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生態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地理生態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學生課前預習學案，初步掌握本節課的基礎知識，了解本節課的知識結構，同時發現、提出并記錄問題。讓學生帶著問題走進課堂，課堂中主動參與，參與中積極思考、解決問題。教師的工作就是認真批閱預習學案：一要整理記錄學生主動提出的問題；二要記錄學生預習好的方面、預習好的和預習較差的學生名單；三要分類記錄知識漏洞、思維偏差、書寫表達不規范等問題。學生的問題也不要全部放在課堂上解決，對預習質量較差的個別學生通過單獨交流，幫助解決一些基礎問題，這樣可以避免因課堂時間限制而忽略學習差的學生。通過自主質疑的反饋，既全面掌握了學情，為教學積累第一手資料，又為課堂教學選擇合適教學方法節省了時間，贏得了效益。“熱力環流”的問題整理如下：（1）如何直觀理解空氣的熱膨脹、冷收縮現象？（2）熱力環流圖太抽象不易理解，空氣的運動方向搞不懂？（3）如何判斷熱力環流的空氣運動和氣壓變化關系？（4）如何比較氣壓大小？是不是高壓大于低壓？（5）判斷氣壓高低是否可以根據等壓線高低直接判斷？（6）山谷風和城市風會不會分析？（7）海風和陸風是怎么吹的？（8）海陸風對海濱地區的氣溫有什么調節作用？（9）書寫不規范、表達能力欠缺、個別學生生活經驗錯誤。

2．互動排疑

這是教師選擇合適教學方法讓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的關鍵環節。合適的教學方法要體現學生的主體性，即在學生主動參與過程中解決問題。例如采用小組合作教學法，讓學習較好的學生和學習較差的學生合理搭配，組成生生互動小組，一方面讓學習好的學生充當“小老師”角色，通過講解、示范，幫助學習較差的學生解決問題；另一方面，相互討論交流，共同解決問題。教師在互動中要扮演好組織者、參與者和引導者的角色，在生生互動中巡視，適時點撥，重點關注預習中錯誤較多的學生，注意不是就題論題，告訴學生答案，而要引導學生挖掘信息，尋找解決問題的規律和方法。教師除了采用小組合作教學法外，還要靈活地、綜合地采用多種教學方法，比如對話教學法、探究教學法、讀書指導法、支架式教學法、演示教學法等等。在互動排疑中，教師要讓位于學生的學，教師由主講變主持。學生不僅解決問題，更要體驗問題解決的過程，感悟問題解決的方法，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學過程設計如表1所示）。

3．精講釋疑

為了改變過于強調老師講學生聽的接受學習方式，新課程倡導學生為主體的學習方式，但教師不是不要講，而是如何有效地講。教師要杜絕沒有重點、主次地“串講”和根據自己意愿、思路地“灌講”。應該講學生易錯易混易漏之處；講學生想不到想不深想不透之處；講學生似懂非懂很難搞懂之處。總的來說，教師講解過程要以學生為主。在互動排疑中或在互動排疑后，教師根據學生問題解決的程度，一要探究錯因，在講解過程可以還原學生的錯誤思路進行講解，找出學生錯誤根源，讓學生發現錯誤，反思錯誤，糾正錯誤；二要點撥思維，教師用生動、形象、精練的語言進行點撥，讓學生掌握地理思維的方法和技巧，理解地理問題的解決過程，思維品質得到培養。在互動排疑中，引發“為什么等壓線在高壓處凸起來、低壓處凹下去，是否有特殊情況？”的新質疑，學生解決這一問題有爭議，需要教師講解。筆者首先在等壓線上畫了a，b和c三點（見圖1），A′，B′和C′的氣壓分別取值為900（hpa），950（hpa）和900（hpa），通過剛才分析的同一垂直方向海拔越高氣壓越低的結論，引導學生分析垂直方向上a的氣壓比A′大一些，b的氣壓比B′小一些，c的氣壓C′小一些，所以a，b和c三點的氣壓可以相等即在同一等壓面上，驗證了氣壓高等壓線上凸，氣壓低等壓線下凹結論的正確性。5．練習饋疑課堂練習的當堂訓練是教學的主要環節。教師根據本課的教學目標、教學重難點以及學生學習狀況，精心設計或選擇好典型練習，將學生的疑問再次暴露反饋。課堂練習一要體現基礎性，面向全體學生以考查學生對本節課知識掌握和初步運用為主；二要體現適度性，就是數量要適度，限于課堂時間確保少而精；三要體現針對性，針對學生的疑點選擇或設計練習。

二、“五疑導學”模式構建高中地理生態課堂的優勢

“五疑導學”模式的實踐，帶來了高中地理課堂的變化，使課堂更有了“生態味”，主要體現在：

1．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

教學活動是一個由師生構成的雙邊活動，兩者缺一不可，是一個有機的共存整體，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稱其為教學。［2］因此，教師和學生是生態課堂的主體因素，兩者互利共生、共同發展。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應該是主體間性，即平等互助的雙主體關系。教師不能過分強調自我主體，而忽視學生主體，教師應該在充分調動學生主體的前提下發揮自我主體。“五疑導學”模式通過學案導疑，教師尊重每位學生的質疑權利，在批閱學案中尊重學生的已知和未知，與學困生的答疑平等交流。在互動排疑中，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參與學習，把學生的話語權還給學生，讓學生的想法、智慧、錯誤、爭論充滿課堂，傾聽每位學生聲音，不斷捕捉學生生成的教學資源。教學中，師生平等對話，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營造了和諧融洽的課堂氛圍，實踐了生態課堂理念。

2．建立動態平衡的教學機制

在生態課堂中，學生成為學習的起點和終點，學生對教學內容的認識狀況成為課堂活動的切入點。［3］“五疑導學”模式讓教案變學案，在充分了解學生學情的基礎上，以“預設問題—解決問題—生成問題—再解決問題”為主線展開教學。首先教師創設問題打破原有生態因子（學生）與教學內容之間的平衡，學生解決問題達到平衡，學生生成新問題，再次引起課堂生態的失衡，學生再次探究，尋求新的平衡。因此，課堂教學處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動態穩定之中，在設疑、質疑、釋疑的生態鏈中走向和諧高效。

3．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

《普通高中地理課程標準（實驗）》提出“滿足學生不同的地理學習需要”，生態課堂理念倡導“以人為本”，為了體現上述理念，教師根據學生個體差異，探索適應學生差異的多種教學方式。“五疑導學”模式中根據學生的疑問，選擇了合作交流、實驗演示、支架式、對話式等主要教學方法，教學方式的多樣化促進了學生學習方式的多樣化，學生較好地解決了熱力環流的預習問題。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了學生參與學習的熱情，而且培養了學生人際交往、語言表達能力和思維品質。“五疑導學”模式關注知識與技能的生成，關注過程與方法的科學，關注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形成，體現了新課程“三維目標”的要求。

4．構建互動生成的教學過程

雅斯貝爾斯指出：“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生態課堂是聯系的課堂，各生態因子之間（主要是教師和學生）需要通過對話和交往互動來達成理解，促進發展。［3］“五疑導學”模式中教師根據學生個體差異合理組建小組，形成新的交往場域，在該場域下學生與學生、學生與小組、小組與小組、學生與老師、小組與老師進行多維互動。在教師合理組織、科學引導和積極參與下，互動交流渠道自由通暢，質疑在互動中生成，智慧在碰撞中產生，思維在交流中升華。如互動中生成了“為什么等壓線在高壓處凸起來，低壓處凹下去，是否有特殊情況？”的問題，教師引導學生繼續討論交流，學生提出了很多想法和辦法，在精講設疑環節，教師還是點撥引導為主，在師生對話中解決問題。5．形成多元的發展性評價體系《普通高中地理課程標準（實驗）》指出：“重視反映學生發展狀況的過程性評價，實現評價目標的多元化、評價手段多樣化。”多元發展性評價目的是尊重學生個性的差異，關注每位學生的生命狀態，促進每位學生全面發展，讓每位學生有尊嚴地學習。“五疑導學”模式中運用教師評價、學生自評、生生互評的多元評價。教師在預習狀況、課堂表現、互動交流、情感態度等方面進行反饋評價，強化激勵。學生參與自評與互評，不斷認識和了解自我，增強學習的動力，優化學習方式，開發非智力因素，提升學習能力。通過課堂教學中多元發展性的評價，幫助師生建立信心，進行自我認識，發展自我，有利于促進師生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1］

篇2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態學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態”一詞就被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使用，當時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文化地理學之父卡爾?蘇爾從景觀出發，研究文化景觀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并對文化生態學的方法論進行了探索，創立了“伯克利學派”，又稱“文化生態學派”。1921年，美國學者卜歐克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這一學術術語，他和伯杰斯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帶領研究生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被稱作是城市科學的“芝加哥派”。[1]同時，美國人類學家弗蘭茲?博厄斯和克羅伯提出了文化的“環境決定論”和“環境可能論”，為文化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生態方向。目前學界比較認可的觀點是，文化生態學誕生于美國，由美國人類學家J. 斯圖爾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專著《文化變遷理論》中完整地闡述了文化生態適應理論。在該書中，斯圖爾德認為文化變遷就是文化適應，這是一個重要的創造過程，稱為文化生態學。[2]這一觀點的出現也被認為是文化生態學學科正式誕生的標志。文化生態學比較重要的觀點是“文化生態適應”理論、“文化核心”與“文化余留物”理論。

二、文化生態學的發展

斯圖爾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整個50年代，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范圍主要局限于人類學領域，并且沒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論和學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圖爾德的影響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問世，即R?內廷的《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R?拉帕波特的《獻給祖先的豬》和J?貝內特的《北方平原居民》。這些著作豐富了文化生態學的內容，界定了研究范圍。

70 年代，霍利對贊比亞的多加人繼承模式的變化進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論”，這些文化生態問題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圖爾德的研究。[3]在這段時期，文化生態學的研究領域也開始擴寬，如加拿大心理學家伯里認為，生態背景與社會政治背景通過人類的生物適應與文化適應發揮作用，人類個體接受生態影響、遺傳傳遞、文化傳遞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產生可觀察的行為和可推測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國學者哈里斯創立了文化唯物主義，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義》，這標志著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主要強調“基礎決定論”，即基礎結構決定結構、結構和上層建筑構成文化體系。[5]

90年代，美國學者羅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態理論的實質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6]同時期，文化生態學也成為了美國人類學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課程。1994年，芬蘭總統M?阿赫蒂薩里在國際傳播研究年會的致辭中首次用“文化生態”來表現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的嚴重問題以及在“信息有產者”與“信息無產者”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學者發起了關于文化生態學的國際研討會，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態學：文化中的傳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開了“文化生態學國際討論會”，來自亞洲和歐美等國的學者分別對本國的研究情況進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態學在中國

我國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開始關注文化生態，如、馮友蘭、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機制時，就試圖從生態環境角度說明文化的差異性和民族性，進而進行優劣比較與選擇。[8]盡管這些屬于靜態研究，但是啟發了我國人民對民族文化的認識與反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調查的興起與發展，我國文化生態研究也呈現出一片熱潮。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關于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迅速增多，學者們不斷對斯圖爾德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現代文化生態學理論應包含進化論、人地關系論、文化時空耦合論、系統結構論、生態功能論、景觀感知與映射理論等。[9]尤其是21世紀，文化生態學在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門與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生態學、教育學、傳播學交叉的新興學科，文化學是其研究對象，生態學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態學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意義

（一）有助于深刻認識地方文化資源的本質與特征

一個地區的文化資源由于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在長期的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地理位置有關的文化特征。如燕趙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環境下產生的文化資源。在文化生態學的視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延續性和發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保護的意識，使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態學主要側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會等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性等內容。將文化生態學的相關理論融入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文化生態保護理論是一種系統的、整體的保護，在保護過程中既要保護文化資源本身，也要注意環境對文化資源的作用，使文化資源與環境處于和諧狀態。

（三）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現庸俗化開發

縱觀我國現在的文化資源開發現狀，無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資源，以地方文化資源為主體。這種資源依托型開發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對資源無節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資源的重復浪費。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庸俗化開發，如對古鎮的開發，全國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轍，毫無新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提倡文化生態學中對文化的尊重和認可，讓文化資源體現出它的生命特征與價值。提高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證了文化資源在時間上的傳承和在空間上的擴布，文化資源也會因此而更多元和豐富。

參考文獻：

[1]鄧先瑞.試論文化生態及其研究意義[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94.

[2]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態學論綱[J].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態學的城市空間研究[D].天津大學，2004.

[5][美]馬文?哈里斯著.張海洋，王曼萍譯.文化唯物主義[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83.

[6][美]羅伯特?F?墨菲.文化與人類學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79.

[7]黃育馥.20世紀興起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文化生態學[J].國外社會科學，1999，（06）：22.

[8]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論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發展與新構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篇3

二、生態語境下的低碳景觀設計的特征

（一）低碳景觀設計

低碳景觀設計是近年來才提出的新的概念。低碳，是指較低或者更低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為主）排放［7］。而低碳景觀設計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目標宗旨的綠色景觀設計［8］。低碳景觀作為景觀學領域的新概念，其內涵也包括“低碳社會”、“低碳經濟”等概念相對應的基本層面的低碳含義，那就是減少景觀建設過程中的碳排放［9］。在景觀的設計和施工中我們倡導節約其過程中所需的能源和減少碳的排放量，維護大自然的生態平衡、讓人與之共存［10］。因此低碳景觀設計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設計理念，符合生態語境下當今社會對景觀設計的要求。在生態設計理念的指導下，低碳景觀設計有了長足的發展。宏觀上，景觀工作者本著尊重自然、可持續發展等目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場地，讓設計符合環境，充分讓自然做工。微觀上，低碳景觀在規劃、設計、施工、使用及維護的整個過程中都注重減少碳的排放，促進形成和諧發展的景觀體系，這也是生態設計理念的具體體現形式。但是，低碳景觀設計并不就是生態設計，它與生態設計有相類似的方面，但也有不同之處。生態設計主要針對于環境而言，主體是環境，生態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減少人類活動對環境的破壞，而低碳設計可以應用于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體是人和人類活動。因此低碳景觀設計不只是注重設計對環境的作用，也注重人的活動本身。它是研究人類和人類活動在作用于景觀時所產生的碳的排放量的問題，更低的碳排放量是低碳景觀設計所追求的目標。因此，從對壞境的影響上而言，低碳設計與生態設計有共同之處，但是它們的側重點不同。生態設計更加注重目的，而低碳設計更加注重過程的低碳。生態設計更寬泛，而低碳設計注重結構的優化和細節的處理，因而更容易見效，也更容易被普通大眾所理解和接受。

（二）低碳景觀設計的特征

在生態設計理論的影響下，低碳景觀設計體現出如下一些特征。第一，更加尊重場地，設計結合自然。在生態設計理論的指導下，低碳景觀設計盡量利用場地的有利條件，協調和解決場地的不利條件甚至變不利為有利。利用場地已有條件和物質基礎必定會減少景觀設計和施工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尊重場地是低碳景觀設計的基本特征。結合場地的自然條件進行設計而不是“歸零設計”，那種僅憑技術而無視場地現狀的肆意妄為的做法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我們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二，景觀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景觀生態系統包括景觀與外部系統、景觀內部各元素之間、景觀元素內部的結構與功能之間、景觀生命體與其環境之間以及人類與景觀生態系統之間的生態關系都是動態平衡的關系［11］。生態系統的跨尺度性要求低碳景觀設計力求平衡這些關系，并在此過程中減少碳的排放，而景觀生態系統達到動態平衡之后也會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的。第三，生態設計指導下設計生態。生態可以被設計，低碳景觀設計在生態設計原則的指導下設計生態。眾所周知生態系統是個很復雜的系統，它包含很多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包涵了很豐富的內容并自成體系，因此生態系統不能被設計也很難被設計，但是設計可以發揮作用，人工設計的生態應該被納入自然生態系統，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因此在低碳景觀設計過程中實際上是設計生態，是模仿自然設計生態的過程。只有如此設計出來的景觀設計，在項目完成之后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態循環。第四，減法設計，節約人力物力。低碳景觀設計主張做減法設計，不浪費精力。不但在景觀項目的方案設計初期，在項目設計和施工過程中，都秉承能少則少，節約人力物力的原則。要減少碳的排放量，只有更大程度地減少人力物力的損耗。低碳景觀設計在整個過程中都注重節約人力物力，以達到更少的碳排放的目的。第五，盡量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碳排放。低碳景觀設計以盡量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碳排放為原則。很多低碳設計打著低碳的旗號，事實上并不低碳。說低碳并不低碳的例子很多，如為了打造更好的自然效果，千里迢迢去找材料，或為了一兩種植物跑幾個省份。以及不珍惜資源，隨意浪費能源，這些做法只注重了目的性，而忽視了過程的低碳，也不是低碳景觀設計的正確做法。這也是生態設計和低碳設計最大的不同。

三、低碳景觀設計的應用模式研究

低碳景觀設計的應用模式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基于生態設計理論的低碳景觀設計目前的應用模式有以下幾種。

（一）自上而下的模式與自下而上的模式

我國景觀設計的現狀和國外有很大區別，國外的景觀設計項目一般而言要通過社區居民討論，規劃師、建筑師也要加入到景觀項目的設計和施工中。而在我國則是政府行為，先立項，政府通過了之后到達主管部門，主管部門之后才進入到景觀設計師手中。但是很多景觀項目實際上負責人都不是景觀行業從業人員，這給景觀設計的具體開展帶來了難度，甚至出現一個設計方案改十幾次或幾十次的情況。由于低碳景觀設計很多時候并不是在第一時間就能夠體現經濟效益，在講究效率和效益的現實條件下，低碳景觀設計開展起來也困難重重。如果管理者（包括政府和相關主管部門）重視民眾的聲音，尊重設計師，給設計師更大的權限和空間，景觀項目由自上而下的模式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模式，這樣才有可能給低碳景觀設計帶來新的局面。

（二）千層餅模式

這是一種疊加模式。設計師麥克哈格在景觀設計時尊重自然，提出了強調“土地適宜性”的“千層餅模式”。千層餅模式是將影響景觀設計的自然因子都列舉出來，進行疊加，然后可以從疊加模式中看出垂直自然生態過程，并可據此判斷出該設計與環境適不適合。到了設計階段，將要做的設計分層進行，疊加之后成為一個完整的方案。然而該模式僅注重垂直的自然生態過程，而忽略了水平生態過程，因為設計的各要素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如此勢必割裂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使低碳景觀設計成為形而上學的一種模式而達不到低能耗、低污染以及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三）場地拼嵌模式

隨著近些年來研究的深入，形成了分析景觀的一個基本模式，即“斑塊—廊道—基質”［12］。這是一種場地拼嵌模式，是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將景觀場地分為斑塊—廊道—基質的形式，斑塊－廊道－基質模型是構成景觀空間結構的一個基本模式，也是描述景觀空間異質性的一個基本模式。這一模式為比較和判別景觀結構，分析結構與功能的關系和改變景觀提供了一種通俗、簡明和可操作的方式。這個模式也有缺點，有可能注重局部而忽視了整體，而且并不是每個景觀場地一定包含這三個內容。就這幾種模式而言，有景觀設計程序上的，有方法上的，但是低碳景觀設計并不是單一的或機械的使用這些模式。低碳景觀設計應該以生態整體性為基本原則，靈活運用各種模式進行設計，要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設計模式，也可以以一種模式為主，結合其他的模式進行研究或設計。

篇4

低碳生活就是人類通過反思那些習以為常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根本轉變生存發展觀念，以更合理的方式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低碳生活因為與作為倫理存在的人密不可分，所以低碳生活本身蘊含著倫理的意味，同時，低碳生活是為了應對人與自然關系中的問題而出現的，所以其相應的蘊涵著生態倫理的因素。低碳生活這種方式，表明了當代人對于保持與大自然的更安全、更和諧關系的訴求。

二、生態倫理的概念

生態倫理是人類應對日漸惡化的生態環境，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中產生的一種新型倫理思想，相對于傳統的人際倫理和社會倫理，它是對倫理概念的嶄新突破，將道德關懷的對象拓展到了自然界，擴大了人類的道德責任范圍。

生態倫理作為一種價值理念，是對人與自然關系中各自的地位及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重要性的看法和評價。同時，生態倫理又是產生于人對自然的實踐活動中又對活動起著重大影響的實踐精神。儒家的“天人合一”，古希臘的自然神論哲學等就是在實踐過程中，在對人與自然同一關系的領悟、體會基礎之上確立的，是原始的具有生態倫理意味的價值理念。生態倫理還是道德主體的內在品格、責任意識的體現，生態倫理的實現有“契約式”和“美德式”的兩種，其中“美德式”的生態倫理跳出了權利、義務相互交換的窠臼，主張生態倫理是道德主體自身潛能的充分發揮，是德性的完滿展現，對自然愛護與否，是一個人是否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重要標志。生態倫理還是一種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道德規范，即人類處理自身與其周圍的動植物等生態環境關系的一系列道德規范，通常是人類在進行與自然生態有關的活動中所形成的倫理關系及其調節原則。

三、低碳生活的生態倫理意蘊

（一）低碳生活提出了公正分配資源的生態理念。

公正（正義）是處理自身與他人、人類與自然的利益問題的重要準則。亞里士多德認為“分配的正義就是自愿同另一個或更多的人分享共同福利方面的正義”[1]，它對于人類尤為重要，是維持人類社會及人類與自然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亞當·斯密指出：“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且巨大的建筑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2]

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無限的。在西方的啟蒙運動之后，擺脫上帝、神權束縛的自由幻化成了個體的無限制的欲望，這直接導致了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加之科技知識的發展，讓人體會到了控制自然的樂趣，最終導致人的異化，讓人與自然在本質意義上漸行漸遠。而在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直接影響著自然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對于自然的掠奪也讓人類對于子孫后代無法交代，公正（正義）在代內代際都顯得越來越彌足珍貴。“當約束對保存環境來說必不可少時，似乎每個人都應當根據適當的正義原理獲得其公正的部分并受到某種公正程度的制約”。[3]

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已經表明，在社會共同體之間存在著資源占有的不公平，工業化進程讓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遙遙領先于發展中國家，但這是以能源消耗和大量碳排放為標志的，這種高碳模式不僅表現在生產中，也表現在生活中，石油危機和氣候變化讓人類體會到了這種模式帶來的危害。從某種意義上講，發達國家帶來了更多的能源消耗，所以更應當在節能減排、環境治理方面負起更多的道義責任，不考慮發展程度、科技水平、經濟實力等實際情況來談治理環境責任是不公正的。從1997年12月，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到2005年的2月《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開始了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的歷史，都表明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已對溫室氣體對于氣候變暖的影響達成共識，并在考慮承擔義務的問題。但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最終也沒有出臺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讓人對于各國在公正分配自然資源、承擔保護自然環境責任的真誠度打了問號。

低碳生活主張能源的低消耗，強調全球的每個公民都選擇這種生活方式，也是在倡導對資源進行平等公正的分配，在利用自然資源、謀求自身利益和發展的過程中，把大自然看成全人類共有的家園，平等地享有自然資源，共同承擔維護自然的責任。同時，當代人在滿足自身需要、利益的同時，還要考慮到后代人的生存和發展需求，盡可能的給他們留下更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和空間，在世代更替過程中對利益的享有保持公平。低碳生活方式讓大家站到了一起，一起去盡責任，一起為后代子孫考慮，在限制人的欲望、重新分配資源中實現倫理的公正。從這個角度看低碳生活承擔了代內代際資源分配消費公正的責任。

（二）低碳生活提供了適度消費的生態規范。

生態倫理是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規范。低碳生活以適度消費等體現了生態倫理的規范內涵。傳統的高碳生活，大肆鋪張浪費，比拼消費規格，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帶來了環境問題、能源問題，正是在應對環境問題和能源危機的威脅中，低碳生活應運而生，其提倡的適度消費的道德規范具有深刻的生態倫理意蘊。

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觀念開始向西方消費至上主義、享樂主義傾斜，超前消費、一次性便捷消費等觀念受到熱捧，但高消費在刺激生產，提高生產的高效率的同時也導致了生產與消費領域的高碳排放、資源的高消耗和環境的高污 染，“目前的消費方式，尤其在消費驅動的工業經濟中的消費方式，正是導致環境惡化的元兇，現在的消費情形正是要改變的東西。”[4]所以，從長遠來看，過度消費是一種不顧長期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短視行為。畢竟，地球可以滿足人類暫時的需要，但是始終滿足不了人類無止境的貪婪。

西方工業文明的進程是以能源的耗費為代價來實現經濟的飛躍、科技的發展，這種發展模式對能源的耗費顯而易見，20世紀50年代的首次石油危機就已經表明其問題所在。人類必須估計到，非再生礦物能源資源枯竭可能帶來的危機，從而將注意力轉移到新的能源結構上，盡早探索、研究開發利用新能源資源。同時，在生活中處處注意能源的節約。

消費不僅具有經濟意義，它還有倫理意義，而適度消費是一種傳統美德。中國傳統消費倫理思想崇尚節儉，“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左傳》）。在西方，節制（節儉）與智慧、勇敢、公正并稱為古希臘“四主德”。亞當·斯密認為“奢侈是公眾的敵人，節儉是社會的恩人。”[5]這些都體現了古人對于適度消費的認可和提倡。

低碳生活的消費觀念主張，消費主體在消費的同時要考慮他人及子孫后代消費需求的滿足，考慮自然的承受能力。世界自然基金會研究的數據顯示，每節約1度電就可以減排1千克二氧化碳；少用10雙一次性筷子，減排0.2千克；用手洗代替一次洗衣機洗衣，減排0.3千克。所以，為了維持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及生態平衡，就要節制，適度消費，使消費更加符合道德價值要求。具體來講，就是選擇健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讓舒適、環保和可持續共同主導自己的生活。

低碳生活引導公民重新認識傳統的消費觀，強調節約身邊的各種資源，破除過度消費觀念，適度消費不是提倡為了節約能源、保護環境就抑制生產的發展和個體的合理需求，而是在滿足正當需求的同時注重精神需求，讓適度消費不僅成為一種道德規范，也成為人的一種精神追求，最終目的是讓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三）低碳生活呼喚道德主體的生態品性。

低碳生活作為人類應對生態環境惡化、資源短缺等問題而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生活習慣，與道德實踐主體密不可分，是道德主體的一種理性選擇，體現了道德主體的責任意識。

這種責任是單向度的。漢斯·約納斯指出，人類與自然都是存在，都有被保護的渴求，但人是唯一的目的性力量，在與自然的關系中占據主動地位，所以人應當主動承擔起保護自然的義務。人對自然的這種道德保護，如同“父母對子女的愛”，是“不可逆”的。按照這個理解，低碳生活方式也是道德主體的一種責任，面對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污染及氣候變化，道德主體自覺的承擔保護自然的責任，無需任何回報。

這種責任是整體的、長遠的。低碳生活指向的責任客體不僅是當代人，還包括子孫后代，不僅是人類社會，還有自然界。每個公民都將自身的日常生活與他人與自然聯系起來，切實承擔起減少碳排放的責任，保護人自身也保護人的“無機身體——自然界”。道德主體讓自己的日常行為與他人、與后代甚至與自然界聯系起來，用長遠的、整體的目光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反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做法，體現了整體、長遠的責任意識。

低碳生活呼喚道德主體自身的善良品性。中國傳統儒家的觀點主張，道德是一個主體去自覺顯現自身固有善良本性并努力實現其的問題。對于儒家而言，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夠成為圣人，只要他愿意并選擇去做。因為人性是上天所賦予的，是天道的體現。儒家倫理學認為，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要有主觀努力的自我實現行為，更有作為基礎的道德心。亞里士多德認為道德的實現是人的各種潛能的充分發揮，是對功能的完滿實現。低碳生活呼喚大家面對自然，時刻注意去顯現并努力實現自身愛護自然的善良本性，要傾聽自身內部理性聲音并認真遵循其指導，保護環境、節約能源，展現關愛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德性。

總之，低碳生活不僅需要人類秉持公正的價值理念，也需要建立保護環境、適度消費的道德規范，同時需要道德主體顯示愛護自然的責任感與內在品性，以真正地促進低碳生活方式的養成和生態倫理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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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旅游行業向來存在旅游信息數據量大，涉及方面廣，信息篩選繁雜，管理決策困難等特點[1]，而對處理與空間地理類有關信息有著強大能力的地理信息系統來說，它在旅游業的應用無疑是一個十分方便且實用的工具。GIS在旅游業的應用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管理查詢、專題地圖制作、旅游線路設計等。同時，GIS與其他高新技術的結合應用也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1 GIS的功能及特點

地理信息系統（GIS）是在計算機硬件和軟件支持下，以采集、存儲、管理、分析、描述和應用與空間和地理分布有關的數據的計算機系統[1]。地理信息系統處理、管理的對象是多種地理空間實體數據及其關系，包括空間定位數據、遙感圖像數據、屬性數據等，用于分析和處理在一定地理區域內分布的各種現象和過程，解決復雜的分析、決策和管理問題。

2 旅游地理信息系統（TGIS）的應用

TGIS是在地理信息系統（GIS）的基礎上專門為旅游者服務而作的二次開發的系統，專門為旅游者及旅游管理服務的管理系統[2]，其主要功能如下：

2.1地理信息的管理、查詢、檢索

旅游資源信息具有較強的地理空間特性環境保護論文，旅游區的景點分布、公共服務設施的分布、交通信息等都存在地理特性，而發展旅游地理信息系統（TGIS）則可以完全擺脫傳統管理手段對旅游業發展的制約，對旅游信息進行科學規范的管理[3]。

TGIS可將各方面的信息整合在電子地圖上，完成各種信息的定點查詢，以及實現人機交互為游客選擇旅游線路，提供途中所涉及的各項服務。

2.2 客源市場分析以及競爭分析

旅游景區設計是以游客的類型、愛好、興趣為依據的，缺少了對目標游客的研究會使景區規劃陷入誤區，脫離實際。應用GIS來對客源市場以及景區周圍其環境研究分析，可為景區旅游營銷策略提供服務，促進景區發展[4]。

對景區內的游客的信息進行統計，例如根據旅游者的分布范圍，年齡段，出游時間，出游方式等做出景區的吸引力等分析結果，針對不同分析結果推出不同的旅游計劃來滿足其需求[5]。

2.3 旅游線路設計

旅游線路設計是游客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路線的好壞影響到游客游覽經歷的質量，也影響著景區的經營。TGIS中有強大的網絡分析功能（Network Analysis），能夠通過游客對其設定的條件為游客找到適合其出游的“最佳路徑”[6]。

系統可根據用戶選擇的交通方式結合景區間的交通情況得到景點間的通達時間，再結合用戶事先設定的每個景點的停留時間得到符合用戶需求的線路安排[7]。

3 GIS 在生態旅游方面的應用

生態旅游是指是指人們為了了解和觀賞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及其棲息環境、地區的文化風貌以及娛樂休養、探險、科研等目的，而到具有較完整生態系統或未擾污染的自然區域的旅行[8]。GIS 在生態旅游方面有以下幾點應用：

3.1 旅游資源的開發管理及保護

生態旅游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保持自然環境的原生狀態不受人為影響，對環境的監控保護則需要多種技術和GIS技術的結合使用。例如，對遙感數據經對圖像的分析、分類處理，得到生態旅游資源數據，再將分類好的圖像導入GIS系統結合實地考察獲取的其他相關數據作進一步分析。從得到的圖中可以明顯的觀察到景區內植被種類、分布范圍等詳細情況的變化，以便及時反映到相關部門進行處理 [9]。

3.2 環境容量監控及可持續發展

景區環境容量指的是景區內可容納的最大的游客容量[10]。對于生態保護區開發為景區必須要考慮環境容量問題，如果只注重旅游效益而忽視環境承受力則會對風景區內環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因此，分析園區內的環境容量環境保護論文，采取相應措施對于園區的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

在GIS應用中，可以將景區內部的各種要素分圖層進行緩沖分析，由原先建立的點、線、面圖形得到緩沖后拓展而成的多邊形，根據各圖層疊加運算生成景區的生態敏感區，生態敏感區是生態園區內需要重點保護的地區。再將由面積法計算得到的環境容量值與GIS得到的結果結合，對園區的各地塊的劃分及布置做統籌安排。

4 GIS在旅游規劃中的應用

4.1 專題地圖的制作

專題地圖指的是將專題現象或普通地圖的某些要素在地理底圖上完備的表示出來的地圖[10]。將GIS應用于地圖的制作可以大大提高制圖的精度和效率，能有效避免傳統地圖制作的缺點。

在地圖制作過程中，GIS可以使用矢量處理和柵格處理交替使用，使制圖快速精確[5]。不同的專題信息建立不同的圖層，分層存儲，用戶需要哪方面的信息便可以快速的將該圖層在同一張地圖中疊加觀察，方便有效。

4.2 旅游規劃模型庫的建立

GIS雖然具有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但在規劃中常有眾多的規劃問題需要將系統結合數學模型解決，對系統的二次開發則顯得十分迫切。若將這些以模型的形式開發出來則可以給規劃帶來很大的方便。例如，旅游資源評價模型、旅游需求預測模型等，不同的情況只要向其輸入相應數據便可得到適合該地區的結果[9]。

在建立模型庫的基礎上，建立專家知識庫，將本專業專家的知識和經驗進行整理，與規劃模型結合使用，使規劃智能化，用以解決復雜的規劃問題。

5 問題及展望

現階段對GIS在旅游業上應用的研究趨向于泛化，在各個方面均有學者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但真正實現的較少，有些方向已經完全偏離了旅游服務業的主題，只是單純的地理研究。我國GIS與旅游業結合研究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多數研究還停留在介紹專業知識層面，深入鉆研環境保護論文，挖掘潛在價值的非常少，多數只起到只是普及的作用[9]。

GIS相關軟件種類繁多，通過不同軟件建立起來的數字資料門類多樣，數據之間實現共享和相關十分困難。例如在旅游規劃中，需要從全局著眼，不可避免需要從其他途徑獲取其他地區的資料，但獲取的資料和本地區建立的數據庫不相容，對規劃工作的實施帶來很大的困難[11]。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對于業內數據共享十分重要而迫切。統一數據標準后，可以大大減少因數據不統一引起的問題，提高工作效率。也為GIS用于旅游業的宏觀規劃和調控的實現提供可能[9]。

7 結語

GIS以其在數據采集、處理、分析方面體現的優勢在旅游業中獨領，無論是在旅游地理信息系統的應用、生態旅游還是旅游規劃中均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在未來的研究中，還將深入探討其與其他高新技術結合，更好的為旅游業，乃至其他行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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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攀枝花市，四川省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被稱作陽光花城，座落在四川西南角，金沙江和雅礱江交匯處。自1965年建市以來，城市建設已形成規模，旅游資源獨具特色：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獨具風味的飲食，濃郁的少數民族民俗風情文化，成為獨樹一幟的旅游品牌，成為攀枝花市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旅游文化的翻譯工作是使對外宣傳資料發揮作用的重要環節， 也是一個城市對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環境建設的重要體現。如何讓攀枝花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攀枝花， 有效開展招商引資、擴大對外交流和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針對目前攀枝花市獨特旅游資源的英譯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將極大地促進攀枝花的對外交流合作和提高城市的整體形象。但是由于中英旅游文本中的文化差異表現在其不同的審美、價值觀及風俗習慣等中英旅游文本在提供信息方面亦有不同的側重點。因此，在功能理論的指導下，結合中英旅游文本的不同點，，旅游文本的翻譯應以游客為中心，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導向，最終達到旅游文本的誘導目的。可以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直譯、增譯、省譯、類比等，以期增強旅游文本譯文的可讀性，最終有效實現譯文的預期功能和目的。 

一、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譯 

攀枝花地處攀西裂谷中南段，屬浸蝕、剝蝕中山丘陵、山原峽谷地貌，山高谷深、盆地交錯分布，地質構造復雜，森林覆蓋面積大，喀斯特地貌分布廣，裂谷、溫泉、溶洞、瀑布和河流比比皆是，為旅游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資源基礎。對于對于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譯方面，張沉香（2007）對于術語的國際化， 提出應“適當加大音譯比例”，“促進國際合作和科技發展”。 

音譯不僅能夠達到簡潔和透明的作用，還是保存源語文化的最佳途徑。尊重術語體現的文化而采用音譯的翻譯方法也是現代術語翻譯的一個趨勢。以攀枝花地理地貌“喀斯特”為例，就是采用的音譯方法現已被學界多接受，然而它卻曾被中國學界采用意譯的方法改譯為“巖溶”。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世紀初由中國學者確定的“天坑”，即西方地理學學術話語中的“特大型塌陷漏斗”所描述的地理樣貌，在攀枝花也是數量眾多，大小不一。2005 年起，“天坑”這一定名獲得了國際喀斯特學術界的一致認可，漢語拼音 “tiankeng”開始國際通用“喀斯特”在中國和 “tiankeng”在國際學界的最終被接受，這體現了兩個屬于名詞文化內涵的保留，以及音譯在學術文化界的認同。 

攀枝花非常有名的“格薩拉生態旅游區”主景區距瀘沽湖116公里，距麗江376公里，沿省道216線（稻攀路）前行可達稻城、亞丁，景區景觀由天坑地漏、巖溶景觀、高山草甸和彝家風情等組成。關于“格薩拉生態旅游區”的英譯資料“Gesala Ecotourism Area as a part of the Golden Triangular Tourism Area of Daocheng， Lijiang and Panzhihua is located at the juncture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該譯文首先介紹了格薩拉生態旅游區的地理位置位于稻城，麗江和攀枝花旅游金三角，位于川滇兩省的交接處。 “ It is not only the south gate of the Great Shangri-la of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unshine Ecotourism Area in west Panzhihua City.” 此句則強調了格薩拉生態旅游區的重要性，為中國大香格里拉的南大門， “the south gate”則運用了英語中隱喻的修辭手法  “metaphor” ，非常生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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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GIS；RS；生態建設；土壤侵蝕

【Keywords】GIS； R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oil erosion

【中圖分類號】X5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1069（2017）03-0108-02

1 引言

數字高程模型（DEM）是地理信息系統技術（GIS）與遙感技術（RS）進行地形分析的基礎數據。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DEM數據才廣泛地應用于提取地形因子，如坡度、坡向、谷脊特征分析、高程變異、水系、河網密度等。隨著國家近年來對礦區生態建設的高度重視，GIS技術和RS技術被逐漸應用到礦區的生態建設中[1]。但是，目前對礦區生態建設的應用研究還比較少，論文正是基于此而進行研究和探討的。

論文在建立DEM的基礎上，采用GIS軟件進行研究區地形地貌的分析及其在土壤侵蝕分析中的應用。

2 研究工作的準備階段

研究準備階段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基礎資料的獲取和DEM數據制作。

2.1 基礎資料的獲取

研究的基礎數據資料來源為1：50000（基本等高距為10m）國家基本地形圖，1980年西安坐標系，1985國家高程標準，高斯―克呂格投影。林區地理坐標范圍：東經：87°21′30″～87°38′30″，北緯：43°12′30″～43°16′00″。礦區面積15730.87hm2，最低海拔2365m，最高海拔3023m。研究區地處天山中段以北的山間谷地（俗稱通溝），北依約喀坑艾代山，南臨末日洛克山、黑山。東西較開闊，地勢北高南低，西高東低。屬于高山草原及半荒漠區[2]。

2.2 DEM數據制作

數字高程模型的表示和制作的方法種類較多，本研究采用的是地形圖數據源，由等高線構建TIN生成DEM的方法。這種方法的首要步驟是由等高線生成TIN。TIN是表面上的結點和邊形成的三角面說構成的網[3]。當生成TIN后，則可以使用插值工具將TIN數據進行內插計算生成網格DEM（轉換成30m分辨率的柵格數據）。

3 基于DEM的地形特征提取

美國ESRI公司開發的ArcGIS地理信息平臺是目前GIS行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產品，它具有完善的數據錄入和空間分析功能。論文主要利用其中的空間分析模塊，對研究區DEM的地形特征進行提取和分析。

3.1 坡度

坡度表示的是地表面在該點的傾斜程度，是指過該點的切平面與水平地面的夾角[4]。采用擬合曲線面法求解坡度是目前所采用的最佳方法，擬合曲線面法采用二次曲面。在ArcGIS的空間分析模塊中，提取坡度有兩種表示方法：①用“度”來表示，即水平面與地面夾角；②用“坡度百分比”來表示，即高程增量與水平增量之比的百分數。

3.2 坡向

坡向又稱坡面傾斜角，是指地表面上一點的切平面的法線矢量在水平面的投影與過該點的正北方向的夾角。坡向表征了地面一點高程值改變量的最大變化方向。在ArcGIS提取坡向，所得數據取值范圍為0°～360°，正北方向為0°，按順時針方向計算[5]。

3.3 曲率

ArcGIS的曲率工具用于計算坡度的坡度（表面的二階導數），即表面的指定部分是凸還是凹。表面的凸出部分（如山脊）通常不會被遮擋，這些部分的水流將流向其他區域。表面的凹入部分（如河道）通常會被遮擋，其他區域的水流將流向凹入部分。曲率工具有兩個可選變化形式：平面曲率和剖面曲率。這些工具主要用于反映地形對水流和侵蝕的影響。剖面曲率將影響水流的加速和減速，進而影響到侵蝕和沉積。平面曲率將影響水流的匯聚和分散[6，7]。

4 結果與分析

4.1 坡度分析

借助ArcGIS空間分析模塊，并借助其重分類工具，可以得到研究區坡度分級的面積統計表和坡度分布圖，研究區以緩坡平地為主，坡度由東到西逐漸增加，坡度

4.2 坡向分析

同樣，可以得到研究區的坡向分級面積統計表和坡向分布圖，從而可以得出，研究區的坡向以0～90°和90～180°的半陽坡和陽坡為主，占到了研究區面積的67.38%。270～360°的陰坡面積占到研究區面積的11.87%。

4.3 曲率分析

研究區的曲率分布圖見圖1。單純分析研究區的曲率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曲率通常與植被蓋度數據結合，來分析研究區的土壤侵蝕現狀（分析方法另述）。研究區的土壤侵蝕現狀見圖2。

從圖1和圖2的對照分析中，可以看出地形曲率與土壤侵蝕強度的密切關系：向上凸起值和朝上凹入值高的區域，土壤侵蝕強度都在中度侵蝕以上，地形曲率的絕對值在3以上的區域，土壤侵蝕為強度侵蝕和極強度侵蝕。而地形曲率絕對值在0～1之間的區域，土壤侵蝕為微度侵蝕。

5 結語

論文探討了GIS及RS技術在新疆黑山礦區土壤侵蝕分析中的應用途徑及方法。隨著今后礦區的發展和相關部門對礦區生態建設重視度的不斷提高，RS及GIS等地理信息空間分析技術在礦區生態建設中會成為一種必要的評價途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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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態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吸引了來自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其中來。在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存在的理論盲點亦比較多，如國內學術界在學理上對美國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與蘇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之間區分不夠，因此難以整合來自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從而影響到整個學科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發展起來的，后來才影響到其他學科，從而擴散成一個龐大的學科；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也是由民族學家提倡，但它屬于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的交叉學科，是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生態學研究。因此，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有一些相同之處，但相異之處又頗多。本文從理論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術影響上對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予以比較，希望能為學科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理論淵源

理論淵源最能說明一個學科的屬性，因此歷來學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個學科發展的必要工作。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在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論淵源上有所區別，才導致了它們之間異同共存的現象。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1］。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通過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2］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系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并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于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鑒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志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志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3］（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4］（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總的來說，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與美國式民族生態學一樣，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理論淵源也較為復雜。在蘇聯存續后期，蘇維埃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學是一門以研究世界民族為對象的學科［5］（p3）。不過，由于民族總是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區生態環境的制約，采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樣的自然條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備適應環境的特點。科茲洛夫認為“可以把處于目前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學明確為其研究范圍包括民族共同體這一最穩固和最重要的人們集體生活形式之一的產生和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6］（p215）這樣，摒棄了傳統研究范圍“本位主義”態度以后，民族學家們積極地參加了反映社會需要的新領域的工作，民族生態學的形成正是如此。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勃羅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類似地指出：“當代民族學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會）過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關系。這對于圍繞民族學所形成的日益眾多的相鄰學科――從民族經濟學和民族生態學到民族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尤其如此。”［7］（ p246）事實上，早在1981年，勃羅姆列伊就發表了《人類生態學的民族方面》一文，雖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但其中關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各民族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態學原理已在這篇論文中得到充分運用。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與自然》一書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態學的許多原理，比如該書強調指出了歷代民族文化傳統對保護生態是有意義的［8］。勃羅姆列伊還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學基礎》第三章“非洲各族”單列“地理環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條件十分復雜，各種自然因素及其區域性配合都很協調，為非洲境內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態條件和相應的食物和技術資源。幾千年來，人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構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經濟文化史的物質基礎。”［5］（p155）在借鑒同仁們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科茲洛夫充分吸收了來自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科。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是一門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相互滲透而形成的學科。由于其與人類生態學的密切聯系，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的特點，而且這一特點表現在生物方面，也特別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民族生態學形成的比較緩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與人類生態學有關的內容的基礎上形成的。1978年開始的由美蘇兩國民族學家、人口學家、體質人類學家等共同參與的“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體長壽率開展人類學和民族社會學的綜合研究”，對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9］。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產生的，它吸收了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變成了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后來也受到農業生態學、闡釋學以及環境地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是在民族學界內部產生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交叉而產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學科的若干領域，可見其理論淵源之混雜。

二、研究對象

蘇聯民族學家勃羅姆列伊認為：“每個學科的對象是在形成一定傳統的學科實踐中形成的。在確定今天某一學科的輪廓時，不能不考慮到這些傳統……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相應地又同闡明它與相鄰知識領域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7］（p235-236）從勃氏的上述論斷足可得見研究對象對一個學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態學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對學科的存續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從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態學”之后，學者們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一直有所爭論。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別重視理論上的研討，因此這項工作留給了后來的民族生態學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詞中的前綴“ethno-”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那些從群體自觀出發的研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變成了群體自觀下的生物內在聯系［10］（p216）。稍后，美國人類學家布羅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態學時暗示出其研究范圍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其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11］。這樣看來，民族生態學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處于傳統社會的群體，范圍則僅限于這些群體如何認知環境，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不過，民族生態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涵攝了地方性群體與所有的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研究范圍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領域。在研究對象上，民族生態學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環境知識的研究，但他同時也指出，民族植物學家也樂意研究農民傳統的農技實踐，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著人［12］（pxx）。當然，一些生態學家、人類學家正試圖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他們認為不僅農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態學存在的空間；不僅要研究特殊群體的傳統生態知識，而且要關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態變遷。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家仍然繼續關注傳統居民的動植物利用和資源管理實踐，關注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在維護生態安全上的獨特價值。

與美國有所不同，蘇聯式民族生態學最初就是圍繞民族（ethnos）來展開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關的人類生態學問題當然是其職責所在。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語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羅姆列伊的話說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點、確定獨立的心理特點以及區別于其他類似共同體的聯合意識的人們共同體”［13-15］。一般來說，“ethnos”大致相當于英語學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解，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ethnos）的特點［8］，而且其所涉及的問題超出了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和民族人口學的范圍。“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16］到1991年，科茲洛夫主編出版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論文集，共匯集16篇論文。除涉及生存保障體系外，它還與地理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相交叉，闡述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各民族的生計、飲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體質、人口再生產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科茲洛夫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族生態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在自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存保障體系的特點，復雜的生態聯系對人們健康的影響；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形成的規律和功能［17］（p43）。實際上講的就是各民族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科茲洛夫接著論述道，首先要研究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生物適應和與他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社會―文化適應，這些適應反映在物質文化特點（飲食、服裝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學和民族醫學中；其次研究人們在個體和集團層面對周圍環境和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心理適應的主要方式，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等；再次還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關系，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質資源的傳統進行生態學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與1983年發表的2篇論文相對照，科茲洛夫在1991年的這篇前言中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補充了一些原來尚未涉及的內容，如“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等。對于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中央民族大學任國英教授認為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學與生態學兩學科的交叉，他們（指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家）的學術理念是將生態環境與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本學科的研究框架內。”［17］（p44）堪稱一語中的。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僅僅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也基本上限制在傳統的居民群體，范圍主要圍繞這些群體的植物、動物、土地的分類與利用以及他們資源管理的實踐等傳統生態知識來進行。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研究對象界定為族群或族共同體，范圍是與族群或族共同體有關的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范圍十分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講，蘇/俄式民族生態學與當前歐美人類學界流行的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基本類似。

三、研究方法

對一個學科來說，確定其研究對象之后，就會面臨著如何去研究的問題，亦即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民族生態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要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獨特之處，方才能得到相關學科學者的承認，在學術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規的資料收集方法。為了解被研究群體對自然環境的認知，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會設計幾個層級的問題，他們首先會問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樹？常綠樹和落葉樹有何差異？這里有哪些不同種類的針葉樹？針杉和松樹有何不同？……這樣一直到最低層級為止［18］（p60）。通過向該群體的不同的人提問同樣的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基本上就能夠獲知被研究群體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總圖。不過，后來民族生態學家們逐漸發現，由于他們采用這種假設性的分類，一些被訪談者可能會依照訪問者的邏輯去推定，甚至創造出當地沒有的事物來。于是民族生態學家們只好又重新依靠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的方法，雖然這兩種方法費時又費力，但好在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需要正確記錄動植物的當地名稱、學名、科屬，必須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儀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類的加工技術，甚至還需要了解有關的神話傳說，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時，研究者還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們記錄下來的動植物標本和材料。當然，如今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雖然在資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與以前差別不大，但他們看待這些資料的視角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從某個點出發的視角”，它不僅要摒棄以前那種無歷史和政治的傾向，而且要看到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民族生態學者才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充當主角［19］（pp1-19）。

蘇聯民族學家們認為直接觀察是獲取民族學情報資料的基本方法，但蘇聯民族學界起初轉向“綜合集約調查法”，后來則以夏季短期的小組或個人旅行來排斥綜合調查，總的來看是逐漸放棄了“定點”的直接觀察方法。鑒于上述民族學調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態學的奠基者之一勃羅姆列伊聲稱一定要堅持直接觀察、定點長期調查的方法，同時還可以根據研究客體變化的實際情況適時采納問詢調查法、歷史比較法、類型學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羅姆列伊的主張未能堅持多久，蘇聯就遭遇了解體。隨后，民族學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茲洛夫總結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學科形成和問題史》一書中，科茲洛夫全面闡述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學科性質、基本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及與其他學科間的關系；其中還對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人進行研究，開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沖突問題納入民族生態學研究的視野［17］（p43）。從前人翻譯的2篇論文和任國英教授的總結來看，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仍然堅持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同時吸收了人類生態學的方法，從而在方法論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撐。20世紀末以來，由于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注意同國際接軌，研究中借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17］（p44）。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俄羅斯繼科茲洛夫后最負盛名的民族生態學家亞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請教，他認為蘇/俄民族生態學依然堅持經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民族生態系統的概念，同時注意使用精細的統計數據和自然地理資料。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由于誕生在認知人類學內部，因此它不僅繼承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而且以其獨特的研究步驟和視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以后才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賴民族學的直接觀察的方法，同時也適當吸納了系統生態學等理論與方法。只有在俄羅斯民族學界與西方人類學界廣泛交流一段時間以后，民族生態學研究才獲得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源泉，從而推動了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學術影響

一個學科的生命力是否夠強，關鍵還在于它的學術影響力。對美蘇兩種傳統民族生態學的學術影響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看其民族學人類學內部的影響力；二是看其對其他學科學者的號召力；三是看其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學術的輻射能力。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誕生于人類學內部，本身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雖然認知人類學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但隨著實踐理論、闡釋人類學以及反思人類學的出現，民族生態學本身也成為某些學者清算的材料。不過，在文化人類學內部，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還是得到廣泛的承認的。這從《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民族學家》、《當代人類學》等頂級雜志上刊登的為數不菲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論文上可以得到證實。在人類學界之外，民族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學者的認可，還有的學者針對性地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討，如墨西哥生物學家托萊多、資源地理學者巴頓（David Patton）都有專門的研討文章問世。不過，最能說明一個學科影響力的也許要看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輻射能力了。由于美國社會科學在當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統治地位，單從其數量龐大的實踐者、分配到的資源以及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力上就可以略見端倪，因此美國式文化人類學領導著世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印刷文本的廣為傳播更是奠定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優勢地位［2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如今也已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因此較早接受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坎特布理肯特大學的埃倫（Roy Ellen）博士更是這一領域中享譽世界的學者，他與《皇家人類學刊》合作出版了名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專門研究于一體，足見民族生態學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即使在俄羅斯國內，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學者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傳統的影響，如今他們在英語寫作中已把自身原來應用的“ethnoecology”改稱為“ethnic ecology”，且認為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跟美國的文化生態學或生態人類學相差無幾［22-24］。

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創立較晚，但不論在蘇聯時代，還是在俄羅斯時代，都能在民族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還成立了民族生態學部，專門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從1997-2005年，俄羅斯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聯合會共舉辦了5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態學專題研究論文參與［22］。在論文的發表上，俄羅斯權威的民族學期刊《民族學觀察》（即以前的《蘇聯民族學》）從1975-2004年共刊發了24篇民族生態學方面的論文，雖然與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學、民族社會語言學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一起處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興的是，俄羅斯的學者們還在圣彼得堡創立了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叢刊，專門刊發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學術研究之外，學者們還積極參與生態學評估。1999年，民族生態學家斯泰潘諾夫（Valery Stepanov）還主持編纂了《民族生態學評估方法》一書，為俄羅斯民族生態學家參與生態學評估提供了學術指引。由于民族生態學研究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礎，因此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深受影響。對此，亞姆斯科夫曾經說道：“在土著人土地權利和傳統居住領域內進行研究的許多專家，他們有著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訓練背景，如今喜歡稱呼自己為‘民族生態學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議草稿中，甚至流行的術語“傳統自然資源應用領域”（TTUs）也正在轉變成“民族生態學領域”［25］。不過，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學術影響力下降，因此俄羅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對外傳播并不是很廣泛，僅在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內流布。中國從1984年開始譯介相關理論，然迄今為止，僅譯介過科茲洛夫的2篇論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復之處。2009年，任國英教授的《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一文算是稍微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界內部仍充滿活力，都對其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的輻射力。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具活力，如今已經得到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學者的認可，跨學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向外傳播更為廣泛，如今已經影響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大國。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我們發現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于民族學或人類學界內部，從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兩者之間卻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不同的對象所致。我們知道，美國號稱為“文化人類學”，其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這跟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始終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態觀念有著根本聯系。蘇聯（俄羅斯）既然號稱為“民族學”，而且在實際研究中都是圍繞“民族”（ethnos）來進行的。蘇聯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僅表示著與“民族”（ethnos）或族群單位相關，而并不像美國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一種主位的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前綴“ethno-”意義的區別乃是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之間的根本差別。鑒于這種意義上的差別，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采用“ethnic ecology”來指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

在準備和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蘇聯/俄羅斯民族學者都認同這種跨領域的學科。如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認為民族學中出現的民族生態學等之類的亞學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類。因為它們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學者們只是繼續做他們過去做的東西罷了，而且以后這些亞學科的繼承者會為他們抓住的一點皮毛而沾沾自喜起來，甚至會聲稱一切事物離開了生態學無法解釋［26］。切氏的論述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是在學界內部劃分一下勢力范圍，而沒有理論方法上的升華，這種劃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如果民族學人類學者因為沉迷于分支領域的研究，而未能堅持“全貌觀”的基本準則的話，那么這種分支不要也罷。

依上述認知去審視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我們會覺得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其自身的學科特點，而且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工具，是一種人類學生態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不然，它更多的是對人類生態學的一種類比，主要作用在于劃分學術領域，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學科特點，也沒有完善的方法論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一無是處，它所開拓的文化適應不完善的思想、對不同族體的心理適應的研究、景觀民族特點的論述，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生態研究仍然具有其獨特價值。

（致謝：俄羅斯科學院亞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筆者提供他的論文電子版以供參考，還在電郵中耐心地回答了筆者的疑問，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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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為貴州荔波喀斯特地貌申請世界自然遺產成功，作出了特殊貢獻。

 

屠玉麟教授，碩士生導師。貴州省生態學會副理事長;貴州省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生態學會理事;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事。1962年畢業于貴陽師范學院生物系。主要從事植物地理、環境生態與自然保護等方面的研究。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貴州省農業區劃先進個人，貴州省優秀環境科技工作者，全國優秀教師，貴州省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獲省部級以上科研成果獎勵9項，主持參加完成科研項目10余項，目前主持在研項目3項，編寫或參與編寫著作20余部，近5年發表學術論文10余篇。

 

安裕倫1987年貴州師范大學自然地理專業碩士。教授，碩士生導師(兼職博士生導師)，地理與生物科學學院院長，校學科帶頭人，曾為英國、澳大利亞訪問學者。擔任過地理信息系統、遙感、綜合自然地理、氣象與氣候、貴州地理、土地資源等10余門課的教學。主持省重點攻關等各類科研項目20項。獲省科技進步獎2項。發表論著40余項。2003年獲得省“五一”勞動獎章、貴州省先進科技工作者稱號。兼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貴州省土地學會副理事長：貴州省地理學會常務理事：貴州省遙感學會副理事長：貴州省測繪學會專業委員會副主任。

 

專業學術方向：環境遙感與信息系統、自然地理

 

梁虹1985年陜西機械學院工程水文及水資源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碩士學位，教授，碩士生導師，貴州省省管專家，校學科帶頭人。科研方面，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省部級科研項目多項，在《中國巖溶》、《地理科學》、《經濟地理》、《水電能源科學》、《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等全國重要學術期刊和全國性科技期刊以及國家出版社發行的全國性學術會議論文集上以獨著或第一作者的身份20余篇。

 

學術貢獻：創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一“喀斯特水文地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