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管理學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公共行政管理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在已有學術積累的基礎上，中山大學的行政管理根據國內外學科發展趨勢，及時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現了特色鮮明的學科發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論前沿、區域公共管理與城市治理、公共預算與績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國內領先，并在縣域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電子政務、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進展。目前，國內行政管理學界、實務界以及普通公民最關注的是國家稅收如何使用、政府預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預算和績效管理方面以馬駿為引領的團隊，受到廣東政府高層和中央高層的極大關注和首肯。在珠三角發展規劃進入實質性階段，大部制改革在廣東順德試點，中大對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在學生培養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學科的實證研究，對社會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嚴格，在數據處理方面注重社會統計方法的培養。因此，中山大學行政管理專業初試中有關研究方法方面的題目要求在國內是最高的，而復試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對國內各個高校研究重點的了解和英語表達能力。

推薦指數：

北京大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的龍頭，建立在社會科學基礎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實力雄厚。行政管理專業依托北京大學的學科優勢與政府管理學院的師資優勢，培養具有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與法學基礎，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論與現代管理方法技術的一流人才。雖然北大在實務領域沒有中山大學的優勢，但基礎理論方面實力強勁。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處于學科基礎的行政理論和行政法，以及處于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理論的最前沿。而在應用研究領域，公共經濟和人力資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發展。現今的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志在必行，作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團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方面，機會和挑戰都不容小視。

北大對基礎理論的要求是該校考核學生的重點。當考生面對眾多紛雜的理論時，最好是從一本經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為敲門磚來打動導師。

推薦指數：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是公共管理學院的一個建制系，承擔著為中國政府組織、NGO組織和企業組織培養復合型應用人才的責任，也肩負著公共行政學科發展和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任務。值得注意的是，該系主持和出版了多個經典系列的專著與教材，不少教師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得到了政策部門的重視。專職教師分別承擔著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國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國際組織的研究項目，將公共行政管理先進理念應用于實踐。在對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學系與國內外的大學及學術組織建立了廣泛聯系，極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學系教師的視野及其影響力。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一直致力于學科培養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擁有國內著名的毛壽龍、張成福等名師；在非營利組織研究方面則有一直筆耕不輟的康曉光教授。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研究，公共政策和非營利組織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幟，也是人大的特色專業。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師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發展。

推薦指數：

北京師范大學行政管理專業依托師范高校心理學和教育學的強大優勢，管理學院強大的科研實力，結合其本身具有的社會科學方面的堅實基礎，在國內行政管理學界逐漸嶄露頭角。北京師范大學的行政管理專業在不斷加大對先進管理理論和技術吸收的基礎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組織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其行政管理學科的成長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學院，該校也設有行政管理專業的碩士點，研究方向為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研究、現代中國地方政府研究、社會問題與社會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較研究，考生報考時要選擇適合的院系。

作為心理學研究的泰斗，北師大的行政管理學科在公共部門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和實證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非政府組織領域的研究實力也不可小覷，可以和清華大學的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一較高下。如果前面介紹的幾所大學給你太大的報考壓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發展，北師大也許是不錯的選擇。

推薦指數：

清華大學理、工、文結合，多學科交叉的綜合優勢，擁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圍，為公共管理學院的建設與發展創造了基礎。學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鮮明的有以下兩個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該所在注重借鑒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具體實踐，有針對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會關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領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鋼、薛瀾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坐鎮，加上一批國內外名校畢業的青年才俊，師資力量可以說是國內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務與公共服務、非營利組織運作管理、非政府規制及其政策機制等為基本領域，發展成為在國內外有相當知名度的中國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學科研基地和思想庫。該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國內非政府組織研究學術界的領軍人物。

公共管理作為應用型學科，考試除了基本的理論基礎，政府績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實證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組織研究則對定性和個案研究要求嚴格。考生復習時要注意對研究方法的學習，既不能忽略統計分析的技術，也不能對定性方法置之不顧。

推薦指數：

南開大學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屬政治學系的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和外交學三個教研室組成，隸屬政府管理學院。政治與行政本為一家，依托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國家重點學科和社會學學科群的強大實力，南京大學的行政管理學科得到了充分發展。作為政府管理學院的一個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擁有較強的科研與教學能力，已與國內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關系。但在師資方面，對于承擔本碩博系列的教學和科研任務來說有些薄弱，有待進一步擴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項目管理，在比較行政領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業與創業管理則是國內高校為數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推薦指數：

吉林大學行政管理系隸屬行政學院，是我國恢復政治學以來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個政治學系。雖然吉林大學地處東北，但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基礎社會科學的基礎上，行政管理系的發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政治學與國家建設研究中心，在政治學重點學科的基礎上獨立發展的分支――公共治理與公共政策、電子政務專業發展迅速，已經成為吉林大學行政管理系實力強大的學科，值得考生關注。

我國目前面臨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進入關鍵時期，東北地區的振興急需政府管理創新。正因為如此，吉林大學的行政管理學在彭向剛、張創新等著名學者的帶領下，在行政基礎理論和法學理論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該系的教師多獲得政治學、法學博士學位，在經濟學和管理學等方面的基礎則略顯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識來源受到一定的影響，這對于應用型學科的行政管理學來說是一個不太好的方面。

推薦指數：

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組成單位之一，目前該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碩士、博士人才培養系列。同時作為公共管理學院的骨干單位，行政管理系參與南京大學公共管理碩士（MPA）專業學位教育的教學、人才培養工作。為推動學科發展，行政管理系與國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關院系和研究機構建立了緊密聯系，一些著名學者和地方政府官員受聘為兼職教授或導師，學術交流活動頻繁。

南京大學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鮮明，該系張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論和組織理論等研究領域，嚴強教授在政治學基礎理論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領域，黃健榮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創新等研究領域都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績。在師資方面，該系的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基礎構成比較合理，這對更好地開展行政管理的學科研究極有助益。

推薦指數：

復旦大學公共行政系由原國際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組建，行政管理專業從原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中孕育和發展起來。公共行政系現有17位教師，其中有我國著名的行政管理學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論、比較公共行政、組織及人力資源管理領域；浦興祖教授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當代中國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學說史領域研究突出；陳曉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學、中央和地方關系、比較行政學、比較地方政府等領域開展研究；唐亞林教授在地方政府與地方治理、區域發展與公共政策、非政府組織與公共治理、中國政府與政治等領域研究突出。這些學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復旦大學行政管理學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輕教授和科研人員也為復旦行政管理學科的發展默默奉獻，尤其是復旦大學公共預算與績效評價中心主任茍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關注，因為公共預算和績效研究已經成為政府活動的重要評價途徑。

推薦指數：

浙江大學政府管理系設有行政管理專業，隸屬公共管理學院。依托公共管理學院強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學、社會學一級學科群，浙江大學的行政管理學科獲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資格。作為以理工科見長的綜合高校，浙江大學政府管理系教師學科結構合理，包括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社會學、哲學等，為行政管理學科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該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創新、土地制度的相關研究以及區域經濟發展與公共政策，其中關于民營經濟的政策研究最具優勢。憑借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領域也十分活躍。

推薦指數：

廈門大學行政管理專業隸屬公共事務學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點學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學界最為著名的學者陳振明教授坐鎮，同時在公共管理、政治學理論方面也有突出建樹。卓越教授在政府績效管理和政府比較與發展領域成果顯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倫理領域奉獻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學者的研究活動也較為活躍。

在人才培養模式上，因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質量的研究方法，廈門大學十分重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學科基礎方面，學校對政治學和經濟學有特別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對政治學和經濟學有較好的了解，這恰恰顯示了該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點。

推薦指數：

華中科技大學行政管理系隸屬公共管理學院，以造就21世紀的領導者為宗旨，被譽為“領導者的搖籃，政府的思想庫”。華中科技大學2007年自主設置全國首個電子政務專業博士點和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專業博士點，在國內率先培養這兩個專業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論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紀檢監察干部教育培訓基地”落戶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為行政管理系的實踐和理論研究提供了機會。從這些學科建設中可以看出，華中科技大學行政管理學科的實力遠非我們對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公共項目管理、電子政務等。

篇2

通過調研和分析，我們認為：中職應以培養工商行政管理事務操作人員層次為主。中職工商行政管理事務專業的培養目標應定位于“工商行政管理事務操作人員”，以就業為導向，以能力為本位，以崗位需求和職業標準為依據，以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為重點，使學生成為具有穩定的職業思想、一定的文化基礎、扎實的專業知識、綜合素質高、專業技能熟練、實踐能力強，能在中介組織、基層工商管理部門從事工商事務處理工作，在社區、物業從事社區服務工作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

二、中職工商行政管理事務專業人才對應的崗位及技能(方向)

根據國家《中等職業學校專業目錄》(2010年修訂版)的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事務專業確定了企業注冊、商標注冊、合同管理三個技能方向。經過調研，現階段全國開設工商行政管理事務專業的中職學校幾乎沒有。因此，我們建議該專業設置工商事務處理、公共事務處理二個專業(技能)方向，目的是為了適應各種中介組織、基層工商管理部門、社區、物業管理等對工商行政管理事務專業的人才需求。

工商行政管理事務崗位有工商事務處理、公共事務處理二大類崗位，各自對應的職業不同，具體從事的工作不同，對崗位人員能力素質的要求也不盡相同。在各種中介組織和基層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中，主要人才需求是工商事務員、市場監管員、工商事務信息員等，中職生在這些崗位上就業也比較穩定;在社區、物業管理等部門的主要人才需求是社區工作者、勞動關系協調員、社會文化指導員等。(見上表)

三、中職工商行政管理事務專業課程設置及教學內容改革

在課程設置上，彰顯立足崗位、重視素質、突出能力為主旨的原則。根據專業培養目標，圍繞培養學生的職業素養及專業知識和技能，強調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以“工作過程導向、任務引領”，注重課程設置的模塊化，構建“公共基礎模塊、專業技能模塊、綜合實訓模塊、專業選修模塊”之間有機結合的課程體系。

公共基礎課程以“必需、夠用”為度，著眼于基礎性、應用性和發展性，為后繼專業技能課程教學服務，為學生終身職業規劃服務;專業核心課程按照適應本專業的技能方向和相關崗位的共同核心能力要求的原則設置;專業技能方向課程按照適應相關崗位的技能要求的原則設置，以“必需、實用”為度，突破學科的系統性禁錮，圍繞專業核心技能開設，強調針對性，突出實踐能力和動手能力培養，增強實戰性。

篇3

二、前期研究綜述

通過期刊網以“海洋行政管理”為題名和關鍵詞檢索后發現，目前已經發表的論文有60篇左右，研究內容可做如下歸納：一是奠基于其他專業之上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索在行政管理專業內開設海洋科技、海洋法、海洋管理等課程，把行政管理專業辦成具有“海洋行政管理”特色的專業。二是作為特色研究學科的海洋行政管理研究。探討海洋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外部性、利益主體的多元性特征，并把學科體系歸納為海洋職能、海洋制度、海洋決策、海洋實施、海洋財政、海洋倫理等。梳理現有海洋行政管理學科體系的爭論分野，并提出海洋行政管理學理論體系構建原則，如工具性原則、差異性原則、系統化原則、生態化原則，并對學科體系進行宏觀架構，探討其概念、理論基礎、管理理念、管理主體、行為工具、管理實踐等問題。提出以行政管理理論體系為基礎，在適應海洋實踐活動規律、海洋行政管理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建構海洋行政管理學科體系。三是海洋行政管理體制研究。一些學者在分析了現有海洋行政管理體制弊端的基礎上，沿著決策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思路，建構了分散管理、統一執法，以及決策部門、執行部門和信息部門相互合作、相互制約的海洋行政管理宏觀體制。探討我國海洋行政管理體制發展歷史的路徑依賴，職能配置交叉重疊與多頭管理等問題及其克服。四是海洋行政管理某一領域的研究。對于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海洋傾廢、海底電纜、管道、海域使用等進行海洋執法監察的研究；提升海洋行政管理促進海洋經濟發展的研究；提升地方海域管理水平的研究；海洋行政管理的法制化研究；海洋發展戰略的研究。前期學者對于海洋行政管理問題的研究內容非常豐富，視角多元，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但對于海洋行政管理作為一門課程來看，其內容體系如何建構？其內涵和外延如何界分？遵循怎樣的邏輯？這些問題尚無學者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對上述問題的解答。盡管如此，學者們的前期研究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支撐。

三、研究方法與設計

《海洋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內容框架體系的厘定，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深度訪談法；（2）文獻研究法；（3）比較研究法；（4）頭腦風暴法。在研究設計上，由于《海洋行政管理》課程教學針對的對象為管理類和涉海類專業的學生，課程定位為涉海類專業、管理類專業的海洋通識課，在學科歸屬上又屬于管理學科，同時在研究題域上又具有海洋的特殊性，所以在研究設計上必須考慮兩個維度，即“管理”的維度和“海洋”的維度。另外，由于海洋行政管理具有公共性，所以還需要考慮一個維度，那就是“公共性”的維度。

篇4

所謂問題研究就是以“問題”為對象，基于問題解決的研究。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認為，“科學以問題開始，以實踐或者理論問題開始。”[1]問題的發現和提出，既表現了人類認識已經達到的高度，又成為人類實踐和認識進一步發展的新起點。我國學者王暉指出“人們確定了認識目標以后，接踵而來需要考慮的就是為達到目標，思維應該如何起步。任何理性認識的形成，都是從問題開始，并逐步展開其理論的。對問題的抽象程度、抽象方式的不同,就會形成不同的理論”。[2]“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淡漠問題意識，脫離時代與社會現實，無異于切斷他們發展的源頭，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學術的生命力將隨之枯竭。”[3]對于行政管理學科來說，凡是令人感到疑難困惑并且是有意義的行政管理問題，都是行政管理學科“問題研究”的對象。

1.問題研究：行政管理學科產生的本源。回顧西方行政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看到：行政管理學科自產生開始就是以問題取向為特征的。正是由于政府規模的日益擴大，政府職能的日益復雜，美國學者威爾遜主張建立一門學問去研究探討政府應當在多大范圍內更有效地發揮其職能。威爾遜和古德諾通過對國家職能與政府職能的比較分析，明確了行政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從而實現了行政學與政治學的分離。泰勒、法約爾等學者積極倡導運用科學管理理論推動政府行政與管理的科學化，主張將官僚組織和行政效率作為行政學研究的重點，并將“科學化”視為實現政府目標的根本手段。可見，行政管理學從產生之日起就是一種以問題為本的研究，其學科的重要使命和活動方式就在于對時代提出的行政問題進行解釋和分析。行政管理學在我國的發展也體現出問題取向的特質。隨著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國行政改革與發展實踐中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需要及時捕捉行政改革過程中重大難點、熱點問題并作出解答。正是在這種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基礎上，行政管理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很快地在我國發展起來。

2.問題研究：行政管理學科發展的基礎。“問題研究”是以實踐中的問題為出發點的研究模式，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增進、深化和拓展對行政實踐問題的認識，并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這一過程和結果不僅有助于人們對該問題及該類問題的了解、評價和解決，還有助于為行政管理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服務。問題研究貫穿于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整個過程中，當這個過程所達到的結果能夠構成新的行政管理學知識增量，從而能夠有效地納入行政管理學科建構之中時，行政管理學科建設就能切實推進。問題研究也是理論和實際之間互動的起點。它以解決問題為目標，以實踐問題為中心，強調現實性和體驗性，從而使行政管理學者有機會了解行政管理工作的真實情境。行政管理學者通過考察現實問題和具體的工作情境，能夠從實踐中發現問題，并從實踐中去探尋問題的來源，使實踐和研究融為一個整體。

3.問題研究：行政管理學科發展的現實要求。隨著我國行政改革的不斷深入，迫切要求行政管理學界為行政改革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為解決日益復雜的行政管理問題出謀劃策。但是到目前為止，許多行政管理學者以通曉西方行政學理論為榮，卻不去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或者不顧中西現實環境的差異照搬西方行政管理的實踐，缺乏原創性問題研究。行政管理學理論研究與行政改革實踐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是導致我國行政管理學“身份危機”的重要影響因素。正如北京大學趙寶煦先生所說：“政治學和行政管理學研究，要想得到社會認同，就必須能回答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的問題,提供解決當前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最佳方案。”[4]行政管理學研究必須面對行政改革、政府改革過程中的現實問題，把視野和觸角伸向活生生的行政活動。行政體制改革中關于政府職能定位、行政方式改革、行政法制與倫理、行政人員素質提升等重要行政實踐問題，都需要行政管理學提供有說服力、有操作性的指導。行政管理學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發展和繁榮，取決于行政管理學的研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回應和滿足中國行政改革和發展的現實需求。

二、當前我國行政管理學問題研究的狀況

1.問題意識淡漠。我國的行政管理學創建時間較短，屬于“后發型”學科。行政學最初是政治學的分支學科，后被劃歸管理學科，人們對行政管理學學科屬性的表述尚未完全達成一致，在學科體系、發展取向以及方法論框架等方面仍未形成成熟模式。很顯然，我國行政學學科的現實導致學科研究的原創性工作很艱難。因而，有些學者棄難就易，不是去研究問題，而是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熱衷于概念論證和邏輯推理，熱衷于寫不痛不癢的文章。從專業發展的角度檢視與翻閱行政管理學科論文和著作。“我們發現許多研究并沒有明確的研究問題，一些研究中雖有問題但價值性不足，大量研究中則充斥著看上去似乎是研究問題實際上又不是的偽問題，甚至在已立項的課題中也有不少是偽課題。”[5]行政管理學界有相當一部分人缺乏問題意識，不善于去發現有價值的真問題。“當我們將這些人的研究置于相關的學術傳統之中，根據社會科學場域的學術標準對其進行評價時，或者試圖在其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時，卻只能發現……他們的研究在學術上并不具有什么意義，不僅沒有在前人就此問題而形成的知識脈絡上對既有的理論進行證明或證偽，也沒有作出理論上的創新，成為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深入研究此一問題的知識基礎。”[6]

2.就問題研究問題，脫離理論基礎。從目前行政管理學科五花八門的學位論文題目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內容寬泛的領域，研究的問題涉及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法學、社會學等等諸多學科。按此推論，我們應該滿心歡喜地看到問題研究在行政管理學領域呈現的欣欣向榮之態，可當我們冷靜下來仔細審視，卻發現這并不是行政管理學科真正需要的問題研究。問題研究的過度泛化，使得行政管理學科的專業屬性受到影響，學科發展難以從問題研究中受益，因而進展緩慢。如果一門學科不能體現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或者不能說明它與那些在社會現實研究方面內容最相近的學科之間的差異，那么這門學科存在的意義何在呢？學科研究的問題不等同于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如果只停留于泛泛的現象描述，沒有經過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的思維過程，這樣的問題就不是真正的研究性問題。我們看到，目前相當數量的研究只是就事論事，并不觸及問題的深層，這對于行政管理學科的發展是沒有什么積極意義的。還有一些問題研究沒有體現專業研究和非專業研究的區別，缺乏專業研究要求的基本范式、論證邏輯、闡述方式等，從而失去了專業研究應有的理論深度。

3.思路狹窄，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當前，我國的行政管理學在解決問題的能力上明顯暴露出無力之態。“嚴格地說，在過去20多年中，中國公共行政學整體上并沒有對我們這個處于巨大變革之中的社會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做出建設性的貢獻。”[5]在研究理念上，人們過于注重理論的演繹，經院式的學術習氣束縛著學科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提高。在研究的對象和內容上，行政管理學對其它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成果吸取得不夠，缺乏從多學科的角度透視中國行政管理問題的能力，從而使這門學科的問題研究顯得干癟空洞。行政管理學研究的內容越來越窄，難以全面、系統、深入地解析中國政府的行政行為，難以為行政改革與發展提供有價值的解決問題之道。在研究方法上行政管理學存在的問題更為突出。長期以來，我們重視質的分析，忽視量的研究；重視規范分析，忽視實證研究；習慣于靜態描述，忽視動態分析。由于行政管理學科的問題綜合性較強，要真正找到符合實際需求的解決方案，就需要多種研究方法的靈活運用。從當前的情況看，我國行政管理學研究的方法仍然比較單一，難以滿足問題研究的需求。

三、加強行政管理學科問題研究的路徑

篇5

公共行政是社會科學中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它從政治學當中分離出來、形成自身特有的學術研究體系，至今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公共行政研究起源于美國，而后經由不斷的探索和創新而拓展到世界各地，為現代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和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對公共行政研究的產生是當時社會發展和政治環境的必然要求。19世紀末的資本主義發展迅速，在實現了社會生產力高速向前推進的同時、也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復雜、層出不窮。當時，美國的政治舞臺上“政黨分贓制”（Spoilssystem）一度大行其道，由選舉造成的周期性政治震蕩導致了一輪又一輪的政治官員更替；這種人員頻繁更迭進一步使得政府管理工作非常不穩定，公共政策也難以長期堅持和落實。行政管理變革的要求迫在眉睫，1883年美國通過了《彭德爾頓法案》，宣告了美國行政文官制度的建立和“政黨分贓制”的終結。為了回應社會現代化對政府管理的新要求，同時也作為對行政文官制度的深度理論闡釋，1887年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WoodrowWilson）在《政治科學（季刊）》上發表了名為《行政學研究》的論文，明確地提出了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產生出來的必要性。1900年，弗蘭克·約翰遜·古德諾（FrankJohnsonGoodnow）發表了《政治與行政》一文，指出了美國環境下實現政治與行政二者協調的特有方式即法外調節。與此同時，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和亨利·法約爾（HenriFayol）在各自的大型企業管理實踐當中也總結了可以用于行政管理的、普適性的管理原則，認為管理是可以通過學校教育來習得的。由此可見，公共行政研究自其誕生之初，就是兼具理論性與實踐性的；而這一特點在后來的公共行政研究發展當中則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1926年倫納德·懷特（LeonardD.White）所寫作的《行政學導論》作為世界上第一本論述公共行政學的大學教材，對各大學的公共行政專業教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幫助。同期盧瑟·古利克（LutherGulick）根據自己在美國公共行政研究所的實踐研究提出了“一體化行政原則”，由此公共行政研究的“價值中立”取向和“政治無涉”立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至此，傳統的公共行政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奠定了深厚的學科基礎。

隨著各派學者對公共行政研究探索的不斷深入，這門學科的內容逐漸變得更加豐富，其研究視角和價值判斷立場也不時有變化的傾向，整體呈現出“螺旋式前進”的狀態。歷經一百多年的發展，公共行政如今已經成為政治學、法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相互交叉和滲透的一門綜合性學科。由此，高校當中建立的行政管理專業也與之相適應，體現出了綜合性、交叉性和應用性強的特點。

（二）我國公共行政學的重建與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發展

我國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的建立，源于我國社會科學界對公共行政這一研究領域的重新重視。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學者夏書章的文章《把行政學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時候了》，使得原本在1952年的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過程中被撤銷的公共行政學科目得以恢復，重新回到我國學術界的關注和研究領域。1984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和勞動人事部共同舉辦的行政管理研討會在吉林市召開，反映出政府對公共行政研究開始了正式的重視。而1988年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的成立，更是被譽為中國公共行政研究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1]。自學科重建之始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任務是學科重建，即建立學位點和教育體系。有相當一部分質量較高的公共行政研究都在這一時期產生，但從整體上來講仍然存在著某些不足之處，例如：研究隊伍規模有限，對于研究的重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研究范圍仍然比較狹窄，專業化的程度需要繼續加強；研究內容大多以概念討論和辨析的層面為主，對我國的本土實踐問題的關注也較少，以及對研究方法的重視和應用尚顯不夠。對于根植于西方國家的公共行政這一領域的研究，基本上處在吸收借鑒的階段，并且主要是通過吸取西方對公共行政研究早期與中期的成果來實現的。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全球化和國際化大環境的廣泛影響，我國的公共行政研究也在逐步拓寬領域、越來越多地結合本土實踐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2]38—39。

我國各大高校設立的行政管理專業也呈現出了與公共行政研究存在某些相似之處的發展趨勢。自學科重建至今為止，我國各大高校相繼開設的行政管理專業作為對公共行政這一領域的教學研究的延展，與國外高校的相近專業相比較而言，可以說是雖然起步較晚，但卻發展較快，無論是在辦學規模和辦學質量方面都一直有所提升，三十多年的時間里已經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輸送了大批兼備專業知識與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截至2010年9月，全國開設行政管理專業的院校已有308所[3]。我國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學術研究推動著公共行政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而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反過來又為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的教學提供了進一步的基礎和素材。因此，高校行政管理專業教學當中遇到的難點，也正是公共行政這一研究領域的內容與特質所決定的。

二、高校行政管理專業教學中的難點所在

我國公共行政學的發展過程帶有濃厚的“移植”色彩，主要表現為研究范疇與學科結構的“移植”，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效仿，以及西方公共行政學的流派、思潮、熱點問題等等在我國國內引起的關注與共鳴。在我國，公共行政研究是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有機統一：國際知識的引進和消化屬于國際化，立足本土需求的外來知識的加工和新知識的生產屬于本土化，本土知識的輸出又屬于國際化的范疇。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國“對西方理論和治理模式的了解具有高度同質化色彩，而對其內部的豐富性和異質性缺乏足夠的把握”[4]。因此，如何正確認識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之間的適配性，避免在西方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面前被動受限，落入“簡單西化”的窠臼，則成為值得我們給予高度關注的研究議題。這一議題在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的教學環節當中，則凸顯出更為重要的一面。

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教學分為本科生教學和研究生教學兩類，這兩類教學在課程體系設置、教材選擇和教學過程管理等方面雖然有一定的差異，但仍存在某些共性可循，教學環節遇到的難點也具有共同之處。

（一）課程體系設置

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的課程體系設置體現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論實踐雙重性。一般來說，本科階段設置的課程主要分為學科基礎課、專業課（分為專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兩類）、全校選修課、社會實踐和學位論文這幾大模塊。其中，除了全校選修課內容與行政管理專業理論沒有直接關系之外，其他幾大模塊的課程都在一定程度上與公共行政研究有直接聯系。例如，學科基礎課涉及政治學、經濟學、行政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專業課則有中國政府與政治、西方政治制度、西方行政學說史、行政領導學、市政管理學、公共政策分析、公共關系學等；社會實踐要求學生參與一定的政府機關或者企事業單位等相關職位的實習活動；學位論文更是考量學生對本科四年學習的重要標準之一。而在研究生階段，課程的幾大模塊劃分基本不變，但受到學習年限的影響，使得每個模塊所包括的課程種類和數量都有所減少，但在課程內容和深度上較之本科階段卻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對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和思維創新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如我們對公共行政學這門學科的理解，行政管理專業的課程同樣呈現出綜合性、交叉性、理論實踐并重性的多學科復合特色。首先，目前我國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的課程設置體系始于我國公共行政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復興，故而起初基本上借鑒的就是國外高校的相關專業設置模式，其課程包容性強、涵蓋了公共行政研究涉及到的絕大多數學科，而這一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其次，公共行政研究不僅重視理論的學習，更加注重實踐應用，并非純粹“務虛”的研究學習。因此，不僅僅是社會實踐這一門課程在整個專業課程體系當中很必要，而是所有課程都需要學生經過自己對現實生活的參與、理解和感悟才能夠真正融會貫通。再次，課程體系中涉及到的大部分課程所在學科都產生于西方國家并在西方得到了長足發展，已經積累起了相當的研究基礎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雖然在我國的研究時間也已不短，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理論視角和研究路徑仍然是以參考西方的研究成果為主，中國化的研究理論尚未真正充分建立起來。

由上所述，如何對課程體系加以改進，在課程體系中更多凸顯中國特色，是值得深思的。

（二）課程教材選擇

想要一門課程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與適當的教材使用是分不開的。高校行政管理專業課堂教學所使用的教材，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國內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經驗積累，參考了大量學術資料之后進行的原創編寫，此類教材有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新編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學系列教材”“21世紀公共管理學系列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21世紀公共管理系列教材”等等；二是國內學者挑選比較經典的、評價較高的、使用口碑較好的國外著作，通過合法渠道得到授權，再翻譯成中文版本并在國內出版（中譯本一般都會適度地去除不適宜中國國情的內容），此類教材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經典譯叢”系列著作等等；三是原版的外文教材，或者是前面所述中譯本的原文教材，或者是其他在國內尚未有中譯本但質量較好的學者著作。原版外文教材大多由一線教師推薦給學生用作前兩類教材的補充，或者對教學內容感興趣的學生可以將其當作課外參考書目使用。不同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的教學安排差異性很大，所使用的教材也包括了以上三大類，具體到著作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說是不計其數。

以上三類教材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在實際的教學使用當中也各有利弊：第一類國內學者自行編寫的原創教材，從目錄章節編排到行文用詞都更為貼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和學習思維，因此學生使用起來難度最低，適合本科生教學使用；缺陷是往往以純粹的文字內容為主，顯得內容枯燥。第二類國內學者出版的國外教材中譯本，根據中國國情適度刪除了書中不適合教學的內容，較好地保留了原書中基本的理論體系和趣味敘述，無論是理論知識還是具體案例都能夠體現出顯著的西方特色。由于語言敘述差異和文化習慣有別，學生初始閱讀可能會存在某些理解難點，需要教師指點和多次反復學習才能適度克服，適合研究生教學以及學有余力的本科生使用；缺陷是教材內容完全來自西方，與我國本土現實差異較大，學習有一定的難度。另外，由于原書語言所限，文字難免不夠簡練。第三類原版的外文教材，則是直接采取“拿來主義”進行知識灌輸，從語言到內容都是“全盤西化”的，因此適合外文基礎較好的學生使用，也可作為研究生教學的推薦參考書目；缺陷是書中可能存在不適合于我國本土教學的內容，容易對學生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干擾。

因此總體來說，如何管理、使用好教材，使其更有利地服務于教學也是難點之一。

（三）教學過程控制

根據對現實狀況的考察可以發現：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的課堂教學大多以理論傳授為主，雖然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實踐要求，但并不是課堂教學的主體活動，因此對理論知識的傳授成為課堂教學過程當中最主要的一個環節。由前所述可知，在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的課堂教學過程中傳授的基礎知識有不少來自西方理論。然而，如何在指導學生理解基本理論的同時，闡明來自西方的理論知識在中國特色背景下的適用局限性；如何在掌握和辨別西方理論的基礎之上自發提煉出新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公共行政學理論，解釋中國國情下的本土實踐，這些都是課堂教學過程中經常會面臨的問題。

高校行政管理專業的本科教學以基礎知識為主，由于考慮到現實需求和學生的實際學習能力，主要目標是讓學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學科基礎理論，努力拓寬知識面，盡量按照“寬口徑”的人才培養模式來進行教學。因此，教學的課程科目雖然較多，但內容一般不會過深。這就突顯出課堂教學中教師引導的重要作用。政治學、行政學、管理學等學科基礎課，對學生要求的重點放在理論知識理解方面和對課程內容體系的整體把握方面；專業課對于學生的要求較之學科基礎課要略高一些，考察學生在掌握了學科基礎知識之后對于更加復雜問題的分析能力，而且教學內容也更為集中傾向于公共行政的研究視角。因而，如何引導學生在接受理論知識的同時，對其在解釋中國本土實踐的局限性方面形成清晰認識，仍是需要克服的難點。

在研究生教學過程當中，則更應注意以上問題。研究生階段的教學科目較少但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在學生已然具備了一定的知識基礎和理解能力之后，鼓勵學生進行自發思考、提問與探索。這就對教師的課堂掌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做好“中”實踐與“西”理論的有機結合，避免學生的思維被西方價值觀所占據，杜絕“言必稱西方”的情況在課堂出現，也是擺在教師面前的難題，這些都必須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三、解決高校行政管理專業教學難點的若干建議

分析高校行政管理專業教學中的難點，有利于我們對在教學過程中已經取得的經驗教訓進行反思和總結，對教學實踐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得出更加清醒的認識；而明確了問題所在之后，接下來就要積極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做到有的放矢，方能避免資源浪費，也能幫助我們聚焦問題的核心，從而進行更加有針對性的處理。

（一）課程設置方面

1完善課程體系，增加實踐內容

要對現有的行政管理專業課程設置方案進行優化整合，在保留現有的學科基礎課、專業課、學位論文等模塊的基礎上，增加社會實踐在整個課程設置體系當中所占的學分比例，要求學生在課余到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進行實習或者志愿服務等活動，并且要求上交實習證明，撰寫實踐報告和論文；在具體的課程教學當中，應當鼓勵學生通過參與課外實踐的形式切身感受公共行政學在中國本土實踐當中的實際應用情況，從而加深對學科知識的真正理解，有條件的高校還可以探索將學生課外實踐情況以一定的比例計算進該門課程的總成績當中；鼓勵學生將課外實踐中的所思所想作為學位論文的研究問題提出來，并且根據自己所獲得的一手資料撰寫學位論文；加強對學生參與課外實踐的重要性的宣傳。

2調整課程科目，增加選修課程

要對現有的行政管理專業課程科目進行一定的調整，在保證專業必修課數量、不過分增加學生負擔的前提下，增加專業選修課的數量，給學生更多的自主選擇性；教師在開設專業選修課的時候，應以研究中國本土公共行政學相關問題為核心，增加對于國內公共行政學相關問題的探討，引導學生對本土實踐問題產生興趣，鼓勵學生閱讀國內學者關于中國本土公共行政學相關研究的著作并認真思考。

（二）教材選擇方面

1鼓勵使用國內學者原創編寫的教材

對于國內已經有相當多研究積累成果的學科和課程，在教學過程中應當讓教師優先選用國內學者原創編寫的教材，作為該門課程的主要參考書目使用；應當鼓勵教師根據自身的研究成果、教學經驗和本專業教學大綱來自行編寫課堂教學講義，作為學生溫習與參考之用，但要注意教師不應強行向學生指定必須購買自己編寫并出版的教材。

2適度使用國內學者翻譯的國外教材

對于國內已經有一定研究成果的學科和課程，在優先選擇國內學者原創編寫教材的同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需要適度使用一些國內學者所翻譯的、較為優質的、已去除不適合內容的原版教材中譯本，作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參考書目，供感興趣的或是學有余力的學生在課外閱讀；在研究生教學當中，可以適度增加原版教材中譯本在參考書目當中的使用比例；教師應當謹慎處理原版教材中譯本的使用，向學生闡明該種參考書目的特質和局限性，必要時加強對學生的指導。

3嚴格管理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

對于某些學科由于國內研究和發展水平所限，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以便于學生理解和吸收最新知識的，應當進行專門備案。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指出：“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5]目的是堅決捍衛高校這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陣地，防止高校課堂教學被“精神污染”所侵蝕。因此，對于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必須嚴格進行管理；教師在需要使用西方原版教材的時候，要指導學生認真分辨教材內容，自覺批判和抵制其中不適宜的部分。

（三）教學過程方面

1把握好教學流程

教師要在有限的時間內講解教學內容的重點和難點。在采用具體案例分析時要強調“中”和“西”之間的差異。同時，還要注意掌控課堂討論的方向，不向學生傳遞歪曲錯誤的言論和思想觀念，發現學生有理解偏差時要及時糾正。教師本人要堅定不移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端正學術態度，課堂教學也絕對不能“言必稱西方”；若發現學生當中出現不良話題，也必須堅決予以制止和勸導。正如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所講：“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要強化理論武裝和正面引導，充分發揮課堂教學主渠道作用。”[5]

2以教學促進科研

教師要對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總結，并在科研過程中努力解決這些問題，整體地提升經驗研究的質量，通過繼續拓展研究領域、扎根真實世界，開展中國公共行政的經驗研究，并基于對中國經驗的研究基礎進行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建構；要繼續重視規范研究，探討和反思我國在當前社會轉型期產生的價值規范性問題并做出合理的闡釋；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學化程度，積極吸收學科前沿的學術成果來豐富和發展我們對于公共行政學的新的認知，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理論和實踐需求[2]42—44。

四、結束語

整體縱觀我國的行政管理本土實踐經驗，其復雜程度絕非僅僅是通過西方的公共行政學理論視角就可以完全涵蓋和充分解釋的。我國的公共行政學研究應當在國家轉型的經驗基礎之上，形成屬于自己的概念、建立一套屬于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而并非只是跟隨美國公共行政學的理論解釋而為。因此，我國的公共行政學應該努力超越傳統公共行政學研究當中的“管理學定位”[2]42。與此相應，我國高校的行政管理專業教學也應積極跟隨本土公共行政學研究的步伐，立足中國國情，處理好“中西結合”中的難點，區分開“中西之間”的差異，在熟悉研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套能夠充分闡釋中國國情的特色理論體系，并且將其應用拓展到高校的教學實踐當中，使學生能夠在價值觀的指引下端正學習態度、服務社會，從而真正實現中國本土公共行政學的教研一體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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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志忍.邁向國際化和本土化的有機統一：中國行政學發展30年的回顧與前瞻[J].公共行政評論，2012，（1）：10—11.

[5]袁貴仁.高校教師必須守好政治、法律、道德三條底線[EB/OL].新華網—教育頻道，20150130.

Peculiarity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TeachingDifficultyoftheMajorinCollege

TIANShu

（SchoolofHumanitiesandLaw，BeijingUniversityofChemicalTechnology，Beijing100029，China）

Abstract：Themajorofpublicadministrationincollegeisrootedin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intheUSA.Comprehensivenessoftheresearcharealeadstocomplexityofthemajorsystem.CurrentlyseveraldifficultiesexistinteachingpublicadministrationmajorincollegesofChina.Therearesomecontradictionsbetweenwesterntheoryandourlocalpracticeinseveralaspects.Theyarecurriculumprovision，teachingmaterialselectionandteachingprocess.Soweshouldmakegreateffortstoexploreteachingmethodsofpublicadministrationmajor，andmakesurethatthemethodscancombinebasictheorywithsocialistconstruc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WeshouldalsomakethecombinationofChineseandtheWest，andclearlyunderstand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theWesttoeffectivelyresolvethedifficultiesinpublicadministrationteachingincollegesofChina.

Keywords：college；majorofpublic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on；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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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踐教學是行政管理學課程的性質所要求的行政管理學是公共管理學科的核心基礎課程，在公共管理學科體系中具有明顯的基礎和導向作用，也是法學、新聞學、檔案學、財政學等與公共組織密切相關專業本科生的選修課。作為一門研究政府對社會進行有效管理規律的科學，行政管理學的原則、原理有很強的理論性。同時，作為系統總結了國家行政管理的科學方法的學科，又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行政管理學“貴在有用”。作為一門科學性與藝術性有機結合的實用性很強的學科，行政管理學在要求學生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及方法等理論知識的基礎上必須重視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行政管理學這一鮮明的特征決定了在教學過程中必須把理論講授和實踐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加強實踐教學，這是提高教學質量、提升學生能力的關鍵所在。

（三）實踐教學是解決目前行政管理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培養新形勢下行政管理專業人才的需要持續多年的，導致了我國人才培養的斷裂，因此，隨著高考的恢復，我國各方面的高等人才的培養急需首先補上理論匱乏這一課。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研究行政管理學理論，開設行政管理學課程。行政管理學在研究和教學方法上以政治學作為價值取向，采用傳統的研究型、學術型教學方法。這種研究方法滿足了當時一個新的理論和課程最初建立和發展的需要。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和我國社會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社會對行政管理專業人才的需求由傳統的研究型、學術型向應用型、操作型人才轉變。據此，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學科調整中把行政管理從原來隸屬于政治學一級學科轉到了隸屬于公共管理學，突出了行政管理學學科的管理性，即實踐性。從學科的調整可見我國對人才培養目標要求的變化。那么，作為行政管理學科最基礎的課程《行政管理學》的研究和教學也必須隨之發生變化，突出其實踐性。但是長期以來，高校行政管理學教學的軟肋就是實踐教學環節非常薄弱，嚴重影響了行政管理學課應有的教學效果，也是導致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具體方法

本科教育培養目標、行政管理學的課程特點以及目前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決定了在行政管理學的教學方法上必須進行優化和改革，其中首先必須堅持的一個根本原則就是理論聯系實際，加強和優化實踐教學，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和手段。

（一）課堂實踐課堂實踐教學活動是指以課堂為教學場所，在課堂講授的基礎上，為了深化和鞏固學生的認知而開展的教學實踐活動。課堂實踐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主體學生處于被動地位的教學模式，讓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過程中來，體現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從而深化學生對教師所傳授的理論知識的掌握。課堂實踐教學包括以下幾種方式：

1.案例分析法。這一方法是20世紀初哈佛大學創造的，即圍繞一定的教學目的，把實際中真實的情景加以典型化處理，形成案例，通過學生的獨立研究和相互討論的方式，來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一種方法。行政管理學的實用性特別強，它的重點不在抽象的推理，而在指導解決現實的社會公共問題，以及這種解決方法在其他相關情形下的推廣。這一特性決定了案例分析在行政管理學教學工作中有普遍的應用價值。

2“.角色模擬”教學法。這一方法在于在課堂上人為地營造某種行政管理情景，讓學生扮演不同的行政管理角色，從事相應的具體工作。通過這一方法，可以讓學生身臨其境，直觀地去感受、領悟所涉及的問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工作的基本技巧，提高語言表達能力及人際關系處理能力。這一方法比較適用于涉及大量常規細節和現象、需進行較為復雜的綜合方法技能訓練的場合。行政司法、行政執法、公文處理、會議管理、機關物產材管理等內容非常適合運用這種方法。

3.課堂討論。這種方法是在教師講授基礎知識后,為加深學生對所講授內容的理解，在教師的組織與指導下，學生通過充分準備，師生圍繞一個主題，發表意見，展開討論。通過討論，既可以達到形成共識、的目的，也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其創造性學習的興趣和能力。例如，在教學中針對“西方公共行政理論歷史沿革及其啟示”“我國大部制改革的困境與對策”“行政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路徑“”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徑”“西方行政改革對我國的啟示”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就應該運用討論的方法。

4.換位教學法。對于一些簡單的章節可以讓學生通過自學的方式備課，然后在課堂上師生身份互換，老師隨機點名，讓個別同學以老師的身份給大家講解，其他同學隨時提問，老師最后作點評。這樣，通過備課、講課，學生把所學習的內容學懂、學透，提高了其自學能力，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語言表達和組織能力。

5.任務驅動法。任務驅動法就是教師通過讓學生在完成提出的某一“任務”的過程中掌握知識和技能并提高綜合素質的方法。任務驅動法包括以下三個環節：教師根據教學目標布置教學任務、學生獨立完成任務、教師進行成績評定。“任務驅動”作為一種學習方法，它使教師由“主角”轉變為“配角，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極大地激發學生的求知欲，使學生實現了由被動地接受知識向主動地尋求知識的轉變。這一方法既培養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培養了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合作精神，提高了他們解決實際困難的能力。

（二）課外實踐課外實踐是指學生在課堂之外、在學校的范圍內進行的實踐活動。這類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充分利用學生課下的業余時間，使學生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擴展和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掌握，并提高其認識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

1.指導性自學。這一方法是通過教師給學生布置課外作業的方式，讓學生自學來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論知識的一種方法。自學的內容大體包括兩方面：一是布置學生閱讀與行政管理學相關的課外書籍，包括經典著作、重要文獻、高質量的專業論文等，其目的是擴大和加深學生對所學的教材內容的理解。二是教材中的一些非重點、非難點的章節，學生通過自己閱讀就能理解的內容。如行政管理學當中的“行政決策”這一章，關于行政決策的定義、程序、類型以及行政決策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在管理學等課程中基本的東西都學過，因此，這部分內容完全可以布置學生自學，教師沒有必要花大力氣來講，只是提示學生在把握的過程中注意決策同行政決策的區別就可以了。教學的重點應該放在“行政決策體制以及我國行政決策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的教授上。自學不僅達到了擴大和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把握，更主要的是在自學的過程中學生養成了良好的閱讀和思考的習慣。

2.科學研究法。科研是高校的重要職能之一，這種職能不單純是要求教師從事科研工作，而且要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因此，引導學生參加科研活動是高等教育的特征之一。為了提高學生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師應該創造各種機會讓學生參與適當的科研工作。如以教學中的疑點、難點問題為突破口，布置學生撰寫小論文，選拔基礎好的具有刻苦鉆研精神的優秀學生參加教師的課題研究或鼓勵學生參與科研團體等，讓學生有足夠的空間充分發揮和展示個人的才華。

3.模擬實驗。在校內建立行政管理模擬實驗室，模擬各種行政管理場景和運作，使學生身臨其境地處于某種管理角色中，從而增進學生對管理知識和方法的認知，培養綜合管理能力。

（三）社會實踐社會實踐是指學生走出校門進入到真實的社會中去，實現理論學習與社會實踐的緊密結合,通過社會實踐印證和加深學生的理論認知，把學到的理論向實踐轉化，提升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1.社會調查。針對行政管理要解決的一些社會熱點問題，利用節假日、寒暑假開展專題調研，在調查中深入生活、了解社會，如行政管理學“行政組織“這一章，可以布置“我國省直管縣改革———以綏中為例“”遼寧省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對策”等。人事制度這一章可以布置“遼寧政府雇員制”“遼寧公務員考試制度研究”等。在調研過程中，學生通過設計調查問卷、發袋徇卷、撰寫調查報告等，鍛煉學生的交際溝通、撰寫調查報告的能力。

2.參觀教學法。為了使行政管理學抽象的理論知識感性化，使學生獲得新知識的同時鞏固驗證已學知識，可以組織學生到政府等部門去實地參觀。參觀法資源鮮活、生動，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同時教學空間被極大地拓展，教學同社會生活緊密相聯。參觀訪問作為課堂教學的直觀印證，對學生的情感、思想和行為的影響非常明顯。參觀一般由校外實踐教師指導和講解，要求學生圍繞參觀內容收集有關資料，整理參觀筆記，撰寫參觀報告。

3.實習。顧名思義，實習就是在實踐中學習，把學到的理論知識拿到實際工作中去應用，以鍛煉工作能力。對于應用性極強的行政管理學這一課程而言，實習具有一切課堂教學所不能替代的特殊功用。為了保證實習的實效，最好應在相對穩定的實習基地進行。

三、問題思考

課堂實踐、課外實踐和社會實踐等多種方法和形式表明了《行政管理學》課程的實踐教學方法非常多，五花八門，各具特色，為行政管理學的實踐教學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基礎。但是這只是從應然的角度來講的，而在實際上，教學方法作為實現教學目標的手段和措施，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實踐性教學方法的采用必須從實際出發。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行政管理學的實踐教學尚屬探索階段，加強實踐性教學必須解決好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一）合理地運用實踐教學的具體方法，構建比較合適的實踐教學方法體系實踐教學方法豐富多彩，并不是說在每個學校的教學實踐中對每種方法都要采用，也不是某個教學內容都可以隨意采用某種教學方法。實際上，每種具體的實踐教學方法都有其特定的教學目的和要求，我們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合理地運用各種具體的實踐教學方法。在多種教學方法中，從達到教學目標的角度來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最基本的基礎實踐手段，其目的是加深學生對行政管理學基本理論和知識的理解，如實驗、參觀、自學；二是強化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應用、培養學生運用所學到的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的中層實踐手段，如情景模擬、案例分析、討論法等；三是為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和提高學生創新能力而設置的高層綜合實踐手段，如項目驅動、科學研究法、調研、實習等。因此，應加深對各種具體的實踐教學方法的研究和探討，合理地對各種方法進行組合，構建比較合適的實踐教學方法體系。

（二）系統地規劃和安排實踐教學體系教學方法作為實現教學目標的手段和方式，與教學計劃、教學內容、考核方法等要素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有什么樣的教學方法，就應該有與之相配套的教學計劃、教學內容和考核方法。從總體上看，教學方法有理論講授和實踐教學兩大類。作為兩類不同的教學方法，其在教學計劃、教學內容以及考核方法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區別。在長期的行政管理學的教學實踐中，由于更多地采用的是理論講授法，因此，在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內容以及考核等方面具備了許多經驗，理論講授比較規范和系統。而實踐教學雖然隨著教學改革的進行其重要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但是由于多種原因，至今還沒有單獨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內容以及考核方法，從而使得實踐教學難以落到實處或者變形走樣。因此，加強實踐性教學，必須首先對其進行系統地安排和規劃。如調整和完善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增加與實踐性手段相適應的內容；明確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在總學時中的比例，改變實踐學時隨意性的情況；將實踐教學內容納入到考試制度中,建立和完善獨立的實踐教學考核辦法，從而使實踐教學得以貫徹落實。

（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保障機制教師隊伍是教學質量提升的根本保障。實踐性教學方法運用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師必須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較強的實踐能力，但是，由于多種原因，在目前從事行政管理學課的教師隊伍中，大部分教師是直接從學校到學校，博士畢業后直接進入到了高校從事教學工作，這種情況不僅是在行政管理學科比較常見，在其他學科也司空見慣。實踐教學經驗的缺乏嚴重地影響著實踐教學方法的使用，從而成為提高行政管理學課程教學質量的一個瓶頸。因此，加強實踐性教學必須在教師隊伍的建設上下功夫。如有計劃地讓從事該課的教師到行政部門掛職鍛煉、吸引優秀的行政領導干部加盟等。實踐教學方法的成本比理論教學要高得多，一定的物質條件是實踐教學方法運用的前提，無論是實驗設備的配置、實踐基地的建立和使用，還是調查、參觀以及實習方法的使用都需要必備的資金物材的支撐，沒有這些條件，實踐教學無法開展。但是，從目前高校的實際情況來看，這部分投入還有很大差距，部分學校甚至是空白。因此，加強實踐教學，學校必須在教學的硬件環境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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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D.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M.Gaus。其追隨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篇8

關鍵詞：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歸類與公共管理理論的歷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 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 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 D. 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

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

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隨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在公共部門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如何選擇屬于公共、私人領域抑或公私混合領域，以及如何執行等問題的思考。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沒有純粹的公共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私人組織，構成了所謂的“模糊狀態”。公共與私人邊界移位使我們必須對傳統公共部門原則進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資源配置問題、分配問題、所有制問題、官僚制問題等。公共部門管理創新，運用私人部門管理來提高效率、提高更優質的服務，這樣可以減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減少的問題。

（三）效率與公平

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體，效率在生產力落后的時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歷史高點，而當社會矛盾漸露的時候，公平理念就會出現。效率注重規則、缺乏人性；公平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論引入了行政效率、經濟人假設、私人部門管理等效率優先理論，也提出了政治價值、人性與公共服務等公平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公民與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強對話，消減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論一味強調的競爭化、市場化可能帶來的惡果。其實，效率實際上是生產力的尺度，強調發展；而公平更多是價值觀念，是社會穩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穩定。在穩定中求發展，以發展來謀穩定。效率與公平最終將在社會的天平中尋達到平衡。

參考文獻：

1.[法]H.法約爾著.周安華等譯.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37

3.[德]馬克斯•韋伯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上、下卷）[M].商務印書館， 1997

4.譚功榮著.西方公共行政學思想與流派[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美]赫伯特•西蒙著.管理行為-管理組織決策過程的研究[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

6.[美]塔爾科特•帕森斯著.社會行動的結構[M].張明德等譯.譯林出版社， 2003

7.[美]徐中奇.行政生態學研究述評及其對我國行政改革的啟發[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1999（4）

篇9

流派歸類與公共管理理論的歷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則導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學導論》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學原則》使公共行政學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著指導行政現象的科學原則;Max Weber(1978)的《論官僚制度》探討了現代組織原則與規范,發明了層級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學論文集》,深入探討了法約爾管理過程與管理原則。

首先為古典管理學派,該學派主要關注行政效率,尋求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與技術,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及組織工作。該學派為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Taylor將科學引入管理領域,提高管理理論的科學性。Taylor(1911)在《科學管理原則》中提出共同利益為基礎的科學管理原則,并指出:“科學管理原則普遍適用于各種人類活動”。科學管理理論強化了人們對消除浪費和提高效率的關注,從而成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追求。

其次為行政管理學派,該學派從管理實務出發,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論和規則,作為管理者的行為準則。Henri Fayol的主要貢獻是開創了組織研究領域,拓寬了科學管理的研究領域。Gulick對行政功能和組織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并提出了一體化組織原則與行政七職能理論。James D. Mooney提出了組織四大原則,即協調原則、層級鏈原則、職能原則和職員原則,結合組織與原則分析。

最后為官僚制度學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論的產生與其歷史時代有著直接的聯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著高度結構化、標準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態等特征的行政組織體系,是強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夠達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對人類行使權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質疑的流派

20世紀30年代,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派理論受到了挑戰。傳統的公共行政學把組織視為機械形式,把人當機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組織結構和法律、法規的遵守。這是傳統公共行政學不可推脫的缺點。理性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對;二是認為行政原則本身存在邏輯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論述了當時的情形:“現時的公共行政學理論也就是政治學理論”。這把原本認為政治與行政分離的傳統理論又糾纏在一起。

社會系統學派從系統、整體性等社會學觀點來研究管理,擺脫了傳統行政管理理論的缺陷,并試圖改造傳統的權威概念、創造出一種協調合作精神。這個學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統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人的問題,他通過對群體的心理因素的考察來分析作為民主群體基礎的“協商一致”機制的性質。

理性決策理論學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為分為“決策制定過程”和“決策執行過程”,并把管理研究重點集中在“決策制定過程”的分析。既豐富了管理學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質特點。理性決策模式提供了分析決策問題基本思路,同時也強調“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擴散流派

20世紀60年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原子能技術、空間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的利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觀上造就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等理論的應用和發展,拓寬了管理思維,也促進了管理現代化,更是給行政科學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科學成為了一門融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于一體的綜合性學科。公共行政學的研究也就從純理論轉型到結合應用的研究。

系統論認為任何組織都同其周圍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發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學的研究范圍。公共管理對于公共性的理解也從官僚制度和政府機構發展轉變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與社會其他組織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注重組織工作環境對公共組織的影響力,政府被置身于社會外部大系統中,公共管理從制度定義發展為規范定義和組織定義。

系統管理學派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研究自然、社會和思維領域中各種系統的運動規律并據此來認識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觀點是不同變量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一個變量的細微變化可能引起其他變量的重大變化。這種非線性關系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認識的復雜性。受系統理論的影響,任何組織都被視為相互關系之中,任何變量都可能對其他變量產生影響。行政組織也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必須持續地與環境產生互動,并在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中處于動態均衡狀態。

行政生態學派,借用生態學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行政系統與各種環境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態的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隨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態類型的發展連續體。行政生態學借用“結構-功能”方法來分析行政行為及其與環境的關系,為公共管理學開辟了新的領域,使其擺脫了那種抽象地討論行政原則的純理論作風,用生態觀點來考察行政是正確的認識路徑。

(四)公 共管理價值重塑流派

歷史與科學的局限性導致了傳統的公共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術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義、價值、自由等內涵,也導致了公共管理學的價值危機。20世紀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為首的新公共行政學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動,還大力提倡社會正義、自由、民主等價值,這也就突破了科學實證主義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與價值的復興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學:明諾布魯克觀點》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學產生于‘事態嚴峻、情勢緊急’時代”,它的產生本身就是為了解決問題。新公共行政學派的主要觀點在于:第一,由單純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轉變;第二,拋棄“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與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連續或交融過程,開始重視政府管理中的政策問題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學由以效率研究為核心轉向更關注公平、責任和倫理等行政民主性價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發表,奠定了黑堡學派的政府再造的獨特觀點。其強調,行政價值的重塑與社會變遷的推動都需要由“集體持有的價值、認知、態度以及行為等”改變,行政人員與官僚體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績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創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發生,除了尋找之身的歷史、傳統等淵源之外,時代的風云際會也可能成為其產生發展的土壤。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管理學、新公共服務、治理學派等學派的出現與不斷探索,極大豐富了公共行政學的內容和方法論。

公共選擇學派將經濟學的理論用于非市場的決策之中,它認為國家機關亦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參與利益的競逐。公共選擇學派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關注個人利益,將人類社會分割為兩個市場:經濟市場與政治市場,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受自生自發秩序的制約。該學派對于公共行政的啟示主要體現在:擴大公眾參與;最大化行政職能分權化;簡化行政程序與層級節制;徹底將公共行政經濟化,并進行可行性評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會公正為衡量基礎;對于公共部門的擴張、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組織的目的進行嚴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門的領導角色,將其界定為專家或技術人員。

20世紀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受到公共政策學科范式和企業管理學科范式的影響而在新公共行政學的基礎上形成。它更重視從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公共管理問題,在重視定性分析的同時更強調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門管理問題的解決為核心,采用經濟學理論和私人部門管理方法,創立一個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識框架。如:更加關注績效-激勵的行政模式,建立績效導向型的制度、結構與管理等行政原則;建立了關于政府設計和行政改革的國際對話和比較機制;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其他先進概念框架的綜合與啟發性使用。

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和現實求解,主要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來的一種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將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并試圖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實踐工具來彌補這種趨勢所造成的惡果。它提出通過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質量,并帶給社會更高的收益,這些都體現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思想進步。

意義及啟示

公共管理流派紛爭,其主線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與行政

公共機構的任務,即政策的制定必須由政治家來完成;而行政者則貫徹執行這些政策措施,即所謂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盡管有學者對于政治與行政是否能分離表示懷疑,但二分法使得人們可以撇開政治條件與政治因素來把握行政的實質與意義,促成了對政治與行政邊界的認知。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部門改革發展使得政治與行政的邊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為公共部門采用了眾多的組織形式,政治勢力日益滲入行政領域。政治與行政界限的模糊導致責任處于游離狀態,使得傳統的政治價值難以追尋,并產生了許多問題。

(二)公共與私人

在公共部門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所謂的“劃界問題”,如何選擇屬于公共、私人領域抑或公私混合領域,以及如何執行等問題的思考。在現實生活中,純粹的組織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沒有純粹的公共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私人組織,構成了所謂的“模糊狀態”。公共與私人邊界移位使我們必須對傳統公共部門原則進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權力與個人自由,資源配置問題、分配問題、所有制問題、官僚制問題等。公共部門管理創新,運用私人部門管理來提高效率、提高更優質的服務,這樣可以減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減少的問題。

(三)效率與公平

效率與公平是一對矛盾體,效率在生產力落后的時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歷史高點,而當社會矛盾漸露的時候,公平理念就會出現。效率注重規則、缺乏人性;公平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犧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論引入了行政效率、經濟人假設、私人部門管理等效率優先理論,也提出了政治價值、人性與公共服務等公平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公民與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強對話,消減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論一味強調的競爭化、市場化可能帶來的惡果。其實,效率實際上是生產力的尺度,強調發展;而公平更多是價值觀念,是社會穩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穩定。在穩定中求發展,以發展來謀穩定。效率與公平最終將在社會的天平中尋達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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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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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秘書學具有鮮明的管理學學科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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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國管理學反思與發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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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全系統管理學的建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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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西蒙管理學研究方法論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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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對象與方法及其相互借鑒

94.圖書館學、情報學與信息科學、信息管理學等學科的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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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論教育經濟與管理學是關于公共教育管理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