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理論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資本理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引言

社會資本作為一個當今最具潛質的概念,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無論是在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領域,還是在政治學與教育學領域,學者們都在教育與健康問題、社區與家庭問題、民主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競爭優勢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尋求社會資本視角的解釋。

引入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管理學研究方面的最新發展之一,當它擴展到企業層次之后,企業管理領域對其顯示了濃厚的興趣。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可以發現,企業之間以及企業內部成員之間運行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對企業的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社會資本理論和社會網絡理論(Coleman,1990;Burt,1992;Granovetter,1973等)現已成為管理和組織的主流理論;它的出現為包括管理在內的許多研究領域的學者反思以往理論研究的局限性,轉換理論研究的視角,深化對原有研究議題的解釋提供了重要的啟示。由于社會資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重視并綜合反映社會行為方面的各種關系,管理研究有可能通過借用這一概念來超越傳統的靜態分析。因此,有理由相信,社會資本理論對當今一系列管理和組織領域的熱點問題仍具有強大的解釋能力,據此展開研究對管理理論和實踐有重要的意義。

2文獻回顧

2.1社會資本理論

社會資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者Bourdieu(1977)提出,此后研究學者對此概念作出了廣泛的定義。其中被廣為引用的是Coleman(1990)的定義,他指出,社會資本是多種實體,具有以下兩個共同特征:它們由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所構成,而且它們有利于處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各人的特定行動。簡言之,社會資本就是嵌入網絡結構中的網絡資源和能力。

社會資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為主體的,后來許多學者發現,社會資本可以在很多層面上進行研究,如個人層次、組織層次、組織間層次以及整個國家層次等(Tsai&Ghoshal,1998)。對于社會資本層次的劃分,被廣為采用的是Brown(1997)所提出的構架,他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維度的分析作為觀察社會資本的方式。微觀層次社會資本是個體通過社會連帶的對外連接,對外尋求情緒支持、信息交換、交易機會等資源;中觀層次社會資本探討的是網絡的結構,包括個體的結構位置和集體的結構形態,以及結構特制能帶來的資源;宏觀社會資本的觀察中心在于社會系統中的文化、規范、領導、組織以及政經制度等。其中,組織社會資本(organizationalsocialcapital)是組織擁有的結構的某些特質,可以帶來特定的行動或資源,最終為組織作為一個群體帶來整體的利益(Luo,2005)。組織的社會資本即包含了組織內部的宏觀社會資本,又包括了組織的外部社會資本。

對于社會資本的構面及其在管理學界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當屬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概念,他們認為社會資本主要是群體中的人際連帶網絡發展處的信任、合作進而為行動者帶來資源,其內涵可分為三個層面:(1)結構:網絡連帶(構成網絡結構的社會連帶)、網絡構型(網絡結構)、可使用的組織;(2)認知:共有編碼、共同語言、共有故事;(3)關系:包括信任、規范、認同、義務。2.2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領域

近年來,世界許多著名管理期刊刊登了許多運用社會資本理論的觀點和研究方法進行管理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國外學者將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應用于工作績效、資源交換、組織創新和組織間合作等許多管理問題的研究。

國內較早研究企業社會資本的是邊燕杰等人,此后,還有一些學者如陳傳明、鄭勝利、周小虎、張方華及武志偉等,分別探討了企業社會資本的主體、企業和企業家社會資本及其功效、企業社會資本與社會結構的區別、企業外部社會資本與內部社會資本、企業資本與技術創新和持續競爭優勢的關系等。

1.企業戰略管理研究

在企業管理的宏觀領域,社會資本理論被用于解釋企業聯盟行為、企業產品和技術創新、企業在行業關系網中的地位等方面。

(1)社會資本與企業技術創新。弗泰恩和阿特金森(2000)則通過社會資本對科技創新影響的研究后指出,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企業的創新更多的是來自于合作、快速學習和廣泛的社會網絡,這三者又必須以良好的社會資本為基礎。隨著知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創新過程中重要性的不斷提高,創新的社會網絡理論更重視關系和知識在創新過程中的戰略重要性。在創新的社會網絡理論中,社會資本是創新的重要因素。

(2)社會資本與企業競爭優勢。Burt(1992),Roger,etal(2001),Akdere(2004)認為,在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社會資本是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3)社會資本與企業網絡。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這一經濟組織擁有的社會資本,是社會資本的重要類型。而企業社會資本包括了企業制度、企業網絡、企業關系、企業信任和企業秩序等多方面要素。企業網絡是企業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作為聯系緊密的跨企業網絡,社會資本有助于企業戰略聯盟的互信及協作,形成聯盟組織的長期信任關系(Adler,1999;Cullen,Johnson,Sakanq,2000等)。除此之外,社會資本理論還被廣泛應用于區域產業創新和產業集群治理等方面。

2.知識管理研究

企業理論演進到知識理論后,企業被理解成為從事知識創造和轉移的高效專業的社會化團體,企業知識的創造和利用過程成為研究熱點問題。事實上,企業的知識創造是嵌入社會網絡中的,企業的社會資本是企業網絡的價值,借助這個概念可以較好地把握企業知識創造和轉移的社會化過程;也可以解釋知識具有價值性、稀缺性和難以模仿性的根源。

Nahapiet&Ghoshal(1998)認為,組織的優勢在于創造和共享知識,并且分析了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和智力資本形成的四個條件之間的關系。同時,很多學者指出,社會資本對于不同企業間的知識轉移非常重要。社會資本的建立能有效地促進隱性與顯性知識的轉移(Nonaka&Takeuchi,2000)。

3.社會資本的權變管理

社會資本理論的早期研究更多地將注意力停留在積極面上,事實上,企業獲取社會資本可能會表現為入不敷出,使得獲取社會資本表現出較大負債;同時,社會資本的獲取還會面臨著各種風險選擇。企業社會資本的功效及同時可能產生的企業社會負債的風險研究為更多的學者所關注(Gabby&Zucherman,1996;周小虎,2006)。

科學管理企業的社會資本,應根據不同的情境,選擇不同的網絡要素組合,對網絡要素組合的利弊進行權衡,以較高的效率進行知識的創造,獲取和保持企業持續性競爭優勢地位。

3企業社會資本的最新研究進展與趨勢

篇2

社會資本理論是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較為迅速的一門理論，但由于其內容比較新且發展較快，國內學者在社會資本這一理論的使用上出現不少誤區，因此，有必要對該理論的發展進行梳理。本文將從資本的發展歷程入手，進而詳細介紹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的發展和應用。

從資本到社會資本

所謂的資本最早指的是物質資本(physical capital)，它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具體的內涵是以機器、設備等實物形態和以貨幣形態表現的生產性資源。在經濟學發展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學家對資本的理解大都僅指物質資本，古典經濟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就一直強調財富是物質產品，認為增加國民財富的途徑是通過增加資本積累和分工，資本積累量的大小是經濟增長率高低的關鍵，他們所說的資本就是指物質資本。使用了同樣的資本內涵，并在李嘉圖思想的基礎上，凱恩斯創造了一個宏大的體系。而在人文社會研究的歷史上，使用資本這個概念最為著名的莫過于馬克思了，他(1849)認為，資本是指資本家用于生產以獲得利潤(或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料。顯然，馬克思的資本也是物質資本，它的資本理論是有關物質資本的資本理論，后來被林南(Nan Lin，2001)稱為古典資本理論。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時間里，資本都是指與土地、勞動并列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基本的生產要素，它以實物和貨幣（金融）形態出現，也被叫實物資本和金融資本，統稱物質資本。

隨著資本研究的逐漸深入，在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CSchulz)、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等發現人力也是種資本，資本可以存在于個體勞動者之中，它不是僅僅以實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現的。舒爾茨在1960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觀點，他認為人力資源應該被視為“一種資本形式，一種產品的生產手段和一種投資產品”（1960）。幾乎是同時，約翰遜（1960）也提出，因為獲得了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和技能，勞動者已經變成了資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質資本又同屬于資本類別的人力資本。貝克爾（1964）則對舒爾茨的理論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一個較為系統的人力資本理論建立起來了。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勞動力的能力、技術水平等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一個社會擁有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健康工人決定了傳統的古典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資本的投資則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這就是經濟不斷保持增長的重要源泉之一(貝克爾，1987；舒爾茨，1992)。

以上理論都在后來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人力資本理論的引入在研究上有著巨大的意義，它修正了主流經濟學對資本的界定，大大擴展了社會財富創造中的資本概念，揭示了從工業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社會轉化過程中，人的知識和創新能力在財富創造中的決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識經濟時代人的巨大潛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人力資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資本的內涵有了很大擴展，資本理論往前垮進了一大步。此后社會科學工作者探索的腳步不斷加快，在人力資本理論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紀80年代，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理論興起了。首先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會學領域使用了社會資本概念，把它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并列，幾年之后，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國社會學界并用它來解釋人的行為。

社會學與社會資本理論

20世紀80年代，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布迪爾在《社會學研究》上撰文，首先從社會學的角度界定了社會資本的概念（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來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概念差距較大），他認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同為大家共同熟悉或認可的制度化關系的持久網絡占有聯系在一起。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認的，并且是一種體制化的關系網絡(Bourdieu，1985)。不難看出，在他的定義中，社會資本是一種資源的集合體，而且這個集合體是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在一起的。布迪爾是第一個把社會資本和社會關系網絡聯系起來的社會學家，他對社會資本的這一界定也把社會資本放到了社會學的框架之下進行研究。在進一步的論述中，布迪爾把資本按照形式劃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從社會學的角度，他認為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一樣，他們都屬于資本的范疇，對其進行投資都是有回報的，同時，社會資本又和經濟資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稟賦的，是在后天人們的活動中產生的，是看不見的，屬于無形資產。

布迪爾的文章發表后三年，在美國，一位叫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的社會學家在《美國社會學學刊》發表了《作為人力資本發展條件的社會資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國社會學領域完整地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把社會資本引入了美國學術界，他認為在解釋人的行為時， 除已有的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外，還必須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撰寫此文的目的在于說明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認為離開了前者，人力資本的積累就無從實現。在得出結論之前，科爾曼先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和內容進行了界定，把社會資本定義為是“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其內容包括社會團體、社會網絡和網絡攝取。社會中的個體只有通過社會團體的成員資格和社會網絡的聯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網絡攝取，才能得到社會資本的回報。Coleman(1988)給出了社會資本的五種表現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范與有效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社會組織和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他認為，社會資本具有兩個性質：不可轉讓性；對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

在科爾曼提出社會資本理念的同時，林南（Nan Lin）等社會學家也在關注著社會資本的發展，與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學者的社會資本理論是從社會網絡出發，視角在于“關注社會資本的使用”。林南在社會網絡的研究方面享有廣泛的聲譽，他（2001）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一種嵌入在社會結構當中的流動的并且可以通過目的性行動來攝取的資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來，社會資本是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社會資本有三個關鍵性的組成部分：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個人涉取這些社會資源的能力；個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運用或動員這些資源。林南從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關于非經常互動和低親密度的“弱聯系”的概念出發，認為弱聯系網絡與強聯系網絡相比能提供更多、更豐富和更易獲得的社會資源。

科爾曼系統地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則把社會資本引向比較精細的方向，他（1993）認為，社會資本是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資格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短缺資源的能力，并提出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

社會資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會學上使用并得到巨大發展的，社會資本理論方面的大多數名家也都是社會學家，但這些社會學家在思考社會資本時又往往采用經濟學的方式，同時也用社會資本理論來探討各種經濟學現象和問題，這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在經濟學領域有了很大發展并得到廣泛運用。

經濟學管理學對社會資本概念的引入與發展

經濟學界首先關注社會資本的經濟學家是盧里（Loury），他在對勞動力市場研究中發現，以社區的社會資源所體現的社會資本決定了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收入和就業機會。盧里（1977）在比較了生活區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發現，通過實施對種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機會均等計劃并不能使得這些黑人孩子在長大后能獲得其他孩子一樣的能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同等收入與就業機會，原因在于他們所處的社區環境中可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通過這一研究，盧里在經濟學領域內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社區中隱含著社會資本。他還認為，經濟學中的“完全的利己主義”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個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因在于，現實中的人不是以個體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鑲嵌在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

盧里的理論給了科爾曼很多啟示，他于1988年在美國學術界引入社會資本概念并把他系統化時，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并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系統研究，1990年他又擴大觀察對象，增加了社會資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會資本的內容從水平型聯盟擴展到了垂直型集體以及不同實體之間的行為，垂直型聯盟的特征是科層關系和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這就涉及到了微觀經濟學方面的內容。總之，鑒于科爾曼社會資本方面理論的系統性，雖然他是從社會學家的角度提出社會資本的，但他的很多觀點成為了經濟學進行社會資本研究的基礎。

著名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關系力量”假設時，強調人們的經濟行為也嵌入于社會關系網絡的信任結構之中，這種大范圍的社會信任結構就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體的規則性期望，有效阻止了違反“互惠性”義務行為的發生，從而大大節約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學者雖然在經濟學上使用了社會資本，但他們最終研究中心還是在社會學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現讓社會資本全面進入了經濟學、政治學等領域，引起了社會科學界乃至整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的重視，他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理論和觀點也使得自己成為了社會資本研究史上繼布迪爾和科爾曼之后的第三個標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績效時候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的，他所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探索了經濟現代化程度與制度績效之間的關系后發現，僅僅將南北制度績效上的差異歸結為南北方經濟現代化程度上的差異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們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歷史中尋找根源，運用了大量證據有力地證明，公民生活的差異在解釋制度成功方面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認為社會資本定義是“一種組織特點，如信任、規范和網絡等，像其他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它使得實現某種無它就不可能實現的目的成為可能”。意大利最富經濟活力的中北部地區賦有公民活動的網絡和規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紡織品和服裝、家具、農業機械、制鞋設備、優質陶瓷和瓷磚等“集群”(cluster)產業，這些網絡組織使得小企業在專業化的基礎上既能獲得規模經濟，使得地區經濟充滿了活力；而南方地區所具有的則是一種垂直的政治結構、零碎而且孤立的社會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會文化，他們的家族企業之間也一樣相互不信任，從而導致了無論在創新性，還是在企業活力和企業競爭力方面都無法與中北部的企業相提并論，使得南方經濟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認為，南方差距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他們的社會資本存在差異，社會資本通過推動和行動提高了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會資本偏低，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南方經濟落后這一現象。

普特南（1996）認為，社會資本逐漸被認為是全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他指出，許多有關農村發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對于當地的經濟增長來說，由當地基層協會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網絡同物質投入、適合的技術一樣必要。

就社會資本對經濟產生影響這個觀點來說，普特南得到了絕大多數學者的支持。后來的學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簡弗泰恩和羅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別從創新、制度經濟學、經濟發展和國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會資本，發現當各方面都以一種信任、合作與承諾的精神來進行經濟交往時，就能得到更多的回報，也能提高生產率。

在管理學領域，使得社會資本理論得到最大運用和發展的是美國學者伯特 (Burt)，他的“結構洞”理論指出，如果有經濟體（企業）能與結構洞兩端的個體（組織）都建立起關系進而跨越機構洞，它就可以同時使用兩端個體（組織）的資源并因此而獲得競爭優勢，在市場經濟中取得最后勝利。

在理論研究進行的同時，有關社會資本的實證研究也在同時開展，相關實證研究也證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會資本理論觀點的正確性。這其中萊克和基費（Knack & Keefer，1995）、扎克與萊克(Zak&Knack，2001) 、古依斯等（Guiso，2001 ）從實證的角度驗證了社會資本能帶來經濟增長。在國內研究中，張維迎（2002）、張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和信任對經濟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張廣利（2004）驗證國外有關社會資本理論在我國社會文化背景下的適用程度，并比較中西方社會資本差異。

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存在的爭議

由于社會資本理論發展的歷史比較短，研究學者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群體是否封閉、測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爭論。其中爭論最激烈的是在社會資本是否集體所有的領域，以科爾曼和普特南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屬于公共財產，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的兩個特點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會資本可能有明顯的排他性和對整體社會的消極作用。

在社會資本會促進經濟發展這一觀點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學者的認同。有學者（Honget等，2001）研究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Miguel等（2001）認為不是社會資本帶來了經濟繁榮，而應該是相反。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羅雖然斷言世界上許多經濟落后地區，市場經濟不發達可由缺乏相互信任來解釋，但他卻認為這和社會資本無關，甚至認為社會資本根本不能被稱為資本。以上爭議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討。

篇3

關鍵詞：社會資本；；評價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09）05-0054-04

一、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

“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出現并不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使用了這一概念。不過馬克思的社會資本概念是相對個人資本而言的。一個資本如果來源于單一的個人，就是一種個人資本或私人資本，如果來源于社會上的兩個人以上就是社會資本。這是從資本社會化的角度理解的社會資本概念。這種社會資本概念是為了說明：隨著社會發展，資本來源渠道更加廣泛，資本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完全具有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的私人資本，而是經過各種途徑進入資本市場的只追求獲利而不具有獨占性的社會性資本。馬克思把股份資本、國家資本等都稱為社會資本，有時也把整個社會的資本總和稱為社會資本。在現代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資本的來源更加廣泛，除了股份資本、國家資本外，各種基金管理著許多資金也進入資本市場形成了各種形式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與私人資本雖然存在一些不同之處，所有權和使用權更加分離，但社會資本與傳統的私人資本沒有本質區別，其獲利的本性沒有改變，進入資本市場后為保證自己獲利而享有的控制權沒有變，只不過控制權不再由原始出資者掌握，而是由人掌握。馬克思的這種社會資本概念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對象。

社會資本概念還有另一種理解，即從社會學角度的理解。在上世紀80年代左右，西方社會學界提出了社會資本學說。對于社會資本概念的第一個系統表述是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的。他指出:“社會資本是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它從集體擁有的角度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持，在這個詞匯的多種意義上，它是為其成員提供獲得信用的‘信任狀’。”在社會資本研究領域，影響最大的是詹姆斯•科爾曼。按照社會資本的功能，科爾曼把它界定為“個人擁有的社會結構資源”，“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實體，而是由具有兩種特征的多種不同實體構成的:它們全部由社會結構的某個方面組成，它們促進了處在該結構內的個體的某些行動”。他把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概述為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范和有效懲罰、權威關系。政治社會學家羅伯特•D•普特南指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

總體說，社會資本理論建立在社會學的“社會網”理論基礎上，主要考察個體如何受到各種外在社會關系的影響，正如科爾曼認為的：所謂社會資本就是個人擁有的，表現為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要素組成，主要存在于人際關系的結構之中，并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其主要表現形式有義務和期望、信息網絡、規范和社會組織等。

二、社會學角度的社會資本概念的意義與存在問題

社會資本學說揭示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一種利益關系，人構建社會資本的目的是為了人的獲利，或在社會資本擁有下可以獲得便利，而社會資本的積累與形成是需要投資的。這樣，社會資本概念又對人的社會交往活動進行投入產出分析，使人與人的交往關系變為個人的一種獲利的資本形式，在人的關系中建立了與生產等活動中的資本形式的聯系。

布迪厄的社會資本概念本質上就是將人的社會關系看作是獲利的手段。他關注的是個人通過參與群體活動不斷增加的收益以及為了創造這種資源而對社會能力的精心建構。社會網絡不是自然賦予的，必須通過投資于群體關系來建構，它是投資后可以獲得收益的一種來源。布迪厄分析的重點在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及符號資本的相互轉化。他認為，投資于社會關系的目的在于把超功利的、集體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轉化為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因此，通過社會資本，行動者能夠涉取經濟資源，提高自己的資本占有量。社會資本的積累和投資依賴于行動者可有效動員的關系網絡的規模，所以，社會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預設了對社交活動的不間斷的努力，這意味著時間和精力的投入、直接和間接的消耗經濟資本。

詹姆斯•科爾曼把社會資本概念當作與其他形式的資本概念本質是一樣的，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社會資本并非完全可被替代。為某種行動提供便利條件的特定社會資本，對其他行動可能根本無用，甚至有害。但是他也指出了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不同之處，社會資本存在于人際關系的結構中，它既不依附于獨立的個人，也不存在于物質生產的過程之中。

當然，一些研究者從宏觀角度來理解社會資本，把社會中人與人的聯系和溝通從經濟角度進行了重新的認識，認識到人與人之間在文化、思想上的協調對經濟活動具有相當的價值。在普特南的社會資本學說研究中，他就認為，一個依賴普遍性互惠的社會比一個沒有信任的社會更有效率，正像貨幣交換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樣，因為信任為社會生活增添了劑。他還認為，像信任、慣例以及網絡這樣的社會資本存量有自我強化和積累的傾向。公民參與的網絡孕育了一般流的牢固準則，促進了社會信任的產生，這種網絡有利于協調和交流、提高聲譽，因而也有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

就社會學的社會資本概念本身來看，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其一是把人的各種活動包括社會交往活動都歸于一種理性選擇過程，但實際社會中，人的交往活動并不總是理性的，也不是完全可以由經濟利益來決定。社會資本理論是另一種形式的理性選擇理論，忽視了人類行動的非預期后果、非理性后果、無理性后果的存在。理性選擇理論家認為，社會資本作為一種信息資源和控制手段，是理性行動者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行動者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協調和適應。雖然社會行動多數是有目的的和理性的，但是如果說所有的社會行動都是受到理性和目的支配的，未免陷入理性選擇論的沼澤。實際上，社會行動區別于經濟行動的一個特點就在于，前者經常導致非預期后果。比如人們在進行社會資本的投資時，并不一定能準確預測到可能的后果。況且，目的性或功利性很明顯的社會資本投資往往會帶來消極的后果。“開放網絡更能帶來豐富的社會資本”這個命題在工具性行動中可以得到驗證，但卻不能有效地解釋情感性行動。其二是社會資本理論存在使用同義反復式的定義和論證。多數社會資本理論家主張，人們之所以進行社會資本的投資，是因為這有助于實現未來的利益。然而，利益體現在行動結果中。他們不得不用行動的結果來揭示其原因，在邏輯上重復了結構功能主義的謬誤。

三、從經濟學角度來認識社會資本概念

社會資本既然是一種資本，應該與物質資本、貨幣資本有著相同的本質。這種本質表現為社會資本的私有性、價值性、收益性。當然社會資本的使用者會反復強調社會資本的特殊性，如社會資本的無法轉讓、社會資本收益的不確定性和社會資本的危害性。過于強調一種資本的特殊性，只能是使這種概念本身離概念內在的要求越遠，最后連其是否是資本也值得懷疑了。社會資本概念揭示了人際關系或社會關系網絡對人的活動的經濟價值，反映了人際關系給人帶來的收益，由此明確為社會資本。從這個意義上看，社會資本與物質資本、貨幣資本有共同之處，都是可以給人帶來收益的一種手段。社會資本，尤其是個人建立的社會關系也具有一定的私有性，是以個人為中心形成的與他人的聯系與溝通。這種聯系與溝通使個人在今后與他人的交流中不需要再作更多的鋪墊，減少初期交流的時間與成本，而且建立的溝通機制可以使交流活動更加順利。現代制度經濟學從另一方面指出了人與人形成的制度對人的活動的經濟意義。不過制度經濟學主要是從社會宏觀的交往規范著眼的，而社會資本是從人與社會的關系的角度來研究的。社會資本理論與制度經濟學將來可能會殊途同歸，但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且社會資本對人類經濟活動的解釋力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從另一角度來講，把可以帶來收益的投資活動都稱為資本活動往往并不能真正揭示這種活動的內容。一個概念，尤其是科學的概念應該有較為明確的內涵與外延，資本概念也不例外。有投入有收益的活動是一種經濟活動，沒有必要一定把這種活動的載體都稱為資本。在經濟學研究中已經有明確指向的資本，不能泛化地用于任何與收入有關的領域。因為一旦處處使用，必然導致整個資本概念的失效。人與社會建立的聯系確實需要花費人的時間、精力與錢物，這種聯系對個人的未來發展也會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但是如果單一地把這種現象稱為是社會資本的積累與形成，是一種簡單化的做法。因為人是社會的人，人與社會建立聯系，不僅有經濟考慮，也有心理、情感與社會需要等各種復雜的動機，其從社會獲得的也不僅是收入上的提高或經濟交往的便利。如果把人的一切活動都歸于利益活動，這實際上正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是經濟學的缺陷所在，經濟學的方法只是從人之外的市場來把握人的經濟性，而社會學的研究正是要彌補經濟學的缺陷，但社會資本概念卻是社會學借用了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

如果從嚴格的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人與社會建立聯系的投入產出，量化分析實現的可能性極小，因為人的社會交往活動無法用貨幣來進行計量，這也說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社會資本幾乎是不可能的。人們可以看到有這種投入產出的現象，只能用定性的語言加以描述，但真正用定量的方法進行測量時則難以做到。人在構建與社會的聯系中，許多活動主觀上并沒有獲得收益的意識，即便一些活動的投入主觀上有獲得收益的意識，但是在與人的互動中既不能確定投入量應該是多少，也不能確定最終有多少收益。把這樣一種活動名之為社會資本形成活動，可以在現象上描述之，但不可能從定量上加以把握。

社會學家們在使用社會資本概念時確實看到了人的社會關系對人生活的影響，尤其是對人的生產經營和收入活動帶來的影響。而且社會關系的建立是一種人與人溝通與聯系過程，不可能不花費人們時間和金錢。這一切似乎都在說明社會中是存在社會資本的，人要有意識地去認識與把握社會資本，從而為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加明確的行為指南。但是，這種對社會關系經濟價值的表象認識不能代替數量上的把握。沒有指標來定量地測算社會資本價值量，既無法表明社會資本概念的科學性，也無法為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提供幫助。在究竟用哪些指標來測量個體或群體的社會資本，不同的學者提出過不同的方法。事實上，任何學者對社會資本進行的形形的測量，均與他們對社會資本的不同界定密切相關。一些學者把焦點對準社會網絡中個人所處的位置，并把此視為理解社會資本的關鍵。通過確認個人在網絡中的位置，有可能評估行動者與一個結構位置的距離，諸如一座“橋梁”，在獲取更多的、不同的和有價值的信息方面，“橋梁”的占據者有可能處于競爭性優勢。強度也被證明為測量“橋梁”有效性的網絡位置尺度。這種測量方法是想說明：網絡位置是識別社會資本的關鍵因素。然而，它們并沒有為這些方法在社會資本理論中的可行性提供十分清晰的研究論據。除非有在任何特定測量中運用的明確理論論據，像對社會資源和網絡位置所進行的測量一樣，簡單地把任何社會網絡的指標運用在社會資本的測量中是不可能實現社會資本定量化的。

由此可以發現，社會學家使用的這些測量方法不過是比較不同人的社會資本的差別，是一種序數價值測量方法，是從社會關系對人重要性的角度來進行測量的。這種方法可以發現，投入多的總體上要比投入少的人的社會資本多，社會資本多的總要比社會資本少的可能獲得的收入多。但這些方法沒有從經濟價值角度對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做出定量測量。如果不能對人的社會資本進行價值測度，這種資本與物質資本、貨幣資本之間的關系也就無法明確，只能停留在定性的階段，而這種定性的分析也影響了社會資本進一步深化。

四、對社會資本概念的分析與批判

從社會學角度理解的社會資本概念本身并不復雜，實際上是一種將社會關系庸俗化的做法。馬克思很早就指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通過對人的社會關系，尤其是利益關系的分析來認識人的思想和行為。但將人的社會關系作為一種可以為自己謀利的資本，這種觀點也只有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影響不斷加深的情況下才能產生。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表面上將人的關系貨幣化，商品化，從而可以更容易度量和投資，但實際上是一種對人與人關系的非人化。社會資本只能由社會學家提出，因為它不需要如經濟學家那樣對其進行直接的價值度量，不涉及資本轉讓等問題，也不必與一般資本概念作比較。一旦進入經濟學的領域，這種社會資本概念的提法就存在許多問題。這個概念反映了社會學在研究人類社會現象時是如何從現象出發而且只停留在現象上，表明其概念體系的貧乏。為了說明這種資本的實在性，社會學家又從文化、網絡等方面說明這種資本的存在，而這更說明這種概念只能從抽象的角度去理解。如社會資本的代表人物福山對“社會資本”作了新的解釋，使其從屬于文化范疇。他用“信任”這個概念把社會資本與文化聯系起來。“所謂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之中，成員對彼此常態、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社團成員共同擁有的規范，以及個體隸屬于那個社團的角色。”而“規范”、“角色”在深層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響，所以信任實際上是以文化為基礎的。“所謂社會資本，則是在社會或其下特定的群體之中，成員之間的信任普及程度。”既然社會資本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而信任又以文化為基礎，所以，經“信任”的傳遞，文化便成為社會資本深層的決定性條件。“社會資本和其他形態的人力資本不一樣，它通常是經由宗教、傳統、歷史習慣等文化機制所建立起來的。”福山把人與人之間一切交流和溝通的內容都歸在社會資本范疇內，由此可以看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切可以被用來獲利的手段，不管是有形還是無形，是物質還是人自身，都被當作資本來看待，這正是資本寬派論和資本主義異化的表現。

將社會資本的內涵和外延擴大，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以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稱之為“社會資本”，這實際上會導致社會資本概念的泛化和濫用，也說明用社會資本的概念來理解人的社會關系的簡單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事物都被商品化了，人的社會關系用投入產出來分析并不奇怪，國外多數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研究者都是從社會資本有利于個人在市場中獲利的角度來研究社會資本的。這一理論一進入發展中國家，由于這些國家市場化、商品化程度不高，權錢交易現象較為普遍，所謂的關系、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就被當作不正之風甚至腐敗的代名詞，新聞媒體當然也多從消極方面報道社會關系或社會資本的作用。關系、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不過是對社會現象的一種描述，社會上一些人把社會資本的投機行為――如通過賄賂達到自己的及時性目的――與社會資本的正常投資混為一談也就成了一種正常認識。要想正常使用社會資本概念，不是要還社會資本的社會學定義的本來面目，而是要從現實社會的人與人的關系確立來著手。這一概念的獨特的模糊性、歧義性與綜合性所具有的調和、折衷特征獲得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廣泛的認同。“資本”作為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它在政治領域往往與利益、競爭、社會關系的物化、人的精明的計算，甚至與剝削與階級斗爭等含義相聯系，而社會資本中的“社會”概念卻反映的是道德價值、合作、義務、互惠以及共同體生活等與“資本”內涵相對立的方面。這兩個相互矛盾的名詞的結合所體現的正是遭到馬克思批判的普魯東的形而上學的折衷方法：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每個事物都只要它的好的一面。社會資本在政治領域的拓展與其說提供了解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根本途徑，不如說它在更深刻的層次上只是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及其給整個世界帶來的根本困境。

中國社會長期以來重視人際關系和社會網絡，許多社會經濟和政治活動中都有社會關系的影響，它在整個社會系統的運行中一直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功能。“關系”似乎是中國社會結構的突生現象。許多人投入大量的精力與金錢來構建自己的“關系網”，這種情況確實值得我們深入地加以研究，同時也要引起我們的警惕――這種關系到底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社會的發展還是只是一種為個人私利的結合。許多人樂于用公共的資源為自己建立個人的關系網，這不僅不會促進社會發展，反而會出現權、官與金錢的結合，成為權力資本主義的腐敗的社會表現。如果我們簡單地將西方的社會資本的理論和測量工具照搬到中國，忽視中國社會中“關系”的真實內涵，社會資本的概念不過是為一些人構建自己的關系網提供了借口，而中國發展中存在的真正問題則被忽視。因此，我們要將西方社會資本理論的本質揭示出來，要進一步弄清中國社會中的關系內涵和變化規律，為中國現實社會的現實關系研究提供更加科學的方法，這才是未來中國社會研究的努力目標。

參考文獻：

［1］［法］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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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20年代“社會資本”的概念出現在學者們的視野中，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關于“社會資本”的討論從未停息，各位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社會資本做了論述和界定，以求探索社會資本的起源和發展脈絡。而學者們的核心爭論多與其選擇的分析層次有關，基于此，本文希望對社會資本的分析層次進行梳理，比較不同分析層次的理論優勢，以促進社會資本的系統化研究。

一、社會資本分析層次的爭辯

20世90年代，伴隨著社會資本現代意義的開啟，社會資本的研究呈現出以個人為中心的研究和以社會為中心的研究兩條路徑。而除了這種以研究取向的不同劃分之外，不同學者又從社會資本的系統化理論架構出發，將其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

（一）個人為中心和社會為中心的分析層次

1、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理論

個人層次的關注點包括：（1）個人如何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投資；（2）個人通過何種方式獲取嵌入在網絡關系中的資源，并用這種資源產生回報。堅持這種分析戰略的社會學家主要包括林南、伯特和波茨等。

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又被稱為社會資源理論，他把社會資本界定為“個體為了從嵌入性資源獲取回報而在社會網絡中進行的投資”。①而伯特把社會資本定義為網絡結構給網絡中的行動者提供信息和資源控制的程度，他稱之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過它們獲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資本的機會”，亦即“結構洞的社會資本”。②波茨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社會資本是嵌入的結果。”③

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資本理論具有三點特征：其一，社會關系網絡孕育了社會資本，離開了網絡，社會資本變得沒有任何意義；其二，社會資本更多的包含了信任、規范等文化資本，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資源；其三，社會資本更是一種獲取效益的投資活動。

2、社會層面的社會資本理論

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理論主要研究的是群體、社團或組織之間的相互聯系，關注各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網絡中的群體參與，并把社會資本看做社會共有的公共物品，可以增加每一個成員的福祉。其中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和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理論都是這種分析的典范。

在布迪厄看來，社會資本是可以轉化的并具有高度生產性的，憑借社會資本，行為者能夠直接獲得經濟資源，并提高自己的文化資本。④詹姆斯·科爾曼作為社會資本研究的集大成者，把社會資本看作是“具有兩個共同特征的各種實體，它們都包括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不管其是個人還是集體行動者”。⑤普特南把政治參與和民主的議題加入到社會資本中，把社會資本看作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規范、網絡和信任”。⑥

然而不論是個人為中心，還是社會為中心，學者們在一個觀點上達成了共識：社會關系網絡中成員的互動維持和再生產了社會資本。其中，布迪厄和科爾曼的理論奠定了社會資本作為集體資產的論述，在此基礎上，普特南又提出了公民參與，把社會資本看作社會組織的特征，使社會資本與公民福祉、制度績效、民主制度聯系在一起，把社會資本理論放入了更具現實意義的研究框架之中。⑦

（二）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分析層次

與個人和社會的分析層次不同，這一分析層次主要從理論的系統化角度出發，學者托馬斯·福特·布朗和喬納森·H. 特納都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過這種分析。本文希望通過對社會資本理論這三個層次進行研究，區別出微觀社會資本、中觀社會資本以及宏觀社會資本的不同界定以及適合的研究領域。⑧

1、微觀社會資本

微觀社會資本強調在特定網絡中的個人調動資源的能力，關注嵌入在網絡中的個人，布朗又把這一層面的社會資本稱為“嵌入自我”的觀點。這一陣營下的理論學家包括了科爾曼、波茨和林南。微觀社會資本和以個人為中心的層次在關注點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上文所論述的個人為中心分析層次中，已經簡單介紹了波茨和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波茨在理論中引入價值和規范，認為它們有助于推動個人建立社會聯系他跳出了于理性選擇范式，把社會資本的研究帶入了更廣闊的空間。

林南堅持在行動和社會結構的互動中開展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其理論體系中包含了資源、社會結構和個體行動三個核心概念，分別對應投資對象、投資場所和投資者及其活動。于是，社會資本變成一種運動著的投資過程，是面對資源爭取回報的行動。社會資本不再是一種靜態的客觀對象，更是一種實踐。⑨

科爾曼承認社會背景的理性選擇理論，通過思考人們之間的關系類型進而探討理，并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核心是信任，認為社會網絡的差異會影響個體之間的信任水平。科爾曼的理論為過渡性理論，為中觀社會資本做了鋪墊。

2、中觀社會資本

布朗把中觀層面的社會資本稱為“結構”的觀點。主要討論了社會資本特定網絡中的結構化，以及資源在不同結構中的流動方式。在這個理論陣營的理論家包括羅納德·伯特以及所有以組織為基本分析單位的研究。可以說，這個研究層次包含了一部分以社會為中心的社會資本研究。

伯特的“結構洞社會資本理論”試圖隱喻“社會資本”是一種競爭優勢，告訴企業家和組織必須擴大自己的網絡關系，加強不可替代性關系的建設，致使競爭對手被孤立，而自己獲得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回報。⑩伯特否定了網絡背后多樣化動力對競爭性結果的重要性，比如信任，他認為信任是人特有的。

中觀層次對網絡的關注把群體組織納入了視野中，其中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是研究的典范，強調社會資本的集體性，使社會資本超越了個體的意義，上升到“公共物品”的社會層面。普特南把社會資本等同于市鎮甚至整個國家這樣的社區中的“公民精神”的水平。在他看來，像信任、規范以及網絡這樣的社會資本存量有自我強化和積累的傾向，就像擁有常規資本的人一樣，擁有社會資本的人也希望盡量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但是社會資本是一種“公共品”，是從中獲益者的私有財產，不能由私人部門提供。

3、宏觀社會資本

布朗把宏觀層面的社會資本分析稱為“嵌入結構”的觀點，主要討論了社會資本包含在政治、經濟體系以及更大的文化或規范體系中的方式。關注社會聯系受到“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觀經濟的影響。

宏觀分析避開了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考察了社會制度和與其建立聯系的人以及這些聯系的表現方式。這種宏觀分析的觀點不多，相關的理論主要出現在文化社會學的經濟研究中，而并不直接關注社會資本。世界銀行試圖通過研究社會資本，建立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消除貧困之間關系；武考克希望構建一種理論綜合作為分析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框架；福山把社會資本看作一種文化和價值規范，并且考察了普遍信任與社會經濟的關系，這些都屬于宏觀社會資本的分析層次。

二、兩種分析層次的比較

個人為中心和社會為中心的分析層次主要是從個人和群體為單位劃分了社會組織的研究對象，前者屬于個人，為個人利益服務，后者屬于群體、社區或者社會每一個成員所共同擁有的，是為所有成員的公共利益服務。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分析層次主要強調個人、結構和嵌入的結構，分別關注了自我為中心的力量、網絡的結構化和嵌入在較大系統中的網絡（見表2-1）。

社會資本不同層次的界定要求研究者在運用社會資本分析具體問題時必須采用相應的理論表述。如果將適用于集體的理論套在了個體身上，就會出現林南曾論述的“生態謬誤”，即從某個層次上得出的結論被運用在了其他層次上。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個人為中心和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有著較大的相似性，其研究對象都是個體，關注點都是個人在特定網絡中的資源動員能力，做具體問題的研究時，可以相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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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學與社會學

關于經濟學和社會學，最準確劃清他們界限的是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他在他的著作《普通社會學通論》中提出經濟學研究理，而社會學研究非理。在此之后，經濟學與社會學日益疏遠，只有極少數學者還試圖保持兩者之間的聯系，比如熊彼特與韋伯等人，他們的努力絲毫不能阻攔經濟學和社會學日益疏遠的趨勢。

然而近幾十年，這兩門學科卻出現了相互融合的征兆，加里·貝克爾將新古典經濟分析方法即理性選擇架構運用于社會學領域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貝克爾認為在有限的范圍內，理性選擇理論能夠解決的問題比迄今為止已經解決的問題要多得多，但他并不知道這個有限的范圍到底有多大。以科爾曼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學家也開始構建理性選擇社會學。但是一些非主流的經濟學家卻發現，理性選擇理論存在缺陷，現實中人類的很多決策行為，無法用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于是理性選擇理論開始受到懷疑，經濟學家們越來越認識到人類行為本身的重要性，從20世紀30~40年代開始，經濟人類學家卡爾·波拉尼、人類學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哲學家卡爾·曼海姆等人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人類行為的動因問題，他們反對把個人簡單地理解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認為個人行為的目的不僅要滿足自我的物質需求，還要獲得社會的認同，其行為是在歷史文化和制度的背景下作出的選擇，受到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體系等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榮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道格拉斯·諾斯不僅關注正式制度對人的選擇行為的影響，而且指出應該分析包括觀念、文化、意識形態在內的非正式制度，這實際上暗示著對理性選擇范式關于個人假設的修正。再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信息經濟學三劍客之一的阿克洛夫，他不用經濟學模型來解釋非經濟學行為，而是直接將非經濟的社會學要素引入經濟分析之中。他認為人們偏離理性最優化的現象往往不是隨機的，由于社會或心理方面的原因，這種偏離經常是系統的。

對這種情況提供新的分析方法的,是在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范圍內發展起來的社會網絡分析。社會網絡分析是在一些對經濟問題感興趣的社會學家通過引入和運用一種新的社會學方法，即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諸多經驗的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后逐步建立起來的。正如格拉諾福特所說，任何經濟行為都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經濟學中流行的技術分析工具不適于討論社會關系，也不適于解釋社會關系如何對經濟行為產生影響，這時大家關心的是社會關系網絡如何構成有利于行動的資源、如何創造價值、行動者如何在行動中利用與他人的關系和更為廣義的社會結構等問題。這時需要一種新的分析工具或視角，而且這種新的分析工具或視角必須具備能夠使社會學研究與經濟學研究范式相融合的特點，即在一個行動者身上使理性選擇假設與社會結構約束假設相容的功能。于是學術界把注意力投向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概念首先源于社會網絡觀點，可以從個體選擇行為出發進行研究，使社會資本的研究同資源、回報、效益等經濟管理問題聯系在一起，即個人或企業可以在理性選擇的基礎上投資或構建社會資本。

關于社會資本的概念，雖然爭議很多，但其基本思路是統一的，即社會資本是基于信任、制度、規則、慣例、習俗或投資于社會關系的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網絡關系可以為個人和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動力或方便，即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從宏觀層面來看，社會資本能夠改善法律、法規的執行效率和政府政策的宏觀經濟績效；從微觀層面來看，社會資本能夠減少經濟運行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2 企業社會資本理論的產生

隨著社會資本研究的深入，有關學者又提出了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經濟行為者；同時，企業也是在各種各樣的聯系中運行的。提出企業社會資本的概念，就是強調企業不是孤立的行動個體，而是與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發生種種聯系的企業網絡上的紐節。西方經濟學主流觀點一貫認為，行動者的行為選擇是個體特征與目的的函數，只受價格信號的支配，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進行選擇。但是實際上不管個人還是企業都嵌入在社會網絡之中，各種價格信號經常因社會性因素的干擾使個人或企業的理性選擇出現偏差，必須輔以內外部的各種關系網絡、信任機制來對錯綜復雜的價格信號進行甄別，個人和企業才能做出正確而且有效率的決策。在實踐上，越來越多管理者承認，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是決策，也不是高瞻遠矚，而是人事管理。人事管理的重點不在于管理人，而在于建立人際關系。管理者不應該總是把目光停留在如何提高個人的績效，而應該關注如何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

企業社會資本理論可分為企業內社會資本理論和企業外社會資本理論，企業外社會資本指企業從外部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企業在成長過程中，不斷融合社會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企業能否有效融合社會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是企業能否成長壯大的關鍵，而企業對它們的融合是以社會網絡資本為中介的，社會文化資本通過對交往交易中的共識規則的達成和互助行動的預期來影響企業的成長效率。在此基礎上，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除了不斷融合社會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外，還有社會信息資本，在現實生活中網絡傳遞的信息比市場獲得的信息更密集，比等級溝通獲得的信息更自由。企業內部社會資本指的是企業內員工間和部門間的信任和行為規范，從理論上講，企業內社會資本可以增強生產要素組合的效率，增加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的回報。企業內社會資本就像機器的劑，有利于加強企業成員的信任與合作，促進企業各部門間的溝通與協調。所以強大的企業內社會資本可以大大減少企業內的監督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

3 企業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趨勢

不管是社會資本理論還是他的衍生物企業社會資本理論，都還處于他的草創階段，在很多方面還不夠成熟規范，在理論體系上還不夠完善。但是，他使經濟學從高不可攀的神臺走向現實世界，所以這種研究方法必將是未來經濟管理研究的主流。筆者認為，從企業社會資本的理論體系上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有待完善：

（1）企業如何投資構建企業社會資本到現在還是一個未解之謎。眾多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已經指出，社會資本可以是有目的的投資產物，例如布迪厄指出：“關系網絡是投資策略的產物，這些策略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集體的，它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針對某些社會關系的確定或再生產，而這些關系則是在短時期內或很長一段時期內直接用得著的社會關系，即把那些偶然的關系，諸如鄰居關系、工作場所的關系、甚至親屬關系，轉變成既必須又有選擇性的關系，轉變成從主觀上感到有必要長久維持其存在的關系，轉變成在體制上得到保障的關系。” 著名經濟學家青木昌彥稱，社會資本可以由個人投資和占有，個人為了從中獲益，必須通過社會交換對此投資和維護。現在的問題是企業如何投資購建社會資本。在這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還不夠深入。

有的學者認為精心設計制度是投資社會資本的重要方式———即用來分配從組織化活動中得來的收益和支付成本責任的一系列規則。也有人認為企業應在增加企業透明度、健全企業各項規章制度和建立自己的企業文化等方面進行各種投入，這樣才能在社會中形成穩定的聲譽，使企業更易于獲取各種稀缺資源；還有穩定的契約、合理的激勵約束制度可以增強企業內成員之間、成員與企業之間的相互信任，從而減少企業內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提高效率。但是這些行為如何具體化、如何運用在實際的生產經營過程中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2）既然社會資本可以通過私人有目的的投資購建，那么把它納入財務體系、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將是十分必要的。從財務的角度講，任何投資都應該在事前進行項目評估，預測未來的收益和成本，這樣在實際投資時才有據可依、心中有數。企業進行社會資本投資的收益表現為企業效率的提高，張其仔博士運用經驗資料證明了企業社會資本量的高低與企業的經濟效益呈正相關關系，其中管理者與工人間的良好關系對企業的盈虧有顯著影響；而且企業內社會資本與企業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呈正相關關系，與企業管理費用呈負相關關系。而成本表現為除了物質投資以外，還包括諸如犧牲短期利益、謀求長遠利益這樣的非直接性質的投資和看不見摸不著的感情投資、時間投資等。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衡量成本效益，從而作出企業社會資本投資的正確決策。

（3）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對員工的激勵也應由單純的物質激勵轉為多種形式的激勵，包括以員工之間的合作與信任為基礎的激勵。基于信任的激勵與其他形式的激勵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交易費用，是管理激勵的發展趨向。決定一個企業發展狀況的主要因素，不再是物質資本的數量和質量，而是能使人的潛力得到最大限度發揮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即企業社會資本。如何通過構建企業社會資本及相應的制度的設計，實現激勵相容，最大程度發揮員工工作積極性，防止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將是企業社會資本理論發展的一個方向。

綜上所述，企業社會資本是一個全新的概念，他融合了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三門學科來解決現實問題，拋開了傳統的經濟學假設，使我們對經濟管理問題的研究更貼近現實，但是，這個理論還非常不成熟，需要各個學科的學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參考文獻

1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安佳譯.經濟學與社會學[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 儲小平,李懷祖.家族企業成長與社會資本的融合[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03(6)

3 汪和建.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一個批判性述評[J].與現實. 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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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2-0010-10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從新經濟社會學演化出來并在近幾年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研究熱點。因此，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及政治學家都紛紛引用這一概念以解釋紛繁多樣的社會經濟現象。近幾年，社會資本作為一種新的資本形式，在國內研究中逐步興起，并成為學術界較為熱門的話題。作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第三種“資本”，社會資本是一個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釋范式。以信任、規范和參與網絡為主體的社會資本與我國當前構建“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有重要的聯系。如何正確地認識和發掘傳統社會的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通過開放、吸收和制度創新等途徑來增加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的存量，來加快新世紀中國新農村建設，是一項意義重大的任務。因此，完全可以將社會資本這一理論范式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中。

一、社會資本理論及其詮釋

從目前所能發現的資料來看，最早獨立使用“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在內涵上與現今學術界所熱衷的“社會資本”相近的是漢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發表的《鄉村學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出版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書中，用“社會資本”概念說明了社會交往對教育和社群社會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會資本還比較模糊。當然，漢尼凡并沒有在社會資本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之間作明確比較，而是使用這個概念來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傾向于使得這些有形的物質（不動產、個人財產或者現金）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變成更有價值的東西：也即善意、友誼、同情心以及構成社會紐帶的個人和家庭之間的社會互動……”漢尼芬把社會資本看做個體的一種資產以及對個體社會交往的重視表明，社會資本概念已初具雛形。

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資本概念首先由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國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說道：“網絡是一個城市不可替代的社會資本，無論出自何種原因而失去了社會資本，它所帶來的收益就會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資本慢慢地不確定地積累后它才會恢復回來。”雅各布斯將“網絡”作為社會資本應用于城市鄰里關系的研究，他將社會資本界定為“鄰里關系網絡”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為研究社會資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認為，最早使用社會資本概念的是經濟學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種族收入差別的動態理論》（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研究種族間收入不平等時太注重人力資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洛瑞從社會結構資源對經濟活動影響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對應的一個嶄新的理論概念――社會資本。他認為，社會資本是諸種資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與社區的社會組織之中，為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發育、社會化過程以及人力資源發展都提供了許多有利條件。洛瑞嘗試把社會資本的概念引入經濟學，是為了論證社會資源對發展人力資本的重要影響。在他看來，無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是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的，即個人是自利的，總是用盡一切手段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這種利己主義者的描述與現實社會中的人相去甚遠。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網絡中的，并非以獨立的方式去實現目標。個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為中心。因此經濟學家必須修改理論假設，以使之更符合社會現實。洛瑞雖然使用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但他并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研究，因而也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

但理論界一般認為，是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會資本”概念，并把它引入社會學的研究領域。1980年，布爾迪厄在《社會科學研究》發表了題為《社會資本隨筆》（Essays on Social Capital）的短文，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它從集體擁有的角度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持，在這個詞匯的多種意義上，它是為其成員提供獲得信用的‘信任狀’。”布迪厄對社會資本概念作了社會學的解釋，開創了社會學也能研究資本的先河，從而使社會學和經濟學有了進行對話的可能。但是，這種解釋僅僅將社會資本局限于網絡這一種形式，縮小了社會資本這一范疇的理論內涵。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會資本理論框架的學者，科爾曼（1988）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發表的題為《社會資本在人力資本創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闡述了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并對社會資本給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爾曼從功能角度將社會資本界定為：“社會資本的定義由其功能而來，它不是某種單獨的實體，而是具有各種形式的不同實體。其共同特征有兩個：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組成，它們為結構內部的個人提供便利。”后來科爾曼在其所著《社會理論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書中，對社會資本理論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而真正使社會資本的概念引起廣泛關注的是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認為社會資本是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的。他在《使民主運轉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書中對社會資本做了這樣的定義：“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征，諸如信任、規范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通過促進合作行為來提高社會的效率。”普特南對于社會資本的重要貢獻在于，他在科爾曼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從個人層面上升到集體層面。普特南強調的是集體行為或組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近些年來，普特南及其繼承者已經進一步發展了其社會資本理論。這種發展集中體現在世界銀行的社會資本定義①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廣和運用。

托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2000）分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上逐一闡述了社會資本，將社會資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論一貫的知識體系。托馬斯?福特?布朗認為，社會資本是按照構成社會網絡的個體自我間的關系類型在社會網絡中分配資源的過程系統。在微觀層面上，微觀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自我的觀點，是個人融入網絡的產物，它以關系的形式存在，如親緣、學緣、地緣。微觀社會資本有三種構成形式：嵌入社會結構中的資源、資源的可獲得性以及對這些資源的使用。在中觀層面上，社會資本以非正式制度、組織慣例、習俗規則而存在，強調個人、企業、社區、團體等因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對資源的可獲得性。在宏觀層面上，稱嵌入結構的觀點，關注的是在組織、社會或國家中某一行動者群體對社會資本的占有情況，包括和諧的社會關系網絡、有效的制度規范、普遍信任等。有關社會資本這三個層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根據討論問題的不同而各有側重，任何給定的問題都需要在三個層面上分析。托馬斯?福特?布朗對社會資本的表述提供了研究社會資本的新視角。

著名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Lin Nan，2001）在吸收了馬克思的資本概念，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概念，以及布爾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的基礎上，強調“社會資本是投資在社會關系中并希望在市場上得到回報的一種資源，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并且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得或流動的資源”。林南定義社會資本時強調了社會資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人們必須遵循其中的規則才能獲得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同時該定義也說明了人的行動的能動性，人通過有目的的行動可以獲得社會資本。林南的社會資本界定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網絡或社會關系之中，不能離開社會關系談論社會資本；第二，社會資本是一種可以帶來增值的資源，這種增值功能不僅體現在貨幣、財產等物質資本上，也可以體現在人力資本以及聲望、信任、規范等社會資本上；第三，社會資本不僅是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源，而且也是人們為了獲得各種效益的投資活動。

盡管上述社會資本定義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會資本看作為一種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資源，它為社會結構中的行動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規范與網絡三大基本要素。對于社會資本概念，我們可以結合中國的現實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社會資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的，其關鍵是使人們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觀的世界觀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會資本的主要特征體現在那些將朋友、家庭、社區、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聯系起來的人格網絡；再次，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一種特性，它有助于推動社會行動和辦成事情。參考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我們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體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規范和合作為基本特征，進而建構的社會參與網絡。它具有社會結構資源的性質，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構成社會資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國社會是一個關系本位的社會，長期以來將人際關系、關系網絡等視為社會生活的一條重要原則，關系取向一直是中國人在人際關系中的一種主要運作方式，從而使得社會資本理論與中國社會現實有著某種強大的親和力。

二、農村社會資本的概念、層次、特征及類型

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政府對農村政治控制的逐步松動，農村社會政治生活出現了根本性變遷。隨著“三農”工作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確立，學者們自然而然地將社會資本這一嶄新視角逐步引入中國農村社會予以考察。于是，農村社會資本這一概念被應用到農村研究的各個領域。在農業生產方式市場化轉變、農村人口“經濟性”外流、農村政治文化轉型及新農村社會網絡形成等農村內外部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社會資本正處于一種承繼與消逝、異化與新生的新舊裂變之中。當前，如何培育積極的農村社會資本，增強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改善農村的非制度化參與渠道，實現鄉村社會的善治，則是當前理論界和政策界進行理論探討與實踐的一個重大課題。當然，我們利用“外來的”社會資本理論研究中國農村社會問題時，應懂得結合我國農村社會實際，對“本土化”農村社會資本理論進行探討，賦予其新的內容。

1. 農村社會資本的概念

農村社會資本是農村社會中由于社會成員的長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歷史傳統、習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際及組織關系網絡，這種參與網絡將產生某一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信任、互惠、合作，并通過信任和互惠最終促進該共同體成員之間以共同收益為目的的集體行動的達成。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中心的傳統親屬關系占據重要地位的熟人社會，農村社會成員之間形成了一種建立在血緣共同體上的特殊信任。這種特殊信任使農村社會成員相互信任、相互幫助、彼此協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規范。當成員之間產生矛盾或利益分歧時，通過這種特殊信任關系的溝通和協調，比較容易化解矛盾和分歧而達成妥協。中國，尤其是在農村社會，因血緣、地緣和親緣等因素構成的關系網絡，是中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些參與建構的網絡體現了身后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從而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2. 農村社會資本的層次劃分

對農村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應從各個不同層次予以展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避免農村社會資本層次混亂、內涵不清的現象發生。筆者結合我國農村實際，從宏、微觀兩個層面分別對其予以界定，分為農村個體社會資本與團體社會資本，其中宏觀層面，涵蓋了傳統意義上的中觀分析。

（1）個體社會資本。個體擁有的被用來實現個體目標的社會資源，包括個體所擁有的人際關系和成員資格，它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個體的社會生活能力。它意味著個體的社會關系網越廣，個體所具有的社會身份越多，他的社會資本存量越大。個體社會網絡中直接嵌入著的諸如權力、財富、聲望等更是一種實質性資源。這些資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不是個體直接擁有的資源，而是一種嵌入性資源。因此，個體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性資源，是嵌入個體社會網絡中的資源（顯然，這里的資源包括多種形式）。具體在農村勞動力中體現為農村村民可通過投資或動員來獲取社會稀缺資源的關系，它以各種“人際關系”的形式存在，如血緣、地緣、業緣與趣緣關系等。

（1945）在探討中國社會關系的特點時用“差序格局”②這一概念來解釋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他認為中國社會關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就發生聯系。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差序格局深刻地表達了中國社會關系網絡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如果兩個人之間發生交往，在一個人考慮是否將所掌握的資源做有利于另一人的分配時，他心目中首先考慮的就是另一人和自己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中國差序格局社會所形成的農村社會網絡是一種基于傳統血緣、地緣、業緣等初級社會關系的網絡體系，主要通過血緣、地緣、姻親、宗族、家族等網絡進行溝通和互動。農村的社會關系網絡可以看作是一張封閉的大網，農民或其家庭是網絡上的節點，節點之間的連線就是雙方的情感聯系。農民個體社會資本的變化在結構上主要體現在強關系聯系人和弱關系聯系人上的變化以及各種情感聯系的變化。

（2）團體社會資本。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時，一般都把社會資本視為一種蘊藏于個體網絡之中的財富。但自從科爾曼指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結構性資源”后，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注意到社會資本的團體（集體）層面，即不僅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個體擁有的資源，而且將其視為一個組織、一個社區甚至是整個社會所擁有的資源和財富。

本文所界定的團體社會資本，是指一個組織或一個團體，甚至一個社會、地區和國家所具有的追求團體目標、實現集體合作的組織資源，包括組織網絡、關系和文化等內容，表明了一個組織或團體的組織凝聚力。它意味著，組織的橫向和縱向結構越密集，成員之間的組織關系、信任關系越密切，組織切合實際的文化價值觀念越是一致，它所提供的集體資源就越大。顯然，組織中的信任、規范、參與網絡等可以減少機會主義行為，解決囚徒困境問題，有利于團體目標的達成，因此，對團體來說是一種資源。可見，團體社會資本就是如信任、規范、參與網絡等團體內部成員共同擁有的軟性資源。具體在農村勞動力中體現為農村中結構化的關系網絡資源，即結構化關系網絡本身和依附于結構化關系網絡之上的信任和規范等。同時還包括“內化于”農村社會結構的文化、制度等環境資源，它們通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兩種主要形式表現出來，并蘊涵于農村不同的社會結構中，在特定結構化的關系網絡內發揮著作用。與個體社會資本不同，它們不是以村民的人際關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會結構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們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它們雖與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可獨立于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社會結構而存在。

事實上，本文所指的團體社會資本，包含了中觀層面的對社會組織、社區和區域社會資本的研究和宏觀層面上對國家社會資本的研究。不過對于宏觀的社會資本，相對一個地區的農民來說差別和影響不大，且發揮作用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潛移默化。因此本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對社區的社會組織、團體的研究上。具體在農村居民中體現為農村中結構化的關系網絡資源，即結構化關系網絡本身和依附于結構化關系網絡之上的信任和規范等。團體社會資本關注社區或團體如何構建、維持并發展其社會網絡，及社會網絡如何約束個體的理性選擇行為，從而克服團體行動的困境以及網絡成員間如何通過社會資本進行義務與權利的分配等方面。

一般而言，對于一個事物的完整定義和理解至少還要涉及對其功能的界定。個體社會資本雖然不是個體直接擁有的資源，但卻是一種嵌入在個體社會網絡中的、可以被個體行動所獲取的資源，著眼點是幫助個體從外部獲得資源，歸屬某一個體，其功能在于為個體行動帶來便利，直接為該個體利益服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把個體社會資本稱為外在社會資本或私人物品；團體社會資本的著眼點是存在于團體內部的團體內部成員共同擁有的資源，歸屬于某一團體，其功能在于促進互惠合作，提升團體行動水平，直接服務于該團體的公共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又可以把團體社會資本稱為內在社會資本。

個體社會資本和團體社會資本的層次劃分，僅是從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不同層次出發，形成的一種理論上的分類框架，它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的目的是為這種描述提供一個明晰的表達手段，使這種描述成為可能。同時，它也并不試圖代表惟一可能的社會資本概念和理論觀點，它的重要意義在于為經驗研究提供一個清晰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任何理念型的效用，只有在其與具體的問題產生關聯時，方能估定；而且，它所以被創造出的惟一目的，在于有助于經驗問題的分析。總之，個體社會資本和團體社會資本的的層次劃分，可以更好地進行農村社會資本的經驗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3. 農村社會資本的特征

對農村社會資本本質特征的認識，主要來自于馬克思對資本本身的認識，包括資本的生產性、增殖性和過程性。它們揭示了農村社會資本動態性和實踐性的基本屬性。中國農村是中國社會的“特殊世界”。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使得農村具有許多與城市截然不同的特質，尤其是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農村。因而在農村社會中，其社會資本的特征和存量除具有社會資本的共性外，還具有其獨特的鄉土特色，即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所倡導的“仁”、“禮”、“信”等規范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深遠影響。

與一般意義的城市相比，它們在社會結構、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與城市社會資本相比，農村社會資本有著自身的具體特點。第一，從形式來看，農村社會資本以關系網絡和非正式制度為主，組織類和正式制度類社會資本相對較少；但在城市社會中，法人組織、正式制度和關系網絡等社會資本并重，非正式制度類社會資本相對較少。第二，從現狀來看，農村各類社會資本表現出明顯的鄉土特色，城市各類社會資本則具有現代特征。以人際關系類社會資本為例，在目前農村社會中，傳統的親緣和地緣關系仍是其主體，規模相對較小，同質性和穩定性相對較高；而城市中人際關系類社會資本主要以單位制的業緣關系為主，規模相對較大，同質性與穩定性也相對較低。第三，從分化程度來看，農村社會資本村內之間分化程度相對較低，村與村之間分化程度較高；城市社會資本，城內之間分化程度較高，城與城之間分化程度較低。第四，從運作風險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在強大的特殊信任基礎支撐下，運作風險相對較低；而城市社會資本在特殊信任基礎喪失，而普遍信任還沒有形成的前提下，運作風險相對較高。

4. 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類型。分類是人們認識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對事物的認知可能由于分類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對農村社會資本的分類，由于選擇的角度不同，其分類也有多種。如前所述，農村社會資本有層次之分，在不同層次上，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內容和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既然農村社會資本的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層次之分，那么，如果一些研究不加分析地在不同層次的承載主體和要解決的問題之間隨意地變動，則會帶來某些理論和測量上的模糊和混亂。因此，從方法論上看，也應該根據承載主體和所要解決的問題層次對農村社會資本概念進行分類。也就是說，農村社會資本類型的劃分，也應充分體現出它的層次性。按照這樣的思路，筆者依據不同的標準，對農村社會資本進行了具體劃分。

從主體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村民社會資本、家庭社會資本、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區域社會資本和國家社會資本。在具體研究中，這幾類社會資本將在不同的分析對象中，分屬于不同層次。在本文中，根據我們對農村社會資本的分類，村民社會資本和家庭社會資本構成個體層面的研究內容；農村組織社會資本、農村社區社會資本和區域、國家社會資本構成團體層面的研究內容。

從客體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關系網絡、文化規范和制度體系等。如果以村民為分析對象，村民可以通過與他人結成私人關系、擁有組織成員資格、認同和運作文化規范及運用正式制度四種形式，實現對社會資本的提升和占有。如果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對象，它可以通過協調人際關系、調整社會結構、強化文化規范和運作正式制度四種形式，實現對社會資本的提升和占有。

從內容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以劃分為關系網絡、互惠規范和人際信任。如果以村民為分析對象，則體現為村民的私人關系網絡、組織成員資格、規范認可能力和個人誠信程度等。如果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對象，則體現為社區內的人際關系、社區結構、風俗習慣和普遍信任等。

農村社會資本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變遷對鄉村治理將造成一種復合性的雙重影響。因此，從客觀后果上來看，農村社會資本可區分為正功效、負功效和零功效的社會資本。這只有在具體的社會事件中，才能體現出它運作的功效。并且，同一種社會資本的運作，在不同層面上會有著不同、甚至相反的功效。可見，社會資本本身沒有“積極”或“消極”的種類之分，只有它在具體的社會事實中，從運作結果才表現出它的積極作用或消極作用。

三、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的建構

本文對社會資本概念的理解是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來把握的。社會資本的縱向維度指社會資本的結構層次，即個體和團體層面，其中的個體層面主要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微觀社會資本，團體層面主要是指一般意義上的中觀和宏觀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的橫向維度主要指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如網絡、信任、互惠、規范、參與以及共享的文化、習俗、價值觀等。

隨著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科學研究界的影響不斷擴大，圍繞著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關爭論也日益激烈，使得研究者對如何正確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實要厘清社會資本的理論概念，有一種簡單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從厘清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入手。對個體社會資本的測量，在經驗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基本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嵌入個人社會網絡之中，可以為個人所調用的資源總體的測量，這種方法重在考察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擁有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考察個人在工具性行動之中所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這種測量法側重于個人對社會資本的使用情況。在微觀層面上，大部分學者把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內容，對微觀社會網絡的測量，一般采用局部網方法，也叫“個體中心網”或“自我中心網”（ego-centre network），它依據個體自我的屬性特征測量和判斷個體自我在網絡中的社會連帶（Social tie）問題。局部網常用的指標是網絡規模（網絡成員的多少）、網絡成分（由哪些類型的成員構成）、網絡密度（網絡成員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等。

在測量團體社會資本時，學者一般使用的指標集中于信任、公共參與、社會聯結和社會規范這樣幾個方面，而這與測量個體社會資本使用的以社會網絡為主的指標有較大不同，個體層面和團體層面的社會資本研究的重點不同，個體層面上關注社會網絡、社會支持等，而團體層面則強調協會、社團、志愿組織等非盈利性組織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測量方法得出非常不同的結果，使得測量結果的解釋力遭到了削弱，同時也很難得出測量社會資本的完整框架。有鑒于此，格魯特爾特和貝斯特納爾（Grootaert和Bastelaer，2001）在總結世界銀行社會資本協會組織的一系列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將社會資本的縱向維度和橫向維度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社會資本的測量框架（如圖1）。

他們認為測量社會資本最理想的方法應該包括圖1中所有的四個象限。但是在實踐中，對國家層面社會資本測量的技術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目前大多數的進展存在于對微觀層次上的結構性社會資本的測量方面，重點在于那些與家庭、村莊和社區有關的制度或規范。對圖1右邊上部象限的測量，即對宏觀層面上的認知性社會資本的測量，是研究者的最遠目標。在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上，他們建議測量重點應該放在三種類型的替代指標上，即地方聯盟和網絡的成員身份、信任的指標和對規范的忠誠以及集體行為的指標。

關于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體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學者對測量社會資本的指標設立不同，而且差異較大。普特南（1993）認為信任、社團組織、公民參與等是社區社會資本的重要因素。Lochner（1999）認為社區社會資本指標由鄰里互動、集體效能、社區競爭力、社區歸屬感以及社區凝聚力組成。納拉揚等人（Narayan和Cassidy，2001）認為，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應該包括參與社團、一般規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處（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鄰里聯系、志愿主義、信任。仔細分析他們所提出的測量指標，可以發現，一般規范的測量指標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為不信任的指標，和諧相處的指標與社區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當吻合，而鄰里聯系的指標指的是鄰里間的社會支持。可見，納拉揚等研究者提出的測量體系中，測量的核心維度包括參與社團、信任、社區凝聚力、日常社交、社會支持、志愿主義等。世界銀行對社會資本測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SCAT）是較早出現的系統的測量工具（Grootaert和Bastelaer，2002）。在這個基礎上，研究者對SCAT進行改進，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個問題測量結構性社會資本，使用11個問題測量認知性社會資本（Harpham等，2002）。這18個問題包括與組織聯系（與參與社團比較接近）、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支持、社會凝聚力、歸屬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往往被認為是社會資本的結果而不是社會資本本身。邊燕杰（2004）運用社會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個指標來測量個人層次的社會資本。從以往的定量研究結果來看，規模大的網絡比規模小的網絡擁有的關系、信息和人情橋梁較多；網頂高，意味著網絡內擁有權力大、地位高、財富多、聲名顯赫的關系人多；網差大，說明網絡成員從事不同的職業，處于不同的職位，資源和影響是互補性的；網絡構成合理，則是指與資源豐富的社會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邊燕杰對于網絡規模、網頂、網差和網絡構成四項指標的操作化測量，既強調了社會資本即社會網絡資源的觀點，也包括了網絡關系和網絡結構的觀點。林聚任等（2005）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維度，調查了山東省農村的社會資本狀況。農村社會資本呈現出的“明流”是傳統性、關系主義、家族主義、特殊性信任、社會參與性低等特點。“暗流”則是崇尚個人能力，不是簡單地靠關系達成工具性目標，對血親關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總體社會信任度較高。這個結論對于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的差序格局理論和現代化理論家的理性化假設提出了質疑。趙延東、羅家德（2005）區分為對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和對集體層次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按照趙延東、羅家德（2005）的理解，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嵌入于個人社會網絡之中、可以為個人所調用的資源總體的測量，這種方法重在考察個人對社會資本的擁有情況；另一方面則是考察個人在工具性行動之中所實際動用的社會資本情況。在微觀層面上，對個人“擁有的社會資本”主要運用提名法和定位法進行測量，前者讓每個被訪者提供自己的社會網絡成員的姓名、個人特征以及這些成員的相互關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調查者回答其社會網絡成員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職業或單位類型特征，然后對所有被選擇的單位類型及職業類型進行加總，并計算相應的職業類型和單位類型得分，最后用這些指標來反映個人社會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情況。在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測量個體“擁有”的社會資本時，網絡規模、網絡的成分以及網絡的密度（網絡成員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個體在網絡中所處位置以及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都應是可供選擇的測量指標。在測量集體社會資本時完全可能結合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進行更為深入和系統的分析，從而起到連接兩種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測量的作用。第一，在測量社會或組織信任時，使用組織信任存量問卷中篩選出來的問題，并用七級里克特量表來衡量。第二，在測量社會連接程度時，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對社會網絡結構方式的測量，采用網絡密度、群體中心性和結構洞或橋等指標。王衛東（2006）沿著邊燕杰的思路，將社會網絡視為社會資本的一種主要形式，認為社會網絡資本總量是社會網絡資本的總價值量，它是以“一般等價物”為單位的。他以七個觀測指標即網絡規模、網絡成員的ISEI均值、網絡密度、網絡成員中的最高ISEI、網絡成員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網絡成員包含的職業類型數和單位類型數來測量個人層次上的社會網絡資本總量。從其操作化測量模型及其結果中可以發現，用孤立的、原子主義的、線形的測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測量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因為社會網絡資本不是網絡中資源的簡單線性累加，必須從資源間的關系與網絡結構上著手測量社會網絡資本。Harpham（2007）提出社區社會資本應由網絡、社會支持、信任、互惠等指標組成。肖星（2007）提出了社區社會資本可設立為社區信任、社區網絡、社區規范三大指標體系。桂勇、黃榮貴（2008）總結了常有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體系，并提出了社區社會資本的測量包括社區信任、地方性社會網絡、非地方性社會互動、社區歸屬感、社區凝聚力、互惠與一般信任、志愿主義等指標體系。

本文將依據個人分析層面和團體分析層面兩個維度，結合系統性、層次性、動態性和實踐性的原則，構建本土化的農村社會資本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由于它們各自的層次不同，決定了不同層次社會資本的主體、客體、內容和作用各不相同。從個體分析層面來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是村民個體和家庭層面，人際關系本身是社會資本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社會資本的作用范圍受限于關系中的個體，即只有關系節點中的人們才具備擁有和動員關系資源的資格和能力，關系外的他人不具備這種資格。從團體分析層面來看，農村社會資本的主體是模式化的、具備結構功能的組織、社區、區域和國家，它們蘊涵于農村不同的社會結構中，并在特定結構化的關系網絡內發揮著作用。與關系層面的社會資本不同，它們不是以村民的人際關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會結構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們的承載體和主要內容。它們雖與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結構有著緊密的聯系，但也可獨立于農村社會中的個體和社會結構而存在。

在綜合其他資料的基礎上，根據上述社會資本的分析結構，本文也由此構建了相應的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體系（如圖2）。通過對社會資本的內涵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從網絡、信任、互惠、參與、規范及共享幾個方面對社會資本進行測度。測量指標體系共分為四個層次，總目標層、分目標層、子目標層和可操作層。總目標層是待測的社會資本總量，分目標及子目標層則是構成社會資本若干要素的分解，可操作層則是針對每一方面設計的在實際調研中用問卷進行訪談的具體問題。

四、結語

社會資本理論揭示，從個體角度講，在一個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存量的社群內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從整個社會角度講，一個擁有豐富社會資本存量的社會意味著和諧穩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會治理。與此同時，在政治學家看來，社會資本強調組織行為和集體行為的重要性，強調信任、規范和網絡的重要性，它對社會穩定和社會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資本理論的出現，大大豐富了傳統資本概念，為我們研究農村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從有關社會資本的梳理中認為，農村社會資本體現在以參與網絡為載體的公民間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維度之上，這是與傳統農村社會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的。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由于受傳統社會價值觀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規范的影響，當代中國農村社會資本基礎薄弱。隨著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國農村居民所具有的社會資本開始變得不足甚至出現了缺失。可以說，在新農村建設中，努力提高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所在。而現代性的社會資本生成與發展有助于削減社會的等級觀念意識，增強公民社會的內生能力，降低農村社會治理的成本。強化農村社會資本積極效應，削弱其消極影響，積極培育農村現代性新型社會資本是提高農村治理績效的重要途徑。

中國是在農業社會的傳統因子基本保留的狀態下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農村是傳統積淀最深的地域，農民是傳統因子負荷的主體。農民身上負載的傳統性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逐漸顯露出其弱質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諸如傳統宗法秩序、鄉村黑惡勢力等農村社會資本變遷中的消極性異化與復制，不利于鄉村社會治理。改革開放后，農村社會資本傳統性因子的再生與異化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帶來巨大的消解和腐蝕作用。因此，必須從制度規范和社會秩序層面加以改造和重構，其重要途徑就是社會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歷史發展實踐證明，民主與法治是消解社會資本負效應和強化鄉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徑。而從推動力來看，政府是社會資本的最大來源之一，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對于社會資本的形成和增加至關重要。對此，政府應積極推進國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設進程。在一個現代社會里，社會網絡資本只應該用來為制度性社會資本補充，而不是作為它的“替代品”。按馬克思經典理論，當村民們還不能夠代表自己的時候，一個凌駕于其上的強大政府則是必須的。因此，中國在邁向現代社會的時候，對于農村社會資本，要更多地補充其制度性的部分，只有這樣，近年來的“民工潮”對城市社會、農村社會的不良沖擊（如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貧困問題、流動缺少組織而造成的交通問題以及各種犯罪問題）才能減少，而城鄉勞動力的配置也才能更合理化，才能更有利于社會整合。

總之，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要注意建構農村中以關系網絡為載體，以信任、互惠和合作為特征的農村社會資本。我們必須著力增加整個社會的普遍信任、互惠規范和橫向社會參與網絡等社會資本，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基礎。社會資本作為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一種體現，以信任、互惠、合作為內在行為規范，通過公民間的良性互動和公民參與來推進新農村建設。

注釋：

①世界銀行（World Bank，2004）認為，社會資本是指能夠加強集體活動的規范和網絡。越來越多的觀點表明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凝聚力，這種凝聚力不僅可以緩解貧困而且可以促進經濟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社會資本不是社會制度相加的總和，而是把各種社會制度聚結在一起的粘合劑。

②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特點是“差序格局”的理論，這一理論堪稱中國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典范。“差序格局”一詞，旨在描述親疏遠近的人際格局，如同水面上泛開的連暈一般，由自己延伸開去，一圈一圈，按離自己距離的遠近來劃分親疏。先生解剖中國傳統社會，使用的是社會結構分析方法，這是社會學通用的方法。在費先生之前，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就曾用“有機團結”和“機械團結”兩個概念區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費先生為更準確地區分中國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團體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謂是費先生的獨創，并被國際社會學界所接受。認為，西方現代社會的結構是 “團體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誰是團體里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團體里的人是一伙，對于團體的關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先規定的。”；而我們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是“差序格局”。“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兩種格局顯著的區別就是西方人注重團體的概念，而我們中國人的整個社會關系網絡都是以己為中心。“團體格局”的西方社會對國家這個大團體的認同是普遍而且廣泛的。

參考文獻：

［1］Hanifan，Lyda Judson.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16：130-138.

［2］Coleman J.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5）：95-121.

［3］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A］，In 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6.

［4］Putnam，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5］.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Christiaan Grootaert and Thierry van Bastelaer.Undersdand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A Synthesis of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Social Caital Initiative［R］.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2001.

［7］Lochner，Kawach. Social Capital：A Guide to ItsMeasurementItaly［M］. Health & Place Press，1999.

［8］Narayan，Deepa & F. Michael Cassidy.A Dimensional Approach to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ocial Capital Inventory［J］.Current Sociology，2001，（2）：49-93.

［9］Harpham，T. ，E. Grant & E. Thomas.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within health surveys： Key issues［J］.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2002，（1）：106-111.

［10］邊燕杰.城市居民社會資本的來源及作用：網絡觀點與調查發現［J］.中國社會科學，2004，（3）：136-146.

［11］林聚任，劉翠霞.山東農村社會資本狀況調查［J］.開放時代，2005，（4）：119-138.

［12］趙延東，羅家德.如何測量社會資本：一個經驗研究綜述［J］.國外社會科學，2005，（2）:32-36.

［13］王衛東.中國城市居民的社會網絡資本與個人資本［J］.社會學研究，2006，（3）：151-166.

［14］Harpham，Trudy. 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M］.New York：Springer，2007.

［15］肖星.社會資本視角下的城市社區建設［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

［16］桂勇，黃榮貴.社區社會資本測量：一項基于經驗數據的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8，（3）：122-142.

The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Analysis Framework

Ma Hong-mei1, Chen Liu-qin2

（1.Gui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篇7

1、社會資本概念及其理論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這個概念最初是在經濟學領域中使用,19世紀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龐巴維克(Eugen V.B?hm-Bawerk)和馬克思經濟學創始人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過“社會資本”,但他們使用的社會資本或社會總資本是與“私人資本”、“個別資本”相對應的,不是我們現在把握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的社會資本。關于這種社會資本概念是20世紀70年代由經濟學研究轉入社會學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會學家的關注。直到1985年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Bourdieu)用英文發表“社會資本隨筆”的論文正式提出社會資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接著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題為《社會資本在人力資本創造中的作用》這篇經典論文之后,社會資本理論在社會科學各領域中漸成研究的焦點和熱點。但至今社會資本的定義在學術界仍眾說紛紜、尚未統一,主要有功能說、資源說、能力說、網絡說、文化規范說(卜長莉,2005)。本文認為社會資本是以資本形態普遍存在于制度化關系網絡之中,并能夠被其使用者投資積累帶來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會資源。此定義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一是社會資本是以資本形態存在的,也就是人們可以客觀感覺到的“無形”資產;二是社會資本存在的載體是社會網絡關系,也就是有的學者提到的“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但從正面來講,這種網絡(或資源)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關系網,而是“制度化的關系網絡”,是與規范的組織(團體)成員制相聯系的;三是當社會資本作為人際互動過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資源形式時,能夠為使用者實現目標提供便利、帶來收益。社會資本的具體表現形式可為:社會網絡、信任、合作(互惠)、參與、共享等。

目前,社會資本理論是一種日漸新興的理論范式,是近20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一,廣泛地應用于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等學科。現有研究文獻已從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標及其對社會、經濟績效等不同角度對社會資本理論進行了深入構建,它為我們研究和透視社會經濟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而社會資本理論用于貧困問題的研究是近幾年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一種新視角和新嘗試,并日益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

2、貧困的認知:視角轉換與思想演變

可以說人們對貧困概念的理解經歷著從一元解讀到多元解讀的過程;經歷著逐步從純經濟生存層面,擴大到權利、發展、環境、文化及精神等層面。下面我們將結合學術界對貧困概念界定的思想發展脈絡,依循著:物質生存、社會人文、能力發展的邏輯擴展順序,對貧困內涵的演進給予簡要說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質生存的視角。人們認識工業社會的貧困,開始仍然沿用自然經濟社會有關物質品匱乏威脅人們基本生存即是貧困的說法,當然物質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貨幣收入額為標準,這不僅將貧困與低(貨幣)收入相聯系,而且奠定了以貨幣收入為衡量工具的貧困線標準基礎。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獻可見英國學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學者對工業化初期社會貧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貧困:有關城鎮生活的調查》中對英國約克市做貧困問題研究時,提出了“初級貧困”(即絕對貧困)的概念,這種貧困就是基于“獲得僅能夠維持體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預算,并且隨之得出了一個“社會可接受的”貨幣量(朗特里,1901),由此開辟了將貧困與無法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質品,以及這種最低限度物質品折合的貨幣收入額聯系起來的研究思路,為后來研究貧困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標準范式,影響深遠。可以說最初的貧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質生存標準的生理層面考量,雖然這種界定抓住了貧困的基本硬核,但是這種與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聯系的生理學方法,集中于貧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視了貧困內在所包含的發展、賦權、能力、人格尊嚴、知識文化、社會地位等更為深刻的內涵。當然這樣的探索也不失為認識貧困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視角,并引起人們對貧困現象更多地關注和思考。

(2)社會人文的視角。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社會更加關注從“社會人文”角度來衡量一個國家的貧困程度。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7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提出新的貧困概念,將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貧困擴展到“人文貧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僅包括反映人均國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貧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權、政治權、文化權及基本人權狀況的權利貧困和反映人均壽命、衛生、教育、知識信息交流、生活環境質量條件等因素的人力貧困、知識貧困與生態貧困。其具體指標有:40歲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參與公共事物的權力及概率,獲得基礎性教育與衛生保健服務的條件、環境污染指標、可飲用水和合適的食物狀況等等。這些“新標準基本上代表了當前文明發展程度下,人類對相對貧困內涵的理解程度”。社會人文視角將人們對貧困的認識由傳統的單一維度(經濟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維度(經濟、政治、文化、衛生、環境等角度),加深了對貧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發展的視角。世界銀行在過去的15年間,對貧困的認定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1981年的貧困定義相比,《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對傳統的基于收入的貧困定義進行了擴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認為貧困是“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發展報告》又在“能力貧困”的定義之中,加進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義,意指“一個家庭和一個人在一段時間內將要經受的收入和健康貧困的風險,”同時“還意味著面臨許多風險(暴力、犯罪、自然災害和被迫失學等)的可能性。”而對能力貧困在理論上做出突破性貢獻的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森關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貧困視角的提出,把對貧困性質的認識又大大地推進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指出:所謂“貧困,必須被視為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而這卻是現在識別貧窮的通行標準”。并且“對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可以表現為過早死亡、嚴重的營養不良(特別是兒童營養不足)、長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敗。”當然,這種可行能力――貧困的視角并不完全否認將低收入視為貧困主要原因之一的傳統觀點,同時還將反貧困的政策視角從直接的生活質量改善,拓展到提高獲取收入并擺脫收入貧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視角對貧困分析所做出的貢獻在于,通過把注意力從手段(而且是經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種特定手段,即收入),轉向了人們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應地轉向可以使這些目的得以實現的自由,強化了我們對貧困和剝奪的性質及原因的解釋。

將現有文獻關于貧困的概念歸納起來,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對欠發達國家2006年的回顧和總結中認為,貧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資本的缺乏以及經濟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應該說,這個概括雖然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缺乏所導致的收入貧困、人文貧困、能力貧困融入到貧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經比較貼近現代文明對貧困的認識和解釋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會資本的視角。在一個日益開放或轉型的社會中,貧困群體所表現出的封閉性、邊緣化傾向能夠用社會資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釋并給出政策取向;同時,社會資本的弱化對知識貧困、人文貧困乃至收入貧困都有正相關性(有關經驗研究也證實了這個結論)。因此,采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三維度視角導出的貧困概念,不僅包含收入貧困、人文貧困、能力貧困,還包含邊緣性貧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社會資源(包括組織、網絡、信任、合作、參與、聲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會里可能遭受歧視、排擠、打擊而陷入社會邊緣的貧困狀態。結合三種“資本結構”的維度來看待貧困,興許給出的答案能夠較為圓滿地解讀現代社會貧困,也符合人類社會認知貧困的思想演變趨勢。

二、從發展角度看“資本”概念的演進:物質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

從認識發展的角度看,人們對資本這個通過一定的行為能夠帶來更多回報的資源有著不斷深入、遞進的認識過程。人們最早關注的是物質資源(自然資源),強調貨幣資本的積累,以推動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創造;但后來發現僅僅從人們擁有的物質資料和經濟要素并不能全部解釋其所獲得的回報,于是,人們開始關注技術,并且較為看重人力資源開發,強調人力資本的投資,指出個人的知識、技能、所受教育程度,乃至身體健康水平都會產生追加的經濟價值從而增加回報,但局限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仍然不能完整地解釋所獲取的全部回報;因此,再到后來人們認識到除了個人(組織)所擁有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外,在行動中還可以借助與使用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社會資源,以獲得更多利益回報及其便利,并可能節省為此目的而投入的物質與人力資本的數量。因而以網絡、信任、合作、信息、共享、互惠等形式存在的社會資源仍然能夠給人們提供便利、增加回報,體現出資本的功能。正如有的學者所言,社會資源之所以能夠構成資本,是因為它能替代某些資源,也就是說,它能節省沒有它而必須付出更多的資源。盡管人們在獲取和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時會因人而異,然而這些資源一旦以資本形式存在都會以“義務――期望”的社會邏輯發揮“賒欠――回報”的投資機制作用。而這種投資的特征在于,一是體現在它存在于社會關系結構之中;二是它能夠給社會資本擁有者帶來增殖,是無形資產(這里所謂的“增殖”用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看,一方面是創造新的價值,另一方面是減少交易費用、降低交易成本)。所以,當社會學家提出“社會資本”概念的時候,資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員。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等于為以上的理論框架增加了一個新的分析視角,即社會結構的分析視角。

由此可見,人們一直致力于探討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源,從最早關注物質資本(自然資源:土地、礦產等),到后來看重技術資本(技術資源:技術的改造和創新),再到后來關注人力資本(人力資源:勞動力的管理與開發)和文化資本(文化價值觀念及制度元素),直到近年來又將研究目光聚焦于社會資本(社會關系資源:社會結構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網絡),這反映了人們對于促成發展的資本要素的認識越來越全面深刻,而這種認識也為人們探討反貧困的路徑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

三、物質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及其反貧困功能

通過前文對貧困認知的簡單回顧,可以發現,從資本結構的三個基本的維度――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出發,來解讀和治理貧困問題是適當而必要的。

1、物質資本維度

無償或低償地賦予貧困者以一定的物質資本(包括技術資本),為這些貧困人口跳出貧困陷阱奠定了基本的物質基礎,這也正是邁克爾?謝若登提出為有勞動力的窮人建立“資產賬戶”的意義。由于貧困者長期處于貧困之中,他們逐漸喪失了一種重要的自立意識,并且逐漸習慣了現有的狀況。如果僅僅將這些人群納入低保的范圍,就很難打破他們既有的生活方式,從而也談不上使他們跳出貧困的陷阱了。使貧困人群擁有物質資本的重要意義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幫助貧困者擺脫貧困的心態,樹立起較為積極的生活態度和自強的信念;另一方面,一定的物質資本賦予貧困者一個較為平等的創業起點,保證了已脫貧者擁有持續脫貧的潛力和可持續生計的物質基礎,不至于因為自身的無助和物質的極度匱乏而再次陷入貧困。

2、人力資本維度

對貧困者進行充分的人力資本投資也是一種重要的反貧困策略。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 W.Schultz)就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貧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投資機會遭到挫折的結果,因此人的素質的改進對于反貧困戰略具有較為深遠的意義。所謂的人力資本投資,就是通過對人力資源一定的開發性投入(貨幣、資本或實物),使人力資源質量及數量指標均有所改善,并且這種改善最終反映為勞動能力提高、勞動產出增加以及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種投資行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途徑是多方面的,關于這些,舒爾茨等人提出了通過教育支出、職業培訓支出、勞動力流動和遷徙支出、保健營養支出等,作為人力資本形成和積累的投資要素。通過必要的人力資本的培養,貧困人群就可以重新獲得被剝奪了的“基本可行能力”,從而為他們的長久脫貧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此,在我國反貧困政策選擇中,對下崗失業人員、進城務工人員、大學畢業就業困難學生的技能培訓、創業支持,職業指導、求職介紹將是一項長期的制度建設。

3、社會資本維度

雖然業已存在的種種論據表明社會資本的內在作用機制可能恰好也是貧困產生和反貧困困難的原因所在,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證明了社會資本對增長、公平和緩解貧困等發展成果的作用(格魯特厄特,1996)。組織和制度可以為特定的貧困人口提供共享信息、協調行動和集體決策的機制和平臺,進而推動了貧困人口的反貧困進程。例如共享信息是社會資本的重要表現形式,而信息是當今社會經濟發展中重要組織和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貧困人口而言,信息的獲得渠道較少,對信息的準確性和正確性缺乏判斷能力,對信息的利用能力更是有限(即使知道一個極好的投資機會也會由于資本金的缺乏而放棄)。相關社會資本的構建將有助于向貧困人口傳播充分和正確的信息,整合扶貧資源,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益,從而推動其脫貧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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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村民社會資本、家庭宗族社會資本、功能組織社會資本及社區社會資本。這是從表現形式角度對農村社會資本的劃分。家族宗族網絡主要表現為因血緣、姻緣或者說親緣等關系構成的社會網絡。農民自身占有的關系網絡資源為村民社會資本。當前農村社會結構仍表現為“差序格局”,家庭宗族在傳統農村社會中占重要地位。但當代農村中家庭宗族不再以嚴格意義上的網絡形式影響著農村人的生活。功能組織網絡主要體現為村民為達到某些團體特殊利益,而自發設立的一些功能性組織所形成的網絡,如經濟合作組、果蔬協會、農業專業經濟合作社等。社區社會資本主要指因慣例、習俗、等原因而形成的關系網絡和一定行政區域內制度規范。宗教在農村某些地區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影響農村社會的運轉。如各種廟會、天主教組織等。一般人際關系網絡主要體現為個體之間因地緣、業緣等而形成的個人之間的非正式網絡關系。如同鄉、同學、同事等等。文秘站:

第二,現代信任型、組織參與型、制度規范型及社會精英型社會資本 這是從客體內容角度對農村社會資本進行的劃分。村民可以通過個人誠信程度、擁有組織成員資格、與他人結成私人關系、認同和運作規范制度等形式來實現對社會資本的占有。如果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對象,它可以通過和普遍信任、協調人際關系、調整社區或社會結構和強化規范制度風俗習慣等形式,實現對社會資本的占有和提升。而社會精英型社會資本則是指掌握了大量社會資本的經濟能人鄉村精英。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面臨經濟轉型與發展中的種種挑戰,傳統的以政府與市場為二元因素的分析模式難以適應現代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社會資本理論的興起,為傳統政府與市場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通過構建政府、市場及社會資本這樣一個三位一體模式,使得社會資本角度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分析得以實現。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硬件”部分包括村貌、村容、基礎設施等,這是新農村建設的有形物質條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軟件”部分是指在農村社會關系上建立的無形的互信、團結、協作的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及制度規范等,這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無形社會基礎。其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軟件”即信任、合作、規范等是社會資本的最基本要義。這就要求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以農村社會資本的現實狀況為依據,加強村民之間信任、團結、互助、合作等公共精神,增強村民社會責任感,才能更好的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但要尋求農村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發展,還要更加注重農民自身的發展,也就是要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農村發展的根本途徑在于不斷加快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城鄉一體化建設。而社會資本是促進農村社會發展及社會穩定的內生力量,側重于從農民及農村社會關系等主體角度來研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來說不失為一個全新的嘗試。

有學者認為,“農村社會資本體現在以參與網絡為載體的公民間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維度之上,這是與傳統農村社會差序格局的人際關系結構相聯系。”①“現代性意義上的社會資本是建立在現代社會中公民權利和義務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傳統的血緣、親緣和地緣共同體基礎之上的社會資本。”②

因此如何正確的認識和發掘傳統社會資本的積極功效、如何通過改革及制度創新等來有效增加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資本的存量來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需要持續深入研究的問題。

二、社會資本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社會資本主要表現為特定共同體之中存在的的以互惠、信任、合作及規范為主要特征的的關系參與網絡。它本身是一種社會結構資源。其中信任、互惠及合作是社會資本的三大基本構成要素。在我國農村社會,農村社會資本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因血緣地緣等因素而構成的關系網絡。這些關系參與網絡承載著我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背景,是關系農村社會發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將社會資本這一理論解釋范式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社會資本這一理論框架可以用來衡量農村社會轉型期中農村社區的效率、農村社會活力,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快速發展。社會資本雖然有不同的類型,但社會資本本質上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生產要素,對人們社會發展和經濟活動發揮重要功能。社會資本是市場與政府發揮作用的中介,是“聯結之手”。社會資本不僅有助于支撐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可以限制政府權力的擴張,協調政府與企業和社會發展。占有社會資本可以促進政府和市場攜手,節約政府管理成本,從而降低市場交易費。

1促進增長方式轉變,實現生產發展

“生產發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物質基礎。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生產發展。“十二五”時期,農業要加大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在農村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過程中,一方面要不斷協調糧食和其他作物種植比例,保證我國的糧食安全;另一方面協調農業與非農產業的關系。社會資本作為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整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各種力量,促進農業產業化和新型農村合作組織的發展。

2整合農村力量,促進有效集體行動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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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3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3-0001-02

1引言

社會資本作為一個當今最具潛質的概念,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無論是在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領域,還是在政治學與教育學領域,學者們都在教育與健康問題、社區與家庭問題、民主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競爭優勢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尋求社會資本視角的解釋。

引入社會資本理論進行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管理學研究方面的最新發展之一,當它擴展到企業層次之后,企業管理領域對其顯示了濃厚的興趣。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可以發現,企業之間以及企業內部成員之間運行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對企業的發展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社會資本理論和社會網絡理論(Coleman,1990; Burt, 1992; Granovetter, 1973等)現已成為管理和組織的主流理論;它的出現為包括管理在內的許多研究領域的學者反思以往理論研究的局限性,轉換理論研究的視角,深化對原有研究議題的解釋提供了重要的啟示。由于社會資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重視并綜合反映社會行為方面的各種關系,管理研究有可能通過借用這一概念來超越傳統的靜態分析。因此,有理由相信,社會資本理論對當今一系列管理和組織領域的熱點問題仍具有強大的解釋能力,據此展開研究對管理理論和實踐有重要的意義。

2文獻回顧

2.1社會資本理論

社會資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者Bourdieu(1977)提出,此后研究學者對此概念作出了廣泛的定義。其中被廣為引用的是Coleman(1990)的定義,他指出,社會資本是多種實體,具有以下兩個共同特征:它們由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所構成,而且它們有利于處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各人的特定行動。簡言之,社會資本就是嵌入網絡結構中的網絡資源和能力。

社會資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為主體的,后來許多學者發現,社會資本可以在很多層面上進行研究,如個人層次、組織層次、組織間層次以及整個國家層次等(Tsai & Ghoshal,1998)。對于社會資本層次的劃分,被廣為采用的是Brown(1997)所提出的構架,他用微觀、中觀、宏觀三個維度的分析作為觀察社會資本的方式。微觀層次社會資本是個體通過社會連帶的對外連接,對外尋求情緒支持、信息交換、交易機會等資源;中觀層次社會資本探討的是網絡的結構,包括個體的結構位置和集體的結構形態,以及結構特制能帶來的資源;宏觀社會資本的觀察中心在于社會系統中的文化、規范、領導、組織以及政經制度等。其中,組織社會資本(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是組織擁有的結構的某些特質,可以帶來特定的行動或資源,最終為組織作為一個群體帶來整體的利益(Luo,2005)。組織的社會資本即包含了組織內部的宏觀社會資本,又包括了組織的外部社會資本。

對于社會資本的構面及其在管理學界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當屬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概念,他們認為社會資本主要是群體中的人際連帶網絡發展處的信任、合作進而為行動者帶來資源,其內涵可分為三個層面:(1)結構:網絡連帶(構成網絡結構的社會連帶)、網絡構型(網絡結構)、可使用的組織;(2)認知:共有編碼、共同語言、共有故事;(3)關系:包括信任、規范、認同、義務。

2.2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領域

近年來,世界許多著名管理期刊刊登了許多運用社會資本理論的觀點和研究方法進行管理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國外學者將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應用于工作績效、資源交換、組織創新和組織間合作等許多管理問題的研究。

國內較早研究企業社會資本的是邊燕杰等人,此后,還有一些學者如陳傳明、鄭勝利、周小虎、張方華及武志偉等,分別探討了企業社會資本的主體、企業和企業家社會資本及其功效、企業社會資本與社會結構的區別、企業外部社會資本與內部社會資本、企業資本與技術創新和持續競爭優勢的關系等。

1.企業戰略管理研究

在企業管理的宏觀領域,社會資本理論被用于解釋企業聯盟行為、企業產品和技術創新、企業在行業關系網中的地位等方面。

(1)社會資本與企業技術創新。弗泰恩和阿特金森(2000)則通過社會資本對科技創新影響的研究后指出,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企業的創新更多的是來自于合作、快速學習和廣泛的社會網絡,這三者又必須以良好的社會資本為基礎。隨著知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創新過程中重要性的不斷提高,創新的社會網絡理論更重視關系和知識在創新過程中的戰略重要性。在創新的社會網絡理論中,社會資本是創新的重要因素。

(2)社會資本與企業競爭優勢。Burt(1992),Roger,et al(2001),Akdere(2004)認為,在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社會資本是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

(3)社會資本與企業網絡。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這一經濟組織擁有的社會資本,是社會資本的重要類型。而企業社會資本包括了企業制度、企業網絡、企業關系、企業信任和企業秩序等多方面要素。企業網絡是企業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作為聯系緊密的跨企業網絡,社會資本有助于企業戰略聯盟的互信及協作,形成聯盟組織的長期信任關系(Adler,1999;Cullen,Johnson,Sakanq,2000等)。除此之外,社會資本理論還被廣泛應用于區域產業創新和產業集群治理等方面。

2.知識管理研究

企業理論演進到知識理論后,企業被理解成為從事知識創造和轉移的高效專業的社會化團體,企業知識的創造和利用過程成為研究熱點問題。事實上,企業的知識創造是嵌入社會網絡中的,企業的社會資本是企業網絡的價值,借助這個概念可以較好地把握企業知識創造和轉移的社會化過程;也可以解釋知識具有價值性、稀缺性和難以模仿性的根源。

Nahapiet & Ghoshal(1998)認為,組織的優勢在于創造和共享知識,并且分析了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和智力資本形成的四個條件之間的關系。同時,很多學者指出,社會資本對于不同企業間的知識轉移非常重要。社會資本的建立能有效地促進隱性與顯性知識的轉移(Nonaka & Takeuchi,2000)。

3.社會資本的權變管理

社會資本理論的早期研究更多地將注意力停留在積極面上,事實上,企業獲取社會資本可能會表現為入不敷出,使得獲取社會資本表現出較大負債;同時,社會資本的獲取還會面臨著各種風險選擇。企業社會資本的功效及同時可能產生的企業社會負債的風險研究為更多的學者所關注(Gabby & Zucherman,1996;周小虎,2006)。

科學管理企業的社會資本,應根據不同的情境,選擇不同的網絡要素組合,對網絡要素組合的利弊進行權衡,以較高的效率進行知識的創造,獲取和保持企業持續性競爭優勢地位。

3企業社會資本的最新研究進展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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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8-0019-02

資本最初是一個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一般來說,它代表已經被生產出來的或者自然的生產因素的存儲,這種存儲被認為在將來的某個時候能夠產生效益｡社會資本概念無疑借用了經濟學中的資本概念｡了解目前社會資本發展的狀況,認清理論界的共識,分析理論各學者的不同論點的差異具有重要意義｡

1 社會資本的定義

首先我們對社會資本的定義進行概括,這里列舉了最有影響的一些定義｡(詳見下表)

從這些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學者從網絡組織､價值觀念､行為規范､互惠信任以及合作行動等各個不同的側面對社會資本概念進行了界定｡但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普特南､福山等認為社會資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網絡資源､相互信任與合作行為｡

2 現有理論對社會資本的共識[2]

2.1 社會資本是一種嶄新的概念工具

早在社會資本概念正式提出之前,美國學者格蘭諾維特就用社會資本作為分析工具,對個人的求職行為和結果進行考察｡他把社會資本界定為一種社會關系網絡,具體分為強關系和弱關系,最后得出了著名的“弱關系力量”假設,即對于求職者而言,弱的關系網絡可能比強的關系網絡顯得更有力量｡在政治學領域里,科爾曼在《社會資本與歐洲民主》中指出,社會資本是公民社會的粘合劑,許多無法通過國家調節和正式的民主程序解決的問題,可以通過社群的自我調節來實現｡

2.2 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有多種,如信任､規范､聲望等,但都離不開社會關系

布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是各種資源的集合關系網絡｡科爾曼把社會資本的表現形式分為義務與期望､存在于社會關系內部的信息網絡､規范和有效懲罰､權威關系､多功能組織和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等｡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不同,社會資本存在于人際關系的結構中,它既不依附于獨立的個人,也不存在于物質生產的過程中｡如果社會關系瓦解了,社會資本也就會消亡殆盡｡因此,必須盡力維持社會關系｡社會資源理論的首倡者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網絡和社會關系之中｡伯特把社會資本定義為網絡結構給網絡中的行動者提供信息和資源控制的程度,他稱之為“朋友､同事及更一般的熟人,通過它們獲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資本的機會”｡結合諸多學者的觀點,有人認為,社會資本可以看作是社會關系及其網絡的延伸,而社會關系就是一種狹義的社會資本[3]｡

2.3 社會資本具有積極的功效

如上所述,雖然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去考察社會資本,但是絕大多數學者認為,作為一種新的概念工具,社會資本具有積極的功效｡布迪厄認為,社會資本的主要功能除了滿足個人利益外,還有著將統治階級的直接經濟統治轉化為非經濟形式,從而使其獲得合法性的作用｡與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是生產性的,是否擁有社會資本,決定了行動者能否實現某個特定的工具性行動｡社會資本具有識別社會結構的功能,社會資本如果運用得當,具有生產性､原始性社會結構中的社會資本就具有人力､物力資本所無法替代的社會保障與社會支持功能｡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可持續發展》中也指出,可持續發展就是通過社會資本的有效組織來實現社會的｡

3 現有理論就社會資本存在的爭議

3.1 分析的基礎和出發點

一些學者從個體出發分析社會資本,如林南認為,研究的焦點在于通過個人運用社會資本,如何獲取和使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獲得工具性行動中的回報和保持情感性行動中的收益｡因此,在這種微觀層次上,假定個人進行的這些投資對于個人具有期望回報,那么社會資本就被視為與人力資本類似,個人回報聚積也對集體有利｡這種分析的焦點是個人如何在社會關系中投資和獲得嵌入于關系中的資源以產生回報｡與此同時,一些學者集中研究了以群體為基礎的社會資本｡其中,主要以布迪厄､科爾曼和普特南為代表,他們主要關注:一是某些群體如何發展和維持或多或少的社會資本作為其集體資產;二是這些集體資產如何增加群體成員的生活機會｡這種觀點的核心是探索集體性社會資本創造和維持的要素及過程｡

3.2 社會資本的本質是資源還是結構

總的來看,在與社會資本理論相關的文獻中體現出來的一般共識是,社會資本為個人通過其擁有的社會關系網絡動員稀缺資源的能力｡但是,社會資本到底是有助于實現個人或團體目標的資源本身,還是一種特定結構､一種獲取資源的手段和途徑?“資源說”的代表人物布迪厄指出,社會資本是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在他看來,社會資本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社會關系本身,它使個人可以獲取各種資源;二是這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林南也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定義為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動中獲取或動員的資源｡而“結構說”的代表人物科爾曼則認為,社會資本比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更不具體,但同樣能促進生產｡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資本主要作為要素本身而不是要素動員渠道而存在｡他沒有區分資源和通過不同社會結構中的成員身份獲取資源的能力,這就使以后的研究者既把社會資本視為資源本身,又在資源動員手段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

3.3 社會資本的測量

究竟用哪些指標來測量社會資本,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指標｡著名的“弱關系力量”假設的提出者格蘭諾維特用四個指標來測量關系的強弱:互動的頻率､情感密度､熟識或相互信任的程度以及互惠交換｡伯特則認為,社會資本受到網絡限制､網絡規模､網絡密度和網絡等級等四個因素的影響｡除此之外,林南還認為,其他的指標如社會網絡的規模､密度､同質性和異質性､內聚性和封閉性等也是測量社會資本的候選指標｡

3.4 社會資本是否具有消極的功效

絕大多數有關社會資本的經驗研究集中在其積極功能方面,唯獨波茨鮮明地指出了社會資本的四個消極功能｡第一,在一個群體中,為群體成員帶來收益的強關系,通常也會阻礙該群體之外的其他人獲得為該群體控制的特定社會資源｡這意味著非群體成員在獲取這種資源時必須付出更昂貴的代價｡第二,個人所屬的群體或社區的封閉性,將會阻止成員的創新能力或事業的進一步發展｡第三,整個群體從社會資本獲益是以犧牲和限制個人自由為代價的｡社會聯系的加強,必將導致個體服從群體甚至令個體消失于群體之中的局面｡第四,由于少數民族或劣勢群體共同的敵視和反對主流社會的經歷,在群體團結得到鞏固和保持被壓制群體成員基本穩定的同時,也使更有野心和創新精神的成員被迫離開其熟悉的群體和社區｡簡而言之,社會聯系能夠極大地控制個人的任并提供攝取資源的特許渠道;但是,社會聯系也限制了個人自由,并通過特殊的偏愛阻止局外人進入獲取同一資源的渠道｡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