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發展經濟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水平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從全球來看，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也越來越頻繁，國家與國家間的各項貿易數量和金額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發展經濟學理論也開始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各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尤其是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作用的逐漸凸顯，發展中國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也日益增強。經濟發展的問題成為全球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斯特里頓((Streeten,P)就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及早地從全球的視角去考慮各國之間政策的相互影響力，從而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害同盟關系。從他的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今時代，從全球范圍去考慮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所必需的新視角。

(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出現新發展

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借鑒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始從過去同類型的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的對比研究。從哲學的角度上來分析，這就意味著發展經濟學家放棄了對普遍理論的研究而關注個別理論研究，具體來說，就是開始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分組分析或個別分析，從而改進了研究的范圍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來說，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分類研究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以地區的差異來分類，主要是依據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第二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業績來分類，參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點等；最后一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條件，這一種分類主要是考慮了地區居民的整體素質、當地外部資源等。根據這種分組研究，不但對研究的范圍有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同一組內，也方便對各個國家進行對比分析，促進了發展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的更新。

篇2

二、小貸公司特征分析

小貸公司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在各級地方政府出臺的政策規定范圍內經營發展，同時作為最基層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其實際業務經營又具特殊之處。由此，為全面把握小貸公司的整體特征，這里先對各地政策相關條款進行簡要的梳理和比較以了解政策層面的特征，再根據對江西省小貸公司的考察情況總結其在治理結構、資金來源、風險控制等方面的特征，最后分析小貸公司的重要作用。

（一）小貸公司地方政策

一是監管與設立。在監管主體上，除福建、貴州分別以經貿委、中小企業局為主管部門外，其他省份均以政府金融辦為主管部門。在股東人數上，多數省份與《公司法》相同，即有限責任公司在50名以下，股份有限公司在2~200名之間，而閩青渝將股東人數的下限分別提高為8名、10名、10名。在注冊資本上，根據公司類型的不同（有限、股份），其下限一般在500萬元至2億元不等，其中粵桂豫黑湘蘇贛寧魯滬川新滇浙根據地方行政級別或者經濟發展程度做出了更為細致的規定，而閩粵豫湘蘇遼魯津浙還設置了1~5億元不等的上限。二是經營與管理。在業務范圍上，皖京閩粵冀瓊鄂蘇贛遼寧青魯晉陜滬川新滇規定只能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甘桂豫湘吉浙增加了企業咨詢業務；貴州允許經營小額貸款和票據貼現業務，重慶則增加了資產轉讓業務；業務范圍較大的省份有：黑龍江允許開展小額貸款、票據貼現、資產轉讓、等業務，內蒙古則是小額貸款、中間業務、資產租賃、信用擔保等業務，天津為小額貸款、票據貼現、貸款轉讓、結算、擔保、咨詢等業務。在貸款集中度上，對單一客戶的貸款占比，除寧陜的1%和北京的3%之外，其他省份均為5%,而閩粵蘇陜滬川津浙青魯在額度方面還有不同程度的限定。三是融資及投資。在融資上，多數省份都沿用央行、銀監會的規定，而甘肅、福建規定質量優良的小貸公司的融資比例可放寬至資本金的100%，且福建還沒有限定融資機構的數量；青海除允許向若干銀行融資以外，還允許向小額貸款公司再融資中心融入不超過資本金100%的資金。在貸款投向上，多數省份鼓勵投向“三農”及小微企業，京甘寧規定該類貸款要占全部貸款余額的70%以上，江西、青海對于70%以上的內容還增加了額度要求。

（二）小貸公司治理運營

一是股權特征及組織架構。首先，各地均有規定要保持小貸公司股權結構合理的分散性，法人和自然人持股比例均有上限。其次，小貸公司基本按照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建立了“三會一層”的組織架構，其中客戶業務部、風險控制部、財務部和綜合部是常設部門。最后，據考察，江西省小貸公司股東中涵蓋企業和自然人，發起人或大股東多是當地有實力的實體企業，這些企業設立小貸公司主要是其多元化經營的需要。二是貸款以“小額、分散”、面向“三農”和小微企業為主。首先，“小額、分散”是小貸公司發放貸款的基本原則。目前，江西省小貸公司單筆貸款以30萬~50萬元為主，占全部貸款余額的80%以上。其次，從深入考察的兩家小貸公司看，均沒有向股東及其關聯企業發放貸款，也沒有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放貸款，主要投向養殖業、種植業、林業、加工制造業、生態農業以及商貿業，其中農業種植、養殖戶貸款占比在50%以上。三是貸款期限以短期為主，利率以浮動為主。從貸款期限看，小貸公司的貸款以3~6個月為主，3個月的貸款比重最大，達到60%以上。利率水平按規定基準利率的0.9~4倍執行，整個江西省小貸公司的實際平均貸款利率為25%左右。

（三）小貸公司資金來源

一是銀行融資難度較大。首先，銀行出貸主動性不強。出于經營“三性”的考慮，銀行對抵押物少、經營風險較大的小貸公司的融資政策相對嚴格，且整借整還的貸款方式與小貸公司靈活的貸款期限難以匹配。其次，市場競爭和成本因素使得小貸公司獲取銀行信貸支持的可能性不大。據考察，江西省只有個別小貸公司在國家開發銀行有少量融資業務，而后者也有收縮存量、控制增量的傾向。二是內源融資規模有限。首先，發展時間不長。以《指導意見》以來的時間計算，小貸公司發展至今不過五六年時間，且多數小貸公司成立于2010年以后，發展時間十分有限。其次，可盈利資本規模有限。由于注冊資本門檻不高，小貸公司可用于貸款的資金規模不大，導致業務收入難以快速增大。總之，受制于發展時間短及業務收入有限等因素，小貸公司經營所得凈利潤不高，導致其難以依靠內源融資的方式迅速擴大資本規模。三是小貸公司成立時股東繳納的注冊資本金是其主要資金來源。首先，最低注冊資本的要求可以保證小貸公司的生存。各地對小貸公司注冊資本的要求一般在500萬元以上，基本上可以確保其正常運營。其次，目前股東對小貸公司的增資不多。小貸公司的大股東多為實體企業，在小貸公司的分紅收入不是其主要的利潤來源，因而大股東對小貸公司增資擴股的意愿不強烈；此外，增資擴股需要經過小貸公司內、外部流程耗時較長，難以滿足小貸公司不定期的資金需求。

（四）小貸公司風控方式

一是風險控制以“熟人連帶”為主。小貸公司的貸款客戶基本是商業銀行篩選過后的客戶，大部分不具備足額、優質的擔保抵押物。小貸公司主要是通過人際關系網絡獲取貸款客戶“軟信息”，利用自身及股東在當地形成的“熟人社會”關系網，對借款人的信用情況進行考察評價，由此形成了以“熟人連帶”為主的風控方式。二是利用股東優勢優化風控措施。由于小貸公司的股東多為當地實力較強的企業集團，業務經營范圍較廣，小貸公司可以利用股東的經營優勢保障自身資金的安全，像股東為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小貸公司，可以構建小貸公司對供貨商的貸款、承建商對供貨商的欠款、開發商（股東）對承建商的欠款這樣一個供應鏈金融業務模式，貸出資金能保持在小貸公司及其股東共同構成的現金流圈中，為貸出資金的安全回收提供保障。三是利用多種評價方法提升風控質量。雖然沒有先進的風險評估防控體系，但小貸公司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比較成熟的估值評價方法對具有抵質押物的貸款客戶進行評價。此外，對于已經獲準接入央行征信系統的小貸公司，可以借助這個有力工具大大提升對客戶的信用評價效果，降低貸款本金及收益的回收風險。

（五）小貸公司重要作用

一是小貸公司與“影子銀行”本質不同。影子銀行引起系統性風險主要關注的四個核心因素為：流動性轉換、期限轉換、信用風險轉換和杠桿運營。而對于小貸公司：資金是依靠自有，尚不具備流動性轉換功能；期限是通過自身資產負債表進行轉換，影響范圍較小；信用風險上，現有業務經營范圍有限，沒有從事信用風險轉換業務；杠桿上，鑒于監管要求及實際困難，只能低杠桿經營。因此，作為正式制度安排的小貸公司，有明確的經濟功能和嚴格的監管政策，與“影子銀行”本質不同。二是小貸公司正外部性明顯。首先，小貸公司作為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最底端，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已成為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資金來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其次，按照現有稅收政策，小貸公司繳納的稅收已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并且對實體企業的支持也間接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最后，小貸公司對普通員工的業務技能及知識水平要求不高，在引進人員時門檻較低，能夠直接解決很多應屆畢業生及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

三、小貸公司發展面臨的問題——基于制度經濟學的視角

關于小貸公司的研究很多，在本文第一部分有所歸納，但少有將其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經濟學認為，一個制度安排是由國家規定的正式制度、社會認可的非正式制度以及能動有效的制度安排實施機制構成，制度安排的績效主要取決于這三個環節是否完善和相容。以下按照這種邏輯來分析小貸公司面臨的問題。

（一）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善導致小貸公司面臨多種發展窘境

在法律法規方面，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體系中，沒有關于小貸公司的法律、條例，僅有一些監管部門出臺的意見、辦法，其權威性和法律效力相對較弱。在身份定位方面，政策規定的“只貸不存”的經營特點與非金融機構的身份定位已經成為小貸公司發展的主要瓶頸，導致其面臨嚴峻的融資問題。在行業監管方面，現行的監管體制導致監管區域化現象嚴重，各地在監管主體、權限設置、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規定不盡相同，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監管體系，不利于行業整體發展。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不配套影響小貸公司的快速發展

在社會信用體系方面，全社會誠信意識、契約精神參差不齊，導致了以“熟人連帶”為主要風控方式的小貸公司面臨極大的貸款回收風險，同時社會征信管理體系尚不完善，小貸公司在接入央行征信系統時普遍面臨準入難問題，阻礙了小貸公司客戶信用評價能力的提高。在社會認知度方面，受非法集資、民間借貸的普遍影響，合法經營的小貸公司在短期內難以得到全社會的廣泛認可，同時由于其股東準入在行業要求上相對寬松，容易形成“誰都可做小貸公司”的錯誤認識，導致對小貸公司在認知上的偏差甚至是誤解。

（三）制度安排實施機制乏力難以成為小貸公司快速發展的有效推動力

在輔助機制方面，雖然各地均允許小貸公司向銀行融資，但實際效果較差，銀行出于風險控制及業務競爭等方面的考慮，難以給予小貸公司實質性支持，而其他金融機構與小貸公司的合作更加困難。此外，關于小貸公司行業發展配套的評估、擔保等業務也還沒有發展起來。在交易服務方面，有助于小貸公司資產轉讓的市場機制仍處在發展初期，雖然有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嘗試推行類似業務，但從全國范圍來看，現階段還沒有形成成熟的小貸資產交易機制。

四、促進小貸公司良性發展的政策建議——基于制度經濟學的視角

（一）調整正式制度安排

調整小貸公司正式制度安排的關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小貸公司正式制度安排上存在的各種缺陷和問題。一是出臺專門法律真正賦予小貸公司名副其實的法律地位，制定更高位階的法律法規來明確小貸公司的身份，如《小額貸款公司監管條例》或《小額貸款公司法》。二是有效增加小貸公司制度供給，盡快解決制度供給不足與滯后的問題，在當前無法改變小貸公司非金融機構身份的前提下，在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融資渠道、專項扶持基金等方面不斷增加有效的制度支持。三是以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明確全國統一的監管主體，例如央行或者銀監會，逐步改變由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劃區監管的監管狀態，同時不斷提高行業監管的專業性，針對小貸公司經營的特殊性形成有力的監管體系。

（二）優化非正式制度安排

完善小貸公司制度安排，還要提高非正式制度安排與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性，以非正式制度安排來保障正式制度安排的正常運行。一是大力開展全民關注、全民參與的經濟誠信道德教育，完善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習俗，特別是要在縣級以下區域推廣，為小貸公司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信用環境。二是健全社會征信體系，完善市場聲譽評價傳導機制。從法律法規制定、政府職能履行、行業模式選擇、數據系統建設等方面推進征信行業的發展，尤其是要進一步擴大央行征信系統的覆蓋面和使用權限，逐步提高小貸公司系統接入比率；此外，要不斷完善市場聲譽評價傳導機制，提升各類經濟主體的市場聲譽維護意識以及對他人違約失信行為的舉報意識，使得每一位主體都能得到合理、公正的市場評價。三是強化社會輿論引導，樹立良好正面形象。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小貸公司協會等組織要加大對小貸公司的經濟社會職能、合法合規經營等方面的正面宣傳，改變社會固存的負面看法，讓更多有融資需求的“三農”和小微客戶了解和關注小貸公司。此外，小貸公司自身也要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合法經營，致力于服務“三農”和小微企業，以實際行動彰顯行業的良好形象。

篇3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超級秘書網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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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凌云.中國經濟學研究與教學存在的基本問題與解決思路［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6，（4）:6-7.

篇4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開展相關討論以來的有關文獻看，關于“中國經濟學”有兩種對立的看法，否認“中國經濟學”的存在為“少數派”；主張建立“中國經濟學”的是“多數派”。贊成建立“中國經濟學”的“多數派”，相同點是都主張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出發進行基本理論的創新，實現經濟學的中國化或本土化；不同點是對“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理解，有“窄派”和“寬派”兩種觀點。以劉詩白、洪銀興為代表的“窄派”認為，“中國經濟學”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以于光遠、谷書堂為代表的“寬派”則認為，“中國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所有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

中國現階段，從科學發展觀的視角，究竟有沒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國經濟學”呢?

事物具有個性。每個國家的經濟問題，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國家的差異性。“任何一個社會，它的自然條件，從而它的歷史條件，不能與其他社會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異就需要建立國別經濟學。王亞南認為，發達的法國、德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雖然經濟發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論上總結的必要，“但從整個經濟學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講，它們卻格外顯得破碎支離，從而，把它們在對英國經濟理論的對立意義上，冠以國別的，或有‘德國的’，‘奧國的’，‘美國的’形容詞，那不但對其現實的一般妥當性，無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現那都不過是資本制經濟在它各發展階段，在個別國家特殊條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見而已。”王亞南進一步指出，只有一國的經濟形態在質上具有特殊的規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規律難以深入地把握問題的實質時，國別的經濟研究才能形成獨立的經濟學。

中國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任何國家市場經濟建設的條件、過程、目的等，在本質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經濟結構、生產方式、消費方式、歷史文化、自然環境、資源狀況等客觀情況，與其它國家有根本性的區別；特殊性之二，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既要破除計劃經濟又要建立市場經濟，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特殊性之三，雖然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還相當低，發展也極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導的市場經濟，所有制結構、利益分配方式、宏觀調控方式等，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相比都是特質的。

因此，中國目前需要且應當建立“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其例解，其引證，盡可能把中國經濟實況作為材料”，“特別有利于中國人閱讀，特別會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特別能指出中國社會經濟改造途徑”的“中國經濟學”。經濟學界“少數派”否認“中國經濟學”的存在，是不準確的和缺乏根據的。

那么具體說來，“中國經濟學”的科學發展觀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國經濟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論經濟學。王亞南指出：“經濟學是一種基本的社會科學。科學上研究的諸般法則，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經濟學中的價值法則，利潤法則，工資法則，乃是從現代商品貨幣經濟關系中發現出來，無論哪一個國家，只要它的商品貨幣關系確立起來，它就必然會有那種價值法則，利潤法則，工資法則等在其中發生作用，而由這諸般法則綜合起來構成的經濟學，也就可以看作是這個國家的商品貨幣經濟關系的‘說明書’。”因而“經濟學在當作科學的限內，不允許帶上‘國別’的帽子，來破壞它的一般性。正猶如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等等，不允許帶上英國，美國，法國或德國的帽子一樣。”

事實上，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抽象意義上說，商品的內在矛盾和企業的性質是相同的，商品經濟規律也是相同的，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產關系，本質上說也都是經濟利益關系，同樣有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作為研究生產一般和生產關系一般的科學，不論在哪個國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結論都應當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作為科學的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屬于全人類，各國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討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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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南強調指出：“在理論上，經濟學在各國盡管只有一個，而在應用上，經濟學對于任何國家卻都是不一樣。”只是為了科學的慎重起見，才沒有使用“中國經濟學”的名稱的《中國經濟原論》戶就是這種思想的具體實踐和真實寫照。中國今天要建立的“中國經濟學”，也是運用世界性的經濟學一般原理，包括應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國學者的理論經濟學創新，來研究中國特定經濟問題的經濟學。

這種特定的“中國經濟學”，具有固有的明確涵義。“中國經濟學”需要有理論經濟學的內容作基礎，但根本任務不是理論經濟學創新，而是應用理論經濟學來分析特定經濟問題，“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來考察中國經濟，并在整個中國經濟中來分析各部門或各種形態的經濟。”研究的主體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的范圍是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全過程，研究的對象是中國過渡時期的特質經濟問題，研究的目的是總結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因此，科學的“中國經濟學”，并不是在基本經濟理論創新使經濟學中國化或本土化的基礎上，“窄派”所認為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或“寬派”所認為的社會主義所有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

正確理解和定位“中國經濟學”，樹立“中國經濟學”的科學發展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否認“中國經濟學”的存在，不利于科學地研究和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特殊規律，也不利于通過有關理論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還不利于中國政府制定切合實際的宏觀經濟政策。

認為“中國經濟學”是先進行基本經濟理論創新使經濟學中國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者然后再來建立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總體，既不利于理論經濟學的創新，也不利于中國特定經濟問題的研究。

經濟學講分工，研究經濟理論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國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的創新混同一起，對于“中國經濟學”的研究來說，容易導致主題不明確，影響問題的深入探討；對于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則易于限制視野，阻礙基本經濟理論的創新。

中國的特定經濟問題中，也包含著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因此在進行“中國經濟學”研究時，可能會引發理論經濟學的創新，并且這一創新還可能用來分析中國現實經濟問題，但這一創新本身不屬于“中國經濟學”的范疇。從中國現實市場經濟問題出發，進行理論經濟學創新，與從中國特定的經濟問題出發，進行“中國經濟學”研究，根本的區別在于視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國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和目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理論經濟學則是一般性的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

特定的“中國經濟學”，雖然研究的對象、范圍和目的都是明確的，但研究的基礎包括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經濟學，總結成熟市場經濟的可供借鑒的西方經濟學，以及中國學者的理論經濟學創新。如何運用兩大理論體系和中國學者的理論經濟學創新來建立“中國經濟學”，需要從多層面、多角度不斷地進行探索和總結。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中國經濟學”的不同流派，這是“中國經濟學”走向成功的標志。同時，以中國市場經濟問題為基準，站在總結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高度，創造具有世界性的經濟學，并形成不同的流派，這是中國理論經濟學研究走向成熟的標志。

區分“中國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有利于中國經濟理論界正確對待不同性質的經濟學，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國經濟學”，以更好地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為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和振興中華服務；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論經濟學，使經濟學走向世界，沖擊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世界經濟學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與文獻：

[1]王亞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王亞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遠．《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序[J]．經濟學問題探索，1997，(9)．

[5]谷書堂．再談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學的發展[J]．經濟經緯，1999，(1)．

[6]劉詩白．中國經濟學構建的若干問題[J]．經濟學家，1997，(1)．

[7]谷書堂，顧頡．理論創新與中國經濟學之發展[J].經濟評論，1998，(2)．

篇5

（1）加強水利工程建設管理

水利建設的資金來自于人民，應造福于百姓。近年來，中央水利投入的大部分為國債資金，這是人民借國家的錢，政府部門必須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切實利用好這筆錢，使其發揮應有的效益。建設期間，政府要做好監督監測機制，防止的出現。一旦發現，立即上報組織和媒體。組織好施工隊伍，并保護其生命財產安全，做好福利工作。并且做好移民工作的相關事項，書面和口頭說服程序都要做好，真正的把水利經濟的事情落到實處，發揮水利工程的社會效益，并且促進移民安置區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2）實現水利經濟科學發展的有效方法

在水利工程的財務收益中，存在著各部門收益不均平衡的現象。針對此特點，政府就需要在水利工程建設的過程中綜合考慮、統籌兼顧、多面思考，既要滿足中國農業的發展所需，又要有意識地使各部門能夠相互配合工作互相幫忙解決問題，共同促進水利水電科學發展。這樣就使得水利的社會效益和財政效益共同體現，達到雙贏的目的。統籌兼顧的作用不僅是使得水利經濟能夠科學地發展，而且能夠提高人民對水資源的認識水平，從而能夠更加合理地利用水資源，提高國民素質，目前我國對水利和水電不是統一管理，因此就需要加大科技力度投資，提高技術水平，讓水利水電共同發展，使得水利部門的財務收益再上一個臺階。

（3）依法治水

政府要全面推行建設監督監察機制，規范工程項目建設，依法治水，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嚴格按照《行政許可法》，按要求清理河道維護水利工程和做好移民工作等，全面推進水利局各部門依法行政科學管理工作。做好《水法》的公布和宣傳作用。深入普及水法知識，提高村民教育程度，各部門做好水利執法工作，做好因水利工程項目帶來糾紛的預防和處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4）科學治水

注重水利創新，加快水利研究體制改革，加大水利科技管理，培養水利型人才、大力獎勵水利科研技術開發，不斷提高水利科技水平，把水利工作做到扎實，保證質量問題，防止出現不必要的傷害。大力推進水利系統電子政務建設，實行網民網上評價、網上監督，真正的把水利工程這件事落到實處，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讓全社會都重視這件事。繼續實行南水北調這一重大戰略，做好沿途設施設備的安全維護，時時去檢測和觀察，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保護環境。促進水利經濟科學發展。

（5）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

繼續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水利工作順利開展。加強黨風廉政政策，做好黨員分子帶頭領導作用，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愛護百姓，促進水利水電科學發展。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有好的口碑才有好的未來。而不僅僅在意部門的財務效益。各部門要實事求是、腳踏實地，不搞花架子；要顧全大局、統籌兼顧。把發展放在首位。要堅持科學防治、綜合治理，注重從源頭上預防和根治水利出現的問題，把水利工作做到實處。致力于解決因水利工程帶來的一連串社會矛盾。加大對水利重點部門的監測力度，防止貪污事情發生和工作漏洞出現。嚴肅處理安逸無勞者，為水利改革和發展提供保障。加強學生在學校的節約和保護環境節約水資源的意識，在農村宣傳水利水電的好處，提高百姓的科學文化素質，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向河道亂扔垃圾、污染物不亂排亂放，真正做到可持續發展，政府更應該帶領全體人民奔小康，促進和諧社會。

篇6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子的學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篇7

2.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經濟增長主要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這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還有要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之間的發展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拉動轉變。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以前的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二、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

這是由我國的國家性質所決定，經濟發展的最終歸宿就是廣大人民群眾享受其成果。這一方面的措施有：

1.加強宏觀調控，完善宏觀調控體系。

2.以人為本是黨和政府做好工作的重心。針對現狀，必須加大力度解決就業問題。政府加強引導，擴大就業規模，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改善就業結構。

3.著力調整收入的地區差異和行業差距，適當控制高收入人群，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進經濟社會協調健康發展。

三、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

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同時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相協調，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在經濟方面這一要求主要體現在協調可持續上。措施有：

1.通過改革調整生產關系中不相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及環節，調整上層建筑中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部分。

2.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四、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1.統籌城鄉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2.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我們既要實現創新，加快經濟轉變方式，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又要深化對外開放，堅持“引進來”“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五、科學發展觀作為一種指導思想

最重要是通過主體落實到實處，所以在經濟方面，還可以從市場主體的角度去分析如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那以下我們從市場的主體即個人、企業和政府三方面去分析。

1.從個人的角度來看：首先，個人作為消費者，生產決定消費，消費反作用于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推動著人們消費觀念的更新，個人要作為理性的消費者，就要有正確的消費心理和正確的消費觀，這樣才能促進生產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個人堅持求實心理主導的消費和堅持理性消費、適度消費、綠色消費、科學消費的消費觀，做一個理智的消費者。其次，個人作為勞動者，應有正確的擇業觀：樹立自主擇業觀，轉變就業觀念，積極主動地創造就業崗位，學會做出適合自己的職業選擇。在既定的崗位上就業，在崗位上成才，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發揚創業精神。再次，個人作為納稅人，也要依法納稅，要增強對國家公職人員及公共權力的監督意識，對貪污和浪費國家資產的行為進行批評和檢舉，以維護人民和國家的利益，以主人翁的態度積極關注國家對稅收的征管和使用。總之，個人作為市場中的一份子，盡自己的力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做出貢獻，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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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銀行(CommunityBanks)一詞來自美國，主要指在一定的社區范圍內按照市場化原則自主設立、獨立經營、資產規模小(1979年以前，資產規模在3億美元以下的銀行被稱為社區銀行；如今，廣為接受的標準是10億美元)且主要服務于社區內中小企業和居民的中小商業銀行。最早的社區銀行可追溯至1867年成立的LykensValley銀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區銀行金融服務內容日趨廣泛，組成形式也不斷變化，但其服務于社區、服務于中小企業的初衷始終沒有改變。社區銀行一直蓬勃地發展著，成為美國銀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資產約占全美銀行資產總額的20%。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銀行并購使社區銀行總數在減少，但新的社區銀行仍不斷產生，所占比例并沒有減少(見表1)。值得一提的是，資產規模在1億-10億美元的社區銀行數量一直在增加，呈現出逐步擴張的勢頭，這充分說明了此類規模的銀行相對而言具有一定的優勢。同時，從表2可以看出，社區銀行的經營規模雖然與大銀行相比具有一定的差距，但經營效率與大銀行非常接近，顯示出相當強的生命力。這被國外許多研究銀行規模經濟的學者的實證結論所證實：中等規模銀行的規模有效性較強，1億美元左右資產是銀行獲取規模經濟的最佳規模(Rose，1989；Humphey，1990；Berger,1993)。

社區銀行對美國經濟的發展有大銀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社區銀行始終以社區居民金融需求為己任，以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為目標，拾遺補缺，承上啟下，為社區的繁榮、地方經濟的振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見表2)；另一方面，美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區域經濟發展程度并不一致，社區銀行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方面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在農村地區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美國社區銀行的成功被其他地區紛紛效仿。歐洲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銀行經營面臨困難，不少銀行紛紛實施網點撤并計劃，于是在一些地區，特別是偏遠地區出現了“金融真空”狀態。為了應對這一局面，歐洲許多國家開始建立類似美國的社區銀行。英國、蘇格蘭掀起了一場“社區銀行服務運動”(CampaignforCommunityBankingServices)，旨在為社區提供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金融服務，消除銀行網點撤并可能給社區帶來的不利后果，這場運動為促進社區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德國的銀行業向來以“全能銀行”的經營模式著稱于世。2000家左右具有社區功能的儲蓄銀行和合作銀行(約占銀行業總資產的27%)業務盡管也向全能化發展，但主要服務于當地中小企業、居民、市政建設和公共事業。法國雖然由于銀行壟斷程度較高導致社區銀行較少，但也有100多家。亞洲的日本具有社區銀行性質的地方中小銀行也有60多家，主要為地方中小企業服務，這些銀行對當地中小企業貸款比率一般占其全部貸款的70%—80%，其平均收益率水平一般都高于大銀行。

(二)啟示

1.正確的市場定位。社區銀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沒有迷失方向，始終堅持為當地居民、中小企業服務的市場定位，不斷增強建立在社區關系網絡基礎上的自身優勢，不僅鞏固了其在地方信貸市場上的地位，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經營效率。

2.社區銀行一般實行股份制，產權明晰，產權結構設計合理；政企分開，一般不會在政府機構的影響下經營，不會提供政府導向性的業務，也不會將社會目標置于銀行的財務目標之上，按照市場化原則獨立經營。

3.強有力的政策扶持。美國1864年頒布的《國家銀行法》(NationalBankAct)規定銀行只能在單一的行政區域內經營，這種限制銀行跨州經營的規制于1927年以《麥克法登—佩伯法》(McFadden-PepperAct)的形式正式成為聯邦法律，又在1933年的銀行法中進一步得到強化。這種州際業務規制限制了大銀行的擴張，成為保護社區銀行生存的一道有力的法律屏障。1977年頒布的《社區再投資法》(CommunityReinvestmentAct)要求金融監管當局定期檢查轄區內的金融機構是否滿足了當地社區的金融需求，并就金融機構對社區的貢獻度進行定期評估并公布，其評估結果作為審批該機構申請增設存款分支機構、開展新業務甚至金融機構之間并購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該法律在20世紀90年代經過幾次修正后存在至今，對于保護社區銀行的生存和防止貧困地區金融資源的外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許多社區銀行在兼并浪潮中消失以后又有不少新生的社區銀行嶄露頭角的一個重要條件。日本政府從存款保險制度、相互援助制度、信用保證保險制度、稅收優惠或免征等方面對社區銀行的運營與發展進行扶持；法國政府采取措施幫助社區銀行進行創建以及建立完整的管理體系。

4.有序的金融監管。社區銀行的正常運行離不開外部的有效監管。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社區銀行的外部監管體系以監管部門的專職監管制度為核心，以行業自律組織為依托，以社會監督為補充。監管部門的監管強調風險性監管與合規性監管并重；行業自律組織是社區銀行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的組織，是連接外部監管與社區銀行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可以避免監管真空，并大大減少外部監管的實施成本；社會監督機構獨立于社區銀行之外，具有監管的獨立性、公正性、公平性與一定的權威性。

二、社區銀行模式存在的經濟學分析

(一)適應金融專業化分工的需要

將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拓展到金融領域，則可以發現，金融分工專業化可以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金融發展是由金融分工所決定的，并隨著金融分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提高。社區銀行經營模式是與大型銀行在金融交易活動中進行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的必然結果。這種專業化分工的特征體現在：從服務對象看，社區銀行主要面向當地家庭、中小企業和農民的金融服務需求，而大型銀行則主要面向大的企業。從資金來源與運用看，社區銀行資金來源主要集中在當地，運用也主要在當地，從而推動經濟的發展，而大型銀行則在全國或跨區域范圍內調配資金。從服務品種來看，社區銀行主要提供一些個性化金融服務產品，而大型銀行則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從貸款的審批來看，社區銀行除了關注財務數據以外，還會考慮借款人的性格特征、能力以及信譽等難以傳遞的“軟信息”；而大銀行則只是根據一些財務指標等“硬信息”做出結論，基本上很少考慮借款人的個人因素。從發放的貸款品種來看，社區銀行一般發放基于軟信息基礎上的“關系型貸款”，而大銀行則發放基于硬信息基礎上的“市場交易型貸款”。可以看出，這種專業化的金融分工使得社區銀行與大銀行之間不是競爭關系，而是一種互補關系。

(二)擁有信息比較優勢

信息是金融交易中的一個重要變量。由于信息不對稱，在借貸發生之前會產生逆向選擇，在借貸發生之后會出現道德風險。我們知道，中小企業是社區銀行的主要服務對象，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非常突出，潛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很大。要克服這兩個問題，銀行就必須搜尋關于中小企業的信息，并進行評估、使用，而這些是需要花費時間、精力和費用的。與大型銀行相比，社區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信息成本要低，具有信息上的比較優勢。這是因為，一是社區銀行土生土長，與中小企業一樣，遵循市場經濟運作的軌跡，有著制度、地緣、人緣上的親和力及千絲萬縷的聯系，能夠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低成本地了解到當地中小企業的經營情況、項目前景、信用水平，甚至業主本身的能力、信譽等所有的信息；二是由于社區的相對狹窄性，社區銀行也容易及時掌握信息的動態變化，如某企業的財務狀況惡化，要及時催還貸款或增加抵押等，從而降低自身經營風險；三是社區銀行的總部和分支機構都在當地，結構簡單，委托少，信息傳遞相對較快。由地域性和長期的合作帶來的信息優勢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根據麥金農(Mckinnon，1973)等人的分析，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千種“被分割的經濟”(PragraentedEconomy)。由于其市場的分割性，信息的傳遞受到了阻礙，中小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更為嚴重。因此，發展社區銀行更具有客觀必然性。

(三)具有交易成本低的比較優勢

在信貸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等因素，交易成本相對較高。對于每筆貸款，銀行都需要進行事前信息審查、談判簽約及事后監督。相應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監督成本，這些是銀行在信貸交易中所直接耗費的成本，稱之為“顯性成本”，除此之外，銀行還間接耗費了一些“隱形成本”，如由于發放貸款可能造成的不良資產，銀行內部進行貸款決策所需耗費的成本等。

發展社區銀行有利于發揮其對中小企業貸款上的交易成本比較優勢：(1)社區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信息成本相對較低。(2)由于社區銀行規模較小，組織結構較簡單，決策的周期相對較短，因而從開始談判到貸款合同的最終簽訂所耗費的談判成本相對較小。(3)由于社區銀行根植于社區，信息了解相對充分，對社區內中小企業貸款的使用情況了如指掌；同時在近距離內，企業的違約信息局限在狹小范圍內，非常敏感且受人關注，傳播速度快，監督成本相對較低。(4)社區銀行由于與中小企業聯系密切，能夠動態地掌握中小企業的發展狀況，在與中小企業信息對稱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把非系統風險降為零，從而有利于控制貸款風險，減少貸款損失的可能性。(5)社區的成本低。一方面，成本與組織規模成正比，企業規模越大，成本越高，反之，則越小；另一方面，結構不同的組織中，解決問題的成本也不同，結構越復雜、層級越多的組織，鏈條越長，信息傳遞越慢，其成本越高。這樣，與大銀行相比，結構簡單的社區銀行由于鏈條較短，解決問題的成本就會低很多。

三、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現實意義分析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社區銀行的發展很好地滿足了中小企業、居民家庭的資金需求，是一種非常成功的充滿著生命力的經營模式。因此，國內學者在談到發展社區銀行的現實意義時，都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可供選擇路徑之一，對此我們表示贊同，但這還不足以概括社區銀行發展的重要性。我們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具有密切的關系，金融發展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表現出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加快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是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社區銀行能夠很好地弱化二元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

我國仍是一個農業大國，傳統農業占有相當大的成分。要改造傳統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離不開資金的支持。然而近年來農村金融支持呈現弱化的趨勢。一是國有商業銀行堅持商業化改革，調整發展戰略向“大城市、大企業、大銀行”三大目標轉變，大量收縮面向農村的金融業務。在許多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國有商業銀行設在縣以下的機構網點都在撤并和收縮進城。設在縣及縣以下的現有機構網點，大多只有吸收存款權而沒有貸款權。二是農村信用社合作制流于形式，多年來按照商業銀行模式經營，對社員的貸款程序跟其他商業銀行一樣，貸款投向沒有體現“社員優先、社員為主”的原則，缺乏為社員服務的約束和動力，背離了合作制的初衷，因而，現有的農村信用社其實是“官辦”的農村信用社。不少農村信用社不愿發放小額信貸，違規“壘大戶”現象嚴重，服務功能“異化”。三是郵政儲蓄在改成郵政儲蓄銀行之前，是農村資金外流的“抽水機”。與國家鼓勵資金投向三農的政策相反，郵政儲蓄將農村資金集中后流向了城市，造成了地方資金的“失血效應”，削弱了金融支持農業的應有力度，進一步強化了二元經濟結構。社區銀行根植于農村社區，專注于農村社區，利用自身的信息與交易成本上的優勢，能夠有效滿足傳統農業的資金需求，從而弱化二元經濟結構。

與此同時，我國也是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也比較突出。大型銀行更多地將全國范圍內吸收的存款轉移到經濟發達地區使用，這造成了中國資金流動的“虹吸現象”，即本來急需資金的欠發達地區的資金通過大型銀行的分支機構網絡，被轉移到資金已經比較充裕的發達地區，導致地區差距越來越大。另外，一些偏遠的、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地區，大型銀行不愿全面涉足，加速撤出的步伐，導致局部地區“金融空洞化”。社區銀行在資金運用方面的特點之一就是將本地市場吸收的資金主要運用在本地，因而能夠緩解虹吸現象及其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同時在大型銀行撤出的地區設立社區銀行，也可以填補金融服務的缺口。

四、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路徑選擇

按照上面的定義來衡量，目前國內還很難找到一家真正的社區銀行。一個健全的銀行體系不僅要有大銀行，而且要有為數眾多的社區銀行。大銀行有大銀行的優勢，社區銀行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構建一個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并且覆蓋城鄉的社區銀行體系尤為迫切與重要。

(一)將現有的地方中小銀行機構改造為社區銀行

1.城市商業銀行。對于城市商業銀行來說，由于資產規模、經營狀況差別很大，改造必須從實際出發，不能搞一刀切模式，應堅持區別對待、循序漸進的原則。首先，改造的重點應是中小規模的城市商業銀行。許多規模雄厚的城市商業銀行，如北京銀行、上海銀行等已不再適合選擇社區銀行的經營模式，它們地處發達地區，經營狀況良好，已具備與大銀行競爭的實力，已發展成為跨區域甚至全國性質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相比之下，中小規模的銀行則適宜走社區銀行的道路。其次，改造應遵循“先試點、后推廣”的循序漸進思路。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相應的，這些地區的城市商業銀行也良莠不齊。為穩健起見，可以先選擇一些位于發達地區且經營狀況比較好的城市商業銀行進行社區銀行改造試點，比如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地區。這些地區中小企業發達，民間資本較為充沛，具有發展社區銀行的優越條件；同時，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充裕，行為較為“開明”，對城市商業銀行的不合理干預較少，對改造試點的積極性較強一些。試點成功取得相關經驗后，再在欠發達地區全面推廣。最后，改造之前要加快產權制度改革。社區銀行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產權明晰。城市商業銀行要改造成社區銀行面臨的一個重要難題就是產權制度方面的缺陷。我們知道，城市商業銀行組建之時就規定地方財政為最大股東，也即地方政府，其人股比例占30%左右。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課題組對東、中、西部地區三個有代表性省份的20個城市商業銀行的調查結果表明，三大區域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的平均持股比例為24.2%，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其他企業或機構間接持股的數量，則國有資本(包括地方政府)的持股比例達到76.3%左右，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擁有絕對控制權。其他的個體工商戶、城市居民、私有企業所占股本的比例很少。這樣，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的行政干預普遍存在，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城市商業銀行無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和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為此，要加快城市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為其向社區銀行轉型創造條件。一方面，地方政府股份應逐步從城市商業銀行退出，當然，地方政府退出的目的是為了讓其從直接操持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中脫身，徹底實行政企分開，并不是放棄支持，地方政府應該為城市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營造一種良好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增資擴股，引進具有良好動機的民間資本和運作規范的境外戰略投資者，使其產權結構真正多元化。

2.城市信用社。從規模大小和服務對象來看，城市信用社應該是社區銀行最主要的改造對象。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城市信用社是依附于非國有小企業發展起來的，90年代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為城市信用社開拓了廣闊的潛在市場。但目前的城市信用社面臨著股權結構不合理、管理不規范、經營水平低、不良資產比例高、抗風險能力差等諸多問題。因此，要將城市信用社改造為社區銀行，必須鼓勵外資和優秀的民營企業人股，優化股權結構，實現股權多元化，同時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并在政策上給予支持，加快解決歷史包袱。

3.農村信用社。農村信用社是我國當前農村地區的主要金融機構，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信用社應當適時對其經營目標、業務范圍進行相應的調整，逐步改變政策支農的主要性質。2006年中國銀監會表示，農村合作金融改革要堅持市場化、商業化趨向，10年內將分批逐步過渡為符合現代金融企業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區銀行，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有效支持。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村信用社改革要因地制宜、區別對待。改造不能整體推進，要分步實施。我們認為，發達地區的農村信用社要加快改造成社區銀行，而落后地區的信用社仍然堅持合作制的原則。對農村信用社進行社區銀行改造是一項系統工程，僅靠農村信用社自身是不夠的，需要相關各方給予大力支持。

4.郵政儲蓄銀行。2006年12月31日，經國務院同意銀監會正式批準中國郵政儲蓄銀行開業。其市場定位是充分依托和發揮網絡優勢，完善城鄉金融服務功能，以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為主，為城市社區和廣大農村地區居民提供基礎金融服務，與其他商業銀行形成互補關系，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們認為，郵政儲蓄銀行在農村的儲蓄網點改造成社區銀行能更好地實現這一定位。因為郵政儲蓄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相比的競爭優勢在于，與當地客戶熟悉，吸儲的資金用于當地經濟發展，與當地經濟休戚相關。有數據顯示，全國45萬個郵政匯兌網點中有70%在農村，遍布各大居民小區，有將近70%左右的匯款交易流向農村。全國辦理郵政儲蓄的網點達到3.6萬多處，郵政儲戶數量達到2.7億戶。郵政儲蓄銀行改造成社區銀行后，要很好地發揮這一功能，需盡快積累在農村發放貸款的經驗，建立成熟的經營機制，并依法納入銀行監管體系。

(二)將新建的民營中小銀行定位于社區銀行

金融開放包括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入世后，我國政府以強有力的實際行動積極主動地推進銀行業的對外開放，銀行業開放程度已超過了當初的承諾。而對內開放方面，監管當局卻表現得異常謹慎。當前民營資本組建民營銀行的強烈愿望受到抑制。一旦監管當局放開限制，民營銀行將會雨后春筍般的建立起來。這些新建的民營銀行由民間資本控股，產權邊界明晰，沒有歷史包袱，能夠實現真正的商業化經營，將其定位于社區銀行有利于為當地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但要防范民營資本由于趨利動機而導致過度擴張造成的金融風險。

(三)將民間金融組織引導規范成社區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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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全面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最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完全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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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機械目然觀為哲學基礎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局限

機械自然觀的建立始于英國那個被稱為“機械宇宙繪圖員”的霍布斯以及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兒，后來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完善。機械自然觀強調從部分和個體角度認識整體，認為整個世界與機械類似，由部分組成又可以還原為部分。這種哲學觀經過工業社會的實證后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為各門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如生物學將生物細胞與人體器官當作機器的零部件理解；醫學將人的精神和肉體分開進行治療；管理學的泰羅主義將人看作生產工具，和機器一樣被當做時間和動作的研究對象。

機械自然觀是19世紀西方學術界有關世界的一種主流認識。受牛頓經典物理學偉大成就的影響，19世紀初很多社會哲學家開始談論“社會物理學”，主張將社會科學建設成類似數學和物理學一樣精密的科學。這種觀點無疑對邊際革命的創始人瓦爾拉斯等人產生了巨大影響。瓦爾拉斯就是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運用數學來構建他的經濟學一般均衡體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學的理性原則構架起一套經濟宇宙的客觀法則，在這樣的經濟宇宙中，人們可以用盡可能少的公理演繹出經濟生活中的規則。為此，他秉承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對其做了進一步簡化①，將社會歸結為同質自利個體的總和，遵循先分析個體規律，而后將個體規律直接加總為社會規律的路徑研究經濟現象，并且這一路徑是不可逆的。這種方法論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一直遵循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其哲學基礎顯然是機械自然觀。

通過個體來認識整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機械自然觀將個體組成整體的過程過分簡單化了。整體并非個體的簡單組合，這一過程不是物理過程，而是化學過程。機械自然觀對這一過程的簡化是其哲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缺陷。瓦爾拉斯將經濟學數學化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缺陷，他將社會看作同質個體的機械加總，忽視了個體在習俗、道德等方面的諸多差異，也沒有深入研究個體組成社會的有機過程。以系統論的“蝴蝶效應”②為喻，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實際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動翅膀的動作，并沒有研究這一動作引起龍卷風的整個過程。在這種哲學觀的指引下，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的一個橫截面，并沒有關注經濟發展過程。所以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批評說，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而沒有研究經濟發展。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經濟學注重個體與競爭傳統的強化及其局限

如果說機械自然觀只是從學理層面為經濟學片面強調個體主義方法論提供哲學指引，那么，社會達爾文主義則進一步滲透到社會層面對經濟學注重個體、強調競爭的傳統進行了強化。

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理論，將這一原則應用于社會領域就產生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不過達爾文本人并沒有將自己的理論由自然界擴展到社會領域，這一過程是由斯賓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賓塞就在其著作《社會靜力學》中提出了社會進化的思想，當《物種起源》發表后，斯賓塞為其社會進化思想尋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學論據，于是就有了其后來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辯護的《第一原理》。1890年，馬歇爾在斯賓塞《第一原理》的基礎上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經濟學，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經濟學原理》有那么多詞句與《第一原理》相同。馬歇爾的經濟學體系所受進化論思想影響的深刻程度，可以從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說：“經濟學家的目標應當是經濟生物學，而不是經濟力學”。

達爾文認識到自然界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但他并沒有忽視生物問的共生現象。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卻無視自然選擇過程中的合作，片面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生存競爭。這是對達爾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爾丁意味深長地說，達爾文顯然不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競爭的片面強調意味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缺乏道德基礎，這與強調理性分析與競爭、忽視道德研究的經濟學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I司時，從方法論角度來看，社會達爾文主義實際上堅持的也是一種典型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因為它也只是從單個物種間關系來認識競爭，然后將總結出的所謂規律推演至整個自然界乃至人類社會，這與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牛頓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共鳴。雖然進化論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經濟學，但社會達爾文主義遠比經濟學流傳更廣、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深刻影響著經濟學的發展，而不是相反。

社會達爾文主義既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缺陷，為什么還能夠在西方社會成為主流?除了歷史局限，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掠奪提供了理論辯護。盛洪在分析經濟學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義與和平主義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揚的原因時指出：“在現代經濟學蓬勃發展的過程中，西方列強正走著一條用武力向外擴張的道路。盡管連年征戰也給人們帶來了痛苦，西方對非西方的掠奪和榨取卻減少了西方國家戰國狀態的殘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較少對戰國規則產生憎惡之感，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主流。”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夠從中獲得切實好處，人們有意無意地堅持或支持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它得以長期存在。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當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與揚棄。

三、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影響

20世紀以來，隨著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對人類認識的拓展，系統論這種新的哲學思想得以產生。系統論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大系統，這一系統雖由各部分組成，但各個部分并不能與系統機械地分合，因為系統與部分之間除了線性關系，更多的可能是遠遠超出人們想像的非線性關系，這種非線性關系使得人們的決策往往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與機械自然觀不同，系統論哲學認識到整體、關系、過程和動態的重要性，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認識個體，認為關系和整體是首要的，個體必須在動態的整體過程中才能夠界定，而且各個相互聯系的部分在整體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無所謂主次。這種哲學觀對眾多領域的研究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強調身心統一的整體醫學觀、管理學當中的系統管理理論以及各學科中的自組織理論等等。

系統論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27年海森堡發表了《量子論運動學和力學的直觀內容》，提出了著名的“測不準原理”，1930年奧地利數學家哥德爾證明“在數學中總有一個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這其中蘊涵的不確定性被認為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原理，而精通數學的凱恩斯接受了這一原理并將不確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分析中③。這可以看作是系統論思想最早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而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混沌經濟學、演進經濟學等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更體現出系統實在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和交易費用的強調，將意識形態、社會科學知識等也納入了經濟分析，使得經濟學不僅接近了現實，而且有突破個體主義方法論的趨勢，其對集體主義方法論的強調將促使經濟學反思機械自然觀。混沌經濟學尤其關注一些新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的模糊現象，發展下去似乎也會在哲學上改進經濟學：因為以機械自然觀為基礎，只能解釋運動狀態能夠復制的周期性現象，而對于那些路徑界定非常模糊、經常有漲落、且運動軌跡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夠復制的波動性的非線性變化，則需要借助系統哲學觀才能夠解釋清楚。演進經濟學則進一步闡發了經濟學的經濟生物學性質，而不是經濟力學性質，這既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也是對經濟學牛頓體系的挑戰。

不過，必須承認的是，上述經濟學的新發展還沒有從哲學基礎上真正揚棄機械自然觀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因為它們還沒有突破新古典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這些東西，從而使它們的批判很大程度上發展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豐富。凱恩斯雖然將整體性和不確定性引入經濟分析，但他并沒有從根本上清除個體主義方法論和“經濟人”假設的影響，很快被希克斯－漢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薩繆爾森綜合進“新古典綜合派”，后來還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和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邊際分析”和“經濟人”假設等，更重要的是它們缺乏一個統一的主體理論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由綱領不變的硬核和可變的保護帶兩部分構成”這一模型來分析，上述非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做了調整，并沒有觸及其內核。用庫恩的話來說，新古典經濟學目前還只處于“危機階段”。因此有人說，所謂的“現代經濟學”其實不過停留在19世紀哲學和物理學的水平上，還沒有實現“現代化”。“在現代經濟學與當代哲學之間是一段沉默的距離”。也就是說，經濟學并沒有完成在系統論基礎上的哲學重建。

四、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發展的可能貢獻

由上述分析可知，經濟學要想獲得新的長足發展，在哲學基礎上必須突破兩個局限：一是機械自然觀的局限與束縛；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局限與束縛。對于第一個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統實在觀的貢獻，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已經做了初步的嘗試。盡管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遠，不過依靠西方的歷史資源與努力取得進一步的突破還是有可能的。對于第二個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無意識的作用，僅靠西學的資源就要困難得多，必須考慮引入新的文化傳統來改造西方原有的社會哲學和人們認同的舊的行為規則，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古典哲學是為數甚少的可資借鑒的非西方的文化資源。事實上在系統實在觀的基礎上對第一個局限有所突破后，經濟學應該向何處去，西方至今沒有找準方向。

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是天下主義，這種天下主義也必定是一種和平主義，它是一種完全不同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哲學思想。社會達爾文主義將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引入到社會領域，是以民族主義為現實基礎的。所謂民族主義是指人類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達成的一種身份共識。由于它只認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從而更傾向于用強力或暴力手段來改變本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財富分配與利益沖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民族主義的這種暴力行為提供了理論辯護，因此只要有民族主義就必然會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天下主義則持“世界大同”的觀念，認為人與人是同等的，國與國是平等的，根本就沒有也不應該有民族之分。由于強調對全人類的認同，從天下主義很容易導出“天下為公”的原則，在它看來，以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謀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實際上毫無意義。因此，天下主義更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貿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強力手段去獲得財富。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為增進全人類的整體福利，我們需要的是天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或者社會達爾文主義。因為在民族主義下，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國家將主動或被迫將資源用于發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義下，這些資源將會完全被配置到社會生產中去。更為嚴重的是，堅持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民族主義還很有可能使人類社會最終走向滅亡。因為在民族主義“以暴制暴”的行為規則下，民族國家要想在競爭中獲勝，就必須確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領先地位，長期競爭的結果是“不合作沖突”不斷升級，發展到現在便是人類擁有了數萬顆核彈頭，足以將地球毀滅幾十次。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已經將人類社會帶到了滅亡的邊緣。

要發揚天下主義就必須要倚重中國，因為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惟一以天下主義文化傳統為主流的國度，她為今天整個世界天下主義文化發揚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天下主義要成為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長期的和平統一；二是幅員遼闊。長期的和平統一才允許一個國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進該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并發展出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去發展民族主義；幅員遼闊才可能促使一個國家在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的狀態下把自己“作為一個世界以發展，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在秦朝便結束了戰國時代，并形成了一個幅員遼闊的統一國家，這非常適合天下主義精神的發展。用湯因比的話說，由于長期的和平統一，再加上“獨尊儒術”等文化政策的實施，中國自漢以后便發展出持久的世界主義（即天下主義）。雖然中國歷史上也不斷有朝代的更替戰爭，但中國的文化成功地將國家和天下區分開來，以確保天下主義的發展，顧亭林的一段話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反觀西方，他們至今也沒有結束戰國時代，而國與國爭必然滋生民族主義，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義。雖然歐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統一歐洲，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民族主義的結束，因為歐洲的統一只不過是一個放大了的民族主義。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