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8 16:00:26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進出口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2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經常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至于貿易互補度方面,新疆國際商貿大通道的貿易定位,就是緣于我國與中亞國家間極強的貿易互補性存在,這是新疆邊貿發展的基礎。人民幣升值會否使貿易互補度下降從而降低貿易流量呢?應該不會,理由是:第一,中亞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國內對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費品和機電產品需求強烈。雖然新疆也面臨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以及一些西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價廉的競爭優勢短期內還不可動搖;第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內能源供應增長較慢,使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7年開始已經上升到50%以上。中亞作為世界上能源儲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區,能夠通過陸路通道向我國供應油氣資源,對實現我國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和運輸方式多樣化,減少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顯然,即使人民幣繼續升值,也不會因為其帶來貿易互補度降低,從而縮減貿易流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擴大貿易規模是有利的,對新疆經常項目帳戶會產生收入增加效應。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帶來的通常是進口成本下降,進口貿易流量顯著擴大。
2.2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和金融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的影響。
如果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確定,就會產生不斷繼續升值的心理預期,從而使人民幣升值投機將加重,短期資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資本還可能通過外貿套匯、假合資項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國際熱錢將選擇諸如房地產等受益于升值而產生明顯增值的市場進行投資,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增加國外機構的投資信心,也可能使他們獲得投資收益和升值收益的雙重利潤。
(2)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流動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看似會增加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直接投資熱情,其實未必。因為:第一,如果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則存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價格提高,削弱了價格國際競爭力,如不提高美元價格,則出口利潤減少的情況。但人民幣升值同樣會帶來進口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下降的現象,兩者相抵后的結果是匯率升值對出口利潤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面積的加工貿易型企業倒閉和轉移風潮,關鍵因素并非人民幣升值,而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在我國到了轉型升級的轉折點;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其并不在乎人民幣升值所增加的一點投資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國擁有巨大消費潛力的國內市場。而且其投資基本是長期投資,升值后其在我國存量資產反而能夠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幣升值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3.1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不能否認,人民幣升值會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價格提高,降低其在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為原先一味依靠廉價優勢,在國際市場打價格戰的出口企業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關注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對競爭優勢的關注程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手段也將逐漸從單一的價格競爭手段向各種非價格競爭手段轉變。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新疆外貿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質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業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提高非價格競爭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2改善貿易條件,避免“貧困化增長”
“貧困化增長”往往是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其出現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國際市場占有較高市場份額,而且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從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屬于消費剛性較強的服裝、鞋帽、箱包、紡織品、農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其也是我國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亞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顯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備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解決辦法只有提升出口價格水平,降低進口價格水平,改善貿易條件,而人民幣升值正好帶來了這種價格效應。
3.3降低資源進口成本,增加進口規模
新疆進出口貿易嚴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額115億美元,而進口只有22億美元,貿易順差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這本身就意味著新疆外貿發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換匯手段和過程,進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因為只有進口,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乃至經驗、文化等等,以及國內短缺的商品和物資。后者可以保障國內各部門發展的平衡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幫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最終使經濟實現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亞能源和資源等主要進口品在不考慮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前提下變的比以前廉價,從而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資源進口帶來良好機遇。目前進口規模有限,主要是因為能源、資源運輸通道的制約。隨著中哈輸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輸油,二期的開工建設,隨著中國—中亞輸氣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進口將面臨快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顯然可使進口節約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中亞國家資產價格變的更便宜,在我國積極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業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機遇,積極購買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資源資產,為將來擴大能源、資源進口奠定堅實基礎。
4結論
(1)人民幣繼續升值對新疆國際收支的影響表現在:經常項目項下會帶來貿易規模的增加進而使國際收支額上升;在資本和金融帳戶下會產生短期投機資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資不會受明顯影響,所以該帳戶國際收支額也會相應上升。(2)人民幣升值對新疆出口貿易的影響,短期來看是不利的,長期來看,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貿易條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貿實現可持續發展。(3)對新疆進口貿易來說,升值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在新疆能源、資源運輸瓶頸解決后,如果升值,必將帶來新疆進口空前增長的井噴局面。
參考文獻
[1]易綱,張磊.國際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2]曲鳳杰.人民幣匯率改革對資本流動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05,(9).
[3]黃錦明.人民幣匯改和升值對我國外貿的影響[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9).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行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這意味中國產品在國外價格競爭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業還會遭受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由于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企業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匯兌損失。企業從簽訂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幾天甚至一月時間,買方按合同付價,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不斷升值,外貿出口企業結匯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匯兌損失,影響企業盈利。以紡織業為例,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結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使該行業出口企業普遍遇到很大困難,企業的利潤空間基本上消失。
(2)對于國內采購企業,人民幣升值導致成本上升,國際上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3)出口成交難度加大且具有不確定性。針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較大的情況,大部分中小企業出口成交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多數出口加工企業交貨期一般在3-5個月,企業計價時要考慮到幾個月以后的匯率水平,多數企業用6.6-6.7的水平計算,由于產品多數屬于低附加值產品且沒有定價權,客戶往往不能接受美元報價進行提價,訂單因而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
據南昌海關統計,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進出口總值達62.2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對外貿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進口的大幅增長和多晶硅等少數出口產品的迅猛增長。
雖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長,但主要是由少數出口產品帶動的,在此次調研中,多數出口企業目前處于艱難境地,處于困難的企業整體出現以下幾大特點:
①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受損嚴重。產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潤空間小,人民幣升值以后,其經營、生存壓力較高附加值產品更大,有些甚至將無法繼續出口。以紡織業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利潤率有6%-10%,整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4.49%,使得很多企業面臨的是做多虧多的境地。
相對而言,高附加值的產品,由于其有較大的利潤空間,且有一定的定價權,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國內采購,出口采用美元結算的企業影響較大。
調研中,一家名為廣盛電子的企業稱,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影響很大,他們采用的模式是內購外銷,也就是原材料國內采購,產品國外銷售,2008年以來,僅匯兌損失就高達800萬,而公司的年凈利潤也僅800萬,匯兌損失完全擠占利潤空間。相對而言,儲科電子采取的是原材料進口,產品外銷的模式,該公司工作人員稱幾乎感覺不到人民幣升值壓力。
2江西省進出口企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2.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較差
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觀念較為淡薄。在此次調研的眾多企業中,絕大多數企業沒有采取任何經濟手段規避或管理匯率風險,僅僅把匯率風險歸于政策性因素,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來規避風險。
2.2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產品服務創新相對滯后
由于我國金融機構還不具備承擔外匯風險的能力,放開人民幣匯率,未知的風險和沖擊可能給我國金融市場造成很大壓力。
2.3產品附加值低
產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貿易導致企業沒有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人民幣升值擠壓利潤空間,產品漲價又不被顧客接受,所受沖擊比較大。3對策建議
(1)原材料與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國內外貿政策的變化。近幾年來,由于國際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國內被迫調整了外貿的出口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對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工業的出口予以限制,給企業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對紡織鞋帽、珠寶首飾、皮革、加工、飼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沖擊較大,這些企業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3)央行實施貨幣從緊政策影響。央行嚴格限制貸款規模,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加工企業資金困難。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發現,從產品需求彈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幣有限升值對出口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不會對出口產生嚴重打擊。出口企業的艱難情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慮到上述幾大因素。從企業自身角度來看,應對策略的選擇比較重要,政府積極地對外貿企業應進行該方面的引導。
①外貿企業應該高度關注外匯市場,采用金融手段積極規避外匯風險。
要引導企業轉變經營理念,提高企業的主動避險意識,并引導企業加大該方面專業知識和人才的引進,使企業掌握匯率避險方法、工具,進行主動避險。
②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同時擴大內銷,雙管齊下。
長期以來,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場分別是歐盟、美國、中國香港。今年上半年則發生巨大變化,排名前三位的為歐盟、美國、東盟,出口額分別為6.8億美元、3.8億美元、3.5億美元,東盟躍升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一現象也表明,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為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存在出口市場轉換的趨勢,這種轉移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對江西省外貿的影響。同時,大多數出口企業在此刻都在積極地拓展國內市場,保存利潤空間。
③優化產品出口結構。
外貿企業提高應對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優化產品出口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走高質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確保我國外貿企業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在適當的時候,我國外貿企業更要大膽的走出去,減輕國內貨幣升值帶來的沖擊力,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4)結匯多元化。
外貿企業應該從自身效益出發,在出口結匯時,不要單盯美元一種外幣。根據出口地區不同,經與外商協商,選擇其它在國際市場流通且匯率穩定可靠的幣種作為結匯外幣,如歐元、日元、英鎊等。
從政府角度來說,可以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①調整產業結構。結合自身情況,鼓勵全省各進出口企業堅持以科技進步為推動力,改變過去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格局,大力調整和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高附加值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勵原材料海外采購。人民幣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購具有優勢,由于進口關稅,運輸成本等導致眾多企業對原材料海外采購望而卻步,針對這種現象,政府可以對外貿企業進行一定的進出口運費補貼等政策支持。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升值;進出口貿易;影響;對策建議
論文摘要:針對國內外迫切關注的人民幣升值問題,從正反面分析人民幣升值給江西省進出口企業帶來的影響入手,闡述何類型企業影響較為嚴重及企業面臨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企業的應對策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建議。
參考文獻
[1]林宗卿.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溫州進出口貿易的影響[J].經濟論壇,2008,(8).
1研究背景
金融危機中,由于一些國家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收購、接管,信用惡化和萎縮,貿易中的履約風險和結算風險增大,使國際貿易萎縮,加劇國際市場激烈競爭,全球范圍內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趨于保守,貿易保護主義威脅增大。在趨緊的貿易大環境中,我國出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國內現在關于人民幣應該保持升值趨勢還是通過貶值來刺激出口的爭論再起。
2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經常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至于貿易互補度方面,新疆國際商貿大通道的貿易定位,就是緣于我國與中亞國家間極強的貿易互補性存在,這是新疆邊貿發展的基礎。人民幣升值會否使貿易互補度下降從而降低貿易流量呢?應該不會,理由是:第一,中亞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國內對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費品和機電產品需求強烈。雖然新疆也面臨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以及一些西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價廉的競爭優勢短期內還不可動搖;第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內能源供應增長較慢,使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7年開始已經上升到50%以上。中亞作為世界上能源儲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區,能夠通過陸路通道向我國供應油氣資源,對實現我國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和運輸方式多樣化,減少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顯然,即使人民幣繼續升值,也不會因為其帶來貿易互補度降低,從而縮減貿易流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擴大貿易規模是有利的,對新疆經常項目帳戶會產生收入增加效應。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帶來的通常是進口成本下降,進口貿易流量顯著擴大。
2.2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和金融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的影響。
如果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確定,就會產生不斷繼續升值的心理預期,從而使人民幣升值投機將加重,短期資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資本還可能通過外貿套匯、假合資項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國際熱錢將選擇諸如房地產等受益于升值而產生明顯增值的市場進行投資,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增加國外機構的投資信心,也可能使他們獲得投資收益和升值收益的雙重利潤。
(2)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流動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看似會增加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直接投資熱情,其實未必。因為:第一,如果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則存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價格提高,削弱了價格國際競爭力,如不提高美元價格,則出口利潤減少的情況。但人民幣升值同樣會帶來進口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下降的現象,兩者相抵后的結果是匯率升值對出口利潤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面積的加工貿易型企業倒閉和轉移風潮,關鍵因素并非人民幣升值,而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在我國到了轉型升級的轉折點;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其并不在乎人民幣升值所增加的一點投資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國擁有巨大消費潛力的國內市場。而且其投資基本是長期投資,升值后其在我國存量資產反而能夠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幣升值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3.1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不能否認,人民幣升值會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價格提高,降低其在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為原先一味依靠廉價優勢,在國際市場打價格戰的出口企業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關注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對競爭優勢的關注程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手段也將逐漸從單一的價格競爭手段向各種非價格競爭手段轉變。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新疆外貿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質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業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提高非價格競爭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2改善貿易條件,避免“貧困化增長”
“貧困化增長”往往是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其出現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國際市場占有較高市場份額,而且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從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屬于消費剛性較強的服裝、鞋帽、箱包、紡織品、農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其也是我國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亞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顯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備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解決辦法只有提升出口價格水平,降低進口價格水平,改善貿易條件,而人民幣升值正好帶來了這種價格效應。超級秘書網
3.3降低資源進口成本,增加進口規模
新疆進出口貿易嚴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額115億美元,而進口只有22億美元,貿易順差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這本身就意味著新疆外貿發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換匯手段和過程,進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因為只有進口,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乃至經驗、文化等等,以及國內短缺的商品和物資。后者可以保障國內各部門發展的平衡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幫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最終使經濟實現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亞能源和資源等主要進口品在不考慮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前提下變的比以前廉價,從而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資源進口帶來良好機遇。目前進口規模有限,主要是因為能源、資源運輸通道的制約。隨著中哈輸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輸油,二期的開工建設,隨著中國—中亞輸氣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進口將面臨快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顯然可使進口節約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中亞國家資產價格變的更便宜,在我國積極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業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機遇,積極購買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資源資產,為將來擴大能源、資源進口奠定堅實基礎。
4結論
(1)人民幣繼續升值對新疆國際收支的影響表現在:經常項目項下會帶來貿易規模的增加進而使國際收支額上升;在資本和金融帳戶下會產生短期投機資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資不會受明顯影響,所以該帳戶國際收支額也會相應上升。(2)人民幣升值對新疆出口貿易的影響,短期來看是不利的,長期來看,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貿易條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貿實現可持續發展。(3)對新疆進口貿易來說,升值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在新疆能源、資源運輸瓶頸解決后,如果升值,必將帶來新疆進口空前增長的井噴局面。
參考文獻
[1]易綱,張磊.國際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我國能源貿易在礦產品進出口貿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能源貿易額占全部礦產品進出口貿易額的比重從2001年的24.1%增長到2006年的26.1%;能源產品貿易額迅速增長,2006年能源貿易額1001.87億美元,比2001年232.71億美元增加330.5%,年均增長率達到33.9%。
我國能源產品貿易量大幅增長,2006年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量達到37396萬噸標準煤,比2001年21974萬噸標準煤增加70.2%,年均增長率11.2%。2001年以來,我國能源產品貿易額的增長幅度遠遠大于能源貿易量的增長幅度,能源產品貿易量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其貿易額不斷創出新高的重要原因,同時,能源產品價格的上漲更是導致能源產品貿易額不斷增長的重要原因。
石油對進口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2006年我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已經達到47.3%。我國石油進口貿易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2006年從9個國家合計進口石油13018萬噸,占當年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71.7%。
二、2001-2006年我國能源貿易額占礦產品貿易額的比重
2001年我國能源產品進出口貿易額為232.71億美元,占當年我國全部礦產品進出口貿易額966.56億美元的24.1%,2006年能源產品進出口貿易額為1001.87億美元,占當年我國全部礦產品進出口貿易額3839.01億美元的26.1%。我國能源貿易額占礦產品貿易額的比重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2006年我國能源產品進出口貿易額為1001.87億美元,其中,石油917.54億美元,占我國能源產品進出口貿易額的比重91.6%,煤炭50.7億美元,占5.0%,天然氣33.63億美元,占3.4%,石油的進出口貿易在我國能源產品進出口貿易中我國占絕對的優勢。
三、我國石油進口額占礦產品進口額的比重
2001年我國石油進口額為154.06億美元,占當年我國全部礦產品進口額565.46億美元的27.2%,2006年石油進口額為819.52億美元,占當年我國全部礦產品進口額2302.93億美元的35.6%,近年來我國能源貿易額占礦產品貿易額的比重呈現明顯上升趨勢。
四、2001-2006年中國石油進出口貿易特點和趨勢
我國石油消費巨大,嚴重依賴進口,2006年我國石油凈進口量16286萬噸。從我國石油的進口貿易情況看,我國石油進口量不斷增長,自2001年的8163.2萬噸迅速增長到2006年的18157.0萬噸,2006年比2001年增長了122.4%,年平均增長率為17.3%,從目前的趨勢看,我國石油的進口量還會進一步增長;另一方面,我國石油的進口額增長幅度更大,自2001年的154.0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6年的819.52億美元,2006年比2001年增長了432.0%,年平均增長率為39.7%。2005年我國石油進口量約占世界石油貿易量的6.8%,我國已經成為繼美國、日本之后的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從我國石油的出口貿易情況看,我國石油的出口量從2001年1674.1萬噸到2006年的1871.4萬噸,最高的年份2005年為2207.7萬噸,我國石油的出口量變化不大。
2006年位居我國石油進口前九位的國家為:沙特阿拉伯(2471萬噸)、安哥拉(2345萬噸)、俄羅斯(2113萬噸)、伊朗(1864萬噸)、阿曼(1318萬噸)、韓國(1106萬噸)、委內瑞拉(732萬噸)、剛果(542萬噸)和赤道幾內亞(527萬噸),9個國家合計進口量為13018萬噸,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71.7%,我國石油進口貿易向著多元化方向發展。
五、2001-2006中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
2001年我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只有29.1%,2006年上升到47.3%,近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導致了能源需求,特別是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長。為緩解國內石油供求的突出矛盾,我國石油進口量逐年增加,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
六、2001-2006中國天然氣、煤炭進出口貿易變化趨勢
2001年我國天然氣出口量為223.30萬噸,2006年為225.24萬噸,近年來我國天然氣的出口量基本上維持在200余萬噸的水平上,變化不大,從我國天然氣資源和產量分析,未來我國天然氣出口量不會有大的變化。
2001年我國天然氣進口量為489.62萬噸,2006年為605.81萬噸,近年來我國天然氣的進口量維持在600余萬噸的水平上,增長不大,由于我國進口的主要是液化天然氣,而天然氣的大規模輸送必須通過管道,未來我國天然氣進口量增長變化在很大程度取決于天然氣進口輸送管道基礎設施建設的前景。
2001年我國煤炭出口量為9012萬噸,2006年下降到6330萬噸,近年來我國煤炭的出口量逐年下降,由于國家限制高耗能產品的出口,取消了煤炭出口退稅,預計未來我國煤炭的出口量還會有所減少。
2001年我國煤炭進口量只有249萬噸,2006年迅速增長到3836萬噸,近年來我國煤炭進口量逐年大幅增長,年增長率達到72.8%。由于我國煤炭資源在地域上分布不均,北煤南運,陸路運輸成本較高,在符合比較效益的情況下,預計未來我國煤炭的進口量還會進一步增長。
七、我國能源進出口貿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我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很高,增長很快
2001年我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只有29.1%,2006年已經上升到47.3%,近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導致了能源需求,特別是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長,在國內石油產量增長緩慢,而石油消費增長迅速,從而導致石油進口量連年大幅增長,使我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預計我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將很快超過50%。巨額的石油進口以及對石油進口依賴程度的快速提高,使我國的石油消費嚴重地依賴于國際市場。
2.我國利用國外石油資源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蔡銳,劉泉.2004.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8).
齊曉華.2004.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現狀與趨勢分析[J].投資研究(3).
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趨勢展望[J].經濟研究參考(49).
張如慶.200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一、引言
隨著山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山東省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據山東省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累計已有113家世界500強在山東省興辦企業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資214.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7%,實際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增長22.7%;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891個,增長11.1%。與此同時,山東省的進出口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年出口額由1985年的23.4652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億美元;年進口額由1985年的17.9796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億美元。
對于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或出口的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補性、替代性或是相互關系的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山東省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為了從定量角度考察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本文選取山東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經濟數據,運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建立誤差糾正模型描述變量之間的長短期關系,并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貿易額,IM代表各年度的進口貿易額。本文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慮到在分析中取各變量的自然對數后不會改變變量之間的關系,在這里對各序列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各變量序列分別取LNFDI、LNEX、LNIM。
(二)平穩性檢驗
所謂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是指時間序列的統計規律不隨時間的位移而發生改變,也就是說,生成變量時間序列數據的隨機過程的特征(數學期望、方差及協方差)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在對時間序列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在現實經濟中,許多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可能會出現謬誤回歸(spuriousregression)的現象,導致標準的t和F檢驗無效。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變量LNFDI、LNEX、LNIM進行單位根檢驗,考察序列是否平穩。檢驗結果見表2:
注:(C,T,K)分別代表所設定的檢驗方程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N指不含C或T,K的選擇標準是以和值最小為準則。
以上對時間序列LNFDI、LNEX、LNIM的平穩性檢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三個變量存在單位根的假設,LNFDI、LNEX、LNIM均為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一階差分LNFDI、LNEX、LNIM均為平穩序列。由此可知,LNFDI、LNEX、LNIM均為I(1)序列。
(三)協整檢驗
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于山東省進出口貿易的關系,本文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協整分析技術是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一種分析方法。協整分析是由若干服從單位根過程的變量組成的系統,若這些變量的某一線性組合式平穩的,則稱這一穩定線性組合為協整關系。協整分析描述了這些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
關于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協整回歸殘差的ADF檢驗的EG兩步法;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對協整向量系數進行極大似然估計和檢驗。本文采用的世恩格爾——格蘭杰(Engle-Granger)兩步法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1、對LNFDI與LNEX的協整檢驗
首先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的方法采用ADF檢驗法,ADF檢驗采用帶有趨勢項帶有常數項的形式,滯后階數選為6。檢驗結果
根據殘差的ADF檢驗結果知,殘差不存在單位根,即殘差是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E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方程為:
LNEX=3.607857+0.35751LNFDI(1)
(30.26889)(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05013
從方程(1)可以看出,變量LNFDI的系數為0.35751,說明FDI對EX的彈性系數為0.35751,即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35752%。
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得到協整方程為:
LNFDI=-8.304089+2.419141LNEX(2)
(-5.994780)(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23218
方程(2)說明,LNEX對LNFEI的彈性系數為2.419141,即EX每增長1%,FDI將增長2.419141%。
2、LNFDI與LNIM的協整檢驗
首先用LNIM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仍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結果如
根據表4的檢驗結果知,殘差存在單位根,使非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IM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即二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五)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進一步驗證,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驗證。Granger曾指出,因果關系檢驗只有在兩個變量協整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由于前面已經驗證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而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此處只須進一步對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這兩個變量序列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過程中,滯后階數取5,檢驗結果見表5論
從表5的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對外出口的格蘭杰原因,而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研究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結果表明:
1、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與進口之間的長期關系不明顯。即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的影響表現為互補關系,這與小島清的互補理論模型是一致的。按照小島清的理論,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當從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樣就可以把東道國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外商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山東省出口貿易的上升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具體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和山東省出口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增加對山東省出口貿易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增加1個百分點,山東省出口貿易將增加0.35751個百分點。
2、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是出口貿易的Granger原因,但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Granger原因;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充分利用山東省的資源優勢,在山東省進行生產,再將產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因此山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直接影響對外貿易出口。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在山東省內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效應等間接影響對外貿易出口。
3、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表明,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能極大地促進山東省出口貿易的增長。應此,我們應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促進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如:加強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戰略研究,制定戰略規劃;擴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多吸收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一些具有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大型跨國公司在山東省投資;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引進、使用的監督管理。對外商直接投資在山東省的行為和績效應逐步探索建立起一套可行的跟蹤、評估體系,保證流入山東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
參考文獻:
一、匯率變動影響貿易收支的幾個路徑
從以上的理論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匯率變動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渠道影響貿易收支。
1、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可通過引起國內和國際市場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影響進出口和貿易收支。在馬歇爾一勒納條件成立時,本幣貶值可降低本國產品相對價格,提高國外產品相對價格,這樣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增強,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有利于擴大出口量,限制進口,促進貿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貿易收支對匯率變動的這種價格傳遞和競爭效果,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到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調整是否存在時滯以及時滯長短影響。在國際市場中,匯率變動引導的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可在瞬間完成,但其引導的進出口價格的變動相對遲緩,因此本幣貶值可能導致本國貿易收支先惡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J曲線效應。另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引起的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程度的影響。現今大部分國際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質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進出口價格變動幅度可能并不等于匯率變動的幅度。由于進口和出口是相對的,將匯率傳遞定義成匯率變動引起價格變動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利,而商品價格的變動必然引起需求彈性的變動,使得本國貨幣貶值并不一定引起進口商品價格同比例上升,一般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幅度要小于匯率貶值的幅度,這就是不完全匯率傳遞。
2、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可以通過影響國民收入來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如若貶值國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貶值的這種支出轉換效應會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自主性貿易余額的改善會通過凱恩斯乘數的作用,提高一國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相應提高國內支出。如果貶值引起的自主貿易余額改善超過因國民收入增加而帶來的進口增幅,即滿足羅賓遜一梅茨勒條件,則貨幣貶值的主要影響仍然是改善貿易收支。另一方面,貶值通常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國民收入中支出于進口的比重很高,則貿易條件對支出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國內貨幣貶值后,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包括國內商品和國外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貶值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
3、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水平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除了影響貿易品相對價格外,還會影響本國一般價格水平,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在貨幣貶值后,主要可以通過三條渠道影響國內物價水平。首先,貶值使得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上漲。進口品本幣價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響進口原料與半成品的價格,進而使得本國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當前的能源價格;另一方面由于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必然會推動本國工資水平上升,間接影響本國商品成本。這兩方面共同導致本國國內價格水平上升。其次,若貶值在短期內促進了貿易收支的改善,則引起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增加,從而總需求增加。在充分就業條件下,在出口大于進口時,意味著該國總收入水平大于供給國內需求的產品和勞務。在此條件下,國內會由于過度出口造成國內產品供應不足導致通貨膨脹。在短缺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會尤其加劇。相反,在國內需求不足時,出口會緩解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發展。如果一國尚未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只會使資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業程度。再次,貶值后出現貿易收支順差,則外匯儲備會增加。外匯儲備的增加,將使央行通過購買外匯而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多。實際上,當國際儲備增加時,很可能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揚。國內價格上升,從兩方面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第一,在名義貨幣供應不變的情況下,價格上漲使得公眾所持有真實現金余額下降。為讓真實現金余額恢復到意愿持有水平,公眾一方面會出賣有價證券,從而使市場利率上升,投資下降;一方面會減少消費支出,兩方面作用結果是國內總支出下降。這樣必然影響貿易收支的變動。第二,國內價格上漲幅度超過本幣名義匯率貶值幅度,同時假定國外價格水平不變,則名義貶值不但不會引起貨幣實際貶值,反而會導致實際匯率上升,最終會惡化貿易收支。
4、匯率變動引起的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影響
匯率變動能夠通過影響支出變化進而影響貿易收支。支出變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結構變動的支出轉移,另一種是代表數量變動的支出改變。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通過支出轉移和支出改變共同完成的。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兩國商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而本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升,所以本國商品相對于外國商品而言更便宜了。這樣貶值就會使得國內外支出從外國商品轉移到本國商品。支出轉移能否實現以及其效果是否顯著則取決于國內外商品的供求彈性一。供求彈性大時,則匯率變動后通過影響支出轉移就可以改變貿易收支狀況。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只是通過影響支出轉移來達到,還會通過改變支出規模達到。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改善。但是隨著本國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國的國民收入將增加,從而本國的支出規模就會擴大,從而就會導致進口增長,這樣貿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將減小。這就是匯率變動通過支出數量的改變進而影響貿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慮回傳效應,那么本幣貶值后本國的國民收入提高,則本國的支出規模擴大,從而提高了外國的國民收入,反過來又增加了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從而擴大了本國產品的出口。這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就更為復雜。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正面影響
1、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減輕貿易摩擦長期以來,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數量擴張來實現出口導向戰略,憑著價格優勢占領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面對如此高的市場占有率,必然會加大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沖突。
2、人民幣升值可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人民幣升值將會降低進口產品價格,特別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設備的價格。企業將會加速技術引進,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動態比較升級。同時由于進口產品絕大部分用于復出口,故隨著企業生產率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國企業從產品產業鏈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3、人民幣升值將促進貿易結構優化升級。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手段,可以有效率地把制造業中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的擠出去,這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轉變的發展方向。同時,人民幣升值會引起行業內更加激烈的競爭,激勵企業通過技術管理創新增強競爭力,讓那些富于創新、有競爭力的制造業強者變得更強,并能減少無效率的企業在海外的相互惡性競爭,另外還能加快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三、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可能表現出來的負面效應
1.由人民幣升值產生的商品結構變化將影響部分地區和居民的利益
資源性商品、一部分大宗農產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增長的放慢甚至下降,短期內對中西部資源依賴程度較高、農業比重較大地方的經濟發展,對一部分以農業為主的農民的收入、一部分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可能會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2.人民幣升值可能給大型成套設備出口造成一定困難
有一些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從簽約到交付使用需要5-10年,付款時間可能更長。如果人民幣長期保持升勢,企業難以預測遠期匯率水平,而金融機構一般只提供一年左右的外匯對沖工具,所以企業承擔的匯率風險以及規避風險的成本將較大。
3.人民幣如果升值過快過猛,將造成出口下滑,影響國民經濟平穩增長
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和幅度過大,那么它對進出口增長的影響可能就不那么溫和了。一是可能造成出口增長速度大幅回落,那樣不僅對資源性、低價位和低附加值商品,也會對整個出口加工產業發展以及就業造成較大打擊;二是可能刺激一部分商品大量進口,沖擊國內市場,甚至引起一定通貨緊縮。
4.對美、歐的貿易不平衡仍會繼續,但順差增長可能減緩
由于存在著需求剛性和結構互補性,即使人民幣對美、歐、日三大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出現5%以上的升值,我國與美、歐貿易的較大順差和對日、韓等貿易的較大逆差仍然將存在,但是順(逆差)的增長速度將會放慢。這有利于緩解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爭端和摩擦。
四、對策與建議
1、轉變我國發展戰略,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單純的依靠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是非常危險的,過度的依賴國際市場,很容易受到國外市場的沖擊,進而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擴大內需的政策可以沖銷人民幣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
2、理順匯率與貿易條件之間的互動關聯,改善貿易狀況,促進經濟的發展。其著眼點在于短期內,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不僅可以限制由于出口量的增大而導致的貧困化增長,同時對國內要素成本與進出口商品結構將產生影響。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或地區,尤其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必須協調增長與發展的關系,既要發揮本國比較優勢,更要注重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在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提升質量與水平。
3、調整我國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從我國的貿易商品結構可以看出,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外國需求彈性較小,而且面臨發展中國家的激烈競爭,而進口的高科技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國內需求彈性相對較高,這一貿易結構特點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改善。我們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產品的供給彈性,同時也要注意技術引進和產品研發,注重質量,創品牌效應,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減少高科技產品如光學、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等對國外的依賴,通過在進出口兩方面的努力來減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的不利影響。
4、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
我們要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和風險預警機制,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去國外投資,增加能源、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這樣既可以增強我國企業的經營能力,又可以繞開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擴大出口,同時還可以滿足我國能源和原材料依賴型企業對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參考文獻: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參考文獻:
蔡銳,劉泉.2004.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8).
齊曉華.2004.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現狀與趨勢分析[J].投資研究(3).
邱立成.1999.論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聯系[J].南開經濟研究(6).
小島清.1987.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437-442.
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分工趨勢展望[J].經濟研究參考(49).
張如慶.2005.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3).
AGARWALJP.1986.Thirdworldmultionalsandbalanceofpaymentseffectsonhomecountries:acasestudyofIndia[M]//KHUSHIMK.MultinationalsfromtheSowth.London:Maemillan.
MUNDELLRA.1957.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21-335.
本文使用1998-2011年的年度數據,所有數據均取自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地方統計年鑒。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增長水平,FDI表示實際外商直接投資,IE表示進出口貿易(I代表進口額,E代表出口額)。為消除統計數據中價格變動的影響,以變量實際值進行計量檢驗,故對相關數據進行了處理:用1997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作為不變價格指數對GDP、FDI、IE三個變量的數據進行了相應的調整。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故對GDP、FDI、IE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的變量分別用LNGDP、LNFDI、LNIE表示[3]。
(二)平穩性檢驗
為了防止偽回歸需要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主要用LLC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方法來檢驗變量的穩定性。分別對LNGDP、LNFDI、LNIE的水平值和其一階差分(LnGDP、LnFDI、LnIE)進行檢驗,通過分析可知,1998-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即為I(1)過程。
(三)協整檢驗
因為LNGDP、LNIE和LNFDI的時間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同階單整階數的,故可進行協整分析。這里我們采用Johanson檢驗來判斷最優滯后階數、變量(取對數)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及存在協整向量個數。選擇序列有確定性趨勢而協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情況,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在1%的顯著水平下,JohansenFisher協整檢驗拒絕了變量FDI、IE與GDP不存在協整關系和最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這三個變量最多存在兩個協整方程的原假設。這說明至少有三個方程可以用來描述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或者兩兩之間的關系,即變量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四)模型構建及估計結果PanelData模型有三種形式: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建立PanelData模型的第一步便是檢驗樣本數據符合上面哪種PanelData模型,從而避免模型設定的誤差,改進參數估計的有效性[4]。經常使用的檢驗方法是協方差分析檢驗,主要檢驗如下兩個假設:H1:β1=β2=…=βnH2:α1=α2=…=αnβ1=β2=…=βn如果接受假設H2,則可以認為樣本數據符合不變系數模型,無需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如果拒絕假設H2,則需檢驗假設H1。如果接受假設H1,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變截距模型,反之,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變系數模型。構建如下F統計量: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F1={(S2-S1)/[(N-1)K]}/{S1/[NT-N(K+1)]}~F[(N-1)K,N(T-K-1)]其中,S1、S2、S3分別為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不變系數模型的殘差平方和,N為截面成員個數,T為時間,K為解釋變量個數。根據EViews6軟件估計結果得出:S1=0.905714;S2=1.435825;S3=6.518093。利用形式設定檢驗方法(N=6,K=2,T=14),代入以上兩式計算得到的兩個F統計量分別為:F2=27.27;F1=3.86。查F分布表,在給定5%的顯著性水平下,得到相應的臨界值為:F2a(15,66)=1.83,F1a(10,66)=1.98。由于F2>1.83,所以拒絕H2;又由于F1>1.98,所以也拒絕H1。因此,面板數據模型采用變系數的形式。通過Hausman檢驗發現,面板Hausman檢驗Chi-sq統計值為0.16,其伴隨概率P值為0.92,大于0.05,所以接受原假設,應建立隨機效應模型,即建立中部六省FDI、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隨機影響變系數模型。模型形式為:LnGDPi=αi+β1iLnFDIi+β2iLnIEi+ui,i=1,2,…,6其中,αi為常數項;β1i、β2i為參數;ui,為隨機擾動項;i為中部六省標識數字從1-6,分別對應河南(HEN)、安徽(AN)、湖北(HB)、湖南(HUN)、江西(JX)、山西(SX)。估計結果由表3給出:從β1i的估計值來看,FDI對經濟增長具有正的影響,但影響力度不是很大,即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是很明顯。FDI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明顯的是湖南,模型的回歸系數為0.4962,即湖南省吸引的FDI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本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4962個百分點;其次是河南、安徽、山西分別為0.2872、0.2779、0.1242;而江西和湖北的FDI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卻很弱,分別為0.0496、0.0130。從β2i的估計值來看,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也具有正的影響,而且與FDI相比,其影響力度更大,即進出口貿易能夠更好的拉動經濟增長。其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大的是湖北,模型的回歸系數為0.7499,表明湖北省的進出口貿易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本省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7499個百分點;其次是山西、江西,分別為0.6800、0.5707;相比之下,河南、湖南、安徽的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不是很大,分別為0.3913、0.3567、0.3419。
二、結論和建議
通過中部六省FDI、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可知,雖然中部六省的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均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均平穩,所以三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FDI和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都存在正向影響,但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沒有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大。根據本文的實證分析,提出如下建議:
(一)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
FDI對中部六省的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卻明顯小于對外貿易。所以,中部各省除了要繼續擴大利用外資的總量規模外,更應該重視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3]:一要注意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過程中的取舍,注重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減少盲目性;二要根據自身優勢,打造核心產業,集中資源辦大事;三要注意本地區內部利用外資的合理布局,形成梯次分明的產業格局。
(二)增強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
中部六省的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很明顯,故六省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以拉動本地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一方面,要提高對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重視程度,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把穩定外需、穩定出口作為保增長的重要動力[5];另一方面,要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加快轉變貿易增長方式,鼓勵優勢產業與優勢產品對外出口,尤其是自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出口為導向來倒逼本地產業結構升級換代。
有關FDI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研究很多,Mundell(1957)最初提出貿易替代模型,之后先后出現了“互補貿易模型”(Markuson,1983)、“小島清模型”(Kojima,1987)等理論。He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認為,在要素稟賦不對稱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下,由于跨國公司的專有資產很難通過外部市場達成交易,就會產生大量的公司內交易和對中間產品的需求,由此帶動母國的出口貿易。FDI與國際商品貿易間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有Nakamura和MaryAmiti(1998,2000)的研究表明兩者呈互補關系。Eaton和Tamura(1994)、Goldberg和Klein(1998)對日本的檢驗證實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商品進出口起到了促進作用。盡管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FDI對國際商品貿易具有促進作用,但是,Goldberg和Klein(1998)的另一實證研究發現,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減少了雙邊貿易額,兩者呈替代關系。此例說明FDI與國際商品貿易間的關系在不同國家或地區是相異的。
中國學者對FDI與貿易的關系也進行了不少研究。冼國明等(2003)依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分析得出FDI與中國的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陳憲,陳晨研究發現FDI增長與進出口額增長的相關性呈現由強到弱后又增強的趨勢,原因是FDI在當年通過帶動進口刺激了對外貿易增長,數年后則通過推動出口對外貿增長再次產生影響。史小龍等(2004)則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得出:FDI流入對我國商品進出口有長期的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對出口的短期變化影響不顯著。陳繼勇等(2006)用貿易引力模型,結合混合回歸分析與橫截面分析兩種方法得出FDI對中國商品進出口、出口、進口的增長均存在長期且顯著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作用存在時滯,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是波動的,但從總趨勢來看,是在不斷增強。本文將采用1980—2006年的數據,運用協整分析方法和誤差修正模型重新研究FDI和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及由短期偏離向長期均衡調整的過程。
二、實證模型和研究方法
(一)實證模型
本文應用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研究方法來重新檢驗FDI對中國進口和出口貿易的影響。該方法基礎思想在本文的應用體現在,如果FDI與出口(或進口)值呈現非平穩性,但它們的某種線形組合卻呈現平穩性,表明FDI與出口之間存在某種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在協整檢驗之前,本文將采用ADF1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如果變量是非平穩的,還需檢驗其差分的平穩性,所有變量同階單整,且這些變量的某種線形組合是平穩的,則稱這些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根據Stock的證明,本文直接使用傳統的OLS方法。
對FDI和出口、進口分別進行OLS回歸:
誤差修正模型是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短期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在確定了FDI與進出口之間的長期關系之后,我們可以轉而估計它們之間的誤差修正過程。考慮解釋變量短期波動、誤差修正項和各變量滯后變化的影響,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二)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選取1980年至2006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發生額(FDI)和進口額(IM)、出口額(EX)的數據作為實證檢驗對象,1980—2005年的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的統計數據來自2006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本文首先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變化趨勢進行簡單分析,然后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確定每個變量的平穩性及變量間長期穩定關系的存在與否,最后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變量的短期偏離狀況。
三、實證分析結果
自1980年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呈現出穩步快速增長的態勢,尤其是1998年以來,進口額和出口額迅速增加,這可以歸因于中國關稅壁壘的日益降低和參與國際垂直分工的逐步深入。中國實際利用FDI在1992年之前徘徊不前,之后有了較大的攀升,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使中國吸收外資數量連續兩年處于低迷水平,此后又出現恢復性增長。雖然FDI與進出口貿易的增長狀況有所差異,但總體增長趨勢是相似。那么中國FDI的增長對國際貿易到底有怎樣的影響,本文將通過協整檢驗進行分析。
首先對FDI,EX,IM的自然對數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所有變量一階差分后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些變量是1階單整(I(1))。于是,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
可見,方程(1)、(2)的回歸殘差、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是平穩的,FDI和進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且方程(1)和(2)便是這種長期關系的定量表示。
回歸顯示,在1980-2006年期間,我國FDI與進口和出口呈現正相關,模型擬合較好,各系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R2和調整后的R2均在97%以上,F統計值顯著(具體數值見表2)。殘差自相關校正后的回歸方程具體數據如下:
LnEX=3.4291+0.5301*LnFDI
+[AR(l)=1.0083,AR(2)=0.0368]
LnlM=4.3539+0.4761*LnFDI
+[AR(l)=1.3483,AR(2)=-0.3486]。
進一步運用誤差修正模型,采用Hendry從一般到個別的建模方法選擇每一個變量的滯后長度,根據方程(3)和(4)分別得到FDI和進口、FDI和出口的ECM模型,其結果如下:
FDI與出口的ECM:
誤差修正項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在短期內,進口和出口都可能偏離它與FDI的長期均衡水平,但它們的關系由短期偏離向長期均衡調整的速度很快。就平均而言,出口每年對上一年的非均衡偏離的糾正程度為26%,而進口每年對上一年的非均衡偏離的糾正程度為36%。
四、結論
從方程(1)和(2)的協整回歸結果可知,FDI變動1個百分點,會帶來出口0.53個百分點的同方向變動和進口0.47個百分點的同方向變動。這表明FDI與出口和進口之間仍然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FDI流入帶來出口的增長,是我國出口導向政策以及產業結構升級調整,更廣泛深入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而FDI流入促進進口增長,則需要深入分析。因為理論上,我國的進口替代政策及FDI的貿易替代效應會使FDI與進口的規模反向而動。但是從另外的角度分析,外商到中國投資,必然會大量進口國外先進的機器設備、原材料等,因此,實證分析才會出現FDI在我國的貿易替代效應相對不顯著,“進口替代”政策的效果不明顯,FDI導致了進口的增加。
誤差修正模型顯示,FDI與出口的關系,每年對上一年非均衡偏離的糾正速度為26%。短期內,FDI的變動不會導致出口的迅速反應,因為FDI從實際引入到產品出口需要一定周期。出口的短期變動受誤差項和自身滯后一起變動的影響較大。而FDI與進口的關系,每年對上一年非均衡偏離的糾正速度則較快,達到36%。且進口的短期波動對滯后一期的FDI變動較為敏感。因為外商投資的初期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所以滯后一期的FDI變動會推動進口的同方向變動。總體上,誤差修正模型不僅反映出FDI和進出口的關系由短期偏離向長期均衡調整的速度較快,而且證明了FDI和進出口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參考文獻:
[1]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2004,WorldInvestmentReport.
[2]陳繼勇,秦臻.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商品進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6,(5).
[3]高峰,高越.外國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關系——基于不同貿易方式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