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態化論文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生態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浙江省瀕臨東海，水網密布，河道總長度為6萬多km。獨特的浙江水鄉風貌為全省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傳統河道建設主要側重于考慮工程的安全和人類需求，較少考慮河道建設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河道生態環境問題仍比較嚴重，河道環境質量現狀仍不容樂觀。筆者綜合應用環境科學、生態水工學、美學等相關理論，試圖研究出一套科學、合理的生態河道的構建體系，以指導浙江省歷史文化型河道建設，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傳承河道水文化。

1現狀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歷史保護型河道進行調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蕩新河；嘉興杭州塘、平湖塘、蘇州塘、長水塘、老環城河、九里溪；寧波西塘河；溫州溫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臺州、麗水等22條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積、水系分布、水生態狀況、人文水景觀資源、駁岸情況。

通過調查與分析，目前問題主要表現為：(1)人文水景觀資源雖然豐富，但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和充分的開發利用。以水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城鎮大多時過境遷。如衢州的鹿溪渠，嘉興的杭州塘，臺州的始豐溪等，未形成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缺乏對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單一，缺乏生物多樣性。按照《歐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態要素的標準“對以上河道進行生態評估，評優河道只有2條。(3)景觀工程方面，傳統方式造價高。在隨機調查的22條河道中，有19條河道在規劃、設計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為現澆混凝土、漿砌或干砌石塊、拋石等硬質不透水材料，施工及養護成本較高。(4)缺少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加強河道生態建設，制定一個在河道建設中加強生態保護的技術規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規范應涉及面廣泛、內容全面，符合科學性、操作性、經濟性要求，并且滿足工程建設的地方標準。

2構建生態河道管理體系的措施

2．1保護性措施

由于城市發展、旅游開發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實性不斷遭到破壞。作為文化遺產的城鎮河道不僅僅包括古城鎮、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質文化遺產，也應該包括歷史上因河道發展而形成的船閘、河埠頭、橋梁、堰等水利設施。對于這些已有的歷史人文景觀，應作為古代水文化的載體，通過綜合整治加以維護與保護。

在設計時要注重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的保護，考慮具有場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盡量使用當地材料和物種，體現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國圣安東尼奧河改造注重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將國家歷史公園中的四個歷史街區相互聯系起來。在南段德埃斯帕達水壩附近，修復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為文化和教育場所。對于南部河段的4處建于18世紀的教會遺址，規劃將教會遺址現有的道路系統與濱河步行道相連接，以避免局部過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滿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過生態工程與生態恢復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蝕，促進整個河道生態系統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構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異質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種異質性很強的生態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極為豐富的流域生境多樣化條件，這種條件對于生物群落的性質、優勢種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產生重大影響。(2)營造水陸交錯帶的生物棲息地。在河道治理規劃中，構建深潭和淺灘，營造多樣性水域棲息地環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場和流速，適于不同生物發育和生長需求。(3)構建生態駁岸時，要考慮生物棲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質制成的柔性結構，或者采用新的結構型式，如石籠、魚巢磚、生態磚等。岸坡砌護盡可能采用透氣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長，為魚類、兩棲類、昆蟲、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棲息提供從水域到陸地的連續空間。

2．3低成本景觀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觀規劃設計，研究如何權衡短期投資和長期收益，如何不以犧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態為代價。在設計時盡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鋼筋、水泥等硬體傳統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養護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磚石等)。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態條件。

2．4制定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

對于歷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強立法，各地都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工作真正落到實處，以建立新型長效的生態河道管理體系。

3整治案例

3．1項目概況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鎮，位于浙、閩、贛三省交界處，處于仙霞嶺腹地，由潯里、楓溪、花橋三個自然村構成。廿八都鎮歷史上是軍事要沖，是商貿集鎮，留有豐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穿鎮而過的廿八都溪在境內流程10km，流域面積73km，承擔沿河地區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補充的功能(現狀圖見圖l～3)。

3．2生態河道規劃

組景序列是體現中國傳統景觀欣賞與表達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續“楓溪八景”這一文脈，借鑒傳統中國畫長卷做法，根據現狀把楓溪沿河景觀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橋、百花澗、青溪坊、秋霞圃、楓影灘。分別以山、路、水、村居、田園、植物景觀為名，構成全景山水長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園畫卷，突出楓溪之美。具體措施如下：

3．2．1保護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種類多、數量大，其風格融浙、皖、閩、贛干一體，形成鮮明的地方特色。如楓溪村的水安亭橋，原為木結構跨橋，清康熙五年毀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橋，橋上原有亭閣18問，現尚存14間，為縣級重點保護文物；潯里村的清文昌閣，也是保留下來的重要古亭閣。除此之外，還有楓溪橋、河埠頭等古建筑物，在楓溪河水道設計中都應給予保護，現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特色。另外，從依存古鎮空問構成來分析，楓溪如腰帶，其急緩開合的動態恰和古鎮人文景觀耦合，構成古鎮景觀意象(規劃圖見圖4～6)。

篇2

政論文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形式多樣，范圍廣闊，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凡是對時政問題進行議論說理的文章，都可以屬于政論文的范疇。

一、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講求確切，嚴謹，富有鼓動性；詞語多具宏觀性；繁使用政治術語；句型單一、連接成分少、句與句之間無明確的邏輯關系。而英語則在句式銜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種形式手段連接詞、短語、分句或從句將句子銜接起來，注重顯性銜接，把句子形式和結構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盡量避免重復。

二、具體翻譯策略

中文政治文獻翻譯要高度忠實，但為了達到對外宣傳的目的，中國政論文的英譯本總體詞匯特征應接近于本族語中同體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語者接受。

1.籠統詞匯具體化。《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不少詞意模糊的“宏觀性”詞匯和詞組高頻出現，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狀態等，但英語詞匯比較嚴謹、具體，因此翻譯時，根據不同的上下文和文體風格選擇用詞，說到實處。如：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戰略實質就是走向全球，翻譯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實質相。又如：我們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而是持續推動結構性改革。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報告中并未直譯”大水漫灌”，而是著重于它對于經濟的影響譯為an economy-wide impact

2.詞義抽象化。詞義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義比較具體和形象的詞在譯文中引申為一般的詞。譯者應把所有意象與譯文有機結合，幫助讀者了解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內涵，來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如：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據“半壁江山”。The service sector as a proportion of GDP rose to 50.5%，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time.“半壁江山”本是中文的四字成語，報告翻譯中確并未將其翻譯得具有文學色彩，只是根據全文譯為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我國經濟就一定能夠浴火重生、再創輝煌。we can， without question，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ensure its dynamic growth.這里浴火重生、再創輝煌也是根據上下文的語境，將其理解為振興經濟、保證經濟的蓬勃發展。

3.解釋翻譯策略。《政府工作報告》中頻繁使用政治術語。簡單來說，就是“職業行話”。一般而言，行話只有“圈內人”懂得，對于外國讀者來說就晦澀難懂。英國翻譯學家紐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解釋翻譯策略對于政府報告中某些特定術語的翻譯頗為重要。它準確地再現出某些術語的內涵，能夠很好地解決漢語政論文英譯中的某些術語空白。例如，政府報告中“三嚴三實”譯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嚴三實其內容包括“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僅僅翻譯成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外國讀者很難理解，若是加以解釋譯成be strict in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preventing abuse of power and disciplining oneself；be steady in planning matters，starting undertakings and conducting oneself則更具體。又如報告中出現的“五位一體”，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文中解釋性的譯為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all-roun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five-in-one。

三、結語

政論文涉及到黨和國家事業的方方面面，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中國特色。在其英譯中，靈活地運用各種翻譯方法，既能合理準確地表達出帶有中國特色的政論文所含有的文化信息，又能全面考慮到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以及目的語讀者的思維模式，更好地促進中外交流，推動中國國際政治地位的進一步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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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

篇3

中圖分類號：X1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2）05001305

一、引 言

20世紀中期，西方工業化國家先后發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人們開始反思工業化弊端。從1962年《寂靜的春天》的出版，到1972年《增長的極限》的發表和瑞典斯德哥爾摩 “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再到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和2002年聯合國 “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的召開，等等，國際社會一直在尋求一種有別于傳統工業化的模式，希望走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同時，一些學者開始從社會文明形式的高度來思考工業文明。保羅·伯翰南在其1971年發表的《超越文明》中預見了一種“后文明”即將出現，但沒有指明這種“后文明”將是一種什么形式[1]（P1—2）。1995年，美國學者羅伊·莫里森在《生態民主》一書中正式將生態文明定義為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文明形式[2]（P5—12）。與此同時，西方生態、生態社會主義的思潮和運動也悄然興起。加拿大學者威廉·萊斯分別于1972年和1976年發表了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滿足的極限》，指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基于“控制自然”觀念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異化的消費觀念，要解決生態危機就必須建立“易于生存的社會”[3]（P58—76）[4]（P37—52）。此后，相繼出現了雙重危機論、政治生態學理論、經濟重建理論、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形成了系統的生態理論。在實踐上，生態運動也在西方政治和社會文化領域興起。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綠黨”受到民眾擁護，在工業化國家不斷發展壯大，在許多國家的議會中取得越來越多的議席。例如，有明確政治綱領的德國綠黨，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口號， 1998—2002年還與社民黨聯合獲得了執政地位，現在綠黨已經成為德國的第三大黨。20世紀90年代以后，生態社會主義明確提出了“紅色綠黨”的概念及其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主張，形成了生態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和政治綱領。

我國政府非常重視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促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同志專門就生態文明進行了明確闡述：“建設生態文明，實質上就是要建設以資源環境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中央政府及主要領導的積極推動下，我國的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取得了顯著進展。

二、生態文明理論研究進展

我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始于1984年，當時著名生態學家葉謙吉最早使用了生態文明的概念，他從生態學和生態哲學的視角來界定生態文明，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既獲利于自然，又還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保護自然，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和諧統一的關系[5]。之后，理論界開始廣泛研究生態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態文明成為許多學科研究的熱門課題。據統計，截止2011年底，我國共發表了以“生態文明”為題的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及報刊文章累計達10 029篇。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 陳洪波，等：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理論與實踐進展 第一，關于生態文明概念與內涵的研究。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生態文明進行了界定。一是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的一個發展階段，如陳瑞清等認為，人類至今已經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三個階段，在對自身發展和反思的基礎上，人類即將邁入生態文明新階段[6][7][8][9]。二是認為生態文明是社會文明的一個方面，如余謀昌等認為，生態文明是繼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種文明，四大文明一起支撐和諧社會大廈[10]。三是認為生態文明是一種發展理念，認為生態文明與“野蠻”相對，是在工業文明已經取得成果的基礎上，用更文明的態度對待自然，建設和保護生態環境，改善與優化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11][12]。四是認為生態文明是改善人民生活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是一種建立在先進生產力基礎上的文明形態。在確保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轉變生產模式和行為模式，走一條依靠自然、利用自然而又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互動發展的可持續發展之路[13]。總體而言，目前關于生態文明的概念的討論很多，但尚未形成一種公認的、權威的概念。

篇4

輔導員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承擔者，也是高校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力量，更是高校師資群體中不可或缺的生態組成部分。本文將從生態的視角考察輔導員職業倦怠的生成因素，提出輔導員隊伍建設的生態構想，為穩定當前高校輔導員隊伍、促進輔導員隊伍建設提供理論建言和實踐建議。

一、輔導員隊伍建設的生態意蘊

生態學的核心是系統論、整體論和可持續發展，生態系統的整體論觀點及可持續發展的有序性、關聯性和動態性特點，恰與輔導員隊伍建設的發展規律吻合。而輔導員發展權利應當“在需要與限制之間，需要表現為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是滿足生活的可能;限制表現為對欲求的控制與對資源的節約，它是滿足生態的可能”[1]。輔導員是高校師資隊伍中一個特殊的群體，同時又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統中的重要因子。當我們用生態學的視角探究輔導員隊伍建設問題時，必然要研究它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外部環境的關系。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統中，輔導員因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既依賴又反作用于開放的大學生思政教育生態環境。

高校的人才培養提倡“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凸顯“人”的地位，體現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輔導員職業發展包含輔導員與輔導員、輔導員與學生、輔導員與學校社會等的相互交往、相互激勵和相互支撐，其相互作用與反作用十分明顯。“輔導員群體是出于多維度的社會關系中，繼而必須接受這種特定社會關系的社會價值和倫理規范”[2]。一方面，從輔導員隊伍與社會的關系看，輔導員隊伍建設必然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環境因素的影響;從輔導員隊伍與學校關系看，輔導員隊伍建設肯定受制于學校的管理和規范;從輔導員生態主體看，輔導員隊伍建設肯定要與學生及其家長、學校管理者、教育研究者等發生聯系。另一方面，輔導員隊伍建設是一個動態或持續發展的過程，其職業倦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如輔導員自身的素質、個性、興趣、習慣等，輔導員對角色的體悟與認可程度、工作環境、國家政策等。這里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內在自覺因素。因此，影響輔導員的生態因子是多元的，是復合的。

二、輔導員職業倦怠的困境解析

（一）專業知識困境影響教育效率從而誘發輔導員職業倦怠。

高校輔導員是高等學校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學文化的營造者和傳播者，對學生的影響最直接，也最大。因此，輔導員專業知識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從輔導員職責看，他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穩定工作、就業創業指導、黨團組織建設、班級生活及專業學習指導等諸多工作。而要勝任這些工作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知識的支持，最好還要具備一定的語言文字、藝術修養和審美能力。因此，輔導員要有廣博的知識面。“但按照專業化的發展取向，輔導員要在這么多的相關學科都成為專家幾乎不可能，甚至在以上學科具有較系統的訓練都是困難的”[3]。這種廣博與精深的專業知識困境，讓本就事務繁雜的輔導員力不從心。“輔導員的專業知識水平直接影響大學生思政教育內容的來源”[4]。加之，社會轉型時期的利益驅使，人們有意無意忽視或者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現虛無化傾向，降低思想政治教育效率。因為其低效，以思想政治教育為職業根本的輔導員難免被社會邊緣化，于是極大地消解了輔導員的工作效能感，直接誘發了輔導員的職業倦怠。

（二）社會評價困境降低職業認同從而形成輔導員職業倦怠。

對老師的考核評價特別是對輔導員職業的評價是困難的。我們無法比較一位跪著上課36年的山村教師和一位項目費上千萬元的大牌教授誰是更好的老師，倉促而簡單地量化比較一定會南轅北轍。況且，人才培養具有滯后效應。一個輔導員研究論文比較多，管理學生也沒有大問題，而另一個輔導員能和學生打成一片、積極聯絡校園講座、組織社會實踐，就是缺自己的研究項目和論文。若干年后，后者培養的學生有一大批業界精英，而前者培養的學生卻業績平平，那么誰更優秀一些呢？的確，這是一個評價悖論。目前社會對高校工作的評價重點在學科、科研及SCI、EI收錄的高水平論文數量，而其培養的學生素質、能力水平往往因為難于量化而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高校的工作重心被扭曲的社會評價所綁架，幾乎陷入只求硬性指標數量而忽視思想素質等軟指標的泥沼，于是讓工作在一線的輔導員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無力感，極大地削弱了職業認同感，形成了他們難于抗拒的職業倦怠。

（三）幸福觀念弱化壓抑創新熱情從而導致輔導員職業倦怠。

在高校推行績效工資改革的大環境下，“輔導員因其職業發展空間受限直接影響其收入，成為在高校收入偏低的群體”[5]，或者說他們未來的收入增長預期偏低，這是因為社會轉型期的浮躁與利益驅動成為左右大眾價值選擇的重要因素。當一個社會信奉金錢萬能時，就會道德和精神幸福論變得虛無，而蔓延的財富幸福論又會弱化高校輔導員的主觀幸福感，從而導致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熱情的極大消弭。更有甚者，有的輔導員會把工作精力轉移到追求收入上，追求那些易于量化的諸如論文、項目等指標，本職工作則局限在學生“不出事”的底線里。此外，輔導員不可能像法官和醫生那樣用本行業的專用術語捍衛自己的角色，也不可能在大學生中贏得像專業教授那樣的職業認可與尊崇度。這種輔導員工作幸福感的弱化，使其產生失落感，從而導致其職業倦怠。

（四）公共危機時有發生妨礙校園安全從而強化輔導員職業倦怠。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矛盾的積累，非傳統安全滋生的公共危機時有出現，增加了輔導員職業情景的壓力。“無論是多么優質的學校，抑或是管理水平多么高的學校，想要根除風險都是不可能的”[6]。因此，維護高校校園安全穩定的壓力就會增大，而直接面對一線學生的輔導員必然“春江水暖鴨先知”。公共危機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這使得處置危機常常沒有應急預案可以參考。基于公共危機的人為性和高度不確定性，輔導員自然長期處于緊張和焦慮的“激情”狀態中。

三、消解輔導員職業倦怠的生態策略

（一）用人才生境原理破解輔導員成長的花盆效應。

輔導員是生態的產物，生態則是輔導員的載體。花盆效應在生態學中稱為局部生境效應，一方面其生存空間受限，另一方面因為人工介入使花盆植物長得比野外更好，但這種介入一旦消失則經不起風雨。輔導員受專業困境影響，生存與發展空間在一定條件下確實受限，而且與中觀環境（具體學校）的政策關系密切。學校領導重視時，輔導員群體就會發展良好，一旦這種介入消失則其必然面臨很多困難。輔導員群體作為一個生態因子，需要在一個具有支持性的生態系統背景下才能健康成長。這個支持性的生態系統就是對輔導員成長發生作用的生態因子的總和，即輔導員的生境。在一定的范圍內，生境豐富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生物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對輔導員群體而言，能夠消弭職業倦怠的誘發因素。生境作為一個可持續的、動態的系統，各要素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存在著能量和條件的交換。只有在良性的生境狀態下，才能破解輔導員成長的花盆效應，消解職業倦怠，使其保持良好心態和精力，高效地開展工作。

（二）用競爭協同原理消解輔導員成長生態位分化。

輔導員隊伍存在著互利共生的合作關系，同時也存在著優勝劣汰的競爭關系，合作與競爭最終呈現一定的動態平衡性。為避免輔導員內部惡性競爭，應當對輔導員進行分類、分層管理和考核。輔導員之間一定的競爭關系會產生必要的張力，催生輔導員內生動力，有效地防止人才沉淀，使輔導員個體始終保持足夠的發展動力及高度的責任感和靈敏性，其能力因子也必定在工作中不斷鍛煉提高。這種競爭協同，通過輔導員個體因子間的合作與協同，實現雙方甚至多方的互惠互利，并依靠人才協同關系在競爭自強化機制中消弭倦怠，從而使群體得到發展和進化。每個輔導員都是“不同的發展個體，都有適合自己生存的生態位，同樣存在著專業發展的生態位分化問題”[7]。密切輔導員間開放、互信和自然的合作關系，促使各因子間在知識、信息上充分交流、共同分享，在思想信念、執業態度等方面相互影響，為消解輔導員職業倦怠奠定基礎，為輔導員隊伍成長創造有利條件。

（三）用終身學習理念抗拒輔導員成長的超耐失衡。

謝爾福德1911年提出了生態學“耐度定律”，他認為，一個新物種從誕生到繁衍生息必須依賴一個復雜的大系統，但要使其滅亡則只要其中一項因子就足夠。其中一項因子含量增減或者性質改變，一旦達到該種生物耐力的界限，就可能出現物種消亡的嚴重后果。同樣，在輔導員生態系統中，影響因子對輔導員而言，也有耐受性問題。有學者指出，受知識困境的影響，輔導員“參加工作后，專業根基不牢的弊端就顯現出來”[8]，常常對學生工作中的難點、熱點問題，無法站在理論的高度用專業的術語予以解難釋疑，經常出現“大道理講不清、深道理鉆不透、歪道理駁不倒”的情況，影響工作效果。當一個或一些因子超過輔導員耐受范圍時，系統內部要素之間及其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關系就會發生變化，從而影響輔導員的職業發展。所以“打鐵還需自身硬”，輔導員要樹立終身學習理念，做學習型輔導員，“通過自身的學習，提高了自身的科研學術水平，在工作中會起到‘不令而行’的結果”[9]，才能更好地適應或者抗拒輔導員成長的影響因子，進一步消解職業倦怠，對自身的職業發展起到鋪墊作用。

（四）提升職業幸福感引導輔導員走向自我實現。

有研究者認為，輔導員職業倦怠變為主觀幸福感低下。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曾提出“幸福悖論”的觀點，即收入突破某個臨界點后再增加財富不一定導致幸福同步增長。“當欲望既定時，幸福與收入成正比，收入越大越幸福;當收入既定時，幸福與欲望成反比，欲望越小越幸福”[10]。因此，經濟效益的提高既要表現在增加收入的效率提高上，又要表現在減少欲望的效率提高上，更必須比較這兩個方面的效率。這就需要倡導輔導員實現幸福觀念的轉型，從追求物質到心靈自由，從結果幸福轉型為享受過程，從根本上提升職業幸福感。只有輔導員走進大學生心中，實現心靈碰撞，就會享受思想交流的幸福，才可能得到輔導員個人精神的滿足和愉悅，實現自我價值。思想政治教育本質上是調動大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引導大學生實現自我管理、自我超越的過程，這個過程拓展了個人的價值，實現了輔導員的社會價值。當然，幸福不僅在結果上體現，過程幸福也極為重要。一方面積極遏制欲望，另一方面追求知足常樂，享受生活的過程，有利于舒緩情緒、消解職業倦怠，走向自我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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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里格斯行政生態學主要理論

里格斯在《行政生態學》（1961年）一書中將行政生態學定義為“自然以及人類文化環境與公共政策運行之間的相互影響情形”的科學。他認為，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傳統農業社會、現代工業化社會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過渡社會三種基本社會形態，里格斯分別對經濟要素、社會要素、溝通網絡、符號系統以及政治構架五種行政生態要素與公共行政的關系對三種基本社會形態的行政系統進行了“結構—功能”分析，進而提出三種行政模式：

（一）融合型行政模式。與傳統農業社會相適應的即為融合型行政模式。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功能擴散的社會”社會結構混沌未分，在這樣的行政環境下，行政行為與經濟、政治、立法等社會行為混雜，不存在專業化的行政機構，行政效率極為低下。

（二）衍射型行政模式。與現代工業化社會相適應的為衍射型行政模式。與傳統農業社會的融合型行政模式相比，現代工業社會是“功能專一性的”社會，存在著細致、明確的社會分工，與此相適應，其行政機構也有明確細致的分工，不同機構各司其職，講求行政效率與科學性，且通過法治而非人治來維系社會運行。

（三）棱柱型行政模式。與過渡社會相適應的是棱柱型行政模式。過渡性使其兼具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業化社會的特征。在里格斯看來，在了解社會形態的基礎上，利用上述三種行政模式的理論幾乎可以解釋所有社會中的行政行為。

二、里格斯行政生態學理論的局限性

丁煌教授在其著述中提到：“里格斯的行政生態學說在某些方面尚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例如，他熱衷于模式的建構，而缺乏對整個行政生態環境作系統完整的考察，進而使其理論有‘掛一漏萬’之嫌；過于追求術語的新奇，而忽視了其理論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為建立一種所謂價值中立的行政生態模式理論，而不符合實際地忽略了具有明顯價值取向的公共行政研究目標。”

唐蓉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總結里格斯理論局限性表現為：（1）行政生態研究法忽略了行政研究的最終價值與內涵，缺乏對政策價值以及為實現相關目標所應采取的行動的關心。（2）行政模型大都是基于直覺和先驗的假設，在發展為一種解釋性的理論時，受到了嚴重缺乏經驗基礎的阻礙。（3）忽略自然資源環境因素對公共行政的影響使其生態環境分析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唐興霖教授則認為該理論的局限性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里格斯的行政理論模型源于西方國家，不能用作發展中國家分析；第二，里格斯的生態環境分析缺乏完整性，他只列舉了五種生態因素加以分析，但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自然因素有所遺漏。

三、對里格斯行政生態學研究局限性的補充

綜上所述，大部分學者認為里格斯行政生態學研究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缺乏完整性上，即里格斯在研究中對自然因素未作任何分析。研究一個國家的行政時，由于自然因素與政府行政相互聯系影響，在行政生態環境的構建中，自然因素是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一方面，自然因素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出臺政策、法律；另一方面，人類活動對自然因素產生了影響。

自然因素在三種行政模式中的表現：（1）融合型行政模式。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是“互惠一重配”結構，在農業社會中，人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生產力水平并不發達，同時科技水平也較為低下，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人們沒有開發自然的條件，對于自然大多懷有敬畏之心，對于自然環境與其變化多為“順應”的態度；相應地，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尚在自然自我調節的承受范圍之內，包括自然災害等在內的自然因素的變化也都是順應自然規律的表現。（2）棱柱型行政模式。過渡型社會已初步實現社會的分工與專業化；經濟呈現“集市—有限市場”的結構，“價格不可決”使得交換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自然因素與人類活動呈現“矛盾”的關系。在工業迅速興起發展的階段，經濟增長的誘惑促使人們對自然資源進行開發，一旦開發過度即造成自然環境不可逆轉的破壞。同時，類似“自然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等錯誤觀念的盛行，更加激化了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此時，自然因素反過來作用于人類社會，自然條件與環境愈發惡劣，自然資源的缺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經濟的發展。（3）衍射型行政模式。與傳統農業社會相比，工業社會呈現出一種高度分工與專業化的特征，同時，經濟遵循價值規律進行運作。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發展均處于相對穩定、成熟的狀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較為穩定，也能對其進行有序有度的開發；在順應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的開發與利用。同時，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與自然相關的法律、法規也逐漸完善，一方面提高人們保護環境的意識，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提供了依據，另一方面，也對人為造成環境破壞的行為作出懲處，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愿景，人與自然地和諧關系，是和諧社會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因此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衍射型工業社會，人類社會與自然因素將呈現一種“和諧”的關系。

參考文獻

[1] 唐蓉.行政生態學視域下地方政府規模適度研究[D].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5月.

[2] 唐興霖.里格斯的行政生態理論評述[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0（3）.

篇6

帕特里克?墨菲：實際上，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讀時，一開始所學專業是英語。那時，文學批評理論主要局限在新批評和結構主義兩種批評方法上。這兩種批評方法都不能解決文本的主題問題，特別是政治主題問題，當時這對我來說是個問題。所以，我就改去學歷史，專攻東南亞與亞洲史，研究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以及民族解放斗爭。我的本科學位論文寫的是關于1962年發生在老撾的一場戰爭的新聞報道問題。1973年，我本科畢業。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我曾經兩次在歷史系研究生院報到，但都感覺自己對此類研究沒有足夠的興趣。

1981年，為了進行創造性寫作，我決定選修幾門英語系研究生的課程，后來拿下一個碩士學位。在我選的課程中，有一位教授講授的是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達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對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詩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學評論的方式將我感興趣的政治、歷史與文學結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實，我從未放棄歷史學或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將其融入到文學批評之中了。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歷史主義、解構主義、美國研究的興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這一方法也變得切實可行。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寫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溫德爾?貝利（Wendell Berry）詩歌中的場所與靈性問題。

李學萍：您從何時開始從事生態批評的？那時生態批評處于何種狀況？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我的碩士論文可以算作生態批評實踐。不過，在1983年春天，我寫這篇論文的時候，生態批評這一術語尚未開始流行。我在這篇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之后，在攻讀博士學位階段，我在“美國研究會議”提交的論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蓋亞意象進行了分析，后來這篇文章發表在《環境倫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還在其他期刊（如《美國西部文學》）上發表了關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說，我那時就開始從事生態批評實踐了，加上當時對蓋亞意象的女性主義分析，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開始成形。那時，也有一些學者在生態領域頗有建樹，如約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奧?馬克思（Leo Marx），但是他們一般不被當作批評運動的一部分。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 Buell）那時則從事由賽克凡?波克維奇（Sacvan Bercovitch）發起的“新美國研究”。

在《美國西部自然寫作簡刊》創刊之前，對場所、環境以及自然感興趣的學者們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學協會”，但其研究焦點為非虛構文學作品。我從研究詩歌開始，總感覺該協會的研究范疇過于狹窄，受到諸多限制。等到我參加工作以后還是助理教授之時，我就曾提議創建一份關于文學與環境的期刊。這一想法我提了好幾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獲得支持。

李學萍：在歷經三十余年的發展后，生態批評正朝著多元方向發展。請問您是如何界定生態批評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羅?費爾蒂（Cheryll Glotfelty）曾為生態批評做了一個非常寬泛的定義。這一定義很有影響，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沿此進一步思考生態批評的定義問題。我認為，把這些不同的方向當作一個大的圖譜上的不同線條更為有益。如果我們將生態批評理解為一場運動，就像女性主義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運動一樣，那么我們就可以接受生態批評這場運動在方向與理論上的多樣性。

女性主義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女性的受壓迫問題。這一定義并未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甚至沒有明確女性主義的具體奮斗目標。生態批評的定義表達了它所關心的問題，即文學與文化對自然的表現問題。在此框架下，生態批評還有一個特別關注的問題，那就是人們的文化實踐以及文學、文化作品中所表現的人類對自然與環境的態度，以及這種態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實體上所產生的效果。因此，生態批評一直具有倫理維度，能夠體現文學反映和導向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影響的關注。

我認為，正像有些女性主義評論家那樣，有一些人對生態批評的倫理及政治含義采取回避的態度，并將評論的焦點放在美學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學分析不能成為結構主義那樣的分析。結構主義批評歷時很短，這是因為在結構主義分析結束之時，讀者總會進一步追問“那又怎么樣呢？”以及“因此？”之類的問題。同樣，在美學闡釋的結尾之處，讀者也會一直關心文學文本或文化藝術品的美學維度到底能發揮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學闡釋所蘊含的主題意義又是什么？從主題角度看，我們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學策略具有何種勸導性力量？對我而言，研究魯迅短篇小說的學者們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閱讀姜戎的《狼圖騰》以及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reau）的《瓦爾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羅賓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說《曙光》（Aurora）時也會思考這些問題。

李學萍：您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及《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都談到巴赫金對您的影響。請問巴赫金思想對生態批評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中曾講過，巴赫金的對話思想為我提供了辯證法之外的另外一種思想方式。通過政治實踐與哲學分析，我發現無論是古希臘的辯證法還是辯證法的各種現代變體，都存在目的論和決定論傾向過強的問題。

首先，人們總是喜歡以設想的結果作為指導其行動的完美方案。當實際結果與設想的結果出現對立時，人們傾向于相信既定的綜合方式。而當實際行動所導致的結果與設想不一致或三方辯證關系在策略層面不成立時，人們往往不去反思設想的辯證結構是否存在問題，而是認為與設想相對立的實踐存在缺陷。事實上，沒有完全依照馬克思辯證法倡導的階級斗爭思想來領導戰爭，而是依靠農民取得了民族的勝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結果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簡化論傾向是導致實踐史中理論建構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種紛繁蕪雜的變量對人類的意識是種挑戰。因此，我們容易以偏概全，將一個或少數幾個變量當作全部變量。但事實上，身處在產生這些變量的系統之內，我們根本無法對所有變量作出精確判斷。作為思想方法，對話法強調我們的行動不帶有目的論意義上的終點。相反，由于每一個前進的步伐都會導致新情況、新變量以及對所處現實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們行動的軌跡將會不可避免地發生持續不斷的變化。我認為，后結構主義對宏大敘事以及烏托邦式結果的懷疑精神對這種非目的論思想貢獻頗多。樂觀主義會導致對可能性的優化預測，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認為是更加美好的社會也會存在不可解決的矛盾與差異。這也是厄蘇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說《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達的一點，也是我強調將對話法作為方法的原因：對話法使用“支點”（pivots）而非“基礎”（foundations）的概念，無論是對于出發還是到達來說，“支點”都是供人暫時駐足而非永久不變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從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以及追隨恩格斯思想的人來看，辯證法假定所有的現象（不僅是社會現象）都可以通過正―反―合的關系進行解釋。這也導致人們將“人與自然”作為根本的沖突，并且認為這一沖突可以通過人類戰勝自然來解決。因為自然這一整體無法被徹底毀滅，也不可能被某種后人類的建構（即人類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這一假想完全是錯誤的。

人類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盡管我們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環境之中，但卻終究離不開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環境離不開人類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質材料則在人類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環境也只能在相對溫和的氣候和天氣情況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類與大自然處于一種相互競爭、相互沖突、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不一致的對話性關系之中。只要人類存在，這種關系就會持續。羅賓森的小說《曙光》就探討了這一點，這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國出版以及翻譯成英語和其他語言的時間順序存在不一致，這也導致對其思想接受的歷史發展情況以及關于他的文學與修辭研究之哲學基礎存在含混不清的狀況。很多學者最早或是通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或是通過最早翻譯的巴赫金論文接觸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類分析以及文學話語的表現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時間順序，也就是從《走向行動的哲學》以及《藝術與責任》開始，就能發現他的文學理論以倫理哲學為出發點，強調讀者與評論者在思想與行動上的責任。由于讀者與評論者可以改變自身行為，因而能夠對現實世界產生作用。而倘若個體的思想能夠改變其行為，那么作為思想實驗的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會具有同樣的潛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責任、獨特性以及事件最為重要。因此，如果我們通過這樣一個第三維度來看巴赫金，就會發現《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異或狂歡理論，而實際上更為側重對挑戰階級社會內部既定的價值觀和具有不同社會屬性的帶有民主性質的激進社會行為之贊賞。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個體的獨特性以及個體存在所應承擔的個人責任與義務。而他后來的寫作，如關于言語行為的論文，則重點探討了溝通的不確定性以及在溝通過程中，說話人與聽者之間相互建構、相互生發的特征。這也意味著，由于說話人、積極的聽者、語境時刻以及所言說話語的哲學元素等變量共同對言語行為發揮作用，溝通就呈現非目的論特征。

對我而言，巴赫金理論的對話思想不僅對生態批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個人反思自我并指導個體生活也具有重要價值。但是這并不是說，只有通過閱讀巴赫金著作才能達到這一目的。事實上，人們可以通過多種路徑達到這一方向。

對我來說，巴赫金著作與我為自己所選擇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這未必適合每個人。沒關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種需要與其保持一致的“主義”。我想要推廣的思維方式是這樣的：既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業已存在，明日無非是今日之重復”的思維方式；也不接受那種認為“未來是某種烏托邦社會，我們已經清楚如何到達目的地并且已經在路上”的思維方式。這兩種思維方式都將導致人類這一物種被自己制造的廢墟掩埋，而且在此過程中，還將導致無數其他物種隨之滅亡。

李學萍：您已出版了幾部生態批評專著，如《文學、自然與他者：生態女性主義批評》《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生態批評視域中的文學與文化研究：藩籬、疆界與領域》《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理論問題、文學分析與文化批評》以及《勸導性美學生態批評實踐：氣候變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確定的未來》 等，請問以上著作在研究重點和方法上有何變化？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以上作品在研究方法上變化不大。在《文學、自然與他者》一書中，我提出將女性主義、生態批評以及對話法結合在一起的觀點。在該書出版之前，我在多個學術會議發言和期刊論文中也就此作了很多介紹。同時，我強調理論在生態批評中的作用。為什么要強調理論？這是因為在美國生態批評界，理論還是會遭到批評或不受重視。同時，我還對一些后現論進行了分析，討論其對生態批評運動的價值與存在的問題。除此之外，我還將教學法內容納入該書，而其他研究理論和批評的學者則會在另外的著作中討論該問題。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專著《文學、自然與他者》中，我開啟了包括理論、應用批評以及教學法三者相結合的實踐方式，而這個思路是我后來一直沿用的。為了便于讀者了解我在生態批評領域的發展歷程，我還提供了一些個人自傳性質的信息。我的第一本專著從寫作到出版歷時近十年。

第二，在后來的專著中，我先后探討了美國生態批評以及世界生態批評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例如：在《以自然為導向的文學研究》中，我針對的問題是文類差異、生態批評的分類以及劃分問題。但是，我對生態批評所作的這一描述性的分類卻常常遭到曲解，一些評論者認為我此舉旨在為生態批評研究限定范圍，這實際上是不準確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你如果去讀那些指責我限定了生態批評研究范圍的學者的書，就會發現他們的研究嚴格地限定在經典作品上，如傳統的自然寫作或惠特曼研究。但實際上，我所有的專著都涉及小說、詩歌、非小說作品，既包括傳統上的純文學作品，也包括通俗性科幻作品。

第三，在后面的專著中，我更加關注文學研究中常見的問題，不僅是像電影和電視劇這樣的文化藝術品，還包括大壩這樣的工程技術產品。此外，我還對生態文學所反映的未來趨勢進行了探討，如氣候變化、石油泄漏以及淡水資源危機等問題。我也經常關注女性主義與性別問題，但是也并非每次都涉及這些問題，因為一個評論者不能在每篇論文中都對所有問題面面俱到地涉及。

第四，我作品中的很多章節（特別是最近專著中的）都是應專著、會議發言或學術講座稿約而寫。因此，這些章節中的話題有變化。有時，由于要出版的專著章節或講座有特別需要，反映在專著中的章節也就相應地有特別的側重。

第五，例如，生態批評已在世界范圍獲得發展，我收到的很多稿約希望我提供比較文學、話語分析以及教學法等方面的論文。同時，美國境外的稿約也會影響我使用的文學、文化、經濟與政治案例的選擇。

第六，隨著這些專著的出版，我也更為有意識地不斷拓寬理論類型以及理論家的研究范疇，從而使我的理論與應用批評更具復雜性。所以可以說，我在方法上沒有太大變化，但在理論與應用批評的思想上一直處在不斷豐富的過程之中。這一豐富的過程有時是他人觀點啟發的結果――或者直接來自一些人，或者來自他們所運用的理論。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的專著和國際生態批評、新理論的發展、新的或我過去不了解的文學作品以及日漸加劇的氣候變化和飲用水危機等環境問題之間呈對話性關系。當然，我本人的愛好、對一些理論和科學分支的興趣不足以及對某些科幻文學作品理解上的困難，也給我的生態批評理論與實踐帶來一定的局限性，我也還需要盡量彌補這些不足。

李學萍：在您的《橫截性生態批評實踐》中，您提出“橫截性”（transversality）作為研究方法，請問如何理解該術語？

帕特里克?墨菲：為了避免在此陷入理論爭端，簡單來說，很多當代思想家都在用“橫截性”這一術語，如凱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與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舉例來說，美國高校里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往往建立在研究主體而非一個學科或研究方法的基礎之上。但是可以看到，某一既定的女性主義研究項目的方向往往與該項目負責人的學科背景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學校不同、研究項目負責人不同，這些女性主義研究在研究重點以及教學大綱上也就各不相同。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偏向人文，側重文學和文化研究；但在有些學校，女性主義研究則屬于社會科學項目，主要建立在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基礎之上；也有其他學校結合哲學與政治科學進行研究。

以上方法對研究女性生活、女性所處的社會條件及其身體和心理特點都不可或缺，但卻沒有哪一種或哪一兩種方法就是足夠完備的。從某一學校某一個專業畢業或取得某種學業證書的學生感覺他們已經了解或接觸過自己的專業領域，但實際上，學校的教學資源、教學人員、專業的規模、專業成立的時間甚至院系在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都會影響該專業視域的寬度與廣度。而女性主義研究的橫截式方法則會提醒學生：任何一個專業的教學大綱都不能解決該領域的所有問題。

在生態批評領域，至少是在美國，我們首先要使理論在研究與批評中的作用得到認可。此外，很多學者也呼吁要增強人文學者對科技文本的閱讀能力。

李學萍：請問您如何理解生態批評“實踐”（praxis），您如何看待環境運動中行動與理論的作用，您又如何看待生態批評中文學理論與文本批評的價值？

帕特里克?墨菲：“實踐”包含理論與具體文本批評之間的相互關系。從狹義角度來講，政治實踐包含勸導大眾以促進法律與管理上的基本轉變。這種轉變可能意味著對一種政府形式的排斥與對另一種政府形式的接受，或對一種管理實體的排斥（如對殖民者的排斥）和對另一種管理實體（如地方民族精英或統治階級）的接受。這種轉變也可能不太激烈，如不斷擴大權利范圍、賦予年輕人投票權、維護患有精神疾病的社會成員的權利、人們表達性傾向的權利等的轉變。

在一個社會中，實踐也包括推廣和執行那些基于某種哲學信仰之上的能夠改變人日常行為的文化實踐。通過立法將毆打兒童、吃狗肉等行為定義為違法行為是一回事，而讓全社會將這些行為作為價值規范則是另一回事。在美國，道路上有提示車輛行駛限速的指示牌，然而，多數人每天開車都超出限速。實際上，對車輛限速的立法行為并沒有真正引起人們在超速問題上的觀念變化，人們根本沒把超速看作真正的犯罪、不道德或危險的行為。然而，多數人能執行在公共場所或室內禁煙的規定，實際上，政府在公共場所吸煙問題上的監管力度非常小，甚至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這是由于，隨著相關科普知識的推廣和逐漸改變的社會行為，美國公眾在政府執行蔬菜水果超市禁煙令之前就已經改變了在二手煙問題上的態度。

意識形態的討論、解釋、理論發展與批評都要依靠話語完成。當闡釋與批評的勸導力度達到一定程度時，社會態度與社會行為都會隨之發生變化。分析、評判以及發展關于生命的理論都涉及思想實踐，并會對意識形態理論產生沖擊，因而都是實踐形式。在此需要指出，我們并不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行動主義者，也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理論家。然而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需要理論與行動共同發揮作用以促進變革。

生態批評是一種實踐形式。它通過對特定主題的強調、對選定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及行為的認可和評論，進而改變人們的感知方式。這樣的新感知還會進一步影響讀者和觀看者對閱讀和觀看材料的選擇，對文化作品與實踐的闡釋，以及在其意識形態領域內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理論，或者發展使其走向新意識形態的理論立場。

尤其要指出的是，生態批評寫作、教學與言說能夠引起人們對文學或文化作品中對自然的表現問題以及環境問題的關注，進而引起人們對自己在自然與環境方面的態度與行為進行思考和再思考。這種變化可能會發生在個人和局域范圍，例如垃圾循環、食用有機食品、成為素食主義者、改變對其他物種的態度等。同時，這種變化也會涉及個人所作的一些政治決定，如投票支持或反對一些法令或選舉人，支持一些非政府組織機構或代表某一環境團體從事志愿者工作等。

關于理論與文本分析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要強調的是，評論者有時傾向于用某些理論去分析文學作品，或從某一作家作品中總結出某種理論，但要注意的是，文學作品沒有義務固守某種理論。最激烈的爭論往往不是最具說服力的。雖然我認為恩格斯將機械論、決定論的辯證法思想直接應用到自然問題上的做法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同意他的這一看法：最好的“政治”小說是那些最微妙、具有內在勸導功能的小說，是那種以巴赫金對話性而非權威主義獨白式呈現主題的小說。我在最新的專著中對此進行了具體分析。

李學萍：生態批評發軔于西方，現已發展成為一項世界范圍的運動。請問：世界范圍的生態批評呈現何種態勢，不同國別的生態批評又有何特征？

帕特里克?墨菲：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對于此問題是最差的聽眾。這樣說是因為，正像很多人那樣，我們傾向于從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角度來回答此問題。我不知道“國別”是否是最好的術語。我認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有時候是國別性的，有時是區域性的。所以，我們可能會更多地使用“超國家的”（supra-national）和“地方性的”（subnational）術語。然而，這些疆界和差異并不妨礙生態批評獲得某種統一的方向。即便從宗教角度出發，人們也可以為生態批評找到超越國別和文化差異的某種統一的大方向。

關于世界范圍內的生態批評，我所看到的差異往往是研究的出發點和所關注的問題之間的差異。與美國早期生態批評相比，歐洲生態批評更為關注虛構作品。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只注重詩歌分析，完全無視其他文類。在西班牙，由于該文化對女性主義的抗拒，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結合遇到很大阻力。也有一些國家的學者們對這一結合并不感興趣，但在另外一些國家，生態批評與女性主義的結合則未遇到大的障礙。

或許，由于生態批評進入學術領域之時包含太多西方理論，中國生態批評一方面注重包括儒家在內的以及更早的經典作品研究，另一方面保持了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之特色，如側重美學研究。而與此同時，不同國家的不同政治情況以及生態批評學者所面臨的職業風險也影響生態批評作為主題性或政治性批評的發展。

后殖民主義生態批評對生態批評整體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并引起對國別文學大量作品的重估，這也是快速發展的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一些國家，生態批評使美國和加拿大關于原住民的寫作得到更多重視。與此同時，我們也一直在避免那種將所有土著文學看作同質性文學而忽視每種土著文學背后重要的具體歷史情況的理想化、浪漫化傾向。

總體來說，生態批評在世界范圍的發展所帶來的主要變化在于對理論的認可，而理論部分又是美國生態批評學者所持續抗拒的。當然，這些理論的范圍也是令人震驚的。每個理論都以不同方式改變著生態批評這個領域，而這些理論的結合、改變、綜合又不斷生成新視角和新思想。

李學萍：生態批評已經成為多民族、多文化范圍內的運動，業已取得很大成就，但目前生態批評還面臨何種問題與挑戰，未來發展方向如何？

帕特里克?墨菲：首先，我認為生態批評還會繼續作為一種相對較新的方法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例如，我把一些學術文章在adademia.edu這個網站，當有人用谷歌在該網站上搜索我的名字或文章時，我會收到通知，大約有來自四十多個國家的學者在該網站上找到了我的文章。盡管這個數字不算非常龐大，但是有一些學者來自穆斯林國家，當我在網上收到他們從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埃及和尼日利亞等國家發來的問候時，很受觸動。我還有一些學生現在在埃及和迪拜工作，他們也經常在網上和我討論與生態批評教學相關的問題。

當然，這些學者都主要從事美國和英語文學研究或教學工作，具有很強的英語文學閱讀能力。所以，對生態批評感興趣的學者數量可能比我所了解的還要多，因為這些學者的同事也可能通過德語或法語或其他語言發表的著作來接觸生態批評。

其次，翻譯作品還會增加。現在，從英語翻譯到其他語言的生態批評作品越來越多，但是把其他語言的作品翻譯成英語的工作還需要進一步加強。這種翻譯工作需要跨國合作。由于在學術風格、讀者期待以及我所說的“文化語法”（cultural grammar）之間的差異，很多學者雖然熟諳英語閱讀，口語表達也很好，但用英語撰寫學術論文則有很大難度。因此，請母語為英語的人對其文章或作品進行翻譯和編輯可能是更為行之有效的辦法。

除了對批評類和理論文章與著作進行翻譯，我們還需加強對環境和自然文學作品的翻譯。由于出版商對市場和銷售量的顧慮，加上他們對推廣此類作品的意愿并不強烈，這一工作還面臨一定困難。當然，從事生態批評的學者需要掌握更多語言，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還是需要用翻譯的生態文學作品來進行課堂教學。

篇7

 

1．日本東京灣地區的產業發展及生態環境概況

1.1 東京灣的自然及產業概況

東京灣位于日本本州島關東平原南端，為房總、三浦兩半島所環抱，南北長80千米，東西寬20-30千米，灣口僅6千米（圖1）。里闊外狹，為陷落海灣。環東京灣區域有一都兩縣（東京都、千葉縣和神奈川縣），人口約2600萬人，是日本的政治、經濟和產業中心。東京灣底部的東京都同南面的橫濱市和東面的千葉市共同構成了聞名于世的京濱和京葉兩大工業帶，是全國最大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基地。東京灣地區主要有東京、橫濱、千葉等幾個特大城市以及川崎、船橋、君津等工業重鎮，經濟總量占全國的1/3，主要工業有鋼鐵、有色金屬、煉油、石化、機械、電子、汽車、造船等。從1975到1994年，東京灣地區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了10%，275%和407%，2000年的三產從業人員分別占總從業人員的0.45%、23.1%和76.4%。

1.2 東京灣的幾個主要城市

東京：日本國首都，全國政治、經濟、商業、金融、文化中心，世界特大級城市環境保護論文，人口1255萬人，面積2187.09平方千米。東京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資本在50億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這里。主要工業有印刷、機電、物流、食品和精密機械。東京港貨物年吞吐量為4000萬噸，是日本第六大港。

橫濱：僅次于東京的日本第二大城市，是京濱工業帶的核心城市。人口約356萬，面積434平方千米。戰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橫濱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造陸工程，興建臨海工業區，建立起一批極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大中型工業團地。主要產業石油、石化、運輸機械和鋼鐵生產都居全國前列。橫濱港是全國最大港口，年吞吐量1.1億噸，一次總靠泊能力90萬噸。

千葉：千葉縣政府所在地，人口90.9萬人，面積272.08平方千米。2001年市財政預算6608億日元。千葉是一個工業城市，鋼鐵、食品和煉油三大產業約占工業總產值的76%，其中鋼鐵工業占1/2。千葉鋼鐵聯合企業是世界著名的十大鋼鐵企業之一。千葉港是日本國內貨物吞吐量最大級別的國際貿易港，年貨物吞吐量世界第四論文格式模板。

川崎：位于東京與橫濱之間的工業城市，人口106.1萬。面積136.5平方千米，是京濱工業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總產值的80%來自重化工、鋼鐵、水泥、機電、煉油、造船和火電等。其中，煉油占工業總產值的25%以上。

君津：東京灣東南岸鋼鐵城市，人口8.4萬，面積319.5平方千米。1971年設市，60年代填海建設的君津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是世界最大鋼鐵企業-新日鐵的骨干企業，年產鋼能力1000萬噸。專用碼頭水深19米，可停泊25萬噸級巨輪。企業的人均產鋼量約1000噸，勞動生產率居世界領先地位。

1.3東京灣區域開發對環境的影響

明治維新前的東京灣漁業資源十分豐富，“江戶（東京的古代稱謂）的壽司”是當時日本的名吃。藍色的大海、白色的沙灘與遠方的富士山遙遙相對，自然生態景觀十分優美。東京灣的大規模開發始于二戰后的40年代后期，新建的許多資源型工業分布在東京灣地區的填海新陸上，成為世界臨海型工業區的典型代表。東京灣不僅是日本的工業、人口、國民收入最集中的地區，同時也是世界工業生產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由于工業布局過于集中，出現了用地緊張，供水不足環境保護論文，地盤下沉，交通擁擠，公害嚴重等一系列社會問題，成為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障礙。進入7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負面影響開始日益明顯，空氣污染、水污染、近海污染等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首都圈人口的高度集中和急速城市化導致東京灣污染負荷增大，海水污染嚴重，東京灣的水污染物濃度高于日本國內其它海灣；漁業損失慘重，僅1962年東京都政府支付的漁業賠償金就高達330億日元；由于富營養化，每年5月-8月，赤潮發生天數達80天左右。

50年代以來，東京地價暴漲導致填海造陸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東京灣各港口、城市臨海工業園區、大型工業企業、羽田國際空港、迪斯尼樂園等都是填海建設的，東京灣填海面積共計約為2萬4千公頃。大規模的填海造陸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納潮量減少、海水自凈能力減弱導致海水水質惡化，海洋生物資源退化。濕地破壞嚴重，明治時代的濕地90%以上已經喪失，95%的海岸線由自然岸線變成人工岸線。

由于海底多年沉積了相當厚的污染物，90年代以來，青潮頻發，給近海養殖業帶來災難性后果。近年來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東京灣地區的城市化開發、經濟優先的發展戰略導致環境惡化的現象并沒有使該區域居民更多地感受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喜悅，與之相反，近年來，民眾要求改善東京灣生態環境的呼聲越來越高。

2青島環膠州灣區域的現狀

2.1產業發展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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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概念 背景分析 因地制宜 經濟 社會 環境

中圖分類號：F292文獻標識碼： A

為適應重慶市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加強和規范村鎮規劃建設管理活動，改善村鎮生產、生活環境，促進農業現代化、農村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鎮域規劃的主要內容包括：鄉鎮的位置、性質、規模和發展方向；村鎮規劃建設用地范圍；交通布局及村鎮基礎設施以及其它各項生產和生活服務設施的配置等。 建制鎮和集鎮總體規劃的主要內容包括：建鄉鎮的性質定位和發展方向，人口和建設用地發展規模，居住、工業、公共設施和公益事業等各項建設的用地布局和功能分區，有關的技術經濟指標等。

一、重慶市鄉鎮環境概況及社會定位與作用

1.1含義

鄉鎮，我們直觀理解，就是鄉村和鎮。也可以理解為比較小的市鎮，介于農村和城市之間。也泛指較小的市鎮。鄉鎮是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之一，也是城市鄉村這兩大組織形式以點為主在空間分布上的過度地域。是縣級以下農村區域里，以經濟、交通、教育、醫療等為中心的區域。有獨立完善的行政、司法、衛生、教育等部門，鄉鎮是我國最基層的行政機構。

1.2社會定位與作用

鄉鎮是我國最基層的行政機構，一頭連著城市，一頭連著農村，在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鄉鎮政權是國家政權體系的基礎環節，承擔著管理轄區內鄉村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的職能，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組織者和執行者；鄉鎮政權處在國家行政管理的前沿陣地，處在農村工作的第一線，與廣大農民群眾直接面對，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在農村落實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的橋頭堡。當前，鄉鎮政權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著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農村公共服務、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發展農村民主政治、建設農村先進文化的重要作用。

二、鄉鎮改造與規劃的必要性

全市幅員總面積822.69萬公頃，而農村占地面地達到總面積的百分之九十幾。要加速農村現代化，鄉鎮的的發展在我國城鎮加速進程中有著特殊的意義。鄉鎮的發展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由于鄉鎮是鄉村城市的過渡地帶，這種過度地帶的特殊性，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農村，但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城市社區管理和政策上往往就出現了盲區，因此成為了一些社會問題比較集中的地區，同時也是城市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棘手問題之一。鄉鎮作為農村和城市兩種社會形態結合的地方，也是城市規劃，生態景觀最特殊也是最薄弱的區域，只有在這種城鄉結合的鄉鎮，實現了城市與農村、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才能真正實現城市的和諧。正由鄉鎮在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意義覺定了對鄉鎮的綜合環境整治與規劃。

三、重慶區域鄉鎮的背景現狀與考察

3.1區域背景和政治條件

重慶地處我國西南區域，緊鄰四川盆地東部，是丘陵山地的集中區域，由于山地的地形制約，平地較少，再加上河流水系分割，鄉鎮規模的發展受到限制。因此，城鎮空間體系呈現出小城鎮的優勢局面。從目前看來，首先重慶地區山地地形復雜多樣、小氣候豐富多變、交通條件落后、文化經濟落后。是一個大城市與大農村的結合體，農村地域廣闊，農業人口眾多；其次重慶市區域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礦產資源、旅游資源、以及民族文化；最后，重慶是一個工業化城市，是中央直屬直轄市，在政治和經濟上，對鄉鎮區域改造與建設有更快捷的實施條件。加上國家政府高度重視城鄉統籌發展，并以重慶市區域為改革規劃試點，國家和地方政府也為鄉鎮建設和新農村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和建設條件。這為重慶地區鄉鎮綜合環境和城市建設提供了優質可行的條件。

3.2重慶鄉鎮發展現狀

重慶鄉鎮地域環境復雜，各種文化景觀多樣、資源豐富，但交通條件封閉、建設條件艱巨、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與長江中下游以及沿海相比，重慶地區鄉鎮的建設和發展人還有很大的差距，景觀現在重慶地區鄉鎮發展較快，但還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

1、各個地區鄉鎮的發展不平衡，分布也不合理，受地形、地質、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重慶比較適應鄉鎮發展的是渝西地區，應為地勢較平，交通等條件較方便，鄉鎮分布也比東部密集。

2、鄉鎮的規劃滯后，文化內涵體現不充分，地域特色逐漸消失。

3、鄉鎮的功能不完善，基礎設施發展落后，某些鄉鎮公共基礎設施極度落后。產業特色不明顯

4、鄉鎮生態環境薄弱，地形復雜，建設難度大，交通困難，觀念保守，經濟落后。

四、重慶地區鄉鎮規劃設計策略

4.1、規劃與改造設計原則

1、生態為主的原則

重慶的地形復雜，人為活動和自然條件相互制約，因此在規劃改造中必須遵從自然，在自然環境的制約中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在渝東部分地區生態環境比較敏感，人為建設活動易引起上體滑坡、沖溝和泥石流，給鄉鎮安全帶來威脅，筆者認為在對區域性規劃中首先是生態安全。比如在選地和利用，道路交通系統、居住、工業的整體布局，基礎設施的布置和防災等各個方面。

2、遵循地域氣候條件的原則

氣候環境對鄉鎮的規劃改造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前文已分析出重慶地域環境的復雜，生態環境敏感，地形與氣候也是有必要的聯系，在規劃中，要遵循生態的重要條件也必須考慮氣候的因素。首先，在規劃改造中，既要考慮通風效果，又要考慮夏季濕熱多雨，要根據場地地域綜合要素來選擇布局方式。再次，結合重慶自然地形、氣候等特點進行群體優化組合，創作環境與建筑一體的空間環境。

3、以人為本原則

重慶鄉鎮因地形的限制，很多內部交通還是以步行為主，完善鄉村到集鎮的公路交通，注重對人的關懷，體現場所精神，體現政府的人文關懷，建造舒適的人居環境。

1、文化傳承與文化多樣性原則

重慶是悠久的歷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蘊深厚，且地域文化形式多樣性，少數民族的民風民俗濃郁，根據不同文化地域，打造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從而體現出重慶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特征，在這種文化歷史和民族文化背景下，從我們的環境建設上得以充分體現，有利于文化的總結、傳承、發揚。

4.2、合理定位

重慶地域的每個鄉鎮的自然資源和發展優勢都不相同，因此，在確定發展性質時，首先要對其地形、氣候、交通、人口、經濟及現用地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根據不同特點和要素確定鄉鎮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方向和產業結構目標等。按照統籌規劃、重點突出、示范帶動的原則建設設施配套、環境優美、各具特色的鄉鎮，促進鄉鎮從數量向質量轉變，逐步向綜合服務型、農業服務型、旅游服務型三種類型轉變。

4.3、道路交通的統籌

基于前文對重慶地區地形分析，重慶地貌特征明顯，山地較多，地勢起伏較大，對道路的組織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地質方面，地表也多為泥巖和頁巖，在各種外部因素的誘發下，易造成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環境災害，影響道路的布局設置。因受諸多條件影響，道路交通規劃應依山就勢，體現山地特點，多呈自由格局。

結語

總結全文，得出以下認識：

論文秉承文化論和系統論的觀點對重慶區域鄉鎮的規劃改造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討論，強調地域文化發展的動態性、相對性特征，再現地域生活場性的有效價值，塑造有歸屬感和富于地域特色的城市空間的基本途徑。

論文在基于地域性規劃與改革的概念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從地域規劃原則、地域的文化體現、合理定位、地域性景觀的構建及公共設施和場所精神等六個方面進行了初步討論，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

第一，規劃改造要與文化緊密結合，建立文化特色，要注重文化傳承和發揚。

第二，與現代經濟同步，現代經濟等發展要求確立規劃改造迫切實施的必要性。通過現代化和生態技術的運用，首先可持續發展的實踐。

第三，在規劃設計與改造中，要回歸自然，與生態結合，合理的利用當地資源，因地制宜，使人與環境和諧共處。

第四，創造富有地域特色，充滿場所感的空間，環境要與當地居民相融合，鄉鎮的規劃改造根本上就是維護社會關系，和對當地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尊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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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紀武著，趙萬民主編，人居環境地域論【M】――以重慶、武漢、南京為例【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7

黃光宇，山地城市規劃與設計【M】.重慶大學出版社，2003

趙珂，王曉文，川渝山地小城市傳統形態【J】, 重慶大學建筑學報，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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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框架及假設

20世紀90年代，行政管理專業歸屬發生變化，即從政治學下的二級學科中脫離，成為獨立的學科，行政管理專業由原先的理論型向實務型轉變[7]。斯托克斯不贊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體系分別是，高基礎、低應用的波爾象限、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雙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雙低的以訓練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專業學生選題可能表現出顯著的解決問題導向，與此同時，社會對碩士研究生的理論水平有較高期望。解決問題導向的研究需要進行大量的經驗主義方法收集資料。按照行政學常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將收集資料的方法分為非經驗主義方法和經驗主義方法，經驗主義方法包括問卷調查、實地訪談、參與觀察、受控田野調查或實驗法。[9]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運用經驗主義方法會受到客觀條件限制，他們可能會轉而借助于非經驗主義方法，最常見的就是文獻法。雖然采取文獻法能夠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資料，但不利于碩士研究生創新，知網、萬方等數據庫可能成為一些人“加工論文”的工具。論文相互借鑒、模仿，大量選題重復。本文提出假設：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位于“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和“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象限。

2類目及樣本選取

根據研究目的，同時，在參考相關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設計分析類目，包括研究主題、研究層次。研究主題劃分為行政理論、城市治理、行政體制、公共財政、績效管理、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政社關系、公共危機、網絡輿情、政府規制、公共政策、電子政府、服務型政府、行政倫理、政府職能等子類。研究層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組織的三個分析層面，即社會心理層面、組織體層面和生態群層面[9]。其中，社會心理層面關注個體行為；組織體層面關注組織結構和過程；生態群層面關注環境中的組織群。本文的分析單元是文獻題名、年份、出版者等。在進行樣本分類時，不可避免的參雜了主觀判斷因素，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導師、同學中背對背進行相同數據分類。減少主觀判斷成分。

本文在“CNKI-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當中，分年度篩選出一級學科代碼為“120401”（即行政管理專業）的碩士論文，按照被引用次數進行排序。對其中被引用過的論文進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過的論文共495篇，全部抽樣。由于時間越長，被引用次數也隨之增加，如2011年當年知網平臺收錄的論文，當年被引用1次，在隨后的兩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論文總體規模大，為方便研究，采取系統抽樣方法，選取458個樣本。樣本容量為953個。

3結果與分析

3.1碩士研究生選題偏好分析

如圖1所示，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偏好比較明顯，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機與網絡輿情、政社關系、公共服務領域，其他領域的選題則比較分散，每一主題的樣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選題難以歸類。

①研究政府與社會關系問題。具體表現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門、社區等公民自組織之間的角色關系，以及公共服務外包、公民參與等問題。其中，研究社會組織的占35.03%，涉及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會組織培育機制研究》、《我國基金會的資金管理研究》、《我國非營利組織稅收政策現狀及問題研究》等；社會組織作為多元主體參與治理過程，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互動關系研究》、《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非營利組織參與研究》、《民間組織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研究》等；以及準政府社會組織，如工會、婦聯等職能，如《社會管理創新視角下的工會職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區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區治理的樣本中51.52%對某個案例或多案例進行實證研究，如《我國城郊撤村建居社區治理研究——以青島市黃島區為例》、《北京建設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區文化建設研究——以麥子店社區為例》。此外，這一類的研究還包括研究事業單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醫院“管辦分離”；村民自治、公民參與等問題。

②研究公共危機以及網絡輿情。涉及的范圍包括公共危機的誘發機制，政府同其他主體對公共危機、網絡輿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機的研究以群體性事件為主。如《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研究》、《征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及其對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發事件中的微博輿情應對》、《網絡輿論危機中的政府應對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職能，以及區域、城鄉之間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以下簡稱為“公共服務”）。專門研究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樣本21個，占這公共服務樣本總數92個的22.83%。研究公共服務的樣本呈現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針對西部地區，或是針對某一特定地區進行研究，如《西部地區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研究》、《鄂爾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泰安市農村公共文化事業投入問題研究》。有2個樣本介紹國外經驗，分別是英國公共服務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養老問題的研究較多，其次是就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

從研究層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生態群層面的研究。研究生態群層面的樣本數405個，占總數的42.50%；研究組織體層面的樣本數366個，占總數的38.41%；研究社會心理層面的樣本數126個，占總數的38.41%；其他樣本數56個，占總數的5.88%。由此可見，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將政府置于外部環境當中，與外部環境、其他主題互動的外部視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內部視角占了較小份額。

不難看出，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題與研究層次與近五年熱點問題存在相關性。社會矛盾凸顯、社會群體利益訴求上升，公共部門對公平性、回應性賦予更高的價值，需要理清政府權力邊界，給社會更多的發展空間，但仍然強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責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行政管理領域的研究者一般將“治理”理解為一種角色關系，將好的治理理解為多元主題的共同治理，這一領域的研究增加。研究這類角色關系的論文占總體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論研究數量很少，只有三篇論文，分別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和戰略管理理論進行描述。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一般會對相關理論進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論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論、政府失靈理論等，而文章主體部分脫離理論展開，理論游離于文章之外，“兩張皮”現象較多。行政管理專業更多體現為一種“工具”，而不是一門“科學”。

3.2碩士研究生選題重復現象分析

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較為集中。前已述及，選題偏好集中在三個研究主題，而其他研究主題樣本數量較少。以“公共財政”為例，每年“公共財政”的選題樣本數占當年樣本總數的比重都不超過5%。研究的具體內容也較為單一，缺乏非稅收入管理、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等內容，對公共預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預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預算透明保障機制構建研究》、《預算民主視角下我國公眾參與政府預算的研究》等。選題呈現出兩極化趨勢。此外，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重復現象也比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選題下存在多個樣本。

對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偏好、選題的集中重復情況的分析驗證了假設，即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位于“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和“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象限。

4選題質量提升對策

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緊趨政治熱點、社會問題，基礎性研究較弱，理論應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復的選題較多，選題結構失衡，多數停留在“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階段，研究價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碩士研究生原著閱讀量有限。碩士研究生對原著缺乏興趣，僅僅針對熱點問題提出研究問題，利用二手資料對理論進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論積淀，難以上升到一定層面。因而對理論的應用呈現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實證研究“短板”。習慣于采用非經驗主義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資料，在知網、萬方等平臺收集期刊、論文資料后，進行整理、修改。通過非經驗主義方式進行資料搜集，相比實證研究更加簡單便捷，但過多的依賴二手數據寫作論文，難免造成研究的重復，而且許多論文都僅僅是對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對現有成果的發展和創新。可以預見如果研究生沒有從意識上消除對二手數據的依賴，在研究中不愿意實踐和創新，行政管理專業未來的論文質量將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質量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強化碩士研究生經典閱讀意識。目前的激勵機制，易導致研究生過分關注、參加課題、學術會議數量，潛心鉆研原著的時間和興趣減少。可以考慮適當改進目前的評價機制和方法。二是倡導研究生實證和創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對二手資料的過度依賴，為碩士研究生創造多途徑開展問卷、訪談等經驗研究，增加用于課堂外的時間，讓他們真正了解現實問題，同時，優化研究生課程設計，增加計量經濟、統計分析方法等課程，提升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數據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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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本文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學理論研究課題“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質量分析及提升對策研究”（項目號：2004JY0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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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的結構性關系中，前者作為確定性條件雖然可以決定后兩者的狀況，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換言之，人文社科的學術活動總是歷史階段中的認知行為，這一思想陳述有其自身的慣例和邏輯。因為，“文化系統是政治經濟體系的產物，這是最為顯而易見的，而重要的是由語言所再現的，但還包括各類體制性機構，從管理層、宗教實踐、建筑和大學課程和文獻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實踐之間并非只涉及到意義是否等值，而是存在著一個概念與文化關系所導致的意義范圍和轉義的問題。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認為的，“甚至所有最為全球的術語‘全球化’本身也猶如‘現代性’或‘歷史’一樣，在不同的語言中包含著全然不同的意義范圍”。〔6〕我們可以認定，作為“漸進”（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概念。在當下形成了認識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語境下，在如此廣泛的范圍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區域中，這一問題的所指和論述層次必然會出現差異。對這樣一種復雜的蔓延過程進行觀察和解釋，跨學科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論。“就關注的學科而言，全球化是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人類學、媒體研究、教育學、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題。”〔7〕簡言之，全球化不論是作為某種通識語，還是作為經濟一體化的現象，對于不同區域社會文化的影響均是持續而深刻的，而且這一現象所引發的思考直接進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其間也產生了一些重要的論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編的著名論著《全球文化：民族主義、全球化和現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來不斷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說》（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則將以全球化作為主題的虛構小說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研究，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顯然，全球化的進程在人文社科領域帶來了某種全球化語境下認知同一性的現象，即西方觀念隨著經濟和文化活動的展開獲得了復制并形成某種學術語言、范疇和概念為基礎的認知共同體，因而，米尼奧羅直接指出，“我將首先探討一下在過去五百年中語言與文學概念之間、人文學科與學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這五百年是具有現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體系形成與擴張中得以充分實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后續發展國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學術體制為保證知識共享的規范性使得歐美學術文化獲得了大面積覆蓋和復制。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從語言、文化到學術文化，全球的學術活動逐漸集中到主要的幾個語種和文化模式上，由這些語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輻射到全球各區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類型：

語言及人文界限之間的聯系形成了歐洲現代文學、學術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現代階段正經歷著巨大的轉變，它以語言（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各種語言的文學 （及其希臘文、拉丁文的遺風）、學術文化（主要是英語、法語和德語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為特征。〔9〕

值得重視的是，由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人文學術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學術各分支領域成為關鍵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術資源所引發的，其重要原因是各個后續發展的文化區域在新的時期出現了與發達國家歷史階段中相類似的社會文化現象以及相關的問題。在表層的類似現象和現成言說之間，發達國家的學術方式，包括命題、理論和方法論等相關資源，會獲得首選，即后續發展國家對新現象解說的歷史性滯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學界對發達國家的研究資源有著自然的渴求，如中國學界在新時期對歐美理論持續引介，對其理論話語形態就一直抱有熱情。所以，區域的學術現代性與全球化進程是密切相關的。猶如沙士森米耶以歷史學為例所指出的，“當代學術機構中的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全球變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結果”。〔10〕與此同時，人文學術，包括文學研究自身的發展，其學術指向也不斷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在20世紀后半期尤為明顯。當代美國文論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說明當代文學理論特質時特別指出：

由于后結構主義、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會思潮，特別是婦女及民權運動的影響，文學理論日益對體系、體制和規范等進行質疑，對其采取某種批判或反抗的立場，對理論盲點、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掩蓋的曲解感興趣，日益將個人或地方性實踐與更為廣闊的經濟、政治、歷史以及文化倫理的力量結合起來。〔11〕

人們面對不同的社會文化狀況，總是會尋求有效的解釋方式，并由此帶來理論生產的動力。20世紀前期由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帶來的理論分析方式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前半期的有效性并不能自然延續至后半期。因此，理論發展與尋求針對社會文化特定現狀進行有效闡釋是直接有關的：

語言學轉向似乎不再能夠提供文學、歷史和文化研究之間的關聯，使之可以“應用”到特定的社會和地區。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個新的時髦術語，……這個術語就是“全球化”。該詞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討論國際金融市場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經成了最最熱門的話題，不是作為理論范疇，而是向常規學科提出的一種經驗主義挑戰，特別是在人文學和美國的“地域研究”方面：東亞研究、南亞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東南亞研究、中東研究。在美國學術領域，這些是研究其他社會和文化的地方，過去通常是比較文學的主要支持者。〔12〕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以來的人文社科領域的重要命題，如文學理論在20世紀的重要思潮，除了早期的以語言學為支撐的形式主義文論外，其他的理論流派都與歐美學界密切相關，如精神分析（奧、法為主）、新批評（英、美為主）、原型批評（加拿大為主）、結構與解構（法國為主）、讀者反應批評與接受研究（德、法、美為主）、女性主義（法、英、美為主）、新歷史主義（美國為主）、批評（意、英、法、德、美為主）、族裔批評（美國為主）、后殖民批評（美國為主）以及文化研究（英、美、澳為主）等，其中所涉及到的理論結構性問題、全球政治文化生態、族群與性別、多元文化觀等，都是歐美學界在其學術體制下的產物，是這些國家和區域的學者在其社會文化狀況中依據自己的觀察和理解，并針對前期學說的理論盲點和言說缺陷所提出的。例如，在歐美各高校普遍使用的當代文學理論選集之一，即由理福金（Julie Rivkin）和萊恩（Michael Ryne）合作主編的《文學理論選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2004）將當代文學理論分為12個部分進行選論分述：1.形式主義：俄國形式主義與新批評；2.結構主義，語言學與敘事學；3.修辭學、現象學與讀者反應批評；4.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5.精神分析與心理學；6.歷史主義；7.政治批評：從到文化唯物論；8.女性主義；9.社會性別研究；10.種族文學與文化研究、種族批評理論；11.殖民與后殖民，跨民族研究；12.文化研究。每一部分除了導論之外，引入5-12個學者的英（譯）文專論，選集共涉及到90余名國際學者的論著和觀點。所選學者除了少數為前蘇聯、東歐和發展中國家或區域之外，95%為西方高校或研究機構任職且得到學界公認的歐美學者。其他重要的、受到學界公認的選集或指南的選編情況與此選集大致相當，如《布萊克維爾文學理論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007）、《當代文學理論讀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5th ed.， 2006）以及《諾頓文學理論與批評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等。所以，米尼奧羅特別指出：

對語言和文學的研究就是在同一個認知構建中的。文學語言大多是現代時期殖民語言，希臘文與拉丁文的遺風猶在。文學研究也承襲了同樣的傳統。……文學研究，無論是1945年前用歷史哲學作理論，還是70年代時用結構主義或后結構主義作理論，其研究重點都在沃勒斯坦所說的五個學術國家的文學作品上。〔13〕

上述相關的文學理論思潮不僅在全球蔓延開來，而且還進入了認知同一性的再生產，如論文、論著、項目與學位論文等，形成當代人文學術的全球化現象。如果仔細審視全球各個區域，尤其是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東亞的人文學術，就可以看到這一學術生產鏈的清晰軌跡。全球化帶來了某種學術現代性：非歐美文化區域大多將上述理論和議題作為本土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經驗層面上來展開資源借鑒式的解釋。正如中國臺灣地區學者陳光興所指出的那樣：

總的來說，在整個20世紀歷史進程中，亞洲各地的知識圈都是把眼睛往歐美看，一個世紀下來，所有事物的基本參照體系都是以歐美經驗為主。百年之中，這個逐步建立起來、極其穩固的知識結構，造成了學術思想上巨大的問題，不僅是分析視野的窄化，把歐美之外該參照的多元歷史經驗割除，更糟糕的是歐美的知識方式幾乎變成了惟一的典范。〔14〕

當然，我們并不能由此就主觀臆斷，歐美學界的知識就是某種霸權知識，采納這一知識方式的惟一后果就只能將歐美經驗地方化和普遍化。由于知識的最基本功能是對經驗的間接性體驗和共享，以此形成知識本身的推進，而對知識的采納包含著使用者的基本判斷和符合學理的陳述條件。所以，單一主觀主義的知識論往往是無效的。參見〔英〕卡爾?波普爾：《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舒煒光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只是我們在過去并沒有特別意識到人文學術的全球現象或現代性問題，沒有注意到知識結論也可能是全球化的產物，也沒有對其理論言說和本土經驗之間的張力做出有耐心的審視和反思。所以，學界確實需要對不同理論資源擁有判斷和甄別意識，在此基礎上去“把握與理解我們自身的生存環境。如何透過亞洲不同次區域之間的知識圈互動，能夠彼此看到，進而能使得各地的歷史經驗成為彼此的參照點，多元轉化既有的參照坐標，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更有解釋力的知識方式。” 〔15〕

因而我們不難看到，近代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和人文學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體制的一種復制或模仿。雖然，這種復制或模仿本身并不指向價值評判，只是某種歷史事實，但就全球化語境下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共享方面，中國學界主要的參與和再生產方式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區域類似，如持續引介、翻譯西方理論，包括話語形態、范疇、術語、方法論和議題，繼而在此類理論與方法分析框架下，引入中國本土的經驗型個案等，但同時亦在客觀上說明了上述理論范疇的跨區域有效性。因此，對這樣一種共享知識的參與和再生產就存在一個學理性問題。因為前者是達成后者的基礎，而后者本身則需要符合前者的生產方式和原理。因此，隨之而來的學術程序應當是：其一，對引介學術參照框架和理論本身的歷史發生學應透徹把握，因為每一種理論的產生是理論家自我認知的意向性呈現，而這種意向性又與歷史性和時代性存在著互文關系。有關理論的意向性，參見〔德〕沃爾夫岡?伊塞爾：《怎樣做理論》，朱剛、谷婷婷、潘玉莎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十三章：理論視角。其二，對本土經驗的差異性應有清醒的認識，因為歷史和實踐均是觀念世界遞進的結果。其三，在上述二者之間尋求符合歷史現狀和本土經驗的替代性參照和有效解釋。有關歷史經驗和模式理論，參見〔英〕邁克爾?奧克肖特：《經驗及其模式》，吳玉軍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實踐經驗。如是，才有可能對經驗的歷史性和理論的有效性做出基本的判斷并進入原創性生產。有鑒于此，新時期以來跟風式的學術再生產，包括缺乏關聯研究的盲目編譯和轉述歐美的學術概念或其他形態的“新說”，除開早期的資源借鑒價值外，并不能達到這一要求。此外，將此等“新說”作為認知框架或理論帽子重新套用在中外作品和文化現象上形成的所謂再生產只可能是無效言說。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有關的文章，特別是有關生態、性別、種族（非洲裔美國文學為主）和全球化選題的文學研究類論文和學位論文，均有上升的趨勢。但其中很多論文還是在某種“全球正義論”的認知框架中，將生態、性別和種族等相關范疇置于道德制高點進行非學理性預設，然后找出文本中有關的對應要素進行支撐性說明，如用綠色書寫對應生態、批判男權及白人等級以對應性別和種族等。這種對應方式本身并無對錯，但問題是論證的方式不能僅以歸納文本中有關生態、性別和種族正義的表層編碼代替文學研究的學理性。所以，在大量的論文中，超出這些議題范圍以及對此進行質疑和批判的論文相對較少，這說明上述議題的影響力，同時亦說明理論原創的艱難。但這些研究現狀和問題已經開始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一些反思性的論文也陸續出現，這些文章既有對理論本身的質疑，也有對研究范式的質疑。參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項目動態”近五年來有關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有關國外理論中國化的立項和相關專著：，2015年4月14日訪問。這方面的討論除了學術論述之外，一些媒體也開始注意到損害學術基礎和學術環境的現象參見中國新聞網：“評：學術名流、學界高管、學術掮客不算大師”，http：///cul/2011/07-18/3188438.shtml，2015年3月30日訪問。，由于這種討論是在公共空間進行的，因而影響較之學界內部要大得多。

至此，中國學術現代性包含了兩個層面：全球化語境中的學術資源處理問題以及中國學術原創力生產問題，這兩個問題互為結構。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學術資源的構成性和指向性，才能在透視不同經驗的基礎上，對資源加以整合并生產出符合經驗的有效解釋。資源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對不同資源，不僅僅是歐美資源，加以多角度觀察和理解，而且對理論和經驗的雙重透視需要克競其功，方能在學問上做到“真實”且“深透”。〔1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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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ing， Anthony D.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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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3〕沃爾特?D.米尼奧羅.全球化進程、文明進程及語言文化之再定位〔M〕//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三好將夫.全球化的文化.馬丁，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34，37-38，49.

〔11〕Leitch，Vincent B.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xx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