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資本主義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走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歷程。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是什么?資本主義的性質是否已經改變?資本主義將走向何方?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對我們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征，把握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anandBraudel)是法國年鑒歷史學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和《法蘭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長時段理論”連同年鑒學派一起，對20世紀末的中國學術界有較大影響。本文主要是對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一書進行解讀。該書是1976年布羅代爾應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邀請所作的三次學術報告演講，并附錄了布羅代爾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討會上的言談。布羅代爾在他的這本小冊子中既給讀者提供了一些關于資本主義發展動因的新解釋，對資本主義的一些基本范疇作了不同于其他學者的新界說，例如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競爭與壟斷、中心與之間的關系等都提出了其獨特的見解。布羅代爾重視從生活世界人手進行觀察和研究，他的這些見解本身就是在資本主義生活世界的范圍之內對資本主義所作歷史考察和現實分析的結果，從而為我們這些外部讀者深入了解資本主義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視角。作為20世紀西方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布羅代爾是一位追求真實歷史并對于人類前途有著熱忱企盼的學者。他對資本主義的剝削特質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并期盼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然而，布羅代爾在闡述資本主義的動力、本質與特征時有不少觀點是經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的，對這些觀點的批判與反思能夠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與困惑。

在該書中，布羅代爾首先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源泉進行了探索。布羅代爾關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來，“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渾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對于人來說，過去獲得的經驗和受到的毒害都變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平庸之物。而對于這些東西，沒有人去細心觀察”。布羅代爾堅持認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著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力量，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術與市場。在對資本主義發展動力的分析方面，布羅代爾與馬克斯·舍勒以及馬克斯·韋伯存在著根本的歧異。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的動力歸因于物質生活中的人口、技術與市場等客觀因素，而馬克斯·舍勒與馬克斯·韋伯均把資本主義的動力在本質上歸因于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其中馬克斯·舍勒把資本主義精神歸結為一種“怨恨”，而馬克斯·韋伯則認為資本主義動力根源于新教倫理精神。

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聯系給出了自己獨特的判斷，并對資本主義的特征與本質進行了分析。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使用這兩種叫法表明我們意欲將這兩個領域區別開來，在我們眼中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市場經濟是由商品交換引發的，是資本主義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他堅持對市場經濟作出某種區分，“至少有兩種形式的所謂市場經濟(甲與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從它們建立的人際、經濟和社會關系來看，這兩種形式即可識別”。在他看來，第一種形式的交換包括市場的每日交換、當地的或者近距離的貿易。這種形式的交換沒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種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遠程貿易。這種形式的交換容易避開規則和慣常的控制。布羅代爾總結道，兩種形式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爭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是高級的、復雜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兩類活動的機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而是第二類活動”。在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系與發展歷程方面，布羅代爾正確地指出物質生活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共同基礎，他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方式認為，“其實，一切都駝在物質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質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進了，市場經濟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來，擴張其關系網。資本主義一貫是這種擴充的受益者”。這種觀點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是相符合的，與的唯物史觀也有著很好的吻合。

二

與以往的資本主義研究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義末期的傳統不同，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看作一個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資本主義的出現與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也不是在舊的封建土地貴族階級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社會財產關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級制內，利用它的奢侈、閑散和缺乏遠見，攫取它的財產。在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時，他指出：“資本主義的推進與成功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它要求社會秩序有某種安定，要求國家政權的某種中立，或某種寬容，或某種殷勤。”并且，他以歐洲、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不同社會條件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命運迥異的原因。與我們傳統認為東方社會的高度封閉性與穩定性不同，布羅代爾認為中國與伊斯蘭社會的構成遠遠不如歐洲封閉與穩定。在布羅代爾眼中，中國的科舉是敞開的大門、開放的等級；晉升至頂峰的官位從來都是暫時的，弄得好，最多也不過是終生受用。布羅代爾對傳統中國的社會關系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洞察，覺察到了那些過分富有、勢力過大的家族將受到國家的懷疑，而在法律上國家是土地的唯一擁有者，只有國家有權向農民征稅，對于礦、工、商、企業看得很緊。這就使得在中國，“每當資本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成長之時，它最終被可以稱為極權的國家所制服”。在廣闊的伊斯蘭國家，尤其在18世紀之前，土地的擁有是臨時的，領由國家分配。因此，社會的頂峰經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動。而大家族正是布羅代爾所相信的初始資本主義鋪展、顯示力量并呈現于我們面前的地方。通過比較，布羅代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古代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社會等級是開放的、流動的，而歐洲的社會構成顯得遠為封閉與穩定。這樣，他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論證。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歐洲，“財富得以積累，家系得以成長與維持。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資本主義最終得以浮現，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平靜的或相對平靜的社會之水”。資本主義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舊的財產關系：“財產和社會特權相對地受到保護，名門世家還能相對平靜地坐享其成。由于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來的位置上，……必須確立這種平靜或相對平靜的局面，才能使資本得以積累，使名門世家得以綿延長存，使資本主義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降臨人間。”過去流傳下來的財產繼承制度、封建地產、世襲家族的財富，為資本主義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基礎。盡管布羅代爾是在全面考察資本主義長時段歷史結構的基礎上提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論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論探索意義。但對他的某些觀點還是應該作具體的分析、辯證的對待。例如，布羅代爾此處論證的符合邏輯并不能消除與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與他對壟斷與資本主義關系看法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主義從來都是壟斷的，一切壟斷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說，在伊斯蘭國家也好，在基督教國家也好，這些資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國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擇手段利用國家的人。”沃勒斯坦在總結布羅代爾的思想時也指出：“如果沒有一種政治保證你就永遠不能支配經濟，永遠不能扼殺或限制住市場的力量，要想設立非經濟性的壁壘，不讓人家涉足經濟交易，要想將非分的價格強加于人，要想保證非優先性的采購，不依靠某個政治當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認為沒有國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對國家的情況下也能成為一個(布羅代爾定義下的)資本家，那簡直是一個荒誕的想法。”但是，即使我們承認上述說法，也不能消除布羅代爾的一個悖論。因為，如果國家對資本家是支持的話，那么顯然國家就不是處于中立的狀態之中，這與布羅代爾關于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條件的判斷是矛盾的。

另外，在闡述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時，布羅代爾指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兩種不同的層面，競爭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市場經濟的特征，壟斷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誠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壟斷的程度越來越高，由私人壟斷發展到國家壟斷，再發展到跨國壟斷，但是，競爭始終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否認了競爭，也就等于取消了資本主義。

最后，在關于專業化即勞動分工問題的闡述上，布羅代爾的觀點也容易引起爭論。布羅代爾認為：“勞動分工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展，迅速增強，波及整個商業社會，但處于頂層的批發商——資本家卻是例外。”對此，布羅代爾作出了三項判斷：(1)商人不實行專業化，因為在他所能觸及的范圍內沒有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全部的活動攏固；(2)大商人經常要更換經營活動，因為高利潤不斷地從一部門向另一部門轉移；(3)大商人的經營活動只有一種有時具有專業化的傾向，那就是金錢交易。但是，對他的三項判斷都不難予以駁斥：第一，他所謂的商人即資本家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由于競爭的存在以及市場規律的作用確實沒有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傾向于將各行當的利潤平均化，然而，由于競爭與市場規律的作用，資本家要在部門利潤趨向平均化的市場中生存或取勝，就必須實行專業化，取得競爭優勢。第二，高利潤確實不斷地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轉移，直至競爭使得其利潤向社會平均利潤靠近。然而，如果布羅代爾承認壟斷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的話，則大資本家并不能隨心所欲地進入已為別的資本家所壟斷的高利潤部門；如果壟斷并非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而競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的話，那么大資本家還是會選擇自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部門，則專業化乃是其必然的結果。布羅代爾的第三個判斷，事實上是對其關于專業化問題的自我反駁。金錢交易即金融產業本身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部門，其走向專業化與其他資本主義部門的專業化一樣，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質疑不僅了布羅代爾關于資本家專業化的命題，并且又一次對其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競爭與壟斷關系的觀點作出了有力的反駁。

三

篇2

因此，也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具有反父權的本質。事實上，父權制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表面上削弱了傳統父權的統治，但卻從未真正挑戰過作為父權制之核心內容的等級制勞動性別分工。相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非常需要維系這種分工，因為它需要通過婦女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為一切剩余價值的生產創造基礎。并且，家務勞動以無償的形式由婦女承擔，這意味著資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資可以購買到雙份的勞動力———一個為他勞動的工人和一個為工人勞動的妻子，意味著他可以毫不費力地降低工資的價值而增加剩余價值的占有。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始終具有鞏固傳統性別分工，即鞏固家庭父權制的利益與動機。而從這一利益與動機出發，通過公私領域的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婦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專事家務勞動，并在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產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徹底喪失的條件下將她們置于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屬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雙重標準，這里的雙重標準決定著誰應成為首要的、受雇傭的勞動力，誰將充當次要的、失業的勞動力。由于各種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會性別勞動分工，資本主義就派定男人為‘主要’的勞動力資源，而派定女人為‘次要’的勞動力資源。因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說父權制認為不需要男人如此”，從而將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模式成功推廣至社會生產領域。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中，婦女就業的邊緣化、底層化與性別之間的同工不同酬，導致了婦女在經濟上廣泛依賴于男子的現實。男人占據著那些相對重要的行業部門，并明顯地影響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和形式；婦女則被視作流動工、季節工與勞動后備軍的最佳人選，更多地從事著那些技術相對沒落、薪酬福利相對較差的從屬性工作。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在社會的公共領域，性別之間直接而公開的壓迫雖然較為少見，但隱性的間接歧視無處不在。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結果并不是消滅了父權制，而只是推動了它由家庭私人領域向社會公共領域的擴展與升級。

面對著這種被擴展與升級了的父權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不僅沒有獲得相應的解放，同時還承受著雙重負擔、遭遇著雙重剝削———她們既是家庭內無償使用價值的生產者，同時又是社會經濟中交換價值的低報酬生產者。這樣，在所謂“理性”的權衡與“效率”的謀算下，許多擁有參與社會生產形式權利與現實機會的婦女最終選擇了退居家庭。據此，由于“按性別分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機制，它維護男人對婦女的優勢，因為它堅持在勞動力市場中對婦女實行較低的工資。低工資使婦女依賴男人，因為它鼓勵婦女結婚。已婚婦女要為丈夫料理家務。于是，男人從較高工資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處。這種家庭分工反過來又為削弱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起作用。這么一來，等級制家庭分工被勞動力市場永久化，反之也一樣。這一過程是資本主義和父權制兩種連鎖制度長期影響的結果。父權制遠沒有被資本主義征服，它仍然是強有力的；它具備了現代資本主義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父權制一樣。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互相適應給婦女造成惡性循環。”這就是說，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絕不是有著明顯區分的、相對獨立的兩個系統。它們之間已經超越了那種密切聯系的互補關系而彼此滲透、扭結交織成為一個嚴密的整體，給婦女帶來的是一種混沌難別的階級—性別連鎖壓迫，從而構成了促使婦女超越內部階級差異實現“階級式”聯合反抗行動的外部壓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確實改變了傳統父權制的具體統治形式，但使父權制實現了從家庭向社會的擴展與升級。父權制歷來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特征，婦女所受到的性別壓迫也歷來就是階級壓迫在性別之間的特殊表現。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婦女特殊的“異化”體驗

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馬克思曾對法國小農階級的存在狀態展開評述：“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既然數百萬家庭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各個小農彼此之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在此，馬克思實際指明的是，經濟條件只是階級“自在”存在的客觀前提，社會階級只有當它具有自我意識，即具有屬于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時才會真正成為“自為”的存在。因此，“階級”是一個歷史的、動態形成的范疇，在階級形成的過程中，經濟因素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但與此同時，構成階級的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特別是個人建構于特殊階級身份上的共同“經歷”，是他們在行動過程中形成階級的關鍵。可以說，階級意識的形成是階級形成的標志，是階級由“自在”轉為“自為”狀態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對于婦女來說，歷史中的她們長期被作為社會基本經濟單位的父權制家庭牢固鉚定，彼此之間難以發生多種多樣的聯系。與社會生產基本隔絕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權意識操控下經常產生的“虛假意識”使她們就像一個一個甚至都沒有被裝進袋中的馬鈴薯，很難形成為實現自身利益而組織和行動起來的整體自覺意識，即很難突破自在的狀態而上升為真正“自為”的階級。這就是說，基于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的互通本質，婦女雖然作為認識論的對象可以被整體視為一個階級，但要在本體論的實踐層面推動她們以階級聯合的形式展開反抗性別壓迫的統一行動，則必須以形成真正屬于她們的“婦女階級意識”為前提。這種“婦女階級意識”在內容上不僅包括對婦女利益的理性認識，也包括對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認識與有意識的反對，同時還包括對運用集體政治的手段以達到性別壓迫、實現婦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認識和隨時行動的準備。而在結構上，“婦女階級意識”則是由以“認識壓迫”為特點的較低層次的經驗意識與以“實現解放”為特點的較高層次的政治意識共同組成。其中，較低層次的經驗意識作為主觀與客觀雙向互動的結果，產生于婦女獨特的受壓迫“經歷”，特別是她們對于這種經歷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這種經歷集中表現為婦女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異化”體驗。“異化”作為一個古老的哲學概念，是指主體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生產出自己的對立面，這個對立面又變成外在的異己力量與人對立，即進一步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馬克思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勞動異化的理論，將“異化”概念改造成為對資本主義現實生活進行徹底批判的重要范疇。

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產生使原本作為人的類本質的勞動逐漸喪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覺性質而不斷發生著異化，即“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將這種異化勞動發展到了極端，使“異化不僅表現在生產的結果上，而且也表現在生產行為本身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由于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工人徹底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而僅作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為資本家榨取剩余價值的機器，他們不僅與他們的勞動產品發生著異化，同勞動本身發生著異化，同時也與其作為人類的本質發生著異化，與周圍其他一切人發生著異化。這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際關系，包括兩性關系，在異化勞動的基礎上也必然呈現出異化的本質，即“當個體與他人彼此分離時，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了的人際關系給婦女帶來了更為不利的處境。這是因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樣能在工商業的社會生活領域生存，因此他能夠在這些不同的領域中表達自己。但是對女人來說，她的活動余地僅限于家庭內部。在工業生產內，男人的勞動產品被剝奪，由此產生的把男人對象化，它表現為異化形式。男人通過對女人的關系來緩解異化，女人的異化卻無法緩解。因為這些親密關系正是壓迫她的制度結構中最重要的關系”。與此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整體上的父權本質，異化對于婦女來說還是一種居于性別之間的體驗，“不僅不賺工資的婦女也同樣經歷異化，而且掙工資的女人所體驗的異化不同于掙工資的男人。”勞動的異化性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甚至已經滲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婦女完全掌控的勞動/活動，如身體修飾、履行母職與個人精神智力活動等。婦女對自己的身體加以修飾，就像工人生產那樣，最后的結果都是勞動產品（對于婦女來說，是她的身體）與他/她本人相疏離。也許“一個女人會強調，她節食、鍛煉和裝扮的目的是愉悅自己，但事實上她可能是為了取悅男人而塑型和修飾自己的肉體”，以至于“最后她的身體也都變成了男人與她的對象”。作為擁有特殊生理機能的女性，生育對于婦女來說已經變成不可控制的人類自身再生產勞動。婦女個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決定最終的生育結果，“在對童工勞力的需求和對成人勞力的需求同樣多的社會，婦女被迫在身體限度內盡可能多生育。在視兒童為經濟負擔的社會，婦女想要多生孩子則得不到鼓勵；許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墮胎或絕育。”與此同時，各種泛濫使用的現代精密生育技術操縱著婦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過程，使許多婦女與她們的生育過程也產生了疏離。更為糟糕的是，如出一轍的異化同樣發生在婦女履行母職的過程中。“育幼”不再是母親的自然本能，而是她們異化的體驗，“母親們的壓力是巨大的，在幾乎沒有幫助的情況下，她們被認為必須執行專家們的每一項命令……她得按專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撫養孩子。”而這種異化了的育兒方式，最終又導致了母子關系的疏離———“母親和孩子間極度的相互依賴，鼓勵母親在界定孩子的意義時首先考慮到她自己對生活意義、愛和社會認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視為她的作品，以為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結果常常事與愿違；孩子是她的無價之寶，社會卻對之不屑一顧。當代母職的社會關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個完整的人，看作母子雙方所屬的更大社區的一部分。”這樣，不僅母親“沒有能力把孩子當作人來看待，同樣的情況是，孩子們也沒有能力把她當作人來看待”。更為可怕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普遍發生著的異化還侵蝕著許多婦女的精神智力活動。她們通常被培養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達，即使已經躋身于神圣的學術殿堂，她都會經常害怕被人指責為學術騙子，而不是專家教授”。

篇3

貿易意識根植于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觀念，束縛與妨礙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但貿易意識只是在經歷了兩次偉大的沖擊之后才逐漸走向成熟的。封建社會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中心是貶低和否定現實世界與人的價值，貿易的本質在于實現現實的價值，所以說資產階級為適應自身的發展，必須批判陳舊的封建觀念，樹立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理論和新觀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為早期資產階級的首要任務。這就涉及到此間發生在思想意識領域中的兩次“革命”——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

14至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是關于“世界的發現與人的發現”的革命。…它以文學和藝術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為中心的傳統觀念，表現了以人和現實世界為中心的思想，歌頌了人的偉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現實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從神轉移到人自身，從死后轉向現實的物質世界，有力地打擊了傳統的封建的人生價值觀和財富觀。

宗教改革運動是文藝復興的繼續，是人文主義思想在宗教領域的運用與發展，從教會內部破除了封建的舊觀念，樹立了以人為主題的新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加爾文教主張，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發財致富，就要漂洋過海，開拓殖民貿易，經營工商業，從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推行民主制度，為有產者謀利是每一個教徒應走的途徑。所以，西歐人們的思想深受加爾文教的影響——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對外和發展貿易。這種教義的主張對資本主義的成長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僅以荷蘭和英國的國內國際情況來分析其資本主義是怎樣在貿易意識的影響下走上國際貿易和遠程貿易途徑的。

曾經繁榮一時的安特衛普城是尼德蘭(荷蘭前身)通過貿易發展本國工商業的很好例證。安特衛普城在16世紀成為尼德蘭的呢絨工業中心，也是國際紡織品貿易中心。安特衛普城也是歐洲的商業和金融中心，是香料、胡椒等東方商品的集散地，其貿易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70％一80％，對尼德蘭整個社會經濟的前景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6世紀，安城由于社會和自然變故而衰落，北方的阿姆斯特丹和萊頓繼起為西歐紡織業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尼德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繼續得到發展。l3尼德蘭的海運業是其開展國際貿易的另一支柱。l6～17世紀，尼德蘭的海運能力在歐洲首屈一指。1601年駛入倫敦港的船只共有714艘，其中荷蘭有360艘，占半數以上，英國自己只有207艘。到1670年，荷蘭船只運載量達到56．8萬噸，比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德國、英國和蘇格蘭的船只運載總和還要多。從波羅的海到北海，從大西洋到地中海，到處都有荷蘭船只的帆影。可以說，西歐、中歐與北歐的廣大市場為尼德蘭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方便的條件。由此可見，尼德蘭在歐洲國家間開展的國際貿易是其資本主義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

歐洲資本主義得到長足發展的另一國家是英國。隨著英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為了發展海外貿易，在王室支持下于15世紀初成立了原料批發公司和商人冒險公司，分別經營羊毛與粗呢的出口貿易。他們與大陸許多國家有著直接的聯系，隨著羊毛輸出的日益減少和呢絨輸出的穩步上升，原料批發公司逐漸衰落，商人冒險公司成為15—16世紀英國最大的海外貿易壟斷組織。16世紀，英國的對外貿易組織除了商人冒險公司外，還有莫斯科公司，專營對俄國及中亞的商業；利凡特公司，進行地中海的貿易，布里斯托爾與南安普頓的商船帶著毛織品和錫等特產遠航至里窩那、西西里、克里特、塞浦路斯，最后抵達敘利亞的貝魯特和特里波里。英國的貿易活動促進了歐洲的經濟發展，但最主要的是有力地推動了本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步伐，同時也刺激了同時期英國對海外貿易的發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17世紀以前荷蘭和英國國際貿易的繁榮。但很明顯，區域性強仍是其主要的特征。隨著其國內工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成長的需要，單純的國內市場根本不可能滿足其需要，就連區域性的國際市場也是有很大局限的。于是，更為擴大的市場與更為豐富的原料成了資本主義追求的首選。遠程貿易成為必然，且在以后資本主義的追求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且在促進資本主義成長的過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6世紀，全球范圍的世界市場逐漸形成。但其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帶著強烈的侵略與被侵略，掠奪與被掠奪，奴役與被奴役，并且帶著血腥的味道。新的世界市場是人和區域性市場不可比擬的，它為成長中的資本主義提供了大量的資金積累和廉價的勞動力以及豐富的原料。遠程貿易恰好是這一過程的載體和加速器。

16世紀末、l7世紀初，尼德蘭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及其之后不失時機地把目光投向了剛剛形成的世界市場。1598至1599年，荷蘭船隊駛抵東南亞的摩鹿加群島，染指香料貿易。從1599至1602年，荷蘭共派出5l艘船只到東方，并于1602年組成了“聯合東印度公司”，經營亞洲貿易。1624年至1661年占據中國臺灣，壟斷中日間的中介貿易，切斷中國與菲律賓的經濟往來。荷蘭在17世紀完全獨占了菲律賓以西的南洋的貿易，成為亞洲市場的霸主。荷蘭殖民地多為零星的孤島且為重要的通商道口，進而形成一個龐大的貿易網絡，且水域居多更易發揮其航運業的優勢。

東印度公司每年派遣大批船只駛往亞洲。1602年至1625年平均每年10艘，1626年至1670年平均每年22艘，1671年至1675年平均29艘。1602年至1782年，東印度公司分給股東的紅利總共達到23200萬荷蘭盾，為最初股金的36倍。其中1634年以后，公司各股東的紅利平均為股本的18％，從1715年開始的6年內，平均利潤率為40％，在安汶島與班達島的香料貿易中，利潤竟高達5O一75％。這些巨額利潤成為荷蘭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這些資本返回到歐洲，為西歐區域經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加快了資本主義成長的步伐。

篇4

Abstract:AsanecoMarxist，Fostermakesacritiqueofcapitalismthorough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y.Heholdsthatecologyisanticapitalism,andcapitalisticproductionmodeistherootcauseoftheecocrisis.Hedisagreeswiththetheoriesof“limitednessofeconomicgrowth”,“naturalcapitalization”andecoimperialism.Herefutestheviewthat“technologycanresolvetheecoenvironmentalproblems”andinsiststhatwithout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capitalistsystem,theecoenvironmentalcrisiscanneverberelievedonlythrough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patternandfastdevelopmentofecotechnology.

Keywords:Foster;ecologicalcritique;EcoMarxism;capitalism

在生態學理論家的“譜系”中，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理論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獨領。他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主要體現在《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正如作者所言，該書主要是對1992年至2001年間資本主義制度下應對環境危機的主流經濟措施進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對資本主義反生態本質的批判

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其理論是犀利的，觀點是明確的。他指出：“生態與資本主義是互相對立的兩個領域，這種對立不是表現在每一個實例之中，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在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態危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們圍繞著生態危機的根源各抒己見：有人把它歸咎于人類對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認為是工業文明的惡果，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產物。在處理生態環境問題上，科學家和主流環保主義者往往只強調一些具體的改善環境的措施：例如減少對礦物燃料的依賴而用太陽能取而代之；減少消費；消除世界貧窮；控制人口增長，等等。福斯特認為，上述觀點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沒有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上探尋原因。所以，“由于對社會因素及其對生態可持續性的關系缺乏認真思考，主流環保主義者，包括大多熱心關注環境的科學家，其觀點經常彌散出牧師布道的氣味”[1］68。

與這些觀點迥異，福斯特強調，生態學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的學理主張與資本主義邏輯相抵牾。所以，人們應該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主義邏輯中尋找生態危機的根源。他說，資本主義反生態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因為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制度，特別適應資本和利潤的生產，目前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處于支配地位。而資本主義不會是靜止的，其資本積累也是不會停止的，用馬克思的話說，它“要么積累，要么死亡”。

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需要專心致志、永無休止地積累，不可能與資本和能源密集型經濟相分離，因而必須不斷加大原材料與能源的生產量，隨之也會出現產能過剩、勞動力富余和經濟生態浪費。”[1］127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這種積累一直靠全球環境不斷被系統地剝奪其自然財富得以維持。環境被蛻變成了索取資源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經常是有毒廢料）的下水道。所以，過去500年的歷史實際是一個不可持續發展的歷史”[1］74。

福斯特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形象地比喻為“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這種體制的顯著特征猶如一種巨型的松鼠籠子，它要處于高速的運行中，一旦停止，這種體制就終結了。

福斯特確信，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難辭其咎，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原罪”，是其經濟體制無法克服的痼疾。

二、對傳統經濟學應對環境危機的經濟措施的批判

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生態批判基于三項主張：（1）一種制度如果追求財富無休止的增長和無限度的攫取，無論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資源，從長遠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續的；（2）一種制度如果將人們與其特定居所的歸屬感和生態基礎分割開來，那么它與生態穩定和“土地倫理”將是格格不入的；（3）一種制度如果分割地球，產生出“貧與富的生態環境”，那它同樣是不可接受的。

他說，傳統經濟學自詡為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學，但這里所說的物品僅狹隘地界定為市場上的商品，而發展經濟所造成的生態資源匱乏和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惡化則不在傳統經濟學的考慮范圍。因為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學家們通常將生態問題視為某種盡力回避而不是應該嚴肅對待的問題。

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有限論”，福斯特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上的有限增長，只是人們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期盼，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的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3。

福斯特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首先，資本主義毫無節制的經濟擴張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為代價的。其次，資本家在評估投資前景時，總是計算在最短的時間內得以回收投資以及今后長久的利潤回報。至于那些對人類社會具有最直接影響的環境條件和因素，諸如清潔水源、不可再生資源的分配與保護、廢物處理等可持續性問題，與冷酷的資本需要短期回報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投資商一定要維持股東權益的價值并能定期分派紅利。所以，投資于需時較長的生態環境保護事業，投資商既沒有那樣的耐心，也沒有那樣的意愿。“這樣一來，資本主義投資商在投資決策中短期行為的痼疾便成為影響整體環境的致命因素。”[1］4

福斯特列舉了美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的事例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與環境保護的矛盾。美國政府認為《京都議定書》存在著兩個缺陷：一是因解雇工人和消費物價上漲而給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二是它沒有包括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此兩者也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者。《京都議定書》及其溫室氣體的指令性減排顯然不符合美國資本及其國家的意愿，美國經濟為減排而付出的代價太高，難以承擔。

《京都議定書》在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的失敗，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慣性，它不會輕易使自己的發展模式發生逆轉，不會改變工業文明和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而這種發展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對環境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針對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質疑，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提出了資本主義經濟“非物質化”的辯護。對此，福斯特給予了嚴厲的批駁。他指出，如果人們相信了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那么人們就沒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減少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了。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的不斷創新和市場奇跡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事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非物質化并沒有實現，燃燒煤炭、石油等礦物燃料是當代工業國家最主要的經濟活動，也是向空氣和土壤排放廢料的唯一的最大污染源。大氣層、海洋仍然是工業國家處理廢料的主要排放地，人均廢物排放量也在大大增加。例如，美國從1975年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潛在危險的廢物量增長達30%。顯然，這樣的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非物質化”的觀點變成了謊言。

福斯特對環境經濟學理論預設進行了批判。針對生態環境學家的指責，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了環境經濟學的理論預設，他們主張如果人們賦予自然界以經濟價值并更加充分地將生態環境因素納入到市場經濟的體系中，將生態資產轉化為可以銷售的商品，這樣生態環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

福斯特認為，該理論前提確信生態環境可以經濟量化并融入到市場體系中去。對于這個前提，福斯特視為“烏托邦神話”。在他看來，生態環境不能完全地納入到商品經濟的循環之中，因為生態環境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是整體性的。生態環境所具有的內在價值不能簡化為市場價值，也不能簡單地用于經濟成本和效益分析。反之，如果人們強行給環境物品，如風景優美的海灣、沁人心脾的空氣定價，人們并不認為此舉有助于環境保護，相反，倒像是某種勒索保護費的詐騙行為。福斯特列舉了鳴禽類面臨滅絕和森林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的事例來批判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在他看來，把鳴禽類動物納入正常的市場體系也是徒勞的。因為提高鳥類價格會刺激一些人捕捉鳥類的欲望，而資本主義現代農業大量使用農藥和化肥，導致鳥類棲息地和生存環境的污染在日益加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森林資源遭到破壞，不是因為林業被排斥在市場經濟體系之外，也不是因為林木沒有標價。其實，長期以來，森林產品早已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行著，森林的市場化不僅沒有保護該生態系統的安全，反而對其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三、對“自然資本化”理論的批駁

環境經濟學家針對商品經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影響，提出了“自然資本”的概念。他們認為，新資本主義與傳統資本主義的最大不同就是認為整個自然界及其各個組成部分在本質上都是“自然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成本的外在表現。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會計統計方式的缺陷。所以，只要建立新的會計統計方法，在企業的損益表上反映出“自然資本”的消耗情況，企業就將充分考慮到“自然資本”的價值并以此來拯救生態環境。

對于“自然資本”理論，福斯特給予了明確的批判。他指出：“不論描述自然資本的修辭如何動聽，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卻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也不能期望它改變。把自然和地球描繪成資本，其主要目的是掩蓋為了商品交換而對自然極盡掠奪的現實。此外，將自然資本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即使已經真的這樣做了——其主要結果也只能是使自然進一步從屬于商品交換的需要。”[1］28福斯特以美國私營的太平洋木業公司的事例來論證他的觀點。該公司正在采伐北加州紅木林，因為它們是亂雜木，不能當成生產性資產，為了市場的需要，必須清除這些雜木以騰出空地培育統一規格、處于全面管理之下的速生林。這些森林的悲劇，不是因為它們被排斥在資產損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為它們已被包含其中。

在批判環境經濟學的“自然資本”理論時，福斯特指出了該理論的生態局限性。環境經濟學家在論述氣候變化的環境影響時，僅僅看到了這種變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而沒有考慮到全球變暖將對非市場領域的影響，即瀕危物種和隨著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濕地的價值，以及與環境難民的產生有關的成本等全方位的環境問題。環境經濟學企圖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這是它失敗的根本原因。在福斯特看來，隨著世界范圍的商品經濟規模的日益擴大，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將越來越嚴重。其中商品經濟對自然的影響是其重要原因，因為無論是通過生產成本的外化還是把自然資源和環境因素納入生產成本的考核，其目的都是為了資本的積累和擴張。而“真正的可持續性關注整個生態系統的再生產，而給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獨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魚類——賦予貨幣價值，這實際是錯誤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個體部分，個體部分也可以簡單地拼湊起來”[1］51。

四、“讓他們吃下污染”——生態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生態剝削與壓迫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提出了被傳統經濟學家廣為接受的一些關于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反映出資本積累的邏輯和生態帝國主義的反人類和反生態的本性。薩默斯的部分觀點被冠以“讓他們吃下污染”的題目，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國雜志《經濟學家》上刊登出來。

薩默斯生態學三謬論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由于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的民眾在工資收益上差別是很大的，所以由以往從疾病和死亡“獲得的利益”來衡量第三世界的個體生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個體生命相比是毫無價值的。發達國家的平均工資數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國家，那么同樣的邏輯，第三世界國家的個體生命的價值也就數百倍地低于發達國家。這樣，即使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了第三世界國家民眾的疾病和死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也是合算的，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值錢。所以，向低收入國家傾倒大量有毒廢料背后的經濟邏輯是無可指責的。第二，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線性的，因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非洲人煙稀少的國家應該是污染最少的國家，那里的空氣污染水平與洛杉磯和墨西哥城等嚴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還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還處于“欠污染”的第三世界，從經濟成本的角度考慮是合適的。第三，對清潔環境的需求是以一定的收入為基礎的，也是人均壽命長的富裕國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這些國家才適合于講究審美和追求健康。所以，如果污染企業將污染物轉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成本就會下降。基于上述理由，薩默斯主張，世界銀行應當鼓勵將污染企業和有毒廢料轉移到第三世界。

福斯特指出，薩默斯的謬論是令人厭惡的，表現出了十足的生態帝國主義的惡習。人們不要以為薩默斯以十分輕蔑的態度來對待第三世界和生態環境問題是他喪失理智的癡語，其實，這是資本積累的經濟擴張主義的邏輯必然，也是他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本質的大暴露。“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的作用是為世界資本的積累創造合適條件，特別是在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時更應如此。無論是世界大多數人的幸福，還是地球的生態命運，甚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命運，都不容許阻礙這一執著目的的實現。”[1］55薩默斯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可以說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大實話”。隨著人們生態環境意識的提高和工業生產的環境評估越來越嚴格，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態環境限制。為了給資本擴張掃清障礙，為了把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外在化或他鄉化，向貧窮的國家和地區傾倒未經處理的有毒廢料、工業垃圾就成了資本主義企業的一貫做法。福斯特認為，薩默斯將有毒廢料傾倒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主張，并不是他的“首創”，而是美國國內正在實施的政策和做法的世界應用。1983年，美國審計總局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南方一些州的黑人雖然人口比例占20%，但四分之三的場外商業有毒廢料填埋場都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居住區附近。福斯特指出：“發達國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運送數百萬噸的廢料。1987年，產自費城的富含二氧雜芑的工業廢渣傾倒在幾內亞和海地。1988年，4000噸來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聯二苯的化學廢料在尼日利亞被發現，毒液從銹蝕不堪的圓桶中溢出，污染了當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57

在福斯特看來，生態帝國主義的卑劣行徑才是生態危機全球化的真正原因。因為“在21世紀的黎明，有種種理由讓人相信，資本主義制度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經濟增長，已進入全球范圍內生態系統不可持續的發展軌道，因為它已偏向能源與材料的過高消費，致使資源供給和廢料消化都受到嚴重制約，加之資本主義生產本性與方式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浪費使形勢更加惡化”[1］69。

五、對資本主義技術決定論的生態批判

福斯特發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解決環境問題的標準方法就是引導技術向較良性的方向發展：生產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車的單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陽能替代礦物燃料以及資源的循環利用。”[1］86也就是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和社會輿論都認為，技術改進是擺脫環境問題的主要途徑。面對這個觀點，福斯特提出了質疑：新技術及其應用在經濟擴張的同時能防止環境的惡化嗎？

為了批判技術能解決環境危機的觀點，福斯特提到了“杰文斯悖論”。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因創立邊際效用主觀價值理論而成為近代新古典經濟分析的創始人之一。杰文斯是以他研究煤炭能源的專著《煤炭問題》一書而成名。杰文斯認為，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減少對這種資源的需求，這是因為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在他看來，認為燃料的經濟利用等同于減少消費，這純粹是一種思想混亂。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他列舉了蒸汽機發展的歷史來論證他的觀點。蒸汽機的每一次成功改進都進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費。福斯特認為：“到目前為止，“杰文斯悖論”仍然適用，那就是，由于技術本身（在現行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無助于我們擺脫環境的兩難境況，并且這種境況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而日趨嚴重。”[1］96例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汽車行業的技術改進，生產出了能源效率利用更高的汽車，但由于汽車數量的增加，并未遏止對汽油的需要。同樣，冷凍技術的改進導致人們生產出更多更大的冷凍設備。

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時，技術不是萬能的。面對氣候變暖的事實，美國政府在某些大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轉向了對“碳吸收技術”的研究。他們認為，該技術既允許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時又能保護環境。于是，美國能源部投入數千萬美元對這類技術進行研究。研究的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從空氣中抽取二氧化碳；二是將其注回到煤礦、油田，并由此回歸海洋。美國政府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術研究就是為了解決排放問題，以便使以碳耗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像以往一樣完好無損地延續下去。但是，目前看來，還沒有任何一項這方面的技術具有使用價值，也許永遠也不會有這樣的技術。即使有了這樣的技術，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也是問題。吸收技術的解決方案只是將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他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中。但問題是，將海洋作為堆放人類經濟廢物最后地點的做法也是不科學的。福斯特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環保技術（太陽能技術）也不一定會被廣泛采用，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需要促進開發的是那些為資本帶來巨大利潤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對人類和地球最有益處的能源”[1］94，所以，將可持續發展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率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

六、結語

篇5

1、歐盟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區域經濟組織之一，其經濟發展情況對于世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歐盟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完善的體制。歐盟國家有著得天獨厚的農業經濟發展資源：良好的氣候條件、充沛的水資源以及廣闊的平原都為歐盟農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農業經濟發展因素不僅僅只有自然條件，它還需要充分的社會條件，即農業經濟發展政策。歐盟各國為了發展農業，都制定了完善的農業保護和激勵政策。這些政策通過財政資助的方式激勵從事農業經濟發展的農民，使得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濟收入達到從事其他行業人員收入的平均水平。例如，德國在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益的政策中明確規定，從事農業的人員應與從事其他行業人員的收入保持平衡，不得讓從事農業的人貧窮。其次，歐盟各國還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各級農業經濟發展服務組織，即農業協會。農業協會作為非官方的組織，能夠在農業生產、市場以及政府三個層面架構溝通和協調的橋梁，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第三，歐盟農業經濟高效發展得益于農業機械化程度高。工業革命首先出現在歐洲，工業發展的歷史使得歐盟非常重視農業經濟發展中的機械化運作。機械化運作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而且還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民。最后，歐盟在發展農業經濟中注重農業產業化發展。提高農業經濟效益的最主要方法就是進行加工、運輸和營銷，實現農產品的附加值，這就是農業產業化道路。

2、美國農業經濟發展情況

美國是世界最大農業出國口，其農業生產效率以及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是驚人的。作為世界經濟第一大國，美國始終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美國發展農業經濟主要是從三個方面來進行的。首先是宏觀層面的立法，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農業發展地位以及保障從事農業生產人員的利益。農業經濟發展涉及到土地、稅收、信貸以及市場等各方面因素，農業法律能夠保證農業生產的有序發展，從而實現更大經濟效益。其次，美國高度重視農業生產的環境保護工作，確保農業生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進入20世紀后，國會和政府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把水土、環境保護與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結合起來，鼓勵農場主把停耕的土地用于土壤保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農業教育，提高農業生產技術以及農業生產者的文化素質是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根本措施。自從1862年美國國會頒布《莫雷爾法案》起，農業教育就成為美國農業經濟發展重要的動力。

3、日本農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日本國土面積小，土地資源極度有限，農業經濟發展受制于自然條件。由于農業發展資源有限，日本更多的是通過制定政策和規劃來發展本國農業經濟。日本在1999年制定并頒布了關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法律，即《糧食、農業與農村基本法》。法律規定和保證了日本農業生產中的糧食供給穩定性，努力提高糧食的自給性。除了立法保障農業發展外，日本在WTO框架下還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保護本國缺乏競爭力的農業生產，以促進本國農產品的銷售進而保障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收入。政府財政支持也是日本發展農業經濟的重要舉措。日本各級財政用于農業的直接投資，主要是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技術開發，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和擴大經營規模等發放各種補助金。政府財政支持之余還通過金融措施加強對農業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保障農業經濟發展對于資金的需求。除了以上各個舉措之外，日本還鼓勵和支持農民開展多樣性的農業合作經濟，建立各級農業合作經濟組織，促進農業經濟的效益化發展。對于日本來說，日本農業經濟發展只能依靠科學合理的政策和先進的技術作為支撐，而他們正是按照這樣的方式進行發展。

4、印度農業經濟發展的情況

印度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之一，同我國一樣面臨著農業農村發展問題。印度發展農業經濟首先也是立足頂層設計，在國家發展計劃中確立農業經濟發展地位。印度在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就著重強調了農村發展與農業改革的目標。農業經濟發展取決于農產品是否能夠被市場“實現”。印度政府重視農產品的銷售，采取多種政策促進農產品的出口，其中就包括增加財政支出，取消農產品和海產品出口稅，促進出口。促進出口就能夠增加農民的收入，從而激發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此外，印度也非常重視農業經濟發展對于科技的需求性。印度通過廣泛推廣復種技術、使用化肥、開發高產品種、提高和普及灌溉技術，使得印度的糧食生產有了大大增長，1978年糧食產量達到1.319億噸，基本停止了糧食進口，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糧食自給。

二、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評價

以歐盟、美國和日本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案例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以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代表也具有現實比較意義。前文重點介紹了這些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它們具有較大的共性特征。作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的農業經濟發展政策和措施都不通過程度地促進了本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各國政府普遍重視農業經濟發展，在國家頂層設計層面制定和完善有利于農業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使得農業經濟發展有法可依，充分保障了農業經濟發展相關利益主體的基本利益，從而有利于激勵農業經濟發展的相關主體。其次，政府主導、社會積極參與尤其是農業經濟發展主體積極參與的農業經濟發展服務組織是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農業經濟的一個特色。這種服務組織可以是官方組織，也可以是半官方或非官方組織。農業發展服務組織的作用是在社會、政府、市場以及農業生產主體之間架構橋梁，以促進社會科學技術用于農業；促進教育資源流向農村以及農業從業者；促進政府政策或資金傾向農業；促進農產品深加工并順利走向各級市場，從而實現農業經濟的全面發展。這種農業發展服務組織具有一定自組織性質，靈活方便，能夠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種資源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第三，資本主義國家吸取了工業革命帶來巨大物質財富同時產生惡劣自然環境的教訓，普遍重視農業生產的可持續性。保護農業生產環境，促進農業生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成為當前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發展的重要方面。最后在WTO既定框架和規則下，資本主義國家都想方設法規避WTO規則以最大程度補貼本國農業生產，以提高農業產量和農產品競爭力。

三、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的啟示

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眾多，農業經濟發展起步較晚，整體發展優勢不明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和學習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有利于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

1、加強政府宏觀調整，制定符合我國農業發展實際的政策和措施

我國政府一向高度重視農業經濟發展，農業經濟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政府要將重視轉化為實際行動，突出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加強對農業經濟發展的引導和支持。政府要制定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政策，鼓勵社會資本投向農業生產。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農業經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世貿組織規則下，政府要努力實現對農業生產的補貼，以提高農民的收入，激勵農民從事農業生產。

2、建立農業服務組織，促進農業經濟高效、規范、可持續發展

農業服務組織包括農業經濟合作社、農業科研服務組織以及農業教育等。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經濟發展都采取農業經濟合作社的方式，這種方式能夠有效整合農業經濟發展的各種資源。農業經濟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載體。而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業經濟高效發展的重要路徑。我國要完善農村合作社制度，不斷提高農村合作社在促進農業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和社會要鼓勵和支持農業科研服務組織的建立，建立“高校—企業—農業”三位一體的“產學研”發展模式，提高科學技術對于農業經濟發展的貢獻。此外，加強農業教育也是農業經濟可持續化發展的重要基礎。通過農業教育不僅能夠提高農業從業者的技術素質，還能促進農村地區文化水平的提高，從而為農業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和環境。

篇6

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和發展的問題，自從韋伯提出“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概念以來，學術界就有了許多的爭議和看法。韋伯認為宗教力量（其實就是新教）在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中扮演著主要和關鍵的角色，但同時也承認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還受其它力量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精神”到底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呢？

1“資本主義精神”根源的歷史追溯

1.1猶太教徒與新教徒的功利主義精神比較

對于韋伯的新教倫理促成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邏輯推理，最富影響力的支持莫過于對不同群體對成就需要的比較研究。麥克萊蘭就指出：①新教改革運動強調的是在生活的各個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賴別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變了培養兒童的方法，教他們自力更生和獨立自主，從而導致孩子具有更強烈的獲取成就的需要；③更為強烈的獲取成就的需要會導致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而這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而格哈特•倫斯基則對人們對工作的愿望、抱負和態度的相應特點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結果是：“（最向上進取的）是猶太人，第二是新教徒，……”這意味著，猶太人比新教徒還要積極進取，還要注重個人成就。而此現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倫理是難以解釋的。那么，猶太教徒更為進取、更為理性的功利主義傾向源自何處呢？

猶太人自中世紀到20世紀中葉一直是個流浪的民族，沒有國土，信仰單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歧視。猶太教的教義就是天主教《圣經》中的《舊約》，和天主教義如出一轍，這個宗教千百年來也沒有進行類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們自然無法用來闡釋猶太人積極進取的行為導向的根源。同時，古猶太國的遺跡中也難以發掘出這個民族擅長商業、積極進取精神的痕跡。結合猶太民族的發展歷程分析，其實猶太人積極進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還是與他們的流浪生活狀況有關的。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無法耕種糧食，這樣就斷絕他們建立王國和進行農業生產的可能，他們只能客居在他鄉，從事封建社會中的末業－商業。基于客居他鄉所帶來的生活不穩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擠，及落后就會淪為宗主國人民的奴隸的現實，猶太人對自身積極進取重要性的感受更為迫切。久而久之，這個民族形成了行商的傳統，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這就是猶太人擅長商業的根源。猶太人正是因為其獨特惡劣的生活環境，使他們的積極進取的素養遠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較與宗教教義影響，惡劣的生存狀況同樣可以激發人的向上動機，甚至在更多情況下比宗教教義的影響更為顯著。

1.2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的主要體現者分析

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者，韋伯有其獨特的觀點。他指出：“商業貴族中那些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家既不是我們在此稱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唯一體現者，也不是這種精神的主要體現者。只有那些處于上升時期的工業中產階級才體現了資本主義精神。”[1]23如果說韋伯的觀點完全正確，那么為什么只有中產階級才是這種精神的主要載體和主要奉行者呢？難道當時社會各階層中僅僅只是中產階級信仰新教所致嗎？

通過對當時社會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個階級在上并無差異，而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來分層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們同樣可以從當時三個階級的生活處境中得到上述問題的答案。13-16世紀的無產階級缺乏經濟基礎，經濟上還是依附著地主和新生的資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產業，在工作中他們仍持著一種被迫的態度（正如韋伯在計件工資制下發現到的雇工的情況一樣），當然那種宏遠的功利欲望就很難提起。同時也由于大多數無產階級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們的精神只能還停留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麻木不仁和逆來順受狀態，這種精神思想就是在現代還流傳的“小農意識”、“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生活處境下無產階級要完全具備資本主義精神是不可能的。轉而再來看看當時的大資產階級和貴族。這部分人群大多在當時已經學會了用工商業來壯大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壯大其總體實力，似乎頗有些“積極進取”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是他們的獲利很多情況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緣關系和戰爭掠奪等非理性方式達成的，自然大資產階級也不能成為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者了。反觀韋伯所說的中產階級，這部分人在14世紀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文化知識水平，從而使他們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實現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間。由于當時總的社會生產水平還不高，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無法令其滿足，而他們又缺乏像大資產階級和貴族一樣的政治經濟特權，他們如果不努力進取實現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淪為無產階級。正是在這種生活情境下，這些所為的工業中產階級在新航路開辟之后，面臨社會需求急劇增多的機會，他們積極進取，在沒有特權的情況下，理性的遵守王國法律和商業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資本主義理性經營方式，最終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資本主義精神”。因此，與上文一樣，筆者認為艱難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資本主義精神”質的形成的主要動力之一。

1.3“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真正來源

正如上文所說，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實質有二：其一是積極進取的功利主義精神，其二是理性對待功利的態度。而人類生來就有對功利的欲望，而對事物持客觀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存在。古希臘的哲學和自然學家們已經會用一些自然現象來客觀理性的解釋世間萬物。而在我國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論已顯示出古人對待事物客觀理性的態度。因此，可以說“資本主義精神”在人類社會出現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轉

那么古時“資本主義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時及如何被整合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呢？筆者認為貫穿其中的是人類改善自身生存狀況的努力和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歐洲歷史發展進程中，自羅馬帝國時期一直到中世紀，人們的生活環境惡劣，生活總體水平一直不高。且當時各國君主大都不重視經濟發展，王朝戰爭時有發生，經濟發展非常緩慢，人們生活狀況的改善或者說欲望的滿足大多采取奪取這種非理性的手段。因此，這一時期的工商業者既要想實現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須用理性的態度去對待這一問題是不現實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條件。直到13-16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業得以迅速發展，而后新大陸的發現又開辟了新航線，這些都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繁榮。資本主義手工工場逐漸形成，借貸記賬法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現了，銀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業機構產生了，這就標志著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質的形成。與之相隨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運動爆發，隨之產生的新教倫理不可否認在西歐很多地區對人的精神意識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脫離時代所處的經濟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變看成是一種人類行為動機產生的主要動力，其結論是難以成立的。基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低物質生活水平時期的人類是不會把諸如對上帝的虔誠等情感需求放在個人需求的首位的，他們的物質需求顯然要排在對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筆者認為在宗教改革影響之外，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根源最主要還在于當時中產階級仍舊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開辟以來社會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資本主義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國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背后，是韋伯對美國經濟后來居上原因的分析，韋伯甚至將美國稱為“‘資本主義精神’盛行的土壤”。韋伯認為美國國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著富蘭克林式“資本主義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奮斗，最終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但是為什么韋伯就能論斷這種進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是受到了新教倫理的決定性影響才最終形成的呢？美國騰飛時期的西歐主要國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這種宗教倫理，為什么整個西歐卻被美國所超過呢？清教禁欲主義只是給了正當地獲取財富一個通行證，正如上文所述，美國資本主義精神勃發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響之外，還在于其具有一些社會優勢。超級秘書網

新生的美利堅民族社會整體發展水平要遠低于當時的世界中心—西歐。在沒有奴隸封建社會的經歷下，其人民的社會分層也沒有西歐那么明顯和嚴重，因此其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這主要是源自當時美國社會總體社會生產水平不高所致。在諸如“西進運動”、“門羅主義”（這里是表示美國對美洲地區的經濟殖民主義政策）的刺激下,美國經濟發展得以擁有了廣闊的市場。美國政府又把經濟作為國家發展的第一要務，使經濟發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國的經濟得以快速發展起來。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物質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覺的成為了最具“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者。而由于中產階級占了美國社會的絕大部分，這種階層精神就逐漸成為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這種積極進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為了整個社會的一種精神氣質，隨之促進了美國社會的發展，美國社會也就進入了一個“資本主義精神”與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美國的經濟奇跡由此誕生。與之相對應的是同樣作為過英國殖民地，也同樣廣受清教主義影響的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則缺乏這樣的廣闊市場，導致整個社會的精神色彩也就沒有美國社會那么上進和理性，從而“資本主義精神”沒能在這些國家廣泛傳播。至此，除宗教影響外，中產階級較低的生活水平、廣闊的市場需求刺激是“資本主義精神”成熟和量的傳播所必不可少的。

3結語

本文并不是對韋伯觀點的全盤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對韋伯觀點的學者站在一邊。筆者只是用一種回顧歷史的手段，來闡述自身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筆者認同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精神產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認為其是這種精神產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歐洲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歷程，它只能代表對“資本主義精神”在歐美的特殊作用，而這種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輔助作用。因為本來就是精神上的，它沒有個人欲望和經濟刺激來的那么實際，那么有分量。通過對人類歷史的回顧和美國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盛行的土壤的歷史背景分析，作者認為：除宗教影響外，中產階級較低的生活水平、廣闊的市場需求刺激是“資本主義精神”成熟和量的傳播所必不可少的。

篇7

西方發展了資本主義，不僅數量上頗為可觀，而且還發展了在其它各地從未出現過的類型、形式和方向。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理性的工業組織只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所有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特點之所以獲得了重要意義，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聯系著（即使通常所謂的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交換等等一類東西也是與之聯系著的）。

經濟生活整體上的顯著特征可以說是經濟理性主義。在技術和經濟組織領域的這種理性主義的進程，無疑決定了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理想的一個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物質產品，毫無疑問是他們畢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資本主義在西方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不僅為西方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發展過程，改寫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歷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們的中心問題，歸根結底，也不是資本主義活動發展本身，中心的問題毋寧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從文化史來說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及其特點的問題；這個問題與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的起源問題肯定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韋伯指出：初看上去，資本主義的獨特的近代西方形態一直受到各種技術可能性的發展的強烈影響，其理智性在今天從根本上依賴于最為重要的技術因素的可靠性。然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它依賴著現代科學，特別是以數學和精確的理性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特點。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和以這些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的發展又在其實際經濟應用中從資本主義利益中獲得重要的刺激；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曾經受到經濟考慮的鼓勵，這些考慮在西方曾對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甚為有利，而這一鼓勵是從社會結構的特性中衍生出來的，當然，并非社會結構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方面中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那么這種法律從何而來？韋伯分析如在其它情況下一樣，資本主義利益毫無疑問也曾反過來有助于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試圖做出這種說明時，我們首先考慮了經濟狀況，因為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與此相反的關聯作用也不可不加考慮。因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的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

一種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這種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所欲達的經濟成功，這與農民追求勉強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冒險家式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因為這種傳統主義趨向與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投機活動來追求經濟成功。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從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義這一角度可以說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卻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包含著各式各樣東西構成的一個完整世界。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這一特殊具體的形式到底是誰的精神產品，韋伯指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其實這也是韋伯在這部著作中所要論證的觀點。

韋伯同時還指出，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并不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結果，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產物。其實，在宗教改革之前，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業已存在了，這有力的證明了以上的觀點。其實韋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傳播。更進一步的說，資本主義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從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釋。在這本著作中韋伯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加爾文教的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韋伯認為：加爾文主義在社會組織方面的無可置疑的優越性能夠與這樣一種斬斷個人和塵世的千絲萬縷聯系的傾向有關系，這種關系源于基督教胞愛在加爾文信仰所導致的個人內心孤獨重壓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義就是如此的，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的，被選召的基督徒在塵界中唯一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服從上帝的圣誠，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與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據他的圣誡來組織社會生活。因而在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是為“增加上帝的榮耀”。為社會的塵世生活服務的職業中的勞動，也含有這一特性。在加爾文教中，這成為了他們倫理系統中的一個鮮明的特點。胞愛只能為了上帝的榮耀而存在，而不是為肉體服務的，那么這種友愛首先只能表現在完成自然所給予人們的日常工作中；漸漸地，完成這一工作開始具有了一種客觀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為我們社會的理性化組織的利益服務。這便是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天職觀”。

同時，韋伯還指出，作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義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理性化的發展。這種禁欲主義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種禁欲主義的，清教徒的禁欲主義是一種入世的禁欲主義。禁欲主義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種明確的理性特征。禁欲主義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發展成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為的有系統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狀態”，使人擺脫非理性的沖動的影響，擺脫對外界和自然的依賴。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類型的禁欲主義一樣，力求使人能夠堅持并按照他的經常性動機行事，而不依賴感情沖動，這種禁欲主義的目的是使人可能過一種機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自發的沖動性享樂，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為有秩序。

禁欲主義如何深入個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確定自己受到恩寵呢？況且只有在證明具有與自然人生活方式明顯相異的特殊行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這種恩寵，由此產生出對于個人的推動力，激勵個人有條有理的監督自己的行為，以使自己獲得恩寵，并因此而把禁欲主義注入其行為之中。但是，這種禁欲主義行為意味著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這種禁欲主義再也不是一種不堪承受的負擔，而是每一個確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與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們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離開塵世的修道院里度過，而是在塵世及其各種機構里度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這種在現世中（但又是為了來世的緣故）將行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義新教的職業觀引起的結果。

在私有財產的生產方面，禁欲主義譴責欺詐和沖動性的貪婪。被斥之為貪婪、拜金主義等等的是為個人目的而追求財富的行為。因為財富本身就是一種誘惑，但在這里禁欲主義是那種“總是在追求善卻又總是在創造惡的力量”，這里邪惡是指對財產的占有和占有的誘惑力。因為，禁欲主義，為了與《圣經•舊約》保持一致，為了與善行的倫理評價相近似，嚴厲的斥責把追求財富作為自身目的的行為；但是，如果財富是從事一項職業而獲得的勞動果實，那么財富的獲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標志了。更為重要的是：在一項世俗的職業重要殫精竭慮，持之不懈，有條不紊的勞動，這樣一種宗教觀念作為禁欲主義的最高手段。

當著消費的限制與這種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實際效果也就顯而易見了：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

篇8

從資本主義誕生的那一天起，經濟波動或者稱之為經濟周期就像噩夢一樣籠罩在資本主義世界上空揮之不去，上演著一幕幕繁榮、蕭條的悲喜劇，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永恒不變輪回，所有周期的結局都已經寫好，生產苒生產被破壞，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進步嚴重受阻，同時帶來了資源巨大的浪費，使得資源稀缺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隨著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深化，這種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圍越來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國家和地區深受其害，損失巨大。

一　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

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增值，為了實現增值不折手段是資本殘忍和血腥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構成了資本運動的全部和原始的動力。從資本主義誕生到今天走過了近五百年的時間，五百年來，資本主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經過了原始積累、自由競爭，壟斷、國家壟斷的 歷史 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資本主義勢力稱雄世界，資本主義集團內部通過激烈的競爭，不斷分化和組合，形成了規模宏大、實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礦產、糧食世界性壟斷集團，在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長期博弈中，最終獲勝，獲得了貨幣發行權，資本主義步入國家壟斷階段，國際資本應運而生，資本主義政權最終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國際資本通過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完成了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掌控，其實現增值的手段變得隨心所欲，花樣翻新，不斷通過制造經濟波動，劫掠世界財富。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性的經濟波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發生的頻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雖然導致經濟波動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是，結局卻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和研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進入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資本的形態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的同時，其實現增值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已經對通過傳統手段掠奪財富，實現增值變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頻繁攪動世界經濟，實現一夜暴富，瘋狂地掠奪世界財富，掠奪的手段變得更加隱蔽和富于欺騙性。

二戰后在頻繁發生的石油危機、 金融 危機 、糧食危機、局部戰爭危機的背后我們總能看到資本的影子，資本在這些危機的背后鬼魅魍魎，若隱若現，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它___一國際資本才是這些危機的真正罪魁禍首!但哭得最傷心的卻往往是最大的贏家，每次 經濟 危機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危機的根本原因，也許能加深對危機的認識和把握，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防微杜漸，減少損失。

二　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波動常態

篇9

專家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爭奪是意識形態領域較量的重要內容。劃清兩者的界限，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根本問題，有利于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維護文化安全，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

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專家學者認為，社主義先進文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的文化；是弘揚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積極、健康、向上的文化；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一切優秀文化傳統、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文化；是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吸收國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文化；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認清腐朽思想文化的表現及其危害。專家學者認為，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表現為在經濟領域的權錢交易現象，政治領域的個人專權現象，人際關系上的庸俗化現象以及思想作風方面的、等級觀念、特權思想、家長制作風、封建迷信等。這些腐朽思想文化的存在，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侵蝕黨的健康肌體，敗壞社會風氣和黨風，是一些黨員、干部腐敗變質的重要思想根源，必須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從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上劃清兩種思想文化的界限。專家學者認為，從歷史尺度來判斷文化先進與否，就是看這種文化是否站在時代的前列，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從價值尺度來判斷文化先進與否，就是要看這種文化對經濟社會發展起怎樣的作用，反映了誰的利益，為誰服務。在當今世界，只有作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反映的社會主義文化才是真正處于時代前列、代表歷史發展潮流、反映最先進階級根本利益的文化。這種基于兩個尺度有機統一而形成的社會主義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既是我們劃清兩者界限的認識前提，又是有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的強大動力。

從兩種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上劃清界限。專家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存在著根本區別，一是在社會基礎上，前者以“公有制”經濟制度為基礎，后者以私有制為基礎；二是在價值取向上，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堅持“人”本位，封建主義腐朽思想文化堅持“官”本位，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堅持“物”本位；三是在歷史作用上，前者推動社會發展，后者企圖復辟倒退，前者為人民服務，后者損人利己，前者健康有益，后者消極頹廢。

從“公與私”、“新與舊”的維度劃清兩者的界限。專家學者認為，在“公與私”維度上，前者包含了集體主義、公平、公正、公意、公益等思想觀念，后者以私有觀念為核心，以個人主義為主要內容；在“新與舊”的維度上，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看起來舊，卻具有揚棄、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價值；有些來自西方的時髦思想文化花樣，看起來新，卻不過是借尸還魂，或者變異翻新。

把人類文明成果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區別開來。專家學者認為，對待以往人類文化時不能簡單粗暴，而必須采取科學的態度和辯證的方法，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清理。特別要區分追求自身利益與極端個人主義的界限，重視物質財富與拜金主義的界限，生活享受與享樂主義的界限。

走出認識上的誤區。專家學者認為，劃清兩者界限具有理論上的復雜性和實踐上模糊性，需要走出認識上的誤區。誤區之一，認為劃清兩種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與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社會一切思想文化實行“徹底決裂”，忽視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可以共享的一切文明成果；誤區之二，認為劃清兩種思想文化的界限，就是要以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然后才能以社會主義來反對資本主義，所以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沒有看到人類社會發展除了順序模式外，還有跳躍模式和后來居上模式。

處理好“一與多”、“拒與納”、“破與立”等重要關系。一是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系，既要尊重多樣，又要確立主導；二是正確處理“拒與納”的關系，在堅決摒除糟粕的同時擷取精華；三是正確處理“破與立”的關系，既要破除歷史遺留下來的腐朽思想文化，又要破除貌似新潮而實質腐朽的西化思潮，還要破除似是而非的假社會主義思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參考文獻：

［1］閆志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根本問題——論自覺劃清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同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人民日報．2010-04-14．

篇10

1） 法國的六法體系：民、刑、民訴、刑訴、商、憲（民商分立）

2） 1791年憲法是歐洲第一部成文憲法

3） 1958年憲法是法國現行憲法

4） 參事院是法國最高行政法院

5） 1900德國民法典（民商合一）

7） 法國法的依據是法學階梯，德國法的依據是學說匯纂

8） 潘德克頓學派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