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中國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馬克思中國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理論一級學科下設五個二級學科，即基本原理、發展史、中國化研究、國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五個二級學科之間的關系，對加強學科建設，開展科研和教學以及人才培養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關于五者之間的關系，國內學界存在兩種看法：一種為“圓式”理論，以三個放射狀圓圈來表述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思想政治教育因無法納入圓圈中而被視為上述各學科的應用(見圖1)；另一種為“分式”理論，即視基本原理、發展史、中國化研究、國外研究為基礎學科，而思想政治教育為應用學科。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看法對厘清五個二級學科的關系有所裨益，但都存在偏頗：第一種意見既不能反映五個二級學科的全貌，如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就無法納入圓圈之中，同時也不應機械生硬地套用圓圈來表述，因為四者的關系根本就不是大小圓圈的關系；第二種意見的不足就更為明顯，因為這五個二級學科既具有基礎理論性，又具有實際應用性。筆者主張“輪式”理論，即本身位于中心，基本原理學科是從理論、現實、橫向或共時態角度來研究，發展史學科是從實踐、歷史、縱向或歷時態角度來研究，前者是靜態研究，后者是動態研究；而中國化研究、國外研究①、思想政治教育(又稱的思想政治教育)三個學科，都是圍繞縱橫兩條線展開環形運動的解讀、研究和運用，如圖2所示。

(1)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本身，位于“輪式”理論的中心位置，是馬克思恩格斯以自身的理論修養和親身參加社會革命實踐為基礎，從所處的時代出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充分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基礎上所創立的原汁原味的。

(2)基本原理和發展史是從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來解讀。就目前的研究狀況來說，對馬克思恩格斯原著讀得還很少，尤其是受語言的限制，對原文著作接觸得就更少了。因此說，對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的研究，都只能說是“走近馬克思”，距離“走進馬克思”還很遠，但“走進馬克思”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兩者之間是一個逐漸從前者到后者的關系問題。

(3)“走近馬克思”涉及對解讀的客觀性原則問題。從對象的實際出發把握對象，以主客觀相符合滿足認識的真理性，這既是

認識論的基本原則，也是人們進行事實認知的客觀性原則。在解讀時，也應遵循這一原則，或者借用釋義學術語說。解讀者應該堅持從本義出發解讀文本。

一部文學作品、一幅畫、一件雕塑藝術品、一種科學理論，都凝聚著某種思想，蘊含著一定的意義，而這些又體現了某個精神主體的理念和愿望，這就是決定作品面貌的作者意圖。泛泛而論，作者意圖屬于主觀性的東西，然而它一旦物化為客體，就以精神客體的身份，帶著客體性的標記與解讀主體一同步人解讀的過程之中。因此，所謂解讀者能否從客體出發解讀客體，就突出表現為能否按作者意圖解讀作品。進一步說，是否承認作者意圖的確定性，這是能否滿足解讀客觀性的一個重要條件。

關于作者意圖的確定性問題，西方釋義學有客觀主義和懷疑主義兩種理論。前者突出強調作者意圖的客體含義，認為作者意欲表達的含義是自我統一的和明確的，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可以隨時問和前后解讀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但作品隱含的意思是不變的。后者否認作者意圖對客體的決定作用，認為它是外在于客體的東西，與客體含義不具有同一關系。作品的意義是一個無限的過程，永遠從屬于一次次發展變化著的現實，所以客體的含義是不確定的和可塑的。對這兩種觀點，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不過，就提出了理解的客觀依據和標準、指出離開作者意圖任意處置客體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錯誤這一點而言，客觀主義的解讀前提無疑是正確的。前提正確不能說明一切，正如霍埃所說，客觀主義與客觀性是兩個含義不同的概念。客觀主義將釋義的客觀性等同于作者意圖和客體含義的固定不變性，這確有形而上學之嫌。事實表明，作者在制作作品過程中改變初衷是常有的事。當一個作家發現其作品與他本意相左時，常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他人將其對某一作品的解讀當做是作者的本意而產生的誤解，由于這種誤解恰巧代表著對該作品普遍滿意的看法，這就使得作者完全可能采取默認態度，允許違背作品原意的解讀成立甚至認同；二是他人對作品的解讀包含著對作者意圖的干預，如作者確認其高明，亦可能通過修改作品來改變最初的意圖。

篇2

從2006年秋季新生入學開始，全國普通高校正式實施思想政治理論課新課程方案。其中“基本原理概論”（以下簡稱“馬原”）這門課程是對原先的哲學原理、政治經濟學原理、科學社會主義三門課程的整合。整合后的課程更有利于教師和學生把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把握，從而加深對的理解，于教于學都是一次意義深遠的課程改革。但是，一方面，由于在高中階段學生已經受到了比較成功的教育，對的基本原理可謂熟諳于心。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化和普及化極為成功，基本原理已經成為人們看問題的方式，并逐漸成為一種生活常識。這就給承擔“馬原”課教學工作的教師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在原先比較成功的教育的基礎上，在大學的“馬原”課教育中，使這門課對學生依然具有生動性和新鮮感。

對于這個挑戰，筆者認為回到原著，回到產生的歷史語境中尋找答案，不失為一個有益的選擇。

一、原著及其歷史語境是“馬原”課教學的源頭活水

經典著作似乎永遠都有一種神秘的魔力，不論什么時候翻開的經典著作，都像一推開窗戶，馬上就會刮進一股強勁的風來似的。時隔多年，者們的思想還是活的，是流動的。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對西方傳統思想和傳統哲學的巨大變革，在馬克思教學中我們可以嘗試再現是如何進行變革的。在的原著中，我們會首先感受到無論是的人的概念、實踐的概念還是真理的概念，都對傳統的人的概念、實踐的概念、知識的概念進行了改造，賦予了它們新的意義。以知識概念為例，之前知識被康德定義為普遍必然性的判斷，普遍性就指的是對任何人都為真，必然性指的是不受時間約束，永遠為真。這種知識觀顯然跟傳統的形而上學密不可分。啟始于柏拉圖的西方形而上學認為在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之上有一個不變的、永恒的理念世界。只有這個世界才配得上知識的稱呼，現實世界不可能有知識，只能有意見。在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中，柏拉圖的理念世界經過各種各樣的改頭換面出現在基督教的天堂中，康德的物自體世界中，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中。相應地，那種普遍必然性、遠離塵世的知識觀也延續了下來。以實踐為首要和基本觀點的認識論與這種認識論可謂是針鋒相對。實踐決定認識，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表明知識就是關于我們這個世界的知識，真理就是關于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理，知識不可能是普遍必然性的判斷。真理與謬誤可以相互轉換，真理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現實世界在變，真理必須跟著實際走，永恒真理只是一個幻相。我相信，的變革性如果在教學中能夠得到準確的傳達，就一定會使學生耳目一新。

第二，原著是爭辯性的著作。是在與傳統思想進行激烈爭辯的過程中產生的，上至古希臘的哲學家，如柏拉圖，下至馬克思同時代的哲學家，如施蒂納、費爾巴哈，馬克思批駁過的哲學家可謂數不勝數。可以這樣說，基本上的每一個觀點都是有的放矢的產物，都是先有破才有立。因此，如果能在“馬原”課的教學中遵循產生每一條原理的過程進行教學，如讓學生先了解馬克思所批駁的點，再讓學生知道馬克思是怎樣進行反駁的。由于在教學中還原了當年的思想交鋒，所以一定可以為課堂增色不少。

當我們說到經典著作的變革性和爭辯性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引入了產生的歷史語境問題。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是在批判傳統西方形而上學的基礎上產生的。西方形而上學源遠流長，上至柏拉圖，中間有基督教傳統，下至康德、黑格爾，可謂是大家輩出，異彩紛呈。試想一下，如果我們在講到的基本原理的時候，如果能夠聯系起西方哲學史，把基本原理誕生的來龍去脈說清楚，就必然能夠加深學生對于的理解。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句話，老人說出來與年輕人說出來給人的感覺截然不同。其原因無非就是老人是在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之后來說這句話的。中的很多基本原理，看起來似乎平淡無奇，比如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好像沒有任何文化修養和哲學修養的人也弄得明白。但這樣一句話其實在西方文化的豐厚的土壤中產生的，如果我們能簡要地通過哲學史讓學生了解到這句話是如何產生的，也許就可以把其中意味深長、意義深遠的東西傳達一二給他們。因此，在講授一些基本原理的時候，我們如果能夠豐富學生的文化和思想閱歷，那么他們對于肯定就會有更上一層樓的理解。

實際上，注重思想的歷史語境早已被學界公認為進行思想和哲學研究的一條重要原則。我們常常史論并提，說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哲學就是哲學史，無非就是對思想的歷史過程和歷史背景的高度重視。在高中教育階段，由于學生才開始接觸，知識面不夠寬，理解能力也不高，教師如果能夠讓學生理解每一條原理，并能夠運用原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就已經達到了教學目的。大學教育則不同，在大學，學生的求知欲強，要求更高，如果在教學中我們能史論結合，傳達出每一條原理之后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學生的求知欲就會得到極大的滿足。

綜上所述，無論是原著還是產生的歷史語境，對于教學來說都是豐富的思想資源，不斷的源頭活水。為了方便論述，現在筆者把這種回歸原著，回到歷史語境，在教學中注重思想的來龍去脈的教學方式稱為回溯歷史教學法。

二、回溯歷史教學法是對“馬原”課教師的新要求

回溯歷史教學法要求對的基本原理的來龍去脈有深刻的把握，必然會對承擔這么課的教師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深對原著的理解。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馬原課”教師不但要讀，而且要熟讀，讀透。此外哲學原理、政治經濟學原理、科學社會主義是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這在當前編寫的教材中還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在回到原著的過程中，要深刻地把握好這種有機的聯系，這有利于在教學中把作為一個整體傳達給學生。對整體的把握還有助于加深教師和學生對的理解。

（二）有一定西方哲學史和相關思想文化知識。由于很多“馬原”課教師不是哲學專業出身的，沒有得到過較好的哲學訓練，要了解西方哲學史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西方哲學家一直以來僅有兩位，一位是黑格爾，另一位就是馬克思。但實際上，馬克思乃是哲學博士出身，對西方哲學有很深的了解，他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的比較，這篇論文體現出了馬克思很深的古典文化修養和哲學素養，馬克思實際上也把這種深厚的古典文化修養和哲學素養帶進了其他著作中。因此，如果缺少西方哲學的訓練，在回溯歷史教學法中，任課教師就只能迎難而上，補西方哲學史的課。實際上，這并不是一個苛刻的要求，當前的哲學研究者越來越關注馬克思與整個西方哲學傳統的緊密聯系，在“馬原”課的教學中，這種歷史性聯系最好能夠被體現出來。此外，西方哲學的產生、發展離不開它的思想文化北背景，“馬原”教師對此也應該有所了解。

（三）能對原著和相關的西方哲學和思想文化進行深入淺出的講解。原著與西方思想文化固然為“馬原課”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但由于大學生的西方思想文化修養還不夠高，知識面還不夠廣。如果我們不能進行深入淺出的講解，就會讓學生云里霧里。對此，筆者目前正在積極的探索之中，希望能盡快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不過一些成功的經驗，讓筆者對回溯歷史教學法充滿了信心。例如講到矛盾的時候，為了說明矛盾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普遍性原理，筆者借鑒了茂名學院唐少蓮副教授的教學經驗，引入了悖論的概念，講授了引發西方數學史上三次危機的畢達哥拉斯悖論、貝克萊悖論、羅素悖論，并舉了幾個通俗有趣的日常生活中的悖論，從而告訴學生：當我們想逃避矛盾，遠離矛盾的時候，我們無論說話還是做事都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論之中，這從反面說明了逃避矛盾是不可能的，相當于用數學中的反證法來證明了矛盾普遍性的命題。

總而言之，回溯歷史教學法在“馬原”課的運用中，能夠拓寬學生的視野，訓練他們的哲學思維，同時也能產生間距化和陌生化的效果，增強該課程的生動性。

參考文獻：

篇3

政治經濟學是我國大學生學習的第一門經濟學課程。教師在講授中準確生動地介紹經濟學，并在此基礎上融入當前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概念、新事物，對于學生以后的專業學習將起到啟發興趣、鞏固基礎、融會貫通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教學中應貫徹中國化的科學理念，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政治經濟學是的經濟理論。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的許多新現象，特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現實中同時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學習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并未遇到。諸如此類的新現象，都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題材。其次，合理安排、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教學內容不能只局限于書本，而應貼近時代、貼近社會、貼近生活。教學應緊密結合教材，并密切聯系實際。。最后，教學內容的更新重在知識的靈活變通。在精心研究、反復實踐的基礎上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深淺適宜。鑒于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可根據具體情況減少部分資本主義內容，適當擴充社會主義部分的內容。適當安排學生自學并予以指導，大力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應督促學生課后閱讀大量書籍、報紙、雜志，并要求學生每周摘抄一些能說明一定問題的經濟方面的文章，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關注日常經濟生活及經濟現象的良好習慣。

二、提升教學方法與手段

以與時俱進的教學內容為依托，逐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適當的教學方法與手段也很重要。適用的教學方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應本著引導學生學到課本以外的實際知識、能力和技巧的有效宗旨，合理設計實踐性教學環節，讓學生更好地學習和運用政治經濟學。具體做法是運用幕課、微課、多媒體課件、教學錄像、作業習題等，翻轉課堂，優化課堂設計，提高教學效果; 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與學生進行互動，創建政治經濟學精品課程網站，開設在線討論區，答疑解惑、獲取學生的反饋信息等。以課堂討論、理論研究、單獨指導、教學實踐、平時作業與測驗、期末考試等主要環節開展教學工作; 合理安排各類社會實踐，加強實地考察、撰寫小論文等教學環節; 積極開展課外實踐活動，在實踐中培養學生能力。

在既有教學成果基礎上，不斷深化教學改革，重視對學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學方法應力求做到形式多樣、生動鮮明。根據課程內容，教師不定期組織學生到工廠、農村、社區進行社會調查實踐，引導學生更好地將所學經濟理論用于認識、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的現狀及熱點問題。為學生開設必要的專題講座，介紹本課程最新發展動向及科研成果。把研究進展和科研創新思維寫入教材、帶入課堂，真正貫徹教學與科研齊頭并進。注重實施案例教學。利用豐富的案例將理論知識與實際結合起來。通過引導學生直接參與教學活動，師生共同分析、探討、爭辯、質疑，可以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三、在教學過程中發揮比較分析方法的優勢

比較分析方法不僅在理論研究中有獨特作用，在課堂教學中，還可以增強學生對不同經濟理論的準確理解。教師在教學中運用比較分析方法，可以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理論對同一事物的闡述具有不同的層次與深度，從而增加政治經濟學在學生心中的可信度。

理論經濟學學派眾多，觀點各異，最適合運用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時，在理論經濟學的本科教學中，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充分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能夠開拓學生的視野、啟發學生的思維，使學生養成辯證的、聯系的、整體的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習慣。

( 一)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考察更全面。經濟理論是從經濟發展過程的紛繁復雜的現象中總結和概括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我們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的經濟理論由于立場不同和對經濟現實考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就不同。對于不同經濟理論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應教會學生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去辨析，并得出客觀的結論，而不是得出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的結論。馬克思用畢生心血寫作的《資本論》，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得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即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其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以資本主義某一特定時期( 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作為考察對象而得出的特殊性結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啟動有效需求，危機就會避免。實踐表明，這一經濟理論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確發揮了啟動總需求的作用，但效果極其有限，而且如果長期運用凱恩斯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反而會帶來生產停滯、價格上漲的滯脹難題。可見，凱恩斯的理論只是一個特殊的理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

( 二)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問題的探討更深入。考察問題的角度及范圍的不同會影響到其探究問題的深度。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時，馬克思提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引起生產的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凱恩斯則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供求失衡的經濟危機。事實上，這些都是對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的現象層面的描述，都是從需求方面來說明危機發生的原因。但凱恩斯沒有進一步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馬克思則揭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

篇4

基本原理學科是理論一級學科的核心,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自2005年12月該學科正式設立以來，國內一大批該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了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學術成果。其集大成者，當首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編寫的《基本原理研究報告2006-2009》（以下簡稱《報告》）。

作為首批被授予基本原理國家重點學科的院校，南京政治學院從學科建設的長遠角度出發，組織該院從事理論教學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梳理近年來基本原理領域研究的成果和動態，歷時十個月編寫了該《報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報告》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基本原理新時期研究成果集成，填補了新時期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可以預見：它的出版勢必對我國深化基本原理研究起到一定的啟迪和推動作用。對推進理論創新和發展，推動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勢必產生深遠影響。

《報告》脈絡清晰、內容詳實、分析透徹，集全面性、前瞻性、可讀性于一體。既可以作為相關領域學習的讀本，又可以作為研究的參考書和工具書。歸納起來，《報告》“新”、“全”、“實”特點尤為突出。

一． 新——《報告》是新的理論視角下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

《報告》是國內第一本基本原理研究報告，是該學科建設的最新成果。它從“整體性”地理解這一新的理論視角出發，在分析整理該學科領域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準確詳實地反映了06-09年間國內學術界研究的新動態、新成果。

尤其令人覺得耳目一新的是，該書專門就當前理論應用和研究中新出現的熱點問題，辟出“熱點問題綜述”部分，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新時期學界對于“”與‘普世價值’”、“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發展”等熱點、焦點問題的探討。視角新穎，極具啟迪價值。

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報告》的作者們讓基本原理學科走出了書齋、走出了課堂，將基本原理運用到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中去，對于新時期準確理解基本原理有很多新的認識和新的思考。值得關注或研究者認真閱讀。

二． 全——《報告》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原理研究的整體情況

《報告》從“整體性”的研究視角出發，全方位地介紹了新時期基本原理研究的情況，涵蓋了該學科領域的各個主要方面。既體現了一種全面系統的理論視角，又具備了一套全面系統的內容體系，實現了思想和內容的統一。如《報告》特意設置了“國內學術動態評介”“研究資料索引”兩部分的內容，對06至09年間新出版著作、論文及學術研討會交流課題等進行了全面介紹，為讀者進一步研究相關課題提供了全面的資料。

三． 實——《報告》體現了實事求是和嚴謹求實的學術作風

南京政治學院的理論教員群體是一個嚴謹的學術群體，曾經作為全國理論戰線的先進典型被中央和地方媒體廣泛報道。這次《報告》的編寫出版，是南京政治學院理論教員在學科建設領域的新探索。

篇5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就地轉化；分工；農村生產

中國農民工是伴隨著中國的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過程走到歷史的舞臺上的。與此同時農民工問題也成為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難題。正如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說的，中國的農民工問題要治就要治本。他指出“中國的農民工問題表面上是要解決農民工的權益，給農民工以應有的國民待遇問題，實質上是我們國家要建設什么樣的工人階級隊伍，要構建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階層結構，是建設一個城鄉一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建設一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的問題。”陸學藝，《特區理論與實踐——農民工問題要從根本上治》，2003.7）我覺得他的這番話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他指出了我們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最根本目的所在。

本著建設我國工人階級隊伍的目的，我想可以從多個角度來思考我們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方式。就像我們當年搞革命一樣，也走出一條中國化的城市化道路來。我們現在多數的觀點是集中在改革我國戶籍制度，其目的不外是讓農民工永遠的留在城市中。難道這是我們解決農民工問題的“病根”之所在么？

一、解決農民工問題主要是個再分工的過程，同時搞清楚農民工問題和城鄉一體化的關系

城鄉一體化實質上是與農民工變成名符其實的工人的過程相一致的，也就是說它首先應當是一個轉化人的過程。雖然現在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主力軍，只是由于歷史上遺留下的種種規定限制仍然未予承認而已。結果就是農民工在各個地方都受著非工人的不公平待遇，還有這些“工人”干得都是些讓那些自以為是的人看不起的活兒。但從根本上說，這都是不合理的分工造成的。

有些領導沒有理解問題的實質，拼命的搞城市擴建或說“兼并”農村土地，想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來解決城鄉之間對立的矛盾。現實表明，僅靠城市“兼并”農村的方式是解決不了當今城鄉差別的矛盾的。

不合理的分工會對我們要建設的階級基礎造成不利。實際情況是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干的大都是些有利于公眾的以及在生產一線而技術含量低的工作，如建筑業、餐飲業、家政等服務性行業等，也就是說公共利益少不了他們的勞動。而城市給了他們什么？他們的工資是最低的，生活的條件是最惡劣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出現了分裂。正如馬克思所說：“只要這種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7頁）試想，長此下去，我們所建設的這個階級基礎會是什么樣子的呢？他們本身就反對著這個社會！我們所要構建的城鄉一體化就是要打破這種分工的現狀，重建分工。一定要打破這種現狀

而我們的社會上現在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他們都是打著為保障農民工權益的牌子吶喊助威，其勢可畏，其情可動。不管是取消城鄉戶籍差別也好，或是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工會制度也好，或是號召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農民工的社會氛圍也好等等。但是，只要這種分工的現狀不改變，就是說只要農民工還是從事的行業只是城市人不原意干的“低水平”行業，他們在城市中的地位永遠都不會有大的改變，也永遠融不進城市社會當中去。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就是他們在現實當中的分工，說到底就是他們最根本的社會存在的展現。“當分工一出現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7頁）所有要解決根本問題還是要改變這種分工的現狀。這就要在市場經濟體制和政府引導下，讓大部分農民工回去農村自己發展生產，在搞生產的同時提高自身素質，改變農民工在分工現狀中的不利形勢。

二、為什么戶籍改革解決不了我們的城鄉差別

當前呼聲最高的是改革現存的不合理戶籍制度。但戶籍制度的解決并不是問題的終結，而是更多問題出現的開始。農民工多是農村的最精英的勞動力，他們走了，農村怎么辦？結果還不是造成農村照樣窮，而城市卻更富的局面！城鄉差別依舊！故此路不通。況且，戶籍制度涉及到人口遷徙流動等全局性問題，需在全國實行才能解決。像現在的城市就業形式那么嚴峻，如果再加上將來的戶籍改革之后的“新工人”，隨之而來的是他們的家屬的市民化，當然他們的社會保障等就成為理所應當的事情了，這樣就把所有的農村的負擔都推給了城市。這同時也是城市現在在這個問題上“反應遲鈍”的原因所在。而且在農村和城市關于誰應該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討價還價中，農村總是處于下風，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的遲遲未決主要是由于上述原因。

而現實的情況正好相反，城市把維持農民工自身再生產的一切保障費用的負擔都推給了農村。實際情況就是農民工奉獻在城市，修養在農村。因為農民工在年輕的時候進城打工，而一旦發生了什么意外事故或是因年老體力不支都將沒有能力在城市中立腳，就不得不離開他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市了。這樣，休養生息維持農民工再生產的一切費用自然要由農村來負擔了。這樣的不對等交換只能讓農村更窮。

可以看到，戶籍改革前后的兩種情況其實都不可取。而且，戶籍改革后的結果也只能是一部分有條件的農民工能在城市中留下來，而大多數的農民工是沒有實質上改變的。因為，不要說別的，就一個住房問題就足以把“尋常百姓”擋在“家”門外了。所以依靠戶籍身份的消除所帶來的權利是不足以解決當前農民工問題的。

三、以“就地轉化”為主要方式把農民工轉化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歸根到底是要發展農村生產

所謂的“就地轉化”就是以轉化農民工成產業工人為主要目的，以發展當地生產為手段。國家以省會城市為中心或大力建設區域中心城市，利用現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進行詳細規劃后，重新進行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這實質上是進行產業內部的再分工，并以此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納農民工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這個再分工過程的結果就是新城市的出現，同時也減輕了現在的大城市因為農民工供大于求而帶來的種種社會壓力。但這是與現在盲目的撤縣建市或拆鄉建鎮是有實質性區別的，這里新城市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而不是作為原因存在的。

篇6

從人類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比較起來，顯然是初升的太陽。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意義在于，人們在見證了西方經濟學在預防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面的缺陷之后，開始了進一步創新西方經濟學思想和方法的過程，這是西方經濟學的機會。后金融危機時代在中國傳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學習《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大學生，只有明了人們生活于或者曾經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即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從而有歷史感；只有明了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對新一代經濟學人創新思維的挑戰，從而有創新能力，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才能實現其教學目的。

二、教學內容：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學內容構成教材，教材內在地有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和內部邏輯的一致。根據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教材”也有兩個層次的含義：首先，當下人們生活于其中的正經歷著變化的經濟制度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們借以分析這些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之后，我們討論一下《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問題。在《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據歷史的順序考察，它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就中國的教師和學生而言，這第一手教材內容的邏輯順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如此，這三個內容是相互關聯的，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生成的前提，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在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挑戰中生長起來的，因此，這三個部分構成一個整體。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為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中國化的產物，而又是對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產物，所以，我們要選擇借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的內容。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現為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體系的分析。顯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的教材，在研究和敘述這一主體的過程中不斷地回應對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分析。這樣的教材是我們努力的方向。有學者研究認為，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國改革有的問題，特別地，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問題，這些研究成果已經在豐富和發展西方經濟學，使西方經濟學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科學。而筆者認為：第一，以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展開《西方經濟學》教材；第二，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問題，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可以參考借鑒但不可以直接選用引進版的歐美《西方經濟學》教材[2]。

篇7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歸實踐論人類學要要要文藝新解讀》出版。他在書中立足于當代語境，擺脫已有的流行性闡述，從實踐論人類學對原典進行全新解讀，推動了對哲學的重新認知，為文藝理論界提供新的哲學思路與研究視角。

21世紀以來，整體性的人類生態危機日益嚴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受到普遍質疑，市場經濟與網絡技術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帶來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價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機。在新形勢下，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需要警惕狹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闡釋傾向。這就需要從當今語境出發，立足于21世紀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實際，對及其文藝學原典進行深入解讀，與時俱進地加深對原典的認識。只有如此，才能適合新的現實要求，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展現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歸實踐論人類學，就是從根本上調整對文藝學哲學基礎的認識。曾永成關注早期作品中關于人類學的論述，并以之為理論起點，在“生成本體論”和“人本生態觀”的基礎上，認識到實踐和人的“類本質”生成的獨特重要性與整合效用，從而闡發其“實踐論人類學”內涵，以此作為對哲學原生整體形態的重新認識。“實踐論人類學”契合了世界本體的生成論與生態屬性，消解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絕對割裂，表現出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統一。以實踐論人類學為文藝學理論基礎，可以有效避免對原典內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則性的誤解，更能夠接近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幫助的哲學和文藝學順利找到進入21世紀現實語境的切入點與適應性，推動對其學理闡釋的與時俱進，充分發揮其時代功用；有利于文藝學理論基礎的人類學回歸，使其以一種更具包容性與整合力、更有價值導向意義的闡釋模式展示原典中更加廣闊深邃的內在含義。

回歸實踐論人類學，可以對哲學和文藝學進行“綠色解讀”。長期以來，對文藝學的傳統闡釋大多都從意識形態性開始，很少從人類生命根基的角度闡明文藝需要這一文藝活動的出發點，文藝的功能問題探討難以深入。曾永成以這個根本問題為切入點，本著實踐論人類學的整體精神，對生成本體論和人本生態觀進行學理分析，再回歸到基于兩者統一的實踐論人類學解讀文藝理論的生態學內涵。他回歸文藝審美活動的生態本性，并將其最終落腳在文藝理論的生態學化建設上，在生態思維中建構具有實踐論人類學精神的文藝學新形態，將生態論文藝學作為文藝學建設的當代課題。

曾永成以“走向類的融通”為題，論述了文藝學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維優勢。他指出，文藝學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維優勢走向類的融通，不僅表現在“藝術掌握方式”論、“更加莎士比亞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與“意境”的類意識通觀等具體問題上，也體現在關于文藝需要和功能這個文藝人類學思維和生態思維的核心問題上。由此，文藝學中國化的內在可能性就從原典出發被揭示出來。建設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理論和美學，最好的思想基礎還是的實踐論人類學及其文藝思想，這為我們展示了最真實的世界圖景、最根本的價值觀念以及最開放的思維空間。如高云涌在對《回歸實踐論人類學》的評論中所說院“在由于生態危機而使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關系高度緊張的今天，這種基于“返本”進而“開新”的解讀，無疑有助于激活哲學和文藝學的內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紀人類創建生態文明的歷史性實踐。”

曾永成所著《回歸實踐論人類學》一書，整體呈現出一個顯著特點，即在以往對生成本體論的闡釋的基礎上，從實踐論人類學對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確提出對哲學本體論的新理解，即“生成本體論”說，而鮮明地區別于流行的“實踐本體論”。

首先，曾永成對馬克思理論的闡釋與流行的實踐本體論不同，認為不僅要如以往的權威性解讀一樣，強調人與自然通過實踐發生的共時態聯系，更需要創新性地強調人與自然之間也存在著歷時性的生成關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和前提。實踐對于審美活動的意義不在于其是美與審美得以產生的根源，而在于將其從動物的對象性聯系提升為主體性的關系。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將這種生物性活動提升為主體性活動，并將主體性建立在對象性的基礎之上，以此說明自然與人之間存在歷時性的生成關系。而這種聯系先于實踐，修正了以往實踐是審美產生的內在根源的誤讀。

其次，實踐本體論對舊唯物主義合理內涵簡單摒棄，對這些已經融入哲學并具有重要理論內涵的觀點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將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體論重新喚起對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觀的關注，糾正了實踐本體論的這個思維誤區，不僅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成性聯系，更高度重視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觀點，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統的整體觀念。

再次，曾永成從原典出發，對“自然向人生成”進行科學解讀，立足于整體性觀點形成“生成本體論”主張，對自然本體論、人本體論、精神本體論以及實踐本體論等本體論觀點加以序化綜合，將世界本體解讀為不同形態內在聯系的生成過程。對哲學本體論的這種生成本體論的解讀，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而深邃的視域，既將傳統意義上的實踐本體論納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內核和美學上的積極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體論的整體格局中，實踐從審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脫出來，充當自然、人、精神和歷史等諸種形態間能動綜合的中介。這打破了長期以來審美本體論所默認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體現出自然生態規律對于人類實踐的深刻制約性。在生成本體論中考察實踐，對于今天的人類建設生態文明的實踐極為重要。

篇8

中圖分類號：J0文獻標識碼：A

王朝聞（1909-2004）是我國著名的雕塑家、美學家和藝術理論家。關于王朝聞的研究，學界主要集中在他的雕塑、美學理論研究方面，而缺少系統闡發他的藝術學思想，王朝聞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自覺地把馬克思的辯證唯物方法的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文藝的具體實踐中，吸收中國傳統詩學的精華，并且從文藝實踐中總結理論，豐富了馬克思藝術理論思想，開創了中國特色的藝術學研究的典范。本文就王朝聞關于藝術學的研究方法、藝術學的基本原理、藝術學研究的民族特色等方面進行論述，以期對當下的藝術學科建設有所啟迪。

一、藝術學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兩個支撐點：一是研究方法，二是基本理論框架。方法不僅是主客體之間的“橋梁”，也是客體內在的靈魂。黑格爾認為：“在探索的認識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觀方面的某種手段，主觀方面通過這個手段和客體發生關系。……在真理的認識中，方法不僅是許多已知規定的集合，而且是概念的自在和自為的規定性，這種概念之所以是中名詞（邏輯推理的格中的中項），只是因為它同樣也有客觀東西的意義。……絕對的方法（即認識客觀真理的方法）不是起外在反思的作用，而是從它的對象自身中采取規定的東西，因為這個方法本身就是對象的內在原則和靈魂。”[1]（P.532-537）這段關于方法在主客體之間的工具作用的思辨，被列寧摘入他的《哲學筆記》。[2]（P.207-208）獨特新穎的研究方法往往成為一門學科新的研究范式，澤被后世。如王國維率先引入西方理論研究《紅樓夢》開辟了《紅樓夢》研究的新范式，他取地上實物與文獻遺存相應證的“二重證據法”影響到陳寅恪的“三參證據法”，甚至今天的藝術學研究采取文獻、文物遺存、田野調查的民風習俗“三重證據法”也是接著王國維的研究方法說的。因此，藝術學研究的杰出學者都非常重視方法的探討。英國藝術史學大師貢布里希也非常重視方法的研究。貢布里希在方法上是講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他曾作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將榔頭和鋸子比喻為方法，認為遇到問題，該使用榔頭時使用榔頭，該使用鋸子時使用鋸子。就是說，應該根據不同的對象選擇不同的方法。但我們應該看到，無論是榔頭還是鋸子，都是砍砸拉鋸的工具，都要將對象分開剖析，歸根到底還是分析的方法。[3]（P.125）王朝聞運用馬克思唯物辯證法來研究藝術，豐富了藝術學科的研究方法。

（一）從具體藝術實踐入手，通過文本細讀，經過比較，獲得感性經驗，并上升為抽象理論

王朝聞反對先有結論后找證據或者簡單地從理論到理論，他是從造型藝術實踐轉向藝術理論的，他的文章的特點“不是從定義出發然后找論據來論證既成的觀點，而是從實際出發，從文藝創作和文化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著手而進行分析、綜合，往往把論斷包含在具體分析之中。”[4]（P.655）因此，從實際出發，結合創作實踐，通過對廣闊領域的文藝作品的活生生解讀，往往能深得藝術三昧。王朝聞的藝術學眼光獨特，分析問題中肯。據初步統計，王朝聞論到的作品單是繪畫、雕刻就達500余幅（件），戲劇、電影達280余部。例如，在《創造真實的形象——新年畫觀后》中，王朝聞對新年畫中的一些具體作品進行評論，比較其中的較優秀的作品3幅和較差的年畫作品14幅，分析原因，認為新年畫的缺點在于造型簡陋、“一般化”、不真實，甚至違反年畫傳統的特點和優點，年畫要適應欣賞的需要，著重描寫愉快、幸福和美麗的事物，構圖要有重點不能混淆雜亂，色彩要有裝飾性，不能是自然色的涂抹。要克服“一般化”就必須反復揣摩、研究生活，掌握客觀事物的差別和適當的形式，才能創造新鮮活潑的、動人的、耐看的形象，達到說服、鼓動、教育群眾的作用[5]（P.101-112）。顯然，王朝聞的這種藝術理論是從具體作品中總結出來的，比較有說服力，能夠對藝術家的實踐有裨益。再如在《麥積山石窟藝術》中，論到一二三號石窟的供養男女的造型線條柔和而流利，神態溫婉而莊重，在風格上與唐代陶制女傭比較接近，在塑法上是“適應了技能自由支配的材料（泥土）的性能和制作方式的特長”[5]（P.16）。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王朝聞對門類藝術進行比較，在差異中見聯系，在聯系中顯差異，尋找藝術學（一般藝術學）的規律，“從各個門類藝術的差別與聯系著眼，戲曲、書法雖屬不可混淆的兩門藝術，但它們都必須同樣具有音樂感。我在這里所指的音樂感，即包括節奏和旋律所形成的對立統一的結構美。”[6]（P.346）王朝聞強調理論來自實踐，他的文本細讀并不是20世紀英美新批評派只重形式的解讀，而是把藝術作品視為生命的有機體，既重視作品自身內在的有機聯系，也考慮作品的創作和欣賞的關系，還有歷史和美學的標準。因而，王朝聞的文本細讀能夠產生獨特魅力。如《探索再探索——石魯畫集序》中對石魯的繪畫作品《東方欲曉》進行文本細讀時指出，窯洞頂上的一群灌木缺少規范和確定的形體，但筆墨技巧上有創新，窯洞前的樹枝恰當利用了水墨和宣紙的特性而畫成的，畫出了樹枝在曉霧蒙蒙中的特性，從而與窗戶上的燈光相配合，成為表達主題不可缺少的構成因素，窯洞窗戶上的燈光，不只是作品中的人物生活的一種描寫，而且成為代表革命群眾說話的“人”，即使還不夠“字正腔圓”，但比套用前人的成果其實言之無物要動聽得多，石魯的這幅畫作吸取了棗園萬紫千紅的景色的靈感而虛構而成，繼承了中國藝術的傳統，生活為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天地，也在藝術形式上體現了前人對詩詞的要求：“用意須出人意外，出句如在人口頭”，在空間和時間上把“昨天、今天、明天”和“近處、遠處、深處”聯系起來，而且把畫家與觀眾在感情上聯系起來，因而不是一般的風景畫。[7]（P.340-349）從形式出發，把畫家、作品、觀眾、生活有機聯系起來，并上升到藝術理論的高度，既有現實又有傳統的審視，結合戲曲和文學批評，使之很耐讀。

（二）唯物辯證法是王朝聞藝術學研究方法的核心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矛盾運動和發展的。王朝聞把辯證法成功運用到藝術學研究中，開辟了中國特色的藝術學研究的新境界。王朝聞認為，藝術都是對生活的反映，只是反映的方式不同，反對把藝術靈感神秘化，認為創作的靈感好像神秘，其實并不神秘，“得之在頃刻，積之在平日。”[8]（P.1）把唯物辯證思想貫穿到藝術研究中。再如，在論文學書籍的插圖時，指出插圖對于文學作品既要有必要的從屬性，又要有相對的獨立性；在論到藝術形象時也認為，不論是從觀眾的審美感受著眼，還是從觀眾思想上的影響著眼，形象必須是豐富而又單純的。構成形象的單純和豐富的統一，不只依靠劇本，常常也依靠演員；[8]（P.49）論主題的特性時，指出主題的深刻性和主題的明晰性是對立統一的，形象的豐富性和形象的單純性是對立統一的。主題的深刻性要求形象的豐富性，主題的明晰性要求形象的單純性。[7]（P.348）從“飛天”用長帶加強飛翔的效果的特點，指出藝術要適當運用支配物與物相互影響的法則，體現了事物相反相成的關系；[5]（P.18-21）這些論述充滿了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王朝聞在論述藝術的多樣統一規律時也充滿了辯證法思想，“現實生活豐富多彩，藝術家對生活的感受千差萬別，人民精神上的需要多種多樣，因此，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的藝術，其風格、形式、體裁和題材也應當是多種多樣的。”[8]（P.1）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唯物辯證法普遍貫穿在人類社會、思維和自然的關系中，文藝領域也不例外，王朝聞學習恩格斯的辯證法思想，并把它運用到文藝中，其辯證思想還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藝術創作與欣賞的關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三版序言》里這樣說：‘對我來說，事情不在于把辯證法的規律從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從自然界中找出這些規律并從自然界里加以闡發。’……我的實踐經驗使我覺得，恩格斯這一關于自然辯證法的論點，對于我自己所關心的藝術創作與藝術欣賞的關系的認識，也有指導意義或間接的論證作用。……所以，我以為尊重而不把前人和別人已經取得的論斷代替我自己的論斷，這樣的規律對我來說才是我自己所掌握了的規律。”[9]（P.19）從創作角度看，要發揮藝術的社會功能要充分考慮欣賞者的“視域”和審美要求；從欣賞角度看，要更好地滿足審美要求就必須遵循欣賞的途徑，從而接受作品的導引。“藝術的社會影響如何，要受接受者的制約，正如藝術對他們的欣賞是一種制約一樣”。“這是欣賞與創作的辯證關系，這是授者與受者的要求的矛盾統一”。[10]（P.328）二是藝術特性的共性與個性之間的關系。王朝聞善于從門類藝術實踐出發，以一般規律為指導去發現種種特殊規律，又利用特殊規律的知識來說明一般規律，如談到藝術要真實反映生活，就必須要有對生活的真切感受是藝術的一般規律，但是不同藝術門類在反映生活的媒介、方式有其特殊規律，因此要有不同的藝術眼光。“每一事物有每一事物的特性，各種藝術不能一律對待。特殊性是與一般性相聯系的，認識別種藝術，有利于認識雕塑藝術。雕塑家不研究戲曲、舞蹈，不利于專業水平的提高。” [8]（P.1）王朝聞的藝術辯證方法既是學習辯證法思想的靈活運用，也是繼承中國傳統藝術理論中豐富而樸素的辯證思想的結晶，如《周易》及歷代書畫論著中，如王朝聞反復引用清代笪重光的《畫筌》就有非常明顯的辯證法思想。

二、藝術學的基本理論

王朝聞在卷帙浩繁的論著中闡釋了藝術的創造和接受、藝術的特征、藝術的價值和藝術的功能、民間藝術等基本理論，構筑了藝術學思想的大廈。

（一）藝術創造的整個過程

王朝聞關于藝術的創造過程的觀點可以概括為：生活藝術家對生活的本質的感受、分析、體驗藝術所要表達的主題的提煉和藝術形象的創造。而藝術形象又必須經過欣賞者的接受、批評，反饋到藝術家那里。這與美國艾布拉姆斯提出的作品的四個要素，即作品、作家、讀者和社會[11]（P.5-6）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也繼承中國傳統的“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藝術創造理論。王朝聞強調藝術要創造，反對模仿或雷同的藝術，通過藝術創造的大量事實證明，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和創造的不竭動力，只有深入生活，充分認識生活的本質，即不是對生活的概念化、一般化認識，而是有著獨特的理解，才能創造出既有真實而深刻的主題，又富于創造力的形象。“沒有深入的豐富的生活經驗，就沒有生動的深刻的藝術形象。”[5]（P.90）藝術家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用什么形式表現生活，而且表現在對于生活觀察、體驗、分析、研究時已有差異。

（二）藝術的特征

作為一個鑒賞家和藝術家，王朝聞從藝術欣賞的角度來審視藝術的特征，他在《藝術札記》中就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藝術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特征：“耐看”，即經得起反復推敲、欣賞，也就是中國古代所說的“含蓄、蘊籍”，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即也。”藝術的這種特性也就是“藝術性”，藝術要求馬克思所說的“典型化”，才能具有“永恒的魅力”。藝術表現生活是“以一當十”、“不全之全”，藝術源于生活，但又區別于生活，“藝術較之現實更典型、更理想、更具有普遍性的形象，只能是經過提煉的形象。單純化了的形象，應該承認就是提高了的、完整的形象。”[10]（P.167）王朝聞所說的“典型化”是指文藝家通過對有限的自然場景和社會生活的描繪，引起欣賞者對廣闊的生活的聯想、體驗與思索，這樣就把中國傳統的藝術理論和馬克思的“典型化”結合起來了。王朝聞還把西方沃爾夫林關于造型藝術構圖原則的“多樣統一”規律進行了創造性地轉換，認為藝術“耐看”主要體現的是“多樣統一”規律。他認為，一切成功的藝術作品都是既“豐富”又“單純”的。說它“豐富”，是因為它對生活的本質的復雜性作了廣闊、深刻的揭示；說它“單純”，是因為它對生活的一切描寫都集中、明晰于對生活本質的復雜性的深刻揭示，沒有任何多余的東西。這樣的作品，也就是王朝聞所說的充分“含蓄”而“耐看”的作品，“多樣統一”規律體現在藝術作品的主題、形象、語言等層面。

（三）藝術的創造和欣賞

藝術的接受欣賞總是與藝術的創造相伴相生的，沒有藝術的接受和欣賞，就不可能實現藝術創造的功能，也難以促進藝術創造水平的提高。王朝聞在的藝術學思想指導下，以其豐富的創作和欣賞的實踐經驗為基礎，繼承中國傳統藝術學思想，對藝術的接受和欣賞作了具體而深入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人民大眾作為文藝的“接受者”，藝術家要創造出為人民大眾所接受、喜愛的作品。王朝聞指出作品的創造要預先充分估計到群眾的“欣賞能力”，既要適應它，也要提高它，要創造出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象，并且還提出“能欣賞，不一定能創作；不會欣賞，定不會創作”的觀點。王朝聞關于藝術的接受和欣賞區別于西方精神分析學和日本的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的研究視角，而明顯地繼承了中國傳統理論，中國儒家強調藝術要起到“化成天下”、“移風易俗”的感化作用，道家則認為藝術要體悟天地人生之道。王朝聞認為：“藝術欣賞區別于科學研究的推理，作品對他們的影響只能依靠形象的感染而不能依靠抽象的說教。”[8]（P.10）他繼承了中國傳統藝術理論把藝術“創造和欣賞結合”起來的傳統，認為“能欣賞，不一定能創作；不會欣賞，定不會創作”的說法，與清代畫家龔賢關于“知畫”與“善畫”的關系的論述很相似：“知畫”者不一定“善畫”，如果專注于繪畫，就會成為高手；反之，不“知畫”作畫，就一定畫不好畫。

（四）藝術的本質和功能

王朝聞認為，藝術的本質是意識形態與審美特性的有機統一。王朝聞認為，藝術都是社會生活在人頭腦中的反映，是現實在人的觀念中的反映。藝術的意識形態性，指藝術歸根到底受制于經濟基礎；審美性也就是藝術性，是藝術的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結合，“忽視了藝術如何反映生活的手段和形式的美”，也不能說明，“為什么反映丑的藝術也是能夠引起美感的審美對象。”“特定的形式不能不服從特定的內容，所以說美既在形式，也在內容；是形式與內容的和諧的統一體”。[12]（P.116、119）藝術性既包含對特定主題表達的恰到好處，又指形式自身的獨立自足的美。所以，王朝聞反對題材決定論，政治即藝術等錯誤觀點。認為藝術不可以代替現實，藝術對現實來說是第二性的，作為反映對象的現實才是第一性的，但是不能因此否認藝術反映什么的自由選擇，如何反映的自由創造，即藝術個性在審美關系中的重要作用。針對當時認為藝術就是意識形態的宣傳，王朝聞說，“是的，‘藝術就是宣傳’。為了宣傳得有力，再藝術些！”可以看出，王朝聞對藝術本質的深刻把握。王朝聞在創作和欣賞的關系中來把握藝術的價值，也就是藝術的審美和教育作用，“文藝對群眾的教育作用，只有當文藝作品被欣賞的時候，比如說它所反映的生活被欣賞者所認識的時候，這種作用才不只是一種潛在的作用，而是實現了的作用”。[13]（P.315-316）王朝聞一方面強調，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是“最正確也是最寬廣，最富于創造性的道路”。同時要求，只有把藝術的思想性和藝術形式、風格多樣性有機統一起來，才能實現藝術的價值，“觀賞者獲得欣賞雕塑（不是其他藝術）的愉快，才能深刻受到思想上的鼓舞。”[8]（P.3）

（五）藝術的分類

王朝聞對于藝術的分類也遵從約定俗成的分類標準，如繪畫、雕塑、戲劇、舞蹈等，但是他看到這些藝術形式差異的同時，更強調藝術形式的共通性，而且要求門類藝術之間要相互借鑒，“我不反對繪畫、雕塑向戲劇、舞蹈借鑒，因為藝術形象的塑造有共同的規律。”[4]（P.169）又根據地域特色對門類藝術進行細分，對戲劇研究要“把川劇和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相比較。不能否認它們在唱念做打等方面，都有它們那與眾不同的特點。但是這些差別是相對的，聯系才是絕對的。”[4]（P.309）再如王朝聞尤其重視學習民間藝術，認為學習民間藝術必須從正確的借鑒原則著眼，從效果上考慮，研究民間藝術產生的土壤，掌握學習民間藝術不僅在形式，更重要的在內容。他強調批判地繼承，“為了建設、發展新美術，必須利用舊美術所積累的經驗，應該著重民間形式。但某些只有承繼而無批判的學習，忽視真正健康的成分，為滿足獵奇趣味而抄襲不值得發展的成分，那就違背了正確的借鑒原則。”[14]（P.366）王朝聞非常強調藝術的地域特色，“文藝如果沒有地方色彩，民族形式或民族風格的要求都會落空，也難于達到文藝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的社會效果。”[4]（P.181）這對于東南大學藝術學理論重點學科而言，強化張道一先生開創的民間藝術研究，凸顯東南大學藝術學理論的特色有重要指導意義。

綜上，王朝聞從欣賞的角度，認為藝術的特性是“耐看”、“喜聞樂見”，在藝術的創造和欣賞的關系層面上，搭建起藝術學的理論基石，從主觀方面，藝術的接受者對作品是“以一當十”；從客觀方面，藝術創造要“不全之全”、“多樣統一”；創作要體現生活的原則“不似之似”；欣賞者對作品的把握是“不確定的確定”；藝術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有機統一”，創作是要適應欣賞者又要提高；學習民間藝術重在批判繼承等方面，構建了他的藝術學思想。

三、藝術學研究的特色

王朝聞的藝術學研究有顯著特色，即藝術學研究的中國化。他自覺地把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立場和方法運用到中國的藝術學研究中，形成了既不同于的藝術學研究特色，又有著深厚的中國藝術學研究的民族特點。

關于藝術的研究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批判地繼承了德國古典美學，它建立在以物質生產實踐為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從人類的歷史發展角度去考察藝術的本質，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尤其是在人類解放和無產階級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的藝術學研究是自上而下的、邏輯嚴密的哲學研究的組成部分，但是強調從變革社會的實踐出發，重視藝術的社會功能，因此，也就不同于它之前或之后的研究。重視藝術的社會功能與中國傳統藝術理論有相似之處，它從西方傳入中國是在魯迅加入“左聯”前后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正式完成的，重視藝術在解放無產階級思想方面發揮的作用，真正融入中國民族傳統藝術理論而“中國化”了。但是，真正把中國化的藝術理論運用到藝術批評和藝術研究中的學者，當首推王朝聞。

（一）王朝聞把藝術理論同中國傳統理論有機融合，探討了藝術學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學思想。

西方自希臘以來對藝術問題的研究與人對世界的認識直接聯系在一起，而且不直接探討藝術創造中的具體問題，因此更多的是從哲學層面來研究藝術；而中國傳統的詩論、樂論、畫論等主要是從藝術創造和欣賞、藝術的教化功能和人生境界等具體問題入手，因此更多地是從鮮活的藝術實踐角度來總結藝術理論，后又指導藝術實踐。當然，這并不是否認西方也有從藝術實踐入手來研究藝術，如《羅丹藝術論》就是葛賽爾記錄羅丹的藝術理論，但是這些并不是主流；正如鄧以蟄所說：“我們的理論，照我們前面所講的那樣，永遠是和藝術發展相配合的；畫史即畫學，決無一句‘無的放矢’的話；同時，養成我們民族極深刻、極細膩的審美能力；因之，增我們民族的善于對自然的體驗的習慣。”[15]（P.360）王朝聞從藝術實踐出發，結合大量藝術作品，正如王朝聞一再強調，討論文藝問題“不應從概念出發，而應當從實際出發。”[4]（P.159）既表明，藝術必須是活生生的形象，又說明研究中國藝術理論要從實踐入手，深入闡釋了中國傳統藝術理論的可貴之處，論證了中國古代藝術思想的起源于中國陰陽對立而又和諧統一的思想，并以這種藝術辯證法思想豐富、發展了藝術理論。

（二）區別于西方的邏輯嚴密、論證充分的體系化，王朝聞的藝術學思想的表達形式繼承了中國傳統藝術理論的片斷式、感悟式的隨想的特點，但又有其自身的內在體系，凸現獨特性和創造性。

西方藝術理論的優點在于分析細致，論證嚴密；而中國傳統藝術理論多是只言片語，卻往往能把握藝術的真諦，但并不是中國沒有類似西方的論著，如《文心雕龍》就是體大思精的藝術理論著作。王朝聞從藝術實踐出發，借鑒了傳統藝術理論的表達形式，如前面提到王朝聞認為藝術作品要“耐看”、“含蓄”，王朝聞多次引用嚴羽《滄浪詩話》所說的“言有盡而意無窮”，鐘嶸《詩品》中的“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來說明，這也與中國傳統的意境理論一脈相承，而“耐看”、“含蓄”又涉及到藝術形象的個性與共性的問題，也與典型化相關，這樣就豐富了的藝術理論。此外，像王朝聞的“以一當十”、“不似之似”等都是這種片言只語，卻很深刻的表達方式。所以，王朝聞的藝術學研究著作讀起來很輕松、愉悅、“耐讀”，與他這種獨具特色的表達方式有關。

總之，王朝聞從藝術創造和欣賞的關系出發，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探討了藝術與生活、藝術的創造過程、藝術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藝術的接受、民間藝術的繼承與革新等基本問題，把藝術理論的邏輯性和中國傳統藝術理論的特點有機融合，構建了中國化的藝術學研究的基石。其中個別的論述或許可以商榷，也打上了他那個時代的烙印，但是他關于藝術學研究方法、藝術學基本理論、藝術學的中國民族特色至今仍然對藝術學科的建設有啟迪意義。（責任編輯：徐智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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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

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篇10

關鍵詞:

哲學;教學改革;實踐觀點;論壇哲學

建國以來，高校哲學教學屢經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明顯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各高校展開了許多探索，展望未來，改革應當在多方面同時著力:在內容上逐步強調實踐觀點的首要地位，在形式上更為靈活多樣、豐富多彩，同時突出教學中的交流與對話。

一、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哲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教材、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教材問題體現在“千書一面”，尤其是本科和專科生用教材，一般使用國家統編教材，在實際授課過程中師生普遍反映內容上較為僵化，研究生用教材編寫較為靈活，狀況相對較好。教學內容方面，表現為陳舊過時，吸收新成果較少，且“講壇哲學”多于“論壇哲學”，即講授多而討論少。教學方法方面，表現為僵化死板，教學藝術欠缺，重視觀點灌輸而不重視講清道理。哲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不能說只是哲學研究者和教學工作者的問題，而應當放在整個哲學學科建設和發展中去認識。上述三方面的問題，其實是當代中國的哲學學科建設過程中的共性問題，在其他哲學二級學科中也同樣存在，甚至也是當代中國所有人文學科共有的問題。但由于哲學的特有地位，尤其是作為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的公共課，問題反映的更為集中和明顯。出現這些問題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是哲學教育觀念的偏頗，即長期將哲學教育混同于知識教育或知識傳授，這種現象在所有人文學科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長期以來，我們不注意區分人文學科與其他知識性學科的教學特點，也不注意區分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教學特點。就哲學而言，即表現為統編教材、統一體系，強調共識的內容而引入新內容少，多采用灌輸教學而討論少，尤其是在考核方法上，本專科生教學中甚至還普遍使用客觀考試方法，大量以客觀題形式進行考核，以致于哲學被作為客觀知識體系而非哲學。［1］

二、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深化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逐漸形成了以實踐觀點為首要觀點、核心范式和建構原則來展開哲學教學改革的新探索。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學者立足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一新的社會實踐，深入解讀了馬克思哲學原著;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和東歐的啟發，其對社會存在理論、社會批判理論、實踐觀點等的研究拓展了哲學的研究視野;三是中國學界關于實踐標準的討論，關于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關于主體性問題的討論，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不斷深化。［2］馬克思本人考察所有哲學問題都是以社會歷史和人的實踐活動作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其具體哲學觀如世界觀、自然觀、辯證法、認識論、價值觀都在實踐唯物主義視域中得以呈現。實踐觀點在哲學教學體系中是一種哲學范式，是其邏輯起點和內在線索，也是其理論態度和方法論原則。哲學教學的主要目的，應當是讓學生學會以的立場、觀點來分析和解決問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哲學教學既要回到哲學的本真，也要回到現實世界，不回到哲學的本真，就無法把握哲學的精神實質，不回到現實世界，就無法實現理論與實際的有機統一，這兩個回歸都以實踐觀點為基礎。相對于解釋世界，哲學更重視改變世界，世界自身發展出了“人”這一否定性的存在物，并最終使“人”的尺度高于“物”的尺度，改變世界即實現兩個尺度的統一。改變世界的途徑是人的實踐，這里的“人”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通過人及其實踐，既改造客觀世界，也在改造主觀世界，從而使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重新實現有機統一。同時，哲學作為“以人為本”的唯物主義哲學，必須在對人所處時代及面對現實問題的反思中前進和發展，不關注現實問題和時代特點，哲學勢必失去生機和活力。因此在哲學教學中，必然要回到現實世界，教導學生學會以哲學的基本原理獨立思考和解決現實問題，使學生自覺樹立而非被迫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實踐觀點作為哲學教學改革的首要觀點，最終的目標是建構一個具有綜合性、當代性和開放性的哲學教學體系。“綜合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原則，打破原有的哲學原理、哲學史、哲學中國化、西方哲學等課程的壁壘，將從屬于不同分支學科的內容圍繞當代社會發展的實踐主題加以有機糅合，形成整體。“當代性”是指將哲學的基本原理延伸至當代社會現實生活的語境中，融入現代觀點，關注現實發展。“開放性”是指以實踐觀點為建構原則，充分吸收當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將過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充分涉及或展開的基本原理根據實踐需要加以詳細闡釋。［3］

三、以“三新”模式替代“三老”模式

我國哲學教學主要沿用了哲學原理、哲學史和哲學原著的“三老”模式。其中哲學原理居于核心地位，對于普及哲學的基本理論具有重要歷史作用和意義。但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即原理課對于哲學的概括是相對偏狹和貧乏的，從而導致“不原也不全”的情況。因此，有些學者呼吁用“哲學專題研究”來替代“哲學原理”，以保持開放性和批判性。［4］由此，便形成了哲學原著、哲學史、專題研究的“三新”模式，這是哲學教學改革的有益嘗試。但同時也應看到，這種新模式未必適合于從本、專科到研究生教學的所有階段，對于研究生教學尤其是博士生教學，這種模式較為合適，因為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已經具備了比較扎實的理論基礎。但本、專科生本身理論基礎并不扎實，如果采用哲學專題替代哲學原理，可能會出現新的問題，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研究能力都較為有限，未必能夠理解專題講授的精髓，教師自身的學術素養也未必能滿足專題教學的需要。所以本、專科階段是否采用專題講授模式尚需思考和檢驗。如果采用“三新”模式，哲學原著課的作用就更為凸顯，因為原著能夠直接體現哲學的本真涵義，相對于哲學原理更為全面和準確。但同時，在眾多的經典原著中，如何取舍也十分重要。哲學原著可分為早期著作、部分讀書筆記和札記手稿、論戰性著作、成熟而比較完整的論著等四類。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最適合作為原著課基本教材，原因是這兩部著作論述全面成熟且難度適中。［5］但考慮到不同階段學生的特點，本專科和碩士階段，以這兩部著作作為原著課教材是合適的，但在博士生階段，考慮到博士生所應具備的哲學思維和創新能力，則以《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兩部著作作為原著教材更為合適，這兩部著作具有更大的哲學張力，也是近年來高水平哲學論文頻繁引用的重要文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更有助于鍛煉學生的哲學思維，提高創新能力。

四、走向對話，將“講壇哲學”與“論壇哲學”相結合

在哲學教學方式的改革中，走向對話是必然的趨勢，對話既指教師與學生的對話，也指哲學與其他哲學乃至其他學科的對話。哲學不僅是社會批判理論和實踐哲學，也是“以人為本”的實踐唯物主義，因此教學中主體與客體———即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良性互動就成為必然的要求。主客體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平等相待是對話的基礎，這就勢必改變以往灌輸教育中教師主動而學生被動的局面，而是雙方都主動思考和討論，從而調動主客體雙方的積極性。哲學本身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其發展歷程也是與其他哲學思想甚至自然科學頻繁交流和論戰的過程，哲學的歷史地位是因其真理性和價值性而確定的，而真理性和價值性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這種交流和論戰，因為這使哲學能夠批判地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學生們很容易接觸到各種思想，如果哲學乃至的各類二級學科不去面對這一現實問題，固步自封，就有喪失傳統思想陣地和輿論陣地的危險。因此，哲學既要與傳統的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進行對話，也要與當代的新自由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進行對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進行批判和借鑒，最終使學生在各種思想的比較中真正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對話中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論壇，也有人將這種交流模式稱之為“論壇哲學”，反之將傳統的課堂教學稱之為“講壇哲學”。近年來，各類高校和各級黨校都很流行論壇，甚至有人提出干脆以“論壇哲學”取代“講壇哲學”，這是狹隘和急功近利的觀點，“論壇哲學”和“講壇哲學”應當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的關系。“論壇哲學”能夠活躍學術氛圍，但觀點雜亂，并不具備“講壇哲學”的嚴整性，過度強調“論壇哲學”只會導致思想的混亂，反而無益于大學生樹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與哲學教學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的。二者只能是相互補充而非相互替代。以上只是對哲學教學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革的目標、措施進行的粗略分析，未必符合哲學教學完整的規律和實際。這些改革不僅對教師也對學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能夠實行將極大提高大學生對哲學本真思想的理解，是值得探索和嘗試的。

作者：謝連生 單位:江西理工大學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基金項目:

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人才培養專項(編號13YD019)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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