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普惠金融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是開展金點子征集活動。6月份積極動員全體員工對如何更好地助力“三農”和小微企業成長、創新金融產品、拓寬服務渠道、強化內部管理、加強隊伍與人文建設等方面提出相關意見和建議，為泰順農信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優化發展環境、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建言獻策。活動共征集到金點子近60個。

三是開展論文征集活動。根據省聯社青年論壇征文活動的要標注，結合泰順農信自身實際，開展以“泰順農信夢一條道路兩場革命我為泰順農信發展建言獻策”主題的論文征集活動。要求作乾結合農信工作實際，從支農支小、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普惠金融與渠道建設、風險控制與管理、內部管理與內控建設、科技建設、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選題撰寫論文。活動共收集到14篇論文，該聯社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評選出優秀論文，推選3篇優秀論文送省農信聯社溫州辦事處參評。同時，于7月8日舉辦農信夢演講和青年論壇活動，由優秀論文作者在論壇上發表專題演講。

四是開展創意設計征集活動。為了著手做好2014年泰順農信成立60周年文化宣傳各項籌備工作，該聯社于6月至8月份向全體員工廣泛征集關于泰順農信品牌和形象、農信產品和服務、農信夢、農信故事、迎接泰順農信60周年等方面的創意設計，并要求將創意以具體文案或分鏡腳本的形式寫出。該聯社將選出優秀的文案，由其作者親自參與廣告公司合作，將優秀文案制作成FLASH廣告或拍攝成微電影，以“新媒體”的方式來讓客戶了解我們的產品、服務和農信文化。目前，活動已收集到創意方案17個。

（文/高菲菲）

農發行湖北省荊門市分行：做到“五早”，積極“備戰”中晚稻收購

荊門市是湖北省乃至全國中晚稻主產區，為了把農民種植的中晚稻收購進來，農發行荊門市分行在中晚稻上市前，采取“五早”措施，積極做好支持中晚稻收購的一切準備工作。

根據荊門市農業部門預測，全市今年中晚稻種植面積273萬畝，總產量36.57億斤，商品量21.93億斤，為農民可實現收入29.61億元。該行為了做好支持中晚稻收購的準備工作，堅持做到五早：一是去年發放的收購貸款早“清場結零”。2012年中晚稻收購期間，該行投放中晚稻收購貸款5.81億元，為了不影響今年中晚稻收購貸款投放，督促各縣市支行按規定在7月底提前一個月全部實現了“清場結零”。二是中晚稻生產及市場形勢早預測。為了摸清底數，該行組織客戶、信貸及資金計劃等部門，深入農業部門、各縣市支行、糧食收購加工企業進行調研，基本掌握了今年全市中晚稻生產、市場及價格走勢等情況，為收購貸款投放提供了決策依據。三是中晚稻收購貸款資格早申報。根據農發行湖北省分行有關要求，督促各縣市支行對28家中晚稻收購加工企業貸款資格在8月10日向省、市分行進行了申報審批。四是中晚稻收購貸款計劃額度早確定。根據湖北省分行安排，該行在8月15日前將中晚稻收購貸款6.85億元計劃額度上報了省分行，得到省分行審核確定。五是中晚稻收購貸款項目早調查審批。截至8月15日，該行已組織42名客戶經理調查評估、上報審查審批中晚稻收購貸款項目21個，審批貸款2.97億元，將作為第一批中晚稻收購貸款支持糧食收購加工企業入市收購農民中晚稻。目前，中晚稻收購貸款正在陸續向糧食收購加工企業發放，啟動開秤收購。

預計今年中晚稻開秤時間在8月下旬，目前市場收購價在1.25―1.28元/斤之間，低于國家今年的中晚到最低收購價1.35元/斤的0.08―0.1元，今年中晚稻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啟動的可能性很大。荊門市農發行在積極支持中儲糧企業托市收購中晚稻的同時，還將支持糧食收購加工企業入市收購農民中晚稻。

（文/鄭）

江蘇省邳州農商銀行送金融知識下鄉受歡迎

為進一步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普及金融知識，更好地服務“三農”、服務小微企業，按省、市銀監局的統一部署，江蘇省邳州農商銀行從8月20日開始開展“送金融知識下鄉”宣傳活動，積極參與各類普及金融知識活動，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宣傳活動中，邳州農商銀行專門召開“送金融知識下鄉”宣傳活動動員會，建立活動工作領導小組，并要求每家支行也要成立以支行行長為組長，其他人員為組員的“送金融知識下鄉”宣傳小組，扎實有效地開展“走進企業、走進校園、走進田間地頭、訪萬戶、送知識”宣傳活動。一是采取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人民幣識別、電費、水費的扣繳辦法、個人征信、非法集資、消費者保護、手機銀行卡使用、刷卡套現、假借冒名貸款等行為的危害，促使廣大依法辦理金融業務。尤其是詳細推廣村村通POS機的小額現金款取、轉賬、查詢、繳費等金融業務知識；二是開展金融知識有獎搶答競賽活動，利用與電視臺、廣播電辦的節目，在電臺里與聽眾互動，采取現場信息互動形式，讓聽眾與主持人連線，搶答金融知識題目，凡在一定時間內答對者一律有禮品相送，吸引廣大客戶和群眾參與意識和學習人民幣知識，提高自我保護能力。三是對向有創業意愿的，重點宣傳青年創業貸款、門面房抵押貸款、大學生村官貸款等；四是針對目前民間借貸跑路較多、農民損失的案例，對老人人群重點宣傳打擊非法集資、防范金融詐騙；五是對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客戶重點宣傳理財等相對高端的金融業務品種；六是針對農民客戶，尤其是農村普及的村村通pos機和ATM自助機的基本使用知識；七是對小微企業主、種養殖大戶，介紹農商行優勢地位，講解企業貸款準入條件、貸款業務辦理流程、利率優惠政策、匯兌結算、代收代付及網上銀行等相關配套業務，對有貸款意向的客戶建立經濟檔案、登記造冊，贏得了地方黨委政府和中小企業的廣泛好評。

邳州農商銀行還要求每家支行每周集中利用逢集日組織內外勤人員，到集市上擺放了宣傳展臺，將反洗錢知識、非法集資危害性、反假幣宣傳手冊及金融知識讀本等宣傳資料發放前來咨詢的群眾，同時還利用常年開展的“紅色旋風”宣傳營銷活動，分組包片帶著宣傳資料和文化衫到各商鋪、攤點宣傳，一些群眾主動上前了解各種金融知識，在場的工作人員一邊向他們散發宣傳材料，一邊耐心地講解如何識別假鈔、如何正確使用手機銀行、如何防范銀行卡安全等金融知識。于此同時，全轄網點通過懸掛橫幅、LED顯示屏、外部網站、擺放x展架等方式進行了集中宣傳。活動當天，共向公眾發放非法集資、反假幣宣傳手冊及金融知識讀本等宣傳資料近35000份；現場咨詢、解答和輔導1000余人次，贏得了好評。

據了解，為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向公眾普及金融知識、提高公眾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邳州農商銀行于8月份20日起啟動了普及金融知識萬里行活動，9月份為“金融服務普惠公眾服務月”為主題開展相關的活動。以金融知識下鄉提高員工學習積極性，促進員工依法合規操作水平，拉近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系，鞏固提高合作成果，保持邳州農商銀行健康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

（文/陳伯偉）

浙江省蘭溪農合行；“六位一體”織就普惠金融工程密集宣傳網

本刊訊：日前，蘭溪農合行在全市的公交車上投放車身廣告為浙江農信普惠金融工程進行宣傳造勢，成為一道亮麗的流動的風景線，打響了該行普惠金融宣傳第一槍。

普惠金融工程是我們做強做優農村基礎市場的重要抓手和載體，省政府專門轉發浙江農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動計劃正式文件，這是寫入浙江農信60多年發展歷史的一件大事，也是需要大書特書的一項工程。蘭溪農合行為了做好信息宣傳保障，閃電行動，利用各種媒介和資源，織就六位一體的密集宣傳網。一是在全市網點的門頭跑馬燈、多媒體播放器及總行門前LBD大屏幕上連續滾動播出宣傳口號和宣傳畫面。二是將員工手機和單位座機的彩鈴和單位電子名片更換成了普惠金融工程的宣傳內容。三是除在公交上投放車身廣告外，還每天在當地主流媒體《蘭江導報》刊發宣傳報花，在每天的黃金時段通過蘭溪電視臺、廣播電視臺廣告和播放宣傳片。四是充分利用好我行年初就開展的“千場電影下鄉”這一活動載體，在電影片頭加入普惠金融宣傳內容。五是在內刊和門戶網站開辟宣傳專欄，充分發揮通訊員作用，征集優秀稿件，鼓勵其積極向外部媒體投稿，形成全行上下宣傳的合力。六是加強政務信息報送，建立與兩辦和有關部門的信息互通機制，及時主動報送活動信息，爭取政策支持。

蘭溪農合行將進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宣傳的長效機制，通過多層次、多角度、多方位的宣傳，讓老百姓真正了解普惠金融工程能帶來哪些方便和實惠，積極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從而推進該項工程扎實開展。

（文/徐金浩）

及時調查核實 解了一場誤會

本刊訊：8月12日，貴州修文縣農村信用聯社接到該縣社會保險收付管理中心函，反映該縣龍場鎮青龍村某村民（女、七十歲左右）未得到新農保存款存折、也未享受到新農保待遇。社保中心請縣聯社及時核查，如不核查清楚，該村民的兒子自稱要通過新聞媒體曝光或上訪。縣聯社接函后，立即進行了調查核實。

經調查核實，該戶新農保存折幾次在縣聯社營業部取款。為查實取款人是誰，調查人員調閱了該戶取款的視頻監控錄像。監控錄像顯示，取款的是一位中年女子，該女子取到款后，將款及時遞給一個在客戶等候區的老太婆（約七十歲左右，當事人即持新農保存折人）。為確認取款人與老人的關系，調查人員將取款人和老人的圖像截圖請青龍村村民和當事人的兒子辨認。通過辨認，取款人就是當事人的女兒及其當事人本人，并非他人，經核實，新農保待遇存折還在當事人手中，只是因不認識存折上的“新農保”標識、及老人年齡大加上不識字忘事而產生誤會。也就是說當事人持有新農保存折，并享受到新農保待遇，原說是沒有新農保存折，也沒享受到新農保待遇，完全是場誤會。

事實結果出來后，老人的兒子認識到自己的不對，表示今后遇事不能急躁懵懂。

（文/王仁智 段綱）

湖北省興山農合行：實施“雙基雙贏”金融服務工程

本刊訊：農民貸款難、涉農銀行放款難、涉農信貸風險防控難，一直是農村金融服務的一大難題。近期，興山農合行試行的“雙基雙贏”金融服務示范工程，隨著興山縣榛子鄉和平村示范點的選定，標志著興山農合行將著力打造支農信貸服務升級版，使“雙基合作貸款”更好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實現“雙贏”。

（文/梁雄）

篇2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11-0086-07

一、問題提出

2016年8月，國務院正式印發《“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下文統稱《規劃》），繪制了下一個五年計劃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版圖。根據規劃指導，中國國家綜合創新能力要在2020年躋身世界前15位，正式加入“創新型國家俱樂部”；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也由當前的55.3%提增至60%。值得注意的是，《規劃》最為顯著的特征，是關注點不僅僅框限在科學技術研究本身的革新和發展，而是更加注重關乎國民經濟主戰場，關乎面向科技前沿，關乎面向重大需求，比如科技金融（SCI-TECH Finance）問題。在《規劃》中也鮮明指出，“要健全支持科技創新創業的金融體系”。自此，構建合理高效的科技金融體系正式成為國家級的戰略規劃。不難發現，中國在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雙重疊加的大背景下，經濟結構轉型優化，提升產業科技內涵成為當前國家發展的核心要義，如何圍繞經濟結構部署創新鏈條，并圍繞創新鏈條輔之以金融服務，探索科技和金融的最優結合機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技金融正式進入中國理論界的視野應當追溯到1993年[1]，在歷經一個較為充分的發展階段后，科技金融體系發展在實踐中有著怎樣的阻力，又應當如何解決？在科技金融實踐中是否存在某些誤區，以至于學理界對科技金融體系的研究沒有很好地響應實踐的需要？現有的科技金融體系是否存在帕累托優化路徑？圍繞上述問題，本文將通過理論梳理和實踐分析，歸納出當前科技金融體系建設中的寶貴經驗與實踐誤區，嘗試為政學業三界厘清問題導向，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具體的改進路徑，為下一階段的中國金融結構體系改革優化提供經驗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文獻軌跡述評

有關金融對科技創新作用的闡述，具有早期代表性的研究當屬Schumpeter（1912）[2]的信用創造論，該理論認為，具備復合功能的銀行機構可以對那些運用新生產技術的企業進行有效甄別和支持，并由此促進了科技創新。Hicks（1969）[3]甚至認為，工業革命的貢獻不應主要歸功于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應突出金融革命的核心地位。King and Levine（1993）[4]的研究則展示了科技與金融融合創生的可能路徑，即金融體系為科技進步提供了評估企業家、歸集資本、平滑風險以及預估技術的收益等服務，從而縮短了技術革新的周期并提高了效率。為了實現上述目的，多層次、有遞進的科技金融體系成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所在[5]。

相比之下，國內科技金融的理論研究則存在一定的滯后。在趙昌文、陳春發和唐英凱（2009[6]）之前，“科技金融”概念尚未從理論的角度來進行嚴格界定，亦沒有形成獨立性的科學內涵。學者對科技金融的定義多停留在“金融機構支持科技事業發展”進而在“金融機構與科技管理部門密切合作”的含義上使用[7]。直至趙昌文、陳春發和唐英凱（2009）才正式系統地描摹出科技金融應具備的輪廓框架：科技金融對于科技研究開發及其后續的成果轉化、產業化所衍生的各種金融問題，也包括一些重大科技問題的金融解決方案，是理論、政策、工具和服務的系統性制度安排。在此基礎之上，洪銀興（2012）[8]進一步拓寬了科技金融的視野范疇，認為科技型企業所內生出的特殊“科技”屬性（無形資產為主、產權交易不活躍、難定價等）決定了適配這種科技創新的金融體系具有更高的準入門檻和特殊性。傳統金融結構在對接科技企業時極易產生金融滲漏。由此，財政性和政策性資本注入成為科技金融的重要方式。隨著經濟進程的推移，商業銀行機構同資本市場一道，也逐步適應了科技企業的特征模式，并成為科技金融的重要構成。

前述文獻已從不同角度在科技金融的領域內進行了有益嘗試，但仍可在某些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討。針對科技企業初創期和成長期的風險特質，應當形成以創業投資為主體，以多層次資本市場和科技信貸為兩翼的“一體兩翼”科技金融體系，并在政府支持和中介服務的框架下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對接科技創新的金融需求[9]。中國現有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的長期存在[10]，形成了銀行機構的科技信貸是科技金融體系下的主要力量的思維范式。然而，銀行機構作為理性的經濟個體，具有著明顯的“嫌貧愛富”行為偏好[11]，在面對處于孵化技術、科技創新試驗推廣階段的科技型企業，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支撐。因此，政府引導政策性金融來解決這種市場失靈問題成為科技金融問題中的重要一環。但是，銀行機構的風險厭惡、資產抵押偏好和政府調節的滯后性決定了這種間接的科技金融模式極有可能存在效率沉降乃至導向偏誤。因此，以天使投資為代表的具有主動性和專業性的直接融資模式頗受學者的青睞，洪銀興（2012）認為，面對大數量級且呈分散狀態的科技成果研發、轉化項目僅依靠資本市場支持是遠遠不夠的，而集中性的孵化器所具有的共享性和公益性可以有效地促成產學研的合作平臺，當然，這仍離不開政府機構的“牽線搭臺”。盡管目前的科技金融體系面臨著顯著的進步，但依舊免除不了低效化的癥結。吳翌琳和谷彬（2013）[12]的研究發現，雖然現有的科技企業的資本來源多元化趨勢明顯（金融機構科技信貸、政府資金、財稅政策、風險投資等），但這些創新資本之間更多地呈現出了拮抗的特質，未能形成有效合力。這也說明中國現有的科技金融體系中仍舊存在桎梏，需要進一步從實踐中尋找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路徑。

三、中國科技金融的實踐誤區與偏差

（一）實踐上的誤區：科技金融的核心調節手段拘泥在市場機制

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軌而來，倚賴市場“無形的手”來對資源進行調節分配成為諸多學者的期盼與共識。在科技金融格局中，同樣堅定倡導由市場決定的金融來接洽科技型中小企業。從理性趨利偏好來考察，基于科學技術創新所內生出的金融需求，以及金融自身更新換代需要創新支持的角度，由市場決定的金融應當主動與科技創新活動相融合，并演變成為科技創新投入的主力軍。然而，科技創新所內含的極高的風險特質決定了把市場配置作為科技金融的導航必然會陷入“二律背反”的泥淖之中①。科技型企業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資金的介入。但必須承認的是，不同階段的風險釋放特征以及金融的風險偏好，決定了不同類別的金融資本進入科技創新的階段性選擇的巨大差異[13]（見圖1）。

在科學技術思想蝶化成為技術孵化的初級階段，即圖1中所描述的“科學范疇”和“技術范疇”階段，是對資金需求量最大的階段。而在現實中，上述這兩個階段的資金投入卻最為匱乏。在這個階段，創新收益幾乎為零，且超出了傳統金融資本所能承受的風險邊界，理性的市場性金融更偏好于“商品服務范疇”階段。在科技創新和孵化過程中的企業難以按照市場規則獲取資金支持，特別是在以高校、科研院所為主導的“創意設想―科學研究”階段，其距離市場也最遠，回報率極低的事實也導致了市場性金融對其產生了明顯的行為排斥，而該階段恰恰是科學技術研發的奠基階段。因此，現今主流理論所強調的由市場主導的科技金融模式，使得金融資源都匯聚在了商品服務階段，并在該階段中形成了資金需求度低和資金供給量大同時存在的異象，降低了金融資源的運作效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科學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具備十分明顯的社會正向收益，在該模式下創新收益難以收斂到具體的個人和企業，這種正外部性現象本身就是市場機制缺陷所造成的“失靈”，因此想要簡單通過市場機制對其進行修復并扭轉科學技術研發初始階段的資金匱乏之像，具有很大的難度。

（二）融資對象的誤區：科技企業本質把握偏移

在現有的科技金融理論體系中，對科技企業的把握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大量的科技企業處在初始發展階段，企業規模較小，也構成了現有科技金融理論體系的重要認知基礎。以至于在對科技企業融資問題進行探討時，容易將原有的“小企業融資”理論簡單地挪移到科技企業融資問題上來，使得科技金融在構架和塑造時陷入了原有的路徑依賴之中，脫離了科技企業的風險和生命周期特征。更何況，傳統的理論范式框架同樣沒有很好地解決“小企業風險高―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實踐悖論[14]，這種融資理論范式的效應就更值得存疑。第二，傳統的科技金融的關注對象出現了損漏，僅將融資支持的對象集中在市場“經濟主體”上，對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金融支持上，甚至出現了真空和斷層的現象。應當說，高校、科研院所是創意設想、科學研究的主要陣地，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是科技型企業生產鏈條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將其視為種子期和初創期的企業，但卻由于其非經濟主體的地位被現有的金融體系所忽略。當然，強制性地要求經濟理性的金融資源投入到非經濟主體（高校、科研院所）的高風險研究中確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符合市場運作的經濟效率原則的。因此，尋找一種替代性的金融體系（機制），用以接洽高校、科研院所的技術創新研發行為，成為當今實踐條件下科技金融的一大重要內容。

（三）融資機構（市場）的偏差： 金融機構機制失靈、資本市場循環梗塞

1.金融機構融資機制失靈

現有的商業銀行機構對于科技企業的本質把握失當，使得科技企業在間接融資市場上屢遭困境。傳統銀行機構的授信模式并不能契合科技企業的重要特征（無形資產突出等），加之科技企業初創期的知識產權和專利等難以在市場上尋求到合理的定價模式。因此，銀行機構只能拘泥于原有的固定資產抵押技術，而這卻恰恰是科技型企業的弱項所在，其最終的結果，就是缺乏固定資產的科技企業難以在銀行機構信貸市場上通過傳統方法來取得（足夠的）資本金。即便銀行機構開發出了以“三品”、“三表”和“三流”為主的具備一定創新價值的“軟”信息技術貸款②，但仍可將其歸類為流動性貸款，這種仍舊拘泥在“本量利”分析模式下的審貸流程，很少有基于項目投資前景提供的中長期信貸服務，并不能客觀科學地反映出科技企業的特異于一般類型中小微企業的“四高”模式（高科技、高投入、高增長和高風險）。這樣的信貸結構特征對于時常面臨支付脈沖的傳統小微企業而言尚可，但對于那些需要長期、大量資本注入的科技型企業來說，并無裨益。

進一步地，銀行業大小銀行機構的差異構成了現有的“企業融資―銀行機構”格局的認知基礎。在面對中小型的科技企業時，傳統的“小銀行優勢”理論也被簡單地挪移到該融資領域中來，強調小型金融機構與科技型企業的適配度更高。這種理論導向忽略了科技金融的融資對象和傳統金融融資對象之間的巨大差異。具體來說，科技企業的資金需求階段前移至了“種子期”和“初創期”，在該生命周期內，絕大部分的投資行為毫無利潤可言，甚至虧損已成常態③。那么銀行機構想要很好地接洽科技企業的融資難題，其融資思路必須從傳統的“逐利目標”向“社會責任”的方向轉移。然而，這對小型的銀行機構而言是難以企及的。特別的，銀行機構是可以吸收社會居民存款的特殊金融機構，其對所面臨的風險較之于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有著更低的風險容忍度閥值，更不用說小型金融機構囿于經濟規模制約，在風險沖擊下是否能夠有效管控。如不以利潤為導向的話，在現今的經濟市場環境中，特別是在經濟新常態下，想要延續生存周期則顯得十分困難；從客觀來看，希冀小銀行機構承擔帶動科技企業的社會責任，只能倚賴國家的政策引導，但對于營利性機構而言，國家政策的影響力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大型銀行機構多有著國家信譽鏈條的嵌入，其在經濟實踐中更能響應國家號召，也具備了更高的風險容納能力[15]，能夠更好的接洽科技企業的融資。不難發現，原有銀企融資范式的沉珂，明顯阻滯了科技企業融資效率的提升。

2.資本市場融資退出機制缺失

在現有的文獻研究中，暫不論諸如天使投資等科技金融運作模式同樣是存有規避風險之傾向，并對于企業的種子期和初創期而言形成了玻璃門阻隔，就投資資本循環周轉方式而言，真正的資本市場的發展，其測度的手段一方面在于金融支持的對象的發育程度；另一方面在于金融本身流動的績效狀況。具體而言，能夠有效測量科技金融發展的一大觀測點，可能不在于科技金融嵌入科學技術創新研發鏈條的效率水平，而在于金融資本投入之后能夠順利獲利并退出的程度。單純考慮“融入”的績效而忽略了“退出”的貢獻，就類同一個只“進”不“出”的生命系統，是難以長久運行的。在傳統的資本市場融資理論與實踐中，這本就是一個被忽略的內容，更不用說在新興的科技資本市場上構建一個資本循環渠道暢通的機制了，在現有的經濟實踐中，鮮有資本從種子期、初創期進入并順利退出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科技企業成長期乃至成熟期進入的資本，實質上是落入了“嫌貧愛富”的囹圄之中，對于科技企業的融資需求而言僅僅只是“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研究這種類型的資本退出渠道已不是提高科技金融融資效率的重點內容，過多地研究科技企業成長期、成熟期的資本運轉狀況甚至還會將我們的科技金融工作引入困局。

（四）科技金融的融資鏈條斷截： “為金融服務的金融”環節缺失

從金融結構、資本市場的體量來看，中國的金融總量歷經了高速的增長，直接為科技創新研發而服務的金融正面臨穩定的增長。然而，“為金融服務的金融”卻出現了極大的損漏，成為科技金融鏈條中“缺失的一環”。具體而言，第一，為了適配科技企業的融資特征，對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進行核定和估價成為松釋其融資難題的有效路徑。然而，要實現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要對知識產權進行評估，而又必須經過查冊、登記等相關程序。以廣州市為例，其相關的評估機構十分缺乏，對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的評估無法在當地進行，而需要在北京的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工商總局下屬的產權交易中心等機構進行無形資產相關文件的查驗和評估，毫無疑問，這極大地延緩了授信進度。第二，由于科技企業的運行特征較之原有的小微企業而言存在極大的行為、經營模式差異，想要準確把握科技企業的周期運轉模式和風險變化，并為金融資源流向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離不開第三方的咨詢服務支持，以此幫助金融資源對優秀的科技型企業進行準確“瞄定”。然而，在現實經濟實踐中專注科技型企業融資的智力密集型知識服務管理型產業的發展尚處于空白之中，限制了科技金融的發展觸角。第三，從另一個側面來看，從金融機構、資本市場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范圍的變動趨勢以及科技型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結構及其趨勢來看，簡單的資金支持功能呈現淡化，依靠金融結構所派生出的其他金融服務的價值鏈條作用正在凸顯，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的“輔助經營”功能已經逐步成為諸多科技型企業的期盼，此時的科技型企業對金融的需求不僅局限于資金投入，而更加注重是否能夠獲得全方位式的配套支持，但可惜的是，現有的金融服務鏈條仍舊處在單一化的資金支持上。第四，從圖1中可以看出，在種子期階段，承擔“創意設想―科學研究”任務的大多為高校、科研院所，在當這類機構形成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后，還要走出“象牙塔”跟企業、實踐相結合，這種由理論向實踐的轉化則可看成是“驚險的一躍”，如若缺少了專門為科技企業服務的中介機構，以幫助高校、科研院所順利評估、定價、協商并讓渡知識產權，那么這種科研技術創新鏈條則會出現斷裂，最終變成“紙張上的創新”。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科技企業在取得優良的科研技術成果后，如果通過中介機制反作用于高校、科研機構，促使其進行進一步的創新，相關研究尚未形成有效系統的研究，在實踐中也缺乏典型的經驗可談。在此境況下，不單耗費社會資源，還使得企業科技創新缺少源頭活水，那么科技金融的支持也就無從談起了。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從側面“為科技金融服務的金融”仍有缺失，這也制約了科技金融的發展空間。

四、科技金融發展的新導向：普惠性科技金融

從中國的科技金融發展的現實境況來分析，金融服務的廣度（Breadth of Needs）和深度（Depth of Engagement）都遠沒有達到理想的程度。科技金融行業“盈利導向”的盛行導致金融覆蓋行為的排斥性特征顯現，優質且大數量級的資本匯聚在科技企業的成長、成熟階段，而使得真正對資金有著渴求的種子期和初創期對金融的需求難以得到有效對接。這個情況加劇了當前科技金融發展的扭曲與失衡，也對現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生了嚴重的阻滯效應。本文認為，針對科技金融的發展態勢，應逐步對其引導并塑成具有顯著“普惠特征”的科技金融體系。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立足于機會平等的原則，在政策性導引下健全金融體系，在合理的成本負擔框架下為社會全體成員，尤其是被排斥在金融服務覆蓋范圍之外的群體提供金融服務[16]，這與中國的科技金融的導向是具備良好“通約性”特征的④。易言之，科技型企業在承襲了傳統小微企業的無抵押物、經營風險高、信息不對稱等癥結的基礎上，還衍生出了技術風險高、本量利財務指標法失效、無形資產突出、資金需求時間（規模）標準高企等特征，使得這類企業在融資市場上步履艱難。而科技金融的出現旨在將這類被排斥在傳統金融體系之外的科技企業重新覆蓋起來，保障科技企業創新研發領域的金融權利，實現科技企業與金融產業鏈的全方位嵌合。不難發現，科技金融的內涵主旨中有著明顯的“普惠特質”。但是，也正是由于普惠性金融與科技金融乃至其融合體“普惠性科技金融”與傳統金融結構有著較大的差異，加之科技金融體系本身就存在著一些“發展中的問題”，使得科技金融在逐步鑲嵌普惠金融特征時應當總結和厘清相關問題。

第一，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堅持盈利目的導向。從理論上看，普惠科技金融體系的受益對象是所有的科技型企業，而這類企業的資本投入回報率之低，已然超出傳統金融所能接受的可控邊界，金融資本投入科技創新的意愿趨向于零。換句話說，當超過一定的風險水平時，傳統的市場金融體系會放棄這類項目融資機遇。在普惠性科技金融的擴展過程中，受益的是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創新發展投資，優化的是整體社會的科技創新福利，而相應的經濟成本由商業性的金融來背負是不切合經濟倫理的。在此情況下，普惠性科技金融極強的外部性特征將嚴重框限自身的發展。因此，普惠性科技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公共屬性”，這也就意味著國家的引導力量成為這類金融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不僅依靠市場的“理性導航”。本文認為，當下的科技金融亟須轉變思維方式，創造一種不同于市場金融的金融模式，肩負供給側結構調整轉型之重任，聚焦長遠回報，甘愿承擔科技創新及其技術孵化過程中所衍生的高風險。同時，與科技創新研發的正向外溢相適配的，需要有特殊的、非市場化的融資制度安排。就中國而言，政府主導的政策性金融無疑是一個可行的選擇，這種模式下的“政府金融”能夠充分體現政府政策導向，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了部分公共性責任，不再簡單地以經營利潤來作為金融運行的準繩，由政府來承擔科技創新體系的資本融通支撐，具有彌補市場機制失靈、實現國家科技創新研發戰略目標，推動具有正外溢性特征產業的發展及進行超偏好的風險平滑管理。

第二，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科技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普惠。在經濟實踐中，科技金融主要將金融融通的功能集中在發展階段處在成長期、成熟期的科技企業上，對于科技企業發展的種子期和初創期卻少有關注，這造成了科技創新研發鏈條的斷裂。普惠性科技金融的重要著力點，在于對處于種子期和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的支持上，這種有重點的全面普惠才是真正的普惠性，那種講求真正平等、全面的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最終又會落回偏愛成長期、成熟期的窠臼之中。在金融資源面臨約束線的條件下，對企業所有生命周期提供泛化性的金融覆蓋其實是背離了普惠性的宗旨理念的。因此，應當引導政策性金融的直接扶植與強力推進功能，針對現有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的特性，以必要的制度進行引導、激勵和培育，激勵現有的銀行性和非銀行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資本進入科技創新領域，引導足夠的金融資本投入到科技型企業的階段向創新的前期階段尤其是孵化新技術階段位移，最終促進科技知識的孵化和實現科技型創業企業的融資目標。

第三，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經濟主體（企業）的普惠。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高校、科研院所承擔了大多數的科學研究開發工作，但在實踐中卻由于其非經濟主體的地位從而受到政府乃至市場金融的忽略，以至于這類處在創新鏈條上游的機構難以獲得（足夠）的科技金融支持。應當轉變原有的思維觀念，將這類研究機構視同為（類）經濟主體，對其創新研發活動給予更大的金融資本和金融服務的支持，從而擴大科技金融的普惠覆蓋面積。

第四，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是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普惠。李蒼舒（2015）通過對中國既有的普惠性金融體系進行分析后發現，普惠金融的構成中，金融可獲性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使用狀況，而金融服務的質量所具備的權重最低。在科技金融體系中研究也發現，科技金融更多的集中在對科技企業的資金支持上，但圍繞科技企業相關的金融服務乃至質量水平，卻著墨不多。應當說，無論是普惠性金融還是科技金融，都有著重資金融通、輕金融服務的癥結，當著兩種金融模式進行融合創生時，更有可能出現“重硬輕軟”偏好的疊加強化。如上述，需要強調的是，普惠性科技金融，更應當注重科技型企業的金融服務的多元化和鏈條化，通過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擔保、評級、律師咨詢、會計審計、等）來促使科技企業進行研發、協同和再生產，比簡單的資金支持更為有效。

第五，科技金融的普惠，不再局限于資金需求側作為受益對象。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應以政策性金融為主要構成，但政策性金融在科技金融道路上過分地“孤軍深入”時，又會引起金融運轉低效甚至衍生腐敗的苛責。想要降低這種情況所帶來的效率沉降，則必須重視市場性金融的重要作用。其中的一個關鍵在于，如何調動市場性金融參與普惠性科技金融體系構建的積極性？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了如何將科技金融資本投入到科技創新研發市場中，卻忽略了這種金融資本應該如何“全身而退”的路徑。其考量的重點都集中在了科技企業的經濟福利上，對資金供給方的受益（退出機制）卻語焉不詳，這種資本有去無回的境況必然折損了市場性金融進取的積極性。本文以為，為市場性金融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疏導退出機制，實現市場性金融的循環再造，從而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⑤，才能提高市場性金融的運作效率。如此演繹，一方面，是科技企業顯著受益；另一方面，是科技金融介入后獲得了相應收益。從而實現了科技金融供需兩側的“琴瑟和鳴”。

[注 釋]

① 市場金融是厭惡風險、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更偏好于排他性地占有收益；而科學技術創新研究卻具備了“九死一生”的高風險和強烈正外部性特征的領域范疇。市場金融在此情景下難以獲得全部收益并同時滌除風險可能，由此帶來了“上帝不能創造自己搬不起的石頭”的悖論。

② “三品”即人品、產品和抵押品；“三表”即水表、電表和稅表；“三流”：人流、物流和現金流等符合經營特征的非財務性指標。

③ 根據美國布茨?阿倫和漢密爾頓咨詢公司的調研總結，一般而言，新產品設想到成果產業化之間存在著高強度的篩選機制：產品設想能夠進入經營效益分析階段的，通過率約為35%，按照盈利原則進入研究設計階段的，占總產品設想數目的30%，當跨越到了生產階段后，僅有5%的產品能夠通過實驗性生產并形成最終產品，但到最后能被市場所承認的，占比不足2.5%。

④ 在庫恩（1962）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指不同研究范式之間的不可相互解釋特征。在本文中，“可通約性”解釋為普惠性金融本就具備科技金融改革目標的內質，或者說科技金融改革中，存在著與普惠性金融的共同區間。

⑤ 或說通過政策性金融對市場金融進行補償和激勵。當然，這種回饋可以是非經濟性、間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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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小微企業融資難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作為世界性難題，貸款難成為制約小微企業快速發展的首要瓶頸。由于小微企業自身存在企業經營波動性大、規模小、組織結構簡單且易變動等特點，商業銀行愿意貸款給資金相對充裕的大企業，而更渴望獲得貸款支持的中小微企業，與現行的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放貸要求無法實現順利對接，導致服務小微企業的資金供給主體缺失，與融資體系不匹配。而現有金融體系內的改革，無法從本質上解決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而普惠金融理念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徑，也為制定新的資金配送標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普惠金融體系的完善和適度的金融創新以“治標”和“治本”相結合的方式為小微企業融資問題打開一扇窗。

一、理論綜述及國外實踐

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就提出了金融服務、教育和醫療等基本權利的消失會導致貧困的觀點。隨后Galor、Zeira（1993）和Clarke（2003）等通過對金融與貧困關系進行研究表明，全社會階層覆蓋的金融體系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指出金融市場應該更多服務于窮人。普惠金融這一概念是2005年聯合國小額信貸年時廣泛運用的詞匯，其主要任務是通過建立信貸模式和金融制度的創新，使那些長期被排斥在傳統金融機構服務之外的困難群體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和發展機會。普惠金融是微型金融和小額信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最終目的是將零散的金融機構結合成一個整體系統，并將這個系統有效的為小微企業服務。孟加拉鄉村銀行創始人尤納斯教授甚至將窮人的信貸權利提高到人權的高度，提出“信貸權是人權”的觀點。國內較早倡導“普惠金融”理念的是“中國小額信貸之父”-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杜曉山教授。普惠金融的提出，將使小微企業獲得金融機構較為寬松的貸款政策，為小微企業提供了相對寬松包容的融資環境。隨著不同層次的金融機構及中介組織形式的不斷創新和發展，金融產品設計創新及金融行業軟實力得到不斷提高，傳統商業銀行自設中小企業信貸部門的服務效率及作用將得到提升，同時以微型金融、互聯網金融、民間金融等形式參與小微企業融資的金融形態得到發展，一個以整合的普惠金融系統將滿足不同層次和類型的中小微企業的需求。

在國外，以孟加拉、印度、印度尼西亞、玻利維亞、巴西等國家為代表的普惠金融思想得到了較為成功的實踐。孟加拉的鄉村銀行模式已經發展形成一個多層次的金融體系，兩個專業性機構，三個兼營性非政府組織的普惠金融框架，初步構建了以兩個基金項目為支持，以鄉村銀行為核心的孟加拉國服務小微群體金融體系。印度的富登信貸模式和小組信貸模式除了在貸款機制、產品多元化、結構連鎖化、服務專業化特點外，該公司建立分權授信系統。傳統商業銀行一般采用集中化的授信管理，有較為固定的信用評分體系，分行擁有審批權力，不符合信用評分的客戶難以得到信用支持。富登模式對銀行的授信系統進行了分散處理，通過對口客戶信用服務，提高其貸款的獲得率，從而縮短了貸款審批的時間，也能夠有效地降低壞賬產生的可能性。印度自助小組模式主要服務的是印度的農業和農民，在專業發展銀行的支持下，印度自助組SHG通過開展SHG-銀行聯結項目為貧困婦女提供微型金融服務。印度尼西亞的人民銀行鄉村信貸部模式是正規金融機構從事小額信貸的成功模式之一。小額信貸以盈利為目的，以生產生活困難、無不良信用記錄、有自我成長力的個人或小微企業為服務對象，貸款利率市場化水平較高，但是可以得到政策性補助。根據客戶對流動性的不同需求，可以提供多種儲蓄產品，在貸款規模決定、期限和抵押，執行貸款發放與回收，儲蓄利率確定等方面給予了商業銀行營業部的自利。巴西中央銀行與巴西財政部、社會發展部等部門在普惠金融制度框架建設，發展小微金融等方面開展廣泛的合作。十分注重普惠金融創新和推廣，銀行業務模式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巴西允許銀行在更為廣泛的領域，為目標客戶提供多樣化多品種的金融服務。“信貸票據”的推出使個體經營者和小微企業提前獲得相應的生產周轉資金。政府扶持和培育的強制性小額信貸支持體系，為小微企業提供無抵押、無擔保、低利率的支持資金。玻利維亞的私人小額信貸銀行模式成功嘗試成立了第一家專門提供小額信貸的私人商業銀行。通過相互擔保和小額信貸征信制度的完善實現私人小額信貸商業銀行的業務開展， 同時小額信貸機構都可以吸收存款，通過存貸利差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經營。

二、普惠金融發展與中小微企業成長性的內在邏輯

國內外研究表明，對于小微企業來說，企業是否能夠成功獲得資金支持是由其內部和外部的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受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等因素影響，外部融資成功與否取決于公司所需融資項目是否具有一個可行可信的融資方案，同時也取決于企業的內部治理、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的透明度。融資障礙對于小企業的發展有顯著抑制作用，通過金融準入原則進行的融資似乎是制約企業成長最重要因素。本文通過構造簡單投入產出模型，分析融資障礙與普惠金融兩種狀態下的小微企業的收益及成長性問題。

1.基本假設

（1）假設一個需要融資的小微企業存在兩種狀態：存在融資障礙A狀態和享受普惠金融服務B狀態，經營周期設為t期。

2.模型推導

以上推導和對比顯示，在普惠金融體系支持下，企業在t 個生產經營周期內不斷獲得信貸支持，在項目平均收益和利率不變的情況下，小微企業能夠獲得長足發展，企業財富值增加從而擺脫了小微企業發展難，自我發展能力差的惡性循環。在現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的傳統信貸渠道下，降低金融準入壁壘，尤其有利于小企業的發展。對于小微企業來說，金融支持給小企業帶來的幫助往往要比大公司大。在投資環境較差的地方，小企業比大企業有更多的障礙更為顯著。

三、基于普惠金融的創新思路

1.加快完善多樣性、多層次的普惠金融體制

普惠金融如今已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雖然明確的表述只有六個字“發展普惠金融”，但這足以表明普惠金融已上升為國家規劃。而普之城鄉、惠之于民這一夢想成為現實，就要求加快完善原有普惠金融制度。與國際先進經驗相比，我國在普惠金融戰略的頂層設計和政策統籌方面略顯不足。基于國情，制定合理的普惠金融發展戰略，完善相關政策法規，發揮政府財政支撐和引導作用，明確普惠金融供給主體成為推動普惠金融深度發展的前提和基礎。鼓勵多種形式的金融機構參與到普惠金融體系的建設中，形成多方參與，多種模式互補發展，構建多層次的普惠金融體系。建立以大型商業銀行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微型金融、互聯網金融和民間金融適度發展，傳統普惠金融與新型普惠金融相結合的多層次、多渠道、多樣化的普惠金融體系。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嚴格控制過剩行業產能，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和大企業融資效率，從而形成資金“擠出效應”，盤活資本存量，使資金能夠更多地流向成長性高、創新性強的小微企業。不斷完善普惠金融監管評價體系，有效指導普惠金融實踐，形成嚴格高效的全方位監管格局，建立以協會“一行三會”為監管核心、金融機構內控為基礎的金融風險監管系統，央行應該大力推進普惠金融業務的開展，并對其業務承擔監督責任。通過協調大型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互補及對接機制，引導金融資金及金融服務在弱勢群體間的均衡配置，努力將多樣化的需求主體都納入到普惠金融體系中，從而保障普惠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

2.鼓勵商業銀行破壞性創新的嘗試

商業銀行小微企業信貸業務創新是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重要途徑。在政府支持力度大，社會關注度高，貸款需求量大的現狀下，在小微企業信貸方面，商業銀行存在破壞性創新的可能。破壞性創新是指將產品或服務透過科技性的創新，并以低價特色針對特殊目標消費群體，突破現有市場所能預期的消費改變。在小微企業的融資過程中，小微企業各自的基本素質是不相同的，符合商業銀行授信條件，且經營效益較好風險較低的企業成為小微企業中的高端客戶。綜合微型企業融資需求表現為時間短、頻率高、放款快等特點，在缺少足額抵押物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可采用風險管理理念，引入信用保證等多種保押方式進行靈活的組合搭配，有效降低貸款準入門檻，為小微企業提供標準化、便利化授信品種。由此，商業銀行小微企業信貸業務存在破壞式創新主體。小微企業高端客戶的風險低于低端客戶且收益可觀，各個銀行都極力營銷小微企業中的高端客戶，較高的利潤回報成為商業銀行擴大經營規模、實現資金增值的動力，這促使商業銀行將更多信貸資源配置給小微企業的高端客戶，同時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中的中大客戶表現了一定程度的依賴性，因此，存在商業銀行小微企業信貸業務破壞式創新的可能。當小微企業高端客戶對信貸需求得到滿足后，商業銀行將更多地關注低端客戶尚未引起重視的次級屬性，針對小微企業低端客戶的特點研發出相應產品變的迫切，產品在設計研發上應具有成本低廉、流程簡便和準入門檻較低的特點，在標準化產品研發的基礎上，開發滿足小微企業個性需求的產品，例如以產品的授信循環額度為基礎，在核定授信循環額度項下，可根據自身經營需求，靈活機動地申請用款，當歸還用款后，額度自動釋放出可用空間，又可循環使用，逐漸培育自己的高端市場客戶。

3.有序推進正規金融與小額貸款公司合作

正規金融與小額貸款公司合作主要有三種形式：轉貸款形式、擔保貸款形式和合作貸款形式。正規金融與小額貸款公司開展合作具備較為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政府支持，正規金融在貸款資金供應量和技術研發等方面有明顯優勢，而小額貸款公司則在貸款靈活性和便捷性等方面有明顯優勢，雙方的合作可以取長補短，使普惠金融多渠道多方式的得到實踐。通過建立自評體系和第三方評價等方法，正規金融機構實現對小額貸款公司的授信，使小額信貸公司獲得批量資金。具有擔保資質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為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從而增加小微企業貸款的可獲性。由于小微企業的貸款需求和經營狀態以及不同金融機構融資要求和風險評價的不同，使合作形式的金融創新成為可能。正規金融機構與小額貸款公司的進一步合作表現為，正規金融機構的相關部門與小額貸款公司共同組建小額銀團，由小額銀團進行評級和守信，共同為小微企業提供貸款及其他金融服務。

4.適度拓展微型金融業務范圍

微型金融在為弱勢群體提供持續小額金融服務方面獨樹一幟，作為一種新型金融方式成為傳統金融體系有益和必要的補充。微型金融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蓬勃發展，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困難群體及小微企業廣泛信用評級差、獲得商業銀行貸款難度高，而微型金融在促進小微企業融資、提高小微企業自我成長能力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無論在產品設計上還是產品優化上，都有一定創新成果。例如設計考慮季節因素的信貸產品，創新設計了“季節性貸款”，因此，結合微型金融信貸需求、周轉期、盈利空間等特點，通過存款、貸款、保險、基金等金融產品的優化組合及關聯信，為小微企業提供復合性，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這樣能夠有效防范違約風險，提高盈利能力，例如可以嘗試向借款者推出“小額儲蓄+貸款+保險”、“貸款+基金+保險”等產品組合。隨著小額信貸發展的不斷成熟和完善，微型金融可以可以嘗將微型保險、微型證券等金融業務引入我國微型金融市場，隨著業務的成熟，業務范圍拓展到小額儲蓄、小額保險、匯款等領域，從而改變產品開發創新少，品種單調且小額信貸產品的期限與生產周期不協調等問題。

5.構建互聯網金融和普惠金融協同發展體系

互聯網金融作為金融領域中的熱點，當前正是風生水起，其提倡公平與分享價值取向與傳統組織體系的等級制度不同，是普惠金融體系一個有益和必要的補充。一定程度來說，互聯網金融推動了普惠金融的發展、為普惠金融提供新的契機和突破口。同時互聯網金融與實體金融機構有機結合，可以助推民間金融參與普惠金融體系構建和發展。對小微企業融資創新發展，金融互聯網可以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務的便捷性和交易速度，“去中介化”“泛金融化”“全智能化”“互補共贏”的互聯網金融新模式，讓更多的小微企業參與進來。互聯網金融的繁榮，加快了商業銀行金融功能和金融服務多元化建設進程。同時，提升原有服務能力，降低服務成本，調高速率，精準地、有效地提供全球全天候的金融服務。合理引導金融機構發展互聯網金融，介質金融，充分利用電話、網絡、移動設備，運用云計算、大數據挖掘等新技術從，更大可能的激發更多更有效的金融需求，發揮其“長尾效應”。

四、結論

文章在對普惠金融的相關理論整理的基礎上，分析了普惠金融與小微企業成長性的內在邏輯，通過借鑒國外普惠金融理念在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研究經驗和實踐教訓，提出我國小微企業融資在普惠金融理念下的金融創新思路，指出加快完善多樣性、多層次的普惠金融體制，加大商業銀行改革力度，合理有序推進正規金融與小額貸款公司的合作，適度拓展微型金融業務范圍，構建互聯網金融和普惠金融協同發展的金融體系是小微企業解決融資問題，獲得自我發展和成長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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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1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2-0228-02

一、民族院校金融學本科畢業論文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學生選題大而空泛,與實踐嚴重脫節

好的畢業論文選題,是論文成功的一半。不少學生缺乏正確的選題方法,選題隨意,選題范圍重理論輕實踐,或好高騖遠、求大輕小。例如,金融專業的同學前幾年喜歡選諸如“加入WTO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我國銀行不良資產處置研究”等,去年甚至有同學選“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還有些同學選題猶豫不決、隨意換題,不少老師都抱怨學生選題不和導師商量,當導師不同意時甚至隨意從網上直接下載論文,結果不但影響了選題的質量,又不利于導師指導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畢業論文寫作過程中創新與分析問題能力不足

金融學專業的本科畢業論文也應遵循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思路,即沿著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展開。實踐中,不少學生只為交差過關了事,不僅相關文獻閱讀十分有限,如有的參考文獻幾乎都是網上轉載的各類文章甚至博客文章等,筆者甚至發現有個別同學的參考文獻竟然是學院自己辦的內部雜志上的文章,既不權威又不準確,有的參考文獻幾乎都是幾年前出版的教材等,對于文獻調查等基本收集資料的方法不會運用。同時,論文寫作過程中又缺少相關的調查和實證分析,要達到深入分析,甚至要有所創新自然就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三) 論文結構不合理、語言表述欠規范,極個別少數民族學生漢語表達能力有限

按照我國大學本科畢業論文的相關要求,筆者所在高校也制定了畢業論文管理的相關規定,但不少學生卻達不到這些要求。例如,筆者所在學校在論文評閱環節要求:(1)內容:立論正確,方案設計、論證、計算正確;內容完整充實,論文結構合理;結論正確;工作量足、難度適當。(2)水平:有獨特的見解與創新,或與生產實踐緊密結合;對所學專業知識有較好地運用;取得階段性成果,具有一定的學術或應用價值。(3)格式:全文格式、中英文摘要、參考文獻完整且符合要求;語句通順、條理清楚、邏輯嚴密;數據、圖表完整,圖紙規范。而不少學生在論文寫作中,或者出現頭重腳輕,即前面的概念、發展歷程、問題現狀等羅列較多,而后面的原因分析和相應的對策部分十分簡略;或者是另一極端,前面的分析介紹簡短,而后面列出的建議對策動輒十幾條,甚至有的問題分析和后面的建議幾乎沒有直接關系,論文質量堪憂。筆者還遇到過極個別的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書面和口頭表達能力比較有限,完成規范的畢業論文有相當的難度。

二、影響民族院校金融學畢業論文質量的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民族院校金融學專業畢業論文質量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學生對畢業論文不夠重視,論文寫作中投入精力十分有限

隨著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壓力的增大,又遇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從四年級上學期開始直到畢業,除了考研的同學外,大部分學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找一個理想的工作上面。而一般畢業論文撰寫正好是這段時間。而根據以往的經驗,學生都知道,畢業論文成績對找工作并沒有直接的影響。所以,大部分學生對論文并不重視,投入的時間十分有限,甚至個別學生在答辯前兩三周才與指導老師聯系,論文寫作的質量自然無法保證與提高。筆者每年指導的學生中,總有個別同學忙于實習或各地找工作,要等到最后才與老師聯系,考慮到就業的壓力等老師往往無法嚴格要求學生。筆者所在學院的老師還發現,對畢業論文投入較多精力的學生,往往是那些工作落實得較早的學生,自然畢業論文也寫得比較規范;那些工作一直沒有落實或落實較晚的學生,很難把主要精力和時間花在畢業設論文撰寫上,論文選題和質量自然存在不少問題。這在二本院校中應該不是個別現象,尤其是民族類高校。

(二)指導教師對畢業論文指導投入不夠

影響大學生畢業論文質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指導教師投入精力的多少。畢業論文指導一般從學生選題、擬訂論文提綱、收集資料到規范寫作、反復修改等過程中都要給予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指導。而現在高校教師本身也存在攻讀學位、繁重的教學和科研任務等壓力,再加上論文指導的報酬通常都不太高,因而面臨指導動輒10來個學生的畢業論文,實際分攤到每個學生身上指導論文的時間、精力必然相當有限。如筆者所在的學院,老師平均指導的學生通常在10個左右,甚至有些學院的個別教研室老師指導學生有時多達15個以上,教師的指導任務相當繁重。盡管畢業論文早就布置下去,但學生往往集中在最后時間才聯系導師,這時在正常的教學、生活之外,導師的指導工作量突然增加。所以,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老師也是希望論文只要過得去就行,論文質量的提高缺少相應的激勵機制。

(三)學校對畢業論文答辯等管理流于形式

與國外高校的“寬進嚴出”不同,國內高校多年來普遍實行“嚴進寬出”原則,只要學習成績、學分修夠了,很少有高校在學生臨近畢業之際在畢業論文環節嚴格要求學生,學生對論文自然采取東拼西湊的態度,畢業論文答辯也就只能流于形式。尤其是現在學生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反過來使學校在論文質量把關和就業率壓力之間偏重就業率的提高,自然就會更加放松論文答辯及其管理環節。因為高校每年都面臨一次就業率的排名,甚至第二年招生指標、招生計劃等的變化都與就業率直接相關,論文質量的提高也就被忽略了。如筆者所在的高校,畢業論文成績=評閱成績(60%)+答辯成績(40%),且答辯成績不能低于60分,但在答辯中,即便對極個別答辯學生想給低分,考慮到就業形勢以及民族類學生的口語表達和文化基礎等綜合因素,最后往往也是手下留情。

三、完善民族院校本科畢業論文管理的一些建議

在面臨持續的嚴峻就業形勢下,民族類高校畢業生質量的提高需要各方的努力。

(一)學校要加強論文質量的全過程管理

民族類高校要根據自身的培養模式和辦學條件,努力探索切實有效的畢業論文質量管理途徑,確保畢業論文的質量提高。如保證一定的經費投入,適當提高導師指導畢業論文的報酬,努力提高教師積極指導論文的積極性;又如,近年各省(市)教育廳(局)對畢業論文工作進行不定期檢查、抽查和評優等,在職稱評聘、教學工作量計算等方面向畢業論文工作有所傾斜;再如,進一步落實畢業設論文寫作與實踐的聯系, 加強民族高校與民族地區生產部門、企業之間開展協調工作,為學生論文選題、寫作等創造良好的實踐環境。另外,民族類高校有些漢語水平確實較差的學生,可否采取其民族語言寫作和答辯,至少不要和其他高校一樣搞一刀切,真正發揮論文寫作環節對學生的能力考察和提升功能。

(二)畢業論文的指導與寫作應早作準備

針對目前就業與論文寫作的沖突,畢業論文的指導與寫作也應宜早不宜遲。如果前面幾年的學習中沒有思想準備和材料積累,僅在幾個月乃至最后一學期或一年的時間里,要完成從選題、研究到寫作的全過程,確實很難指導或寫出高質量的畢業論文。如在專業課學習階段,就應先學習一些指導論文寫作的有關論著,提高文字修養;還要選讀一些本專業的優秀論文,從中學習寫作經驗和了解學術動態;掌握做簡單的文獻綜述的方法和基本格式等;對本學科領域中自己感興趣的某些專題或方面,有意識地積累資料,為論文寫作進行各方面的準備,還可適當緩解導師集中指導的繁重任務。

(三)學生要正確認識論文寫作與就業之間的沖突

客觀地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學生沒有就業壓力,可專心致志做畢業論文;而在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學生應聘時若已具備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則工作會落實得較早、較容易。而畢業論文的寫作,正是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基本要求。所以,學生應正確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否則對其就業、畢業論文完成都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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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3）05（b）-0081-02

1 本科培養模式的“量產式”現象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科教興國戰略的深入貫徹，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有關數據顯示，截止2007年，我國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908所，成人高等學校413所，民辦普通高等學校297所，僅獨立學院就有318所。（夏魯惠等，2011）相較于2000年，不論是公辦高校還是民辦高校，均呈現了較快的增長勢頭，尤其是在一些東部發達地區，平均增長幅度已經達到了80%以上。這樣一路高歌猛進的增長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產業正經歷著鼓舞人心的發展階段。作為附帶效應，不論是對于老牌高校還是新興高校而言，擴大招生規模幾乎是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搶占市場的第一套方案。以浙江省的普通高等院校為例，2000年該地區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數為7.76萬人，而到了2007年，招生人數達到了23.07萬人。[1]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在校生人數的增加，以往所提倡的“精英式”本科培養模式鑒于其培養對象數量的限制以及較高的成本投入，已經很難適應日益增長的市場競爭，因此，基于“對癥下藥”的需求，一種更加符合本科培養“大眾化”呼聲、也更加注重擴大宏觀規模的本科培養模式應運而生，筆者將之總結為“量產式”的本科培養模式。

2 “量產式”本科培養模式的弊端

這種培養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市場競爭的外在要求：相比保證高品質的教學質量，實則更注重追求教學規模和辦學效益；但是，幾乎是在其產生的同時，阻礙也隨影而至：

首先是在辦學規模方面的瓶頸。同樣以浙江省的普通高等院校為例，雖然該地區的高校招生規模在七年中增長了近兩倍，但該地區的高考報名人數，即潛在的生源數則并沒有經歷如此大的漲幅：2000年浙江地區高考報名人數共計15.11萬人，截止2007年，高考報名人數為40.06萬人，增長了1.65倍。[2]換言之，2000年高考報名人數與招生數之比為1.95，而到了2007年，該比數即下降到了1.74。隨著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實施以及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生源數必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較慢的增長速度，甚至可能會出現區域性的下降。因此，在各類高校如雨后春筍般崛起的同時，業內人士卻也不得不開始擔心，面對今后極有可能出現的“僧多粥少”的招生形勢，這些高校應該如何化解由此產生的競爭壓力？采用盲目擴大招生、挖空心思增設所謂“吸金專業”、提高收費等手段帶動辦學收益顯然不是長遠之計。

其次是在辦學質量上的問題。高校數量增長過快，導致優秀師資的培養速度遠遠無法滿足許多新興高校的基本需求。有較強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新興高校可以選擇重金從其他高校挖掘成熟的師資人才，而相對競爭實力較弱的高校則不得不面對師資水平欠缺導致的一連串現實問題。在各高校間，不均衡的師資分配很大程度地影響了本科培養的質量。

最后是在培養效果上的問題。雖然“量產式”本科培養模式產生的初衷之一也是為了提升畢業生乃至于整個高校的競爭力，但事實證明，經過這種批量化生產模式而產出的“本科人才”卻最終在這種機械教育模式下失去了個體特色、失去了創新能力、甚至失去了社會競爭力。以兩方面為例：

（1）本科生學習、科研能力欠缺，學術不端現象泛濫。且不談建設所謂“創業型”的高等院校（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3]和“研究型”的高等院校（Research University），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基本現狀是大多數的高校仍處于“教學型”大學（Teaching University）的階段，即主要承擔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培養任務。在這一過程中，若是高校秉持著“量產式”的教學模式―― 教學內容單一、教學方法機械、教學目的功利，則只會產生一種后果：本科教學的發展將完全偏離素質教育所要求的方向，課堂最終成為“填鴨式”產出畢業生的“加工廠”。

相比歐美高校的大學生，缺乏獨立研究能力是烙在我國當代大學生身上很難被洗白的不爭事實。通過四年的專門學習卻不能夠將所學知識自如運用于本學科領域的研究，這一方面自然得歸因于大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欠缺，但更重要的原因卻在于他們并沒能從本科教學的課堂上學到足以支持自主研究、成體系的應用知識。舉例來說，本科畢業論文作為授予學士學位的一項必要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學生對專業水平的掌握程度。但近幾年來，各種學術問題卻在本科畢業論文撰寫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根據2007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243名被調查者中，有31.8%的人認為目前高校畢業論文的抄襲現象非常嚴重。調查還指出，1990年高校教師指導本科論文時基本是一比一的指導比例（1∶0.97），而到了2003年，一名教師則需指導至少三名以上的學生（1∶3.41）。[4]逐年遞增且差距越來越懸殊的生師比使得數量有限的既有師資很難對畢業論文的質量和原創性進行逐一核查，更遑論深入的研究指導。大學生對所學知識吃不透，做起研究來力不從心，因此，論文抄襲已然成風，且很難被杜絕。

（2）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日趨嚴峻。根據統計，2001年我國本科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高達80%以上，但僅僅三年后，也就在2003年，這一比例就下降到了60%。[5]就業市場競爭壓力的逐年激增是擺在高校和高校畢業生面前的一個嚴峻考驗。

3 “量產式”本科培養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

通過分析這種“量產式”本科培養模式后不難發現，辦學主體主觀上的認識不足無疑是導致其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

（1）盲目地附和“市場需求”。鑒于近幾年財會專業和金融專業等經管類專業的就業形勢大好、學生在升學時選擇熱情高漲，因此許多高校在專業設置、課程安排等方面也相應地做出了調整。在為數不少的高校，尤其是那些師資力量較為短缺的民辦高校，很大一部分教師除了承擔自身的專業課程以外往往還會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承擔一些，甚至占其所授課程多數的“其他”課程。這些“其他”課程看似與其專業相關，但實則是為了迎合學生在選課過程中的功利偏好。以經濟學專業為例，許多高校出于經濟學專業作為純理論研究專業其就業形勢不太理想的考慮，往往很少直接開設相關課程，而是選擇在課程中摻雜進一些通常意義上更具有“實踐價值”和“社會競爭力”的內容，如金融、會計、市場管理等。這種做法雖則是為了迎合競爭激烈的人才需求市場，但由于對授課師資專業的定向化要求比較模糊，很多沒有扎實的專業基礎卻被迫成為“一專多能型人才”的教師幾乎很難保證此類課程的教學質量。

（2）在辦學氣氛營造方面，傾向于教科書式的教授方式，忽視了人文底蘊的培養。培養優秀的本科人才是一項全方位都需要兼顧的工作，然而目前國內本科院校多存在培養方式和能力考核機制單一的問題。

只注重測試成績而忽略數字背后學生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培養，這不僅僅是中小學教育的缺陷，也是許多高校在本科教育中產生的通病，可以說正是這種對本科培養目標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60分萬歲”的提法一直以來被視作本科教學的代名詞。

4 改變“量產式”本科培養模式是高校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盡管越來越得多的高校已然發現了當前“量產式”本科培養模式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也已經開始致力于改變既有的培養模式，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本科院校在轉變培養模式的道路上還將面對令人十分憂慮的現實：高校組建模式的多樣化必將引發更加激烈的生源爭奪戰，而嚴峻的就業壓力以及激烈的社會競爭仍會源源不斷地成為這種本科培養模式的“催產劑”。

因此，高校必須更加清楚地認識到，雖然這種培養模式能夠在短期內化解高校面臨的許多壓力，但就好比是一生病就服用大劑量的阿司匹林，長此以往，必定導致更大的生存隱患。如何戒掉由這種模式帶來的所謂“甜頭”，警惕地看待由此產生的負面效應并找出解決辦法，是擺在眾多高校眼前一個關乎生存的大問題。

參考文獻

[1]夏魯惠，于今.中國高等教育區域發展報告[M].北京：國際行政學院出版社，2011：19.

[2]夏魯惠，于今.中國高等教育區域發展報告[M].北京：國際行政學院出版社，2011：52-54.

篇6

農村金融改革目標悖論

中國的農村金融改革始于1988年。第一個案例是四川廣漢的農業銀行管理體制改革，當時希望在縣級銀行內部建立企業化管理機制。也就是說，希望金融機構在貫徹國家政策的情況下，探索是否可能實行企業化管理。從實質上看，這個改革應該屬于國有金融機構的內部機制改革。20年來，我國的農村金融改革大體延續了這個思路，今天的農村金融改革仍然局限在農業銀行和農信社的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上。作為最早期參與金融改革的成員之一，溫鐵軍對農村金融改革的歷史沿革及選擇方式如數家珍。

溫鐵軍認為，銀行的商業化改制，是中國在21世紀加入國際金融資本主導全球競爭的必要制度改進。如果從農村金融部門自身改革的角度看，其目標――企業化管理、商業化經營，應該說已經實現。目前，農業銀行已經成為一個很有競爭力的商業銀行，很多發達地區的農村信用社也成功改制，轉為地方性商業銀行。從這方面看，金融部門自身的改革是成功的，但其“離農”也是必然的。因為農業是與自然性狀高度合一的經濟過程，不可能超越一年四季的自然規律，比如不可能種下冬小麥加快流動性，因此金融資本一旦成為追逐商業利潤的資本，就會異化于產業資本，尤其異化于沒有流動性可言的農業產業資本，這是一個規律。商業化的銀行撤出農村，追逐高額回報的金融資本遠離農業是其改革目標下不二的選擇。

而從中央提出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看，是構建服務“三農”的普惠制金融體系。從本質上說，這和農村金融部門的改革是兩個領域的事。建立普惠制金融體系是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力圖解決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積極探索。溫鐵軍分析，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能夠為弱勢農業、分散小農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的先例還沒有。這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挑戰。但建立普惠制金融體系不是商業化金融部門的責任，不能讓金融機構商業化改革與服務“三農”的普惠制金融體系建設相重合，因為這兩個目標是對立的，不可能一致起來。

金融排異三類新機構

2006年底，銀監會出臺政策降低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門檻，在農村地區開展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互助合作組織等三類銀行業金融機構試點。政策初衷，是解決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覆蓋率低、金融供給不足、競爭不充分等問題，建立廣覆蓋、多競爭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從目前已掛牌成立的30多家新型機構的實際運行情況看，仍沒有走出商業化目標與支農目標相背離的怪圈，甚至已經顯示出農村地區原有的金融排斥發展到金融排異的跡象。

溫鐵軍說，金融排異的理論假說是他的一個博士研究生在長期的調查研究中提出的，并且正在做與此相關的論文。從制度經濟學角度講，一個正向的制度改進是在原有的體制框架內，居主導地位的利益主體的利益得不到滿足時，提出制度改進的要求。而實現帕累托最優的制度改進是使相關的利益群體都獲得收益，從而不反對制度改進。現在三種小的金融機構，特別是村內的互助合作組織，他們要求的制度改進能否給現有的金融機構帶來收益呢？不可能！因為他們的收益太低了，甚至不足以支付商業化正規金融所要求的制度成本。如果其連生存的可能性都沒有，更遑論能生產收益增量來推進現有金融體制改革。所以，三種小的金融機構如果仍然按照商業化運作，必然引起金融排異，不可能健康存活。

要建立普惠制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必須有特定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解決分散的小農金融服務。不管新建什么樣的金融機構，我國今后一個時期內，重振農村經濟的核心，仍然是如何使資金這個最具組織作用的龍頭要素回流農村。為此，迫切需要對農村金融改革做出總體部署，其重點仍然在于如何以農村基層的組織、制度創新為基礎推進配套改革。并且，改革成敗的評價標準不在于金融部門的指標，而在于是否解決了農村金融普遍服務“三農”、適應農村經濟發展要求的問題。

日韓臺模式值得借鑒

實踐證明，正規的、商業化的金融不可能應對高度分散的、兼業化的農戶的信用需求，惟一可能形成服務于農業信用需求的金融是非正規、非商業化的金融，因為只有它能降低金融風險，降低交易成本。

溫鐵軍在對農村做了大量比較研究后提出，解決農村金融服務的最好辦法，莫過于讓農民形成合作組織。只有不斷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不斷加強農民的合作能力，讓農村有了組織載體，才能對接上國家的資金投入，對接上國家的政策投入，才能夠讓農村好起來，基礎設施建設才能到位。因此，開展以農村基層的組織創新、制度創新為基礎的改革，大力發展與農民的合作金融相適應的政策性金融工具，或許是未來農村金融發展的出路所在。

三類新機構中，資金互助組織是較好的選擇。一方面，農戶要按一定的杠桿率向資金互助合作社入股，增加互助資金，形成承擔經營風險的責任。政府可以通過農戶資金互助組織將財政和政策銀行資金轉貸給農戶。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國家財政和政策銀行安排一部分資金支持農戶資金互助組織的建立。只有以此為基礎，商業銀行和保險才能按照企業方式，開展向農戶資金互助組織批發貸款或保險的業務，實現規模經營。也只有以此為基礎，才能由資金互助組織承擔內部市場交易成本，實現信息對稱和組織對稱。

事實上，正是由于為小農經濟提供普遍服務是世界性的難題，才尤其需要中國政府和農民以“創新型國家”戰略為指導來開展農村組織和制度方面的自主創新。目前，能提供這種金融服務的只有日韓臺模式。

篇7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及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的概念來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聯合國在宣傳“2005小額信貸年”時廣泛運用的詞匯。普惠金融認為，只有將包括窮人為對象的金融服務有機地融入金融體系，才能使過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務之外的大規模弱勢客戶群體獲益，最終這種包容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能夠對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包括過去難以到達的更貧困和更偏遠地區的客戶開放金融市場，每個人才能有機會參與經濟的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

（二）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

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認同的是只有將包括低收入者在內的金融服務有機的融入于微觀、中觀和宏觀各個層面的金融體系，過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務之外的大規模客戶群體才能獲益。最終，這種包容性的金融體系能夠對發展中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人，包括過去難以到達的更貧困和更偏遠地區的客戶開放金融市場。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各層面內容見下表一。

表1 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

客戶層面

各類群體，其中貧困和低收入客戶是這一金融體系的中心之一，他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決定著金融體系各個層面的行動。

微觀層面

微觀層面為零售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包括從民間借貸到商業銀行以及位于它的中間的各種類型，它直接向窮人和低收入者提供服務。

中觀層面

中觀層面包括了基礎性的金融設施和一系列的能使金融服務提供者實現降低交易成本、擴大服務規模和深度、提高技能、促進透明的要求，如審計師、評級機構、專業業務網絡、行業協會、征信機構、結算支付系統、信息技術、技術咨詢服務、培訓，等等。

宏觀層面

宏觀層面是有利于小額信貸發展的適宜的法規和政策框架，中央銀行（金融監管當局）、財政部和其他相關政府機構是主要的宏觀層面的參與者。

資料來源：根據杜曉山《普惠金融體系理念與農村金融改革》等有關資料整理。

普惠性金融服務體系主張包括窮人、富人、一般人和大中小企業在內的所有不同服務對象都得到金融服務，滿足各類群體多樣化的金融需求，除了一般性的存款業務外，貸款是最重要的內容，另外也包括保險、理財、支付結算等各種業務。該體系特別強調給弱勢群體提供一種與其他客戶平等享受現代金融服務的機會和權利，這是傳統金融體系所無法實現的。作為一種扶貧方式，普惠金融的提出和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弱勢群體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經濟社會影響。

二、國內外發展普惠金融實踐綜述

㈠國外發展小額信貸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的模式和經驗

自20世紀60年代末起，孟加拉的默罕默德·尤諾斯博士開始了小額信貸的嘗試，小額信貸由此開始了其發展歷程，并從試點最終發展成現在的鄉村銀行(GB)。從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小額信貸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得到迅速發展，逐步實現制度化并且實現了自身財務的持續發展，創造了不同的信貸模式。從發展模式看，小額信貸主要分為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t)和福利主義(Welfarist)兩大類型。不管是制度主義模式和福利主義模式，其在發展小額信貸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的成功經驗與做法主要有：

（1）目標群體定位明確，以低收入群體為主要對象提供以貸款為主體的綜合服務。小額信貸機制特別適用于低收入群體的需要，其抵押與擔保方面要求并不嚴格。如盂加拉國的小額信貸主要面向貧困地區的貧困戶，尤其強調以貧困婦女作為主要貸款對象，它不要求貸款者提供任何抵押物。印尼人民銀行(BRI)，其貸款對象為所有的農村居民，210美元以下的貸款無需要抵押。

（2）建立機構多元化并行的小額信貸運行體系，滿足多層次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本身決定了小額信貸必須走多元化發展體系，以囊括赤貧者、貧困者、低中高收入者和大中小企業等一切社會群體。以印尼小額信貸服務體系為例，向窮人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務的除了人民銀行農村信貸部外，還有農村銀行和其他的非銀行機構提供提供小額貸款信貸服務。且印尼的小額信貸法允許非銀行和非合作化的小額信貸機構吸收有限規模的存款。

（3）遵循利率市場化原則，使其能夠覆蓋小額信貸業務開展的成本。由于小額信貸額度小、成本高，與銀行一般貸款的操作程序不同。有較高的存貸差才能彌補操作成本，不能用一般銀行對工商業或者較大的農業項目的利率水平來套小額信貸的利率。世界銀行統計小額貸款的成本是15%-20%，一般在年利率25%才可以實現盈虧平衡。

（4）機構資金來源多樣化、多元化，保證資金來源的持續性。小額信貸組織的資金來源包括公開吸收儲蓄、基金儲蓄、社會捐贈、政府扶貧補助及吸收入股等各種性質的資本金。

（5）法律政策逐步認可小額信貸機構或業務的合法性。一是法律上明確對小額信貸機構的合法化地位。如孟加拉國，允許鄉村銀行（GB）以非政府組織的形式從事金融活動。二是提供政府政策支持，對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的組織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提供批發資金等政策支持。三是確立監管主體，政府指定或成立專門機構負責其日常運營，防止不正當競爭和利用優惠政策獲得利益。

（6）小額信貸組織本身也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內控制度，特別是成本和風險控制制度。

㈡我國發展小額信貸推行普惠金融服務的實踐及意義

⒈國內小額信貸發展綜述

我國小額信貸發展經歷了扶貧貼息貸款到商業化運作的轉變。其萌芽在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為國際援助機構在我國開展的扶貧項目進行配套款，1986年國家設立扶貧專項貸款。1993年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首先將GB模式引入中國，成立了“扶貧經濟合作社”。1998年國家扶貧貼息貸款轉歸為農行管理，專門發放小額扶貧貼息貸款并直接發放到戶。1999年底，農村信用合作社開始嘗試小額信貸業務，資金來源主要是人民銀行的支農再貸款，嘗試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倡導的商業性小額信貸公司在山西等5省試點，標志著我國商業化小額信貸組織進入新的發展時期。2007年3月1日，中國第一批四家農村新型金融機構掛牌成立，即吉林省盤石融豐村鎮銀行、吉林東豐誠信村鎮銀行、四川儀隴惠民村鎮銀行、四川儀隴惠民貸款有限責任公司。同年3月9日，中國第一家全部由農民自愿入股組建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百信農村資金互助社在吉林四平梨樹縣閆家村正式掛牌營業。之后，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四類機構快速發展。據銀監會最新統計顯示，截至2008年8月，全國已有61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開業，貸款余額19.17億元，累計發放農戶貸款11.32億元，支持農戶22797戶。

⒉發展普惠金融服務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意義

⑴小額信貸組織是農村金融市場競爭主體的有力補充。目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突出問題就是金融機構單一，壟斷性的金融機構導致市場運行效率低下，除了農業銀行在部分農村還保留了分支機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大部分機構已撤銷，而農村信用社、郵儲銀行等積極性不足。因此，造成在我國城鄉和區域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生活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廣大低收入人口，以及眾多的個體生產者和微小企業難以獲得適應金融服務。如果大力發展小額信貸組織，就有利于農村金融市場出現良性競爭，推動農村金融發展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小額信貸組織可以使貧困農戶和弱勢群體也能享受到相應的多方面的金融服務，除了一般性的存貸款業務，還包括保險、理財等。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把貧困戶當作同等客戶來平等對待，這種對貧困戶的服務不是慈善事業，而是一種金融業務。

⑵小額信貸的扶貧作用有利于弱勢群體促進自身發展。小額信貸在滿足貧困人口和微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普惠金融服務體系下，貧困群體因小額信貸而改變命運。小額信貸在滿足貧困戶生活性金融需求的基礎上，為貧困戶提供了擴大再生產的小額信貸資金，有利于幫助貧困農戶脫貧致富。作為一種扶貧方式，普惠金融的提出和發展有力地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經濟社會影響，同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再從實踐看，小額信貸在推動我國扶貧工作進村入戶，促進貧困地區群眾盡快解決溫飽問題和提高收入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使貧困人口可以獲得相應的金融服務，增強了貧困人口對風險的抵御能力。

⑶建立普惠金融服務體系是完善城鄉金融體系的必然要求。我國城鄉金融發展不協調呈加劇之勢，金融二元結構特征十分突出。表現在：一方面，我國農村金融服務弱化，滿足率低，而農村經濟的快速成長對金融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而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農村地區吸收的存款大部分上收到城市，使農村金融服務嚴重邊緣化，使廣大農戶特別是貧困地區中低收入群體的信貸資金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因此完善城鄉金融體系急需引入普惠金融服務。在城市方面，針對中高端市場的金融體系也已非常完善，但對城市的貧困人口和脆弱群體金融供給仍舊不足，也有必要加大普惠金融給予大力支持。

三、三明發展普惠金融服務實踐分析

㈠主要實踐

⒈正規金融機構開展的小額信貸業務

⑴農村信用社農戶貸款。從1999年開始，三明市農村信用社逐步推行為貧困農戶服務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業務，至2007年，兩類貸款余額8.63億元，累計為12.19萬戶貧困農民發放兩類貸款36.85億元，貸款面達54.78%。全市11個聯社均開辦了小信、聯保貸款業務，累計授信金額4.44億元，評定信用村265個、信用鎮16個，信用農戶88409戶。

圖1：農信社小額貸款發放情況

資料來源：2003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統計月報。

⑵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

2003年在部分縣（市）試辦，通過把小額貼息擔保貸款作為杠桿，以創業促進就業。2006年全面覆蓋了全轄9縣1市，是全省首個全面完成縣縣開辦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的地級市。至2007年底，共發放貸款2529筆，總金額4460萬元，實際安置8000多人就業。

圖2 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發放情況

資料來源：2003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統計月報。

⑶國家助學貸款。助學貸款是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普通高校資助政策體系，加大對經濟困難學生資助力度的一項措施。我市高校包括三明學院和福建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兩所高校，前者助學貸款由工行發放，后者助學貸款由信用社發放。至2007年底，國家助學貸款余額155.5萬元。從三明學院國家助學貸款運作情況看，每年發放人數都在70人左右，平均每筆近4000元，每年發放貸款額近30萬元，貸款覆蓋率在1%左右。

表2 三明學院助學貸款發放情況

單位：萬元、人、%

資料來源：2004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統計月報。

⑷林業小額貼息貸款

2006年福建在全省確定七個縣（市）開展林業小額貼息貸款試點，其中包括我市永安、尤溪、泰寧等三個縣，主要目的為解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林農個人小額貸款難的問題，降低林農負擔，進一步鞏固和拓展林改成果。至2007年末已累計發放貼息貸款7140萬元，貸款余額達5456萬元，財政局貼息180萬元，輻射到50多個鄉鎮132個行政村1450多個農戶，累計支持森林21820畝。

⑸郵儲銀行小額貸款業務

2008年1月永安市成為福建繼閩侯縣之后第二個開展小額貸款業務試點的縣級市。3月中旬，郵儲銀行福建省分行正式啟動今年首批小額貸款業務推廣工作，批準全省9個縣（市）開辦小額貸款業務，其中包括三明市區、沙縣、寧化等三個縣（市）。截止到6月底，三明郵儲銀行累計發放小額貸款231筆，金額765.7萬元，結余228筆、金額666.2萬元，全部為正常類貸款，未發生一筆逾期。

2.以國家財政資金和扶貧貼息貸款為來源，以政府機構和金融機構為運作機構開展的小額信貸業務

⑴農村婦女小額信貸

2002至今，三明共向農村婦女發放小額信貸資金861萬元，其中省婦聯、省扶貧辦劃撥450萬元，市財政及有關部門籌資111萬元，農行系統資金300萬元。累計發放給全市12個縣（市、區）70個鄉鎮的357個村2000余戶。截至目前，三明市婦聯小額信貸項目成功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承貸農戶增收率達88%，到期回收率為99.8%。

⑵“二女戶”小額貼息貸款

從2006年開始發放，2007年在三明市全面鋪開。至2007年底，累放“二女計生戶”小額貼息貸款 2985.81萬元，受益戶數 3663戶。從 2006 年開始，三明市由市、縣兩級財政每年安排200萬元資金，其中市財政60萬元，縣(市、區)財政配套140萬，用于農村已落實節育措施的二女戶、獨女戶發展生產的貼息貸款。至2007年底，全市共落實貼息資金147.5萬元。

⑶小額扶貧貸款

從2005年開始，扶貧小額信貸全部由信用社實施，開展了直接到戶的小額信貸業務，緩解了貧困農戶貸款難的問題。06年發放該類貸款2262筆，金額1131萬元；07年發放該類貸款2616筆，金額1308萬元，07年末余額1669萬元。

3.創新型機構開展的小額信貸業務

創新型機構包括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和小額貸款公司等四類機構。目前這四類機構在我市只有永安村鎮銀行一家。2006年底，永安市被定為全省兩個村鎮銀行試點之一。匯豐銀行在永安市獨資設立注冊資金為4000萬元的村鎮銀行，在2008年5月永安市村鎮銀行已經在工商局辦理了預核準手續，10月份已正式掛牌營業。

㈡存在問題

1.弱勢金融服務主體單一，多元化競爭不足。目前針對高端客戶的金融服務水平已經相當發達，但為弱勢群體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較為缺乏。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城市，仍主要以信用社（或城商行）為主，農村信用社處于小額貸款的壟斷地位，一方面“一農難支三農”，另一方面也導致其服務效率低下、資產質量不高。郵儲銀行僅辦理小額存單質押貸款和小額貸款業務，且只是在部分縣（市）開展，規模仍偏小。股份制銀行為弱勢群體提供普惠金融服務意愿不強，如最早作為我市下崗失業人員小額貸款業務承辦行的中行，在信貸管理權限上收信貸規模壓縮的情況下已于2006年停止辦理該項業務。另外，農村民間借貸缺乏政策及法律的支持和監督，發展不充分，非政府組織小額信貸發展也較為緩慢。

2.普惠金融服務缺乏深度和廣度，弱勢群體難以有效獲得貸款支持。

一是農村資金的“非農化”問題嚴重，難以滿足“三農”需求。表現在：國有商業銀行網點從貧困地區大量撤退或將吸收的存款上存上級行，由省市分行統一調配使用；農村信用社為提高經營效益將資金拆出或以社團貸款方式投向其他地區，造成縣域資金外流等等。這樣就難以避免造成了貸款投向和投量日趨“非農化”和“城市化”，原有的普惠金融服務屬性日益淡化，導致目前農村金融缺口不斷加大。

二是城市貧困階層金融滿足度也偏低。三明原是福建國企主要集中地之一，但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不少企業改制或倒閉，大量工人下崗失業。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未實現就業城鎮復員轉業退役軍人、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未就業高校畢業生等各類人員。隨著城市貧困階層的數量不斷增加，金融機構對其日益增長的合理的金融服務和金融需求也無法滿足。從三明2003年以來的情況看，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滿足率都不超過75%，占當年登記失業人員比重都較低，好的年份接近5%，差的年份僅1.22%。

表3 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滿足率

單位：人，%

資料來源：2003-2007年三明金融統計月報。

三是助學貸款需求與供給存在較大的“剪刀差”。從三明市發放的國家助學貸款看，滿足率偏低。據對三明學院2004年—2007年統計數據分析，每學年申請貸款的學生，多數年份僅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學生通過經辦銀行審核批準，三分之一的學生希望落空。學院申請貸款的學生每年人均貸款不足4000元，與每年人均可貸數量6000元相比，也有較大差距。

圖3 三明學院助學貸款滿足率

資料來源：2003-2007年三明金融統計月報。

四是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滯后。根據2007年的統計，縣以下銀行業機構存貸比72.4%，比全市低10個百分點。除此之外，農業銀行的經營地域從農村、縣域向地市級城市轉移，機構和人員相應減少，以及貧困地區ATM和POS機等設施幾乎沒有，都影響了農村金融服務的供給。

3.利率市場化仍顯不足，制約了普惠金融服務可持續發展。從各國發展小額信貸的經驗看，要使參與小額貸款的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最關鍵的是利率的高低。小額信貸與銀行一般貸款的操作程序不同，額度小、成本高，需要較高的存貸差才能彌補操作成本。據世界銀行統計，小額貸款利率一般在25%才可以實現盈虧平衡。而中國對貸款利率仍實行嚴格控制，信用社貸款只能在基準利率基礎上0.9-2.3倍內浮動，且在對“兩小”貸款、國家助學貸款等小額貸款利率基本不超過基準利率的1.3倍，村鎮銀行等四類機構不得超過法定利率的4倍。筆者以2008年12月31日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5.31%計算，比較國內外小額貸款利率。

表4 國內外小額貸款利率比較

信用社“兩小”貸款

6.903左右

國家助學貸款

5.31%

村鎮銀行等四類機構

不超過21.24%

小額貸款

通常在30%左右

資料來源：根據2008年12月底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及劉仁武《新農村建設中的金融問題》第309頁世界主要小額信貸項目特點有關內容整理。

而利率偏低正是造成中國農村地區巨大資金缺口的一個重要原因。如圖4所示，S和D分別表示信貸資金供給與需求曲線，若不存在利率管制，兩者相交決定的均衡利率為I。而在利率管制下，實際利率為Ie，Ie低于I，這時的資金需求量為Qd，資金供給量為Qs，資金短缺Qs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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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利率管制下信貸資金的供求曲線

4.小額保險停滯不前，無法有效規避小貸風險。配合小額信貸開展的信用保險是規避貸款風險的有效方式，這類小額信用保險產品在孟加拉國推廣十分迅速，保障了小額信貸項目的可持續發展。但當前，我國“三農保險”和配合國家助學貸款、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等小額貸款的保險發展停滯不前，在保險產品開發、市場開拓、農村保險管理體系構建等方面都陷人了困境，中低收入群體被排斥在傳統的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而雙重的正外部性是導致小額保險失靈的重要原因。小額保險“消費”的正外部性表現在利益外溢，弱勢群體購買小額保險的邊際私人收益小于邊際社會收益，而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小額保險“供給”的正外部性表現為保險公司提供小額保險的私人邊際成本大于社會邊際成本，而私人邊際收益小于社會邊際收益。如圖7 所示，弱勢群體（保險公司）消費（供給）小額保險的邊際私人收益為MPR，社會所得的邊際社會收益為MSR，MSR大于MPR。弱勢群體（保險公司）消費（供給）小額保險的邊際私人成本為MPC，邊際社會成本為MSC，MPC大于MSC。如果按照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確定小額保險的最優均衡規模，則弱勢群體（保險公司）的選擇為Q1，而社會的最優選擇為Q2，因而出現小額保險供求不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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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小額保險的正外部性與有效供求不足

5.風險補償機制欠缺，制約小額信貸發展空間。政府支持是國外小額貸款成功開辦的前提。但這方面我國仍存在不足之處：一是沒有建立國家小額信貸風險補償基金，用于補償因國家產業政策調整和重大自然災害給農戶造成的損失；二是地方財力有限。三明地處山區，大部分縣（市）都是吃飯財政，無法拿出更多的資金用于小額貸款貼息。且目前國家對進行財政補貼的小額信貸通常控制其貸款利率，也影響金融機構商業可持續目標實現，發展難以為繼，如助學貸款只能以基準利率發放，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上浮不得超過基準利率的30%。

6.外部環境發展不健全，也增加了小額貸款開展難度。一是缺乏完善的征信系統。完善的征集系統是小額貸款大范圍推廣的前提條件。目前三明已建立一套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但農村征信系統建設滯后。雖然福建已成功開發出農戶信用信息管理系統，實現了對農戶信用檔案的電子化管理，但系統在指標設置、運行環境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信用資料收集難，在推廣上存在一定難度，且當前大量的農民外出打工，難以取得聯系，信用評級缺乏依據。二是農戶市場信息渠道不暢通。一旦遇到農產品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其生產效益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從而影響小額信貸的歸還。

四、建立普惠金融服務體系促進和諧社會構建的金融支持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地區差異和貧富差距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已經成為建立和諧社會當中最不和諧的因素。因此，大力發展商業性、可持續的小額信貸機構，縮小貧富差距，加大對農村地區、貧困階層的金融支持，全面建立普惠性金融體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關鍵。根據普惠性金融體系框架，筆者認為應將普惠金融服務體系融入服務對象、微觀、中觀、宏觀層面等四個層面，這個體系才會完整、有效。

㈠服務對象層面：必須圈定受益人目標群體，重點針對低收入階層提供貸款

建立普惠金融服務體系必須將一切有金融需求的地區和社會群體，包括貧困者、中低收入者、富裕戶和大中小企業納入這一金融體系的服務對象。目前我國針對中高端市場的金融體系已非常完善，但對弱勢群體的金融供給仍顯不足。因此金融機構“關注民生，服務和諧社會”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貧困者和低收入者，包括城市和農村，他們的金融需求的滿足與否決定著這一體系是否成功，也影響和諧社會的進程。就中國目前情況看，普惠金融應重點關注以下各類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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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普惠金融服務對象

㈡服務提供者層面：必須營造協調配合的外部環境

這一層面涉及金融服務的提供者，他們直接向客戶提供金融服務。外部環境建設應從金融體系、資金支持、機制建設、金融產品等四個方面入手。

1.建立多元化、競爭性的金融體系。普惠金融組織體系應包括商業性銀行、政策性銀行和合作性金融機構在內的正規金融體系和包括各種民間金融機構和組織的非正規金融體系，充分發揮二者優勢互補的作用，以滿足多層次的金融需求，形成自由競爭的局面。

一是明確農業銀行、農發行、郵政儲蓄銀行和信用社的市場定位。其中要推動農發行業務轉型，給予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生產環節以及農產品精深加工轉化等農業上下游產業信貸支持。農行要穩定和發展在農村地區的網點和業務，強化為“三農”服務的市場定位。郵儲銀行要轉換經營機制，強化公司治理，找準業務定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信用社要繼續改善農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結構，保持縣（市）社法人地位穩定，發揮為農民服務主力軍作用。

二是推廣四類機構試點。當前在部分省（市）開展的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四類機構試點開辟了民間資金對農村金融的準入途徑，這對于改進和完善弱勢群體金融服務、培育競爭性金融市場發揮了積極作用。筆者以為這四類機構在服務弱勢群體推廣普惠金融服務方面可能更有效率，因此應加快把試點推廣到全國其他各個省（市）。特別是可借鑒孟加拉鄉村銀行小額信貸模式，以自然鄉村為單位，成立鄉村小額信貸公司。

下圖是筆者勾勒出的普惠性金融服務組織體系，該體系中并沒包含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勢力雄厚的大銀行，并不是說它們在普惠金融服務中不能發揮作用，只是它們服務的對象是以大型企業、優質客戶等高端市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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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普惠性金融服務組織體系

2.積極拓展多方面融資渠道。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是小額信貸組織開展經營的基礎。一是使用國際多邊組織和雙邊合作組織的捐贈資金和軟貸款、財政扶貧等資金，并通過市場來配置扶貧資源，增加扶貧深度和廣度。二是合理利用金融機構提供的轉貸資金。通過小額信貸組織，將銀行和社會弱勢群體連接起來，緩解低端信貸市場“銀行難貸款、客戶貸款難”的矛盾。三是儲蓄資金。對經批準吸收存款的機構，要積極組織資金來源，依靠自有資金發展，做大做強規模，實現可持續發展。

3.規范和完善小額信貸組織的內部機制。行之有效的經營管理體制和內控制度是小額信貸組織健康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因此小額信貸組織應對業務開展進行合理規劃，建立、健全風險管理和內控制度，實行制度化、規范化管理。一是建立健全貸款管理機制。如貸款抵押、抵補和擔保機制、貸款激勵機制、風險管理機制待方面。二是建立安全防范機制。三是建立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四是建立客戶信用檔案，培育客戶群體。

4.因地制宜創新小額信貸產品和服務。除開展聯保貸款、信用貸款和微小企業貸款等貸款業務外，還要積極開發多種類型的農業保險，建立和完善農產品期貨市場，開發專門面向農民的理財產品，以及為政府或民間發展機構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在貸款業務上可借鑒GB模式，針對不同產業發展的資金需求，開發“整貸零還”、“零貸零還”、“零貸整還”等不同的小額信貸產品，以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

㈢市場建設層面：必須建設普惠金融相適應的保障機制

這個保障機制應包括對金融消費者的培訓與教育、信用體系建設、完善中介組織、金融市場建設等四個方面。

1.重視對金融消費者的培訓與教育。小額信貸項目和技術培訓有機結合，不僅幫助了客戶創業、提高收入、減少貧困及促進勞動力轉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還從根本上影響著他們的觀念更新和改變。因此，政府有關部門及小額信貸機構要積極為貸款客戶，特別是貧困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費培訓、技術支持和銷售、社區發展等方面的專業服務，提高小額信貸的扶貧效果。如目前國家財政已實行為下崗失業人員支付創業培訓補貼的政策，下崗失業人員可享受免費培訓補貼和免費創業服務。

2.加強信用體制和機制建設。將正規金融機構排斥的低收入階層納入征信系統，如將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四類機構的貸款信息納入“全國個人征信系統”，既便于小額信貸機構查詢貸款客戶信息，控制風險，也將對借款人的行為形成約束，逐步培養低收入人群的信用意識。

3.完善各種融資服務組織。建立支持普惠金融發展的擔保體系、小額信貸行業協會、小額信貸咨詢和培訓的專業公司、用于批發的資金和機構等等。

4.改進農村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加快農村金融機構的支付結算體系網絡建設。盡快將其納入全國的支付結算網絡體系，拓寬農村金融機構的盈利渠道。

㈣宏觀監管與政策支持層面：必須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政策體系

要使可持續的小額信貸蓬勃發展，就必須有適宜的法規和政策柜架，主要包括金融立法、財政政策、保險體系、稅收政策等四個方面內容。

1.加大金融立法力度。

一是加快制定 《民間借貸管理條例》和《投資社區法》。《民間借貸管理條例》有利于規范和調整各類民間借貸行為和借貸組織，彌補民間融資管理方面的“真空”，引導民間資金開展小額信貸業務，以滿足中小企業和弱勢群體多層次的融資需求。另外，在適當的時候通過農村的投資社區法。泰國、印尼等發展中國家都有對金融機構把20%左右的貸款貸到農村去的規定。美國也有社區投資法，規定一定比例的資金要貸到本社區。中國也可借鑒世界上成功的經驗，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區投資法，把居民的儲蓄用在居民身上。

二是繼續放寬小額貸款利率。無論是國外成功小額信貸所采取的高利率政策，還是國內民間融資利率以及高利貸利率都表明，在小額貸款的范圍內，承貸人可承受的利率要高于商業銀行貸款利率，關鍵是要能夠順利地獲得生產和生活所需要的資金。據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劉玲玲、楊思群等對青海省共和縣倒淌河鎮1263戶農戶調查，發現高收入農戶愿意接受高利率和實際接受高利率的比重都大大低于低收入農戶。這說明低收入農戶看重的主要是信貸的可得性，其信貸需求的利率彈性相對較小，因此可以認為如果利率水平提高，將減少一部分高收入農戶對借貸的需求，增加對中低收入農戶的供給。即，利率水平提高或自由化可能會使中低收入農戶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貸款。

另一方面，較高的小額貸款利率才能確保財務上的可持續發展。由于農村小額貸款大多沒有有效抵押或有效擔保，其控制貸款風險的必要方式之一就是提供利率水平，以補償可能面臨的信貸違約風險、高管理和監管成本，才能確保財務上的可持續發展。

2.發揮財政政策作用，加強信貸和財政政策的配套。財政支持要發揮杠桿作用，讓弱勢群體分享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一是完善地方財政資金扶持辦法，確定適當的財政貼息比例，可定在40%~60%，二是從每年的財政收入中拿出一定資金用于農民參加農業保險的補助，通過發展農業保險降低貸款風險，從而降低貸款利率。三是實現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等各類支農政策的緊密結合。多方面支持農民和困難群眾創業，為弱勢群體的創業提供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增強各類政策的實施效果，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使更多的勞動者成為創業者”。四是財政可建立小額貸款損失率招標補償機制，事前確定補償率，以建立正向激勵機制。

3.加大弱勢群體保險體系建設力度。

一是推進農村保險體系建設，大力開發農村保險品種。研究建立農村小額貸款與農村小額保險業務的互動合作機制，熨平小額貸款風險的大幅波動，也是非常必要和緊迫的。目前農村保險品種可以從水稻種植保險、森林火災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農村住房保險、母豬保險等幾個方面進行設計和完善。就三明來看，全省水稻種植保險、森林火災保險在我市試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農村住房保險、母豬保險等逐步普及。

二是城市低收入群體救助、保險也急需加強。建立城鄉貧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擴大城市醫療救助試點范圍，加大保險品種創新力度。如永安市在全省首創的“學貸險”業務，較好地解決了商業銀行發放助學貸款的后顧之憂，推動了高校助學貸款的發展。目前，永安市首批160筆金額70.06萬元助學貸款，已發放到水電學院學生手中，學生貸款滿足率為100%。學校為該批貸款投保學貸險，支付保險費5.6萬元。

5.稅收政策上予以傾斜。目前我國對金融機構小額信貸和其他商業性貸款一樣，都要征收營業稅、營業稅附加以及所得稅，這就增加了小額信貸運作成本，影響了其經營小額信貸的積極性。建議對小額信貸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如對小額信貸給予減免營業稅與所得稅，來減少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組織等機構的操作成本。另外，對凡是開展涉農業務的商業銀行，對相應的涉農貸款也應相應減免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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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專業教師缺乏實踐經驗，科研與教學不能有效銜接

金融學是一門集理論、實務、技能于一體的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型學科。然而農業院校相關專業教師大部分是畢業后直接從事教學工作，沒有任何在金融機構的工作經歷。另外，由于金融學博士相對比較稀缺，但高校門檻友都要博士學位，因此農業院校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教師原專業并不是金融專業，甚至也不是相近的專業。其他專業對口的教師雖然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教學經驗，卻普遍缺乏實踐經驗，對于一些應用性強的課程，只能是照本宣科或泛泛而談。農業院校的課題大都屬“農口”，由于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和平臺的缺乏，幾乎沒有純金融的課題，參考大部分農業院校金融學專業教師的研究方向，基本都圍繞農業經濟和農村金融方面，結果就是科研脫離教學，不能有效地為教學服務，也不能及時將學科最前沿的研究反饋給學生。

1.2不夠重視實踐教學、經費投入不足

實踐教學包括三部分，實驗教學、基地實習和畢業設計。農業院校基本上都建設了金融模擬實驗室，但硬件因缺少投人普遍存在服務器落后，計算機老化的現象。就軟件來看，證券投資分析軟件比較成熟，但要購買相關的實時資訊每年都是一筆不小的花費，很多院校為了節省經費就采取壓縮實驗學時的辦法。而商業銀行和保險等相關軟件雖有產品，但其開發還處于摸索階段。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保密性比較強，實習單位接收學生的積極性不高。即便接收也不會對實習生進行業務操作的培訓，更不會讓學生親自上崗操作。金融學專業雖為農業院校的非核心專業，但招生人數卻遠遠高于其核心專業，因此在畢業實習階段相當一部分的學生只能由非金融專業的教師作為其畢業設計的指導教師，這就造成“學”與“用”不相匹配，學生用四年的時間學習金融，而最終完成的畢業論文卻是非金融領域，這不但加重了學生的負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學生的就業。

1.3學生對就業前景缺乏信心

金融行業從業資格證種類很多，有證券、銀行、期貨、基金銷售(主要針對銀行)、保險等。以下是筆者對某農業院校金融學專業2009級學生已取得職業資格證的調研結果。學生對資格證的重要性并不陌生，但從考取結果來看，學生并不偏好跟自己專業聯系更為緊密的資格證。其中，81%的學生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該行業工資水平較低，從業難度大。而事實上，金融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已連續幾年躍居全國第一的高位。金融業平均工資水平除了2006年稍低于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以外，一直領先于其他行業。還有96%的學生認為考取會計從業資格對以后的就業更有幫助;另外，少數學生對金融專業不感興趣。從生源角度看，農業院校來自農村的學生比例更高，平時接觸金融有關方面的機會較少，甚至學了《證券投資學》后還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股票和基金，所以會有部分學生對金融業完全不感興趣。這說明學校對學生的培養除了金融理論和專業實踐之外，還應該注重對學生進行職業規劃教育，尤其是農業院校更應如此。

2農業院校金融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2.1重建具有農業院校金融學專業特色的培養方案

2.1.1增設農村金融的相關課程

自2005年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cGAP)提出了普惠金融體系的內涵后，農村金融受到了空前的關注，市場也函需農村金融方面的專業人才。但只有中國農業大學等少數院校在金融學碩士培養階段設有農村金融方向，開設了相關的農村金融課程。一方面有農村金融專業人才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為了增強其專業核心競爭力，建議農業院校金融學專業本科教學階段就開設農村金融相關課程。例如，取消以往為了體現農業院校特色而開設的《農學概論》、《畜牧學概論》，取而代之的可以是《農村金融理論與政策》、《小額信貸》、《農業保險》、《農產品期貨》和《合作金融》等課程。

2•1•2細化金融學專業方向

綜合類大學金融學專業培養目標主要是面向“大金融”培養高層次的理論型、國際型人才，而農業院校則應該揚長避短，注重培養應用型人才。目前了解到國內高等院校對金融學專業的培養目標雖然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在實際的課程設置中，綜合類院校和財經類院校已經考慮到順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將金融學專業方向進行細化，著力培養專業人才，而農業院校則遠遠滯后于其他高校。建議農業院校在結合自身條件的情況下，除了設置銀行、證券和保險等專業方向以外，更應該增設農村金融方向，體現辦學特色，為農村金融機構培養應用型人才。

2.2注重對教師的實踐教學和科研能力的培養

農業院校應積極創造機會，定期安排教師到相關金融機構實習、進修，還可以聘請金融機構的員工作為兼職教師，提高金融實踐教學水平。另外還要加強與其他院校金融學專業之間的合作，定期選拔骨干教師到國外或國內知名院校訪學進修，提高教師的科研能力，以科研帶動教學，形成良性循環。逐步形成一支既懂理論，又懂實務的“雙師型”教師隊伍。

2.3對現有的實踐教學模式進行創新改革

2.3.1建立全真實驗教學體系

全真實驗教學體系即創建全真實的職業環境，以幫助學生在真實情境中親身實踐的一種教學方式。例如可以將實驗室改造為銀行營業大廳、券商柜臺等等，學生可以分批、分角色體驗不同的職業分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其次是要注意金融實驗的時間安排，證券投資分析類的實驗由于要使用實時行情來進行分析，所以該實驗安排就要跟證券交易所的開市時間一致。最后，農業院校還應在考慮自身條件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實驗室對外開放和資源共享。

2.3.2拓展校外實習基地，真正實現“崗位實習”

由于金融行業的保密性強，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難度就比較大。農業院校應當聘請已在金融部門擔任領導的校友兼任客座教授，充分利用這樣的人脈優勢，與金融部門共建實習基地。可以嘗試職工傳授學生專業技能，學生傳授職工專業理論，學校與金融單位之間建立起互利雙贏的合作關系，才能保證實習基地的穩定性。

2.3.3嘗試改變畢業實習的考核方式

農業院校目前的畢業實習考核方式主要是撰寫畢業論文。既然農業院校金融學專業的培養目標定位在培養應用型人才和服務于農村金融的專業人才，不如嘗試取消畢業論文，而要求學生按照自己的實習項目撰寫實習報告更為可行。

2.4個性化職業生涯規劃設計

金融學專業不僅應該是專業性的職業生涯規劃，更應該是個性化的職業生涯規劃。首先，建議大一、大二不分專業方向，共同學習金融專業的各門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大三再按照學生的愛好、專長進行個性化培養，幫助學生設計適合自己的專業方向。其次，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請金融業的成功人士為學生做職業生涯規劃的專題講座，以自身的真實經歷感染學生。再次，將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列人人才培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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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機構在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它們本應對投資品種的信用等級作出獨立公正的評估，但在巨大利益的驅使下，它們了不實的信用評級，給投資者造成誤導，使其遭受重大損失。昔日風光無限的評級機構在這場金融風暴中被推向風口浪尖，要求評級機構承擔責任的呼聲不絕于耳。本文通過分析評級機構從事次貸衍生品評級業務所呈現的新特點，說明了評級機構失去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原因，進而論述了評級機構在次貸危機中已經構成了欺詐侵權責任。

一、次貸衍生品信用評級的特點及其與傳統評級業務的區別

在次貸衍生品信用評級中，評級機構參與了產品的結構設計，喪失了其應有的中立地位。傳統上，評級機構只是根據公開資料和非公開的內部資料進行評級，并不參與被評級對象的交易安排，這種傳統的評級業務（以下稱傳統評級業務）與評級機構在次貸衍生品評級業務中存在著較大的區別：

第一，傳統評級業務中，評級機構并不參與被評級對象的交易安排，只是作為中立的第三者開展評級。但是，在次級債的發行中，評級機構并不是獨立于債券發行人之外的第三方，而是直接參與了次級債的設計和推廣，美國三大評級機構自始至終都是全球次級債市場暴漲的參與者、推動者甚至直接受益者。

第二，次貸衍生品評級收費遠高于是傳統評級業務收費。與傳統的公司債評級業務相比，評定同等價值的次級債證券，評級機構獲得的費用是前者的兩倍以上。

第三，在傳統的評級業務中，評級機構一般是接受發行人的委托進行評級，并向社會公開評級報告。次貸衍生品的評級報告主要面向潛在的購買者，并沒有向社會公開，如優先級CDO的購買方主要是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共同基金、養老基金等風險偏好程度較低的機構投資者，中間級和股權級CDO的購買者主要是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等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機構投資者，次貸衍生品的評級報告主要面向在這些潛在的機構投資者。

評級機構作為金融中介組織，應為證券市場提供客觀、公正、科學的評級報告，然而，在次貸衍生品評級中，評級機構直接參與了證券產品的設計，評級報告失去了客觀、公正和科學性，更由于高昂的收費助長了評級機構的熱情，推動了次貸衍生品的膨脹。評級機構不負責任的評級是次貸危機爆發的一大誘因，對投資者的損失，評級機構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但是長期以來，由于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評級機構在訴訟中處于有利的地位，對于錯誤的評級報告并沒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因此，追究評級機構的責任首先應撕掉評級機構憲法保護的外衣。

二、撕掉評級機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外衣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豍該修正案及其判例所形成的對新聞自由的保護制度，成為評級機構主張對其錯誤評級報告免責的重要依據。一旦被法院認定為媒體，憑借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評級機構將免于承擔相關的侵權責任。然而，評級機構在次貸衍生品評級業務中區別于傳統評級業務的特點，使其失去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正當理由。在認定評級機構是否具有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特權時，法院的考量因素主要有下面幾個：

第一，評級機構是否為了投資公眾的利益從事不特定證券的評級或是從事某一特定種類的大多數或者全部證券的評級。在Inre Pan Am Corp. 豎一案中，法院認為，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所從事的傳統評級業務說明了其實際上對所有的公開債務融資（public debt financing）和優先股都進行了評級，因此，標準普爾應屬于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媒體。然而，在In re Fitch， Inc.豏一案中，法院將惠譽（Fitch）與上述案件中的標準普爾進行了對比，認為，在上述案件中標準普爾的評級對象是所有的公共債務證券，并不以是否接受委托為前提，而In re Fitch， Inc.一案并沒有證據表明惠譽經常性地沒有經過委托對某個交易進行評級，惠譽的資產支持證券部門的總經理Kevin Duignan在法庭作證時也承認，惠譽的絕大部分評級業務都是經客戶的要求開展的，一些不多的主動評級（Fitch—Initiated Rating）通常是由于惠譽先前開展的評級業務的后續評級，或者是由于與客戶未達成評級委托協議情況下才開展的。因此，法院認為惠譽不屬于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媒體。

第二，評級機構是否參與了被評級證券的交易安排。在In re Fitch， Inc.一案中，法院進一步認為，惠譽公司在其評級對象的交易設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一角色不同于傳統新聞媒體的角色。法院通過審查惠譽員工與被告PaineWebber’s員工之間的電子郵件和傳真后認為，惠譽的員工提出了交易安排的建議，以使被評級的證券符合所希望的信用級別，惠譽在交易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法院認為，他們之間的這種交流并非是不合適的，但是卻說明了惠譽對于客戶業務的積極參與，而這不同于媒體與其報道對象之間的關系，因此不支持惠譽提出的媒體保護特權的主張。

第三，被評級的證券是向投資公眾公開出售還是向部分機構投資者私募發行。在In Scott Paperiv一案中，法院認為，標準普爾是對公眾公司及其證券進行評級并向公眾評級報告，應支持標準普爾的新聞媒體保護的特權。而在LaSalle Nat’l Bank v. Duff & Phelps Credit Rating Co.v一案中，法院將這兩個案件進行了比較，并認為，LaSalle Nat’l Bank v. Duff & Phelps Credit Rating Co.一案的被告Duff & Phelps評級機構的評級報告是用于私募發行的證券，評級報告并非向公眾公開，而是面向特定范圍內的合格投資者的，因此，拒絕給予被告Duff & Phelps評級機構媒體的特權和豁免權。

在媒體地位的認定上，法院采取的是逐案分析的方式，主要根據評級機構在個案中業務的特點進行認定，在傳統評級業務中，法院一般認定評級機構符合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免于承擔相關的侵權責任。然而，在次貸衍生品評級業務中，評級機構更多的體現了非中立性和非公共事務性質，已經失去了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正當理由，信用評級機構將為其不實的信用評級報告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三、次貸危機中評級機構欺詐侵權責任的構成

根據美國侵權法關于欺詐侵權之訴的構成要件分析，評級機構在次貸衍生品評級中不實評級的行為已經構成欺詐侵權行為，當被評為信用級別較高的金融產品最終卻被證實是風險極高的垃圾債券時，因信賴該評級報告進行投資而遭受損失的投資者可以依據美國侵權法對評級機構提起欺詐侵權之訴。下面對評級機構的欺詐侵權之訴構成進行分析。

第一，存在虛假陳述的事實（false and misleading misrepresentation），虛假陳述指由某人對另一人通過語言或行為作出的表示，該表示在相關環境中構成一項與事實不符的判斷；是對事實的一項非正確聲明；是一項不正確或者錯誤的陳述……。豒美國侵權法所要求的虛假陳述必須是實質性的虛假陳述，能對陳述對象的決策過程產生一定影響的虛假陳述即為實質性的。豓如果評級機構的評級報告與被評級證券產品的信用度嚴重不符，則可認定為是一種與事實不符的表述，構成虛假陳述。由于次貸產品結構復雜，投資者一般不能了解次貸產品的信用情況，信用評級報告客觀上成為投資者買賣次貸產品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此，評級機構在次貸衍生品評級中的不實信用評級是一種實質性的虛假陳述。

第二，惡意（knowledge of the falsity），即行為人知道其陳述是錯誤的，或者在發表陳述時明知自己不清楚所作陳述是否真實，或者對所作陳述是否真實持放任的漠視態度。在次貸業務高速發展期間，一些評級機構的職員已經在公開場合宣稱，證券化產品的評級過程存在著瑕疵和不可靠的地方，然而，為了獲得高額的利潤，評級機構并沒有重視這些問題，對報告的不實性存在嚴重的不負責任。2006年初，標準普爾已通過研究證實，次級債購房者的違約率要比正常的抵押貸款高出43%以上，這與多年來評級機構所認定的兩者風險相同的假設相去甚遠，意味著大規模的危機隨時可能發生，但三大評級機構仍沒有調低此類證券的評級，也沒有呼吁市場投資者關注這些風險，豔這些行為已經說明了評級機構在不實的評級報告中存在著惡意。

第三，故意（scienter），即被告有意引誘原告產生信賴，有意使原告信賴該陳述從而做出（或者不做）某種行為。評級機構更清楚地意識到，其報酬的獲得依賴于證券的成功發行，只有給出較高的評級，該證券才能成功發售，而次貸衍生品評級的收費標準通常是傳統評級業務收費標準的二到三倍，利益的驅動使評級機構產生了不實評級報告的動機。同時，為了獲得符合市場需求的評級結果，評級機構主動參與次貸產品結構的設計，甚至對評級模型進行調整，這些，都說明了不實評級結果的評級機構存在著故意。

第四，合理的信賴（reasonable reliance），即被陳述對象合理地信賴該陳述而做出或不做某種行為，如果陳述的不實性對于被陳述人是明顯的，或被陳述人只要粗略檢查一下即可發現，則這樣的信賴就是不合理的信賴。在證券市場上，評級機構都被期待著傳遞真實、準確、完整的評級信息，特別是在次貸衍生產品中，由于打包的資產信息的不透明，結構化產品的復雜化，投資者并不熟悉復雜的結構化產品，缺乏獨立的判斷力，只能信賴評級機構，因此，次貸產品投資者對評級報告的信賴是一種合理的信賴。更由于評級機構的分析人員是該行業專家，其能力和水平在一般投資者之上，況且評級機構得到了美國證監會（SEC）關于NRSRO資格的認定，投資者完全有理由不經調查對評級產生合理的信賴。對于機構投資者來說，盡管在投資的判斷和分析能力上，其專業水平不亞于評級機構，但機構投資者與評級機構在信息的來源渠道上存在重大差別，評級機構能夠獲得證券發行人所提供的內部信息，而機構投資者不可能獲得這些內部信息，因此機構投資者對評級報告也存在著合理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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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用評級源于美國，20世紀初，約翰·穆迪創辦了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經歷了3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后，評級機構征服了投資者，從此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業走上了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中國的資信評估公司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發展的，1987年成立的吉林省資信評估公司是中國的第一家資信評估公司。1997年有9家公司可以從事企業債券評級——大公、中誠信、北京長城等。1998年，中國的誠信證券評估公司與惠譽國際信貸評級公司成立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信用評級公司——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現在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業務日趨復雜，多數公司難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選擇合作者，因此特別重視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評級的變化往往會直接影響到社會對一個經濟體的信心，因此評級結果對經濟體至關重要。

二、從兩次危機中分析評級機構的角色與作用

（一）東南亞金融危機

1.東南亞金融危機簡介

1997年危機爆發后，以穆迪公司為代表的國際金融評級機構一直表現活躍，對金融危機的加深和蔓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7年4月，穆迪降低泰國主權信貸等級后，又降低了泰國三家主要銀行的信貸等級，并稱此舉是泰國經濟和金融形勢惡化的必然反映。穆迪的降級行動非常引人矚目，成為投機者攻擊泰銖的信號，最終引起了金融危機。其后的一年里，穆迪公司及標準-普爾公司又降低了韓國、日本等國的債信等級，嚴重損害了東亞金融體系的穩定，打擊了經營者和投資者的信心。1998年7月至1998年9月，三大評級機構前后60~70次降級、“觀察”或“負面”通告，多次下調泰國、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主權信貸等級，引起區域性股市震蕩有10多次，對具體國家（地區）股、匯市的負面沖擊則更為顯著，印尼、馬來西亞和俄羅斯等國由于多數重要債信指標被降為“垃圾級”，陷入嚴重信貸危機，進出口受阻，加劇了經濟的惡性循環。

2．評級機構對東南亞危機的影響

（1）消極方面

馬來西亞、泰國和香港政府都曾表示穆迪和標準-普爾的評級結果不公正、不客觀，指責這些評級機構忽視東西方文化和經濟體制的差異。目前知名國際評級公司均是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其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政治立場等都是西方國家的。它們基本遵循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思路，專注于債權人的風險，強調金融自由化和透明度。有些國家和地區若不照章辦理，必然面臨被降級的威脅或現實。在金融危機中，評級機構對問題成堆的日本和俄羅斯網開一面，而嚴密監視東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狀況，不能不讓人懷疑其政治上的目的。即使從技術上看，國際評級機構的結論也往往有失明察。當穆迪宣布將香港的外匯信貸等級列入可能調低評級的觀察名單時，遭到激烈評論，最終被迫檢討。東亞一些經濟體金融狀況的敗壞早有征兆，但穆迪等在危機前并未充分重視，卻賦予這些經濟體較高的債信評級，鼓勵了盲目放貸，擴張了金融泡沫。很多亞洲國家卻將穆迪公司的信用評估與索羅斯相提并論，因為他們都對各國造成了損失。事實上，不少國家表示在亞洲國家陷入金融危機之際，他們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批評。

（2）積極方面：

評級機構主要依賴公開信息進行分析，在當前缺乏統一的金融機構透明度標準，一些經濟體嚴密封鎖的情況下，要求評級機構獨具慧眼也很難。評級機構的不少降級舉措，對一些國家造成較重的現實損害，其出發點和效果值得質疑，政治和道義形象欠佳，但評級公司在危機中作用的發揮，卻有符合經濟規律的成分，因為評級公司確實承擔了強制糾偏的職能。評級機構大多數結論，如實反映了一些經濟體的事實經濟狀況，有利于避免進一步的信貸危機，保證借貸人利益，有助于有關國家和經濟體正視問題，加速金融整改。如印度核試驗后，穆迪和標準-普爾隨即對其主權信用評級進行降級，是十分正確的。因此我們需要辨證的看待評級機構。

（二）次貸危機

2007年，美國次貸風暴席卷全球，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稱其為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評級機構也因在次貸相關的結構性融資產品評級中的“次級”表現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次貸問題在2006年下半年已經顯現，盡管當時三大評級公司也發出了一些警示，但直到2007年7月，三大評級公司才開始調低部分次貸支持證券的評級。銀行家們承認，他們并沒有充分認識到所投資產品的風險，并且過分相信分析師的推薦。銀行盲目貸款是整個危機的源頭，但如果貸款沒有被重復證券化，風險會保留在銀行體系內，正是由于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的介入，風險被引入到資本市場，而且成指數擴大。信用評級機構在其中扮演了擴大風險的催化劑角色。2008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開始對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實行調查，以確定他們是否出現了違背法律和職業規范的行為。

1、次貸危機及其影響因素

觸動機制：1.利率上升；2.住房價格下降；3.失業

第一層面影響因子：1.大量的次級按揭貸款；2.對住房價格的非理性預期導致的投機和低貸款信用評分要求；3.缺少有效的監管

第二層影響因子：1.將次級按揭貸款打包成MBS，風險被隱形化；2.信用評級機構的錯誤評級

第三層影響因子：1.信用評級機構的錯誤評級；2.互動基金的杠桿投資；3.CDO以及其衍生產品形成較長的信用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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