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業行業調查報告模板(10篇)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紡織業行業調查報告，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 綜 述

總結本人近年來的工程建設經驗，在框架嵌砌類墻體的工業廠房建設中比較人頭痛的是采用新型砌體材料的建筑物內外墻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收縮裂縫，墻體裂縫也被劃入了質量通病范疇。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去深入探討一下，如何做好新型材料墻體開裂防治方面工作。

1.1建筑用新型砌體材料

根據上海市建材業管理辦公室關于開展《上海市禁止和限制使用粘土磚管理暫行辦法》行政執法檢查工作的通知（滬建材辦〔2009〕35號）的要求，上海的工業及民用建筑已絕大部分采用了新型墻體材料。

所謂的新型砌體材料基本就是灰砂磚、陶粒磚、空心混凝土條板、蒸壓加氣混凝土砌塊、小型空心砌塊等，上海地區使用比較普遍的是蒸壓加氣混凝土砌塊、小型空心砌塊。

1.2新型砌塊材料分類

新型砌塊材料以可以分為承重砌塊和非承重砌塊，就重量可分為空心砌塊和實心砌塊，按照體積來分為大砌塊和小砌塊，按照符合國家標準可分為標準砌塊和非標準砌塊等，加氣混凝土砌塊叫法有很多種，混凝土承重空心砌塊在建筑中應用，既起圍護承重作用， 又具有隔熱保溫、抗滲、抗裂等功能。

2 新型墻體質量通病防治要點

2.1 砌筑高度控制

砌體施工前應提前兩天噴水，確保砌塊與砂漿結合層有足夠的水分，避免連續砌筑引起墻體不均勻變形或裂縫。日砌高度不得超過1.8m，砌至梁、板底180～200MM時（適用240MM磚），必須隔7天待砂漿沉實、強度達到75%以上、砌體變形穩定后，方可砌筑最上一皮斜頂磚。

2．2 墻體最上一皮磚施工質量控制

砌塊組砌應合理，砌筑前按砌塊尺寸計算皮數和排數，檢查并修正補齊拉結鋼筋。砂漿飽滿度必須達到80%以上，特別是砌體豎縫要盡量擠滿，在墻根部預先澆筑一定高度的與墻體等厚的素混凝土塊，使最上一皮留出約砌塊的三分之二高的空隙，以便使用與原砌塊同種材質的實心輔助小砌塊斜砌，擠緊頂牢，使墻體與四周嵌固良好。

2.3 門窗洞部位施工質量控制

除門窗洞頂設計標高恰在框架梁底者外，均應設置鋼筋混凝土過梁，梁寬與墻體相同，梁高390mm或根據門窗洞頂實際尺寸定，底筋2Φ10（L≤1200mm時）或2Φ12（1200≤L≤1500mm時），架立鋼筋2Φ8，配Φ6＠200箍筋，兩端入墻各不小于梁高，過梁混凝土用C20。窗臺部位應布置現澆或預制混凝土窗臺板，以防止門窗角出現裂縫和提高該部位的防滲能力。

2.4臨時洞口處施工質量控制

如需設置臨時施工洞口，其側邊距交接處墻面不應小于600mm，且頂部應設過梁，洞側須沿高度每600mm左右（符合砌塊模數）設置2Φ6拉結鋼筋，鋼筋伸入墻內每邊不小于600mm。并預留磚槎口，填筑施工洞口時應采用強度等級M5以上的水泥砂漿。

2.5 預留箱盒部位施工質量控制

若預留箱盒背面與墻面相平，安裝時應凹進墻內10～15mm。雙向布置Φ6＠100鋼筋網片，與墻體錨固或與箱體點焊，該部位應用不低于M5的水泥砂漿打底，次日澆水養護，然后才能進行大面積飾面施工。

2.6 敷設管槽施工質量控制

砌體砌筑之前，應按設計圖紙要求的電線暗管規格與尺寸，按設計長度下料，管內穿入12號鋁線，以備穿線時使用。電線管及形狀盒敷設時，應待砌體基本完成后在墻面上按線路位置切割開槽，管道表面應低于墻面4～5mm，并將管道與墻體卡牢，不得有松動、反彈現象，然后澆水濕潤，填嵌水泥砂漿，補到與墻面相平，當開槽寬度大于100MM,必須沿管道敷設方向鋪10mm×10mm的Φ0.8鋼絲網，其寬度應跨過槽口，每邊不小于150mm，蹦緊釘牢后再進行下道工序。

水平照明線管路一般埋設在梁的內側，或埋設在磚砌體的坐漿肋上所開鑿的管線槽口上。垂直管線隨著砌塊砌筑預埋在墻孔洞內，開關匣、接線匣、插座匣等需用C15細石混凝土或1：2水泥砂漿在砌塊預留的孔洞內嵌填牢固，并填實縫隙。嚴禁在墻體上開鑿深度大于1/2墻厚的槽、坑。此類槽、坑應在墻體砌筑時預留。

2.7 砌體的允許偏差不應超過以下數值：

墻柱立面垂直度：全高10m內10，10m外20，每層5；表面平整度：混水墻、柱8，水平灰縫平直度（十皮磚累計數）±8，外墻上下窗口偏移20.

2.8 玻纖網格布的粘帖

在砌體同梁、框架柱、構造柱及開槽部位必須按規范要求粘帖玻纖網格布，先粉刷2-3mm聚合物水泥砂漿將玻纖網格布張緊壓入，實際施工往往先定布后粉刷因此起不到預期的防裂效果，要引起重視。

3質量通病治理

3.1我們針對砌筑構造梁柱、拉結筋、頂磚假疑縫等出現的質量通病，采取的如下治理措施：對梁、柱漏埋墻體需重新設置拉結筋，方法一：采用環氧樹脂固化劑植筋措施。具體實施方案如下：植筋前根據拉結筋位置準確劃線打點，用沖擊電錘進行鉆孔。孔徑8mm，鉆孔深度8cm；用高壓風槍將孔內灰塵吹掃干凈；將環氧樹脂灌入孔內2/3滿，在拉結筋端部均勻涂滿環氧樹脂，并插入孔內，在一天內完全固化后方可進行下一道工序施工。方法二：采用膨脹螺栓連接焊接拉結筋。并須進行抗拔試驗，合格后方可進行墻體的砌筑。

3.2砌體梁底磚灰縫不飽滿，多假縫；水平縫不直，厚度偏差大；垂直縫灰漿不飽滿；門過梁砌法不當，撓度大；砌塊缺棱掉角多，堆放不善等通病；我們的控制措施是召開質量通病控制專題會，全面檢查各級技術交底、各個工序的每個施工環節，并組織班組人員進行學習，使砌體工程質量通病得到控制。

3.3砌體沿高皮數桿（即模數）控制不好，墻體與斜頂磚同時砌筑，砂漿不飽滿，直接導致梁底頂磚假縫出現。首先要對假縫頂磚拆除，調整側頂的合理高度，與墻體相隔不得少于一周時間，選用合適磚材和水泥砂漿擠頂滿砌，塞灌砂漿須兩面同時進行。最后在抹灰前在結構與磚墻交接處應配以掛網處理，網目宜為20-25，假縫問題將得到有效控制。

工程質量通病貴在防治。工序實施前的技術交底、施工過程中工序細控制是抓好工程質量的關鍵。而工序完成后出現質量問題的治理辦法是多種多樣的，只要能根據工程實際情況、材料性能等情況細分析研究，必然能找出質量通病治理辦法，把通病問題消除

4實際工作方法與措施

根據工程特點，編制分項工程的專項實施細則，既要考慮經濟性又考慮其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更要明確工程質量控制的關鍵性。組織項目實施部各成員熟悉圖紙，熟悉和掌握相關的設計要求和技術要領，確定實施重點與難點，及時發現和處理施工現場出現的問題。

組織有關單位，特別是設計單位應給施工單位做好工程技術交底工作，提醒施工方應注意施工過程中的重點環節。技術交底工作分為以下三個層次進行：

第一層技術交底是指設計單位向施工單位工程管理者、項目總監、實施人員交底，也是設計方對設計意圖、設計重點和設計理念的傳達；

第二層技術交底指項目管理人員向施工單位和勞務分包單位進行交底，這要比第一層交底更具體、詳細，更具有指導性和針對性；

第三層技術交底指施工單位管理者對施工人員、班組長、工人進行的交底，其內容為如何實施和實施過程中要注意的事項。

實施人員應參與第三層技術交底，必要時作適當的補充。這也是督促施工方案落實情況的一種方法。實施人員應把技術交底當隱蔽工程驗收一樣督促施工單位， 沒有進行技術交底及形成文字，不得進行施工作業。

落實“三制”、“二檢”和“一控”。建立健全質量管理體系，落實層級檢驗及驗收制度。“三制”即樣板制，掛牌制和三檢制（自檢、互檢、交接檢）。“二檢”即：預檢和隱蔽驗收檢查。“一控”：是指工序質量控制：工序質量控制保證分項工程質量，分項工程質量控制保證分部工程質量，有效的質量控制的關鍵在于“過程控制”。原成品半成品材料、構配件必須為合格產品，必須經過專業監理工程師見證取樣復試合格后才能使用。砌筑堅持質量樣板先行、樣板驗收制度，在展開施工后，現場實施必須加強對墻體垂直度、平整度、灰縫厚薄、飽滿度、砌塊拼砌的合理性、槎口預留的合理性等進行觀察和檢測。不符合要求的應立刻勒令整改。必須依據設計要求和施工驗收規范標準對已完成的工序進行檢查驗收，符合要求的進行下一道工序施工，不符合要求的責成整改或返工，復驗合格后才準進入下一道序施工。

5 總結和展望

5.1總結

建設質量的優劣重在過程的管理，好多的施工企業把施工組織設計和方案組織的很到位，而落實到實際施工確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質檢站的朋友說的好“現在有的一級資質的施工企業施工的項目在現場管理和施工質量上還不如三級資質的企業”，也反映我國現在建設項目存在的問題。我們只有在不斷地學習和總結中發展自己，將建設項目建設的更好更完善。

5.2展望

現在中國的建筑業蓬勃發展，建筑的新材料、新工藝也不斷涌現，相信我國的建筑人才能更多的吸收國外先進的技術，結合自身的特點及水平，發展出引領世界的建筑材料及施工工藝。

參考文獻

（1）《蒸壓加氣混凝土砌塊建筑構造》03J104

篇2

人民幣升值會相對提高出口紡織品的成本，并相對提高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報價，從而降低國際競爭力，減少紡織品的出口數量。中國紡織品要想保持國際市場上的銷量而又有所利潤，就必須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產品附加值。所以人民幣升值會促進國內紡織品更新換代，促使紡織企業向高精尖發展，逐漸拋棄高能耗的粗放經營，對中國紡織企業長期發展是好事，不過短期而言紡織企業的陣痛或者叫洗牌是難免的。所以人民幣升值短期內對紡織企業具有一定殺傷力，也會影響棉花的消費。

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消息，人民幣升值直接影響的主要是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我國的總出口增速將因此減少1．5～2個百分點，進口增速將因此提高0.2～0.5個百分點。人民幣升值將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擁有高流動性或巨額人民幣資產的行業構成利好，而對出口行業、外幣資產高或產品國際定價的行業沖擊較大。

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是我國僅次于電子通信行業的第二大出口行業，出口依存度高達51％，而且其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份額又是建立在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價格優勢之上的，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將大大削弱我國紡織服裝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紡織服裝行業將成為人民幣升值的重災戶。

根據測算，美國設限以及人民幣升值2％，紡織業出口將減少25億美元，工業總產值增速下降近3．5個百分點。相對而言，在該行業中，化纖行業因原材料進口成本相對下降而出口比重較小，負面沖擊不會很大，而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的受損則較大。在外銷產品利潤率下降的情況下，很多產品將由外銷轉為內銷，加劇國內市場的競爭。

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棉價格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2％會相對降低進口棉的價格，具體降低的幅度我們以國內某外商今日對美國MOTM 1―1／8″3．5～4．9NCL棉花港口提貨報價57．39美分／磅為例進行說明。

人民幣升值前該棉花的港口提貨價(含關稅、增值稅，以下同)：

配額內進口棉港口提貨價：0．5739*8．27*2．205*1000*(1＋0．01)，(1＋0．1 3)＝11944(元／噸)

滑準稅下進口棉港口提貨價：0．5739*8．27*2．205*1000*(1＋0．05)，(1＋0．13)；12417(元／噸)

人民幣升值后該棉花的港口提貨價：

配額內進口棉港口提貨價：0．5739*8．11*2.205*1000*(1＋0．01)*(1＋0．1 5)＝11713(元／噸)

滑準稅下進口棉港口提貨價：0．5739*8．11*2．205*1000*(1＋0．05)*(1＋0．1 3)＝12176(元／噸)

兩者之間的差額：

因人民幣升值配額內進口棉港口提貨價降低11944-11713＝231(元／噸)

因人民幣升值滑準稅下進口棉港口提貨價降低12417－12176＝241(元／噸)

從以上計算可以看出，因人民幣升值而使進口棉價格降低了二百多元，降幅1．93％。這將提高進口棉的國內競爭力，從而帶動國產棉下降。由于人民幣升值提高了國外棉花對中國的銷售預期，外棉有提高報價的可能，所以因人民幣升值而使進口棉報價降低的幅度可能小于上述結果。

人民幣升值對紡織業的影響

此次調整在短期內必然會給行業中的出口型企業帶來一定的壓力。尤其像今年，成本增加、減利的因素比較多，而且國際貿易環境十分嚴峻，各種貿易摩擦接連不斷，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就使得紡織出口企業的壓力更大。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們企業出口產品的價格優勢有所削弱。除此之外，有些供貨合同在升值之前簽訂，匯率變化會帶來價格變化，而合同履行必須按合同價格執行，這也將直接影響到企業的利潤。紡織行業的平均利潤率本來就不高，只有不到3％。2％的匯率調整幅度，將使利潤率、產品附加值本身就不高的企業承受巨大壓力，甚至造成一定的虧損。

根據產品和原材料的進出口狀況，可以把主要的服裝企業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產品出口收入占比較高，而原材料主要來自于國內的企業，這類企業處于凈出口狀態，人民幣升值負面影響較大；第二類是原材料需要大量進口而產品主要在國內市場銷售的企業，這類企業基本上處于凈進口狀態，人民幣升值具有正面推動效應，這類服裝企業只占整個行業的很少一部分；第三類企業是原材料主要來自于國內，同時產品以內銷為主的企業，人民幣升值對其影響較小，如大部分自有品牌的服裝生產商等。

從總體來講，人民幣升值和歐美設限，其短期影響大于遠期影響，對低附加值產品的影響大于對高附加值產品的影響，對小企業影響大于對大企業影響，對生產企業影響大于對純貿易企業影響，對原配額出口產品的影響大于對非配額產品的影響。

面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壓力，企業沒有必要只是怨天尤人，這并不意味著行業會無法生存，小幅度的升值長期而言也有利于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并以此為契機，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對紡織企業來說，關鍵在于自身的調整，最根本的還是要在產品附加值上下功夫，提高產品賣價水平，同時在合理降低相關成本的條件下，降低換匯成本，把換匯成本控制在升值以后匯率水平的范圍之內。只有這樣，企業才能承受更大的壓力。

中美紡織品之間的持久戰

美國對中國紡織品出口一再施壓，是變相迫使人民幣升值的手段之一。由于中美兩國貿易相互依存度很高，在這場持久的貿易戰中任何一方都不會獲勝。人民幣匯率窄幅上揚，紡織品行業直接受到出口價格升高的沖擊。但2％的升值看來并沒能滿足美國的胃口，中國紡織品可能面臨來自美國的貿易限制壓力。

從今年年初WTO成員國同時取消紡織品配額制之后，中美之間的紡織品貿易磨擦就沒有停止過。美國對中國紡織品出口一再施壓，也是變相迫使人民幣升值的手段之一。而這一次人民幣剛升值的第二天，美國即表示有可能對中國紡織品貿易實行“特別限制”。所謂特限，是WTO成員國用來保護本國工業的一種特別舉措，一般說來，當別國某種商品的大量進口已經對本國這個行業造成威脅，并有充分證據時，可以對這種產品進口實行暫時性限制。美國此舉引起了中國業界和貿易部門

的強烈不滿。據最新消息，美國對紡織品是否實行特限的決定日期延長到了8月31日。

據外電近日報道，在取消進口配額制之后的7個月里，中國紡織品對全世界的出口總量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1％，總量達到503．5億美元。但是配額制的取消并不意味著美國等發達國家就此會減輕對中國紡織業出口限制。美國政府以行業代表請愿為名，屢次考慮要對中國紡織業施壓，給中國的紡織行業造成了相當大的困擾。

根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調查報告，美國對我國紡織品設限，影響我國企業超過1萬多家，其中60％以上企業受到嚴重影響。企業為了搶在任何“限制”正式出臺之前出口，打亂了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周期。而人民幣對美元已有的升值似乎并不能夠讓美國感到滿意，不僅沒有減緩這種貿易限制的壓力，反而讓中國出口紡織品相對價格出現升高，再背上一個匯率的包袱。

貿易戰中沒有贏家。美國看似手中握了一張強牌，但是，中美兩國貿易相互依存度已經很高，這就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會在貿易戰中獲勝。事實上，僅在上個月，美國現任貿易代表波特曼在第16屆中美貿易聯合會新聞會上，宣布會慎重使用紡織品特別限制措施。波特曼的這句話是中國對農產品進口方面承諾做出讓步換來的。中國每年對美國出口價值數億美元紡織品，同時也從美國進口大量農產品。據商務部統計，加入WTO三年后，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高達6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農產品出口第四大市場。

然而波特曼的這個“承諾”的有效期還不到半個月就出爾反爾。所謂“慎重”使用特限，只不過是美國為繼續談判留下的余地，而舉著業界請愿大旗則是給這張牌增加砝碼。但美國應當意識到不斷提價只會增加兩國貿易合作的難度。如果到8月底美國決定實行特別限制措施，那么中國也可以取消之前在農業上做出的讓步，并且無視美國對中國匯率持續的施壓。中美紡織品糾紛很有可能是一場持久戰，取消配額制并沒有給紡織品帶來自由貿易，取而代之的不過是更多貿易限制舉措。

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戰

產業結構調整是突圍良方

商務部日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其調查的84種紡織品服裝中86．9％的商品供過于求。這個數字再次印證：紡織業國內競爭不斷加劇，產業結構升級迫在眉睫。

中國紡織產業鏈部分環節失控。受國內紡織行業生產能力過剩、歐美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等多種不利因素的影響，當前紡織產業一些環節出現失控，處于內外擠壓狀態的紡織企業可能再次返困。造成失控局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紡織產業鏈的基礎環節，即棉花種植與加工環節薄弱，要扭轉這種失控的局面，需要調整稅收結構、夯實棉業基礎、穩定紡織產業。

當前紡織產業鏈主要存在5個失控環節。首先是棉花供求數量的統計數據失控。據介紹，到現在國內還沒有權威部門棉花供求統計數據，企業只能通過各種民間機構公布的數據指導生產經營，而來自不同機構的數據往往出入很大，令企業無所適從。

其次是棉花質量失控。目前全國各棉花主產區所產棉花異型纖維含量普遍超標，使得紗布產品質量無法滿足客戶要求。目前，對異型纖維的質量標準也沒有判定依據，由此產生質量問題，帶來退貨、賠款、退單屢見不鮮，令不少紡織企業一籌莫展。

第三是棉紗產量快速增長將帶來棉花價格失控。今年5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當月的棉紗產量為115萬噸，而去年同期為90萬噸。新一輪高新設備的投產還在延續，預計棉紗產量將繼續增加，今后產品、質量、價格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第四是出口秩序混亂帶來成品價格失控。今年我國紡織品出口“量增價跌”引發美、歐“特保”貿易摩擦，造成紡織品產銷混亂。紡織企業紛紛將目光轉向國內市場，一些產品的價格大幅跳水，下跌了20％～30％，惡性價格戰的苗頭已經出現。價格戰勢必擠干企業利潤空間，使企業進入返困階段，一批企：業將倒閉。

第五是進口棉花價格失控。中國進口的棉花絕大多數來自于美國，5月份美國棉花價格曾經下跌，近日又出現回升。對于美國棉花價格的變化，國內紡織企業只能被動接受。而過度依賴進口美國棉花還加大了中國紡織企業的經營風險，因為途中運輸需要近兩個月的時間，兩個月內市場可能出現很大變化。

中國紡織服裝行業是我國出口創匯較大的行業，對外依存度非常高，對匯率變化特別敏感。企業大多處于凈出口狀態，人民幣升值將使我國紡織、服裝產品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弱化，產品競爭力降低。特別是服裝產品處于產業鏈的最末端，因此服裝行業將首先受到升值的影響，且呈金字塔狀輻射，基層多數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的沖擊最大。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后部分出口產品可能會轉到國內市場銷售，也將加劇內銷市場的競爭態勢。因此，紡織行業成為預期受到升值較大負面影響的行業之一，有關統計數據顯示：服裝行業出口依存度為60％，人民幣每升值1％，服裝行業全面受損程度為行業利潤下降6．18％。特別是特保、歐美設限，從今年1月開始，我國部分服裝出口征收從量出口關稅，每件服裝加征0．2～0．3元的出口稅，《紡織品出口臨時管理辦法(暫行)》7月20日開始實施，等等，在這種國際國內形勢下，本次人民幣升值，雖然僅僅升值2％，對我國許多服裝企業，特別是部分出口企業將是雪上加霜，可能直接導致許多依靠低附加值產品，低價競爭的中小型企業難逃厄運。

紡織行業的結構調整正在取得成效。事實上，為了提高中國紡織晶的競爭力，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不曾間斷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在2000年至今的幾年間，整個行業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引進外國資本和品牌等，使得中國的紡織業具備更強的競爭力。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應對后配額時代必然出現的全球加工能力過剩，利潤空間縮小，技術競爭激烈，以及國內改革和可持續發展的種種矛盾和困難，中國紡織業將走上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簡單的數量增長已不是中國紡織品出口追求的目標抓住一體化機遇、實現紡織品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是正確的發展方向。產業升級和產品結構調整仍然是中國紡織行業要接著做下去的事情，因為在當下國際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下，這是突破重圍的一劑良方。

篇3

此時，菲律賓馬利金納河，14件印有“detox-ing”（排毒）字符的運動品牌樣品經由綠色和平人員的懸掛，在熱浪烘烤的馬利金納河上空不斷提醒著路過的人：NIKE、Adidas、CONVERSE、CK、PVH等一線品牌―全部含毒。

8月29日，廣州中山，灰塵飛揚與機器轟鳴中，代工廠中山國泰染整公司的工人們在員工宿舍中隔著護欄悠閑張望，卻不知此時公司董事們正焦頭爛額忙于向國際品牌企業高管們澄清事實，提交證據。更不知自己的工廠近期內訂單減少了一半，損失高達上千萬……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這一事件涉及全球多數知名運動品牌，牽涉到了全球最為重要的制衣品牌代工廠市場，更為重要的是，毒隱于衣，全球數億人被動地與制造企業聯動污染環境，更不知道“毒”衣加身所帶來的危害。

毒發于衣品牌商集體淪陷

據新華網等媒體報道，綠色和平組織8月23日調查報告《毒隱于衣―全球品牌服裝的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查》。報告顯示：今年4-5月份，綠色和平組織在中國、英國、阿根廷等全球18個國家采購了15個服裝品牌的78件樣品，其中，52件樣品被測出殘留有毒有害物質。其中包含Adidas、NIKE、H&M、CK、彪馬、李寧等全球知名運動服裝企業。“其實我們關注的是水污染環境問題，此前了一個《全球服裝品牌的中國水污染調查》報告，我們發現供應商排放的污水中含有有害物質，為了進一步證實，我們才檢測到這些服裝存在殘留問題”。8月30日，綠色和平組織污染防治項目主任張凱對時代周報記者稱。

這一將全球15個知名運動品牌卷入輿論漩渦的物質，名為NPE。據綠色和平介紹：NPE中文名為壬基酚聚氧乙烯醚，是一種常見的表面活性劑，醫學實驗證明這類激素可能導致性早熟，并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雄性體征的發育。

而當NPE被排放到環境中會迅速分解為NP，這將刺激模擬雌激素，對生物的性發育產生影響，此外NP還能通過食物鏈中生物體內存在，即使濃度很低，也將對人體造成危害。有專家表示，中華鱘的絕跡，有很大可能是與水質中大量含有NP有關。

“NPE在紡織業中被廣泛用于印染，清洗工序，它有良好的滲透、乳化、分散、抗酸堿、抗氧化等五花屬性，添加了NPE成分的印染助劑后，成品的印染效果會好一些。”中投顧問輕工業研究員熊曉坤對時代周報記者講述了NPE的作用。

NPE無法消除？

當綠色和平《毒隱于衣》調查報告及新聞會召開后，Adidas有毒、NIKE有毒……眾多全球一線運動服裝品牌牽涉其中，引發了市場的軒然大波。

“這個事情我沒聽過，也不清楚，如果你懷疑有質量問題可以拿去查。”當時代周報記者以消費者身份對被指“100%產品中均含有NPE”的李寧公司客服部咨詢時，其聯系人如此回答。當記者問到質量檢查會產生費用李寧負責與否時，李寧客服部以“費用這塊我不清楚”為由草草掛斷了記者的電話。

這番回復，與李寧公司事發后的反應截然相反。8月24日，面對綠色和平組織人員提出的NPE污染問題，李寧埋頭于報告中未直面此事，但在綠色和平報告前一天，李寧聲明：李寧公司將在8-10年間，全部產品的整個生產環節（包括各級供應商及原料提供商）消除影響環境的化學物質，全面實現友好型排放。

“目前沒有品牌商對我們的報告結果提出質疑，NIKE和彪馬此前已經作出了2020年淘汰污染物質的承諾，李寧在報告前一天有所表態，最新表態的是Adidas，但我們認為李寧和Adidas的聲明沒有任何改善之處，我們將繼續溝通。”張凱對時代周報記者稱。

在綠色和平報告當晚，Adidas聲明表示：Adidas的NPE濃度遠遠低于指標值，Adidas一直嚴格要求NPE濃度為100ppm的行業內最佳標準。截至目前，彪馬與NIKE已承諾將在2020年前從其生產鏈中去除所有的有毒化學物。而對于李寧公司表示愿意“在供應鏈實現環境友好型排放”，綠色和平表示：“我們希望這些公司能在源頭上徹底放棄使用這些有毒物質，而非減少使用。”

“我們認為，在NPE的問題上，主要責任是品牌企業，是因為品牌企業并未有相關政策對環境污染進行約束。”張凱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而熊曉坤也持相同觀點，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個人認為品牌企業的責任更大，對于這些知名企業而言，應當對其采購的材料質量以嚴格的標準予以限制，并在采購時進行檢測，淘汰不合格材料。”

此外，在綠色和平公布調查的15家國際品牌中，許多品牌仍未對此事作出明確回應。當時代周報記者致電H&M時，其客服部門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目前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官方部門通知我們衣服有問題，我們的衣服都是經過化學檢測的，絕對不含任何對人體有害物質，有些報告可能是不屬實的。”

同樣，Adidas中國區客服辦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女性負責人對時代周報記者稱：“沒有任何數據表明我們的衣物中含有的NPE含量會影響消費者的健康。”此前，當媒體詢問Adidas有關“綠色和平的目的是希望商家淘汰和消除NPE”時，Adidas方面表示：“NPE在生產過程中是無法完全消除的。”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誰放任了NPE？

“歐盟的一些國家在20年前就已禁止了NPE的使用，整個歐盟在2003年頒布條例，2005年全面生效禁止使用NPE。”張凱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記者了解到，正是鑒于NPE、NP對人體和環境的危害，歐盟已于2005年頒布《關于化學品注冊、評估、授權與限制的法規》，禁止紡織生產行業中使用NPE和NP；中國政府也在今年年初將NPE和NP加入了《中國嚴格限制進出口的有毒化學品目錄》，首次將NP及NPE列為禁止進出口物質名單中。這個目錄是由環保部和海關總署。但對國內市場目前尚未有文件對NPE施行限制。

在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中，Adidas樣品含有NPE比例達40%，李寧樣品含NPE比例高達100%。面對國內外均頒布的NPE“禁止令”，市場不禁發出疑問：“NPE從何而來？”“歐盟設置這些法律是為了NPE的零排放，當地工廠不能再使用這些有害物質，但他們并沒有考慮到進口的商品可能含有NPE。”張凱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在綠色和平的調查報告中表示：“目前，還沒有一家品牌建立機制要求他們的供應商公開其使用和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質。”在綠色和平《全球服裝品牌的中國水污染調查》報告后，CK表示：“我們認識到公司的供應鏈流程對環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雖然我們無法直接控制產品和服務供應商，但我們正在努力……”

但也有不同看法。“我覺得這個問題不一定全部是品牌的責任，里面會涉及很多問題，品牌和供應商是一種商業的關系，是不是所有的責任都要跨國公司去承擔呢？供應商也應該有所改變，很多客觀原因是品牌公司不能夠將供應商往前推，對于第二第三層供應商，品牌能做的事情并不是特別多。”企業社會責任亞洲(CSRAsia)中國區總監何智權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此次NPE污染報告中，78件樣品的生產地均來源于發展中國家，其中產自中國的多達28件，其中李寧所有涉及產品均來自于中國。“NPE比較普遍運用于我國的紡織生產中，主要運用在染色與整理處理過程中，是由制劑所帶來的。”第一紡織網總編輯汪前進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熊曉坤則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NPE在我國被廣泛運用于印染和清洗工序。”

而這些環節正是國內紡織代工廠OEM的主要步驟。對此，李寧、H&M等多家國際運動品牌中國代工廠之一的中山國泰染整公司副總經理陳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NPE作為表面活性劑有很多種，往往是用來洗滌，但我們行業并非直接需要這種物質，但制劑里面可能會含有。”

陳鑫在給時代周報記者出示了多種制劑購買企業名單時明確表示：“我們沒有使用NPE，工廠將棉紗采購回來后染色、整理、做服裝的工序里，我們在2003年就已經禁止使用含有有毒物質的染料。”

對于為何在李寧等多家供應商產品中查出NPE物質，陳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含有NPE并不能代表是出自中山國泰，每個品牌企業在國內的代工廠都非常多。而且很有可能是出在制劑里面，生產環節中是不需要用到NPE的。”

在阿里巴巴網站上，記者找到了眾多的NPE銷售店。其中一銷往廣州、廣西等地的一化工有限公司陳姓經理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NPE在紡織環節中是被大量使用的，很多珠三角的代工廠都從我們這里購買，同類產品中NPE能達到的效果最好，如果用其他的產品來代替，配套制劑就會增加，企業成本也會上升。”

據此陳姓經理對時代周報記者介紹：“NPE我們的售價一般在1.68萬元一噸，這算是紡織業中性價比最高的化學制劑了。”但對于NPE含毒一事，其表示并不清楚。

對此，汪前進也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使用NPE，對于企業而言肯定降低成本。”熊曉坤則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目前國內其實已經有替代NPE的無毒助劑產品，但是成本相較于NPE而言要高出5%-10%”。

在中山國泰染整公司的對面，即是廣州中山地區較為大型的高平污水處理廠，其化驗科胡先生對時代周報記者介紹：“NPE和NP這兩種污染物質我沒有聽說過，我們都是根據國家的檢驗標準來設定的，國家的檢驗標準中沒有這兩項說明。”

據悉，目前在我國對于NPE和NP兩種有害物質僅限制對外進出口，但對于國內市場并未有任何明文規定。對于為何禁止進出口，卻未能在國內市場禁止使用NPE，汪前進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這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企業成本角度，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代工廠本來就是微利，使用NPE的替代品必然會虧本；從國家的角度上來看，法律的完善是需要一定時間的。”

對此，何智權對時代周報記者稱：“紡織行業代工廠的利潤是比較低的，他們在勞務成本或是環境層面投入的資金比較多，在這個低利潤的層面上讓他們主動去改變制劑等成分的動力并不大。雖然國家品牌商在監督供應商這方面已經做了一些事，但反過來說在采購價格等方面，紡織業的商業領域的利潤比例是否要重新考慮下合理性？”

“脫節”的供應鏈

“我們現在很困難，現在的情況比2008年還要差。2008年是大環境差，但我們質量比較高，客戶信任度比較好，可以堅持。而現在外部情況很一般，NPE事情發生后我們的負面影響很大，即使很好的合作關系，因為要承受壓力，因此對我們非常小心，新開發的客戶對我們則堅決不下單。”國泰副總經理陳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在向記者出示了眾多證據證明國泰染整公司不涉及NPE后，陳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我們的利潤其實是非常低的，這個事情發生后，我們的訂單量下降了一半，而虧損目前估計已經在上千萬以上，后面的還不知道。”言語之間，愁云滿面。

“今年無論是宏觀政策環境，還是產業鏈原料供應情況都加劇了國內代工企業的生存難度，不少中小企業由于資金鏈短缺而不得不減產、停產，還有部分企業因此倒閉，國內代工企業鏈正面臨著行業內的調整。”熊曉坤對時代周報記者稱。

“受制于上半年原材料的波動，通貨膨脹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壓力，紡織代工企業的情況是最嚴重的，外向型企業一方面面臨成本壓力，另一方面面臨著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外單減少壓力。整個產業鏈的利潤分配并不是平均的，在中國來說，代工企業能拿到10%的利潤已經很不錯了，其余大部分應該都被終端的品牌商拿走了。”汪前進對時代周報記者稱。

“紡織行業的鏈條是這樣的，我們收購棉花后，加工成棉紗，然后按照客戶的要求染色、整理、加工、質檢、打包。但我們整個代工行業的利潤是非常低的，也就在10%左右了，是靠量來維持的，如果訂單下不了，就會虧損很多。”陳鑫對時代周報記者稱。

“原料供應商并不一定是利潤最低的部分，供應商客戶群體比較廣，它既可以把原料供應給代工企業，也可以供應給內銷商，但代工企業的鏈條比較單一，壓力最大的是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品牌和渠道，生存必須依靠訂單和客戶，非常弱勢。”汪前進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對此，中投顧問輕工業研究員熊曉坤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品牌公司可以說是服裝產業鏈中獲利最大的環節，代工企業僅能賺取微薄的加工費，代工企業所獲利潤少，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其在生產環節中的偷工減料行為的發生。”

篇4

（一）我國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

隨著全球紡織品貿易一體化的開始，以及今年以來我國WTO過渡期的結束和關稅壁壘的解除，由技術壁壘、社會責任、勞動保護、監控措施、反傾銷調查等各種因素派生的貿易摩擦變得越來越頻繁和激烈。特別以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遭受的特保調查和反傾銷調查最為突出。我國已連續9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是全球反傾銷調查的最大受害國，給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敲響了警鐘。

紡織品是我國最具有比較競爭優勢的大宗出口產品，在擴大出口、創造外匯收入和帶動就業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004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974億美元，占世界紡織品貿易的四分之一，躍居世界第一。2004年紡織品出口占全國商品總出口的近五分之一，貿易順差805億美元，是全國貿易順差的2.5倍。出口市場集中在中國香港、日本、歐盟、美國和俄羅斯，約占我國紡織品出口總額的64%。紡織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具有比較優勢、重點發展的行業。在39個工業行業中，紡織業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行業全員勞動生產率位于倒數第八位，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紡織業為我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據有關資料，目前我國有8萬多家紡織企業，直接就業人口大概1900萬。出口企業為3.5萬家，就業者630萬人。我國紡織業增長方式仍以粗放型為主，近些年生產能力擴張較快，固定資產投資迅猛。貿易方式仍以加工貿易、貼牌貿易為主，品牌出口不到10%，紡織品出口主要靠“量增價跌”來占據國際市場，在國際紡織品需求總量穩定和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下，今后紡織品貿易摩擦仍將難以避免。

我國也是全球最大的鞋類生產和出口國。目前，我國鞋類產量占世界總量的53%，出口占世界總和的60%以上。今年1至6月我國鞋類產品出口87.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3.5%。鞋帽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位于39個行業的倒數第五位，也屬我國目前出口依存度較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我國現有16000家皮革企業，提供約200萬個就業崗位。

今年6月30日，歐盟委員會正式發出立案公告，開始對我國的勞保鞋實施反傾銷調查；7月7日，歐盟委員會再次發出立案公告，對我國的皮面皮鞋實施反傾銷調查。據估計，此案是中歐反傾銷史上金額最大的一宗反傾銷案，涉及我國制鞋企業1200多家和上百萬人的就業，涉案金額達6.7億美元。如果歐盟再對紡織面料鞋立案調查，將會涉及到我國制鞋行業的大部分出口企業，對于企業的海外市場、行業發展以及就業等都將產生重大影響。

紡織業、鞋業的貿易摩擦僅僅是全球貿易爭端的一個縮影，隨著我國加入WTO過渡期的結束，我國經濟日益融入國際市場，貿易摩擦將成為常態。貿易爭端呈復雜化趨勢，已進入貿易摩擦高發期。

（二）貿易摩擦對就業的影響

目前，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易引發貿易摩擦的行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吸納人員就業多的關鍵行業。在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下，這種國際貿易摩擦對就業產生的影響應當引起高度的重視，適時采取針對性措施。

1、貿易摩擦對就業量產生直接影響

紡織品貿易摩擦對就業造成直接影響。據商務部公布，美國對我7種紡織品設限可能造成20億美元的損失， 如果按照每出口1.5萬美元紡織品創造1個就業崗位計算，預計將直接影響到14萬紡織從業人員的就業。據此測算，歐盟對我國鞋類反傾銷調查的6.7億美元的涉案金額將使近5萬鞋業從業人員的就業受到影響。其中影響最為突出的是一些訂單來源比較單一的中小企業，出口設限將造成企業停產或裁員，直接威脅他們的就業。

2、就業結構調整面臨更大的壓力

紡織服裝、鞋類、玩具等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近期的貿易摩擦升級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產業結構進而就業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所需要的是高技能人才，一部分技能水平低的勞動者將可能因結構調整而被淘汰。加上我國目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低，如何適當調整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緩解勞動力供需矛盾，將成為日益突出的重要任務。

3、貿易摩擦將通過產業鏈對相關產業的就業產生間接影響

目前，在國際市場產生貿易摩擦較多的行業多數為我國擁有相對優勢的行業。這些行業多數位于產業鏈的中段，貿易摩擦必將對整個產業鏈產生影響。紡織業、制鞋業的上游產業即原材料供應上吸納了大量農民就業，僅每年為紡織工業提供棉花、羊毛、蠶繭、麻等天然纖維的農村勞動力就大約有1億人。如果出現貿易摩擦，上游產業、主要是提供原材料的農民的收入和農村就業勢必受到影響。

4、受貿易摩擦影響的人群主要是農民工

發生貿易摩擦較為頻繁的行業多為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行業，這些行業由于技術含量較低，從業者多為從農村轉移到城鎮的農民工。據中國紡織工業協會資料，紡織行業1900萬從業者中有1350萬為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民工。在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這些農民工本來就存在就業不正規、工資水平較低、社會保障滯后等問題。而且，這部分農民工普遍技能偏低，就業保護薄弱，失業后再就業能力差，一旦失業，將面臨生活困境，容易誘發不穩定因素。

二、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就業的影響

匯率作為貨幣的國際價格，直接影響對外貿易及國內商品市場。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于實現以擴大內需為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有利于優化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

匯率升值可起到鼓勵進口、抑制出口的作用，一方面降低進口主導型行業的進口成本，提升行業利潤空間；另一方面，增加出口主導型企業的生產成本，減少出口，影響就業。再一方面，因匯率升值國內產品及要素價格上升，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成本加大影響新的資本流入，進而影響就業。

（一） 出口主導型、勞動密集型行業壓力較大

從目前來看，較小幅度的人民幣匯率上升對就業的總體影響還不明顯。但是對出口主導型企業以及生產國外同類產品的企業，人民幣升值會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其中，對紡織服裝、港口機械、化學原料等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影響較大，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競爭力較弱的企業可能會面臨更大困難。以紡織行業為例，我國的紡織行業主要依靠價格低、品種全、質量好而在全球的紡織品貿易中取得市場優勢，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削弱我國產品的價格優勢，在全球產品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價格上升意味著銷售成為問題，而出口受阻必然轉向國內市場，使本來就比較飽和的國內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利潤空間的下降和部分企業出局是未來的趨勢。據商務部日前的調查報告顯示，國內600種消費品中，紡織品等商品市場需求減弱，供大于求趨勢明顯。受貿易爭端、匯率升值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半年國內紡織品市場上，產品供大于求的趨勢將更為突出，必將帶來企業或行業的虧損和產能閑置，影響到行業從業者的就業。

（二） 對加工貿易的影響會滯后一些

加工貿易作為對外貿易的一種形式，為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目前，全國加工貿易就業人數超過3000萬。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對加工貿易的影響并不明顯，匯率調整給進口帶來的有利因素和出口的不利影響幾乎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但是，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或繼續升值，意味著土地、勞動力等國內要素價格上升，將直接增加外國資本的進入成本。外商投資的加工貿易企業很可能將其加工貿易從我國轉向印度或越南等國家，這會在一定程度上給就業帶來負面影響。

三、政策建議

（一）將我國的就業問題納入到整個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中來考慮，全面認識加入WTO以后我國就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入世進入“后過渡期”，意味著我國產業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我國的就業形勢將面臨著世界市場的巨大機遇和挑戰，因而必須在對外開放的經濟環境中考慮就業問題。

一是要在制定各項促進就業和再就業政策時，充分考慮對外開放條件下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取利去弊。

二是要采取穩健的匯率調整機制，將其對就業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將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同就業政策協調起來，將就業目標作為政策評價的指標之一。

三是要針對貿易摩擦和匯率變動等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的情況，在全國特別是貿易摩擦集中的行業、地區建立相應的失業預警系統，密切關注貿易摩擦、匯率變動對有關行業的就業造成的影響，提出應對措施。

（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就業結構調整

貿易摩擦、匯率調整等市場因素已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形成倒逼之勢。一方面，需要受沖擊行業以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為核心，進行結構調整，在技術創新、市場、管理等方面下功夫，樹立中國產品的品牌形象，調整出口戰略，跳出靠“量增價低”取勝國際市場的低級出口戰略，在競爭中發展。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未雨綢繆，從長計議，對相關行業的就業萎縮有所預期，及早采取措施在其他行業中開發替代就業崗位，加大就業結構的調整力度。

（三）加快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減少勞動力市場障礙，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

貿易摩擦、匯率調整增大了產業和就業結構調整的壓力，我國目前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加大了勞動力流動成本，不利于就業結構調整。要進一步深化戶籍、土地管理等制度改革，清除勞動力合理流動的制度，盡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縮短工作搜尋和匹配時間，減少失業。

（四）大力加強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適應職業變化的能力

大力加強對傳統產業員工的技能培訓，是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基礎。要把職業培訓作為促進再就業、化解結構性失業矛盾的重要手段。要圍繞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產業和行業結構的新情況，綜合開發和利用各類培訓資源，推動培訓機構的市場化、社會化改革步伐，以形式多樣、適應市場需求的各種培訓，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

（五）重視解決產品成本結構不合理問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篇5

經歷了三次工業之后，全球工業技術得到了飛速發展。從相關部門統計的數據可知：2015年我國GDP增長率超過6.9%，由于受全球經濟低迷影響嚴重，我國工業產值較去年增長6.1%，總利潤約為5.5萬億元，但其經濟總量仍然在三大產業中牢牢占據第一位置。雖然在國家政策等扶持下第三產業的發展勢頭迅猛，但第二產業在支撐國家基礎穩固中的作用短期內不會改變。而且積極融入自動控制機技術已成為提高工業生產水平的主要途徑。

1自動控制技術的介紹

自動控制技術的本質是指在無人參與的情況下利用外加的設備是生產過程在某幾個工作狀態下按照特定程序自動運行，它是相對于人工控制概念而言的。自動控制技術可以將人工從復雜、危險、勞動強度大的工作環境中解放出來，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美各國為了增加工業產量大力發展自動化技術，戰后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即以傳遞函數為基礎的經典控制理論，主要以單輸入-單輸出為主，具有可靠性強、準確度高等特點。自動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在工業領域的應用，已顯示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美國科學院的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10家大型汽車、家電、材料加工等公司的統計分析，大致估算出應用先進的自動控制技術可取得如表1的一些顯著效益。

2自動控制技術在當前工業生產中的具體應用

自動控制技術的核心是計算機技術，綜合了模糊控制技術、神經網絡技術、單片機技術等。自動控制技術在運行中可不受外界環境影響，因此精確度更容易保證，對企業管理也非常有利。當前我國人工成本急劇上升，再加上受全球經濟低迷影響，很多代工廠已逐步流水線遷移至東南亞各國，而想要在國內繼續立足必然要進行現代化改造，而增強流水線的自動化水平成為了重要一項內容。下面介紹一下目前自動控制技術在紡織業、大型器械制造業、汽車發動機檢測等方面的具體應用。

2.1自動控制技術在紡織業中的應用

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典型代表，紡織業歷來是我國賺取外匯、解決人口就業的重要產業之一。在2015年，我國紡織品總產值超過9萬億人民幣，其中出口額將達到270億美元，占到全球出口總額的60%以上。目前，自動控制技術在紡織機械中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在傳統梳棉機中，加工棉條的質量會因機器吸入的風量和風壓不同而受到影響，加入自動控制技術后，可以對相關參數進行及時調整和優化，以此顯著提高梳理質量；在傳統工序中，紡織品質檢主要由人工完成，因此很多小瑕疵難以被發現，這就會影響紡織品的總體質量。而通過引入數字圖像及計算機自動控制技術，便可以實現紡織物的自動檢測，可以自由設定檢測精度范圍，其檢測效率也是人工無法相比的。

2.2自動控制技術在大型器械制造業中的應用

當前液壓傳動在大型機械中被廣泛應用，這也是我國當前的制造業短板。眾所周知，全球最好的大型機械制造商多來自于德國，而德國工廠的自動化應用水平也是全球最高的。例如在液壓傳動結構中，我國的自動化技術最多達到德國的70%，而且在密封性、結合度等方面還存在差距。通過應用計算機自動控制技術，液壓傳動或其他機械結構在運動時會根據載荷的大小進行自動“變頻”，這樣就能降低能耗，節約燃料。此外，自動控制系統還可以隨時對油壓、流量、溫度等參數進行監測，并根據機械運行狀態進行調整。計算機技術的引入也對提高機床精度有著巨大意義，這也為提高大型器械制造水平創造了條件。

2.3自動控制技術在汽車發動機檢測中的應用

汽車發動機是反映本國工業水平的代表，而積極引入自動控制技術也是必然的選擇。借助傳感器、控制器等組件，可以自動完成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并可以隨時調節測試參數。主要工序如下：（1）在安裝前測試人員對傳感器、控制器進行校對，保證精確度；（2）將其安設在固定位置，并通過數據線與自動控制系統連接；（3）打開發動機和儀器，之后數據就會被自動記錄整理。整個過程簡單快捷，測試的自動化程度和精度都很高。因而在各大汽車生產企業中被廣泛采用。自動控制技術是目前推動全球工業向著高精度、低成本、集成化方向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可否認，大規模自動控制技術的應用會導致很多工人下崗，但同時這項技術會對專業技術人員有更多的需求，因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工人的學習熱情，從一個單純的體力工積極向技術工轉變這也對提高企業競爭力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3結語

自動控制技術是計算機時展的重要產物，它需要強大的綜合國力和科技能力作為后盾，而這也是我國工業奮起發展的目標。目前，自動控制技術幾乎遍布于所有制造類企業中，而大部分相關硬件、軟件、系統等產自歐美等國。因此，培養和引進技術型人才已經成為提高我國工業生產水平的唯一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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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留意身邊的變化，這樣的假設可能確有幾分真實：人民幣升值步伐加快、出口退稅及加工貿易政策大規模調整、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價格抬高、環保要求及民眾意識提高。珠三角所面臨的“內憂外患”便是典型例證。

上海美國商會和博思艾倫咨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今年3月了一份《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研究2007-2008》調查報告。在接受調查的美國、日本和西歐制造商中，超過一半認為中國相對其他低成本國家，正失去其作為制造基地的競爭優勢；競爭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幣升值和工資成本上升。

調查還顯示，外資公司的成本每年增加7％-10％；同時，中國在物流基礎設施、貿易環境、技術可獲取性、管理能力以及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亦削弱其吸引力，尤以知識產權保護為甚。

收緊加工貿易

事實上，隨著近年中國外貿順差大幅攀升，以往受到鼓勵的加工貿易，在宏觀管理者看來已成為不可承受之重；與之相應，外貿政策重心轉向優化出口商品結構、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控制“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商品）出口。

加工貿易相關政策調整相繼出臺，包括調低及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擴大加工貿易禁止類及限制類商品目錄等。

2003年10月，中國政府對出口退稅機制進行重大改革，將出口退稅率整體下調了3個百分點。此后，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極為頻繁，集中于鋼材、水泥、焦炭、肥料等“兩高一資”商品。

從2003年至今，出口退稅調整累計達20多次，出口退稅率整體水平持續下降。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的范圍，擴展到服裝、鞋帽、玩具等2000多項易引起貿易摩擦的普通出口商品。此外，對一些“兩高一資”產品開征或提高了出口關稅。

同時，已取消出口退稅的商品，被陸續增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2006年，有804個海關編碼商品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到2008年，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商品數量猛增到1816個。目前的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也高達1853個商品，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紡織紗線、布匹、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

“中國內地收緊加工貿易政策，減低出口退稅率，并加強在清潔生產和環保方面的規定和執法力度，對香港公司在內地的加工業務帶來深遠影響。” 香港貿發局特派駐北京高級研究主任陳碧君對《財經》記者說。

陳碧君稱，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對珠三角港資企業影響最大。香港貿發局去年底對珠三角1000多家港資中小型加工企業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受訪公司均認為，政策調整，原材料、半制成品采購價上升，企業進口原材料和零件須繳納臺賬保證金，內地逐步加強清潔生產和環保的規定等，對其生產構成了影響。

據香港貿發局等調查推算，若內地政府繼續大幅擴大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或全面取消加工貿易稅務優惠，可能導致的最壞情形是：1.45萬家港資企業將受嚴重影響，其中1500家企業將會停產；37.5萬內地生產工人面臨失業。

嚴峻形勢下，大大小小的企業在尋求生存之路。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劉展灝對《財經》記者說，珠三角留存企業惟一的出路是產業轉型升級，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新型的、科技化的生產方式，創建自己的品牌。此外，拓展國內市場也是方向。

即使面臨如此多的成本制約因素，中國企業以往將內部成本外部化的做法已難以為繼。

“落后產能將遭淘汰，對企業而言是一個‘清洗’過程。”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張曉晶對《財經》記者說，中國正在進行要素價格重估。土地、資源、能源及勞動力成本還處于邊際上升的階段，其影響會逐步釋放。

應對成本攀升

在中國調整加工貿易政策的同時，土地、電力、用水供應緊張，環保標準提高，勞動力供應出現短等也成為珠三角等地的普遍現象。2008年開始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強化了對員工的保護，也被認為是推升企業用工成本的一個新因素。

香港工業總會調查結果表明，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使絕大多數企業成本上升，近半數企業表示勞動力成本上升達兩成。有30％的受訪企業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出現勞資糾紛，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將成為勞資糾紛的多發期。此外，過去兩年人民幣升值，導致84％的制造業企業成本上升5％至10％。

國家信息中心宏觀經濟部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人民幣升值10％，會導致中國GDP降低1.46％，就業崗位減少140萬個，商品出口降低8.10％。

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已超過15％。

對于人民幣升值對企業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較為樂觀。央行跟蹤1000多家出口型企業的“微觀經濟主體對匯率變動承受能力”的調查顯示，以紡織業為例，在2007年四季度對相關紡織企業的調查中，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以及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都居于“影響企業出口的主要因素”中的前幾位。

例如，目前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紡織業工人平均小時工資已超過印度等國；而匯改以來，中國企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積極促進產品升級換代，一定程度上消化了人民幣升值壓力。

以紡織業為例，部分紡織企業通過自主研發或嫁接先進技術等方式，增強品牌開發能力，由原先的貼牌加工生產轉向品牌設計和研發合作。調查顯示，目前約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把提高品牌影響力或創立自主品牌作為經營策略。此外，大部分紡織出口企業通過提高出口價格來分攤人民幣升值壓力。

但《財經》研究員陸磊等進行的一項調查反映，企業難以將匯率風險轉嫁國外，原因在于中國企業就整體而言產業層次不高，缺乏核心競爭力和品牌優勢，因而價格話語權不強。

對于多數中小企業，創新也依然是它們的弱項。中國中小企業協會的一項調查表明，約六成的中小企業沒有研發部門。

冷暖不一

事實上，并非所有的企業都如此悲觀。

“昆山的臺資企業，也有因成本上升而被迫遷移或關掉工廠的，但數量很少。”位于長江三角洲的江蘇省昆山市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蘇來得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近兩三年，勞動力、原材料成本上升，稅收優惠政策取消，匯率調整等因素，導致當地臺資企業生產成本上升30％至40％。但長三角臺資企業并未出現“遷移潮”。

目前，在昆山投資且正式運作的臺資企業有2800多家，加上正在建廠的共有3000家左右，投資金額200多億美元。

蘇來得說，長三角企業起步比較正規，在員工勞動保護、社會保障、支付加班費用等方面，執行得比較好，當政策調整時壓力不大。

此外，昆山的臺資企業多是高科技企業，環境標準提高對其影響也不大。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導致企業成本上升10％左右，這在預料之中。

不過，整體上長三角的出口同樣面臨內外因素制約。上海市統計局今年3月的一份報告稱，長三角地區外貿出口增幅去年連續第三年回落。

與集中于消費品、工業、醫療等產業的制造商不同，業務多元化的跨國公司也相對從容得多。

“我沒有看到我們的任何一個成員因為成本提高而退出。”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向《財經》記者表示，美國商會成員一貫有長遠的打算，而中國有太多機會。

他強調，中國不僅是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而且是一個最終市場。石油、燃料、電力等價格上漲，影響到全球每一個人，不僅僅是中國。對于勞動力成本，無論到哪里投資，比如巴西、加拿大或者法國，企業都必須考慮是否能夠承受和消化。

2008年中國統一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對于跨國公司來講，這意味著劃定一條相同的起跑線，屬意料中事，也符合事物邏輯。“我們只是希望，不要在不同城市之間、不同地域之間存有差別。統一、連貫、全國范圍內的政策實施是我們的要求。” 吉莫曼說。

美國杜邦公司董事長、首席執行官賀利得接受《財經》記者書面采訪時表示，杜邦著眼于在中國市場的長期發展，這能夠抵消任何短期的市場環境因素的變化。中國各種生產資料成本的上升對市場中的任何一家企業的運作都會帶來影響，“我們并不會對此特別擔憂。”

“生產資料成本上漲和通脹，是全世界無可回避的重要問題。”賀利得說，生產資料成本的上升對生產大宗商品會造成不小的成本壓力，在短期內會產生負面影響，但長遠來看有正面意義，它能促使人們更有效地利用各種生產要素，促進人們厲行節約和提高生產力水平。即便是跨國公司，變革同樣不容回避。

博思艾倫大中華區副總裁何德高（Ronald Haddock）表示：“外資跨國公司在中國近十幾年來的生產經營思想，可能需要一次徹底的改變。中國正在改變中的成本及貨幣狀況，這將驅使公司重新思考在華經營的戰略，以及如何將中國融入其全球戰略。”

篇7

為此，2006年12月25日，商務部召開“出口商品技術服務工作會議”。會上了《2005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對外貿易影響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成立第二批10家“出口商品技術服務中心”；第四批10個“出口商品技術指南”；并開通了“出口商品技術服務網絡信息平臺”。可以說，我國出口商品技術服務體系得到了進一步完善。

本期封面文章是對報告的一次全面介紹，并特別約請質檢總局標準與法規中心、中國質量認證中心撰稿，期望能幫助國內出口企業洞悉和掌握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發展規律，提高應對國外技術壁壘的能力，并最終破“壁”而出，順暢地走出國門。同時，亦期望本篇對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相關研究者有所裨益。

――編者

報告的產生是為了全面掌握我國各地方、各行業出口受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的基本情況，了解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問題和需求，為科學決策提供依據。經國家統計局批準（國統制[2006]14號），2005年8月，商務部采用抽樣調查的方式，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對外貿易影響的抽樣調查”。調查范圍涉及食品土蓄、輕工、機電高新、紡織、五礦化工、醫療保健6大行業22大類出口產品（按海關稅則分類）的1269家企業，回收問卷1045份，回收率82.35%。據悉，商務部的這項工作將作為一項基本職能和長期工作，每年定期開展。

報告總體情況

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對外貿易影響的總體情況不容樂觀。調查表明，2005年我國有15.13%的出口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在22大類出口產品中，有18類產品由于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而遭受直接損失，直接損失的金額達到691億美元，約占2005年全年出口額的9.07%；企業為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所增加的生產成本217億美元，約占2005年全國出口貿易額的2.85%；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給我國企業造成的出口貿易機會損失高達1470億美元，約占2005年全年出口額的19.29%。

對我國各行業的影響

這次調查顯示，食品土畜產品受到的影響面最寬，紡織產品直接損失比較嚴重，機電高新技術產品增加成本最多，從趨勢上看，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已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高新技術產品延伸。

具體來說，食品土畜產品受影響的絕對值雖然不高，但相對于其全年出口的比例卻最高，其直接損失與當年出口額之比為26.7%，機會損失與當年出口額之比高達96.6%；紡織產品的直接損失比較嚴重，為298.7億美元，占我國出口全部直接損失的43.2%。2005年，海關編碼第16類產品（機器、機械器具、電器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制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增加成本最多，占全國增加成本總額的44.1%。

可以看出，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機電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特別是歐盟頒布《報廢電子電氣設備指令》和《禁止在電子電器設備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以來，我國機電高新產品生產企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增加了出口成本。

對我國各地區的影響

調查顯示，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的影響涉及所有省份，其中發達地區受影響的絕對值高，中西部地區相對值高。從直接損失的絕對值看，超過50億美元的有深圳、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均為經濟發達地區；從直接損失的相對值看，、海南、吉林、廣西等經濟欠發達地區直接損失占當地年出口額的比例較高，均超過20%。按東部、西部、中部和東北四大政策地區來看，東部地區受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而造成的直接損失、增加成本和機會損失的絕對值均遠遠超過其他三個地區；而西部地區的直接損失、增加成本和機會損失占該地區當年出口額的比重最大。

國別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外貿的影響

歐、美、日、韓仍是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國家和地區，但對我造成影響的行業各有不同。調查反映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的企業中，81.30％的企業反映受到過美國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其次是歐盟（57.72％）、日本（31.71％）和韓國（9.76％）。從各行業看，食品土畜行業在日本和歐盟受到影響較為嚴重；輕工行業、紡織行業在美國和歐盟受到影響較為嚴重；機電高新行業的影響則主要集中在歐盟地區；醫保和五礦化工行業在美、歐、日都受到較大影響。

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方式

調查顯示，“不斷提高技術標準”是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方式。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的企業中，67.6%的企業認為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最主要方式是標準提高。同時，增加檢驗檢疫項目（45.7%）、調整技術法規（45.1%）、審查手續復雜（24.7%）、合格評定程序變化（24.7%），以及人為拖延檢驗檢疫時間（12%）等也是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不同方式。

2005年，歐美日韓等主要貿易對象國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三個最主要方式同樣是“提高標準”、“增加檢驗檢疫項目”和“法規變化”。其中，國內企業對日本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反映最為強烈。在出口日本的受損企業中，有90% 的企業反映受到了以標準提高為方式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除日本外，對我國出口企業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力度較強的地區依次為歐盟、美國和韓國。

從受損行業來看，食品土畜、機電高新行業是受“標準提高”影響最嚴重的兩個行業，分別有76.5%和69.0%的企業反映受到了“標準提高”方式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醫療保健行業也有67%的行業反映在對外貿易中遭受“標準提高”這一措施，此外，食品土畜、輕工兩個行業遭受“增加檢驗檢疫項目”為方式的技術性貿易措施也較為嚴重。食品土畜、輕工、機電高新三個行業內均有約半數企業反映受到了由于“法規變化”產生的技術性貿易措施。而紡織業反映遭受以“審查程序復雜”為方式的技術性貿易措施較為嚴重。

與原外經貿部2002年的調查結果比較可以看出，“標準提高”始終是企業遭受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方式，近年來國外的技術要求一直在不斷提高和調整。

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內容

調查結果顯示，在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的企業中，46.5%認為進口國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內容是“環保”，43%認為是“安全”,35.2%認為是“包裝”，30.3%認為是“衛生”，21.8%是“標簽”。此外，還有27.5%的企業認為存在其他內容，比如，價格、質量等。

不同行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表1統計了六大進出口行業受到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內容。

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原因

在2005年的受損企業中，認為進出口國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原因依次為：進口方意在保護國內產業（69%）、我國企業和進口國的法律、規則、標準、生產方式不同（60.6%）、進口對象國為保護人類健康、環境等社會公共利益（55.6%）、進口方對我國企業實施歧視性待遇（45.1%），或者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風俗習慣不同（23.2%）。此外，還有3.5%的企業認為是出于其他原因，比如，知識產權、調整貿易逆差、配額問題等。

此外，不同行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限制的原因也有所差異。表2統計了六大進出口行業受到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原因。

由表2可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1、 各個行業普遍認為，出口對象國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首要原因是為了保護其國內產業；

2、 食品土畜和紡織業對國外實施歧視性待遇的問題反應更為強烈；

3、 各個行業普遍反映，我國企業與貿易對象國的法律、規則、標準、生產方法不同，也是企業受損的重要原因；

4、 輕工、機電高新和食品土畜行業的出口企業認為，“保護人類健康、環境等社會公共利益”也是發達國家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借口。

綜上所述，我國受損企業目前普遍認為：出口對象國保護國內產業是其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目的；保護人類健康、環境等公共利益是發達國家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要借口；而不斷提高標準或實施歧視性待遇則是其采取的主要手段。此外，許多企業反映，我國的檢驗方法常與客戶所在國的檢驗方法不統一，檢驗檢疫標準不一致，也很難滿足企業跨越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需要。

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企業的主要影響

2005年，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出口企業發展的影響形式依然嚴峻。在受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的企業中，81%的企業認為會導致減少市場份額，80%的企業認為會失去貿易機會，33.1%的企業認為會是企業退出市場，29%的企業認為會損害企業信譽，還有12.7%的企業認為還存在其他一些影響，例如，增加成本和出口的費用，削弱企業的競爭力等。技術性貿易措施對不同行業出口企業的影響情況如表3所示。

在所有行業中，絕大部分出口企業均認為技術性貿易措施會使企業失去貿易機會和減少市場份額。這個情況與2002年相比未發生變化。此外，食品土畜和機電高新行業的出口企業依然是“退出市場的比例最大”的行業（分別達到44.1%和31%）。值得特別關注的是，與2002年相比，輕工、紡織和五礦化工行業的企業退出市場的比例明顯提高。此外，醫療保健出口企業退出市場的比例也達到了26.3%。由于一系列附加值較高的出口企業被迫退出出口國市場，導致我國外貿出口出現嚴重的機會損失。

我國企業采取的應對措施

調查發現，我國企業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動意識有所提高，技術改造和申請認證是主要應對措施。我國大部分出口企業已經意識到主動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是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關鍵。

為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有71.8%的企業選擇通過進行技術改造，采用國際或對方標準來積極應對；63.4%的企業認為還要爭取獲得國際權威認證和出口國認證。此外，企業還希望通過多雙邊磋商（38%）、WTO爭端解決機制（37.1%）、參與國家標準、國際標準（24.6%）或出口目標市場標準制修訂（24.6%），以及司法救濟（14.1%）等方式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

報告指出，需要關注的是，在此次調查的受損企業中，約有21.8%的企業選擇放棄出口國市場。這說明我國出口企業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難度在不斷加大。

我國企業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面臨的主要困難

調查顯示，有50.7%的企業認為當前應對的主要困難是“資金缺乏，難以進行技術改造和獲得國際認證”；43.7％的企業認為“信息不靈，不知道對方規定已經改變”；41.5%的認為“渠道不暢，受到不公正待遇不知道向誰反映”；40.8%的企業認為“沒有技術服務，缺乏技術解決方案”；31.7%的認為“技術水平差距較大，無法達到對方的技術要求”。

整體來看，資金問題、信息問題和技術問題是六大行業共同面臨的主要困難。資金缺乏在輕工、五礦化工和醫療保健三個行業是首要亟待解決的問題，紡織行業主要被信息不靈所困擾，食品土畜行業與其他行業截然不同，它所存在的主要困難是缺乏技術解決方案。此外，渠道不暢和技術水平差距也是各行業中比較突出的困難。尤其是在食品土畜、紡織和醫療保健行業體現得較為明顯。

更好地鼓勵和支持企業應對國外技術壁壘

針對調查報告所得出的結論，商務部專門會同質檢總局制定了《關于促進企業跨越國外技術壁壘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中指出：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實施科技興貿戰略，整體提升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技術競爭力，必須加強政策引導，更好地鼓勵和支持企業應對國外技術壁壘。在“十一五”期間，要逐步實現對主要國際市場的技術準入條件的動態監測；要向企業無償提供重點出口商品的技術指南服務，并在每個重點商品領域培育若干自主創新的示范企業；要重點發展并掌握跨越國外技術壁壘的關鍵技術；要配合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及時調整相關產品的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要重點培育并顯著提高企業主動適應國際市場不斷嚴格的技術要求的能力，自主應用節能、環保等高新技術提高出口綜合效益的能力，運用自有優勢技術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

為實現上述目標，指導意見提出了幾點具體措施。

1.完善出口技術服務體系，加強對國際市場技術準入條件和出口商品技術競爭力的監測，積極為幫助企業跨越國外技術壁壘提供技術服務。

具體措施有：商務部會同質檢總局等有關部門，根據企業在出口經營活動中的實際需求，針對重點出口商品，組織有關地區、行業組織、研究機構等制定并統一《出口商品技術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幫助企業了解并掌握目標市場的技術準入條件，提出解決方案和建議，引導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提高技術水平，規避國外技術壁壘可能帶來的貿易風險。“十一五”期間，為企業無償提供的《指南》服務將至少涉及年出口額50%的商品。

各地區商務主管部門、出入境檢驗檢疫主管部門，各行業組織要客觀、及時、有效地跟蹤研究主要目標市場對本地區、本行業重點出口商品的技術準入條件（尤其是國外新制修訂的技術法規、合格評定程序和動植物檢驗檢疫和食品安全法規、標準）及我國出口商品被國外預警、扣留、退回或銷毀的情況，建立和完善出口商品技術競爭力監測體系，形成動態監測及定期報告制度，定期衡量出口商品的技術水平與市場需求的適應程度，調查和評價國外技術壁壘對本地區、本行業的影響，輔助決策和規劃。

2.加大評議工作力度。選擇國外實施的對我國影響較大的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積極組織評議，為多雙邊工作奠定基礎。

特別是組織企業參與對WTO成員通報的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及食品衛生和動植物衛生措施的研究、評議工作，及時、有效地反映既符合WTO規則，又代表我國整體利益的評議意見，爭取對我出口有利的目標市場環境，使國外最終出臺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產品出口造成的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并根據國外技術要求的變化情況快速做出適當調整，以確保出口產品符合目標市場新的技術要求。各部門和企業可直接登錄國家質檢總局所屬的TBT/SPS通報咨詢中心網站了解和下載最新通報措施的情況。

3.加強多雙邊磋商，充分利用WTO TBT/SPS委員會以及各相關平臺進行交涉，積極維護和爭取我國利益。

4.加強標準體系和認證認可體系建設，綜合運用各種手段鼓勵和幫助企業開拓國際市場。

標準化主管部門在制定國內標準時，要大力推動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加強與國際標準組織的合作，實質性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并積極鼓勵和支持企業以適當的方式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的制修訂，爭取在國際標準制修訂中充分體現我國應有利益。進一步提高國家標準制修訂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鼓勵企業通過全國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或直接向國家標準化主管部門提出國家標準項目建議，參與國家標準的制修訂工作，重點支持新一代移動通信等高新技術領域以及農業、環保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重點產品的標準立項和制定。

認證認可主管部門要逐步健全符合國際規則和通行做法的認證認可體系，逐步完善認證認可法規、市場監管、產品認證、檢測和檢查機構管理及市場監管和認證認可國際互認活動。推進實施國家信息安全、農產品、環保產品等新的自愿性認證和跨部門認證。進一步規范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的實施，逐步完善強制性產品認證制度目錄，穩步推進國際互認活動。積極參與認證認可國際規則的制修訂工作。

5.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鼓勵和支持企業應對國外技術壁壘。

各行業組織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并指定專門機構和適量人員專門負責應對國外技術壁壘工作，切實發揮企業與政府的橋梁作用，并加強行業組織之間的協調和聯合，實現上下游產業鏈的技術整合，互通信息，形成跨行業合力，擴大國際交流的合作，收集、研究、分析并向各級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和商務主管部門報告、反映企業遭遇的技術壁壘并提出相應的建議，根據需要參與對外交涉，維護企業和行業的利益。提倡各有關行業將《指南》作為規范出口經營行為的重要自律守則之一，從源頭抓起，提高出口商品的技術競爭力，樹立和維護行業在國際市場的整體形象。

鼓勵出口貿易公司和生產加工企業指定或設立應對國外技術壁壘的專門部門和適量人員，負責跟蹤、研究、應對及向各級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和商務主管部門報告遭遇壁壘的情況；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要會同商務主管部門及時向企業傳達國外最新的技術要求并指導企業有效應對。鼓勵企業自愿試點，參照《指南》組織出口經營活動。各地商務主管部門對試點企業實行備案管理，并提出優先指導、服務、培育等政策支持。

篇8

本文以近代華北鄉村手工織布業為個案，分析半工業化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發展及其衰退的全過程。半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工業化是指非生物動力取代生物動力的過程，西方傳統工業化史論者認為，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是工業化的開端，德國經濟史學家魯道夫．呂貝爾特在其名著《工業化史》一書中就曾經典性地指出：“在機器時代破曉以后，隨著紡織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作為一項新的能源，隨著從單件生產過渡到系列生產，過渡到大規模生產，人類社會才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工業化的這種變化．”[1](P1)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史學界強調制度變遷重于技術進步，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把工業化的歷史追溯到大機器工業產生之前的農村手工業經濟內部，著重探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第一階段、即紡織工業之間的聯系，美國經濟史學家門德爾斯于1972年發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并不斷修正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最后將它表述為“為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從人類工業生產活動的整體而言，原始工業化對工業化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原始工業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義。但如果從單個國家和地區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能導向工業化，反過來說，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在工業化啟動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便銷聲匿跡，尤其在落后國家和地區，由于工業化基本上是移植外來工業文明的結果，原始工業化甚至傳統鄉村工業仍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不過，這時候的鄉村手工業作為工業化進程第一階段的“原始”意義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業、若干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鄉村手工業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手工業確實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變，筆者主張用“半工業化”來描述這種現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業化”包括以下內涵：在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進步的、分工明確的專業性手工業鄉村的興起與發展。在一個時期中，鄉村手工業在地區經濟總量及家庭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手工業依附于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華北織布業中的若干區域，如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就是半工業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

首先，從技術進步層面分析．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機的鐵輪機，在整體上形成規模生產，如高陽，在1908年以前還使用雙手投梭的老式木機，生產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陽旅外人士從天津引進鐵輪機，到1914年，“高陽有織機2500—3700架之數，其中木機約十分之一二”，鐵輪機已開始占據絕對的優勢，此后高陽區內鐵輪機迅速增加，1915年，為5726架，1917年突破l萬臺，1920年超過2萬臺，到1928年達到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P9-18)。改良機的應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種、提高了土布的標準化，高陽手織布的“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鷥造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入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濰縣織布區半工業化的興起和發展也離不開機紗的使用和改良織機的輸入，民國初年濰縣東鄉有人從天津攜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改良出品，該機“系鐵輪木架之鐵木機，通稱鐵輪機．亦名腳踏織布機，各種輪軸系以生熟鐵制成，其架框則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長l公尺l寸，寬2公尺，計重250公斤，能織白粗布、蚊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種提花布、白細布等．”該縣東鄉濰河沿岸各村莊手織業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織機，1915至1916年間發展到500臺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東鄉傳人南鄉、北鄉、西鄉，遍及全縣，布機達5萬臺以上，成為一個后起的半工業化地區。

其次，從市場層面分析，華北鄉村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費，而是為市場生產，尤其是為區域外市場生產．寶坻、高陽、定縣、濰縣等地區所生產的土布大多銷往本縣以外的市場，其中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區土布的主要市場，如寶坻土布業較為發達的1923年，棉布銷售額的92％和銷售值82％都在當時河北以外地區，具體銷售區域如表1：

表1 1923年寶坻棉布銷售區域

銷售區域|數量(匹)| 百分比|價值(元)| 百分比

熱河|3303000| 72|7392000| 6l

東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總計|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資料來源；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政治經濟學報》第4卷，第2期。

高陽棉布銷售區域更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銷售高陽布共計515581匹，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2．95％，銷售值4283301元，占全國銷售值的40％。無論是銷售量還是銷售值，高陽棉布的主要市場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陽織布業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銷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僅為149889匹，銷售值為1379077元，在全國銷售額中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陽布匹銷售區域分布情況

區域名稱|銷售數量(匹)|百分比|銷售價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東| 6700.0| 0.56| 82006.4l| o．76

綏遠|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爾|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陜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肅|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蘇| 1168.5| 0.10| 13157.04| 0.12

廣東| 1965| 0.16| 37751.03| 0.26

貴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總計|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資料來源：據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第 236—238頁表重新計算編制。

19世紀90年代初，定縣棉布開始銷往境外，后，專營口外貿易的晉商在定縣開設的布店日多，定縣土布輸出也日益增多，據估計，1913年達200萬匹，1914年達260萬匹，1915年達400萬匹，約值2494000元，是定縣土布輸出的最高記錄．另據估計，濰縣織布區，“每年出布約1000萬匹，約值7500萬元以上。其銷路遍及全國，而且以河南為最。”（P132）后起的濰縣織布區也是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

最后，從鄉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手工織布業在近代華北鄉村尤其是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等地區經濟總量及其家庭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對傳統農業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轉而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這些地區，農戶從事鄉村手工業所獲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如1924年，河北寶坻織布業經濟區內織戶每家依靠織布的平均純所得為105．1l元，依靠農作物的凈收入．佃農平均為26．38元，半自耕農為86．62元，也就是說，佃農農戶的織布收入約占總收入的80％，半自耕農的織布收入占總收入的55％，高陽織布區1932年共計50793人從事織布，據對344家織戶的抽樣統計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織布工資75．11元，占49．12元，自織布匹凈利45．60元，占29．82％，兩項合計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戶耕地凈利僅27 96元，占18．29％，副業及其他工藝收入4．24元，占2．77％。”(p142)可見，手工織布業在高陽農民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定縣、濰縣兩大織布區的情形與上述兩地大體相似。

明清史學者對于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存在著原始工：業化現象歧見明顯，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紡織業中沒有出現原始工業化的跡象。也就是說。直到前夕，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仍然處在家庭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之中，華北地區也不例外。那么工業化發生之后，為什么沒有摧毀手工棉織業?相反，是什么力量導致鄉村手工棉織業某種程度的發展呢?

首先，華北鄉村手織業的半工業化得益于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我國農村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主要是受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影響，直到前夕，以家庭為生產與消費單位的自給自足體系仍然廣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推動，一切仍如從前一樣，那么相信它還會繼續下去的．”(P11)在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我們不必諱言外國先進技術的客觀作用，“倘無外國之貨物與

技術之輸入，中國經濟社會恐猶是二千年來之社會，而不能有絲毫之改變．今日之得有新式工業，豈非受外國工業品之刺激而始然乎?”(P390)所謂“外來勢力”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全球化浪潮，對于傳統的手工業來說，工業化尤如一面雙刃劍，它既給傳統手工業以致命一擊，又在一定意義上激活了鄉村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對棉紡織業來說，遭受致命打擊的是傳統手紡紗，質優價廉的機紗剝離了手紡紗與手織布的緊密聯系，剝奪了它賴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織布業，長期因紡紗的供不應求而得不到發展的手工織布業，因此解除了發展的“瓶頸”，它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要求改良織機，提高效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相繼出現了改良的手拉機與足踏機，“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P682)，比起老式的木機來，手拉機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鐵輪機的輸入，該機“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p11)改良織機的輸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質量，增加了花色品種，使其更適于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的機紗與改良織機的輸入與使用激活了鄉村手工業，“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布機及洋紗輸入之影響”。華北其他鄉村織布業的半工業化亦莫不如此，這是就客觀條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觀上，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發軔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在“振興工藝”的口號下大力興辦工藝局，培養了一批適應半工業化所需的技術力量，這批鄉村技術人才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們回到鄉村，推動了半工業化的發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所設實習工場從1903年至1907年，“先后畢業者共計二千余人”。此外，直隸各屬傳習工場藝徒人數達2712人[10](p526—532）。這些畢業生成為直隸乃至華北鄉村手工業的技術骨干，直隸“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亦復不少。”[11](P1—2)“實習工場對華北手工業最大之貢獻，則為高陽土布之發展。蓋當時由工藝局行文各縣，提倡手工藝，經高陽李氏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由勸業鐵工廠供給織機。返鄉以后，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12](p4—6）寶坻也同樣受益，直隸織布工場織染部設立后，“寶坻學生之來津習紡織者，即傳人日本機器及新式織布方法……肆意仿制，織布業亦于是發展矣。”山東各屬工藝局的“畢業工徒，無慮千數，分布各地，類能實行其所學說者。謂今日山東工業之發達，實基于此。”[13]

民間組織與地方能人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僅以高陽縣為例，該縣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陽商務分會肇始，1906年“高陽商會集資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購買織機，試辦工廠，是為高陽布實行改良之始，光緒末年商會諸人所辦之織布工廠已養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實習工廠及各縣工藝局養成之工徒，亦多散歸鄉間輾轉傳習，因之高陽附近農民熟悉織布新法日漸增多”，高陽商會還針對手織業者無力置機和購紗的狀況，“又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織布之辦法”，同時“選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給織布客戶，改織寬面土布，推廣實行，日增月益”[14](p225)，該會還曾多次開會集議推廣鄉村手織業，僅在1910—1912年間就14次集會研究與土布有關的擴充鐵輪機、勸立織布場、籌議減免稅、設立工藝研究所等事宜，工藝研究所旨在“提倡織紡，振興實業，研究工藝，改良布質)”[14](p233)。正是由于該會“在事人員提倡織紡，悉心籌劃，調查本地之情形，因時度勢，煞費苦心，竭盡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計”[14](p227)。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高陽織布區已擴展成為包括高陽、蠡縣、安新、清苑、任邱等五縣共計414村、43萬人在內的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手織業經濟區。民國時期的高陽縣志載：“張興漢，字造卿，以商起家．……與韓偉卿、楊木森、李秉熙等創辦商會，改良織布．二十年來，附高百里間，賴織布以營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陽留祥左村人王士穎仿造改良機的示范效應也十分明顯，高陽購進東洋鐵機之初，“行之數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適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縣機聲相接，布貨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陽織布業最興盛時期，“本縣李叔良、李希古諸君賡續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國初年，蘇子權將提花機引進高陽。為高陽產品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還應指出，在高陽布業發展困難時期的1921—1925年，農村中一部分“能人”(一鄉或村中殷實而經驗豐富的機戶，在鄉里中較受人敬重)應商人之請，擔任“機領”或“機頭”，他們的職責：“(1)遇有商號須添雇機戶時，介紹新機戶；(2)指導督察他所領的機戶，努力工作，按時繳布；(3)如機戶有領線后，不能繳布的，代商號追索原料或償金．”(p22)“機領”或“機頭”的出現為高陽布業渡過困難時期作出了貢獻。

鄉村手工棉紡織業本來就是傳統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分，是應對人口壓力、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在農業的經濟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業門徑尚未開辟之前，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傳統手工業，這并非農民保守使然，實乃生存所必需。機器棉紡織業發展的趨勢本來是要摧毀鄉村手工棉紡織業的，它也確實摧毀了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紡紗環節，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場空間，使鄉村手工業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但它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織業，沒有使失業的手工業者得到新的工作機會，相反，它的畸形發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織業的基礎之上，因此客觀上激活了手工織布業。近代華北若干地區的民間組織、地方能人在這種困境中利用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技術進步，引進先進工具，培養技術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徑，道路雖然崎嶇不平，但終究是一種進步。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華北若干區域的鄉村手工棉紡織業進入半工業化發展階段。

但是，除個別地區外，近代華北鄉村手織業大體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明顯的衰退，有些地區的衰退出現得更早，其表現主要是生產萎縮、產量劇減、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數相應下降。如寶坻布業高峰時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織機8180架，1933年減為375架，減少了96％，織戶由7620戶減至360戶，減少了95％，產量則由3222920匹減為105000匹，減少97%。又如高陽織布業在1929年時開工的平面織布機約25000架，提花機約4300余架，使用棉紗約80000包，人造絲約20000箱，1930年，仍在生產的平面機約20000架，提花機約2300架，1931年平面織布機更減為15000架，提花機約1100余架，使用棉紗約25000包，人造絲約4000箱，衰落趨勢十分明顯(p27)。濰縣是一個后起的鄉村織布業經濟區，1937年后，織布業跌人谷底，據調查，此前濰縣織布區擁有織機10萬臺，此后，布機數量大帽下降，濰縣織布區僅存5000臺，其它布機或被嚴重破壞，或被迫拆賣、或流往濟南、青島、徐州、煙臺等地，所使用的棉紗從全盛時期的10萬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萬捆，濰縣土布業從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時論認為“手工業因為技術的缺乏科學基礎，生產的不經濟，制品之缺乏標準，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來之衰落，實由于此”[17]，這是從手工業生產內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業化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相對而言，高陽、濰縣等地織布業的生產技術與花色品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織戶不僅使用了技術冰平與效率均較高的鐵輪機和簍子提花機，而且所生產的布匹種類與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滿足用戶的所有需要，如棉布類包括白布、色布、條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紋布、寬面床單布、格紋布、斜紋條、羅紋布、小提花布、電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類有葛、綢、緞、羅紡、綈、麻絲格、襯里綢等。所以，調查者曾指出：高陽“所出各種布匹，名目過多，實舉不勝舉，且花紋顏色，日新月異”(p217—221)。還應指出，分散的農民織戶和富裕的農民已經出現了聯合開辦作坊、甚至手工工場的趨勢，以高陽最為典型，1926年至1932年，“興起了一種主匠制的家庭工廠和增加了許多織賣貨的織戶……工廠的廠主，大都就是織布工人出身，見織麻布的獲利，以他歷年的經驗和積蓄，自己或合伙開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購織機自數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過十架，招收工人學徒，代他做準備及織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監督指導，但很少再親自動手了。”[10]有些織布工場甚至開始了向小型織布工廠轉化的的嘗試，如“民國22及23兩年(1923、1924)之間，同和工廠曾首先購置電力絡經機3架，整經機2架，緯線機1架，電力提花鐵木機1架，電力條紋鐵木機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動發電機再轉動各機，試驗成績，已有可觀．”(P30)這表明，華北鄉村織布業中的半工業化已經顯露出向工業化過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區都無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處于衰退之中，可見，技術與效率等內部因素并非是半工業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鄉村半工業化現象的萎縮是否是由于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已到了近代鄉村必須放棄傳統增長方式的地步呢?我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鄉村織布業來說，機織布與手織布生產效率及生產成本的比較，調查中的分歧較大，據嚴中平考證，“普通力織機。織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時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碼，可管理二臺至六臺，即以四臺計，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碼，約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織機，每人每十一小時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碼，是即一人使用力機的產量，為使用手機產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過也有考證者認為，以人力為動力的鐵輪機與以電力帶動的鐵機每日(以12小時計)最高生產能力相等，均能織成長5丈2尺寬2尺4寸至5寸的32支頭等布一匹[20]。再比較生產成本．王子建曾對高陽織布區手織業與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作過以下對比，在高陽，每一機(鐵木機)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華商紡織廠，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陽織100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里卻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后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p141)．實際上，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對比，人工成本之外，機織布的間接生產成本(如間接人工、折舊、輔助物料、動力費、稅捐、修繕、保險費、職員薪金、職工伙食、文具等)、推銷及管理費用等均作比較。我們仍訴之于王子建對七省華商紗廠的調查，表3是各種規格機織布每匹總成本：

表3 各種規格機織粗細布每匹總成本(單位：元)

成本分類| 細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間接生產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銷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總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貿料來源：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第216頁．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進一步核算，以12磅細紗為例，每匹布除漿質外，約用紗u．1磅左右，假定經緯紗均為22支，每磅紗價為0．54元，那么原紗成本即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項成本，共計8．121元。按上海貨價季刊所載，1932年12磅細布，全年平均每匹賣價，折合成銀元為9．378元。這樣，每銷售棉布一匹，可獲毛利1．257元。在此基礎上減去應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則所得純利益為0．260元。如按折合成銀元后的最低價、即7．832元售出，則又當虧損1．286元之多．因此，當時“若干布廠工程師，咸謂每織布一匹，當虧本一元”[21]（P218），看來，并非夸張。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鄉村手織業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計成本的勞動力)、及無需付出管理費用的事實，那么，即使按力織機四倍于手織機的生產效率算，機織布在競爭中也未必能占據絕對優勢。這也就說明，鄉村織布業中的傳統增長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鄉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城市低度工業化狀況所造成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內，鄉村半工業化與城市低度工業化將共處共存．

從王業文明進化史看，近代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不過曇花一現，但它卻留下了絢麗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傳統手工業，也非工業化前的原始工業化，而是在大機器工業已經產生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傳統手工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積極方式。盡管在種種外力的干擾下，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進程被迫中斷，但就已經出現的向工業化轉化的趨勢來判斷，半工業化實際上是傳統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的一種動態現象．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城市低度工業化與鄉村半工業化將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相互依存，如何促進半工業化向工業化轉化，是全面實現工業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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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本文以近代華北鄉村手工織布業為個案，分析半工業化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發展及其衰退的全過程。半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工業化是指非生物動力取代生物動力的過程，西方傳統工業化史論者認為，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是工業化的開端，德國經濟史學家魯道夫．呂貝爾特在其名著《工業化史》一書中就曾經典性地指出：“在機器時代破曉以后，隨著紡織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作為一項新的能源，隨著從單件生產過渡到系列生產，過渡到大規模生產，人類社會才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工業化的這種變化．”[1](P1)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史學界強調制度變遷重于技術進步，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把工業化的歷史追溯到大機器工業產生之前的農村手工業經濟內部，著重探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第一階段、即紡織工業之間的聯系，美國經濟史學家門德爾斯于1972年發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并不斷修正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最后將它表述為“為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從人類工業生產活動的整體而言，原始工業化對工業化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原始工業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義。但如果從單個國家和地區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能導向工業化，反過來說，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在工業化啟動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便銷聲匿跡，尤其在落后國家和地區，由于工業化基本上是移植外來工業文明的結果，原始工業化甚至傳統鄉村工業仍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不過，這時候的鄉村手工業作為工業化進程第一階段的“原始”意義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業、若干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鄉村手工業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手工業確實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變，筆者主張用“半工業化”來描述這種現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業化”包括以下內涵：在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進步的、分工明確的專業性手工業鄉村的興起與發展。在一個時期中，鄉村手工業在地區經濟總量及家庭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手工業依附于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華北織布業中的若干區域，如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就是半工業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

首先，從技術進步層面分析．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機的鐵輪機，在整體上形成規模生產，如高陽，在1908年以前還使用雙手投梭的老式木機，生產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陽旅外人士從天津引進鐵輪機，到1914年，“高陽有織機2500—3700架之數，其中木機約十分之一二”，鐵輪機已開始占據絕對的優勢，此后高陽區內鐵輪機迅速增加，1915年，為5726架，1917年突破l萬臺，1920年超過2萬臺，到1928年達到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2](P9-18)。改良機的應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種、提高了土布的標準化，高陽手織布的“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鷥造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3]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入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4]濰縣織布區半工業化的興起和發展也離不開機紗的使用和改良織機的輸入，民國初年濰縣東鄉有人從天津攜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改良出品，該機“系鐵輪木架之鐵木機，通稱鐵輪機．亦名腳踏織布機，各種輪軸系以生熟鐵制成，其架框則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長l公尺l寸，寬2公尺，計重250公斤，能織白粗布、蚊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種提花布、白細布等．”[5]該縣東鄉濰河沿岸各村莊手織業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織機，1915至1916年間發展到500臺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東鄉傳人南鄉、北鄉、西鄉，遍及全縣，布機達5萬臺以上，成為一個后起的半工業化地區。

其次，從市場層面分析，華北鄉村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費，而是為市場生產，尤其是為區域外市場生產．寶坻、高陽、定縣、濰縣等地區所生產的土布大多銷往本縣以外的市場，其中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區土布的主要市場，如寶坻土布業較為發達的1923年，棉布銷售額的92％和銷售值82％都在當時河北以外地區，具體銷售區域如表1：

表1 1923年寶坻棉布銷售區域

銷售區域|數量(匹)| 百分比|價值(元)| 百分比

熱河|3303000| 72|7392000| 6l

東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總計|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資料來源；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政治經濟學報》第4卷，第2期。

高陽棉布銷售區域更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銷售高陽布共計515581匹，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2．95％，銷售值4283301元，占全國銷售值的40％。無論是銷售量還是銷售值，高陽棉布的主要市場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陽織布業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銷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僅為149889匹，銷售值為1379077元，在全國銷售額中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陽布匹銷售區域分布情況

區域名稱|銷售數量(匹)|百分比|銷售價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東| 6700.0| 0.56| 82006.4l| o．76

綏遠|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爾|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陜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肅|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蘇| 1168.5| 0.10| 13157.04| 0.12

廣東| 1965| 0.16| 37751.03| 0.26

貴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總計|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資料來源：據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第 236—238頁表重新計算編制。

19世紀90年代初，定縣棉布開始銷往境外，后，專營口外貿易的晉商在定縣開設的布店日多，定縣土布輸出也日益增多，據估計，1913年達200萬匹，1914年達260萬匹，1915年達400萬匹，約值2494000元，是定縣土布輸出的最高記錄[4]．另據估計，濰縣織布區，“每年出布約1000萬匹，約值7500萬元以上。其銷路遍及全國，而且以河南為最。”[6]（P132）后起的濰縣織布區也是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

最后，從鄉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手工織布業在近代華北鄉村尤其是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等地區經濟總量及其家庭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對傳統農業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轉而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這些地區，農戶從事鄉村手工業所獲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如1924年，河北寶坻織布業經濟區內織戶每家依靠織布的平均純所得為105．1l元，依靠農作物的凈收入．佃農平均為26．38元，半自耕農為86．62元，也就是說，佃農農戶的織布收入約占總收入的80％，半自耕農的織布收入占總收入的55％[7]，高陽織布區1932年共計50793人從事織布，據對344家織戶的抽樣統計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織布工資75．11元，占49．12元，自織布匹凈利45．60元，占29．82％，兩項合計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戶耕地凈利僅27 96元，占18．29％，副業及其他工藝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見，手工織布業在高陽農民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定縣、濰縣兩大織布區的情形與上述兩地大體相似。

明清史學者對于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存在著原始工：業化現象歧見明顯，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紡織業中沒有出現原始工業化的跡象。也就是說。直到前夕，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仍然處在家庭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之中，華北地區也不例外。那么工業化發生之后，為什么沒有摧毀手工棉織業?相反，是什么力量導致鄉村手工棉織業某種程度的發展呢?

首先，華北鄉村手織業的半工業化得益于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我國農村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主要是受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影響，直到前夕，以家庭為生產與消費單位的自給自足體系仍然廣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推動，一切仍如從前一樣，那么相信它還會繼續下去的．”[2](P11)在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我們不必諱言外國先進技術的客觀作用，“倘無外國之貨物與

技術之輸入，中國經濟社會恐猶是二千年來之社會，而不能有絲毫之改變．今日之得有新式工業，豈非受外國工業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謂“外來勢力”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全球化浪潮，對于傳統的手工業來說，工業化尤如一面雙刃劍，它既給傳統手工業以致命一擊，又在一定意義上激活了鄉村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對棉紡織業來說，遭受致命打擊的是傳統手紡紗，質優價廉的機紗剝離了手紡紗與手織布的緊密聯系，剝奪了它賴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織布業，長期因紡紗的供不應求而得不到發展的手工織布業，因此解除了發展的“瓶頸”，它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要求改良織機，提高效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相繼出現了改良的手拉機與足踏機，“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機來，手拉機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鐵輪機的輸入，該機“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2](p11)改良織機的輸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質量，增加了花色品種，使其更適于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的機紗與改良織機的輸入與使用激活了鄉村手工業，“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布機及洋紗輸入之影響”[7]。華北其他鄉村織布業的半工業化亦莫不如此，這是就客觀條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觀上，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發軔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在“振興工藝”的口號下大力興辦工藝局，培養了一批適應半工業化所需的技術力量，這批鄉村技術人才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們回到鄉村，推動了半工業化的發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所設實習工場從1903年至1907年，“先后畢業者共計二千余人”。此外，直隸各屬傳習工場藝徒人數達2712人[10](p526—532）。這些畢業生成為直隸乃至華北鄉村手工業的技術骨干，直隸“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亦復不少。”[11](P1—2)“實習工場對華北手工業最大之貢獻，則為高陽土布之發展。蓋當時由工藝局行文各縣，提倡手工藝，經高陽李氏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由勸業鐵工廠供給織機。返鄉以后，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12](p4—6）寶坻也同樣受益，直隸織布工場織染部設立后，“寶坻學生之來津習紡織者，即傳人日本機器及新式織布方法……肆意仿制，織布業亦于是發展矣。”[7]山東各屬工藝局的“畢業工徒，無慮千數，分布各地，類能實行其所學說者。謂今日山東工業之發達，實基于此。”[13]

民間組織與地方能人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僅以高陽縣為例，該縣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陽商務分會肇始，1906年“高陽商會集資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購買織機，試辦工廠，是為高陽布實行改良之始，光緒末年商會諸人所辦之織布工廠已養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實習工廠及各縣工藝局養成之工徒，亦多散歸鄉間輾轉傳習，因之高陽附近農民熟悉織布新法日漸增多”，高陽商會還針對手織業者無力置機和購紗的狀況，“又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織布之辦法”[3]，同時“選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給織布客戶，改織寬面土布，推廣實行，日增月益”[14](p225)，該會還曾多次開會集議推廣鄉村手織業，僅在1910—1912年間就14次集會研究與土布有關的擴充鐵輪機、勸立織布場、籌議減免稅、設立工藝研究所等事宜，工藝研究所旨在“提倡織紡，振興實業，研究工藝，改良布質)”[14](p233)。正是由于該會“在事人員提倡織紡，悉心籌劃，調查本地之情形，因時度勢，煞費苦心，竭盡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計”[14](p227)。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高陽織布區已擴展成為包括高陽、蠡縣、安新、清苑、任邱等五縣共計414村、43萬人在內的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手織業經濟區。民國時期的高陽縣志載：“張興漢，字造卿，以商起家．……與韓偉卿、楊木森、李秉熙等創辦商會，改良織布．二十年來，附高百里間，賴織布以營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陽留祥左村人王士穎仿造改良機的示范效應也十分明顯，高陽購進東洋鐵機之初，“行之數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適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縣機聲相接，布貨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陽織布業最興盛時期，“本縣李叔良、李希古諸君賡續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國初年，蘇子權將提花機引進高陽。為高陽產品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還應指出，在高陽布業發展困難時期的1921—1925年，農村中一部分“能人”(一鄉或村中殷實而經驗豐富的機戶，在鄉里中較受人敬重)應商人之請，擔任“機領”或“機頭”，他們的職責：“(1)遇有商號須添雇機戶時，介紹新機戶；(2)指導督察他所領的機戶，努力工作，按時繳布；(3)如機戶有領線后，不能繳布的，代商號追索原料或償金．”[2](p22)“機領”或“機頭”的出現為高陽布業渡過困難時期作出了貢獻。

鄉村手工棉紡織業本來就是傳統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分，是應對人口壓力、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在農業的經濟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業門徑尚未開辟之前，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傳統手工業，這并非農民保守使然，實乃生存所必需。機器棉紡織業發展的趨勢本來是要摧毀鄉村手工棉紡織業的，它也確實摧毀了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紡紗環節，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場空間，使鄉村手工業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但它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織業，沒有使失業的手工業者得到新的工作機會，相反，它的畸形發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織業的基礎之上，因此客觀上激活了手工織布業。近代華北若干地區的民間組織、地方能人在這種困境中利用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技術進步，引進先進工具，培養技術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徑，道路雖然崎嶇不平，但終究是一種進步。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華北若干區域的鄉村手工棉紡織業進入半工業化發展階段。

但是，除個別地區外，近代華北鄉村手織業大體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明顯的衰退，有些地區的衰退出現得更早，其表現主要是生產萎縮、產量劇減、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數相應下降。如寶坻布業高峰時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織機8180架，1933年減為375架，減少了96％，織戶由7620戶減至360戶，減少了95％，產量則由3222920匹減為105000匹，減少97%[7]。又如高陽織布業在1929年時開工的平面織布機約25000架，提花機約4300余架，使用棉紗約80000包，人造絲約20000箱，1930年，仍在生產的平面機約20000架，提花機約2300架，1931年平面織布機更減為15000架，提花機約1100余架，使用棉紗約25000包，人造絲約4000箱，衰落趨勢十分明顯[2](p27)。濰縣是一個后起的鄉村織布業經濟區，1937年后，織布業跌人谷底，據調查，此前濰縣織布區擁有織機10萬臺，此后，布機數量大帽下降，濰縣織布區僅存5000臺，其它布機或被嚴重破壞，或被迫拆賣、或流往濟南、青島、徐州、煙臺等地，所使用的棉紗從全盛時期的10萬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萬捆，濰縣土布業從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時論認為“手工業因為技術的缺乏科學基礎，生產的不經濟，制品之缺乏標準，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來之衰落，實由于此”[17]，這是從手工業生產內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業化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相對而言，高陽、濰縣等地織布業的生產技術與花色品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織戶不僅使用了技術冰平與效率均較高的鐵輪機和簍子提花機，而且所生產的布匹種類與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滿足用戶的所有需要，如棉布類包括白布、色布、條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紋布、寬面床單布、格紋布、斜紋條、羅紋布、小提花布、電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類有葛、綢、緞、羅紡、綈、麻絲格、襯里綢等。所以，調查者曾指出：高陽“所出各種布匹，名目過多，實舉不勝舉，且花紋顏色，日新月異”[2](p217—221)。還應指出，分散的農民織戶和富裕的農民已經出現了聯合開辦作坊、甚至手工工場的趨勢，以高陽最為典型，1926年至1932年，“興起了一種主匠制的家庭工廠和增加了許多織賣貨的織戶……工廠的廠主，大都就是織布工人出身，見織麻布的獲利，以他歷年的經驗和積蓄，自己或合伙開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購織機自數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過十架，招收工人學徒，代他做準備及織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監督指導，但很少再親自動手了。”[10]有些織布工場甚至開始了向小型織布工廠轉化的的嘗試，如“民國22及23兩年(1923、1924)之間，同和工廠曾首先購置電力絡經機3架，整經機2架，緯線機1架，電力提花鐵木機1架，電力條紋鐵木機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動發電機再轉動各機，試驗成績，已有可觀．”[2](P30)這表明，華北鄉村織布業中的半工業化已經顯露出向工業化過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區都無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處于衰退之中，可見，技術與效率等內部因素并非是半工業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鄉村半工業化現象的萎縮是否是由于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已到了近代鄉村必須放棄傳統增長方式的地步呢?我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鄉村織布業來說，機織布與手織布生產效率及生產成本的比較，調查中的分歧較大，據嚴中平考證，“普通力織機。織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時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碼，可管理二臺至六臺，即以四臺計，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碼，約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織機，每人每十一小時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碼，是即一人使用力機的產量，為使用手機產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過也有考證者認為，以人力為動力的鐵輪機與以電力帶動的鐵機每日(以12小時計)最高生產能力相等，均能織成長5丈2尺寬2尺4寸至5寸的32支頭等布一匹[20]。再比較生產成本．王子建曾對高陽織布區手織業與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作過以下對比，在高陽，每一機(鐵木機)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華商紡織廠，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陽織100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里卻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后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6](p141)．實際上，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對比，人工成本之外，機織布的間接生產成本(如間接人工、折舊、輔助物料、動力費、稅捐、修繕、保險費、職員薪金、職工伙食、文具等)、推銷及管理費用等均作比較。我們仍訴之于王子建對七省華商紗廠的調查，表3是各種規格機織布每匹總成本：

表3 各種規格機織粗細布每匹總成本(單位：元)

成本分類| 細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間接生產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銷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總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貿料來源：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第216頁．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進一步核算，以12磅細紗為例，每匹布除漿質外，約用紗u．1磅左右，假定經緯紗均為22支，每磅紗價為0．54元，那么原紗成本即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項成本，共計8．121元。按上海貨價季刊所載，1932年12磅細布，全年平均每匹賣價，折合成銀元為9．378元。這樣，每銷售棉布一匹，可獲毛利1．257元。在此基礎上減去應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則所得純利益為0．260元。如按折合成銀元后的最低價、即7．832元售出，則又當虧損1．286元之多．因此，當時“若干布廠工程師，咸謂每織布一匹，當虧本一元”[21]（P218），看來，并非夸張。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鄉村手織業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計成本的勞動力)、及無需付出管理費用的事實，那么，即使按力織機四倍于手織機的生產效率算，機織布在競爭中也未必能占據絕對優勢。這也就說明，鄉村織布業中的傳統增長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鄉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城市低度工業化狀況所造成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內，鄉村半工業化與城市低度工業化將共處共存．

從王業文明進化史看，近代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不過曇花一現，但它卻留下了絢麗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傳統手工業，也非工業化前的原始工業化，而是在大機器工業已經產生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傳統手工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積極方式。盡管在種種外力的干擾下，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進程被迫中斷，但就已經出現的向工業化轉化的趨勢來判斷，半工業化實際上是傳統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的一種動態現象．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城市低度工業化與鄉村半工業化將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相互依存，如何促進半工業化向工業化轉化，是全面實現工業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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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就業乃民生之本，職工為企業發展之基。而自2010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復蘇，企業工人需求量急劇增加，全國很多地區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招工難的問題。就江蘇省而言，據江蘇省就業管理中心《2011年全省企業春季用工需求狀況的調查報告》顯示，節后企業用工需求將迅速增長，全省企業提供崗位比節前凈增20.4%（計劃新招員工人數減去彌補流失員工人數），增幅創2006年以來新高。蘇北企業提供崗位比節前凈增36.3%，高于蘇南蘇中增幅。其中，淮安市、宿遷市和徐州市以61.8%、33.4%和29.9%的增幅位居全省前三位。

一直以來，蘇北地區都被認為是經濟發展落后，勞動力過剩的地區。而現在蘇北地區紡織、機械等多個行業管理人員都表示企業招工十分困難。從勞動力過剩到勞動力稀缺的轉變原因是什么？愈演愈烈的“招工難”問題如何盡快解決？本文將通過對地區經濟、企業及職工三方面分析企業出現“招工難”的原因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我國學者在2004年首次提出沿海地區“招工難”問題。目前是全國范圍內第二次大面積出現企業用工荒現象，據統計從2010年起至今，勞動力供給困難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有效地緩解，而且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因此，很多學者對招工難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學者從全國范圍著手，分析我國是否已經進入勞動力短缺時代（田成平，2007）。有學者認為我國的人口紅利效應正在衰退，農村勞動力供求正進入從無限供給過渡到有限剩余階段（蔡昉，2007）。也有研究認為“招工難”是就業市場短期內調整的過程，不是真正意義上勞動力短缺的信號。李大瑋、鄭周勝（2010）運用日工折算法及農業就業人口的跨國比較，結果表明我國尚未進入勞動力短缺的時代。馬曉河、馬建蕾（2007）和鐘鈺、藍海濤（2009）一致認為我國農村尚存大量亟待轉移的剩余勞動力。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國內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我國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部分地區已經開始了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的過渡。蘇北地區正是這些地區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不解決好這類地區的“招工難”問題將嚴重制約這些地區未來經濟發展，本文將對蘇北這個具體地區進行討論。

二、蘇北地區“招工難”現狀

近年來，蘇北地區開始注重工業的發展。2000-2010年，蘇北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1%。第一產業比重平均每年下降1.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平均每年上升0.9個百分點。目前，蘇北地區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典型的如紡織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等。這類企業對勞動力依賴非常強。2000-2010年，工業從業人員比重從12.1%上升為21.4%，10年間工業部門職工的需求量幾乎翻了一番。而且這類企業中大部分為出口外向型企業，最為明顯的經營模式是“訂單經濟”。2009年受次貸危機的影響，這類企業受到嚴重影響，定單減少，企業所需的員工明顯減少。

自2010年后，隨著全國經濟的回暖，企業的定單明顯增多。這些好不容易走出訂單陰影的企業，拿到了訂單，卻發現招不到工人。據相關部門統計，蘇北地區2011年春季新增崗位有7成來自第二產業，技術工人尤為稀缺。與時同時，蘇南等地為了吸引工人，一般都開出了比蘇北地區要高出50%的工資，這讓工人有了更多的選擇范圍。直接導致蘇北地區企業的工人流失率不斷增加，據統計蘇北企業2011年春節后工人離職率超過40%。

因此，蘇北企業保證正常生產經營，2011年春節前都開始了提前招工，招工途徑多種多樣，通過當地電視、報紙媒體招工廣告，到本地勞務市場招聘，發動老員工從家鄉帶人等。與此同時，為了留住員工，蘇北各企業紛紛提高了企業員工工資待遇。例如，紡織業平均工資由節前的1100元/月上升至1330元/月，漲幅超過20%。

即使如此，到目前為止，很多企業還是存在“無米下鍋”的現象，用人缺口仍然存在。

三、“招工難”現象成因分析

（一）從地區經濟特點角度看

1、落戶企業增多，勞動力需求增加

近年來，蘇北地方政府抓住機遇，招商引資。隨著落戶蘇北的企業增多，對當地勞動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因為蘇北總體經濟條件不如蘇南，外地務工人員不愿意來蘇北務工，勞動力供不應求，“招工難”現象自然出現。

2、惠農政策增加，農民選擇增多

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和對農業投入的加大，農村的生產環境和生產條件也正在逐漸改善，糧油和其他農副產品價格有逐漸增長的趨勢。中國財政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項目對農民收入增長作用顯著（梁世夫等，2006；朱湖根，2007），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民工由打工轉向務農的積極性，部分農民重新考慮在家種田的價值，權衡利弊，選擇務農。

隨著蘇北經濟發展的多元化，創業機會增多。各種致富項目的出現，使得很多人有更多的致富機會，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熱衷于經商、搞特色農業。

（二）從企業角度看

1、工時長、活計臟、勞動強度大

蘇北很多企業都是出口導向型企業，企業產品在國外的競爭優勢也是來源于價格的低廉，因此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延長工時，增加勞動強度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以紡織和機械制造業為例，這些行業以“苦”、“臟”、“累”工種居多，對工人的體力、耐力要求都非常高。而且大多企業都存在加班現象，正常工作時長為每天12小時，當定單緊急時，工人還要熬夜加班；節假日一般也都不按國家規定執行；但加班工資仍是計件工資，并不按《勞動法》規定發加班工資。同時，部分企業工作環境惡劣，勞動保護條件差，有的甚至危及職工的人身安全和身體健康。這些都使勞動者望而卻步。

2、企業管理能力較差

過去，蘇北地區勞動力供過于求，因此企業管理人員不把員工的利益放到企業的發展戰略當中，也從不重視企業要與員工建立良好的關系。管理方式是傳統的“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勞動者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工人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不簽訂勞動合同，無故拖欠克扣工資也是這些企業不受青睞的原因。

3、企業提供的發展空間有限

蘇北地區的大部分企業都是中小型民營業企業，這類企業的多為“父子式”、“夫妻式”的家族管理方式。一般來說，農民工在企業內技術培養無路，職務晉升無門。而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新生代的農民工很多都表示“希望未來能夠升職加薪”。顯然，發展范圍有限的蘇北企業對其吸引力明顯不如蘇南一些管理方式更為科學的企業。

（三）從工人角度看

1、農民工的文化程度較低，不能滿足企業需求

由于產業升級，企業的規模、技術得以不斷的提升，對農民工的技能要求也普遍提高，現有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及素質已難以滿足用工要求。在對蘇北地區的調研中發現，蘇北的紡織與機械制造業超過70%都已進入機械化生產階段。

而招聘機構的調查中顯示，制造業企業招聘信息中20%以上的企業要求應聘者有技工證，應聘人員中只有不到5%的農民工有技工證。技術工人的數量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

2、新生代農民工的產生

“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在1980之后出生的戶口在農村的但在城市工作的人。據統計，蘇北五市每年平均有二十萬左右農村新成長勞動力進入人力資源市場。因此，“80后”和“90后”是當今招工的主要對象。他們的文化層次較他們的上一代都有很大提升，超過40%學歷在高中及高中以上。但對農業、農村、土地都不熟悉，大多數又為獨生子女，不能吃苦耐勞。輕松、體面、報酬高的工作成為他們選擇工作時的首選。由于蘇北和蘇南差距還比較大，所以蘇北地區的大多數“80后”、“90后”會選擇到蘇南大城市發展。

四、蘇北地區“招工難”問題解決對策

（一）政府方面

隨著“招工難”問題的出現，已有人建議蘇北應該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企業。但通過實地調研，筆者建議：

首先，蘇北各地政府應該因地制宜統籌安排地方經濟發展與勞動力供求規劃。從目前來說，蘇北剛剛進入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所以招商引資過程中應該仍以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為重，逐步建立新型的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現代服務業等朝陽產業。以點帶面，不斷提升蘇北地區的產業結構。避免不考慮當地勞動力供求的實際，盲目求大求快的功利性做法。

其次，政府要為農民工提供基礎知識的培訓機會。各地就業服務機構多管齊下，統籌運作，建立適合各類求職者的培訓體系，做好求職者的職業技能培訓。

最后，政府應加強與中西部的交流，通過與中西部勞動力過剩的地區“結對子”等方式，定向吸引外地農民工來蘇北地區就業，從而緩解本地的“招工難”問題。

（二）企業方面

1、提高工人工資，提升福利待遇

對于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民工，決定勞動力流向的主要因素是價格。蘇北企業要確立職工就是企業財富的理念，真正把人力資源開發、提高職工工資待遇作為企業的一項硬投入。過去蘇北地區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就來源于低價，現在這類企業應該主動降低對由廉價勞力形成低本高利的預期和依賴。適應勞動力供求的市場變化，合提高員工的工資福利待遇，縮小與蘇南等地區的差距。使員工感到勞有所值，從而保持員工隊伍的相對穩定，降低企業員工的流動性。

2、引進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

無論是從產業升級，還是提升企業競爭力的角度考慮。企業都需要引入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提高生產工效。注重運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加大企業作業的機械化、現代化程度，積極采用自動、流水作業，把勞動力投放到合理的不可替代的崗位上去，發揮更大的作用。

3、倡導企業豐富人文內涵，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企業經營者重視研究職工需要、動機、情感、個性，在物質、制度、精神等多種層面上盡量滿足職工需求。組織員工學文化學技術，開展崗位技術技能比武，大力表彰先進人物先進事跡，大力提拔任用有才華有能力的打工者到企業重要技術崗位和高管層面。堅持以人為本，以溫情式的管理，喚起職工的工作主動性和創造性。企業管理實現從“任人唯親”向“任人唯賢”的理念轉變，真正保證由家族式管理向職業化管理的過渡，完成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

（三）職工方面

職工應豎立不斷接受再教育的意識。積極參加各類職業培訓，提升自身的工作素質，滿足企業對職工基本職業技能的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要改變就業觀念，在家門口工作，同樣能夠大有作為。新生代農民工既然已經步入社會，就應該提升自己的就業能力，提高承壓能力，樹立吃苦耐勞的意志品質。

與此同時，各大高校也應該加強對蘇北的宣傳，通過一些優惠政策鼓勵大學生到蘇北工作，為蘇北的經濟進一步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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