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資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境外投資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進行組合投資的稅務影響

（一）QFII的所得稅

中國證券市場正迎來外國投資的大潮，理解并解決歷史稅務問題至關重要。外國投資者對H股和B股市場的投資在早期享受了免稅待遇。《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外國企業和外籍個人取得股票（股權）轉讓收益和股息所得稅收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3]45號文，以下簡稱“45號文”）①規定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2008年1月1日后被新《企業所得稅法》取代）下，外國企業取得來源于H股和B股投資取得的股息收入及處置H股和B股取得的資本利得免征企業所得稅。隨著2002年QFII項目的啟動，QFII面臨著缺少具體稅務規定指引的困境。境外投資者只能參考H股和B股相關稅務處理規定以及稅務機關的實際操作，對稅務處理方式做出大致判斷。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47號）出臺以前，當QFII取得其A股投資股息時，地方稅務機關通常未向其或被投資方追繳股息預提稅，但有一些QFI（I以及通過其投資的公司）出于謹慎還是就取得的股息在會計上計提了未來有可能被稅務機關追溯的股息預提稅稅務準備。對于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QFII之間似乎存在普遍共識，即在沒有明確的政策情況下，資本利得預提稅應不適用。因此，境外投資者通常不會在會計上對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計提預提稅準備金。根據2008年1月1日實施的《企業所得稅法》，國稅函[2009]47號文廢除了45號文對H股和B股股利及資本利得免征預提稅的規定，同時開始針對股息征收10%的預提稅，要求A股、H股和B股被投資方在支付投資者的股息時進行代扣代繳。但是，針對QFII處置上市公司買入賣出的流通股產生的資本利得，法規上一直沒有明確要求征收預提稅。很多投資A股的QFII堅持認為資本利得預提稅不應適用，在會計上也沒有計提稅務準備。然而，2010年中國稅務機關對雷曼兄弟在華QFII資產清盤的稅務處理引起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QFII一般會在A股市場循環使用人民幣配額。它們從市場取出任何轉讓A股的收入，往往是重新投資于更多A股，而不是選擇匯出境外，以避免浪費獲批的投資配額。從理論上講，資本利得預提稅產生時點發生在轉讓A股實現利得時，但實踐操作中稅務機關通常在投資者要求匯出處置所得時要求征收預提稅。由于一直未有QFII要求匯出轉讓A股的所得，相關的預提稅問題一直未引起稅務機關的注意。雷曼兄弟資產在清算其剩余QFII資產并申請清算所得匯出時，北京稅務機關針對其資本利得征收了10%的預提稅。這個案例為所有QFII投資者敲響了警鐘。2014年10月3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了79號文，規定從2014年11月17日起，對QFII、RQFII取得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票等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在2014年11月17日之前QFII和RQFII取得的上述所得應依法征收企業所得稅。

（二）稅收協定豁免的復雜性

79號文明確了QFII/RQFII對于2014年11月17日之前轉讓A股產生資本利得需要繳納所得稅。有鑒于此，QFII/RQFII（及通過QFII投資A股和其他中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需要考慮這些需要納稅的資本利得是否能適用相關的稅收協定。在QFII/RQFII的所在稅區與中國的稅收協定確實規定了資本利得來源國不征稅的情況下，QFII/RQFII申請資本利得所得稅的稅收協定待遇有三個關鍵技術問題需要確定，即該QFII/RQFII是否為：1.稅收協定定義的“人”；2.稅收協定國或稅區的稅收居民；3.處置A股的實際轉讓人。中國與不同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在股權轉讓中資本利得預提稅的待遇上有不同的規定。最近失效的中國與英國的舊稅收協定（1984年）和中國與荷蘭的舊稅收協定對轉讓股權產生的資本利得不提供協定優惠待遇，但中國與愛爾蘭的稅收協定（2000年）對來源于轉讓所有非不動產密集型的中國企業股權（其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中國不動產的價值占該股份價值的比例不超過50%）取得的資本利得免征中國預提稅。目前，多數中國稅收協定規定：中國對來自協定國的非居民企業轉讓其持有非不動產密集型中國公司股權且在轉讓日前12個月期間內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公司股權比例低于25%的，免征預提所得稅。按照現行的規定，一家QFII/RQFII擁有的任一中國公司股份比例不得超過10%，因此，只要被投資的中國公司是非不動產密集型企業，很多稅收協定都有可能會豁免QFII/RQFII所面臨的資本利得所得稅。雖然QFII/RQFII認為作為法人滿足協定對于“人”的定義條件和“稅收居民”條件（即從在締約國注冊或實際管理機構位于締約國的角度，需要繳納締約國當地企業所得稅）不存在問題，但其在是否滿足“實際轉讓人”條件上仍存在不確定性。QFII/RQFII作為A股市場股票法律意義上的持有人，根據中國稅法應就來源于處置取得的資本利得繳納預提稅。然而在QFII/RQFII大量參與的“交易”里，QFII/RQFII并不符合“實際轉讓人”條件。這是因為QFII/RQFII在交易中僅僅是代表其客戶進行投資，其所代持的股份不包括在其本身的資產負債表之內，轉讓A股產生的資本利得亦不會算作QFII/RQFII本身的收入。真正的轉讓人是接受QFII/RQFII的境外投資者。中國稅法及實務沒有明確申請享受與資本利得相關的協定待遇時，在什么情況下稅務機關必須看穿一個外國交易實體。《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認定稅收協定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2年第30號）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委托投資情況下認定受益所有人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24號）規定了在某些情況下對來源于中國境內的所得申請享受協定待遇時可看穿外國實體，這一規定僅適用于對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申請協定待遇。

（三）新的稅務指引

根據2014年11月14日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關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境外投資者自2014年11月17日起通過滬港通投資A股取得的轉讓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和營業稅。這一政策自以來受到投資界一致歡迎。79號文對QFII/RQFII在2014年11月17日之后轉讓A股（和其他權益投資）產生的所得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這一點上保持了和81號文的一致性。在79號文公布之后不久，大多數的QFII和通過他們投資的基金對外宣布，將沖銷之前在會計上針對尚未實現的資本利得而計提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款準備。然而，79號文也規定：QFII/RQFII在2014年11月17日之前已經實現的來源于中國境內的股票轉讓所得，應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據了解,稅務機關將在未來數月內向QFII出具繳稅事項通知書。根據通知書，QFII將需對所有2014年11月17日以前權益性資產處置所得應征收的預提稅進行一次性的申報和補繳。每個QFII/RQFII將需準備一份特殊目的審計報告，并提交給其托管銀行的當地主管稅務機關。該報告需逐筆披露自投資設立至2014年11月17日期間處置投資所得的總金額。截至目前，圍繞著如何確定QFII/RQFII投資所得的遺留稅負，一系列具體的實施問題尚待稅務機關進一步明確解決。主要的問題如下：1.計算A股所得計稅基礎的方法（加權平均還是先進先出）。當QFII/RQFII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價格買進A股時，把賣掉的股票與之前買進的某一特定批次的股票一一對應起來從管理來說難度很大，因此需要更便捷的計算方式。2.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是否允許盈虧互抵。當QFII/RQFII處置一些股票時實現盈利，處置另一些股票出現損失時，計算應稅所得是否允許以盈利和損失相抵，還是忽視掉產生虧損的轉讓交易。3.征收歷史稅負的追溯期限。雖然追溯到2002年（QFII的推出時間）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最終計算歷史稅負時間還應統籌考慮。4.滯納金的征收。雖然技術上稅務機關對于未清算的歷史稅負可以征收滯納金，但是以前針對QFII在轉讓A股是否征稅上沒有明確法規，在實務操作上地方稅務機關以前也未明確要求征稅，因此納稅人將有可能在滯納金方面向稅務機關進行申訴。行政罰款不應發生。5.稅收協定優惠。我們的理解是，稅務機關把QFII/RQFII作為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人具有可行性。鑒于所有的QFII/RQFII將會在短期收到繳稅事項通知書，我們建議納稅人應從以下方面做好準備：1.應就特殊目的審計報告的披露程度/格式及內容與主管稅務機關達成共識。2.在規定的時間內，對處置交易的細節進行摘錄并匯集整理，同時為加快與稅務機關協商的進度，應準備不同方案下的稅款的計算（例如：總額還是扣減損失后的凈額，評估的追溯補稅的年限，先進先出還是加權平均確定稅基，是否申請稅收協定待遇）。3.評估QFII/RQFII作為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可以享受的稅收協定待遇，確保已滿足享受具體協定待遇的資格要求，并準備所需表格及相關支持文件。4.若QFII/RQFII所在稅區與中國沒有適用的稅收協定待遇，考慮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商，看看相關稅務機關是否愿意在“交易”的情況下，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原則，通過“看穿”QFII/RQFII，接受其按照被的實際投資者所在國的稅收協定待遇進行申請。5.與稅務機關協商，確保不征或少征稅收滯納金。6.將最終稅負分配至QFII/RQFII所的客戶。解決上述遺留稅務風險將使QFII/RQFII清除歷史問題重新開始，并為未來的經營與擴張打下良好的基石。

（四）未來的挑戰

79號文和81號文僅規定了“暫時”的免稅，并且未明確免征期限。另外，其他稅收法律法規也并未對“暫時”免稅的期限做出明確規定。根據以前廢止“暫時”免稅規定的經驗，79號文規定“暫時免稅”一旦停止，只會影響未來的稅負，而不會追溯過往。盡管如此，為進一步整合中國與外國資本市場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滬港通和QFII/RQFII項目的總體目標，我們建議國家稅務總局應在某一時點確認免稅規定的永久性。此外，資本總額已達到5.5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的中國債券市場，其不斷增長的收益已吸引了大量投資于中國市場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若79號文的免稅規定可明確同樣適用于債券，將會受到投資者的普遍歡迎。目前尚無中國稅務機關就外國投資者出售債券（政府債券或公司債券）主動征收預提稅的報道，由于海外投資中國債券的稅務規定并不清楚，明確的文件出臺將會對推動外資進入債權市場起到積極作用。

篇2

關鍵詞境外投資投資模式框架構建

1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基本情況

我國境外投資的發展歷史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網絡。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規律；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

2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這三個目標應該作為構建我國境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和制定境外投資行業政策、國別政策的準繩。對于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外貿、財政、金融、外匯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別待遇”。這種情況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將境外投資的門檻統一到這三個基本戰略目標上來，實施境外投資管理的“國民待遇”。

與此同時，應該實行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的管理模式，這是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境外投資戰略目標的有效延伸。我們可以按照基本戰略目標將不同的境外投資項目（而不是境外投資主體不同）分類，從而確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對象。“一個藥房抓藥”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需要。適應多元化的投資目標，一是要盡快制定境外投資的行業政策，并盡快建立境外投資產業目錄，明確鼓勵那些資源開發型、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和技術獲取型的境外投資。二是要把跨國并購和傳統的新建投資在管理上區別開來，盡快制定通過跨國并購進行的投資適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優先選擇那些經濟互補性較強、市場相對完善金融相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最大限度地規避投資國別風險。

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決資本管制帶來的“一刀切”問題。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定背景下，我國實施了禁止購匯用于境外投資的臨時性措施。這一措施對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資項下的集中購匯和資本外逃、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禁止購匯的“一刀切”措施雖然限制了投機性資本的流動，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資外匯需求。而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對跨徑投資者進行甄別，以保護投資者，打擊投機者。

3加大對境外投資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國對境外投資的鼓勵政策已經涉及到政策性貸款支持、貸款利率優惠、出口信貸支持、政策性投資保險、免繳利潤并充實資本金、實物投資出口退稅、信息服務和技術支持等，應該說是比較全面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以境外加工貿易方式進行的境外投資，即我國企業以現有技術、設備投資為主，在境外以加工裝配形式，帶動和擴大我國外貿出口的經貿合作方式。但這只是出口導向型的境外投資，對于同樣符合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的其他類型的境外投資，支持力度較弱；二是政策體系不夠完整。境外投資風險保障等急需的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實；三是操作程序比較復雜。企業要獲得外貿發展基金、進出口銀行政策性貸款、援外優惠貸款、合資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經過不同渠道層層申報，耗時長，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對本國境外投資提供促進和保護的政策措施，是發達國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經建立的政策措施，擴大覆蓋面，加大支持力度外，還應該借鑒國際經驗，重點建立如下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第一，單獨設立國家對外投資基金。該基金應包括對外投資信貸基金和對外投資保險基金，專門用于支持和鼓勵包括符合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的對外投資，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應簡明、扼要、規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請和使用。第二，設立專門的政策性海外投資保險，以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出口信用保險。海外投資保險是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因發生非常風險難以收回投資時，為補償投資者的損失而設立的保險。重點保障發生戰爭、內亂導致不能執行合同的政策性風險；企業經營者的海外投資被沒收、征用造成的風險；東道國因外匯不足而限制外匯兌換、拖延付款以及限制進口造成的經濟性風險。第三，為企業創造對外投資安全環境，積極推進和簽訂境外投資有關的政府間協定。首先，加快與有關國家簽訂投資保護協定，以保護我國對外投資者，使其免受因發生戰爭、沒收、匯款限制等非常風險而帶來的損失，保障我國投資者與投資對象國企業享受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其次，加快與有關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以簡化境外投資的國際稅收問題，避免稅收摩擦，減輕企業稅負。再次，我國是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締約國，應積極利用該公約及其條款來有效地規避風險。最后，促進境外投資服務體系建設，尤其要加強信息服務，可考慮設立境外投資研究信息咨詢中心，收集境外投資相關信息，并為企業提供咨詢和服務包括協助制定投資合同和章程，協助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協助對東道國合作伙伴進行信用調查等。

4我國境外投資的定位

我國境外的投資活動將圍繞國內建設的總體戰略規劃和需求進行，通過建立國際生產體系和銷售網絡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結構調整。有條件的企業在境外投資建立生產性企業，不僅可以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研究國際市場規則。還可以直接了解并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科技成果，同時也可以增加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籌資的能力和機會，有利于加強與國內企業的合作，帶動本國企業的技術升級和產品升級，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整體競爭力。因此，我國境外投資活動要處理好以下兩方面的關系：

4.1企業——產業選擇的相關性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還相當艱巨，境外投資的目的是要通過建立國際生產體系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這就決定了我國境外投資的目標首先要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的客觀要求，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通過境外投資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優化。從微觀主體上看，產業的各種優勢往往存在于不同的企業，企業的境外投資項目不僅要求得到自身的經濟效益，而且投資項目能對國內經濟發展起到輻射作用，這種輻射效應的強弱，不僅取決于企業資本的增殖程度，更主要的是在于投資項目的產業選擇。因為只有合理地進行海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將單體企業的分散優勢轉化為產業的整體優勢，才能為企業帶來投資利潤，同時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改造，進而推動國內產業整體素質的提高。

4.2產業內部貿易量的相關性

境外投資活動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對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發展的波及效應，但是由于這種投資發生在國外，所以其產生的波及效應大小取決于海外投資項目與國內企業的貿易量，海外企業對國內的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的貿易總規模，是衡量境外投姿產業選擇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其實質在于充分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相關產業成長的波及效應。按照這一思路我國境外投資的基本方向應選擇對國內相關產業具有較強關聯效應的部門，這種關聯效應的波及力越大，意味著國際生產對本國產業成長的外溢效益越大。產業內貿易量是由產業內各生產階段的關聯度或連鎖度決定的，這種連鎖關系又被區分為前向連鎖和后向連鎖。對于后向連鎖度高的產業，其最終產品如果在國外生產，能有效帶動國內中間產品和初級產品的生產擴張，通過出口導向實施為本國產業開辟國際空間。對于前向連鎖度高的產業，如果選擇初級產品在國際生產，則有利于為本國相關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提供資源供給。

參考文獻

1馮雁秋.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與宏觀管理框架構建[J].經濟學家，2003(2)

篇3

2007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今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這兩個文件為支持服務業企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從目前的情況看，境外投資主要分布于服務業（第三產業）企業，具有以下特點：一是金融業中的銀行和非銀行企業積極開展股權和并購投資，二是生產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初步開始進行以收購各類資源為主的并購投資。這在兩方面均取得初步成績，積累了一些經驗，同時也存在一定的風險。

（一）金融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聯袂進行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在2007年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對美國私人股權投資基金黑石集團、摩根士丹利；國家開發銀行對英國巴克萊銀行分別進行股權投資之后，今年國內的多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繼續開展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投資對象有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小銀行，甚至包括歐洲歷史上的老牌銀行。在投資中力求控股或占據大股東地位。

1、多家銀行企業開展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1）民生銀行投資美國美聯銀行。2008年3月1日，中國銀監會同意民生銀行公司參股美國聯合銀行控股公司，持股比例4.9%。年底前，民生銀行可增持至9.9%。同時享有增持股份至20%的期權。該銀行是一家專為美國本土華人企業以及在大中華區從事業務往來的美國公司提供各項服務的專業銀行，其總部設在美國舊金山。

（2）招商銀行收購香港永隆銀行。2008年5月30日，招商銀行宣布收購永隆銀行，最終報價定為每股156.5港元，為永隆銀行2007年底的凈資產的2.91倍。這是國內銀行第一次標的在40億美元以上直接進行控股權的并購。2008年9月30日，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永隆銀行有限公司完成股權交割。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并守則》的要約收購規定，招商銀行將按每股156.5港元向剩余的股份發起全面要約收購。該銀行在香港已有75年的歷史，擁有35家分行，是香港知名的家族銀行。

招行行長馬蔚華表示，收購永隆銀行有助于招行拓展香港市場，有助于優化招行業務結構，推動經營戰略調整。通過并購招行可獲得多個金融業務牌照，有助于實現混業經營目標。

（3）中國銀行收購法國洛希爾銀行股權。繼7月底低調收購瑞士荷瑞達資產管理公司后，中國銀行公告，出資2.363億歐元（合23億元人民幣）購入法國愛德蒙得洛希爾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洛希爾銀行”）20%的股份，成為洛希爾家族之后的第二大股東。協議規定，中行獲得參與洛希爾銀行公司治理和經營的相應權力，并向洛希爾銀行委派兩名董事。

2、非銀行金融企業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1）中國平安收購比利時富通投資管理公司。2007年11月，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18.1億歐元，購入富通集團4.18%的股票，后又增持至4.99%。2008年4月2日，中國平安與富通集團旗下的富通銀行簽署《諒解備忘錄》，擬以21.5億歐元收購富通銀行擬出售富通投資管理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50%。

（2）中國人壽投資Visa1%股權。2008年3月20日，創造美國歷史上最大IPO的Visa公司（V.NYSE）股票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中國人壽投資3億美元成為其最大的中資戰略投資者。

以上案例表明，我國的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正在抓住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的所帶來的機遇，大步走出國門，進入國際金融市場。雖然截止目前，所有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均出現投資浮虧，但我國的金融機構不應該停止前進的步伐，應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前提下，繼續實施穩健的投資策略。

（二）生產業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生產企業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生產企業的概念，由美國經濟學家布朗寧和辛格曼于1975年對服務業進行分類時提出。是指為保持工業生產過程的連續性、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生產效率和產業升級而提供服務的企業。生產業是從制造業內部的生產服務部門獨立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其有別于一般服務業的是其本身向制造業提供中間服務，而并不直接向消費者提供獨立的服務。

生產企業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針對特定的生產環節而提供服務；另一類是提供整體性全流程服務，即從資源開發始，直至售后服務為止。該類企業的代表是中鋼集團。

生產業企業對外投資具有以下的特點，一是偏重資源類企業的收購，二是力求控股，并在收購完成后爭取退市。三是即便為單純的股權投資，也要爭取大股東地位并派出董事。

1、收購資源類企業。該類收購重點在于礦產類資源，一是生產企業聯手制造業企業共同收購，二是生產企業的單獨收購。

（1）五礦集團聯手江銅集團成功收購加拿大北秘魯銅業。2008年1月底，兩中國企業宣布，已收購了加拿大北秘魯銅業公司（NPCC）95.92%的股權，收購價約4.37億加元。

（2）生產企業中鋼集團收購澳大利亞鐵礦資源類企業中西部公司。2008年3月14日，中鋼集團以每股5.6澳元現金直接向中西部公司投資者發出“敵意收購要約”（總價12億澳元以上）；4月29日，中鋼提高報價13.9%，以6.38澳元/股收購中西部公司（總價13.6億澳元），獲董事會首肯。至9月15日的收購要約到期后，中鋼集團正式完成了對澳大利亞中西部公司的收購。目前，中鋼持有中西部公司的股份達到98.52%。

2、通過控股收購，發展壯大企業。

（1）中海油服收購挪威AWO公司。中海油服2008年7月8日宣布，以總共約127億挪威克朗（約25億美元）的對價，向挪威石油鉆探承包商（AWO.OS）發起現金收購要約，收購其100%股權。此交易完成后，中海油服將建立世界第8大鉆井船隊，總共擁有34個運營鉆井平臺（包括雙方在建的鉆井平臺）。

（2）中化國際收購新加坡GMG51%股權。中化國際公告，公司全資子公司中化國際（新加坡）有限公司收購新加坡（GMG）51%股權所涉及的交割及股權過戶手續已全部完成。本次收購的總對價為2.6798億元新幣。GMG公司是集天然橡膠種植、加工、銷售一體化的綜合運營商，業務范圍覆蓋非洲、歐洲、亞洲以及北美洲。

3、股權投資。該類可視為比較單純的投資，不要求控股，但爭取大股東地位，有權派出董事。

（1）中國鋁業投資力拓。中國鋁業公告，截至2008年2月1日，已聯合美國鋁業公司，獲得力拓公司的英國上市公司12%的股份，交易總對價約140.5億美元，是中國企業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筆海外投資。這也是全球迄今為止最大的礦業并購案。公司表示，將擇機增持力拓股份。

（2）中糧集團投資美國最大的豬肉加工企業史密斯菲爾德公司（SFD）。2008年6月30日，SFD宣布，向中糧集團出售700萬股股份，占其總股份的4.95%。中糧董事長寧高寧進入公司董事會。這是中國最大的農貿加工企業首次參股美國企業。SFD是美國最大的生豬養殖、豬肉加工和銷售企業，占有美國豬肉市場25%的份額。

二、境外投資風險評估

從已掌握的資料分析，我國境外投資尚處于低風險階段，已產生的浮動虧損也是可承受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暫時的浮動虧損從長期看，產生利潤的機遇大于虧損的風險。同時，在開展境外投資過程中，各投資主體已經相應的采取了預防性措施。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不考慮市場系統風險的前提下，我國境外投資的風險在技術層面，主要表現為時機的把握和投資對象的選擇方面尚有不足之處；而在制度層面因存在因為中美市場開放程度不對等而帶來的風險更大。

（一）已經采取的風險控制措施

1、國家開發銀行決定增持巴克萊銀行被監管部門否決。今年6月27日，巴克萊銀行公告增資1.5億新股。國開行也宣布增持英國巴克萊銀行股份。然而，國家開發銀行增持巴克萊銀行股份的決定因受到有關部門的反對，而被監管部門否決。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即有投資產生浮虧。二是對美國次貸危機深化、擴大之勢仍難以把握，態度趨于謹慎。

2、民生銀行為預防風險分步增持美國聯合銀行股份。民生銀行董事會秘書毛曉峰認為，目前美國聯合銀行的市盈率在6倍左右，股價大大低于凈資產，民生銀行正在等待合適的進入時機。在考慮收購的時候已經想到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是經濟形勢持續向好，美國聯合銀行股價上漲；另一種就是經濟形勢惡化，其股價下跌。出于技巧上的考慮，我們選擇分三步走的策略。

3、中國平安為投資比利時富通投資管理公司制定的保險措施。雙方約定，對于富通投資管理公司擁有的次級貸款衍生債券品種的潛在損失，如果發生則由富通銀行單方面承擔。

10月2日，中國平安宣布鑒于目前的市場環境及狀況，估計成交的先決條件無法完全滿足。經雙方友好協商，終止有關中國平安收購富通集團下屬資產管理公司股權的協議。

4、投資風險集中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目前看，已形成的投資風險集中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而生產企業進行的股權和并購投資，風險則很小。如中鋼集團收購澳大利亞中西部礦業公司就是一項很好的低風險投資。類似的投資還有五礦集團聯手江銅集團成功收購加拿大北秘魯銅業及中海油服收購挪威AWO公司。

（二）初步的分析

初步分析中資企業境外投資存在以下問題，時機選擇上并非底部區域；投資對象上迷信美國五大投行；企業有急于擴張經營規模之嫌。

1、時機選擇并非底部區域。2007下半年，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之后，即有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對美國私人股權投資基金黑石集團、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的股權投資；然后有國家開發銀行對英國巴克萊銀行進行的股權投資。

2008年又有民生銀行投資美國美聯銀行，招商銀行收購香港永隆銀行和中國銀行收購法國洛希爾銀行股權。非銀行金融機構有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收購比利時富通投資管理公司和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投資美國Visa1%股權兩個案例。

事后分析，上述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稍嫌過早。如果能在時機的把握上延后一些時間，所提條例更高一些，或可得到更優厚的條件。與中資金融機構急于出手不同是日資金融機構的表現。2008年9月22日，日本三菱日聯銀行對外宣布，收購摩根士丹利10-20%的股權，交易金額最高可達90億美元。可以看出，日資金融機構在電動機的把握上好于我們，他們將可獲得更好的收購條件。

2、投資對象選擇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迷信美五大投行。美國的投資銀行一直是我國發展投資銀行的榜樣。2007年下半年次貸危機爆發不久，美國花旗、瑞銀、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美歐大型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因投資次貸發生虧損，造成資本金下降，影響到資本充足率，被迫急需尋求資金注入。此時，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抓住機會決定向摩根士丹利進行股權投資，并且一步到位。事后分析，如果實施分步投資，則現在將處于主動地位，可在低位繼續投資。同時，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則較多的購買了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發行的債券。

上述現象說明在投資對象的選擇上存在對美國五大投資銀行的迷信，并導致在投資對象的判斷上有一定的盲目性。

3、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有急于擴張經營規模之嫌。受到良好政策環境的支持，各企業在缺乏經驗的前提下，擴張步伐稍快，以致于在投資時機和對象的選擇上出現一些問題。

（三）制度性風險：中美市場開放程度不對等帶來的投資風險

我國開展境外投資，最大的風險不在于市場風險，而在于制度層面。即市場開放不對等而帶來制度風險。這一風險尤其表現在美國市場。

1、安全審查規定導致不對等的市場開放，放大投資風險。美財政部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規定，收購美國企業股權大于10%的外國投資需進行國家安全調查；低于10%則自動免于調查。最近，美財政部正在考慮制定更加嚴格的法規，并于4月22日公布了外資對美國本土企業投資安全的新提案。新提案規定，外資對美本土企業投資的某項交易，即使所購股份不足10%，也不能自動免除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這與歐盟市場相比尤其顯得封閉。而在我國，對外資銀行投資的相應規定是不超過20%。

受此限制，我國基金中司對美國黑石集團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資，之所以低于10%，是為了避免安全調查以提高效率。這樣做，雖然提高了效率和投資安全的保障（享有利益補償的優先權），但也失去了在公司管理方面相應的發言權。應該說，這并非中司的本來意愿，而是被迫接受的非意愿投資行為。由于受這一規定的限制，中司無法在市場上低價繼續購買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團的股票，從而放大風險。所謂放大風險有兩層含義，一是放大了浮動虧損，二是將來既使贏利也很少。

篇4

制造業是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行業。這個行業門類眾多，輻射面廣，對經濟發展關系重大，并且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量，因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而言，將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行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制造業生產規模已很可觀，其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其次，我國制造業擁有大量成熟的、標準化的適用技術，符合發展中國家小規模、低成本的生產需要，將其用于境外投資不僅容易找到立足點，而且能帶動本國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發揮我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優勢，獲得比較經濟利益；再次，目前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限制日趨嚴格，依靠擴大出口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生產潛力有很大難度，而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國外實現就地生產和銷售，有利于繞過國際貿易和關稅壁壘，擴大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此外，我國制造業中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并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生產滑坡，通過境外投資將其轉移到國外，既可使富余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長這些產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然而，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境外投資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層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術簡單的初級加工制造行業，這與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和龐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很不相稱。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有力措施，對制造業的境外投資進行重點扶持和政策引導。尤其是在機械加工、輕工紡織、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技術上的相對優勢，擴大其對外投資規模，并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以家用電器為例，目前我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產品制造技術已進入成熟期，其在國內的市場已趨飽和甚至生產能力過剩，亟須拓展國外銷售渠道。然而，由于這些產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國（主要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供給競爭和進口國貿易壁壘的雙重限制而不易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利用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就成為這些富余的生產能力謀求實現的最佳形式。當代國際投資經驗表明，這類投資不僅能獲得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獲得較高的投資效益。

二、有選擇地投資于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

資源開發業投資是用于上游部門的投資，故又稱為前向垂直性投資，其目的在于生產和輸入那些國內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資源，從而替代該資源的進口貿易。任何一國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遇到資源約束的問題。當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發生短缺，或由于數量、質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國內不能保證供給，而進口資源又在成本及穩定供應等方面受到限制時，在資源所在地直接投資辦企業就成為彌補資源缺口的必然選擇。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某些資源短缺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單純著眼于國內，這些資源的供求矛盾將難以解決；而大量進口又面臨外匯緊缺、國外供給渠道不穩定以及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等問題。因此，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開發我國急需的資源就成為現實的出路之—。

根據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境外開發的可能性，今后應將境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業。我國礦產資源總儲量固然較大，但許多礦種的品位較低。在我國已探明儲量的鐵礦資源中，貧礦高達95%以上，平均含鐵率僅為30%，加上交通和開采條件的限制，難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鐵礦資源卻相當豐富，供過于求，利用直接投資開發國外鐵礦資源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經濟、合理的。二是石油業。我國石油資源比較匱乏，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國在石油勘探開發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技術能力。發揮這種能力優勢，在境外投資開采石油，既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又能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保留較多的不可再生資源。三是林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林木資源受到了過度的開采和破壞，使本來就不豐富的林木資源進一步銳減，現有人均林木蓄積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為了彌補國內林木資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境外投資。值得注意的是，資源開發型項目所需投資額大，投資回收期長，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較大，一旦東道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投資不易轉移，因此對這類投資項目應加強可行性研究和投資風險預測，同時要有雄厚的資金和政治上的保證。

三、適當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

所謂高新技術是指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一個新興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目前，這些高新技術正在呈現產業化趨勢，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支柱產業。為了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一些國家紛紛向技術先進的國家投資，在那里新建高新技術子公司或收購兼并當地的高技術公司，借以進行科研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產品設計，實現高新技術的輸入和回流，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

我國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雖然已經起步，但投資規模明顯偏小，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不大。為了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和層次，很有必要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首先，我國已有較強的高新科技研究開發能力，在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超導研究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展境外投資；其次，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高新技術產品很暢銷，其附加值也相當高，對該領域投資不僅有利于獲得豐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這符合我國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再次，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的境外投資，能打破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封鎖和壟斷，獲得一般的技術貿易、技術轉讓許可協議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級技術和最新科技信息，從而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以技術回流為主要目的，即針對高科技發達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參與科技聯合開發等，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輸回國內運用；另一類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目的，即在國外組建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經營公司，就地生產和銷售，或者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

四、逐步提高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用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和旅游等服務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長。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服務業約占25%，到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為止，用于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呈現增長趨勢。國際服務業領域投資之所以迅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國際分工日趨精細，要求把為生產和管理服務的若干職能分離出來，實行專業化。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反過來又方便了資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的改進和提高，也有利于產品、人員和技術的國際交流，從而大大促進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從東道國來看，在第一、二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會對服務業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增加這部分項目和設施，提高金融服務、咨詢服務和旅游服務的效率，因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后取消了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領域外國投資的限制，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國際投資額的增長。

在我國非貿易性境外投資中，目前服務業投資所占比重僅為19%，這一偏低的比例與國際投資發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與第一、二產業相比，服務業投資風險較小，投資回收期較短，而且資金有機構成較低，勞動力容量較大，發展服務業的境外投資適合我國現實情況。同時，只有加快對服務業的境外投資，才能配合其他行業的投資，增強我國境外投資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特點，目前應大力對外開拓發展的行業有：一是金融保險業。它有利于我們在國際上融通資金，增加境外企業和國內企業的資金來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資風險，對我國境外企業的成長發展起到重大的支撐作用；二是建筑承包業。它是建立在人力資本輸出基礎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又能帶動國內設備和材料的出口，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三是交通運輸、醫療保健、餐飲服務業。在這些行業領域，我國不少企業已擁有一定的境外投資經驗。其中遠洋運輸已在不少地區取得了較為鞏固的市場地位，以我國傳統醫學技術為主要手段的醫療保健服務業也受到不少地區居民的歡迎，而具有中國特色的餐飲服務業則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繼續向有關國家的這類市場發展，是有深厚基礎和較大潛力的。

在制定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戰略時，不僅應考慮各行業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程度，而且應該與投資區位戰略結合起來考察。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條件、技術層次與特點、外資政策與法規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我國境外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亦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業選擇應以制造業為主，向其提供適用技術，這對雙方均有利。與此同時，注重開發這些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彌補我國人均資源的不足。有些發展中國家（如中東國家）具有廣闊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場，我們可因地制宜地發展勞務輸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動。在發達國家，我國投資行業選擇應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旨在獲取其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回流，而利潤目標退居其次。我們還應積極發展金融保險等服務業投資，以便利用發達國家廣闊的市場和雄厚的資金。此外，在獨聯體和東歐國家進行投資，可以選擇的主要行業有資源開發和消費品行業等。尤其是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缺少開發資金和技術，而我國的資源開發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與其共同開發當地自然資源。至于消費品行業，目前正是這些國家的“瓶頸”環節，產品嚴重短缺，這為我國企業在該行業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以上是就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行業的總體戰略而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境外投資行業戰略亦應適時加以調整與完善。我們應把境外投資行業選擇戰略與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緊密結合起來，使境外投資的行業選擇成為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及時制定和頒布《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便加強對境外投資活動的政策導向與宏觀調控，使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了確保境外投資行業戰略的有效落實，國家應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對鼓勵發展的境外投資項目在稅收、外匯、信貸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許其按國際慣例在境外以靈活的方式籌集資金，為其創造相對寬松的投資環境。同時應建立健全各類行業協調和咨詢組織，對屬于同一行業內的境外投資進行統籌協調，避免投資分散和內部過度競爭，以便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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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個人境外投資政策現狀

目前符合我國法律規定的個人境外投資渠道有限，主要有以下幾種：通過持有特殊目的公司開展個人境外投資。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內居民（含境內機構和境內居民個人）以投融資為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內企業資產和權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資產或權益，在境外設立或間接控制的境外企業。這類業務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資本活躍的大城市；股權激勵計劃，包括員工持股計劃、股票期權計劃等法律、法規允許的股權激勵方式；QDII項下的境外投資，QDII即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產品的投放使中國境內個人投資者有機會借助全球資本平臺進行資本配置，從而豐富投資品種，拓寬收益渠道。

三、國際經驗借鑒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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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境外投資投資模式框架構建

1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基本情況

我國境外投資的發展歷史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網絡。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規律；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

2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這三個目標應該作為構建我國境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和制定境外投資行業政策、國別政策的準繩。對于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外貿、財政、金融、外匯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別待遇”。這種情況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將境外投資的門檻統一到這三個基本戰略目標上來，實施境外投資管理的“國民待遇”。

與此同時，應該實行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的管理模式，這是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境外投資戰略目標的有效延伸。我們可以按照基本戰略目標將不同的境外投資項目（而不是境外投資主體不同）分類，從而確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對象。“一個藥房抓藥”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需要。適應多元化的投資目標，一是要盡快制定境外投資的行業政策，并盡快建立境外投資產業目錄，明確鼓勵那些資源開發型、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和技術獲取型的境外投資。二是要把跨國并購和傳統的新建投資在管理上區別開來，盡快制定通過跨國并購進行的投資適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優先選擇那些經濟互補性較強、市場相對完善金融相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最大限度地規避投資國別風險。

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決資本管制帶來的“一刀切”問題。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定背景下，我國實施了禁止購匯用于境外投資的臨時性措施。這一措施對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資項下的集中購匯和資本外逃、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禁止購匯的“一刀切”措施雖然限制了投機性資本的流動，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資外匯需求。而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對跨徑投資者進行甄別，以保護投資者，打擊投機者。

3加大對境外投資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國對境外投資的鼓勵政策已經涉及到政策性貸款支持、貸款利率優惠、出口信貸支持、政策性投資保險、免繳利潤并充實資本金、實物投資出口退稅、信息服務和技術支持等，應該說是比較全面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以境外加工貿易方式進行的境外投資，即我國企業以現有技術、設備投資為主，在境外以加工裝配形式，帶動和擴大我國外貿出口的經貿合作方式。但這只是出口導向型的境外投資，對于同樣符合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的其他類型的境外投資，支持力度較弱；二是政策體系不夠完整。境外投資風險保障等急需的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實；三是操作程序比較復雜。企業要獲得外貿發展基金、進出口銀行政策性貸款、援外優惠貸款、合資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經過不同渠道層層申報，耗時長，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對本國境外投資提供促進和保護的政策措施，是發達國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經建立的政策措施，擴大覆蓋面，加大支持力度外，還應該借鑒國際經驗，重點建立如下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第一，單獨設立國家對外投資基金。該基金應包括對外投資信貸基金和對外投資保險基金，專門用于支持和鼓勵包括符合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的對外投資，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應簡明、扼要、規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請和使用。第二，設立專門的政策性海外投資保險，以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出口信用保險。海外投資保險是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因發生非常風險難以收回投資時，為補償投資者的損失而設立的保險。重點保障發生戰爭、內亂導致不能執行合同的政策性風險；企業經營者的海外投資被沒收、征用造成的風險；東道國因外匯不足而限制外匯兌換、拖延付款以及限制進口造成的經濟性風險。第三，為企業創造對外投資安全環境，積極推進和簽訂境外投資有關的政府間協定。首先，加快與有關國家簽訂投資保護協定，以保護我國對外投資者，使其免受因發生戰爭、沒收、匯款限制等非常風險而帶來的損失，保障我國投資者與投資對象國企業享受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其次，加快與有關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以簡化境外投資的國際稅收問題，避免稅收摩擦，減輕企業稅負。再次，我國是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締約國，應積極利用該公約及其條款來有效地規避風險。最后，促進境外投資服務體系建設，尤其要加強信息服務，可考慮設立境外投資研究信息咨詢中心，收集境外投資相關信息，并為企業提供咨詢和服務包括協助制定投資合同和章程，協助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協助對東道國合作伙伴進行信用調查等。

4我國境外投資的定位

我國境外的投資活動將圍繞國內建設的總體戰略規劃和需求進行，通過建立國際生產體系和銷售網絡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結構調整。有條件的企業在境外投資建立生產性企業，不僅可以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研究國際市場規則。還可以直接了解并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科技成果，同時也可以增加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籌資的能力和機會，有利于加強與國內企業的合作，帶動本國企業的技術升級和產品升級，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整體競爭力。因此，我國境外投資活動要處理好以下兩方面的關系：

4.1企業——產業選擇的相關性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還相當艱巨，境外投資的目的是要通過建立國際生產體系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這就決定了我國境外投資的目標首先要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的客觀要求，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通過境外投資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優化。從微觀主體上看，產業的各種優勢往往存在于不同的企業，企業的境外投資項目不僅要求得到自身的經濟效益，而且投資項目能對國內經濟發展起到輻射作用，這種輻射效應的強弱，不僅取決于企業資本的增殖程度，更主要的是在于投資項目的產業選擇。因為只有合理地進行海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將單體企業的分散優勢轉化為產業的整體優勢，才能為企業帶來投資利潤，同時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改造，進而推動國內產業整體素質的提高。

4.2產業內部貿易量的相關性

境外投資活動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對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發展的波及效應，但是由于這種投資發生在國外，所以其產生的波及效應大小取決于海外投資項目與國內企業的貿易量，海外企業對國內的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的貿易總規模，是衡量境外投姿產業選擇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其實質在于充分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相關產業成長的波及效應。按照這一思路我國境外投資的基本方向應選擇對國內相關產業具有較強關聯效應的部門，這種關聯效應的波及力越大，意味著國際生產對本國產業成長的外溢效益越大。產業內貿易量是由產業內各生產階段的關聯度或連鎖度決定的，這種連鎖關系又被區分為前向連鎖和后向連鎖。對于后向連鎖度高的產業，其最終產品如果在國外生產，能有效帶動國內中間產品和初級產品的生產擴張，通過出口導向實施為本國產業開辟國際空間。對于前向連鎖度高的產業，如果選擇初級產品在國際生產，則有利于為本國相關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提供資源供給。

參考文獻

1馮雁秋.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與宏觀管理框架構建[J].經濟學家，2003(2)

篇7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縮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參考文獻】

[1]廖民生.中國跨國公司的發展戰略[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2]張金杰.經濟全球化中的國際資本流動[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篇8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0年興辦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起，目前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統計，截止2004年底，寧波累計批準外商投資項目9153個，總投資371．60億美元，合同利用外資2l1．8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99．6億美元。外商投資成為寧波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投資規模：外商實際投資穩步增長，尤其是2000年開始，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新一輪大發展的態勢。大項目投資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資總額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17項。(2)投資方式：已由中外合資經營為主轉向以外商獨資經營為主。2003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合資項目520個，合作項目14個，外商獨資項目達到674個。(3)資金投向：外商投資行業集中度仍然較高，但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二產業吸引了絕大多數的實際外資。200年寧波外商投資項目共1209個，其中第一、第二產業為1154個，第三產業為45個。與此同時，外商投資可持續發展理念日趨顯現。(4)資金來源：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近兩年，日本和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增幅明顯。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的德國、英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等，增長較快。(5)地區分布：南北差距比較明顯。鄞州、余姚、慈溪、北侖、鎮海等縣(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要大于南區的奉化、寧海、象山。(6)引資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閑置廠房和土地資源正成為寧波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徑。寧波民營經濟發展快、競爭力強，借助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機制和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可以提升產業層次，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而民企的不斷壯大，產品、市場的不斷成熟和穩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業與民企合資合作，這是“雙贏”。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蘇州的比較

(一)總量比較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量上與蘇州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03年寧波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3億美元，雖然在長三角16個城市中排名第五，但與排名第一的蘇州的68．05億美元相比，差距達近51億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蘇州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616．9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232．22億美元，而寧波這兩項指標則分別只有96．5億美元和53．55億美元，不及蘇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可以看出與蘇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還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寧波總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資構成、投向比較

無論是蘇州還是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歐美國家為輔。以2003年為例，在兩地投資處于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七個國家或地區相同，說明兩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結構單一，外商直接投資來源過度集中。同時寧波和蘇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也較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幅射影響、帶動力比較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緩解兩地建設資金短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增強國際經濟的參與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寧波與蘇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寧波市經濟的貢獻度還不高，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大。一在涉外稅收占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兩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無論是在絕對值上還是在比重上，蘇州都高于寧波。二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上，寧波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蘇州這幾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說明寧波投資增長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明顯不如蘇州。三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鶯上，寧波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重偏低，長期徘徊在30％左右，而蘇州外商投資企業自營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就達到60％以上，2003年更是達到86．3％。這說明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外貿的拉動作用也明顯不如蘇州。四在三資企業從業人數上，從三資企業從業人員在城鎮從業人數中的比重來看，寧波和蘇州兩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幾年都在40％左右，這說明兩地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困難

寧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落后，這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夠高

對利用外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長期以來，寧波對利用外資的作用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解決建設資金不足這一點上，而對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出口創匯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不僅領導重視程度明顯偏弱，而且支持、鼓勵利用外資的地方性法規、政策少，與周邊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個節拍。

(二)配套條件不夠強

寧波生產力布局比較分散，生產要素積聚程度較低。外資項目，特別是一些大項目的進入，一般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當地有沒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靈通，企業配套資金能否保證，相關行業是否發達，市場潛力和輻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產要素供給方面的問題。而寧波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工業布局呈現“低、小、散”的狀況，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地區布局分散。1988年財政體制改革后，浙江實行了“省管縣”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雖可調動各縣的積極性，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加劇了生產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低層次競爭，不利十生產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進程慢，小城鎮數量過多、布局分散、規模偏小。如2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廣東有31個，山東有27個，江蘇有22個，浙江僅有8個。這樣，必然造成浙江工業企業布局重復雷同、生產配套半徑過大、生產成本過高，不利于質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難以落戶。

(三)工作體制不夠順

寧波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經濟圈范圍內，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做好接軌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機構不夠穩定，專業招商隊伍力量不足；管理體制不夠統一，項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較分散；招商水平還不高，招商引資的成本較高，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招商網絡不夠健全，招商方法不夠靈活，大項目批準難，公關手段少，變通方法少。

(四)投資環境不夠優

有關政策的科學性不夠，透明度、穩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強，政策編纂不及時，優惠政策承諾隨意性過大；法律制度還難以滿足外商對投資保障的心理要求，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不力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商的稅外亂收費現象仍時有發生，涉及外商的經濟糾紛發生頻繁，外商投訴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務機構建設上，除寧波開發區、保稅區外，其他各縣(市)區、各級開發區都沒有建立完整的投資服務機構，市里雖然成立了外商投資服務中心，但服務、協調的制約很大。各地重招商、輕服務，不能為外商提供咨詢、注冊、建設、經營全過程、全方位專家式服務。服務工作不夠深，服務效率不夠高。

(五)輿論宣傳效果不夠明顯

與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廣東的招商重點為港澳，福建為臺灣，上海為歐美大公司，江蘇為新加坡，山東為日本、韓國，目標均比較明確。而寧波始終沒有在招商的重點國別上有明確的定位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隊伍走馬觀花，打一槍換個地方，錢花了不少，效果卻寥寥。在招商項目準備方面，宣傳資料十分簡單，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項目資料也難以集中。由于體制上的原因和部門協調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導向的重大招商引資項目庫，喊了多年始終沒有建立和完善起來。國家級新聞媒體對寧波的宣傳力度與大連、青島、蘇州等城市比相去甚遠，寧波主要媒體很少有外語節目或宣傳國外先進技術信息的專門欄目。

四、寧波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寬領域有重點地利用國際資本。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投向傳統農業改造、生態農業、綠色食品、農產品加工、水產品養殖加工等特色農業領域；重點吸引外商資金投向電子信息、現代醫藥、石化、紡織、服裝等五大標志性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制造、新型金屬材料及制品、造紙業及紙制品、家用電器及設備、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長性產業；抓住我國開放服務業的契機，加大科研服務、管理咨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金融租賃、教育培訓、文化傳媒等現代生產型服務業和房地產、醫療保健、休閑旅游等新興服務產業領域的引資力度。

(二)做好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工作。目前寧波的企業建設中，港澳臺中小企業存量投資已經很大，今后引進國際資本的重點應放在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上，爭取更多國家的大公司、大集團來投資設廠，并促進已投資跨國公司積極增資擴股。要制定更為完善合理的激勵政策，促進國外高技術企業來投資，以提升寧波的工業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優勢。

篇9

2海外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與海外直接投資都在穩步增長，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59878.3億元，而海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447.8億美元，到了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40506.9億元，增長了1.1倍，海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457.6億美元，增長了4.5倍。近幾年從國內生產總值與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趨勢來看兩者基本保持一致。雖然我國的GDP與海外直接投資流量同步增長，但經濟增長的速度卻總是要高于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這種不平衡表明雖然中國海外投資能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國海外投資的發展尚不成熟，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2.1技術交流第一，中國海外直接投資便于國外先進的技術、高效率的管理手段繞開原有的一些障礙流入我國，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形式進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中，這種效應更加明顯。以收購、兼并等現代化企業發展模式的推廣，能夠使得海外企業組織機構的部分經營交接權掌握在我國手中，而國外企業為了保持自身企業的持續化發展或壯大經營規模同樣也會把一部分核心管理技術、生產先進工藝等交由我國企業進行專研與學習；另外，海外企業為了使得自身盡快度過兼并、收購的過渡與交接時期產生的負面經濟影響，勢必會留有一些其自身企業的原有職工，這樣我國企業就能在其中與對方企業進行溝通、交流新的管理技術、管理模式等，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逐步融合并協調發展。同時，以這種兼并、收購的融合機制實行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國企業也繞過了不少彎路直接流入國內，并被國內市場的諸多企業組織機構所消化，推動市場競爭，促進國家經濟進一步作出突破。

2.2優化資源配置隨著我國海外投資發展形勢在國際范圍內的進軍與擴張，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我國資源補給供不應求的被動局面，并優化了資源使用、供給等的結構配置，以此帶動了國有經濟的持續增長。也就是說，我國雖然國土資源豐富，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快速增長，以犧牲自然資源、環境等付出的代價也有目共睹，更令我國難以消化。一方面，供給與持續開發量明顯不足，另一方面，當前我國要想獲得深層次的能源開發，所付出的人力流、物資流、信息流等也會更大，即難度提升。而隨著海外投資發展形勢的擴張，在能源結構優化配置方面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輔助作用總體來說有兩方面。其一，海外投資，我國投資企業可以利用國外的能源、資源等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開發與利用，從而能夠降低能源性商品在進出口貿易過程中對國內市場造成的價格沖刷，并于此能夠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現狀的市場供應渠道。其二，海外投資在我國能源保障方面所作出的貢獻較大，能夠使得我國能源開發建設的可持續化發展戰略進一步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我國對外投資的貿易結構。

2.3促進了對外貿易發展我國自加入世貿組織后，就已經全面貫徹了市場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可以說，這不僅使得我國走向了國際貿易市場，拓寬國際市場商品貿易渠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投資企業管理體系結構，加速了部分國內商品出口擴張程度的提升，從而對我國經濟發展能夠起到較好的推波助瀾的鞏固作用。

2.4提升了勞動生產率海外投資在海外的全面打響，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就業率與勞動生產率，同時也加速了海外投資企業的各項技術水準的提高，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建設進程工作的有利開展，從而使得我國國有經濟提高能夠再次做出突破。也就是說，我國投資企業走向國際后，除了促進了各項管理技術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項產業的生產投資成本有了大幅度降低。一方面，隨著國內原裝材料、生產設備的對外出口程度增加，加速了勞動就業率以及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我國隨著近年內需建設力度的大幅度提升，并與國外先進生產工藝、技術等的交流與學習，也大幅度促進了更多的國內投資者把目光對準海外市場，從而加速了自身企業結構的整合與調整。為此，企業就要招兵買馬，吸收綜合素質型人才，掌握先進技術。而海外投資正好提供了我國不可多得的契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才就業率、勞動生產率等指標的提升，使得我國企業發展在本質上有所提升，最終能夠獲得質的飛躍。

篇10

關鍵詞：“走出去”戰略核心競爭力比較優勢

國家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戰略，同時也是企業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如何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有利機遇，實現企業自身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成長，是當今許多企業面臨的問題。

1企業跨國發展的理論依據

隨著國際分工的加深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以全球化為顯著特征的新時期。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全球范圍內國際直接投資活動規模的日益擴大。長期以來，指導國際分工的基本理論是比較優勢理論，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國際分工是各國資源稟賦的不同所決定的，各國應根據本國的資源稟賦來選擇國際分工的定位。核心競爭力理論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需要。

（一）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我國企業選擇正確的“走出去”的市場、行業和項目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李嘉圖和俄林提出的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理論有其局限性，其前提是各國的供給條件、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生產要素難以在國際間流動。

隨著貿易壁壘和要素流動壁壘的減少與降低，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比較優勢理論的許多假設條件已經改變，經濟全球化包括自由貿易的全球化、投資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一國所擁有的資源不僅包括本地資源，還包括外來資源，這時一國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已不像過去那么突出。經過投資和新技術的采用，自然資源可以被改良，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經過人力投資，以及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的提高，還可以克服勞動力數量不足的矛盾。因此，除了一部分不可替代的資源如石油以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已不具有壟斷優勢，僅以比較優勢來確定對外發展戰略，雖然能獲得暫時的利益，但不能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長遠發展角度來看，比較優勢并不是最有利的。競爭優勢才是國際競爭中的關鍵因素，重要的是獲得具有競爭力的比較優勢，也就是核心競爭力。

（二）核心競爭力理論

核心競爭力的原義是“核心能力或核心技能”，通常核心競爭力是指企業在研發、設計、制造、營銷、服務等環節上明顯優于并且不易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能夠滿足客戶價值需要的獨特能力。

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傳統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必然具有競爭優勢。但事實上，這兩者之間存在區別，它們主要表現在：比較優勢是靜態競爭力，難以改變，競爭優勢是動態競爭力，可以改變，擁有了比較優勢并不等于擁有了現實競爭力，擁有競爭優勢才真正擁有現實競爭力。比較優勢是由土地、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等基本生產要素決定，是一種低層次競爭力。競爭優勢雖與基本生產要素有關，但更多是與機制、政府質量、管理水平、人力資本、產品品牌、技術創新等高級要素有關，在更高層次上決定了競爭力。比較優勢主要強調地區之間產業分工與產業互補，競爭優勢主要強調地區產業競爭和產業替代。發揮比較優勢強調各地區產業發展應“揚長避短”，增強競爭優勢更強調各地區產業發展的“優勝劣汰”，但完全套用比較優勢理論可能陷入比較優勢的陷阱。不可否認，企業要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去發展，但是在“走出去”發展中僅強調比較優勢，而忽略核心競爭力的定位與培育，從而實現比較優勢的轉變，就會囿于現有的市場和產業，難以向歐美等技術要求高，附加值也較高的市場發展，難以實現由一般企業向高新技術產業的轉變。

以核心競爭力指導企業“走出去”發展的思路是：首先，定位企業核心競爭力。其次，分析培育獲得該核心競爭力所應具有的比較優勢及其他條件。第三，分析現有的比較優勢，以及轉化為培育核心競爭力所需比較優勢需要開展的工作與條件。最后，逐步實現這些工作，獲得這些條件。僅以比較優勢理論為指導，則其思路為：分析所具有的比較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對外合作。兩者的區別在于以核心競爭力理論為指導不單純是現有比較優勢的發揮，更重要的是通過企業的努力，實現比較優勢的轉化，進而確立企業所需的核心競爭力，由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2企業跨國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把核心競爭力的建立和培育作為企業經營發展的戰略。培育核心技術戰略，包括先進的經驗和技術。確定企業建立核心競爭力的方式一般是指在某個局部環節領先，還是整個過程效果的領先，就目前國際企業和國內企業現狀來看，應當建立某個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走出去”發展戰略的重要一點是產品技術水平高、產品更新換代快，尤其是高科技產品，如果不能發揮核心技術優勢，被市場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產品差異化及成本領先戰略。產品差異化是企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提高自己相對于其他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預期價值的一種經營戰略，產品差異化最明顯的方法就是修正產品或服務的客觀特性，突出產品特色。在保持現有特色的同時，進一步創新，發展新的有價值的、不同于同類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以減少競爭的威脅，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當然，在實施產品差異化的同時，還必須把成本放在首位，即成本領先戰略。

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是外包戰略。外包是指企業整合利用其外部最優秀的專業化資源，從而達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發揮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增強企業對環境的迅速應變能力的一種管理模式。外包就是把不屬于自己核心競爭力的業務包出去。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來臨，企業不可能只利用自身的資源去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敏捷組織、組合式組織和虛擬組織的相繼出現都是為適應市場的需求而產生的。因此，外包策略可以彌補企業發展核心能力時的資源不足問題。

政府出臺并完善對企業的融資支持措施。在當今的國際市場上，私人投資增長幅度加大，政府出資項目逐步減少，對企業提供融資方面的支持可以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并以此為基礎，參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向產業鏈的上游發展，以提高自己的勞動附加值，在國際市場上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同時，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加強行業組織建設，強化協調職能，使企業發揮所長，實現共贏。

加大技術創新鼓勵力度并鼓勵管理創新。從本質上看，企業的競爭是科技創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的競爭，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面對國際市場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企業必須強化研發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擁有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專利，增強核心競爭力。

總之，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依托“走出去”發展戰略，企業只有憑借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才能生產出具有高科技、高效用的產品從而占領國際國內市場。

參考文獻：

1.周密.民營企業“走出去”特點、困難和自身建色.國際經濟合作，2006

2.劉建和.我國中小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思考.中國西部科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