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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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從藝術學理論成為“大蛋糕”以后,全國各高校紛紛申報藝術學理論碩士點和博士點。就目前高校申報成功的博士點情況來看,藝術學理論的博士點申報成功數為18個點,居藝術學下的一級學博士點最多。為何一下增加了這么多的藝術學理論博士點,這是非常怪異的事情。我們簡單分析一下就明白其中的“奧秘”了:其他一級學科都有藝術創作實踐學科支撐,也有本學科的史論支撐。藝術實踐需要很多的優秀藝術作品,如國家級別的獎、大展、演出等藝術作品,來支撐申報碩、博學科點。這些藝術作品一時半會是弄不出來的。譬如五年一度的全國美展,誰也沒有本事馬上得一個金獎,就是早期一年一度后又改為一年二度的“梅花獎”,也不是誰想評就評得上的。這需要“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磨礪。這些有藝術實踐要求的科學,藝術作品支撐學位點的申報很重要,沒有藝術作品的支撐,學科點是拿不下來的。當然本學科的藝術史論也是很重要的理論部分。那么,唯獨不需要藝術作品而全憑藝術理論支撐申報的“藝術學理論”碩、博點,就有很大的問題了。即申報的成果材料是否屬于藝術學范圍內的理論研究成果,非常值得質疑。因為一些申報碩、博點的成果,多是文藝學和美學的研究成果。有的高校甚至就是以文學院的名義申報“藝術學理論”的博士點,居然也成功了。這種亂象就給“藝術學理論”的學科方向和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麻煩和混亂。從學理上講,文學屬于藝術的范疇。但是從當前的學科上講,文學與藝術學各屬于兩大門類科學。而且從學科內部范疇的確認中,藝術學下屬的是美術、音樂、舞蹈、戲曲、戲劇、電影、電視、曲藝等等視聽感覺系統的藝術種類,并不把文學包含在其中。藝術學理論也是對這些“藝術種類”進行綜合、宏觀、整體的理論研究,討論藝術規律和原理性的問題。張道一先生把藝術的理論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藝術的技法理論;第二層次是藝術的創作理論;第三層次是藝術的原理性理論。
最后一個層次當屬我們今天說的“藝術學理論”了,但前面兩個理論層次才是它的基礎。沒有藝術技法理論和藝術創作理論為基礎理論,藝術的原理性理論就無法進行展開和研究。藝術技法和藝術創作直接與藝術作品關聯,藝術學理論的研究首先也要面對它的研究對象。藝術學理論不能簡單地從理論到理論,它需要自己的研究對象———藝術作品作為底層基礎。脫離藝術作品的理論,只能是空洞的烏托邦似的理論,也不可能把問題討論清楚,把理論說透。因此,從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應該首先是熟悉各藝術種類的藝術,知道它們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藝術家運用的什么技法,藝術家如何運用的技法,作品的結構如何,布局如何,怎樣呈現主題或母題。如果再具體一點,繪畫藝術的筆墨生成、技法與藝術原理是一種什么關系,如何去理解中國畫論中所探討的筆墨問題,什么是皴法,為什么說皴法的出現是中國山水畫成熟的重大標志。怎樣解讀范寬《溪山行旅圖》中的皴法與線條的關系問題,怎樣理解皴法與樹木山石的結構關系問題,李成、郭熙又是如何推進山水畫的進程,他們使用的蟹爪樹枝造型和卷云山石造型,對中國山水畫造成的是什么影響,又怎樣分析《清明上河圖》中出現的蟹爪樹枝的形態與李郭之間存在的關系。再譬如西方繪畫。威尼斯畫派、荷蘭畫派對“光”是如何理解和表現的,他們與印象畫對“光”的理解和表現的差異是什么,印象派的環境色是依賴什么關系構成的,環境色在畫面中是怎樣呈現的,如何看待印象畫派的寫實性質,他們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寫實是何種關系的寫實,與寫實主義又是一種什么關系,這些不從技法和創作上探討是說不清楚的。《蒙娜麗莎》畫面的焦點在什么位置,為何要出現這個焦點,面部的明暗關系和人物結構形成的是何種對位的關系,如此等等。沒有這樣的藝術技法理論和藝術創作理論為基礎,又如何做藝術學理論的研究呢,又怎么上升到理論高度呢。這里我們還僅僅是以繪畫為例———而且是順便提出幾個問題。藝術學理論是要把所有藝術種類全部打通,來探討藝術的原理性問題和藝術的規律等問題的,而所研究出來的成果,又能揭示所有不同種類藝術共性的本質特征,而不是某一藝術種類的本質特征(否則就是門類理論),還能解釋藝術總體規律,又是具有宏觀的、綜合的和整體的高度的藝術理論。試想,當下這種混亂的現象,如何做藝術學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
我們這里提出一個行之有效的簡單方法,就是從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者,首先要真的懂得藝術,了解藝術。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者,具有一定的藝術創作實踐經驗。學習一些美術、音樂、舞蹈的基礎知識。很多的人在探討中國山水畫時,常愛用“散點透視”來理解中國的所謂“透視”問題,而且還有一些研究者,非得把郭熙、郭思父子提出的“三遠”當成西方的透視對待。這些都是常識性的錯誤。為什么我們這里把美術、音樂和舞蹈作為藝術學理論研究者需要具備藝術實踐的對象,主要在于這樣幾個方面:美術是視覺的、空間的藝術,音樂是聽覺的、時間藝術。就是說從美術和音樂各自包含了藝術存在方式和感受方式兩個方面,人類感受藝術的兩大主管精神層面的高級器官———視覺和聽覺,被美術和音樂全囊括盡了。舞蹈的載體非常特殊,它是我們人類自身,情感直接宣泄的載體———“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從這個層面講,舞蹈與人類關系最直接。其他的藝術形態諸如戲曲、影視、設計、曲藝等等,都有我們說的美術、音樂和舞蹈的基本要素。除了設計外,但設計與美術相關,其他均是“時空藝術”“視聽藝術”或“綜合藝術”。
如果能夠打通美術、音樂、舞蹈這三門藝術種類,基本上就有藝術學理論的視野了。我們把藝術學理論要求打通的核心三門種類美術、音樂和舞蹈,稱為“三原色”打通論。我們這里形容的“三原色”來自繪畫色彩理論。從色彩的關系上講,擁有了紅黃藍三原色,就可以調出任何顏色來。從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者,如果擁有美術、音樂和舞蹈這“三原色”,就有綜合的學術能力,有宏觀的學術視野和整體的駕馭能力。但是,一個從未學過繪畫的人,沒有藝術實踐經驗,他哪里會知道這里“形容”的含義。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何種顏色調在一起,變成的又是一種什么顏色來。如果是一位學過繪畫的人,這個形容對他來講,藝術學理論的困惑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知道為什么要打通各種門類藝術關系的含義,知道藝術學理論是做什么的了。很多“看熱鬧”的群體,最多知道一些類似這樣的概念,僅僅是文字表層的概念而已,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們倡導從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者,需要掌握美術、音樂和舞蹈的一些基本技法,親自參與一點藝術實踐創作活動,并將這些實踐經驗綜合之,作為自己從事藝術學理論研究的基礎知識。
二、形下至形上歸納普遍性
基于以上的藝術實踐經驗角度,藝術學理論的研究方法需要“形下至形上”,然后歸納藝術的普遍性和原理性。張道一先生指出:“藝術學則是研究藝術實踐、藝術現象和藝術規律的專門學問,它是帶有理論性和學術性的,成為系統知識的人文學科。”不懂得藝術實踐或沒有藝術實踐的經驗,如何去研究藝術實踐,如何研究藝術現象,當然也就無法研究藝術規律了。對藝術規律的探究,首先是來自于對藝術本身諸問題研究所得出的結果。藝術理論研究如果不是針對藝術作品去研究問題,而是從一個概念到另一個概念,一種理論到另一種理論是沒有意義的。張道一先生曾借用陳之佛教誨說,“搞史論不要離開實踐,一旦與實踐脫離,許多問題不但看不出,也吃不透。”的確如此,沒有藝術實踐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多是在被抽空的概念中繞圈子,抓不住藝術的本質性問題。中國文化思想一直強調的是“道”與“器”的關系問題,“道”與“器”的關系正好說明了“藝”與“術”的關系問題。“道”與“藝”對應,“器”與“術”對應。中國的“藝術”這個概念就是“道器”概念的物質化具體的呈現。沒有形而下的“器”,就不可能產生形而上的“道”。藝術同樣如此,沒有形而下的“術”,就沒有形而上的“藝”。
由“器”進“道”是中國文化的基本邏輯。這里正好給我們提供了藝術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就是以藝術作品為研究對象和起點,再上升到藝術的理論高度,即由形而下至形而上的研究方法。脫離藝術作品這個研究對象的理論研究,終究是偽藝術學理論。這種偽理論的確有。有人提出藝術學理論二級學設立“應用藝術學理論”,這就是本身脫離了藝術作品和藝術實踐的人,才會提出這種奇怪的“理論”來。藝術理論不是抽象理論,不是從概念到概念。它本身就是具體的并且對藝術創作具有指導性的意義。這就是藝術學理論的“用”。怎么會再“整”一個古怪的“應用藝術學理論”來。提出這樣“理論”的研究者,估計是哲學或美學學術背景出身。因為在美學中提出了“實踐美學”,便借用這個概念略微改動,用到了藝術學的學科里來了。我們都知道,哲學和美學在西方來講本是一家。都是以邏輯的方法,用概念推演概念,概念實證概念的學科。黑格爾就是用他的絕對理念來證明他的美的概念,最終實證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結論。所以,黑格爾的絕對理念、絕對精神和他的美是一致的,美也是抽象的概念。即使黑格爾在他的《美學》著作中談到了藝術,也是作為論證“美”的概念的,而不是以藝術為研究對象探討具體的美的本質問題。因此,西方美學中的“美”是抽象的“美”。
實質是把“美”作為一個哲學的概念,探討的依然是哲學問題。哲學的思維方式就是邏輯推論,從概念到概念的推論,不是去解決實際問題的,是解決思維本身的問題。故此,隨著西方美學發展,美學家們認識到“美”要解決實際問題,要用到社會生活實踐中去,提出了“實踐美學”,近年來也有直接提“實用美學”的。藝術學則與美學不同,藝術學的建立就是要解決藝術的問題,西方同樣如此。所以,一旦美學解決不了藝術的問題,德國的德索(1867-1947)和烏提茲(1883-1965)等西方美學家,將藝術學從美學中分離出來。中國藝術學的建立沒有遭遇西方這種“分離”情況,一開始就是針對藝術進行研究的,要解決藝術的問題。中國古代畫論、書論、樂論、舞論、曲論,甚至詩論、文論,都是直接以作品為研究對象,并直接解決藝術(也包括文學)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的藝術學研究是從形而下開始的,然后才提出了形而上的藝術理論來解決藝術問題。諸如氣韻論、意象論、意境論、寫神論、逸品論、一畫論,立象盡意,得意忘象,中得心源,澄懷味象,以形媚道,神與物游,大象無形……這些形而上的藝術理論,就是解決中國藝術問題的藝術理論。再提一個“實用藝術學理論”,不但缺乏起碼常識,邏輯也不通。這就是跟著西方文化邏輯跑的結果。
最近看到錢乘旦的《中國學術不能再唯“外”是從了》,我們很贊同他的觀點:現在,中國人頭腦里裝滿了“進步”“發展”“先進”“落后”“規律”“必然性”這一類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為了不“落后”,因襲照搬西方話語,也就成了中國學術“進步”的一個標志。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越來越“歐化”“美化”,其原因就在這里。這不是說,中國學者不是在做中國學術,而是說,有更多的中國學術變成了西方學術的傳聲器:套用西方方法、論證西方結論、用西方語言說話,甚至直接重復西方話語……學術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評的第一步。中國學術不能再人云亦云,不能再唯“外”是從了。現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礎上的分析與批判,這是當前中國學術最大的障礙。現在的中國學術不是無知,而是沒有自信,中國學術應當構筑自己的話語了。這里對“唯外”的這種現象,批評得非常有道理。藝術學界這種現象也是非常突出。總以為西方人的著作、理論、概念以及表述方式,都是先進的,不用幾個西方的概念和理論,就顯得自己落后。西方美學中提出了“實踐美學”,故此改頭換面地跟風,提出了一個所謂的“應用藝術學理論”。為此,藝術學理論學科主要創始人之一,張道一先生批評到:“藝術學研究藝術理論,指導藝術實踐,它雖然也帶有思辨的成分,但不是思辨型的學科,也不可能將藝術分為理論藝術學和應用藝術學。”
藝術學理論研究方法,除了我們指出的從形而下的作品作為切入點外,還有就是最普通的一種研究方法,即歸納法。前面我們用了“三原色”原理來形容藝術學理論需要打通美術、音樂和舞蹈這三門藝術種類的道理。就是說,至少我們應該把美術、音樂和舞蹈的共性探討、研究和分析出來,從這些種類的藝術創作中,尋找到它們的規律和共同的原理。張道一先生曾經反復做過這樣的比喻,他說藝術學(即現在稱“藝術學理論”)就像水果,水果是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存在著,經常提到它。我們常說“吃水果”。這句話對,也不對。抽象的水果怎么吃,只能吃具體的蘋果或香蕉。這就如同其他藝術的門類,如美術、音樂、舞蹈、戲曲戲劇、影視等,是具體的藝術種類。就像蘋果、香蕉、梨子、葡萄等,是具體的水果種類,它們為何叫水果,因為它們有“水果”的共性特征。藝術學理論就是要通過這些具體的藝術種類,找出它們共性的東西。為什么美術可以稱為藝術,音樂可以稱為藝術,舞蹈可以稱為藝術,戲曲戲劇、電影電視、設計等都可以稱為藝術。說明它們有共同的原理性的東西,才能被稱為“藝術”。歸納出共性的東西,研究原理性的特征,這就是藝術學理論的方法。一旦我們掌握了藝術規律和原理,就可以用這些原理性的和規律性的藝術學理論指導藝術創作實踐了。往往有的研究者,過去的學術背景可能是某一種類的藝術,如美術、音樂、設計、舞蹈、影視、戲劇或戲曲等等。在從事藝術學理論研究過程中,如果只限于自己的專業背景,就可能會成為門類藝術的理論研究。局限在美術中,就可能成為美術學的理論研究;局在音樂中,就是音樂學的理論研究,以此類推。這些都不是藝術學理論的研究。簡單地講,畢竟還有一個學科的問題。從學理上講,如果沒有打通藝術的種類,缺乏歸納的方法,沒有整體的宏觀學識視野,就做成其他的門類學科研究了。目前藝術學理論博士論文的開題,都會遭遇這個問題。有的藝術學理論博士生論文,不符合學術要求,開題報告跑到別的學科去了,做成了諸如美術學、設計學或戲劇戲曲學等等。
從這個角度講,藝術學理論對研究者來說,必然有學科的學術要求。既然是用綜合的、宏觀的和整體的學術研究方法,行之于藝術的分析、揭示和詮釋中,就要求從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者,“打通”藝術學的各個門類的一級學科,使研究者的思維來回貫穿于各門類藝術創作實踐中,及其各自的歷史中和現象中。中國有句俗語,叫做“隔行如隔山”,意思就是一行不同一行,差異很大。譬如美術和音樂,表面上看,二者根本不搭邊。但同時,中國還有一句俗語,叫做“隔行不隔理”,意思就是說盡管各行不同,不搭邊,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某種程度上講,藝術學理論探討、研究、分析和詮釋的就是這個“隔行不隔理”中的這個“理”。研究者能夠基于幾個藝術種類,再打通這個“理”,基本上就能夠有“一通百通”的學術能力了。只有“通”了,才能歸納出“理”來。由此可知研究方法,需要看研究者的學術能力之所及。也由此而知,藝術學理論的研究,對研究者的要求較高。
三、對象、材料和理論結構
藝術學理論的對象、材料和理論結構問題,是研究藝術學理論研究運用方法的問題。繪畫、雕塑、設計、音樂、舞蹈、戲劇、戲曲、影視、曲藝等等,從整體、宏觀和綜合的方面說,它們是藝術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從具體研究的角度講,它們是藝術學理論研究運用的“材料”。一定要注意,我們這里對“對象”和“材料”用法和區分的描述。我們可以說,藝術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就是藝術,因為我們在研究雕塑或樂曲作品時,我們可以籠統地說這個研究對象是藝術。但是,當雕塑或樂曲作為具體運用的“材料”時,即在具體地如何運用這些“材料”時,卻關系到是否屬于藝術學理論的研究。換句話說,當我們運用和選取這些“材料”時的不同方法,不同用途,不同目的,是區別其是“藝術學理論”研究,還是“美術學”研究、“音樂學與舞蹈學”研究、“設計學”研究,或“戲劇戲曲影視學”研究的重要標志。有的學者認為,所用的“材料”探討的是藝術原理性的問題,規律性的問題,即使用的一個門類的“材料”,都屬于藝術學理論的研究。這種觀念大體是正確的。說大體是正確,是因為在認識藝術學理論的學理方面是正確的。但是不完整,有缺陷,關鍵點還是“材料”單一,缺乏說服力。譬如僅僅使用書法作品作為藝術學理論研究的材料,某種程度上可能只會解決書法方面的一些問題,即所探討書法藝術的規律并不具有普遍性。
如果僅僅用繪畫藝術作為材料,研究的結果,同樣只能說明繪畫的問題,可能連雕塑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也很難得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來。以此類推,同理可證。雖然說研究者的主觀愿望是基于藝術學理論的宏觀、綜合和整體的把握藝術本質和規律問題,但是受其所使用的“材料”局限,很難得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結論來。而且,單一的“材料”也容易被人質疑,或被理解為某個種類的如音樂學或美術學的理論研究。因此,對“材料”的占有、分布和運用,關系藝術學理論研究的成果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能研究出原理性的問題來。同時也可以以此印證,是否是藝術學理論這門學科的研究。材料的全面性和典型性便是決定藝術學理論研究的基礎。藝術學理論的研究材料,盡可能涵蓋所有的藝術種類,至少要涵蓋美術、音樂和舞蹈這三方面的作品,用這三方面的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同時作為材料,歸納和印證出所研究的實質性問題。在所有被運用的材料中,為了圍繞研究的問題,研究者就不能再按照藝術的“分類”來組織材料,而是依據研究的問題“重新”組織材料。從這個角度講,美術、音樂和舞蹈的作品———材料,就是被打“亂”的,不是按藝術種類組織材料。研究者必須明白,這里沒有“種類”(“門類”)之分,唯有總體的藝術作品或藝術材料。
這里就涉及一個材料和理論結構先后的問題。即使不涉及先后問題,也涉及材料與理論結構的關系問題。應該注重的是首先掌握大量的材料,只有擁有了大量材料,才能做研究工作。但是,一些研究者卻先框定一個所謂的理論體系,然后根據需要再來補充材料。這樣“先入為主”的做法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忽視或遮蔽另一些材料的存在,或者選取材料時為我所用,容易走向片面或極端。前面我們就講到“形而下至形而上”的方法過程,這個邏輯發展下來就是以材料和對象為依據,即依據藝術創作和藝術現象,去發現和研究問題,研究藝術的規律和原理,研究藝術與人的關系,研究藝術與思想的關系等等。因為只有藝術發生了,我們才有可研究的對象和材料。所以,藝術學理論的理論結構是從藝術創作、藝術現象中去發現問題,探討藝術的規律和本質,研究藝術與社會、藝術與人的問題。同時,我們要看到的是,從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者,對材料的掌握和運用本身是一種學術能力的表現。對于沒有藝術實踐經驗的人來講,面對研究的對象———藝術,是麻木的,掌握起來要困難一些,運用起來會吃力一些。沒有良好的藝術感受能力,對藝術材料也就沒有什么感覺。藝術作品的精奧也會因沒感覺而遮蔽,駕馭不了豐富的藝術材料。因此,我們反復強調從事藝術學理論的研究者,自身需要懂得藝術,最好具有一定的藝術實踐經驗。
四、結語
任何理論的有效性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正確,得出有效性的結論,并能有效地解決藝術問題;二是任何研究出來的新理論,本質上又是一種理論的方法,在于有效地對未知領域的研究運用。當然,前提是前者的有效性,再向前推,就是一個正確的研究方法。正確的研究方法來自于正確的思考。我們在探討藝術學理論的研究方法時,也涉及其他相關問題的探討。譬如學科問題,分類問題。學科的分類在于明晰制定教育方針策略和教育措施的踐行,也在于確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圍,更形而上一點,也在于教育制度的確立。“藝術學”為什么要從原來的“文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大的門類學科,下設5個一級學科(當然5個一級學科是否合理,還可以再探討),說明了這是中國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針的進步,也是在學理上把“亂輩”的現象梳理了一下。從學理上講,文學應該屬于藝術的范疇之中。盡管“亂輩”現象還沒有徹底被清理,但比起“兒子”成為“老子”要好得多。既然我們已經確立了藝術學的科學范圍和對象,在學科的建立中,就需要遵守這個學科的基本要求和規范。但是,大家在分蛋糕———申報碩、博點的時候,規矩方圓被任意切割。蛋糕是拿到了,可是接下來研究的時候,成了各唱各的戲,想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不反對交叉學科的研究,反而鼓勵交叉學科的研究。學科交叉會成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甚至出現一些新的學科。為此,張道一在建立“藝術學”時,早就思考到了這個問題:
(一)藝術思維學———這是藝術學與思維學交叉結合的學科。
(二)藝術辯證法———這是藝術學與唯物主義辯證法交叉結合的學科。
(三)藝術倫理學———倫理學屬于哲學的一個分支,也稱“道德學”,是研究人的道德義務的科學。藝術倫理學的建立,既為藝術理論增添了道德哲學的支柱,也充實了藝術的內容。
(四)藝術社會學———社會學是以社會為統一體而進行研究的一門科學,主要研究人類的社會生活及其發展、社會的本質、社會進化的過程及其原理……藝術社會學是將藝術學當做一種重要的社會活動來研究,有于在不同的社會中對藝術進行定位,從而發揮藝術的功能。
(五)藝術心理學———心理學是研究心理規律的科學。藝術心理學從藝術的角度研究各種心理活動。
(六)藝術文化學———文化是一個大概念,不論是廣義的解釋還是狹義的解釋,它所包括的內容都很廣。藝術是文化的一部分。藝術文化學是在文化的大背景、大范疇內通過比較研究,展示藝術的特點和作用的。
(七)藝術考古學———藝術考古學是藝術學和考古學的結合,它不僅為藝術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使藝術史更加充實豐富,并且也有助于考古學的發展。
(八)宗教藝術學———宗教是一種歷史現象,是一種社會藝術形態,它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而成為一種信仰。宗教藝術學是解釋這種歷史的現象,闡明藝術以宗教為載體、宗教利用藝術形式的社會影響及其自身的發展的科學。
(九)藝術市場學———市場學的基本概念與基礎知識,市場經濟,信息,經營與策略;票房價值與經紀人,附加價值。
整個20世紀80、90年代,隨同中國美學界理論研究熱情的復蘇、高漲與回落,可以說,"文藝美學"的興起既是一個洋溢著激情與希望的學理事件,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理論擴張的艱難、學科建構的重重困惑的過程。盡管在此之前,20世紀初王國維拿叔本華美學的眼光來考察《紅樓夢》的悲劇世界、30年代朱光潛對于文藝活動的心理學探究和詩藝的審美發微、40年代宗白華之于中國藝術意境創構的深刻體察,以及鄧以蟄、豐子愷、梁實秋等中國學者對于文藝問題的諸多美學討論,實際都已經在美學上直接進入了藝術活動領域之中,并且也已經提出或構造了種種有關文藝的美學觀念和理論;甚至,再往前追溯,全部中國古典美學的行程,大體上就是一個在文藝創作、體驗活動的基點上所展開的美學思想發生、發展和變異的歷史;但"文藝美學"被正式當作一門特定的"學科"理論來研究,文藝美學研究之在一種學科意義上得到展開,畢竟還是80年代以后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有理由認為,作為20世紀中國美學接受了西方美學學科方法以后在自身后期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努力,文藝美學研究活動不僅一般地追躡了中國美學的現代建構意圖,而且,它在某種程度上還超逸了人們對于美學的思辨理解,在20世紀中國美學進程上呈現了一種新的理論嘗試圖景。
然而,也正由于文藝美學研究是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現的事情,所以,迄今為止,在其學術經歷中還存在種種不成熟的方面,或者說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便在所難免--它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的某些學科困惑。本文主要就文藝美學研究的學科定位問題,提出一點個人的初步看法。
一
一般而言,"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涉及了"文藝美學何以能夠成立"這一根本問題,以及它作為一門特定理論學科的存在合法性--為什么我們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之外,還一定要設置同樣屬于純理論探問性質、同樣必須充分體現學科體系的內在完整性建構要求,并且又始終不脫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學理追求的這樣一種基本理論?因此,在我們討論"文藝美學"問題的時候,總是需要首先解決這樣兩個方面的疑問:
第一,"文藝美學"學科確立的內在、穩定和連續的結構規定是什么?也就是說,我們根據什么樣的方式來具體確定"文藝美學"自身唯一有效的理論出發點和歸宿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
第二,在"文藝美學"與一般美學、文藝學(詩學)之間,我們如何確認它們彼此不同的學科建構根據?又如何在這種根據之上來理解作為一門理論學科的"文藝美學"建構定位?換個表述方式,即:"文藝美學"之成為"文藝的美學研究"而不是"美學的文藝學討論形態"的學科生長點在哪里?
顯然,在上面兩個問題中,有一個共同的癥結點,這就是:當我們把"文藝美學"當作一種自身有效的學科形態來加以對待的時候,我們總是將之理解為有別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具體規定(范圍、對象、范疇及范疇間的聯系等)的特殊理論存在;然而,由于這種"特殊性"又不能不聯系著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研究過程、討論方式和學理對象,甚至于還常常要使用它們的某些帶有本體特性的理論范疇,因而,對于"文藝美學是什么?"的理解,總是包含了對于"美學是什么?"、"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理解與確認。"美學是什么?"和"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問題,既是據以進一步闡釋"文藝美學是什么?"這個問題的邏輯前提,也是"文藝美學"確立自身獨立形象的學科依據。尤其是,當我們試圖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突圍而出,并且直接以"文藝美學"作為這種"學科突圍"的具體形式和結果,以"文藝美學"標明自己新的學術身份的時候,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確切把握,便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正因此,我們常常發現,絕大多數有關"文藝美學"學科定位的闡釋,基本上都這樣或那樣地服從了對于美學或文藝學的定位理解,而正是在這里,"什么是文藝美學"成了一個仍然需要廓清的學科定位的難題。
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各種有關"什么是文藝美學"的解答來看,在它們各自的定位理解中,基本上都流露著這樣一種一致的傾向:"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問題的特殊化或具體化,而且還是一般美學自我發展中的邏輯必然。①
我們不妨可以拿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美學界出現的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來看一下:
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的一個分支……對藝術美(廣義上等于藝術,狹義上指美的藝術或優美的藝術)獨特的規律進行探討……文藝美學的首要任務是以世界觀為指導,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探討和揭示文學藝術產生、發展,以及創造和欣賞的美學原理。②文藝美學是當代美學、詩學在人生意義的尋求上、在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上達成到的全新統一……文藝美學不像美學原理那樣,側重基本原理、范疇的探討,但文藝美學也不像詩學那樣,僅僅著眼于文藝的一般規律和內部特性的研究。文藝美學是將美學與詩學統一到人的詩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審美生成上,透過藝術的創造、作品、闡釋這一活動系,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的深拓和心靈境界的超越……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③一般美學結束的地方正是文藝美學的邏輯起點……一般美學是研究人類生活中所有審美活動的一般規律……文藝美學則主要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文藝美學的對象是一般美學的對象的特定范圍,文藝美學的規律也是一般美學普遍規律的特殊表現。④
這里,我們就看到,上述對于"文藝美學"學科性質的把握中,非常明確地包含有一個前提:"文藝美學"理所當然地是一般美學的合理延續(發展),而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本身在這里乃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存在。如果說,一般美學以人類審美活動的普遍性存在及其基本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那么,"文藝美學"之不同于一般美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從一般美學"照顧不到"的地方--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開始自己的學科建構行程,并進而提出自己對"特殊性"問題的"獨特"追問,"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而如果說,文藝學(詩學)主要著眼于綜合考察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現象的內部本性、結構、功能等,那么,"文藝美學"則探問了文藝學(詩學)所"不涉及"的文藝作為審美活動的本體根據,或者是"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理論的疑云在這里悄悄升起!于是,我們不能不十分小心地發出這樣的詢問: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何以在學科意義上充分表明自己具有這種"不證自明"的可能性?
如果一般美學僅僅是以探討人類審美的一般性(共同性)規律、普遍性本質為終結,那么,為什么我們的任何一部"美學原理"中,都幾無例外地要詳盡表白自己在諸如"文藝(藝術)的審美特征和活動規律"、"文藝(藝術)創造的審美本質"、"文藝(藝術)活動中的主體存在"等等具體藝術審美問題上的討論方式和結論,甚至于將對于整個藝術史或各個具體藝術部類的審美考察納入自己的體系結構之中?就像黑格爾曾經向我們展示的那種美學形態--關于藝術審美問題的思考正構成了黑格爾美學體系的內在結構和具體特色。⑤
顯然,問題的重點,似乎不僅在于"文藝美學"是否能夠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中"邏輯地"延伸而來,而且還在于:一方面,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不證自明性"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實際上,就在最近二十多年里,中國美學界圍繞"美學是什么?"的問題一直存在著不休的爭論,有許多美學家曾經試圖對美學的學科定位作出自己的理論判斷,得出明確的結論。但直到今天,我們都很難說已經獲得了這樣一種令人確信的關于美學學科合法性的結論;圍繞美學學科定位問題所產生的許多似是而非的意見,甚至進一步困擾了我們對美學其他許多問題的深入探掘。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文藝學"的名稱本身就被指責為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它作為一種文學理論研究的總稱,既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界所受到的蘇聯理論模式和觀念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某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強調文學與社會的實踐關系,強調文學研究的社會總括性,始終是文藝學在學科建構方面為自己所設定的美學本位。因此,盡管"文藝學"作為一個二級學科名稱已經列入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所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但人們卻幾乎從未停止過對它的紛紛議論。⑥
由此可見,"美學是什么?"、"文藝學是什么?"作為問題仍然有待具體探討,亦即在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定位上,我們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所謂美學(文藝學)的"不證自明"的可能性,其實成了一種虛妄的理論假設。既然如此,以這種并非"不證自明"的存在當作確立自身學科特性的邏輯前提、理論依據,對于"文藝美學"的建構熱情來說,便已經不止于簡單的誤會,甚而是一種災難了--實際上,當我們企圖在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意義上來設計"文藝美學"理論宏圖及其合法性的時候,學科存在前提上的某種"想當然",普遍地造成了對于美學(包括文藝學)無限擴張的幻覺性熱情,并且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又反過來嚴重危及到了美學(文藝學)本身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從學科對象和研究范圍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一般性"與"具體性"層面,來劃分一般美學與"文藝美學"之間的不同規定,把對于美的普遍性、審美規律的共同性的探討歸于美學范圍,而把"文藝活動、文藝作品自身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當作"文藝美學"的獨特領地,這里面又顯然充滿了某種學科定位上的強制意圖。應該看到,一般美學雖然突出以理論思辨方式來邏輯地展開有關美的本質、審美普遍性的研究,強調從存在本體論方面來尋繹美的事實及其內在根據,并且不斷在思維抽象中疊架自身。然而,一般美學又從來不曾離開文藝活動這一人類審美的基本領域,從來沒有在抽象性中取消掉文藝創造、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過程的審美具體性。事實上,不僅一般美學之于美的思辨是一種由"具體的抽象"而達致的"抽象的具體",而且,這一"抽象"的所指也同樣是文藝之為人類價值實踐的審美特性與審美規律。這也就是為什么一般美學總是把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考察、分析放在一個十分顯眼和重要位置上的原因。更何況,在一般美學中,一切有關人類審美經驗問題的探討,以及對于人類審美發生問題的理論回答,都總是具體聯系著(或者說是依照了)人在自身藝術實踐過程中的具體行為而進行的。特別是當代美學,無論其具體定位方式和定位形態是怎樣的,幾乎都側重將對于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分析,包括對于文藝創作過程中的主體結構、文藝批評的價值標準、文藝文本的審美結構形式及其歷史特性、文藝文本的接受-闡釋活動等的思考,十分嚴整地包容在美學自身的結構性規定之中。可以這么說,一般美學的確是以思辨和抽象來展開美的問題的研究,但它又始終不脫人類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事實;其對于普遍性、一般性的發現,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對于文藝活動的深刻審美把握而體現出巨大理論意義的。至于文藝理論研究,當然就更不可能超脫文藝活動的審美具體性了。
由此,我們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只是把"文藝美學"定位為"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或者是"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難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為了使"文藝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能夠成立,就必須首先將一般美學從思辨層面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的探討、將文藝理論從審美的具體過程出發之于文藝活動的分析,統統"懸擱"起來,以便為"文藝美學"留有余地。否則,"文藝美學"所針對的"文藝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就不免要同一般美學所必然包容的文藝考察相重疊,其所討論的"藝術的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就會同文藝理論所實際研究的問題相重合。換句話說,為了保證"文藝美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合法性及其理論演繹順利展開,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必須無條件地出讓自己的研究范圍和對象。
且不說這樣的"懸擱",實際是對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基礎作了一次流血的"外科手術"。即便"文藝美學"的出現真能讓一般美學和文藝學這樣做,我們也不禁要問:"文藝美學"是不是真的已經實現了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發展的邏輯必然性?即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學科,"文藝美學"果然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所"顧及不到"的方面擔負起了"獨特的"理論任務嗎?這個問題,我們后面再予以專門討論。
毫無疑問,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一個悖論:如果說,建構"文藝美學"是為了克服一般美學抽象玄思的局限,那么,前者之能夠成立的前提,實際又要求后者徹底放棄對于文藝審美特性的具體深入;這顯然與提出"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初衷相矛盾。如果說,"文藝美學"有助于我們在強化文藝的審美本位基礎上,真正發現人類藝術實踐的本體特性,那么,把對文藝特殊審美規律的研究從文藝學中抽取出來,最終其實又更加孤立了文藝理論,并且也無益于我們真正理清文藝與特定社會政治的關系。
當然,"文藝美學"的提出本身有其理論研究上的積極性;最起碼,它強化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美學界對于文藝活動進行認真的審美研究,把美學的理論視野進一步引向了人類藝術領域。不過,由于"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不僅直接關系著其自身作為一種新學科設想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同時也關系到我們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學科性質的把握,因而,從學科建構的實際要求出發,對"文藝美學"的特性進行更加細致的具體探究,仍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而要準確定位"文藝美學"的合法性,下面三個問題不能不先行得到回答:
第一,如果說,"文藝美學"以一般美學的獨立分支身份出現,它將如何可能邏輯地體現一般美學的學科特性要求?這里,對于美學學科規定性的認識,是從理論上確定"文藝美學"存在合法性的基礎。
第二,如果說,"文藝美學"的學科合法性,是基于文藝理論研究無法有效完成文藝活動的審美本質探索,那么,文藝學的存在合法性又是什么?也就是說,作為文學理論研究活動的文藝學將何去何從?
第三,無論把"文藝美學"歸于美學的分支,還是將之視作文藝學的"另類",其學科建構都首先要求能夠找到專屬自身的、無法為其他學科所闡釋和解決的獨一無二的問題(對象)。那么,這個問題是什么?解決這個問題的"文藝美學"的學科方式又是什么?二
至少,就目前"文藝美學"的實際形態來看,我們很難將它與一般美學或文藝學(詩學)體系相區分。在總的方面,現有的"文藝美學"要么程度不同地重復演繹著一般美學對于文藝問題的討論形式,盡管這種演繹過程可能具有某種形式上的具體性、形象性,即同一般美學的討論相比,現有的文藝美學理論往往更注意把討論引向"作品--作者--讀者"的審美聯系及其聯系方式的美學語境之中,試圖在一個較為實在的層面來反證某種美的觀念或概念,以此完成"美學的藝術化構造";要么大體上與文藝學(詩學)框架相重疊或交叉,即突出文藝理論研究的審美基點,在"作者--作品--讀者"或"創作論--作品論--接受/閱讀論"的內在關聯方面形成某種本質論的美學解釋,從而實現對于"文藝學的美學改造"。因此,就實質而言,現有"文藝美學"在體系構架上還沒有達到一般藝術哲學的廣度--在丹納那里,藝術哲學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系統的理論,其中不僅有著種種本質論的觀念,而且還十分具體地深入到藝術發生、藝術效果和藝術史等的哲學與實證研究,廣泛論證了"藝術過程的美學問題"。更何況,由于某種非常明顯的人為意圖,既將藝術的美學本體論探討留在了一般美學領域,又將藝術過程的結構分析劃給了文藝學的討論,因而,現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仍然沒有真正達到抽象與具體、思辨與實證有機統一的理論境界,既難以有效地實現對于藝術的本體追問,同時也缺乏對于藝術內部結構的深入的美學證明。
這里,我們可以從研究對象的范圍構成方面,拿現有的幾種"文藝美學"著作同文藝學著作做一個形態對照:
作為國內最早出版的系統探討"文藝美學"問題的著作,《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除"緒論"專講"文藝美學"的對象、范圍和方法以外,其余六章分別為:"藝術的審美本質"、"美的藝術和崇高的藝術"、"再現藝術和表現藝術"、"藝術創造"、"藝術作品"、"藝術欣賞與批評"。
《文藝美學》一書的體例為:"文藝美學:美學與詩學的融合"、"審美活動:審美主客體的交流與統一"、"審美體驗:藝術本質的核心"、"審美超越:藝術審美價值的本質"、"藝術掌握:人與世界的多維關系"、"藝術本體之真;生命之敞亮和體驗之升華"、"藝術的審美構成:作為深層創構的藝術美"、"藝術形象:審美意象及其符號化"、"藝術意境:藝術本體的深層結構"、"藝術形態:藝術形態學脈動及其審美特性"、"藝術闡釋接受:文藝審美價值的實現"、"藝術審美教育: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
相似的,《文藝美學原理》雖出版于90年代,但在"序論"部分簡要表述了"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與地位之后,同樣也直接進入到對于"審美--創作"、"創作--作品"、"作品--接受"的論述,分別討論了"審美活動與審美活動范疇"、"文藝創作作為審美價值的生產活動"、"審美價值生產的基本類型"、"文藝創作中的美學辯證法"、"藝術品的魅力"、"審美智慧"、"審美形式"、"審美價值"、"藝術傳播"、"接受美學的遺產背景與課題意義"、"’讀’的能動性與歷史性"、"’釋義循環’及處置策略"、"’接受的幽靈’:文藝與歷史實踐"等。
蔡儀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主編的《文學概論》,是一部比較能夠體現1949年以后至"新時期"初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情勢的著作,發行量達到70多萬冊。全書九章,分別為:"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文學作品的種類和體裁"、"文學的創作過程"、"文學的創作方法"、"文學欣賞"、"文學批評"。
而由童慶炳先生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作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產物,是目前公認較為完備的一部著作,在文藝學成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五編十七章,除闡述文學理論的性質、形態及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問題以外,更詳細列論了"文學活動"、"文學活動的意識形態性質"、"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活動"、"文學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文學生產過程"、"文學生產原則"、"文學作品的類型"、"文學產品的樣式"、"文學產品的本文層次和內在審美形態"、"敘事性產品"、"抒情性產品"、"文學風格"、"文學消費與接受的性質"、"文學接受過程"、"文學批評"等。
客觀地說,僅是這種對象構成形態的對照,就已經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現有"文藝美學"在對學科建構的把握上,基本沒有超出原有的美學、文藝學范圍。如果一定要說它們之間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也主要是敘述形式上的,而基本沒有體現本質性的差別。這就不能不讓我們疑惑:"文藝美學"的建構究竟是為了一種敘述的方便,還是真的能夠從根本上找到自己的所在?
事實上,熱心于"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學者,也并非完全沒有看到這種學科體系構架上的重復性。只是出于一種"新學科"的設計,他們大多數時候更愿意將這種重復性理解為某種結構方面的序列性組織,亦即認為:在美學系統的縱向結構上,"文藝美學"處在一般美學和部類藝術美學之間的中介位置;在橫向上,"文藝美學"又同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一起組成了美學的有機部分。在文藝學系統中,"文藝美學"是文藝學諸多學科中的一種,與文藝社會學、文藝哲學、文藝心理學、文藝倫理學等相并列。顯然,這種結構上的歸類,至少從表面來看是有誘惑性的,它一方面"避免"了"文藝美學"在理論上的懸空,而讓其一頭掛在美學的大山上,一頭伸進了藝術的活躍空間;另一方面又"化解"了"文藝美學"在邏輯關系上的孤立--因為在一般美學理論與各種具體藝術部類的美學討論之間,當然要有某種中介、過渡,盡管這種中介和過渡本來可以、也應該由美學自身所內在的藝術話題來完成;而文藝學研究也總是必然會衍生出相互聯系的各個層面,包括哲學的、人類學的、倫理學的、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探討等,盡管所有這些探討在根本上都沒有、也不可能回避藝術的審美特性及其審美構造、審美規律。然而,且不說這種"結構序列"設計本身,就是建立在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那種對于"美學--文藝美學--文藝學"各自話題的人為強制之上;僅就把一般美學作這種縱向和橫向的結構排列而言,就是相當可疑的。我們很難同意,一般美學之于日常現實的審美方面和技術的審美因素、形式的研究,竟然同美學對于藝術問題的深入把握,是處在兩個不同結構序列中的;我們也很難設想,作為美學之縱向結構"中介"環節的文藝的審美研究,如何可能搖身一變成了美學橫向方面的一個部類?除非"文藝美學"是作為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點而出現。可是,這樣一來,既然"文藝美學"成了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在縱向上連接了美的哲學思辨與部類藝術問題的美學研究,在橫向上聯合著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等,那么,所謂"文藝美學"所研究的,不正都是美學的應有之義、美學的問題嗎?如此,則在一般美學之外再另立一種"文藝美學",又豈非畫蛇添足?于是,問題其實又回到了我們原來的疑問上:美學究竟是什么?美學的學科定位該當何解?
況且,既在一般美學的結構序列上為"文藝美學"分配了座次,又如何能夠將"文藝美學"過繼為文藝學的合法子民?我們將何以在邏輯上令人信服地說明,已經是美學分支的"文藝美學",如何在文藝學體系中獲得自身確定的學科規定性,而不至于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也許,所謂"文藝美學"的真正建構難題(矛盾)就在于:一方面,為了區別于一般美學的理論形態,必須有意識地淡化對于美本體的思辨,弱化美學思維之于具體藝術問題的統攝性;另一方面,為了撇清與文藝學的相似性,必須有意識地強化一般藝術問題的美學抽象性,增加文藝理論的哲學光色。應該承認,這種學科建構上的難題不僅沒有在已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相反,倒成了支持某種學術自信的理由。
當然,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領域里,同樣的情況并不僅止于"文藝美學"一家。從80年代初開始,許多自稱是美學分支學科的部類問題研究紛紛出現,例如文化美學、性美學、生理美學、服飾美學中國美學界一時間仿佛一派"欣欣向榮"。然而,也正由于在學科規定性和理論特定性、獨立性方面的缺失,由于許多體系結構上的含混性和人為性,這些"學科"的提出除了造成一種學術虛腫、學科泛化的表象以外,既沒有能夠真正產生穩定的、自身規范的和有效的學科立足點,也沒有能夠在真實意義上為美學的現展提供新的知識價值增長。或許,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已經沒有任何統一的美學或單一的美學。美學已成為一張不斷增生、相互牽制的游戲之網,它是一個開放的家族"。⑦可是,作為"開放家族"的當代美學"游戲",不應只是任意的名詞擴張,它同樣必須依照一定的有序性和內在規矩來展開自身,同樣應當在知識價值上體現出一定積累、變化形態的合理性與真實性。那種缺失學科建構的基本出發點和特定邏輯依據的"學科"增生,實質上并沒有能夠進入這張"游戲之網"。三
從以上分析出發,我們與其說"文藝美學"是一種新的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學科形態,倒不如說,文藝美學研究是中國美學在自身現展之路上所提出的一種可能的學理方式或形態,它從理論層面上明確指向了藝術問題的把握。由是,可能會更易于我們把問題說清楚。
這樣說的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就像我們已經反復指出的,迄今為止,"什么是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問題,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在學科建構意義上,"文藝美學"的獨特規定性仍然有待于證明和闡釋,而這種證明、闡釋能否真正解決問題也還是可疑的。
第二,由于幾乎所有"文藝美學"的討論話題,都可以在一般美學和文藝理論體系中找到其敘述形式或闡釋過程,而美學與文藝學的當展也正朝著人類藝術活動的審美深層探進;特別是20世紀的各種美學、文藝理論研究,更不斷將深入發現具體藝術活動的審美特性當作自己的直接課題--美學和文藝理論不僅沒有拒絕具體藝術的審美考察和發現,而且越來越趨向于把研究視點深入進藝術母題之中。⑧因此,所謂"文藝美學"其實不過是美學、文藝理論內在話題的當代延伸,而不是區別于當代美學、文藝理論發展的又一種學科存在方式,其建構本來就不可能超逸美學、文藝理論的當代維度。
第三,就此而言,文藝美學研究的任務,其實在于向人們提供一種從內在結構層面上觀照藝術的具體審美存在特性、審美表現方式、審美體驗過程和規律等的特定理論思路、討論形態;它不是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結合點上,也不是作為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中介,而是作為當代美學或文藝理論的自身問題而存在。換句話說,文藝美學研究(更準確的說,是藝術的美學研究)形態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它的學科不確定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它作為一種具體理論思路的穩定性與可能性之上的。
當然,我們現在依然可以在約定成俗的意義上繼續使用"文藝美學"這個術語,但同時我們應該清楚一點:作為藝術的美學研究,當前"文藝美學"所面臨的任務,不在于一定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科"來理解和建構某種"體系"。⑨也許,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棄在"學科"意圖上對于"文藝美學"的設計,而轉向依照美學、文藝理論的當展特性來找到深化藝術的美學研究的真實理論問題,⑩以對問題的確定來奠定文藝美學研究作為一種學理方式或形態的合法性基礎,以對問題的闡釋來展開文藝美學研究的合法性過程。
以下幾個方面似可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關注的重點:
1.藝術現代性的追求與文化現代性建構之間的關聯問題。
在美學、文藝理論的各種討論中,藝術從來都是作為一種"人類生命價值"的自我表現/體驗形象而出現的。它不僅意味著藝術是人的精神解放的實踐載體,是人在自身內在精神活動層面上所擁有的一種價值肯定方式,而且還意味著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演化的自我敘事形式,其身份的確認總是同人在一定階段上的文化利益相聯系的。而在當代文化現實中,現代性建構之為一種持續性的過程,不僅關系著文化實踐的歷史與現實,而且關系著人對于自身存在價值的表達意愿和表達過程,關系著人在一種歷史維度上對自我生命形象的確認。所以,文化的現代性建構不僅涉及人在歷史中的存在和價值形式,同時也必然地涉及了人的藝術活動對人的存在和價值形式的形象實現問題。文藝美學研究在探討藝術的審美本體時,理應對此問題作出回答。這里應注意的:一是文化現代性建構的理論與實踐的具體性質;二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內涵及其在文化現代性建構中的位置;三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維度。
2.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及其歷史變異問題。
這本來是一個藝術史的話題。但在文藝美學研究的視野上,藝術史問題同樣可以生出這樣幾個方面的美學討論:其一,藝術發展所內含的美學理想的文化指歸,究竟怎樣通過人的藝術活動而獲得實現?其二,美學上的價值差異性,怎樣實現其對于藝術發展的控制、操縱?藝術形式的沖突與美學理想的沖突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其三,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的歷史樣態及其實踐性變異。應該說,這種討論過程,將有可能帶來文藝美學研究更為深刻的歷史根據。
3.藝術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社會實現機制、過程與形態問題。
這個問題與上一個問題是相聯系的。所不同的是,這里更接近于探討藝術作為一種理想價值形態的社會學動機。也就是說,作為特定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定表現,藝術、藝術活動的內在功能是如何在社會層面上得到體現和認同的?尤其是,當我們常常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將藝術表述為一種"人對世界的掌握"時,其意識形態力量又是如何具體體現在人的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既不能僅憑審美的心理經驗方式去加以把握,也不能只是通過純粹思辨來進行主觀化的推論,而只有借助于藝術歷史與藝術現實的運動關系來進行說明。而這個問題的難點則在于:為了說明藝術的意識形態功能,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意識形態的歷史具體性;為了把握審美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我們又不能不把藝術與其他意識形態形式的共時性關系納入討論范圍,以便從中確認藝術的意識形態特殊性。
4.藝術的價值類型問題。
這一研究,主要針對了藝術價值的形態學意義,即藝術價值的分化及其美學實現形態。在以往的美學或文藝理論研究中,有關藝術價值問題的探討常常被放在一種嚴密的整體性上來進行;藝術價值的美學闡釋并不體現形態分析的歷史具體性,而只是從審美本質論立場對藝術價值作出某種統一的概括,所反映的是藝術之為藝術的先在合理性。實際上,在藝術價值問題上,由于人的生存形態不同、人的價值實踐的分歧,藝術價值的實現方式和實現結果都是具體的、分化的和相異的。不僅不同藝術之間在價值形態上是有分化的,而且由于實踐方式、實踐基礎和過程等的不同,相同藝術的價值構造、價值取向、價值體現也是存在各種差異的--由于這樣,"藝術是什么"才會變得如此復雜。文藝美學研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這種不同、差異,并對之進行形態分析,從而使藝術價值問題落實在具體的類型層面上,真正體現出藝術的審美具體性。
5.藝術效果特征問題。
"藝術效果"一向受到人們的關注。不過,我們在這里主要關心的,還不是一般意義上藝術活動與人的精神修養、情感陶冶等的關系,而是當代文化語境中大眾傳播制度對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自身效果的具體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實現過程和美學意義。因為很明顯的是,當代藝術的美學變異,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其與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特性來決定的;所謂"藝術效果",一方面取決于藝術的表現特性以及藝術在一定文化語境中的自我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則取決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藝術接受活動與整個大眾傳播制度的關系因素和關系結構。包括藝術效果的發生、藝術效果的集中程度、藝術效果的結構方式、藝術效果的體現形態、藝術效果的延伸和藝術效果的變異性轉換等等,都以一種非常直觀的形式同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聯系在一起。因而,把藝術效果問題與整個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問題加以整體考慮,是當前文藝美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獲得對于藝術審美本質的當代性把握,在理論上真正體現出現實的價值和立場;文藝美學研究也才可能產生理論的現實有效性。
6.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
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實際是對我們過去一直堅信不疑的那種藝術至上性觀念。按照一般的美學理解,在人類價值體系的內在結構上,"真"、"善"、"美"雖然有著某種內在的、穩定的統一性,但在發展邏輯上,它們又是有級別、有遞進性的;藝術在其中始終扮演了一種至上價值的表演角色,成為人類在自身實踐過程上的最高目標。這種觀念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其實已經呈現了某種風雨飄搖的景象。不僅人的現實生存實踐不斷置疑了這種內含著概念先在性的理想,而且,就這一觀念把美/藝術當作人類不變的既定實踐而言,它也是值得懷疑的。在當代文化語境中,不僅藝術本體立場的改變已經是一種十分顯著的事實,同時,藝術與美的關系的必然性和同一性也正在被藝術活動本身所拆解。由是,在人類生存實踐的價值指歸上,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便凸現了出來。我們所要討論的是:藝術在何種意義上可能是審美的?藝術審美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是如何通過藝術活動自身的方式而呈現出來的?藝術作為人的生命理想的審美實現方式,在什么樣的范圍內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價值尺度和客觀性?
7.藝術中的審美風尚演變問題。
我們經常說,藝術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關系、生活實踐、生活趣味等現實價值形式的反映;美學、文藝理論也常常論及這方面的話題。但是,這種對于藝術的談論往往還只停留在一般概念的歸結上,很少非常具體地從美學角度透徹分析過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接受與社會、時代的風尚演變之間的審美關系特性,也很少充分揭示藝術體現社會審美風尚的具體過程和規律問題。因而,把這個問題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就是要通過對藝術發展與社會審美風尚演變之間關系的探討,深入揭示:第一,藝術生成中的社會審美趣味、理想與觀念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第二,社會審美風尚演變活動所導致的藝術的時代具體性、意識形態性;第三,藝術創造如何能夠順應并體現一定社會審美風尚的特性;第四,藝術風格、藝術審美創造的改變,又如何融入社會審美風尚的演變過程之中;第五,藝術的歷史在什么樣的意義上可以反映為一種審美風尚的歷史;第六,藝術活動又是如何體現一個時代社會審美風尚的分裂性的;第七,具體藝術文本的風尚特征;等等。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藝術的美學規律,把握藝術發展的內在過程及其外部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對于藝術的民族審美特質問題的理解,就與這一研究直接相關。
8.藝術活動與日常活動在人類生存之維上的現實美學關聯問題。
這個問題的重點,是我們如何能夠在當代文化的現實性上,認真、客觀地理解當代藝術的美學轉移。由于當代文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及其影響,當代藝術和藝術活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甚至不是一般形式意義上的,它更帶有本體顛覆的特性。藝術和藝術活動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逐漸自我消解了自身肩負的沉重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藝術的"創造"本性正在急劇轉換之中。⑾原本超然于人的日常生活、普通趣味之上的藝術的"美學封閉性",正在不斷被當代社會生活的世俗化、享樂化追求所打破;藝術不僅不再能夠必然地超度人的靈魂、提供超越性的精神方向,甚至它自己有時也不得不屈服于人的日常意志的壓力及其具體利益。這樣,把藝術活動與人的日常活動的現實美學關系放在一個現實生存語境中來加以把握,既是對于當代藝術的美學追求的一種具體體會,也是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體現自身當代性追問能力的內在根據。
注釋:
①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具有一定現實性的新的理論話題,得到了中國美學界的關注。其時尚執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胡經之先生,首先在1980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美學會議上,針對當時中國高校文科理論教學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提出:美學教學不能只停留在講授哲學美學上,應該開拓和發展文藝美學的研究與教學。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一文(收入《美學向導》,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作為80年代中國最早的一份討論"文藝美學"的理論文獻,具體闡述了"文藝美學"的建構理由,認為"文藝美學是文藝學和美學相結合的產物,它專門研究文學藝術這種社會現象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是"文藝學和美學的深入發展",促使文藝美學這門"交錯于兩者之間的新的學科出現了"。此后,"文藝美學"被正式納入80年代中國美學研究的范圍,并且引起美學界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興趣。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那些以"文藝美學"為名稱,或雖不以"文藝美學"標明身份但卻實際是作為"文藝美學"研究成果而出現的論著,大體上都是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產物"。這反映出:第一,"文藝美學"的提出,其實是一種現實形勢的結果,是"應時而生"的理論話題,具有較強的理論應用企圖。第二,對于"文藝美學"的種種建構設想,也是中國美學界在80年代"美學熱"的催動下,對于"美學的中國化"、"美學體系建設"的一種具體回應方式和成果,它在一定意義上既體現了中國美學家對待美學這門學科的現實態度,同時也體現了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美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態勢,即強調美學之西方傳統與中國固有思維成果的結合--把美學的純思辨過程延伸進感性形象的文藝活動之中,正是自王國維以來20世紀中國美學一以貫之的學理追求之一。
②周來祥:《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緒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胡經之:《文藝美學》"緒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里,作者的說法同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中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差別,增加了對于文藝美學"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這一特性的強調。
④杜書瀛主編:《文藝美學原理》"序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⑤由凱"埃"吉爾伯特和赫"庫恩撰寫的《美學史》中,就這樣講道:"努力把藝術概念從過分狹窄的理性解說中解救出來,為嚴格維護藝術的獨特性和自主性而奮斗(這種觀念意在使藝術同最高尚的精神活動并列,并揭示藝術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有這一切,又重現于黑格爾的《講演》中。"(《美學史》下冊,第57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⑥參見孟繁華:《激進時代的大學文藝學教學(1949--1978)》。《文學前沿》1999年第一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⑦李澤厚:《美學四講》,第14頁。三聯書店1989年版。重點號為原書所有。
⑧西方美學自5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顯現了對藝術領域的關心和熱情。格式塔心理學美學、原型批評美學、現象學美學、符號學美學、結構主義美學、解構主義美學、闡釋-接受美學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美學等,盡管它們立場各異、指歸不同,然而卻都十分關注藝術領域的變動,對于藝術的審美分析成為它們各自體系結構上的重點之一。像《審美經驗現象學》(杜夫海納)、《情感與形式》(蘇珊"朗格)、《批評的解剖》(弗萊)、《藝術與視知覺》(阿恩海姆)、《走向接受美學》(姚斯)、《藝術與審美》(喬治"迪基)、《美學理論》(阿多爾諾)等,如今已成為當代美學的經典。
整個20世紀80、90年代,隨同中國美學界理論研究熱情的復蘇、高漲與回落,可以說,"文藝美學"的興起既是一個洋溢著激情與希望的學理事件,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理論擴張的艱難、學科建構的重重困惑的過程。盡管在此之前,20世紀初王國維拿叔本華美學的眼光來考察《紅樓夢》的悲劇世界、30年代朱光潛對于文藝活動的心理學探究和詩藝的審美發微、40年代宗白華之于中國藝術意境創構的深刻體察,以及鄧以蟄、豐子愷、梁實秋等中國學者對于文藝問題的諸多美學討論,實際都已經在美學上直接進入了藝術活動領域之中,并且也已經提出或構造了種種有關文藝的美學觀念和理論;甚至,再往前追溯,全部中國古典美學的行程,大體上就是一個在文藝創作、體驗活動的基點上所展開的美學思想發生、發展和變異的歷史;但"文藝美學"被正式當作一門特定的"學科"理論來研究,文藝美學研究之在一種學科意義上得到展開,畢竟還是80年代以后所發生的事情。wwW.lw881.com我們有理由認為,作為20世紀中國美學接受了西方美學學科方法以后在自身后期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努力,文藝美學研究活動不僅一般地追躡了中國美學的現代建構意圖,而且,它在某種程度上還超逸了人們對于美學的思辨理解,在20世紀中國美學進程上呈現了一種新的理論嘗試圖景。
然而,也正由于文藝美學研究是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現的事情,所以,迄今為止,在其學術經歷中還存在種種不成熟的方面,或者說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便在所難免--它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的某些學科困惑。本文主要就文藝美學研究的學科定位問題,提出一點個人的初步看法。
一
一般而言,"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涉及了"文藝美學何以能夠成立"這一根本問題,以及它作為一門特定理論學科的存在合法性--為什么我們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之外,還一定要設置同樣屬于純理論探問性質、同樣必須充分體現學科體系的內在完整性建構要求,并且又始終不脫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學理追求的這樣一種基本理論?因此,在我們討論"文藝美學"問題的時候,總是需要首先解決這樣兩個方面的疑問:
第一,"文藝美學"學科確立的內在、穩定和連續的結構規定是什么?也就是說,我們根據什么樣的方式來具體確定"文藝美學"自身唯一有效的理論出發點和歸宿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
第二,在"文藝美學"與一般美學、文藝學(詩學)之間,我們如何確認它們彼此不同的學科建構根據?又如何在這種根據之上來理解作為一門理論學科的"文藝美學"建構定位?換個表述方式,即:"文藝美學"之成為"文藝的美學研究"而不是"美學的文藝學討論形態"的學科生長點在哪里?
顯然,在上面兩個問題中,有一個共同的癥結點,這就是:當我們把"文藝美學"當作一種自身有效的學科形態來加以對待的時候,我們總是將之理解為有別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具體規定(范圍、對象、范疇及范疇間的聯系等)的特殊理論存在;然而,由于這種"特殊性"又不能不聯系著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研究過程、討論方式和學理對象,甚至于還常常要使用它們的某些帶有本體特性的理論范疇,因而,對于"文藝美學是什么?"的理解,總是包含了對于"美學是什么?"、"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理解與確認。"美學是什么?"和"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問題,既是據以進一步闡釋"文藝美學是什么?"這個問題的邏輯前提,也是"文藝美學"確立自身獨立形象的學科依據。尤其是,當我們試圖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突圍而出,并且直接以"文藝美學"作為這種"學科突圍"的具體形式和結果,以"文藝美學"標明自己新的學術身份的時候,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確切把握,便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正因此,我們常常發現,絕大多數有關"文藝美學"學科定位的闡釋,基本上都這樣或那樣地服從了對于美學或文藝學的定位理解,而正是在這里,"什么是文藝美學"成了一個仍然需要廓清的學科定位的難題。
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各種有關"什么是文藝美學"的解答來看,在它們各自的定位理解中,基本上都流露著這樣一種一致的傾向:"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問題的特殊化或具體化,而且還是一般美學自我發展中的邏輯必然。①
我們不妨可以拿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美學界出現的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來看一下:
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的一個分支……對藝術美(廣義上等于藝術,狹義上指美的藝術或優美的藝術)獨特的規律進行探討……文藝美學的首要任務是以世界觀為指導,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探討和揭示文學藝術產生、發展,以及創造和欣賞的美學原理。② 文藝美學是當代美學、詩學在人生意義的尋求上、在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上達成到的全新統一……文藝美學不像美學原理那樣,側重基本原理、范疇的探討,但文藝美學也不像詩學那樣,僅僅著眼于文藝的一般規律和內部特性的研究。文藝美學是將美學與詩學統一到人的詩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審美生成上,透過藝術的創造、作品、闡釋這一活動系,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的深拓和心靈境界的超越……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③一般美學結束的地方正是文藝美學的邏輯起點……一般美學是研究人類生活中所有審美活動的一般規律……文藝美學則主要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文藝美學的對象是一般美學的對象的特定范圍,文藝美學的規律也是一般美學普遍規律的特殊表現。④
這里,我們就看到,上述對于"文藝美學"學科性質的把握中,非常明確地包含有一個前提:"文藝美學"理所當然地是一般美學的合理延續(發展),而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本身在這里乃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存在。如果說,一般美學以人類審美活動的普遍性存在及其基本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那么,"文藝美學"之不同于一般美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從一般美學"照顧不到"的地方--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開始自己的學科建構行程,并進而提出自己對"特殊性"問題的"獨特"追問,"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而如果說,文藝學(詩學)主要著眼于綜合考察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現象的內部本性、結構、功能等,那么,"文藝美學"則探問了文藝學(詩學)所"不涉及"的文藝作為審美活動的本體根據,或者是"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理論的疑云在這里悄悄升起!于是,我們不能不十分小心地發出這樣的詢問: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何以在學科意義上充分表明自己具有這種"不證自明"的可能性?
如果一般美學僅僅是以探討人類審美的一般性(共同性)規律、普遍性本質為終結,那么,為什么我們的任何一部"美學原理"中,都幾無例外地要詳盡表白自己在諸如"文藝(藝術)的審美特征和活動規律"、"文藝(藝術)創造的審美本質"、"文藝(藝術)活動中的主體存在"等等具體藝術審美問題上的討論方式和結論,甚至于將對于整個藝術史或各個具體藝術部類的審美考察納入自己的體系結構之中?就像黑格爾曾經向我們展示的那種美學形態--關于藝術審美問題的思考正構成了黑格爾美學體系的內在結構和具體特色。⑤
顯然,問題的重點,似乎不僅在于"文藝美學"是否能夠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中"邏輯地"延伸而來,而且還在于:一方面,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不證自明性"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實際上,就在最近二十多年里,中國美學界圍繞"美學是什么?"的問題一直存在著不休的爭論,有許多美學家曾經試圖對美學的學科定位作出自己的理論判斷,得出明確的結論。但直到今天,我們都很難說已經獲得了這樣一種令人確信的關于美學學科合法性的結論;圍繞美學學科定位問題所產生的許多似是而非的意見,甚至進一步困擾了我們對美學其他許多問題的深入探掘。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文藝學"的名稱本身就被指責為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它作為一種文學理論研究的總稱,既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界所受到的蘇聯理論模式和觀念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某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強調文學與社會的實踐關系,強調文學研究的社會總括性,始終是文藝學在學科建構方面為自己所設定的美學本位。因此,盡管"文藝學"作為一個二級學科名稱已經列入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所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但人們卻幾乎從未停止過對它的紛紛議論。⑥
由此可見,"美學是什么?"、"文藝學是什么?"作為問題仍然有待具體探討,亦即在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定位上,我們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所謂美學(文藝學)的"不證自明"的可能性,其實成了一種虛妄的理論假設。既然如此,以這種并非"不證自明"的存在當作確立自身學科特性的邏輯前提、理論依據,對于"文藝美學"的建構熱情來說,便已經不止于簡單的誤會,甚而是一種災難了--實際上,當我們企圖在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意義上來設計"文藝美學"理論宏圖及其合法性的時候,學科存在前提上的某種"想當然",普遍地造成了對于美學(包括文藝學)無限擴張的幻覺性熱情,并且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又反過來嚴重危及到了美學(文藝學)本身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從學科對象和研究范圍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一般性"與"具體性"層面,來劃分一般美學與"文藝美學"之間的不同規定,把對于美的普遍性、審美規律的共同性的探討歸于美學范圍,而把"文藝活動、文藝作品自身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當作"文藝美學"的獨特領地,這里面又顯然充滿了某種學科定位上的強制意圖。應該看到,一般美學雖然突出以理論思辨方式來邏輯地展開有關美的本質、審美普遍性的研究,強調從存在本體論方面來尋繹美的事實及其內在根據,并且不斷在思維抽象中疊架自身。然而,一般美學又從來不曾離開文藝活動這一人類審美的基本領域,從來沒有在抽象性中取消掉文藝創造、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過程的審美具體性。事實上,不僅一般美學之于美的思辨是一種由"具體的抽象"而達致的"抽象的具體",而且,這一"抽象"的所指也同樣是文藝之為人類價值實踐的審美特性與審美規律。這也就是為什么一般美學總是把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考察、分析放在一個十分顯眼和重要位置上的原因。更何況,在一般美學中,一切有關人類審美經驗問題的探討,以及對于人類審美發生問題的理論回答,都總是具體聯系著(或者說是依照了)人在自身藝術實踐過程中的具體行為而進行的。特別是當代美學,無論其具體定位方式和定位形態是怎樣的,幾乎都側重將對于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分析,包括對于文藝創作過程中的主體結構、文藝批評的價值標準、文藝文本的審美結構形式及其歷史特性、文藝文本的接受-闡釋活動等的思考,十分嚴整地包容在美學自身的結構性規定之中。可以這么說,一般美學的確是以思辨和抽象來展開美的問題的研究,但它又始終不脫人類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事實;其對于普遍性、一般性的發現,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對于文藝活動的深刻審美把握而體現出巨大理論意義的。至于文藝理論研究,當然就更不可能超脫文藝活動的審美具體性了。
由此,我們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只是把"文藝美學"定位為"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或者是"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難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為了使"文藝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能夠成立,就必須首先將一般美學從思辨層面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的探討、將文藝理論從審美的具體過程出發之于文藝活動的分析,統統"懸擱"起來,以便為"文藝美學"留有余地。否則,"文藝美學"所針對的"文藝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就不免要同一般美學所必然包容的文藝考察相重疊,其所討論的"藝術的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就會同文藝理論所實際研究的問題相重合。換句話說,為了保證"文藝美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合法性及其理論演繹順利展開,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必須無條件地出讓自己的研究范圍和對象。
且不說這樣的"懸擱",實際是對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基礎作了一次流血的"外科手術"。即便"文藝美學"的出現真能讓一般美學和文藝學這樣做,我們也不禁要問:"文藝美學"是不是真的已經實現了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發展的邏輯必然性?即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學科,"文藝美學"果然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所"顧及不到"的方面擔負起了"獨特的"理論任務嗎?這個問題,我們后面再予以專門討論。
毫無疑問,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一個悖論:如果說,建構"文藝美學"是為了克服一般美學抽象玄思的局限,那么,前者之能夠成立的前提,實際又要求后者徹底放棄對于文藝審美特性的具體深入;這顯然與提出"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初衷相矛盾。如果說,"文藝美學"有助于我們在強化文藝的審美本位基礎上,真正發現人類藝術實踐的本體特性,那么,把對文藝特殊審美規律的研究從文藝學中抽取出來,最終其實又更加孤立了文藝理論,并且也無益于我們真正理清文藝與特定社會政治的關系。
當然,"文藝美學"的提出本身有其理論研究上的積極性;最起碼,它強化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美學界對于文藝活動進行認真的審美研究,把美學的理論視野進一步引向了人類藝術領域。不過,由于"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不僅直接關系著其自身作為一種新學科設想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同時也關系到我們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學科性質的把握,因而,從學科建構的實際要求出發,對"文藝美學"的特性進行更加細致的具體探究,仍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而要準確定位"文藝美學"的合法性,下面三個問題不能不先行得到回答:
第一,如果說,"文藝美學"以一般美學的獨立分支身份出現,它將如何可能邏輯地體現一般美學的學科特性要求?這里,對于美學學科規定性的認識,是從理論上確定"文藝美學"存在合法性的基礎。
第二,如果說,"文藝美學"的學科合法性,是基于文藝理論研究無法有效完成文藝活動的審美本質探索,那么,文藝學的存在合法性又是什么?也就是說,作為文學理論研究活動的文藝學將何去何從?
第三,無論把"文藝美學"歸于美學的分支,還是將之視作文藝學的"另類",其學科建構都首先要求能夠找到專屬自身的、無法為其他學科所闡釋和解決的獨一無二的問題(對象)。那么,這個問題是什么?解決這個問題的"文藝美學"的學科方式又是什么?二
至少,就目前"文藝美學"的實際形態來看,我們很難將它與一般美學或文藝學(詩學)體系相區分。在總的方面,現有的"文藝美學"要么程度不同地重復演繹著一般美學對于文藝問題的討論形式,盡管這種演繹過程可能具有某種形式上的具體性、形象性,即同一般美學的討論相比,現有的文藝美學理論往往更注意把討論引向"作品--作者--讀者"的審美聯系及其聯系方式的美學語境之中,試圖在一個較為實在的層面來反證某種美的觀念或概念,以此完成"美學的藝術化構造";要么大體上與文藝學(詩學)框架相重疊或交叉,即突出文藝理論研究的審美基點,在"作者--作品--讀者"或"創作論--作品論--接受/閱讀論"的內在關聯方面形成某種本質論的美學解釋,從而實現對于"文藝學的美學改造"。因此,就實質而言,現有"文藝美學"在體系構架上還沒有達到一般藝術哲學的廣度--在丹納那里,藝術哲學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系統的理論,其中不僅有著種種本質論的觀念,而且還十分具體地深入到藝術發生、藝術效果和藝術史等的哲學與實證研究,廣泛論證了"藝術過程的美學問題"。更何況,由于某種非常明顯的人為意圖,既將藝術的美學本體論探討留在了一般美學領域,又將藝術過程的結構分析劃給了文藝學的討論,因而,現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仍然沒有真正達到抽象與具體、思辨與實證有機統一的理論境界,既難以有效地實現對于藝術的本體追問,同時也缺乏對于藝術內部結構的深入的美學證明。
這里,我們可以從研究對象的范圍構成方面,拿現有的幾種"文藝美學"著作同文藝學著作做一個形態對照:
作為國內最早出版的系統探討"文藝美學"問題的著作,《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除"緒論"專講"文藝美學"的對象、范圍和方法以外,其余六章分別為:"藝術的審美本質"、"美的藝術和崇高的藝術"、"再現藝術和表現藝術"、"藝術創造"、"藝術作品"、"藝術欣賞與批評"。
《文藝美學》一書的體例為:"文藝美學:美學與詩學的融合"、"審美活動:審美主客體的交流與統一"、"審美體驗:藝術本質的核心"、"審美超越:藝術審美價值的本質"、"藝術掌握:人與世界的多維關系"、"藝術本體之真;生命之敞亮和體驗之升華"、"藝術的審美構成:作為深層創構的藝術美"、"藝術形象:審美意象及其符號化"、"藝術意境:藝術本體的深層結構"、"藝術形態:藝術形態學脈動及其審美特性"、"藝術闡釋接受:文藝審美價值的實現"、"藝術審美教育: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
相似的,《文藝美學原理》雖出版于90年代,但在"序論"部分簡要表述了"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與地位之后,同樣也直接進入到對于"審美--創作"、"創作--作品"、"作品--接受"的論述,分別討論了"審美活動與審美活動范疇"、"文藝創作作為審美價值的生產活動"、"審美價值生產的基本類型"、"文藝創作中的美學辯證法"、"藝術品的魅力"、"審美智慧"、"審美形式"、"審美價值"、"藝術傳播"、"接受美學的遺產背景與課題意義"、"’讀’的能動性與歷史性"、"’釋義循環’及處置策略"、"’接受的幽靈’:文藝與歷史實踐"等。
蔡儀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主編的《文學概論》,是一部比較能夠體現1949年以后至"新時期"初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情勢的著作,發行量達到70多萬冊。全書九章,分別為:"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文學作品的種類和體裁"、"文學的創作過程"、"文學的創作方法"、"文學欣賞"、"文學批評"。
而由童慶炳先生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作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產物,是目前公認較為完備的一部著作,在文藝學成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五編十七章,除闡述文學理論的性質、形態及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問題以外,更詳細列論了"文學活動"、"文學活動的意識形態性質"、"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活動"、"文學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文學生產過程"、"文學生產原則"、"文學作品的類型"、"文學產品的樣式"、"文學產品的本文層次和內在審美形態"、"敘事性產品"、"抒情性產品"、"文學風格"、"文學消費與接受的性質"、"文學接受過程"、"文學批評"等。
客觀地說,僅是這種對象構成形態的對照,就已經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現有"文藝美學"在對學科建構的把握上,基本沒有超出原有的美學、文藝學范圍。如果一定要說它們之間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也主要是敘述形式上的,而基本沒有體現本質性的差別。這就不能不讓我們疑惑:"文藝美學"的建構究竟是為了一種敘述的方便,還是真的能夠從根本上找到自己的所在?
事實上,熱心于"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學者,也并非完全沒有看到這種學科體系構架上的重復性。只是出于一種"新學科"的設計,他們大多數時候更愿意將這種重復性理解為某種結構方面的序列性組織,亦即認為:在美學系統的縱向結構上,"文藝美學"處在一般美學和部類藝術美學之間的中介位置;在橫向上,"文藝美學"又同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一起組成了美學的有機部分。在文藝學系統中,"文藝美學"是文藝學諸多學科中的一種,與文藝社會學、文藝哲學、文藝心理學、文藝倫理學等相并列。顯然,這種結構上的歸類,至少從表面來看是有誘惑性的,它一方面"避免"了"文藝美學"在理論上的懸空,而讓其一頭掛在美學的大山上,一頭伸進了藝術的活躍空間;另一方面又"化解"了"文藝美學"在邏輯關系上的孤立--因為在一般美學理論與各種具體藝術部類的美學討論之間,當然要有某種中介、過渡,盡管這種中介和過渡本來可以、也應該由美學自身所內在的藝術話題來完成;而文藝學研究也總是必然會衍生出相互聯系的各個層面,包括哲學的、人類學的、倫理學的、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探討等,盡管所有這些探討在根本上都沒有、也不可能回避藝術的審美特性及其審美構造、審美規律。然而,且不說這種"結構序列"設計本身,就是建立在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那種對于"美學--文藝美學--文藝學"各自話題的人為強制之上;僅就把一般美學作這種縱向和橫向的結構排列而言,就是相當可疑的。我們很難同意,一般美學之于日常現實的審美方面和技術的審美因素、形式的研究,竟然同美學對于藝術問題的深入把握,是處在兩個不同結構序列中的;我們也很難設想,作為美學之縱向結構"中介"環節的文藝的審美研究,如何可能搖身一變成了美學橫向方面的一個部類?除非"文藝美學"是作為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點而出現。可是,這樣一來,既然"文藝美學"成了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在縱向上連接了美的哲學思辨與部類藝術問題的美學研究,在橫向上聯合著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等,那么,所謂"文藝美學"所研究的,不正都是美學的應有之義、美學的問題嗎?如此,則在一般美學之外再另立一種"文藝美學",又豈非畫蛇添足?于是,問題其實又回到了我們原來的疑問上:美學究竟是什么?美學的學科定位該當何解?
況且,既在一般美學的結構序列上為"文藝美學"分配了座次,又如何能夠將"文藝美學"過繼為文藝學的合法子民?我們將何以在邏輯上令人信服地說明,已經是美學分支的"文藝美學",如何在文藝學體系中獲得自身確定的學科規定性,而不至于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也許,所謂"文藝美學"的真正建構難題(矛盾)就在于:一方面,為了區別于一般美學的理論形態,必須有意識地淡化對于美本體的思辨,弱化美學思維之于具體藝術問題的統攝性;另一方面,為了撇清與文藝學的相似性,必須有意識地強化一般藝術問題的美學抽象性,增加文藝理論的哲學光色。應該承認,這種學科建構上的難題不僅沒有在已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相反,倒成了支持某種學術自信的理由。
當然,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領域里,同樣的情況并不僅止于"文藝美學"一家。從80年代初開始,許多自稱是美學分支學科的部類問題研究紛紛出現,例如文化美學、性美學、生理美學、服飾美學 中國美學界一時間仿佛一派"欣欣向榮"。然而,也正由于在學科規定性和理論特定性、獨立性方面的缺失,由于許多體系結構上的含混性和人為性,這些"學科"的提出除了造成一種學術虛腫、學科泛化的表象以外,既沒有能夠真正產生穩定的、自身規范的和有效的學科立足點,也沒有能夠在真實意義上為美學的現展提供新的知識價值增長。或許,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已經沒有任何統一的美學或單一的美學。美學已成為一張不斷增生、相互牽制的游戲之網,它是一個開放的家族"。⑦ 可是,作為"開放家族"的當代美學"游戲",不應只是任意的名詞擴張,它同樣必須依照一定的有序性和內在規矩來展開自身,同樣應當在知識價值上體現出一定積累、變化形態的合理性與真實性。那種缺失學科建構的基本出發點和特定邏輯依據的"學科"增生,實質上并沒有能夠進入這張"游戲之網"。三 從以上分析出發,我們與其說"文藝美學"是一種新的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學科形態,倒不如說,文藝美學研究是中國美學在自身現展之路上所提出的一種可能的學理方式或形態,它從理論層面上明確指向了藝術問題的把握。由是,可能會更易于我們把問題說清楚。
這樣說的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就像我們已經反復指出的,迄今為止,"什么是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問題,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在學科建構意義上,"文藝美學"的獨特規定性仍然有待于證明和闡釋,而這種證明、闡釋能否真正解決問題也還是可疑的。
第二,由于幾乎所有"文藝美學"的討論話題,都可以在一般美學和文藝理論體系中找到其敘述形式或闡釋過程,而美學與文藝學的當展也正朝著人類藝術活動的審美深層探進;特別是20世紀的各種美學、文藝理論研究,更不斷將深入發現具體藝術活動的審美特性當作自己的直接課題--美學和文藝理論不僅沒有拒絕具體藝術的審美考察和發現,而且越來越趨向于把研究視點深入進藝術母題之中。⑧ 因此,所謂"文藝美學"其實不過是美學、文藝理論內在話題的當代延伸,而不是區別于當代美學、文藝理論發展的又一種學科存在方式,其建構本來就不可能超逸美學、文藝理論的當代維度。
第三,就此而言,文藝美學研究的任務,其實在于向人們提供一種從內在結構層面上觀照藝術的具體審美存在特性、審美表現方式、審美體驗過程和規律等的特定理論思路、討論形態;它不是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結合點上,也不是作為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中介,而是作為當代美學或文藝理論的自身問題而存在。換句話說,文藝美學研究(更準確的說,是藝術的美學研究)形態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它的學科不確定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它作為一種具體理論思路的穩定性與可能性之上的。
當然,我們現在依然可以在約定成俗的意義上繼續使用"文藝美學"這個術語,但同時我們應該清楚一點:作為藝術的美學研究,當前"文藝美學"所面臨的任務,不在于一定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科"來理解和建構某種"體系"。⑨ 也許,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棄在"學科"意圖上對于"文藝美學"的設計,而轉向依照美學、文藝理論的當展特性來找到深化藝術的美學研究的真實理論問題,⑩ 以對問題的確定來奠定文藝美學研究作為一種學理方式或形態的合法性基礎,以對問題的闡釋來展開文藝美學研究的合法性過程。
以下幾個方面似可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關注的重點:
1. 藝術現代性的追求與文化現代性建構之間的關聯問題。
在美學、文藝理論的各種討論中,藝術從來都是作為一種"人類生命價值"的自我表現/體驗形象而出現的。它不僅意味著藝術是人的精神解放的實踐載體,是人在自身內在精神活動層面上所擁有的一種價值肯定方式,而且還意味著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演化的自我敘事形式,其身份的確認總是同人在一定階段上的文化利益相聯系的。而在當代文化現實中,現代性建構之為一種持續性的過程,不僅關系著文化實踐的歷史與現實,而且關系著人對于自身存在價值的表達意愿和表達過程,關系著人在一種歷史維度上對自我生命形象的確認。所以,文化的現代性建構不僅涉及人在歷史中的存在和價值形式,同時也必然地涉及了人的藝術活動對人的存在和價值形式的形象實現問題。文藝美學研究在探討藝術的審美本體時,理應對此問題作出回答。這里應注意的:一是文化現代性建構的理論與實踐的具體性質;二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內涵及其在文化現代性建構中的位置;三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維度。
2.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及其歷史變異問題。
這本來是一個藝術史的話題。但在文藝美學研究的視野上,藝術史問題同樣可以生出這樣幾個方面的美學討論:其一,藝術發展所內含的美學理想的文化指歸,究竟怎樣通過人的藝術活動而獲得實現?其二,美學上的價值差異性,怎樣實現其對于藝術發展的控制、操縱?藝術形式的沖突與美學理想的沖突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其三,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的歷史樣態及其實踐性變異。應該說,這種討論過程,將有可能帶來文藝美學研究更為深刻的歷史根據。
3. 藝術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社會實現機制、過程與形態問題。
這個問題與上一個問題是相聯系的。所不同的是,這里更接近于探討藝術作為一種理想價值形態的社會學動機。也就是說,作為特定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定表現,藝術、藝術活動的內在功能是如何在社會層面上得到體現和認同的?尤其是,當我們常常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將藝術表述為一種"人對世界的掌握"時,其意識形態力量又是如何具體體現在人的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既不能僅憑審美的心理經驗方式去加以把握,也不能只是通過純粹思辨來進行主觀化的推論,而只有借助于藝術歷史與藝術現實的運動關系來進行說明。而這個問題的難點則在于:為了說明藝術的意識形態功能,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意識形態的歷史具體性;為了把握審美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我們又不能不把藝術與其他意識形態形式的共時性關系納入討論范圍,以便從中確認藝術的意識形態特殊性。
4. 藝術的價值類型問題。
這一研究,主要針對了藝術價值的形態學意義,即藝術價值的分化及其美學實現形態。在以往的美學或文藝理論研究中,有關藝術價值問題的探討常常被放在一種嚴密的整體性上來進行;藝術價值的美學闡釋并不體現形態分析的歷史具體性,而只是從審美本質論立場對藝術價值作出某種統一的概括,所反映的是藝術之為藝術的先在合理性。實際上,在藝術價值問題上,由于人的生存形態不同、人的價值實踐的分歧,藝術價值的實現方式和實現結果都是具體的、分化的和相異的。不僅不同藝術之間在價值形態上是有分化的,而且由于實踐方式、實踐基礎和過程等的不同,相同藝術的價值構造、價值取向、價值體現也是存在各種差異的--由于這樣,"藝術是什么"才會變得如此復雜。文藝美學研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這種不同、差異,并對之進行形態分析,從而使藝術價值問題落實在具體的類型層面上,真正體現出藝術的審美具體性。
5.藝術效果特征問題。
"藝術效果"一向受到人們的關注。不過,我們在這里主要關心的,還不是一般意義上藝術活動與人的精神修養、情感陶冶等的關系,而是當代文化語境中大眾傳播制度對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自身效果的具體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實現過程和美學意義。因為很明顯的是,當代藝術的美學變異,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其與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特性來決定的;所謂"藝術效果",一方面取決于藝術的表現特性以及藝術在一定文化語境中的自我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則取決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藝術接受活動與整個大眾傳播制度的關系因素和關系結構。包括藝術效果的發生、藝術效果的集中程度、藝術效果的結構方式、藝術效果的體現形態、藝術效果的延伸和藝術效果的變異性轉換等等,都以一種非常直觀的形式同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聯系在一起。因而,把藝術效果問題與整個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問題加以整體考慮,是當前文藝美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獲得對于藝術審美本質的當代性把握,在理論上真正體現出現實的價值和立場;文藝美學研究也才可能產生理論的現實有效性。
6.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
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實際是對我們過去一直堅信不疑的那種藝術至上性觀念。按照一般的美學理解,在人類價值體系的內在結構上,"真"、"善"、"美"雖然有著某種內在的、穩定的統一性,但在發展邏輯上,它們又是有級別、有遞進性的;藝術在其中始終扮演了一種至上價值的表演角色,成為人類在自身實踐過程上的最高目標。這種觀念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其實已經呈現了某種風雨飄搖的景象。不僅人的現實生存實踐不斷置疑了這種內含著概念先在性的理想,而且,就這一觀念把美/藝術當作人類不變的既定實踐而言,它也是值得懷疑的。在當代文化語境中,不僅藝術本體立場的改變已經是一種十分顯著的事實,同時,藝術與美的關系的必然性和同一性也正在被藝術活動本身所拆解。由是,在人類生存實踐的價值指歸上,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便凸現了出來。我們所要討論的是:藝術在何種意義上可能是審美的?藝術審美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是如何通過藝術活動自身的方式而呈現出來的?藝術作為人的生命理想的審美實現方式,在什么樣的范圍內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價值尺度和客觀性?
7.藝術中的審美風尚演變問題。
我們經常說,藝術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關系、生活實踐、生活趣味等現實價值形式的反映;美學、文藝理論也常常論及這方面的話題。但是,這種對于藝術的談論往往還只停留在一般概念的歸結上,很少非常具體地從美學角度透徹分析過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接受與社會、時代的風尚演變之間的審美關系特性,也很少充分揭示藝術體現社會審美風尚的具體過程和規律問題。因而,把這個問題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就是要通過對藝術發展與社會審美風尚演變之間關系的探討,深入揭示:第一,藝術生成中的社會審美趣味、理想與觀念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第二,社會審美風尚演變活動所導致的藝術的時代具體性、意識形態性;第三,藝術創造如何能夠順應并體現一定社會審美風尚的特性;第四,藝術風格、藝術審美創造的改變,又如何融入社會審美風尚的演變過程之中;第五,藝術的歷史在什么樣的意義上可以反映為一種審美風尚的歷史;第六,藝術活動又是如何體現一個時代社會審美風尚的分裂性的;第七,具體藝術文本的風尚特征;等等。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藝術的美學規律,把握藝術發展的內在過程及其外部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對于藝術的民族審美特質問題的理解,就與這一研究直接相關。
8.藝術活動與日常活動在人類生存之維上的現實美學關聯問題。
這個問題的重點,是我們如何能夠在當代文化的現實性上,認真、客觀地理解當代藝術的美學轉移。由于當代文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及其影響,當代藝術和藝術活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甚至不是一般形式意義上的,它更帶有本體顛覆的特性。藝術和藝術活動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逐漸自我消解了自身肩負的沉重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藝術的"創造"本性正在急劇轉換之中。⑾ 原本超然于人的日常生活、普通趣味之上的藝術的"美學封閉性",正在不斷被當代社會生活的世俗化、享樂化追求所打破;藝術不僅不再能夠必然地超度人的靈魂、提供超越性的精神方向,甚至它自己有時也不得不屈服于人的日常意志的壓力及其具體利益。這樣,把藝術活動與人的日常活動的現實美學關系放在一個現實生存語境中來加以把握,既是對于當代藝術的美學追求的一種具體體會,也是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體現自身當代性追問能力的內在根據。注釋:
①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具有一定現實性的新的理論話題,得到了中國美學界的關注。其時尚執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胡經之先生,首先在1980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美學會議上,針對當時中國高校文科理論教學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提出:美學教學不能只停留在講授哲學美學上,應該開拓和發展文藝美學的研究與教學。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一文(收入《美學向導》,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作為80年代中國最早的一份討論"文藝美學"的理論文獻,具體闡述了"文藝美學"的建構理由,認為"文藝美學是文藝學和美學相結合的產物,它專門研究文學藝術這種社會現象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是"文藝學和美學的深入發展",促使文藝美學這門"交錯于兩者之間的新的學科出現了"。此后,"文藝美學"被正式納入80年代中國美學研究的范圍,并且引起美學界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興趣。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那些以"文藝美學"為名稱,或雖不以"文藝美學"標明身份但卻實際是作為"文藝美學"研究成果而出現的論著,大體上都是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產物"。這反映出:第一,"文藝美學"的提出,其實是一種現實形勢的結果,是"應時而生"的理論話題,具有較強的理論應用企圖。第二,對于"文藝美學"的種種建構設想,也是中國美學界在80年代"美學熱"的催動下,對于"美學的中國化"、"美學體系建設"的一種具體回應方式和成果,它在一定意義上既體現了中國美學家對待美學這門學科的現實態度,同時也體現了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美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態勢,即強調美學之西方傳統與中國固有思維成果的結合--把美學的純思辨過程延伸進感性形象的文藝活動之中,正是自王國維以來20世紀中國美學一以貫之的學理追求之一。
② 周來祥:《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緒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胡經之:《文藝美學》"緒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里,作者的說法同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中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差別,增加了對于文藝美學"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這一特性的強調。
④ 杜書瀛主編:《文藝美學原理》"序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⑤ 由凱"埃"吉爾伯特和赫"庫恩撰寫的《美學史》中,就這樣講道:"努力把藝術概念從過分狹窄的理性解說中解救出來,為嚴格維護藝術的獨特性和自主性而奮斗(這種觀念意在使藝術同最高尚的精神活動并列,并揭示藝術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有這一切,又重現于黑格爾的《講演》中。"(《美學史》下冊,第57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⑥ 參見孟繁華:《激進時代的大學文藝學教學(1949--1978)》。《文學前沿》1999年第一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李澤厚:《美學四講》,第14頁。三聯書店1989年版。重點號為原書所有。
⑧ 西方美學自5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顯現了對藝術領域的關心和熱情。格式塔心理學美學、原型批評美學、現象學美學、符號學美學、結構主義美學、解構主義美學、闡釋-接受美學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美學等,盡管它們立場各異、指歸不同,然而卻都十分關注藝術領域的變動,對于藝術的審美分析成為它們各自體系結構上的重點之一。像《審美經驗現象學》(杜夫海納)、《情感與形式》(蘇珊"朗格)、《批評的解剖》(弗萊)、《藝術與視知覺》(阿恩海姆)、《走向接受美學》(姚斯)、《藝術與審美》(喬治"迪基)、《美學理論》(阿多爾諾)等,如今已成為當代美學的經典。
整個20世紀80、90年代,隨同中國美學界理論研究熱情的復蘇、高漲與回落,可以說,"文藝美學"的興起既是一個洋溢著激情與希望的學理事件,同時也是一場充滿了理論擴張的艱難、學科建構的重重困惑的過程。盡管在此之前,20世紀初王國維拿叔本華美學的眼光來考察《紅樓夢》的悲劇世界、30年代朱光潛對于文藝活動的心理學探究和詩藝的審美發微、40年代宗白華之于中國藝術意境創構的深刻體察,以及鄧以蟄、豐子愷、梁實秋等中國學者對于文藝問題的諸多美學討論,實際都已經在美學上直接進入了藝術活動領域之中,并且也已經提出或構造了種種有關文藝的美學觀念和理論;甚至,再往前追溯,全部中國古典美學的行程,大體上就是一個在文藝創作、體驗活動的基點上所展開的美學思想發生、發展和變異的歷史;但"文藝美學"被正式當作一門特定的"學科"理論來研究,文藝美學研究之在一種學科意義上得到展開,畢竟還是80年代以后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有理由認為,作為20世紀中國美學接受了西方美學學科方法以后在自身后期發展中的一種特殊努力,文藝美學研究活動不僅一般地追躡了中國美學的現代建構意圖,而且,它在某種程度上還超逸了人們對于美學的思辨理解,在20世紀中國美學進程上呈現了一種新的理論嘗試圖景。
然而,也正由于文藝美學研究是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現的事情,所以,迄今為止,在其學術經歷中還存在種種不成熟的方面,或者說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便在所難免--它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的某些學科困惑。本文主要就文藝美學研究的學科定位問題,提出一點個人的初步看法。
一
一般而言,"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涉及了"文藝美學何以能夠成立"這一根本問題,以及它作為一門特定理論學科的存在合法性--為什么我們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之外,還一定要設置同樣屬于純理論探問性質、同樣必須充分體現學科體系的內在完整性建構要求,并且又始終不脫一般美學和文藝學(詩學)學理追求的這樣一種基本理論?因此,在我們討論"文藝美學"問題的時候,總是需要首先解決這樣兩個方面的疑問:
第一,"文藝美學"學科確立的內在、穩定和連續的結構規定是什么?也就是說,我們根據什么樣的方式來具體確定"文藝美學"自身唯一有效的理論出發點和歸宿點,以及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
第二,在"文藝美學"與一般美學、文藝學(詩學)之間,我們如何確認它們彼此不同的學科建構根據?又如何在這種根據之上來理解作為一門理論學科的"文藝美學"建構定位?換個表述方式,即:"文藝美學"之成為"文藝的美學研究"而不是"美學的文藝學討論形態"的學科生長點在哪里?
顯然,在上面兩個問題中,有一個共同的癥結點,這就是:當我們把"文藝美學"當作一種自身有效的學科形態來加以對待的時候,我們總是將之理解為有別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具體規定(范圍、對象、范疇及范疇間的聯系等)的特殊理論存在;然而,由于這種"特殊性"又不能不聯系著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研究過程、討論方式和學理對象,甚至于還常常要使用它們的某些帶有本體特性的理論范疇,因而,對于"文藝美學是什么?"的理解,總是包含了對于"美學是什么?"、"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理解與確認。"美學是什么?"和"文藝學(詩學)是什么?"的問題,既是據以進一步闡釋"文藝美學是什么?"這個問題的邏輯前提,也是"文藝美學"確立自身獨立形象的學科依據。尤其是,當我們試圖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突圍而出,并且直接以"文藝美學"作為這種"學科突圍"的具體形式和結果,以"文藝美學"標明自己新的學術身份的時候,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確切把握,便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正因此,我們常常發現,絕大多數有關"文藝美學"學科定位的闡釋,基本上都這樣或那樣地服從了對于美學或文藝學的定位理解,而正是在這里,"什么是文藝美學"成了一個仍然需要廓清的學科定位的難題。
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各種有關"什么是文藝美學"的解答來看,在它們各自的定位理解中,基本上都流露著這樣一種一致的傾向:"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問題的特殊化或具體化,而且還是一般美學自我發展中的邏輯必然。①
我們不妨可以拿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美學界出現的幾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來看一下:
文藝美學是一般美學的一個分支……對藝術美(廣義上等于藝術,狹義上指美的
藝術或優美的藝術)獨特的規律進行探討……文藝美學的首要任務是以世
界觀為指導,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美
學規律,探討和揭示文學藝術產生、發展,以及創造和欣賞的美學原理。②
文藝美學是當代美學、詩學在人生意義的尋求上、在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上達成
到的全新統一……文藝美學不像美學原理那樣,側重基本原理、范疇的探討,但文藝
美學也不像詩學那樣,僅僅著眼于文藝的一般規律和內部特性的研究。文藝美學是將
美學與詩學統一到人的詩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審美生成上,透過藝術的創造、作品、闡
釋這一活動系,去看人自身審美體驗的深拓和心靈境界的超越……以追問藝術意義和
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③
一般美學結束的地方正是文藝美學的邏輯起點……一般美學是研究人類生活中所
有審美活動的一般規律……文藝美學則主要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
律……文藝美學的對象是一般美學的對象的特定范圍,文藝美學的規律也是一般美學
普遍規律的特殊表現。④
這里,我們就看到,上述對于"文藝美學"學科性質的把握中,非常明確地包含有一個前提:"文藝美學"理所當然地是一般美學的合理延續(發展),而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本身在這里乃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存在。如果說,一般美學以人類審美活動的普遍性存在及其基本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那么,"文藝美學"之不同于一般美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從一般美學"照顧不到"的地方--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開始自己的學科建構行程,并進而提出自己對"特殊性"問題的"獨特"追問,"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而如果說,文藝學(詩學)主要著眼于綜合考察文藝創作、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現象的內部本性、結構、功能等,那么,"文藝美學"則探問了文藝學(詩學)所"不涉及"的文藝作為審美活動的本體根據,或者是"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
理論的疑云在這里悄悄升起!
于是,我們不能不十分小心地發出這樣的詢問:
一般美學(包括文藝學)何以在學科意義上充分表明自己具有這種"不證自明"的可能性?
如果一般美學僅僅是以探討人類審美的一般性(共同性)規律、普遍性本質為終結,那么,為什么我們的任何一部"美學原理"中,都幾無例外地要詳盡表白自己在諸如"文藝(藝術)的審美特征和活動規律"、"文藝(藝術)創造的審美本質"、"文藝(藝術)活動中的主體存在"等等具體藝術審美問題上的討論方式和結論,甚至于將對于整個藝術史或各個具體藝術部類的審美考察納入自己的體系結構之中?就像黑格爾曾經向我們展示的那種美學形態--關于藝術審美問題的思考正構成了黑格爾美學體系的內在結構和具體特色。⑤
顯然,問題的重點,似乎不僅在于"文藝美學"是否能夠從一般美學和文藝學中"邏輯地"延伸而來,而且還在于:一方面,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不證自明性"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實際上,就在最近二十多年里,中國美學界圍繞"美學是什么?"的問題一直存在著不休的爭論,有許多美學家曾經試圖對美學的學科定位作出自己的理論判斷,得出明確的結論。但直到今天,我們都很難說已經獲得了這樣一種令人確信的關于美學學科合法性的結論;圍繞美學學科定位問題所產生的許多似是而非的意見,甚至進一步困擾了我們對美學其他許多問題的深入探掘。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文藝學"的名稱本身就被指責為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它作為一種文學理論研究的總稱,既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界所受到的蘇聯理論模式和觀念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某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強調文學與社會的實踐關系,強調文學研究的社會總括性,始終是文藝學在學科建構方面為自己所設定的美學本位。因此,盡管"文藝學"作為一個二級學科名稱已經列入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所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中,但人們卻幾乎從未停止過對它的紛紛議論。⑥
由此可見,"美學是什么?"、"文藝學是什么?"作為問題仍然有待具體探討,亦即在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定位上,我們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所謂美學(文藝學)的"不證自明"的可能性,其實成了一種虛妄的理論假設。既然如此,以這種并非"不證自明"的存在當作確立自身學科特性的邏輯前提、理論依據,對于"文藝美學"的建構熱情來說,便已經不止于簡單的誤會,甚而是一種災難了--實際上,當我們企圖在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意義上來設計"文藝美學"理論宏圖及其合法性的時候,學科存在前提上的某種"想當然",普遍地造成了對于美學(包括文藝學)無限擴張的幻覺性熱情,并且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又反過來嚴重危及到了美學(文藝學)本身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從學科對象和研究范圍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一般性"與"具體性"層面,來劃分一般美學與"文藝美學"之間的不同規定,把對于美的普遍性、審美規律的共同性的探討歸于美學范圍,而把"文藝活動、文藝作品自身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當作"文藝美學"的獨特領地,這里面又顯然充滿了某種學科定位上的強制意圖。應該看到,一般美學雖然突出以理論思辨方式來邏輯地展開有關美的本質、審美普遍性的研究,強調從存在本體論方面來尋繹美的事實及其內在根據,并且不斷在思維抽象中疊架自身。然而,一般美學又從來不曾離開文藝活動這一人類審美的基本領域,從來沒有在抽象性中取消掉文藝創造、文藝作品、文藝消費/接受過程的審美具體性。事實上,不僅一般美學之于美的思辨是一種由"具體的抽象"而達致的"抽象的具體",而且,這一"抽象"的所指也同樣是文藝之為人類價值實踐的審美特性與審美規律。這也就是為什么一般美學總是把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考察、分析放在一個十分顯眼和重要位置上的原因。更何況,在一般美學中,一切有關人類審美經驗問題的探討,以及對于人類審美發生問題的理論回答,都總是具體聯系著(或者說是依照了)人在自身藝術實踐過程中的具體行為而進行的。特別是當代美學,無論其具體定位方式和定位形態是怎樣的,幾乎都側重將對于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分析,包括對于文藝創作過程中的主體結構、文藝批評的價值標準、文藝文本的審美結構形式及其歷史特性、文藝文本的接受-闡釋活動等的思考,十分嚴整地包容在美學自身的結構性規定之中。可以這么說,一般美學的確是以思辨和抽象來展開美的問題的研究,但它又始終不脫人類文藝活動的具體審美事實;其對于普遍性、一般性的發現,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對于文藝活動的深刻審美把握而體現出巨大理論意義的。至于文藝理論研究,當然就更不可能超脫文藝活動的審美具體性了。
由此,我們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只是把"文藝美學"定位為"系統地全面地研究文學藝術的美學規律"、"研究文藝這一特定審美活動的特殊規律",或者是"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難免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為了使"文藝美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能夠成立,就必須首先將一般美學從思辨層面對于文藝活動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的探討、將文藝理論從審美的具體過程出發之于文藝活動的分析,統統"懸擱"起來,以便為"文藝美學"留有余地。否則,"文藝美學"所針對的"文藝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就不免要同一般美學所必然包容的文藝考察相重疊,其所討論的"藝術的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就會同文藝理論所實際研究的問題相重合。換句話說,為了保證"文藝美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合法性及其理論演繹順利展開,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必須無條件地出讓自己的研究范圍和對象。
且不說這樣的"懸擱",實際是對美學和文藝學的學科基礎作了一次流血的"外科手術"。即便"文藝美學"的出現真能讓一般美學和文藝學這樣做,我們也不禁要問:"文藝美學"是不是真的已經實現了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發展的邏輯必然性?即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學科,"文藝美學"果然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所"顧及不到"的方面擔負起了"獨特的"理論任務嗎?這個問題,我們后面再予以專門討論。
毫無疑問,我們在這里看到了一個悖論:如果說,建構"文藝美學"是為了克服一般美學抽象玄思的局限,那么,前者之能夠成立的前提,實際又要求后者徹底放棄對于文藝審美特性的具體深入;這顯然與提出"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初衷相矛盾。如果說,"文藝美學"有助于我們在強化文藝的審美本位基礎上,真正發現人類藝術實踐的本體特性,那么,把對文藝特殊審美規律的研究從文藝學中抽取出來,最終其實又更加孤立了文藝理論,并且也無益于我們真正理清文藝與特定社會政治的關系。
當然,"文藝美學"的提出本身有其理論研究上的積極性;最起碼,它強化了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美學界對于文藝活動進行認真的審美研究,把美學的理論視野進一步引向了人類藝術領域。不過,由于"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不僅直接關系著其自身作為一種新學科設想能否真正得到落實,同時也關系到我們對于一般美學和文藝學學科性質的把握,因而,從學科建構的實際要求出發,對"文藝美學"的特性進行更加細致的具體探究,仍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而要準確定位"文藝美學"的合法性,下面三個問題不能不先行得到回答:
第一,如果說,"文藝美學"以一般美學的獨立分支身份出現,它將如何可能邏輯地體現一般美學的學科特性要求?這里,對于美學學科規定性的認識,是從理論上確定"文藝美學"存在合法性的基礎。
第二,如果說,"文藝美學"的學科合法性,是基于文藝理論研究無法有效完成文藝活動的審美本質探索,那么,文藝學的存在合法性又是什么?也就是說,作為文學理論研究活動的文藝學將何去何從?
第三,無論把"文藝美學"歸于美學的分支,還是將之視作文藝學的"另類",其學科建構都首先要求能夠找到專屬自身的、無法為其他學科所闡釋和解決的獨一無二的問題(對象)。那么,這個問題是什么?解決這個問題的"文藝美學"的學科方式又是什么?
二
至少,就目前"文藝美學"的實際形態來看,我們很難將它與一般美學或文藝學(詩學)體系相區分。在總的方面,現有的"文藝美學"要么程度不同地重復演繹著一般美學對于文藝問題的討論形式,盡管這種演繹過程可能具有某種形式上的具體性、形象性,即同一般美學的討論相比,現有的文藝美學理論往往更注意把討論引向"作品--作者--讀者"的審美聯系及其聯系方式的美學語境之中,試圖在一個較為實在的層面來反證某種美的觀念或概念,以此完成"美學的藝術化構造";要么大體上與文藝學(詩學)框架相重疊或交叉,即突出文藝理論研究的審美基點,在"作者--作品--讀者"或"創作論--作品論--接受/閱讀論"的內在關聯方面形成某種本質論的美學解釋,從而實現對于"文藝學的美學改造"。因此,就實質而言,現有"文藝美學"在體系構架上還沒有達到一般藝術哲學的廣度--在丹納那里,藝術哲學就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系統的理論,其中不僅有著種種本質論的觀念,而且還十分具體地深入到藝術發生、藝術效果和藝術史等的哲學與實證研究,廣泛論證了"藝術過程的美學問題"。更何況,由于某種非常明顯的人為意圖,既將藝術的美學本體論探討留在了一般美學領域,又將藝術過程的結構分析劃給了文藝學的討論,因而,現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仍然沒有真正達到抽象與具體、思辨與實證有機統一的理論境界,既難以有效地實現對于藝術的本體追問,同時也缺乏對于藝術內部結構的深入的美學證明。
這里,我們可以從研究對象的范圍構成方面,拿現有的幾種"文藝美學"著作同文藝學著作做一個形態對照:
作為國內最早出版的系統探討"文藝美學"問題的著作,《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除"緒論"專講"文藝美學"的對象、范圍和方法以外,其余六章分別為:"藝術的審美本質"、"美的藝術和崇高的藝術"、"再現藝術和表現藝術"、"藝術創造"、"藝術作品"、"藝術欣賞與批評"。
《文藝美學》一書的體例為:"文藝美學:美學與詩學的融合"、"審美活動:審美主客體的交流與統一"、"審美體驗:藝術本質的核心"、"審美超越:藝術審美價值的本質"、"藝術掌握:人與世界的多維關系"、"藝術本體之真;生命之敞亮和體驗之升華"、"藝術的審美構成:作為深層創構的藝術美"、"藝術形象:審美意象及其符號化"、"藝術意境:藝術本體的深層結構"、"藝術形態:藝術形態學脈動及其審美特性"、"藝術闡釋接受:文藝審美價值的實現"、"藝術審美教育:人的感性的審美生成"。
相似的,《文藝美學原理》雖出版于90年代,但在"序論"部分簡要表述了"文藝美學"的學科性質與地位之后,同樣也直接進入到對于"審美--創作"、"創作--作品"、"作品--接受"的論述,分別討論了"審美活動與審美活動范疇"、"文藝創作作為審美價值的生產活動"、"審美價值生產的基本類型"、"文藝創作中的美學辯證法"、"藝術品的魅力"、"審美智慧"、"審美形式"、"審美價值"、"藝術傳播"、"接受美學的遺產背景與課題意義"、"’讀’的能動性與歷史性"、"’釋義循環’及處置策略"、"’接受的幽靈’:文藝與歷史實踐"等。
蔡儀先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主編的《文學概論》,是一部比較能夠體現1949年以后至"新時期"初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情勢的著作,發行量達到70多萬冊。全書九章,分別為:"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文學作品的種類和體裁"、"文學的創作過程"、"文學的創作方法"、"文學欣賞"、"文學批評"。
而由童慶炳先生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作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產物,是目前公認較為完備的一部著作,在文藝學成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五編十七章,除闡述文學理論的性質、形態及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問題以外,更詳細列論了"文學活動"、"文學活動的意識形態性質"、"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活動"、"文學作為特殊的精神生產"、"文學生產過程"、"文學生產原則"、"文學作品的類型"、"文學產品的樣式"、"文學產品的本文層次和內在審美形態"、"敘事性產品"、"抒情性產品"、"文學風格"、"文學消費與接受的性質"、"文學接受過程"、"文學批評"等。
客觀地說,僅是這種對象構成形態的對照,就已經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現有"文藝美學"在對學科建構的把握上,基本沒有超出原有的美學、文藝學范圍。如果一定要說它們之間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也主要是敘述形式上的,而基本沒有體現本質性的差別。這就不能不讓我們疑惑:"文藝美學"的建構究竟是為了一種敘述的方便,還是真的能夠從根本上找到自己的所在?
事實上,熱心于"文藝美學"學科建構的學者,也并非完全沒有看到這種學科體系構架上的重復性。只是出于一種"新學科"的設計,他們大多數時候更愿意將這種重復性理解為某種結構方面的序列性組織,亦即認為:在美學系統的縱向結構上,"文藝美學"處在一般美學和部類藝術美學之間的中介位置;在橫向上,"文藝美學"又同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一起組成了美學的有機部分。在文藝學系統中,"文藝美學"是文藝學諸多學科中的一種,與文藝社會學、文藝哲學、文藝心理學、文藝倫理學等相并列。顯然,這種結構上的歸類,至少從表面來看是有誘惑性的,它一方面"避免"了"文藝美學"在理論上的懸空,而讓其一頭掛在美學的大山上,一頭伸進了藝術的活躍空間;另一方面又"化解"了"文藝美學"在邏輯關系上的孤立--因為在一般美學理論與各種具體藝術部類的美學討論之間,當然要有某種中介、過渡,盡管這種中介和過渡本來可以、也應該由美學自身所內在的藝術話題來完成;而文藝學研究也總是必然會衍生出相互聯系的各個層面,包括哲學的、人類學的、倫理學的、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探討等,盡管所有這些探討在根本上都沒有、也不可能回避藝術的審美特性及其審美構造、審美規律。然而,且不說這種"結構序列"設計本身,就是建立在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那種對于"美學--文藝美學--文藝學"各自話題的人為強制之上;僅就把一般美學作這種縱向和橫向的結構排列而言,就是相當可疑的。我們很難同意,一般美學之于日常現實的審美方面和技術的審美因素、形式的研究,竟然同美學對于藝術問題的深入把握,是處在兩個不同結構序列中的;我們也很難設想,作為美學之縱向結構"中介"環節的文藝的審美研究,如何可能搖身一變成了美學橫向方面的一個部類?除非"文藝美學"是作為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點而出現。可是,這樣一來,既然"文藝美學"成了整個美學系統坐標的中心,在縱向上連接了美的哲學思辨與部類藝術問題的美學研究,在橫向上聯合著實用美學、技術美學等等,那么,所謂"文藝美學"所研究的,不正都是美學的應有之義、美學的問題嗎?如此,則在一般美學之外再另立一種"文藝美學",又豈非畫蛇添足?于是,問題其實又回到了我們原來的疑問上:美學究竟是什么?美學的學科定位該當何解?
況且,既在一般美學的結構序列上為"文藝美學"分配了座次,又如何能夠將"文藝美學"過繼為文藝學的合法子民?我們將何以在邏輯上令人信服地說明,已經是美學分支的"文藝美學",如何在文藝學體系中獲得自身確定的學科規定性,而不至于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也許,所謂"文藝美學"的真正建構難題(矛盾)就在于:一方面,為了區別于一般美學的理論形態,必須有意識地淡化對于美本體的思辨,弱化美學思維之于具體藝術問題的統攝性;另一方面,為了撇清與文藝學的相似性,必須有意識地強化一般藝術問題的美學抽象性,增加文藝理論的哲學光色。應該承認,這種學科建構上的難題不僅沒有在已有的文藝美學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相反,倒成了支持某種學術自信的理由。
當然,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領域里,同樣的情況并不僅止于"文藝美學"一家。從80年代初開始,許多自稱是美學分支學科的部類問題研究紛紛出現,例如文化美學、性美學、生理美學、服飾美學
中國美學界一時間仿佛一派"欣欣向榮"。然而,也正由于在學科規定性和理論特定性、獨立性方面的缺失,由于許多體系結構上的含混性和人為性,這些"學科"的提出除了造成一種學術虛腫、學科泛化的表象以外,既沒有能夠真正產生穩定的、自身規范的和有效的學科立足點,也沒有能夠在真實意義上為美學的現展提供新的知識價值增長。或許,正像有學者所指出的:"已經沒有任何統一的美學或單一的美學。美學已成為一張不斷增生、相互牽制的游戲之網,它是一個開放的家族"。⑦
可是,作為"開放家族"的當代美學"游戲",不應只是任意的名詞擴張,它同樣必須依照一定的有序性和內在規矩來展開自身,同樣應當在知識價值上體現出一定積累、變化形態的合理性與真實性。那種缺失學科建構的基本出發點和特定邏輯依據的"學科"增生,實質上并沒有能夠進入這張"游戲之網"。
三
從以上分析出發,我們與其說"文藝美學"是一種新的美學或文藝學的分支學科形態,倒不如說,文藝美學研究是中國美學在自身現展之路上所提出的一種可能的學理方式或形態,它從理論層面上明確指向了藝術問題的把握。由是,可能會更易于我們把問題說清楚。
這樣說的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就像我們已經反復指出的,迄今為止,"什么是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問題,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在學科建構意義上,"文藝美學"的獨特規定性仍然有待于證明和闡釋,而這種證明、闡釋能否真正解決問題也還是可疑的。
第二,由于幾乎所有"文藝美學"的討論話題,都可以在一般美學和文藝理論體系中找到其敘述形式或闡釋過程,而美學與文藝學的當展也正朝著人類藝術活動的審美深層探進;特別是20世紀的各種美學、文藝理論研究,更不斷將深入發現具體藝術活動的審美特性當作自己的直接課題--美學和文藝理論不僅沒有拒絕具體藝術的審美考察和發現,而且越來越趨向于把研究視點深入進藝術母題之中。⑧
因此,所謂"文藝美學"其實不過是美學、文藝理論內在話題的當代延伸,而不是區別于當代美學、文藝理論發展的又一種學科存在方式,其建構本來就不可能超逸美學、文藝理論的當代維度。
第三,就此而言,文藝美學研究的任務,其實在于向人們提供一種從內在結構層面上觀照藝術的具體審美存在特性、審美表現方式、審美體驗過程和規律等的特定理論思路、討論形態;它不是在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結合點上,也不是作為一般美學和文藝學的中介,而是作為當代美學或文藝理論的自身問題而存在。換句話說,文藝美學研究(更準確的說,是藝術的美學研究)形態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它的學科不確定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它作為一種具體理論思路的穩定性與可能性之上的。
當然,我們現在依然可以在約定成俗的意義上繼續使用"文藝美學"這個術語,但同時我們應該清楚一點:作為藝術的美學研究,當前"文藝美學"所面臨的任務,不在于一定要把它當作一個"學科"來理解和建構某種"體系"。⑨
也許,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棄在"學科"意圖上對于"文藝美學"的設計,而轉向依照美學、文藝理論的當展特性來找到深化藝術的美學研究的真實理論問題,⑩
以對問題的確定來奠定文藝美學研究作為一種學理方式或形態的合法性基礎,以對問題的闡釋來展開文藝美學研究的合法性過程。
以下幾個方面似可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關注的重點:
1. 藝術現代性的追求與文化現代性建構之間的關聯問題。
在美學、文藝理論的各種討論中,藝術從來都是作為一種"人類生命價值"的自我表現/體驗形象而出現的。它不僅意味著藝術是人的精神解放的實踐載體,是人在自身內在精神活動層面上所擁有的一種價值肯定方式,而且還意味著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演化的自我敘事形式,其身份的確認總是同人在一定階段上的文化利益相聯系的。而在當代文化現實中,現代性建構之為一種持續性的過程,不僅關系著文化實踐的歷史與現實,而且關系著人對于自身存在價值的表達意愿和表達過程,關系著人在一種歷史維度上對自我生命形象的確認。所以,文化的現代性建構不僅涉及人在歷史中的存在和價值形式,同時也必然地涉及了人的藝術活動對人的存在和價值形式的形象實現問題。文藝美學研究在探討藝術的審美本體時,理應對此問題作出回答。這里應注意的:一是文化現代性建構的理論與實踐的具體性質;二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內涵及其在文化現代性建構中的位置;三是藝術現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維度。
2.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及其歷史變異問題。
這本來是一個藝術史的話題。但在文藝美學研究的視野上,藝術史問題同樣可以生出這樣幾個方面的美學討論:其一,藝術發展所內含的美學理想的文化指歸,究竟怎樣通過人的藝術活動而獲得實現?其二,美學上的價值差異性,怎樣實現其對于藝術發展的控制、操縱?藝術形式的沖突與美學理想的沖突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其三,藝術發展中的美學沖突的歷史樣態及其實踐性變異。應該說,這種討論過程,將有可能帶來文藝美學研究更為深刻的歷史根據。
3. 藝術作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社會實現機制、過程與形態問題。
這個問題與上一個問題是相聯系的。所不同的是,這里更接近于探討藝術作為一種理想價值形態的社會學動機。也就是說,作為特定社會意識形態的特定表現,藝術、藝術活動的內在功能是如何在社會層面上得到體現和認同的?尤其是,當我們常常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將藝術表述為一種"人對世界的掌握"時,其意識形態力量又是如何具體體現在人的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既不能僅憑審美的心理經驗方式去加以把握,也不能只是通過純粹思辨來進行主觀化的推論,而只有借助于藝術歷史與藝術現實的運動關系來進行說明。而這個問題的難點則在于:為了說明藝術的意識形態功能,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意識形態的歷史具體性;為了把握審美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我們又不能不把藝術與其他意識形態形式的共時性關系納入討論范圍,以便從中確認藝術的意識形態特殊性。
4. 藝術的價值類型問題。
這一研究,主要針對了藝術價值的形態學意義,即藝術價值的分化及其美學實現形態。在以往的美學或文藝理論研究中,有關藝術價值問題的探討常常被放在一種嚴密的整體性上來進行;藝術價值的美學闡釋并不體現形態分析的歷史具體性,而只是從審美本質論立場對藝術價值作出某種統一的概括,所反映的是藝術之為藝術的先在合理性。實際上,在藝術價值問題上,由于人的生存形態不同、人的價值實踐的分歧,藝術價值的實現方式和實現結果都是具體的、分化的和相異的。不僅不同藝術之間在價值形態上是有分化的,而且由于實踐方式、實踐基礎和過程等的不同,相同藝術的價值構造、價值取向、價值體現也是存在各種差異的--由于這樣,"藝術是什么"才會變得如此復雜。文藝美學研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這種不同、差異,并對之進行形態分析,從而使藝術價值問題落實在具體的類型層面上,真正體現出藝術的審美具體性。
5.藝術效果特征問題。
"藝術效果"一向受到人們的關注。不過,我們在這里主要關心的,還不是一般意義上藝術活動與人的精神修養、情感陶冶等的關系,而是當代文化語境中大眾傳播制度對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自身效果的具體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實現過程和美學意義。因為很明顯的是,當代藝術的美學變異,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其與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特性來決定的;所謂"藝術效果",一方面取決于藝術的表現特性以及藝術在一定文化語境中的自我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則取決于藝術活動、藝術作品、藝術接受活動與整個大眾傳播制度的關系因素和關系結構。包括藝術效果的發生、藝術效果的集中程度、藝術效果的結構方式、藝術效果的體現形態、藝術效果的延伸和藝術效果的變異性轉換等等,都以一種非常直觀的形式同當代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聯系在一起。因而,把藝術效果問題與整個文化的大眾傳播制度問題加以整體考慮,是當前文藝美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此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獲得對于藝術審美本質的當代性把握,在理論上真正體現出現實的價值和立場;文藝美學研究也才可能產生理論的現實有效性。
6.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
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實際是對我們過去一直堅信不疑的那種藝術至上性觀念。按照一般的美學理解,在人類價值體系的內在結構上,"真"、"善"、"美"雖然有著某種內在的、穩定的統一性,但在發展邏輯上,它們又是有級別、有遞進性的;藝術在其中始終扮演了一種至上價值的表演角色,成為人類在自身實踐過程上的最高目標。這種觀念在當代文化語境中,其實已經呈現了某種風雨飄搖的景象。不僅人的現實生存實踐不斷置疑了這種內含著概念先在性的理想,而且,就這一觀念把美/藝術當作人類不變的既定實踐而言,它也是值得懷疑的。在當代文化語境中,不僅藝術本體立場的改變已經是一種十分顯著的事實,同時,藝術與美的關系的必然性和同一性也正在被藝術活動本身所拆解。由是,在人類生存實踐的價值指歸上,藝術審美的價值限度問題便凸現了出來。我們所要討論的是:藝術在何種意義上可能是審美的?藝術審美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是如何通過藝術活動自身的方式而呈現出來的?藝術作為人的生命理想的審美實現方式,在什么樣的范圍內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具體的價值尺度和客觀性?
7.藝術中的審美風尚演變問題。
我們經常說,藝術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關系、生活實踐、生活趣味等現實價值形式的反映;美學、文藝理論也常常論及這方面的話題。但是,這種對于藝術的談論往往還只停留在一般概念的歸結上,很少非常具體地從美學角度透徹分析過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接受與社會、時代的風尚演變之間的審美關系特性,也很少充分揭示藝術體現社會審美風尚的具體過程和規律問題。因而,把這個問題作為當前文藝美學研究的對象,目的就是要通過對藝術發展與社會審美風尚演變之間關系的探討,深入揭示:第一,藝術生成中的社會審美趣味、理想與觀念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第二,社會審美風尚演變活動所導致的藝術的時代具體性、意識形態性;第三,藝術創造如何能夠順應并體現一定社會審美風尚的特性;第四,藝術風格、藝術審美創造的改變,又如何融入社會審美風尚的演變過程之中;第五,藝術的歷史在什么樣的意義上可以反映為一種審美風尚的歷史;第六,藝術活動又是如何體現一個時代社會審美風尚的分裂性的;第七,具體藝術文本的風尚特征;等等。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藝術的美學規律,把握藝術發展的內在過程及其外部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對于藝術的民族審美特質問題的理解,就與這一研究直接相關。
8.藝術活動與日常活動在人類生存之維上的現實美學關聯問題。
這個問題的重點,是我們如何能夠在當代文化的現實性上,認真、客觀地理解當代藝術的美學轉移。由于當代文化發展本身的規律及其影響,當代藝術和藝術活動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甚至不是一般形式意義上的,它更帶有本體顛覆的特性。藝術和藝術活動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逐漸自我消解了自身肩負的沉重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藝術的"創造"本性正在急劇轉換之中。⑾
原本超然于人的日常生活、普通趣味之上的藝術的"美學封閉性",正在不斷被當代社會生活的世俗化、享樂化追求所打破;藝術不僅不再能夠必然地超度人的靈魂、提供超越性的精神方向,甚至它自己有時也不得不屈服于人的日常意志的壓力及其具體利益。這樣,把藝術活動與人的日常活動的現實美學關系放在一個現實生存語境中來加以把握,既是對于當代藝術的美學追求的一種具體體會,也是美學和文藝理論研究擴大自己的學術視野、體現自身當代性追問能力的內在根據。
注釋:
①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具有一定現實性的新的理論話題,得到了中國美學界的關注。其時尚執教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胡經之先生,首先在1980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美學會議上,針對當時中國高校文科理論教學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提出:美學教學不能只停留在講授哲學美學上,應該開拓和發展文藝美學的研究與教學。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一文(收入《美學向導》,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作為80年代中國最早的一份討論"文藝美學"的理論文獻,具體闡述了"文藝美學"的建構理由,認為"文藝美學是文藝學和美學相結合的產物,它專門研究文學藝術這種社會現象的審美特性和審美規律",是"文藝學和美學的深入發展",促使文藝美學這門"交錯于兩者之間的新的學科出現了"。此后,"文藝美學"被正式納入80年代中國美學研究的范圍,并且引起美學界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興趣。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那些以"文藝美學"為名稱,或雖不以"文藝美學"標明身份但卻實際是作為"文藝美學"研究成果而出現的論著,大體上都是80、90年代的中國"美學產物"。這反映出:第一,"文藝美學"的提出,其實是一種現實形勢的結果,是"應時而生"的理論話題,具有較強的理論應用企圖。第二,對于"文藝美學"的種種建構設想,也是中國美學界在80年代"美學熱"的催動下,對于"美學的中國化"、"美學體系建設"的一種具體回應方式和成果,它在一定意義上既體現了中國美學家對待美學這門學科的現實態度,同時也體現了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美學研究的一種基本態勢,即強調美學之西方傳統與中國固有思維成果的結合--把美學的純思辨過程延伸進感性形象的文藝活動之中,正是自王國維以來20世紀中國美學一以貫之的學理追求之一。
② 周來祥:《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緒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胡經之:《文藝美學》"緒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里,作者的說法同其《文藝美學及其他》中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差別,增加了對于文藝美學"以追問藝術意義和藝術存在本體為己任"這一特性的強調。
④ 杜書瀛主編:《文藝美學原理》"序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⑤ 由凱"埃"吉爾伯特和赫"庫恩撰寫的《美學史》中,就這樣講道:"努力把藝術概念從過分狹窄的理性解說中解救出來,為嚴格維護藝術的獨特性和自主性而奮斗(這種觀念意在使藝術同最高尚的精神活動并列,并揭示藝術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有這一切,又重現于黑格爾的《講演》中。"(《美學史》下冊,第57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⑥ 參見孟繁華:《激進時代的大學文藝學教學(1949--1978)》。《文學前沿》1999年第一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李澤厚:《美學四講》,第14頁。三聯書店1989年版。重點號為原書所有。
⑧ 西方美學自5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顯現了對藝術領域的關心和熱情。格式塔心理學美學、原型批評美學、現象學美學、符號學美學、結構主義美學、解構主義美學、闡釋-接受美學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美學等,盡管它們立場各異、指歸不同,然而卻都十分關注藝術領域的變動,對于藝術的審美分析成為它們各自體系結構上的重點之一。像《審美經驗現象學》(杜夫海納)、《情感與形式》(蘇珊"朗格)、《批評的解剖》(弗萊)、《藝術與視知覺》(阿恩海姆)、《走向接受美學》(姚斯)、《藝術與審美》(喬治"迪基)、《美學理論》(阿多爾諾)等,如今已成為當代美學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