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學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公共政策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以政策過程理論為例，國內公共政策學教材對政策過程的講述完全以安德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作的政策問題、政策議程、政策方案形成、政策決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和政策變遷的邏輯劃分為“藍本”，基本是一個邏輯環節一章的內容篇幅，不同的只是對這些邏輯環節的具體劃分和取舍有所差異。這些對公共政策過程邏輯環節的講述往往占據一本教材的很大比例，有的甚至占到所有章節的80%以上。按照這種框架給學生講述公共政策過程，學生的常見反映是“過于理想化”，與政策運行的現實過程不符。實際上，西方學者后來將這種方法稱為“階段啟發法”，也稱為“教科書法”。從這個稱呼中就可以看出他們對這種理論的批評態度。這種邏輯劃分不僅與政策過程的復雜現實不相符，也無法解釋階段與階段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西方公共政策學者全面改革公共政策學教材的內容體例安排，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就完全拋棄了“階段啟發法”的內容體例，而是按照不同領域政策專題的形式進行講解。然而，國內的教材在講述公共政策過程的時候，依舊在西方早期的“階段啟發法”后面亦步亦趨。中國公共政策學教學的本土化嚴重不足還表現為教學方法上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任課教師采用的主要教學方式是“灌輸式”講解，即使不是“照本宣科”，也只是在西方的理論內容上隨機添加一些自己的個人觀點甚至是經驗感悟來作為補充。另一方面，為了彌補“灌輸式”講解西方理論的教學缺陷，近年來很多任課教師嘗試學習和引進案例教學，但這些所謂的案例大部分更多地只是“牽強式”的舉例說明，還遠未達到案例教學的規范。

二、公共政策學教學本土化的途徑

從社會科學知識“地方性”（Parochial）的基本屬性來看，公共政策學教學本土化的根本途徑是公共政策學理論研究的本土化。因為只有公共政策學的理論研究本土化了，才能提供本土化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盡管當前我國公共政策學的基本理論體系依然是西方的，但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程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成果并沒有很好地反映在公共政策學的教科書和課堂教學中。因此，公共政策學教學的本土化有兩個途經：首先是鑒于絕大部分理論知識沒有本土化，要求任課教師必須辨識并講述其在中國的適用性，稱之為“西方理論——適用辨明”式教學；其次，緊密追蹤公共政策學理論研究的動態進展，及時將那些某種程度能夠修正西方理論甚至嘗試提出本土理論的成果設計在教學內容中，稱之為“西方理論——本土修正”式教學和“本土實踐——本土理論”式教學。下面以政策過程理論為例，對這三種本土化教學策略進行分析。

（一）“西方理論——適用辨明”式教學在我國公共政策學發展過程中引介西方的理論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無論是公共政策學的教科書，還是課堂教學，都習慣于機械地講述西方理論內容，而對理論產的背景脈絡及其在中國的適用性不作任何介紹和分析，其結果是教師對理論的講述和學生對理論的學習只能“生吞活剝”。對西方理論的教學，在講述內容之前，應該著重介紹其產生的背景和條件，在講述完內容之后則引導學生思考其在中國的適用性。例如政策過程理論中的政策網絡理論。政策網絡理論的基本內容是，政策活動中的行動者及其互動關系構成政策網絡，而政策網絡的結構和網絡中行動者的策略影響政策產出。但是教科書中對這個理論的講述都是介紹政策網絡的概念、類型及其對政策產出的影響。于是學生在學習之后就開始在課程作業中大量直接套用，但在很多情況下錯誤地使用了。典型的代表就是將我國政府之間的縱向關系也直接理解為政策網絡。雖然西方理論中對政策網絡的分類包括“府際網絡”，但在我國并非凡是政府之間的關系都能形成政策網絡。在這里，必須要向學生講述西方政策網絡理論的背景和來源。政策網絡理論產生于西方國家的分權體制，即政府結構內部在橫向和縱向上的分權和制衡。即使是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也是分權的，例如在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是分權的，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自治的，在聯邦憲法和州憲法規定范圍內行使自治權，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與無權直接干涉地方政府的事務。因此在分權體制的西方國家是存在縱向上政策主張完全相反的“府際網絡”。但是我國的政府架構是權力集中體制，上級政府對于下級政府擁有法律賦予的權威和行政權力，上下級政府之間無法各自成為獨立的博弈主體。即使存在下級政府消極抵制或拖延執行上級政府政策的現象，但難以出現下級政府或政府部門聯合形成政策網絡提出與上級政府相反政策主張的情況，也就不會出現相互公開對抗的政策網絡。因而，必須要注意到中國政府體制的等級制約和權力集中的特點，由于政府間關系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必須要辨識垂直的“府際網絡”的適用性。如果這樣給學生講述政策網絡理論在中國政治體制下哪些情況下適用，哪些情況下不宜適用或根本不適用，不僅可以使學生在比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政策網絡及其功能，也可以提高學生實際分析問題的能力。

（二）“西方理論——本土修正”式教學在辨識和講述西方公共政策學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的基礎上，任課教師或者自己發現，或者通過其他人的研究發現本土的政策“案例”與已有理論不符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僅僅停留在講述適用性的層面上，而是要將這些發現及時吸納進教學內容，展示本土“案例”對西方理論的修正和擴充作用，逐漸引導學生思考本土“修正版”的西方理論。例如政策過程理論中的“多源流”理論。“多源流”理論由美國公共政策學家金登提出，其基本內容是：政策議程的開啟和政策變遷取決于政治系統中的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當三種源流符合特定的條件并交匯時就會開啟“政策之窗”，議題就會提上政策議程從而政策就會發生變遷。其中，政策流中的政策建議需要具備“技術上可行”和“價值（政治）上可接受”兩個基本條件。“技術上可行”是指政策方案在法律、行政、財政和具體操作上可實施；“價值（政治）上可可接受”是指政策方案符合既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只有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政策流”才能與其它源流交匯并促進“政策之窗”的開啟。但中國本土的案例反駁了“政策流”的標準要求，證明在中國政治體制下即使“技術不可行”也可以開啟“政策之窗”。典型的案例是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除[4]。法學學者提出十分激進的“憲法審查”政策方案當時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如果按照金登的“多源流”理論，“政策流”中的政策方案“技術不可行”就不符合“政策之窗”開啟的基本條件。然而，2003年6月，國務院很快就以《城市生活無著落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取代了實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不僅開啟了“政策之窗”，而且實現政策的重大變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多源流”理論源于美國的分權制衡和“否決”體制，政策要出臺必須要闖過重重“否決點”，這就要求任何政策方案必須在各種“技術”細節上具有高度的實施可行性，才能通過法律規定的程序成為正式政策或改革政策。但是我國是黨領導下的權力集中體制，越是重大問題和“棘手”的問題，越可能從常規程處理序“轉移”到高層或頂層決策機構中去“特殊”處理，也就越有可能實現重大變遷。“孫志剛”事件中法學學者提出的“憲法審查”的“技術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就是一個重大而又“棘手”的問題，因而問題迅速進入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層。很快，國務院就“自行”宣布廢止“收容遣送”制度，并出臺“救助”制度。這說明在我國政治體制下，如果是“價值（政治）上可接受”但“技術上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反而可能會開啟“政策之窗”。對于這種方式的教學，首先要向學生客觀地講述“多源流”理論的背景和基本內容，然后讓學生思考并舉例說明在中國是否適用，接著詳細地向學生講述“孫志剛”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廢除的來龍去脈，引導學生對照“多源流”理論思考這個案例中的差異及其原因，最后進行總結和點評。這種教學不僅不至于讓學生將“多源流”理論生搬硬套在中國的政策實踐上，而且可以讓學生更好地了解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

（三）“本土實踐——本土理論”式教學近年來，還有一些研究嘗試完全基于中國本土的政策實踐和政策案例提出本土化的政策理論。任課教師要充分吸收這些成果，將其設計成“本土實踐——本土理論”式教學。典型的代表是陳玲提出的“制度——精英”雙層決策模型和王紹光提出的“共識型”決策模型，這兩個政策決策模型都是基于本土的重大政策案例而提出的。陳玲基于我國集成電路產業政策變遷與重大決策過程的分析，提出我國公共政策決策是在“制度”和“精英”兩個渠道交互影響下達成“共識”的過程。正式制度層面上形成“政策舞臺”，政策問題自下而上按既定程序進入決策層；同時由“人際關系”構成的非正式制度則形成“協商網絡”，政策問題自上而下在各類精英之間尋求“共識”；“政策舞臺”和“協商網絡”兩個渠道相互作用，達成并擴散“共識”，就可以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樣，王紹光和樊鵬基于我國“新醫改”政策決策過程的分析提出中國式“共識型”決策模式，這種決策模式由“開門”型參與結構和“磨合”型互動機制兩個維度構成，多元主體參與和多渠道協商溝通形成中國公共政策決策的基本過程。這兩個理論不僅是本土的，而且所依據的事實是學生有所了解的。在講述的時候可以完全拋棄教材上充斥的西方政策過程理論，首先細致地向學生介紹案例，之后讓學生討論并從中自己概括案例中所蘊含的政策制定方式，然后再完整講述研究者提出的理論本身，加深學生對中國政策制定過程特征的理解。最后，還可以鼓勵和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人際關系”、“協商政治”等標志性的本土元素是如何體現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問題，激發學生以此去觀察和分析其它的政策制定事件。除此之外，還有關于中國“政策試驗”的研究，其獨特的政策過程直接挑戰了“階段啟發法”，這也是政策過程理論教學本土化的可用內容。

從上述本土化教學的途徑和策略可以看出，教學內容的本土化和教學方法的本土化是“一體之兩面”。教學內容的本土化離不開案例教學和討論啟發式教學方法的運用，而無論是案例式教學還是啟發討論式教學方法的本土化，如果沒有本土化的教學內容作為理論主線，要么是天馬行空式的“花邊新聞”課堂娛樂，要么是牽強附會地“舉例說明”應付了事，難以激發學生探究問題的興趣和提高其分析問題的能力。

篇2

一、引言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大學時期，是一個人處在成長、成才過程中劇烈變化的時期，在大學時期的受教育者，他們易于接受新鮮事物，可塑性很強。因此，大學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對象，我們必須針對大學生做好切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時期，全面提高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養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動力支持和智力保障，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專業素質教育發展欠平衡

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臨的困境較多，各高校雖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上認識深刻，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存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收到的效果甚微。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專業素質教育發展欠平衡，在把學生培養成符合時展的專業化人才上有明確的要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要求不能很清楚的表現出來。另外，高校中關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課程教學和管理有時脫節，不能很好地與學生的思想實際情況相聯系，例如，有些高校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有效的重視，導致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很少開設或基本沒有，心理輔導機構不夠健全，手段較為落后，方法較為陳舊，不能很好的適應學生的要求，學生一旦有了心理問題往往得不到及時有效地疏導，嚴重影響了自身的健康成長。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建設發展有待完善

新時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論建設發展較為緩慢，對大學生關心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熱點問題不能及時、準確的回答，在某些方面所給出的現有回答說服力不強，導致一部分大學生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上產生了模糊不清的認識，不能夠充分理解問題的實質。對于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靠機械的說教方式，填鴨式教育，而不能使其對象得到啟發，學生紛紛在學習過程中感覺所學的理論單調乏味，在指導實踐方面，作用也不是太明顯。而學生們所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教材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滯后性，不能緊跟時代的發展進步和環境形勢的瞬息萬變，以最新最快的速度反映的中國化成果，致使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有所降低。

（三）思想政治教育氛圍欠佳，相應配套設施有待改善

思想政治教育氛圍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效果，常常在以下兩方面表現欠佳，一方面是在學校的內部組織上，大學校園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平臺，然而，當下大學校園雖然很重視活動的舉行，卻常常忽視了活動的質量，出現了能參加的學生不能很好的展現，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不能參加的學生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學校的外部運作上，學校在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上，不能有效的發掘校外資源，外聯工作力度較小，例如邀請名家講座，邀請知名校友給在校學生作報告等類似活動。同時，相應的配套設施不足，硬件和軟件建設不能適應學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發展程度而實現相得益彰，主要表現在下撥學生工作經費方面不能及時有效，預算費用也較低，不能很好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隊伍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推進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對策

（一）國家、社會、高校更加緊密協調，發揮更大作用

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項事關為國家民族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偉大工程，使命重大，任重道遠。國家應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社會應給予更多關注，高校應高度重視，三者通力協調，形成關心和支持大學生思政教育工作的強大合力，共同為做好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謀劃策，獻智獻力，讓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點上，落到實處，真正讓當代大學生受到教育，受到啟發，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線，創造良好教育氛圍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教育，高校是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最佳場所，對大學生繼承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發揚中國精神的優良作風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高校學生管理者應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通過課堂上教育，課下組織學生參加一系列有意義的活動的形式，例如讓學生們參加社團活動或社會實踐，在社團活動和社會實踐中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創新能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理論與實踐充分結合，創造良好的育人氛圍，引導當代大學生積極樂觀向上。

（三）建立專業化的師資隊伍，提高教育水平

高等學校在對大學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應高度重視建設一支專業化的教育隊伍，提高教育隊伍的整體教育水平。大力推進輔導員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和專家化建設，嚴格按照國家相關規定的比例配備思想政治輔導員，在引導政工干部隊伍自覺提高自身綜合素質的同時，要提供給輔導員應有的進修和提升機會，以便其增長本領，增加才干，更好的滿足學生對更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求。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的進步，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現了許多新問題，為了滿足新時期對人才的需要，我們必須以嚴謹科學的態度，求真務實的精神，不斷提高和創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變被動為主動，積極探索各種行之有效的解決途徑，富于創新的采取相應對策，為培養出一流的社會有用人才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張連.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訴求[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9，9.

篇3

根據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發展的實際，積極探索 “教學做一體化”的教學模式，努力提高教學效率，是理工科高校廣大教育工作者的一項責無旁貸的重要工作。

一、當前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存在課時少、時間不固定、內容隨意、形式單一等諸多問題。有些高校推行思想政治實踐課暑期教學，這種安排取得了一些教學成果。但由于經費、管理、師資等環節的缺失，造成教學形式主義突出、管理機制不健全和教學效果不理想等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工科高校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的實施。

1.教學內容任意，形式隨心所欲，學校考核監督機制形同虛設。實踐教學作為高校思想政治課理論教學的延伸環節，理應在時間、資金、制度、基地等方面予以保障，并形成長效機制。然而部分理工科高校對于人文學科不重視，對此類型實踐課更存在應付心理，使得實踐課成為“三無”課程：無真正具體領導機構、無充足經費的保障、無健全的基地實施。加之實踐課無具體考核監督、評估檢撕妥芙崽岣叩幕制，降低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大大降低了實踐教學的效果。

2.任課教師重理論課、輕實踐課，實踐教學能力不強，經驗缺乏。由于理工科高校人文學科發展水平有限，“雙師型”教師數量比較少，大部分教師都是理論和實踐課教學雙肩挑，由于課時、經費等無保證，“全心全意去指導和監督學生完成實踐內容”就成了一句口號。由于許多教師只重視理論課教學，對實踐教學毫無積極性，也不愿意花過多精力提高實踐水平，因此，所安排的實踐教學主題嚴重脫離社會需求和學生專業背景，布置、指導、評定實踐教學的隨意性極大，影響了學生主動性，制約了思想政治課實踐教學效果的改善。

3.學生重理輕文，對與理工科實際脫節的實踐課存在應付心理。理工科高校普遍存在重視專業教學、輕人文素質培養的現象，思想政治實踐課內容又不以社會熱點問題為依托，教學內容與現實生活存在較大的反差。而且學校從安全角度考慮，實踐課大多被安排在校內或假期，這樣局限了學生與現實生活的接觸以及對社會的深入了解，結果使學生對此類課更加敷衍。

二、采取切合理工科學生實際的措施，提高和改善教學虛化的問題

1.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與實踐教學一體化的構建。根據認識論“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原理，按照實際教學情況對教、學、做一體化進行構建，加大人力、資金投入，建立獎懲機制，組建專職的思想政治課教師隊伍，成立專門的教研室對“雙肩挑”的教師加大業務指導。針對理工科高校學生思想、心理、專業等特點制訂教學目標，實現課程教學在知識、能力、情感等層面上的融合，最終使學生學會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從行動上深入社會生活。

2.完善教學考核體系，調動教師的積極性，運用一切教學方法教出理工科思想政治實踐課的特色。完善科學的教學考核體系是實現實踐教學目標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環節，它能調動起教師積極性，激發其運用一切教學方法與時俱進，使教學內容符合理工科特點，滿足學生素質提升的要求，使學生在實踐中獲得新的感知、體驗，樹立起責任感和時代意識，更好地引導學生自我激勵、 自我完善。

篇4

關鍵詞 ：治理理論；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基本原則；消解路徑

區域內各成員所具備的各自不同的經濟基礎、意識形態、利益選擇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導致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出現，而區域內各成員的利益沖突是政策沖突的實質，具體表現為區域內各主體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再分配。為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首要步驟就是要正確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在此基礎上認識我國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實質，進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沖突的路徑。

一、治理理論與區域公共政策的相關理論闡述

現有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由威利·勃蘭特倡導成立的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所做出的闡述具有較大代表性、權威性，《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指出：所謂治理是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使相互沖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團得以協調并采用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①作為闡釋現代社會區域內政治秩序、結構變化的一種新理論，區域治理理論為有效的指導區域合作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框架。作為“舶來品”的區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歐美學界，我國對其研究起步較晚。依據現有的相關概念闡釋，可以將區域治理定義為：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公民等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區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經由協商、談判等方式，實現對區域公共事務的集體管理。簡單的來說，區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論在區域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具體運用。分析現今我國區域治理的實踐可知，政府仍是推動區域合作的關鍵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作用微弱，總體看來，我國區域治理仍是以政府為主導，科層制特征濃厚。由于政府仍是協調區域內利益沖突的主體，因此我國現有的這種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治理。

針對區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闡釋，學術界尚未得出統一明確的結論。本文從區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過程出發將其界定為：區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決區域發展問題、維護與協調區域公共利益的各種政策和措施。而與之相對應的，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則是指在區域合作與發展的過程中，區域內各政策主體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對立、矛盾，甚至相互沖突的一種情形。由于區域內各政策主體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實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區域內的沖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體間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沖突存在的本質原因。總體看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雖有利于政策的不斷調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最終會導致政策資源浪費，政策失敗等，因此，必須在理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實質的基礎上，經由理性研究進而提出消解政策沖突的有效方法。

二、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基本原則

以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基本特點為前提，為更好的深化區域合作、有效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而采取的相關措施必須遵從的總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利益共享的原則

區域內各主體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就是使得區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對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響。為達到鼓勵各方溝通、協商，利益共享原則應該包括：⑴區域合作與一體化應更有利于各地方的發展，不能損害他方利益卻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確處理地方利益與區域利益之間的關系，必須明確二者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的。區域合作的積極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進行激發，同時，區域內的和諧發展、深入合作則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2.和諧發展的原則

在區域內的不同地方、不同產業之間對區域利益進行合理的再分配，達到利益共享基礎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從而使區域利益分配達到一種比較公平的狀態，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總之，區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夠直接調動區域內成員的積極性，維持區域合作系統的穩定，最終有利于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

3.法治秩序的原則

一方面，制定明確、清晰的規則制度，對區域內成員的利益行為進行規范，嚴格依規定進行相關的獎懲，使其對違反者的懲罰有理有據，減少人為的隨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權，最終實現：以一種規范化的方式來治理地方利益沖突。另一方面，明確相關的責任制度，加強內外部監督。明確各方在區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關角色，在全員達成一致時，若有違約行為必將嚴懲。此外，完善的內外部監督有利于區域內各方端正自己的行為，嚴格遵守相關規定。

4.運行高效的原則

一是，依據具體需要，設置多樣化、靈活的利益協調機構。既可以是常設性的協調機構，也可以是臨時性的項目小組或專業委員會；二是，在協調過程中，應盡可能的避免各種繁文縟節，樹立專設協調機構的權威、威懾力。三是，應及時、準確、客觀的評價利益協調的結果，并鼓勵、監督各方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予以修正，而后由專設的協調機構進行驗收。

三、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對策建議

當前中國區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模式，因此為規避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消極影響，有必要在我國區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礎上，提出全方位、多層次、前瞻性地改進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沖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

解決公共政策沖突的基礎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此措施同樣適用于解決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簡單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種預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沖突發生之前就已經采取一定的措施來避免沖突的發生。而相應的事后排除則是指政策出臺后，針對沖突的實際情況而采取的解決措施。

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加強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雖然我國已出臺諸如《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以及《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等法律法規，對政策主體的權限進行一定的原則性約束，但這些規定并不夠明確，甚至相互抵觸、矛盾，直接造成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乏力，加劇了政策沖突的現象。因此，我國應在現有的法制環境下，通過協商制定各種具體的政策，明確各政策主體的權限范圍，并予以嚴格地監督，以此避免越權、超權決策。二是加強對決策程序的控制。為使決策者遵循一定的決策程序從而避免和減少政策沖突，需建立健全統一審查和批準制度。在區域內成立專門的審查機構，避免政出多門，區域內成員所制定的政策必須報經統一的機關批準，確保各級政策間的銜接和統一。同時，下級政府機構制定政策須報上級政府機構批準，進而有效地減少和避免上下層級政府間的公共政策沖突。

健全事后排除機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點：⑴備案審查。區域內各政策制定主體在制定、出臺各自的公共政策時，應按總規定及時將其報送指定的機關統一備份在案，以便進行進一步的審查、監督。⑵利用適用規則。公共政策沖突發生時，為正確適用法律規范而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如上位政策優于下位政策，同位階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新規定優于舊規定等②。⑶裁決機制。當區域內公共政策發生沖突時，由協調委員會或臨時協調機構等專設機構進行裁決，明確各方責任。⑷改變或者撤銷機制。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應該明確要求各地區政府機關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對違反制度、規定或者與上級部門政策相抵觸的政策予以改變或者撤銷，這是一種監督機制③。⑸定期清理機制。區域內各政府機關應定期對域內實施的政策進行審查、考核，判斷其是否與法律、法規、區域合作發展組織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觸、沖突、矛盾的現象，進而進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無用的政策。

2.加強公共政策主體能力建設,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機關人員應明確自己的職責，扮演好自己所承擔的角色，通過認真的學習、領悟，在正確理解自己的責任的基礎上，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素質、修養，進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據區域內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覺抵制各種誘惑，以區域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公共利益為己任，確保公共政策的正確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減少公共政策的沖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國政府機關應對行政組織內部結構進行自上而下的調整, 科學設計行政組織結構, 把組織和業務及人事制度設計得使政府部門之間沒有任何重復、交叉的職能、權責④。為進一步推進大部制改革，我國應加大對其的宣傳力度，就改革達成全民共識，贏得公眾理解；科學預測改革進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障礙，有計劃的采取合理措施進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蓋問題；盡可能的減少職能交叉，完善行政運行機制的同時，落實“問責制”，建設責任政府。總之，大部制改革的推進，應加強領導、科學規劃、周密設計、統籌協調、穩步推行。

3.暢通政策信息溝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詢協商機制

政策信息溝通不暢是許多公共政策沖突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項政策都很難兼顧多方利益，在其實施過程中必定存在許多的歧義與抵觸，矛盾的產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溝通則是減少矛盾、沖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僅要不斷加強區域內各成員的內部溝通交流，還要不斷加強政策執行部門與目標群體之間的外部溝通。一是由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成立專職的溝通協調機構，具體負責區域信息公示、傳遞、溝通等職責，使溝通協調職能專業化、權威化。二是構建多種溝通渠道，使溝通渠道暢通化。三是縮短溝通距離，保證信息的真實有效。四是實現溝通手段和技術的現代化。此外，還需要在暢通信息溝通的基礎上，構建專門的政策咨詢協商機制。通過對區域內各個政策的咨詢協商，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政策價值觀和政策主張。如果區域內各成員缺乏關于政策目的的共同價值觀的同時，在利益關系上也是根本對立的，那么只有采取變通的方法來達到合意，從而維持協商關系。總的來說，政策協商機制的構建將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

4.創新更為靈活的區域治理組織形式

針對我國現有的治理模式，單純的依靠傳統的層級控制來對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行協調，效率明顯較低。因而，有必要通過交互式的合作來為實現共同追求的目標而努力，這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進行變革：

⑴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組織創新。作為此機構發揮功能和作用的基礎和載體，組織形式至關重要。以歐盟為例進行說明，歐盟之所以能在此區域內發揮如此之大的作用，與其建立的完善的決策、執行、監督、仲裁等機構密不可分。通過構建一個完整的歐盟區域管理權力體系，歐盟組織實現了區域內的深入合作，并不斷地發展、壯大。著眼我國的區域組織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的跨區域協調機構在組織機構設置上還是過于簡單, 分工不明、責任不到位等因素都會直接導致區域合作組織的諸多職能無法履行和發揮。為此，我國的區域合作可借鑒歐盟的管理模式，在決策機構、執行機構、仲裁機構、咨詢機構等各個方面進行不斷改進、完善。

⑵跨區域協調機構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設置區域協調機構組織的基礎上，必須完善其功能，設置機構的目的是使其發揮應有的功能：在協調功能上，綜合考慮整體區域資源、區位優勢、經濟狀況，在整合與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作用；在服務功能上，立足于服務區域市場一體化、服務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在監督功能上，審查和監督區域合作規則的執行情況⑤。

⑶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網絡化。區域協調機構功能的正常發揮，離不開網絡化運轉。在對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必須實現多元化的參與主體，以問題的解決為焦點和行動導向，盡可能的弱化科層等級制色彩，強調各種主體的跨層級互動、協商對話、相互信任，實現區域治理模式的網絡化。

5.構建利益共享與利益補償機制

區域政策制定主體的目的就是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實現區域合作的深入，離不開有關利益共享與補償制度的構建，為此，做出的整體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⑴區域內產業調整中的利益分享與補償。產業調整作為區域圈內公共事務管理的重要內容，直接對地方利益產生影響，同時也會與市場發生作用。區域產業分工的過程中，存在著產業替代、淘汰和升級，這必然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項產業的淘汰與升級，總將引發相關的利益沖突。只有建立了與產業相關的財政稅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補償制度，才能使產業規劃和調整真正實現⑥。

⑵對區域內欠發達地區的主動推動。區域內總利益的維護離不開欠發達地區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發展、共享區域發展成果，是區域內各方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根本動力。若是區域合作與區域一體化僅有惠于發達地區，而欠發達地區并不能獲得同等的發展機會，那么它就很容易喪失融入區域合作的動力。因此，區域經濟發展應該統籌規劃，有側重的實施有利于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財政政策和稅收制度：在財政方面，通過中央政府、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財政專項補貼等方式給予欠發達地區以政策支持；而在稅收方面，可以對落后地區給予稅收政策方面的優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構建區域內保障機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復雜的利益協調行為易理解和可預見，從而使區域合作行為變得可確定。另一方面，當利益相關者拒不履行協調意見，或者履行義務時違反區域合作協議規定的，應有承擔違約責任的相關規定。保障機制的有效構建將大幅度提高區域內各主體的參與熱情，進而有利于區域合作的深入開展。

引文注釋

①汪偉全.區域合作中地方利益沖突的治理模式:比較與啟示[J].政治學研究,2012（4）：5-21.

②宋麗華.公共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

③劉曉宇.我國公共政策沖突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

④袁明旭.官僚制視野下當代中國公共政策沖突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

篇5

 

“三圈理論”作為一種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近年來，“三圈理論”這種工具被引入中國，在學術界和企業界都得到了廣泛關注，其應用的范圍大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小到一個工作方案的確定，并且實施效果良好。本文認為以“三圈理論”為戰略分析工具，將其引入到企業對管理人員的選任中，能夠有效地分析企業在選任管理人員時應考慮的問題，并有針對性的采取改進措施，為企業領導者在管理人員選任中提供針對性、有效性和科學性的支撐和依托。

1. “三圈理論”的理論詮釋

“三圈理論”是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馬克·穆爾（Mark. Moore）教授提出的[1]，是一種案例分析工具，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行政案例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該理論認為[2]，公共管理的終極目的是為社會創造公共價值。首先任何一項好的公共政策要具有公共價值；其次政策的實施者要具備相應能力，以提供管理和服務；第三是政策的實施還需得到政策作用對象或民眾的支持。這就形成三個相互重疊的圓圈，其中最上面的一個圓圈代表公共價值（V）人力資源管理論文，下面左邊的圓圈代表能力（C），右邊的圓圈代表支持(S)（如圖1）。只有三圈相交，即圖中陰影部分，這項政策才可得到有效執行，達到預期效果。

V: value；C: capacity； S:support

圖1 “三圈理論”示意圖

根據“三圈理論”，每一項決策都處于由價值、能力和支持三個影響因子構成的圈形之中的某一區域中，從而形成了三圈理的主要框架[3]（具體如表1）。

表1“三圈理論”的主要框架

名稱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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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20年，我國的社會經濟狀況無論在結構還是形式上都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轉變，城市建設從傳統的政府部門中央指令性模式向多級參與模式轉變[1]。這為城市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快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社會發展的公平與效率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同時，這也使得傳統的以強調技術因素為主的城市規劃決策模式面臨巨大挑戰，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屬性成為近幾年的熱點問題。我國眾多的歷史文化遺產中，除一部分集中在歷史城市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分散于全國各地的歷史古鎮之中，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歷史文化古鎮中社會利益的分配，包括土地資源和城市空間的利益爭奪也逐漸加劇，在保護與發展的語境以及我國鎮一級行政體系下，保護規劃和實踐的最大難點尚不是在于工程技術問題，而在于政府和規劃者如何合理利用公共政策維護公共利益，為所有相關利益人創造互惠的贏局。保護實踐中“誰來保護、怎樣保護”，以及影響保護實踐的各種現實因素，特別是政府、開發商和民眾在不同時期和階段中三者之間博弈規則的變化顯得格外重要，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文化名鎮保護中公共政策的多樣化和重要性。

1. 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實踐中的公共政策過程

1.1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過程。

公共政策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政府為了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在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選擇、整合、分配和落實的過程中制定的行為準則。它往往通過法令、條例、規劃、計劃、方案、措施、項目等形式表達出來。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的核心作用與功能在于解決公共問題，協調與引導各利益主體的行為。通常來說，一個完整的“政策過程”包括確定政策問題、制定政策方案、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監控與政策調整、政策終結[2]。實際上，規劃工作的本質就是特定社會條件下，應對當時當地社會需求做出的一種制度安排[3]，特別是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政府職能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城市規劃的公共政策屬性或者說規劃受政府公共政策影響將顯得尤為明顯。

1.2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實踐中公共政策過程研究的必要性。

1.2.1從我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來看，目前我國的城市空間增長主要還是一種外延性的擴展，相應的城市規劃也是一種增量規劃，以城市建設用地的外擴為主要特征，小城鎮容易遭受到特定的危險。作為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主體的政府，在市場化背景下其價值觀和利益決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歷史文化古鎮在當下快速城鎮化進程中的命運，一旦其決策出現任何偏差和失誤，那么歷史文化古鎮歷史環境將面臨著結構破壞、風貌消退甚至徹底消亡的危險。

1.2.2從我國的行政管理體系來看，鎮一級政府處在管理體系的末梢，是最基層的一級政府，因此除了遵守國家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則以外，還決定了它具有其他層次的行政管理體系所不具備的一些基本特點，主要表現在：（1）自由裁量權力大，這種靈活性使得古鎮政府能夠比較迅速的作出決策，同時，它也是導致決策失誤的誘餌。（2）人力、財力資源有限，鎮財政作為我國最基層的一級財政，政府能支配的財政收入非常有限，集資渠道的也較窄，財政實力并不如城市那樣雄厚，在人力資源方面也普遍缺乏專家支持。由此可見，鎮一級的行政機構設置、職能配置、人員編制、財政體制等方面與城市的行政管理體系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激勵有余而約束不足的情況下，自身利益的驅動可能會使地方政府在參與古鎮保護活動的過程中，利用自身的特殊優勢而忽視或是侵犯其它群體應有的利益，使古鎮保護淪為地方政府的一種逐利工具，從而偏離了歷史文化保護事業的基本方向。這就從客觀上決定了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實踐中公共政策過程的重要性。

1.2.3因此，雖然古鎮保護規劃作為一種技術性的法規存在，但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下，政府的公共政策過程才能使保護規劃產生可操作性，特別是在具體項目操作層面，政策過程往往才是最終決定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與發展的好壞的背后作用力。

2. 同里古鎮及其保護概況

2.1同里古鎮概況。

2.1.1同里鎮隸屬江蘇省吳江市，現轄鎮域面積133.15平方公里，總人口5.8萬人。是江南著名水鄉，位于太湖之畔、古運河之東，由網狀河流將鎮區分割成七個島，是太湖流域典型的水鄉古鎮。東南接318國道，距離虹橋機場80公里，西連蘇嘉205省道，距蘇州市18公里，吳江6公里，水路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優越，素有“蘇淞要涂”之稱。

2.1.2同里鎮的空間布局有著典型的江南水鄉城鎮特征，水網密布等獨特的地理條件使得同里鎮以河網作為市鎮建構的骨架而發展，其空間布局特征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4]：

（1）有機的空間形態。同里古鎮的空間形態因借于自然因素，與水體有機結合，不規則但連續性極強。

（2）網絡狀的空間結構。同里的運河體系條連環通，網絡狀分布，使得古鎮內部景觀視線走廊具閉合性與可選擇性，內部空間與空間的關系更加多樣與緊密。

（3）差異化的空間功能。由于同里歷史上一直是官紳雅士的聚居地，使得其空間格局受自上而下“規劃意識”的影響，形成了商住分離的功能結構。

（4）勻質的空間界面。從建筑連續所構成的界面看，其比例、尺度、組合方式頗具特色且保留完好。

（5）多樣的空間類型。橋頭、埠頭小型廣場或等公共活動的主題空間，提供了多樣的視覺體驗與心理認知。總的來說，同里的歷史價值更多地體現于城市空間之中，而非建筑單體或建筑群之上。這個特征很大程度決定了同里保護規劃的重點之一是城市空間關系。

2.2同里古鎮及其保護規劃相關研究成果。

（1）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以阮儀三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開始關注江南古鎮，對古鎮作了科學詳細的實測、記錄和規劃，整理出版了以周莊、同里、甪直、南潯、烏鎮、西塘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江南水鄉》、《江南古鎮》等著作[5]。伴隨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研究的深化，形成了較為豐富系統的江南水鄉古鎮的研究成果，其中對同里古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保護規劃、保護與更新、體制和發展、古鎮旅游四個方面[6]～[10]。

（2）在保護規劃實踐方面，同里于1999～2000年開展了歷史文化名鎮保護規劃的編制工作。確定了不同要素的歷史文化價值、保護目標以及相關的措施，價值要素主要涵蓋了物質遺產、古鎮格局和風貌景觀以及非物質遺產三方面。保護區界包含了同里古鎮清末民初的鎮區建成范圍及出入鎮區的主要河道兩側的景觀范圍，保護區總面積57.6公頃。

3. 同里歷史文化名鎮保護實踐的政策過程及經驗

同里從1982年列入江蘇省省級文保單位開始，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和發展（見表1），二十多年來的古鎮保護制度變遷歷程實際上是政府組織下、多方力量參與古鎮保護與發展的行為與作用，特別是鄉鎮政府如何運用各種創新手法，在各方博弈中獲得所需的各種政治、經濟知識和社會資源，走出了一條別具特色的政策驅動、市場拉動、投資帶動的古鎮保護、開發和發展之路。回顧同里歷史文化名鎮管理體制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7]：

3.1第一階段：吳江市建委主導下的同里景區（1998年之前）。

（1）當時同里古鎮是作為太湖景區的景點之一，采用江蘇省景區建設辦公室垂直領導下的景區管理模式，由吳江市建委直接領導。此階段主要是對“一園”（退思園）、“兩堂”（嘉蔭堂、崇本堂）、“三橋”（太平橋、吉利橋和長慶橋）等景點的古鎮保護基礎修復工作，其中退思園是修復核心，此時期退思園的知名度遠遠大于作為一個古鎮的同里。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開放初期體制和財力上的制約，同里鎮并沒有多少發展自。

（2）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地方政府獲得了相當的自我發展權，其積極性被從分調動，地方基層政府開始成為古鎮保護實踐中最重要的推動力。1996～1997年間，同里鎮政府先后投入約500萬元進行旅游景區基礎建設，自己開發出一些景點（明清街、世德堂、羅星洲等），修建景區入口處石牌坊，同時為重現水鄉風貌，投資300萬元重新開挖丁字河、重建三橋，增建泰安橋。1997年4月，同里第一屆旅游文化節舉行，同里鎮的知名度提高，奠定了同里開發旅游的基礎，同里旅游發展開始起步。

3.2第二階段：鎮政府主導后保護事業的快速發展（1998～2005年）。

（1）1998年，景區管理體制發生變革，吳江市將包括退思園、兩堂（嘉蔭堂、崇本堂）在內的幾個景點的管理權下放給同里鎮政府。同里鎮政府從此有了對鎮區內所有景點進行統一管理、統一宣傳的權力，可以采用統一的門票，并能獲得古鎮保護所帶來的各種直接和間接受益。此次權力下放明晰了各方的責權利關系，使鎮政府擁有了對自己鎮區范圍內主要景點的管理權以及相應的收益權，將同里鎮的保護投入與其產出直接掛起鉤來，因此在謀求地方發展激勵下的地方政府便大大加強了投入力度。

（2）但隨著投資力度的加大，同里鎮政府力不從心，也意識到引入新投資主體的必要性。2001年政府在景點的建設中引入了蘇州凱達公司，采用政府與企業合作的形式，投資2700萬元，建設了珍珠塔景點群，開始多元主體共同投資建設。2003年底組建同里古鎮保護發展有限公司，成立中國首家古鎮“保護公司”，開始探索古鎮保護企業化運作模式，由政府（同里鎮集體資產經營公司）、技術專家（同濟大學旗下同楷公司）、專業化公司（蘇州新滄浪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三方聯手，打破了古鎮保護由政府“包攬”的局面。2005年，同里紅旅游商品開發有限公司的成立，同里總公司注冊成立8家子公司，依托同里的旅游大品牌及豐富的旅游資源，獨立運作。雖然同里總公司沒有實現政企分離，但子公司已經徹底市場化，這種同里旅游有限責任公司的子公司承包模式實質是將下屬經營管理的各項資源分門別類進行公司化運作，也是根據發展旅游的需要，將旅游公司的職能不斷細化、專業化的必然結果。

3.3第三階段：吳江市“區鎮合一”管理新體制（2005至今）。

由于同里鎮西側吳江開發區的迅速發展以及吳江市松陵城區向東發展，同里城鎮的發展倍受影響。2006年，吳江市政府引進中國世貿集團共同策劃和運作，成立由同里鎮與港合資的“蘇州同里國際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同里占合資公司股本的49%，港方按比例注入51%的資金，同里己開放的景點以租賃形式向合資公司轉讓經營權，該公司每年繳納包括景區、景點維護以及品牌形象等各項經費，并逐年遞增。借助世貿集團的實力、資源及影響，同里歷史文化名鎮提高了其在激烈的旅游市場競爭中的地位。

4. 從同里的經驗看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實踐中公共政策過程

4.1制衡——權力下放與上收。

（1）從公共政策制定主體的變化看同里古鎮的保護歷程，其存在一個管理權下放和上收的過程，同里古鎮保護與開發的管理主體從吳江市建委下放到同里鎮政府，而后實行“區鎮合一”的管理體制，同里古鎮保護開發的管理者由同里鎮政府變更為吳江市同里古鎮保護開發領導小組，在充分調動地方建設積極性的同時，也同里免于完全受市場法則所支配而產生與歷史文化名鎮價值目標不相符的開發建設。

（2）以放權為核心的轉型期中國整體制度環境變遷，使得地方政府既有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強烈愿望，又有謀求自身利益（如地方財政收入、政治業績）最大化和短期化的追求，同時他們擁有對行政資源、壟斷性競爭資源（如土地）的特權，于是與城市中諸多經濟發展主體（如開發商、投資商）結成了種種增長聯盟[11]，同時，我國非政府組織（NGO）的力量極其微弱。如此一來，多種行政與市場經濟利益的趨向直接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價值判斷和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因此，在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與開發中，公共政策制定主體內部的權力制衡尤顯重要，通過不同級別政府的權力分配和制約將有利于鎮政府作出相對正確的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與開發對策。

4.2放眼——區域框架下進行保護。

（1）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孤立的考慮歷史文化古鎮是不再可能的，還要考慮到與之相關的總體發展計劃，同時，城市的相關總體規劃與政府的公共政策也應為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與發展作出適當考量。吳江經濟開發區與同里古鎮實行“區鎮合一”的管理體制，其行政調整即明確了開發區與同里在產業發展上的不同定位，從根本上減輕了古鎮的GDP考核壓力，跳出了就古鎮論古鎮的框架，使得古鎮的保護和發展在區域框架下有了更大發揮空間。

（2）因此，歷史文化古鎮的保護只能夠在城鎮框架和地區規劃下進行，城鎮和其周圍環境的關系是，一方面城鎮要服從于地區更大范圍的社會和經濟目標，另一方面，地區需要也應為保護這項緊急工作有所變動。地方政策必須考慮到歷史文化古鎮的特殊需要，其經濟功能的選擇必須既不瓦解也不遺棄其歷史的本質和結構，所有影響歷史古鎮的政府部門在規劃的各個階段都必須協調一致，如工業選址、交通網絡和其他地方場所。賦予歷史古鎮乃至地區發展合理的功能才能保持歷史文化古鎮的生命力。

4.3聯合——政府主導與市場引導。

（1）在歷史文化古鎮保護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占主導，這不僅是政府職能轉變的趨勢，也是資源需求的趨勢，它打破了各類資源完全按行政原則由中央政府進行配置的局面，各種資源開始逐步按照市場法則在各社會群體中重新分布與流動。同里歷史文化名鎮的保護實踐中，政府引入市場機制，采取由企業管理、轉讓經營權等方式吸收社會、民間的資本和后續使用、管理的市場化運作方式，一方面更好的利用物質遺產，發揮其傳遞歷史信息的作用，同時也為遺產的維護籌集了資金。

（2）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政府與開發者扮演不同的角色，政府與開發者之間既是調控與被調控的關系也是合作關系，政府需要依據完善、全面的公共政策和法規來引導市場，逐步分散古鎮資源的配置，這不僅為社會資金進入古鎮保護提供了條件，也能發揮社會各方群體的協作精神，創造更加多元的價值目標與空間環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應限制與防止市場弊端，杜絕市場投機、抬高地價、過度開發、謀求暴利，平衡開發者與公眾之間的利益；另一方面其應鼓勵與激發開發者的保護積極性，給予適當的優惠政策，減少投資風險，讓其有利可圖，增強開發者的投資信心，在嚴格詳盡的保護技術指標控制下，讓更多的人投入到歷史文化古鎮保護工作中，并從中受益。

5. 結語

規劃管理從過去相對單純的技術管理為主向如何體現作為政府的重要公共政策轉型，已為我國越來越多的規劃學者和工作者所認同和關注。歷史文化古鎮是遺產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層面，從公共政策過程視角去認清歷史文化古鎮保護，有利于我們更深刻地探討在中國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背景下保護規劃的編制內容和方法，弄清楚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規劃應該做什么，各級規劃管理部門應該管什么以及地方政府應為保障規劃的實施采取什么相關的公共政策，進一步提高歷史文化古鎮保護規劃的實效性和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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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麗霞.公共政策分析[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3]張庭偉.城市發展決策及規劃實施問題[J].城市規劃匯刊，2000（3）：10～17.

[4]廖曉玲.歷史文化環境中的城市空間研究[D].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

[5]阮儀三，邵甬，林林.江南水鄉城鎮的特色、價值及保護[J].城市規劃匯刊，2002（1）：1～3.

[6]李鐵.同里古鎮保護中公眾利益保障策略的研究[D].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7]王卓娃.同里歷史文化名鎮保護實踐研究2000～2005年古鎮保護區建設項目及實施工作評析[D].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8]萬小梅.江南傳統名鎮建筑環境的評價和探討——周莊、同里調查[D].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7.

篇7

公共政策是為“公共”而制定的,是以“公共性”為其邏輯起點,以公共利益為最終目標的，因而公共政策蘊含著倫理的訴求。正如羅爾斯在其著名的《正義論》里所說的那樣，“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但在實踐中，政府面臨價值沖突問題，最為凸顯地表現為政策倫理的失范，如公共政策非公共化，公共政策倫理問題等。因此，需要從倫理視角去考量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以此為本位作為公共政策設計的基點。

一、政策倫理的應然與實然之逆

——“公共性”的失衡

公共政策是政府“對一個社會進行的權威性價值分配”，從這一要義出發，馬克斯•韋伯指出：一個現代的理性國家首先需要理性的政府所提供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是純粹的科學計算過程，也是政策主體的選擇行為,作為公共政策選擇主體的人或由人構成的組織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或為符合某種需求的選擇行為自然要受到價值取向的支配。因此，“政府倫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就此意義而言，政府倫理比任何單個的政策都更加重要，原因在于所有的政策都依于倫理。”［1］1目標的倫理性是任何一項公共政策自身都帶有的屬性，因此，公共政策必然進行倫理關懷的考量，倫理原則直接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實施。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政策的本質屬性和倫理訴求，此乃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是契約精神的內在規定性。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形成的邏輯基礎,是公共政策分析的理性取向,是公共政策的元屬性,一般表現為公正性、公平性和公開性三個基本維度,是公共政策問題分析、制定分析、執行分析、評估分析的價值基礎和精神內核”［2］。基于這一思想,公共政策就應該最終提高大家的福利而不只是幾個人的福利。這自然需要在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等整個過程中，注重對“公共性”倫理要求的堅守。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社會各方利益的表達和公民意識培育，體現公民民利和政府合法性；才有助于實現行政的公共性與公民權利的契合,確保公共政策的正當性以及對民意的有效回應性，進而有效實現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

雖然權力的公共性決定了政策需體現公共性這一倫理義務的必然性。“對于公共政策應該與公共利益還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這個問題,絕大多數人將選擇公共利益。”［3］但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價等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的動態過程，總是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價值取向中制定和執行的,理性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和現代多元價值的沖突性決定了政策整個過程并非會自覺地從公共性的政策倫理要求出發。或者說，工具理性的盛行和政府自利性和強勢集團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產生了諸多的倫理失范，作為政策價值取向的公共利益在實現過程中總會遭遇種種顯性或隱性的屏障，以致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在很多時候處于目標或理想狀態而非結果狀態，造成在實踐中并非以社會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違背公共利益維度的公共政策屢見不鮮。

二、政策倫理失范探微

1.工具理性的強勢和價值理性式微下的倫理失范

與市場機制追求效率的目標不同,公共政策的目標和價值的首選要義更多的是體現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民主,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公共政策的倫理訴求要求對政策的目標進行合法性追問,以確保每一項政策所要達到目標的公共性。只有經過這一種價值的探討,才能避免公共政策異化的危險。

人的理性在哲學視閾中存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個維度，但是，啟蒙運動以來，偏重宣揚工具理性。威爾遜、古德諾等人開創的政治與行政二分原則則進一步確立了政策過程中科學與價值的分離，使得工具理性在公共政策領域獲得了至上的地位，成為了公共政策最為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哲學基礎。正如羅素所言:“它代表著選擇正確的手段以實現你意欲達到的目的,它與目的選擇無關,不管這種目的是什么。”［4］這種理性的工具化和價值理性的式微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即對公共政策的選擇只做工具理性的考量，每一項政策都是為了某個或某些具體目標而作出的，但是，卻忽略了對任何目標指向的價值意義考量。對工具理性的過分追逐在一定意義上形成了單向度的工具理性，形成了工具理性“一理獨大”,而忽視了價值理性。韋伯將這一現象和趨勢稱為“理性化的吊詭”。這種對工具理性的崇拜無疑是危險的，若缺乏對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倫理追求,政策就有可能陷于拉斯韋爾所擔心的“專制的政策科學”危險之中，造成政策目標在價值取向上的偏離。公共政策在價值倫理判斷的缺失，導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使公共政策偏離了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倫理取向，造成了政策公共性這一本質屬性的缺失，形成了公共政策的倫理失范。

2.政府自利性與利益集團影響下的倫理失范

制度經濟學把政治經濟化，把政治制度看作一個普遍的市場——政治市場。在此,人們建立起交換性的契約關系,一切活動都以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為基礎。以此為視角，現代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歸根結底是圍繞著利益展開的，政策主體依據自身的利益需求,對復雜的社會利益進行配套調整。政府的自利性與利益集團的分化存在及其政治活動能力,必然會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從而導致公共政策倫理失范。

按照政府多元權能論的觀點,政府是擁有權力的眾多社會組織結構之一，它與其他社會組織一起分享社會管理的種種職能,政府內部的各種權力是由社會不同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的結果。政策在一定意義上是各種利益集團把本團體的利益訴求反映到政策系統中,由政策主體對復雜的利益關系進行協調整合的過程。正如安德森指出，在所有國家，利益團體都履行著利益表達的功能，即它們表達了對政策行為的要求和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它們就政策意見的性質和可能出現的后果，尤其是技術方面的事務，向政府決策者提供眾多的信息。當它們從事上述活動時，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合理化。但按照公共選擇理論，個人利益從未在公共生活中消失，組成政府的個體也是一個理性的“經濟人”，也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丹尼斯•繆勒指出：“毫無疑問，假若把權力授予一群稱之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話,他們也會像任何其他人一樣,運用他們手中的權力謀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謀求社會利益。”［5］因此，政府具有自利性。而不同利益團體有著不同的價值傾向和利益追求，它們所要求的公共政策必然是盡可能最大化地實現和維護本團體的利益,使政策符合它們的利益要求，因而它們對政策的需求經常出現不同。公共政策一般會對社會的各個利益集團產生影響，利益集團也會利用各種手段和途徑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而強勢集團在這個過程中更是占據優勢。在和政府的自利性結合中，政策主體作為理性經濟人在政策活動中存在著自身和外在利益的誘惑,進行著成本和收益的比較,這種主觀價值傾向性使得主體的“價值中立”原則難以實現，就有導致租金的存在和尋租的可能，特別是政策主體在缺乏必要的倫理素質與適當的權力約束機制下。于是，當經濟理性人的需求超過公共道德理性人時，便有可能使公共政策走向非公共化，公共政策淪為某些利益集團和缺乏公德的公務員謀求特殊利益的工具，出現了公共政策倫理失范。

三、走出政策倫理失范的理路

1.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在政策過程中的和諧統一

每一項政策都是有的放矢，總是為了解決某個或某些具體問題或為實現某種目標而作出。為了實現政策的效用，手段的科學選擇，即從工具理性上進行把握是必要的。但是，任何目標本身的設定就帶有價值性，需要從價值理性的意義上加以衡量。在公共政策的實踐中,存在著過分強調工具理性主義而忽視價值取向的傾向，這使得公共政策可能偏離公共性的維度。正如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說：“長期以來，效率和經濟是美國公共行政理論的兩個支柱。把效率和經濟作為公共行政的指導方針是有必要的，但僅此是不夠的。必須加上社會公平作為公共行政的第三個理論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夠回應公民的需要。”［6］因而，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導入價值理性勢在必行。“任何決策都是以突出價值因素為特征的，無論怎樣強調決策的科學化，都無可否認決策的價值考量和決策的價值旨歸。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來說，價值考量和價值旨歸無論何時都是首要的。”［7］畢竟“權利平等及其所產生的正義概念乃是出自每個人對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這一點也就證明了公意若要真正成為公意，就應該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質上都同樣地是公意”［8］。因此，只有在政策過程中重視價值理性，弘揚公共政策的價值理念與公共精神，強調政策活動的倫理考量，實行對政策目標的倫理追問，才能有效保障公共政策的倫理性和公共性。當然，我們所強調的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政策過程中的和諧統一，而不是偏頗任一方。正如陳振明教授所說的: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缺乏效率效應,則政府就不能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社會將陷入無序狀態,導致資源的巨大浪費,人民生活更加貧困,從而必將破壞并無法實現公平。相反,經濟效率的提高則能夠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因此,經濟效率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公共政策選擇的邏輯起點。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政策中貫徹公平理念,則可以防止公共政策行為的專橫,維護公眾和政府的良好關系,博得公眾的信任、支持和配合,從而提高政府的威信,取得良好的行政效率。

2.重視公共政策主體的倫理素質建設

政策主體在政策活動中居于重要位置，是一切政策倫理責任與義務的最終承擔者和踐履者。在社會日益多元的時代，受到不同利益訴求和多元倫理價值觀的影響，政策主體的思想很容易發生傾斜和搖擺，影響到政策的公共性，正是從此意義上彰顯了政策主體倫理素質的重要性。庫珀指出:“當行政人員在處理具體倫理困境中或大或小地界定自己責任的界限和內容時,他們使自己具有了‘倫理身份’,這種倫理身份認同形成了他們的道德品性。”［9］但政策主體是一個復合角色體，同時扮演著包括公共人和個體經濟人的角色,如果政策主體對自身角色定位搖擺，就容易產生角色沖突。畢竟這兩種角色定位,是基于不同的理論推斷的，具有截然不同的角色認識和期待,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可能產生矛盾。因此，必須注重公共政策主體的倫理素質建設，而且這也關系到政策的認同度。“具有良好品質的政策主體往往會成為其他人尊敬、追隨的對象,……其人品的優劣不僅會影響公眾對他們的認可,并以此為依據對他們所依附的政治系統和所制定的政策投以不同程度的認同感,而且也會導致他們對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做出截然不同的安排。”［10］需要確立一套促使公務員對其角色進行合理定位的行政倫理規范體系；提出符合時代精神又不失導向意義的價值追求；既允許政策主體對合法正當經濟利益的追求，又要具備較高的公共素養和行政倫理素質。

3.公民參與:規范政策倫理的有效途徑

公共政策注重對社會價值的分配，這就要求在政策活動中，需要尊重民意，廣泛聽取民眾的要求。“不論是在問題的確立上，問題的回應上，還是在被接受方案的執行上，都必須讓更多的公民來參與。”［11］公民政策參與也是一條監督政府行為,規范政府政策活動“公共性”取向的有效途徑。“使那些與某一決定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參與該決定的制作過程，并向其陳述決定的理由，這不僅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而且恰恰是正義的要求。”［12］

第一,公民參與能有效實現政策目標的公共性。“作為公共政策過程的參與主體,公眾參與政策決策有其必然性和緊迫性,而這對于公共決策質量的提高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13］充分的公民參與政策制定是收集和傳達真實政策信息的有效途徑和充分利用公眾智力資源的有力渠道。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應主動地通過公民對話吸納政策建議,確保政策的科學性。這有利于公民的意愿和利益要求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為政策問題,使之進入政策議程，并以協商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增強政策的規范性,制定出反映民意的政策，從而保障目標的公共性。而且公民參與可以有效消除或降低政府的有限性問題,通過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交流、協商等,形成政策制定中的互動網絡,有效提高政策的質量,有效實現政策目標的公共性。

第二,公民參與能有效實現對政策執行的監督。即使是政策制定實現了目標的公共性，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也有可能出現偏差。因為執行主體也具有經濟人的特征，會表現出自利性,可能導致政策執行的失范即公共性的偏離，為此，需要對政策執行進行監督。而且由于公民是政策的直接作用對象,對政策執行的感受最為直接，所受到影響最為顯著，因此，容易調動公民政策執行進行監督的積極性。即使出于自利,也會促使公眾參與到政策執行中來，有利于防止和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偏差，保障政策在具體的動態過程中對公共性的堅守。

參考文獻：

［1］Thompson.ParadoxesofGovernmentEthics［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v,1992：255.

［2］陳潭.公共性: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范式［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4)：132.

［3］Anderson.PublicPolicy-making:AnIntroduction,FifthEdition［M］.Boston:Hough2tonMifflinCompany,2003：135.

［4］羅素.倫理學與政治學中的人類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25.

［5］繆勒.公共選擇理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303.

［6］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88.

［7］張康之．公共政策過程中科學與價值統合［J］．江蘇社會科學，2001（6）.

［8］盧梭.社會契約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42-43.

［9］庫珀.行政倫理學:實行行政責任的途徑［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7.

［10］吳永生.論公共政策主體的合法性［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4(1).

篇8

本文從公共政策管理的視角，運用學科前沿理論，在綜合分析、評判第三部門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對目前第三部門的功能、困境及發展趨勢，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提出了第三部門發展的路徑選擇，特別強調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體系設計。指出:第一，第三部門作為公共政策一方主體，仍需政府的監督、引導和管理;第二，政府作為公共政策決策的主體，擁有資源優勢，以及堅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標和價值取向，它對暫時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政策對象第三部門承擔著管理的職責和義務;第三，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應符合現實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上，都是相當有限的，存在著不足，今后將在政府與第三部門關系、第三部門的屬性、產權、運作機制和制度環境等方面進一步開拓。

關鍵詞:第三部門，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選題動機與研究價值

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民主、法治與開放的社會，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和公民共同治理社會，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地走向深入、社會轉型進一步地展開，以及公共管理社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第三部門正在逐漸發展和壯大起來，第三部門問題研究也由此成為公共管理的重要問題和前沿問題，在我國當前社會，進一步培育和發展第三部門，還是構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以第三部門為基石的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因此，對于21世紀的中國來說，第三部門的發展水平和規模將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

同時，處在社會轉型階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與功能發揮也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作為傳統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積累了大量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基于這樣的資源優勢以及它作為權力掌握者的優勢地位，政府仍然是現代公共管理的主導力量，這也意味著政府對社會轉型負有更多的責任。“一個好的和負責任的政府，應該積極主動地調整自身的定位，促進社會前進，同時有意識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有計劃地培育公民與第三部門的自治能力，并引導、規范社會的自治活動，從而選擇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實現政府有效治理基礎上的社會轉型。”’

但是事實上，第三部門在繁榮發展的背后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總體呈現弱小態勢，真正的職能作用不能得到應有的發揮等，這些問題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一是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體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很多問題。

因此，本論文以第三部門為研究對象，對于正確發揮第三部門的社會功能，預防、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進而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對于推進公共管理實現社會化，對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構建等，無疑都是一個極富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課題。同時，政府仍然擔負著管理社會，包括對第三部門進行合理有效監管的職責，本文選擇了從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發研究第三部門及其治理路徑，這對于政府實現與第三部門的互動即以政府改革中進行的角色轉換來促進第三部門的成長發育，并以第三部門的良好治理框架來推動政府加快職能的轉換，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1.2基本思路與分析框架

“第三部門”的概念是美國學者列維特(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來的，盡管從‘王名，賈西津.中國NGo的發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碩士論文政府對第三部門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圍來看，第三部門的產生由來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普遍認可的定義，各個國家在對第三部門的稱呼、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我國學者在這類概念上也是見仁見智，他們根據自己的見解和偏好，對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稱呼: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民間組織(CivilGroup)、社會團體、志愿者組織(Vo)、公民社會(eivilSociety)、第三部門(Thirdse。tor)，也有稱為非政府公共組織的(汪玉凱等)。

篇9

本文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層面上，都是相當有限的，存在著不足，今后將在政府與第三部門關系、第三部門的屬性、產權、運作機制和制度環境等方面進一步開拓。

關鍵詞:第三部門，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選題動機與研究價值

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民主、法治與開放的社會，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體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場、第三部門和公民共同治理社會，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地走向深入、社會轉型進一步地展開，以及公共管理社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第三部門正在逐漸發展和壯大起來，第三部門問題研究也由此成為公共管理的重要問題和前沿問題，在我國當前社會，進一步培育和發展第三部門，還是構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以第三部門為基石的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因此，對于21世紀的中國來說，第三部門的發展水平和規模將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進程。

同時，處在社會轉型階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與功能發揮也成為一個新的關注點。作為傳統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積累了大量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基于這樣的資源優勢以及它作為權力掌握者的優勢地位，政府仍然是現代公共管理的主導力量，這也意味著政府對社會轉型負有更多的責任。“一個好的和負責任的政府，應該積極主動地調整自身的定位，促進社會前進，同時有意識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有計劃地培育公民與第三部門的自治能力，并引導、規范社會的自治活動，從而選擇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會領域，實現政府有效治理基礎上的社會轉型。”’

但是事實上，第三部門在繁榮發展的背后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總體呈現弱小態勢，真正的職能作用不能得到應有的發揮等，這些問題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一是政府對第三部門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體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很多問題。

因此，本論文以第三部門為研究對象，對于正確發揮第三部門的社會功能，預防、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進而保持社會安定有序，對于推進公共管理實現社會化，對于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中國公民社會的構建等，無疑都是一個極富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課題。

同時，政府仍然擔負著管理社會，包括對第三部門進行合理有效監管的職責，本文選擇了從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發研究第三部門及其治理路徑，這對于政府實現與第三部門的互動即以政府改革中進行的角色轉換來促進第三部門的成長發育，并以第三部門的良好治理框架來推動政府加快職能的轉換，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1.2基本思路與分析框架

“第三部門”的概念是美國學者列維特(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來的，盡管從‘王名，賈西津.中國NGo的發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碩士論文政府對第三部門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圍來看，第三部門的產生由來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沒有形成統一的、普遍認可的定義，各個國家在對第三部門的稱呼、內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我國學者在這類概念上也是見仁見智，他們根據自己的見解和偏好，對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稱呼:非政府組織(NGO)、非營利組織(NPo)、民間組織(CivilGroup)、社會團體、志愿者組織(Vo)、公民社會(eivilSociety)、第三部門(Thirdse。tor)，也有稱為非政府公共組織的(汪玉凱等)。

篇10

二、依托《公共政策學》課程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嘗試

《公共政策學》是公共管理類專業必修課，由于該學科的綜合性、實踐性和應用性強的特征，使得其教學目的不僅是公共政策理念和理論知識的傳授，更重要的是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政策問題意識和實踐能力，即運用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分析和解決政策問題的能力。因此，公共政策課程的多元教學作為培養創新能力的一種有效方法，有利于培養公共管理學生的創新意識、激發其創新熱情、創設較好的創新環境。近年來，我們結合公共政策學課程，在公共管理相關專業進行了教學改革探索，采取主體參與型的教學模式，改變傳統的“滿堂灌、填鴨”式的教學模式，樹立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觀念，采取啟發式和討論式教學，激發學生獨立思考和創新的意識。其目的是要改變以傳授知識為中心的繼承型教育觀念，樹立注重培養創新精神的創新型教育觀念。(一)案例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開展公共政策課程案例教學，要充分把握案例教學的準備、進行和總結三個環節。高度重視案例教學的功能，精心設計案例教學的方案，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有效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是通過公共政策課程案例教學以加強公共管理人才創新能力培養的重要途徑。案例教學要求學生進入案例描述的特定情景和角色，作為事件的參與者去面對問題并尋求答案。唯有如此，案例教學才能夠是學生在模擬的實踐環境中設身處地的去思考“我要怎么辦”，從而激活在學生頭腦中已有的相關知識和理論，有效地提高學生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表達和溝通能力、群體協調和綜合管理能力。由此可見，學生的這種參與起到了“角色扮演”的作用。特別是在公共政策學的案例教學中，學生被引導進入一定的決策環境中，按角色要求去分析政策問題、提出政策方案、比較各種方案并進行擇優等等，如同實際的決策者一般運籌帷幄。這種模擬無疑是能夠有效地架起理論與實際之間的橋梁。在案例的選擇上，我們既選用了“古巴導彈危機”、“中國最牛釘子戶”等經典案例，同時也開發了“為什么地溝油難以禁止?”和“青海湖湟魚保護”等本土案例，通過案例資料的閱讀，各種問題的假設，課堂上激烈的討論，有效地拓展了學生的專業知識，激發了專業興趣，提高了學習動力。(二)課堂討論法。這種課堂討論不同于完整的案例分析，只是在專題討論課的進行過程中，為了培養學生的政策敏感度，鍛煉獨立思考和口頭表達能力。首先教師選擇一些與學生生活相對較近的話題。如，針對“禁止大學生在校外租房”問題的討論，請同學們分組進行分析其中的緣由并在課堂討論發言，學生能結合自己和身邊的事例踴躍發言。我們也根據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現象，有針對性的提出問題如“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城市化的發展帶來了哪些負面影響”等;而且根據民族院校少數民族學生多的特點和青藏高原的地域特征，討論“少數民族地區高考加分政策的思考”、“三江源生態保護”等等，使學生對討論話題充滿興趣。同時，為了培養學生的政策敏感度與學習積極性，也讓學生關注一些新聞事件和熱點問題，鼓勵學生在關注時事的基礎上提出一些討論的問題。在討論過程中，教師要對學生積極參與的態度和能獨立思考并勇于表達自己觀點進行充分的肯定，對學生能結合相關專業知識表達的觀點和思想給予高度認同，即使出現有些學生的觀點不成熟或錯誤的情況下，教師也要給予積極的引導和合理的解釋，不要簡單呵斥，從而能激發學生對該教師的熱愛和對所授課程學習的積極性。經常鼓勵學生不僅會強化師生之間的融洽關系，也能促進學生的獨立性，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這種做法，堅持以問題為中心，引導學生開動腦筋、積極思考并勇于表達，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了他們的口頭表達和邏輯思維能力，取得了較好的學習效果。(三)社會調查法。我們在學期初，將學生分成幾個學習小組，隨著課堂教學的深入，在學習了一些理論知識之后，要求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選定一個題目，在閱讀和收集資料的基礎上，進行課外實踐調研，獲取并感知第一手資料，整理材料，并經過小組討論寫成小型的社會調查報告，在學期末制成多媒體課件，選擇一位同學上講臺表述小組觀點。選題按照學生自己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樣做不僅可以鼓勵所有的學生積極參與到討論中來，對有些不太善于在課堂發言的學生來說，也給他們創造了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激發了敢于實踐的勇氣;同時小組群體的共同調查活動還使得學生注意彼此的合作，在充分表現個體創造性的同時養成了團隊精神。使學生從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變成了探索者和研究者。從學生調查的選題來看，基本能夠圍繞當前的社會熱點和難點問題進行調研，也能將學到的理論知識和實際加以聯系，比如近年學生的選題有“少數民族大學生就業問題”“西寧市交通擁堵問題”“低保政策的實施狀況”等，使他們學會用公共政策的理論和知識去發現和分析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從而提高了知識應用和創新能力。也加深了對相關政策的認識，了解了政策的貫徹和實施狀況。對于學生的調研與匯報，老師要多加贊揚，即對學生縝密的邏輯、新穎的觀點和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給予表揚，以調動學生參與調研的積極性。(四)課程辯論法。為提高專業課程教學的吸引力和實效性，利用不同班次上合堂課的機會，我們在一些班級中組織實施了課程辯論，就爭論性的問題進行分班討論，提出正反兩個方面不同的觀點、論據。通過提出論題，準備辯論，參與辯論，點評及總結等過程，將辯論法運用在公共政策學教學中，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參與學習的積極性，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使學生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增強自信，增加班級榮譽感和歸屬感，與課堂教學結合起來，曾就“少數民族加分政策的利與弊”和“大學生兼職的利與弊”等問題展開辯論，不僅提高了語言表達能力，而且培養了學生的應變能力。同時，學生也感到了理論學習和實踐結合的重要性，增強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培養了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和勇于探究，大膽創新，不斷進取的精神，讓學生親自體會運用所學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的樂趣，從而大大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五)現場參觀法。學習公共政策課程，必須了解政策的基本過程及其環境，為了增強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能力，通過實地參觀，“可以幫助學生把抽象的理論知識、邏輯的政策運行過程在具體形象的現場得以驗證和固化，從而加深學生對所學理論知識的理解，同時還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和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近年來，我們結合課程內容和問題討論，曾帶學生到社區參觀，通過現場觀摩和社區工作人員的介紹，讓他們明白因地制宜的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重要性，了解一些具體政策在社區的實施現狀;也在理解和學習了相關的理論知識之后，有針對性的帶學生到餐廚垃圾處理的企業，了解環境保護政策的必要性和積極作用，分析探討垃圾處理中存在的問題和今后政策需要改進的方面。通過這種實地調研后我們驚喜地發現，學生不僅樂于參加這樣的實踐活動，同時開始意識到自己專業學習的重要性，增強了公共管理意識，深感自己作為一個在校大學生和日后走上工作崗位的責任。而正是這樣的觀摩學習，使學生的創新意識和自主學習能力大有提高。

三、取得的成效及今后需要改進的方面

(一)取得的成效。一是學生的問題意識有所增強，通過課程培訓，學生們開始關注一些新聞事件和身邊的事情，本課程教學的影響獲得了較好的延伸，取得了持續的教學效果;二是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不斷得以提升，在本學院組織的“我是市長”模擬論壇中，許多學生在課程實踐的基礎上積極申報，曾取得一等獎和二、三等獎等好成績，也有學生在任課老師的鼓勵下積極申報清華大學等學校組織的案例征集活動等;三是能夠發現自身的不足，在小組匯報和課件展示后，許多同學都表示，從其他同學身上學到了很多，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們不僅認識到了理論學習的重要性，而且也看到了課件制作、演講和辯論中需要強化和訓練的地方;四是會向老師提出他們的需求與愿望，比如希望老師能夠更多的帶他們進行一些現場參觀，希望老師能在課堂上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分析一些熱點問題等，從以前的“要我學習”主動變成了“我要學習”。(二)今后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地方。一是需要完善課程體系。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是一個系統工程，僅僅靠《公共政策學》一門課程的教學方法改革顯然是不行的，必須加強和其他課程的聯動效應，完善課程體系建設，同時要不斷提高任課教師的實踐能力;二是加大案例化教學。目前的案例教學基本依賴一些教材中的案例，今后要通過多種途徑鼓勵教師參與案例寫作，特別是需要編寫一些本土化案例;三是將課程實踐納入到專業整體計劃中，由于受到教師精力和科研水平等等影響，目前只是在鼓勵學生撰寫相關專業論文，但學生撰寫和發表課程論文很少，今后要強化學生的科研能力培養，同時把課程實踐和畢業論文等有效結合起來;四是要完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由于受多種因素影響，學校目前實踐教學的質量評價體系滯后，對實踐教學活動的全過程管理不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實踐教學的推廣，今后要完善學校和學院的實踐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提高教學效果。

總之，根據《公共政策學》的實踐性和應用性特征，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大膽嘗試了一些教學內容和方法的改革，加強了課程實踐教學環節，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學生的創新意識，激發了學生的創新熱情，也創設了較好的創新環境，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將不斷總結經驗，發現和克服困難，為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不斷努力。

作者:張建英 單位:青海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朱永新，楊樹兵．創新教育論綱［J］．教育研究，1999(8):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