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論論文模板(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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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濟南新城人。王士禛終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書致仕，位列臺閣，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詩顯。《四庫全書總目》曰：“當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詩集者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趙翼《甌北詩話》論康熙朝詩人，稱：“其名位名望為一時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詩研討上，王士禛是不能略過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詩而特顯，關于王士禛的闡述和評價常常也就停留在詩論和詩作上。他的門人程哲在《漁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漁洋著稱海內者，凡五十余年，蓋皆稱其詩也。”“或疑先生之文，殆為詩掩”。[1]王士禛的散文創作直到如今還處在存而不管的狀態，甚少有人加以研討。本文以漁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為研討對象，從一個側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創作的相貌與特征。

張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婦”，是她陪伴著本人從家鄉一步步走向京城，從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誥封宜人先室張氏行述》思念妻子張氏“宜人十四歸予，二十年甘苦兩人相與共之。數載以來，牛衣對泣，憂患惟兩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與共憂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對她的感情相當深沉與真誠。王家是個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歸“典盡恩禮”。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時予方為諸生，與諸兄讀書家塾，每至丙夜不歸，宜人一燈熒熒，縫紉以待無倦容。”張宜人節儉持家的狀貌與侯夫歸家的繾綣深情如在目前。隨著作者登第入仕，張宜人隨之揚州任上。當時王士禛的揚州之任是頗不自得的，難能可貴的是張宜人“了無事俗交謫意”。在揚州“與予同志相助”，“憶辛丑在廣陵，閩中友人許天玉公車北上，以缺資斧來告。會囊無一錢，宜人笑曰：‘君勿憂，我為君籌之。’除腕上跳脫付予曰：‘此缺乏為許君行李費耶？’予一笑，持遺天玉。”“同里徐東癡隱君貧且老，雖凍餓不干人。每嚴冬風雪無御寒之計，宜人輒出絮帛屬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張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見，使讀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對死者鮮活形象的留戀與思念。作者選擇這兩件小事，使張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婦女宥于家庭生活的傳統，而在更這寬廣的意義上表現了張宜人的仁慈品性。隨著先生謁選京師，應該說生活該呈現改觀了。但不幸銜接來臨。先是子啟涑新婦“以產歿”，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渾又死矣。中年喪子，可謂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勝，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別甫過，生離又至，張宜人還沉浸在喪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時兩喪愛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萬里之行，宜人慮傷予心，破涕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裝，刀尺之聲與嗚咽相間，生怕予聞之也。”以形象的畫面“破涕為笑”“扶病治裝，刀尺之聲與嗚咽相間”直面讀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寫而寫，濃濃的悲傷充溢其中。先生未歸而母孫太君卒，未幾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屢絕復甦”，張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淚之余，凡予飲食起居，調護備至，予非宜人其不瀕死者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張宜人“為予上事嚴親，中恤姊妹，力已殫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張宜人終身是勤勞悲苦的終身，少失恃，中喪子，家門多喪亂，上要孝養舅姑，下要撫育諸子，料理家務。特別是先生“性疏懶，好讀書不問家人消費。

假如沒有張宜人的賢惠，很難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豈木石，忍須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歷時性構造，緊緊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與共憂患之人也。”回想了張宜人從歸嫁到逝世悲苦的終身。“宜人嬰生艱之至極，又薄命而早終，病不及知，斂不及見，決語不及聞”在可惜與淡淡的自責之中，發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窮哉”的浩嘆。

陳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張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時陳孺人十六歲，先生四十七歲。作為掌管中饋的家庭主婦，陳孺人十七年的生活無甚大事可記。這篇行實多從親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轉述陳孺人之賢，但陳孺人聰明的性格特性還是給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強記，初從予，口授唐詩絕句百首，皆成育，吟諷中律呂。予所賦詩，亦頗能誦數十篇，禪誦之余，每舉以相文娛，既十四五年，扣之一無遺忘，似有慧業然。”夫妻閨房之樂溫馨怡人。但想起其訣別之言又讓人無限悲傷“孺人訣別無他語，但曰：‘君身受國恩深重，致身九卿，當黽勉服官以圖報稱。遇下人當以寬。’久之又曰：‘從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謹視之如我在也。’”作為封建社會中的傳統婦女，陳孺人自然擺脫不了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約束，無子的她當然要一切從夫，顧忌到丈夫的仕途，這是“大節”。但是子女作為父母生命的持續，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滅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環繞了許久的對兒女的掛念終于化為最后的囑托，一筆將母親奄奄一息時放心不下兒女的心態描寫出來，可謂寫實之筆。這樣的“兒女語”比任何的美德評價更具感人的力氣，由于它表現出了一個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讀者的共鳴。不幸的是“孰謂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隨于公開哉！”死神擦除了陳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絲痕跡，只留下了無盡的懷念與悲傷。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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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論我國古代文學中的意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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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眾所周知，文學創作是和創作主體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現了創作主體對客觀世界的審美體驗和認識。從古至今，創作主體在整個文學創作活動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古代文論始終將對創作主體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討創作主體的德才和學識、情操和稟賦等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及這些因素與作家創作的關聯性與復雜性。本文集中探討的是中國古代創作主體的人品與文品的具體關系。“文德說”是中國古代作家論中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命題。它的實質是說創作主體的道德修養決定文學創作成就的高低，這在文學史上確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文學現象，先秦開始一直為歷代文論家所重視并且不斷地加以發揮，“德”與“文”的關系隨著其內涵的發展也是在不斷地演變。“文德說”就其源，起自先秦時期的言、德之論，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這里的“文德”，不是專門針對文人而言的，不專指作者，而泛指一種美德。《禮記·表記》中說“君子恥有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

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辭第二的思想，又強調了德、行、言必須統一。雖然“文德說”在先秦并不專指文學，卻對后世文學主體論的“德”與“文”的關系發生了直接的影響。漢代王充在《論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確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說：“《易》日：‘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日：‘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以文為操”，就是以禮樂規定的文飾為儀表，而這種禮樂規定的文飾是合乎道德規范的。在《書解》篇中又說到“人無文德不為圣賢”。這里將道德和文章看成一體，當然這一命題也引起了后世批評家們的爭議。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文人的感情意念通過文辭都充分表露出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繼承“文德”之論的文論家頗多。魏文帝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提出的“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成了一個時期評論文人無德或少德的理論依據。

劉勰的《文心雕龍》除了有很多篇目論及文德之外，還有專篇論及文人品德，其論文人德行的專文是《程器》篇，借用《尚書·周書》上的比喻，說明人材要“貴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詞人那樣“務華棄實”，本末倒置，強調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養。南朝梁代文學家蕭統對于陶淵明的評價算是真知灼見，準確地論述了文與德的關系。陶淵明不僅詩品高潔，人品也一直為后世的人稱道，特別是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蕭統不僅為他編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陶淵明的文品和人品，這也是歷史上最早的高度評價陶淵明詩品和人品的論文。唐宋時期，古文運動興起，主張“文以明道”、“文以載道”，強調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對作家道德修養的要求更為強化。唐代的韓柳及其門人對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層的論述。韓愈在《答李翊書》中從古文運動的角度，闡述了學習古文須以“立行”為本，而以“立言”為表。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說明只有“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進入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達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練程度，并且還要再修養若干時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寫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時代，文論家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等的觀點，尤以宋濂為稱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寫作要崇實務本，合義理、事功、文章為一體的主張，認為文章的成敗高下不能僅僅從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從根本上著手，十分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

縱向觀察，中國古代文論家都把“文德”說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主體論的重要內容，認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養好的人才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因此對于進行文學創作的主體而言必須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這樣對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積極的意義。中國古代文論中所出現的“文品”、“賦品”、“詩品”、“詩格”等概念，實質都是與“人品”對應而言的，以“立德”為創作主體的首要條件，古代文學創作中對創作主體德行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論對主體性的深刻認識，對自身人格及創作的關系的認識。文學創作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評價它的作用和價值，既不能采取絕對肯定的態度，也不能采取簡單的否定態度，而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學創作的成敗顯然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畢竟會有一個主導因素制約著，創作主體的品格是絕不容忽視的，主體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預先規定了作品審美價值的高低，創作主體借其創作表達自己的情感、表現自己的審美情趣，因此表現主體的情志、個性、理想，始終是文學創作的基本特點之一。所以古代主體論對作家品格的重視，成為一個良好的導向，這使得作家不斷地修身養性、加強道德修養，表現自己高尚的情操，這對社會風氣的加強、文學的發展都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過分強調“立德”的作用，而忽視創作中的特殊性，這將無疑會阻礙文學的發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來衡量一個人的創作成績，這也是極不公允的。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創作主體既要重視道德修養，又要不斷在實際中開闊自己的學識視野、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堅持不斷創作、重視創作中的文辭表達，只有將這幾者緊密結合，才有好的文章產生。

篇4

一、問題的提出

(一)古代語言文字的閱讀理解障礙中國古代文論雖顯零散卻自成體系,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綿亙不絕地閃耀出智慧的光彩。

如從《尚書·堯典》中首次提出的“詩言志”命題算起,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為止,發展年限達數千年之久。這樣,理論積累之厚重自不必說,單是其理論表述的手段和媒介———古代語言文字的解讀環節便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尤其對于初習者來說,更是一道難以掃清的障礙。在文論課的教學實施中發現,如不對教學內容進行字面上的細致講解,學生便難以逾越文字層面去理解和感悟內在的理論意蘊。而如果過多地糾纏于這些諸如字音、字意等表層問題,則會使有限的教學時間更顯倉促,直接影響到教學主要目的———理論內蘊的接受效果。

(二)歷史文化語境的隔閡上面已經談到,古代文論話語散布于中國古代整個歷史發展時期。

而文論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與傳統文化的其他構成因素,諸如政治、經濟、藝術、宗教、哲學等等都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所以,不能脫離具體的文化大背景而對它作孤立、靜止的觀照與考察。古代文論中的每一種理論都有其產生的特定時代文化背景,即使是同一個概念和范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會有同中之異———相同外延下的理論內涵差別。古代文論話語的生成時期對于當下來說,已很遙遠,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態都已成為歷史文本中凝固的文字符號。剛剛步入本科階段的大學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還缺少整體而系統的了解,這為他們了解古代文論的實質和內蘊帶來了一定的接受阻力。

(三)相關文學創作實踐的認知與理解缺失中國古代文論的特征之一便是與文學創作實踐的互融共生性。

許多古代文論家的文學主張都是在具體的文學鑒賞、接受與批評中生成的。許多觀點都是從某些具體作品出發,在對這些作品的形象感悟與體驗中生發出來的,因而其理論觀點就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品格,而較少純理論思辨性的闡述。這種特點便決定了對這些理論的接受過程也離不開對一些作品的體驗與玩味。因觀點與作品的一體共存,所以,拋開具體作品,有時便難以理解其真正的話語意蘊。而學生對古代作家及作品創作實踐的了解有限,且往往局限于比較表層的東西,如此一來,當接觸到一些理論時,因對相關作家生平、思想及作品了解不夠充分,所以在理解理論觀點時,往往呈現出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狀態。這便是因對相關文學創作實踐體驗缺失而造成的接受障礙。

二、應對問題的策略及實踐嘗試

(一)重點理論文字資料的采擇及學習者課下獨立的預習學習古代文論時了解歷史原典的字面意義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如不能準確地了解字面意義,深層意蘊的感悟便無從談起。

而課堂教學時間有限,如把此環節放在課堂教學中來實施,那么,最終的教學目標則缺少時間上的保證,難以順利完成。面對這樣一個兩難問題,在教學實踐中嘗試采取如下措施來解決。首先,教師在備課之時把一學期應講授的文論原典資料集中起來,按照教學目標及教學重點采擇出課堂教學中必須涉及的重點文字及段落,按擬定的課堂施教思路對采擇的文獻資料進行合理的排列,并標明通過各段文獻資料所要完成的教學目標。

文獻資料的采擇力求少而精,通過這些精要的原典文字力爭能夠提綱挈領地展現出某種文學理論的基本精神與風貌。如學習孟子的“以意逆志”說便可按照這種方法作如下的資料采擇: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孟子·萬章上》)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下》)再如理解劉勰的藝術構思主張可作如下的資料采擇: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運,萬涂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

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文心雕龍·神思》)采擇資料之后的措施是課下的預習與研讀。施教者在每一次課程結束時,把下一次課程所需要的文獻資料復印后分發給學生們,學生們利用課下時間加以預習和研讀,重點在于準確把握文獻資料的字面意義。在預習過程中應結合完整的原典文獻并借助工具書來感悟和理解這些少而精的重點資料。

有了這樣一個獨立的預習和研讀的環節,便增強了課上學生學習活動的主動性。教學內容與學生思路相脫節的教學難題得到了明顯的克服。而課堂單位時間效率也獲得了有效的提高。

(二)理論生成文化背景的延展介紹古代文論中各種文學理論與其生成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

“中國古代文論的精髓,在于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作為底蘊,是服從于中國文化的總體格局的,而我們目前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卻恰恰在表層上做文章,未能深入其底蘊,這樣就難以突破工具論的束縛,而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價值內核,致使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未能成為‘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承傳活動。”[1]因此,古代文論課就不能僅僅著眼于文論本身,而應將其還原到其產生的具體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較為寬泛的文化解讀。當然,這種解讀必須以文學及審美作為核心與根本。從教學的具體實施環節看,則應注重古代文論生成文化背景的延展介紹,以期學生能對古代文論的深層內涵能有更透徹的領悟。如先秦儒家文論普遍強調詩歌所具有的道德完善與強化功能。

孔子在《論語》中有如下的經典言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陽貨》)如僅僅著眼于字面的解釋與分析,那是很容易理解和把握的:孔子強調的是由外而內的,通過詩書禮樂而養成品德的修身途徑。但這只是淺層次的問題,要想使學生對此問題有更深刻的領悟,則必須對此文學主張生成的歷史、社會、思想基礎作必要的介紹與分析。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詩的“賦詩言志”外交辭令功能受到人們普遍重視,而道德修身功能已淡化或弱化。那么,孔子為什么逆時尚而極力強調詩的道德修身功能呢?這便需要向學生講清這樣一些問題:生成于春秋之際的士人階層的生存處境及身份認同;建構圣賢及君子理想人格以證明立法活動的合法性;孔子修身理想主張的私人化文化語境,等等。孟子也同樣重視詩歌所具有的道德品格的養成功能。他提出了“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

兩項說詩主張,施行這兩項主張的前提條件則是他的“養氣”說,而更深層的根據則是他的“性善”說。

如果說孔子是從西周文化中尋求其話語的合理性,那么,孟子則是到人的內心中去尋求話語合法的依據。要想了解孟子修身主張的獨特品性,就有必要介紹孟子與孔子生存的不同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著名學者曹順慶曾就古代文論話語問題論述到:“話語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和社會歷史中形成的思想、言說的基本范疇和基本法則,是一種文化對自身的意義建構方式的基本設定。”[2]因此,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便與文論話語產生了密切的關聯。曹順慶還以“虛實相生”范疇為例進行了具體解說:“例如不理解中國傳統中尚虛無的取向,我們就不能完全理解中國‘虛實相生’這一話語的豐富內涵,從而也就不能充分體味‘沖淡’、‘空靈’這類術語所包含的全部意義。”[3]課堂教學實踐證明,理論生成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延展引入能夠有效地開拓學生的知識視野,從而能夠幫助學生更深刻地理解所學理論知識的本質和獨特的文化品格。

(三)重點作家的了解與作品的體驗性研讀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論話語言述往往呈現出與文學文本合二為一的狀態。

其中,中國明清小說評點是最為典型的表現形態:其評點雖以零散的、感悟式的形式呈現,究其實質仍是隱含理論詮釋因子的特殊文學批評形式。而這種特殊的文學批評是在作品的閱讀過程中隨機形成的,它與古典文學文本密不可分,融為一體,借用文本空白之處,以回前批、回后批、眉批、夾批、旁批等等方式表達著文本接受者對作品的理性感悟與思索。所以,在理解小說評點理論時應對古典文學文本創作者加以必要了解,然后在“知人論世”的基礎上對作品相關內容進行體驗性的研讀。

小說評點之外的其他古典文論有些雖然已與文本呈分離的獨立形態,但也時時不離對文學創作實踐的感悟與體驗。如“摘句”便是中國古代詩學批評的常見模式。“古代詩學批評中,摘句是相當突出的現象,即不作細致的解說分析,而惟摘錄能說明己意的詩句,羅列之,使觀者自明。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整體直覺。人們認為詩歌的意味,或佳妙處,往往很難以明確的言辭加以解說,最好的方法莫過于讓讀者直接從原作中領會。”[4]請看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表述:“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閑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這便是“摘句”評析的典型實例。

中國古代文論與文學文本創作實踐的關系猶如魚與水的關系,脫水之魚便立即失去了其鮮活之氣與活躍的生命力。如果脫離了理論觀點所寄生的文本情境,也往往不能真正得其理論的精髓與要義。

所以,在古代文論課程的學習中,經典作品的研讀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這個環節的完成應該是在課下,由學生獨立完成。施教者根據學習內容為學生分批開列出最具代表性的研習篇目,每篇作品都為學生確定好研習和理解的重點和切入點,使學生能帶著具體問題和方向去閱讀和理解。如了解王夫之的“情景相生”理論觀點時,可以給學生布置兩類課下研習篇目。第一類包括:《詩經·小雅·采薇》;李白《子夜吳歌》(之三“詠秋”);杜甫《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之三);杜牧《秋夕》;馬致遠《秋思》等。

這一類作品重在使學生體驗景中含情的表現特征。

第二類包括:陳子昂《登幽州臺歌》;駱賓王《于易水送人》;杜甫《登岳陽樓》等。這一類作品重在使學生體驗由情及景、以情帶景的表現特征。再如了解明清時期盛行的“性靈說”文學理論主張時,給學生布置如下的課下閱讀篇目:袁宏道:《虎丘記》、《滿井游記》、《徐文長傳》;張岱:《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袁枚:《祭妹文》等。這種閱讀的理想效果應是既注重認知又注重非認知的體驗性閱讀。“認知的目的不是停留在知道客體是什么,更根本的是要將這種知識內化到主體自身的情感體系和個性之中;只有成為了主體自身的價值、態度、信念的知識,才能達到安頓自身情感的目的,也才是主體的真正知識。一切停留在情感、個性之外的知識對主體來說只是假知識。”[5]教師在指導學生閱讀時應注重學生這種帶有生命情感色彩的體驗性閱讀能力的養成。

通過課下的閱讀與思考,學生對所學理論知識便有了感性化的,深入其境的理解與體驗。這樣,在課堂教學中就有了學習古代文學理論知識的感性接受基礎和條件。

有了學生在課下的預先研習基礎,學生在課上便由被動的接受者轉而成為主動的參與者,課堂上活躍的雙邊活動氣氛也就漸漸形成了,學習也就呈現出了漸次優化的趨勢和效果。

參考文獻:

[1]袁濟喜.古代文論的人文追尋[M].北京:中華書局,2002:1.

[2]曹順慶.中國古代文論話語[M].成都:巴蜀書社,2001:26.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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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t1、閱讀能力:

    t 學習和研究古代文學,首先要過的是文字關。因為古代文學作品都是用古代漢語寫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語言的文字、聲韻、語法等知識,能夠自如地閱讀古文,才能真正讀懂作品內容。以廣為流傳的唐代詩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為例,(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闕”“三秦”“五津”“宦游”“比鄰”“歧路”“兒女”等字詞的意思,是無法理解這首詩表現的內容的。

    閱讀能力還包括對作品內涵的領會能力。譬如有時須了解作者的 背景與寫作動機,用中國古代傳統的說法是“知人論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寫這首詩?這就需要許多歷史、傳記、文化背景、創作情況資料方面的積累,下許多考證的功夫。

    t 以李商隱的《錦瑟》為例,(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歷代評論家都有感于它的難解,它難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詞、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與動機。關于此詩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這是詩人追懷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詩(見《玉溪生詩箋注》);有人說這是一首描寫音樂的詠物詩(見《緗素雜記》);有人說這是李商隱晚年追敘生平,自傷身世之辭(見《玉溪生詩箋注》)。持這些說法中的任何一種,從詩的字句都分析不出來,都要有材料為依據,要有考據查證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黨爭、義山與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義山自己仕途的坎坷,無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測;如不知舊版李商隱詩集以此詩為首,也很難判定其為詩序、詩論;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與偏愛錦瑟,這就更需要過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見,閱讀能力的提高必須以擴大知識領域為基礎。

    t 研究要精,閱讀則要博。讀書的面不妨寬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應涉獵,這樣才能有利于一個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

    t 在這方面,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是20世紀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那樣一致的承認。陳寅恪先生治學的范圍非常廣,除隋唐史外,他還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歷史學外,他還研究佛學、文學、語言學等,并在如此眾多的治學領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僅就治學工具——語言的掌握,他不僅超過了乾嘉巨子錢大昕,而且比王國維有過之而無不及。據同時代人回憶,他在歐美除了學習歐洲一般語言外,還學習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國后又學習滿文。因此,在占有資料方面,很少有學者能與他相比。

    t2、閱讀層次:

    t 讀書可以分幾個層次,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閱讀主要分為讀文學史、讀作品選和讀學術經典三個層次。

    t (1)讀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遺產非常豐富,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國恩、王起等人編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等一類的著作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及其發展的歷史,有助于讀者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大概面目,對于一般水平的人來說,讀一種或幾種公認寫得比較好的文學史很必要。

    t (2)讀作品選。為什么要讀作品呢?因為整部文學史就是由許多時代的無數作家一起創作出來的,一個時代的文學現象是由當時許多作家一起創作所形成的,一個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現在其平生遺留下來的作品上。所以無論是對一個作家或一個時代以至相續幾個時代文學的研究,都必須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學作品是作家的精神產物,優秀的文學作品凝結著作家高尚純美的感情,并以優美獨特的手法表達出來,有著深厚雋永的藝術魅力,影響著讀者的精神境界。俗話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詠。”如研究宋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選注的《宋詞選》多為詞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詞的豐富多彩,而且注釋通俗完備,評析精當,是一個影響較大的宋詞選本。但如果是研究一個作家一個詩人,就應該盡可能讀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讀古代典籍。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首先應有個大致的了解。中國古代圖書自唐以來一直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學屬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學習古典文學,對于經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應了解甚至熟悉,這是研究古代文學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視。

    經部,收錄的是儒家經典。主要包括十三經、古樂、文字等方面書籍,以及解釋經書的著作,儒家經典了"十三經"為代表,包括《周易》《尚書》《詩經》《禮》《春秋》,后《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種,《春秋》分為《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三種,加上《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成十三經。

    t   史部,主要是各種體式的史書,如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別史、雜史等。研究古代文學,應注意其歷史背景,一定要讀有關的史書。比如研究先秦兩漢文學,要用心讀《史記》《漢書》;研究唐代文學,要讀新舊《唐書》等等。史部還包括地理著作、政書、目錄書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來諸子百家及釋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圍廣,收書也比較復雜,有哲學書,也包括算術、天文、生物、醫學、農學、軍事、藝術、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筆記小說和類書。子部中也有一些帶有迷信色彩的書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等及其有關書籍。儒家思想,主要見于《五經》《四書》;道家之書以《老子》《莊子》最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韓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辭優美,應加以注意;小說家中的《世說新語》記載魏晉名士言行,雋永有味,對后世影響很大,也應閱讀。

    集部,收歷代詩文集、文學評論及詞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稱別集,多人著作合編一起的集子稱為總集。別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韓愈的《韓昌黎集》等。總集,如《昭明文選》、《全唐詩》等。文學評論,如《文心雕龍》、《滄浪詩話》。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項:

    t 1、廣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統地閱讀有關文獻,可以借助于目錄學,如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補正》等書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寬泛一些,以免顧此失彼。

    t 2、透徹理解,發現問題。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讀,反復讀,方能獲得透徹的了解并從中發現問題。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細小處發現并獲得對問題具有關鍵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積累,在閱讀過程中要花工夫記下有價值的材料和心得體會。

    t 3、避免先入為主。應該做到一切從材料出發,而不是根據已有的觀點來對材料進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詩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讀他的作品集,讀他的有關資料,了解前人對他的研究狀況。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你所發現的有些問題前人已經研究過了,那么這樣的問題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有些方面你認為值得研究但是別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種是有些問題別人雖然研究過,但你自己的體會有所不同,或者別人的結論與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對前人的某一觀點做補充,那么,這些獨到的體會都將是適合你研究的課題。這樣確定下來的選題比先主觀地選個題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寫起來也不會泛泛而論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現代化的資料檢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學過去主要靠背誦,現在背誦當然不能荒廢,便在已經發展到信息時代的今天像舊時讀私塾那樣用很多時間背誦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因而可以運用網絡,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學術期刊網等。

    t三、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一種具體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開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與處理的對象相應,研究方法應該是根據研究對象而確定的。

篇7

美國當代著名文藝批評家亞伯拉姆斯在他的重要文藝論著《鏡與燈》中認為藝術創作涉及四個要素：作品、作者、宇宙（或自然）和讀者，我們現在研究文學作品，首先提到的是人物形象。而我國古代的詩文理論，討論作品藝術性時，長期以來注重語言之美和前景交融等方面，忽視人物形象描寫，直到明清時代戲曲、小說創作的大量涌現，人物形象的缺位才得以改善。①這一現象可說是我國古代前期文論的一個特點，本文試從中國傳統哲學觀、文學觀、史學觀三方面來探討這一現象。

一、中國傳統哲學觀的影響

一個民族的文學理論，是這個民族的哲學思想在文學領域的具體體現，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著該民族哲學的特色。

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其顯著的特征是文學的哲學化（如《詩三百》被列入 “五經”），和哲學、歷史的文學化（如《莊子》被視為文學散文、《史記》中的一部分被視為傳記文學）。一般而言，哲學的表達方式是思辨的、說理的、演繹和歸納的；但也可以是敘述的，描寫的，甚至是抒情的。與西方哲學相比，中國古代哲學更擅長用后一類方式言說思想、建構體系。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馮友蘭道：“中國哲學家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②這就使得文字簡潔而內涵深刻，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哲學具有一種人格精神，它的最終目的是要塑造出“內圣外王”的人格范型，它要求愛智（哲學）者“不但要知道它，而且要體驗它”。中國哲學不僅是認知的、思辨的，更是體驗的、感悟的，在后一個側面上，它與性靈、妙悟的中國詩歌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契合，從而直接鑄成中國古代文論的詩歌精神和詩性特征。

中國古代的文論家以詩人的情感內質、思維特征、表達方式來評說研究對象，來構建文藝理論，使得古文論一開始便具有感悟、空靈、自然、隨意，以及個性化、人格化、詩意化、審美化等特征。孔子文論的語錄體和隨感式，莊子文論的寓言化，以及《詩三百》部分文論思想的詩句，為后來中國文論奠定詩性精神基調。《文心雕龍》雖具備“綱領明”、“毛目顯”的理論體系和“擘肌分理，惟務折衷”的思辨方法，但仍然具有“駢文”的形式魅力和詩意化的語言。《詩品》以“直尋”和“騁情”的言說風格，“意象點評”的言說方法，開中國文論最具詩性特征的文本形式。《二十四詩品》一首四言詩描述一種文學風格，一品即為一組意象或一種詩性境界。《人間詞話》以詞作釋詞境，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為“有我之境”；“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無我之境”。中國古代文論的詩性化有別于西方文論的思辨性、系統性、規范性、明晰性等特征，這也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獨特性。

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哲學觀，使我國古代詩文理論具有明顯的詩性特征，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所說的“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深刻地把這種觀念形態表現出來。

二、中國傳統文學觀的影響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可謂源遠流長。“詩言志”貫穿了我國古代整個詩文理論，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一向主張詩以言情。如《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嚴羽《滄浪詩話·詩辯》篇說：“詩者，吟詠情性也。”我國古代長期以來詩歌創作以抒情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因此影響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主情一直是中國詩歌理論的主流：《毛詩序》講“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及詩歌的“吟詠性情”，無論是“志”還是“情”都不屬敘事。西晉陸機有“詩緣情而綺靡”，唐代有“詩者，苗言，根情，華聲，實義”之說，晚唐司空圖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宋代詩歌總體來說是重理尚法，以議論為詩，也沒有把現實生活當作詩歌內容來詠唱，嚴羽又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后來的“四靈派”、“江湖詩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獨抒性靈”一直到清代的“格調派”、“肌理派”等等。總而言之，上述諸多詩學理論都沒有把目光投向現實生活，而是投向心靈，把“情”和“志”以及人生體驗作為詩歌所要表達的對象， 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視詩歌內容。很少把現世生活和現實事件作為詩歌要表達的對象， 這顯然影響敘事詩的發展。

另一方面，詩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韻等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詩歌的敘事。詩歌從一開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齊， 以便歌、舞、樂的配合協調。從詩經的四言詩到漢魏六朝的五言詩、七言詩， 最終發展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詩。格律詩篇有定句， 句有定字， 對仗和押韻有嚴格的要求， 這種詩體是極其不便敘事的， 因而影響敘事詩的發展。

除了敘事詩不發達影響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不同時代的文學價值觀是不同的，人們的審美評價標準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們主要從政治美刺角度去認識文學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文學辭章之美、個性情感之美，開始有所認識，如以有韻、無韻區分文、筆；唐以后人們開始把文章之用從政治美刺轉向道義，提出“文以載道”。在駢體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駢體文學崇尚的騙偶、辭藻、聲韻、用典等語言文辭之美，作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藝術特征來看待。唐代詩文創作涌現出一部分文人主張寫散體文，詩歌領域一部分人提倡寫古體詩，推崇建安風骨。但從總體上看，還是駢體文學占據優勢地位，并反映到理論批評方面。《舊唐書·文苑傳序》鮮明地表現了編者擁護駢體文學的立場和態度。

我國古代詩歌創作以抒情詩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諸如比興、意境、星期、韻味、神韻等，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討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戲曲、小說到元明清才進入繁榮時期，在此之前詩文一直在文壇占據統治地位，比較通俗的敘事作品（志怪、傳奇、變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輕視和排斥。

三、中國傳統史學觀的影響

從先秦到唐代，中國古代敘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學中的神話、寓言故事、志怪小說外，主要是依附著歷史寫作發展起來的歷史敘事方式。《史記》等紀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傳記部分就是這種歷史敘事的典型。近年有學者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認為中國古代詩文理論中的“詩性敘事和敘事詩論最初是寄生在歷史敘事和敘事史學中的”。并認為：“中國的敘事詩論是從詩之外的小說戲劇等寫作經驗中生長出來的，而小說戲劇的母胎更像是史傳而非詩歌。因此，以小說戲劇論的樣式而出現的中國敘事詩論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艱難偏離史傳敘事理論的歷史。”③

古代文論的敘事傳統從《尚書》和《左傳》開始，《尚書》是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左傳》則是被譽為“ 敘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編年史。二者構成中國史官文化的敘事之源，劉知幾《史通·敘事》討論史官文化的敘事傳統及敘事原則，就是從《尚書》和《左傳》開始談起的。劉知己指出：“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④“ 以文敘事”，即中國文化“ 文史不分”的傳統。“ 史”之敘事必須借助于“ 文”，而“ 文”之批評和理論又常常寄生于“ 史”。就后者而言，《史記》有文學家列傳及其“ 太史公曰”， 《漢書》有《藝文志》， 《后漢書》有《文苑傳》， 《隋書》有《經籍志》和《文學傳》……歷史敘事與文學（ 理論）敘事纏雜交錯，難解難分。在古代中國， “ 史”的敘事者，同時也是“ 文”（ 文學和文論）的敘事者，如司馬遷、班固、沈約、劉知己、歐陽修、司馬光、馮夢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章學誠等。他們或者在自己的史書中討論文學理論問題，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屈原傳》等；或者在史書之外另有文學理論的專門著述，如班固之《離騷序》、《兩都賦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學（ 理論）與文學（ 理論）的雙重性質，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中國傳統的史學觀，使“史傳文學”更好地承擔了人物形象塑造這一重任。

“我們考察、衡量古代詩文的藝術價值，應當實事求是地結合作品的實際情況，結合它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民族特色和歷史傳統，而不是套用國外的理論（如形象性、典型性），這樣才能取得比較客觀中肯的評價。”⑤我國古代文論注重語言和修辭具有較強的詩性特征，從而忽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這是和我國的傳統哲學觀、文學館、史學觀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學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與之相適應的文學樣式。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國古代文論詩性特征的內在矛盾。我們評價判斷一種文學理論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種文論對文學現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對后世文學的指導性，而中國傳統詩文理論“以詩論詩”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評本體（文論）與批評對象（文學）的界線。古代文論如何更好地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如何成功“轉型”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注解：

①本文所談及的古代文論嚴格來說指中古時期——從漢魏到唐五代。

②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頁。

③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40、141頁。

④[唐]劉知幾撰，黃壽成校點：《史通·敘事》，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

⑤王運熙：《中古文論要義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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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羅宗強.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概述[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12.

篇8

孔子直接探討《詩經》的言論其實不多，不過他與門人子弟對于《詩經》中詩句的問答以及其他一些與文學有關的言論則對于后世的影響較為深遠，遠遠甚于孔子對于《詩經》解讀的影響。

(一)實用上的斷章取義《論語•八佾》篇中有言:“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詩經》中本無“素以為絢兮”句，子夏所說的幾句是描述一個美女的，但孔子認為，一個純潔的女子要先知禮才是真美。②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淇澳》)來解釋“貧而樂，富而好禮”的所謂“精益求精”。而根據有關學者研究，“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陽貨》)也意在讓伯魚(孔子的兒子孔鯉)領悟詩意而早點結婚生子，含蓄地運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愛情、婚姻家庭的表層意義。可以看出，孔子以《詩》為修身之具，與外交場合賦詩言志一樣，是可以離開全詩的本來意義而斷章取義為我所用加以發揮的。誠然，“唯其因為目的在于應用，所以孔門言詩往往斷章取義，借題發揮，甚至只是作為一種語言材料來運用，闡說的對象和原詩的本意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就開了后來經學家任意曲解詩義的先河”。后來的孟子雖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實也還是不免斷章取義。而這種斷章取義，在后世對于“經”的解讀上顯得更加顯明，《詩大序》將《詩經》解讀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這種解讀與孔孟為我所用的思想雖然不無繼承關系，但是后者顯然是一種歪曲，與孔孟的實用觀相差甚遠。

(二)尋章摘句所謂斷章取義，可以說就是按照具體環境對詩歌的意思進行解讀的意思，這在春秋時代比較普遍，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賦《鶉之奔奔》以表達對于鄭伯的不滿，而原詩卻是衛人諷刺其君上宣姜的荒，顯然，這里賦予了詩本沒有的意思。而這種斷章取義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種“尋章摘句”了。所謂“尋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詩中的一些語句來對詩歌進行概括，當然，這種摘句，很可能運用了原詩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對原詩句進行了改造，但無論何種情況，都只“突出了某一點或某一方面，從而形成不同的關注重心”。《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正如上文所言，“思無邪”出自《詩經》，孔子用這三個字來概括《詩經》，很可能是在說《詩經》的思想純正，也可能是在說《詩經》內容的真實;如果是前者，顯然是在對原詩句進行改造，而后者則符合原詩句的意思。無論怎樣，我們將這種摘句的傳統歸之于孔子，雖然顯得唐突，但是仍然不無道理，因為后世的解經者或文學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據，以作為自己突破的勇氣和決心。這在下面的德言之論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三)德言之論所謂德言之論，出自《論語•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這種言論當然有輕言論重道德的意思，其實儒家的經典大都有這種傾向，譬如《左傳》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將“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這種重德輕言的思想為歷來的治經者所接受，但是，將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卻始于文道之爭。“言”在漸漸演化中，成為了一個與“文”相提并論的概念;“道”本來是指前輩先哲們的大道，荀子、劉勰的“原道”、“征圣”、“宗經”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運動倡導者韓愈那里，其實還是在說先輩們的大道。不過在韓門弟子，即古文運動的繼承者那里，則漸漸發生了分歧，本來在韓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為兩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將古文道統與儒家道統合二為一，仁義與文章合二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學家更是使其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朱熹雖然也重德輕文，但是他卻對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懷疑。這涉及到文統與道統的關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則可以發現，這個德言之論其實與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這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了。其實，這個話題又牽涉到文質的問題。

(四)文質彬彬“文質彬彬”出自《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質，是本質。勝，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兩層意思:史書，史官。這句話的意思是:本質多于文采，則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質，則如史書。史書乃史官所寫，不免有所偏廢或言過其實。子貢也說過類似的話:“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顏淵》)這兩處的意思本來與文學沒有太大聯系，不過后來被引入文學中，譬如劉勰《文心雕龍•情采》中所言“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這就將文質與文章的內容—形式等同起來。其實，在孔子的其他言論中還是談及到了內容形式的問題。比如“辭達而已矣”(《衛靈公》)，不過孔子所說的“辭”到底還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辭令，幾乎不涉及文學，并且這句話看起來說的是那樣輕巧;即使《左傳》中孔子所說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樣不屬于文學，但是對于內容和形式并重的觀點還是比較明顯的。在孔子之后，卻有許多學者將“文質”“辭達”納入到文學體系內進行闡釋。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賢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論語》即是秉持這種宗旨的結果，即使相傳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種向往恢復到古代那種社會的情結，孔子是想恢復到禮樂文化昌盛的西周時代，老子向往那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時代，其實，這都是一種復古的念頭。這種復古的思想，其實在后來愈演愈烈:對于新鮮事物進行打壓，而對于古代的東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現的事物，經過一段時間或歷史，也還是會變成“古”的，這就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對于新的事物保持距離，使得人們無法認清新事物的優缺點;而幾乎全盤接受舊的事物，也就把舊事物的一切視為精髓或營養而吸收掉，這就導致中國文學缺少當下的反思。這種復古思想歷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會晚期，這種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漢派等即是如此。而與這種思想相關的另外一個表現就是是古非今，歷代都出現過這種聲音，譬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中在談到文章流變時就認為今不如古，前勝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謂《論語》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為于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實無關文學，孔子只是在說子路入道雖然還不夠深入，但是已經不淺，叫門人子弟不得小覷了子路。后來的鐘嶸在《詩品》中評論曹植陳思王時曾這樣說道:“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鐘嶸直接將孔子的“升堂入室”運用到對于人物的評論上來。唐朝張為《詩人主客圖》將中晚唐的詩人分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門五等，雖有偏頗，但將鐘嶸的這種做法更細化了。后來江西詩派的呂本中在《江西詩派圖》將一個詩派的人物歸入一類，也有這個意思在，而后來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為江西詩派重續家譜，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之說，則更加明顯。這種突出一個宗派之內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僅僅限于一個派別之內，而對其他門派不予借鑒，則很可能造成門戶之見，這就是下面所要講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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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文學觀的影響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可謂源遠流長。“詩言志”貫穿了我國古代整個詩文理論，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一向主張詩以言情。如《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嚴羽《滄浪詩話•詩辯》篇說:“詩者，吟詠情性也。”我國古代長期以來詩歌創作以抒情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因此影響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情一直是中國詩歌理論的主流:《毛詩序》講“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及詩歌的“吟詠性情”，無論是“志”還是“情”都不屬敘事。西晉陸機有“詩緣情而綺靡”，唐代有“詩者，苗言，根情，華聲，實義”之說，晚唐司空圖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宋代詩歌總體來說是重理尚法，以議論為詩，也沒有把現實生活當作詩歌內容來詠唱，嚴羽又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后來的“四靈派”、“江湖詩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獨抒性靈”一直到清代的“格調派”、“肌理派”等等。總而言之，上述諸多詩學理論都沒有把目光投向現實生活，而是投向心靈，把“情”和“志”以及人生體驗作為詩歌所要表達的對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視詩歌內容。很少把現世生活和現實事件作為詩歌要表達的對象，這顯然影響敘事詩的發展。另一方面，詩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韻等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詩歌的敘事。詩歌從一開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齊，以便歌、舞、樂的配合協調。從詩經的四言詩到漢魏六朝的五言詩、七言詩，最終發展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詩。格律詩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對仗和押韻有嚴格的要求，這種詩體是極其不便敘事的，因而影響敘事詩的發展。除了敘事詩不發達影響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不同時代的文學價值觀是不同的，人們的審美評價標準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們主要從政治美刺角度去認識文學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文學辭章之美、個性情感之美，開始有所認識，如以有韻、無韻區分文、筆;唐以后人們開始把文章之用從政治美刺轉向道義，提出“文以載道”。在駢體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駢體文學崇尚的騙偶、辭藻、聲韻、用典等語言文辭之美，作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藝術特征來看待。唐代詩文創作涌現出一部分文人主張寫散體文，詩歌領域一部分人提倡寫古體詩，推崇建安風骨。但從總體上看，還是駢體文學占據優勢地位，并反映到理論批評方面。《舊唐書•文苑傳序》鮮明地表現了編者擁護駢體文學的立場和態度。我國古代詩歌創作以抒情詩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諸如比興、意境、星期、韻味、神韻等，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討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戲曲、小說到元明清才進入繁榮時期，在此之前詩文一直在文壇占據統治地位，比較通俗的敘事作品(志怪、傳奇、變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輕視和排斥。

二、中國傳統史學觀的影響

從先秦到唐代，中國古代敘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學中的神話、寓言故事、志怪小說外，主要是依附著歷史寫作發展起來的歷史敘事方式。《史記》等紀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傳記部分就是這種歷史敘事的典型。近年有學者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認為中國古代詩文理論中的“詩性敘事和敘事詩論最初是寄生在歷史敘事和敘事史學中的”。并認為:“中國的敘事詩論是從詩之外的小說戲劇等寫作經驗中生長出來的，而小說戲劇的母胎更像是史傳而非詩歌。因此，以小說戲劇論的樣式而出現的中國敘事詩論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艱難偏離史傳敘事理論的歷史。”③古代文論的敘事傳統從《尚書》和《左傳》開始，《尚書》是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左傳》則是被譽為“敘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編年史。二者構成中國史官文化的敘事之源，劉知幾《史通•敘事》討論史官文化的敘事傳統及敘事原則，就是從《尚書》和《左傳》開始談起的。劉知己指出:“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④“以文敘事”，即中國文化“文史不分”的傳統。“史”之敘事必須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評和理論又常常寄生于“史”。就后者而言，《史記》有文學家列傳及其“太史公曰”，《漢書》有《藝文志》，《后漢書》有《文苑傳》，《隋書》有《經籍志》和《文學傳》……歷史敘事與文學(理論)敘事纏雜交錯，難解難分。在古代中國，“史”的敘事者，同時也是“文”(文學和文論)的敘事者，如司馬遷、班固、沈約、劉知己、歐陽修、司馬光、馮夢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章學誠等。他們或者在自己的史書中討論文學理論問題，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屈原傳》等;或者在史書之外另有文學理論的專門著述，如班固之《離騷序》、《兩都賦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學(理論)與文學(理論)的雙重性質，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中國傳統的史學觀，使“史傳文學”更好地承擔了人物形象塑造這一重任。“我們考察、衡量古代詩文的藝術價值，應當實事求是地結合作品的實際情況，結合它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民族特色和歷史傳統，而不是套用國外的理論(如形象性、典型性)，這樣才能取得比較客觀中肯的評價。”⑤我國古代文論注重語言和修辭具有較強的詩性特征，從而忽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這是和我國的傳統哲學觀、文學館、史學觀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學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與之相適應的文學樣式。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國古代文論詩性特征的內在矛盾。我們評價判斷一種文學理論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種文論對文學現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對后世文學的指導性，而中國傳統詩文理論“以詩論詩”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評本體(文論)與批評對象(文學)的界線。古代文論如何更好地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如何成功“轉型”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作者：肖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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