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理論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學理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范式”理論

“范式”（paradigm）這個概念是美國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他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之中提出的。但他對“范式”的概念從未作過精確的定義性解釋，綜合各方面的觀點，學者們認為庫恩所稱的“范式”，可以理解為主要包括三個層面：1.在理論和方法上，它是科學共同體所具有的“模型”或“框架”；2.在心理上，它是科學共同體所共同的信念；3.在實際操作中，它是科學共同體所具有的起點、語言及教育內容[2]。范式實際就是研究立場，它意味著共同體成員圍繞特定學科或專業領域建立起來的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取向、共同的研究范圍甚至共同的技術。但是，范式作為科學發展的邏輯并不等于理論本身，艾爾•巴比曾說：“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視角，字面意思就是看事情的出發點，它提供了觀察生活的方式和關于真實實體特性的一些假設。相比之下，理論只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統化的關聯性描述。因此，理論賦予范式真實感受和明確的意義，范式提供視角，理論則在于所看到的東西[3]。“范式”概念的提出，在社會學領域，社會學家們批判地繼承了“范式”理論，首先，修正了庫恩所認為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他認為不同的社會學理論范式是非此即彼的。其次，瑞澤爾提出可以在三個層面上使用“范式”這一概念：1.把“范式”用來區分科學家共同體或者區分不同學科，如物理和化學；2.用來代表某一學科的不同發展階段，如社會學的經典時期和現代時期；3.用來代表同一時期、同一領域內亞科學家共同體[4]。并且他認為最后一種是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見，社會學理論的范式是社會學家對他們的研究主題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意向和潛在的知識假設。其中包括社會學家的基本價值前提、所研究主題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觀察和調查而對具體現象和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5]。

二、國外社會學理論家們對于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分析

隨著“范式”理論被全面地引入社會學，社會學理論家們都紛紛開始運用這最新的工具來反思社會學理論。他們運用“范式”考察社會學理論，大概得出了三種不同結果:社會學無范式說、社會學單一范式說和社會學多范式說。喬納森•H•特納是一個社會學無范式論者，他認為，范式這一概念要求過高，如果按照庫恩的要求去衡量的話，現代社會學沒有任何理論在嚴密性、精確性和確定性上足夠構造一個抽象概念和定律的范式，以及已經檢驗的研究發現的范式[2]。而社會學單一范式論者卻認為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應該是一種范式的科學，比如在社會學的初創和發展階段，絕大部分社會學家都是以所謂“主體―客體”、“個體―整體”、“宏觀―微觀”等二元敘事為主題來研究傳統社會是如何向現代社會變遷的[5]。相對于前兩種論調而言，大多數社會學家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多重范式的科學。其中就有最早提出社會學多重范式說的弗里德里希，也包括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社會學家瑞澤爾。瑞澤爾將社會學中各種流行的理論劃分為三種基本的不同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釋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它們在范例、主題意象、方法和理論上都各有不同。社會事實范式關注宏觀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強調社會結構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及影響。該范式在整個社會學的發展歷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度成為“科學”社會學的代名詞。這主要歸功于孔德所倡導的實證主義和涂爾干所推行的社會學主義，帕森斯、默頓的結構功能主義也功不可滅。這一范式發展出了奠基于自然科學理性原則基礎上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他們希望能夠以與自然科學相似的客觀性和可測控性要求來進行社會研究。社會釋義范式認為社會學研究主要是去理解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行動的主觀意義，以及這種意義對行動者和社會現實的影響，它既是人文主義的，同時又是微觀的。這一范式源于德國的學術傳統，在經典時期有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在韋伯之后，胡塞爾的現象學通過舒茨的《社會世界的現象學》影響了美國社會學界，直接孕育了現象學社會學。另外，美國自己創造出的純粹的社會學理論還有加芬克爾的日常生活方法論和符號互動理論，都屬于社會學理論的社會釋義范式之列。社會行為范式也具有自然主義和注重客觀性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理解社會結構或社會事實，而是理解社會行為及決定或影響社會行為的內外部因素（前者如本能或需求，后者如賞罰這樣的刺激或環境因素）。這一范式最早是在心理學中獲得發展的，它在現代時期的代表人物在心理學中是斯金納，在社會學中則是社會交換理論的大師霍曼斯。它們都從個人層面出發，將社會事實還原到個體的心理或行為層面，尋求社會行為甚至社會結構的解釋。這種個體主義的立場既是社會行為范式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它與社會釋義范式的基本區別所在。

三、對于瑞澤爾三重范式理論的揚棄

瑞澤爾的劃分與人們在學理上的常規認識一致，同時也與社會學中的現實相仿，因此提出以后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并成為一段時間內社會學理論研究中一種新的分類“范式” [4]。但是，這一分類模式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忽視了社會批判理論。瑞澤爾的分類基礎是不同理論在有關社會現實的性質的基本假設方面的差異，而社會批判流派恰恰在這方面顯示了與上述三大范式的區別：即它強調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否定。這一取向的社會理論家們認為，事物的本質存在于對現實的否定或批判之中[4]。另外，早在瑞澤爾之前，哈貝馬斯已經提出了一種與瑞澤爾略有不同的社會學范式構想，我們可以認為在其理論體系之中，批判的知識即社會批判范式。如此，在瑞澤爾對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探討之外，哈貝馬斯提出了社會批判范式。周曉虹教授正是注意到這兩點，對瑞澤爾的理論進行了修改并且擬定圖1來說明自己的觀點。

他的這一范式的建構是以兩對理想類型分別作為橫軸和縱軸的：宏觀―微觀；自然主義―人文主義。他主張將宏觀―微觀、自然主義―人文主義視為兩對既有一定的區隔、同時又互為過渡的“連續統”，這樣就不至于認為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他認為“宏觀―微觀”涉及社會學家對人性和社會秩序及相互關系所持的態度：主張社會學應該將宏觀過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學者，會認為社會秩序是制約人性或人類行為的突生現實。而主張社會學應該將微觀過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學者，則認為社會秩序或社會結構是人性的“復述”，或者說是由人類行為建構起來的。而“自然主義―人文主義”涉及社會學家們研究人性與社會秩序時的基本策略和研究路徑。主張自然主義方法的學者，將社會事實或人的行為視為物，因此在他們眼中社會學是一門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為此，有的自然主義社會學家將物理學或生物學視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也有的自然主義社會學家力求將自然科學和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都統一起來，因為他們認為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是受著某種客觀的規律支配的。最后，主張人文主義的學者，認為人和自然界的萬事萬物有著本質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區別在于人能夠將意義或價值附著在其所遇事物之上，因此，我們可以將社會現實或社會秩序視為是由人的有意義的行為建構起來的[4]。這樣，周教授實際上認為社會學有四種理論范式（圖1，圖2）。

四、對周教授所建立模型的一點修改

篇2

一、青年文化學理論

青年文化學是把青年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利用文化人類學知識對其進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亞文化發生發展業起作用的規律。首先用文化人類學觀點對青年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M•米德，繼后按文化學模型進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頓、卡丁納等人。他們認為，青年期不單是一種生理一心理現象，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現代社會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現，但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文化類型，社會發展的復雜程度，以及社會在不同年齡組之間所確定的差異和從一個年齡組向另一個年齡組過渡的方式。在文化不發達的社會里，如薩摩亞群島的原始部落群里，幾乎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青年期，人們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機”，也看不到與青春期到來相隨而生的戲劇性變化。當代社會文明不僅促進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斷提前，而且社會文化適應過程的復雜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長。因此，人生歷程上的漫長的青年期，是當代社會文明的必然產物。他們認為，青年是社會世代結構關系中的一代人。世代關系是一種文化關系。在傳統社會里，社會文化緩慢演進，上一代人把傳統文化自然而然地傳給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會化或文化適應過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會文化的加速度發展，世代間傳統的文化傳遞過程產生了障礙。上一代人在青年社會化過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齡群體所代替。青年群體成為青年社會化或文化適應過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長和發展可以不再依賴于成人據優勢的社會主導文化，而越來越仰仗青年自己創造的文化，即所謂青年亞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進一步把人類社會世代關系歸納為三種文化類型。即成人楷模型、業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謂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會和宗教、意識形態團體的文化。在這種文化類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傳統，從過去吸取權威，所謂業存文化，是指文明社會里的兩代人各自從自己同齡人那里吸收文化。兩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會;所謂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變成了社會文化權威。上一代人只有反過來向青年學習才能適應社會。六十年代以來，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新的科學技術為主體的新文化面前，兩代人被拉到同一條起跑線上。長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詞。青年人正在贏得尚不為人所知的新的權威地位。他們處處用青年楷模文化來理解社會的未來。今天，沒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樣理解、經驗和吸收人們眼前所發生的如此迅猛的變革。他們指出，社會文化類型的演變，與世代之間的“鴻溝”相關。所謂代溝，本質不在于代際間生理、心理上的差異，也不在于某些社會和政治行為方面的區別，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異，其核心在于價值觀方面的分歧和沖突。米德認為，代溝是普遍存在于人類世代關系中的文化現象。局部的代溝現象，以前就產生過，如農民出身的父母與其在城市里長大的子女之間;外來移民與其在居住國長大的孩子之間，一次大戰前無優無慮地過著舒適生活的一代與在歐洲希望之火熄滅后走進生活的青年之間;受過嚴格宗教教義熏陶的人與擁護現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間，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來，代溝已經不再是發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長與他們孩子之間的感情問題，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事件。美國的反戰運動，西德的抗議示威，法國的巨大，英國的憤怒的一代，類似事實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數越來越多，反叛者的年齡越來越小。代溝已經由兩代人之間的差異、分歧、隔閡，發展為彼此的對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鴻溝。米德等人認為，當代之所以出現代溝這樣世代間的文化對立狀態，其深刻根源在于社會高度技術化。現代技術提供給人們足夠的物質享受，但都以犧牲家庭為軸心的傳統生活方式為代價。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流動日趨高頻化。家庭的根基在社會流動中動搖起來;技術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獲得信息的電視，提供了不必再依賴父母就可生活好的電冰箱、洗衣機、汽車等設施，提供了形形的社會服務機構，產生了各種色彩的交際圈子，從而瓦解了家庭成員相依為命的傳統關系;與技術進步相關，青年的經濟獨立愈益受到社會贊弩業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輕而易舉地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從而逐漸淡漠了對父母的依戀情感，知識爆炸，技術更新，往往使兩代人都處于零點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競爭中，青年比老年有著天然的優勢。上一代人對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將越來越不可能，企圖駕馭自戰，超越社會的青少年，與總愛回憶過去的父母之間越來越缺乏共同語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終產生不可逾越的鴻溝。

二、青年社會學理論

青年社會學把青年作為社會結構關系中的一個年齡群體進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規定性，探究青年與社會相互作用的規律。青年社會學融合了關于青年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運動之后獲得蓬勃發展。但是，由于青年社會學一開始便面臨著解決社會青年間題的緊迫任務，著重于對策性應用研究，所以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個較系統的青年社會學理論體系。現將對青年研究影響較大的幾種青年社會學的微型理論簡介如下:

(1)父權衰落說這是社會學學者G•門德爾等人用以解釋不同年齡群體在社會結構關系中權威地位變化的學說。他們認為，遠古社會，包括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社會，父親擁有絕又的權威地位，父輩靠親緣關系和宗法專制取犯‘棄輕人的崇敬、依附和服從。而在社會經濟迅速變革和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動搖為特點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父親的權威性日趨衰落。以血緣關系和宗法專制為基礎的人與人，特別是代與代之間的結構關系分崩離析。價值、道德、傳統、習慣也受到空前的侵襲。家庭的傳統關系瀕于瓦解，親子的情感關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斷受到強烈的“親緣危機”的威脅，而不再受父親富有有權威性的教育和保護，這就構成了一個“反專制的社會經濟范疇”一一青年。

(2)新社會化理論這是社會學學者TH•齊黑等人用以解釋青年群體在青年社會化過程中地位和作用變化的一種理論。他們認為，當代社會的迅速變革使父母不再成為青少年社會化過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會化過程中的傳統地位和作用將由青年同齡群體取而代之。社會的高頻流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使親子間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接觸越來越少，大量的時間和空間留給了青年同齡人作交往，技術統治加官僚統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應付變化不定的現實，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確對待生活。父母為了掩蓋自已對變革著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質上的最大滿足，把子女引向“消費主義”的歧途，以補償對未來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帶來的精神貧困。這樣做的結果，越加使青年人對成人的生活模式產生信任危機越加對自己的雙親持懷疑、不信任、批判的態度。既然成人不能滿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會自己如何適應社會變革，那末，精神饑餓和貧困的青年就只好實行“自戀主義”，把自我以及與同齡人的交往放在首位，從而用同齡人所倡導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當代青年社會化是在本質上有別于傳統人社會化的一種新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過程，除了形成一個無限威脹的青年“自我”以外，還更快地滋生著對成人的不滿、嘲笑、鄙視、抗議和反叛。

篇3

中圖分類號：C91-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6）01-0138-007

一、社會學：現代性生成與反思

現代性催生了社會學，社會學的生成和成長皆發生在現代性鋪陳的世界里。現代性一個重要的向度即現代化，現代化表征的現代社會，也正是社會學理論扎根之處，社會學學科的安身立命之地。當社會學的人文性與科學性各顯特質并日益相得益彰的時候，社會學不再滿足于現代性占據的世界，向后現代邁開了前行的步伐。回顧孕育和生成社會學的歷史場域，顯現了社會學的發展軌跡，也更能藉此反思社會學的朝向。工業革命以來，韋伯意義上的工具理性搗毀了恬雅的生活鏡面，工業化、城市化、制度化作為表征的現代化成為人類生活最為時髦的概念，欣欣向榮的資本主義精神――守時、勤奮、節儉的個人品格[1]，煥發出積極的集體風貌，催生出一個物質產品極大豐裕的現代社會。“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2]馬恩的這一經典概述，正是資本主義制度興起之時的真實寫照。資本主義車輪所到之處，大生產取代手工業作坊的計劃緊鑼密鼓地展開，社會迸發出無盡的創造力。但與此同時，失業、犯罪等各類社會問題的日益蔓延困擾著社會，引起了社會思想家的關照并著力于社會現實的診斷和社會理想的建構，“肇始于英法的啟蒙運動高揚人的理性，對傳統的迷信、無知予以猛烈抨擊，并對以德國古典哲學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學玄思發出挑戰。此時，社會學便從哲學中脫胎出來，充任現實社會的解說人和建設者。” [3]在此場景下，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凸顯了對人的解放，自然科學行之有效的方法令人文社會學者艷羨，意欲找尋社會規律的哲學家孔德率先破題，“將自然科學中卓有成效的方法運用于社會生活領域，建立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既勢所必然又合情合理”。[4]于是，發軔于19世紀初葉的社會學“儼然成為一門探究社會秩序經世致用之學，從其誕生之日就強烈關注社會問題，找尋社會發展的規律，并在探究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延續學科價值，在西方國家被譽為‘社會醫學’”。[5]

吉登斯認為社會學起源于現代性的來臨，并指出，“隨著工業主義的到來，數以百萬的人從農村遷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眾民主化的發展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性變遷，使得新舊世界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場始發于歐洲和北美內部一系列變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風馳電掣般疾馳著。社會學就是產生于對這種變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紀還深深地留有其初創時的痕跡。”[6]如果追尋作為現代性的解說者――社會學思想長廊里競相綻放的理論之花，就可以捕捉社會學在多大程度上從現代性中汲取養分，成長為一個日漸獨立學科的軌跡。面對急劇變動的全球世界，悲觀論者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7]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8]，敏銳指出當代世界無法破除的讖語――隱藏在國際互動背后撕裂世界的“原罪”和結局，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在肯定兩位政治學家觀點重要性的同時，從社會學的眼光指明世界變遷只是多元現代性的發展，“必須將現代性的擴張視為一種新型文明的成形，它不同于過去時代的大宗教擴張或大帝國擴張。因為，無論如何，這種文明的擴張幾乎總是并且不斷地與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擴張結合在一起，它施加給所到之處社會的影響力比大多數歷史情形下要劇烈得多。” [9]社會體系的復雜化和世界體系的多元化，成為社會學反思性增強的緣由。繼承傳統社會學藉由社會結構關涉社會秩序，藉由社會行動探討社會關系，藉由社會批判探討社會進步的特點，當代社會學研究議題增加了性別和種族的因素，放置在信息爆炸的網絡社會場域里，以流動的反思性監控瞬息萬變的社會世界。“這種趨勢孕育出的社會氣候與知識氛圍，正是產生社會科學‘專業化、職業化’話語的源泉，而后者在表述前者的同時，又推動著它們的發展。”[10]從社會學的傳統理論范式起錨，指明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譜系，并注意到本學科所發生的轉向，自有其批判性反思的學科特質。

二、社會學傳統理論范式

孔德《實證哲學教程》首開社會學以來，深深烙印著自然科學印記的實證主義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并給社會學披上科學主義的外衣。一代代宣稱從孔德那里得到靈感、不遺余力地發展社會統計學，試圖以數據模型探求“人類理性的進步”的“科學社會學家”，正在全面解析世界，卻沒有超越觀察、實驗、比較和歷史的實證研究方法濫觴。從實證主義者相信社會現實的客觀實在性、規律性和可認知性，到建構主義者剖析適當的社會事實而非切實的社會實在，并更多關注隱于事實建構背后的權力關系，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學經典理論范式一枝獨秀的時代早已過去，米爾斯所言社會學想象力激發的多元化視角促成了社會學本身的發展、反思和超越。

在科學史學家庫恩看來，范式（paradigm）是指“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等的集合”。[11]范式的發展中，范式Ⅰ會導向常規科學，而從異例到危機再到革命，也就意味著范式Ⅱ的產生。[12]社會學矢志于社會事實的描刻與解釋，已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理論范式。瑞澤爾認為，社會學是多范式的科學，社會學具有三種基本的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釋義范式和社會行動范式。三種范式存在著融合的可能性，卻難以綜合成一。只有將其結合起來，才能得到完整的社會圖像。[13]周曉虹則在瑞澤爾的基礎上加入了社會批判范式，從宏觀―微觀、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兩種理想類型建立了社會學理論基本范式：見圖1。[12]由此形成的四種社會學理論基本范式，或則重于宏觀層面的社會事實深挖，遵循自然主義的路向;或則重于宏觀層面的社會批判，體現在人文主義的價值;或則重于微觀層面的社會行為勾畫，依然在自然主義的框架之內;或則重于微觀側面的解釋闡發，始終緊貼人文主義的面向。復雜社會的場域中，社會學的基本范式給予社會學學科更多的解釋力，也呈現出社會學的想象力。

哈貝馬斯從人類社會生活三種不可或缺的要素：勞動、語言或溝通、權力或支配出發，衍生出三種認知興趣：技術的認知興趣、實踐的認知興趣、解放的認知興趣。三種認知興趣衍生于社會文化生活，又決定三種學術研究取向及知識形式如下。黃瑞祺據此理論基礎把社會學思想類型化為實證社會學、解釋社會學和批判社會學，并繪制了哈貝馬斯的知識論框架。見圖2。[14]

正如特納所認為的，“理論關注的不是特定條件下人們的具體行為和互動，而是一般意義上人類行為的本質”[15]，社會學理論傳統范式都屬于元理論的層面，揭示了社會學論域內研究對象的基本意向。圍繞傳統理論范式，現代社會學有四個被視為根本的論題：行動、理性、結構和系統。[16]我們認為，這四個理論命題勾連著社會學傳統理論與當代走向，只有統合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交集中，才能更好理解社會學理論的歷史邏輯，把握社會學理論當代變軌與未來路向。

三、本體論繼承：社會是如何運行的？

本體論（ontology）的出現可追溯到克勞伯，他把本體論稱為“第一科學”，是研究作為存在的科學，認為這種研究運用于與創造存在物的上帝一樣的一切實體。正是因為本體論與存在（being）相關，而存在（being）的界定本身眾說紛紜，本體論因此莫衷一是。“大體上說，馬克思以前的哲學所用的本體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別。從廣義說，指一切實在的最終本性，這種本性需要通過認識論而得到認識，因而研究一切實在最終本性的為本體論，研究如何認識則為認識論，這是以本體論與認識論相對稱。 從狹義說，則在廣義的本體論中又有宇宙的起源與結構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之分，前者為宇宙論，后者為本體論，這是以本體論與宇宙論相對稱。這兩種用法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同時存在。” [17]為了既避免意識形態的糾葛，又不拘泥于人本哲學關于存在（being）的本體論研究，語言哲學家的本體論認知之于社會學更具借鑒意義。維特根斯坦反對傳統本體論的終極存在或終極結構說，認為以前的哲學家都認為世界是由各種具有時間或空間關聯的個體或實體構成的最大的類聚物，而他則認為它是已經實現的事態的最大類聚物――所有事實的總和。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作為世界的最終實體的對象不能獨立存在，只能存在于與某些其他對象的特定結合或配置之中，即只能存在于基本事態或事態的關聯之中。” [18]語言成為世界的主體，語言的結構映照著社會的結構。語言的主體性、自明性和完滿性，都是社會的另一種表述。“世界是怎樣的，這屬于認識的問題，世界是這樣的，或者說，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著，這喚起了本體論問題。”[19]社會學傾注于結構與系統的關懷，就是在回答社會是如何存在的，經驗資料的驗證是在證明一個特定社會的樣態，理論提升總是要抽象出社會的同源性，即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學概念體系。

孔德筆下的社會是道德生活之所在，人的精神發展狀態會直接決定知識的類型和社會組織形式。神學階段對應于神權政體，形而上學階段對應于王權政體，科學階段對應于共和政體。科學即實證，“真正的實證精神主要在于預測而觀察，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普遍信條，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20]。毛斯認為，社會表現為具有總體性的社會現象，具體體現為各種法律、宗教、道德和經濟制度。“只有通盤考慮整體，我們才有可能體會其本質、其總體的運動、其活生生的面向，才有可能把握住社會與人對其自身、對其面對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識的那一生動瞬間”。[20]社會唯名論者韋伯的論著中沒有確切的社會概念，社會行動為根基、社會關系為紐帶的“組織”體現了社會的特征，“行動，特別是涉及社會關系的社會行動，可以指向參與者相信存在的正當秩序”。[20]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論斷，是另外一種關于社會的認知。總體而言，古典時期的理論家懷揣“生物學的隱喻”[21]，相信社會的有機體屬性，雖然不乏有人更傾向于社會的建構特質，但總是從維護社會有序運轉的角度生發理論思維，這一點時至今日仍然意義重大。

現當代社會學理論逐漸脫離了哲學的思辨，卻融入了其他學科的理論視角。盧曼援引了語言學自體生成的概念（autological concept），提出“社會顯然是一個自我描述的客體……換言之，社會概念必須是自體生成的，它必須本質上包含自身。” [22]布希亞目光指向符碼控制的消費社會，從消費觀看社會地位和意義的分層，從生產―交換―消費構筑的復雜社會關系中看到“人際關系已經被轉變為與物品的消費之間的關系”[23]。更進一步，布希亞犀利地肢解了世界，認為我們的生活充滿了擬像，“模擬的廣泛存在是導致現實與想象，真與假之間界限消失的一個重要因素”[23]。符碼、時尚、擬像、片段化秩序、迷狂，這一系列當代世界在社會理論里的映像，呼應著社會的超現實巨像。社會是由眾生構成的整體，突生的特性和新的誘因始終存在，社會學腦海里社會的本質仍然在于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永遠縈繞在心間。

四、認識論發展：我們如何面對社會？

“認識論是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指研究人類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過程的哲學理論，亦稱知識論。其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認識的本質、結構，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系，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認識的真理性標準等等。認識論必然以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這個哲學基本問題為出發點，而且將其貫穿于全部認識論的內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認識論結論。” [17]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決定了社會學兼備科學與人文的雙面性。社會學研究者認知和研究社會的過程，自身無疑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價值判斷難以完全從事實的“認定”中抽離。韋伯以“價值中立”匡正研究者搖擺的立場，也賦予社會學客觀公正的價值基線。社會物理學的自然科學沖動，社會行為的人本意蘊，分別是社會學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原始動力，導致社會學學科內部的認知張力始終存在。當科學主義的大旗冉冉升起，社會學知識墮為數字化模式的時候，社會學認識論的鐘擺開始回歸于人本，力求以人的方式研究人，以人的方式言說人。

面對扁平化的地球空間，社會中人際互動的網絡密度空間復雜，反對宏大敘事的后現代主義者利奧塔卻也不得不指出，“個體并非那么舉足輕重。個體不是一座孤島。每一個體都處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復雜、更加易變的關系網中。” [24]整個社會關系蛻變成語言游戲，正如孩子在沒有出生之前，就已經被定置于語言游戲的網絡中。[25]消費主義與電視畫面的興起已經加速了現實的“內向破裂（implosion）”，模糊了以往倍受珍視的高貴與低賤的界限、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界限。歷史成為“遺產”，陳腐的博物館成為一個“觸手可及”的多媒體體驗場所。[26]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現代性問題不能僅從社會的經濟結構來把握，也必須通過人的體驗結構來把握。[27]現代性孕育的社會學，不僅需要認識結構與系統為核的宏觀社會學，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探析話語的生產邏輯。多元化的人際互動，虛實結合的社會關系，都給社會學認識自我提供了機遇。當代社會學固守了人與社會關系的社會學認識論本問題，并在發掘人與社會突生的互構關系中發生了躍遷。

五、方法論超越：我們如何認識社會？

“方法論是普遍適用于各門具體社會科學并起指導作用的范疇、原則、理論、方法和手段的總和。”[17]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主要探討“研究的基本假設、邏輯、原則、規則、程序等問題，它是指導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學”[28]。對應于研究范式，社會科學研究者遵循的方法論也集中于實證主義、后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并可從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進行區別。（見圖3）

如果說實證主義浸透著自然科學的認知取向，體現了社會物理學的科學主義，后實證主義、批判理論和建構主義各自代表的相對性、批判性和建構性，瓦解了實證主義的大廈，也讓社會學的視角呈現出更多的面向。“這三種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為的實驗環境下進行研究，都強調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的探究，而不是對其中一些孤立的變量進行調查;都要求對當事人的意義建構獲得理性解釋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對他們可觀察到的外顯行為進行測量，也不只是對研究者自己的理論假設進行證實;都注意反思研究者個人因素對研究過程及結果的影響，而不是力圖排除或否認這些影響。”[30]

當代社會學風起云涌的理論思潮，紛紛指向社會生活豐富的多個面向，不再守望社會學先輩遺留的財產，固守邊界以至于湮沒于世界變幻的洪流中。作為現代性的后果之一，全球化“不僅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這種蔓延過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全球化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過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賴的新形式，在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制造了風險和危險的新形式，同時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地方”[31]。民族國家獨立之后的世界格局中，東西方不再單純囿于地理的區隔，當代世界體系重構的速度和深度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在任何非集權的社會，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獲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權力，正如某些觀念會比另一些更有影響力;葛蘭西將這種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稱為文化霸權，要理解工業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權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權，或者說文化霸權，賦予東方主義以我一直在討論的那種持久的耐力和力量。”[32]東方學為旗幟的后殖民主義理論，正是對武力征服和殖民掠奪之后，新興的文化殖民化運動一次深刻的審查。女性主義社會學不再認同由“他（he）”為主體書寫的歷史，試圖建構兩性對等的認知框架，重新思索權力、語言、結構和文化諸要素。“女性主義社會學至今依然處于邊緣狀態，但也正是這種邊緣狀態使她們獲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間，使女性主義社會學在社會學研究中獨樹一幟、引人注目，也因此具有更多無法預知的愿景。”[33]

族群理論、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消解了社會學方法論隱含的世界體系假設;網絡訪談與問卷調查、多媒體影像技術的應用，正在擴展社會學資料搜集的方法;社會本質建構的論調，顛覆了追尋隱于表象背后真實的方法承諾。“正如德里達在解構傳統戲劇的過程中提出，我們不用借過去來發現未來，也不應該順從地等待自己命運的展現。實際上，在我正在進行的事情中未來已經被發現、被創造出來。我們現在即處于寫作未來的過程中，但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未來會是怎樣。”[23]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豐富，只是順應復雜社會的產物。社會還在劇烈變動中，社會學方法論遠未成形。

篇4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9-0291-02

一、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社會互賴理論的認知

社會互賴理論發端于20世紀早期的德國柏林大學。格式塔心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庫爾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體是成員間的互賴性,是可以變化的動力整體,這就首次提出了“群體動力整體性”的觀點。

考夫卡的同事勒溫(K.Lewin)在其基礎上,對上述觀點進行了闡發,他認為群體的本質是其成員基于共同目標而形成的互賴,由此促使群體成為一個整體,若群體中任何成員或次群體的狀態發生改變,將會影響其他成員或其他次群體產生改變;群體成員內在的緊張狀態能夠引發完成共同目標的動機[1]。

勒溫的弟子莫頓·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兩種社會互賴: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互賴,從目標結構角度得出了合作與競爭的理論。最終莫頓·道奇的弟子約翰遜兄弟將這一理論進行統整與拓展,形成了社會互賴理論體系。約翰遜兄弟將社會互賴分為三種情況:積極的社會互賴、消極的社會互賴、沒有社會互賴。社會互賴理論將合作和競爭作為關系變量而非個體變量來進行研究。它不僅關注在完成任務中合作和競爭的效果,而且對互動方式、心理過程、人際關系、對自我和工作的態度等也進行詳細研究。在教育領域,社會互賴理論的運用和發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學習的興起與繁榮。

(二)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社會互賴理論主要研究個體間在合作性和競爭性的社會情境中相互影響時的行動效率、內在心理過程、互動方式及結果。雖然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單打獨斗的年代,伴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已經逝去,團隊合作在當今時代備受青睞。但是合作離不開競爭,沒有競爭的合作是膚淺的、毫無生機的;競爭也離不開合作,沒有合作的競爭,是孤單的、狹隘的。

拓展項目的設計更傾向于合作與競爭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課程實施過程中,既強調學員之間的合作,又注重培養學員的有序競爭,最終達到一種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的培訓效果。團隊目標的達成,是學員間合作的結果,但是也離不開相互之間的競爭。合作的同時鼓勵競爭,有助于提升團隊個體的能力,進而提高團隊整體的凝聚力和競爭力。而在鼓勵競爭的同時,又要注重相互之間的合作。競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高的目標的手段,在競爭中合作應體現“雙贏”原則。一個人再強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個強大的團隊可以攻克許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難題,這就是團隊力量的最好彰顯。

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在完成拓展項目,達成團隊目標過程中,學員之間容易相互誘導和影響。積極互賴使學員間產生促進性互動,如果學員能夠全身心的投入,就會形成一種積極的氛圍,可以感染到團隊中的每位成員。這樣不僅促進個人小目標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團隊大目標的實現。消極互賴往往使學員間產生阻抗性互動,對困難程度評估過高,或者對自己的能力評價過低,都會使學員產生消極的互動,如果這種消極互動得到擴散,會對目標的達成起到很大的阻礙作用。而沒有互賴就意味著不會產生互動,目標也就肯定不會實現。

二、群體動力學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群體動力學理論的認知

群體動力學(groupdynamies)亦稱“團體動力學”,試圖通過對群體現象的動態分析發現其一般規律的理論。群體動力學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種跨學科研究,其理論基礎是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庫爾特·勒溫(KurtLewin)的“場論”。“場”是他借用物理學上力場的概念,其基本要義為:在同一場內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響;當某部分元素變動,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會受到影響。勒溫采用格式塔心理學觀點,將個體行為變化視為在某一時間與空間內,受內外兩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勒溫認為[2],群體行為由構成群體的個體來執行,但群體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對個體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來表示,即個體行為B是個體所處環境特征E與個體自身特點P互動的函數。

群體動力學主要研究群體的凝聚力(如決定群體凝聚力強弱的因素),群體壓力和社會規范(如從眾現象等),群體目標(如群體目標的有無對群體性能的影響)和成員的動機作用(如競爭與合作)等等。

篇5

一、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社會互賴理論的認知

社會互賴理論發端于20世紀早期的德國柏林大學。格式塔心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庫爾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體是成員間的互賴性,是可以變化的動力整體,這就首次提出了“群體動力整體性”的觀點。

考夫卡的同事勒溫(k.lewin)在其基礎上,對上述觀點進行了闡發,他認為群體的本質是其成員基于共同目標而形成的互賴,由此促使群體成為一個整體,若群體中任何成員或次群體的狀態發生改變,將會影響其他成員或其他次群體產生改變;群體成員內在的緊張狀態能夠引發完成共同目標的動機[1]。

勒溫的弟子莫頓·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兩種社會互賴: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互賴,從目標結構角度得出了合作與競爭的理論。最終莫頓·道奇的弟子約翰遜兄弟將這一理論進行統整與拓展,形成了社會互賴理論體系。約翰遜兄弟將社會互賴分為三種情況:積極的社會互賴、消極的社會互賴、沒有社會互賴。社會互賴理論將合作和競爭作為關系變量而非個體變量來進行研究。它不僅關注在完成任務中合作和競爭的效果,而且對互動方式、心理過程、人際關系、對自我和工作的態度等也進行詳細研究。在教育領域,社會互賴理論的運用和發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學習的興起與繁榮。

(二)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社會互賴理論主要研究個體間在合作性和競爭性的社會情境中相互影響時的行動效率、內在心理過程、互動方式及結果。雖然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單打獨斗的年代,伴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已經逝去,團隊合作在當今時代備受青睞。但是合作離不開競爭,沒有競爭的合作是膚淺的、毫無生機的;競爭也離不開合作,沒有合作的競爭,是孤單的、狹隘的。

拓展項目的設計更傾向于合作與競爭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課程實施過程中,既強調學員之間的合作,又注重培養學員的有序競爭,最終達到一種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的培訓效果。團隊目標的達成,是學員間合作的結果,但是也離不開相互之間的競爭。合作的同時鼓勵競爭,有助于提升團隊個體的能力,進而提高團隊整體的凝聚力和競爭力。而在鼓勵競爭的同時,又要注重相互之間的合作。競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高的目標的手段,在競爭中合作應體現“雙贏”原則。一個人再強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個強大的團隊可以攻克許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難題,這就是團隊力量的最好彰顯。

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在完成拓展項目,達成團隊目標過程中,學員之間容易相互誘導和影響。積極互賴使學員間產生促進性互動,如果學員能夠全身心的投入,就會形成一種積極的氛圍,可以感染到團隊中的每位成員。這樣不僅促進個人小目標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團隊大目標的實現。消極互賴往往使學員間產生阻抗性互動,對困難程度評估過高,或者對自己的能力評價過低,都會使學員產生消極的互動,如果這種消極互動得到擴散,會對目標的達成起到很大的阻礙作用。而沒有互賴就意味著不會產生互動,目標也就肯定不會實現。

二、群體動力學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群體動力學理論的認知

群體動力學(groupdynamies)亦稱“團體動力學”,試圖通過對群體現象的動態分析發現其一般規律的理論。群體動力學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種跨學科研究,其理論基礎是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庫爾特·勒溫(kurtlewin)的“場論”。“場”是他借用物理學上力場的概念,其基本要義為:在同一場內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響;當某部分元素變動,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會受到影響。勒溫采用格式塔心理學觀點,將個體行為變化視為在某一時間與空間內,受內外兩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勒溫認為[2],群體行為由構成群體的個體來執行,但群體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對個體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來表示,即個體行為b是個體所處環境特征e與個體自身特點p互動的函數。

群體動力學主要研究群體的凝聚力(如決定群體凝聚力強弱的因素),群體壓力和社會規范(如從眾現象等),群體目標(如群體目標的有無對群體性能的影響)和成員的動機作用(如競爭與合作)等等。

(二)群體動力學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拓展訓練強調團隊學習的氛圍,整個過程就是幫助團隊和每個成員不斷發現團隊和自己存在的問題,不斷向好的方向改善的過程。拓展訓練的各個環節都能體驗到團隊精神。在場地項目和情景項目中,目標的完成離不開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協作。在高空項目中,個人的成功挑戰也離不開團隊成員之間的鼓勵。

拓展訓練課程中會形成以團隊為單位的“場”,學員也會在這個“場”中體驗項目,并在體驗中促進個體的感悟的形成。雖然群體動力源于個體動力,但是群體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體動力。由于每位學員在生活學識、經歷等等各個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處,所以他們對拓展訓練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異,這樣就導致學員在參加拓展訓練過程中的態度也不盡相同。但當團隊這個“場”形成之后,以團隊的整體性來引導和影響學員行為,會使整個團隊產生一種積極向上的氛圍,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團隊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即使有個別學員存在消極的情緒,但受到積極氛圍的感染,也會產生從眾現象,融入到團隊之中。反之,如果整個“場”的氛圍是消極的,哪怕有積極的學員,也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從而產生不利于團隊目標達成的消極因素。

三、符號互動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符號互動理論的認知

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稱象征互動理論),是與美國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有著密切關系的傳播學基礎理論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會學理論。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個概念是“符號”、“自我”、“互動”。雖然“符號互動論”是布魯姆提出的名詞,但符號互動理論是米德獨一無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與社會》中得到最充分的表達和呈現。這個具有開創性的社會學觀點理論對社會科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但也受到其他許多學者的影響,尤其繼承了c·h·庫利的“鏡中自我”概念。

米德認為象征符號乃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他綜合了新達爾文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和行為主義,將人類心智、社會自我、社會結構貫穿于社會互動之中[3]。他認為,人們具有獨特的心智過程,他們通過“體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因為行動者可以更準確地估計他們對他人的行動可能產生的后果,并進而增加與他人合作性互動的可能。

符號互動理論在后期的發展中分為兩大學派,一派是由布魯默領導的芝加哥學派,繼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學取向為特征的衣阿華學派,代表人物有m·庫恩、卡奇等。兩派的基本區別在于方法論,衣阿華學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號互動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米德的符號互動理論貫穿于整個拓展訓練的課程,對拓展訓練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符號是指傳達信息的基本單元。它是對事物的表征,也是語言、動作、表情等的代碼形式。而互動則是一種使對象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彼此發生積極的改變的過程。符號互動論強調人們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過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斷地成熟,使學生獲得“鏡中我”的感覺,視他人態度和意向而行動的能力也會不斷地增強。

在拓展訓練課程實施過程中,培訓師要創設情境,通過精心設置的項目,利用模擬的環境,引導學員變換角色去體驗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觀點、價值觀等。運用“成功導向”和“關系導向”的引導方式,適時加以鼓勵并引導其以成功為目標,提高個體參與活動的積極性。那么在此過程中就存在著兩大角色,即培訓師與學員,那么也就存在著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師生互動則是通過項目導入及規則介紹得以體現。也就是互動情境“文本”的解讀過程,師生通過對互動符號的理解與解釋而達到互識和共識。生生關系則主要表現在學員之間為了完成團隊目標,而進行的符號互動。

符號交互作用理論把社會相互作用解釋為符號交換、直接溝通,人們能想象他人或群體怎樣看待自己[4],即個體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體的角色,相應地解釋情境,并決定自己如何行動。符號交互作用理論現在拓展訓練中得到廣泛地應用。使用的較多的是莫利諾在1960年所創建的“角色扮演技術”。拓展訓練過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術,讓學員在一種特定的或創設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認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項目對角色的期望和自己應盡的角色義務,從而有助于他們去控制或改變自己的態度與行為,以達到改善人際關系和提高工作或學習效率的目的。

四、結語

拓展訓練打破了單一的說教與灌輸的傳統教學方式,以一種先行而后知的體驗式學習方式倍受推崇。伴隨著拓展訓練的不斷成熟和發展,其理論體系也得以充實。團隊學習貫穿于整個拓展訓練課程,將學員放到一個團隊的環境中去,在團隊中與他人互動合作學習,共同成長。社會學領域中的社會互賴理論、群體動力學和符號互動理論都是拓展訓練進行團隊學習的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鄭淑貞,盛群力.社會互賴理論對合作學習設計的啟示[j].教育學報,2010,6(6):34.

篇6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篇7

    關健詞:社會學理論 建構 功能 困惑

    一、社會學理論是什么

    從某種角度上說,理論是在講一個獨立完整系統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解釋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論又有專業與非專業之分。專業理論和非專業理論的區別在哪里?著名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瑞澤爾在他的《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一書中,列舉了社會學專業理論與日常生活中的非專業理論的差別。大概可歸為以下幾點:(1)專業理論較之日常生活理論,表現出更多的系統性;(2)專業理論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論基礎之上;(3)專業理論提出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發表,這對該理論的前途來說至關重要;(4)專業理論更依賴相關資料的收集;(5)專業理論可以是關于社會的總括性和通則性的思考;(6)專業理論同樣關注理論的應用層面。以上六點,決定了社會學理論與一般生活理論的區別,也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社會學理論的地位。

    社會學的理論,講的自然就是關于社會學專業的故事。同樣,引用喬治·瑞澤爾的定義:社會理論是一組互相關聯的觀念,能對社會世界的知識加以系統化、能解釋社會世界,并且預測社會的未來。需要指出的是,瑞澤爾的定義實際上是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定義,但實際上,并非所有的社會學理論都要能夠全面解釋社會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預測未來。

    二、理論的建構

    許多人認為社會學理論脫離實際,深不可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理論建構過程的不了解。所以談一談關于理論的“理論”,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關于社會學理論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的源頭都是哲學。它產生于人們的思辨過程。當然,光有哲學的思辨是不夠的。其他學科區別于哲學的關鍵在于它們是可以實證的。而迄今為止最具實證性的學科無疑就是數學。而我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將哲學與數學完美結合的學科。這是從學科的角度來談。

    接下來是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在我看來,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有兩個方面: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者的主觀條件。所謂社會歷史條件,就是指該理論產生的特殊的社會背景。社會學理論是為了解釋社會現象,因此社會現象的歷史性決定了社會理論的歷史性。一般來說,越是復雜的社會背景條件,產生社會學理論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觀條件,在我看來,是最關鍵的。同樣的根源,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甚至同樣的科學研究方法,為什么只有少數人可以提出經典的社會學理論,其他人則不行?用米爾斯的話說,它取決于理論家個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

    談完了根源與條件,現在來談一談這個故事究竟是怎么講的。要了解理論建構的過程,首先必須明確理論的要素。喬納森·H·特納認為,社會學理論應有三個要素:概念、變量和理論的陳述與格式。另外一些學者,也提出了相關的理論建構方法,但內容上大同小異,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區別。

    三、理論的功能

    理論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為,社會學理論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進我們對社會的認識。社會學理論是用來解釋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的,我們掌握了理論,就可以對社會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體現在它可以增進我們對自己的了解。我們都是社會人,社會學的理論適用于其他人,同樣也適用于我們。

    第三,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在于對其他理論的批判和修正。這對于社會學自身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社會學這門學科也正是在這種對立中不斷發展。

    第四,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能體現在應用層面上。比如,喬治·霍曼斯的交換理論,就被廣泛運用于經濟活動中;默頓的越軌理論則被用于社會控制的實踐中。

    四、理論的困惑

    在肯定社會學理論具有諸多功能的同時,我們也可發現社會學理論中存在的困惑。

    1.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人類的無窮的智慧和極強的語言與文字表達能力,賦予了人們對一個問題可以換角度,換說法的進行反復論證。宏大理論的產生也大多基于在語言上玩的花招。米爾思在其《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關于行動系統理論的主要內容后。他不無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論中的繁文冗詞中確實有一些東西,但是隱埋很深,不過總說了點東西:理論的客觀性問題。顯然,這是個很普遍的問題。它首先表現在理論是否真實地反應了客觀事實,它的解釋力到底有多大。其次,個人的偏見也普遍存在。“盡管個人極力避免受各種社會勢力的影響,但人們還是悄悄地溜了進去。”最后,在理論的接納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嚴重影響。

    2.價值無涉與權威保留問題。有人指出,社會學理論要求價值無涉,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觀偏見和受權威束縛。但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價值無涉帶來的是對權威的不尊重。并且,“人類社會將不再有不變的法則,因為人類可以任意改變這些法則所陳述的事實。”喬納森·H·特納在《社會學理論的邏輯》中如是說。

    3.理論本身存在爭論。可能是由于社會學理論至今尚未發展十分成熟的緣故吧,關于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爭論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爭論來自于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爭論。即所有社會學理論的前提假設的爭論:人的行為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這直接影響到整個理論的建構過程。同樣的爭論也來自于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爭論。究竟是個體具有能動性還是集體決定個體的一切?這一直是社會學理論爭論的焦點之一。另外,社會學力量論中的性別問題和現代社的起源和決定因素問題也存爭議。這無疑讓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科學性遭受了嚴重的置疑。

    4.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困惑:本土化問題。文軍在《論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諸多問題,大致為以下三點:首先,由于整個社會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嚴重,這種不正之風也蔓延到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中,導致基本社會學理論研究嚴重不足。中國社會學理論面臨自后后繼無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導向性對中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產生異常重要的影響。這導致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共性有余,個性不足。最后,中國社會學理論還過分依賴于外國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很多都是沒有結合實際地照般過來。

    五、總結

    到這里,故事基本上講完了。雖然社會學理論至今發展還不完善,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確實是具有很實際的功能和強大的發展潛能的。正像人類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來解釋大自然一樣,人類同樣需要社會學理論來解釋我們的社會,社會的存在根本上決定了社會學理論的存在。

    參考文獻:

    [1]喬納森·H·特納.邱澤奇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篇8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詞首先由美國著名科技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其含義是指科學發展中的一種公認的模型、模式或體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視角,字面含義就是“看事情的出發點”,它提供了觀察生活方式和關于真實實體特性的一些假設。理論指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統化的關聯性陳述。因此,理論賦予范式真實感和明確的意義。范式提供視角,理論則在于解釋所看到的東西。隨著“范式”一詞被廣泛地推廣和應用,它已經成為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等多個研究領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詞。而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體育學下設學科,是體育文化發展的理論基礎。那么,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發展過程中有沒有可資借鑒的模式或體系呢?或者說有沒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基于這樣的思考,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這個命題作為研究重點,以原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以及有關“范式”的框架體系為基礎,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基本理論和體系。

體育人文社會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分化以來,在體育體制改革、體育可持續發展、體育產業發展、體育發展戰略、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奧運戰略、全民健身計劃實施等領域和問題的探討上取得了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縱向比較來看:應用對策性研究,尤其是奧運經濟、文化、戰略等相關研究較多,基礎性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較少,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自身的研究較為薄弱、零散,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基于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和理論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對國內外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進行整理的基礎上,發現至今為止理論界尚無關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作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內容,希望通過吸收已有體育人文社會學過程中潛在的理論范式,找出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般規律,規范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概念體系,在此基礎上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及體系,將范式理論引入到體育研究領域中所進行的具有一定總結性和開創性的研究,不僅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健康而深入的發展起到一定的規范和引導作用,并能夠拓寬相關學科的研究視野,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同時,在理論聯系實際的基礎上,又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理論范式概念在體育人文社會學中的解析

庫恩“范式”是一個科學技術哲學的術語,它是建立在對自然科學史廣泛考察和分析論證的基礎之上而提出,其內涵得到逐步演繹而明晰,同時,其結構日益明顯,要素日益明朗。這個“范式”概念對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學史起著試金石的作用。然而,我們必須看到,把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變地移植到社會科學的研究,特別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有其不妥之處。因此,我們必須對庫恩“范式”進行改造,才能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庫恩整個科學哲學觀的中心,他試圖以此來概括和描述多個領域的現實科學,而不僅僅是對科學史和哲學感興趣,因而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對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說明。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庫恩思想的這一特征,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引述庫恩的某一解釋來闡述自己的問題。因而不免出現某些偏差。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對庫恩的范式觀作了系統的考察,他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列舉了庫恩使用的21種不同含義的范式,并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雖然范式的首要含義在哲學方面,這也是庫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庫恩的創見和獨到之處則在于范式的社會學含義和構造功能。與一般科學哲學思維的抽象性相反,庫恩特別強調科學的具體性,并把具體性看作是科學的基本特性,因為他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其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這樣一來,庫恩也就把具體性作為自己哲學思想的核心,在實際的“圖像”“模型及體系”和“哲學”之間劃了一條界限,使自己的思想與其他科學哲學區別開來。庫恩的構造范式就是這種實際的“圖像”和“模型”,它不僅使常規科學解疑難的活動得以完成,從而成為開啟新學科的契機和手段,而且在應用模型和形而上學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相互關系,解決了從一般哲學理論轉向實際科學理論的途徑問題。筆者對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運用范式作為一種理論的模式、體系來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發展理論體系的。

三、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建構的基本內容

(一)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

所謂觀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學科的研究視角(PersPective)或出發點(Springboard),以及該學科現代化進程中研發人員所依據的理論基礎。觀念范式是整個范式結構中的基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應當解讀為:以體育人文社會學為研發對象的科研人員應當以科學世界觀和人生觀為基礎,以體育社會觀和體育人文觀為指導,以人文社會學和體育基礎理論為研究的基本理論來源去從事研究,并以體育領域中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作為其研究的對象。因而,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觀念范式層次應當包括:對基本概念的理解與界定以及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分析。

隨著我國體育事業的穩步發展,以體育教育、競技運動、娛樂健身,以及開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運動為代表的各項體育實踐活動蓬勃興起。與此同時,以體育運動為事業的社會政治運動和以體育運動為產業的經濟活動,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發展。在這一現實實踐基礎上,關于體育理論的探索和討論也不絕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體育理論。其中,完整闡述體育人文社會學的概念,對體育人文社會學做出科學界定,不僅是體育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體育發展實踐的客觀要求。

體育人文社會學是在體育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個母學科基礎上發展建立起來的一門綜合性學科。盧元鎮在其所著《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一書中,將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地界定為一門研究體育運動領域中各種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綜合性學科。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界定

雖然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精確的界定有一定困難,筆者還是嘗試給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做一個大致的界定:所謂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論基礎之上,在系統論指導之下,借鑒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運用多學科的語言論域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提供多種視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視角下審視、探究和建構體育人文社會學基石范疇和理論體系,為理論研究和學術爭鳴提供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和交流對話的平臺。

(三)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解析

當代科學發展趨勢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迅速發展起來并走向科學的前沿,成為當代大科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人文社會學正是體育領域內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有機結合。社會科學主要是指對人類關系的學習和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人口學等。而人文科學則是關于人類思想、文化、價值和精神表現的學科,包括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法學、藝術、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哲學等。在英國,盡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學)一詞,而是以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將其統攝和概括。在我們看來,這里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根源于人類知識在其發展過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復雜情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文社會現象的復雜性,以及人文社會問題研究的多樣性和綜合性。綜上所述,人文社會科學是以人文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因此,體育人文社會學是以體育領域內的人文現象和社會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

所謂規則范式,是指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被科學共同體所共識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該學科的學科定位。規則范式因學科不同而各有特點,同一學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規則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論范式中最具有動態性質的一個層次。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規則范式包括: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的基準點。具體可解釋為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學科屬性,及在相關學科體系中學科定位。

四、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及研究價值

(一)“范式”這一概念在庫恩哲學里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具有多種屬性和特征。而作為理論范式在體育人文社會學領域的具體一個分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既體現了理論范式的固有屬性又彰顯出體育學的獨特特征。

整體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體育人文社會學的理論范式系統是由觀念范式、規則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構成的有層次有結構的有機整體,不單單是一堆雜亂的范式構件,這種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特征正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科學性與系統性的表現。

穩定性和靈活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穩定性和靈活性的特征,穩定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很強的堅韌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靈活性在于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擴張功能,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必然會隨著體育實踐活動的發展而有所變化。

社會性和歷史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特征,這是因為對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探討必然處于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之中,離不開環境的影響,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會性,主要表現在受一定時代的生產和科學發展狀況、社會需要、社會心理和社會價值標準、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甚至一個民族的習慣和傳統等的影響。眾所周知,系統的演變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科學認識共同體,這就使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歷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實踐性,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實踐性的特征,一門學科理論范式的構建與完善既是其學科發展的階段性總結,又為該學科在縱深層次、更寬領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導。這既是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們研究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價值所在。

(二)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時還具有實用工具的作用,不論其精神工具的作用還是其實用工具的作用,都是從不同的層面體現出了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研究價值。具體說來,這種價值可表現在體育人文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如下四個功能方面:

約束功能,作為“范式系統”中的承擔者,科學共同體也就是相關科研人員,是“范式系統”中的要素之一,服從“范式系統”的規律,即科學共同體接受范式作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導下,推動科學活動的進程。成為范式的重大科學理論總是在某種世界觀的作用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并無不表現著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定向聚焦功能,對于相關科研人員也就是科學共同體來講,范式的作用是雙重的,它既可以開闊思路,又要約束人們的思緒,規定研究的具體方向。把常規研究集中在選定的狹小領域。這實際上符合系統的層次理論的解釋,系統層次隨著層次結構由低向高推進,各層次結合的緊密程度由大到小遞減,因此,在觀念范式的基礎上,科學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決的問題上,也不必一切工作從頭再來,從而使科學在常規時期較之“前范式”時期進步更快,發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穩定功能,“范式”以系統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層次,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因為作為觀念范式層的低層系統的結合力較大,破壞其系統則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統”顯現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韌性,表現出相對的穩定性。

自我擴張功能,以“觀念范式”為基礎層的“范式系統”已經把共同成員的認識活動納入了已有共同理論框架,完成了該范式所隱含的價值觀念為藍本的對共同成員心理價值意義的重構與再塑,使得他們去解決“范式系統”所限定的領域中的同一類相似問題,而且作為“范式系統”的較高層的“操作范式”在與“范式系統”的承擔者――共同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提出問題,使“范式系統”在解決既定疑點的情形下不斷前進,這可以指導科學家以解難題的形式擴展自己的領地,擴大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面。因此,范式系統能在一定歷史時代提出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并由此規定自己的發展方向,來完成范式系統的自我擴張。

參考文獻:

[1]盧元鎮.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楊文軒,楊霆.體育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9

行動理性選擇布爾迪厄

一、韋伯：社會行動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認為有意識、有目的的行動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他認為，社會學應該在兩個層面上理解社會，即行動本文由收集整理者自身的意圖和行動者的集體行動。（喬納森特納&邱澤奇，2001）作為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每一個舉動，每一個行為都是對社會的一種反應。社會學認為，人們的行動具有社會性，這表現為人們的行動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預想的反應為目的。所以，社會行動必須具有以下兩個因素：第一，行動者賦予其行動以主觀意義，即行動者有行動的動機；第二，行動者主觀意識到自己的行動與他人的聯系。

韋伯將社會行動分為四類：目的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情感性行動和傳統行動。

目的理性行動，以目的作為行動的主要目標，通過認真的計算，利用何種手段可以順利的達到自己的目的是這種行動的核心。價值理性行動，為了追求某種價值，比如倫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動。情感行動指的是，這類行動是基于情緒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動；傳統行動指的是，由傳統的、約定俗成的習慣而決定的行動。以上所述的四類行動類型都屬于韋伯的理想類型，事實上，我們日常的行動很少是這類行動中的某一類。

二、帕森斯：行動理論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結構功能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論框架源自他的行動理論。帕森斯認為，行動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標導向性，這一點他繼承了韋伯的觀點，但在分析社會行動的時候，他摒棄了韋伯的分類方式，提出其單位行動理論。單位行動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種類也不同，本研究將其分為四個要素。第一，是行動者，行動者指的是個人在行動之前會思考，并能在思考的過程中產生行動結果。第二，是目標，即行動所想到達的未來狀態。第三，是情境，在行為理論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說法，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動發生的場所，有兩個要素：行動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規范與價值觀，行動者會受到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從而決定采取何種方法達成目標。

帕森斯的關于行動的理論是建立在唯意志論的基礎上，此理論認為個體行動者主觀決策行動的過程。但是帕森斯認為這個過程的決策包含規范和情境，受到這兩者的制約。所以帕森斯進一步發展其行動系統的理論，提出了“agil”：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與維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個基本生存問題。這四種功能要求在個人行動系統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將個人行動系統擴大社會系統中，從而創立一種普適性的理論體系。但這一體系帶有明顯的結構決定論的態度。而社會學的發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論會給主流理論帶來補充和發展，理性選擇理論就是其中一種。

三、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

科爾曼（jamess.coleman）作為理性選擇理論的集大成者，將理性選擇理論推到社會學理論為前沿，成為近代社會學的“熱門”理論之一。理性選擇理論的基本原則是由新古典經濟學、效益論或功利主義和博弈理論發展而來。雖然它奠基于各種不同模式，但是還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澤爾，2005）。

理性選擇理論關注的焦點在于行動者，從個體行動者的角度來說，主要包括行動者的基本狀況及行動發生的必要因素。行動者、資源與利益是構成行動的三個基本要素，行動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爾曼及費雷洛特別批評將價值、偏好或目標作為個體選擇過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認為有目的行動模式必須考慮人們的價值來源及其對個體偏好和選擇的影響（j.coleman，t.sj.fairer，1992）；資源的種類很多，具體可以分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專長；利益“在客體自我層面是指對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資源的滿意度，在行動自我層面表示獲取對控制事件所必須的資源數量，這是行動的驅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權利是科爾曼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權利的分割和交換使行動成為可能，因此權利是行動的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權利采取某些行動，使用處置物品或者資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當擁有的權利受法律保護時，可以對妨礙權力行使的人進行懲處”（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個促使行動發生的主要條件，信任結構使行動者間產生相互信

轉貼于

任的關系，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存在著資源讓渡關系。

科爾曼的理性行動理論的起點是行動者的目標或意圖，在選擇過程中，資源的稀少性與社會制度都是需要考慮的。行動者有不同的資源，對于其他資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對于那些擁有許多資源的人，達成目的相對簡單，但是對于那些沒有資源或只有極少資源的人而言，要達成目的就很困難或完全不可能。而社會制度在客觀方面規定著行動者行動過程與結果。這些制度的限制同時提供了鼓勵某些行動及抑止其他行動的正向認可和負向制裁。

科爾曼對理性行動理論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認為這一觀點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實際的世界中，人們的行為并不是總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繼承了以行動者為主體的思想，開拓了行動研究的思路，將資源與社會制度納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現論的出現，打破了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大統思維，作為后現論家之一的布爾迪厄對行動的在對原有研究的繼承與批判上提出了屬于他的理論。

四、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

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作為法國社會學的代表，其社會實踐理論貫徹其一生。布爾迪厄將行動作為社會實踐來看待，布爾迪厄本人對他的實踐理論曾有過一段精彩的獨白，他說：“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時間理論，把實踐活動看作是一種實踐感的產物，實在社會中建構‘游戲感’的產物，就是要說明實踐的實實在在的邏輯（theactuallogicofpractice）——這是一種自我矛盾的逆喻表達法，因為所謂實踐的標志就是‘合乎邏輯’，它具有某種自身的邏輯卻不把一般意義上的邏輯當做自己的準則。”（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當然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不僅僅就是社會實踐理論，只是本研究主要關注其這一理論。布爾迪爾的社會實踐是圍繞著行動者在哪里實踐，如何實踐，用什么實踐等展開，也就是說行動者行動的場所，行動的策略，行動的工具是布爾迪厄社會實踐理論所要研究的內容。相對于以前學者對行動關注的本身來說，布爾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將行動作為分析的中心，將與行動有關的其他的因素納入到分析中。

1.社會實踐的空間：場域

用布爾迪厄自己的話說：“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爾迪厄、康華德，1998）場域是人的活動相互作用結成的關系網絡，不能離開人的活動而存在。場域有不同的類別和形式，如哲學場域、政治場域、文化場域等，各種場域都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種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場域一經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甚至制約著人的心理、行為及地位等。場域是一個爭奪權力與資本的場所，一個“爭奪的空間”，“任何場域，都是一個力量之場，一個為保存和改變這種力量的較量之場”。在布爾迪厄看來，有多少種場域，就有多少種利益（符號利益和物質利益）。利益既是場域運作的條件，也是場域運作方式的產物。利益推動人們參與到特定場域的游戲之中，相互爭奪。（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爾迪厄認為任何的行動的產生都必然發生在一個場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動的發生發展也必然需要將此行動回歸到場域中分析。所以場域成為布爾迪厄的行動理論的最基礎的一部分。

2.社會實踐的工具：資本

布爾迪厄的將資本指做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工具，這種工具是行動者積累起來的“勞動”，可以是物質化的，也可以是身體化的，也可以是符號化的。所以在布爾迪厄的理論中，資本不僅僅是包括物質化的經濟資本，還包括了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布爾迪厄的資本概念將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從經濟場域擴展到了符號和非物質的場域，進一步深化了資本的概念。

如果將資本單獨分析，比如對行動資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資本將失去其工具的實踐性。資本是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動者的行動是發生在一定的場域中的，而場域的形成是處在一定位置的行動者的力量關系構成的。所以，資本和場域是相互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作為社會實踐工具的資本，必須要在其場域中才具有價值，資本的相對價值隨著場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種特定的資本總是在給定的場域中才會有效，必須與其場域有關，不然它就不會存在或者不會起作用。場域的形成正是因為各種資本的相結合而產生，而行動者在場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據資本的總量以及總資本中各個資本的相對比重分配的。所以，場域給各個資本的競爭，比較和轉化提供了場所，反之，場域的運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種資本的反復交換及競爭才能維持的。

3.社會實踐的策略：慣習

實踐的場所和實踐的工具已經找到，那么實踐的策略

轉貼于

是什么呢？在布爾迪厄看來，慣習是行動者實踐的策略。慣習是“由持久的、可以轉化的性情傾向構成的系統。它表示出了一種組織化行動的結果，帶有近似結構之類的意思；它還指明了一種方式，一種習慣性狀態，特別是一種傾向、脾性、資質或嗜好。”（謝立中，2007）或許用“游戲感”或者“實踐感”來理解慣習會更加的直接一點。布爾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戲”的概念，他認為行動者的行動就是在做一場“游戲”，這種“游戲”在一個特定的“游戲場”內，通過“游戲者”的不斷嘗試從而習得“游戲規則”并將其內化到“游戲者”的行動體系中，從而形成“游戲感”。“游戲者”的游戲并不僅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戲。“游戲感”就成“游戲者”下次游戲的指導思路，再外顯出來。當然每次游戲的過程都是不斷的更新，不斷的內化外化的過程。所以慣習可以理解為，一種通過后天努力習得的具有動態性的體系，它能夠根據特定環境進行有目的的調節，而且是這些慣習產生了與那些環境而非其他環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觀念以及所有行動。

場域是一種客觀的關系系統，而在場域里的行動者是有知覺、有意識、有精神屬性的人，因此每個場域都有屬于自己的“性情傾向系統”即慣習。在這一點上，場域和慣習是不可分割的。每個場域是具有慣習的，每個慣習只能在場域中存在，并且每個慣習和產生它的場域是對應的關系。此場域的慣習和彼場域的慣習之間存在著“不吻合”現象。由于場域是分為不同類型或不同形式的，慣習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慣習，把此場域形成的慣習簡單地“移植”到彼場域中去必然會造成不合拍的現象。用布爾迪厄的話說，“實踐理論要同時考慮外在性的內在化和內在性的外在化的雙重過程”。在慣習的實踐過程中，作為工具的資本不斷地被運用。

篇10

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來源于社會網絡分析，學術的傳承涵蓋了不同的知識領域，新經濟社會學通過經濟的方法來對社會進行研究，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人。社會人是在經濟問題逐漸復雜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在社會生活中擔任重要的角色，為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理論上的有利依據，避免了人們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經濟社會中產生的各種問題。新經濟社會學主要通過網絡理論研究及組織理論研究來研究社會發展趨向，在連接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上起到決定性作用。

一、新經濟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社會學起源于19世紀中期，但是社會經濟學以一門學科的形式出現是在20世紀初，通過學者們的研究與討論而形成。西方的新經濟社會學不能夠把離散的經驗研究成果有效地結合起來，只是一味地注重經驗研究。伴隨著西方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活動的復雜性逐漸表現出來，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主要從研究社會方面對經濟學進行擴展。經濟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理論以及方法來探索經濟行為和經濟體系的一門邊緣學科，是一個新生的學術流派，許多特性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是一門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社會學。新經濟社會學伴隨格林蘭諾維特發表的標志性論文“經濟行為和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同時誕生，主要是指用組織理論、網絡理論以及文化理論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社會學取向。新經濟社會學得以迅速地發展，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發展以及學科之間的融合趨勢是分不開的，新經濟社會學的逐漸興盛是結合了社會學與經濟學等多門研究成果。當今社會，教育、婚姻、犯罪等領域逐漸受到人們關注，許多領域的研究導致研究者忽視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分歧，新社會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幾個核心的主題上，關于經濟生活中的其他領域還沒有受到人們高度重視。這種現象表明，我們還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要不斷吸收與借鑒政治、文化等學科的思想，為了主題研究獲取全新的發展動力。盡管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的學術興趣與研究視角，所持觀點也各不相同，但是對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勢必會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新經濟社會學所研究的領域

1.網絡領域研究。新經濟社會學中的網絡理論認為，經濟行為是嵌入到社會網絡中的。網絡理論分析認為，個人的行為與決策是與社會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須用嵌入來說明社會現實與個人行動之間所存在的關系，并且針對行動者的真實行為背景進行解釋。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懷特在新經濟社會學中最早運用網絡方法，通過網絡方法的運用對市場進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經濟中的作用，以及經濟制度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新制度經濟學緊急運用效用理論來對制度的形成進行分析，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社會結構才是理解現存制度的關鍵。格拉諾維特研究了信息網絡在人們尋找工作時的有效應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確指出，即使大多經濟互動都發生在網絡中，但經濟制度的推動力是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形成由網絡促進，經濟制度只要成型，就會存在于單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場研究。新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對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理論的批評，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商品及勞動的交換，各種各樣的社會結構都是未來獲得高效的產出而形成的，市場才是真正的資源配置方式。網絡學派認為，市場的結構是為了效率而構建的，市場上的各種社會關系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改進市場效益。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關于市場研究的經濟社會學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場、勞動市場等多個領域。新經濟社會學對金融市場的研究表明，社會網絡也滲透在市場中，并且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表現在對證券交易所產生的影響。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社會網絡在市場中的作用，所以，對經濟市場中所發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洞察力比較欠缺，對勞動市場的研究分析過程中，參與研究者估價了分層理論，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機制，并且對百姓收入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分析。3.文化領域研究。在20世紀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對經濟生活進行了研究，最終文化研究能夠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主題還要歸功于扎利澤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經濟社會學的領域。扎利澤等人反對經濟社會學把所有都歸于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網絡，反對只用文化術語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隨著對價值觀的關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歷史資料，所以給新經濟社會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許多學者認為，文化因素存在于經濟行為當中，在市場研究中如果不考慮到文化，這樣的研究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在新經濟社會學中運用文化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未來的發展還不夠清楚。但是，新經濟社會學研究過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借鑒，是毫無疑問的。即使新經濟社會學在國外的學術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國，社會學以及社會科學界對新經濟社會學還很模糊。我國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新經濟社會學的觀點對分析變革時期的經濟現象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新經濟社會學對社會研究領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構建理論時持有獨特的方法，對我國社會學研究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4.組織理論研究。組織是新經濟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經濟社會學對組織的關注主要體現在盈利方面，新組織社會學越來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組織理論一直關注經濟組織，在工業社會學領域衰落期間，美國的組織理論吸收了工業社會學的許多觀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組織的理論都是對可用資源依賴理論、交易理論。格蘭諾維特提出了關于經濟組織的社會學問題：經濟組織與個體之間都受到社會關系網的限制，企業之間的聯系與交流不能夠通過規范的經濟交易來達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關系網來完成的，企業內部的制度也會被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所取代。社會學所關注的重點是企業間合作所運用的非正式關系，長期的合作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合作關系同樣會促進各企業之間的合作交易行為的產生。在企業內部，員工的晉升、部門間的協作甚至企業中沖突的協調都會運用到非正式的社會關系。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視角

1.市場過渡理論研究。關于市場過渡理論，存在著兩個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權化科層指令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協作體系，其次是以供需關系來主宰價格定位、貨幣與所有權為特征的市場協調體系。維克多尼針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可以把社會市場經濟改革制度看成是一個過渡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濟體制逐漸向市場經濟轉變，過渡的重要后果是領導的權力逐漸被削弱，在集權化科層的協助下，領導的角色舉足輕重，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徑，由于權力向買賣雙方轉變，所以，人力資本隨著過渡的實施會獲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國，這種過渡進程不會是單向的，盡管這樣，仍然會出現局部改革的現象。在過渡時期的中間階段，指令協作與市場協調相互共存，領導的權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場過渡理論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社會市場經濟制度，關于交易模式、所有權等與市場經濟不符合的東西，都可以被視為過渡性表現。2.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認為，經濟體制的變化、政治意識與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會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幾個方面的差異造成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現實狀況，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通過市場及地方調節的因素對其進行了揭示，地方協調的角色至關重要，地方內部社會資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關規則。為了達到目的，社會上的子系統會做出一定的讓步，地方性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市場競爭的原則。在我國，不會走西方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道路，而發展模式的變化會隨著地方性力量的強弱而不斷改變。地方性協調的構建基礎是當地的關系網，主要表現在家族親屬之間，指令的側重點會以地方基礎設施的完善為取向，對于關系網的存在，將伴隨著機會結構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結語

新經濟社會學者把市場當作社會結構，對于市場構建的基本機制還存在一定的差異，有人認為是網絡機制，有人認為是制度機制，新社會經濟學的誕生使經濟學與社會學在微觀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會網路正確地引進到經濟社會現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進行補充，為社會關系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經濟社會學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推動了社會學與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社會中的融合與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萌.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J].才智，2015，(24).

[2]孫濤，胡慧河.“經濟社會學”抑或“社會經濟學”?———芻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對視與溝通[J].理論學刊，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