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配給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信貸配給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信貸配給及其西方經濟學家對此的理論研究

信貸配給是信貸市場存在的一種典型現象,信貸配給理論是新凱恩斯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認為“或許可與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論”(傅殷才,1993)。現代信貸配給理論評述信貸配給是指貸款人基于風險與利潤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機制而往往附加各種貸款條件,通過配給的方式來實現信貸交易的達成。它表現為兩種情況:（1）在對借款人信用評級基礎上,一部分申請人可以得到貸款而另一部分則被拒絕,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貸款；（2）借款申請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滿足。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信貸市場僅僅是利率機制在起作用,利率靈活的變動能夠自動地調節信貸市場的供求關系,使信貸市場趨于均衡,而信貸配給僅是由于外部振動所引起的一種暫時的非均衡現象。下面我們介紹兩種對信貸配給有不同看法的理論，用來說明我國信貸配給的雙重特點。

20世紀70年代初期，麥金農和肖通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壓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簡稱M-S模型），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嚴重金融抑制是制約儲蓄積累和經濟發展主要障礙，概括地說，M-S模型明確了凱恩斯主義低利率刺激投資的政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不適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會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貸市場上進行信貸配給（CreditRationing）,而信貸配給將使低效率的投資獲得廉價的貸款，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

麥金農和肖的理論認為，金融體系在國家控制下以配給的方式供應信貸，能獲得信貸的多為享有特權的國營企業以及與官方金融機構有特殊關系的私營企業，而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得不到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金融機構出現大量存貸差。但這些借款者的投資并不總是獲得較好的效益。因此，信貸配給政策可能擠掉一些高效益投資項目，從而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對信貸配給現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韋茲。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不完全信息市場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約束論”。他們認為金融深化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論（以下簡稱S-W模型）中，論證了由于信貸市場上借款人在項目的風險收益水平及資金實際使用方面掌握著比銀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貸市場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對稱的,由此而產生的“人為”的風險——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也就使得銀行業無法完成對自身信貸資產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貸風險由此產生。信貸配給的出現,與利率的刺激效應和逆向效應有關。從信息不完全發生時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貸交易發生前銀行缺乏辨別顧客風險狀況的充分信息,這時,如果銀行在基礎利率上增添“風險補償費”使利率上浮,風險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貸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棄借款申請,這就是“逆向效應”；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監督成本高昂使得銀行難以獲得信貸資金實際使用情況的充分信息,接受較高利率的顧客在獲得貸款后,必然追逐高風險項目,這就是“刺激效應”(即道德風險效應)。由于利率雙重效應的存在,貸款利率的上升將促使信貸資產風險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惡化。因此,銀行應采用非價格手段來配給資金:當信貸市場上出現信貸需求大于信貸供給時,銀行會把利率定在市場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勵那些資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顧客借款,限制那些資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實現銀行利潤最大化,改善信貸資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借貸市場上均衡信貸配給可以實現。S-W模型強調了由于市場微觀主體的逆向選擇作用，存在著比瓦爾拉均衡更穩定的信貸配給均衡，它使得銀行在信貸市場上可以通過利率的甄別機制（ScreeningDevices）來選擇貸款對象（避免高風險），實現利潤最大化。

二、我國的信貸配給及其兩重性

筆者對近幾年中國商業銀行利率變化和存貸差額數據進行統計并觀察，發現有以下兩個變化：從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貸款利率從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國金融機構信貸收支持續7年出現存差，而且存貸差額呈遞增趨勢，從1996年的7439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億元。這兩種變化完全符合麥金農和肖M-S模型中的信貸配給特征，說明在我國信貸配給現象確實存在。但筆者認為我國信貸配給的形成原因有兩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貸配給的成因，下面我們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貸配給雙重性的第一層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動員金融資源向有特權階層的企業配給資金的麥金農和肖式的“政府主導型”信貸配給，很顯然，第一層信貸配給是一種計劃經濟體制行為。

這一點可以從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構成上看出，筆者首先把全國的企業類型分為兩大類：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其中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其他經濟），然后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金額中的信貸又細分為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信貸額，這樣計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間的數據，我們發現從1996年到2002年國內貸款總額增長了將近2倍，但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從中獲得貸款額比例很不均衡，雖然非國有經濟獲得貸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國有經濟從國內貸款中還獲得了56.26%的份額，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國有經濟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政府通過銀行轉貸給對國企的預算內資金。我國信貸配給第一個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國的金融體制依附并服務于經濟體制，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條件下，政府必須要優先考慮對國有經濟的扶持與發展，在國有經濟尤其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出現困難時，政府通過金融和財政加大對其的投資力度也就不足為奇了。（2）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不光擔負經濟任務還有許多社會功能：國企必須對地方經濟增長，雇員和退伍軍人安置等問題負責，同時履行許多“政治任務”。經濟轉型時期的國企改革就是要企業甩掉這些“包袱”，輕裝上陣，其中包括：下崗分流冗員，醫療、住房等福利費用的削減等等。那么這部分改革成本在國家出于安定團結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擔。另一方面，現代化企業的建立要求他們隨時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改造的投入，但在國企效益好轉有盈余資金支付這些開支前，政府作為他們的所有者，肯定要從資金上加以支持。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財政無力負擔或“赤字”財政亦無成效的情況下，國家必然轉而求助于金融體系，即對國有經濟進行信貸扶持。

我國信貸配給雙重性的第二層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場主體型”信貸配給，它體現的是發展中國家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微觀主體行為的增強。這一點可從我國近年來金融機構存差日益擴大，銀行“惜貸”看出，說明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在選擇授信對象過程中的主體性在加強。但是從數據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機構主體行為增強主要表現在：對非國有經濟信貸不足，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第二個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國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大幅削減人員，精簡機構，消化不良債權，為早日上市融資創造條件。這樣，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場行為的相對獨立的主體，它們需要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決定貸款時必須考慮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營經濟融資信息渠道不暢。這種狀況主要表現在銀行對申請授信的中小企業既沒有充分的時間又沒有合適的渠道進行了解，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因為民營經濟數量大，情況千差萬別，難以達到“完全信息”。中國私營企業共有150萬個，占注冊登記的工業企業的99%，且分布的行業、地區，自身規模、產品狀況等情況十分復雜，這就限制了銀行對民營經濟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無從獲得。例如：競爭力、成長性等決定銀行授信行為的有關民營經濟發展前景的信息，當前對民營經濟的評估不僅缺乏，而且信息的確難以獲取；三是很多民營經濟成立的時間短，其信息的真實性難以甄別，尤其是民營經濟的信用度和信用史無法給銀行以可靠的保證，使銀行對民營經濟授信“望而卻步”。

篇2

一、信貸配給及其西方經濟學家對此的理論研究

信貸配給是信貸市場存在的一種典型現象,信貸配給理論是新凱恩斯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認為“或許可與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論”(傅殷才,1993)。現代信貸配給理論評述信貸配給是指貸款人基于風險與利潤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機制而往往附加各種貸款條件,通過配給的方式來實現信貸交易的達成。它表現為兩種情況:（1）在對借款人信用評級基礎上,一部分申請人可以得到貸款而另一部分則被拒絕,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貸款；（2）借款申請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滿足。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信貸市場僅僅是利率機制在起作用,利率靈活的變動能夠自動地調節信貸市場的供求關系,使信貸市場趨于均衡,而信貸配給僅是由于外部振動所引起的一種暫時的非均衡現象。下面我們介紹兩種對信貸配給有不同看法的理論，用來說明我國信貸配給的雙重特點。

20世紀70年代初期，麥金農和肖通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壓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簡稱M-S模型），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嚴重金融抑制是制約儲蓄積累和經濟發展主要障礙，概括地說，M-S模型明確了凱恩斯主義低利率刺激投資的政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不適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會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貸市場上進行信貸配給（CreditRationing）,而信貸配給將使低效率的投資獲得廉價的貸款，從而阻礙了經濟增長。

麥金農和肖的理論認為，金融體系在國家控制下以配給的方式供應信貸，能獲得信貸的多為享有特權的國營企業以及與官方金融機構有特殊關系的私營企業，而大多數的中小企業得不到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金融機構出現大量存貸差。但這些借款者的投資并不總是獲得較好的效益。因此，信貸配給政策可能擠掉一些高效益投資項目，從而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對信貸配給現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韋茲。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不完全信息市場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約束論”。他們認為金融深化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論（以下簡稱S-W模型）中，論證了由于信貸市場上借款人在項目的風險收益水平及資金實際使用方面掌握著比銀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貸市場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對稱的,由此而產生的“人為”的風險——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也就使得銀行業無法完成對自身信貸資產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貸風險由此產生。信貸配給的出現,與利率的刺激效應和逆向效應有關。從信息不完全發生時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貸交易發生前銀行缺乏辨別顧客風險狀況的充分信息,這時,如果銀行在基礎利率上增添“風險補償費”使利率上浮,風險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貸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棄借款申請,這就是“逆向效應”；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監督成本高昂使得銀行難以獲得信貸資金實際使用情況的充分信息,接受較高利率的顧客在獲得貸款后,必然追逐高風險項目,這就是“刺激效應”(即道德風險效應)。由于利率雙重效應的存在,貸款利率的上升將促使信貸資產風險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惡化。因此,銀行應采用非價格手段來配給資金:當信貸市場上出現信貸需求大于信貸供給時,銀行會把利率定在市場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勵那些資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顧客借款,限制那些資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實現銀行利潤最大化,改善信貸資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借貸市場上均衡信貸配給可以實現。S-W模型強調了由于市場微觀主體的逆向選擇作用，存在著比瓦爾拉均衡更穩定的信貸配給均衡，它使得銀行在信貸市場上可以通過利率的甄別機制（ScreeningDevices）來選擇貸款對象（避免高風險），實現利潤最大化。

二、我國的信貸配給及其兩重性

筆者對近幾年中國商業銀行利率變化和存貸差額數據進行統計并觀察，發現有以下兩個變化：從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貸款利率從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國金融機構信貸收支持續7年出現存差，而且存貸差額呈遞增趨勢，從1996年的7439億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億元。這兩種變化完全符合麥金農和肖M-S模型中的信貸配給特征，說明在我國信貸配給現象確實存在。但筆者認為我國信貸配給的形成原因有兩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貸配給的成因，下面我們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貸配給雙重性的第一層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動員金融資源向有特權階層的企業配給資金的麥金農和肖式的“政府主導型”信貸配給，很顯然，第一層信貸配給是一種計劃經濟體制行為。

這一點可以從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構成上看出，筆者首先把全國的企業類型分為兩大類：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其中包括集體經濟、個體經濟、聯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股份制經濟和其他經濟），然后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金額中的信貸又細分為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信貸額，這樣計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間的數據，我們發現從1996年到2002年國內貸款總額增長了將近2倍，但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從中獲得貸款額比例很不均衡，雖然非國有經濟獲得貸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國有經濟從國內貸款中還獲得了56.26%的份額，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國有經濟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政府通過銀行轉貸給對國企的預算內資金。

我國信貸配給第一個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國的金融體制依附并服務于經濟體制，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條件下，政府必須要優先考慮對國有經濟的扶持與發展，在國有經濟尤其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出現困難時，政府通過金融和財政加大對其的投資力度也就不足為奇了。（2）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不光擔負經濟任務還有許多社會功能：國企必須對地方經濟增長，雇員和退伍軍人安置等問題負責，同時履行許多“政治任務”。經濟轉型時期的國企改革就是要企業甩掉這些“包袱”，輕裝上陣，其中包括：下崗分流冗員，醫療、住房等福利費用的削減等等。那么這部分改革成本在國家出于安定團結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擔。另一方面，現代化企業的建立要求他們隨時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改造的投入，但在國企效益好轉有盈余資金支付這些開支前，政府作為他們的所有者，肯定要從資金上加以支持。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財政無力負擔或“赤字”財政亦無成效的情況下，國家必然轉而求助于金融體系，即對國有經濟進行信貸扶持。

我國信貸配給雙重性的第二層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場主體型”信貸配給，它體現的是發展中國家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微觀主體行為的增強。這一點可從我國近年來金融機構存差日益擴大，銀行“惜貸”看出，說明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在選擇授信對象過程中的主體性在加強。但是從數據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機構主體行為增強主要表現在：對非國有經濟信貸不足，中小企業融資困難。

第二個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國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紛紛大幅削減人員，精簡機構，消化不良債權，為早日上市融資創造條件。這樣，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場行為的相對獨立的主體，它們需要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決定貸款時必須考慮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營經濟融資信息渠道不暢。這種狀況主要表現在銀行對申請授信的中小企業既沒有充分的時間又沒有合適的渠道進行了解，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因為民營經濟數量大，情況千差萬別，難以達到“完全信息”。中國私營企業共有150萬個，占注冊登記的工業企業的99%，且分布的行業、地區，自身規模、產品狀況等情況十分復雜，這就限制了銀行對民營經濟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無從獲得。例如：競爭力、成長性等決定銀行授信行為的有關民營經濟發展前景的信息，當前對民營經濟的評估不僅缺乏，而且信息的確難以獲取；三是很多民營經濟成立的時間短，其信息的真實性難以甄別，尤其是民營經濟的信用度和信用史無法給銀行以可靠的保證，使銀行對民營經濟授信“望而卻步”。

三、結論及建議

1．中國國內的金融體制仍然是一種典型的政府主導型體制，正如麥金農等描述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那樣，這種體制一開始產生就表明它是為了高度集中金融資源，保證政府有效地動員全國金融資源來支持“享有特權”的國有企業而實行的一種“計劃分配式”信貸配給制度。直到目前，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國內金融體系替國有企業融資的格局不但沒有削弱，反而不斷加強。這樣的金融制度安排如何能夠保證國有企業高效益，且實際上能夠體現出“集中資源干大事”的效率——對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和整個國家都是有益的，但實際情況不令人樂觀。

2．目前在我國盡管仍然存在存、貸利率的國家嚴格管理，但商業銀行改革繼續推進的結果是：信貸主體開始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一部分代表現代部門的國有企業及非國有企業，其技術和效益處于領先地位，它們在間接融資過程會得到銀行優先考慮；而那些缺乏市場和技術，更缺乏企業家和效率的國有企業，除了政府的強迫干預外，它們從金融機構融資的比例將日益減少。

篇3

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地方各級政府在貫徹落實中央決策的時候，更多結合當地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就安定區而言，區委、區政府在全區公民道德建設領域，除了大力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外，同時制定以“勤勞、誠信、互助、包容、創新”為內容的“定西市安定區公民道德公約”，確立以“不隨地吐痰、不亂穿馬路、不亂丟垃圾、不占道經營、不損壞設施、不亂停車輛”為內容的“定西市安定區市民行為基本規范”，還制定了以“不隨地吐痰、不奇裝異服、不亂丟垃圾、不喝酒吸煙、不損壞公物、不滋事打架、不亂穿馬路、不跟風攀比”為內容的“定西市安定區學生公約”。上述公約和規范的制定，既符合安定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又切準安定區公民道德問題與弊病，對全區開展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但是，全區教育系統、青少年培養教育機構、有關社區在實際工作中對區委、區政府的政策精神理解不夠、落實不力，存在責任缺失現象，許多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基于此，建議教育主管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分別從加強制度建設、強化責任追究機制、開展學術研究、創造性落實地方政府決策部署等方面對全區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進行補救和強化，使安定區青少年道德人格培養具有安定特色和安定氣派。

二、亟待從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現實和發展規劃視角培育青少年熱愛家鄉、熱愛社會的思想感情。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廣大青少年而言，具有真切感受的莫過于自己家鄉已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日新月異的變化，培養青少年道德人格中熱愛家鄉、熱愛社會的思想感情，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現實和發展規劃是最鮮活的材料。就安定區而言，區委、區政府學習貫徹黨的十精神，深入落實“率先科學發展、加快經濟轉型、建設首善之區”的戰略部署，舉全區之力精心打造“‘中國薯都’核心區、綠色食品重點區、產業梯度轉移承接區和扶貧開發試驗區”，基本提前完成“十二五”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從發展規劃來看，安定區堅定不移地實施工業強區戰略，著力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推動傳統產業新型化、優勢產業集群化、新興產業規模化。以甘肅定西馬鈴薯循環經濟產業園、安定工業園和定西食品工業園建設為平臺，一方面，繼續抓好現有馬鈴薯加工企業的孵化延伸，加強企業技術改造，延伸產業鏈條，不斷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食品工業、汽車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動承接東南沿海地區和中東部發達地區產業轉移，打造產業集群，提高產業集中度和競爭力。力爭到2016年，全區工業增加值達到12億元，占生產總值的45%以上。從2014年的經濟運行情況看，全區完成生產總值61.12億元，同比增長9.2%;固定資產投資完成109.31億元，同比增長2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9.15億元，增長15.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31.01億元，同比增長12.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29.7元，增長11.6%;農民人均純收入4620.8元，增長12.5%。這些統計數據體現在每一個家庭和民眾身上，就是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生活品質的提升。無論是發展規劃，還是發展現實，都是可感的、現實的德育素材，教育工作者亟待從上述視角挖掘故事、書寫人物、展望美景，培育青少年熱愛家鄉、熱愛社會的思想道德情操。

三、亟待從了解、研究、弘揚地方傳統文化視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安定區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境內出土文物證明，早在4000年前，這里就有人類繁衍生息。后世先后有漢、戎、吐蕃、羌等民族居住，文明發展與碰撞誕生了許多優秀的文化遺產。境內先后發現不少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漢代古村鎮遺址及多處漢墓群遺址，并出土過新莽時期的“新莽權衡”和漢代古錢幣、漢代陶、銅器等，還發現許多古代城址、驛站、將臺、寺廟等歷史遺跡，兼有少數民族統治時期眾多優秀文化遺產，如元至正年間“揚威征行義兵萬戶府印”、“金寫西夏文經卷”等。安定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十分豐富且獨特的，有在當地最為盛行的傳統文娛活動“社火”，有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戲曲“眉胡子”、小曲子，以及秦腔，還有當地民間流傳較古老的又廣為流傳的“皮影戲”。安定區民間剪紙藝術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藝術價值，還有許多當地代代相傳的歌謠、諺語，都能如實反映安定區的歷史文化、認識態度和自然地理原貌。許多頗具傳奇色彩又不失地方風情的民間傳說和逸聞、古人題句和詩作都能從某些側面反映安定區乃至整個隴右的歷史地理文化的特點，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總之，安定傳統文化哲理深邃、底蘊厚重、類型繁多、遺存豐富，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它倡導的價值理念、理想抱負、做人準則，對青少年心靈的影響和道德凈化具有特殊功能，對建構青少年豐富和諧的內心世界和健全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定區各級各類教育機構和廣大教育工作者應該自覺學習安定歷史文化，應該自覺用安定傳統文化引導、滋潤青少年，培養青少年的品德美、才能美和行為美，讓青少年在傳統文化肥沃的土壤中成長成材。

四、亟待從“踐行三苦精神，筑牢定西精神基石”視角培育青少年道德人格。

長期以來，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形成的“領導苦抓、社會苦幫、群眾苦干”的“三苦”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定西的具體實踐，也是焦裕祿精神在定西的生動體現。“三苦”精神是定西最大的精神財富，其核心是“拼搏”精神，但在少數青年一代中存在抵觸情緒，不踐行、不傳承，存在斷代危險。因此，大力培育和踐行“三苦”精神就顯得非常必要。培育“三苦”精神，市、區黨委政府要堅持教育引導、輿論宣傳、文化熏陶、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等多管齊下。學校應把“三苦”精神列入“必修”教育計劃，融入日常工作生活，融入細節，潤物無聲。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各級各類媒體應把“三苦”精神作為自己辦報辦臺辦網的精神支柱和份內職責，改進宣傳方式，豐富宣傳內容，加大宣傳力度，營造濃厚氛圍。各類文藝工作者應立足定西實際，創作出一大批弘揚“三苦”精神的文藝精品，在文化滋潤中達到教育廣大市民特別是青年一代的目的。各相關職能部門在制定制度、出臺措施時，應始終貫穿“三苦”精神理念，用必要的獎懲推動“三苦”精神的實踐養成。培育要堅持時時教育、處處教育，讓“三苦”精神進家庭，融入過家教子、家訓傳承之中，逐步養成“勤勞儉樸生活，快樂健康成長”的家庭理念。讓“三苦”精神進學校、進課堂，融入教與學的全過程，潛移默化地影響每個青少年，使“三苦”精神在青少年中生根發芽，作為定西的傳家寶，不斷傳承，發展壯大。

篇4

關鍵詞 ：小企業融資信貸支持利息收入規模效益

1 概述

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由來已久，融資難的問題成為制約小企業發展的瓶頸。國內外學者在小企業融資問題方面進行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研究成果集中在信息不對稱、銀企關系、銀行規模結構等方面。國外學者在抵押貸款、S-W 模型的修正、銀企之間的互動關系等諸多方面對信貸配給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Bester，1985；De Meza&Webb，1987；Diamond，1989）。我國學者主要從與中小企業融資相關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如鄧超等（2010）認為關系型貸款是大銀行與小企業的最佳結合路徑，大銀行發放關系型貸款具有多種優勢，銀企之間的長期合作可以為銀行帶來潛在的收益。

從小企業融資的實踐經驗來看，銀行信貸仍是小企業資金來源的主要渠道。而目前的研究多是從企業和政府視角出發來研究融資難的原因，而在小企業和商業銀行的博弈中，小企業處于被動地位。因此，從資金供求中處于主動地位的商業銀行的角度識別和規避風險已經成為解決小企業發展融資難題的有效途徑。本文選擇從商業銀行的角度出發，運用計量經濟學工具進行實證研究，結合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現狀分析小企業貸款風險的具體因素，探討信貸配給的原因，為破解小企業信貸融資困境提供嶄新思路及其現實途徑。

2 實證分析

2.1 數據來源

凈利息收入是商業銀行利潤的主要構成部分。凈利息收入由利息收入減去利息支出構成，而利息支出相對固定，因此可以通過對銀行向企業放貸的利息收入，來研究小企業和大企業對銀行利潤的影響，從而通過銀行視角分析銀行對小企業信貸配給的原因。本文實證研究的樣本數據來源于某商業銀行2008 年1 月-2011 年12月的月度數據，主要來自銀行資產負債表、會計月報表、各項財務執行情況表、信貸收支日報和基礎指標日報等相關報表。

2.2 模型構建和數據分析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以下模型進行分析：

Y=β0+β1*X1+β2*X2+ε其中，X2 為定性變量，表示企業貸款類型，大企業取1，小企業取值為0；Y 表示銀行對企業貸款所產生的利息收入，在公式中表現為被解釋變量（企業貸款總額）樣本觀測值的n*1 階列向量，ε 表示隨機誤差項的n*1 階列向量。相關數據的描述統計量見表1。

表1 大企業與小企業各項貸款描述統計量

單位：萬元

從表1 分析，銀行對大企業貸款利息收入最大值為8713 萬元，最小值為1119 萬元。大企業利息收入的標準差系數為0.456，較小企業低0.045，說明大企業利息收入較小企業穩定。

2.3 實證結果分析

對大企業和小企業貸款的利息收入和各項貸款總額，進行分析，結果見表2。

表2 大企業與小企業利息收入回歸結果

從表2 回歸結果分析，X1 和X2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R-squared 為0.672，X1 系數為正，表明企業的貸款總額對貸款利息收入有顯著的影響。X2 的系數為正，則表明銀行大企業的貸款總額比小企業貸款總額對利息收入影響更為顯著，即銀行貸款給大企業比小企業更能獲得較高的利息收入。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規模較大的企業具有貸款的規模效益，其貸款規模越大，銀行所能獲得的邊際利息收益率也就相應地越高。

3 政策建議

3.1 國家應該加強監管，提升銀行對小企業融資的科學化管理水平

在寬松貨幣政策下，面對貸款的規模和數量在短期內快速增長，部分商業銀行管理粗放，因此，監管部門應當敦促商業銀行嚴守貸款新規，從改造審貸流程等方面全面落實各項貸款規定，將授信級別細化，對貸款質量采取精細管理，引導小企業優化財務管理制度。

3.2 探索并試行針對小企業信貸的差異化監管政策適當地放寬小企業融資業務的申請門檻，廣泛拓展適合小企業融資的各種渠道，通過頒布規范、條例，給予適當補貼等激發商業銀行向小企業貸款的動力。

3.3 架構中小企業融資專門機構和組織框架

商業銀行成立中小企業融資專營機構，負責全面落實利率風險定價、高效貸款審批等，逐步實現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的科學化、高效化，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為中小企業發展注入活力。

3.4 借助行業協會搭橋融資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業協會的發展非常迅猛。這些商會成立的其中一項重要目的就是為各個會員企業解決經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融資等實際問題。這種銀行聯手協會的模式，有助于解決小企業融資難中信息不對稱、可抵押資源缺乏的難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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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呂慧君.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及對策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13.

[3]陸克發.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及原因分析[J].中國集體經濟，2011(25).

篇5

二是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仍低于潛在產出,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不足。通貨緊縮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實際經濟增長率長期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水平,我國這一水平為9-10%。

而且目前我國經濟的增長加速,不是市場機制本身調節的結果。袁鋼明(2002)認為:當前固定資產投資的高速增長及工業生產的增長加速,不是被市場需求及市場價格所激勵拉動起來的,目前投資加速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財政支持的基本建設投資。王小廣(2002)也認為:當前經濟回升主要是受短期利好因素的刺激,真正反映內在增長的因素如消費、物價則呈現相反的走勢,表明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依然不足。通貨緊縮是一種內在的長期性趨勢,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矛盾的綜合體現。

劉國光、劉迎秋(2002)則從貨幣政策的角度指出:自2001年9月份以來通貨緊縮趨勢重新抬頭,在實際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的情況下,以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依據”,即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不利于充分運用我國富余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銀行存差過大且多投向不能直接推動實質經濟增長的領域,如用于持有國債、中央銀行準備金等金融資產而不是直接貸款。三是失業率沒有出現減少趨勢。“九五”中期以來,城鎮新增就業崗位呈不斷減少趨勢,而農村非農就業總規模則出現了絕對減少,就業不足和收入本論文由論文由整理提供

/">整理提供差距增大必然帶來需求不足。

國內解釋通貨緊縮形成原因的理論文獻很多,但對于通貨緊縮為何長期持續,即經濟為何難以走出通貨緊縮,則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本文試圖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通過分析勞動、商品和資本市場微觀行為,著重對我國通貨緊縮為何長期持續這一宏觀經濟現象進行解釋,以期對治理我國通貨緊縮提供政策上的指導意義。一、宏觀經濟波動的信息經濟學分析范式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經濟波動時往往使用宏觀總量概念,側重于分析總供求之間的均衡狀態,在分析微觀行為時,側重于價格調整。

要么假定價格粘性,如新古典綜合派,但沒有分析價格粘性的微觀形成機制;要么假定價格具有充分彈性,如新古典學派,據此分析經濟的調整和波動。以上理論通常假定經濟行為人信息完備、不存在獲取信息的激勵、交易成本為零、具有完全理性。這一假定明顯地與現實不符,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這對于分析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含義。在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會出現市場價格機制失靈,宏觀經濟難于達到帕累托最優。信息經濟學在解釋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基礎時有別于傳統經濟學,該范式認為:

第一,篩選和提供激勵具有重要經濟功能,而這一點幾乎被傳統經濟學范式完全忽略;第二,市場不出清時,或更一般地,存在選擇、激勵和不完全信息時,非價格機制有助于配置經濟資源;

第三,市場不出清時,包括工資、利率等價格機制的作用有限,并不必然傳遞所有稀缺性信號,稀缺性信號也可以由其他方式傳遞,如存貨變動等;第四,當價格不再完全傳遞稀缺性信息時,價格可以負擔其他經濟功能,如影響市場交易中的商品質量。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需求的變化主要是由數量變化而不是由相對價格變化調節。勞動的邊際收益產量的變動主要導致就業的變動,而不是工資的變動。

在給定工資下,對商品需求的變動主要導致產出的變動,而不是價格的變動。廠商之間的博弈形成折彎需求曲線,導致價格粘性,價格粘性是內生的,它加重或延續了宏觀經濟波動。信息不對稱時貨幣政策的部分影響是通過信貸配給而不是通過利率變動發生的。經理人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人問題和融資活動的信號傳遞功能,都會影響資本市場的融資規模和結構。信息不完全也會導致宏觀經濟波動的加深。凱恩斯最早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就從貸款人與借款人兩類風險、人們的現有知識、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預期和投資乘數的角度,探討了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完全對人們經濟行為和經濟波動的影響。Stiglitz(1992)認為:信息不完全及其導致的厭惡風險的行為,有限理性,簽訂不完全契約的能力,造成了契約剛性。契約剛性是經濟不能以接近充分就業的方式對波動迅速做出反應的重要原因。

二、我國微觀市場的信息經濟學分析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制度變遷很大,特別是當經濟處于低速增長階段,改革的力度都將加快,經濟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強,加大了經濟主體的未來預期不確定。同時由于市場發育不成熟,市場交易的透明度低,信息生產嚴重不足,各種信息類中介機構也很不規范,由此造成的嚴重信息不對稱必然影響著我國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

(一)勞動力市場11效率工資與失業。效率工資理論認為:工人是異質的,他們的能力不同,這一信息在廠商與工人之間是不對稱的。

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資和能力正相關,能力不可觀察,廠商提供一個較高的工資將導致申請者隊伍具有較好的平均質量,且能提高利潤。如果補缺工人的成本是高的,廠商可以通過高工資,得以降低離職率。

這種反逆向選擇的措施,使廠商將工資提高到市場出清水平以上,形成效率工資,而全體廠商都采取這一措施時就會造成工資粘性和非自愿失業增加。效率工資理論可用來解釋當前我國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和失業問題。國有企業面臨嚴重的虧損,一些企業不是降低工人工資,維持既有的企業就業率,而是讓一些工人下崗,即企業在自然狀態不利時,調整勞動數量,而不調整或微調工資,使一些企業的工資呈粘性。

主要原因是工資成為生產效率的激勵因素。企業面臨市場的競爭,必須采用新技術和錄用高素質工人,讓低素質工人下崗。這既可以減輕企業負擔,也是對在崗工人提高素質和生產效率的一種潛在激勵。同時,較高工資有助于減少高素質工人跳槽的道德風險。當企業之間相互展開對高素質工人的競爭時,就會逐漸抬高市場流行工資,形成效率工資。保持或提高現有工人的工資水平,有助于增進效率,否則人才外流。我國國有企業隱性失業長期大量存在,工廠開工不足,勞動力處于半閑置狀態,讓低能力工人下崗,工資總水而上升,達到減員增效。效率工資的存在并不會導致產品價格上升,下崗工人增多造成就業不足,居民消費需求不振。

21教育的

信號發送功能與居民消費需求不足。Spence(1974)的教育信號發送模型表明: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有關雇員能力的信息不對稱,雇員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但雇員的教育程度向雇主傳遞有關雇員能力的信息,原因在于,接受教育的成本與能力成反比,不同能力的人的最優教育程度是不同的。高能力的人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能力的人區分開來。如果教育不影響勞動生產率,它只具有傳遞信號的作用,這樣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種浪費。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后原有文憑結構的信號傳送功能弱化,迫使人們追求高學歷和少數名牌高校。擴招后引起畢業生素質總體上呈下降趨勢,競爭更加激烈,出現了報考名牌大學熱,一般院校或技術學校少人問津,考上大學不上重新補習人數增多,大學本科畢業很多選擇考研等現象。其實大多數讀研并不增加多少研究能力,只是增加一些實用型知識,和本科教育雷同,對提高個人素質幫助不大。在本科文憑已不太能顯示個人能力的情況下,教育的信號作用必然會導致人才高消費,從而對整個社會來說造成很大浪費。追求高學歷教育使居民預期教育投資增大,提高了居民儲蓄傾向,預防性儲蓄增加會相應減少即期消費支出,而學校的擴張支出作為公共開支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相對有限。高等教育普及雖然可以提高我國長期發展能力及人力資本,有利于長期增長,但短期內對經濟的抑制作用明顯。

(二)商品市場的價格粘性在壟斷競爭市場上,廠商面臨的需求曲線是一條折彎曲線(見圖2)。在不完全信息下,廠商之間的博弈結果如下:

(數字只代表相對大小,正值表示利潤增加,負值表示利潤減少)當總需求變化不大時,一家廠商需求的增加往往意味著其他廠商需求相應減少。博弈的短期均衡是:(降價,降價)。但這一均衡卻不穩定,取決于廠商對于目前利潤的態度,當這一過程持續下去,直到降價帶來的利潤為零或很小時,最終均衡將是:(不變,不變),即價格在當前水平粘住。

這表明當一家廠商漲價或跌價時,其他廠商理性地“跟跌不跟漲”,反應不對稱,致使需求曲線彎折為彈性不同的兩段DB和Bd,相應的邊際收益曲線MR也折為兩段。只要邊際成本曲線MC的變動不超出MR的垂直間斷區間,廠商的均衡價格P3就很難變動。當前在我國商家之間的競爭性降價就是造成價格水平難以上升的重要因素。

(三)資本市場———信貸配給、債券市場萎縮和低層級資本市場均衡資本市場的重要功能就是如何解決出資人與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不同資本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及解決方式差異,決定了一國融資結構。

在信息不對稱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甚至還會導致市場萎縮直至消失,從而儲蓄難以有效轉化為投資,企業投資水平大幅下降。

11信貸配給。在銀行識別借款人和試圖影響借款人行為的貸款合約中,利率具有重要的篩選和激勵機制。當銀行與借款人之間存在著有關項目投資風險的信息不對稱時,銀行的期望收益取決于利率與投資風險分布,銀行最大化其期望收益必然會導致信貸配給(見圖3)。

實際均衡利率在r3,而不在r′,在r3處存在超額需求D3∃S3,銀行將實行信貸配給。特別地對于中小企業,由于它們只能從當地銀行借款,在通貨緊縮時期,經歷著衰退的當地銀行又很不情愿貸款,致使那里信貸配給更加嚴重。面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動,微觀層面的銀行的信貸配給行為,即進行信貸數量調整而不對利率作調整,會加劇經濟波動的深度。

我國當前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受阻,難以發揮積極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信貸配給嚴重。經濟蕭條時期,信息不完全程度變大,導致不確定性增強,債權人風險厭惡程度將增加,這或者是由于借款者的資產凈值降低(由高于預期的違約比率引起),或者債權人識別風險的能力增加,都會導致他們更不愿意發放貸款。

當貨幣當局通過諸如降低法定準備金等措施鼓勵貸款時,這種努力很少會有效。如果從貸款得到的最大收益對風險貼現之后仍低于從短期無息國庫券獲得的收益,那么,銀行就會明顯地將其資金投向國庫券。這種狀況因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內部存在著嚴重的委托—問題顯得格外突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存在嚴重缺陷,委托人難以對人進行有效監督,只能采取簡單而嚴厲的監督措施,如信貸質量考核上的嚴格責任追究制,導致作為人的銀行經營者風險厭惡程度急劇增大。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信貸人員的努力程度不能觀察,但工作結果,即資產質量卻可觀察,迫使信貸人員貸款時過度謹慎,貸款增長減慢。

如圖3中所示,銀行的信貸供給曲線由S(r)下移到S’(r),相應地均衡時的超額需求由原來D3∃S3擴大到D3∃S’,信貸配給程度趨于嚴重。當前我國信貸配給突出表現為信貸集中,即貸款投向主要集中在少數大企業、發達地區。嚴重的信貸配給使這些企業或地區的資金成本得以下降(較低的利率和抵押擔保要求),同時其他地區

和中小企業信貸可獲得性卻大大降低。

從而造成各地區、各類企業間的發展極不均衡,阻礙了經濟的持續增長,銀行的信貸風險也相應集中。

21企業債券市場萎縮。Myers和Majluf(1984)的新優序融資理論認為:如果廠商與外部投資者之間存在著關于投資項目的信息不對稱,企業資本結構和融資決策就可以通過向外傳遞信息,影響企業的市場價值。從原股東的利益出發,廠商的最佳融資順序是:內部積累資金,債務融資,股票融資。

而我國當前企業融資的偏好順序與之恰好相反,依次是股票融資、銀行貸款、債券融資、內部融資。導致我國企業融資過度依賴于銀行,而企業債券市場則極度萎縮。筆者(2002)從經理人激勵的角度,采用不完全信息下的不完全合同方法,分析了我國企業債券市場萎縮的成因。我國國有控股企業存在著特殊的委托—問題,由于信息嚴重不對稱(經理人行動不可觀測,只能觀測到產出結果,而這種結果往往又被行政干預等外部因素所混同,對經理人的監督和評價約束變得異常困難)和真實所有者缺位,難以形成激勵相容的最優合同,必然會導致內部人控制,經理人的控制權收益表現尤為突出。在內部約束難以奏效的情況下,各種融資方式形成的外部約束對控制權收益的影響將是我國國有企業經理進行經營決策的首要因素。

比較各種融資方式,股票融資對經理控制權收益最小,其次為銀行貸款,而企業債券融資在各種融資方式中對經理的約束最強。分散的債券投資者迫使經理將企業收入流及時分配給投資者而不是自己揮霍,或使企業再融資協商變得困難,有助于揭示企業經營狀況的真實信息,并通過聲譽機制對經理人形成強有力的約束。當債務人無力償債時,迫使企業進行清算,經理人的控制權收益則完全喪失。債券市場的強約束使經理人對債券融資需求萎縮,制約了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31中小企業融資、適度信息披露與資本市場低層級均衡。各層次資本市場對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同,據此資本市場的層次結構可分為:民間融資、地方性資本市場、銀行信貸市場、準全國性資本市場如二板市場、全國性資本市場(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融資)和國外資本市場。王宣喻、儲小平(2002)認為:不考慮資本市場資金拆借的利息成本和執行成本,那么影響私營企業融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將是各層級資本市場要求的信息披露機制。越是高層級的資本市場,要求私營企業披露的有關經營方面的信息就越多,而在現階段,經營信息的披露給私營企業帶來潛在的經營風險,例如違法行為以及技術信息、產品信息等。

中小企業在其壯大過程中,需要依次從低層級資本市場走向高層級市場,企業在各層級市場之間選擇時,必須考慮融資收益和融資成本,特別是信息披露帶來的經營風險成本。

以下的分析表明(見圖4和圖5):由于各層級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程度(K)及披露成本不同,存在著多重均衡,即低端均衡L和高端均衡H,與之對應的最優信息披露是K3L和K3H。

假定企業的邊際生產收益MR是融資量的嚴格增函數(圖4),不考慮其他因素,只考慮信息披露和財務成本對企業融資的影響。在企業由低層級市場向高層級市場轉變初期,信息披露的增加對企業經營風險影響不大,財務成本也能得以降低,因而邊際成本MC呈下降趨勢,等到了一定的資本市場層級,信息披露的增加便會導致企業經營風險急劇上升,同時信息披露的各項財務支出也會增加,因而MC曲線將逐步向上,企業的資金需求曲線DD即是MC位于M和N之間的部分。在圖5中,假定資金供給量隨著企業信息披露程度的增加而嚴格遞增(SS曲線),那么由U形需求曲線決定了存在著兩個均衡,即低端均衡和高端均衡。表明在經營環境規范和知識產權保護好的國家,其信息披露成本相應較低,中小企業的融資將獲得高層次均衡,二板市場等高層次市場能夠得到充分發展,而較少依靠低層次市場。

在經營環境差,信息披露不規范的國家,比如我國,中小企業將更多地依賴低層級資本市場(如民間借貸市場)提供資金支持,高層次市場難以建立起來以滿足中小企業主要的融資需求。在我國,民間借貸作為層級最低的資本市場,借貸手續簡便,借款人不需要提交有關企業經營方面的信息,甚至可以不用告訴貸款人借款的真實用途,貸款人僅依據對借款人個人信息的了解和憑借熟人的擔保就愿意貸出款項,借款人的交易成本因而大大降低。此時,企業的融資成本僅包括利息成本,不需要考慮由于經營信息披露而帶來的風險成本。而對于銀行信貸私營企業往往不愿按銀行的要求提供所有信息,這是很多私營企業在較高層級資本市場融資困難的重要原因。

三、結語

以上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分別用效率工資理論解釋了我國的失業上升和企業成本下降,用教育信號傳遞模型說明居民預防性儲蓄增加導致即期消費需求不足,用拆彎需求曲線解釋價格為何難以上升。在融資方面,分別用風險厭惡、人問題及適度信息披露說明了信貸配給嚴重、債券市場萎縮、中小企業融資低層次均衡,進而導致投融資不足。由于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造成市場機制失靈,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加深,因而可以通過改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的狀況來減輕通貨緊縮的持續程度,促使經濟早日走向穩定增長。

(1)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

建立有效的委托—機制,完善銀行經營者的考核辦法,減少過于嚴厲的信貸質量的指令性考核。

(2)規范和發展市場信息披露。培育和規范勞動力中介組織與勞動力市場,充分失業率及職位需求信息;規范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使投資者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決策,促進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改善銀行信貸風險評估的指標體系,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3)由于現階段民間借貸是私營企業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必須承認民間借貸市場的合法性,積極引導而不是取締。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體系,允許國有資本和民間資本共同參與,并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信用體系與信用擔保體系。

(4)政府在宏觀政策上要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增強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使市場主體能產生穩定的預期,減少不確定性。加快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適度發展高等教育。限制公共物品價格大幅度提高,如教育、醫療,提高人們的消費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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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洪正,王繼權.從經理人激勵角度考察我國企業債券市場萎縮成因[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2,(6).

篇6

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碰到的最大問題是中小企業和金融市場之間、金融中介之間存在著信息收集、分析和傳播方面的障礙，因此，中小企業在金融市場上融資有規模不經濟問題，在債務市場上融資會面臨信貸配給問題。通過分析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如何引起金融中介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采取信貸配給，進一步分析緩解信貸配給的理論方法，是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特別是債務融資困難的基本方法。

(一)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

信息不對稱是指一方擁有相關的信息而另一方沒有這些信息，或者后者擁有的信息沒有前者多，從而對信息劣勢者的決策造成很大影響。在金融市場上，借款者一般比貸款者更清楚投資項目成功的概率和償還貸款的條件及動機。正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交易中就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就可能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羅斯查爾德(Rothschild)和斯蒂格里茨(stigliz,1976)通過對保險市場的研究得出，在保險費率給定的價格水平上，高風險的投保人將購買更多的風險，而低風險的投保人將購買更少的風險，由此導致高風險的消費者把低風險的消費者趕出保險市場，產生逆向選擇行為。而對于信貸市場，由于信息不對稱，銀行不能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借款者，從而會選擇一個對自己有利的盡可能高的利率進行信貸配給，但利率的逆向選擇效應，使得借款者發生分化，從而把高質量的借款者擠走，而留下低質量的借款者，或者較高的貸款利率誘使企業去選擇風險更大的投資項目，銀行面臨著更大的還款風險。

在借貸市場，道德風險是指那些愿意支付較高利率的借款者，可能會選擇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即高利率對項目進行資產投資的借款方所持風險的刺激作用，會鼓勵企業(借款方)從事成功率不高，但一旦成功收益很高的項目，從而會加大銀行貸款風險。

(二)信貸配給

國外學術界對于信貸配給的生成機制有著各種理論解釋，其中斯蒂格利茨等人以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為基礎所建立的理論模型最具影響力。斯蒂格利茨和韋斯(stiglitz＆Weiss，1981)在關于信貸配給的經典文獻中指出，在信貸市場上，當銀行不能觀察借款人的投資行為而引起信貸風險時，提高利率以補償風險反而會使低風險的借款人退出市場的逆向選擇行為，但并不能使高風險的借款人減少借款。銀行寧愿選擇相對較低的利率水平而拒絕一部分貸款要求。這樣，就產生了信貸配給問題。由于中小企業普遍投資風險較高，所以，他們自然就成了信貸配給的犧牲者。

惠特(Whette,1983)的信貸配給模式拓展了斯蒂格利茨等人關于借款人在風險厭惡的條件下信貸配給機制的理論。他指出，在借款人風險中性的條件下，銀行的抵押品要求也可能成信貸配給的內生機制，因為對于風險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樣可能引起逆向選擇，從而減少銀行的期望收益。

貝斯特(Bester，1985，1987)的論文進一步討論了抵押品在信貸配給中的作用，貝斯特認為，抵押品可以和利率同時作為銀行分離貸款項目風險類型的甄別機制，即銀行可以通過企業對抵押品數量的變動的反應敏感程度來分離高風險和低風險的貸款項目。

(三)銀行對中小企業的關系型融資理論研究

關系型貸款，這是指銀行的貸款決策主要基于通過長期和多種渠道的接接所積累的關于借款企業及其業主的相關信息而做出。在關系型貸款下，銀行的信息積累既可以通過平時辦理企業的存款、結算和咨詢業務而附帶地取得，也可以從企業的利害相關者(股東、債權人、員工、供應商和顧客等)以及企業所在的社區獲得；這些信息不僅涉及企業的財務和經營狀況，還包含企業的社會信譽和業主的個人品行。由于關系型貸款不拘泥于企業能否提供合格的財務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適合于信息不透明且資產少的中小企業。

二、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根本原因分析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且，目前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普遍存在的政府強制性制度供給的外生性是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根本原因。

(一)形成了以大銀行為i的高度集中的外生性金融體制

作為一種外生性制度供給而建立起來的國有大銀行體系，其服務領域和對象理所當然地要遵循政府的偏好，另外，股份制銀行大多是依托某種政府部門的背景建立，并未實現真正的政企分開。由于地方政府通過提供明確的、不明確的擔保或其他方式來鼓勵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從而使銀行預期政府是最終償付人，而這種貸款分風險的不對稱性，使得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申請采取歧視的態度。

(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導致了信貸緊縮．從而引起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

由于近幾年我國政府對金融部門的改革和整頓的力度較大，許多中小金融機構正處于整合的過程中。伴隨著中小金融機構數量的減少，相應地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就會減少。此外，由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嚴重，我國政府為了降低不良貸款的比率，放貸更加謹慎，這使得即使很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也很難獲得新的貸款。

(三)政府實施的強制性制度供給效果并不理想

針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問題，我國政府通過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以彌補制度供給的不足，但其有效性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當強制性制度違背了一致性同意原則，即強制性制度與一些人(或部門)的利益不一致時，這些人(或部門)就可能不按這些制度去規范自己的行為，使制度執行很難有效率。

(四)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誘致性制度供給不足

目前我國所存在的嚴格的金融管制對誘致性的制度變遷產生了一定的阻力，例如，對面向中小企業服務的成長性中小銀行的市場準人的限制。又如，針對金融租賃業以前的混亂狀況，央行于2000年將金融租賃公司的注冊資本規定為5億元，市場的準入門檻一下子提高了許多，這就使得適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租賃業發展緩慢。于是，各種誘致性的制度供給由于政府所實行的強制性制度而減少了。

三、構造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持體系框架

(一)構建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持體系的核心原則

鑒于我國的特殊國情，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問題，提高中小企業融資制度效率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倡導或組建各種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而在于營造內生性中小企業融資制度成長的環境。主要通過中小企業相互之間的資金流動與組合，激勵與約束的矛盾運動，自發地去尋找解決其資金供求矛盾的方法和途徑，政府的扶持僅通過其內在因素而發揮作用。

(二)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特體系的框架

1．切實提高中小企業競爭力

不同規模的企業都有其最適合生存的領域，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都具有存在的價值和空間，在社會經濟中有各自的生態位，中小企業的關鍵是要提高競爭力。中小企業要從品牌和企業自身經營素質兩方面人手，建立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的發展體系。

2．建立多元化的間接融資體系

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及直接融資市場體系發育晚的現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間接融資將是成長性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因而，要解決成長性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適應經濟主體多元化的實際，必須構建多元化的間接融資體系。發揮國有商業銀行的主渠道作用；放開市場準入，大力發展各種中小金融機構；促生民間金融機構，發揮民間資本市場功能。

3．拓展適合成長性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體系

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程度時，就要進入資本經營階段，必須借助直接融資才能發展壯大，這是企業發展的規律。我國的中小企業過度依賴于金融中介的間接融資，既限制了融資規模，又增加了融資成本，也不利于中小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科技創新。另外，間接融資體制以安全性為前提，向風險性科技型成長性的中小企業投資少。因此，應當開辟多種形式的籌資渠道，允許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4．建立完善信用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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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溫州銀行業目前的服務困境分析

1、信貸配給顯著，中小企業在市場中所占份額與得到的金融支持份額不成比例

根據溫州統計局的資料顯示，截止2011年6月底，溫州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993家，其中99.5%屬于中小型企業，而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溫州2011年上半年的銀行貸款中，僅有20%左右流入中小企業，顯然，還有很多的中小企業貸款需求得不到滿足，這與中小企業在市場中所占的份額不成比例。產生信貸配給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貸款風險上升，目前的銀行服務無法進一步降低風險，只有提高貸款利率，最終導致信貸配給。

2、銀行服務的“經濟穩定器”作用不明顯，甚至加劇經濟波動

一方面市場中有大量的資金在游走，尋找投資機會，2011年民間借貸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調查數據顯示，有1100億元民間資本活躍在借貸市場上，說明資金的疏導渠道不暢，資本的逐利性很容易引發實體經濟的波動；另一方面，民間借貸年息卻高達72%～96%，可見中小企業對資金需求的缺口巨大，而2011年民間借貸風波爆發后，銀行業加入了要債大軍，原本取得銀行貸款的少數中小企業的資金鏈更是雪上加霜，最終導致企業倒閉、老板跑路現象的發生。

銀行服務的“經濟穩定器”作用失調的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目前的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二是作為貸款者的中小企業自身信息不透明導致商業銀行的惜貸。

可見，不管是信貸配給顯著還是銀行服務的功能失調，產生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如果能結合溫州的中小企業協會發達、產業集群特征明顯的優勢，成立可以改善信息不對稱的行業銀行，將對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改善目前的信貸配給有很大的進步意義。

二、結合區域特征構建行業銀行

1、溫州產業集群特征

目前，溫州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五大產業集群：低壓電器產業集群、鞋革產業集群、服裝產業集群、眼鏡產業集群和打火機產業集群，按產值規模可劃分為三類：三角形產業集群、梯形產業集群、方形產業集群。

三角形產業集群。低壓電器產業集群屬于三角形產業集群，三角形頂尖是正泰和德力西兩家年產值超過40億元；第二層是產值超過1億元的有12家企業；第三層是產值超過5000萬元的16家企業；第四層是產值超過1000萬元的115家企業；最底層為產值在1000萬元以下的3000多家企業，總體呈三角形產業集群。梯形產業集群。服裝和鞋革產業集群屬于梯形產業集群，以服裝類為例：位于最上面的是年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的30家企業；第二層的是年銷售收入超過500萬元的850家企業；底部第三層的是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下的1000多家企業。總體呈梯形產業集群。方形產業集群。打火機和眼鏡產業集群企業規模相差不大，它們中最大的產值只有3000萬元左右，總體呈方形產業集群。

顯然，產業集群的形狀與集中度有關，頂部越尖的集群，集中度越大，位于頂部的企業在整個產業中的信息收集、議價、成本控制等能力也越強，三種群模式中，三角形集群的集中度最高，梯形集群次之，最差的是方形集群。

2、行業協會在產業集群形成中的作用

溫州產業集群是由最早的“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發展而來的，企業內部多為家族管理模式，企業間的關系也有著親戚、同鄉等鄉親關系，遇到困難時也更容易形成行業協會來抱團取暖，在產業集群發展過程中，行業協會有著巨大作用。

行業協會的對外作用。（1）行業協會通過要求低行政成本的方式對國家政府構成壓力，獲取稅收和行政執行的低成本以促進產業發展。（2）行業協會通過游說或政治參與等方式介入行政決策或政治程序，進而獲取有利于產業自身發展的資源，促進產業升級。

行業協會的對內作用。（1）在技術及其研發方面，行業協會幫助企業在生產過程和生產技術上促進產業升級，甚至通過共性技術的設計和研發實現價值鏈轉移。（2）在生產內部管理環節，行業協會可以協調標準制定、統一平臺提供和信息共享。（3）在品牌營銷方面，為產業品牌的創建進行提供行業內的公共服務。

總之，行業協會是溫州各行業在發展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可以在行業內發揮資源共享及提供公共服務的民間組織，該種組織對所在行業內的企業信息比較了解，也具備一定的威信。

3、根據集群特征構建行業銀行

發揮行業協會的資源優勢，由行業協會牽頭，主干企業參與，根據集群特征構建行業銀行。對于三角形產業集群和梯形產業集群，可以由所在的行業協會牽頭，由處于頂層的的企業為主要參與成員，橫向構建行業銀行。比如由低壓電器行業協會牽頭，由正泰和德力西為主要參與成員成立低壓電器行業銀行，由鞋革類行業協會牽頭，由奧康、紅蜻蜓、康奈等為主要參與成員成立鞋革類行業銀行，由服裝行業協會牽頭，由報喜鳥、森馬等為抓喲參與成員成立服裝行業銀行；對于方形產業集群，可以由行業協會牽頭，由產業中的大部分企業共同出資成立供應鏈銀行，比如打火機集群，可以由打火機行業協會牽頭，由各協會會員共同出資成立打火機行業銀行。

三、信息改進視角下行業銀行的優勢分析

與傳統商業銀行比較，行業銀行在信息對稱、交易成本、風險控制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優勢。

1、行業銀行具有更透明的信息優勢

溫州企業90%以上是中小民營企業，與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的財會制度不健全，財務行為不規范，財務信息失真嚴重；大多數中小企業融資記錄較少，致使中小企業信息透明度差。另外，中小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不如大企業合理、規范，企業家往往是企業的實際控制人，這樣就使得關于企業家自身的一些私人信息，如身體狀況、情感波動以及價值觀等，成為判斷企業風險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些信息的通明度就更差了。信息的透明度差，這也是目前產生信貸配給的主要原因。

行業銀行相對傳統商業銀行在以上這些方面具有更大的信息優勢。首先，溫州的產業集群由“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發展而來，企業間的關系也有著親戚、同鄉等鄉親關系，因此，企業家之間的“私人信息”對由行業協會牽頭成立的行業銀行來說，也變成了“公共信息”，更加透明。其次，參與到行業銀行的主干企業掌握著行業發展的最新動態，對行業的發展的趨勢把握更到位，同時，由于業務上的競爭或合作關系，主干企業對同行企業的進貨渠道、生產成本、生產技術、銷售狀況、財務狀況、管理狀況等信息更易取得并進行甄別分析，而主干企業與行業銀行的合作，可以將這些信息進行再次利用，為行業銀行服務行業內部企業的決策提供有力的信息保證。

2、行業銀行具有更低廉的交易成本優勢

銀行與企業達成一項融資交易，其交易成本可以劃分為事前的交易成本（BC）和事后的交易成本（AC），則總的交易成本（TC）函數TC=BC+AC，假設傳統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的交易成本為TCL=BCL+ACL，行業銀行的交易成本為TCS=BCS+ACS。

事前的交易成本（BC）主要包括貸款前對貸款企業的信息搜索成本、談判成本。對傳統銀行而言，中小企業的融資記錄較少，對中小企業的信息搜索多限于企業提供的財務報表，而中小企業的財務相對不健全，因此，傳統銀行對中小企業準確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信息索更加困難，成本較高，而對民營企業家的個人信息搜索成本更加高昂；對于行業銀行來說，同行加企業家間的親友關系，行業銀行很容易從主干企業那里取得貸款企業的經營、財務信息和企業家的個人信息，信息搜索成本大大降低，這種關系型融資的的談判成本也很低，甚至為零。因此行業銀行的貸前交易成本低于傳統銀行的貸前交易成本：BCL>BCS。

事后的交易成本（AC）主要包括貸款后對貸款企業的監督成本及違約的損失。傳統銀行一般通過限定貸款用途、監督貸款去向等方法對貸款進行監督，這種監督多通過實地調查、資金運動軌跡的手段進行，這種控制方式下容易產生造假漏洞，效果相對較差。行業銀行對貸款企業的監督相對方便，因為主干企業日常合作或競爭中搜索的信息可以在行業銀行貸款過程中二次利用，分攤了信息搜索成本，因此在進行合作或競爭的過程中就可以進行貸款的監督，節約了專門進行監督的成本，而且獲取信息的方法也不局限于實地調查或資金活動軌跡跟蹤，可以在業務合作和競爭中進行信息搜索和印證，豐富了監督的途徑提高了信息質量，大大降低監督成本同時提高監督質量。對于違約損失通常指一筆貸款損失扣除抵押物變現值后的凈損失，因此違約損失凈額的大小取決于貸款損失的大小和抵押物變現值的大小，與貸款損失額成正比，與抵押物變現值成反比。相對傳統銀行，由于行業銀行的具有行業背景，行業銀行對本行業企業抵押資產的變現速度和變現能力更強，另外，貸款企業違約在行業協會很可能形成信譽損失，加大了企業的違約成本，降低違約風險，因此，行業銀行的違約損失也較傳統銀行低。所以，行業銀行的時候交易成本也低于傳統銀行的事后交易成本：ACL>ACS。

綜上可以看出，行業銀行在交易成本上比傳統銀行有優勢：TCL

3、行業銀行具備更大的風險控制優勢

和傳統銀行相比較，行業銀行在貸前、貸后、違約三個階段都具有風險控制優勢。首先，行業銀行是由各行業協會牽頭成立的，行業協會內部企業是圍繞某一產業發展，產業特征較為明確，行業銀行較易了解和把握企業信貸的需求程度，從而減少了逆向選擇風險，同時，行業協會內部的企業眾多，銀行也可以在同類企業內進行比較和選擇，因而能降低銀行的經營風險。其次，貸后在行業協會的協助下，行業銀行更加了解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和風險所在，通過商會提供的信息比企業自己提供的報表更可靠，在很大程度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的風險。最后，因為行業協會與本行業企業的“親緣關系”，協會對企業資信度、產品的市場前景、設備價值的判斷都會比較客觀準確，而且有行業自身的風險測算辦法。企業申請擔保貸款后，協會可根據其貸款時限、貸款金額，組織專業人員對企業提供的可資抵押物進行審核、評估。如果抵押物是生產設備，協會可預測該設備貸款時限后的市場價值，并與行業內需要該設備的企業先行簽訂購買意向書。這樣，即使申請擔保的企業到時無法償還貸款，也可利用業內兼并方式降低風險，甚至可以滿足規模企業低成本擴張的需要。

綜上所述，結合溫州區域特征基于行業協會基礎上的行業銀行較傳統銀行在信息優化、交易成本降低和風險控制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從金融中介的演變上來看具有演變優勢，如果能加以政策引導扶持，能更好地服務溫州地方中小企業。

四、發展新型金融機構的政策建議

1、借助金改東風完善金融政策，為新型金融機構發展鋪路

由民營資本參與的金融機構，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于探索階段，政策準入一直是壓倒民營資本進軍金融業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策松動的溫州，借助金改東風，完善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政策，為發展新型金融機構鋪平政策道路。

2、加強引導行業協會的自我完善，發揮行業協會的潛在能量

行業銀行是由行業協會牽頭組織，過去的行業協會是一種松散的民間組織，沒有完善的內部制度，在委以重任前，政府最好引導行業協會進行自我完善，以便更好地應對更加苛刻的政策要求。

3、協調行業銀行與傳統商業銀行的對接，更好服務中小企業的同時分散金融風險

與傳統商業銀行比較，行業銀行更專注服務于某個行業內部，因此，風險相對集中，協調好行業銀行與傳統銀行的對接，不但可以彌補傳統銀行中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部分不足，而且可以將行業銀行這個小籃子放進傳統銀行的大籃子里，分散金融風險。

（注：本文系溫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區域特征視角下溫州新型金融機構發展模式研究”（編號13wsk199）和溫州市科學技術局項目“信息改進視角下溫州新型民營銀行發展模式研究”（編號R20140051）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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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微企業 融資理論 融資選擇

近年的理論與實證研究表明，商業銀行信貸融資對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而言，仍然是最簡單、最直接、最快捷、最有效的外部融資方式，在所有外部融資中所占比例最高。目前，小微企業融資信貸的理論較為分散，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學科，而且目前專注于研究小微企業信貸融資理論的文章較少。本文綜合運用資本結構理論、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小微企業信貸理論對小微企業信貸融資問題進行梳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一、資本結構的MM理論及其延伸理論

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長期資本來源的構成和比例關系。從理論溯源上來看，資本結構理論主要是運用微觀定量的方法來研究企業的融資決策。

（一）MM理論。現代資本結構研究的起點是1958年，學者莫迪利阿尼Modigliani和米勒Merton 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與投資理論》，該文基于完美資本市場的假設條件，來說明資本結構（企業長期融資結構）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按照是否考慮企業所得稅，MM理論分為“無稅MM理論”和“有稅MM理論”。

1.無稅MM理論。

命題I：在不考慮企業所得稅的情況下，無論企業是否有負債，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價值無關。在這種情況下，說明企業的加權資本成本與其資本結構無關，僅取決于企業的經營風險。這個結論就是著名的“資本結構無關論”。其表達式為：

VL=EBIT/K=VU=EBIT/K

式中，VL為有負債企業的價值；VU為無負債企業的價值；EBIT為企業永續的預期收益；K為有負債企業的加權資本成本；K為既定風險等級的無負債企業的加權資本成本。

命題II：有負債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隨財務杠桿的提高而增加，即企業權益資本成本隨負債程度的增大而增加，其表達式為：

K=K+風險溢價=K+（D/E）×（K-K）

式中，K為有負債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K為無負債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Kd為稅前債務資本成本；D為有負債企業的債務市場價值；E為其權益市場價值。

2.有稅MM理論。基于考慮企業所得稅條件下的MM理論，最顯著的特征是說明債務利息抵稅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命題I：有負債企業的價值等于具有相同風險等級的無負債企業的價值加上債務利息抵稅收益的現值。由于債務利息可以稅前扣除，形成了抵稅收益，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價值。其表達式為：

VL=VU+T×D=VU+PV（利息抵稅）

式中，T為企業所得稅稅率，D為企業的負債數量，T×D又稱杠桿權益。

命題II：有負債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等于相同風險等級的無負債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加上與以市值計算的負債與權益關系成比例的風險報酬。其表達式為：

K=K+風險報酬=K+（K-K）（1-T）（D/E）

1977年，Merton Miller進一步提出了同時考慮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資本結構模型，他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會降低無負債公司的價值。其表達式為：

VL=VU+[1-（1-T）（1-TS）/（1-TD）]D

式中，Ts為個人所得稅稅率；TD為債券所得稅。

（二）資本結構的其他理論。MM理論的觀點與當時理論界的主流觀點相矛盾。因此，該理論一經發表就受到了激烈的批判。雖然該理論的一系列基礎假設在現實中難以成立，但是它顛覆了原有理論研究的慣性思維，為分析企業融資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此后，理論界學者在MM理論的基礎上不斷放寬假設，從不同視角進行了大量研究。

1.權衡理論。權衡理論通過放寬MM理論完全信息以外的的各種假定，考慮在財務困境成本、稅收、成本分別存在或共同存在等條件下，資本結構如何影響企業市場價值。該觀點對MM理論的修正意義在于，指出負債為企業帶來利息抵稅收益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陷入財務困境的成本。

Robichek（1967）、Mayers（1984）、Kraus（1973）、Rubinmstein（1973）、Scott（1976）等人都對權衡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考慮了財務困境成本現值和成本現值的影響后，其表達式擴展為：

VL=VU+T×D-FPV（預期財務困境成本的現值）

1984年，Bradley提出了“靜態權衡模型”的標準表達，包括考慮稅收優惠的破產成本權衡模型，并涵蓋債務的成本觀點和非違約狀態中非債務矛盾的潛在損失。Kane和Schwartz是最初考慮“動態權衡模型”的學者。在2006年，Frank和Goyal代表性地闡述了“動態權衡模型”的中心思想。權衡理論有助于解釋一些企業債務的難解之迷，如為什么有的企業負債比例很低而不充分利用負債抵稅收益？為什么不同行業間企業權益杠桿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

2.理論。1976年，Jensen和Meckling提出了理論。在資本結構的決策中，不完全契約、信息不對稱以及契約關系方之間的利益沖突將影響投資項目的選擇，引起投資過度或投資不足的問題，導致發生債務成本。由企業債務引發的成本和收益的變動，最終都會反映在企業價值上。理論得到了理論界的廣泛認可，因為它充分論證了單一依靠債權融資或者股權融資是行不通的，合理的資本結構應該是兩者的合理搭配。在綜合考慮了企業負債的成本和收益后，資本結構的權益模型可以擴展為：

VL=VU+T×D-FPV（財務困境成本現值）+ FPV（債務成本）- FPV（債務收益）

3.優序融資理論。1984年，Mayers提出了優序融資理論，最早將信息不對稱理論與融資結構聯系起來，改變了過去主要從稅收、破產成本角度出發的研究視角。該理論認為，由于投資者和被投資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因此采用股權方式融資的企業通常都會被公眾認為發展前景不佳。因而，每增發一次新股都可能造成企業股票價格的下降。從而推斷出企業籌資時對不同籌資方式選擇的順序偏好：當企業存在融資需求時，首先選擇內源融資，其次選擇交易成本較低的債務融資，最后選擇股權融資。優序融資理論解釋了當企業內部現金流無法滿足凈經營性長期資產總投資的資金需求的時候，更傾向于債務融資而不是股權融資。但該理論只是考慮了信息不對稱與逆向選擇行為的影響，來解釋企業籌資時對不同籌資方式選擇的順序偏好，并不能解釋現實生活中所有的資本結構規律。

4.其他延伸理論。近年，資本結構理論得到了不斷發展充實，更多的影響因素被陸續添加進來，代表性的包括信號傳遞理論、激勵理論、控制權理論、市場時機理論等。同時資本結構的研究更多與其他學科的研究結合起來，包括行為經濟學、法學、信息學等。一些關于企業融資的創新理論陸續被提出來，如馬爾科姆?貝克、約書亞?科沃爾和杰里米?斯坦（2007）提出了投資者行為慣性理論，并且實證分析了這種慣性如何影響企業的融資方式。

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理論界有了更多的共識，即從長期角度來看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更符合實際情況。艾拉?凱漢和謝里丹?蒂特曼（2007）提出，“通過研究企業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數據（包括現金流、投資數量和股票價格的變化）與公司資本結構變化的相互關系”，并發現“這些數據的變化與權衡理論所預言的資本結構目標相吻合”。

二、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資本結構理論

以MM理論為代表的資本結構理論主要側重于定量研究，而基于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資本結構研究則更側重于動態定性分析，從動態的角度解釋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的最優融資來源。企業生命周期是企業的發展與成長的動態軌跡。從企業融資的角度，可以把企業的成長過程分為幾個階段。隨著人們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三個階段、四階段、五階段、六階段、十階段等不同的觀點。比如一種四階段說將企業劃分成種子期、導入期、成長期和成熟期。

1970年，Weston和Brigham根據企業不同成長階段融資來源的變化，提出了企業金融生命周期的假設，將資本結構、銷售額和利潤等作為影響企業融資結構的主要因素，將企業金融生命周期分為六個階段（見表1）。

三、小微企業信貸理論

目前國內外的實踐表明，商業銀行是小微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提供者。很多學者從宏觀和微觀方面對此展開研究，形成了包括麥克米倫缺口、金融抑制、信貸配給說和關系貸款說在內的一系列理論。

（一）麥克米倫缺口。1931 年，麥克米倫成立的“金融產業委員會”在向英國國會提交的《麥克米倫報告》中提出，在英國的金融制度中存在著小企業融資壁壘：小企業即使可以提供擔保，也難以獲得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在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和銀行的貸款供給之間存在一個很大的缺口，后來該缺口被命名為“麥克米倫缺口”。隨后，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受到了學者的長期關注，英國學者Ray和Hutchinson認為，產生缺口的原因分為兩種：一是由資金的可得性問題導致的資金缺口；二是由融資成本過高導致的資金缺口。趙江和馮宗憲指出還存在第三個原因，融資時限造成的融資約束。

（二）金融抑制。實證研究表明，世界各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麥克米倫缺口”問題。Mckinnon發現在發展中國家這種缺口尤為明顯。在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通常不夠完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政府把廉價的信貸資金通過正規的金融體系配給給政府希望優先發展的部門。這導致很大一部分企業無法從正規的金融系統獲取融資，這部分企業只能依賴內部融資或從非正規途徑的民間金融市場獲取外源性融資，人們把這種現象叫做“金融壓抑”。

（三）信貸配給。眾多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從微觀層面上看，銀行與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是造成金融機構不愿意給中小企業融資的一個重要原因。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安德魯?維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市場中的信貸配給》中指出，由于借貸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很難從千差萬別的各類貸款申請中有效分辨哪些借款人確實有能力及時償還借款，哪些借款申請人有違約風險，哪些借款人屆時根本沒有還款能力，這就會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產生。為了降低風險，銀行會把利率降低到均衡利率以下，鼓勵資信高的企業進入，將資信低的企業限制在外，這種現象被稱為“信貸配給”。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通過一定的“信貸配給”制度來實現競爭情況下的均衡狀態。

從上述分析可以推斷出：由于市場上各種類型的借款者的資質情況各不相同，當信息不對稱情況存在時，必然有一部分借款人因為信息不能有效傳遞，而導致金融機構的不認同，無法從金融結構獲得借款，盡管他們可能仍然能達到金融機構的放款要求、甚至愿意承擔更高的資金成本，這種現象被稱為“界定現象”。所以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提出貸款需求時，對小微企業持審慎態度，甚至不得不放棄有良好發展前景的小微企業的正常信貸需求。因此，關于小微企業“信貸配給”的問題是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理論的重要部分。

布拉滕施佩格（1978）進一步明確了“均衡信貸配給”的定義。希爾德加德?惠特（1983）在斯蒂格利茨和維斯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擴展了信貸配給模型理論。貝斯特（1985）對抵押品的用途進行了深入探討，泰勒爾（2001）通過研究指出，當道德風險存在時，借款主體自有資本的大小可以決定其借款能力大小。

（四）關系貸款學說。美國學者Berlin和Mester將銀行的借貸方式分為兩種類型：“交易型貸款”和“關系型貸款”。“交易型貸款”多為一次性或短期交易行為，信用需求不會反復發生。交易所依據的是企業的“硬信息”，比如財務報表、抵押品的質量和數量、信用得分等，這些信息易于表達、量化、方便傳遞。“關系型貸款”是以銀行對借款人保持密切監督、銀行重新談判和雙方隱含長期合約為基本特征。依據企業的“軟信息”（比如業主個人能力、性格、口碑、品行、企業行為信譽等）對客戶的還款意愿和還款能力進行分析。這些信息也稱為意會信息，具有強烈的人格化特征，難以量化和傳遞。

“關系型貸款”作為小微企業融資的主要手段，有助于解決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減少抵押要求。因此，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研究。如米切爾?彼得森和拉詹（1994）與青木昌彥（2001）都指出，為了滿足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一些金融機構也發展了一種區別于傳統銀行信貸審批模式的“關系融資”的特殊融資模式。這種模式，注重通過考察中小微企業的“軟實力”，來決定能否發放貸款。雖然如何判斷軟實力的高低存在中小微企業的相關信息碎片化、獲得方式多樣化、求證難度大、溝通渠道不暢通等問題，但是借貸雙方通過深入交流和信息的不斷積累，可以得到有效的解決。艾倫?伯杰和格利戈里?尤戴爾（2002）指出，金融中介機構內部將會產生一個問題：放貸員工通過與中小企業長期直接接觸，獲得了大量的企業軟信息，但卻難以從放貸員工有效地傳遞給機構的管理層或者所有者；而小型的金融中介機構因為具有較扁平化的管理結構，員工和決策層之間不會間隔太多級別限制，所以它們在關系型信貸中會產生較小的成本。金融機構通過獲得中小企業的“軟信息”，并建立起有效的基于“軟信息”的評估和判斷體系，從而突破傳統的基于財務報表分析和抵押物價值的信貸審批模式，可以幫助中小企業能夠獲得金融機構貸款，同時降低他們的融資成本。

資本結構直接影響著企業的融資成本，進而影響小微企業融資效率。合理的資本結構有利于提高企業價值、提高企業融資效率。在資源總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合理籌集經營發展所需的資金，是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的共同任務。采用科學的資本結構，合理地進行資本成本與資本收益間的權衡，將有利于小微企業的健康發展。X

參考文獻：

篇9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歲之時，先后推出的三篇論文――《兩部門經濟中的異質性資本品配置》、《風險條件下的收入、財富和資本利得稅效應》和《對莫迪利亞尼－米勒定理的審視》已經敏感地意識到產品的“非同質性”（heterogeneous）、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對經典理論諸多假設前提的挑戰。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獻都集中于信息不對稱、風險和激勵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問題。

賈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給》，作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編的《貨幣經濟學手冊第二卷》，其中以專門章節闡述了信用配給在宏觀經濟學以及貨幣經濟學中的重要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獻中，作者歸納了自1919年以來霍特里（Hawtrey）的觀點，明確提出了貨幣經濟學的兩大對立學派――貨幣（或貨幣主義）學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學派（credit school），認為兩者的基本差別在于貨幣政策出發點的不同，前者以貨幣供應量為基礎；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為基礎；這一差別導致了兩大學派在貨幣政策衡量、貨幣工具運用和貨幣政策職能定位上的根本區別。

事實勝于雄辯，思想歷程的逐步成熟必須立足于實踐檢驗。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準則。如果說，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賈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學術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覺基礎上的話，那么本書一方面是對其30年學術思想的延續和拓展，另一方面則更注重實證依據和政策運用。在全部16章中，本書一半的篇幅討論了基于信貸可得性的貨幣經濟學所引申出的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含義，以及金融市場自由化、銀行部門風險與重組等政策問題；并以美國經濟周期和亞洲金融危機論證微觀面因素對貨幣和商業周期的影響。而這些恰恰是貨幣學派的軟肋。

更為有趣的是，作者專門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貨幣理論兩大應用問題。

篇10

1.金融發展或金融抑制對經濟影響的傳導機制

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金融發展或金融抑制對福利影響的相關文獻，金融發展或金融抑制對福利影響的研究，一致隱藏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之中。阿馬蒂亞?森認為，提升福利的前提是要發展經濟和提高收入水平。17-18世紀的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體現出這樣的理論趨向，這個時代的學者已經注意到了良好的資本借貸體系、強有力的貨幣體系及不受約束的金融中介對于產業部門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入20世紀以來，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從企業家創新的角度闡述了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那些擁有卓越才能的企業家只有在信貸和金融市場的支持下發揮才能，從而推動經濟發展。正如熊彼特所說：“純粹的企業家在成為企業家以前必須首先使自己成為債務人”，換句話說，完善的金融市場是企業家才能、創新以及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金融體系的迅速拓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結構也在不斷的變遷，金融結構變遷的規律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引起學者的重視。戈德斯密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金融機構與發展》中指出，金融發展理論的職責是找出決定一國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并闡明這些因素怎樣相互作用，從而形成和促進金融的發展。戈德斯密斯認為，對各國金融發展和金融結構的比較研究，其目的就是在于揭示不同國家在金融發展的不同階段上金融機構的差異，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在20世紀70年代，麥金龍和肖在同一年分別出版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兩部經典著作，兩部著作都探討了金融發展、金融抑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自此以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開始引起學者的廣泛關注，經濟學家不斷探討金融深化對經濟發展的傳導機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理論主要有四種：（1）麥金龍和肖主張取消利率管制，實施利率自由化，通過正的實際利率水平提高儲蓄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其傳遞機制為利率自由化真實利率水平上升儲蓄水平提高經濟增長；（2）卡普和馬西森建議通過利率市場化擴大投資規模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為利率自由化投資數量增加經濟增長；（3）加爾比斯主張通過利率自由化提升投資效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為利率自由化投資效率提高經濟增長；前三種理論的共同之處就是強調了理論自由化或市場化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意義。（4）帕加諾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建議通過金融深化增強金融體系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為金融深化金融體系功能加強經濟增長。

2.我國金融抑制的根源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部分發展中國對金融市場嚴格管制，對利率水平、金融機構業務領域和金融產品創新等加以限制，這些采取相似金融政策的發展中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制定并實施了重工業優先的超趕戰略。發展中國家要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本品，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一是出口初級產品，積累外匯來換回資本品；二是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勞爾?普雷維什認為，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少數工業化國家，處于國際經濟體系的中心；另一部分是廣大的非工業化發展中國家，處于國際經濟體系的。中心國家和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心國家依靠資本和技術優勢占據主導地位，享受著國際分工產生的絕大多數利益。國家由于技術水平落后，生產效率低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主要靠出口初級產品與中心國家發生交往，成為中心國家的經濟附庸，幾乎享受不到國際分工的利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如果依據傳統的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將永遠無法改變貧窮落后狀況。發展中國家出口初級產品，但中心國家對初級產品的需求彈性很低，收入增加并未帶動對初級產品需求的明顯增加。國家進口工業制成品，而制成品的需求彈性較高，收入的增長會顯著增加對制成品的需求。上述特點決定了初級產品的相對價格不斷下降，工業制成品相對價格不斷上升，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因此，普雷維什主張發展中國家通過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實施超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促進國內工業化進程，形成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這樣才能改善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擺脫受控制、受剝削的處境。

發展中中國家一旦制定了超趕戰略，其面臨的目標函數也就隨之確定，即是在重工業優先發展下的資金積累最大化，重工業本身的產業性質決定了這樣的目標函數。從產業性質上看，重工業是一種需要密集資金、投資規模巨大且投資周期長的產業。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為實現超趕戰略的重工業化目標，發展中國家必須對金融進行嚴格管制，原因如下：首先，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是一種稀缺要素，資金的稀缺性導致其市場出清價格較高，即實際利率水平較高，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密集型、大規模、長周期的資金使用成本高昂，不利于重工業化戰略的實現，因此有必要對貸款利率實施上限管制，用低于市場出清利率的優惠利率來鼓勵重工業的發展。此外，嚴格管制存款利率，較低的存款利率有利于銀行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從公眾手中獲取稀缺的資金，達到低成本湊集資金以供工業部門使用的目的；其次，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發展落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短時間內湊集重工業化所需的大規模資金，因此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建立一種最大限度的湊集資金的金融體系。發展中國家限制資本市場的發展，資金供給者與資金需求者的直接聯系渠道被堵，而由國家控制的銀行體系一股獨大，居民分散的資金沒有其他投資選擇，儲蓄成為了唯一的投資方式，銀行也成為公眾盈余資金的唯一投資渠道，資金的供給者與需求者只有通過銀行這種金融中介發生作用，從而最大限度的將公眾的資金集中到銀行；第三，為了克服外匯資金的短缺，有必要對匯率實施嚴格管制，低估本國貨幣幣值，最大限度的增加出口來獲取外匯。對稀缺外匯的使用上也有嚴格的規定，外匯優先用于重工業化急需的進口設備上；最后，為了保證資金按照既定目標的有序流動，必須對金融體系的市場機制進行嚴格限制，以保證金融體系不嚴重偏離國家的總體發展軌道。“金融抑制”戰略就按照這樣的邏輯應運而生。低利率降低了公眾的儲蓄意愿并刺激對資金的旺盛需求，投資需求所需資金遠遠大于銀行體系資金的供給數量，因此國家對有限的資金給予指導性貸款，通過信貸配給的方式將資金優先配給給重工業部門使用，以滿足國家超趕戰略的需要。

具體到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金融市場上，農村金融在整個金融體系中處于一個被抑制和被邊緣化的位置，農村金融抑制的內在根源在于在超趕戰略的重工業化過程中，農村金融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剩余，成為制度變遷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需要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在不同階層和集團之間的分攤機制是決定和影響制度變遷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在發展中國家，實際承擔制度變遷成本的是農村金融部門，本質是由廣大的農村居民和農業部門所支付。以中國為例，我國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其中制度變遷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因為國企改革涉及整個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國企改革的順利推進對于計劃經濟體制國家順利實現轉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國企改革的制度變遷成本高昂。首先，國企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與民營企業共同成為市場微觀活動的主體。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穩定性和壟斷性受到挑戰，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力和控制力減弱，國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有了破產和倒閉的風險，而且體制的慣性使得國企在較之民企更缺乏競爭力和靈活性，這又加大了國企破產的可能性；其次，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承載了絕大部分城鎮人口的就業，國企的破產必然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在我國養老、醫療、失業等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狀況下，國家沒有足夠的財政實力維持失業者的基本福利水平，過多的失業人口會加劇社會的不穩定；最后，我國對國企改革采取的是漸進式改革，政府還需要在較長的時間內維持國有企業的資金水平和市場競爭力，并保證國有企業就業的基本穩定性，政府需要進一步投入較多的資金補貼，而對于已經實現由“國家財政主導型”向“銀行體系主導型”融資模式轉型的轉軌經濟，國企漸進改革的成本讓國家財政補貼難以為繼，金融體系則成了這種制度變遷的實際承擔者，而農村往往成為資金的凈輸出者，農村金融為制度變遷的成本買單。

3.農村信貸約束及其福利效應的實證成果

國外學者對信貸約束的影響因素及其福利效果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多數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的結果均發現，發展中國家農村信貸市場效率低下，貧困的農村地區信貸約束現象非常普遍，農戶的信貸需求很難以得到有效滿足。農戶信貸資金的缺乏會直接或間接的對農戶的技術選擇、生產效率以及農產品食品安全、營養與健康等方方面面產生消極影響。國外的多數研究認為，農戶的家庭特征是影響農戶獲得正規信貸的重要因素。Binswanger and Khandker（1995）基于印度農戶的平行數據研究發現，正式金融機構的貸款對農戶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農村社區的發展。Khandker（1998）注意到小額貸款與其他項目與以工代賑等形式具有相同的福利效果，小額貸款對貧困農戶很重要也很有益。孟加拉國的信貸項目的經濟效益和福利效果，具體來說，研究了信貸項目對農戶收入、小孩入學、勞動供給、財產、化肥和避孕工具等方方面面的影響，結果發現借貸對農戶的產出影響顯著，并且對改善孟加拉國貧困地區農戶的福利發揮著積極作用。埃及的經驗研究表明，農戶正規信貸約束主要受農業收入比、土地面積、家庭規模等因素的影響。非正規信貸市場約束主要受工資收入、家庭資產等因素的影響南非學者研究發現，南非家庭特征與融資約束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較大的戶主年齡，男性戶主、較大的家庭規模、較高的教育水平、較高的收入水平的白人更容易從金融機構獲取貸款。

國內學者對我國信貸約束的原因及其福利效應也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農村信貸約束現象普遍并抑制了農戶福利的改善。沈高明（2004）通過考察收入波動與消費波動間的關系，結果發現二者顯著正相關，說明我國農戶普遍面臨信貸約束，否則理性的消費者應該通過自由借貸來實現平滑消費以滿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何廣文和李莉莉（2005）研究發現，家庭勞動力數量、當前是否有投資及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都有農戶的信貸需求負相關，依靠非農收入為主要來源的家庭信貸需求較弱。朱喜（2006）利用工具變量法研究了農戶借貸對農戶福利的影響，結果發現不管是正規借貸還是非正規借貸都會顯著的改善農戶的福利狀況。李銳，朱喜（2007）利用3000個農戶的微觀數據，計量分析了農戶金融抑制程度及其福利損失。研究結果發現，農戶金融抑制程度為70.92%，樣本農戶由于金融抑制所損失的純收入、凈經營收入、消費支出和家庭資產凈值分別為9.43%，15.43%，15.57%和14.58%。黎翠梅、陳巧玲（2007）基于對湖南的234戶農戶的調研數據研究發現，農戶收入水平和農業生產支出對農戶借貸需求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農戶的非農業生產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對民間借貸需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程郁、羅丹和韓俊（2007）研究發現，農戶家庭收入、生產經營特征和家庭特征是農戶信貸需求行為的決定因素。張建杰（2008）從農戶的社會資本的角度來考察“關系”這種特殊資源在農戶金融抑制中的作用機制，分析表明，社會資本高的農戶正規信貸的實際發生率高且戶均信貸規模大，農戶非正規信貸發生率又隨著社會資本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的趨勢且戶均貸款規模則有增加的趨勢。不同社會資本的農戶通過非正規途徑的信貸發生率高于正規途徑的信貸發生率，且前者戶均貸款規模小于后者，不同社會資本水平對農戶貸款項目的差異不顯著。賀莎莎（2008）基于湖北的調研數據，實證發現當地54.3%的農戶存在資金難題，這些資金缺口難以得到有效滿足。程郁、韓俊和羅丹（2009）分析了制度性信貸配給所引發的信貸需求壓抑現象，認為正規金融機構交易成本過高和不完善的信貸配給機制與農戶風險規避行為交互作用，提高農戶所感知的信貸成本并降低了信貸獲得預期，從而產生了需求型信貸約束。研究還發現，估計型約束和需求型約束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年齡、收入。社員身份及與金融機構的關系等因素對兩種約束郵政不同的影響。金燁、李宏彬（2009）研究發現，農戶民間借貸行為的選擇主要受家庭結構、人口特征及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劉西川，程恩江（2009）從“潛在和隱蔽性”需求出發，依靠特殊的農戶意愿調查，在經驗層面衡量農戶所面臨的正規信貸約束，并用調查數據估計農戶正規信貸約束背后的信貸配給機制。研究發現，貧困地區農戶不僅受到供給信貸約束，也受到需求信貸約束，數量配給、交易成本配給與風險配給是農戶被排擠出信貸市場的三種重要方式。黃祖輝，劉西川，程恩江（2009）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來分析我國貧困地區農戶信貸約束的程度，基于雙變量的Probit模型研究發現，農戶參與正規信貸市場程度低的原因是供給與需求因素的共同的作用結果。工資收入會降低農戶的正規信貸需求，非農收入占總收入越高的農戶越容易獲取貸款，但對信貸需求影響不顯著。由此他們得出結論，在忽視信貸需求的情況下，僅依靠增加供給難以降低農村金融抑制程度，也不能有效的提升農戶的福利水平。白永秀，馬小勇（2010）采用Logistic回歸方法，基于陜西1151戶農戶的調研數據，檢驗了收入水平、非農程度、風險規避趨向、社會網絡等農戶個體特征對農戶正規和非正規信貸約束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收入水平和非農程度對農戶兩類信貸約束都具有負向影響；正規信貸約束受到“關系”的影響顯著，但不受農戶在內的風險規避趨向影響；非正規信貸約束不受“關系”的影響顯著，但受到農戶在內的風險規避趨向等因素影響。鐘春平，孫煥民和徐長生（2010）基于安徽的問卷調查，研究認為安徽農村信貸約束現象并不普遍，大部分農戶的信貸需求可以從各種渠道得到滿足，農戶收入較低和投機機會較少等因素是農民參與信貸市場不積極的重要原因。馬永強（2011）基于全國十省市農戶借貸的微觀數據，分析了影響農戶民間借貸的主要因素。結果發現，信貸約束、利息成本、風險、家庭經濟和人口特征是農戶選擇民間借貸的顯著因素，并且這些因素對不同類型的民間借貸影響不同。

4.結語

國內外關于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戶福利影響的研究文獻很多，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但是參閱眾多文獻后，發現依然有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地方。比如大部分研究文獻以全國或者部分中東部省市整體作為考察對象，忽視了我國幅員遼闊，地區經濟、金融、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這一現實情況，以貧困地區農村農戶的金融行為作為考察對象的研究文獻較少，如果將中東部地區的相關研究結論及對策建議應用于貧困地區，其政策效應可能由于經濟文化差異等諸多原因而南轅北撤，因此專門考察貧困地區金融發展、信貸約束及對農戶福利影響的作用機制，對于全面認識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在研究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文獻中，各文獻把農民的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這忽略了我國貧困地區農村存在的一個社會現象：農民的農業收入在家庭總收入比重持續下降，而非農收入在農民總收入比重中持續上升。不區分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而將二者合為一體進行研究，這可能忽略了農村金融發展對不同類型收入在影響上的差異性。第三，在關于農村金融與農戶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是從流動性約束和不確定性的角度來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很少有學者在直接在傳統的消費函數中引入農村金融發展變量來分析金融發展對農戶消費行為的影響。最后，研究信貸約束程度及其影響因素的文獻，幾乎都是基于計量模型的角度加以研究，從描述性角度來分析的文獻較少，而描述性分析與計量分析相結合，使得結論更加具有直觀性和準確性。此外，在福利指標設計上，大部分學者用家庭總資產或金融資產余額等來作為度量福利的指標之一，本研究用家庭凈資產替代家庭總資產，是一個更好的福利度量是一個更好的福利度量指標。

基金項目：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3PYYJ13）；重慶三峽學院校級重點項目（13ZD1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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