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文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印刷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G239.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2-0184-02

我國近、現代的社會變革、經濟發展、文化活躍，無一不是由于廣泛流傳的新興出版物所引起與促成的。受時局所迫，早期來華傳教士無法直接傳教，他們致力于各項文化活動，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醫學等各項事業的發展。但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傳播基督教，并且在傳播的過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優于中國文明的心態。

一、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對印刷媒體的重視

最先把西方鉛活字印刷術傳到中國的是 19 世紀初期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他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國傳教的第一人。由于當時我國實行禁教政策，根據清政府“禁止西人傳教，查出論死，入教者發極邊”的命令，因此，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并沒有取得什么進展。后來，馬禮遜和其助手英國人米憐認識到，僅靠口頭說教并不能對中國深厚的儒家文化造成什么沖擊，而且在各方面都會受到中國官吏的阻撓，因此，他們向倫敦差會提出了一系列傳教方針，其中之一就是出版書籍報刊。在傳教士看來，文字傳教是向中國傳播基督福音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米憐曾說道：“不管以何種洗練的語言來表達，在傳播人或有關神的知識上，印刷媒體顯然要比其他媒體更占優勢。作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書籍之重要性也許要比其他傳播媒體還要大。”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也認為，印刷的書刊比口頭的講道對中國士大夫更合適，借文字來宣傳基督教比其他方法較能直接接觸更多的人，也接觸的更快、更有效。為了傳教的需要，馬禮遜派米憐和中國人梁發、蔡高到馬六甲設立印刷所，印刷宗教宣髕罰并在 1819 年第一次用活字印成了中文《圣經》，這也是最早的中文新式鉛印書籍。1843 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辦了墨海書館，該書館使用以牛為動力的機器印制圖書，這是外國在中國設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機構，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家鉛印出版機構。另外，該館出版的《六合叢刊》也是我國最早的鉛印雜志之一。

在近代基督教傳教士來華之前，中國還沒有一本公開刊行、能供公眾閱讀的中文圣經譯本，這就成為傳教士來華傳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傳教士建立出版印刷機構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傳教士要與中國的官員接觸，深入民間傳道，就要精通中文，而要翻譯、出版中文圣經和各種宗教讀物，就需要借助字典、詞匯等工具書才能完成。當然，這也同國內禁教政策有關，在歐洲會漢語的人極少，而在中國，教授漢語是一件殺頭的事情，所以，要讓后人到中國傳教或通商取得更多的語言便利，在華傳教士有責任編撰華英工具書。再次，在近代來華的傳教士中，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來到中國的目的，一個是傳教，另一個就是宣傳西方的科學技術。早在 18 世紀，法國的傳教士就編纂了大量關于中國古文化的著作，而中國古代哲學、倫理學以及文化、藝術早期在歐洲的傳播，也為歐美國家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近代，隨著傳教士所設立的出版機構出版的大量關于西方學術、文化和科技著作在中國的傳播，對于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也起了很大促進作用。

二、來華的傳教士的文字播道

中國是一個文化悠久、長期閉關自守的國家，西方傳教士深知，在文化上要想同化、征服這個國家，只能采用最簡易、最廣泛、最能改變人們靈魂的工具――出版報刊來征服中國人。因為這是“一個更迅速的辦法”，“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則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中說：“只要控制住在中國出版的主要報刊，我們就控制到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帝國主義者為了從精神上奴役中國人民，他們在中國建立出版機關。近代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出版機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即由傳教士獨立創辦經營的出版機構，如格致書室；專門出版傳教圖書的出版機構，如美華書館；服務于帝國主義侵華勢力的出版機構，如廣學會。

傳教的過程可以看成是傳教士―傳教媒介―受傳者這樣一個過程。基督教新教入華以馬禮遜1807年來華為開端。馬禮遜譯《圣經》、編字典、辦報刊、設印刷所，終其一生致力于基督教文字工作。而馬禮遜的文字傳教策略多為后來的傳教士所效仿。從傳教媒介看，當時的傳教士所采用的除文字布道，還有通過口頭布道、教育、醫療、慈善等方式，相比之下，文字傳教更有其獨特的優勢。第一，漢字的廣泛應用性，使文字作品可以在大范圍內流傳。英國傳教士米憐曾這樣說道：“我發現中國的方言非常之多，而且語音各異，常常無法互相交談，唯一的辦法是可以寫中文字和別人交流。”第二，文字作品的滲透性可以到達傳教士所不能到達的區域。廣泛使用印刷品來傳播知識，會比教師的說教傳播得廣泛。第三，文字作品自身所具有的問文化性可以更深刻地改變一個社會。

為了讓中國民眾接受基督教，來華傳教士試圖出版宣揚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知識的書刊，從觀念上改變中國人。因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新教傳教士曾在廣州隱居。他們發現中國官方直至民間有著強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強烈地感受到了中國人看不起外國人的心態。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傳教士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發起創辦 “益智會”。顧名思義，目的就是要向中國人傳播“實用”的知識，以幫助中國取得知識進步和社會進步，將西方近代科學文明作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紹給中國人。“益智會”出版了一部分中國書籍，包括郭實獵的《古今萬國綱鑒》、《萬國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廣州方言中文文選》，以及后期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等。裨治文編寫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第一本中文美國史著作。裨治文在書中塑造一個可與大清媲美的富強、廣袤、文明的美國形象，為中國人正確認識美國奠定了基礎。裨治文在書中表達了美國作為西方國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遜于中國，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書中表達了“四海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國人的“天下”、“中國”和“四夷”觀念，使中國人拋開大中華文化優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傳教士利用多種方式進行文字傳教，也使中國的文獻形式逐漸多樣化。近代報紙和期刊因其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價格低廉的特點而被傳教士引入到中國。報紙和期刊在中國得到快速發展，并逐漸成為傳播領域的重要媒介，打破了圖書媒介一統天下的局面。而且報紙、雜志更以通俗易懂的內容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推進了大眾傳媒時代的到來。

近代西方傳教士在華所進行的文字傳教工作，客觀上直接催生了中國新聞出版業，并影響了出版業的方方面面。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統計，時期出版的350部西書中，外國人翻譯的139部，中外學者合作翻譯的123部，中國人翻譯的只有38部。而這些外國人大都是傳教士。隨著西學的傳播，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開始主動參與引進西學，并逐漸成為主要力量。隨著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20世紀初中國民營出版業紛紛崛起，在文化傳播上逐漸掌握了自，傳教士的作用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篇2

[分類號]G250.9；G239.19

伴隨著電子書媒介與“無紙閱讀”方式的盛行，基于紙質媒介的印刷書與紙本閱讀方式本身則成為了一種傳統的文化現象逐漸引起人們的研究興趣。作為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國的我國，對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溫不火地進行著，其中，圖書館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為兩大學術主力。

1　圖書館學界的“印書史”研究

圖書館學家們關注書籍的印制與形成是自然發生的研究緣起。以曾經在北京圖書館工作多年的張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錢存訓博士為代表的一些學養深厚的圖書館學者們，把對印書史的研究擴展到對印刷史的研究，分別著有傳世的關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錢先生所說：“現代印刷并非單指印書，除用紙張印刷的紙幣、紙牌等以外，還包括在紡織品、金屬、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種印刷。但是一般學者對印刷術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書籍，因為文字和圖畫的復印乃是人類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媒體，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影響。”…所以，被譽為“文明之母”的印刷術的發展歷史在圖書館界的研究者們看來，就是一部書籍圖文的印刷史。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為中國印刷史研究的成長時期，這個時期的書史研究與教學開始興盛，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系都開設了中國書史課程，書史內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書史)的內容，所以可稱之為以圖書出版印刷史為主流的研究階段。

1956年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兩校圖書館學系都給新招收的一年級本科生開設中國書史課，并編出了新的書史講義，其中以北京大學劉國鈞先生的《中國書史簡編》影響最大。

武漢大學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國圖書史講義》油印本，書中提出按社會發展的五種形態對中國書史進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觀點上都有所創新和突破。1964年修訂增補后鉛印，1986年又以《中國圖書史綱》為題由吉林省圖書館學會出版發行。

專門研究印刷史的當數北京圖書館張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書。作者在廣泛收集古今中外有關印刷術的文獻資料和實物例證的基礎上，提出雕版印刷發明于唐初貞觀年間之說，論述了印刷術對亞洲與非洲、歐洲的影響，編制了“世界印刷術發展年表”，“朝鮮金屬活字史料”等。

張靜廬先生(1898―1969)歷時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輯注，推出了七部專題出版史料，全書共250萬字，收錄了自1862年創立至1949年87年間出版事業的重要資料。

除上述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批有關中國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讀物，如劉國鈞著的《可愛的中國書》(1952年)、《中國書的故事》(1955年)、《中國的印刷》(1960年)、《中國古代書籍史話》(1962年)，陳國慶著《古書版本淺說》(1957年)，阿英著《中國年畫發展史略》(1954年)、《中國連環畫史話》(1957年)等。

這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來自圖書館界、出版界等文史領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實際上是著眼于圖書文獻范圍，書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為一體。

20世紀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國印刷史研究的蕭條時期。除劉國鈞、張秀民等又編寫出幾本有關書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冊子，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內部編印幾本“中國書史”講義外，幾乎沒有出版印刷史學術新著發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間大陸內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滯狀態。

就在內地處于停滯狀態之時，港臺及海外學者沒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編輯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論文集，這一時期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及圖書館學研究院的名譽教授、兼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先生撰寫的《中國古代書史》一書。該書原名《書于竹帛》(Wtitten on Bambooand 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20世紀80年代為復蘇壯大時期，五年內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報刊史、印刷史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樹，標志著這一階段的高起點，也預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經長期蓄積、準備，盛期將臨。這一時期國內也是以出版史研究為主流，但海外的錢存訓博士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錢存訓的《紙和印刷》(Paper and Printing)是英國學者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的第一分冊。該書出版后在海內外影響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在中國圖書史研究上又邁出新的步伐，鄭如斯、肖東發編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國書史》、《中國書史教學參考文選》、《中國書史教學指導書》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三本書為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圖書館專業教材，故發行量較大，被多次印刷，廣泛流傳。

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的教授謝灼華主編的《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注意從廣泛的文化領域去說明圖書出版、編纂和圖書館發展軌跡及相互關系，分析中國圖書對世界文明發展史的貢獻，局部理順典籍發展的線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張秀民的又一鴻篇力作――64萬言的《中國印刷史》。該書詳細、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自唐初貞觀年間印刷術發明后，迄清末1 300余年的印刷事業的源流演進。不僅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許多新鮮資料和獨到之處，被美國印刷史專家錢存訓稱為“劃時代的作品”。

20世紀90年代為中國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豐收時期。研究的深入還表現在一些學術專著視野開闊，角度新穎，富有論辯性。如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一書是中國出版印刷史專題研究的新成果，開拓了研究印刷術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過對各種文化現象的多角度掃描，全方位、多學科地論證“唐明說”。

2　20世紀后期“大印刷觀”的印刷史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印刷工業界的一些學者專家們在對印刷史文化積累與保護措施的關注、印刷史知識的教學普及方面也有新動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聯名提出《關于建立印刷技術博物館的

建議》，經過各方面的長期努力，1993年底舉行了中國印刷博物館奠基典禮，1996年6月舉行了隆重的中國印刷博物館落成典禮。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學院首次開設《中國印刷史》課程，由張樹棟、張耀昆合編教材《中國印刷史(講義)》。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印刷科技界專家對印刷史研究領域的加入，倡導“大印刷觀”、從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問題的觀念逐漸彰顯，成為與傳統的圖書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觀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韓等先生倡導建立“中國印刷博物館”。在鼓勵學術研究之下，印刷史學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種重要的印刷史書，1993―1999年舉辦了6次印刷史學術研討會(北京5次，臺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冊論文集等。

1991年6月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趙永東著，作者從雕版印刷術的定義、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古代社會技術發明的一般機制和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技術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討了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1998年4月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方向方曉陽的博士畢業論文《中國古代特技印刷工藝研究》，從印刷工藝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張樹棟等印刷科技專家合著的《中華印刷通史》填補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贏得了業界同行專家的高度贊譽。如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的肖東發教授盛贊該書是用大印刷史觀、橫跨中華各民族、縱貫歷史五千年，視野開闊、有史有論、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該書后來又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簡明濃縮的版本。

以上約10年之間，印刷史學之研究成果遠勝往昔。呈現如下突破：①由書史、印書史向印刷文化史轉進；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轉移；③由傳統印刷史觀向大印刷史觀轉移；④由爭論“發明”年代向探討“起源”時間轉進；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時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當代；⑦填補歷史空白的《中國印刷近代史》及《中華印刷通史》問世；⑧中國印刷史由1 300年往上延伸5 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漢民族延伸到各少數民族、由印紙延伸到印織物；⑨確認了與韓國的雕版紙上印刷品的發明先后之爭，及多項模糊不清的史實結論。

3　印刷史研究的認識觀和方法論

如前所述，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學者大都來自圖書館界、文化學術界，對印刷史的研究其實是關于印書史的研究。錢存訓《紙與印刷》、《書于竹帛》，從書名就可顯示圖書館界的學者將印刷史視為印書史。張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關注的是印書史。研究者們在歷史唯物論認識觀與方法論指導下，注重實物考證與史料查證，這也是出版印刷史學領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隨著“大印刷觀”的推行，研究界開始擴展史料考證范圍，并進行了工藝史、專題史研究。

1993年在全國第一次印刷史研討會上，鄭如斯教授《書史研究與印刷史研究的聯系與區別》一文辨析了兩門獨立學科的相互聯系與區別。她認為，書史與印刷史是交叉學科，兩者研究的內容都涉及到圖書的印刷。當然，兩者研究的角度和側重點是不相同的：在書史研究中，圖書是主體。對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術本身的發展變化是主體，圖書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種，對圖書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過圖書探索印刷技術發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歷來是中外學者研究的重點。諸多論斷，大都根據文獻上的記載加以解釋。大部分意見分歧，只是由于對早期文獻中鐫刻或印刷的關鍵名詞解釋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書史的套路后，強調探討“起源”。中國是世界上發明印刷術最早的國家，但無法確切知道中國的印刷術是何時由何人發明的。它是一種經驗的長期累積，是一種源流的演進發展。從橫的方向看，是相互重疊、綜合應用的工藝。所以，探討中國印刷史的源流演變，可將其看作一條光譜的譜帶，李興才先生更確切地比喻為一條調子豐富的連續調灰色尺，它可以概分為暗部、中間調、光部三大部分，但無法截然地明確分界。張樹棟先生在《試論中國印刷史的歷史分期問題》中，主張將中國印刷史分為四個時期：準備與發明時期；手工刷印的發展與繁榮時期(古代史)；近代印刷術的傳人與發展時期(近代史)；現代印刷術的興起時期(現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觀點的歧義，往往源自技術分析的差異。由流溯源，使得近年來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傾向于技術的分析。如周廣學、宋青梅整體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術演進過程及變化的原因，并首次對不同階段泥活字印刷技術進行了類型分析；而楊玲通過對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紙、墨與基本工藝的考察，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業繁榮背后的物質技術原因。

在實證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學院尹鐵虎先生對畢升泥活字的仿真復原研究，是近年來我國在印刷史實證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創新。

從大印刷史觀研究中國印刷史，即從整體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來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國印刷博物館落成典禮之時，召開了第二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落實論文49篇。論題進一步深化、細化、方位更廣闊。會上延續了對印刷史研究的歷史觀、方法論的探討。自然地顯現出圖書館界與印刷科技界專家學者們研究的著眼點差異。

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的曹之教授《關于印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探討了印刷史研究的關于“印刷術”的概念問題。曹教授列舉古今中外的例子說明，認為印刷術不是印染術，適宜采用約定俗成的“印字術”、“印書術”。錢博士也認為，一般學者對印刷術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書籍，因為文字和圖畫的復印乃是人類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媒體，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影響。

關于印刷術的起源問題，曹先生認為其發明時限范圍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術的發明時間同應用時間混為一談。印刷術就是印書術，但在研究印刷術起源的時候，就不能從研究印刷圖書開始。

對于“大印刷史觀”，曹先生認為要從造紙史、制墨史、制筆史、藏書史、目錄學史、教育史、抄書史、書業貿易史、圖書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變史、印染史、貨幣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個巨大的綜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獻工作者等組成的一支“大”的隊伍，要努力改變各自為戰，信息閉塞的研究現狀。

印刷工藝界人士與圖書館界人士的認識觀與方法論各有特點。海外與內地的觀點也略有不同。范慕韓先生的“大印刷觀”和李興才、張樹棟先生的“大印刷史觀”大同小異。“以印刷為伍，著眼點自然是印刷”，“對中國印刷歷史的研究，理應、也只有沿著印刷工藝技術的發生、發展這條主線，順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歷史的真實，再現中國印刷術的發展過程。”印刷工業

出版社的黃浮云、張子謙在《用大印刷史觀研究印刷史勢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雖是以新聞出版為中心的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但從根本上講，它是工藝技術，是工業，它的起源和發展，是沿著印刷工藝技術發展這條主線進行的。”

印刷工藝界人士認為，印刷術的導源和歷程，織物印刷的起源，套印術的肇始和發展，近代印刷術的傳人和發展，以及印刷設備、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與印刷相關的領域的研究和考證，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內容和對象，一個全面、系統、全方位多視角的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局面將會展現在世人面前。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圖書館學界“大印刷觀”的重點是強調方法論體系的博大，印刷工業界“大印刷觀”的重點是強調研究對象范圍的擴大延展。

4　印刷史研究的現狀和未來態勢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出現了“盛世修史”的繁榮氣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發展。筆者曾在2005年通過對國家圖書館的文獻資料檢索，得知館藏現有關于印刷史方面的各類圖書資料近30種，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專著舉例如下：①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5；②簡明中華印刷通史／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8；③插圖本中國圖書史／蕭東發、楊虎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歐印刷媒介研究――從古騰堡到啟蒙運動／項翔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論／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國版本文化叢書／任繼愈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2。

篇3

伴隨著電子書媒介與“無紙閱讀”方式的盛行，基于紙質媒介的印刷書與紙本閱讀方式本身則成為了一種傳統的文化現象逐漸引起人們的研究興趣。作為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國的我國，對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溫不火地進行著，其中，圖書館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為兩大學術主力。

1圖書館學界的“印書史”研究

圖書館學家們關注書籍的印制與形成是自然發生的研究緣起。以曾經在北京圖書館工作多年的張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錢存訓博士為代表的一些學養深厚的圖書館學者們，把對印書史的研究擴展到對印刷史的研究，分別著有傳世的關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錢先生所說：“現代印刷并非單指印書，除用紙張印刷的紙幣、紙牌等以外，還包括在紡織品、金屬、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種印刷。但是一般學者對印刷術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書籍，因為文字和圖畫的復印乃是人類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媒體，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影響。”…所以，被譽為“文明之母”的印刷術的發展歷史在圖書館界的研究者們看來，就是一部書籍圖文的印刷史。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為中國印刷史研究的成長時期，這個時期的書史研究與教學開始興盛，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系都開設了中國書史課程，書史內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書史)的內容，所以可稱之為以圖書出版印刷史為主流的研究階段。

1956年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兩校圖書館學系都給新招收的一年級本科生開設中國書史課，并編出了新的書史講義，其中以北京大學劉國鈞先生的《中國書史簡編》影響最大。

武漢大學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國圖書史講義》油印本，書中提出按社會發展的五種形態對中國書史進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觀點上都有所創新和突破。1964年修訂增補后鉛印，1986年又以《中國圖書史綱》為題由吉林省圖書館學會出版發行。

專門研究印刷史的當數北京圖書館張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書。作者在廣泛收集古今中外有關印刷術的文獻資料和實物例證的基礎上，提出雕版印刷發明于唐初貞觀年間之說，論述了印刷術對亞洲與非洲、歐洲的影響，編制了“世界印刷術發展年表”，“朝鮮金屬活字史料”等。

張靜廬先生(1898—1969)歷時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輯注，推出了七部專題出版史料，全書共250萬字，收錄了自1862年創立至1949年87年間出版事業的重要資料。

除上述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批有關中國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讀物，如劉國鈞著的《可愛的中國書》(1952年)、《中國書的故事》(1955年)、《中國的印刷》(1960年)、《中國古代書籍史話》(1962年)，陳國慶著《古書版本淺說》(1957年)，阿英著《中國年畫發展史略》(1954年)、《中國連環畫史話》(1957年)等。

這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來自圖書館界、出版界等文史領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實際上是著眼于圖書文獻范圍，書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為一體。

20世紀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國印刷史研究的蕭條時期。除劉國鈞、張秀民等又編寫出幾本有關書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冊子，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內部編印幾本“中國書史”講義外，幾乎沒有出版印刷史學術新著發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間大陸內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滯狀態。

就在內地處于停滯狀態之時，港臺及海外學者沒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編輯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論文集，這一時期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及圖書館學研究院的名譽教授、兼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先生撰寫的《中國古代書史》一書。該書原名《書于竹帛》(Wt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20世紀80年代為復蘇壯大時期，五年內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報刊史、印刷史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樹，標志著這一階段的高起點，也預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經長期蓄積、準備，盛期將臨。這一時期國內也是以出版史研究為主流，但海外的錢存訓博士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錢存訓的《紙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是英國學者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ChemistryandChemicalTechnolo-gy)的第一分冊。該書出版后在海內外影響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在中國圖書史研究上又邁出新的步伐，鄭如斯、肖東發編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國書史》、《中國書史教學參考文選》、《中國書史教學指導書》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三本書為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圖書館專業教材，故發行量較大，被多次印刷，廣泛流傳。

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的教授謝灼華主編的《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注意從廣泛的文化領域去說明圖書出版、編纂和圖書館發展軌跡及相互關系，分析中國圖書對世界文明發展史的貢獻，局部理順典籍發展的線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張秀民的又一鴻篇力作——64萬言的《中國印刷史》。該書詳細、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自唐初貞觀年間印刷術發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業的源流演進。不僅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許多新鮮資料和獨到之處，被美國印刷史專家錢存訓稱為“劃時代的作品”。

20世紀90年代為中國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豐收時期。研究的深入還表現在一些學術專著視野開闊，角度新穎，富有論辯性。如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一書是中國出版印刷史專題研究的新成果，開拓了研究印刷術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過對各種文化現象的多角度掃描，全方位、多學科地論證“唐明說”。

220世紀后期“大印刷觀”的印刷史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印刷工業界的一些學者專家們在對印刷史文化積累與保護措施的關注、印刷史知識的教學普及方面也有新動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聯名提出《關于建立印刷技術博物館的建議》，經過各方面的長期努力，1993年底舉行了中國印刷博物館奠基典禮，1996年6月舉行了隆重的中國印刷博物館落成典禮。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學院首次開設《中國印刷史》課程，由張樹棟、張耀昆合編教材《中國印刷史(講義)》。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印刷科技界專家對印刷史研究領域的加入，倡導“大印刷觀”、從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問題的觀念逐漸彰顯，成為與傳統的圖書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觀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韓等先生倡導建立“中國印刷博物館”。在鼓勵學術研究之下，印刷史學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種重要的印刷史書，1993—1999年舉辦了6次印刷史學術研討會(北京5次，臺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冊論文集等。

1991年6月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趙永東著，作者從雕版印刷術的定義、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古代社會技術發明的一般機制和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技術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討了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1998年4月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方向方曉陽的博士畢業論文《中國古代特技印刷工藝研究》，從印刷工藝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張樹棟等印刷科技專家合著的《中華印刷通史》填補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贏得了業界同行專家的高度贊譽。如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的肖東發教授盛贊該書是用大印刷史觀、橫跨中華各民族、縱貫歷史五千年，視野開闊、有史有論、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該書后來又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簡明濃縮的版本。

以上約10年之間，印刷史學之研究成果遠勝往昔。呈現如下突破：①由書史、印書史向印刷文化史轉進；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轉移；③由傳統印刷史觀向大印刷史觀轉移；④由爭論“發明”年代向探討“起源”時間轉進；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時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當代；⑦填補歷史空白的《中國印刷近代史》及《中華印刷通史》問世；⑧中國印刷史由1300年往上延伸5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漢民族延伸到各少數民族、由印紙延伸到印織物；⑨確認了與韓國的雕版紙上印刷品的發明先后之爭，及多項模糊不清的史實結論。

3印刷史研究的認識觀和方法論

如前所述，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學者大都來自圖書館界、文化學術界，對印刷史的研究其實是關于印書史的研究。錢存訓《紙與印刷》、《書于竹帛》，從書名就可顯示圖書館界的學者將印刷史視為印書史。張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關注的是印書史。研究者們在歷史唯物論認識觀與方法論指導下，注重實物考證與史料查證，這也是出版印刷史學領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隨著“大印刷觀”的推行，研究界開始擴展史料考證范圍，并進行了工藝史、專題史研究。

1993年在全國第一次印刷史研討會上，鄭如斯教授《書史研究與印刷史研究的聯系與區別》一文辨析了兩門獨立學科的相互聯系與區別。她認為，書史與印刷史是交叉學科，兩者研究的內容都涉及到圖書的印刷。當然，兩者研究的角度和側重點是不相同的：在書史研究中，圖書是主體。對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術本身的發展變化是主體，圖書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種，對圖書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過圖書探索印刷技術發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歷來是中外學者研究的重點。諸多論斷，大都根據文獻上的記載加以解釋。大部分意見分歧，只是由于對早期文獻中鐫刻或印刷的關鍵名詞解釋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書史的套路后，強調探討“起源”。中國是世界上發明印刷術最早的國家，但無法確切知道中國的印刷術是何時由何人發明的。它是一種經驗的長期累積，是一種源流的演進發展。從橫的方向看，是相互重疊、綜合應用的工藝。所以，探討中國印刷史的源流演變，可將其看作一條光譜的譜帶，李興才先生更確切地比喻為一條調子豐富的連續調灰色尺，它可以概分為暗部、中間調、光部三大部分，但無法截然地明確分界。張樹棟先生在《試論中國印刷史的歷史分期問題》中，主張將中國印刷史分為四個時期：準備與發明時期；手工刷印的發展與繁榮時期(古代史)；近代印刷術的傳人與發展時期(近代史)；現代印刷術的興起時期(現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觀點的歧義，往往源自技術分析的差異。由流溯源，使得近年來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傾向于技術的分析。如周廣學、宋青梅整體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術演進過程及變化的原因，并首次對不同階段泥活字印刷技術進行了類型分析；而楊玲通過對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紙、墨與基本工藝的考察，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業繁榮背后的物質技術原因。

在實證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學院尹鐵虎先生對畢升泥活字的仿真復原研究，是近年來我國在印刷史實證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創新。

從大印刷史觀研究中國印刷史，即從整體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來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國印刷博物館落成典禮之時，召開了第二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落實論文49篇。論題進一步深化、細化、方位更廣闊。會上延續了對印刷史研究的歷史觀、方法論的探討。自然地顯現出圖書館界與印刷科技界專家學者們研究的著眼點差異。

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的曹之教授《關于印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探討了印刷史研究的關于“印刷術”的概念問題。曹教授列舉古今中外的例子說明，認為印刷術不是印染術，適宜采用約定俗成的“印字術”、“印書術”。錢博士也認為，一般學者對印刷術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書籍，因為文字和圖畫的復印乃是人類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媒體，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影響。

關于印刷術的起源問題，曹先生認為其發明時限范圍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術的發明時間同應用時間混為一談。印刷術就是印書術，但在研究印刷術起源的時候，就不能從研究印刷圖書開始。

對于“大印刷史觀”，曹先生認為要從造紙史、制墨史、制筆史、藏書史、目錄學史、教育史、抄書史、書業貿易史、圖書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變史、印染史、貨幣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個巨大的綜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獻工作者等組成的一支“大”的隊伍，要努力改變各自為戰，信息閉塞的研究現狀。

印刷工藝界人士與圖書館界人士的認識觀與方法論各有特點。海外與內地的觀點也略有不同。范慕韓先生的“大印刷觀”和李興才、張樹棟先生的“大印刷史觀”大同小異。“以印刷為伍，著眼點自然是印刷”，“對中國印刷歷史的研究，理應、也只有沿著印刷工藝技術的發生、發展這條主線，順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歷史的真實，再現中國印刷術的發展過程。”印刷工業出版社的黃浮云、張子謙在《用大印刷史觀研究印刷史勢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雖是以新聞出版為中心的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但從根本上講，它是工藝技術，是工業，它的起源和發展，是沿著印刷工藝技術發展這條主線進行的。”

印刷工藝界人士認為，印刷術的導源和歷程，織物印刷的起源，套印術的肇始和發展，近代印刷術的傳人和發展，以及印刷設備、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與印刷相關的領域的研究和考證，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內容和對象，一個全面、系統、全方位多視角的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局面將會展現在世人面前。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圖書館學界“大印刷觀”的重點是強調方法論體系的博大，印刷工業界“大印刷觀”的重點是強調研究對象范圍的擴大延展。

4印刷史研究的現狀和未來態勢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出現了“盛世修史”的繁榮氣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發展。筆者曾在2005年通過對國家圖書館的文獻資料檢索，得知館藏現有關于印刷史方面的各類圖書資料近30種，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專著舉例如下：①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5；②簡明中華印刷通史／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8；③插圖本中國圖書史／蕭東發、楊虎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歐印刷媒介研究——從古騰堡到啟蒙運動／項翔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論／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國版本文化叢書／任繼愈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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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5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1-0067-03

技術決定論者堅信傳播技術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深刻改變[1]。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正沖擊著傳統媒體的許多方面。作為傳統媒體的一種，印刷版中國科技期刊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科技期刊發展在許多環節進行了各種積極嘗試及措施以應對網絡的深刻影響，并正在發生著各種發展轉變。

一、對科技期刊傳統稿件處理的沖擊與發展轉變

中國科技期刊在網絡應用及普及前，對稿件的投稿、審稿、退修、編校等環節均在紙質稿件上進行，并通過郵局郵寄方式聯系，費時費力。

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之后，網絡的運用逐漸推廣并在近十余年得到迅猛發展和普及，已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科技學術期刊稿件的處理方式也悄然而不斷發生改變。

在21世紀初，有期刊就開始嘗試通過網絡，利用發送電子郵件的方式，與作者、專家進行稿件的傳送，一定程度上縮短了稿件的處理時程；之后，逐漸出現專業的開發軟件公司，制作并推廣使用期刊網絡采編系統。

該系統借助互聯網技術構建期刊門戶網站和期刊采編業務集成化信息平臺，將在線投稿、查詢和在線審稿、流程監控等采編業務整合在一個系統平臺上，以實現傳統平面期刊的數字化存儲、網絡化傳播和個性化利用的目標[2]。

目前采用稿件采編系統的期刊已較為普遍，這種方式易于實時查閱稿件處理進度，而且快捷、方便，提高了稿件采編流程的效率，有效縮短論文編審及發表時滯[3]。

二、對科技期刊編輯策略及傳統印刷出版方式的沖擊與發展轉變

互聯網不受地域、時間限制及方便快捷和可主動選擇等優點，正在深刻影響著科研工作者查閱文獻的方式，即不只是受限于傳統印刷版科技期刊獲取科研學術信息，而是充分利用網絡搜索引擎或各種專業數據庫，主動檢索并查閱所需內容。科技期刊編輯必須積極改進并提升編輯策略，以應對這種轉變。如對網絡檢索頻率較高的關鍵詞、篇名及摘要等正投入更多精力，編修中不斷提升其關注度，以便于科研工作者查找到相關單篇文獻，提升論文的傳播效果[4]。

同時，網絡普及也促使中國科技期刊出版方式發生著深刻轉變。由于網絡的即時快捷，可避免傳統印刷版科技期刊發排、印刷裝訂等過程延擱。為了使科研論文及時與傳播，現今中國科技期刊出版方式正處于印刷版期刊與數字出版并存的階段，并逐漸走向定量印刷或全部數字出版的未來。

目前，有些科技期刊在保存傳統印刷版期刊的同時，自建期刊網站，應用網絡即時論文，隨后再按期印刷出版。2007年，我國上網期刊已有6000余種[5，6]。也有利用網絡平臺，建立網絡數字化期刊或論文平臺。自20世紀末以來，開放存取（Open Access，簡稱OA）這種全新的學術論文傳播模式大規模興起，促進了學術期刊的網絡化發展，我國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也取得長足發展[7-8]。如中國科研界具有較強影響力的中國科技論文在線（http：），即通過網絡即時來自不同作者和不同領域的電子版論文，并逐漸開始嘗試同時也出版紙質期刊。

此外，優先數字出版也是一種迅速發展并得到認可的科技期刊網絡化數字出版模式。這是以印刷版期刊錄用稿件為出版內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數字期刊。目前大多數期刊選用的優先出版模式是錄用并完成編修的經編輯定稿的稿件，一般以期或單篇論文為單位出版。目前，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術期刊都有優先數字出版期刊，如Springer創辦了“Online First”， Nature的“AOP”（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Science的“Express”， Elsevier的“InPress”；國內期刊大多采用中國知網平臺進行優先出版。這種即時發行且靈活的出版方式，節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時間、排版印刷時間、郵發郵寄時間、圖書館編目上架時間，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與讀者見面[9-12]。這些不同的網絡數字化出版方式，順應了科研工作者在網絡上查閱信息并閱讀的現狀，也便于利用互聯網通過電子郵件等方式，向讀者主動推薦、推送，有力促進了期刊論文影響力的提升。

三、科技期刊對數字出版版權爭議及網絡監督的發展轉變

隨著網絡應用及對期刊出版方式的影響，逐漸出現了對數字出版版權爭議及網絡出版是否是正式出版以及缺乏相關法規制度等方面的新問題，并進一步產生了大討論和新的思考[13-17]。例如，互聯網普及之前的碩博士學位論文，僅在答辯后收藏于學位授予單位和相關圖書館，學術期刊和司法界都將之視為未公開發表。因此，國內外學術期刊傳統上并未將學位論文內容再次發表認定為重復發表。但近年來，隨著網絡出版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知網等數據庫建立了碩博士學位論文庫，讀者可以檢索并閱讀全文，這一傳統認識已受到挑戰。張小強等[18]認為學位論文被收錄進網絡數據庫屬于正式出版——網絡出版。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統一法規或規范，但中國科技期刊界的很多編輯工作者，已對其學位論文內容的研究論文投稿采取尺度不一的拒絕。很多科研工作者及碩博士研究生對此不能理解，或產生不滿而抱怨甚至責問期刊編輯部，或者對畢業時學校要求上傳電子版學位論文并網絡產生抵觸情緒，但為了順利畢業而委曲求全并被動放棄投稿期刊。這些均對科研工作者的情緒、工作熱情等產生了負面影響。

因此，中國科技期刊及相關各方均急需重視并積極應對這一系列的新變化。如完善規范制度和機制，形成共識，達到有據可行，避免混亂；目前也并非所有高校都提供研究生畢業論文電子版全文，故是否應全面考慮各方利益，如研究生只提供畢業論文摘要或應有自主決定權提供全文，或數據庫按研究生論文下載支付給研究生費用等措施，以期達到互利共贏。這些均需進一步深思并轉變。網絡普及在提升中國科技期刊所刊發論文質量方面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19]。網絡數據庫檢索的廣泛性及文獻不端檢索軟件的應用，均有效避免了刊發抄襲、文字復制等不端行為，保證期刊的原創性和首發性，提升了期刊論文質量和傳播效果。

四、中國科技期刊利用網絡不斷提升國際傳播和影響力并有望促進學術交流

利用網絡的無地域、時間限制的優勢，中國科技期刊特別是占主要份額的中文科技期刊走國際化之路并減少知識產權外流，是一個有利時機，必須積極利用互聯網，尋求走出國門的方法和途徑。

目前僑居海外的華裔科學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近三十年來遷往美國、加拿大、歐洲等發達國家的新時期移民逐步增長，這一時期的移民大多具有高學歷或為技術移民。因此，積極利用互聯網，推進中國科技期刊（含中英文版）的國際化進程，可為遍布全球的華僑華人科研工作者提供方便查閱和了解中國科研成果的機會，也利于增進國際化傳播。

中國知網數據庫正在積極探索將中國科技期刊推介到世界各地，目前正在積極推進。此外，科技期刊也應進一步開拓各種方式，在國際范圍內拓展更廣泛的讀者、作者和審稿專家。如高校科技期刊應充分利用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國際間校際交流和科研合作優勢，將其科技期刊網站在對方院校或研究單位的互聯網站上建立廣泛鏈接；或借助海外科研工作者及編委等，在其名片、電子郵件末尾簽名處或博客主頁等，標注上相應中文科技期刊的網址等，通過其與其他科學家交流或參會等機會，便可以使中國科技期刊得到積極推介，并逐步擴大國際傳播及影響力。截止到2006年，已有超過500家的大型海外機構用戶通過互聯網使用中文期刊，中國的傳統期刊在通過互聯網發行到世界各地。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國外知名院校及皇后圖書館、多倫多公共圖書館等海外大型圖書館的借閱者們，可通過互聯網閱讀到了中國的科技期刊。而且，很多中國科技期刊也已擁有國際編委或審稿專家，正是利用了網絡的便利，使其作用得以充分發揮，也促進了期刊的國際化進程。

隨著中國科技期刊通過互聯網的這種廣泛傳播，也將對國內外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者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產生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國內科技期刊以這種方式走出國門，特別對不容易收錄入以英文為主的SCI等國際知名數據庫的中文版期刊，通過利用網絡的各種方式推介，將極大促進中國科研成果的傳播，并為世界各地掌握漢語或以漢語為母語的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員提供一個了解中國科研發展的窗口。在增進國際科研工作者了解中國科研成果及期刊發展的同時，也必將吸引更多海外華裔科學家將其科研成果以其熟悉的中文撰寫，并投往中國科技期刊，從而形成科研成果共享與期刊發展共贏的良性循環。隨著其在國外推廣力度的加大和提升，對國內科技期刊發展將會有巨大的推動；而且也方便世界各地華裔或他國的科研工作者通過閱讀相關文獻，開辟并尋找更多與國內同行的相互合作與交流。

中文版科技期刊還應進一步重視并提升論文的英文摘要的編輯加工和規范，為不掌握漢語的國際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解中國科研進展的窗口。相信科技期刊在傳播科研成果的同時，也將進一步發揮其促進交流的作用，這也順應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到中國聲音“走出去”的需要，避免科研領域購買國外試劑、儀器而將科研論文成果發表在國外英文期刊的“兩頭在外”的弊端。中國科學院院士金振民等知名學者建議教育部、科技部、中國科學院重視中國科技期刊發展，改革舊有的片面追求SCI評價體系的獎勵和職稱評定體系，對國內外期刊一視同仁，承認中國期刊和國際期刊的同等重要性，不采取雙重標準。在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隨著互聯網的深刻影響及積極應對轉變的進程中，這些無疑又將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要堅持世界一流和國家需求方向，要關注科學前沿和熱點問題，妥善處理好國內期刊和國際期刊的關系，充分認識到中國科技期刊是國際期刊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積極利用互聯網這個平臺，并采取各種應對方式，不斷轉變思路和運營模式，建立自己的科技文獻品牌體系及學術期刊評價的國際話語權。目前，利用網絡平臺，將以往小而散的期刊進行整合并實現集約化發展，也是目前中國科技期刊發展的又一個趨勢，并正在不斷發展。這必將使中國科技期刊經歷深遠而有歷史意義的發展階段，更高效地發揮科研成果的傳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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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數字出版期刊：是以印刷版期刊錄用稿件為出版內容，先于印刷版期刊出版日期出版的數字期刊。

優先數字出版的特點是出版時間快，出版方式靈活，發行范圍廣。優先數字出版節省了等待期刊版面時間、排版印刷時間、郵發郵寄時間、圖書館編目上架時間，作品一般可以提前半年與讀者見面。優先數字出版既可以出版經編輯定稿的稿件，也可以出版編輯部決定錄用但尚未編輯定稿的稿件；既可以以期為單位出版，也可以以篇為單位出版。優先數字出版的稿件可以被廣大讀者通過互聯網、手機等多種途徑訂閱、檢索、下載，也可以由出版者通過電子郵件和手機短信主動向讀者推薦、推送。

目前，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術期刊都出版了優先數字出版期刊，如Nature創辦了"AOP"(Advance OnlinePublication), Science創辦了"Express", Springer創辦了"Online First", Elsevier創辦了"InPress"。

2、期刊優先數字出版的目的和意義是什么？

a)符合國家推進知識創新的戰略需要

提高全社會創新競爭能力已經成為國家的基本發展戰略。可以預見，按篇優先出版文獻的傳播速度和交流空間將比當前提高幾倍，甚至幾十倍，這相當于在期刊上發表的科學成果的傳播速度和交流空間提高幾倍到幾十倍。縮短知識傳播周期，加快知識更新速度，提升知識創新能力。按篇優先出版對于促進國家知識創新的具有重要意義。

b)期刊出版業態創新的需要

新聞出版總署指出，加快數字出版轉型是實現新聞出版業轉型跨越的必由之路。對于期刊業來說，期刊文獻優先數字出版可能是各期刊由傳統出版直接轉向數字出版的更為革命的方式圖書館圖書館，并且是各期刊自主經營的模式：各期刊編輯部可以根據刊物特點，自主決定文稿的編輯出版模式（如錄用稿、單篇定稿、整期定稿）、網刊版式、出版時間、發行方式、營銷模式、經營策略等，“中國知網”主要做好平臺服務。

c)期刊需要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和經營模式

增加文獻價值，提高期刊經營效益。

第一時間的研究情報的價值相當高，研究機構和研究者希望以最快速度獲取所需的科技情報，并愿意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按篇優先出版從速度和服務上都將大大提高內容的情報價值和經濟價值（外國人為獲取一條情報，往往花幾千美元），這既切合了研究者的迫切需要，又提高了期刊經營的效益。

吸引海外優秀稿件，提高期刊國際競爭力。

從期刊競爭的角度看，按篇出版可能有效提高刊物的選稿競稿能力。它不僅可吸引國內優秀稿件，而且可借此吸引國際優秀稿件。國外有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有數量可觀的華人學者，他們除了寫英文稿，而且有必要用中文寫稿（如歷史考古等），華人學者也愿意用中文寫稿。設想我們的期刊能夠每天、甚至每時、每分鐘快速成果，通過中國知網海外平臺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手中，這對作者是相當有吸引力的，這無疑是國內期刊面向國際競爭的有效途徑。

開拓未來更大的空間，面向手機用戶定向推送。

對接手機出版，實現科技情報定向發送。根據手機幅面小、容量小的特點，作者或編者對按篇出版的論文，可編輯短小精悍的科技/學術文摘，通過中國知網平臺，按需定向定時向讀者推送，并自主設計營銷策略，引導讀者閱讀期刊全文內容。這種方式不僅可能獲得廣大科研工作者的青睞，而且可極大拓展了期刊的發行空間，甚至引導全民消費。

d)作者需要盡快發表成果，爭取成果首發權

據統計,SCI收錄的我國作者的論文中,約80%是在國外發表的。撇開期刊語種及其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談,國內雜志刊出周期過長不能不說是國內作者將優秀論文投向國外期刊的重要因素。

作者的成果需要盡快發表，縮短出版周期，爭取科研成果的首發權和知識產權。國際上普遍認為科研成果的首發權是以發表時間為準。論文出版時滯長會造成科研成果不能得到及時發表,造成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被別人搶先注冊（科學研究中的發現和發明只有第一，沒有第二）。一些專業性學術成果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幾天、幾個月后就可能成為“過去時”，失去刊發意義。

研究成果按篇出版的優勢在于更加徹底地解決學術時滯過長的問題圖書館圖書館，使作者的成果首創權和知識產權得到更可靠的保證。

e)研究者需要以最快的速度獲取第一手文獻資料，搶占科學發現制高點和競爭主動權；同時，讀者從閱讀整本期刊逐漸轉向按需閱讀單篇文獻

現代科學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大大加快，學術交流越來越頻繁，對獲取研究情報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誰能第一時間獲取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科研情報，誰就可能搶占科學發現的制高點，奪取競爭的主動權，這就迫切要求成果發表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國的研究者在與世界科學家和學者相切磋、搶前后的過程中，更需要中國期刊文獻的發表速度趕上國際水平，甚至快于國際同行。

同時，讀者的網絡閱讀需求逐漸從閱讀整本期刊轉向按需閱讀單篇文獻（其實，檢索工具正是將單篇文獻整合匯編而出版的），這也要求期刊出版方式逐漸轉向按篇出版、按需訂閱。

3、期刊優先數字出版如何獲得著作權人的授權？

要將自己的學術文獻實行優先數字出版，期刊文獻作者應向期刊編輯部和“中國知網”授權，簽署“‘中國知網’優先出版授權書”；期刊編輯部應向“中國知網”授權，雙方訂立“期刊優先數字出版合作協議”。優先數字出版文獻作者的稿費由期刊統一支付。

4、期刊優先數字出版的出版方式是什么？

優先數字出版期刊的名稱與印刷版期刊相同，其編輯單位是期刊編輯部，出版單位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中國知網”出版網站的主辦單位）。

a)單篇錄用稿出版

單篇錄用稿是指期刊編輯部正式錄用但未編輯定稿并將在印刷版刊登的單篇稿件。單篇錄用稿出版是指將錄用稿在“中國知網”優先數字出版。錄用稿后由“中國知網”自動賦予出版日期和網址，永久保存出版記錄，期刊編輯部和“中國知網”聯合向作者開具錄用稿出版證明。

b)單篇定稿出版

單篇定稿出版是指在“中國知網”出版期刊編輯部按其印刷版稿件錄用、編輯、排版規范定稿的文獻。單篇定稿出版的文獻須有期刊編輯部指定的與印刷版相應的出版年份和卷期號，并在文獻首頁頁腳編排“數字出版日期”和“數字出版網址”。

c)整刊定稿出版

整期定稿出版是指將單篇定稿出版的文獻進行按期匯編出版，內容與版式與該期期刊印刷版一致。

5、期刊優先數字出版的經營方式是什么？

a)B to B

B to B模式指出版者直接面向機構用戶，由“中國知網”與機構簽訂協議，授權機構內讀者檢索、下載優先數字出版期刊及其文獻，機構支付使用費。按B to B模式，“中國知網”幾乎已覆蓋全部有效的機構用戶。

b)B to C

B to C指出版者直接面向個人讀者。機構用戶數量再想要更大的增長比較困難，所以期刊印刷出版向數字出版轉型，其更大的空間應是發展個人讀者。

知識在高速發展，邊緣學科、交叉學科、應用學科尤其如此。任何人都需要及時、有效地更新知識，不斷地按照發展的趨勢和要求，重塑自己的知識結構和知識基礎，掌握自己所在領域學科發展的最新情報，使自己成為某個方向的佼佼者。一般的教育方式和傳統教材、專著都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而數字出版物內容圖書館圖書館，尤其是按篇數字出版物的易再造性、交互性，可能對此大有作為，B to C數字出版物的主要價值就在于此。

6、期刊優先數字出版的網站是什么？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以下簡稱“電子雜志社”）是教育部主管、清華大學主辦的優先數字出版期刊的正式出版單位，“中國知網”（cnki.net）是電子雜志社創辦的優先數字出版期刊的正式出版網站。電子雜志社是新聞出版總署首批批準的互聯網出版單位，是新聞出版總署、文化部、商務部、國家廣電總局認定的“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被中國版權協會評為“中國版權產業最具影響力企業”。電子雜志社出版的《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是國家正式學術電子期刊，是科技部認定的“國家級火炬計劃項目”和“國家重點新產品”重中之重項目，曾獲新聞出版總署授予的“首屆國家電子出版物獎榮譽獎”；《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是國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2008年獲得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一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網絡出版物獎”和中國產品質量協會頒發的“3A級質量認證”；電子雜志社創辦的“中國知網”被中國版協等評為“全國出版業內容平臺類網站十五強”。

電子雜志社出版的《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等系列數據庫在國內外已有約6000個機構用戶，包括高校、公共圖書館、科研院所、醫院、企業、中小學等；文獻的檢索量、下載量一直位居國內外同類產品之首。2009年初，電子雜志社與同方知網聯合推出了“機構與個人數字圖書館”等個性化服務，幾百萬讀者在“中國知網”建起了自己的“個人數字圖書館”，近萬個機構建成了自己的“機構數字圖書館”，得到了國內外廣大用戶的普遍認可。

目前，已有1002個核心期刊和高影響力期刊與電子雜志社簽訂數字出版獨家授權協議，有1100種學術期刊唯一授權電子雜志社數字出版，兩者合計2100多種，其中包括82個一級學科的帶頭期刊。

二、集約化印刷服務

印刷成本是期刊的主要經營成本，特別是對印數較小的學術期刊而言，印刷成本更高。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眾所周時的短板印刷，印刷費難以大幅度下降；二是印刷用紙量小，難以直接從造紙廠加大幅度低于市場價批量進貨。這些問題將在規模化集約化生產條件下得到解決。這次新建的印刷基地，成本降幅可以達到20-40%，估計一年可以節約數萬元，乃至十幾萬元，而且是在保證質量、保證準期的前提下實現的。另外，自辦發行、交換期刊、繳送期刊的郵寄工作也可以集約化運作，也可以為編輯部節省一些人力資源，免除一些繁雜事務。

篇6

首先，從商品包裝的圖形圖案上去表現。這種表現方法比較直觀、形象且生動。在應用圖案設計時，適度的比例與尺度是所有美感的重要因素，它體現在包裝設計的各個結構之間，比如黃金律就是一個普遍的理想比例。包裝的圖案設計由于受現代印刷技術的發展影響，平面的圖形圖案或視覺立體的影像化圖案都會被生動的再現還原，所以應用在商品包裝上去體現產品特色和品牌文化比較容易展現效果，利于消費者的識別和接受。在印刷上除了印刷技術的提升，印刷材質的多樣化也是現代印刷技術提升的一個表現方面。相同的印刷內容印在不同的印刷載體上，呈現的視覺效果也不盡相同。相同的印刷內容印刷在吸墨性較好的材質上，印刷表面可能就相對啞光一些，雖然印刷表面看上去可能不夠華麗，但是卻給人一種質樸和內涵的視覺感受，有時印刷在自帶固有色的表面時更是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視覺效果。所以，圖形圖案在商品包裝上的應用效果要想體現商品的屬性和品質，除了設計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印刷承載物的應用效果，這些都能左右整體包裝設計是否能夠準確地傳達商品自身想要傳遞的商業信息和產品屬性特色。

如在包裝盒上用平面化的圖形圖案去表現產品的特點，并通過圖案的造型和配色去體現民族文化特色。表現傳統民族文化的包裝設計主圖顏色很多用到普蘭色，上面妝點民間民族的代表圖案，結合配色和印刷材質就可以強烈的散發著傳統民族文化氣息了。在印刷上配合能夠凸顯效果的相應的包裝材料進行印刷，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民族文化特色倍增。

其次，商品包裝的造型設計也非常重要，有時甚至比包裝的圖案設計更能起到突出產品特色的作用。只是有時受商品造價、攜帶運輸和陳設的影響和制約不能夠隨意進行造型設計。但是，應用率較高的具有一定特點的商品包裝造型設計還是能夠比較有效的吸引顧客的視覺關注度，也更直觀的體現產品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

如茶葉的包裝舉例，包裝的整體材質和造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中材質部分分為紙質部分和金屬部分。紙質包裝部分上面的圖案很多時候會應用到古代人物或圖案，這種人物或圖案突出了茶葉的傳統文化歷史感。茶葉原本是中國特有的傳統飲品，具有很濃烈的歷史感和民族文化特色，所以茶葉包裝的一級包裝部分也可為金屬材質的茶葉罐。這種茶葉罐有的是帶耳的青銅器造型，既體現了茶葉的品質又從器型上體現了歷史和民族文化特色。

再說說酒瓶的包裝造型，在設計上瓶型自身如果沒有豐富的特別造型，那就可以在瓶身給酒瓶“穿衣服”衣服的款式如為盤扣旗袍，這就可以濃烈的散發著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韻味，這樣的包裝也就不難體現商品本身的產品屬性和民族文化了。

再次，從包裝設計的文字和版式上也能夠體現出商品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有些包裝上的文字部分是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字體和字體變形的應用。例：民族食品――月餅，在包裝上會經常應用到書法字體和書法字體的變形。書法字體是中國特有的具有強烈民族文化特色和歷史感的字體，它的應用可使包裝從設計上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特色。

我們身邊無處不充斥著各種日用品，這些日用品的包裝設計從各個角度都附著有視覺符號，這些視覺符號體現著商品自身的產品屬性和民族文化特色，使消費者在選購或使用該商品的同時感受著商品的包裝所傳遞出來的民族文化氣息和產品特色。所以我們不難發現商品的包裝設計可以從它的圖形圖案、色彩搭配、設計造型、包裝材質、文字應用等視覺符號去體現商品的特點，使商品的包裝設計獨具民族文化特色倍受消費者的青睞。與此同時，它更是傳統民族文化傳承和發揚的載體，是與現代商業相結合的契合點，是商業與藝術、商業與技術、商業與民族文化的傳播的途徑，是使傳統民族文化走向更廣闊領域和空間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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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繪畫藝術看起來和科技發展、工業革命之流的事情一點直接聯系都沒有，然而有一門隸屬繪畫范疇的藝術——版畫，卻恰恰出自科技的進步和工業的發展，它出身自印刷技術。版畫依其印刷原理可分為凸、凹、平、孔四種，按制版材料通常分為銅版、木版、石版、絲網版。

我們都知道，活字印刷乃是我國引以為傲的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和紙張的發明更推進了世界文化傳播的行程，加速了文明的傳播與進化，更讓我們得以告別蒙昧，照見真知。僅以此文略述印刷術及脫胎自印刷術的版畫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系。

大概在四千多年前，最早的凸版模型誕生了。據《漢書 祭祀志》載：“自五帝始有書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此時冶金技術尚不發達，主要以玉石篆刻（古時寫作“瑑”，從玉字旁。凡屬在玉石上雕琢凹凸的花紋，都叫做“瑑”）為主，后來青銅器冶煉技術逐漸發展，到了周代時，以青銅器為主的“周璽”逐漸興起，到了漢代印章到達興盛，史稱漢印。漢印可以說是相當的發達，西泠八家的奚岡曾說：“印之宗漢也，如詩文宗唐，字文宗晉” 。大約到了公元3世紀的晉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隨著紙、墨的出現，印章、拓碑也開始盛行起來。同時，雕版印刷術也正在逐漸萌芽。東晉時期的一位道人葛洪在其所著《抱樸子》一書曾經記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這說明在此之前雕版印刷雛形就已形成。到了隋唐時期，雕版印刷開始流行，目前國內現存年代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是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經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簡稱“金剛經”，由七個印張連接折疊而成，圖中釋逝牟尼坐在“邸園精舍”的蓮花寶座上，對弟子菩提長老及一千二百五十名信徒說法，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價為兩親敬造普施“的字樣。到了北宋初年，由于經濟的發達，四川地區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現錢保管業務的“交子”，即紙幣的最初形態，宋仁宋慶歷年間（1041-1048）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有具體記載，遠早于德國人谷登堡1440年發明的鉛活字。活字印刷術是世界印刷術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的改革，極大的促進了文明的傳播和發展。此后中國的木刻版畫迅速發展，出現了不少有規模有影響的版畫印制組織，比較著名的有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山東楊家埠等。

一直到明代，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工具都由我國率先掌握，歐洲人最早掌握的印刷術是木刻印刷。歐洲木刻印刷始于何時，目前無從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是一個標志。十字軍從中亞帶給歐洲大量的紙張印刷品，包括紙牌以及帶有插圖的宗教印刷品。具有確切記載的出現在公元1400年前后，歐洲出現了宗教肖像和政治領導肖像木刻印刷，這些圣像與文字編排在一起，成為具有插圖的宗教書籍。到了15世紀中葉，意大利的金銀器匠發明了銅版制版印刷，用來大量復制小幅圣像及書籍插圖，同時也用于精細復制油畫，此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石版印刷取而代之。

到了近代，中國陷入戰亂與閉關，無論經濟還是科技發展都停滯不前，而歐洲正在大步的進行著科學改良試驗。自煉金術誕生以來，歐洲人在化學研究上頗有成效，德國巴伐利亞松爾堆芬采石場特產一種質密和細膩的淺色石灰巖板， 18世紀后期，塞內菲爾德發明了石版印刷并于1800年在德國奧芬巴赫開設了第一家石版工坊，他用油脂性筆在石板上面作畫后，用阿拉伯樹膠與硝酸的混合液涂覆，于是石版中的碳酸鈣在被硝酸腐蝕之后會和油酸化合而得脂肪酸鈣，具有親油抗水的特性，而非油脂部分和硝酸反應生成親水的氧化鈣，之后滾筒上墨，油墨就會被圖形部分所吸附，從而把圖形轉印至承印物上。正是由于這技術的革新，使得石板一發不可收拾，一路攻城略地，迅速的在歐洲取代了木版和銅版在出版業的位置，后，石印技術傳入上海，對中國傳統木版畫產生了極大沖擊，蘇州桃花塢因離上海最近最早受到影響，甚至連桃花塢最負盛名的吳嘉猷（吳友如）和他的弟子也被上海《點石齋畫報》聘去擔任美編了。石版印刷的高質量和低成本，對于我國傳統木刻雕版印刷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自明嘉慶年間開始逐漸衰退的傳統版畫自此一蹶不振，直至魯迅先生大力提倡中國新興木刻才得以復蘇。

一直到石版印刷誕生，之前的木版印刷和銅版印刷所印制的畫面內容無非就是用于傳播宗教故事，進行風景或肖像的寫實繪畫，或者干脆就是對當時寫實油畫的復制，很少有畫家能夠使用擺脫出來進行獨立的藝術創作，甚至石版印刷誕生后也很少有石版畫作品可以獨立的被畫家用來進行個人創作，這種窘況一直持續到攝影術誕生。

1839年法國人達蓋爾（Daguerre）發明了以碘化銀為感光材料的攝影術，法蘭西院士，當時著名的畫家德拉羅士院士即席發表講演，他的中心議題是：“從今天起，繪畫藝術死亡了，而攝影術誕生了。”可以看得出來，這位院士兼畫家很可能可以代表當時相當一部分西方人心目中繪畫的地位——就是再現現實，僅此而已，就如當年達芬奇在《論繪畫》中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地細述透視、解剖、構圖等等一切繪畫原理，在他心目中繪畫就是一門嚴謹的科學：“畫家的心應當象一面鏡子，將自己轉化為對象的顏色，并如實攝進擺在面前所有物體的形象。應該曉得，假設你不是一個能夠用藝術再現自然一切形態的多才多藝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畫家。”在攝影誕生之前一切都很好，自文藝復興后畫家們的技法越發純熟，精品疊現，無論肖像或是風景都能輕車熟路的再現出來，版畫不過是對此再現過程進行一個轉換，把它更多的印制傳播出去，僅僅是個復制工具而已，或者說，起到了今天復印機的作用？不過這個時候攝影術誕生了，忠實再現一個場景只要擺弄一下機器然后鉆進暗房把顯影過程做完就可以了，那么，畫家們該做些什么呢？是否該思考一下自己的退路呢？于是暗流涌動。以同時期最晚誕生的石版畫為例，石版畫藝術的真正開創者當屬戈雅，他80歲時創作的石版畫《波爾多的公牛》宣告了創作石版畫這一藝術的誕生，其產生的影響深遠，對其后的藝術家如德拉克洛瓦、契里柯、杜米埃等人的石版畫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

此時，科技又在不斷的進步著，1869年，珂羅板（collotype）技術發明了，是由德國人阿爾倍脫發明的，清朝末年光緒年間逐漸傳入我國，我國最早是由上海徐家 匯土山灣印刷所于1890年首先采用它印教會圖畫，這是最早的印品。過去都以為珂羅版由是日本引進的，實際上不是，它是從歐洲引進的，日本跟我們國家一樣，也是從西方引進的，只是在日本技術比較發達，“珂羅”這個詞實際上就是日文的“膠質”的一個譯音，所以珂羅版也叫玻璃版。珂羅版印刷原理就是以玻璃為板基，然后在玻璃上涂上明膠印刷質，在這個上面通過照相制版，把圖象反映到膠質上，再通過采用油水不溶的這個著墨原理，使用無網點印刷的方式，把印品印出來。商務印書館1907年開始用珂羅版，用它復制中國傳統的水墨畫和書法真跡，效果特別好，因而非常被重視。直至今日，珂羅版還在國內被使用著，進行水墨畫的復制，比如榮寶齋的作品。

終于到了十九世紀后半葉，變動發生在法國，印象主義誕生了，盡管此時的印象派巨頭們的畫面依然是描繪自然，但此時的畫面已經不再是機械的重現，而是畫家本人情感的忠實體現，從此以后表現主義、立體主義等等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徹底的實現了歐洲藝術的變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攝影這一科學發明的誕生促成了這場變革，也使得版畫創作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倫勃朗、戈雅到畢沙羅、惠斯勒、德拉克洛瓦、畢加索、馬蒂斯、蒙克、梅庸、蒙克、勞特累克等等這些巨匠們的版畫作品的演變，繪畫藝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畫家們真正得以用畫面表達自己自由的想法，繪畫重歸藝術的軌道，版畫托工業革命的福從枯燥單一的工業印刷用途中解脫出來，真正的為藝術家所用，正式的成為藝術創作的重要手段。

篇8

高等院校印刷企業與院校的科技產業既有共性，更有異性

一是高等院校印刷企業成立時間長。幾乎所有院校印刷企業都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為解決學生上課用的講義教材的印裝而建立起來的，系為教學、科研服務的校辦廠。到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一批重點院校出版社的建立，一批重點院校的印刷企業，為適應高等院校出版事業的發展，陸續辦理了“兩證”“一照”(即：“印刷經營許可證”、“稅務登記證”、“企業法人經營執照”)，并貸款購置印刷設備，開始承接本校出版社和社會上的書刊印裝任務。高校印刷企業由此逐漸發展起來。

二是典型的事業單位辦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高校印刷企業的規模均按高校學生人數而定編發展(教輔編制)，改革開放后，雖然企業內部效仿社會印刷企業在定額生產、質量工藝、成本核算、崗位責任、獎懲辦法、制度建設等管理上實行了小革小改，但在根本的體制管理上仍為事業單位。

三是企業負擔過重、效益低下，無力自身持續發展。當前，絕大多數院校印刷企業實行的是事業單位企業管理。企業內部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工資返還學校)，一切開支均由企業負擔。國家稅制改革后，院校企業除向國家上繳所得稅外，年終尚需向學校上交不等的利潤所得，無力購置幾十萬、幾百萬的現代印刷設備，在無資金注入的情況下，企業難以自身持續發展。

四是工廠狹小，設備陳舊，人員老化，技術落后。

鑒于以上情況，相當一批院校印刷企業已不能適應書刊印裝市場高質量的日益多樣化的發展需求。

院校和企業一致認為：無論高等院校印刷企業現狀如何。幾十年來，院校印刷企業在為教學、科研服務，加強教材建設，保證教材“課前到手，人手一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貢獻。

全國院校印刷企業改制規范化建設情況

基于以上共識，高等院校印刷企業的廠長、經理們按照“35條”要求，在做好對企業職工宣傳、教育的同時，努力做好企業改制及規范化建設的各項準備工作。在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的基礎上，全國已有幾十家院校印刷企業，在學校有關部門的參與下，積極探索改制模式，成功地進行了改制。也有一批院校印刷企業，經院校主管部門同意，清理了企業資產，注銷了“兩證”“一照”，妥善安置了企業在編職工，關掉了印刷企業。當前，全國院校印刷企業在改制規范化建設中情況如下：

社企聯合捆綁改制

全國一批重點院校，尤其是那些原部、委所屬的高等院校，于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末，隨著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和講義教材印刷的需要，陸續添置了油印、鉛印設備，給予編制建立了校辦印刷企業。上個世紀70年代末，隨著大學恢復高考，發展教育科技事業，一批建有印刷企業的重點院校，經國家教委、新聞出版署批準，先后成立了大學出版社。為適應教材出版印刷需要，世行貸款為院校印刷企業添置了一批書刊印刷設備。此后，隨著改革開放，這批印刷企業一直承接著出版社書刊的印制任務，社、企滾動發展，關系融洽。2005年以來，在貫徹教育部“35條”中，或社企聯合分別核算，組成了文化產業集團；或院校資產公司注入資金，或引資注入，資產公司控股，組成了股份制公司；或社、企及兩單位職工參股，校資產公司控股的股份制公司。無論采用何種模式，都妥善安置了在編職工，實現了企業改制的規范化管理。

自籌資金持續發展

在全國一批重點院校印刷企業中，借助世行貸款或自身銀行貸款，周期更新印刷設備，在20多年的苦心經營中，不斷滾動發展，形成了生產規模年年擴大，國有資產年年增值，上繳利稅年年增加，職工收益年年提高，可參與市場競爭持續發展的態勢。這些印刷企業中除少數幾家完成了改制外，其多數企業已完成了資產的清理，正在改制進行中。

彼此觀望等待決策

高等院校印刷企業中，相當多的院校印刷企業因幾十年學校很少投入，自身無力更新昂貴的先進印刷設備。如今仍是廠房狹小、設備陳舊、職工老化、技術落后、效益低下，只能承接少量印數的書刊印刷，無法適應當今印刷質量好、出書周期短、批量較大的書刊市場需求。當前，這類印刷企業的多數是彼此打聽改制方面的各種信息，等待院校領導的決策。他們關心的首先是企業的保留還是關停，無論留還是關，都需要院校領導出臺在編職工的安置、財產清理中的呆壞帳處理、企業干部的崗位安排等政策。

院校支持推動發展

上類院校印刷企業中，部分院校領導在商定印刷企業保留還是關停的決策時，從印刷企業多年的經營管理情況和學校的實際需要出發，決定保留印刷企業。在此前提下院校決定給予支持，采取無息借款給印刷企業購置進口彩印設備，并希望學校出版社及各部處、院系給予活源支持，從而推動印刷廠發展，達到“既要馬兒好，就要給馬草”。

摘牌銷照轉為服務

在院校企業改制中，有些院校領導在討論印刷企業的去留時認為：印刷企業雖小，無法參與社會印刷市場競爭，但在多年的生產經營中，承擔了學校許多科技資料、畢業論文及黨政宣傳材料等辦公用品的印刷任務，認為關掉了可惜，更多投入又無必要，于是決定：企業摘牌銷照，職工保留，劃歸后勤管理部門服務學校。

搬出院校招標租賃

一些院校領導認為：印刷企業原本規模不大，在編職工不多又效益低下。在計算機、打印機、復印機普及的今天，印刷服務部門隨處可見，再投入無可能。關鍵是印刷企業占據著學校的地皮、廠房等資源。于是采取了印刷企業保留牌照搬出學校，在校內外招標租賃的方案。

篇9

此外，本屆深圳文博會采取了一系列新舉措增強國際性，共有來自93個國家和地區的16347家海外采購商前來參展。我國文化產品出易額達到123.82億元，占總成交額的7.44%，同比增長7.46%。

——《中國文化報》外商投資中西部九省包裝印刷項目可享優惠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日前聯合2013年第1號令，公布（（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2013年修訂）》，該目錄自6月10日起施行。

該目錄包括全國22個省（區、市）鼓勵類產業條目。其中印刷包裝類條目有3種：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云南、海南9省將包裝裝潢印刷品印刷列入；內蒙古、廣西、、新疆4區將少數民族特需用品、工藝美術品、包裝容器材料列入遼寧省將金屬包裝、自動化立體倉庫及倉儲物流設備制造列入。

廣電動漫類條目有3種：云南、湖南、海南3省將廣播電視節目、電影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列入；海南將電影院的建設、經營（中方控股）列入；吉林、黑龍江、安徽、四川4省將動漫創怍、制作（廣播影視動漫制作業務限于合作）及衍生品開發列入。

兩部委公告稱，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令2002年第346號）的規定，屬于該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類外商投資項目優惠政策。符合該目錄規定的外商投資在建項目，可按照該目錄的有關政策執行。

——《中國新聞出版報》

“愛閱讀-愛戲劇”都市文藝生活主題季啟動

5月18日，值北京圖書大廈成立15周年之際，由北京圖書大廈、繁星戲劇村、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北京戲劇家協會共同主辦的“愛閱讀·愛戲劇”主題活動在北京圖書大廈正式啟動。

這是一次“圖書”與“戲劇”首次跨界合作的有益嘗試。圖書和戲劇都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的兩種表現形式，一部戲劇也可以說就是一部活動的書。把戲劇引入書店是為了增加書店的多元化文化元素，更好地發揮和增強書店文化平臺的功能和作用，更好推廣和普及戲劇。同時通過把讀者引入劇場，更好地延伸閱讀的外延功能。

“愛閱讀·愛戲劇”系列活動，倡導都市文藝慢生活，提升市民精神生活品質。旨在創新文化產業宣傳的新模式，引領文藝生活潮流，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助力西城區“文化興區”的戰略建設。這一項“文化惠民”活動，讓舞臺劇更具有普遍性、廣泛性、群眾性，讓文化產品更加貼近百姓，培養小劇場戲劇愛好者，傳遞戲劇文化，豐富市民文娛生活。

——人民網

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開通上線

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數字出版信息網日前開通上線。

據了解，該網站依托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具有的政府資源、背景優勢及品牌影響力，旨在建立基于互聯網的行業資訊和商務運營平臺，為全國數字出版企業服務。目前，網站設立了資訊、成果、需求、獨家四大欄目，為業界提供海內外數字出版行業的最新資訊、成果、需求等信息，并推出歷屆國家數字出版會議會展資料。

——中國出版網

盛大文學首次版權拍賣

5月18日，盛大文學起點中文網首屆版權拍賣會亮相深圳文博會，十部作品現場全部拍出。

這十部作品包括忘語的《凡人修仙傳》、月關的《步步生蓮》等，預計首印版稅總額將達到600萬元人民幣。盛大文學公關市場總監王晶介紹，通過種種渠道，讓“版權合作競拍”常態化，可將優秀的網絡文學作品推薦給更多人，也可以使更多的好作品獲得好的出版渠道，保障作家的收入。

——《深圳特區報》

武漢“移動圖書館”試運行

5月26日，武漢圖書館“第25屆圖書館服務宣傳周”在武漢辛家地的24小時自助圖書館舉辦首場活動，工作人員向路過市民演示新亮相的“武圖移動圖書館”。“只要下載一個手機客戶端，即可享受武圖豐富的數字資源。”

篇10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電力供應，不僅僅是關系到電力行業發展市場的問題，還關系到我國能源結構和能源消費狀況的問題，更是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動力的重大問題。從當今世界發展瓶頸來看，能源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一種生產要素，如何有效利用能源也成為了當今社會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所以研究一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自然必須從能源能否及時足量的供應開始。印刷行業作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印刷業的發展需要有足量的高質電能的供應，他們之間的聯系也就成為今天我們討論的內容。面對我國目前部分區域出現電力供應普遍不足的局面，這也提醒了相關部門必須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在電力系統內部建立健全的應急保障措施。做好印刷行業的電力供應和諧的前提就是增加對電力行業需求和印刷行業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和預測。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

目前，各國都在積極運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電力需求預測，考慮的因素越來越多，越來越綜合，各需電量終端部門的劃分也越來越細致，預測值也越來越精確。綜合中外研究動態，我們可以看出對于電力供應的研究一直是電力產業研究的熱點問題，而且研究的方法也越來越科學合理，且更加偏向于實證分析，所以本文也將用計量經濟學的新方法來研究電力供應與印刷業發展之間的關系。

二、印刷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電力消費快速增長。電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影響電力消費。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發展，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的增長，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印刷行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行業，不僅在行業內部細分的領域多樣，還涉及到很多相關行業，可以說這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體系，而且歷史悠久的產業體系。從古代印刷術發明以來，印刷的發展就一步一步深入到生產、生活中，一步一步成長、發展，而形成一個大行業。

改革開放后30年來的穩步發展使中國的印刷行業已經完全能夠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中國印刷業的基本格局呈現以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為中心點狀分布。在整個印刷行業內部有，已經發展出最快的包裝印刷，包裝印刷依賴中國飛速發展的經濟的持續發展。

中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三大印刷產業帶:為廣東中心的珠江三角洲與印刷行業，以上海、江蘇、浙江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印刷行業，以北京、天津為中心的環渤海印刷行業。

2009年1月到11月，中國印刷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235，457，261，000元，同比增長13.58%，實現累計利潤總額17，300，217，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9.27%。

2010年1月到11月，中國印刷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292，261，749，000元，同比增長22.45%，實現累計利潤總額22，187，36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5.46%。

三、電力消費與印刷業發展的關系分析

一個行業的快速發展，必然帶來電力供應結構的變化，如果不能保證電力的有效供給，將給這個行業的發展帶來巨大的沖擊，以此肯定會對我國的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沖擊。從印刷業的發展現狀不難看出，印刷業的快速發展導致用電量的快速拉升，這也帶來了電力需求量的急劇上升。面對電力需求緊張的局面，相關部門亟待積極發展“無污染、綠色”的電力服務業。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配電網滯后于經濟發展和城鄉建設的問題愈發突出。在印刷行業進入電力需求緊張的時候，如不能保證電力的有效供給，將進一步限制國民經濟的發展。

為了得到充分的改正依據，首先我們根據對電力供應和工業發展的模型關系，得出電力供應在印刷業的重要地位，我們也有理由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工業化發展水平的提高，工業化的進程加快，對應的電力消費量會呈現明顯的增長趨勢。 轉貼于

其次，我們也可以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電力供應和印刷業發展的關系。當前我國印刷行業的穩定快速發展已經離不開供電的保證，同時帶來的經濟實力發展也為我國電力發展提高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廣闊市場。綜合各方資料，電力供應和印刷業發展之間存在著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既證明了前面模型和科學合理性，也表明電力行業的發展可以很好促進我國印刷業的快速穩定發展，或者說電力工業發展需要具有超前性。

四、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本文采用針對系統工程的研究方法，以我國電力供應與印刷業發展的關系為研究對象，從理論方法、各種實證分析和模型分析三個角度進行了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如下觀點：

1、近幾年來，我國經濟將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產業結構逐步優化調整，在國家鼓勵發展文化產業，印刷行業也必將迎來新一輪的挑戰，面對產業的升級換代，必須做好電力的有效供應才能保證印刷的穩定快速增長。

2、本文通過理論研究驗證了電力供應和印刷行業之間具有長期的穩定均衡關系，這種關系具體表現為印刷業創造的生產總值每增加1%，用電量就增加1.38%。這個結論說明我國已經進入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大于1的時期，從國際范圍看，并結合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看，電力消費彈性系數大于1，是一些國家或地區工業化進程中普遍經歷的現象。以此，可以得出結論，在未來一個時期內，無論是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還是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增長方式轉變、協調生態環境和建設，都將會推動電力消費增長超前于經濟增長，所以電力供應必須緊跟經濟發展的步伐，才能保證對印刷行業的電力需求的有效供給。

3、為了反映我國電力消費結構未來的動態變化，本文也通過引用灰色預測模型的理論，分析了我國印刷業發展趨勢預測和趨勢關聯，并做了進一步的比對之后，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印刷行業快速崛起和發展的明天，只要能有電能的有效供給，印刷行業乃至整個經濟局勢都會走上發展的快車道。

（二）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