地區基本上處于中國文化的影
響之下(即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國素有“天朝勝國,禮義
之邦”的美稱。即使與當時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也毫不遜
色,甚至還更為先進些,從而形成較為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這無疑會使中國傳統文化帶有保守和封閉的傾向。但是,只要這種文化
自身的優勢及其所賴以建立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來
文化的挑戰時,就不僅不會盲目排斥或窮于應付,反而敢于迎接外來文
化,并積極吸納和融合外來文化。一方面,它總是居高臨下地把外來的
文化因素認同于自身體系,要求外來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觀念和心理定勢為框架,來解釋、消融、改造外來文化因素,在
對外來文化的涵濡蘊育中模糊了對方的本來面目,最終使其失去原質;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在改變、消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又盡量吸收
和消化外來文化的養料,來補充自己,豐富自己,使自己獲得新的發展
生機和活力。
因此,從秦漢到明清,雖然中國傳統文化曾與中亞、西亞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等
異土文化進行過長期的沖突和交流,但中國原土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的
基本風范和穩定的精神結構,并吸收和改造了異質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從未出現過類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斷,埃及文化因亞歷山大
帝國侵占而希臘化那樣的情況。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時期內取得一定的軍事優勢乃至政治優勢,但在文化上卻總是被消融。
從北魏到其后的遼、金、元、清,若干強悍的少數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統一過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樣的龐大強盛且持續時間
較長的,但他們在文化上卻往往被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學說奉為正統。因為這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
治者,同漢族封建統治者一樣深知,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鞏
固自己的政治統治,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是極為重要的,正所謂“儒
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
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1]因此,這些少數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與深深根植于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土壤中的漢族儒家文化相
撞擊時,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
部分。也只有這樣,這些少數民族政權才能在較長時期內維持對中原的
統治,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的中原文化也就不會因漢族政權的傾
覆而出現歷史的斷層。
猶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罕有匹敵。猶太人很長時間沒
有自己的國家,在寄人籬下、被異邦文化包圍的條件下,仍能保持著自
己文化的特質,使沒有祖國庇護的猶太文化頑強地生存和延續下來。但
就是這個猶太文化,在傳入中國后卻被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
化消彌于無形。宋朝時,開封曾有過很多猶太人,但現在他們后代的身
上再也沒有什么猶太文化的痕跡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猶太后裔,
也不愿承認。在開封現存的猶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懸“識得天地君親師,
不遠道德正途;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至賢源頭”這樣的對聯,儼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個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顯赫一時,所向披靡,進入羅馬帝國,促成了羅馬家族制度的
崩潰。但是它于明末清初進入中國時,一方面未能撼動中國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體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從中國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綱常倫理;另一方面,中國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從歐洲傳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知識,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層面。這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封建社會已
走向衰落,面對“西學東漸”,中國文化也相應失去了以往的優勢,因
此,它對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消極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開放性的積極吸納的姿態。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這種封閉保守的傾向愈來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為壯觀的一次沖撞和交匯是佛教傳入中國。自公元
148年(兩漢之際),安世高東來譯經,佛教便開始傳到中國,以后逐
漸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時代達到鼎盛狀態,最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
一部分。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現為對佛教文化的積極改造和吸收。
(一)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的影響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國化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歷史過程。
佛教傳入中國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漢時的佛
教多用黃老道術來解釋佛典,如用“黃老”來表達“浮屠”,用道家的
“道”來表達“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術”的一種。那時的佛
教宣揚的主要內容是“靈魂不滅”、“精神不死”之類,這改變了印度
佛教中的“無我”的原義,而與中國道教所倡導的“長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與貫通。漢末魏初,佛教在中國開始分為重禪法的小乘佛教
和講般若學的大乘佛教兩支。前者講呼吸守意,和中國道教的呼吸吐吶
之術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識”說成是“元氣(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認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質”,而
與“道合”,顯然是深受道術影響所致。
魏晉時期,脫胎于老莊思想的玄學本體論最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學而受玄學影響,如用玄學的本來思維方式來理解佛教般若學,把破除
本體實有的般若學改造為本體是根本、本體是實有的本無說,這樣就和
玄學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無為本”思想相一致。
東晉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日益廣泛,引起了佛教與中國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沖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沒
有一味拒絕佛教文化,而是在這種矛盾和沖突中不斷影響和改造佛教,
這促成了天臺、華嚴、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時期的產生。它
們都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以中國原有思想文化為主結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創立的。天臺宗引進儒家的人性善惡觀,宣揚去
惡從善,把佛教修持與儒家的道德實踐等量齊觀。它還吸取道教的煉氣
術,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從而與道教信仰直接相通。華嚴宗認為“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又與魏晉玄學的“體用如一”的觀點有淵源關
系。而且,它還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納入佛教文化體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兩家的道德
規范相溝通。[2]禪宗更堪稱純粹的中國式的佛教宗派,它將繁瑣的印
度佛教教義化為簡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進了儒家的概
念來解釋佛理,如《證心論》中的“道心”,《壇經》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別是禪宗認為,佛心本有,不必念經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見性自悟,頓悟成佛,即“挑水砍柴,無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們知道,作為中國
固有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和作為一種宗教的印度佛教,兩者最顯著的差
別就在于,前者積極提倡在現實生活中實現“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內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濃厚的“入世”色彩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后者
則根本否定現實的人生和世界,追求與現實隔絕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種消極的“出世”的哲學。但是,禪宗卻在相當程度上肯定了現實生活,
這樣就破壞了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設定的“出
世”與“入世”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為天臺宗、華嚴宗特別是禪
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因此它們在中國的影響最大,流行最廣,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據印度佛典,卻未能與中國原有文化傳統相結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論宗、唯識宗、密宗等則未能在中國產生多大影響。
轉貼于 在中國原有文化對印度佛教文化由淺入深地影響和滲透的過程中,
后者的本來面目逐漸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為兇神惡煞的
佛像,經過中國儒家倫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變成了中國人的面孔,
看起來慈眉善目,和藹可親。佛教本來主張“沙門(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羈絆,宣揚善男信女脫離君臣、父子、夫婦等關
系之網,在紅塵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脫,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卻逐漸變得禮事君王,孝順雙親,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時,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僅向皇帝行跪拜禮,而且聲稱“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當盡禮”。[4]隋唐以后,許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導的家庭禮儀來祭拜已故的祖師,建立如父子相傳一樣的傳法
體系。為了更好地與儒家思想相協調,一些佛教理論家還直接刪去了印
度佛典中論述父子、夫婦、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對其中一些與中國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東西則刻意發揮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經中一些講孝
的文字就被發展成《父母恩重經》、《目蓮冥間救母變文》等作品。佛
典教義如五戒等,也被證明與儒學的五倫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義詞,
孝道和佛門的善行趨于一致,以至出現了許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蓮池大師(云棲@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雖萬行,
以孝為宗”,[5]“家有父母,孝順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
書,依經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門!”[6]他要求僧眾事父母致敬盡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師長,尊兄愛弟。這樣的佛教教義實際上已背離
了印度佛教的本來內涵,而充滿著儒家綱常倫理觀念和人生態度。
(二)中國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為自身的一部分
中國原有文化在影響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從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養料。因為,佛教具有儒道兩家所缺乏的宏遠精深的本體論和認
識論體系,從而蘊涵著值得儒、道兩家吸收和利用的“寶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體觀,“漸修”與“頓悟”合一的養身功夫,“
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心性觀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滲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層。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礎上,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們才建構起龐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學體系,即理學。如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萬川”這一重要命題,便是從佛典中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及禪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來。理學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補,三教合一。可見,經過中國原有文化的
長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異域、異質文化的佛教最終成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一個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從而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
統文化體系更趨嚴密和完備,對維持和強化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社會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體系,發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輪回轉世”、“勸
人為善”的佛教教義強化了儒家行善和積德的倫理規范,“漸修”與“
頓悟”合一的禪宗修養功夫同理學的修養心性以體現“天理”的要求緊
密相連,佛教“普濟眾生”的主張又和儒學維持封建綱常倫理和彌合宗
法等級間的裂痕的宗旨達到了共鳴,而佛教的“虛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結合,起到了泯滅人們與現實抗爭的意志與
勇氣的作用,至于禪宗提出的在現實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張,則使
許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國平天下”完全統一起來。
三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的這種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能力,保證了中國
歷史的延續性和民族心理結構的穩定,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憂后樂的責任感,積極進取精神,愛國主義等優秀成分得
以延續和發揚光大,并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精神財富。同時,中國傳統
文化通過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斷地補充和豐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當長時期內,保持著世界文化系統中的領先地位,并使中國文
化成為舉世唯一的雖歷數千年行程而亙綿不絕的悠久文化,創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跡。因此,我們在體認和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不應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斷歷史,把傳統視作一堆歷史的垃圾而全盤否定。
事實上,作為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若沒有合理的和
積極的因素,絕不會在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會
造成那么深遠的影響!
但是,也應該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個大的文化體系一樣,中國傳
統文化既有它積極開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閉保守的一面。問題在于,在
某些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下,傳統文化中積極開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種社會經濟的政治條件下,消極保守一面又會突出出
來,如果說秦漢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吸納和改造外來
文化的開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優勢已逐漸消失,以及它
所賴以建立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走向沒落的條件下,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就會受到抑制,甚至轉變為一種強
大的歷史惰性。
明清以后,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在自然經濟基礎上成長的
維持封建社會政治秩序的傳統文化也開始走向停滯、僵化、沒落,特別
是近代以后面對大量涌進的先進的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納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閉保守
狀態,成為民族的沉重歷史負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許多仁人志士
越來越積極地向西方尋求真理,力圖振興民族文化,救國救民,但大多
歸于失敗。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由于理論學說在
中國的廣泛傳播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古老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類文化發展的大道,開始煥發出勃勃生機。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
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
和民族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已經用開放的眼光,積極的態度加入世界
[作者簡介]楊柳(1980-),女,四川雅安人,四川農業大學文法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英語語言文學。(四川 雅安 625014)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03-0105-03
語言是文化基石,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語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特征的一面鏡子,其中既有該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背景,而且還蘊藏著該民族對人生的看法和思維方式。另一方面,語言又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反映文化。每一種語言都與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對應。不僅語言、語言的使用與文化密切相關,越來越多的人也意識到,語言學習本身也要受到文化的制約和影響。所以,語言的教學要結合文化來進行,而不僅僅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形式結構體系內進行語言形式學習和技能訓練。文化始終貫穿語言教學的背景,時時刻刻都會影響教學本身。在外語教學中,學習者得到的,不僅是語言,還有世界觀,包括要了解目的語語者的社會文化觀念,并在此基礎上,培養并增強學習者表達自己的觀點的能力以及文化的交際能力。
一、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
曹文曾將語言教學中文化教學的探討歸為三個方面的內容,即教不教,教什么,如何教。通過胡文仲、束定芳等人對語言與文化的關系、語言形式的文化內涵、文化對語言運用的制約、英語教學與文化等諸方面的研究與探討,英語教學過程中文化導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不成其為問題。在教學內容方面,文化的內容包羅萬象,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文化教學可以包括以下五個內容:語言交際(包括詞匯、習語、語法、語篇修辭)、非言語交際(表情、眼神、手勢、姿勢、體距等)、交際習俗與禮儀(打招呼、稱贊、稱謂、訪友做客、送禮等)、社會結構與人際關系(家庭關系、親戚關系、朋友和同事關系、社區關系等)、價值觀念(個人與集體、人與外部世界、思維方式、知識與價值等)。這些都是和語言與語言運用關系較密切的文化內容,也基本上勾勒出了一個文化教學的框架。通過提高交際雙方知識共享的可能性來幫助外語學習者與目的語的本族語者進行交流。以英語教學為例,在這樣一個教學過程中,學習的目的主要是實現與英語為母語者的成功交流,從而能夠順利地學習和吸收目的語文化。但是這樣的教學目的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現在社會的發展要求。
現在英語作為一種通用的國際語言,英語教學這種國際語言教學培養的英語學習者不僅需要與英語本族語者進行交流,還需要用英語同英語為非本族語的人打交道。同時,文化作為語言學習者身份構建的一個重要部分,輕易地擺脫母語文化的視角而進入另外一種文化是不容易的。所以由于文化差異而造成外語學習者遭遇沖突和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以許國璋、曹文等為代表的人物主張文化教學的內容不僅應該包括目的語文化,而且應該包括母語文化。許國璋指出在英語教學中,不僅應注意英語國家的文化,還應注意我國自己的文化。在他提出的英語教學方案中,不僅包括英語語言文化內容,還包括母語文化內容。曹文總結分析了我國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的兩個層次,即文化知識層和文化理解層,為了達到文化理解,文化教學的內容就不應局限于目的語文化,還應該包括母語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內容。這樣的教學就不僅僅是要達到單向學習吸收目的語文化的目標,而是為了實現“雙語以及多語文化的交叉交際”。從而使學習者在不喪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時能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在目的語的文化里構建自己與之對應的交際空間,也就是說能準確、得體地用目的語表達自己的意思。這樣就對外語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達到這樣的目標,解決之中的某些問題。可以借鑒科泰齊和金的“文化協同”理論。
二、“文化協同”理論簡述
在跨文化交際日益復雜的時代,對不同文化的認知和敏感性對進行跨文化交際的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外語教學課堂其實就屬于一個跨文化交際的環境,所有的參與者(包括學生和教師)都帶著各自對于課堂教學的預期。這種預期是具有深層次的本民族的文化底蘊的,科泰齊和金將其定義為不同的“學習文化”,在教師的教學實踐和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教學都與特定的學習文化和社會文化有密切的關系。而不同的學習文化應遵循“文化協同”的方法,相互順應、相互吸收、取長補短,來達到外語教學的目的。
科泰齊和金指出,“學習文化”是指語言學習過程中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行為活動框架,其中包括人們對學習過程中各個方面與各種活動以及學習與整個教育的關系等的期待、態度、價值與信念。學習文化構成了整個課程的隱匿部分,師生們的教與學都會在潛意識中受到特定學習文化的影響。而特定的學習文化則要受到它生長之中的特定社會環境的影響。他們通過問卷調查和采訪問詢等方法,總結比較了英國、日本和中國學生的不同學習文化。他們著重指出,不存在說哪一種學習文化優于另一種學習文化。不同的學習文化一般都更適應于它們各自植根其中的那個社會。此外,不同的學習文化也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有些方面,差異也可以被包容并結合在一起,這就是“文化協同”的過程。在他們對學生的調查中,中國和日本學生相比而言更注重以知識為中心,而英國學生更注重技能和方法;在“提問題”這一方面,英國的學生傾向于把“提問題”作為學習過程中的一個方法,也就是所謂的啟發式的提問,而中國學生經常在學習過程完成后才提問題,將其作為對所學知識的考察,而且在很多時候,他們會選擇在課后單獨向教師提問而不會像英國學生那樣在課堂上大膽質疑教師;同樣,在對教師的角色分析方面,不同于英國學生,中國學生很大程度上把教師認同為父母的角色,依賴于教師給予的學習指導,希望教師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教師和學生的關系趨向于中國傳統儒家所提倡的等級關系,教師在課堂上較有權威性,對課堂教學的內容和進程有很大的決定權。而學生也習慣于在課堂上安靜聽講,接受教師所傳輸的知識。
因此,基于不同的學習文化,課堂里學生的行為表現和教師對課堂學習的期待會產生距離,從而導致課堂中的不合作、不配合。在外語教學中,教師應該是處于目的語的文化氛圍下,把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結合起來,同時使其與所處的環境相協調,處理好不同學習文化的順應過程,以避免或減少相互間的碰撞和沖突。特別是在引入一些根植于西方學習文化傳統的教學方法、教學理念和教學技巧等,如果不充分認識教學環境的特殊性,誤解和沖突在所難免。外語教學要達到的目標不是讓學習者成為單純的模仿者,而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和傳統,積極地進
入目的語文化,并始終保持跨文化差異這一意識。在學習和使用所學語言的過程中,靈活運用“文化協同”理論,努力做到既有自己的語言特色,又能充分實現交際的目的。
三、“文化協同”理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根據科泰齊和金的“文化協同”模式,外語教學者對于學習者的本族語和目的語的文化環境要給以足夠的重視,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教學方法,都應該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的調整和改變,以幫助學生在不喪失原有文化身份的同時接納理解不同的目的語文化,并能準確、得體地用目的語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通過“文化協同”模式的指導,來達到外語教學的目標。
1 處理好多元化和本土化的關系。以英語教學為例,其文化教學過程中要處理好英語文化內容的多元化以及教學目標的本土化兩者的關系。現在,在以英語為媒介的真實的跨文化交際中,很多的英語使用者是第二語言或外語使用者,他們有自己的母語文化背景,他們的交流對象也是如此。所以,國際跨文化交際的情景日趨多元化和復雜化。英語的使用也是如此,要與該國家或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包括它的語言環境相結合,經歷一個語言與文化兩個方面再生的過程。這樣的英語應用環境決定了文化教學不能是簡單的文化知識的積累,也不能僅局限于少數幾個英語為母語的民族文化,而需要更注重交際能力的培養,培養學習者從多種角度判斷和理解不同文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教學就要受制于諸多環境因素,同時在教學過程中,如果不重視學習者的文化背景對選擇和運用學習策略的影響,不能就文化差異達到某種程度的妥協,教學中難免會出現不合作的情況,從而影響教學效果。所以,要從科泰齊和金所提出的“文化協同”的理論出發,與具體的語言教學相結合,來取得文化上的雙贏。
(二)美國文學發展與特點自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文學逐漸脫離英國文學,并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雖然在初始發展階段,散發著英國文學的味道,但是在后期發展中逐漸自成一家,獨具風格。在美國文學發展史上主要經歷了三次重大改變,第一次為民族文學,后兩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影響。對于美國現實主義文學而言,鄉土主義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國均有所體現,后來美國文學結構便朝著女權主義、后結構主義的方向發展。
二、英美文學評論
文學是展現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智慧的結晶。英美文學為世界范圍內的人們認識英美文化提供了平臺,英國文學發展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史,在每一個發展時期都綻放異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文學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美國文學建立在英國文學之上,外來文化對其影響較大。美國文學在初始發展階段只是單純地模仿外來民族文學,直到十九世紀,才擺脫外來民族文化的影響,逐漸朝著獨立的方向發展。在上世紀初期,美國文學步入繁榮時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新文學與舊文學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斗,導致美國文學開始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而英美文學評論是一種借助文學理論思索文學作品的活動,旨在通過對文學作品發展規律的揭示,來為進一步創作發展奠定基礎。英美文學評論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將其劃分成小說、散文、戲劇等不同體裁的評論。通過對文學作品所包含的內容的分析和評論,來提升閱讀者的鑒賞水平,進而較好地把握作品傳達的信息是文學評論的根本目標。英美文學評論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徹的分析和從更深層面評論文學作品,由于英美文學評論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較為深入透徹,因此,它區別于作品分析。文學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學評論強調對其藝術表現形式和外部表現的評論。
三、英美文化差異對英美文學評論的影響
(一)文化發展載體差異的影響語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體體現。因此,民族文化的差異,必然會在語言載體上也有所體現。文學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語言均是作者進過深思熟慮得到的,文化差異在文學評論中的影響,主要表現英式語言與美式語言差異的影響。因此,以語言差異為切入點來研究文化差異對文學評論的影響獨具代表性。英國文化歷史博大精深,具有較長的發展史,且英語是語言正宗,具有優越的發展優勢,這主要是因為它較好地傳承了文化遺產,并在文學作品中表現的淋漓盡致。也許是因為此原因,大多數評論家在評論英國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會格外小心的運用語言,也許是人們發自內心的崇拜和敬仰才會產生這種現象,他們害怕侮謾英國傳統文化。因此,評論家在評論英國文學作品時,運用語言時循規蹈矩,缺少一種個性和創新。美式英語建立在英式英語之上,與英式英語相比,雖然沒有本質性的改變,但是美國是一個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國家,在獨立戰爭中,美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等均進行了更新,且美國民主革命相對成功,歷史遺留不大,這點表現在文學評論中,便是美國文學家評論時相對張揚,看不到小心謹慎的痕跡,有時還體現出一定的創造性。美國文學評論的創新與自身獨立、自由的文化氛圍密不可分。語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是文化發展的具體體現,通過對比分析英美文學評論語言差異,我們能從更深層次挖掘文化差異對國內外文學評論的影響。
(二)文化內涵差異的影響英國文學評論主要掙扎在傳承和擺脫傳統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掙扎在復仇中,此時期的大部分文學作品均具有此類特點。在十七到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評論逐漸從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逐漸向荒誕過渡,這是在傳承和擺脫中掙扎的具體體現。進入二十世紀后,其文學評論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論,此時期涌現的文學作品的風格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綜合來說,伊格爾頓是英國文學界最具代表性的評論家,截止到目前為止,仍發揮著較大的影響。英國文學評論正在向著后現代主義的方向發展,在文學評論中應進行系統性的審視和思索,進而構建滿足時展的文學理論。對于美國文學評論,我們應注重對美國文學的探究,這是因為評論源自文學。美國屬于殖民地,大陸文學、英國和印第安學均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文學具有自身的獨特性,雖然其它文學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最主要還是自身。美國文學建立在英國文學的基礎上,并進行了適當的調整和更新,然而美國文學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獨立個體,相應的文學評論也是如此。
(三)文化歷史差異的影響人本主義是英國文化歷史的主要特征,在具體的英國文學評論過程中,關于人本主義的觀點相對保守,這主要是因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自身性質決定的。例如,莎士比亞在評論自身作品時,宣傳人本主義的較多,這種主義處在發展金字塔頂端,旨在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制約,真正實現自由、和平。莎士比亞的人本主義評論在英國文學作品評論中發揮著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續評論中發揮著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相對穩固的人本主義評論觀。然而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學的發展,這種評論觀開始受到質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種觀點,這主要是因為,革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助推劑,而相對保守的人本主義觀只有在特定的時期才能發揮自身價值,它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條件。而美國文學評論針對人本主義觀點,具有激進性和獨創性,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與英國相比,文化歷史負擔相對較重,且歷史遺留問題不多,外加美國的獨立戰爭的影響,形成了一種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圍,為美國文學評論發展減輕了負擔。因此,在美國文學評論中,大部分作家對人本主義抱有激進的態度,有些還進行了一定的創新。
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與一般的語言教師相比,要求更高。他們不僅要講授語言,還應承擔傳播文化的任務。基于此,我們認為對外漢語教師應做到以下幾點:
1、樹立起正確的語言文化觀,把文化作為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以文化為背景進行語言教學;才能在教學實踐中,將文化知識的傳授滲透到語言教學之中,使學生學習語言的同時,了解該語言的文化;才能根據教學的實際情況,在語言教學中有意識地導入與之相關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知識。
2、隨時充實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給別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傳授給學生豐富、正確的文化知識,自己當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關的文化知識。因此,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必須不斷充實自己的文化知識,既傳承文化又緊跟時代。在充實本國文化知識的同時,對外漢語教師還要涉獵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國文化知識。因為對外漢語教學面對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讓他們了解中國文化,我們必須將漢文化和他們自己的文化相比較。只有這樣,他們才易于接受漢文化,從而更好地理解漢文化。
3、在語音、詞匯、語法教學中滲透文化背景知識。過去,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存在許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對語言知識本身的講解,而忽視了文化的傳授。我們認為,應將語音、詞匯、語法教學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說在語音、詞匯、語法教學中滲透文化教學。例如,教師在進行詞匯教學時,可以將該詞的表面意義、搭配意義、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將給學生。先讓學生了解詞的表面意義,進而通過引導和比較,讓學生了解詞的搭配意義、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層的內涵意義。在詞匯教學中加強這種帶有文化意義的介紹,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詞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該詞的用法,而且能夠激發和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覺得每一個漢字背后都有一個美麗的故事。此外,語言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教師將文化教學與技能訓練有機結合起來,使技能訓練成為在一定語言文化背景下進行的模擬交際訓練。這樣既培養了學生的文化意識,又鍛煉了學生的聽說能力,一舉兩得。
4、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手段。現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經引入教學之中,對外漢語教學也不例外。在教學中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些現代化的教學設施和手段,向學生更加形象地講解文化。例如我們可以利用電腦、幻燈片、錄像等現代教學設施和手段給學生展示和介紹漢民族的歷史、地理、風俗等,這種直觀教學比枯燥乏味的單純口頭講述要好得多,能使學生仿佛身臨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進教學方法,理論實踐并重
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一直以來都遵從傳統教學觀念和傳統教學模式,就是以“教”為中心、以教師為主導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出現轉折,開始由以“教”為中心轉向以“學”為中心。以“學”為中心要求教師依然是主導,學生變為主體,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受到重視。
對于留學生來說,他們學習外語的最終目的是交際,但在學習過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不妨讓學生親自實踐,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購物方面的課文內容,上課前教師可以安排一個課前作業———讓留學生親自去超市購物。這可以使留學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國的超市購物時應怎樣稱呼、怎樣詢問價格、怎樣付款等等。此前,教師可以先給學生介紹一下中國人購物時的慣用語。首先涉及到中國的稱謂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員可以稱之為售貨員,或更為親切地稱之為大姐、大哥之類,使其年齡、性別而定。其次是詢問價格的幾種說法,以及付款時用語等。這樣,學生在學習之前,對該內容就已經有了切身體驗,學習起來更容易。通過類似的實際性操作,留學生不僅掌握了課文內容,而且在不同的語言氛圍中了解各種表述的語用條件,這種訓練對于整個漢語學習乃至專業學習都是受益非淺的。
(三)貫徹各種教學原則,使之有機結合
將各種相關的教學原則貫徹到文化教學之中,教學效果將更為理想。
首先,貫徹整體性原則,就是將語音、詞匯、語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語音、詞匯、語法教學中滲透文化知識,使二者融為一體。例如,教師在講解成語“生龍活虎”時,不僅讓學生了解該成語的表面意義,還應當通過引導,讓學生了解龍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龍文化在中國的悠久歷史。
其次,貫徹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原則,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教學階段,教師應根據學生的認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確定不同的文化教學內容。例如初級階段的學生漢語知識有限,對他們進行教學時,應讓學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見的文化現象,主要介紹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語言形式。比如:稱呼、問候、問路、打電話、購物、告別等,使學生掌握正確的交流用語,以利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語表達。到了中高級階段,學生已有一定的漢語基礎,這時可側重引導教授一些深層次的漢文化內容,如避諱語、禁忌語、委婉語、歇后語等,向他們介紹更多的習俗文化方面的內容,包括習俗習慣、人際關系等,以便他們能很好地了解中國文化尤其是漢文化。
第一,文化教學目標遭遇困境。回顧對外漢語教學的三個發展階段,雖然文化因素被不斷引入,也有學者呼吁對語言教學和文化教學的雙重重視,但在具體的教學中,主要目標依然主要著眼語言的工具性。建國初期到1978年時期旨在培養學生的讀寫聽說語言技能,這是單一的語言培訓;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期旨在培養學生的漢語交際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關注了影響語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紀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這主要是為了解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語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見,所有時期的著眼點依舊是語言,即便人們意識到了文化的重要性,“這種文化不是游離于語言教學的總目的———交際,了解和熟悉所學語言國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順暢地進行交際,而非其他。”事實上,將文化教學限定在訓練語言技能的范疇之內,固然可以培養學生的漢語運用能力,然而若僅僅出于工具理性的實用思考,不僅會削弱語言教學所應具備的人文關懷教學功能,而且無法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更會在今天的國際背景中喪失以語言推廣承載文化傳播的戰略意義。
第二,文化教學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紀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較為主動地導入對外漢語教學,因此,就面對涉及語言交際中文化影響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而言,人們因其誕生時間過短而來不及基于充足經驗清晰界定應突出的表述內容,即人們無法較好地給跨文化交際能力下定義,無法較好確認其內涵,無法較好明晰其培養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學科性質,沒有一套一成不變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由此帶來的結果,便是相關的文化教學表述更多只能作為一個新觀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論層面。而更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競爭日益白熱以及對中國威脅憂心忡忡的國際形勢,外國媒體便可借中國“文化教學表述不清”之題發揮,有意指責中國的真實目的僅僅在于文化擴張,從而在抵制中國對外傳播文化操作上“師出有名”。
二、基于中華民族軟實力構建的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對策
第一,以對外漢語教學雙重目標突破現有的單一目標。對外漢語教學的“語言傳播”和“文化傳播”并重的雙重目標,強調對外漢語工作者既要注意語言本身的教授,更要著眼隱藏在語言教學背后的文化價值。當前的對外漢語教學過于重視語言的工具屬性,而未來的對外漢語教學應在以培養語言能力為基礎的同時,凸顯其促進文化交流的深層內涵。一方面,文化傳播的目的性(人類的文化傳播是在一定意識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動)、媒介性(文化傳播需要通過某種媒介)、交互性(主體與客體之間通過交流共享信息)、創造性(在文化傳播過程中通過信息加工處理進行創新)、永恒性(文化傳播跨域時間、空間界限)這五大屬性決定了語言作為其不可分離的媒介和符號。另一方面,作為產生教學的原動力的文化傳承需要,決定了教學的根本目的便是執行文化推廣的任務,具體就對外漢語教學而言,對外漢語工作者需要自覺并自信地透過教學手段推廣中國文化,從而最終促進中國軟實力的增強。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學表述突破“文化霸權論”以及“文化”。“文化霸權論是后殖民理論中的一支,有兩種情況:一是在被殖民國家取得獨立后,原宗主國試圖在文化上對原被殖民國家施加影響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原宗主國試圖將自己的文化強加給對方。”對于“文化霸權論”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過殖民的眾多發展中國家,這也便決定了它們對于外來文化存在著一種本能的排斥。具體就中國而言,因為曾經作為東亞朝貢體系核心而無法否認中華文化強烈的影響能力,中國今天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傳播便可能被理解為一種文化霸權,因此便更需要在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過程中,清晰表明我們的目的是讓世界了解中國、提升中國形象而非意圖在文化上統治別國。另一方面,面對部分“中國崛起威脅世界”西方理論相伴生的“中國文化”,我們需要在以大國心態從容平和應對的同時,盡可能通過明晰文化教學表述來削弱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疑慮,進而避免越開展對外漢語教學卻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國的本末倒置現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內容定位和新穎的教學手段應用促進對外漢語教學實踐。類似于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詞匯、漢字、語法等語言要素,文化要素也應該確立相應具體的內容定位。具體就內容選擇而言,“首先應基于教育哲學視角,選定的課程資源要有利于實現教育的理想和辦學的宗旨,反映社會的發展需要和進步方向;其次應基于學習理論的視角,讓選定的課程資源與學生學習的內部條件相一致,符合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滿足學生的興趣愛好和發展要求;最后應基于教學理論視角,讓選定的課程資源與教師教育教學修養的顯示水平相適應”。進一步而言,我們需要有針對性地客觀選取有價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國特色與普遍意義的核心價值理念、反映中國國情的特色藝術文化、影響語言運用的文化。與此同時,就教學手段的創新而言,我們應該采用有利于強調文化感悟的體驗式教學、有利于文化間平等交流的對話教學、有利于縮小不同文化間差異的對比教學等模式,讓文化教學更為有趣的同時也更容易達到傳播的目標。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論邏輯指定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傳播戰略。“全球地方化”理論由羅伯森教授提出,該理論認為“全球”與“地方”不斷互動,“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處于彼此互補、相互合作、交叉滲透的狀態,該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日本動畫產業的外銷出口,而若從文化層面來思考日本動漫企業的營銷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圍的思想和產品與地方環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強勁生命力的結論。基于上述理論邏輯,中國在推行對外漢語教育時,亦應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風貌在理解異質教育文化的基礎上,通過吸收其他國家的相關成功經驗,改革和塑造我們自己的對外教育體系,具體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種讓別人能夠接受的方式講好別人愿意接受甚至認同的“中國好文化”。
首先,當前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內容過于空泛,缺乏適用內容。當前的中國民俗教材有《中國民俗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民俗》(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中國的節日與民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中國民俗文化》(暨南大學出版社)等。這些教材除了個別版本附有多媒體教學光碟外,多數都只是書面講解,不足以表達民俗文化的勃勃生機和魅力。體例也和語言教材相近,分章節介紹的形式較適用于環環相扣的層層遞進式教學,而民俗文化教學,則應多以專題形式出現,才會讓學生們保持新鮮感,活學易用。其次,教材中對民俗文化元素關注不夠。除了高校教材外,近年來通俗教材主要有《文化中國:中國文化閱讀教程I》(北京大學出版社)、《東方韻味:中國文化泛讀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說漢語·談文化》(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等,但這些教材都是對于文化講陽春白雪居多,很少涉及民俗,深入民生的內容很少見。作為文化教材,對民俗文化的關注遠遠不夠。第三,教材沒有體現民俗深層教學意圖。當前教材全部是從拜訪、禮俗、禁忌、飲食、節日、見面、送別等民俗事項入手,忽略了實際效果的反饋,忽視了內在的民俗文化知識的深層次立體介紹,難以讓學生完全理解民俗文化的真正含義,甚至讓學習者對學習原本十分有趣的民俗內容感到索然無味。
(二)教師專業素養對民俗文化滲透的影響
教師對于民俗文化教學不夠重視,文化素養有待提升。很多漢語國際教育院校都將民俗文化課隨便安排,幾乎沒有專業的民俗學教師。不少人認為民俗屬于生活,無外乎就是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細微小事。覺得從小到大生活在其中,隨便一說就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而實際上中國的情況是民族眾多、地域廣闊,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并非了解得那么深刻。民俗課程背后有深厚的精神內涵和歷史淵源,閑聊的時候可以隨意,但上課則必須深入淺出、有理有據。民俗教學是一門嚴肅認真的課程,需要理論指導和框架支撐,絕非一時興起就決定講課內容或者心血來潮便能辦講座的。漢語國際教育工作者,應努力將較為枯燥的漢語知識和生動的民俗文化內容相結合,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對外國文化的感悟能力,這樣方能讓異域學生感受到同異質的文化,讓學生對民俗文化和漢語知識更感興趣。要時刻多了解本民族的豐富民俗文化,否則將出現被學生問倒的尷尬窘境。廣博的異域文化知識必不可少,知己知彼有利于教師妥善處理文化沖突,也容易讓學生產生文化認同感。
二、對外漢語教學中應滲入的民俗文化內容
(一)俗語中的民俗文化
俗語是漢語語匯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用俗語可以更生動形象地傳遞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在中國人的日常語言表達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漢語中,能夠反映民俗語義的詞匯有很多,包括成語、歇后語、諺語、俚語、慣用語等,能反映民俗的數不勝數。例如:“二百五”“東郭先生”“馬大哈”“炒魷魚”“鐵公雞”“綠帽子”“黑吃黑”等。還包括問候語、祝福語、道謝語、禁忌語、委婉語等,如:“請吃糖”“敲竹杠”“托福”“吹牛皮”“跑龍套”等。由此說明,民俗詞匯的生動形象是很適合對外漢語教學的。向學生講解詞匯的深層民俗含義,不僅能幫助學生理解民俗詞匯本身的意思,更能增強其語言感悟力。俗語中包含民族色彩。例如:漢族人“結婚”時常常說“請吃糖”,這里就體現了發喜糖的風俗習慣;近鄰日本人卻說成“請吃饅頭”;韓國人則說成“請吃面”……不同民族用的民俗詞匯完全不同,但表達了同一種含義。又如漢族過的“清明節”,即“二十四節氣”之一,要在這幾天里掃墓和踏青。其他還有“春聯”“冬至”“端午”“鬧新房”“做壽”等等。
(二)古典文學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與文學的關系密不可分。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時,常需要通過民俗心理、時代背景的深層挖掘才能使學習者正確理解語義,準確使用。例如: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有夸父逐日的勇敢堅韌,有精衛填海的悲壯舉動,更有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自我犧牲;有鳳凰非梧桐不棲、大鵬展翅九萬里的遠大抱負;有梁山伯與祝英臺不畏權勢金錢的生死戀情等等。在學習這些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掌握民俗文化對于理解漢語起到了關鍵作用。古典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就是以物喻人,用動植物意象來體現人的美好品格。這一點,同屬儒家文化圈的韓日學生相對比較好理解,例如韓國也同樣喜歡以蘭花來比喻人的高風亮節,所以教師在講解“梅蘭竹菊”這四君子以及“松竹梅”這歲寒三友的時候就會相對容易。但是對于不同文化圈的歐洲、美洲、非洲的學生來說,很難理解以物喻人的方法,更有甚者會對其產生誤會。此類民俗內容的教學,對外漢語教師應適當加以注意。
(三)風俗習慣
中華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內容龐雜。外國友人與中國朋友初次見面時,常會被問起年齡、工作單位、收入、家庭情況、是否結婚、有沒有孩子等等個人信息問題,甚至有些人還主動為沒有男、女朋友的年輕人介紹異性,這些在西方國家是屬于隱私的范圍,屬于不禮貌的行為,而在中國卻很正常,甚至是一種普遍的表達關心、顯示親近的方式。所以在準備教學內容時,不僅應該透徹了解本民族的民俗習慣,更應該多多涉獵“異域風情”,與外國民俗文化多作比較,找出共性與差別,才能較好地理解外國人的民族心理,并據此來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讓學生通過了解風俗習慣進而了解民俗詞匯,最后輕松愉快地學會語言知識和文化知識。
三、民俗文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
(一)民俗文化教學與滲透的常用方法
俗語對于教學中民俗文化滲透而言既是內容,又是方式。有些俗語的意義比較好理解,像“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等;有些則需要在課堂中有目的地介紹一些涉及俗語或民俗詞語的歷史名人及其事跡,以此使學生了解民俗詞語或俗語的本意。可以用歸類法介紹與人名有關的成語、熟語、俗語、諺語、歇后語等。如關于諸葛亮的:“諸葛亮皺眉頭——計上心來”“諸葛亮吊孝——裝模作樣”“既生瑜、何生亮”等。這種方式可以讓學生對三國時期的歷史產生興趣,進而去讀《三國演義》,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如同義詞歸類。像“老婆”“屋里的”“孩子他媽”“太太”“夫人”“賤內”“拙荊”等一系列漢語中表達“女性配偶”一義的詞,我們可將其歸為一類,通過形成要素、地域等分類標準將一些俗語歸為一類,集中教學。又如諧音類的民俗,我們常常在年畫中會看到蝙蝠、魚等動物圖案,分別語義“福氣臨門”和“年年有余”;很多人家在結婚的時候會準備紅棗、花生、桂圓、瓜子,這四樣東西的頭一個字連在一起意思就是“早生貴子”,花生又有寓意為“花插著生”即兒女雙全的意思;還有就是在吃梨的時候,不能兩個人分吃一個,因為諧音“分離”;送別人禮物不可以送雨傘、時鐘,送男士禮物尤其不可以送烏龜或者是帶有烏龜圖案的東西或者是綠色的帽子等。
(二)風俗習慣教學
民俗學的解釋:中國婚俗為圖喜慶、吉利,多為紅色,加上吹吹打打聲勢極大,如此顯眼,很多妖魔鬼怪等“不干凈”的東西很容易盯上新人。為了防止“臟東西”騷擾,就在井蓋上鋪上紅紙意圖平安;原本紅紙上沒有東西,但是一旦有風紅紙即被吹開,難保平安,因此最初便在紅紙上擺上蘋果(蘋果,平果,取其平安之意),后期演變為紅色磚頭代替。對外漢語教學本身就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必然出現文化碰撞和文化比較。而學習者的目的多樣,有的真心仰慕中華文化,希望能夠多學習,完全融入當今中國社會,也有的只是學漢語,將民俗文化僅作為提升漢語水平的手段和方法。我們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至于如何選擇,決定權在他們。作為引導者,我們應充分尊重他們的態度和選擇。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尊重是跨文化交際中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比如稱呼語的使用,在中國的北方,很多人習慣用親屬的稱謂來稱呼朋友、同事,以示親近,但外國人很不理解很難接受。反過來想,若他們真的稱呼我們二叔、大伯,我們聽起來也不自然。又如中國人的送禮方式。在講解的時候應讓學生全方位地了解送禮和收禮。比如我們常說“一點小意思”、“意思意思”和“你這是什么意思”,其中這三個“意思”是否一致?又該如何理解和運用?讓學生覺得感興趣而主動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利于讓學生從整體上把握中國文化。再如過年的時候貼春聯,上聯是貼左邊還是右邊、春聯上下聯的平仄、春聯內容與自己身份的配合、福字要倒著貼等等,都應提醒學生注意,逐一進行了解和掌握。
(三)從文化精神出發展開民俗文化的滲透
有的學生僅僅是為了喜歡看中國的功夫片或者是對中醫十分感興趣,就開始學習漢語,了解中國文化。他們經常將自己看到的民俗文化現象同本國的文化內容相對比,甚至有時要將兩種文化一分高下。這不僅要求對外漢語教師要對兩種文化的內涵都有必要的了解,更要求教師擁有一顆平常心,在學生的思想出現一定問題的時候,用和諧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斷不可用“天朝文明”的眼光來看待文化中的諸多差異。
我們不能一味地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因為儒家思想畢竟尚未能夠成為讓世界各國都認可的普世價值觀。具體的民俗現象極富民族特色,差異讓我們的世界多姿多彩,使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彼此好奇、驚異,而相同使人類得以溝通。我們習慣將差異性當作重點,常忽略同一性與相同點,這是不可取的,二者協調并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在接受客人的禮物時,西方人習慣當面打開禮物并贊美一番,而在中國這樣做會顯得主人貪婪、無禮。在中國人家里吃飯時,不應把飯菜吃得精光,否則會有失禮節等等,諸如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