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4 15:19:33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民族文學,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關心西方發達國家遠遠超過關心自己的鄰居,這似乎是亞洲國家共同的特點,但是這幾年情況開始改變。在中國,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已經將目光和研究的課題轉向自己的鄰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明確地表明了他亞洲作家的身份。1998年,主編《創作與批評》的白樂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來到北京,與中國的學者和作家進行廣泛的交流。
從相互關心到開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這會使彼此獲得很大的收益。
在中國的《讀書》雜志舉辦的討論會上,當一位中國的學者問崔元植教授關于南北韓分裂的問題時,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吃驚,他說南北韓分裂并不是朝鮮民族最重要的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朝鮮民族是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這四個大國的包圍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對韓國的學者和作家所倡導的民族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學的良心。
同時,也讓我想起了一位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這位在《農民音樂的重要性》一文中寫道:“處理民間旋律是極端困難的。只要想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民間曲調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這便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另一個困難在于民間旋律的特別性格。我們開始必須認識這種性格,還要深入了解它,最后,在改編的時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蓋住。”
我相信文學也是一樣,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了解自己民族傳統別的性格,然后在自己的寫作中伸張這樣的特別性格。在中國,許多人都十分簡單地將現代性的寫作與其文學的傳統對立起來,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互相推進的關系,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學傳統并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它是開放的,它是永遠無法完成和永遠有待于完成的。因此,文學的現代性是文學傳統的繼續,或者說是文學傳統在其自身變革時的困難活動。正是這樣的困難活動不斷出現,才使民族的傳統或者說是文學的傳統保持著健康的成長。
我感到,促使巴托克將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安排在貧窮的農村,音樂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更為深遠。雖然巴托克自己的解釋十分簡單,他說:“作為一個匈牙利人,我很自然地從匈牙利民歌開始我的工作,但是不久就擴展到鄰區──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可是只要從地理和歷史方面去了解一下這幾個在夾縫中的中東歐國家,就會對他們民族傳統中的特別性格有了更為清晰的了解。
民族文學藝術起源于人類社會的勞動和多種社會需求,一個民族本質上的特點充分蘊含在文學藝術的內容和形式之中,“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屬于它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本質上的特點、特殊性。”①所謂的民族性格是指一個民族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現實的穩定的、共同的態度和習慣化的行為模式。我們平時所說的基本人格類型、民族性以及社會性格等概念,就是指民族性格。
民族文學藝術可分為語言藝術(指神話、童謠、故事、諺語、文學等)、表演藝術(主要指音樂、舞蹈)、造型藝術(指繪畫、雕塑、工藝美術、建筑、服飾等)和綜合藝術(指戲劇、電影)等幾大類型。每種藝術形式代代傳承和發展,都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印記。
一、語言藝術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間接反映。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風貌。
文學所具有的民族性格是受各民族語言、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神話傳說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具體體現在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等方面。以中國少數民族蒙古族文學為例。在蒙古族文學中,再現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自然景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經濟形態,“毛氈帳裙”“食唯肉酪”的傳統生活方式,使蒙古族文學散發著清新濃郁的草原生活氣息和一種剛健雄渾之美。這種獨特的文學藝術風格只能歸屬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范疇,也只能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中萌生、發芽。反映了蒙古族獨特的民族性和社會性格。
文學作家在運用形象思維進行創作時,總會把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個文學作品滲透著本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素質、共同審美習慣和共同的情感體驗。如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靈》《欽差大人》等眾多作品,都成為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眾多文學大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個性鮮明,人們既能夠在作品中尋找到不同歷史時期的鮮明的人物性格,又能夠捕捉到該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民族性。
二、表演藝術
各民族的生態環境不同,歷史發展的軌跡也不同,因此不同種族、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群體會形成迥然各異的表演風格,不同民族突顯出不同文化的藝術表現形式。
1.舞蹈
舞蹈是以人體為媒介的表演藝術,它同歌唱一樣在人類社會的初期伴隨著人們的勞動和社會生活而產生。世界各民族的舞蹈是該民族歷史、文化的標志之一,是民族風俗和民族生活的描繪和積淀,反映著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格等文化現象。
在舞蹈形式的表演藝術中,朝鮮族舞蹈獨具特色。鶴在朝鮮人民心目中是善良、純潔、長壽的象征,是圖騰崇拜的藝術形象。崇鶴心態經過長期的藝術加工與不斷升華,形成舞蹈最基本的步態,這種柔韌、飄逸的鶴步充分展示出舞者典雅、飄逸、瀟灑的風格,創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朝鮮歷史上曾多次遭受外來侵略,長期的反入侵斗爭和抗暴斗爭歷練了朝鮮族人民勤奮團結、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民間舞蹈中就形成了內韌外柔、柔中蘊藏著剛勁的民族性格。
塔吉克族是中國古老的高原民族,塔吉克人民世代生活在高原缺氧、風雪嚴寒的艱苦條件下,因此塑造了他們淳樸樂觀、不畏艱辛的民族性格。正因為如此,塔吉克人把鷹作為英雄的象征,并且把對鷹的崇敬和喜愛之情融入民族舞蹈的表演之中:舞者展開雙臂,像雄鷹般的勇猛矯健;身姿的起伏舒展、快速變化又表現了鷹起隼落的跳躍和扶搖直上的連續盤旋。塔吉克族舞蹈濃郁的民族風格和藝術特色是受特定的生態環境、民俗生活和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承載著民族文化的各種要素,印刻著民族所獨有的標志,是民族認同的語言符號。
2.音樂
音樂是在時間過程中展示的訴諸聽覺的一門表演藝術,它的基本手段是用有組織的樂音構成有特定精神內涵的音響結構形式。音樂中體現的豐富情感反映了各個民族的勞動生活、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格,成為表現民族心理的特定符號。
肖邦的瑪祖卡舞曲素材主要是以民間瑪祖爾舞曲為基礎的,表現了“人民的靈魂”。瑪祖爾舞的音樂節奏通常是強烈多變的重音,它可以落在小節的任何一拍、兩拍甚至有時落在小節的所有三拍上,最常見的是重音在第二拍。這些好像“頓腳”一般的強烈重音,活現出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民間舞蹈風格,形成鮮明的音樂氣派和風格。
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初葉,俄羅斯出現了一批發展本民族音樂的作曲家——“強力五人組”。在音樂上除了繼承和借鑒西歐古典和浪漫主義音樂的風格傳統外,主要強調在自己的創作中采用民族的題材和民族形式,描寫民族的風土人情和民間神話傳說,體現自己民族的審美心理、美好夙愿和民族性格等。正是有了這樣一批民族音樂家,才使俄羅斯民族音樂由自立走向世界,確立了俄羅斯民族音樂在世界樂壇不可撼動的地位,成為人類共同的、世界性的民族藝術。
三、造型藝術
造型藝術又稱美術,指用一定的物質材料塑造可視的平面或立體感性形式的藝術,故又稱為“視覺藝術”或“空間藝術”,包括繪畫、攝影、雕塑、建筑、工藝美術、服飾等。造型藝術帶有顯著的民族性格,集中反映了本民族對美的追求,在其作品中無不印著本民族精神的烙印。
1.繪畫、雕刻
繪畫、雕刻藝術在再現民族特有的生命形式時表現力尤為突出,傳遞了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生理心理諸多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民族審美情感,昭示著生命之光、民族之魂。
狩獵游牧民族用極具民族風采的繪畫語言來表現民族獨有的情。素有“世界屋脊上的民族”之稱的藏族,其繪畫追求流動卷曲的紋樣,渾厚樸拙的造型,強烈對比的色彩,奔放剛勁的線條,充分顯示出人對生命之渴望和對大自然的膜拜心理,強化著民族審美情感。另外,蒙古族用動態美的審美心理來刻畫造型,(轉第133頁)(接第141頁)捕捉大自然中奔騰跳躍、雄偉健美的生命瞬間;用放縱粗獷的筆觸,凝重簡練的線條,厚實雄渾的墨色來潑寫民族精神和抒發真摯情感。
新西蘭的毛利雕刻文化是毛利民族文化精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利雕刻記載了每個部落優美的故事和對祖先神靈的崇拜,滲透了毛利不同時期的社會特征與鮮明的民族性格。毛利的木雕、骨雕與玉雕構思奇特、細膩而又粗獷,具有強烈的民族氣息與濃郁的古老毛利民族的文化特征。
2.工藝、服飾
工藝、服飾等藝術,同樣體現著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價值觀、智慧和情趣。以服飾為例,各個民族的服飾文化都具有自己鮮明的,能夠反映本民族歷史、文化特點的個性特征。這種特征表現在款式、原料,也表現在工藝、色彩、刺繡圖案等諸多方面。
屬于漁獵采集經濟文化類型區的鄂倫春、鄂溫克、赫哲族,其服飾上留下了高寒地帶和原始森林地理環境的濃厚印痕。為了適應寒冷的狩獵生活,鄂倫春、鄂溫克人一年四季都要穿袍服,他們厚重的袍服都要用狍皮、旱皮、鹿皮等制成,呈現出古樸、粗獷、稚拙的美。赫哲人的魚皮服同樣說明了這一點。他們沿江而居,其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也在赫哲族的服飾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赫哲族早年穿的衣服從頭到腳都用魚皮為原料,如魚皮帽、魚皮衣褲、魚皮套褲、手套、子及魚皮等。
而草原畜牧類型民族的服飾,形成了特殊民族風格。草原大漠和延綿起伏的高山為草原民族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廣闊場所,培養了他們的粗獷豪邁的個性,尤其在服飾方面體現出色彩艷麗、紋樣線條分明的風格。如蒙古族、藏族服飾原料主要源于牲畜的皮毛。為了御寒,服裝大多以樣式寬大、厚重為主,尤其是藏族大部分地區都穿以水獺皮、豹皮、虎皮為邊,錦緞為面的羊皮袍,頭戴金花帽、狐貍帽、紅纓穗白氈帽等。可見,服飾藝術是民族在特定環境背景下的產物,更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外化表現形式。
結語
一個民族憑借什么可以被國際尊重,讓世界認同?只有民族的本土文化才是對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才能不為其他民族所取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學藝術所具有的民族性格,不僅塑造了一個民族社會成員所獨有的認知能力、審美心理、民族性和智力能力,強化了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更保持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注釋:
其次,從其學術地位分析,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與東方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代表著世界學術研究的發展趨勢。作為的倡導者,魯迅先生在《今春的兩種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點:“我們常將眼光收得極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極遠,到北極,或者天外,而這兩者之間的一圈可是絕不注意的。”[2](P386~388)當代比較文學學者季羨林、樂黛云、饒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對中國與第三世界及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加以重視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綜觀我國比較文學現狀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東方文學交流研究中,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學往來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處在于中國在區域性的文學交流,如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的文學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敘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舉辦的中國首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導高層論壇會議上,樂黛云更是提倡中國學者應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當下語境中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要在認知、理解和詮釋民族文化歷史的基礎上尊重并吸收他種民族文化的經驗與長處,形成一種文化自覺。[4]
西方學界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文學交流也極為關注。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院士在東南亞民間文學與民族文學的研究過程中,提醒中國學者要注意中國與周邊國家跨境民族文學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代表佳亞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國做學術講座時也提到東方之內的文學比較與東西方比較同樣重要。法籍華裔學者陳慶浩在1992年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大會所提交的論文———《中國文學研究展望》中也呼吁應重視少數民族文學、民間文學、俗文學、方言文學,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寫出真正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的必要性。[5]中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加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往源遠流長,這些豐富深厚的地緣優勢與文化資源,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成為當前比較文學研究的焦點問題。例如,在北京大學就把“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作為重點學科來建設,北京師范大學“211”課題“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也把日韓越三國作為重點攻關項目,中國社科院邊疆研究中心立項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課題,陜西師范大學成立的“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中心”專治于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戲劇文化關系的研究等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見,在民族地區高校進行比較文學教研,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與民族文化資源,其文化多樣性以及多民族文學的互動共生能夠把地理范疇的邊緣轉化為學術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區高校在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習過程中貫徹區域特色與學科前沿相結合的思路,顯得尤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從理論學習到實踐操作: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較文學課程的基本學時是54課時,而要想在一個學期有限的課時中對比較文學的起源發展、基本理論和研究范式進行全面梳理與深入介紹是遠遠不夠的。就以由陳惇等學者編寫、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比較文學概論》為例,里面涵括的內容包括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歷史與現狀”“基本類型與研究方法”“文學比較研究的領域”以及“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等內容,可謂理論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駁雜。但這樣的教材是不是適合民族地區高校的實際操作呢?筆者在以往教學實踐中常面臨這樣的尷尬:往往一個學期課程結束,學生對于課本羅列的那些遙遠的歷史事件、抽象的理論論爭和沒有閱讀體驗的舉例分析,可謂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沒學會,什么都沒掌握的遺憾。這也是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的一個普遍難題。對于本科生來說,這一理論知識顯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來都有難度,也極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學術積累和思維水準,也不宜匆忙展開比較文學的學術研究。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比較文學課程教學的宗旨與目的進行深入反思與積極探索。筆者嘗試從以下方面進行變革:
(一)教學基點立足于中國文學
20世紀80年代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移到了中國,中國比較文學以自己的獨特聲音傳達出具有中國特征的理論話語與學術形態。陳惇和劉象愚兩位教授在《比較文學概論》一書中指出,中國比較文學應以中國文學為立足點和出發點。中國作為文化大國,從古代的文明古國的文化輻射、近現代的師法西學以及在當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與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動,都體現出豐富深厚的文化內涵與曲折復雜的發展歷程。中國各時代的文學現象在比較文學中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因此在教學實踐中應該多以中外文學交流或中外文化關系為例子展開論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時間和情感上拉近比較文學與中國學生知識視野的距離,從而引發學生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與前瞻。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立足學生熟悉的文化傳統與文學背景,通過與異質文化的對比參照來認識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民族特色,進一步地尋求跨文化的對話和溝通,在中外文化與文學的互證、互補、互識的基礎上,達成對當代大學生的世界文學意識與包容文化觀念的建構,最終形成一種文化自覺。
(二)教學內容側重東方文學與民族文學的比較
比較文學是一門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的開放性學科。在教研過程中,要求研習者對古今中外文化與文學的歷史發展與精神內涵融會貫通。但實際上,本科教學階段很難有學生達到此種暢達古今學貫東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師在課堂上生硬按照材進行宣講,常常顯得捉襟見肘,會面臨教學內容與對象錯位的尷尬,最終造成學科主旨與教學效果的明顯落差。因此,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應該對教學內容進行相應調整。比較文學的學科起源來自西方的定義,但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理念而言,其在東方文化也有著深遠淵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東方文化,近現代兩三百年間的東方文學,也因西方入侵帶來的外來文化沖擊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體現出復雜多元的文化內涵和社會變遷。因此,各個歷史時期的東方文學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內涵和獨特的審美趣味。如果能夠將中國文學發展置放在東方文化這一大語境中進行參照與反思,以此來觀照中國民族的歷史命運及其發展,這樣的比較文學課程會更具有現實意義與啟迪價值。比較文學濫觴于歐洲學者對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的關注,比較文學實踐研究是建構在不同民族間文化與文學交流互動的基礎之上。所以雙邊或者多邊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是比較文學的基石。比較文學學者嚴紹璗在紀念《中國比較文學》出版60期時撰文提出“把比較文學做到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學的研究中拓展比較文學的空間”這樣的學術構想。同時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也在17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上的發表文章《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中國視野》中強調“(中國比較文學)的產生是與中國人振興國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發展本民族文學的志向分不開的。”[6]2008年11月還在陜西師范大學召開了主題為“東西方民族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學術研討會。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語境中,在我國“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的和諧背景下,從比較視野對世界各國及國內各民族文學進行歷史和美學的深入研究,對中國比較文學學科體系建設頗具價值。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西南邊疆民族地區與東南亞山水相連,因而存在多種異質文化的變化。因此,在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課程中應側重對東方各國文學、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文學、中國南方民族與東南亞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及其成果進行介紹與討論。
(三)教學重點轉向學科前沿領域
中國與周邊亞洲鄰國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學比較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前沿領域。民族地區高校應調整教學的重點,將比較文學的內容從文化中心、傳統經典轉向區域特性與民族特色。在教學與研習過程中,學科史的發展可以作為背景和鋪墊,在中外文學與文化比較的大框架下重點引領學生探討立足學科前沿與凸顯區域特色的問題,例如“東方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新世紀外國對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國情報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和民族文學經典的文化翻譯與傳播等這些新的研究問題。對實際問題的思考與解決,會使學生腳踏實地領悟到比較文學的學科宗旨,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理解與正確運用相關的理論與方法,而不是一開始就疲于應付各種理論思潮的狂轟濫炸。而且,這些學科前沿所探討的問題更具有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除了培養學生學術思維的邏輯性外,還能夠增強學生對社會思考的敏銳度與深刻度。
三、從空中樓閣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的實踐意義
(一)“宏觀比較文學”理念與應用型人才
民族地區高校的人文學科培養目標是應用型人才,其面對的教學對象是以本科生為主(包括中文系、外語系和綜合文科),兼及專科和高職等層次學生。這些學生除了極少數畢業后進入碩士階段繼續深造,極大部分還是在畢業后即走向社會,他們的職業多是地方中小學教師、基層農村干部、政府機關公務員以及一些發達城市的各類公司企業的初級管理人員等。那么,比較文學教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是什么呢?比較文學學科在1998年重新被納入我國高等教育學科體系,成為文學專業本科生的專業基礎必修課。中國高校按性質可劃分為科研性、教學性與綜合性等類別,其中一些屬于綜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區高校培養人才的模式是以應用型為主的。文學專業的應用型人才,不是僅僅針對技術的掌握與操作,而是要從所學的專業知識中汲取人文精神資源,來培養健全的人格、寬厚的文化素養以及成熟的思維能力。鑒于此,民族地區高校比較文學課程教授與研習的重點不應該落點在學科史的梳理、學科理論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運用,而應該是以人文素質教育為導向,培養學生世界文學意識和大文化觀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樹立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形成視野廣闊與胸懷包容的文化觀念。正如我國比較文學學者王向遠所倡導的,在本科階段比較文學教學中,“應該把中外文學知識的系統化、貫通化、整合化作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說,民族文化自信與世界文學意識是比較文學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契合點。由此,我們在進行比較文學教學實踐中,應該倡導“宏觀比較文學”的新理念。“宏觀比較文學”具體是指“各民族文學、各區域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之間的差異性與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門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學、區域文學、世界文學形成、發展規律的科學”[7](前言)。
正因為比較文學是一門集概括性、理論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課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學生教授如何進行具體的比較文學研究,而是教會學生如何宏觀地認識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復雜關系,如何辯證地分析判斷有全球意義的重大文學現象。一言蔽之,中國比較文學汲取了土壤深處文化傳統的滋養,也接受異域文化的和風吹拂與世界文學的陽光普照,是一門高屋建瓴的文學與理論課程。而民族地區高校的比較文學也不是虛無縹緲不著邊際的空中樓閣,而是扎根在民族傳統與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參天大樹。比較文學課程可以讓學生通過全面觀察和客觀比較來看待社會現實與文化發展,對古今中外文學的起源、發展、面貌、特征與趨勢有清晰把脈。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狀態下所無法擁有的視野和胸懷。也就是說,比較文學作為一種文化觀念和學術視閾,能夠讓我們的學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樹立了對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狹隘心理與井底之蛙的淺見,學生在思路豁然開朗的同時獲得思維創新。例如筆者在指導2012屆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過程中,就引導學生用比較文學的學術理念來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學與文化交流互動的問題。其中《比較于連與高加林不同的命運走向及其文化內涵》《人文主義視野下的“國民性”探討———比較〈阿Q正傳〉與〈堂吉訶德〉》較具有典型意義。前者通過探究于連和高加林個人奮斗及其最終命運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運歸宿是中國儒家道德觀念與西北農民土地情結的合力推動,體現出一種與西方反叛性和顛覆性不同的圓融的生命觀,這對我們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與融合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后者通過比較阿Q的“奴性”與堂吉訶德的斗爭與自由,從堂吉訶德“立人”精神啟迪引發我們對魯迅創作精神及“國民性”的深入探討。這兩篇論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較,而是在可比性基礎上選取一個切入點,在文學比較中探討深層文化的不同,從而獲得對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觀照以及對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實證明,比較文學課程對“應用型”人才培養與人文素質和綜合能力提升有積極意義。學生在論文思考與寫作過程中,不僅思維邏輯和寫作水準得以提升,還獲得了一種高屋建瓴的理論切入點,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學史的知識能夠煥發出新的時代氣息和現實意義,也開拓了學生的學術視野及其對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資源與特色教研團隊建設
從這個解釋中可以看出:全球化,既是一個空間上的概念也是一個地域上的概念它自身也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強調世界各地之間的廣泛聯系性同時又指出這并不意味著政治上的統一經濟上的一體化和文化上的同質化而是有著多樣性的結果。多樣性的結果在文化領域方面表現的是最明顯的這一點的指出也是此定義區別于別的定義的關鍵之處。
二、文學全球化的到來
全球化一詞最早是運用在經濟領域中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文學全球化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全球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詞產生前全球化這一進程就在影響著我們這個社會。
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了。//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悠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家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這里的。世界文學也就是全球化的結果是文學的全球化)文學的世界化和文學的全球化是一個意思指代相同的內容在文章的后面部分若是二者共用時就不再作說明了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由于市場經濟的世界化必然帶來了文學藝術等精神文化的世界化民族的文學將向世界文學的方向發展這也意味著世界各民族文化:文學廣泛交匯的時代開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是從經濟)物質方面影響精神文化方面的角度來談的由此看到文學的全球化的時代的到來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歌德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到文學全球化時代將要到來中國傳奇,風月好逑傳-在言情小說中算不上經典之作可是"年月日歌德讀后卻對其秘書愛克曼發表了這樣的議論.。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感情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0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沒有強烈的和飛騰動蕩的詩興因此和我寫的,赫爾曼與竇綠臺-以及英國查理生寫的小說有很多類似的地方00所以我喜歡環視四周的外國情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么辦民族文學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
歌德從中國傳奇,風月好逑傳-中了解到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感情方面與德國人一樣都是同類人1認為中國的文學與他的小說以及英國查理生的小說有很多類似之處他找到了世界文學形成必然的另一基礎并由此發出世界文學早日到來的呼喚文學的世界化:全球化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不單是從馬恩和歌德的話語中看到還有一個必然的原因這就是人類在精神文化方面有很多趨同性由此導致了文學的趨同化和全球化有相同的2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3生存與困境戰爭與和平幸福與災難理性與反理性孤獨與焦慮絕望與希望富有與貧困生與死愛與恨男女老幼等等也正是有了這些人類的趨同性的精神文化導致文學的趨同性才使文學能夠從民族走向世界不同國家或民族的文學為別國或別的民族所認可與接受從而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三、文學全球化的特殊性
文學全球化雖然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而到來的但是它與經濟全球化有著很大的不同簡單的說經濟全球化就是要求經濟的一體化這已經為大家所認同1而文學全球化卻遠遠地比這復雜想強制文學全球化也同經濟全球化一樣形成文學的一體化這是萬萬不行的也是萬萬不可能的文學的全球化包括兩個方面.趨同化和趨異化這兩個方面就是文學全球化的方向2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闡明的看似奇特實際統一的兩個現象.一旦民族本土化進入全球多元化:多層次:多中心的文化格局就會一方面促使人們自覺地面向世界形成一種全球意識1另一方面促使人們自覺保持自身文化特點形成一種尋根意識
斯賓格勒認為文化的全球化有兩個結果即文化的全球意識和文化的尋根意識文學是文化的一個方面當然也會產生這兩方面的結果文學全球化中產生了世界文學民族文學為了迎合這個潮流一些界限被模糊了表現出了很強的世界意識這就是趨同性1但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它的協世界化和協全球化現象越來越明顯這又激發了文學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尋根意識使文學表現出了趨異化在這個文學全球化的時代由于很多人沒有認識到它的雙面性只關注文學表現出的趨同性:世界化傾向但文學全球化中的趨異化:民族性則往往被忽視了一些學者認為在世界文學的時代就應該強調文學的趨同性而模糊民族文學中的民族性針對當前這種情況為了使文學得到更好的發展我們就更應該強調和突顯出民族文學的趨異性:民族性的地位因此我呼喚.
把保護文學的民族性當成各個民族文學的一個重中之重的任務來對待吧4文學的全球化不僅給文學帶來積極的影響還應看到它的否定的負面影響全球化過程中對某些民族文學的民族性的壓抑與解構)一方面強勢民族文學對弱勢民族文學的絕對同化表現為文化殖民主義或后殖民主義同時剝奪弱勢民族的文學話語權1另一方面弱勢民族文學對強勢民族文學的一味欣賞與趨鶩和對本土文學的一味自我貶低削弱他們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這樣就會導致強勢民族文學由于對自我的絕對欣賞其中消極腐朽的東西對弱勢民族文學的侵蝕污染并且還會使弱勢民族文學中優秀進步的東西被棄置被消解如果弱勢民族的文學民族性被完全的同化掉了特別是其中優秀的東西被消解掉了這不僅是民族的損失更是全世界的損失世界文學就會因此失去很多東西減少了其繁榮的程度了各民族是平等的當然各民族的文學也應該是平等的為了使世界文學是各個民族文學的世界文學不至于被一些強勢民族的文學所獨霸成為一枝獨秀或幾枝獨秀我們應該加強文學的民族性提高民族文學的競爭力使各個民族國家的文學都在世界文學這個大花園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樣世界文學的大花園將是一個盛開著萬紫千紅的大花園
四、文學民族性的涵義及存在的必然性
到"世紀"年代基本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看法認為文學的民族性是指。文學反映民族的社會生活文化傳統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心理素質以及語言等特點所形成的特色。它包括主客觀兩個因素客觀因素指民族生活主觀因素指作家的民族意識。文學的民族性是真正的作家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一個民族文學成熟的標志。文學作品具有民族性才能為本民族的讀者所喜愛)文學作品具有民族性才能獲得世界性。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是不矛盾的
由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到保持文學的民族性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對某個民族國家的文學有重要意義就是對整個世界文學也是不可缺少的時下有一句流行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很好地說明了民族性對文學的重要性民族性是文學的生命力的體現文學的相互交流與對話價值的共享和相互影響但不可能形成全球的同一化或一體化這是由文化文學的本性決定的。首先文化文學總是一定區域和民族的文化文學成為該區域該民族賴以存在的基礎和精神家園具有長久的歷史傳統和很強的穩定性其個性特色是很難消除的即使是信息社會也無法完全辦到其次語言是某些文化形成的載體更是文學的生命語言本身鮮明突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必將頑強地存在下去不可能完全徹底地實現同一化再次文學是獨特的審美創造不能沒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不僅一部作品有其獨特性一位作家的一系列作品有其獨特性這是一個區域一個民族的文學作品無不有其鮮明的獨特性"
正是這樣文學才能百花齊放姹紫嫣紅呈現出多樣化的形態從而滿足著人們多樣的文化需要進一步說文學藝術對于人類共同共通的東西還得通過作家和作品人物由他們所表述的感悟感情思想和掌握的技巧來表現的這個作家必然是一定民族國家的成員如荒誕劇使用一種抽象的符號表達人類的一種相當普遍的生存處境的荒誕感但讀者仍然從作品中體味到一種法國的或者是英國民族文學的韻味因為別的國家沒有這樣的哲學文化與這種如此深刻的文化生存的體驗如果文學失去了個性化表現為同一化從而也就失去了文學自身何來的文學全球化:中國當代文學就走了彎路先是完全學習蘇聯后又是學習西方一直到"年代談論的還是存在主義后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等西方文學話語當代文學在全球化的沖突中過分淡化了自己文學民族性不知不覺中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學話語對西方的學習與模仿雖然革新了他們的創作方法觀念及藝術形式但是追隨西方模仿得再好也不是獨創仍存在別人的影子因為各民族的生活本身有其固有的特征各民族作家又都帶有一定的民族氣質因此反映各民族生活的文學也就有了獨特的民族烙印西方作家描寫的文學具有西方各民族生活環境和人文精神的特征中國作家也應寫出有自己民族性的作品來馬克思認為。古往今來每個民族都在某些方面優越于其它民族
歌德也稱贊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比歐洲人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因而中國的文學作品特別注重主人公在道德和禮儀上的修養整個中國藝術都是在追求一種整潔雅致的風格歌德稱贊的也就是中國文學的民族性這是應該發揚的作家進行真正的創作總是以其民族文化精神為指導的就是他要描寫國外現象為此也應該了解其它國家的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文化精神是民族國家的文化價值與文化價值體系它體現著一個民族的理性精神詩性智慧道德品格思想風貌進取求新的處世原則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表現各異但綜合起來卻是整體精神的體現顯示了民族精神的氣度面貌而民族性正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體現。
鄂倫春族是我國北方性格鮮明的少數民族之一,在源遠流長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精神與民族審美文化。鄂倫春族文學就是這種地域民族文化的感性顯現與審美凝聚。包括兩種媒介形式:一種是形式多樣的古代口頭文學,另一種是富于個性的當代書面文學,二者先后構成了鄂倫春族的審美文化主體,與該民族的生活文化緊密結合,生動地記錄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生死歌哭與理想愿望,不僅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而且具有璀璨奪目的審美價值。如果說創作與研究構成了每種文學均衡發展的兩翼的話,那么,面對琳瑯滿目、積淀豐厚的鄂倫春族文學創作,鄂倫春族文學研究的相對薄弱與理論貧乏赫然彰顯,這種不對稱局面不僅不利于文學創作進一步發展與繁榮,反而嚴重制約鄂倫春族文學走出地域、走向全國的腳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丙珍等人新近出版的《鄂倫春族文學研究》一書就顯得格外重要,該書以“整合”性的研究視域、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扎實的文獻積累,對鄂倫春族文學的“歷史、現實、人性有著獨特洞悉與關懷”[1],將鄂倫春族文學研究提高到新水平,并為今后研究提供良好的學術范式。
一、“整合”性的研究視閾
首先,著者持有歷史的、宏觀的研究范式。《鄂倫春族文學研究》一書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其濃郁的歷史感與宏觀構架。可從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加以把握。從縱向上看,該書用較大篇幅梳理了鄂倫春族、鄂倫春族文學與鄂倫春族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能夠全面、系統地向讀者呈現鄂倫春整個民族與文化的整體面貌,包括歷史緣起、階段特征與演進過程等,為本書問題提出與目標設定提供詳盡背景材料。從橫向上看,注重從多層面、多側面、多角度開掘鄂倫春族文學豐富的精神文化內涵。著者依次分析鄂倫春族文學的民族精神、傳統習俗文化、文化、人生哲理、生態文化、審美精神等多個向度,將研究對象置于一個由文化和生命統攝的多層次互動的縱橫交錯的網絡之中,讓整個研究呈現出立體、有機、辯證的可貴品格。此外,這種關注橫向聯系的研究意圖還表現在從全球化高度對這種少數民族文學所做的文化關懷與未來展望。對鄂倫春族文學而言,這是一個關乎未來命運的生死攸關的話題,作者不吝筆墨對這個向度上的跨文化認同問題給予富于建設性的探討,并對全球化視域下民族文學創新與發展提出寶貴建議。
二、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該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在于研究方法多樣性與跨學科性。任何文學現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處于紛繁復雜的社會網絡與文化系統之中,相比于其他文化形式,文學具有更強的文化包容性,它以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姿態顯示自身的卓越存在。從理論上說,文學研究沒有一套自身專屬的批評方法,本身就是跨學科的,作為文學研究之一的鄂倫春族文學研究自然概莫能外。然而,作為一種具有更多歷史原生態與人類本真性的民族文化類型,鄂倫春民族具有異常鮮明的習俗、宗教、生態、生存、性格等特征,所以,跨學科性不僅構成鄂倫春族文學創作,而且構成鄂倫春族文學研究的重要維度。在這個方面,作者自覺地認識到,以往研究“多以宗教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神話學、敘事學的記述和文化研究為主,少有與文化哲學、中國文學史、文藝美學、生態審美文化相結合的高層次理論研究”[2]。基于上述理論反思及力圖完整把握研究對象精神維度的學術努力,著者將自己推向一個更開放、更多元的文化視野,不僅需要研究者熟稔大量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知識,更需要具有熟練駕馭多種批評方法的研究能力,而這無疑已作為本書的一個寫作優點得到深入貫徹,尤其在把握“地域理念和現代意識,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3]等方面有著更精彩的呈現。
三、扎實的文獻積累
該書是一部資料性極強的論著。幾位著者均是該領域頗為資深的學者與專家,具有扎實的文化功底與厚實的學術積累,治學態度極為嚴謹,有著千淘萬漉、精益求精的學術苛求,在史料、素材積累與處理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姑且不論以史料見長的相關章節,如“鄂倫春族概況”、“鄂倫春族文學及研究述評”、“鄂倫春民族精神的歷史淵源”,單就評析鄂倫春族文學某一精神維度的章節而言,文獻、文本、文化三元互證的特征也是異常鮮明的。如闡述“鄂倫春族文學與鄂倫春族精神”的章節中,為了從作品角度證明鄂倫春民族具有勇敢精神、自由精神、無私精神與熱愛自然精神等品質,作者提及近三十部傳奇與故事,并以細讀方式重點研討了其中十余部,使其結論顯得雄辯有力、水到渠成。又如“鄂倫春族文學與傳統習俗文化”一章,著者辟出專節詳細討論了“民族語言與口頭文學”、“姓氏起源與取名習俗”、“衣食住行的民間風俗”、“社交禮儀與倫理道德”、“:遠古的幻想”,所論之處無不知識密集、資料宏富、引證翔實、考證精微、新意迭出。如談到狩獵民族在出行方面的發明創造時,不僅一一列舉了水上、雪上、陸地上林林總總的交通工具,還輔以史料、民俗、神話和傳說等文化內容,凡此種種,無不大大增強論述的生動性與趣味性,收到良好的解說效果。
綜上所述,《鄂倫春族文學研究》是一部知識豐富、論證謹嚴、史料翔實、視野開闊、方法創新、觀念前衛的優秀學術著作,不僅從整體上勾勒了鄂倫春族文學的發展線索與精神維度,而且從文本、個案等微觀層面對之做出了細致解讀,特別是著者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從多個層面解析鄂倫春族文學精神維度的理論訴求,使該向度的鄂倫春族文學研究達到新水平,為進一步相關研究拓展領域。
參考文獻:
[1]黃大軍.歷史與現實的變奏――莫言劇作論[J].戲劇文學,2014(6).
中圖分類號:I1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8—0134—04
多民族文學史觀作為一種文學史觀念,學界通過討論明確了“多民族文學史觀” 是什么和為什么要創建兩個基本問題。然而,作為一種文學史寫作的實踐策略,因為少數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復雜性,“中國多民族當代文學史”寫作并未獲得學界廣泛認可的進展。
一
“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并成為當前的學術熱點,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學說的創建,勢必會提供一方堅實的思想基石,積極地作用以至有效地墊高包括中國文學研究在內的諸多相關人文學科的學術建設基準”,[1](P5)它是20世紀哲學思想轉向的結果——“20世紀人類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從歷史領先原則向相互作用原則的轉變,反映在辯證法領域,則是黑格爾對立統一原則受到質疑和挑戰并提出平行統一的概念。這一概念用之于中華多民族文學史的編纂工作時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鑒,同時對于國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和文學的平行本質比較提供了方法論指導”[2](P5)。同時不應忽視的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是多民族文學史建構實踐與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反思所獲得的文獻積累的結果。
中國是詩的國度,《詩經》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詳細地記錄了商周時期的社會生活,它是在歷史的發展、演進中最終被塑造為文學經典的。因此,我們理解《詩經》必須回到孕育它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詩》是承載著一定的社會功能、特殊時代的歷史記憶和某一地區風土人情的集體記憶。其中最為當代學者所重視的十五《國風》的地域特征尤為突出,它展現了特定時空架構中人們理解社會的方式,即某種形式的“地方性知識”。
“地方性知識”的形成方式和思維模式不同于現代科學創造知識,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間內,人們根據日常生活所積累的經驗總結的不具備體系結構的知識。一方面,它有別于大學和科研機構創造的結構性強、邏輯嚴密的知識。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識”更多針對農業生產、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活動的物質性基礎。學術界圍繞這一概念曾展開過廣泛的討論,由于它是從人類學研究中拓展、延伸出來的,我們仍需要將其置放于人類學研究視域中進行討論。在文化的諸多構成元素中,我們不應將人的行為、人的情感或者物質性空間的事物作為重點,而是要將人們認識事物的概念以及構建這一切的原則作為關注的焦點。任何形式的理論在其誕生之后被譯介到其他文化體系中,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異。就“地方性知識”的內涵而言,我國學者指出這一學術概念最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與西方社會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邏輯推演基礎上的知識模式形成鮮明對照;其二,它的基本構成是現代社會的現代性知識,而不是傳統文化模式下的傳統知識;其三,“地方性知識”往往為特定地域、特定空間的掌握者所享有,是無法與特定對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語境脫離關系的存在。人類學家在試圖了解某一族群的歷史記憶,乃至于走進他們的心靈深處時,最好的途徑之一就是與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作品的持有者之間進行有效對話。由于早期形態的文學作品并不具備完整的體系、鮮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題,他們屬于籠罩在歷史迷霧中“口耳相傳”的精神遺存,通常將其稱為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他們應該被納入到“地方性知識”的范疇中進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處的文化形態不同,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以廣泛分布在貴州的苗族為例,他們曾經擁有本民族的文字,卻由于逃避戰爭和民族遷徙的需要,將原本屬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燒。最終,當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了。因此,屬于苗族的歷史主要是通過兩種方式得到傳承和延續的:其一是在苗族群眾中傳唱的民間歌謠和民間諺語,既涵蓋了苗族群眾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積累的經驗,也涉及到他們從社會經驗中所總結的帶有鮮明地域特征的“知識體系”。但這種知識的獲得并不是建立在現代西方實驗科學和理性精神的基礎上,更多地表現為“前經驗主義”的歷史累加。但我們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尋找歷史的痕跡,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識”的歷史淵藪。我們不僅可以在民間文學中發現民族歷史遷徙的痕跡,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歷史發展早期的生命體驗。如果說《苗族史詩》中記載的“溯河西遷”僅僅是某一地區、某一支系苗族的歷史記錄,我們還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廣泛意義的歷史記憶。以《洪水滔天歌》為例,它分為“洪水滔天”和“兄妹結婚”兩部分,圍繞著姜央和雷公展開敘述,當二人的爭執最終引發滔天洪水之際使得人類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天上嘩嘩下,地下無路淌,洪水滿地流,水小浪滾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漲。姜央老公公,相兩和相芒同坐葫蘆里,隨水起,水淹過屋頂……淹沒千條嶺,沉沒萬條沖、淹沒萬年杉,沉沒萬年松,淹沒千支奶,沉沒萬支公,寨邊朋友絕,樓門伴侶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蘆里……拉著大棕索,向著天上劃,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賬算。
古歌的內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為藍本,卻又充滿著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蘆中。如此的描寫使得我們對于苗族先民所經歷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遙遠,瞬間拉近了讀者和苗族先民的心靈距離。但古歌的價值還不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場景、勞動方式、文化形態以及思維觀念都深深地烙上了歷史的印記,是苗族先民在特定歷史階段中勞動生活的某種形式的折射。人們可以通過苗族古歌的描寫與現代生活進行對比,進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異。同時,苗族先民在《洪水滔天歌》中展現的生存智慧、以及他們應對艱難生存環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經隨著苗族的集體記憶不斷沉淀,成為凝聚起民族認同感的文化資源。同樣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歷史傳說都有反映,苗族在歷史上極有可能也經歷了類似的歷史事件,從側面說明了苗族古歌的確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歷史發展的痕跡。上述兩則古歌分別記錄了特定苗族支系的發展歷史、以及苗族先民的關于上古洪水的集體記憶。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苗族先民是將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經驗、歷史遺存和情感表達都內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僅僅是單純意義層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廣泛意義層面的詩性言說。
二、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碰撞的契機
作為“地方性知識”構成要素之一的民間文學必須要面對“現代化”的考驗,它不僅要成為記錄、反映和描寫某一民族歷史發展的精神載體,也應該成為支撐古老民族面對現實的拯救。同樣以苗族民間文學作品為例,它是維系苗族社會繁衍、發展的精神動力,如果僅僅是停留在原始的經驗積累階段,只能是被現代文明所制造的鴻溝所阻隔,無法參與到當下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程中。我們認為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能否參與到當下的文學建設中來,往往需要一定的歷史性機遇。我們無意于辨析兩種形態的知識究竟哪一種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中更有現實意義,或者說對于我們解決諸多的現實問題是否能夠提供參考性意義。事實上,西方學者很早就針對非地方性知識的邏輯構成方式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西方文明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細化,能夠將研究對象拆分為若干構成元素。但卻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為拆分的思維模式中,最終遺忘了將某些構成元素重新拼裝起來。他們的反思開始于20世紀中葉,根本目的在于彌合傳統文明形態與工業文明之間的差距,試圖實現二者之間“無縫隙”的對接。正是受到這一價值訴求的啟發,現代人開始重新審視長久以來被我們所忽視的“地方性知識”———其中就包括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中創造、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延續至今的民間文學。特別需要指出的是,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的社會劇變對于形成我們今日的多民族概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中原帝國到民國締造,除了許多內部體制的改變與國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變化便在傳統中原帝國的邊緣。這變化是,舊帝國的邊藩、屬部、部落與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漢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廣大漢與非漢區分模糊的人群,在經由一方學術調查研究、分類與政治安排后,被識別而成為一個個少數民族。”
根據上文的論述,我們意識到當我們不是從純粹的理性思考,而是觀察者的角度審視“華夏民族”和周邊民族的生存邊界時,就會發現我們對于民族的理解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將近百年以來所形成的認識視為千年不變的歷史事實。因此,當我們試圖分析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文化遺產時,必須要建立適當的取舍標準。不僅要考量我們所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否真正擁有漫長的發展歷史,符合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同時,我們也要以審慎、客觀的態度去處理文人文學在吸收、借鑒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時所采取的策略。在傳統意義層面上,民間文學并不受到重視,這主要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同時,明清兩朝對西南少數民族實行的“土司分治”制度,以及當地“溪峒文化”的制約,民間文學中的古歌、歌謠、民族史詩長期被忽視,成為游離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邊緣文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成果不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事實上,身處主流文化圈的文人在某些特殊境遇下會與誕生于人民群眾中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發生直接的聯系。這當中有兩個例子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其一是屈原所開創的“楚辭”,第二是劉禹錫創造的“竹枝詞”。
屈原、宋玉為代表的楚國文人在本國巫風盛行的文化語境中,根據楚地方言中多“兮”的語言表達習慣,將楚國民間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形象、歷史遺跡,乃至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物、事件作為文學創作的素材。由于楚國長期與中原地區隔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文化傳統,代表當地少數民族的民間傳說、民間歌謠也沾染了厚重的巫術色彩。他們是楚地人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生活積累所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屈原被貶之后獲得了親近民眾、了解民生疾苦的機會,也為他更多地了解楚地的民間文學作品創造了碰撞的契機,屈原正是在充分吸收和借鑒楚國民間文學養分的基礎上創造了中國文學兩大源頭之一的“離騷”。類似的故事在千年后再次上演,晚唐詩人劉禹錫被貶夔州之際,獲得了親近民眾、更多地了解民生疾苦和民間文化的機遇,創造性地將流行于巴蜀地區的竹枝詞吸收為文人文學的創作范式。這種藝術表現形式的突出特點是“志土風而詳習尚”,重點以表現當地民眾的風土人情。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之間并非鴻溝深隔的兩種藝術范式,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交流、相互補充的空間。[7]通過上文分析,我們發現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能夠建立起聯系,關鍵在于三點:其一,二者都是人民群眾歷史文化的凝聚,展現了特定歷史語境中人類最真實、最美好的情感,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形態;其二,二者在情感表達和價值訴求層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特定民族在本民族歷史發展中所塑造的民族審美范式的具體表現;其三,不同歷史階段的人民群眾都能夠在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作品和文人文學中感受到相對穩定的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它提供了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之間可能發生碰撞的契機。
三、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的互動性
現代文學民族形象的生成與構建,一方面是對現代文學史“民族”維度的強調與擴展,是對文學發展與民族意識的辯證考察,另一方面也是為處在當今“世界”與“民族”背景下的當代中國提供發展經驗與策略。雖然自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主義已經逐漸成為了普適理想,然而在一個多世紀的時光流轉之后,“民族”依然是無法被替代、也不能被忽視的歷史形態與社會存在。在中國古代語言詞匯系統中雖很早就出現了“中華”、“民”、“族”等詞語,但卻從來沒有啟用“中華民族”來對自我進行整合與歸納。直到20世紀初,在殘酷的民族危機背景下,受西方現代民族理論刺激,“中華民族”方才出現在了漢語詞匯系統中,這個詞匯一經問世,就很快隨著民族危機的不斷嚴峻化,突破了精英知識分子的話語體系成為了一個被整個民族群體廣泛接受并頻繁使用的詞語。“中華民族”之所以具有如此廣泛的適應性、如此蓬勃的生命力,關鍵還在于它所喚起的凝聚力與共同感。其產生的特殊語境與其獨特的發展規律,使得它在建構方式與內涵設定上都表現出了自己的特點,也由此獲得了勃勃生機。
二.現代文學“民族形象”的生成與建構
2.1走出傳統意識的束縛
在漫長而悠久的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在區域中心優勢地位的支撐與超穩定文化結構的維護下,形成了“中國”式的自我中心意識。這種中心意識使得中華民族獲得了一種穩定感,而在這穩定感之下又滋生出優越與自信。為了強調自我與他者之間明確的界限和高下,用來對自我與他者命名的詞匯的感彩相差極大。用來指稱自我的“華”,在古代漢語詞匯系統中,最初是指美麗、盛開。與“華”作用相等的“夏’,也含有盛大之意。而用來指稱他者的“夷”,或者與具有相同功能的“蠻”、“戎”、“狄”等詞語,則大都帶著貶義甚至是歧視的色彩。傳統的中華民族確立并鞏固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卻也必然本能地排斥他者的影響,阻隔了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和融會很容易轉向忽視他者的盲目。中國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在現代文學構建民族形象的發展中必然會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現代文學是在與國際接軌的環境中成長的,中國現代文學民族形象的生成與構建絕不可能只在一個封閉的狀態下長期持續。在走出傳統意識的方式上,可以采取翻譯和吸取外來文化的方式、與國外學者進行思想交流的方式、或者從小開始培養學生思想上的創新,以新的教育方式來培育現代文學新的“民族形象”的種子。
2.2人物的塑造與民族形象
在文學范疇內考察,成功的人物“形象”要符合三個層次的要求,作為核心層的人性,作為中介層的群體性,作為表層的個性。作為一個擁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學人物形象,首先要在普遍人性的角度與讀者形成共鳴,其次要以群體性來對普遍人性進行具體化,再次要以富有獨特個性的人物來使人性、群體性的意義得以傳達。對于現代文學中作為“民族形象”的“人物形象”來說,除了具備文學性的追求之外,還要對民族意識,尤其是民族自我意識的主體性、能動性要求做出回答。民族形象從作為普遍社會命題的那一刻開始,就面臨著民族意識與文學追求兩方面的內容。而在迫切的形象焦慮之中,民族意識的要求往往會成為一個高于文學追求的終極目標問題本身的規定性決定了,現代文學中作為民族形象表征的具體人物必須表現出新的要求與規范,其中群體性的意義要凌駕于個性、人性的要求之上。
關鍵詞:民族文學藝術語言藝術表演藝術造型藝術
民族文學藝術起源于人類社會的勞動和多種社會需求,一個民族本質上的特點充分蘊含在文學藝術的內容和形式之中,“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屬于它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本質上的特點、特殊性。”①所謂的民族性格是指一個民族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現實的穩定的、共同的態度和習慣化的行為模式。我們平時所說的基本人格類型、民族性以及社會性格等概念,就是指民族性格。
民族文學藝術可分為語言藝術(指神話、童謠、故事、諺語、文學等)、表演藝術(主要指音樂、舞蹈)、造型藝術(指繪畫、雕塑、工藝美術、建筑、服飾等)和綜合藝術(指戲劇、電影)等幾大類型。每種藝術形式代代傳承和發展,都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印記。
一、語言藝術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間接反映。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風貌。
文學所具有的民族性格是受各民族語言、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神話傳說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具體體現在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等方面。以中國少數民族蒙古族文學為例。在蒙古族文學中,再現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自然景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經濟形態,“毛氈帳裙”“食唯肉酪”的傳統生活方式,使蒙古族文學散發著清新濃郁的草原生活氣息和一種剛健雄渾之美。這種獨特的文學藝術風格只能歸屬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范疇,也只能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中萌生、發芽。反映了蒙古族獨特的民族性和社會性格。
文學作家在運用形象思維進行創作時,總會把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個文學作品滲透著本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素質、共同審美習慣和共同的情感體驗。如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靈》《欽差大人》等眾多作品,都成為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眾多文學大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個性鮮明,人們既能夠在作品中尋找到不同歷史時期的鮮明的人物性格,又能夠捕捉到該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民族性。
二、表演藝術
各民族的生態環境不同,歷史發展的軌跡也不同,因此不同種族、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群體會形成迥然各異的表演風格,不同民族突顯出不同文化的藝術表現形式。
1.舞蹈
舞蹈是以人體為媒介的表演藝術,它同歌唱一樣在人類社會的初期伴隨著人們的勞動和社會生活而產生。世界各民族的舞蹈是該民族歷史、文化的標志之一,是民族風俗和民族生活的描繪和積淀,反映著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格等文化現象。
在舞蹈形式的表演藝術中,朝鮮族舞蹈獨具特色。鶴在朝鮮人民心目中是善良、純潔、長壽的象征,是圖騰崇拜的藝術形象。崇鶴心態經過長期的藝術加工與不斷升華,形成舞蹈最基本的步態,這種柔韌、飄逸的鶴步充分展示出舞者典雅、飄逸、瀟灑的風格,創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朝鮮歷史上曾多次遭受外來侵略,長期的反入侵斗爭和抗暴斗爭歷練了朝鮮族人民勤奮團結、堅韌不拔、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民間舞蹈中就形成了內韌外柔、柔中蘊藏著剛勁的民族性格。
塔吉克族是中國古老的高原民族,塔吉克人民世代生活在高原缺氧、風雪嚴寒的艱苦條件下,因此塑造了他們淳樸樂觀、不畏艱辛的民族性格。正因為如此,塔吉克人把鷹作為英雄的象征,并且把對鷹的崇敬和喜愛之情融入民族舞蹈的表演之中:舞者展開雙臂,像雄鷹般的勇猛矯健;身姿的起伏舒展、快速變化又表現了鷹起隼落的跳躍和扶搖直上的連續盤旋。塔吉克族舞蹈濃郁的民族風格和藝術特色是受特定的生態環境、民俗生活和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承載著民族文化的各種要素,印刻著民族所獨有的標志,是民族認同的語言符號。
2.音樂
音樂是在時間過程中展示的訴諸聽覺的一門表演藝術,它的基本手段是用有組織的樂音構成有特定精神內涵的音響結構形式。音樂中體現的豐富情感反映了各個民族的勞動生活、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格,成為表現民族心理的特定符號。
肖邦的瑪祖卡舞曲素材主要是以民間瑪祖爾舞曲為基礎的,表現了“人民的靈魂”。瑪祖爾舞的音樂節奏通常是強烈多變的重音,它可以落在小節的任何一拍、兩拍甚至有時落在小節的所有三拍上,最常見的是重音在第二拍。這些好像“頓腳”一般的強烈重音,活現出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民間舞蹈風格,形成鮮明的音樂氣派和風格。
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初葉,俄羅斯出現了一批發展本民族音樂的作曲家——“強力五人組”。在音樂上除了繼承和借鑒西歐古典和浪漫主義音樂的風格傳統外,主要強調在自己的創作中采用民族的題材和民族形式,描寫民族的風土人情和民間神話傳說,體現自己民族的審美心理、美好夙愿和民族性格等。正是有了這樣一批民族音樂家,才使俄羅斯民族音樂由自立走向世界,確立了俄羅斯民族音樂在世界樂壇不可撼動的地位,成為人類共同的、世界性的民族藝術。
三、造型藝術
造型藝術又稱美術,指用一定的物質材料塑造可視的平面或立體感性形式的藝術,故又稱為“視覺藝術”或“空間藝術”,包括繪畫、攝影、雕塑、建筑、工藝美術、服飾等。造型藝術帶有顯著的民族性格,集中反映了本民族對美的追求,在其作品中無不印著本民族精神的烙印。
1.繪畫、雕刻
繪畫、雕刻藝術在再現民族特有的生命形式時表現力尤為突出,傳遞了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生產生活方式以及生理心理諸多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民族審美情感,昭示著生命之光、民族之魂。
狩獵游牧民族用極具民族風采的繪畫語言來表現民族獨有的情。素有“世界屋脊上的民族”之稱的藏族,其繪畫追求流動卷曲的紋樣,渾厚樸拙的造型,強烈對比的色彩,奔放剛勁的線條,充分顯示出人對生命之渴望和對大自然的膜拜心理,強化著民族審美情感。另外,蒙古族用動態美的審美心理來刻畫造型,(轉第133頁)(接第141頁)捕捉大自然中奔騰跳躍、雄偉健美的生命瞬間;用放縱粗獷的筆觸,凝重簡練的線條,厚實雄渾的墨色來潑寫民族精神和抒發真摯情感。
新西蘭的毛利雕刻文化是毛利民族文化精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利雕刻記載了每個部落優美的故事和對祖先神靈的崇拜,滲透了毛利不同時期的社會特征與鮮明的民族性格。毛利的木雕、骨雕與玉雕構思奇特、細膩而又粗獷,具有強烈的民族氣息與濃郁的古老毛利民族的文化特征。
2.工藝、服飾
工藝、服飾等藝術,同樣體現著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價值觀、智慧和情趣。以服飾為例,各個民族的服飾文化都具有自己鮮明的,能夠反映本民族歷史、文化特點的個性特征。這種特征表現在款式、原料,也表現在工藝、色彩、刺繡圖案等諸多方面。
屬于漁獵采集經濟文化類型區的鄂倫春、鄂溫克、赫哲族,其服飾上留下了高寒地帶和原始森林地理環境的濃厚印痕。為了適應寒冷的狩獵生活,鄂倫春、鄂溫克人一年四季都要穿袍服,他們厚重的袍服都要用狍皮、旱皮、鹿皮等制成,呈現出古樸、粗獷、稚拙的美。赫哲人的魚皮服同樣說明了這一點。他們沿江而居,其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也在赫哲族的服飾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赫哲族早年穿的衣服從頭到腳都用魚皮為原料,如魚皮帽、魚皮衣褲、魚皮套褲、手套、子及魚皮等。
而草原畜牧類型民族的服飾,形成了特殊民族風格。草原大漠和延綿起伏的高山為草原民族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廣闊場所,培養了他們的粗獷豪邁的個性,尤其在服飾方面體現出色彩艷麗、紋樣線條分明的風格。如蒙古族、藏族服飾原料主要源于牲畜的皮毛。為了御寒,服裝大多以樣式寬大、厚重為主,尤其是藏族大部分地區都穿以水獺皮、豹皮、虎皮為邊,錦緞為面的羊皮袍,頭戴金花帽、狐貍帽、紅纓穗白氈帽等。可見,服飾藝術是民族在特定環境背景下的產物,更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外化表現形式。
結語
一個民族憑借什么可以被國際尊重,讓世界認同?只有民族的本土文化才是對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才能不為其他民族所取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文學藝術所具有的民族性格,不僅塑造了一個民族社會成員所獨有的認知能力、審美心理、民族性和智力能力,強化了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更保持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注釋:
①斯大林.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7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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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鐵,何星亮主編.民族文化與全球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陳自明著.世界民族音樂地圖.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年版.
1.專業設置單一
廣西具有豐富的語言資源,有11個世居少數民族,其中絕大多數具有民族語言。本校開設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可純粹是單一的壯語言文學,即便如此,它還是半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半漢語言文學專業,其他民族語言則沒有開設相應的專業。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碩士生專業雖然招收壯侗語族專業考生,可實際上差不多是壯語言文學專業。專業設置上的單一性明顯制約了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的發展。反觀區外各民族語言高校,中央民族大學開設的各民族語言專業之全自不待言,內蒙古民族大學蒙古學學院有蒙古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蒙漢雙語)〔2〕個本科專業;西北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化學院開設有現代蒙古語、蒙漢翻譯理論與實踐、蒙古族作家文學、蒙古族民間文學和蒙漢語言文化關系研究共5個方向,藏語言文化學院現設有藏語言文學、藏語言文學(漢藏翻譯)、藏語言文學(現代文秘)、工商管理(藏漢雙語)4個本科專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民族大學民族文化學院,現共設有納西語、傈僳、景頗語等12個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
2.師資數量不足,缺少多語種教師
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現有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教師不超過10人,涉及到的語種局限于壯語,廣西數量眾多的民族語言缺少師資來培養本科教育。國內同類高校在師資隊伍與語種上表現出了較強的實力。內蒙古民族大學蒙古學學院現有教職工36人,教師梯隊合理;西北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化學院有教師25人,藏學院有教職工29人,維吾爾語言文學學院現有教職員工18人,均形成了年齡與學歷合理的教師梯隊,能培養3個語種的本科生。與前面幾個民族大學相比,云南民族大學民族文化學院現有教職工39人,能培養12個語種的本科生。
二、解決問題的可能途徑
就目前國內的民族語言專業設置情況來說,北方的民族院校對于民族語的教學開展得比較成功,中央民族大學、內蒙古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等民族院校的民族語教學、培養、就業等都開展得非常理想。南方的云南民族大學在專業設置、培養模式、就業支撐等方面也開展得比較成功。反觀我校的壯語文專業培養情況,似乎變成了一種點綴,與廣西高速的社會發展步伐極不相稱,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因此,面對新時期的社會發展需要,我校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壯語言文學)亟需改革。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壯語言文學)專業為廣西民族大學早期設立的專業之一,有著幾十年的教學經驗與成果,具有改革的理論積淀。學校有一批高學歷、高職稱的高素質專業教師隊伍,能勝任改革的教學工作。學校為廣西壯族自治區重要的本科民族院校,擔負了為全區培養基層人才的重大任務,有著巨大的改革發展空間。目前該專業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招生困難、專業設置單一(僅有壯語言文學)、師資缺乏,彼此之間具有惡性循環的因素。招生困難導致專業的開設難以為繼,例如現在該專業采取“雙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形式,才得以勉強維持現有規模。沒有了招生規模與培養專業,師資自然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招生之所以困難,與學生就業困難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解決專業前景的著力點,首要的是解決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在此基礎上尋找深化學科內涵的途徑。
1.深化人才培養模式
在本校“雙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漢語言文學)模式的基礎上,著重借鑒云南民族大學成功的人才培養模式,在長期實踐和探索的基礎上,形成一種“一干N枝”,“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不同語種方向(模塊)”的基本教學模式。該模式辦學過程中可根據社會需求進行專業方向和招生人數的靈活調整。畢業生發給雙證文憑,能有效增加畢業生的就業能力。此種培養模式要形成專業知識和文化互動的社會影響模式。我校民族學專業為國內深具影響力的專業,對廣西社會文化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如能在此基礎上培養少數民族專門人才,能有效地構建和諧社會和鞏固邊疆穩定,強化和拓展專業技能與文化的輻射作用,較好地發揮服務社會的功能。
2.拓寬人才就業渠道
除了繼續鞏固和拓展固有的就業渠道,借鑒其他民族高校解決就業的方式,開展“學校+政府”的合作辦學形式。通過對若干個民族語言使用地區的調查和研究,探索一種“學校+政府”訂單式人才培養的新型模式。以文學院的名義,通過各種渠道,加強與地方政府的交流與溝通,與區、市、縣各級政府部門簽訂合作培養人才協議。按此模式,辦學雙方將在人才培養定位、經費投入、教學管理、教學組織、教材建設、質量評價、師資隊伍建設、畢業生就業等方面都進行合同式的規定。凡進入此培養模式的學生,畢業后由地方政府根據需要安排到相關的部門和崗位就業,既能滿足地方對緊缺專門人才的需求,又能較好地解決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搞好目前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的就業工作,通過示范帶動作用,做好招生宣傳問題,吸引更多的生源報考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專業,扭轉目前招生困難的局面。
3.引進與培養師資
廣西雖然有11個世居少數民族,但本校開設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本科專業只有壯語言文學。11個世居少數民族除回族和滿族轉用其他民族語言外,其余基本上都有本民族語言,有必要開展這些民族語言本科專業。開設這些專業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師資,目前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其他少數民族民族語言的師資欠缺。如何解決師資問題,可能的辦法是三個:一是聘請校外專家學者前來授課,緩解學校本身師資不足的窘況;二是有目的地引進欠缺的師資,逐步解決師資缺口問題;三是鼓勵培養中青年骨干教師,提升教師的學歷與知識結構,增強學校自身人才培養的造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