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對外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品牌競爭力的特征

1．競爭的比較性。品牌競爭力是在品牌競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比較能力，這種比較可以是產品質量、成本價格上的比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場能力的比較，還可以是人力資本、管理和經營，以及再生產等環節上的能力比較。在比較中，同一行業品牌表現出競爭的優勢或劣勢。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競爭最直接的目的是獲得更多的顧客，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以實現再生產的高效循環。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潤的獲取。

3．動態性。品牌競爭力的動態性表現為品牌競爭力隨著市場結構和競爭行為的變化而變化，即品牌競爭的優勢或劣勢不是絕對持久的，優勢品牌可能變為劣勢品牌甚至消亡，劣勢品牌可能變為優勢品牌。

4．過程性。品牌競爭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競爭能力的消長是有一個過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競爭力是企業資源配置的產物，也是企業運作系統和品牌管理系統整合的產物，缺少任何一種必要的資源或系統中某一環節整合不佳，都會影響

6．品牌意識不強，管理能力較弱

目前，中國企業的品牌管理能力還較弱，企業商標保護意識薄弱。品牌競爭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國對外貿易現狀分析及問題

由于我國國民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企業競爭力持續增強，所以對外貿易保持了強勁增長勢頭。2008年世界經濟貿易將保持增長趨勢，雖然存在一些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但是中國將繼續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的協調配合，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處理好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的關系，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居民收入將不斷增長，城鄉消費需求將繼續擴張，投資過快增長將得到一定控制，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將更加牢固。但同時也有諸多問題的產生：

（一）對外貿易高速發展與品牌競爭力不足共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得到了世界的矚目，但與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稱號不相和諧的是，我國的品牌競爭力相對落后。

（二）品牌價值較低，附加值差距較大

總體說來，中國品牌顯然較多，但品牌價值與世界品牌價值相比還存在相當的差距。部分消費品市場國產品牌競爭力極弱。在這類消費品市場中，國外的一個或數個品牌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在很大程度上占據了這類消費品市場，而國產品牌的市場競爭力極弱。另外我國外貿品牌的突出弱點就是品牌的附加價值低。品牌附加價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費者欣賞的東西和產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東西，也就是通過品牌給消費者提供的信任感、滿足感和榮譽感，它能通過其商品形式維持一種溢價。在國際上，商標被公認為最重要的知識產權，名牌商標更是如此。跨國公司和許多知名企業視名牌商標為國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護名牌。多年的計劃經濟使我國眾多企業商標意識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護意識。不少企業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競爭力的建議與對策

（一）營造有利于品牌競爭力提高的社會經濟環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社會經濟中的宏觀管理主體，它在促進企業品牌發展中的作用是間接地構建品牌競爭力的政策支持體系，并非在政策上保護中國品牌，而是要在宏觀上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條件，從而在微觀上促進企業品牌競爭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國際，制定品牌競爭戰略

缺乏戰略意識和戰略管理是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面向全球化和網絡信息化，制定品牌競爭戰略是中國企業提高品牌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三）端正品牌觀念，增強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須保持與消費者的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這種關系已經超越了以產品功能為基礎的利益關系，包含了以喜歡為內容的情感關系和以某種信念為核心的忠誠關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費者對品牌的某種信念和在此基礎上的對品牌的忠誠。

（四）重視核心技術，保障技術的持續創新

缺乏核心能力，是中國品牌參與全球競爭的最根本弱點。核心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在全球競爭和技術快速變化的市場，中國企業必須不斷實現技術創新，以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鑒于中國工業化起步比較晚的現實，中國企業技術創新在未來的5-10年還應是采取引進、模仿、自主創新與合作創新相結合的方式，但應逐漸走以自主創新為主、合作創新為輔的戰略，實現從“引進利用再引進”到“引進消化吸收輸出”的戰略轉折。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世界市場競爭的焦點已轉向了多樣化、系列化、優質化、國際化和名牌化的競爭。名牌競爭已成為市場營銷的焦點、核心問題，也是市場營銷的新亮點。因此，我們要占領國際市場，從政府到企業就必須高度重視外貿出口中品牌的建設，增強品牌的競爭力，為進一步擴大出口提供保障，從而更進一步的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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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一國應該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也就是相對機會成本較小的產品，然后和他國貿易，這樣貿易雙方都會獲益。按照李嘉圖的理論，我國應該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新古典的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認為，一國應該生產相對要素密集的產品，按照這一理論我國也應該大力發展勞動力要素密集的產業。而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國出口的商品大都是勞動密集的低附加值產品，一般加工工業的過度發展在我國表現非常明顯，這是市場作用的結果。

普雷維什—辛格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又指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初級產品需求彈性較小，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產品需求彈性較大，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初級產品的需求縮減，初級產品價格下降加快，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不斷惡化。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然會使我國經濟陷入“比較優勢陷阱”，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最終導致“貧困惡性循環”，不利于我國經濟長期發展。如果任由市場調節，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會過度發展，導致落入“陷阱”之中。

那么，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有著什么樣的作用呢?總的來看，我國受貿易摩擦影響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貿易摩擦使得這些產品的出口減少，國內相關的產業規模就會縮減，因此而退出的資源和資金就會流入更高層次的產業，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而一些特殊的貿易摩擦，如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技術性措施，直接要求的就是技術水平的提高，對于提升產業結構的作用更加明顯。從這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對于我國這種特殊國情的國家來說，可以起到一種積極的指引作用，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是失靈了，但貿易摩擦正好起到了糾正失靈的作用。所以說，貿易摩擦的產業結構提升作用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積極效應。

貿易摩擦有利于培養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貿易摩擦對于我國競爭優勢產業培養的作用。首先，貿易摩擦有利于優勝劣汰。淘汰一些身單力薄、競爭力微弱的小企業，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這些企業的退出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帕雷托改進。其次，貿易摩擦有利于規模經濟的形成。小企業破產的同時，也為一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騰出了市場和空間，在規模經濟和學習曲線效應的作用下，大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競爭力越來越強。雖然可能導致的壟斷并不利于市場機制的完善和經濟增長，但一定程度的壟斷和大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卻可以與國外企業競爭與抗衡，爭奪更多的國外市場，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短期增長和長期發展。再次，貿易摩擦會加劇國內相關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企業理論告訴我們，競爭的引入會降低企業生產的X非效率，也就是提高企業生產的效率，這會更加促進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加快大企業的誕生。

關于競爭優勢產業的培養，我們也要認識到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過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所謂比較優勢是李嘉圖提出的概念，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比較優勢理論揭示的思想，它是從資源稟賦及相對生產率角度出發的優勢。而競爭優勢根源于波特的“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它指出競爭優勢有微觀層面、中觀層面及宏觀層面三個方面的優勢劃分，宏觀層面的技術水平、需求狀況、政府作用、相關及支持產業等四大要素構成了“鉆石理論”的四個角，也就是國家競爭力優勢的決定要素。從該理論出發可以看出，競爭優勢更多關注的是技術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說，通過提高技術水平，以技術優勢取得市場上的競爭力，形成競爭優勢。那么，貿易摩擦又是如何誘使比較優勢產業順利轉變成競爭優勢產業呢?上面的分析已經指出，貿易摩擦可以淘汰小企業而發展大企業，規模巨大的企業有更雄厚的資金實力，它們可以應國際市場以及競爭的需要提高技術水平，并取得國際范圍內的絕對競爭力，也就形成了我國的競爭優勢產業。

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據商務部統計，2005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69.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8%。其中，股本投資40.7億美元，占58.8%，比上年同期增長53.6%；利潤再投資28.5億美元(利潤再投資為預估數，以2004年年報數據為基礎數據估算)，占41.2%，與上年持平。2005年，經商務部核準和備案設立的境外中資企業共計1067家，中方協議投資額69.54億美元，同比增長87.3%。我們將這個數據與我國利用外資的狀況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緩慢，有待于進一步“走出去”。

那么，貿易摩擦又是怎樣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呢?實際上這是一個逼出來的效應，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逼迫效應”。也就是說，貿易摩擦阻止了有關企業的商品出口，使其市場縮小，商品價值無法實現，這時企業為了走出困境，只有想方設法解除摩擦，或者繞過國外商品出口的限制，也就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于是在貿易摩擦的壓力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獲利空間擴大，也有助于解決我國的貿易摩擦問題。在我國，這樣的事例有不少，如海爾為了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而選擇的國際化發展道路，TCL為了抵制國外彩電反傾銷而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等等。貿易摩擦成為加速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動因。

有利于實現我國貿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

總體來看，我國雖然有著巨大的對外貿易量和貿易順差，但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單一，貿易順差也主要集中于幾個貿易伙伴國。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從2001年—2005年，我國大陸對香港地區和美國的貿易順差額都大于總的順差額。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貿易出口的地理方向還比較單一，這就使得出口風險較大，一旦與其中的一個貿易伙伴發生貿易摩擦，就會使我們損失慘重。

貿易摩擦的頻繁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對外貿易地理方向實現多元化。首先，貿易摩擦使我們看到了對個別貿易伙伴的過分依賴存在很大的風險，這就促使企業和國家認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從而致力于開拓其他國家的市場；其次，貿易摩擦阻礙了某產品的出口，這時出口商也會想方設法尋找其他國家的市場，以減少自己的損失。而一旦市場開拓成功，我國的貿易地理方向就會不斷實現多元化，有利于我國出口貿易的健康發展。

提升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糾正貿易失衡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的這幾年，發展勢不可擋，我國成為了全球第二貿易大國。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只是一個貿易大國，離貿易強國還有很遠的距離。我們的出口貿易基本還停留在數量擴張型階段，只是在近幾年，提高質量的呼聲才越來越響，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視。從1995年到2005年，我國加工貿易的出口額占了總出口額的一半以上。我們知道，加工貿易一般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它的商品附加值和利潤都非常的微薄，也就是貿易獲利較少，同時也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我們也能看到，我國對外貿易長期以來存在失衡的局面，貿易順差巨大，而這些順差中，加工貿易的順差幾乎都超過了總的順差額。也就是說，我國的加工貿易順差是總貿易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何改變種狀況，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呢?貿易摩擦可起到一定的作用。從近年的貿易摩擦領域來看，主要集中在出口量大的勞動密集行業，如紡織品、機電產品等。這些領域的貿易摩擦直接減少了該產品的貿易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糾正貿易失衡，同時抑制了我國加工貿易的過度發展，可以留出更多的資金發展其他產業，提升產業結構，培養競爭優勢，從而逐步達到和實現提高我國對外貿易質量的目的。

應對貿易摩擦應有的態度和思路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貿易摩擦并不是“洪水猛獸”，一定的情況下，它還會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激勵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看待和處理貿易摩擦問題的清晰思路。

篇3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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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對外貿易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伴隨著我國對外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大，對外貿易依存度也遠遠高于世界外貿依存度的平均水平。與國際相比較，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呈現出以下四個自身鮮明的特征:(1)我國外貿依存度的提高與國際發展趨勢基本保持一致。(2)外貿依存度持續增長。(3)我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一直高于進口貿易依存度。(4)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的提高同世界經濟增長是同步的。下面來具體分析。

一、中國外貿依存度過高的原因分析

1.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過快，明顯高于GDP的增速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從2011年至今對外貿易規模穩居世界第3位。與此同時，國內GDP則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速上。所以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越快，外貿依存度則越高，可見，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是導致外貿依存度持續走高的直接原因。

2.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 經濟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以及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中國外貿依存度的提高與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趨勢基本吻合。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普遍利好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內、外部環境，極大地拓展了中國進出口，特別是出口的空間。

3.中國的貿易導向戰略 中國一直利用稅收手段鼓勵資本品進口，如進口設備稅收的可抵扣、“三減兩免”等優惠政策。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出臺的出口補貼和貼息等政策鼓勵了企業出口，甚至在有些地區把出口創匯作為考核干部政績的一個主要內容，從而導致各地外貿企業的出口積極性空前提高。在出口和進口的雙向激勵下，中國的進出口總量快速上升，貿易導向戰略推動了外貿依存度的提高。

4.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 改革開放后，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資國。很多外商看準了中國在廉價勞動力上具有的巨大優勢，把中國作為其加工基地，大量開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一頭在內”的一種貿易方式，其外貿傾向性大大高于其他企業。由于加工貿易的自身特點及其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占據的較大比重必然導致中國外貿依存度存在高估。

二、政策建議

1.改變對進出口數量持續增長的一味追求 要想推動中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應該制定更為合理、符合國情的對外貿易政策，放棄以追求貿易目標增長為對外貿易政策核心的一貫做法，建立科學評判外貿政策和政策實施效果的指標體系，將“以質取勝”確立為整個外貿政策的核心，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資源使用的最小化，以利于提升中國整體經濟運行質量和外貿核心競爭力。

2.重視國內市場對經濟的拉動效應 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促使我們必須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而動力應來源于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過于強調出口導向、忽視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是片面的。因此，應在鞏固現有外貿市場份額的基礎上，在對外貿易持續健康增長的同時，擴大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和影響，制定兼顧內外的經濟政策，從而避免任何一個市場出現波動時，對中國經濟運行造成不利影響的可能。為此，要使用法律手段，保證全國工資水平的持續增長，增加國民收入和有效供給，提高內需在拉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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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競爭力的特征

1．競爭的比較性。品牌競爭力是在品牌競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比較能力，這種比較可以是產品質量、成本價格上的比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場能力的比較，還可以是人力資本、管理和經營，以及再生產等環節上的能力比較。在比較中，同一行業品牌表現出競爭的優勢或劣勢。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競爭最直接的目的是獲得更多的顧客，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以實現再生產的高效循環。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潤的獲取。

3．動態性。品牌競爭力的動態性表現為品牌競爭力隨著市場結構和競爭行為的變化而變化，即品牌競爭的優勢或劣勢不是絕對持久的，優勢品牌可能變為劣勢品牌甚至消亡，劣勢品牌可能變為優勢品牌。

4．過程性。品牌競爭力的培育和建立以及競爭能力的消長是有一個過程的。

5．整合性。品牌競爭力是企業資源配置的產物，也是企業運作系統和品牌管理系統整合的產物，缺少任何一種必要的資源或系統中某一環節整合不佳，都會影響

6．品牌意識不強，管理能力較弱

目前，中國企業的品牌管理能力還較弱，企業商標保護意識薄弱。品牌競爭力的培育和建立。

三、我國對外貿易現狀分析及問題

由于我國國民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企業競爭力持續增強，所以對外貿易保持了強勁增長勢頭。2008年世界經濟貿易將保持增長趨勢，雖然存在一些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但是中國將繼續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和社會發展政策的協調配合，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處理好投資和消費、內需和外需的關系，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居民收入將不斷增長，城鄉消費需求將繼續擴張，投資過快增長將得到一定控制，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基礎將更加牢固。但同時也有諸多問題的產生：

（一）對外貿易高速發展與品牌競爭力不足共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得到了世界的矚目，但與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稱號不相和諧的是，我國的品牌競爭力相對落后。

（二）品牌價值較低，附加值差距較大

總體說來，中國品牌顯然較多，但品牌價值與世界品牌價值相比還存在相當的差距。部分消費品市場國產品牌競爭力極弱。在這類消費品市場中，國外的一個或數個品牌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在很大程度上占據了這類消費品市場，而國產品牌的市場競爭力極弱。另外我國外貿品牌的突出弱點就是品牌的附加價值低。品牌附加價值指品牌中所包含的、中肯的、被消費者欣賞的東西和產品的基本功能以外的東西，也就是通過品牌給消費者提供的信任感、滿足感和榮譽感，它能通過其商品形式維持一種溢價。在國際上，商標被公認為最重要的知識產權，名牌商標更是如此。跨國公司和許多知名企業視名牌商標為國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保護名牌。多年的計劃經濟使我國眾多企業商標意識淡薄，缺乏品牌自我保護意識。不少企業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品牌。

四、提高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競爭力的建議與對策

（一）營造有利于品牌競爭力提高的社會經濟環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社會經濟中的宏觀管理主體，它在促進企業品牌發展中的作用是間接地構建品牌競爭力的政策支持體系，并非在政策上保護中國品牌，而是要在宏觀上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條件，從而在微觀上促進企業品牌競爭力水平的提高。

（二）面向國際，制定品牌競爭戰略

缺乏戰略意識和戰略管理是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面向全球化和網絡信息化，制定品牌競爭戰略是中國企業提高品牌競爭力的必然選擇。

（三）端正品牌觀念，增強品牌整合管理能力

品牌必須保持與消費者的長期、穩定的交易關系，這種關系已經超越了以產品功能為基礎的利益關系，包含了以喜歡為內容的情感關系和以某種信念為核心的忠誠關系.品牌整合管理的目的就是打造消費者對品牌的某種信念和在此基礎上的對品牌的忠誠。

（四）重視核心技術，保障技術的持續創新

缺乏核心能力，是中國品牌參與全球競爭的最根本弱點。核心能力的缺乏根源于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在全球競爭和技術快速變化的市場，中國企業必須不斷實現技術創新，以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

鑒于中國工業化起步比較晚的現實，中國企業技術創新在未來的5-10年還應是采取引進、模仿、自主創新與合作創新相結合的方式，但應逐漸走以自主創新為主、合作創新為輔的戰略，實現從“引進利用再引進”到“引進消化吸收輸出”的戰略轉折。

五、結語

綜上所述，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世界市場競爭的焦點已轉向了多樣化、系列化、優質化、國際化和名牌化的競爭。名牌競爭已成為市場營銷的焦點、核心問題，也是市場營銷的新亮點。因此，我們要占領國際市場，從政府到企業就必須高度重視外貿出口中品牌的建設，增強品牌的競爭力，為進一步擴大出口提供保障，從而更進一步的提升中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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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發展的情況

首先，我國的企業很注重去模仿其他國家的企業，沒有創新的意識和能力。一個品牌要想不斷的發展，創新是必須的，我國很多企業缺乏不斷創新的意識，在研發過程中投入的資金十分少，而只注重企業的銷量和產量，這在中國的企業中是十分常見的，銷售部門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十分的重要。研發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并且創新的效果展現的十分慢，我國的企業不想浪費時間在研發上就導致了這種重視銷售而輕視研發的現象，因為銷售能夠直接帶來利潤。然后很多企業并沒有樹立正確的品牌意識，他們認為銷售額增加了，名氣大了就是品牌的宣傳，他們利用各種廣告進行不斷的宣傳，可是這并不是品牌。其次，中國市場中很多企業并沒有品牌意識，沒有形成一份良好的氣氛。品牌是不斷發展的結果，品牌并不是一時之間就能形成的，國際上很多的知名品牌并不是一時半會就形成的，而是在一定成熟的市場環境中慢慢的繁衍出來的，經歷了幾十年甚至是更多年的變化，提高。而縱觀我國企業的發展，起步于改革開放，然后再逐漸的形成規范的經濟制度，促進我國的企業發展，但是這一制度實行的時間較短，與西方的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局限性，這也為自主品牌的發展帶來了一些阻礙性的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世界經濟也逐漸的發展并且呈現一派繁榮的市場情況。很多的國家在出口中都呈現出不斷增長的態勢，并且經濟的發展也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不斷的提高自己品牌的質量，并且提高企業的效率。每個國家出口總額中品牌營銷所占的比重代表著一個國家品牌的競爭力和綜合國力，同時體現了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也代表著該國的對外貿易的發展情況的好壞。

1.國外著名國際品牌近幾年的發展情況

當今的經濟市場中，世界的知名品牌總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角，它們的影響力十分的大。就算是最原始的地方，也會受到這些國際品牌的影響。這些品牌具有這么大的能力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具有十分豐厚的經濟作支撐，并且產品的質量有保證，在國際市場中樹立了十分高的名譽，贏得眾人的信任。聯合國工業計劃署的一項調查表明，名牌在所有產品品牌中所占不足3%，其占有的市場份額卻達到40%以上，銷售額占50%以上。從2007年到2011年世界品牌500強中入選品牌數量的國家及其數量來看，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美國、法國、日本、英國和德國，而中國僅居世界第六位，從整體的數量中來看，中國的數量十分的渺小，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可見兩國的經濟相差多遠。

2.我國國際知名品牌的發展情況

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開始與改革開放以后，并且僅僅用了幾年的時間，我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已經達到了世界的前端。然而，中國卻沒有品牌，在世界前50強的品牌中中國沒有一個。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中國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國才開始慢慢的建立一些品牌，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品牌也在不斷的發展進步。我國品牌的數量也在不斷的增加，并且漸漸的進入到了世界500強的行列。根據GDP的世界排名顯示，中國位居第二位，看上去已經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了，而美國排名第一位，似乎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就是一個名詞，但是，再看世界500強企業的的排行榜，我國位于世界500強的企業與美國的數量相差甚遠。并且在我國入選500強的企業中，大部分都是公有制的企業，我國民營品牌發展十分慢，就這種情況來看，我國要想在世界品牌中站立一席之地還需要很大的努力和很長的時間去改變。

三、對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營銷現狀的分析

1.創建了一批知名的品牌

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就開始不斷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力水平也不斷的提高。這也促使了我國一大批的從事出口貿易的企業不斷的發展，并且形成了很多國際性的大品牌，尤其是一些民營的企業，開始發展，成為了我國品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2.涌現出一批國際知名品牌

最近這些年，我們國家的自己研發的品牌，在國際市場中取得了十分不錯的成績，人們對品牌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厚，并且我國的企業品牌意識也更加的突出。對于品牌的研發創新更加的重視。在中國企業不斷的向外走的同時，很多十分不錯的出口企業在不斷的壯大自身的競爭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致力于發展成為國際上有名的牌子，例如我國的海爾、美的、格力、波司登等品牌，全部都是國際市場中為中國的品牌贏得了良好的稱譽，扭轉了世界對中國品牌的認識誤區。幫助中國的品牌在世界市場中不斷的壯大，和發展。

3.我國品牌的價值

一個企業的品牌是否具有一定的價值，對該企業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是該企業贏得勝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經濟不斷的增加，利益不斷擴大的環境下，中國很多的企業呈現了上升的趨勢，品牌的價值也在不斷的提高。中國的品牌呈現出一種不斷變強變大的趨勢。

4.我國品牌的影響力

這些年來我國的企業在世界經濟舞臺中不斷的提升，中國的品牌在世界品牌中逐漸占領一席之地，中國500強企業，在世界的經濟市場中，不斷的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結合自身的情況，開始不斷的研發創新，競爭力不斷的提升。根據上文中所說到的，得出，我國的企業走向世界之后在不斷的提升自己的形象，并且不斷的提高自身的品牌價值。即使是這樣，我國的對外貿易的企業仍然有著很多的問題，還有缺點需要改進。比如，我國對外貿易的企業出口的產品數量十分有限，品牌較少，而且沒有形成戰略營銷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我國的品牌缺乏自我的保護意識，缺乏維權意識，跟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所建立的大的品牌還有十分大的差距，這樣一來，必定會造成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缺乏競爭力。我國的對外貿易的企業中在進行企業營銷的過程中也有很多的問題，首先，我國出口的品牌沒有什么極高的文化價值，并且很多產品都沒有樹立品牌，導致產品不為人知。除此之外，我國的企業經驗少，在進入國際金融市場之后，并沒有進行自我品牌的保護，文化價值比較低，跟國際上其他的品牌相比并沒有什么優勢。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企業并沒有重視這一問題，并且我國對于企業的品牌也沒有足夠的重視，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不健全。我國的品牌沒有極高的科學價值和文化內涵。

四、如何提高我國對外貿易品牌營銷

首先，從企業的角度出發，企業應該對自身品牌的發展有一個良好的規劃和定位。樹立一個合理科學的品牌發展策略。品牌發展的策略的核心在于企業的品牌文化的內涵。從另一方面講，國際知名的一些品牌所賣的并不只是產品本身，二是產品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和自身擁有的價值。一個有名的產品不僅僅是靠價格去吸引消費者而是產品本身所擁有的品牌文化。所以，一個產品要想長遠的發展需要依靠的是產品的文化底蘊。這是企業發展的源源不斷的動力。其次，企業還要注重不斷的改進生產技術，注重企業產品的技術創新。一個沒有屬于自身技術的企業是不能夠在現今的國際市場中生存的。這也正是中國品牌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中國的品牌沒有足夠的技術作支撐，不注重創新。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只有不斷的進行企業的創新改革，才能使企業在競爭中位于不敗之地。再次，可以利用新媒體的力量進行企業形象的宣傳。例如，美國的肯德基、日本的索尼、瑞士的手表等這些品牌的壯大和發展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媒體的力量。現如今，媒體的力量越發的強大，新媒體的崛起使得信息的流通更加的便捷。以前人們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獲取信息，現在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等多種渠道獲取，相關的企業可以利用這種傳播的方式，進行企業形象的宣傳，從而去的知名度，受到消費者的信任。最后，從政府的角度來談，就是我國的政府部門要給對外貿易的企業一定的政策支持，鼓勵他們發展和創新。當前，我國的自主品牌建立還處于萌芽期，需要政府部門在政策上出臺相關的扶持政策。除此之外，相關的政府部門應該加強服務的意識，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消息，幫助企業避免風險和問題的發生。在進行經濟市場管理的時候，要注重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出臺相關的金融政策，降低企業貸款的門檻。根據我國當前的經濟市場的情況，我國的政府需要對一些名牌企業給與一定的補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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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反傾銷就是國際貿易中進口國為了保護本國相同產業的利益，有效遏制出口商向進口國傾銷其商品的行為，進口國針對出口商的傾銷產品而采取的措施，多以征收反傾銷稅為主要手段。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以貿易保護為目的的貿易摩擦頻頻發生，反傾銷作為世界貿易組織允許的合法貿易保護工具，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作為貿易保護措施予以使用。

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間，在對外貿易，連續遭遇國外進行大規模反傾銷，加之人民幣持續升值帶來的壓力，因此，如何建立和諧的外貿局面，促進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具有時代意義。

一、中國遭遇反傾銷的現狀

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到2007年底，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在世貿組織成員2007年上半年發起的共87項反傾銷調查中，有32項是針對中國的，而位列第二的美國，只有6項。中國出口產品受實際反傾銷措施的沖擊也是最為嚴重的。2007年上半年，世貿組織成員共實施了71項反傾銷措施，其中15項是針對中國產品的。

從收到反傾銷調查的產品范圍來看，逐步呈多元化趨勢發展，截至2007年底，國外對我國4000多種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涉及五礦化工、機電、輕工、紡織、食品土畜等多個行業。

從反傾銷涉案金額看，也日趨增大，在上世紀80年代，國外對華反傾銷案例中，沒有一件金額超過1億美元。而到了2007年，超過1億美元的案例已達數十起。

二、中國遭遇反傾銷的呈現的趨勢

1、涉及的中國產品類別和數量不斷擴大，反傾銷稅率趨高。20世紀80年代我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的產品只有46類，且基本上是出口量少、工藝簡單的初級產品及勞動密集型傳統產品。到2007年底，中國已連續12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在世貿組織成員2007年上半年發起的共87項反傾銷調查中，有32項是針對中國的。

2、發達國家是主要發起國，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也加人了對華反傾銷的行列。80年代對華提起反傾銷指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至9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加入到對華反傾銷的行列中來，從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案件所占全部對華反傾銷案件比例看，1997年達到76％，而1998年高達87％，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反傾銷調查已經多于西方發達國家。

三、原因分析

1、國外因素

（1）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目前世界整體政治經濟形勢不明朗，一些國家受制于政治、經濟、社會的壓力，頻頻運用貿易保護措施；一些發達國家的夕陽產業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重點產業容易出現全球性的競爭加劇，必然導致各個國家和地區極力保護國內市場。在WTO成立以后，許多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利益，積極致力于尋求WTO框架內的保護措施，便冠冕堂皇地打起反傾銷大旗，動輒借反傾銷之名，行保護之實，使反傾銷在很大程度上由WTO所允許的貿易救濟措施演變為變相的貿易保護手段。

（2）視中國外“非市場經濟國家”

盡管中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根據與一些國家談判達成的協議，在未來一段較長時期，中國仍將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使我國的反傾銷問題更加嚴重，我國企業更容易被認定為傾銷。在反傾銷法中，非市場經濟國家通常是指那些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企業的生產、銷售活動和產品價格由政府決定，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的國家。因此，在進行反傾銷調查時，一些國家并不是以中國商品的國內價格為準，而是以“替代國”的價格因素為參照，這也使我國應訴反傾銷調查的國際法律和政策環境更為復雜。

2、國內因素

（1）中國出口貿易秩序混亂。我國出口雖增長迅速，但較多企業管理不善，產品缺乏競爭力，只能相互低價競銷，出口貿易秩序混亂，給國外反傾銷帶來可乘之機。企業的營銷理念仍較落后，缺乏對國際市場的深入調研和總體把握，單純依賴低價戰略打入國際市場，給對方國家造成“價廉質劣”的印象。一些企業未能把握進口國行情及時調整出口商品的價格和數量，致使商品大量涌入進口國，增大了進口國對華反傾銷概率。

（2）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低，自主知識產權匱乏、產品附加值低長期以來，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以粗淺加工貿易為主，出口產品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據統計，2003年中國企業出口產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國出口總額比重低于10％。中國出口商品中相當數量仍然是低附加值的，首先表現在勞動密集型的商品占有較高比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商品出口比重偏低。

四、完善應對反傾銷措施，促進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

1、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擺脫“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爭取市場經濟待遇，一方面我國政府應利用國內外媒體加強宣傳攻勢，大力宣傳我國市場化進程，改變他國對我國“非市場經濟”的看法，同時通過政府之間的談判，早日取得他國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另一方面我們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盡快建立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理順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實現生產要素及其價格市場化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還有，在目前一些國家國內立法未作改變的情況下，要避免適用“替代國”的做法，我們企業和相關行業必須用具體事實證明自己是按市場化運作的，包括企業股權制度、生產投資決策、產品定價、財務會計制度等。盡管目前還有很大難度，但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我們不應放棄這一努力。

2、規范外貿經營秩序

在出口產品中，我國產品多集中于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很多企業產品雷同。隨著國家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企業獲得了自主外貿經營權，如果沒有健康的外貿秩序，價格戰在所難免。為此，企業首先要規范自身的市場行為，加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符合國際慣例的財務制度，努力使有關資料和賬簿符合國際標準要求，力爭讓反傾銷調查當局認定某些具體企業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運作同時要實行行業自律協會和統一的出口措施，盡可能實行國外總經銷和總制度。外經貿管理部門要加強對所有外貿企業生產經營的管理、指導和協調，合理地統盤調節外貿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布局，及時有效地指導出口產品價格水平。超級秘書網

3、實施出口多元化戰略

增強國際營銷觀念，實施出口多元化戰略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出口企業應盡快轉換現有的競爭戰略及策略，變“以廉取勝”為“以質取勝”，學會運用商標、包裝、公關、廣告等多種非價格競爭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和創匯率上下工夫，擴大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在制度安排上制定“優質高價出口原則”，外銷價格的比較在經過技術處理后可統一在離岸價上進行，由海關設置“價格門檻”，出口產品的外銷價格要高出這一“價格門檻”，則“優質高價出口原則”亦可稱為“最低出口價格準則”。同時，注重全方位地開拓國際市場，在鞏固現有歐美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新興的海外市場，尤其要加強對東歐、拉美、非洲等市場的開拓，以降低市場過于集中所帶來的風險，并達到避免反傾銷調查之效。

4、建立反傾銷調查的預警機制

如果能有效地預防反傾銷調查，不僅能夠節省調查過程中的大量應訴成本，而且也可以減少甚至消除因為反傾銷調查而給我國帶來的大量間接損失，因此建立有效的預警機制成為必要措施。預警機制的建設包括對我國國內產業遭受外國產品沖擊可能受到的損害的監測以及我國產品出口可能招致進口國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限制措施的監測。通過對重點產業、重點產品、重點國家和地區國際市場狀況以及我國進出口情況等重要參數變化的監測、整理與分析，建立損害預警數學模型，定期和不定期地預警信息，實現產業保護工作的前置化，以求達到有效保護國內產業安全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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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家勤，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對外經貿發展[J].財貿經濟，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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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出口貿易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仍為出口的主要特征，出口產品大多屬于資源消耗較大、污染較嚴重產品。我國這種粗放型的外貿發展模式，消耗了我國大量的能源，導致我國資源日漸貧乏，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據環保部公布數據顯示，我國單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我國每增加一個單位工業生產總值所產出的固體廢物是發達國家的10倍以上；每增加一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排放的廢水污染物是發達國家的5倍以上，據統計我國每增加一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6倍、日本的7倍之多。此外，加工貿易比例重大也給我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據統計年鑒相關資料顯示，2012年加工貿易出口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42.1%。但是我國加工貿易主要集中在傳統的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綠色技術型產業十分落后，造成資源巨大浪費和環境污染嚴重，這不利于我國生態環境。

（2）進口"洋垃圾"嚴重威脅

我國生態環境2007年央視《經濟信息聯播》曾報道過：在歐洲被稱為歐洲垃圾集裝箱的英國，每年都將大量的廢物垃圾倒入我國，已經造成嚴重污染，并嚴重威脅我國某些地區的生態環境。而更出人意料的是，英國大型出口洋垃圾不僅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英國環境問題，還給英國相應的企業帶來額外的巨大利潤。2012年12月，英國《每日日報》報道，由于被中國拒絕，幾百噸的生活垃圾被運送回英國。再如，西班牙出口到我國的果汁包裝集裝箱由于含有殘留果汁，聚集了5.5萬多只蒼蠅；荷蘭出口到我國的30個集裝箱中，共發現近800噸的走私城市垃圾；另外日本大多企業也為了降低自己在日本處理廢物垃圾回收及加工的費用成本，將收集來的廢舊塑料等廢物垃圾賣給我國企業來處理。更觸目驚心的數據顯示，全球每年產生的電子垃圾高達5億噸之多，而其中70％以上都經各種途徑運入我國。近年來，走私"洋垃圾"入境問題并未得到遏制，頻頻發生在我國各地區。"洋垃圾"的跨國入境，不只是給我國垃圾處理增重負擔，而且還給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污染。

（3）發達國家高污染、高能耗產業向我國轉移

首先，由于我國市場準入標準和環境法規比發達國家寬松且不完善，我國一些企業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對產業轉移的質量重視程度不夠，為了加快經濟增長盲目的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只看數量上的快速增長，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忽視了提高產業轉移的質量問題。相反，目前發達國家由于環境法規及環境意識，更加注重節能減排，這使得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將一些在本國禁止使用、銷售的工藝落后型、污染嚴重的產業向我國轉移。其次，由于我國目前發展過度依靠資源環境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國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制造業，而我國由于核心技術等的缺乏，造成我國制造業目前高投入，高能耗，低利潤。例如，近年來我國珠三角地區FDI流入量得到迅速增長，珠三角生產規模隨著不斷擴大。然而，由于FDI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額流入珠三角給珠三角經濟帶了新活力的同時，也使得珠三角許多地區"廢水、廢氣、廢渣"排放大幅度的增加，珠三角環境污染日益嚴峻。

2我國對外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對策研究

（1）逐步完善環境政策，加大執行力度

當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包含調整、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問題及防治生態環境污染等內容。但是目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內容仍然不夠全面，不夠完善，明顯滯后于發達國家法律法規。并且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存在一些標準不明確，甚至于與國際慣例某些條款不統一等問題。面對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現狀及我國環境污染現狀，我國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環境法律法規內容及標準，制定與國際環境標準相一致的、嚴格的環境保護法律及其相應的執行標準、懲罰力度等。例如針對前面提到我國進口洋垃圾現狀，我國可以嚴格制定禁止和限制"洋垃圾"進口相關法律法規，細分"洋垃圾"的分類標準；明確違法進口"洋垃圾"的企業的處罰標準，并加大處罰力度；完善執法人員責任標準及相應的徇私懲罰。

（2）轉變我國外貿增長方式

一方面，我國應加強對高科技產品的研制和開發，大力推進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并緊密跟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技術，并通過對先進科技技術和工藝裝備的引入，吸收先進的核心技術，以提高對外貿易的技術含量，實現出口商品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另一方面，在日益呼吁倡導節能減排，我國也應該鼓勵企業研發節能降損、資源高效循環再利用技術，大力推進清潔能源技術發展，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此外，我國需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推動加工貿易向中高端產業延伸，并加強環境的保護，引導加工貿易向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優化我國加工貿易產業結構。

篇9

二、我國能源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的關系

（一）對外貿易與產業結構關系研究

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的，產業結構在優化過程之中，會受到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而這種反作用的影響能夠及時對產業結構的失衡情況進行彌補，并且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進程，從而促進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這種良性循環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且對外貿易對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更為明顯，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以開放為主，因此發展中國家需要清楚地認清世界環境的壓力，從而對外部條件加以利用，讓國家的產業結構由原本的封閉體系，從而交叉在世界市場分工格局之中。在對國際環境所提供的機會進行及時把握，加強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在產業結構進行不斷升級的過程之中，加強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從而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戰略。

（二）我國的能源需求結構

經濟發展能夠對能源消耗造成重要影響，而我國的產業結構更為偏重于重工業，但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卻并沒有得到有效提升，從而造成環境問題嚴重，能源供給緊張。我國的能源需求結構和能源生產結構不平衡，能源生產地往往距離能源需求地較遠，而長距離、大規模的能源運輸，在加重能源負擔的同時，也引發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對能源需求結構的調整需要先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加快對服務業的發展，我國的服務業就業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國的服務業仍具有較大的增長潛力。而能源需求結構的調整還需要以開源節流為主，通過對可再生能源和新興能源的利用，從而減輕能源需求結構不平衡的現象，加快我國經濟發展。

（三）能源協調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性

能源供應環節上的缺口，使得能源更為緊張，而從能源消費的內部結構進行分析，重工業始終占據全國能源消費比重70%左右。而近些年來工業消耗能源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而隨著重化工業的不斷發展，重化工業也將擴大對能源的需求。我國的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是降低能效消耗強度，并且減輕污染強度。以我國目前的整體情況來看，雖然經濟增長方式仍處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階段。但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也將得到優化，而重化工業減少對能源的需求將有利于能源協調發展。因此能源協調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必然性，二者在發展過程之中都會對重化工業造成影響，從而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污染強度。

（四）能源經濟運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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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這有助于拉動國內消費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規模的擴大，在改善當地環境的同時擴大了進口品的需求，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國內內需不足，促使企業擴大出口規模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同時，內需不足一方面會直接減少國內市場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國內市場競爭更為激烈，促使一國采取貿易保護而減少進口，進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2．腐敗通過作用于結構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當腐敗水平較低時，收入差距較小，伴隨人們收入的增加，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會整體優化，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結構，減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從而改善了當地環境;反之，腐敗水平上升會導致收入差距拉大，廣大低收入群體的存在不利于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進而致使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商品技術含量較低，附加值較低，從而惡化了當地環境。

3．腐敗通過作用于技術效應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一方面，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較多，這有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隨著腐敗水平的上升，用于進口技術和設備的資金就會減少，這不利于促進當地環境技術的提升，進而阻礙了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另一方面二是當腐敗水平較低時，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就較多，也有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些有利于促進研發水平、人力資本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而有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反之，腐敗水平的上升會降低用于研發支出、教育支出、健康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的資金，也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研發水平、人力資本、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對外貿易通過技術效應改善環境。

4．腐敗通過作用于環境規制改變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伴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規制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腐敗水平較低時，外貿企業所面臨的激烈市場競爭會促使政府通過提高環境規制而提升社會福利，并且通過行賄以左右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較低，這些有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相反，當腐敗水平較高時，外貿污染企業會加大行賄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環境規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對外貿易改善環境。綜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設:當一個地區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會改善當地環境質量，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后，對外貿易會加劇當地環境污染。

二、實證研究

1．模型設定、變量測度和數據說明對于環境污染水平的測度

現有文獻一般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或綜合環境污染指數來衡量，多數文獻是采用單一或幾個環境污染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本文借鑒多數學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業廢氣、廢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來測度。對于經濟規模的測度，本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環境庫茨涅茨曲線(EKC)假說認為，當一個國家經濟規模較低時，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規模的增加而加劇;當經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即環境污染和經濟規模之間呈倒U形關系，因此，為了驗證該假說，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平方。對于產業結構的測度，本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工業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資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劇了環境污染，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方式會逐漸轉向集約型增長，產業結構也會升級，此時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會趨于下降，第三產業比重會迅速提升，從而會改善環境質量。對于技術進步的測度，本文借鑒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資本勞動比來衡量技術進步。資本勞動比較高意味著技術效率較高，能夠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和減污技術能力;并且，資本勞動比上升往往意味著產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產品的資本技術含量也將隨之增加。一般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使得企業采用清潔生產技術進行生產成為可能，因此會減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環境。這里需要對資本進行計算，我們使用“永續盤存法”。勞動力投入量用各地區年末就業人數來衡量。對于環境規制的測度，本文采用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費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般理論認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政府也將提高環境規制，加大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懲罰力度，進而改善環境質量。對于對外貿易的測度，本文采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一方面，對外貿易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使發展中國家了解國際環境標準和國別標準以及國外消費者的環境偏好，當這些被發展中國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進其自身的生產方式，推動改善環境管理，加強環境措施和提高環境標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一般有著比較低的環境規制，對外貿易會使發展中國家成為“污染避難所”，促使發展中國家降低環境規制以維持或增強國際競爭力，出現所謂向底線賽跑的情形，從而惡化了環境。總之，對外貿易會通過規模、結構、技術和規制等多種渠道對環境污染產生影響，是否改善或惡化環境取決于這些渠道作用的綜合結果。對于腐敗的測度，本文采用每十萬地區總人口中貪污賄賂和瀆職侵權人數來衡量。腐敗往往會通過扭曲一國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一國環境污染。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測度，本文采用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一方面，外資流入把“綠色”節能技術或“清潔”技術傳播到發展中國家，并通過技術示范和溢出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生產率，節約要素資源稟賦投入并改善環境質量，即外資的技術效應降低了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資看重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業，且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競相降低環境規制吸引外資致使環境惡化，即外資的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加劇了環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對環境的影響尚不能確定。上述變量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的統計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

2．內生性問題

如果這里直接對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因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而導致估計偏差，內生性來源于幾種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動態項，該項易和隨機誤差項存在相關關系;二是各地區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即更多的環境污染通常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又能夠進一步吸引外資流入，并且經濟增長也能夠帶來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資流入和更高的貿易開放度可能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可見，即使回歸結果表明外資、對外貿易與環境污染關系顯著，也不能斷言兩者對后者有加劇作用，這里最小二乘法已經不能一致和無偏地估計系數，因此本文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實證分析。

3．實證結果分析

腐敗對于地區對外貿易環境污染效應的影響。表明，沒有引入腐敗變量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但并不顯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敗這一變量，回歸結果顯示腐敗通過扭曲環境政策、降低環境管制力度、阻礙環境治理投入、減少環境技術的研發投入和引進投入等渠道加劇了環境污染。在模型3中進一步引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發現該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腐敗水平的增加通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技術效應和環境規制加劇了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這也說明對外貿易惡化環境是有條件的，而其中一個條件是腐敗水平較高。中的回歸結果還可知，由于加入了對外貿易和腐敗的交互變量，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由不顯著的正數變為顯著的負數，這說明控制腐敗對對外貿易的環境污染效應后，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貨物出口和服務出口商品結構的升級，貨物出口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服務出口中的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和新興服務出口比重分別為31．4%和43．3%，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降低了環境污染;還可能是由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每年平均花費一百多億美元進口了大量的技術和設備，促進了技術進步，加上中國的研發水平提高、人力資本增加和金融發展，提高了對外貿易技術外溢的吸收能力從而進一步改善了環境質量;并且還可能是由于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就業人數，提高了人均收入，從而致使人們對清潔環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國環境標準提高，導致環境污染下降;最后還可能是由于國外綠色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等因素，使中國污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僅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趨勢，從而致使環境污染下降。上述這些效應超過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環境污染規模效應。中的回歸結果顯示對外貿易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對外貿易和腐敗交互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數，兩者方向相反，所以對外貿易對環境污染是否加劇將取決于腐敗水平。本文依據回歸系數計算出對外貿易加劇環境污染的腐敗水平臨界值約為2．97，也就是說當腐敗水平低于2．97時，對外貿易會降低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對比2009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可以發現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廣東和四川的腐敗水平低于臨界值，對于這9個省市而言，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全國其他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腐敗水平均高于臨界值，這意味著這些省市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這也證實了本文的假設，即腐敗水平較低時，對外貿易改善了當地環境質量，而當腐敗達到一定水平時，對外貿易加劇了當地環境污染。進一步從區域角度來看，2009年東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約為2．89，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腐敗水平分別約為3．64和3．91，說明在我國三大區域中只有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改善了環境質量，而中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劇了環境污染。下面會進行穩健性檢驗，即分別基于東中西部地區數據進一步驗證該結論。還可知其他變量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經濟規模與環境污染成倒U型曲線，說明EKC假說在中國成立，符合預期;產業結構降低了環境污染，這可能是由于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調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轉變，在由污染產品向清潔產品的方向轉變，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已初見成效;技術進步、環境規制變量均改善了環境質量;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由于結構效應和環境規制效應大于技術效應，致使其加劇了環境污染，但這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可能是因為本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外商直接投資，而中國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區也低于10%，各地區平均值僅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