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25 2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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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階段中國殘疾人教育政策存在的問題
注重提出大體要求,實現途徑較為模糊。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推動我國殘疾人事業與世界的接軌,殘疾人教育作為殘疾人事業的關鍵點逐步得到重視。在法律保障、工作引導等方面,政府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回應:《殘疾人教育條例》《中國殘疾人事業五年工作綱要》《關于進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意見》等等。這類大方向上的政策文件給我國殘疾人教育事業的發展做了法律保障的同時,也提出了大體要求,每階段也都有需要完成的任務和指標,但對于具體的實現途徑卻鮮有提及,文件頒布之后也沒有用其他較為細致具體的實施政策或者行動指令進行另外的補充,這對于下級單位來說就成為了一個需要自行琢磨的難題。政策制定較為分散,少有系統性的專攻。在每階段的政策分析中,可以發現后期政策的覆蓋面呈擴大的趨勢,包括了師資、經費、體制等各個方面,然而針對一個方面的政策往往是孤立的狀態——例如,對于優秀特教園丁的評比,政策僅圍繞評比作出了選拔和授予的通知,而忽略了交流會等形式可能讓榜樣對其他特教教師產生的帶動效果,所以就沒有作出后續的宣傳等政策支持;通知舉辦了盲、聾、培智學校學生的藝術匯演,沒有在前期出現在藝術培養方面的政策支持,也沒有在后期出臺針對表現優秀的團體或個人的宣傳交流。在殘疾人教育的其他方面,類似情況還有許多,都體現了已有政策的分散性。政策更新還未完全跟上殘疾人現實需求。現階段我國殘疾人教育事業相較于剛起步之時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要做到完全和國際接軌,還有一段距離。對于殘疾人來說,義務教育是基本要求,高等教育也是對自身做出的更高要求,但真正的需求其實遠不止這些:不是能夠進課堂就夠了,而是能夠更好地學習,學習得更好。例如在高校中,沒有無障礙通道的教學樓比比皆是,圖書館沒有盲文書籍,宿舍大部分都是為健全學生設計的,沒有相應設施的幫助,殘疾學生基本無法自理生活。政策做到了讓殘疾學生進入大學讀書,但卻沒有考慮到僅僅“踏進校門”是不夠的。如何能夠讓殘疾人在教育方面真正做到“無障礙”?這將是我國殘疾人教育事業下一階段發展需要思考的關鍵問題。
從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在貨幣信用制度下,產品供給與產品需求的脫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實體經濟的供求失衡,還是虛擬經濟中的資產價格泡沫,只要蓄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經濟學已經對產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釋。
從大歷史觀的角度看,金融危機是人類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調節機制,是緩和或化解全球經濟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當今產品過剩和買方市場的格局下,全球經濟存在著生產能力過度擴張與全球消費有限增長之間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給方,即限制供給的過度增長。在供求矛盾積累過程中,要么通過并購來約束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藝技術所支撐的生產能力,以緩解矛盾;要么通過金融危機來強行消滅部分生產能力,并大規模集中淘汰過時陳舊的技術,為下一輪技術創新創造條件。顯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會成本很小,后者調整力度很大、社會成本高昂。可見,金融危機是強制性地緩解經濟矛盾的一種方式。
正因如此,盡管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具有了廣泛而嚴重的全球影響,是在各國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一國的經濟矛盾向其他國家轉嫁和擴展的結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卻是站不住腳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機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但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并不是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當然不會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也不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但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表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深化,社會總資源的配置必然要通過世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跨越國家的界限,市場經濟日益具有國際性,國際貿易不斷擴大,跨國投資不斷增加,包括銀行貸款、票據融資和債券發行在內的國際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全球化促進了國際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加速了商品、資金、信息和勞動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加快了知識和技術傳播與擴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提高了全世界資源配置的效率,導致了社會財富的日益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它們更多地獲得資金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有利于它們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有利于它們更快地得到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實現技術跨越。對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如能加以正確引導和駕馭,可以促進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穩定。因此,盡管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是資本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光明未來。我國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僅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是錯誤的,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排斥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也是沒有出路的。排斥對外開放,可以規避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同時也必然阻礙發展,陷入落后與貧窮。只有完善對外開放管理體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經濟的制度體系,才能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只有在加強國際協調合作中,協同行動,避免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多邊貿易規則的正常運行,才能盡快恢復國際貿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內的社會總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二、保增長與保就業、發展加工貿易的關系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出口需求下滑,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我國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長27.5%下降到一位數的增長甚至零增長,而目前為出口進行生產的勞動力已經超過1億人,就業競爭更加激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企業大量撤離、關閉,內地也有一些企業開始裁員,失業壓力不斷上升。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這并未包括城鎮未登記失業的情況,更沒有反映農民失業情況。前不久,由農業部組織的抽樣調查中,根據農民工輸出較多的15個省、150個村的情況看,全國外出打工的1.3億農民工中,返鄉率38.5%,60.4%是正常的春節探親,39.6%失業回鄉,失業比例15.3%,有2000多萬人。金融危機不僅使大量農民工失業,加劇農村失業問題,而且許多城鎮的企業在收縮業務、調整職能部門中裁員,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在加劇。在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過程中,保就業理應成為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干預的首選目標。
保增長應該作為增加就業機會的手段,而增長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可以提供一些就業機會。奧肯定率描述了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經濟增長率提高可以降低失業率,但“奧肯定率悖論”也比比皆是,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因為: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同樣的投資對就業的需求就不一樣,資本有機構成越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少;資本有機構成越低,對勞動力需求越大。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增長拉動的,增長對就業的貢獻就小。伴隨著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產生擠出就業的效果,如果擠出就業大于新增就業,不僅不會增加就業,反而會在經濟增長中伴隨失業率上升。另外,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加反映為增長,但在經濟危機、企業庫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況下,投資、消費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業消化庫存、庫存下降的過程,企業不會馬上增加雇員。
為了降低失業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僅要保增長,更應該考慮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沖擊的條件下,要放棄理想主義的主張——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附加值低,限制其發展,人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潤率,逼迫其轉型,而應該幫助其度過難關,在財稅、金融信貸政策上繼續給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業;應該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構成較低,同量資本如果投資于若干中小企業,會比投資于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大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應該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經營目標單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條件下,它會選擇使用勞動力替代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對就業貢獻更大。還應該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政策等,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幫助城鎮失業者創業;鼓勵企業縮短工時、減少裁員。
從長期看,一方面,中國每年還有約600~700萬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就業,形成龐大的、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這一過程至少還要持續十到十五年,即務農勞動力僅需1.8億左右,上億農民需要轉移出來。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過程沒有結束之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就不會改變,人為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國工業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企業競爭加劇、市場集中度提高、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企業的兼并、重組,以及技術進步,又會不斷擠出就業。在我國大部分產業還沒有形成企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適當集中的市場結構的情況下,失業問題就構成我國的長期問題。因此,在經濟發展中尋求降低失業率,應該成為我國的長期戰略性課題。
三、擴大內需與擴大外需的關系
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放慢,甚至出現下滑。據IMF1月28日的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僅能增長0.5%。發達國家下降2%,其中,美國下降1.6%,德國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國下降1.9%,英國下降3.1%。唯一增長的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降為3.3%。全球將會出現5100萬人失業。
由于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經濟衰退,全球失業上升,海外市場需求明顯下降,全球貿易增長放緩,我國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國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5%的情況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加劇國內經濟困難。為了彌補外需下滑,擴大內需是不可或缺的選擇。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內需包括國內投資需求和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增加投資可以擴大內需,但投資的增長必須與最終有效需求相適應,否則,又會造成投資過剩。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國內居民的最終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終有效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錢消費,消費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須增加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須減輕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擴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8.4%、8.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比上年同期增加4.8個百分點。但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預期普遍不樂觀,2008年人民幣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儲蓄存款增加4.63萬億元,與2007年相比增長4倍。而居民儲蓄存款快速上升蘊含著潛在消費轉冷的壓力。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困難不小,仍需政府長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實是: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我國投資、出口的增長率一直高于消費增長率,這被許多人稱為消費增長乏力。但近五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直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2004年增長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已經增長21.6%,明顯高于出口的增長。盡管仍然存在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的余地,未來也仍然有一定空間,但兩位數以上的消費增長已經不能稱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率的空間并不是很大。我國還必須高度重視出口的增長。應把擴大內需與爭取外需增長結合起來。
擴大內需與發展出口貿易、擴大外需并不是對立的。我國不僅在擴大出口中獲得大量直接的比較收益,而且因為開拓了海外市場,形成有效的國際市場供給,大量閑置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形成實際生產力,有效帶動了我國經濟增長,這是我國三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國現實經濟條件決定的。在當今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海外需求萎縮,擴大出口難度增加,積極擴大內需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現實選擇;即便金融危機過后,我國的長期發展也離不開擴大內需。但不能把擴大內需與開發海外市場、擴大出口對立起來,不能把擴大內需理解為排斥發展對外貿易。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謀求長期發展,中國都應該繼續把擴大外需作為重要支點和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
四、保增長與深化改革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利用財政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是見效最快的政府干預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場變化導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過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臺兩年內增加投資4萬億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響應,提出增加總額達18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充分顯示出我國政府動員資金、主導投資的能力。一時間,政府投資、政府選項目,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正因為如此,在政府配置資源的過程中,極容易導致對市場力量排斥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使市場取向的改革進程放慢,造成舊體制復歸。
政府投資充其量只是誘致性投資,其根本作用在于產生乘數效應,帶動民間投資增長,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和就業,而不是要替代民間投資,更不能產生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資的同時,還應該實行減稅的政策。減稅,同樣可以產生刺激投資、消費需求的乘數效應,而且不至于產生對民間需求的擠出效應。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舊體制復歸。在擴大財政投資過程中應該積極謀求改革。如提高財政投資透明度,加強財政預算披露,強化財政投資監管;在財政投資中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分配體制,在增加財政投資中謀求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改革計劃管理體制、投融資體制,把保增長與推進改革結合起來。
五、保增長與調整經濟結構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三線并舉,是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的做法。但顯而易見,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顧此失彼、雞飛蛋打。
擴內需是保增長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機影響深重條件下的急迫選擇,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需要。擴大投資和居民消費,可以彌補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響。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在需求擴張中,一些本該淘汰的生產能力又有了市場需求,過剩的鋼材、水泥、建材、家電、副食品等又有了銷路,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投資結構和創新的壓力減弱,市場出清過程被延長,使社會經濟結構調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長中,政府出臺的一系列企業救助、產業救助措施,可以維持企業利潤水平,避免企業大量倒閉,但同時也意味著在競爭中一些企業生存危機解除,調整產品結構、謀求技術創新、開拓新的生存空間的動力減弱,這又容易導致企業繼續維持原有的增長和擴張方式,忽視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社會經濟結構的進程放慢。反過來,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一批企業必然要退出生產,這又會使社會投資放緩,經濟增長放慢,失業增加。
保增長,不是維持落后生產能力和落后生產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過簡單維持落后的生產技術條件和經營模式換取經濟增長。必須把保增長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結合起來,把保增長與推動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提高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果斷壓縮高污染、高消耗和嚴重的資源依賴性產能。
1.1圖書館學基礎理論開拓階段
1978—1987年,通過在很短時間內的思想調整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邁進了新的開拓時期,不僅理論基礎多元化,而且研究方法、結構體系、研究內容等也都有所拓展。(1)理論基礎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圖書館學的不斷發展,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尤其是歐美西方各國圖書館學理論的大量引進借鑒(如系統交流論、波普爾世界三理論、社會認識論、知識基礎論等),我國的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也形成了層次體系論、知識論、知識組織論、學科群體論、情報交流論、知識交流論等多種觀點,由單一論轉變為多元論,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研究范圍被極大地拓寬。(2)研究方法體系化。20世紀80年代,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另一重大進展是初步構建了體系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從傳統轉變為現代。20世紀80年代之前,主要采用傳統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圖書館學進行研究,如數據統計、觀察、歷史、調查研究、定性分析等;80年代以后,圖書館學的研究引進和采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并探索挖掘了專門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我國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如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相結合。(3)結構體系逐漸完善。我國圖書館學不僅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結構體系,而且具有清晰的知識層次,如知識元素、學科分支、門類結構等。其中,每個知識元素又涵蓋了規律、概念、范疇、原理等;每個學科分支與門類互相聯系,密不可分,組成了非常完善的結構體系。(4)研究內容趨于多樣。研究人員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勇于開拓,滿懷熱情地開展對圖書館學理論各項研究,帶來了豐富多樣的研究內容,比如常見的圖書館學方法論及圖書館未來等研究內容,都是這個時期開拓的新研究領域。
1.2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穩步前進階段
1987年至今,圖書館學研究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極度繁榮,發展至今已趨于平穩,新的研究成果較少,價值取向有所轉變,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1)新的研究成果較少。這個時期,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出版的文章大都是綜述、書評或專題評述,缺少對理論研究深層次問題探索與系統總結的文章,更別說相關的論著。(2)價值取向有所轉變。更多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人員轉向對市場經濟與圖書館學、信息技術與圖書館學的研究,研究模式脫離了教學型學科實際情況。(3)研究環境更加現代化。在現代化的研究環境中,特別是在多媒體技術、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網絡技術及電腦儲存技術的不斷影響和帶動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人員將研究熱點轉到數字圖書館、電子圖書館及信息技術與圖書館之間的關系方面,研究環境更加現代化。(4)研究視點更加實際。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普及和大范圍應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從圖書館學研究客體的信息本質和文化本質兩個角度重新構建了圖書館學理論這個體系,系統總結了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當前社會大背景下的發展策略,力求圖書館學理論能夠解決實踐中產生的問題。(5)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當前社會背景下的圖書館學研究領域已被進一步拓寬,不再是僅僅局限于圖書館的研究,還包括了信息、管理、科學知識等很多的領域。
2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主要問題及觀點
2.1研究對象
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進行圖書館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在我國,由于研究人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時存在著不同的研究角度,所以出現了不同的研究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主要形成了“規律說”和“交流說”兩種研究方向,發展過程經歷了哲學方面的全面改變。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圖書館學研究人員抱著很大的熱情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激烈討論,先后產生了相關學者提出的文獻交流、知識交流、情報交流和知識學等諸多見解。圖書館通過“交流說”與社會環境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有機地融合了圖書館與社會交流活動,圖書館學的研究范圍不斷拓展,理論內容不斷深化。
2.2結構體系
科學研究對象的集中反映與具體表現是學科結構體系。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主要課題就是圖書館學的結構體系。改革開放以來,圖書館學領域引入了系統的科學理論,結構體系成為研究的熱點。如有的學者將圖書館學劃分成技術圖書館學、理論圖書館學與應用圖書館學3部分。與普通圖書館學相對應的是技術圖書館學與理論圖書館學,與專門圖書館學相對應的是應用圖書館學。有的學者依據圖書館事業角度,在橫向和縱向上對圖書館學進行了劃分,國際圖書館學、圖書館數學、比較圖書館學是在橫向上的劃分結果;圖書館協作學和管理學、高校圖書館學、公共圖書館學是在縱向上的劃分結果。還有的學者從圖書館學范疇出發,將圖書館學當做一個線性的、層次不同的網狀結構。比如:圖書館學思想史、研究、教育是圖書館學緒論的3個主要部分;圖書館的結構、變化、性質、資源共享和職能是圖書館認識的5個主要部分;社會領域與圖書館的矛盾、用和藏的矛盾是圖書館的2個主要矛盾;文化變化發展規律、讀者規律是圖書館規律的2個主要規律等。
2.3學科性質
改革開放后,我國不斷完善了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社會科學、應用科學、綜合性科學、管理科學等4種代表性的看法相繼出現,社會科學和綜合性科學是其中的主要觀點。有些研究人員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有的研究人員則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既屬于應用科學,又屬于社會學科,是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三者之間的結合與滲透;還有人提出圖書館學是一門綜合性的應用科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教育學、數學等這些學科交叉存在于其研究的內容中;同時,依據圖書館學的學科交叉性質,有研究人員指出圖書館學是綜合性的社會工程學。只有確定好研究對象的性質,才能將學科性質確定。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劃分依據是研究對象所存在范圍;應用科學與基礎科學劃分的依據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系;邊緣學科、橫斷學科與交叉學科的劃分依據是學科間的關系。研究方法改變不了學科性質,但對學科性質具有反作用。只要研究對象的本質沒有改變,就不會導致學科性質的改變。
2.4方法論
改革開放以來,現代的研究方法成為我國圖書館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實現了初步的構建。由于思想觀念在這個社會發展階段得到了很大的轉變,所以大量的研究人員開展了對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研究與探索,形成了不同學說。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有學者將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概括為4方面:一是課題研究的方法得到了篩選;二是研究信息大都采用試驗、觀察、數據統計、調查等多種方法來獲取;三是采用比較、分類、分析、類比、綜合等科學抽象與邏輯思維方法;四是采用綜合方法對圖書館學開展研究和探索,大體上采用了哲學方法、系統方法論、信息方法、移植方法、控制論方法等。當前,在圖書館學研究中,采用較多的是數學方法、系統工程方法和實驗方法。數學方法促進了圖書館學研究中的定量分析;系統工程方法為深入探究圖書館學實踐活動的規律提供了技術手段。時展到現在,在圖書館學領域圖書館學有無專門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判斷標準等觀點還沒有完全統一。有很多研究人員的觀點是,既然圖書館學以獨立學科的形式存在著,研究方法就必然是一個專門的圖書館學方法,因此,構建專門的研究方法就成為方法論探究的關鍵核心,對專門方法進行研究時要結合哲學方法等。
2.5理論基礎
圖書館學理論基礎是圖書館學這一學科的基石,對方法論和學科的觀點進行著指導,有很多研究人員對之開展了許許多多的探索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期,有學者將“波普爾世界三”理論引入我國的圖書館學理論,得到了許多人的贊成,但同時也存在反對的聲音;接著,我國的研究人員提出了情報交流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不久又有學者提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應是知識交流。目前,大多數研究人員的觀點是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個學科群。但對這個觀點,還存在不一致,有的學者將這個學科群概括為一個綜合群體,主要包括了哲學、數學、信息科學、社會學、管理科學、傳播學、心理學等這么多學科,應把上述的各個學科都當做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有的學者認為這個學科群有層次方面的不同,稱為層次體系,理論基礎的第一層次是哲學,第二、第三層次分別是列寧關于圖書館學的思想、信息論;還有其他學者將哲學當做理論基礎的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是知識學、社會學、文化學說、傳播學、信息科學,類現象學說是第三層次。
教學中,我們以改革優化中央電大教學實施計劃,以改革強化基礎,以改革重視應用和能力培養,提高了開放教育的教學效率和教學質量。2007年,省電大校長邵南到普洱檢查指導工作,對此項教育教學改革工作,給予了普洱電大敢想、敢干,干得好的評價,并安排省電大招培處、教務處于2008年專門對此項教育教學改革工作進行了調研、總結,又給予了高度的評價。2006至2012年4屆共招收高考學生600余名,于2012年均已順利畢業。最低的分數,最差的基礎進入電大學習,經過3年的教學,每屆畢業生中都有多名畢業生考上公務員、事業單位,不少學生已本科畢業或正在讀本科,還有不少畢業生在工作中表現出色,得到社會的好評。第三項,2010年后,電大停止了全日制生的招生,主要的精力將集中在成人開放教育的教學和管理工作上來。經過開放教育10多年的發展,生源發生了很大變化,生源更加年輕,生源文化基礎比以前更好,學習的條件變了,好多地方都有了網絡和計算機,大多數學員都基本具備了中央電大網絡平臺學習的條件。電大經過分析,提出新的條件下必須強化和加快網絡教學模式的改革。于是,進一步完善、優化了普洱電大網,保證普洱電大網的暢通,保證普洱電大在線與云南電大在線、和中央電大在線的暢通,做到不論學員在何地都能通過普洱電大網絡進行學習。強化和提高電大教職工學習和使用計算機網絡手段的能力和要求,制定和完善了相關要求和規定。承擔開放教育輔導的教師必須完成課程的教學要求、自學指導、多媒體課件、輔導、自測練習等網絡課程的設計和制作,并掛載在普洱電大網上,同時,要求通過網絡進行招生、咨詢,教學、答疑,學習以及學員管理等其它工作,并有督促檢查和獎懲。經過這幾年的努力,不論是教師的網絡教學輔導,還是學員的網絡學習,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在中央電大開放教育學員網絡學習時間、點擊率等的檢查中,普洱電大分校都處于全省電大的前列。2010年在全省電大網絡教學的檢查評比中,普洱電大獲得了云南電大開放教育網上教學比賽網上教學支持服務獎,這是普洱電大第一次獲全省電大教學獎。在全省網絡課程一體化設計競賽中,《人力資源管理》網絡課程一體化設計獲優秀獎,這也是普洱電大教師第一次獲全省電大教學獎。
2普洱電大開放教育教學模式改革的主要創新點
2.1開放教育教育教學改革理念創新。提出了教育教學模式改革的三條原則:1、堅持開放教育的兩個轉變:實現以教師為中心到以學員為中心的轉變,實現以面授為主到以學員自主學習為主形式的轉變。2、開放教育的教育教學組織形式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實現教學目標和提高教學質量,不拘泥于如何一種固定的生硬模式。3、開放教育的教育教學組織形式必須要與普洱地區學員的學習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的推進工作
2.2開放教育教育教學模式創新.第一,提出并實施了開放教育“1+2”教育教學模式開辦英語專業,這種模式在全國電大開放教育中是獨此一家,獨樹一幟,是敢為人先,是一種改革和探索。第二,開放教育專科專業“全3”教育教學改革模式探索創新,在全省起到了引領示范作用。第三,發揮現代遠程教育的優勢,結合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際,進行網絡教學模式的改革探索,對邊疆開放教育具有引領示范和推動作用。
2.3教育教學改革成果創新。“1+2”開放教育模式成為云南省電大開放教育教學模式改革成果,接受國家教育部專家開放教育試點工作總結驗收評估的兩大特色亮點工作之一,培養出了張艷南等這樣的優秀人才,在國際、國內產生了一定影響。開放教育專科專業“全3”教育教學改革模式探索,適應了社會生源對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需求,推動了開放教育的規模發展、教學質量提升,得到了省電大的高度肯定。結合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際,進行網絡教學模式的改革探索,對邊疆開放教育持續、穩定的發展,在全省起到了具有引領示范和推動作用的效果
一般意義上,開放教育是對教育手段而言的一種教育策略,其特征是給學習者盡可能消除各種學習障礙和限制,提供應有的學習機會、豐富可選擇的學習資源和完善的學習支持服務。但就本文而言,更愿意把對“開放教育”的探討,從學習者擴展至教育者,從教育手段延伸到教育管理理念,從而為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的人才、為地區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一、打造開放的教育,首先要喚醒開放的性格
教師的集體性格特征,往往是默默無聞、默默奉獻,只知耕耘,不問收獲。所以,喚醒教育工作者性格中的開放元素,實在是課程改革發展中的一件大事。
教育的對外開放,其實就是在開啟教育工作科學發展、全面發展和創新發展的大門。這扇大門不打開,教育就將永遠被人們視為“現代社會的最后一塊凈土”。是的,這是在贊揚教育,但這也同樣說明教育有多么封閉。中國近代歷史閉關鎖國的教訓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寶貴經驗已經不言自明,封閉,對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一副枷鎖,教育不需要封閉,不能封閉,教育要敞開心扉,要接受外面精彩世界的陽光雨露,要與外面世界不斷融合,一起成長。只有這樣,教育才能培養出性格與能力都適應當今及未來社會的人才,才能又好又快地發展。開放,就是教育發展的眼睛。它看到多遠,教育才能走到多遠,它看得多么清晰,教育才能走得多么正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教育對外開放的思想和機會,把對外開放當作教育工作安身立命的生命之源,把對外開放當作牢牢把握自身命運的力量之源。
因此,作為教育工作者,無論是領導還是教師,都一定要具備一種開放的性格。對于個體而言,就是要具備一種外向型性格,敢于彰顯個性,善于與人交流,勇于開闊視野,以整個社會為背景獲取資源,進而獲得更加先進的工作理念,提高課程改革質量。
二、打造開放的教育,關鍵是釋放學校的魅力
發展的機會從來都是平等的,但絕不是平均的。缺乏魅力的地區教育,不可能真正實現開放,不可能獲得巨大的發展。教育開放的關鍵是“走出去”,而對于“走出去”,實在不能簡單地理解成外出學習。真正的“走出去”,是整體走出去,是讓自己的名字走出去,讓自己的品牌走出去,讓自己的特色走出去,讓自己形成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從而讓外面世界被你吸引,更加關注你,更愿意與你交流,并在這種交流中獲得雙贏,攜手共進。
這就是說,一個地區的教育要想走出去,就得打造品牌,形成特色。而這個品牌或特色的載體就是學校。對于地區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來說,如何推出品牌或特色學校,如何釋放學校的魅力,則是打造地區開放教育的關鍵。
釋放學校魅力,首先,變掌權為放權。學校的發展決定于政策是否優惠,依賴于支持是否有力。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一定要學會放權,鼓勵學校敢于設想,激活學校一切積極因素,使學校迸發激情,充滿活力。其次,變領導為引導。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在教育管理中把握正確方向,但這種方向是在大量調研實踐的基礎上獲得的。這種調研,包括在本地的調研,也包括對先進地區教育發展趨勢的了解和理解,對國際國內教育最新動態的掌握和把握。
在此基礎上,將最先進的教育理念傳達給學校,而不是簡單地命令和強行布置任務,讓學校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發展策略。再次,要變評選為評價。這就涉及評價指標的轉變,教育行政部門一定要轉變“唯升學論”的狹隘觀念,要真正全面度量學校工作,從學生全面發展到教師培訓提高,從學校內涵建設到學校特色創建,都要給予過程性的評價,而不是結果性的評選。結果性評選是粗放式管理的特征,而過程性評價則是精細化管理的開始。有了過程性評價,學校才能有的放矢地取長補短,加快學校特色的形成,推動地區教育的快速發展。
隨著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際金融的運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金融監管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和金融的不穩定性日漸突出。面對金融全面開放,為了能夠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機構運行和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保證金融市場穩定,促進經濟持續發展,我國金融監管需要進行不斷地創新和變革。
一、開放條件下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挑戰和問題
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即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體的“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隨著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實踐中也產生了諸多問題:
(一)金融監管法治環境薄弱
金融監管立法仍然滯后,立法技術亦不成熟。《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金融監管領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沒有與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一些重要領域仍然處于法律真空狀態。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并不協調,甚至存在嚴重沖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脫離實際的規定大量存在。金融監管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二)金融監管目標不合理
我國金融監管目標是既要保障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的有效實施,又要承擔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競爭和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維護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穩定、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多重性和綜合性,實際上是對金融監管目標的弱化,從而制約了金融監管的功效。
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一致的。這使得中國金融監管的主要工作就是進行貨幣政策的執行和信貸規模控制的合規性檢查,并沒有真正從金融運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發,形成獨立的、明確的職能。
(三)金融監管的內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場準入,輕市場退出。目前的監管大多對金融機構、金融業務的市場準入進行嚴格限制,而在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上則缺少詳細的可操作的市場退出規定。在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時,“一行三會”的監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來化解金融風險,違反了市場規律,進一步加劇了金融風險。
重現場監管、輕非現場監管。我國的金融監管主要采用現場監管。現場監管雖然能夠比較細致地了解、發現那些從金融機構公開的財務報表和業務資料中難以發現的隱蔽性問題。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許多不足,如,風險監管不足,隨意性、非規范性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復檢查并存等等。
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先行金融監管的主要內容是對金融業市場準入、業務范圍、財務帳目、資本狀況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規的合規性監管,而對金融機構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強調從資本充足性和資產流動性方面進行監管,忽視了金融機構自身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等指標的監管。重視傳統存貸業務,而對表外業務及其他金融創新業務監管較少。
(四)金融監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國的金融監管仍處在起步階段,金融監管信息系統尚處于一種分割、低效、失真的狀態。中國金融監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現在:“三會”的監管信息系統處于分割狀態,不能實現監管信息共享;金融監管信息實行定時報送制度,使得金融監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機構報送數據存在人為調整,虛報、瞞報現象屢有發生;缺乏社會監督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對金融機構報表、資料的真實性審查,等等。
(五)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缺乏協調,監管存在“真空”
我國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還不健全,整個金融監管組織體系仍按計劃管理模式設置,“一行三會”雖各有分工、各有工作側重,但是相互之間仍存在職責不清、相互扯皮的問題,有時出現職責沖突,有時出現監管“真空”,從而降低了整個金融監管的效率。我國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混業經營趨勢正逐步加強,原有的以機構類型確定監管對象的監管模式難以發揮作用,進而出現金融監管“真空”。
二、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制度設計
前述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已嚴重滯后于國際發展與實踐需要。隨著金融全球化、經濟一體化和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趨勢不斷深化,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在金融監管體制上不斷做出相應調整,而我國仍采取根據既定金融機構的形式和類別進行監管的傳統方式。在金融機構的業務界限日趨模糊的情況下,這種監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顯。
國外的金融機構大都為混業經營。盡管加入WTO后對進入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仍可限制其經營業務,但外資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體系,其混業經營的優勢仍能發揮,使我國金融機構在競爭中處于下風。混業經營已是大勢所趨,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諸多業務創新已具有部分混業經營的性質,光大控股集團、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組建事實上也拉開了我國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序幕。與我國實行的分業經營相適應的分業監管體制已不適應這一趨勢的發展。為適應混業經營的發展要求,我國應在現有的金融監管基礎上平穩過渡,依據金融體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監管體制,實現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協調。:
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務院直屬的政府機構應放棄金融監管職能,著重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做好宏觀調控,這樣有利于金融監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駕馬車”(即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基礎上設立“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作為整個金融業的最高監管機構,維護整個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對各類金融業予以全面監管。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集中置于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的統一領導之下,對各類分業經營的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實施功能化監管,并定期召開由三大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席會議,加強“三駕馬車”之間的聯系。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則有權對各監管機構的職責和各種爭議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則由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直接監管,從而形成一個立體的、有層次的、有分工的、橫向與縱向并重的金融監管體制。
三、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理念建設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完善金融監管內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強化社會監督,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的同時,在體制轉型的基礎上實現監管理念的轉變是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關鍵:金融監管活動應從事后被動處置向事前預警防范轉變;金融監管內容應從合規性、機構性監管向合規性與風險性監管并重、功能性監管轉變;樹立全面風險管理理念,轉變控制金融風險的思路,使金融監管既要強調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以及國際競爭力。唯有在金融監管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金融業的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實現金融監管理念及時、科學的調整,才能在開放條件下促進金融監管的不斷成熟和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陳建華.中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指導下,不斷解放思想與追求創新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為30年來中國當代文論的反思、更新和審美文化研究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活力和前所未有的學術創新空間。錢中文在開幕詞中說,當前,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正在生成之中,它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現代性的追求為動力,廣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資料中的有用成分,鑒別創新,初步形成了一種具有科學的人文精神的、開放的、動態的形式復合的多樣形態。陸貴山強調了科學發展觀對于文學研究的意義,指出我們應該從當代中國的國情和文情出發,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最有影響的西方現當代文論思想進行鑒別和分析,做出正確的、科學的評價。回顧以往的議題,朱立元提出今天在深入探討馬克思著作的基礎上,“文學是人學”命題有再認識的必要與現實意義,這使得“文學是人學”獲得了新意。
立足現實和本土化問題
當今一個突出的現實問題是,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正面臨著后現代性的強烈介入,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對于文學理論的發展極為重要。錢中文認為,面對復雜多變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必須認真考慮我們本土現有的社會語境和文學理論的語境問題,根據我們的文學實踐、文學理論的實踐來進行鑒別、取舍,以豐富、改造我們的文學理論,或另立新說。李春青說,當代中國文學理論要獲得獨立的“自我”,一是要依賴當下中國文學經驗,二是要依賴中國當下的社會文化需求,三是要依賴文學理論言說者對古今中外文學理論的研究與吸納。資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靈魂只能是當下中國的。曹順慶認為,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有西化的危險,要使中國古代文論從“失語癥”中解脫出來,要避免以西釋中或以中注西,在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中進入古今對話,在古今融合的同時進行中西化合,最終達到中西跨文明對話語境下的“中國化”研究。
問題意識、理論的學理結構和理論范式的轉換探討
首先,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最新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占世界GDP的份額為10.8%,位居世界第二位,美國仍占第一位,為21.4%。
其次,人均GDP增長較快。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從改革開放初期1960年的252.4美元增長為2007年的5292美元,可見中國人均GD9增速是卓有成效的,人們的福利水平不斷提升。
再其次,從我國制造業生產能力來看,作為工業化進程標志的鋼鐵產量快速增長,說明我國在工業化方面進展飛速發展,為本國經濟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科技進步較快。英、美、德、日等國發展進程顯示,科學技術在經濟飛速發展時期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為指導原則,大力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
首先,從現代高科技的標志網絡經濟來看,中國目前網絡使用者總數僅次于美國,雖然網絡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中才開始發展,但中國正是利用了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走在了各國的前列,截至2008年6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2.53億,網民規模躍居世界第一位。
其次,中國的科技論文數量、專利數量和研究人員數量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相對來看,平均每百萬人中的研究人員數量與發達國家相差較懸睞2005年論文數量緊隨德國之后,位于第五位;專利數量超過德國和英國,位于世界第三。
再其次,中國的科技投入逐步加大。直接研發投入占GDP比例顯示,中國從1996年的0.57%擴大到2005年的1.34%,雖然與發達國家還有差距,但增速驚人。中國教育支出占國民收入比例這些年基本保持在1.81%的水平,比發達國家落后較多。從長期來看,這兩項指標有著巨大的增長空問,增長潛力是廣闊的。
――對外貿易迅速擴大。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長迅速,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歷史上發達國家崛起時的主要特點。
――金融發展迅速。一國經濟的崛起和快速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的大力支持,充足的資金投入和保障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
一、我國經濟制度變遷概述
自經濟學誕生以來,破解經濟增長之謎一直是眾多經濟學家們不斷研究的重點。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意味著制度的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我國在建設具有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體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黨的正確領到下,我國經濟建設碩果累累。回顧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歷程,我們發現經濟制度在經濟中的作用不可小視。
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因素引入到經濟增長理論之中,認為制度安排的發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經濟效率和要素市場的歷史原因。更為有效的經濟組織的發展,其作用如同技術發展對西方世界所起的作用那樣同等重要。德姆塞茨指出,制度引起了經濟績效的改變,并且這一判斷受到歷史事實的支持。
中國的制度變遷過程就是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是圍繞著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積累進行的,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多元化經濟向一元化經濟的變遷,形成了計劃經濟體制及其原始積累,這是一個從分散到集中、從市場化到計劃化的過程,包括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1953—1956)與運行(1956—1978)兩大時期;第二階段是從1978年底開始的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變遷。這是一個從集中到分散、從計劃化到市場化的過程,它標志著傳統原始積累體制的終結。如表所示:
表1:中國制度變遷過程
年份
制度變遷
1949-1952
新民主主義制度
1953-1956
社會主義改造及其過渡制度
1957-1977
中央集權及計劃經濟缺席
1978-1992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全面貫徹落實國家關于農業和農村的各項財政政策和其他經濟政策,尤其是財政支農政策的落實,使得全國各地區農業生產全面發展,農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農村基礎設施等公共品供給得到了很大改善,農民增收的外部環境有了很大提升。但是,隨著農業產品市場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特別是近幾年來,農業產品購銷不夠、價格下降,農民群眾增收緩慢,說明了我國財政支農政策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
一 改革以來我國財政支農政策的一般性考察
1、 財政對農業投入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支農絕對量一直處于上升態勢。從1978年的151 億元增加到2004 年的1500億元(中央財政)。但是財政支農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卻相對下降。從1978年至今,財政支農總體規模不斷擴張,但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例不斷下降。(見表1)
表1 財政支農支出占總財政支出比重與農業GDP占全國GDP比重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農業GDP
占全國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