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民幣匯率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樣本的選取和來源

我們分別以1980年和1990年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計算這兩個期間美元的實際匯率指數，結果如下：（根據目前的數據，假定2014年美國和我國物價漲幅分別為1.5%和3%）

（二）結果及相關分析

以1980年為基期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化，目前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高估了25%，人民幣名義匯率還有升值的空間；以1990年為基期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化，則美元對人民幣實際匯率低估了約25%，人民幣名義匯率未來將應該貶值，結論恰好相反。那么應該如何看待上述計算結果？這里面有幾個問題需要進行考慮：第一，基期的選擇；第二，基期名義匯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兩國物價指數的CPI計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選擇問題：從我國的外匯管理歷史來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主要體現在外匯管理實行全面的計劃管理，匯率由國家統一規定，基本沒有反應市場變化。1979年3月，國家成立外匯管理局，1980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暫行條例》，同時開辦外匯調劑市場，對外匯進行市場調節。1991年，我國取消了外貿部門的出口補貼，外貿企業實行自負盈虧。可以說，1980年是我國外匯管理制度進行改革的起點，1990年前后是我國外匯管理制度邁入市場化改革的起點。因此，選擇1980年和1990年為基期考察我國外匯市場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義匯率是否合理的問題：1994年以前，我國外匯管理的最大特點是外匯額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計入外匯留成和出口補貼等利益，這一時期人民幣名義匯率實際是高估的。如果把這一因素考慮在內，按照不同基期計算的名義匯率指數還會下降，相應的，美元對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也會更加低。衡量兩國物價指數的CPI計算的可比性問題：毋庸諱言，盡管中美兩國在構成CPI類的組合類別基本相同，但鑒于兩國在具體類別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盡相同，再加上其中的類別需要定期調整，因此，公布的數據一定有差異，據此計算出來的實際匯率指數也一定存在差異。粗略來看，構成我國CPI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構成美國CPI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據觀察，如果考慮這些差異，我國CPI的實際數據應該要高一些，相應地，美元對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指數也會更加低。綜上所述，如果將上述三個問題綜合進行考慮的話，無論是以1980年為基期計算的美元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指數，還是以1990年為基期計算的美元兌人民幣實際匯率指數，都會在計算結果的基礎上向下調整。盡管向下調整的幅度無法準確計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已經沒有升值的空間。換句話說，美元兌人民幣名義匯率的中長期走勢應該是維持現狀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篇2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586.1億美元，而美國方面的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1240億美元。從兩份不同的統計數據說明：2003年中美兩國貿易順差是誤差600多億美元，顯然兩國統計數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貿易差額統剖析

中美兩國統計數字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有二個方面的原因：(1)、美國統計時將中國通過香港部分轉口貿易重復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方面.(2)、美國貿易數據的收集過程存在很多問題。而中國由于＿直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是比較準確的，而美國由于規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計資料，因此，這一部分也造成無法統計進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報道說：“據美國商務部自己的估計，美國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沒有向該部報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計算在內，1998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只有1010億美元，而不是政府統計顯示的1690億美元的創記錄水平”。

2、中美貿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總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問題，197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直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國不能以犧牲美國對安全的考慮而換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卻轉過身來對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感到不滿，這其實對中國很不公平。

(2)、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是貿易差額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盡管對美國存在偏高貿易順差，但這些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額中的56%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中國正成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削減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并沒有將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根據中美商會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會9月26日聯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美國公司去年的盈利狀況最佳。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這次調查，其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另外，調查還出人意料地發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2002年所獲得的利潤率居然高于他們在全球的利潤率，而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收益并未被統計在內。因此，如果包括這一部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開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面紗

美國的進口大量來自本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生產線，換言之，美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輸入貨物，現實的貿易許多都是公司與公司，而非國家與國家之單證貿易。據美國《巴隆氏》金融周刊數據顯示：這類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銷售額達2萬億美元，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占65%，其余35%則輸往美國，而這35%在美國外貿統計時均被視為對美貿易逆差。

英國經濟學家朱利葉斯就曾經對美國貿易收支統計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當地重復計算，那么，1986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就從1440億美元的逆差變為570億美元的盈余了。另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銷售額超過2.1億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務出口額7940億美元，幾乎達3萬億美元，而外國對美國出口及外國公司在美國的子公司的內部銷售額合計為2.4萬億美元，今天的美國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而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貿易順差國之一了。

美國向國外的出口額和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2002年達3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進口額和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為2.4萬億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總盈余6000億美元，這就是分析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時所應全面把握問題的實質所在。

4、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紀70年代，因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兩次大幅上漲，加上來自日本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經濟競爭力和美元匯率之強勢，這些都使得美國商品、勞務的貿易赤字在1987年達到1520億美元的高峰。

(2)美國惡化的低儲蓄率，美國必須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建設資金，即融通資金以進行大量投資建設。但世界各國要能貸款給美國，它們必須通過國際貿易盈余（貿易順差）來創匯，以積累資金供“美國需求”之用，即美國的貿易赤字反應了美國國內低儲蓄率與高投資率之間的“缺口”及其解決辦法，或者說，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是其為長期低儲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3)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進口貿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貿易赤字實際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幣匯率并非是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

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制造業是美國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產量的縮減，1997年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大約為1960年的16倍，正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利用較少的勞動資源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成為可能。

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大約削減了200萬個制造業崗位，降幅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業人數減少了20%；日本減少了16%；中國減少了15%。制造業人數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科技進步和競爭壓力使工廠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能夠在減少工人數量的同時提高產量，雖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許多，但全球的工業產值卻增長了30%。

中國從1995年至2002年，制造業人數從9800萬人降至8300萬人，降幅達15%，超過美國的11%，這些都是客觀統計數據。

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2、美國的一輪商業周期結束是失業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一直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國就業增長了16%，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5%，是工業化國家中就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著美國一輪經濟周期的結束，情況發生了變化，2003年美國的失業率為6%，其它工業化國家如法國為9%；德國在10%以上；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地區的失業率也已超過8%，而發展中國家的顯性失業率與隱性失業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不斷創造就業機會以解決龐大的失業人口的嚴重問題。

3、9·11恐怖襲擊也是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國的各個行業都受到了創傷，航空業無疑是受恐怖事件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美洲航空公司裁員和聯合航空公司裁員2萬人的消息則像瘟疫一樣傳染了整個航空業，一時間裁員風盛行。

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業率就較一年前增加了14%，達到15.5萬人。印第安納、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員人數緊隨其后，分別達到了8.1萬、6.4萬、5萬和4.6萬人。

從行業來看，傳統的制造業和高科技業是這次裁員潮的“重災區”，這兩個行業的工作在經濟下滑沖擊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玻璃飯碗”。按照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0年全年美國的裁員人數增加了17%，達到184萬人，制造業就占全部裁員人數的42%。

因此，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匯率機制，并不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說成是因人民幣匯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極不公正和客觀的，也是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及其對策建議

從中短期看，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能改變

從長期看，根據國際經驗，一個開放的經濟、貿易大國，最佳的匯率制度應該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動態變化的匯率來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變化。但是，當前中國的國情仍然不能這么做。

其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將導致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中國產品將失去價格競爭力，中國不僅無法成為“世界工廠”，連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業發展態勢也將出現衰退制造業衰退的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二、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其GDP將近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貨幣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國操縱或被國際炒家狙擊，而美元卻從未發生過，人民幣固定釘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幣匯率更趨穩定。

篇3

當前中國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現在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涉及了兩個層面，即匯率的機制和匯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質有所不同，但相互間有著密切聯系。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首先是匯率機制的問題，其次是名義匯率水平的問題。

有些人主張人民幣應該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機制，但這種提法并不嚴謹。因為匯率的市場是國際外匯市場，中國目前不是可兌換的貨幣，也不參與國際外匯市場交易，因此實際是無法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因此實際上需要從政府的意愿來決定匯率機制(exchangerateregime)問題。

有很多可供選擇的匯率機制。通常認為有九種匯率制度，1.自由浮動，2.管理浮動，3.目標區，4.一籃子釘住，5.爬行釘住，6.可調節釘住，7.真正固定釘住，8.聯系匯率制，9.貨幣聯盟。關于匯率機制的分析，其實并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證研究問題。迄今為止的實證研究，尚未給出一致的結論。有些研究甚至認為，匯率機制無關緊要，即所謂“匯率機制的中性假設”。國際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匯率機制好的討論并沒有定論。國內的討論中有一些觀點認為浮動匯率機制要優于固定匯率，而且認為這才符合市場經濟原理實際是不了解國際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數十年實行聯系匯率制并不影響人們承認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而歐盟內部實行貨幣聯盟對于歐洲經濟的發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理論界很多人認可的是“兩極化”觀點(即自由浮動和管理浮動所代表的浮動匯率機制，和聯系匯率和貨幣聯盟所代表的固定匯率機制)，而不認同“中間匯率機制”(即上述第(3)，(4)，(5)，(6)種匯率機制)。所有國家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都實行過不同的匯率機制。因此國際上近年有研究認為，在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融體制尚未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沒有很好整合的國家，采用固定匯率會運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續性。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它們增長率高而通脹率低，“真正”浮動匯率制更為適用。對于新興市場而言，比較適用中間的浮動匯率制。

固定匯率機制的主要好處有兩點；

1、減少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有利于貿易和投資。

2、提供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的有信用的固定錨。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問題，目前人民幣對于美元的固定匯率也是一種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匯率政策，實際上即使對于一個相對長的時期，中國實行固定匯率機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從刺激經濟的政策角度來看，改變匯率機制會增加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不利于貿易和投資，也是不宜“退出”為好。

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所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人民幣匯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認為人民幣的幣值沒有低估。這個結論從學術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確的，在當前國內國外的討論中如此表態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說法要好的多。

這次表態還澄清了概念上的問題，即中美的雙邊名義匯率，以及人民幣的多邊有效匯率，和實際多邊有效匯率(有效即指多邊，因此有時也常省略)對于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關討論中的常見現象。人民幣對于美元目前是釘住，但對于其他貨幣是浮動，因為美元對于這些貨幣的匯率是浮動。因此如果說在刺激經濟的特殊時期有特殊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即在一定時期我們實行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也只對中美匯率可以成立，對于其他匯率是不成立的，對于實際多邊有效匯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討論是從多國的角度討論了進出口和貿易順差的情況，這樣分析對于反駁那些只談中美貿易，并認為只要中美貿易中，美國存在逆差就應該讓人民幣升值的國內外議論是合適的。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只從對于一個國家的貿易情況的評估就調整自己的匯率政策。實際上除了歐美市場外，中國還要面對其他的貿易市場。同時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國的對美出口會擠壓美國制造業的工人，實際上所有具有制造業能力，同時勞動成本低的國家的對美出口都對美國制造業的工人產生壓力。所以匯率問題永遠是一個多邊的問題，而不是雙邊的問題。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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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匯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的主要調控手段和經濟杠桿對國民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大多數國家都利用匯率作為促進國際收支平衡、調節貨幣流通和發展本國經濟的主要手段，它的重要性也越來越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因此，匯率問題的研究近年來成為了全世界的一大熱點。

2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2.1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可通過引起國內和國際市場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影響進出口和貿易收支。

本幣貶值可降低本國產品相對價格，提高國外產品相對價格，這樣出口商品價格競爭力增強，進口商品價格上漲，有利于擴大出口量，限制進口，促進貿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貿易收支對匯率變動的這種價格傳遞和競爭效果，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

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到進出口商品價格的調整是否存在時滯以及時滯長短影響。在國際市場中，匯率變動引導的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可在瞬間完成，但其引導的進出口價格的變動相對遲緩，因此本幣貶值可能導致本國貿易收支先惡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一個J曲線效應。J曲線效應在匯率較為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國家和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國家比較明顯，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相對軟弱、經濟運行相對封閉等往往會使得J曲線弱化和變形。

另一方面，受匯率變動引起的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程度的影響。現今大部分國際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市場，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質產品。在這種情況下，進出口價格變動幅度可能并不等于匯率變動的幅度。由于進口和出口是相對的，將匯率傳遞定義成匯率變動引起價格變動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決定價格和產量的權利，而商品價格的變動必然引起需求彈性的變動，使得本國貨幣貶值并不一定引起進口商品價格同比例上升，一般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幅度要小于匯率貶值的幅度，這就是不完全匯率傳遞。一般說，如果市場集中程度提高，進口商品用國內貨幣標價的范圍擴大，則匯率傳遞系數會降低；若產品同質和替代程度提高，國外廠商相對國內競爭者的市場份額擴大，則匯率傳遞系數上升。在這主要討論進出口需求彈性、進口商的討價還價能力、外國政府的報復、與生產成本有關的投入要素的來源、科學技術發展以及進口國的政策調整等對價格傳遞機制的影響。

2.2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可以通過影響國民收入來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如若貨幣貶值的國家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貶值的這種支出轉換效應會改善自主性貿易余額，自主性貿易余額的改善會通過凱恩斯乘數的作用，提高一國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增加會相應提高國內支出。如果貶值引起的自主貿易余額改善超過因國民收入增加而帶來的進口增幅，即滿足羅賓遜-梅茨勒條件，則貨幣貶值的主要影響仍然是改善貿易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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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貶值通常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若國民收入中支出比進口的比重很高，則貿易條件對支出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國內貨幣貶值后，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包括國內商品和國外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貶值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

2.3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水平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除了影響貿易品相對價格外，還會影響本國一般價格水平，進而影響貿易收支。在貨幣貶值后，主要可以通過三條渠道影響國內物價水平。

首先，貶值使得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品價格上漲。進口品本幣價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響進口原料與半成品的價格，進而使得本國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當前的能源價格；另一方面由于進口消費品價格上漲，必然會推動本國工資水平上升，間接影響本國商品成本。這兩方面共同導致本國國內價格水平上升。

其次，若貶值在短期內促進了貿易收支的改善，則引起貶值國的出口需求增加，從而總需求增加。在充分就業條件下，在出口大于進口時，意味著該國總收入水平大于供給國內需求的產品和勞務。在此條件下，國內會由于過度出口造成國內產品供應不足導致通貨膨脹。在短缺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會尤其加劇。相反，在國內需求不足時，出口會緩解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發展。如果一國尚未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只會使資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業程度。因此，貨幣貶值導致的貿易收支順差在兩種情況下不會導致物價上漲，一是國內產品和勞務的供給大于需求，二是國內生產要素尚未充分利用。

再次，貶值后出現貿易收支順差，則外匯儲備會增加。外匯儲備的增加，將使央行通過購買外匯而投放的基礎貨幣增多。實際上，當國際儲備增加時，很可能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揚。國內價格上升，從兩方面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第一，當名義貨幣供應不變時，價格上漲使得公眾所持有真實現金余額下降。為讓真實現金余額恢復到意愿持有水平，公眾一方面會出賣有價證券，從而使市場利率上升，投資下降；另一方面會減少消費支出，兩方面作用結果是國內總支出下降。這樣必然影響貿易收支的變動。第二，假定國外價格水平不變，當國內價格上漲幅度超過本幣名義匯率貶值幅度時，則名義貨幣貶值不但不會引起貨幣實際貶值，反而會導致實際匯率上升，最終會惡化貿易收支。

2.4匯率變動引起的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

匯率變動能夠通過影響支出變化進而影響貿易收支。支出變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結構變動的支出轉移，另一種是代表數量變動的支出改變。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通過支出轉移和支出改變共同完成的。

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兩國商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商品的對外價格下降，而本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升，所以本國商品相對于外國商品而言更便宜了。這樣貶值就會使得國內外支出從外國商品轉移到本國商品。支出轉移能否實現以及其效果是否顯著則取決于國內外商品的供求彈性。供求彈性大時，則匯率變動后通過影響支出轉移就可以改變貿易收支狀況。

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只是通過影響支出轉移來達到，還會通過改變支出規模達到。本幣貶值則本國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貿易收支改善。但是隨著本國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國的國民收入將增加，從而本國的支出規模就會擴大，從而就會導致進口增長，這樣貿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將減小。這就是匯率變動通過支出數量的改變進而影響貿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慮回傳效應，那么本幣貶值后本國的國民收入提高，則本國的支出規模擴大，從而提高了外國的國民收入，反過來又增加了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從而擴大了本國產品的出口。這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就更為復雜。

從以上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理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是個復雜的過程，匯率變動主要可以通過以下渠道來影響貿易收支：匯率變動引起的貿易商品價格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匯率變動引起的收入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匯率變動引起的價格水平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和匯率變動引起支出變化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另外，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程度也受很多因素的影響，譬如匯率變動的國家的經濟還有匯率的傳遞程度等。所以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很復雜。

3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貿易的評價與建議

3.1加大籃子中歐元的比重，并考慮英鎊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與歐洲國家的貿易產生的影響比較大，所以我們可以在參考一籃子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加大籃子中歐元的比重，并在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時考慮英鎊的影響因素，降低匯率變動對我國和歐洲國家貿易的不利影響的程度。

3.2加強東亞貨幣合作

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我國與新加坡間的雙邊貿易收支也產生不小的影響，所以我們要加大東亞貨幣區的合作，通過合作來減小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新貿易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制度從單一盯住美元轉變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后，東亞匯率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盯住美元的東亞貨幣肯定會因為人民幣對美元浮動而與人民幣匯率關系不穩定，而非盯住美元的匯率和人民幣的雙邊的匯率可能會更加不穩定，這就會影響到我國與東亞國家間的貿易關系我國應該繼續積極參與亞洲貨幣合作。以后要先建立以人民幣和日元為核心的次貨幣區，然后逐步融合，形成真正的東亞貨幣區。

3.3加快出口產品的產業升級

人民幣升值后，由于進口品的價格相對會降低，所以我們應該多進口高新技術產品，從而來提升我國的制造業水平，加快我國的產業升級，而要避免奢侈商品的進口。還要調整外資引進的政策，在引進外資時要重視技術與管理的引進，吸引的外資要能滿足我國對技術的需要并提高我國自主創新的能力，從而促進我國國內產業的升級。我國目前出口產品多為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非常低廉，而且附加值較低。因此我們應該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鼓勵企業創建自己的品牌，提升產品檔次并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實現出口產品的動態升級。

3.4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

我們要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建立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和風險預警機制，鼓勵有能力的企業去國外投資，增加能源、資源導向型對外投資。這樣可以增強我國企業的經營能力，又可以繞開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擴大出口，同時還可以滿足我國能源和原材料依賴型企業對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3.5提高風險應對的能力

匯率制度改革后，彈性的匯率制度加大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得企業出口面臨更大的風險。所以企業可以多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來降低出口的風險。而金融系統應該加大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以滿足企業的需要。政府則應加大對我國金融衍生市場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推進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引導培育市場主體管理風險的能力。

參考文獻

［1］李俊江，史本葉.論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J］.經濟縱橫，2005，(9).

篇5

根據1944年6月《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最后議定書》，建立了IMF管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為匯率制度和外匯措施），成立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負責戰后重建和發展，而負責貿易規則的任務后來落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身上，后者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協定，第三部分回顧中國加入世貿談判情況，最后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

一、從IMF對匯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匯率制度規定

1973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告崩潰。國際貨幣體系從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體系并行的時代.應美國的要求，IMF相應修訂了協定，有關匯率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IMF協定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和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1節規定了會員方的義務：應努力以自己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來達到促進有序經濟增長的目標，既有合理的穩定的價格，又適當照顧自身國情；應避免操縱匯率或者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有效的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會員方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努力創造有序的基本經濟和金融條件和不會產生反常混亂的貨幣制度去促進穩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號監管決定解釋：匯率操縱是指長期、單向、大量干預外匯市場。

第四條第2節規定了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1）一個會員以特別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種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2）通過合作安排，會員方使本國貨幣同其它會員方的貨幣保持比價關系。（3）其它外匯安排。這樣，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條第四款規定會員應當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避免限制經常項目支付，避免實行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貨幣匯率，兌換外國持有的本國貨幣（接受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八條款國）。但對經常項目可兌換條件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第十四條第2節規定，經IMF批準可以暫時維持現行外匯限制（援引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十四條款國）。會計

（二）IMF對匯率的監督

為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各國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的覆轍，IMF被賦予了監督國際匯率制度的職權。IMF協定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有權監督指導會員方匯率政策。第二十六條第2節等規定，如果成員方拒不履行IMF的裁決，IMF可以處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資格，乃至經85%的投票權表決逐出IMF，但并不存在類似WTO爭端解決程序或交由WTO解決的先例。同時，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匯率的監督指導，應該尊重、關注會員方內的國情及社會和政治政策。

IMF對成員國的審查監督每年進行（稱為第四條款磋商），重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也審查第八條款國的匯兌措施是否違反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則，第十四條款國取消外匯限制的條件是否成熟。在實際監督中，IMF在匯率水平上態度靈活，更多地尊重東道國的意見，并不強加于人。甚至在危機前后，IMF對匯率水平是否恰當多與東道國充分協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中，IMF沒有強求這些國家調整匯率水平，直到市場力量迫使政府放棄不現實的匯率水平。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卻是世界長期發展的潛在威脅。IMF在《2004年世界經濟展望》中批評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政策，認為這是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脅世界經濟的穩定。

（三）基金組織中固定匯率制度成員多于浮動匯率制度成員

在現實中，各國都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運行狀況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根據IMF《2003年度報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種匯率制度，按照匯率彈性從小到大分別為：沒有本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貨幣發行局制度、傳統的釘住匯率安排、平行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浮動、無區間的有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在187個IMF成員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別為41、7、42、5、5、5、46和36個。通常前6類歸為固定匯率制度，后2類劃入浮動匯率制度，這樣，IMF會員采用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分別為105和82個，固定匯率制度占多。

縱觀世界各國，匯率的彈性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在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雖然亞洲金融危機后，有一些國家采取了自由浮動匯率，但多數壽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Z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中國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理論上說，除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外，其它匯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預。實際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差別在于干預的方式、頻率和力度。極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對匯率采取“善意的忽視”，但是偶爾通過官員“放風”來引導匯率走勢。而另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綜合考慮利率和匯率的貨幣狀況指數進行調控，有時（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直接入市干預。還有些國家采取間接干預，如通過調控利率調節匯率。總之，對匯市的干預是各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維護穩定的匯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國沒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

衡量幣值高估還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雙邊匯率為基準，而應以多邊匯率作參照系，而IMF等國際組織普遍采用實際有效匯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據測算，從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論是出口還是凈出口，與中國GDP增長的相關性較大，而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并不顯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處于最為堅挺的時期，但中國出口增長27.8%，進口增長35.8%；相反，2003年，人民幣匯率隨美元走軟，出口增長34.6%，進口卻增長39.9%，外貿順差同比縮小了16%.

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礎是銀行結售匯制度，機構和個人買賣外匯都通過指定銀行進行。指定銀行又根據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上下限，將多余或不足的外匯頭寸，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平補，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該匯率制度是單一匯率，沒有歧視性匯率安排。銀行間外匯市場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銀行依靠法律和市場手段，調控外匯供求關系，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匯率穩定，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并不是為了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在每年第四條款磋商中，IMF從未對我國匯率制度安排提出異議，也證明了目前人民幣匯率是符合IMF協定的。

（五）外匯儲備的標準

美國和日本某些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銀行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國不公平競爭優勢，這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世界銀行并不管轄外匯儲備標準。相反，根據WTO有關規定（見第二部分），締約各方應接受IMF對外匯儲備的結論，而IMF對華第四條款磋商沒有質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次，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世界銀行所謂的外匯儲備占進口的25%，只是一個最低要求。世界銀行專家認為，低于這一標準，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第三，儲備水平還要考慮許多因素。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外匯儲備需要考慮資本流動的因素。世界銀行專家認為，影響儲備的因素，還應當包括償還外債和維持對金融體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國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高達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負擔。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需要維持較高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信心。

此外，中國的儲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而非貿易順差。從1990年代起，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國吸收FDI超過4500億美元，外債流入1800億美元。這些資本流入中有許多最后反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中只有一部分來源于貿易順差，更多的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金融帳戶順差達到800.1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順差只有733.5億美元。會計

二、從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看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還達成了一系列的多邊協議和協定，構成了當今國際貿易行為規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關系有所發展。WTO涉及外匯安排的條款，新添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等協定。具體規定如下：

1.貨物貿易領域。WTO成立后，根據《WTO關于與IMF關系的聲明》（以下簡稱《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規定，WID與IMF的關系基于規范GATT1947締約方全體與IMF關系的條款。因此，在貨物貿易領域，WTO與IMF關系遵循GATT與IMF的關系。GATT章節涉及外匯事務的實質性規定主要有國際收支保障條款以及外匯安排，內容如下：

國際收支保障條款。GATT第十一條、第十八條分別授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采取進口數量限制和征收關稅附加稅（稱為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為防止濫用國際收支保障措施，GATT設定了嚴格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困難和儲備下降及兩者的威脅，或者儲備過低，而國際收支和儲備狀況由IMF認定，GATT締約方全體都必須接受IMF的結論。

外匯安排。GATT第一條規定，在有關進口和出口的全部規章手續方面，成員必須對其它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對外匯措施來說，這與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條對成員的外匯安排進行了規定。第一款規定，GATF應與IMF進行合作，以便雙方在IMF管轄范圍內的外匯問題和GATT管轄范圍內的數量限制和其他貿易措施方面相互協調政策。第二款規定，在外匯安排問題的所有情況下，締約方全體應與IMF進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結論。第4款規定“成員不得通過外匯措施而使本協定的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也不得通過貿易行動使《IMF協定》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第5款規定，如果一成員的外匯限制與本協定對數量限制所規定的例外不一致，締約方全體可以向基金報告。第8款規定，本協定不阻止一締約方依照《IMF協定》，使用外匯管制或外匯限制。

GATT上述條款說明：GATT管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外匯事務基本由IMF管轄，但雙方應當互相協調政策。GATT締約方有關儲備、國際收支、外匯限制、貨幣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問題，應當要提交IMF裁決。一GATT締約方可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外匯限制，不受GATT管轄。

2.服務貿易領域。GATS涉及外匯安排的是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此外還包括《關于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和《金融服務協議》。GATS第十一條明確了WTO和IMF在服務貿易項下外匯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轄權，指出，任何規定不得影響IMF成員在《IMF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包括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匯兌行動；除在嚴重國際收支困難或其威脅的情況下外，一締約方不得對與其具體承諾有關的經常項目交易的國際轉移和支付實施限制，也不得對任何資本交易設置與其有關此類交易的具體承諾不一致的限制。同時，《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對金融服務管轄范圍進行了限定。中央銀行和貨幣管理機關和任何其它公共實體為推行貨幣或匯率政策而從事的活動屬于“在行使政策職權時提供的服務”，不在GATS涵蓋范圍內，因此不受WTO管轄。“金融服務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銀行。因此，GATS中關于外匯事務的條款，基本與GATT一致，均未涉及匯率制度。根據GATS第十二條，對服務貿易采取國際收支保障措施時，是否發生嚴重國際收支和對外財政困難或其威脅，也應接受IMF裁定。3.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領域。TRIMs附件第二條規定：不得要求企業自求全部或部分外匯平衡（外匯平衡條款）。因此，WTO對發展中國家通常使用的經常項目外匯管制手段之一—外匯平衡條款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貨物貿易項下，WTO成員的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是IMF的管轄范圍，WTO必須接受IMF結論，即IMF對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享有單獨管轄權。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的外匯管理方面，IMF擁有管轄權，但WTO也對與成員的極少數具體服務開放承諾有關的經常性、資本性國際交易外匯限制和外匯平衡措施分享管轄權。匯率制度則是在IMF單獨管轄范圍內。

（二）中國加入WTO有關外匯問題的談判情況

2001年6月，WID中國工作組會議的多邊談判在日內瓦恢復。會上，美國要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中加入外匯事務的條款，旨在將中國的外匯事務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外匯問題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國向WTO承諾外匯安排，開放部分資本項目，提供外匯管制的完全信息。對此，中方認為，外匯事務應當由IMF管轄，并不在WTO爭端解決機制范圍內。因此，中國就此問題與美方進行了多次雙邊磋商，WTO中國工作組舉行了八輪多邊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后各方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刪除了要求中國承諾外匯制度，包括匯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國工作組報告有關匯率制度見第31—32段。文中，中國代表介紹了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即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形勢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WTO成員（包括美方）當時對此均未提出異議（當然，如前所述，GATT規定成員應當轉向IMF提出）。2003年對中國的過渡審議機制各成員也未涉及中國匯率制度和政策問題。會計

（三）以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依據指責中國使WTO協定意圖無效是對WTO多邊規則的曲解

Preeg據第十五條第四款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使得GATT條款的意圖無效。因此違反了GATT規則。這是對WTO協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組織，它判斷貿易問題、解釋WTO協定是從多邊角度著眼的。因此，縱然中美雙方對雙邊貨物貿易赤字的統計存在分歧（雙方差距超過3—4倍，見Bronfenbrenner等人的總結，第74頁），對WTO來說，強調的是一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總差額。即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如美國所稱，在2003年超過1346億美元，但是，中方對日本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卻是大量的貿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國的貨物貿易總順差在2003年只有255億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來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務貿易赤字（2002年約為68億美元），則比例還會更小。因此，中國外匯安排沒有使WTO協定的意圖無效。換言之，美方從中美貿易赤字角度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違反WTO規則，本身就是站在狹隘的雙邊角度，并不符合WTO規則。

其次，姑且不說WTO管轄權問題以及何謂GATr條款的意圖，如果完整地看，就會發現第4款實際上要求成員在貿易措施和外匯措施上相互協調，是一個平衡條款。GATT進一步解釋：“‘使…無效’一詞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協定任何條款文字的外匯行動，如在實際中不存在明顯偏離該條款的意圖，則不應被視為違反該條款。因此，一締約方符合《IMF協定》而實施的外匯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結算使用本國貨幣或IMF一個或多個成員貨幣的締約方，不會因此被視為違反第11條或第14條。”換言之，GATT第十五條第四款是為了防止外匯措施明顯偏離GATT條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斷章取義。

再次，WTO并不管轄匯率制度。Preeg認為，根據第十五條關于WTO可與IMF充分磋商的規定，美國可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條規定，在磋商中，“締約方全體應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所有統計或其他事實的調查結果”，即WTO聽從IMF裁決，既無規定也無先例將外匯安排納入爭端解決機制。

三、購買力平價理論和貿易問題的關系

（一）絕對購買力平價不能作為評估匯率水平的依據

撇開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問題，人民幣是否匯率低估的問題，涉及匯率的參照系選取問題，也就是匯率決定理論。Preeg提出人民幣匯率較絕對購買力平價低估了40%，就此認為中國取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購買力平價理論著眼于商品市場，從貨幣的交換職能出發，把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作為確定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一種匯率決定理論。自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Cassel）提出該理論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檢驗，目前基本共識是，長期來看相對購買力平價基本成立，即匯率水平由國內外相對物價水平決定；絕對購買力平價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進行跨國比較的指標，不能作為確定匯率水平是否合適的依據（Visser，2002）。從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經濟越不發達，匯率對絕對PPP偏離越大。

名義匯率對PPP的偏離度

經濟體類型匯率對PPP偏離度低收入-75%中低收入-64%中高收入-40%高收入非OECD成員-37%OECD成員-12%

來源：1.匯率：《國際金融統計2003》，IMF.2.PPP：《世界發展報告2003》，世界銀行。

發展中國家匯率與PPP偏離度較大的原因包括：現實情況與PPP完全競爭市場假定有很大距離；非貿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國的比例約占50%）；國內外生產率變動存在差異，產生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各國消費結構不同和偏好變動；PPP測算技術、資本流動、預期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相對購買力平價大體相符

直接將相對購買力平價運用于中國這樣一個外貿市場多元化的高速增長的轉軌經濟國家并不可取，需要進行四項修正（或擴展）：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dP*／P）替代雙邊價格變動、計算生產率差異（dδ，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考慮關稅減讓（df）和出口退稅率變動幅度變化（dv）的影響。同時我們采用貿易大體平衡的年份的匯率作為基期匯率，得出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為dsppp=d（P*／P）+dσ-dV+df，我們稱之為人民幣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據此估算出，以1987年匯率為均衡匯率（當年貿易逆差占GDP的-0.3%，則1998和2002年，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分別為8.37和7.52元／美元，名義匯率分別高估1%和低估9%（溫建東，2004）。考慮到2003—2004年中國通貨膨脹、出口退稅率下調、關稅減讓、資源瓶頸制約生產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兩者的差距將大大縮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明顯的低估。

篇6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篇7

根據1944年6月《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最后議定書》，建立了IMF管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為匯率制度和外匯措施)，成立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負責戰后重建和發展，而負責貿易規則的任務后來落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身上，后者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協定，第三部分回顧中國加入世貿談判情況，最后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

一、從IMF對匯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匯率制度規定

1973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告崩潰。國際貨幣體系從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體系并行的時代。應美國的要求，IMF相應修訂了協定，有關匯率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IMF協定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和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1節規定了會員方的義務：應努力以自己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來達到促進有序經濟增長的目標，既有合理的穩定的價格，又適當照顧自身國情；應避免操縱匯率或者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有效的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會員方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努力創造有序的基本經濟和金融條件和不會產生反常混亂的貨幣制度去促進穩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號監管決定解釋：匯率操縱是指長期、單向、大量干預外匯市場。

第四條第2節規定了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1)一個會員以特別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種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2)通過合作安排，會員方使本國貨幣同其它會員方的貨幣保持比價關系。(3)其它外匯安排。這樣，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條第四款規定會員應當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避免限制經常項目支付，避免實行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貨幣匯率，兌換外國持有的本國貨幣(接受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八條款國)。但對經常項目可兌換條件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第十四條第2節規定，經IMF批準可以暫時維持現行外匯限制(援引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十四條款國)。

(二)IMF對匯率的監督

為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各國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的覆轍，IMF被賦予了監督國際匯率制度的職權。IMF協定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有權監督指導會員方匯率政策。第二十六條第2節等規定，如果成員方拒不履行IMF的裁決，IMF可以處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資格，乃至經85%的投票權表決逐出IMF，但并不存在類似WTO爭端解決程序或交由WTO解決的先例。同時，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匯率的監督指導，應該尊重、關注會員方內的國情及社會和政治政策。

IMF對成員國的審查監督每年進行(稱為第四條款磋商)，重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也審查第八條款國的匯兌措施是否違反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則，第十四條款國取消外匯限制的條件是否成熟。在實際監督中，IMF在匯率水平上態度靈活，更多地尊重東道國的意見，并不強加于人。甚至在危機前后，IMF對匯率水平是否恰當多與東道國充分協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中，IMF沒有強求這些國家調整匯率水平，直到市場力量迫使政府放棄不現實的匯率水平。

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卻是世界長期發展的潛在威脅。IMF在《2004年世界經濟展望》中批評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政策，認為這是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脅世界經濟的穩定。

(三)基金組織中固定匯率制度成員多于浮動匯率制度成員

在現實中，各國都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運行狀況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根據IMF《2003年度報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種匯率制度，按照匯率彈性從小到大分別為：沒有本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貨幣發行局制度、傳統的釘住匯率安排、平行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浮動、無區間的有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在187個IMF成員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別為41、7、42、5、5、5、46和36個。通常前6類歸為固定匯率制度，后2類劃入浮動匯率制度，這樣，IMF會員采用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分別為105和82個，固定匯率制度占多。

縱觀世界各國，匯率的彈性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在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雖然亞洲金融危機后，有一些國家采取了自由浮動匯率，但多數壽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Z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中國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理論上說，除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外，其它匯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預。實際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差別在于干預的方式、頻率和力度。極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對匯率采取“善意的忽視”，但是偶爾通過官員“放風”來引導匯率走勢。而另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綜合考慮利率和匯率的貨幣狀況指數進行調控，有時(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直接入市干預。還有些國家采取間接干預，如通過調控利率調節匯率。總之，對匯市的干預是各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維護穩定的匯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國沒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

衡量幣值高估還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雙邊匯率為基準，而應以多邊匯率作參照系，而IMF等國際組織普遍采用實際有效匯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根據測算，從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21.37%。研究表明，不論是出口還是凈出口，與中國GDP增長的相關性較大，而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并不顯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處于最為堅挺的時期，但中國出口增長27.8%，進口增長35.8%；相反，2003年，人民幣匯率隨美元走軟，出口增長34.6%，進口卻增長39.9%，外貿順差同比縮小了16%。

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礎是銀行結售匯制度，機構和個人買賣外匯都通過指定銀行進行。指定銀行又根據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上下限，將多余或不足的外匯頭寸，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平補，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該匯率制度是單一匯率，沒有歧視性匯率安排。銀行間外匯市場

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銀行依靠法律和市場手段，調控外匯供求關系，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匯率穩定，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并不是為了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在每年第四條款磋商中，IMF從未對我國匯率制度安排提出異議，也證明了目前人民幣匯率是符合IMF協定的。

(五)外匯儲備的標準

美國和日本某些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銀行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國不公平競爭優勢，這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世界銀行并不管轄外匯儲備標準。相反，根據WTO有關規定(見第二部分)，締約各方應接受IMF對外匯儲備的結論，而IMF對華第四條款磋商沒有質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次，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世界銀行所謂的外匯儲備占進口的25%，只是一個最低要求。世界銀行專家認為，低于這一標準，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第三，儲備水平還要考慮許多因素。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外匯儲備需要考慮資本流動的因素。世界銀行專家認為，影響儲備的因素，還應當包括償還外債和維持對金融體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國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高達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負擔。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需要維持較高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信心。

此外，中國的儲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而非貿易順差。從1990年代起，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國吸收FDI超過4500億美元，外債流入1800億美元。這些資本流入中有許多最后反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中只有一部分來源于貿易順差，更多的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金融帳戶順差達到800.1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順差只有733.5億美元。

二、從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看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還達成了一系列的多邊協議和協定，構成了當今國際貿易行為規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關系有所發展。WTO涉及外匯安排的條款，新添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等協定。具體規定如下：

1.貨物貿易領域。WTO成立后，根據《WTO關于與IMF關系的聲明》(以下簡稱《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規定，WID與IMF的關系基于規范GATT1947締約方全體與IMF關系的條款。因此，在貨物貿易領域，WTO與IMF關系遵循GATT與IMF的關系。GATT章節涉及外匯事務的實質性規定主要有國際收支保障條款以及外匯安排，內容如下：

國際收支保障條款。GATT第十一條、第十八條分別授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采取進口數量限制和征收關稅附加稅(稱為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為防止濫用國際收支保障措施，GATT設定了嚴格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困難和儲備下降及兩者的威脅，或者儲備過低，而國際收支和儲備狀況由IMF認定，GATT締約方全體都必須接受IMF的結論。

外匯安排。GATT第一條規定，在有關進口和出口的全部規章手續方面，成員必須對其它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對外匯措施來說，這與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條對成員的外匯安排進行了規定。第一款規定，GATF應與IMF進行合作，以便雙方在IMF管轄范圍內的外匯問題和GATT管轄范圍內的數量限制和其他貿易措施方面相互協調政策。第二款規定，在外匯安排問題的所有情況下，締約方全體應與IMF進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結論。第4款規定“成員不得通過外匯措施而使本協定的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也不得通過貿易行動使《IMF協定》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第5款規定，如果一成員的外匯限制與本協定對數量限制所規定的例外不一致，締約方全體可以向基金報告。第8款規定，本協定不阻止一締約方依照《IMF協定》，使用外匯管制或外匯限制。

GATT上述條款說明：GATT管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外匯事務基本由IMF管轄，但雙方應當互相協調政策。GATT締約方有關儲備、國際收支、外匯限制、貨幣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問題，應當要提交IMF裁決。一GATT締約方可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外匯限制，不受GATT管轄。

2.服務貿易領域。GATS涉及外匯安排的是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此外還包括《關于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和《金融服務協議》。GATS第十一條明確了WTO和IMF在服務貿易項下外匯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轄權，指出，任何規定不得影響IMF成員在《IMF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包括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匯兌行動；除在嚴重國際收支困難或其威脅的情況下外，一締約方不得對與其具體承諾有關的經常項目交易的國際轉移和支付實施限制，也不得對任何資本交易設置與其有關此類交易的具體承諾不一致的限制。同時，《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對金融服務管轄范圍進行了限定。中央銀行和貨幣管理機關和任何其它公共實體為推行貨幣或匯率政策而從事的活動屬于“在行使政策職權時提供的服務”，不在GATS涵蓋范圍內，因此不受WTO管轄。“金融服務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銀行。因此，GATS中關于外匯事務的條款，基本與GATT一致，均未涉及匯率制度。根據GATS第十二條，對服務貿易采取國際收支保障措施時，是否發生嚴重國際收支和對外財政困難或其威脅，也應接受IMF裁定。

3.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領域。TRIMs附件第二條規定：不得要求企業自求全部或部分外匯平衡(外匯平衡條款)。因此，WTO對發展中國家通常使用的經常項目外匯管制手段之一—外匯平衡條款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貨物貿易項下，WTO成員的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是IMF的管轄范圍，WTO必須接受IMF結論，即IMF對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享有單獨管轄權。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的外匯管理方面，IMF擁有管轄權，但WTO也對與成員的極少數具體服務開放承諾有關的經常性、資本性國際交易外匯限制和外匯平衡措施分享管轄權。匯率制度則是在IMF單獨管轄范圍內。

(二)中國加入WTO有關外匯問題的談判情況

2001年6月，WID中國工作組會議的多邊談判在日內瓦恢復。會上，美國要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中加入外匯事務的條款，旨在將中國的外匯事務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外匯問題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國向WTO承諾外匯安排，開放部分資本項目，提供外匯管制的完全信息。對此，中方認為，外匯事務應當由IMF管轄，并不在WTO爭端解決機制范圍內。因此，中國就此問題與美方進行了多次雙邊磋商，WTO中國工作組舉行了八輪多邊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后各方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刪除了要求中國承諾外匯制度，包括匯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國工作組報告有關匯率制度見第31—32段。文中，中國代表介紹了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即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形勢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WTO成員(包括美方)當時對此均未提出異議(當然，如前所述，GATT規定成員應當轉向IMF提出)。2003年對中國的過渡審議機制各成員也未涉及中國匯率制度和政策問題。

(三)以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依據指責中國使WTO協定意圖無效是對WTO多邊規則的曲解

Preeg據第十五條第四款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使得GATT條款的意圖無效。因此違反了GATT規則。這是對WTO協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組織，它判斷貿易問題、解釋WTO協定是從多邊角度著眼的。[因此，縱然中美雙方對雙邊貨物貿易赤字的統計存在分歧(雙方差距超過3—4倍，見Bronfenbrenner等人的總結，第74頁)，對WTO來說，強調的是一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總差額。即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如美國所稱，在2003年超過1346億美元，但是，中方對日本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卻是大量的貿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國的貨物貿易總順差在2003年只有255億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來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務貿易赤字(2002年約為68億美元)，則比例還會更小。因此，中國外匯安排沒有使WTO協定的意圖無效。換言之，美方從中美貿易赤字角度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違反WTO規則，本身就是站在狹隘的雙邊角度，并不符合WTO規則。

其次，姑且不說WTO管轄權問題以及何謂GATr條款的意圖，如果完整地看，就會發現第4款實際上要求成員在貿易措施和外匯措施上相互協調，是一個平衡條款。GATT進一步解釋：“‘使…無效’一詞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協定任何條款文字的外匯行動，如在實際中不存在明顯偏離該條款的意圖，則不應被視為違反該條款。因此，一締約方符合《IMF協定》而實施的外匯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結算使用本國貨幣或IMF一個或多個成員貨幣的締約方，不會因此被視為違反第11條或第14條。”換言之，GATT第十五條第四款是為了防止外匯措施明顯偏離GATT條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斷章取義。

再次，WTO并不管轄匯率制度。Preeg認為，根據第十五條關于WTO可與IMF充分磋商的規定，美國可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條規定，在磋商中，“締約方全體應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所有統計或其他事實的調查結果”，即WTO聽從IMF裁決，既無規定也無先例將外匯安排納入爭端解決機制。

三、購買力平價理論和貿易問題的關系

(一)絕對購買力平價不能作為評估匯率水平的依據

撇開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問題，人民幣是否匯率低估的問題，涉及匯率的參照系選取問題，也就是匯率決定理論。Preeg提出人民幣匯率較絕對購買力平價低估了40%，就此認為中國取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購買力平價理論著眼于商品市場，從貨幣的交換職能出發，把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作為確定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一種匯率決定理論。自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Cassel)提出該理論后，吸引了大量研究和檢驗，目前基本共識是，長期來看相對購買力平價基本成立，即匯率水平由國內外相對物價水平決定；絕對購買力平價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進行跨國比較的指標，不能作為確定匯率水平是否合適的依據(Visser，2002)。從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經濟越不發達，匯率對絕對PPP偏離越大。

名義匯率對PPP的偏離度

經濟體類型匯率對PPP偏離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員-37%

OECD成員-12%

來源：1.匯率：《國際金融統計2003》，IMF。

2.PPP：《世界發展報告2003》，世界銀行。

發展中國家匯率與PPP偏離度較大的原因包括：現實情況與PPP完全競爭市場假定有很大距離；非貿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國的比例約占50%)；國內外生產率變動存在差異，產生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各國消費結構不同和偏好變動；PPP測算技術、資本流動、預期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相對購買力平價大體相符

直接將相對購買力平價運用于中國這樣一個外貿市場多元化的高速增長的轉軌經濟國家并不可取，需要進行四項修正(或擴展)：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dP*／P)替代雙邊價格變動、計算生產率差異(dδ，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考慮關稅減讓(df)和出口退稅率變動幅度變化(dv)的影響。同時我們采用貿易大體平衡的年份的匯率作為基期匯率，得出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為dsppp=d(P*／P)+dσ-dV+df，我們稱之為人民幣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據此估算出，以1987年匯率為均衡匯率(當年貿易逆差占GDP的-0.3%，則1998和2002年，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分別為8.37和7.52元／美元，名義匯率分別高估1%和低估9%(溫建東，2004)。考慮到2003—2004年中國通貨膨脹、出口退稅率下調、關稅減讓、資源瓶頸制約生產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兩者的差距將大大縮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明顯的低估。

篇8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于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準。

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于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匯，經常會出現于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資本市場收益率時，發現墨西哥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持續高于美國的同類資產，他們把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墨西哥比索在未來貶值的預期。因為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比索的幣值被高估了，基于這樣的判斷，人們預期比索在未來的某一天必定要貶值。貶值意味著所持有的比索資產在未來只能換回更少的外國貨幣。

所以，他們在當時只愿意支付較小價格來購買比索資產，故而比索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較高。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比索問題”。后來，“比索問題”被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災害性事件預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人們總會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出現某種不利的意外事件。當這種意外事件能夠帶來極大的損失時，人們在當前就會要求有某種保險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如戰爭險、意外傷殘險等；或者要求在現在的交易行為中直接得到補償，如上面所說的壓低現在的資產價格。對貨幣貶值的預期被推廣為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性事件的預期。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災害性事件預期的影響會進一步擴散和自我強化。在上面所說的比索問題中，幣值高估使人們預期貨幣在未來會貶值，導致資產收益率提高；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流入，進而推動比索的匯率進一步上升；人們更加相信比索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貶值，而且貶值幅度將更大；這就要求比索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匯率不斷上升。這樣的循環會將匯率推到一個不可維持的高水平上，資本市場無法提供外資所要求的高收益率，進而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的現象，貨幣急劇貶值。在這個過程中，貶值的預期得到了自我實現。

在理論上，預期的影響或者“比索問題”，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一個經濟現象。這也是過去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遇到的一個現實困境。對于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幣匯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比索問題”既具備了產生的條件，也具備了擴散和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條件。

具體到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論邏輯能否同樣適用呢？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呈現順差，這也是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理由。從這一點出發，人民幣似乎應該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似乎并不會遇到上述的那個困境。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是一個尚處于改革和發展之中的國家，在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整體經濟依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這種結構性調整任務加大了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抵消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得后者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后，人民幣匯率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被釋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收支狀況必定要重新調整。在此以后，市場上的預期就會發生變化，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人們的貶值預期。發展到這一步，人民幣將遭遇“比索問題”，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同樣要面臨那個現實困境。

上面的理論邏輯支持了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反過來說，當前中國合理的選擇仍然是聯系匯率制度。接下來就必須說明在當前現實的條件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整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作一些什么樣的具體安排。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其盯住對象可以調整，而且，還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過去，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金和貿易往來對象。基于這樣的情況，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以美元為盯住對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中國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多。這就要求人民幣的匯率應該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日元、歐元等國

際上主要的貨幣。其中各種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隨著對外貿易和外資結構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而且，在設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之間的匯率時，應該充分考慮市場上資金的相對供求狀況。

在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不能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和調整的決定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會處于一個結構調整期中，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也要面臨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機制的自發作用也能夠調整國際收支，但是它對于國際收支的結構性調整往往是無效的。所以，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和調整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體現政府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自覺性。

其次，必須協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和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

篇9

1994年匯率并軌后，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初步確立了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基本框架。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面臨著貶值的巨大壓力，中國承擔了人民幣幣值穩定的責任。時至2003年，人民幣升值的問題又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

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國一直采取的政策，也為許多國家所支持和贊同。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實際，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既符合中國利益，也有利于周邊國家和世界經濟的穩定。

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

在當前情況下，人民幣如果升值，相當于人民幣購買力增強，進口會增加，國內的物價水平則會下降，剛走出緊縮陰影的中國經濟又將重新面對緊縮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如果增加的進口主要是為了改進設備和生產力，并有利于出口增加的話，那么對國內物價的負面影響可能會降至最低程度。但從國內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市場龐大，而且消費者仍偏好進口商品，因此，消費品的進口可能會超過生產資料的進口，所以短期內消費品市場對物價的影響會大一些，從而可能會產生緊縮風險。同時，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出口減少，進口商品的增加，將直接沖擊本國的工業，使就業問題更加嚴重。人民幣升值還會使外國投資者的利潤減少，利潤率下降，減少國外對中國的直接投資。

人民幣幣值保持穩定有利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穩步進行。我國最終要放開資本賬戶，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但在最終達到這些目標之前，需要采取大量的改革措施，比如現在正在努力解決的銀行問題，還有資本市場的改革問題等。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實行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就非常危險，因此，需要維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

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

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當前，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有利于發達國家從中國進口更多的初級產品和輕工業制品，有助于這些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升其經濟發展水平。中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相對便宜的出口商品價格，可以提高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促進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在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基礎上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會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有助于其他國家的出口。

當前，西方一些國家將經濟困難歸結到人民幣匯率過低，并認為中國公司正在不停地搶奪全球份額，這種所謂的“中國出口”是極其錯誤的。中國出口更多地源于西方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而不是純粹依靠中國國內公司的發展，中國出口的增長，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尋求成本降低的副產品。美國等一些國家貿易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其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人民幣升值并不能解決這些國家經濟中出現的問題。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方向是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并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

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勢在必行的

目前，中國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實行經常項目自由兌換的同時也實施了嚴格的資本管制，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不能靈活反映市場供求，匯率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受到限制，國家承擔全部匯率風險，經濟主體外匯風險意識淡薄等。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增加彈性和靈活性。從長期看，應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逐步過渡到人民幣的獨立浮動。

放開匯率管制，實現人民幣資本項下的自由兌換是勢在必行的。眾所周知，資本管制并不是最好的選擇。在宏觀經濟、金融以及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內經濟已取得了很大發展，具備了很強的抗干擾能力的情況下，逐步取消資本管制，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會帶來福利的增加：第一，實行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助于吸引國外資本。第二，資本的自由流動會增強金融部門、企業的活力，增加人民福利。

要協調好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關系

目前，我國還遠不具備放開資本項目的條件：國際貿易剛剛開始自由化，利率還沒有市場化，微觀基礎尤其是商業銀行還沒有完全實現商業化運作。在這種情況下放開匯率管制，勢必增加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儲備需求，這將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資本項目輸出，而資本項目輸出有賴于經常項目赤字，但中國的經常項目又是盈余的。這樣，外匯市場人民幣的強勢就會得以保持。如果幣值一旦因此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勢頭，將會最終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出現經濟蕭條和大面積失業。在這種情況下，放開資本項目尤其是短期資本項目必然帶來對人民幣匯率的投機性攻擊，造成國內經濟的動蕩。與資本項目放開的收益相比，放開的成本相對較高，因此，這種放開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人民幣自由兌換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綜合體系，需要宏觀經濟、微觀機制、金融體系、金融監管、國際環境等多方面條件的改善。如果在這些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進行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很可能導致國際上一些短期資金快速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如果整體宏觀形勢出現波動，國際資金也很容易抽逃。在金融監管、金融體系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我國將很難對其進行準確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資本項目的放開應貫徹積極穩妥、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則，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需要，可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將那些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有積極作用、與之相伴的消極影響可控的資本項目挑選出來，先行試點，逐步擴大。在資本項目尚未完全放開之前人民幣匯率應繼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在資本項目完全放開之后再采用獨立浮動的匯率制度，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議

放松對條件已成熟的資本項目的限制。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支持國內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有條件地批準部分外資跨國公司將暫時閑置的資金調往境外運作，支持中資跨國公司補充其海外公司資本金或運營資金；允許合法移居國外的公民和非居民個人按規定匯出其在境內合法擁有的資產；有選擇地引進國際金融機構在國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探索引入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對外進行證券投資等。

完善結售匯制度。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要素不足，關鍵在于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應將目前國內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擴大允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范圍，企業通過對持有還是賣出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選擇間接參與人民幣匯率形成：還可以對現有允許保留外匯結算賬戶的企業擴大可以保留外匯的限額；另外，結匯寬限時間可以延長，允許企業經常項目收匯后在一定期限內可以不結匯，這樣企業可以選擇適當的價格結匯。

篇10

成熟的國際收支理論認為，貿易、FDI與實際匯率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國際收支狀況是決定匯率的主導因素。國際收支是一國對外經濟活動的總和，一般來說，國際收支逆差表明外匯供不應求，在供求關系的影響下，國際收支逆差會導致外匯匯率上升，本幣貶值；反過來說，國際收支順差會引起匯率下降，本幣升值。近年來，隨著全球資金快速流動，匯率波動衍生的不確定風險，對于出口部門的影響，成為近來研究重心。理論上，匯率波動加劇將提高貿易風險，增加避險成本，減少預期利潤，降低廠商從事國際貿易意愿。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由于遠期外匯市場不盡完全或者缺乏效率，避險渠道受到限制，廠商面臨的匯率波動風險，可能更甚于已開放國家。對于匯率水平的波動與FDI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聯系，學術界尚無定論。從理論上來說，匯率通過兩個渠道影響FDI：相對生產成本和財富效應渠道。

傳統的匯率理論（Hymer，1960）認為，在資本市場完全的情況下，匯率水平波動將不會對國際直接投資產生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只是企業從其自身角度出發的一種戰略考慮。另外一種傳統理論將FDI看作追逐比較成本優勢的現象。它以要素稟賦理論為基礎，認為資本的國際流動是更好地利用國際間不能流動的另一國十分豐富的廉價資源優勢，即后來英國學者Dunning（1997）概括的區位優勢。

Froot&Stein（1991）發現了匯率變動的所謂“財富效應”（wealtheffect），認為本幣幣價的變化與FDI之間存在著逆向因果關系。即貨幣升值時，FDI流入量會下降；當貨幣貶值時，FDI流入量則會上升。這是因為一國貨幣貶值，投資者所持有的本幣的相對價值就上升，這意味著可以以相同的財富購買到更多的東道國資產，這勢必會促進外商投資的增加。他們研究發現，美國1970~1980年涌入的大規模FDI應歸功于同一時期疲軟的美元。相反，Goldberg和Kolstad（1994）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實證分析則發現匯率貶值對于FDI沒有任何大的或顯著的影響。但最近幾年一些學者又發現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所呈現出來的數據表明，幣值的變化與FDI流入量之間甚至存在正向的關系（Raymond，2004）。會計

對于匯率波動幅度（volatility）對FDI流入量的影響，一般認為：匯率波動越劇烈，外商進行直接投資所面臨的風險就越大。因此匯率波動幅度過大對風險回避型投資主體是不利的。但是目前國際上多位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卻發現匯率的波動幅度與FDI之間存在著正向關系（Cushman，1985&1988；Goldberg&Kolstad），還有一些學者得出波動與FDI流入不存在任何關系。同時也有人關注國際收支內部FDI和經常賬戶的關系，如Maxwell（1996）的實證結果顯示FDI從長期來看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常賬戶的改善。

最新的理論則是把FDI視為跨國公司購買的一種真實選擇權（Realoptions）。這種理論認為，由于影響國際市場的因素遠比國內市場復雜，而且變化無常，所以從事國際經營業務的風險非常高。跨國公司為了降低自己直接投資的風險損失，往往借鑒證券投資中慣常使用的多樣化策略來分散現有的投資布局，即通過在國外并購或新建一個或多個工廠（當然須相應推遲在何處進行生產的決定）來分散投資風險，從而確保取得較為穩定的投資收益。此時，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相當于購買了一種真實選擇權，其價值自然就取決于國際市場的風險大小。英國學者Dixit和Pindyck（1994）在該領域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探討。

國內關于對外貿易，FDI與匯率關系的相關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邢予青（2003）以日本對中國FDI為背景分析了匯率和FDI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日元對人民幣的雙邊真實匯率和日本對中國FDI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王志鵬（2002）的實證分析認為，FDI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國實際匯率的升值。

二、我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FDI的影響

1996-1997年第一季度我國的外貿收支順差較小且波動較大，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形勢。1996年的FDI規模為417.3億美元，1997年中國成功地抵制了亞洲金融危機，大量外資持續流入，1998年達到454.6億美元。這也與FDI從周邊國家流出有關。隨著危機國家經濟的逐漸復興和中國經濟的持續低迷，1999~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大幅度下降，2001年以來隨著對中國經濟增長信心的逐步恢復，同時，由于WTO的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入世”效應在利用外資中開始顯現出來。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14.7%的恢復性增長，達到歷史最高水平。2002年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達到527.43億美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程度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2003年外商直接投資為535.05億美元，同比增長1.45%.同時也注意到2003年度內FDI的流入額的波動很大。從2003年的535億美元到2004年的606億美元，經歷了大概12%的增長。2005年我國FDI流入量為855.1億美元，考慮2005年FDI撤出的數量，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這一數字為63.8億美元，這樣2005年的FDI凈流入量為791.2億美元。

實際匯率是反映一國國際競爭力狀況的指標，其計算方法為：

實際匯率=名義匯率×（外國物價指數/本國物價指數）

由于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和FDI的主要來源國之一，同時鑒于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的關鍵貨幣地位，我們以對美元的實際匯率反映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水平。采用的計算公式為：

實際匯率=名義匯率×（美國消費價格指數/中國消費價格指數）

從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走勢看，盡管1996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維持了穩定，但由于兩國物價水平的變化，1996至1997年5月，人民幣對美元處于實際升值狀態，之后一直到2003年2月總體走勢是對美元實際貶值，2003年3月以后由于中國物價水平迅速回升，人民幣對美元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2003年底相對于2003年2月升值幅度達9.28%.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后，今年5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首次“破8”。之后，人民幣匯率開始返回，到6月15日再次“破8”，人民幣較2005年7月21日升值3.49%.

對外來直接投資數據進行進一步考察就不難發現，自199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變化可能對不同類型的外來直接投資有不同影響。事實上，在過去流入中國的FDI中，1995~1998年，隨著人民幣匯率的窄幅升值，外商獨資和中外合作型FDI呈不斷增加之勢，而中外合資型FDI則呈不斷減少之勢；1998~2005年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期間，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型FDI則在不斷減少，而且趨勢十分明顯，只有外商獨資型FDI在不斷加速增長，并于2002年超過其他類型FDI而占FDI總額的近乎一半。

根據Froot&Stein的相對財富理論，在一國資本市場不完全的前提下，貨幣升值會阻礙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開放，這符合財富理論的前提假設，而對我國以往情況的檢驗結果也符合該理論的結論。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民幣貶值所帶來的所謂“財富效應”將使持有外匯資產的外國公司相對于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國內企業突然間擁有更為充裕的人民幣資金，從而更有利于外國公司對我國企業資產的收購或刺激它們來華投資；與此相反，人民幣升值則將減少外國公司的相對財富，并增加其在華投資建廠的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削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吸引力。由于1995年依賴人民幣匯率（包括我國貿易加權的有效匯率）一直呈現升值趨勢，并因為我國外匯儲備長期持續增長而隱含升值預期，所以，我國中外合資型FDI是最符合Froot和Stein的“財富效應”的，中外合作型FDI與“財富效應”基本吻合，而外商獨資FDI則與“財富效應”完全相悖。

事實上，人民幣匯率的這種影響并不難以理解，因為在直接投資之前，為了明確中外雙方的權益和義務，中外合資項目或者中外合作項目無疑都要涉及外商投資物品，技術以及商標等在我國國內的作價或估價問題，自然受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最大和最直接。與此相反，外商獨資項目通常是在直接投資發生之后的國內采購或支付工資等費用時才會涉及人民幣匯率，因此基本上不受匯率變化的影響，事實上，它受其他因素特別是追求區位優勢的影響最大，這正是近幾年外商獨資型FDI在我國迅猛增長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或者釘住美元的政策制度前提下，人民幣匯率的微小變化本身對跨國公司在華的真實選擇權型直接投資沒有任何影響。因為真實選擇價值只取決于公司所面臨的風險大小，而風險不是指變化本身，而是指變化的不確定性或變化幅度。會計

不過我們可以相信，隨著人民幣匯率逐步擴大浮動范圍，人民幣匯率的經常變化勢必增加國際交易條件的不確定性，從而刺激更多的跨國公司把更多的國際交易內部化，并促使以追求內部化優勢以及知識產權為目的的外商獨資型FDI更快速的增長。同時，隨著入世后我國不斷完善外資并購國內企業的相關法律，人民幣匯率變化也將會影響將來通過并購進入我國的外商獨資型FDI，它們會因人民幣貶值而增加，或因人民幣升值而減少。

三、結論

（一）盡管FDI具有一定的出口導向型特征，但出口空間的大小不是影響外資流入的主要因素，吸引FDI可能依然是較高的投資利潤率，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和潛在的巨大市場等國內特定因素。實際匯率上升即人民幣貶值對FDI短期內會有促進作用，但是長期內會由于實際匯率的波動對FDI的投資信心產生影響，造成FDI的波動，甚至是造成FDI的下降。長期來看實際匯率的穩定有利于吸引FDI.（二）盡管1996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維持了穩定，但是實際匯率變動較大。貿易的順差會導致一定時期內人民幣的實際升值。FDI的增加初期會導致人民幣小幅度的實際貶值，一定時期（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后導致人民幣實際升值。

（三）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一個涉及我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深層次問題。本文研究顯示，FDI的大量流入是當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重要來源，而人民幣升值在一定時期內不會惡化我國的貿易收支，但會對FDI的流入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四、建議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匯率水平對流入我國的FDI存在一定的影響。中國若要繼續擴大吸引外資，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