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29 18: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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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的時間為2021至2025年。十四五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2020年8月16日起,“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開展網上意見征求。
十四五規劃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在中國邁向全面現代化歷程中,居于承前啟后的非常重要的歷史位置,意義十分重大。
(來源:文章屋網 )
《“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更是文化和旅游部組建以來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對我國文化業和旅游業的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綠維文旅認為,《“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編制要先解決好文旅融合發展的問題。
一.《“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意義重大
《“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是承前啟后的規劃。《“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將成為文化和旅游部組建以來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將開啟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新征程,既要鞏固提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成果,又要為實現第二個百年第一階段的奮斗目標在文化旅游領域起好步,打下堅實的基礎。
《“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是統籌發展的規劃。應緊密結合新時代背景,符合階段性特征,深入研究文旅和旅游領域的重大課題,找出重大問題的矛盾癥結,提出管用實用的對策措施,讓《“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中的重大工程項目統籌到國土空間規劃中。
《“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是融合發展的規劃。文化不等于旅游,文化價值不等于旅游價值,但文化資源、需求與旅游產品、活動密不可分,文旅融合發展不能僅僅依托傳統滲透,而是要著眼于產業一體化,以實現兩個產業的一體化發展為目標。《“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應該是融合發展的規劃,既要認清文化和旅游的差異,也要通過規劃實現文化和旅游的乘數效應。
《“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是創新引領的規劃。旅游與文化一直以來都是融合發展,旅游強調文化為魂,文化界非常在意如何有效地與旅游結合,從而落地文化價值。因此,文化和旅游產業的發展重點不在于它們是否融合,而在于如何運用創新理念引領融合。《“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應該是創新理念引領的規劃,目前文旅融合的創新型開發還遠遠不夠,更多是塊狀結合,真正意義上的融合還不多。
二、《“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仍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但是,以往的融合一般屬于自發性融合,缺乏系統和科學的理論指導,融合發展中還存在很多問題。《“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要指導文旅融合發展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一是文化旅游融合須進一步深化。一方面是目前的文旅產品結合僅停留在文化表層,融合內容淺薄,形式單一,游客體驗內容單調乏味。另一方面是我國的文旅產品的設計總體上還處于簡單融合、模仿的階段,缺乏對現代元素、創意IP等內容的應用,產品創新性不足。
二是文化旅游區域發展差距較大。受到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收入水平差距影響,我國旅游業呈現出“東強西弱,南強北弱”的特點。文化旅游的開發順應了旅游業的發展趨勢,在經濟發達的區域,文旅融合程度較高,在經濟欠發達區域,尚未形成大規模性的文化旅游產品聚集。因為區域差異,文化旅游發展要找準發展重點區域,樹立典型示范項目。
三是文旅融合方法論體系尚未健全。在文旅融合的發展和研究中,無論是業界還是學界,大多只停留在分析融合現狀的基礎上,對產業融合的思路、方式、結構等方法論體系沒有進行深入分析。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本身主動融合的層面很多,但兩者在產業發展模式和架構上存在很多不同,需要探索科學系統的融合方式,實現產業間的良性可持續發展。
四是文旅品牌仍需持續培育。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文化和歷史大國,但是文化輸出較弱,更是缺乏文化旅游方面的世界品牌。《“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應該加強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設,扶持龍頭企業,讓中國文化旅游更多品牌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成為帶動中國文化旅游發展的標桿。
三、《“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編制重點
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已經完成“十三五”規劃中期評估,正在開展“十四五”規劃前期研究、專題調研等工作,并且統籌確定了25個“十四五”規劃前期研究課題,組織各司局結合本領域工作開展前期研究,為“十四五”規劃編制提供支撐。
在《“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編制中還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重新梳理文旅資源與現狀
目前我國的旅游資源評價體系是在傳統觀光旅游發展階段形成的,很難滿足體驗旅游時代的游客需求。我國地域廣闊、人文歷史悠久,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人文資源以及多種公共資源,均可與旅游資源進行融合,成為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
文旅融合專項規劃編制應突破傳統的資源分析框架,挖掘能夠充分代表自身文化特質、對客源市場有吸引力、整合后能在具有充分市場競爭力的文化旅游資源。建立“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現代文化”的旅游資源分析框架,深挖文化旅游資源內涵,建立完整的文化旅游資源價值評價體系,篩選出對規劃區最具價值的文化旅游資源。
首先,傳統文化和旅游資源的內涵需挖掘。文化資源與旅游資源具有較大重合性,但傳統旅游資源的邊界在延伸,文化旅游資源不再是單一的某個景點或具象的吸引物,它可以是一種城市氣質,也可以是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對應的規劃編制中要將文化資源進行深入的解讀,充分挖掘地方的資源價值;吸引更多旅游者,實現產業發展和文化保護的雙贏。
其次,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旅游資源內容在擴充。除了傳統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外,以現代文化為支撐的城市創意圖書館、博物館、音樂節、小劇場等都成為熱門的旅游資源。
(二)明確文旅融合發展目標與戰略
堅持“以文強旅、以旅興文”,結合當地文旅資源等級和分布,明確各地文化旅游發展重大任務、重大項目、重大產品,在此基礎上明確規劃區的文旅融合總體發展目標,并且明確產業增值、區域布局合理性、產業結構優化、產品與服務提升等具體目標。
在充分了解當地文旅資源、市場環境、國家政策的基礎上,分析出地區發展的機遇與挑戰,明確地區發展目標和文化定位,完成當地文旅發展的結構調整和重構,制定出文旅產業發展的詳細戰略和實施方案,培育形成文旅創意產業鏈和產業集群,推進組建跨界、跨域融合的產業集團和產業聯盟,形成旅游、文化、體育、娛樂、康復、餐飲、傳媒等融合的產業體系。
(三)制定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利用規劃
對歷史文化、傳統文化、原生文化等優秀地域文化及遺址遺跡進行保護和修復,保護和培養傳承人,通過文旅保護與利用專題明確保護范圍、規劃目標、功能分區、建立保護管理體系、明確保障措施等,實現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利用規劃包括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利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開發利用。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利用需要在分析歷史遺存、民族服飾、特色民居、民間工藝等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利用現狀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的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利用體系。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開發利用分析民間習俗、節慶活動、儀式、語言、書法、舞蹈、音樂、戲曲、雜技、傳統技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現狀,構建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利用為核心的開發利用體系。
(四)創新文旅融合發展模式
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應該成為《“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編制的重要內容之一,要形成文化旅游產業鏈和產業集群。通過業態創新、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科技創新等多種創新手段,形成文化旅游產業布局。其中,注重文化創意與旅游融合發展,明確文創產業與旅游融合發展的領域,完成當地文創產業發展的結構調整和重構,制定出文創產業發展的詳細戰略和實施方案。要挖掘文旅消費的新動能,構建文旅產業發展的新動力,建設文旅融合創新業態系統。對于重點產業項目,應該確定行動目標,分解行動任務,保證重點項目的先行突破和落地。
(五)明確重大項目及其空間布局
國土空間規劃需要對國土空間進行統一部署,將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城鄉規劃等空間性規劃融合,推進“多規合一”。所以,《“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需要明確重大項目及其空間布局。使國土空間規劃為文化旅游發展規劃確定的重大戰略任務落地實施提供空間保障,這也是《“十四五”文化旅游發展規劃》落地實施的重要環節。
【正文】
一、1-2月份工作開展情況
(一)抓好經濟穩增和綜合監測。完成全年指標預計完情況分析和指標計劃上會;完成2021年經濟主要指標監測體系;做好商貿業、服務業和固定資產投資入庫有關工作。
(二)抓好項目促進和有效投資。印發年度投資項目計劃及重點工程項目計劃;起草年度投資考核辦法;完成項目前期管理辦法意見征求、“標準地+承諾制”容積率調整上會和2020年度征遷費用申報;完成上半年新開工重大項目協調會和省市集中開工項目補充申報;抓好士杰路與海毓路接通工程、梅東疏港二期等重大項目協調推進;做好吉利項目協調服務。
(三)抓好戰略謀劃和綜合能源管理。按照黨工委會議紀要進一步完善“十四五”規劃綱要;抓好長江經濟帶、環保督察整改牽頭工作,組織召開長江經濟帶工作會議,部署落實 “舉一反三”相關任務;完成進一步加強與吉利合作相關情況上報;做好綜合能源管理。
(四)抓好產業培育和企業服務。完成冷鏈物流平臺項目建設方案初稿,并向主要領導匯報;完成5G基礎設施建設工作方案意見征集;配合做好數字化改革摸底和應用場景項目申報;起草靈活用工試點企業UKey托管補貼方案;進一步完善現代服務業發展獎勵辦法;抓好春節期間安全生產檢查和相關企業疫情防控。
(五)抓好金融風控和改革創新。完成金瑤QFLP基金注冊落地,并繼續推進自貿區梅山區塊金融領域工作創新研究;繼續開展私募機構專項排查,做好梅山地方金融組織年報工作。
(六)抓好小鎮建設和人氣集聚。開展小鎮申報創建方案編制及紅線調整、小鎮3A景區創建工作;做好三創基地綜合保障并食堂運營服務商采購公告;做好三創基地入駐企業2020年補貼。
(七)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利用“周二夜學”開展經發局“爭先創優”系列課堂活動,完成主題讀書活動。
二、3月份重點工作
1、抓好年度指標任務分解、一季度“開門紅”部署安排和1—2月份商貿業、服務業和固定資產投資入庫。
2、完成年度投資任務、服務業指標任務分解和考核辦法初稿。
3、做好省市集中開工活動前期工作。
4、“十四五”規劃綱要。
5、抓好長江經濟帶、環保督察整改牽頭工作。
6、會同口岸局、商貿集團、梅山開投做好冷鏈物流平臺項目落地前期工作,開展項目主體組建、建設方案和政策配套研究。
7、推進靈活用工平臺試點工作, 做好第一批靈活用工平臺試點企業監測與風險防控。
8、推進醫用同位素項目可研工作,2021年5G基礎設施建設工作方案。
9、落實上級數字化改革相關工作部署。
2021年10月,商務部先后《“十四五”利用外資發展規劃》和《“十四五”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提出有序推進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重點領域相關業務開放,穩步推進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等金融領域開放,放開優質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條件,放寬外商投資法律、運輸等行業業務范圍、人員資質等要求,減少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體育娛樂等領域準入許可事項,結合負面清單調整涉及市場準入、投資經營的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以及各類行政審批。《“十四五”服務貿易發展規劃》還提出,健全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制造業、金融業等細分領域相關部委亦出臺專項政策促進產業發展。其中,工信部等10部委在2022年1月14日出臺的《關于促進制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引導外資投向先進制造等新興領域和中西部地區;銀保監會在2021年12月3日出臺《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于明確保險中介市場對外開放有關措施的通知》,大幅取消外資保險經紀準入限制。
(二)強調自貿平臺作用:強調發揮自貿區平臺試
點開放以及貿易聯動投資合作的功能“十三五”期間,中國自貿試驗區數量從4個增至21個,在國家層面復制推廣了173項制度創新成果,試點開放的作用進一步凸顯。實踐中,自貿區也發揮著貿易聯動投資合作的積極功能,2020年自貿區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全國占比達到17.9%。2021年12月發改委、商務部《2021年版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將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進一步縮減至31條、27條,全面開放外資車企股比限制,實現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制造業條目清零。2022年1月1日RCEP生效,標志著全球最大的自貿區正式落成。為高質量實施RCEP,1月26日商務部等6部門出臺《關于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RCEP意見》),提出推動完善全國版和自由貿易試驗區版負面清單,落實好“十四五”規劃綱要關于有序推進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重點領域開放部署。
(三)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持續推動資本市場
互聯互通機制建設,繼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2021年下半年以來,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建設明顯提速,9月24日,債券“南向通”正式啟動;10月19日,“跨境理財通”雙向開通。跨境金融投資范圍雙向拓寬,2021年10月13日,QFII投資范圍擴大至商品期貨、商品期權、股指期權;2022年2月11日,存托憑證適用范圍放寬并建立市場化詢價機制。同期外匯管理改革亦持續推進。2021年9月,橫琴方案提出探索跨境資本自由流入流出、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簡化匯兌管理改革,12月29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外商投資股權投資類企業試點辦法》落地,“低門檻、無限制、投向廣”的政策優勢突出,便利境外投資者通過QFLP渠道投資內地企業。2022年年初,外管局在廣州南沙等4地設立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放試點,開展QFLP、QDLP及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拓寬自貿區內企業跨境投融資渠道、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水平。
(四)鼓勵機構金融創新:為金融機構跨境業務創
新特別是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提供更多政策支持2022年1月26日的《RCEP意見》鼓勵金融機構創新產品和服務,提高人民幣結算對貿易投資發展的支持作用。中國與多個RCEP國家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更緊密區域經貿合作對人民幣使用有更大潛在需求,客觀要求金融機構與時俱進提供配套人民幣產品。1月29日,人民銀行、外管局聯合境外貸款新規,首次針對境內外貸款業務構建統一政策管理框架,同時大幅放寬參與境外貸款的銀行范圍,由原來的“走出去”項目拓展至所有境外非金融企業,體現了鼓勵境外放款(尤其是本幣)和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的監管思路。在中國對外開放進程持續加快背景下,新規的出臺為金融機構更深入服務中外工商企業跨境金融需求提供了更多便利,也為新時期中資金融業國際化經營拓展提供了更廣闊空間。除了中央層面的政策創新外,多個省市紛紛提出吸引外資的具體舉措。2021年10月深圳印發獎勵辦法吸引跨國公司設立總部,最高可獲600萬人民幣;2021年12月北京出臺25條措施穩外資,提出深化重點領域開放、打造總部經濟、投融資便利化、稅收優惠、優化外商生活服務等一攬子措施促進外商投資;2022年2月浙江提出利用外資實現新增長,制定“十四五期間累計實際利用外資1000億美元”的引資目標;2022年3月,全國首個聚焦外商投資權益保護的地方條例——《廣東省外商投資權益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進一步完善了廣東擴大對外開放的法律框架。
二、政策展望:降低行業準入門檻、發揮開放平臺試點職能、完善深層次制度環境,仍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邏輯
展望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繼續深入推動投資領域開放仍是“雙循環”戰略的核心內容,漸進有序預料將持續是政策優化調整的一貫原則和核心趨向。
(一)開放范圍層面:實體經濟領域側重引導外資流向,持續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
1.實體經濟領域側重引導外資流向,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外資區域分布中國已連續五年縮減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引導外資在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中發揮積極作用。行業上,擴大鼓勵類投資項目、縮減負面清單仍是穩外資工作的重要抓手,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均是重點引資方向。地域上,2021年,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分別增長14.6%、20.5%和14.2%,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土地和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引資潛力和空間較大,未來隨著“一帶一路”持續推進、RCEP生效,中西部地區有望發揮政策及區位優勢,承接沿海地區產業梯度轉移、打造引資的新增長極。2.資本市場領域持續推動雙向開放,香港與內地互聯互通機制建設仍是重要內容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平穩復蘇、人民幣資產價值凸顯,2021年外資凈流入3846億元、創近5年新高,境外投資者持有中國債券規模亦創下歷史新高。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穩步推動資本市場制度型雙向開放成為熱議話題,加快推進與國際資本市場通行規則的連接,建立融資功能完善、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的資本市場生態,是未來推進制度型雙向開放的重要工作方向。據統計,境外投資者持有內地股票超七成通過滬深港通購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資金進出中國資本市場的重要通道,滬深港通擴容亦有望與中概股回歸形成良性互動。
(二)開放節奏層面,充分重視和利用自貿區、自貿港等開放平臺的試點開放功能
自貿區港有著貿易自由、貨物存儲自由、貨幣流通自由、人員進出自由等特征,天然的政策和區位優勢下貿易開放與吸引外資互促發展,2021年全國21個自貿試驗區吸收外資增長19%、海南自貿港引資實現翻番、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示范地區服務業引資占全國的33.4%,各類高水平開放平臺已成為引外資高地。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以自由開放為總基調,開展差別化探索、發揮對外開放“試驗田”作用,推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醫療、教育、數字經濟等行業的開放,將成為各類開放平臺的政策發力方向。此外,前海方案正式,也為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拓寬了先行先試的政策空間。
(三)制度保障層面,繼續全方位優化完善關鍵領
域的制度環境是新時期擴大開放的重要著力點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以提供土地、稅賦優惠為主的簡單直接型引資,在改革開放超過40年、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攻堅期,深度優化關鍵領域的制度環境,引導外資投入與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方向融合、提升外資在優化完善“雙循環”體系中發揮更深層次的作用,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要義。實踐中的重點領域,比如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短期內穩定匯率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中長期持續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發揮市場在匯率決定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簡化外資進入程序和手續,擴大QFLP、QDLP、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等試點規模和范圍,以高水平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開放便利跨境貿易和投融資的資金流動。加強外商投資企業保護,通過立法保護企業權益、落實國民待遇等手段營造良好的引資環境,穩定外資企業預期,吸引優質跨國公司加大對中國投資,激發新的發展活力。
1引言
當前,我國建筑業正在經歷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階段。資質改革也將會對建筑行業進行重塑,傳統的建筑企業在經營模式、創新發展、管理提升等方面將迎來新的機遇[1]。特別是在數字化大潮的影響下,建筑企業必須轉變觀念,守正創新,敢于走出舒適區,以科學合理、高瞻遠矚的戰略規劃為引領,以創新驅動為動力,通過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等多種手段創新經營方式和管理模式,從而不斷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2戰略規劃
戰略規劃,是企業結合國家政策、行業發展、自身特色和發展定位制定的長期目標,并分解為階段性目標而付諸實施的計劃,其對企業發展起到引領和指向作用,決定了企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和任務。科學合理地制訂戰略規劃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衛星等新技術的發展,加快了國內經濟結構和治理結構的變革,建筑企業的發展也將在這種改革中受到極大影響。公路施工企業抓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歷史機遇,緊密結合自身經營發展優勢,制訂兩年規劃、五年規劃、十年規劃等。在國家層面上“十四五發展”規劃綱要、交通強國建設綱要等都對交通建設行業的發展提出明確的發展方向。“十四五”規劃中指出要“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交通強國建設綱要指出“構建便捷順暢的城市(群)交通網、形成廣覆蓋的農村交通基礎設施網”。企業在制定戰略規劃中的經營方向時,要認真解讀前述政策文件,在公路綠色建造技術、城市通路網、城郊交通路網、農村路網等業務面重點部署。另外,在區域上也要重點謀劃,如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2]等國家級城市群的基礎設施建設體量巨大,機遇空前。戰略規劃要分級規劃、明晰發展方向、匹配相關資源、制定激勵政策、強化執行等,以確保規劃有序實施。
3經營模式創新
3.1市場開發模式
大多數公路施工企業仍然以傳統公路施工項目為主,通過施工總承包、專業分包等模式開展經營,并未能跟上國家推行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工程總承包(EPC、EPCM、D+B)項目等新開發模式的步伐,未能夠及時轉變經營理念來迎接機遇和挑戰,逐漸被行業所淘汰。企業家要緊跟國家政策、研讀分析,結合自身優勢創新市場開發模式,融合投融資、設計、施工等相關資源,開展EPC、PPP、TOT等項目,提高市場競爭能力[3]。
3.2市場結構布局
市場開發是根本,是持續經營的基礎,沒有市場,企業生存將難以得到保障。因此,企業家要高度重視市場開發。為規避區域性政策風險對公路施工企業的影響,可優化市場結構布局,設置區域劃分明確的市場開發機構,多區域、強協同、共享資源地進行市場開發。要在國家重點支持的國家級城市群、鄉村振興等領域深耕細作,同時要培養市場開發人員綜合能力,提高合法經營能力,規避開發風險。3.3經營業務多元化公路施工企業應逐步從單一公路施工向基礎設施建設多元化產業鏈延伸。內部可細化為路基、路面、橋梁等專業公司,形成專業化公司,打造專業化班組,提高施工效率。外部可嘗試由只提供公路施工產品向提供融資投資、規劃設計、材料供應、施工建設、運營維護、咨詢服務等綜合型服務發展,同時延伸公路行業向市政、建筑、水利等多領域、多元化發展,適當分散投資風險。
4管理機制創新
4.1公司制管理
集團化公司要推行集團—分(子)公司—施工項目部三級管理、兩級考核,強化一線目標責任成本管控措施,要充分調動基層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制定超額利潤分配辦法,通過超額利潤分配激勵廣大基層干部職工投身工程建設。公司管理要推行全面預算,公路建設投資體量大,全面預算可顯著提高資金周轉效率,減少流動資金閑置,提升企業綜合管理水平[4]。
4.2財務管理
資金是企業經營發展的核心。公路建設周期長、投資大、利潤低等導致公路施工企業負債較重。如何盤活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如何在新的投融資模式下降低融資成本都是企業需要深刻思考的問題。目前,國內融資模式較多,企業要結合自身經營能力和融資能力,選擇適宜的產品,國內常用的融資模式有銀行貸款、信托貸款、公司債、承兌匯票、民間融資、融資租賃、股權眾籌、資產證券化、中期票據等,同時財務管理也要由傳統手工記賬方式向信息化和數字化方向轉變,推行業財一體化,提高財務統籌管理和動態管理水平。
4.3工程管理
公路施工企業要推行工程管理信息化向數字化發展,通過信息化管理手段動態監測各施工項目經營情況,加強過程控制,提出虧損臨界預警,動態糾正數據偏差。通過推行數字化,對工程成本進行匯總、分析和使用,利用信息化工具考核施工項目部管理水平,并為經營發展提供重要的數據支撐。同時,工程管理信息化系統要充分體現工、料、機價格和供應情況,對單價過大的子項目進行報警,對閑置設備或冗余材料進行提示,以便于項目間、公司間的橫向調配,減少資源浪費。
4.4人事管理
人才戰略是未來企業競爭取勝的法寶。如何打造積極活潑、公平公正、開放競爭的用人環境至關重要。企業要建立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搭建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打造動態的人力資源數據庫,同時要創新選人用人機制,通過競聘、演講、才藝展示、層層推薦選拔等多種模式為職工提供展示才華的機會,同時要有序推進老、中、青三級人才梯隊建設;建設企業大學,開展職業技能、特殊工種、綜合管理等方面的專項培訓,為員工成長成才提供培訓機會和廣闊舞臺,真正打造人盡其才、才盡其能、各盡所能的用人環境[5]。
5科技創新
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要充分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瞄準戰略新興產業和工程建設實際需求,搭建產業協同創新聯盟,開展自主攻關和聯合攻關。
5.1資金扶持
我國公路施工企業在創新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而技術的突破需要有強大的資金支撐。國家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先后出臺了大量鼓勵開展科技創新的政策: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由25%降為15%,實施企業所得稅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企業家要真正認識到創新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和支撐作用,只有充分保證創新經費的投入,支持創新工作的順利開展,才能夠通過創新催生出一大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先進技術和優秀成果,為企業發展帶來新的內生動力和利潤增長點。
5.2產研融合
公路施工企業相對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其實踐經驗豐富,但施工任務繁重、科研能力欠缺,而科研院校理論豐富、人才濟濟,但實踐較弱,因此,施工企業要學會向高校智庫借力和借智,搭建融合創新平臺,推動產研深度融合,整合資源、優勢互補,打通科研和應用鏈條,使科學研究為工程建設服務,使科學研究具有更加旺盛的實踐土壤,推動科技成果轉化。
5.3精準科研
公路施工企業要面向行業重點支持的綠色建造方向開展科研攻關。路基路面方面要在長壽命路面、道路養護改造技術、自融雪路面、自修復路面、冷熱再生技術、溫拌瀝青技術等開展攻關;橋梁方面要在裝配式橋梁、鋼混組合橋梁、超高性能混凝土、深海基礎施工、數字化梁場、智能建造等開展攻關;隧道方面要在超前預報、智能化隧道掘進施工一體機、智能監測等開展攻關;交通設施要向智慧交通設施等方面開展攻關。
5.4創新人才
企業要高度重視創新人才培養建設,為創新人才提供開放寬松的研究環境,重點打造企業創新領頭人,以創新領頭人帶動創新學科的發展,提升企業創新影響力。
5.5成果轉化
企業要積極融入全國行業學術交流和成果轉化平臺,在行業中宣傳和推廣先進的創新成果,同時要充分依托自身承攬項目優勢,開展成果轉化,用科技成果提高市場占有率,助力企業發展。
對標衛生與健康“十三五”規劃綱要、2011-2020年婦女兒童“兩綱”目標,各鎮、街認真梳理轄區指標完成情況,全力推進各項工作收官進度,確保如期完成指標任務,迎接上級專項督導。在做好2011-2020年“兩綱”終期評估工作基礎上,根據省衛生健康委工作部署,結合市實際確定新周期婦女兒童“兩個規劃”和“十四五”婦幼健康事業目標任務和工作措施。
二、推進婦幼健康服務能力建設
鼓勵支持市、縣婦幼保健機構探索建立保障與激勵相結合的運行機制,落實醫改提出的醫療機構“兩個允許”要求,通過開展績效考核和機制創新增強工作人員積極性和責任感,從而增強婦幼保健機構內部活力和發展動力。繼續開展婦幼健康服務聯合聯動,促進優質資源下沉,提高基層婦幼健康服務能力。鼓勵婦幼保健機構開展中醫藥服務。積極推進婦幼健康信息化建設,促進信息共享。
三、強化母嬰安全保障管理
全力做好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母嬰安全管理工作。按照衛計發〔2018〕213號文件,《關于印發區母嬰安全行動(2018—2020年)和健康兒童行動(2018—2020年)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繼續推進母嬰安全行動計劃,認真落實母嬰安全五項制度,對孕產婦安全管理按屬地化管理原則層層壓實責任,對管控不力出現嚴重后果的單位實施約談追責。深入開展母嬰安全質量提升年活動。強化危重孕產婦和新生兒救治中心能力建設,今年按省工作安排組織孕產婦和新生兒急救技能演練競賽和婦幼健康服務人員崗位練兵活動,提升婦幼健康服務人員能力素質。開展市級孕產婦危重癥、孕產婦死亡和5歲以下兒童死亡評審。提升孕產婦系統管理質量,有效降低剖宮產率,初產剖宮產率控制在45%以下,將孕產婦死亡率、嬰兒死亡率控制在16.5/10萬和4.2‰以下。
四、促進婦女兒童健康發展
基層醫療保健機構要以母子健康手冊為載體,完善生育全程服務鏈條。推動開展青春期保健、更年期保健服務,滿足婦女不同時期健康需求。落實基本避孕服務,做好避孕藥具不良反應監測工作,促進生殖健康服務融入婦女健康管理全過程。按照衛計發〔2018〕213號文件,《關于印發區母嬰安全行動(2018—2020年)和健康兒童行動(2018—2020年)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繼續落實健康兒童行動計劃,加強兒童健康管理,重點強化新生兒保健和高危兒管理,0-6歲兒童眼保健和視力檢查覆蓋率達90%以上。加強托幼機構衛生保健工作管理。支持市婦幼保健機構兒童早期發展服務門診建設,提升工作質量和內涵。
五、落實出生缺陷防治措施
落實《省出生缺陷綜合防治方案》,進一步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網絡。統籌推進免費婚前醫學檢查和孕前優生健康檢查服務,進一步加強免費增補葉酸預防神經管缺陷項目工作,加大宣傳力度,避免工作大幅度滑坡,婚前醫學檢查率不低于50%,孕前優生健康檢查目標人群覆蓋率達到80%,葉酸服用率達到90%;規范新生兒疾病篩查管理。
六、鞏固婦幼健康扶貧成效
以2020年脫貧攻堅任務目標為基準,深入實施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改善、新生兒疾病篩查、農村適齡婦女宮頸癌和乳腺癌篩查等公共衛生項目,新篩項目列入市十大工程,各鎮、街要強化培訓督導,提高服務質量,促進婦幼健康均衡發展。
七、加強婦幼健康行業監管
《農業人才英語能力培養研究》基于當代農業人才自身英語水平同國際化需求的差異,主要論述了當前社會農業人才英語培養的社會背景、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等知識,并據此深入探討了農業人才培養策略,例如根據實際需求為農業人才英語能力培養制定方案、為農業發展和人才培養創造良好環境、為農業人才的英語能力培養提供助力等。該書理論闡述清晰明確、理論結構明朗科學,可作為高校農業英語人才培養創新探索之良好借鑒書籍。目前,從農業英語專業人才就業調查報告大數據來看,我國農業英語專業人才能力水平總體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狀態,很多人的英語水平局限于文字書寫,無法適應新時代農業發展的要求。
究其根本,主要是由于:第一,國內英語教育是以分數產出的應試教育,農業工作者們大多不具備過硬英語翻譯能力和素養,進入社會后脫離大學英語教育的語言環境,英語使用明顯不太流暢,能實現漢、英流利轉換的人屈指可數。第二,農業工作者本身不注重英語在農業建設方面的應用。第三,我國農業改革速度雖快但時間不長,加強國際農業合作與交流的理念還未形成深刻共識,故高校農業英語專業教育教學并未充分重視人才英語翻譯、運用能力素養的培養。在經濟全球化的21世紀,要想實現農業國際化發展,必須要先完成四個前提。首先,生產國際化。農業生產的過程不局限于本國生產,在全球各國間形成生產鏈,加強國際合作。
其次,商品國際化。中國農產品物資數不勝數且受許多國家青睞,讓農業產品“走出去”實現商品的國際價值,促進我國農業生產要素國際性流通,增強國際競爭力。最后,人才國際化。農業人才承擔的不只是指導農業生產技術,還包括農業科技研發創新,研究全球性農業產品融資,把握農業國際化發展方向,促進我國農業發展與國際社會快速接軌。
筆者在2019年度河南農業大學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JWC-JG-2019A026)、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2019SJGLX224)的資助下,結合農業國際化發展趨勢及我國高校農業專業英語翻譯人才培養實際,對農業英語翻譯人才培養模式略作探討。
一、以農業國際化發展趨勢為依據,切實調整人才培養模式
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農業英語翻譯人才培養模式國際化成為大勢所趨。一方面,高校要積極做好師生思想工作,提升師生對農業英語教學國際化發展的認識,激發師生參與農業英語翻譯學習和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優化、探索的主觀能動性。另一方面,在加大農業英語翻譯人才培養實踐信息化教學設施建設的基礎上,高校要積極聯動農業相關部門、科研機構、國內外高校等多個主體,積極構建資源優勢互補的國際化合作平臺,并學習和借鑒國內外翻譯人才培養成功經驗、教學模式,不斷切實調整、改善自身人才培養模式,提升農業英語翻譯人才培養的系統性、專業性、時代性。
二、以問題為導向,依托農業專業知識教學
農業現代化、國際化發展趨勢向農業英語翻譯人才培養提出了不小的挑戰,高校要堅持以教學實踐中的多種問題為導向,腳踏實地,依托農業專業知識“抓好”、“抓精”農業英語翻譯人才培養教學。農業英語翻譯的核心是農業專業學科理論、技術知識,要想提升農業英語翻譯人才整體素質能力水平,需要緊緊圍繞農業專業學科基礎理論、技術革新、前沿發展等知識,講方法、講技巧地開展農業英語翻譯人才翻譯素養、技能培養。同時鑒于農業英語突出的實踐性、應用性,高校還應積極開辟更多實習、實訓渠道,例如與農業國際博覽會、交流會以及農業生產加工相關企業構建合作教學新模式,既為農業英語翻譯教學體系理論提供行業發展第一手資訊,也為學生鍛煉、強化農業英語翻譯能力提供良好條件。
先前,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體育工作的意見》指出,學校體育是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的基礎工程,是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體育強國和教育強國的重要工作。在我國社會發展的快速進程中,經濟發展形成了嚴重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距逐漸變大,農村的經濟、教育、基礎條件等多方面都滯后于城市。并且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農村地區的部分學校只是片面的追求升學率,從而忽略了學生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培養體系,使農村學校體育教育事業發展與城市相比相差巨大。當前縣域環境下的農村學校體育發展仍未完善達到相關政策方針的要求,短板問題依然嚴峻,與構建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培養教育體系背道而馳。本文先對縣域條件下農村學校體育的發展進行定義:指在縣級行政區域內通過合理資源配置優化和完備的功能配置催生農村學校體育向好發展。文章中對縣域環境下的農村學校體育發展進行了一定的理論性與重要性的探討分析,并指出了一定可行性的理論與實踐方法,以期對目前縣域環境下農村學校體育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和一些解決路徑。
1、基本概念界定
1.1、“縣域”
“縣域”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六大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所謂“縣域”是以縣級行政區域劃分為地理空間,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以市場為基本導向進行合理空間資源配置與優化,并且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完備的功能配置。
1.2、農村學校體育
魯麗、裴東景等學者在《多維視角下的農村體育研究》中論述道,農村學校體育是指在以農村學校教育為主的環境中運用身體運動、衛生保健等手段,對學生施加影響,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教育活動。通過查閱各種資料,作者對本文中的農村學校體育的定義總結為:農村學校體育泛在農村學校體育環境下以農村體育教育為主運用身體運動進行體育鍛煉的一種群體性體育教育活動。
2、農村學校體育發展偏頗的表現
2.1、農村教育資源匱乏、教育體系質量不高
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教育資源受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教育經費等多方面的影響,這也是制約著農村學校體育發展和實現農村學校體育教育目標的重要因素。基礎設施方面,2007年國家出臺《國家學校體育衛生條件試行基本標準》的文件中明確規定學校在核定的范圍內對體育設施配備一定的比例,小學階段18個班級以下必須配備200m田徑場一塊、籃球場一塊、排球場一塊、器械體操和游戲區要達到200m2;初級中學校18個班級以下必須配備300m環形田徑場一塊、籃球場兩塊、排球場一塊、器械體操區需要達到100m2。作者通過走訪部分鄉鎮農村學校調查發現村級農村學校基礎體育設施不完善,農村中小學400m跑道的標準運動場相當缺乏甚至沒有,非標準運動場也破爛不堪。運動場地和在校學生人數配備比例與現行標準下國家文件中所提到的農村學校體育場地與班級配備比例相差甚遠,農村學校體育在基礎設施方面與城鎮學校相比較其功能與設備完善遠未能達到城鎮學校體育的基本要求。因此,農村學校體育基礎設施資源的配備不足和與之相關的體育功能配置尚未達到完善程度,這嚴重制約并影響著農村學校體育教育的發展。人力資源方面,教育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是實現教育發展均衡的首要條件,教師也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最大動力,是培養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學生的全面發展離不開體育教師的引導和培養,在師資匱乏的現實背景下,農村學校體育教師還存在結構不合理、待遇差、教學觀念落后、專業水平較低、工作量大等問題,這嚴重制約著農村體育教師主體作用的發揮。農村體育教師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年齡結構、學歷結構、性別結構的不合理。其中,年齡結構區間相差較大,部分城鄉學校體育教師多以年輕、高學歷或者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老教師為主,而恰恰相反的是農村學校體育教師多以退休或者退休返聘老師為主。學歷結構不合理。就目前形勢來看,一線大城市主城區中小學任教老師學歷均需要本科及以上,研究生學歷也占多數,在農村地區只需專科學歷通過考核合格后就可以任教,這在教育資源的配置上形成巨大差異。男女性別結構方面失調,由于師范性質體現在男女結構差異上,男女教師性別結構明顯失調,大多數呈現出女多男少的現象;在學科上卻恰恰相反,體育女老師相對較少甚至一些學校基本沒有體育女老師。因此,教育人力資源的趨于合理是實現教育公平和減少城鄉教育差距的重要保障。教育經費方面,我國經濟發展勢頭突飛猛進,但也出現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在農村地區,原教育撥款總量相當少,即使增長幅度很大,教育投入也并未滿足實際需求。研究發現,農村學校體育教育經費來源單一,主要依靠上級財政撥款為主,即使投入同等額的教育資金來援助農村學校體育發展,但因受各教育資源因素的制約與牽制等問題,教育經費通過層層下撥,在下達到地方學校時,教育經費所發揮的功能性效果顯著不大,很難最大程度達到直接下發于農村學校所產生的效益明顯。
2.2、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制約性因素
農村學校體育教育發展是全面提升體育教育質量的重要保障。體育教育質量對學生運動技能的提升以及身心健康發展具有極大影響,國家教育改革計劃中明確指出了有關提高教育質量的方針與政策。在國家教育改革計劃的背景下農村學校體育發展依然受到一些潛在因素的制約,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1)“人”。人是制約農村學校體育的關鍵,比如說,農村學校校長或者教學管理第一責任人對學校體育工作的重視力度直接影響到學校體育工作的開展情況,其次是體育教師專業化程度的高低,體育教師專業化程度的高低有可能帶動或直接影響同學們的運動興趣,高程度專業化教學有利于創新教學方式,甚至帶動整個學校的體育教學向好發展;(2)“物”。物質保障是整個教育事業運行的基礎,農村學校體育的基礎設施器材是保證學校體育開展的關鍵。就運動場地與器材種類而言,相比于城鎮化中學,農村學校運動場地有些還是砂礫地等;器材種類方面,農村學校一般以三大球為主,但在三大球中也很少涉及到足球的教學,同時在農村學校一些體育教學器材數量遠不能達到《國家學校體育衛生條件試行基本標準》中所要求的基本數額。因此,從多方面的結果來看,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相比于城鎮而言,制約農村學校體育發展因素要多得多,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空間資源也是非常有限的。
3、農村學校體育現實問題
3.1、農村學校體育認知定位存在偏頗
農村學校體育發展既沒有發揚先進教育思想觀念,也沒有吸收城鎮先進的認知理念,反而部分農村學校中優秀體育教育理念模式也有所丟失,主要原因在于農村學校體育認知定位有偏頗。研究發現,農村學校體育認知偏頗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1)傳統思想觀念的認知偏頗。農村地區一些家長普遍認為“體育”是一種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運動,有“搞好體育,步入田地”的想法。這種“重智輕體”的固有思維在農村家長中早已經根深蒂固,其根本原因在于學校教育傳播觀念誤差,使得一些家長對體育科目產生偏激想法,認為學習成績是衡量一個學生好壞的重要指標,也忽視了素質教育中人的全面發展;(2)鄉村教師對體育課程的認知偏頗。相比主科,其重視程度遠遠不夠,在農村學校體育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娛樂課程,導致部分體育教師對體育課程不重視。近幾年,部分省市出臺了相關政策意見,隨著體育科目入中考與其他語數外主要科目同樣比重分數,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家長與部分農村體育教育工作者對于體育科目的重視程度;(3)由于農村地緣條件惡劣的影響和思想觀念認知定位的不足,嚴重妨礙了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現代化進程,無法更好吸收外來城鎮先進體育理念。因此,基于以上三方面分析,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問題主要還是對于體育認知觀念與思想認知水平低劣,導致農村學校體育發展停滯不前,為此需要切實解決思想理念這個重要源頭問題。
3.2、現有空間教育資源不足
優質的空間教育資源是推動農村學校體育教育發展的關鍵因素。當前制約農村學校體育教育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師資力量的缺乏,農村體育教師的專業素質不足,在新課標體系中無法發揮學生在教育中的主體作用。農村學校體育教師隊伍建設的不充分問題會導致農村學校教師出現結構性的缺編,出現與體育教師所教非所學的嚴重現象。在國家教育改革進程中,教育逐漸出現均衡化以改善此類問題,同時也通過“支持計劃”“對口支援”“特崗計劃”等政策措施使農村體育教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補充并趨于合理,但現實情況下也并未滿足實際需求;(2)體育器材是體育運動開展的重要媒介,在絕大部分鄉村學校中無論是體育器材種類還是數量都是相當缺乏的;(3)教育的基礎固然是教育經費的投入,在教育經費的投入上縣級政府與教育局二元化政策使教育經費開支相互牽制,經費使用觀點不一,這樣一來就使得農村學校教育經費不足,同時無法滿足正常教育開支,也加大城鄉教育差距。
3.3、體育意識淡化,輕視體育課程
2016年5月印發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強化學校體育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意見》([2016]27號)明確提出:“以培養學生興趣、養成鍛煉習慣、掌握運動技能、增強學生體質為主線,完善國家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建立大中小學體育課程銜接體系。”通過調查發現,農村學校體育在思想上幾乎沒有確立創新性的指導思想,都是按照當前所謂的“常規鍛煉”和“日常慣例”等方式來運行。《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創新人才培養”目標,擺脫固有的體育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放羊式”的水課體系使學生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同時課程體系內學生潛力未能得到更好發掘。體育意識與課程體系意識淡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當前形勢下,不少人認為體育課仍然屬于副科,學生家長以及學校領導的不重視使得農村體育教師對于自己的教學成果沒有期望,體育教師的勞動價值與功能價值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與理解,與主科教師相比農村體育教師沒有什么突出的福利來鼓勵驅動農村體育教師內生動力發展,長時間的問題積累幾乎導致了農村學校體育教師出現“怠課”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對體育意識的淡化以及體育教師輕視體育課程重要性,是當前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最主要現實問題。
4、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創新路徑思考
4.1、思想上改變農村學校體育教育觀念
學校體育教育是培養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方式,當前部分農村學校普遍對學校體育的認知地位產生偏頗的教育觀念,同時傳統的固有思想左右著農村學校學生家長的想法,封固先進教育思想理念,這使得農村地區對體育教育認知產生嚴重偏差。因此,在農村首先需要改變其思想觀念,一方面轉傳統體育教育觀念為先進素質教育理念,另一方面通過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學生對體育鍛煉的理解與重要性認識,改變家長對學校體育教育的價值認識和功能性認識。
4.2、優化空間教育資源配置
學生的全面發展離不開體育教師的指導與培養,在教育資源極缺的農村地區,如何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成為了棘手的問題。在當前農村學校體育的基數大、分布廣、規模小等一系列特征下,需要從政府到地方學校各個層面都應以農村學校體育的具體需求進行定位,做到教育資源的精準供給,提升體育資源配置效率,轉化由傳統的“量”到“質”資源配置,此外還需不斷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路徑。首先,從師資上采取引進優秀畢業生和優秀在職老師,政府也可通過鼓勵政策和適當編制份額以及補償工資、福利政策等方式吸引優秀教師和優秀高校畢業生扎根農村體育事業發展。此外還可通過對現有的體育教師提供專業化的培訓,以提高教育師資的教學質量保障社會進程不斷變化的教學需求;其次,在體育基礎設施上借鑒城鎮體育設施,實施體育設施共享,積極動用社會多方面渠道的投入用于加強學校的基礎體育設施建設和硬件設施建設。教育資金上,積極向上級部門申請加大教育資金的扶持以備基礎教育資金管理和消費,另外還可以通過紅十字會募捐、對口支援捐贈等方式提高教育資金力度。因此,農村學校體育教育資源是學校體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短板,我們需要有效規避,以實現多方參與供給、協同治理、合理布局應用農村體育資源,實現多元途徑供給和多元治理體系,優化空間鑒于資源配置以達到農村學校體育路徑創新。
4.3、建立健全體育課程評價機制
課程評價機制是一種對教師教學成果的考察以及學生學習成果的檢驗,對于教育教學有著重要促進作用,因此,合理必要的評價機制在教學中十分關鍵。長期以來,我們對于小學體育課程有著錯誤的認識,評價體系不完善。課程開展以后體育課程評價機制的關鍵在于創立科學規范的校本體系,校本體系包括對學生學習成果、教學過程、教學內容等多方面內容的考察。學習成果上依照學生對體育運動技能的掌握作為評價標準,其中教學過程以教師課程整體性效果和學生的正向評判為依據,教學內容上嚴格按照新課標的標準體系來進行規范評判。因此,建立健全體育課程評價機制是勢在必行的,通過各種體育課程的綜合評價指標來衡量體育課程的整體水平,在考核學校體育工作成效時,應將學生的滿意度和學生對體育的興趣程度,以及學生內在參與運動的驅動作為體育課程評價體系指標。這樣不僅優化了體育課程的評價機制,還促使農村學校體育教師對職業規劃的需求與內生驅動因子的提升,同時也為體育課程向著健康創新的方向邁進。
5、結語
當前是在“十四五”規劃的新開局和國家高度重視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背景下,農村學校體育發展關系著整個學校體育教育事業的發展。然而現階段農村學校體育發展還頗顯不足,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充分,思想觀念陳舊落后等原因依然是阻礙農村學校體育發展最突出的因素。提升農村學校體育發展并非一朝一夕,其任務任重而道遠,為此我們需要充分利用第十四個五年規劃時機,把握學校體育發展新機遇,采取有利學校體育發展的有效舉措,把握新時期農村學校體育發展新思路,這樣才能解決農村學校體育發展的現實問題與創新路徑,從而促進農村學校體育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胡慶山,曹際瑋.農村學校體育的生態困境及其治理策略[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8,41(04).
[2]吳劍明,揭光澤,石真玉等.粵西沿海地區農村學校體育現狀與發展對策[J].體育學刊,2013,20(2).
[3]王祥全,姜勇,儀俊希.體育課程一體化區塊鏈技術的應用選擇與架構設計[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21,45(09).
[4]賴宗明,于易,吳飄.基于空間正義理論下農村學校體育“貧困”治理研究[J].福建體育科技,2020,39(4).
1引言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以數字化助推城鄉發展和治理模式創新,全面提高運行效率和宜居度。當前,智慧城市的建設已在全國各地有序展開,而部署建立如5G基站、高清攝像頭、電子警察等集約智能的設施是構成智慧城市體系架構的基礎。廣州、上海等大城市多以路燈立桿為載體,根據需求搭載無線通信、環境監測、信息、智慧交通等基礎設施,將“綜合桿”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首要工程進行推動[1]。綜合桿具有高度集約化、共享化和智慧化的特點,涉及多個專業,并需與多個政府管理部門對接,然而目前還未有針對綜合桿的全國性標準和統一的建設管理法規,對傳統的設計模式提出了新問題。
2綜合桿的概念和建設現狀
綜合桿尚未有統一的名稱,主要名稱包括綜合桿、智慧燈桿、智能綜合桿等。廣東省地方標準《智慧燈桿技術規范》(DBJ/T15-164-2019)將其命名為智慧燈桿,上海市地方標準《綜合桿設施技術標準》(DG/TJ08-2362-2021)將其命名為綜合桿,本文參照上海市標準,使用綜合桿為本文名稱。雖然綜合桿的名稱尚未統一,但其“多桿合一”的基本特征已然清晰:以城市路燈立桿為載體,根據需求選擇搭載交通標牌、交通信號燈、電子警察、治安監控攝像機、無線通信基站、環境監測傳感器、LED顯示屏、公共廣播、電動汽車充電樁等設備。搭載的設備可完成城市信息的感知、監測和收集,及時獲得城市運行數據,并傳送至“城市數據大腦”[2-4]。目前除一線城市外,綜合桿在多個城市僅為了改善道路桿件林立、線網雜亂的現象而建立。從其功能而言,僅實現了設備的多桿件合一,但各設備的供電、控制系統、數據傳輸、線纜敷設等因管理部門的獨立運營需求,又分散獨立設置。在“智慧城市”所需數據融合和共享的前提下,建設時如僅考慮外觀形式上的多桿合一,是不足以滿足智慧城市建設發展需求的,還需考慮深層次的數據合一、供電合一、管理合一[5]。
3設計難點
3.1政策和標準缺失
雖然不少城市已制定“智慧城市”的建設規劃,但更側重從數據處理、應用場景和實現“一網統管”等方面提升城市數字化治理能力,具體到綜合桿的設計,則尚未出臺相關支持政策。如綜合桿的設計范圍、綜合桿桿件設計標準、綜合桿設施搭載的原則等,以上問題均為設計前置條件,若無政策支持,基本不可能統一市政、交通、電力等多方意見。即使通過與管理部門多次對接,逐步調研清晰設計需求,但因統一標準的缺失,同一道路的不同路段或者不同建設時期都會導致綜合桿建設的差異,無法有效為“智慧大腦”提供跨層級、跨系統、跨地域的數據支持[6-7]。
3.2設計原則不明確
以往城市道路建設時,沿線機電設施一般僅涉及道路照明、智能交通和交通安全專業。各專業設計標準和設計目標明確單一,且互不制約。如道路照明專業只需參照路燈照明相關設計標準,并滿足路燈管理部門要求的傳輸和控制等相關要求即可。當采用綜合桿建設時,設計中面對的開放的、動態的、交織的因素異常增多,以道路照明專業為例,則存在一些設計難點。1)桿件點位布設原則是動態的傳統道路照明專業只需參考《城市道路照明設計標準》(CJJ45-2015)的布設原則布設照明路燈。如采用綜合桿,還需參考《城市道路交通設施設計規范》(GB50688-2011)對電子警察、監控攝像機等的布設要求、《道路交通信號燈設置與安裝規范》(GB14886-2016)對交通標志標牌的布設要求。同時,綜合桿搭載的Wi-Fi、公共廣播等設備也具有對應的布設間距要求,以上各種約束導致道路照明專業無統一確定的桿件間距布設原則可遵循。各重要桿件的布設位置只能依賴設計流程中各專業人員動態反復調整后確定。因此,桿件布設的原則是動態、滯后、片面和不可概括的,是統籌滿足各專業要求和交警等管理部門意見后的最大公約數。2)電源點位布設原則是動態的傳統道路照明專業只需考慮沿線路燈的供電需求,進行箱式變電站的布設,因目前道路照明多使用低功率的LED燈具,電源供電范圍可達1500m,且無需24h供電。如采用綜合桿,相比于5G基站、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用電負荷的需求,道路照明負荷權重幾乎可忽略。然而設計之初,因城市管理部門未參與工程,5G基站、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設施是否設置以及如何設置等問題,大多在項目的推進過程中逐步確定。即電源的布設點位也是動態的,一旦在工程推進過程中確定要增設如汽車充電樁等設備,則會導致供配電系統方案的整體調整,影響工程進度。3)設備配電原則是動態的傳統道路照明專業只需考慮路燈配電,并在電源箱處預留交通安全設施接入回路。如采用綜合桿,由于綜合桿搭載設備種類繁多,如果各設備依舊自設電纜引電,比如同一桿件上的功率非常小的車牌抓拍攝像頭、公安監控攝像頭分別從電源箱處各自沿道路敷設電纜引電,一是電纜和管線資源浪費嚴重;二是綜合桿電源倉內也沒足夠的空間;三是道路沿線箱體林立,影響城市美觀。如果考慮統一配電,則因設備權屬單位不同,各單位均要求配電箱體以及控制系統、電能計量獨立,導致多線合一或多箱合一只能是美好的設想。
3.3設計流程高頻往復,成果文件空前交叉
在以往城市道路建設時,機電設施專業多線程齊頭并進,成果文件各自成稿。在采用綜合桿時,各專業需在一張路線底圖中進行設計工作,設計流程是單線程的,比如,道路照明專業完成照明桿件布設后,傳遞給智能交通專業。智能交通專業進行設計時,不可避免要調整桿件布設位置或間距,待其調整完成后,還需傳遞給道路照明專業核實調整。待以上兩個專業往復對接核對后,后續還有交通安全專業、通信專業、監控信號等專業的按序加入,每一個專業的調整都會影響整體的布設,同時也需其他專業的配合。可見,綜合桿上每增加一類設備,其設計復雜性和工作量將呈指數級增長。另外,綜合桿設備供電和數據傳輸的統一性決定了各專業設計文件的共生性,無法有效拆分。若各專業設計文件編成一冊,在文件編排上又可能會影響工程概預算分項、設備招投標、標段劃分等工作。
3.4設計管理體系不成熟、綜合性人才不足
城市道路建設通常由市政設計院進行設計工作,各設計院內部已建立起模塊化、規范化的設計管理流程,并按照專業形成班組化的人員組織架構。班組化的人員結構,可在滿足設計質量的要求下,有效縮短設計周期,適應城市建設的需要。但不同專業人員的班組架構也形成了天然的信息傳遞壁壘,必然導致信息傳遞的片面和低效。綜合桿的設計需各專業的空前配合,信息需高頻多次往復傳遞。班組化的組織架構已不能滿足大量信息流暢傳遞的需求。在設計院內部,各專業都有對應的負責人、總工程師進行圖紙的復核、審核等質量審查工作,簽署名字并承擔相應設計責任。由于綜合桿需要將不同專業的設計成果編制成一冊圖紙,在設計界面、圖紙編排、圖紙審核簽署等需要掌握各專業知識的綜合性人員進行統籌和管控,在設計端也需要綜合性的設計人員。
4解決措施
4.1制定政策保障
綜合桿是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一個城市若推進智慧城市的建設,必須制定綜合桿建設的相關保障政策。在工程設計前期,建設或設計單位即可依策與市政、交通、電力、公安等相關部門進行有效溝通,明確綜合桿件設備搭載需求、數據傳輸等相關設計目標,可極大縮短工程設計周期,減少變更,并建成適應城市發展所需的功能齊全、覆蓋面廣的綜合桿設施。各地方可成立綜合桿建設管理的職能部門,負責編制相關政策文件,制定綜合桿建設需求和計劃,協調各設施管理部門,統籌規劃綜合桿的建設布局,科學、合理、有序、有效地推進綜合桿的建設。
4.2制定統一標準
不少廠家為了蹭熱度,大肆宣傳設備共桿就是綜合桿。為了追求美觀或節約成本,一次性將桿件的功能和搭載設備框定,后續如需增加設備,只能新增設桿件或采用抱箍安裝的方式。為消除這一現象,應結合智慧城市建設需求制定綜合桿件標準,對綜合桿件的部件、樣式、規格、裝配和安裝進行統一要求,規范燈桿的硬件接口,充分考慮綜合桿件的可擴展性。在缺少統一設計標準的前提下,不同設計院在面對同一個城市道路綜合桿設施設計工作時,只能通過經驗整合或技術提煉完成綜合桿的設計。經驗和技術鴻溝不可避免會導致綜合桿設計成果的差別,進而影響城市綜合桿設施的統一性。因而,國家層面需制定設計標準,對綜合桿設施的供配電、數據傳輸、防雷和接地系統、設施搭載原則等做出統一的要求,才能全范圍更高效推進綜合桿件的建設。
4.3設計院整合人員架構,培養總體性人才
在“一桿一設計”的設計需求下,設計院內部應整合人員架構,按照綜合桿工程設計所需專業進行人員重整,建立起綜合桿的專屬設計團隊。該人員體系可有效打破信息傳遞間的壁壘,在保證設計周期的前提下,大幅度減少圖紙中的缺、漏、碰等錯誤。另外,設計院內部應著重培養掌握道路照明、智能交通、交通安全、通信傳輸等不同專業知識的綜合性人才,可統籌設計界面、設計文件編制、成果匯報等內容。在設計軟件上,可采用三維BIM協同作業模式,要求所有專業人員在同一個中心文件進行項目設計,提升整體設計效率,既解決各專業間設計沖突,亦不會造成圖紙泄漏和信息丟失。
5結語
在“智慧城市”建設需求下,綜合桿將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在全國范圍內快速推進。本文通過與傳統城市道路機電設計流程對比,剖析了綜合桿設計中的難點,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可為城市綜合桿大范圍建設提供一定借鑒。
參考文獻
[1]吳國華.智慧燈桿的現狀及應用場景探究[J].通訊世界,2021,28(5):2.
[2]陳晨.多功能燈桿在城市道路建設中的應用[J].數字通信世界,2020(8):2.
[3]肖輝,李文超,朱應昶,等.多功能智慧燈桿系統應用研究[J].照明工程學報,2019,30(4):5.
[4]袁珍.基于5G的新一代智慧路燈設計方案[J].鄂州大學學報,2021,28(4):2.
[5]陳希.基于智慧城市建設的城市綜合桿設計與應用思考[J].光源與照明,2020(7):4.
一、問題的提出
“十二五”時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入中高速的“新常態”,經濟“新常態”是人口紅利漸失、簡單依靠對原材料加工轉口式的生產難以為繼、資本流動的國際化趨勢明顯、服務業興起、科技創新與制度紅利必須強調并落實的經濟發展階段。①一方面,“十三五”時期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包括到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等等。另一方面,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統計,從“十四五”期初開始,勞動年齡人口將以較快速度減少,預計10年間均減少870萬人,盡管目前開放了二胎生育政策,但是二胎生育意愿不高且生育要在多年內逐漸實現,實際上引起生育水平大幅反彈的可能性很小。②因此,面對“十三五”時期的新要求、新變化和新特點,必須以勞動者自身為突破口,提高和發揮勞動者素質技能,妥善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和勞動力市場轉折所引發的挑戰,這不僅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也是全面實現“十三五”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堅實保障。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線,而素質技能是勞動者身體、技能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綜合素養和能力的反映,勞動者的素質技能決定著發展水平的高低。因此深入研究勞動者素質技能,正確梳理勞動者身體素質、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的區別聯系,有利于明確勞動者素質技能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引起勞動者對素質技能的廣泛重視,通過不斷提高并充分發揮勞動者素質技能,解決勞動者素質技能短板問題,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為“十三五”時期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此外,研究勞動者素質技能也能夠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提供必要的研究依據,從勞動者角度研究身體素質、技能素質以及文化精神素質也可對以上學科建設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勞動者身體素質、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的有機統一
(一)勞動者身體素質
勞動者身體素質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的基礎,它包括人的生理構成的各項指標、健康狀況、壽命、體能等等。沒有勞動者身體素質的保證,勞動者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也就無從談起,但是目前我國勞動者身體素質仍在存在一定問題,影響了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的提高。
2014年我國達到“國民體質測定標準”合格等級以上的人數平均水平百分比為89.6%。3~6歲幼兒達到“合格”等級以上的百分比為93.6%,20~39歲成年人為89.0%,40~59歲成年人為88.1%,60~69歲老年人為87.1%,男性為88.2%,女性為91.1%,城鎮人群為91.1%,鄉村為87.2%。
2014年我國“國民體質綜合指數”達標為100.54。3~6歲幼兒為102.65,20~39歲成年人為101.45,40~59成年人為99.77,60~69歲老年人為99.00,男性為99.28,女性為101.42,城鎮人群為100.60,鄉村人群為99.71。
由此可知,我國20~59歲成年人、男性以及鄉村人群體質不僅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并且在綜合測量指數中也未達標。由圖4-3可知,與日本成年人相比,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我國成年人體質均處于落后水平。成年人作為我國勞動者的主力軍,其身體素質水平的落后勢必影響到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的提高。
(二)勞動者技能素質
勞動者技術素質是主體,包括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識、各方面的技能,技術素質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生產力,推動社會科技進步的關鍵。目前我國勞動者技能素質偏低,結構不合理現象突出。以職工群體為例,盡管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國職工群體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比重情況大學本科以上占19%,初中以下僅占1.6%,初中為22.6%,高中為34.6%,大專占22.2%,但是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相比而言,難以更好的適應和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三)勞動者文化精神素質
勞動者文化素質是主導,包括價值觀、思想和道德,還包括人的精神狀態和意志。一個人的價值觀、思想和道德,對于身體素質和技術素質的形成和使用是主導性的。文化精神素質看似不在生產中起作用,但卻主導著身體素質和技能素質的發揮,主導著勞動者的發展。目前我國的勞動者文化精神素質普遍沒有引起重視,不僅難以樹立勞動者正確的價值取向,難以培育良好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意志,也難以使勞動者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和權利,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權利。我國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便是希望在社會上倡導一種積極向上、科學合理的價值取向來促進人們文化精神素質的提升,進而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
(四)勞動者要確保身體素質、技能素質與文化精神素質的有機統一
勞動者身體素質、技能素質、文化精神素質是有機統一的,共同在勞動者發展中起作用。勞動者的身體素質是基礎,由多項身體指標構成,良好的身體素質是提高技能素質和文化精神素質的基本保證。勞動者的技能素質是主體,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至關重要。勞動者的文化精神素質是主導,沒有文化精神素質,就體現不出人發展的本質,體現不出人性升華的意義所在。可以說,勞動者的勞動過程是以身體素質為基本條件,在文化精神素質的主導下運用并發揮勞動者的技能開展的。
三、勞動者實現身體素質、技能素質與文化精神素質的全面提升
以下筆者就“十三五”規劃綱要所引發的幾點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1.就勞動者身體素質而言,一方面要繼續通過國家層面宣傳和落實“科學健身,全民健康”活動,號召勞動者及時進行身體體質測評,引起勞動者對身體素質的重視,從幼兒及青少年階段強調身體素質意識,完善社會福利,提供勞動者科學健身的條件與平臺。另一方面,完善社會保障,全面實施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制度,符合條件的適當降低養老金領取標準,提高醫療報銷比例,確保勞動者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2.就勞動者技能素質而言,促使勞動者由內而外的、積極主動的、與時俱進的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在政府、企業提供技能培訓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培訓條件,注重新技術的推廣和普及,熟練掌握和運用普通技術,加強對核心技術的研究,努力培養自己成為學習型、創新型人才。
3.就勞動者文化精神素質而言,提高勞動者文化精神素質絕非一朝一夕,而是要伴隨社會發展、勞動者身體素質和技能素質不斷提高的長期過程。政府層面上要積極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尤其思想道德建設和社會誠信建設,采取勞動者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廣泛宣傳,增強勞動者的國家意識、法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企業層面上要努力培育積極向上、人文主義的企業文化,為勞動者提供內化于心的人文關懷。勞動者也要自覺形成主人翁意識、積極進取和艱苦奮斗精神,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樹立起正確的價值取向,每一個勞動者都要以自己的勞動托起中國夢。
注解:
①參見:董武全,《經濟“新常態”下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幾點思考》,《理論導刊》,2015年第9期。
②參見:《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頁。
[2]王勁松,《提高勞動者素質與精神文明建設》[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
[3]劉永佶,《辯證法:人性升華的主導因素和社會變革的方法論》[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4]劉永佶,《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是經濟發展的根本》[J],《民族教育研究》,2004年第3期。
[5]龐麗霞,《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地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J],《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11期。
[6]劉永佶,《中國政治經濟學主體主義主題主張》[M],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4、375頁。
[7]劉永佶,《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程》[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頁。
[8]王淑霞,《大力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9]董武全,《經濟“新常態”下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幾點思考》[J],《理論導刊》,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